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消费主义的根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劳动使人自身存在的自然与人之外的自然相分离,并使后者成为对象性的存在,前者成为其对象的对象性存在,劳动的首要价值在于这种区别性,正是区别性使人类获得了主体性力量。生产劳动是对象化的活动,但是活动的结果却危害到劳动的对象,支撑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承担着人对其生存条件的破坏,这种破坏如此严重以至于人类因之陷入生存困境。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取消对象意味着取消劳动本身,自然的不存在意味着人的不存在,彻底的虚无化带来的是彻底的异化,自在的自然并不会随之消失,反倒是人最终取消自身的存在。自然与社会都是循环系统,当人类对自然索取过度,自然将反作用于人类而导致异化,两者之间会出现新陈代谢的断裂,而新陈代谢的断裂导致生态危机发生。存在着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两种物质变换断裂现象,生态将马克思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强调转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视。

    作为人宣示自身价值的产物,生态危机反过来揭示并控制人的观念与活动,究根归底是由于人自身的不完善性,人与自然的分裂是人自身分裂的自然后果,这种分裂也确证了人与自然本源上的同一性,确证了人的不自由与局限性。人的劳动是包含目的性的创造性活动,劳动过程置于人的目的性中,而劳动的结果却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异化劳动展示劳动对人自身的否定,确证了人的自然本质,但否定了自然的人的本质。人试图以对自然的统治结束自然对人的控制,结果自然无一例外的报复了人。在经济理性支配下,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灌输,通过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成功营造出消费主义,通过制造虚假需求鼓励消费,成功的将非必需品不断转化为必需品,将扩张性需求转化为生存性需求。虚假消费与异化消费互为动力,资本主义不仅为消费需求生产产品,而且为产品寻求消费者。

    人们不是出自真正的需求,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成为衡量生活状况的基本尺度。这样的消费主义主导下,人盲目的运用主体力量戕害对自然的,引发自然规律反弹,生态问题愈演愈烈。解决生态问题不仅仅要求改进环保意识,更迫切需要转变消费观念。异化劳动的束缚使人们寄希望于在劳动之外弥补生产中的不自由,消费主义迎合这一需要,以异化消费补偿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越不自由,在消费中就越会出现貌似自由的依附性。莱易斯指出,人们在异化劳动中享受不到不到真正的劳动尊严,于是需要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消费领域加以弥补。资本主义迎合这一需要,创造出虚假的幸福概念,将幸福与消费等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脱离了真实需求而陷入编织的谎言中,在毒害自然的同时毒害自身。传统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难以为继,面临死亡的判决。而异化消费及虚假需求的满足缓解了紧张的劳资关系,整个社会满足于资本主义提供充足物质的虚假幸福之中,丧失了警惕性,使资本主义重新获得合法性,无疑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但是,异化消费构成资本主义人的全面异化的一环,实质上以物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最真切的关系,只是相对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而必将以更的激烈方式埋葬它,生态危机的出现宣告了彻底的毁灭。

    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引导人们关注消费领域之外的人生价值体现。消除异化消费需要消除虚假需求,最根本的是消除异化劳动的总根源。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把消费限制在真正必要的地方,而将自由时间用于自由自主的个人创造性活动中,以自由的生产而非虚假的消费实现人的解放,换言之,异化劳动压制人,自由劳动解放人。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道德、经济无不存在着异化现象,异化劳动是其他异化现象的总根源。技术异化本质上也是劳动异化,异化劳动割裂了人和技术,使技术逐渐脱离人的控制而走向人的对立面。技术既是引向异化深渊的工具,也是人类借以实现自由的条件,这些都应当在技术之外,在技术的社会应用中实现。消除异化劳动的根源,也就实现了技术合理运用,限制经济理性,改变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消除了技术同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异化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总根源,也是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异化劳动的总根源。生态坚持马克思这一传统论断,看到了自然系统的异化根源在于社会系统的异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决定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即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了生态危机,问题被转换到不是人们的行为而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深层因素应该对生态危机负责。生态意识到自然的反叛应在社会背景中寻求突破,对自然的解放是人解放自身的先决条件,而改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首先在于恢复社会系统的生态平衡。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高兹着重刻画了资本主义下的消费异化现象,将消费与经济理性相联系,将异化与消费相结合,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主张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以更好更少代替更多作为原则,限制经济理性的适用范围。莱易斯主张关注中心重回生产领域,消费不再是唯一的衡量生活的尺度,人们在消费之外有着众多的选择,通过非等级制的联合体结构组织劳动生产,个人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真实需要的权利。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而不是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主要危机。生态危机导致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丰富的生活理想一定会破灭,因而反过来促使人们要求现实变革的理想,促使人们对它进行深刻反思,这被称作“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阿格尔进而提出以生产技术的分散化、生产组织的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等措施消除异化消费和背后的整个异化现象。这和传统侧重关注社会分配性正义相佐照,丰富了的现实批判力。异化劳动构成了生态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生态同相联系的内在环节。以异化理论为基点构建的生态之维,无论对生态学还是对其作用都不容小觑。

