大众传媒的利与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众传媒的利与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青少年　家庭　社会化　大众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家庭一直被认为是青少年社会化的最重要力量，然而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过去对青少年社会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城市青少年。鉴于此。本研究主要采用抽样调查等实证方法，以农村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分析比较家庭与大众传媒对农村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研究将初中、高中学生作为浙江省青少年研究的总体。农村青少年是指户籍为农业人口的浙少年。本研究所说的大众传媒。既包括传统的广播、电视、报刊，也包括互联网。

一、抽样概况

本研究根据2004年《浙江省统计年鉴》，对浙江省90个县级行政单位，以县农村人口占全省总农业人口的比率为指标，采用不等概率抽样方法(PPS：sampling with proba bility proportionalto size)抽取20个样本县。每个县调查3个镇，每个镇2个学校，高中(包括职高和中专)、初中各1所。县城所在镇选2所学校，为了兼顾调查的执行，另2个镇在有高中学校的非县城镇中，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选中的镇如有多所高中(包括职高和中专)、初中，则学校抽取的方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为了使样本既有一定的年龄距离，学生又能独立填完问卷，本研究要求调查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本研究回收青少年(初中、高中、中专、职高)的有效问卷5551份，其中农村青少年3785份，城镇青少年1691份，75份未填写户籍信息。

二、研究结果

在当今转型社会中，家庭与大众传媒这两股社会化力量对农村青少年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各自有哪些积极与消极因素?经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果：

1、从农村青少年闲暇时间的利用看，他们越来越少地与父母相处，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大众传媒中。

据我们的统计。浙江农村青少年在上学的日子人均每天使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的时间分别达到24分钟、26分钟、16分钟、20分钟，合计为86分钟。

从常识推断，他们读报刊、上网基本上是独自行为。最可能与父母一起进行的媒介行为只有看电视。但从本研究结果看，青少年与父母一起看电视的比例，最高的是住校的初中生，达23.14％，最低的是不住校的高中生，只有9.14％。

这表明：①农村青少年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与大众传媒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不管是否住校。农村高中生同父母一起看电视的频率都比初中生低10％以上；⑦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青少年独立接触大众传媒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的父母在大众传媒的内容选择上为他们把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大众传媒自身对他们的影响则越来越大；③看电视已经成为农村青少年的私人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集体的(家庭或同学)的生活方式。

2、父母比大众传媒更广泛地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大众传媒的接触时间与其对青少年的影响成正比。

行为品质是价值观的外在表现。本研究使用准量表测量影响青少年行为品质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我们列出10项行为品质、9个影响因索，要求被调查对象选择对其每种行为品质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

我们将10项行为品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的品质，包括遵纪守法和爱国，这是青少年适应社会的基本要求；第二层次是发展的品质，包括节俭、勤奋、善良、公平、诚信，我们认为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更容易得到发展；第三层次是成功的品质，包括团结、乐观、竞争。在现代社会中，团队精神、积极乐观、有序竞争是取得成功的必备品质。

我们列出的9个影响因素是父母、老师、同学、报纸、电视、广播、杂志、互联网和其他。我们将报纸、电视、广播、杂志、互联网五个因素合并大众传媒统计，得出以下数据(表2)。

总体上，影响中学生价值观的第一因素，农村和城镇没有本质区别。如“爱祖国”的第一影响因素，农村中学生选择比率最高的是老师，达到63.01％，城镇中学生选择比率最高的也是老师，达到58.01％。在价值观的10项行为品质中，农村中学生选择最多的因素，同样是城镇中学生选择最多的因素。继续观察，在价值观的lO项行为品质中，农村中学生选择第二多的因素，同样是城镇中学生选择第二多的因素。在价值观的10项行为品质中，选择第三多的因素，农村和城镇中学生相同的有9个选项，不同的仅一项“节俭”。