篇2

【关键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了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命运的最好窗口，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社会各个阶层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反思和总结这次金融危机。下面让我们从现实与理论结合的双重角度探讨其根源。

暗淡的“美国梦”

20世纪90年代初，剧变。此消彼长间，美国的富裕和强大使它成了各国人民追求的梦想。关于“美国梦”，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流传着一个中美老太太天堂对话的故事，大意为中国老太太说：“我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钱，上天之前，终于住上了买好的大房子”；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几十年的大房子，上天之前，终于还清了贷款！”然而，2008年10月3日，美联社、路透社、CNN等媒体的一则新闻将答案揭晓于天下：原来，传说中那位美国老太太因为还不起贷款，面临被驱逐出家宅的窘境，最后居然饮恨举枪自杀！①

次贷危机发生一年间，美国超过100万所住宅遭银行没收，超过700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健康保险，超过400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养老金。英国女王证券投资损失37%，美国金融巨人接连倒下。各国政府为缓解危机，联手发起救市大行动，用纳税人的钱堵上金融巨头捅出的大窟窿，导致2011年债务危机。对于金融风暴的原因，有过度消费说，有华尔街金融集团说，有新自由主义政策说，有放松监管说。以上原因似乎都有道理，可是如果深入分析，它们仅仅是危机发生过程中某一个阶段、某一环节的具体因素。次贷危机能演化成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危机，就不是某一个主体，如消费者、金融家、监管部门、政府任何一方能够独立承担起的责任。与此同时，西方各阶层中兴起了《资本论》热。有些人还亲自到马克思的故居向这位“千年伟人”致敬。德国马克思纪念馆馆长说：“我经常听到来这里的人们说：这个人说对了”。人们为什么认为马克思是对的呢？笔者将循着马克思的逻辑解析当今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

以马克思的逻辑看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金融经济过度发展所导致的结构失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实体经济的利润呈下降趋势。1965～1973年，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43.5%，1978年又比1973年降低了23%。②在追逐利润的欲望驱逐下，资本纷纷向金融、资本市场转移，由此，资本摆脱了实体资本增殖过程中（G―W―G’）生产环节的束缚，直接从事“钱生钱”（G―G’）的连锁交易，一连串“金融创新”如CDO、CDS等，使虚拟经济疯狂发展。

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政府监管部门为什么不管呢？格林斯潘担任了18年的美联储主席，历届总统无论哪个党派都鼎力支持格林斯潘主张的刺激借贷、低利率、放松监管、金融自由化等政策，而美国财政部长也大多出身于华尔街。因此，政府本身就是金融资本的代言人和利益的捍卫者。在华尔街追逐利润的驱动之下，在美联储、美国政府的保驾护航与各大商业银行、投资基金、各国基金、投资者的联合参演之下，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越离越远，终成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进入危机爆发的准备时刻。

世界经济“倒金字塔”结构中塔基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属于实体经济，2007年全球实体经济大约10万多亿美元，为全球GDP的1/5。第三层和第四层是虚拟经济。第三层是基础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资产在230万亿美元左右，为当年全球GDP的4倍多。第四层是金融衍生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已经超过了680万亿美元，差不多是当年全球GDP的13倍多③。美国虚拟经济更是疯狂发展，金融衍生品高于GDP的倍数，由1998年的2.9倍，上升到2009年的10.4倍。④

对此，日本学者稻盛和夫说“事情的本质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资本主义的暴走狂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金融危机，正是上天为我们人类敲响的警钟。”⑤现实再一次证明了完全由资本主导的经济社会系统是危险的、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远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终极家园。

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生产领域，2000年美国工业资本的闲置率是29%，2001年就上升到36%，2002年后期已达37%，2008年9月为34%。在房产行业，美国2008年有1400万套房屋空置，比起1985年的740万套，差不多翻了一倍。这些房屋足够安置4000万以上的人居住。⑥因此，此次金融危机中，生产过剩依然存在，符合传统经济危机的表现。

另一方面，在消费领域，次贷危机还能用劳动者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来解释吗？对这些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是透支消费，即把他们未来有可能挣到的钱，拿到当下来消费。换言之，这些低收入人群当前的收入水平是买不起这套房的，即当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不足的。因此，以过度消费和负债消费为特征的次贷危机，造成一种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经济繁荣，掩盖了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事实。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公布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占有全国财富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10%，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为23.5%，2009年高达40%，而 80%社会中下层群体仅享有全国财富的7%。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分配必然遵循资本的意志，以贫富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理论的现实回响：启示

马克思是对的。剧变以后，美国学者福山兴奋地断言：“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今天，历史已经终结。”而此次金融危机恰恰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永恒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虽然仍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潜力，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及经营管理的具体制度方法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走进了死胡同，走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反面，失去进步性。

资本主义危机形态无论怎样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矛盾是根源。社会制度是决定性的东西，虚拟经济的恶性发展是金融危机的诱因，其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必然存在资本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就必然出现经济危机。只有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立足于内需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中国老太太虽然笑到美国老太太后面，但还没有笑到最后，高房价正在吞噬她的积蓄。要笑到最后，只有摆脱资本主义成分的侵扰”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经济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私有制的本性有可能带来虚拟经济恶性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动摇。保持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平衡，防止虚拟经济恶性发展。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城市思想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RF-BR-10-018A】

【注释】

①王佳菲：《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②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③朱炳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加速金融化和虚拟化”，《红旗文稿》，2012年第4期。

④宗寒：“从虚拟经济看西方金融危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⑤[日]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类的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⑥范强威，余斌：“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对话美国经济学家瓦迪・哈拉比”，《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3月3日。

篇3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篇4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揭示的论述。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何干强指出，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衍生的资本金融化、虚拟化及金融市场中投机、赌博和欺诈的盛行的论述，对于解释当前危机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异化与扭曲，经济危机就有了爆发的可能。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论述十分耐人寻味：“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河南大学教授巫继学认为，虚拟资本无节制地背离实体经济是危机爆发的根源所在，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高科技带来的效益被少数人获取，是爆发的深层原因。

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周期性地反复出现。从周期性来看，经济危机的再生产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

篇5

1 消费主义的产生根源及影响

1.1 消费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消费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条件下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初期，早期的资产阶级在新教伦理的支撑下，还能奉行勤俭节约，努力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高，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的机器化大生产，产出大量的物质产品，亟需人们的消费，于是原来那种奉行节约的消费观已经不能适应甚至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鼓励消费的思想就应运而生。这种消费主义的产生确实带动了生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这种消费主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消费主义的盛行对大自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消费文化的满足需要大量的物质生产作为基础，这样人类就必须加强对自然的压榨，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给已经不堪重负的地球增加了负担。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其利用效率又是相当低，据统计，大量的消费品只有不到3%利用效率，然后大多数又以废弃物的形式丢弃回大自然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另外，消费主义所孕育的消费道德也对人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加重了人类的精神危机，“许多人把无度的消费、物质享乐和消遣当做人生的最大的意义和幸福，把消费水平当做衡量人的尊卑、贵贱、荣辱的尺度。”①

1.2 催生精神危机的消费观

由消费主义派生出的享乐主义或者称物质主义，不仅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更是引发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对于现代文明下的精神危机的产生，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已经被大机器生产、科技手段、经济利益、消费欲望、享乐主义所吞噬了。②人们因为精神萎靡转而去追求物质满足，而资本主义社会为满足其经济发展而想方设法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培育一种消费文化，从而又加重了这种精神危机。③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通过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来揭示现时代人类的精神危机产生的根源。由于人类失去了道德的“拐棍”，现代技术发展成为一种异己力量，使人类陷入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泥淖，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道路上，忽视了对精神的追求，从而深陷精神危机之中。马克思也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圣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物质的的黑暗的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④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技术出现异化，它背离人的善良目的逐渐成为一种与人类相对立的异己力量，成为排挤人、奴役人的力量，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受到技术的操纵和奴役，体会不到传统劳动中带来的乐趣，人的身体虽然变得自由了，而精神却进一步被束缚了，这种困境加重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从而助长了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于是人们只有通过不断地追求物质享受来寻求快乐，但这种物质满足所带来的快乐又是非常短暂的，因此人们在得到短暂的物质享受之后便会变得更加空虚，为了弥补空虚，人们只能又去追求新的物质享受，从而陷入了一个不断追求又不断空虚的怪圈之中。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破坏自然的工具，而物质力量的强大也反而渐渐成为控制人类精神世界的主导力量，这种力量导致了人类走向精神堕落。