仔细研究农村青少年的数据，对我们列出的10项行为品质，青少年认为父母的影响远远大于大众传媒的影响，大众传媒只对“爱祖国”这个行为品质的影响大于父母。

父母对青少年“节俭”、“勤奋”、“乐观”、“善良”、“诚信”的品质影响尤其深远。父母影响的是青少年基本的品质，这些品质偏重个人环境。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社会刺激分成两类，社会情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父母的影响是人际传播，而人际传播是社会情境。对人的作用是直接的。大众传播是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作用是间接的。再从群体的分类来看，社会学认为，家庭属于初级群体，大众传媒是次级群体。一般来说，初级群体的影响大于次级群体。父母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在10项行为品质中，大众传媒对“爱国”和“遵纪守法”的影响占第三位，说明大众传媒对第一层次行为品质影响较强，对培养青少年“遵纪守法”和“爱祖国”这两项基本行为品质起重要作用。

我们在研究大众传媒接触与价值观的关系时，发现传媒接触时间与其对价值观的影响程度成正比。选择大众传媒为第一影响因素的农村青少年每天看电视30.7分钟；选择非大众传媒为第一影响因素的农村青少年每天看电视23.62分钟。10项品质中，选择大众传媒为第一影响的青少年，看电视时间均大于选择非大众传媒为第一影响的青少年。差异达到极显著(F=34.254，P=0.000)水平。

3、大众传媒是农村青少年获得知识与信息的重要途径，对青少年增长知识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家庭。

农村青少年认同并看重大众传媒的知识教育功能，他们中最大比例的人接触大众传媒的第一动机是增长知识、获取信息(表3)。如将“增长知识”与“获取信息”合并，阅读报刊以此为第一动机的高达85％，看电视以此为第一动机的也接近50％，上网超过40％。

在本研究中，我们还发现，青少年接触大众传媒的动机与实际接触行为并不统一。以看电视为例，我们将青少年看电视的第一动机分为两大类。“获得知识信息”和“休闲娱乐”，将看电视的首选内容也分为对应的两类：“信息教育”、“休闲娱乐”。

数据统计显示，48.38％的农村青少年以“获得知识信息”作为看电视的第一动机，但实际收视教育信息内容的只

有21.53％，高达76.87％的青少年选择的是休闲娱乐类内容。

4、父母不再是农村青少年的主要崇拜对象，大众传媒为他们提供的人物才是他们偶像的主要来源。

在本研究中，我们向调查对象询问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了解他们最祟拜的对象，追问他们的偶像。结果显示，农村青少年中10.20％的人不清楚自己父亲的受教育程度，13.40％的人不清楚自己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城镇相比，农村青少年不知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更高。母亲比父亲更被青少年“忽略”。相比于对自己父母的不甚了解，农村青少年说起自己的偶像可谓如数家珍。

我们将青少年填写的具体偶像分为26个小类、四大类，具体如下：

第一类为非媒介人物：包括父母、父亲、母亲、老师、同学、亲属、自己。他们成为青少年的偶像完全依靠人际传播，大众传媒没有直接作用；

第二类为杰出人物：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模范人物。他们成为青少年的偶像依靠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类为大众媒介人物，包括文艺明星、体育明星、选秀明星(如“超级女声”、“我型我秀”等节目产生的平民明星)、媒体从业人员、媒介虚构人物、成功人士等6亚类。他们成为青少年的偶像主要依靠大众传媒。

第四类为其他：不能明确归人上述三类的人物。分类结果见表3。

从表3我们看出，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影响巨大，农村青少年高达86.37％的选择了大众传媒提供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偶像，而且大多集中在各类明星(83.45％)上。仅有2.7％的将父母作为偶像。卡方检验表明，农村与城镇青少年偶像崇拜没有显著差异。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青少年接触大众传媒，除了满足正常的信息需求。也满足了自己的情感需求，而这种情感需求的满足往往是通过与媒介人物的互动来完成的。处于成长关键时期的青少年。对媒介人物的这种依恋显得尤为显著，需要对一些遥不可及人物的依恋和认同来强化自我。追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却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喜欢偶像也是一种时尚与文化消费现象，青少年天然具有追逐时尚的需要与可能，他们的偶像是媒体集中攻势强化出来的。

5、对新观念与新技能的传递，大众传媒的正面影响大于父母。

以“上网”这一技能为例，我们发现，农村青少年的父母不能正面影响青少年。在本次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农村青少年只有0.85％的人是“跟父母学会上网”的，30.35％的人是通过“自学”学会上网。这表明，①农村青少年的父母普遍没有能力教会孩子新的技能。②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社会化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反向社会化，而应该主动接受青少年的反哺，缩小与下一代的差距。

6、家庭与大众传媒在某些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上存在冲突，教育机构对青少年社会化的正面引导亟待跟进。

统计农村青少年大众传媒的接触内容时，我们发现他们更多地选择娱乐休闲内容，而且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大众传媒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娱乐功能越来越强。

从表4可以看出：第一，总体来看，青少年看电视的内容主要是休闲娱乐。青少年看休闲娱乐的内容达到75.76％，占绝对优势。第二，农村与城镇青少年看电视的内容有差异。以看得最多的内容为例，农村青年比城镇青年多看3.59％的休闲娱乐内容，主要差异仍然来自影视剧；少看3.75％的教育信息内容。主要差异来自少儿节目；卡方检验，P值为8.7，S值为0.003，达到极显著水平。

曾风靡大陆的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中F4富豪子弟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令一些青少年观众一些大加模仿。这与农村家庭对孩子“节俭”的教育大相径庭。家庭教育与大众传媒对青少年影响的不一致往往令青少年感到困惑。家长为了避免孩子受媒体影响接受不正确的观念与行为，只能采取保护主义方式让孩子远离媒介，但这种做法让青少年在避免大众传媒污染的同时也错过了媒介的滋养。

四、思考与建议

家庭与大众传媒作用于青少年，青少年也反作用于家庭与大众传媒。因此，社会化的双向性决定了青少年的社会化不但影响自身的发展，也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篇2

知识的理解、运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历史与社会教学中，笔者也发现不少教师为了追新，盲目使用“课堂讨论法”，不管内容合适不合适，不管效果如何，让学生分成几个组就去讨论。而讨论的时间又没保证，有时学生刚刚聚在一起，还没来得及讨论什么，教师已经招呼学生交流结果了。“分组讨论法”完全成了一种形式，成了一种应付的手段。下面笔者就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如何有效开展课堂讨论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精心设置讨论的内容是课堂讨论成功的关键

（一）紧扣教学的重难点的讨论，有利于解决重点和突破难点

知识的重难点，易于混淆的知识，如果教师直接给出结论，学生可能很快地记住内容，但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还可能出现同样的解题障碍。这时适时展开讨论，使学生参与问题解决的过程，能有效地获得对知识的真正理解，把握住知识的最本质的东西，正如叶圣陶语 “揣摩何处为学生所不易领会，即于其处提出问题”。为此，教师应在认真研读课标和教材的基础上，抓住学生不理解而又有讨论的价值的关键点，通过学生的思考、讨论，掌握重点，弄清难点，达成对新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如在上七上历史与社会《多种多样的社区》这一内容时，可以让学生就“我们的社区在哪些方面应加强与外地的合作与联系？怎样与外地合作与联系？”进行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涉及教材中社区的差异与社区间的相互联系等重难点知识，通过小组讨论，学生对重点知识也一目了然，教学目标的达成也就水到渠成。

（二）结合生活实际的讨论，有利于化解学生的疑点

新课标要求教学要联系生活实际，我们在教学中只有联系生活实际，找准学生的兴奋点，才能使课堂教学有的放矢。因而，课堂讨论的问题设计必须面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开发和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选取学生关注的话题，围绕学生在生活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社会生活的要求和规范，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如在上七下历史与社会《大众传媒》的内容时，可以组织学生就“大众传媒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利与弊”展开讨论，由于讨论的问题触及了学生的生活和思想实际，抓住了学生的疑点，所以通过讨论很好地解决学生中存在的认识误区。