2 重构合乎生态伦理的消费观

2.1 摈弃消费主义的反思

人类自原始渔猎文明到奴隶、封建社会的农耕文明，再到现在的工业文明，人类在逐步远离野蛮和蒙昧，人类的需求也在不断进步。以前的人类只是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就够了，但现在的人类却需要更多，他们不只是简单地满足于人类的个体的生命延续和种群的延续，人类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的生活，这是值得我们必须肯定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们不仅需要满足基本生理需求，还需要爱与归属以及自我实现的满足，这是人类得以进步的动力。但是在当代，人们逐渐陷入了消费主义的误区，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失去了道德和精神的追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助长了这种思想的蔓延，通过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来达到保持经济活力的目的。俗话说，欲望就像海水，越喝越渴，而人越渴就越需要喝。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空前膨胀，但是人们却并没有因为物质欲望的满足而变得更幸福，反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人类成为欲望的奴隶，被物质所奴役。因此，消费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2.2 绿色消费

消费主义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深化生态危机，并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要实现自救，走出生态危机，就必须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除了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还必须用一种新的、人与自然能和谐共处的伦理道德指引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从消费维度出发，转变消费观念，建立新的消费文化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生态伦理学所提倡的绿色消费正是在基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之上提出来的。生态伦理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求人类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主张改变那种认为人是唯一的价值主体的传统思维，强调自然的生态价值远远高于其经济资源价值。“生态伦理学目的，既不是单纯地为人们重新设定规范，也不是在更大的范围放纵个人，而是力求将人的生存与道德要求相结合，在共同的责任面前通过对话、协商形成对整个人类都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在生态伦理学的领域中，任何放纵自我、损人利己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任何放弃对整个人类共同体的责任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绿色消费旨在要求人们合理消费，遵循生态伦理学的道德规范，以实现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为目的，回归一种具有东方智慧的“天人合一”、节制欲望的生活态度。绿色消费要求人们合理消费，它主张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消费方式。我们要建构一种新的消费伦理，通过新的伦理道德的指引，改变人们落后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改变物质化的人的存在，实现以生态和谐的为精神追求消费观念的转变，从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真正提高生活质量。这种改变需要改变那种追求漂亮房子和豪华车子的贪得无厌，需要改变以物质财富多寡衡量生活质量高低的评价标准，改变奢侈的畸形消费方式。未来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怎样的，罗马俱乐部的总裁佩西博士认为，未来生活方式应当是一种“低熵”的生活方式，即把能量流动降低到最低限度，人们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也将发生变化，会将能耗降低到最低限度，不再为占有物质财富而争斗。

3 价值建构的困境及未来展望

篇6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当代中国；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但就业率并未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学者们从不同侧面来说明我国失业问题，但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十分复杂，需要系统的理论来解读。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能够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吗

马克思失业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来源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第二种形式是相对剩余价值，它表现为工人劳动力的发展，就工作日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就人口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人口的减少。”即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通过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使生产相同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必要劳动人口减少，使形成的过剩人口成为产业后备军。第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失业人口产生的条件在于资本量及资本结构的变化。因为相对过剩人口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的，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由此引起对劳动需求的减少。“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同时，“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第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失业，还与资本家通过在内涵方面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有关。因为当单个工人能够较以前提供更多的劳动，则可变资本增大时，资本家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利用现有工人来推动更多的劳动。哪怕是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也只会使就业人数减少得更多。“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此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减少，更为迅速。”第四，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有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停滞的形式，而长期失业者往往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有密切关系。处于长期失业的劳动力“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第五，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技术进步形成机器排挤工人及其补偿的问题。他认为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使用机器，主要是为了节约劳动成本，获得最大的资本增值。“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值，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特别是由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如果还受本身的技能制约，则社会总体的失业率还进一步地升高。同时马克思并不同意“排挤工人的机器，会同时游离出相应地资本，从而可以如数雇用被排挤的工人”的观点，并认为，可变资本减少，社会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下降，长期下去会形成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人失业。这样，“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第六，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对扩大就业或减少失业有重要作用，因为分工能增加生产力。“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但分工既有正面效应的作用，又有负面效应的作用。例如，正面效应表现在“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须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而且只能按倍数增加”。而负面效应表现在它可以使工人长期处于技能单一，不能充分发挥才能，最后导致能力弱化，失业后难以再就业的境况。“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的专业”。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不稳定的工作与失业后不易再就业的矛盾。第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是受资本的支配及控制的。“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有严密的逻辑内涵和关系：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通过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迫使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大量的产业后备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排挤出大量的失业工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社会分工、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单个工人内涵的剥削，资本结构的变化都是造成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失业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形成失业的原因、造成失业的手段、失业的表现形式以及失业的社会后果。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但这只是描述在计划体制下，工人劳动效率低，未能发挥出劳动力应有作用的状态。根据国际劳动组织关于失业、就业的界定，以及世界各国对失业的界定和统计口径，特别是根据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失业内涵，这种“隐性失业”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失业。改革开放后，我国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失业现象难以用一般的理论来解读，这也是学者们观点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失业问题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原因。马克思失业理论是科学而完整的理论，如果用马克思失业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必须要克服下列困难：第一，马克思失业理论是否对当代中国失业问题有现实意义；第二，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内容，是否符合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现状。