（三）拓展思维的讨论，有利于学生的有效学习

新课程倡导发展学生的思维，注重学生学习的有效性。所以，讨论的问题应考虑是否能充分把握学生思维发展的特点，寻求课堂讨论与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最佳结合点，学生真正学有所思、思有所悟、悟有所得。例如，在上七上历史与社会《从地球仪上看世界》这一内容时，让学生仔细观察地球仪进行讨论：“你在地球仪上发现了什么？”这个讨论的问题虽很简单，但是由于结论很多，学生的思考领域相当广泛，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得到了充分有效地展开，同时，积极主动，顺理成章地获取相关的知识点。

二、合理组织形式是课堂讨论成功的前提

（一）创设合理的讨论小组。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受教育者一旦对学习有了较明确的目标，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持久的注意

力，教学效果也会明显提高。我们在组织讨论前应给学生以明确的分工，有记录人、汇报人、主持人等角色，使学生各司其职，保证讨论的顺利进行。同时，必须落实相应的讨论要求，如要求学生在思考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发言，并善于做一个虚心的倾听者，在倾听中认真思考、分析他人的长处与不足。

（二）安排合理的讨论时间。

教学中安排的讨论，要留足时间，充分考虑可能遇见的各种情况。在讨论之前要让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过程，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浪费一点时间，其实很有必要，可以锻炼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先独立理出思路，带着自己的观点参与讨论，可以为后面的讨论节省时间，提高讨论的效率，避免盲目的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同时要留给学生足够的讨论交流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时间。

（三）教师要做学习过程的主持人，讨论过程的参与者、组织者，学习成果的欣赏者。

篇3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田野调查;天然的同盟

纪录片是用影像手段纪录历史事件的一大手段，同时也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基本研究方法。两者具有相当的共性和互补的可能，因此在两者的实现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彼此的身影，甚至有时候孰轻孰重都很难去界定。本文作者总结以往纪录片的拍摄经验，试图解决纪录片创作与田野调查如何深度结合的问题。

一、田野调查与电视纪录片的共性

(一)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

田野调查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相当广，凡是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都可透过田野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1]。

(二)电视纪录片创作思路

电视纪录片是指纪录型的电视专题报道类节目，是运用电子采录设备和手段，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新闻题材，作比较系统完整的纪实报道[2]。

如今随着各种各样媒体平台和媒体手段的出现，电视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片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很多电视专题片的手段也逐渐被运用到电视纪录片当中来，比如说情景模拟、特效和动画手段等等，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观念的纪录片概念，这是广义的电视纪录片概念。本文所涉及到得电视纪录片的概念是指广义的电视纪录片。

(三)两者的共性

1.真实性。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应该跟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既属于大众传媒领域，又属于艺术创作领域的纪录片所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受众且必须面对后世的推敲，从它的内核到外延都必须是真实的。

2.纪实性。记录真实的情况记录真实情况的文字或其他形式的资料，包括影像、声音等等。电视作为第一媒体，其现场或者是事件的纪实性相对于其他媒介来得更突出，更立体，其纪实性自不待言;而作为亚层次的纪录片，“纪”字更是把该类型的电视片的纪实性凸显无疑。然而这个“纪”字又不同于“记”字，笔者认为所有的纪录片都是摄制者拍摄制作的，只要有人参与的东西，其一定具有个人主观意愿，因此纪录片都是有立场的。这种在两者纪实性上的“先天不足”是纪录片和田野调查的共性之一。然而，两者技术手段上的差异性又让两者具有相互弥补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多的田野调查运用先进的影像和音频记录技术就是很好的证明。