不可否认，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创立于100多年以前，而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形势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个时差障碍成为其解读中国当代失业问题的困难之一。笔者尽管不同意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过时了”的观点，也不赞成有的学者要用“建设的”取代“革命的”的观点，但要用马克思失业理论解读中国当代的失业问题，的确必须要说明其具有现实性。

此外，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为追求增殖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结果。当代中国的失业，是否也是根源于资本增殖，是否也符合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现状，是否仍然受社会分工、产业结构变化、技术结构调整、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呢?如是，则解决当代中国失业问题，其理论指导作用将极为重大。

二、西方主流失业理论能够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吗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有以下内容：

第一，认为技术进步促成的机器使用和劳动分工对劳动者技能造成损害及约束，从而限制了就业的数量，增加了失业的可能性。因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通过管理，会尽量降低雇佣劳动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在提高效率过程中，以大机器的使用为代表的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它的应用不光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还造成了对工人潜能的束缚。“机器可能做到的事非常之多，其中不少可能性都被资本故意挫伤了，而不是发展了”“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里，发展最迅速的大量职业部门是与科学技术关系最少的那些部门，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而是为了减少从属于它的工人的数目。”即机器的使用，目的是为了减少成本，不是为了工人。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相关内容是类似的。

第二，认为工资高低会影响失业率。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只要按照边际收益产品来支付工资，就能保证充分就业，即不会出现失业。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失业理论研究失业问题的视角不同，且使用的经济范畴也不同。

第三，认为消费需求对失业状况有重大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认为，消费不足与投资过度将起到双重作用，使生产成本上涨及价格下降，从而造成危机导致失业。按照另一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的模型，低工资反而无助于高就业。因为由收入分配决定的低工资往往使得消费增加。marclavoie认为，高工资产生失业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在现有的有效劳动需求条件下，工资下降使工人的消费需求不足时，需要依靠来自利润的消费和投资的增加，才能维持总的有效需求。但无论是资本家的自主花费或政府花费，都将最终伴随工人工资的降低，使得“失业的最终解决还需要降低工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也得到相应的结果。rowthorn及glyn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在1979—1985年期间，一些人均消费大幅度出现负增长的国家，如西班牙、荷兰、德国等，失业率也很高。

第四，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这是西方主流失业理论的重要观点。宏观经济生产函数表明，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正相关。当然，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有赖于经济增长。另一著名的理论是奥肯定律，这个定律表明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着重分析了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高低及消费需求对失业的影响，指出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从现实性看，这些理论较之马克思失业理论更符合当代时空条件。然而，其内容在解读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现状时，有着较大的缺陷。其一，这个理论本身与西方国家实际情况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论的可信度差。其二，这个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与趋势，与当代中国失业的现状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论可信度进一步减弱。例如，在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尽管达到空前的地步，劳动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并形成了长达4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反而居高不下。英国中兰开夏大学的高级讲师密尔沃特200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不断上升。英国1960年的失业率还不到2％，以后不断升高，1983年甚至接近12％，1990年以来稍有下降，但至1997年，也仅下降到7.2％左右。在加拿大，1960年的失业率不到5.4％，1997年超过了12％。日本1960年失业率不到1.8％，1996年及1997年达到了3％的历史高峰。德国1960--1966年基本上无失业，但以后失业率不断上升，1995年达到13％左右，1997年仍在9％的高位。法国1980年的失业率为6％，1997年上升至12％。意大利1960年的失业率为4.1％，1997年升至12.5％。荷兰在1970年，失业率仅为1.8％，1997年则达到6％。澳大利亚1960年失业率仅1.2％，1997年达到8，5％。在经合组织(oecd)20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和爱尔兰情况稍好，失业率时高时低，但总体水平仍较高。如美国在1982年和1983年，失业率超过9％，1997年也在4.8％左右。1997年以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还将持续走高。本人认为在2009年将达到7％左右。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而就业增长率除了1990年达到15.5％以外，其他各年份均远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的水平。就业增长弹性虽然在不同的年份有升有降，但是从长期看，仍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79—1982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425％，同期就业平均增长率为3.075％，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o.414个百分点；1983--1988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9％，同期就业平均增长率为3.07％，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0.26个百分点；1991--2002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6％，同期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9％，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o.122个百分点；而2003--200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1％，同期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o.97％，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仅增加0.096个百分点。2006年，gdp增长10.7％，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业仅增加0.09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1991年以来至今，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严重不相符合的情况。

三、理论的困惑及实践的出路：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解读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把失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率及消费需求的不足，而这些在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中也早有论述，只不过其表述手段及方法不同罢了。如果考虑到两种理论在“失业”这个经济范畴的内涵上并无根本冲突和歧义，且考虑到时序的延续性及理论的发展性，也可以认为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受到过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影响，或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马克思失业理论。

然而，在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上，两种理论产生了根本的冲突。马克思失业理论要求从根源上解决资本无限地追求增殖而最大限度地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造成大量失业的问题。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的途径达到失业问题的解决。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刺激需求、改变工资率等作为扩大就业的途径，但实际上他们主张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仍是倡导经济增长。

马克思失业理论既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原因、表现形式，又指出了资本家造成失业的手段及引发的社会后果，显得系统而严密。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对失业的原因分析得多，对失业的根源揭示得少；对失业的表现形式论述得多，对失业的社会后果及资本家造成失业的手段论述得少，其系统性不如马克思失业理论。

通过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在解读中国失业问题的时候均会出现理论困惑：马克思失业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问题，而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失业问题；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尽管形成于当代历史条件之下，具有现实性，但其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乃至与世界的现实情况严重不合。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任何理论都需要有系统性、现实性、相符性三大要素，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相符性。再精致的理论，如果不能被现实证实或检验，即没有相符性，其理论的指导作用将不存在。因此，西方主流失业理论不能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理所当然地不能作为解决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理论依据。

尽管马克思失业理论诞生于一百多年前，但仍对解读当代中国失业问题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现实指导意义，即仍然具有现实性。其一，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成长着的社会主义及衰亡着的资本主义阶段，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具有共性；其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理论与实践所涉及的商品、货币、市场、价格等经济范畴与马克思时代相同；其三，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已无法由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来解读和解决，理所当然应由马克思失业理论来解读和解决。中国的现实情况表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相关内容，完全与中国现状相符，即具有很好的相符性。其一，当代中国绝大部分企业在《劳动法》规定的用工时间约束下，仍努力追求最大利润。从社会整体而言，基本上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主要方式；其二，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是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及以产权改革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资本结构调整形成的；其三，当代中国已占“半壁河山”的非公企业乃至一些公有制企业，即使在《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内，也能通过定额加大、要求过高的方式，形成对单个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扩大的内涵式获取；其四，当代中国具有的流动形式、潜在形式、停滞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仍然存在；其五，当代中国高新技术的不断采用、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地扩大，使得传统产业不断地缩小，从而游离出了大量传统产业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过剩人口；其六，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工随社会的发展更为明细，因而对劳动者的专业技能要求更高，在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会长期形成大量的难以调整技能结构、因而再就业困难的失业群体；如此等等。马克思失业理论完整地解读着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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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观；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根源

自然观指出人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与自然界是内在统一的，自然、人、社会是有机整体发展的，并认为违背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对抗的认识论根源，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与自然关系逐渐异化。从自然观来看我国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种种现象，可以总结以下几种根源：

一、认识论根源

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认识论方面理解，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古代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可见古代人没有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思想，当然也就不会把自然当作异己的客体去加以征服。马克思自然观也主张，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自然、社会是共同发展的。当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过度膨胀，导致了一系列的自然生态问题，这就反映了主体和客体的严重分离。

一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有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在于其主体主义预设，即认为可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划分为主体和客体，而人是宇宙间仅有的主体，其它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灵性、毫无神秘性可言的客体。”从这一点出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居于核心地位，自然则被看作是可以恣意利用的人类附属物。远古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很多自然现象人们都不能解释，所以在价值观念上就表现为自然崇拜。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支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规模越来越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人对自然的关系也由对自然的崇拜转变成对自然的占有。