二、田野调查与电视纪录片的结合

(一)思想上的结合

电视纪录片要求作者要有历史观，具体来说是要有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3]，这样做出来的节目才会真实可靠，才会有时代的背景。做节目跟做人是一样的，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定位，那么做节目过程中就很容易迷失在时间的洪流中。而在创作纪录片的过程中，面对所拍摄、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一段时间后，也可能成为史料)，往往会让创作者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这时候就需要创作者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自己即将成型的作品在历史时间轴上应该是位于哪个坐标点。纪录片创作者有了基本的历史观以后，应该更进一步——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去处理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首先承认人的社会性，而纪录片作为社会舆论的公器之一，社会性是必须而且是第一性。但是纪录片的创作者又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因此在创作过程中经常会面临个人意志与纪录片社会公器属性的矛盾。此时，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创作者应该持有的角度和历史高度。综上所述，不管是纪录片还是田野调查，两者的思想基础都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技术操作层面的结合

田野调查可分为五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纪录片创作也分为四个阶段：收集选题、确定选题、采访拍摄、后期写稿与剪辑、补充拍摄与制作。两者的各个阶段存在天生的相似性和契合度，在各个环节均可相辅相成。笔者以2009年摄制的一部田野调查类的纪录片《匾问》作为例子，探讨一下田野调查与纪录片创作从技术角度上结合的可能性。

《匾问》背景介绍：来自台湾屏东的洪明章2000年就来到厦门创业。短短七年间，他收藏了上万件闽台文物，在这批文物中有一块乾隆三十六年圣旨匾，其上非常明确写有“福建台湾府彰化县”这样三级建制的字眼;如此明确的把台湾放在福建辖下的实物证据非常罕见。

如果此匾为真品，它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将不可估量。然而，该匾究竟是真是伪，它的来历又是怎样仍存在种种疑问。这些问题对于洪明章这样民间收藏者来说，考证过程是极其困难的。于是本片编导根据洪明章提供的一些线索，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买家、专家以及族人、谱牒等各种渠道去探究该匾的来龙去脉。历时三个多月，足迹踏遍福建、广东两省四县市，终于找到了确凿的物证和人证，证实牌匾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从该纪录片摄制过程中，总结出田野调查起的作用如下：1.田野调查贯穿始终——田野调查让笔者有了该题材，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搜集线索，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追踪拍摄。2.田野调查打开局面——关键时刻提供有效的方法。3.田野调查的精神增加纪录片历史厚重感。

必须要说明的是，在该纪录片的摄制从头到尾，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依靠田野调查才屡次让纪录片渡过危机：1.直接观察法搜索一开始的线索只有牌匾本身，并没有其他相关的资料来帮助调查，而牌匾的所有者也是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的，而这个上线也中风许久，无法协助调查。于是我们采用田野调查中的直接观察法去获取更多的线索，从牌匾本身内容(日期、姓氏、地名等)入手，发散性思维去调查。比如在文献和网路上按照日期搜索牌匾上所显示的日期，在历史上有何重大事件发生;根据地点联系当地的文史办，希望能提供帮忙;联系姓氏研究会，望能从宗族方面入手调查;联系北京故宫博物院看能否找到圣旨原件等一系列方法，大面积的进行调查。2.区域调查法相结合：通过直接观察法，我们运用发散性的思维进行大面积的撒网，并经过分析、演绎和归纳以后，去假存真，从搜集到的各种各样线索中找到了最重要的线索——牌匾主人的祖籍。于是就是这一条线索在该区域进行了大范围的走访，最终锁定了上杭的某个小村子为最后的目的地。终于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也为牌匾找到了家，同时也揭开了牌匾的身世之谜，最后甚至找到了牌匾主人的墓地。调查圆满结束，纪录片的素材也相当丰满。

三、总 结

用田野调查的精神，借鉴田野调查的方式方法，让电视纪录片更具客观公正的历史使命感!最终让专题片穿透演义迷雾，还原历史真实，也让电视纪录片得到更多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参考文献

[1] 郝时远.田野调查实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篇4

关键词：电视；电视暴力；儿童；家庭干预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2-0128-02