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随着科学技术迅速进入生产领域，大工业第一次大规模地、富有创造性地实现了人与机器作用的结合，使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不断推进。科学技术使人类感受到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实惠，从而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推崇备至。于是科学文化占据了人类文化的中心，而人文文化的阵地逐步陷落，“唯科学主义”思想逐渐突起。其实，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也正因为科学文化的支配与人文文化的缺失，使人类丧失了自己的人文精神，变得心灵空虚、陷入了机械、世俗、实用、唯利可图的思维。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改革开放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对经济政策做了极端化、片面化的理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肆虐，基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不断加深，阻碍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二、经济根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劳动异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同自己相对的异己世界的关系。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一切手段掠夺自然，使有限的自然资源更加紧张，进一步加剧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一是经济效益的推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都在尽可能地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处在优先地位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首先，经济总量发展迅速。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其次，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1950年只有62亿元，同时，以2008年为例，该年突破了6万亿元大关，2008年底达到1946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由此可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尽可能地对自然开发和消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我们生态环境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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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诚信危机；原因；

诚信危机是指社会中诚信的道德缺失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诚实守信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在社会其他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生出造假、卖假、行骗、违约、失信等人和事，造成当今中国社会诚信危机这个不争的事实。诚信危机的存在，不仅限制了个体之间的互动及其与群体的融合，而且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实施，因此，诚信危机是目前社会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1诚信危机的原因探析

1.1道德地位的衰微是诚信危机产生的历史根源

在中国思想史上，信在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不高，既低于仁、孝、智等，又从属于道、义等。道德伦理提倡的目的只在仁、孝、道、义等，而不在信。圣贤的品行只在仁、诚、公、明,而不在信。孟子就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所以，历史上关于信任的道德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同时，随着传统道德地位的衰微,也为诚信危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是讲信任的，但现在我们一直放纵信任。契约关系发展的迟缓，就是放纵信任的表现。也是由于放纵信任，终而导致不信任。这时的诚信危机正是因为放纵信任而轻视契约的习俗所致。同时，对他人的不信任或对信任的危机感又助长了家庭制的发展。而中国历史上的宗法家族制度又加深了信任危机的程度。这种历史现象在现实还有很多体现。

1.2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是诚信危机产生的经济根源

人们的道德总是来自于人们的经济生活，道德依赖于经济。要分析诚信危机产生的根源，必须先从解析当前的经济入手。但由于我国市场规范尚未取得权威地位，在其发展初期便易于出现社会道德的进步与退步同时并存的现象。又由于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制体系尚未完善。加上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不大,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也不力，这就给经营取巧、不规范运作、买空卖空、尔虞我诈、偷税漏税、敲诈勒索和贪污腐化等不法经济行为提供了可能性空间。这就使得人们为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随之而来的是不正当竞争、不公平交易甚至违法乱纪的经济行为等各种各样的不诚信行为盛行起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经济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未能从根本上遏制不法行为的发展, 因此,诚信危机尚普遍存在。所以，必须加强他律的强制性约束，走法制之路，用法制规范市场，规范企业行为，道德滑坡的现状才得到改变，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才会提高。

1.3信用制度缺失是诚信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

从制度层面上看，政治产生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目前，我国制度还不健全，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制约作用的信用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利益关系失衡，导致伦理观念的扭曲，很容易促使和诱发经济向不规范方向发展，使得各种各样非法经营活动继续存在和蔓延，经济人和经济实体之间缺乏诚信。目前，我国信用制度尚未建立起来，还未解决普通信用问题，更不用说行业信用问题了。现在，个人信用、企业和中介组织信用，以至政府信用都缺乏制度规范，这就使得诚信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守信者吃亏，失信者得利而逍遥法外，这也就使得人们不再自觉维护诚信原则，诚信危机也就见多不怪了。

1.4功利主义是诚信危机产生的思想根源

市场经济的目的之一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很容易诱发人们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思想观念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为谋求利益往往不守诚信，唯利是图；表现在价值观方面，就是崇尚金钱，追求享乐，甚至认为自私自利是人之天性，有钱能使鬼推磨。目前，市场经济还没有被规范化，又缺乏信用制度制约，就使得各种非法活动滋生成长，其中种种不诚信行为一时非常猖獗，如现在的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事件，等等。可见,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功利主义无论从思想影响，还是在行动体现上，都以不守诚信为特征。因此，功利主义是诚信危机产生的思想根源。