在如今社会中，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成分，它也和家庭、学校及同辈群体一起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来源。其中由于具有声情并茂、丰富多彩、生动直观、年龄不限等特点，电视迅速以领跑者的姿势站到了流行媒介的前沿，并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了儿童心中的重要位置，在儿童的成长和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电视在丰富儿童生活的同时，却充斥着一定比例的暴力等内容，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本文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总结电视暴力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并从家庭的角度提出一些策略。

一、电视暴力对儿童的负面影响

1.偏离现实的认知图式。著名的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在1986年提出的涵化理论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大众媒介对于受众认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格伯纳认为，看电视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基于电视所提供的符号世界建构现实世界观，所形成的对“社会实况”的认知与态度也越接近电视所呈现的景象。电视受众会把电视媒介创造的世界认为就是现实的世界，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充满暴力的。电视受众所形成的关于世界的想法就像透明胶片模板一样，成为人的认知图式，今后总用这些模板解释自己经历的事情。由于电视的内容总是充满暴力的，所以电视受众“会认为现实社会充满暴力和犯罪，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从而对个人产生害怕犯罪，害怕变成犯罪受害者的认知心理影响。”[1]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当前的认知表现，还会影响自己今后的状况即可能自我。这种对可能自我的建构不仅为将来的行为提供激励；同时帮助解释自己的行为和周围所发生事件的意义。另一项研究发现，3岁前看电视越多，其皮博迪个人成就测验水平降低就越明显，说明早期看电视影响儿童的认知发展。[2]同时，观看电视的儿童用时越多，用于学习和休闲活动的时间就相应的减少，最终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从而降低他们的成就体验，最终影响自己的认知评价。

2.消极的情感体验。电视暴力对儿童情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情绪的三个特性。一是情绪的情感性。情绪的情感性就是平常所说的情绪体验，一般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随着电视暴力内容的多次重复和强化，电视受众更容易表现出消极情绪，对暴力的现实会产生愤怒、敌意情绪，面对众多的暴力信息，容易出现焦虑及恐惧情绪。著名传播学者乔治・葛布勒曾说过：“电视的重要信息就是引起恐惧”。[3]二是情绪的强度，即体验到某种情绪的力度或程度。处在这个维度一端的人们对引起情绪的情境总是做出比较温和的反应，而另一端的人总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三是情绪的表达。有的人倾向于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或喜怒形于色。经常看电视的儿童情绪反应相对平淡，渐渐习惯了暴力现象，逐渐丧失对受害者应有的同情和怜悯。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认为，儿童对环境的基本信任感是形成健康品质的基础，是以后各个时期发展的基础。如果儿童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安全且不可信赖的，这将成为日后儿童发展的危机，最终导致儿童难以形成积极的人格特征。

3.增多的攻击。观看电视是否一定会导致儿童攻击的增加呢？当然二者并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有的研究认为观看电视暴力节目越多，其侵犯性态度和行为就越强。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观看暴力节目有宣泄的作用，非但不会增加侵犯的倾向，反而还会减少一些侵犯的行为表现。因为电视暴力能够为人们的攻击欲望提供无害的发泄管到。[4]所以，关于观看电视暴力与行为的关系还应涉及观看者的年龄和心理状态等因素。但是年龄越小，观看暴力节目越多，这种侵犯就会增多。因为越小的儿童越容易受到榜样的影响。众多的实验证明了这点。所以，心理学家李夫（Leaf）指出，受到电视节目影响最大的是儿童。因为电视暴力节目中提供了大量的榜样供儿童模仿，从而习得相应的行为。短时间接触电视暴力会激活电视受众的攻击性认知，激发或改变个体情绪状态，增加个体的攻击，假若长此以往，逐渐转化为个体稳定的现实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有可能形成攻击性的人格特质，从而影响儿童的社会适应性，并打上“不健全的人格烙印。”[5]

二、家庭干预

面对在电视机旁成长的新一代，如何正确处理电视与青少年的关系以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呢？家庭，尤其家庭中的父母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父母在清醒的意识到电视的利与弊的前提下，依据一定的原则，可以鼓励和指导孩子健康合理的使用电视。

1.选择健康、安全的电视内容。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等这样来评价：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6]为了使电视最大限度的发挥积极的教育效力，家长观察和控制孩子观看电视内容的类型显得非常有必要。家长要警觉孩子观看的任何电视暴力内容。面对自己不熟悉的电视内容，可以上网先了解一下电视内容，思考电视内容是否有试图伤害他人的行为？暴力发生的频率是多少？这种暴力在节目中是得到了奖励还是惩罚？电视内容是否缺乏一种非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同时，家长在选择电视内容的时候还要考虑自己小孩的年龄特点，小孩对于自己不能理解的节目不感兴趣。性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父母应综合这两个因素以及小孩本身的兴趣积极引导儿童观看合适的电视节目。

2.控制接触电视时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接触电视暴力的时间与攻击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因此，要尽量减少孩子接触电视暴力的时间。父母一定要监督和限制他们看电视的时间，事先说清楚观看电视的时间，这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制力。小孩的卧室不要放电视，减少对小孩的诱惑。

3.改变儿童对暴力的认知。让孩子知道电视并不是完全真实的。电视是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对现实进行重新组合。所以，电视是真实与虚幻的综合体，比如所谓的“空中飞人”是不存在的。引导儿童分辨电视信息与现实信息的区别，并给孩子展示一些科技因素在电视节目制作过程的作用。同时教会儿童学会对节目内容进行评价，告诉孩子生活中的暴力远没有电视当中的普遍。而且，通过角色体验法让孩子知道，运用暴力解决问题会带来的伤害有哪些。

4.强化父母对暴力行为的否定态度。班杜拉认为，个体观察到他人的侵犯行为到表现为自己的侵犯行为经历了四个环节：一是注意环节，关注榜样行为的重要特征，加以正确知觉与选择；二是保持环节，把榜样的示范行为以表象或言语符号储存在记忆中；三是再现环节，在适当的情境中把记忆中的榜样行为转化为自己行为；四是强化环节，通过强化激发和维持行为并增强行为的过程。当儿童观看电视节目时，头脑中记忆了很多榜样的暴力行为，在面临与榜样表现侵犯行为相似或相同的情境时，儿童会不会表现出与榜样相似的行为，与儿童预测表现类似暴力行为的后果息息相关。如果预期会带来惩罚、内疚和自我价值感的降低，那么就不会表现通过观察学会的行为。预期从哪里来呢？一是自己曾经表现侵犯行为得到的惩罚体验，二是来自对别人行为的观察。这时父母有意识的切断其中一个环节就显得非常重要。父母经常告诉自己小孩现实生活中大家都不赞同运用暴力解决问题，同时当小孩一旦表现出暴力行为一定要及时的制止和批评。

5.增加家庭沟通。有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沟通模式的不同与儿童对电视暴力的模仿倾向有显著相关。一致型家庭沟通模式中的儿童对电视暴力的模仿倾向性最弱。这种家庭沟通模式强调社会导向和观念导向并重，在不断鼓励儿童发表观点、意见的同时，也非常关注给予儿童适当的指导。这种注重权威和儿童民主双轨并行发展的沟通模式是目前我们理想的家庭沟通模式。家庭沟通模式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它的改变也是艰难的。需要家庭的持之以恒改善家庭沟通环境，尽可能的以平等、尊重、相互理解、积极倾听的方式进行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科学的教育知识，注重自己的言行，完善自己的心理素质，营造一种民主的家庭氛围，既有家长的原则，又给予了孩子适当的空间。

参考文献：

[1]Gerbner G，Living with television.the violence profile，[M]1976：58.

[2]（综述），唐久来（审校）.电视对儿童身心健康损害的研究进展[J].国际儿科学杂志，2008，（1）：67-69.

[3]张千山.试论媒体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J].当代青年研究，2000，（12）：9-11.

[4][5]蔡骐，杨静.电视暴力与儿童成长[J].声屏世界，2006，（5）：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