1.5政府自利扩张是诚信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

政府自利，简而言之,就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属性。由于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具有强制性和执行性，即以国家权力的强制力为后盾，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等，因而便具有了用权上的方便性和既得的特殊待遇。如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社会产品的垄断经营和精神文化特权等。从理论上讲，政府自利如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然而，政府自利一旦过度其质就发生改变，行政权力就会异化。这是因为，首先，政府要想追逐额外利益，权力性质必然发生变异。权力变异后，政府考虑的首先不是公众利益，而是集团、部门和少数人的利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其次，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政府组织会滋生食利阶层，这种阶层一旦形成，它会以行政权力干扰国家政策，与相关部门争夺利益，甚至向中央政府要求分利。因此，政府自利的扩张现象如果不能有效遏制，诚信道德就无法建立。所以，政府自利扩张是诚信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

2诚信缺失的治理对策

诚信危机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弊端是有目共睹的，不少人已深受其害。我们必须重视其消极影响，深究其因，加强诚信道德教育，健全诚信道德体系，使经济、社会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

2.1建立健全全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加强诚信道德建设

道德规范所体现的实质也就是最核心的诚信道德精神。因而，强化诚信道德精神的同时，必须强调诚信道德规范。培养公民集体主义精神，讲公平，讲和谐，讲诚信。如果无诚信可言，也就无合作可言。所以，加强诚信道德建设，讲求诚信原则。说真话，不搞欺诈，讲求货真价实。言而有信，一诺千金。

2.2在全社会实施诚信道德教育，强化现代诚信理念

诚信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道德的介入。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的约束比法律的约束范围广、效果好。为此，要广泛开展诚实守信的宣传教育，要让人们认识到，诚信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基础、是资本、是财富，是个人、企业甚至国家发展的竞争力所在；要认识到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旺、政府无信令不行、社会无信基不稳；拥有良好的诚信，各经济主体便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游刃有余，领先对手；没有诚信，则将寸步难行，无立足之地。通过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氛围和讲诚信的良好风气，对社会上发生的不讲诚信道德的人和事要进行道德鞭挞、舆论谴责，逐渐培育“诚信至上”的全民意识和社会道德。从而自觉遵守市场经济的诚信原则，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要素和力量，并运用它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2.3加强法制建设,增强诚信的法律保护机制

诚信环境既来自于道德，又来自于法律，两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因此，仅仅靠人们的自我道德约束，很难真正解决诚信危机问题，还必须采取法律手段，通过强制性措施强化人们的诚信意识。由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时间短，各项法律制度很不完善，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在很多方面无法可依。因此，我国的立法机关应尽快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健全维护诚信社会和信用经济的法律制度。首先，制定有关法规，严格规范涉及诚信信息记录、使用及评估活动的机构和组织的行为。其次，应加大执法力度。司法部门应清除司法腐败，确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使法律在防范和化解诚信危机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再次，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对个人、企业的诚信记录实行信息联网共享，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碰壁。最后，应加大对“失信”的处罚力度，使不守诚信者在名誉、经济上都受到损失，而守城信者义利并举。

2.4规范政府行为，树立诚信权威

解决诚信危机问题，还必须要规范政府的行为，树立诚信权威。首先，要明确界定政府管理的权限。要求政府部门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要从过去那种行政型组织向法制型组织转变，消除对市场的经济干预，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行政、为社会服务以及诚信等。其次，政府要稳定政策，增加政策的透明度，要开诚布公，充分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批评，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使企业和消费者能够理解政策的制定过程，对政策有个正确的、长期的预期，避免追求短期利益。再次，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各种腐败现象。公平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不能以权力干预市场，不能干预司法和纵容包庇逃废债务、制假贩假行为，要惩罚背信活动，维护法律尊严，为全社会树立诚信榜样。

总之，如果市场经济环境较为公正，社会法律体系较为健全，政府行为较为规范，那么，所有的人都会逐步意识到，诚信是对自身有最大好处的事情。遵守信用可获得社会尊重，遵守信用可多贷款，遵守信用可先买东西后付款等，而且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人与人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信任与尊敬，社会良好的风气也就自然形成，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层面。

参考文献：

[1]阮守华.道德文化的缺失与重建[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

[2]王大用.市场经济必须是信用经济――论建立健全信用体系的必要性[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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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纳对战后资本主义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的解释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围绕布伦纳的争论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在其文章《新的增长机制》中，反驳了布伦纳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将日益走向萧条和危机的观点。阿格利埃塔认为：“布伦纳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这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的历史。他的书虽然也涉及了德国和日本，但主要还是以对美国的分析来阐述他的全球观点。”[2]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是基于其研究出现了以小见大的问题。本•法因等人则从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方面进行批判和研究，认为“布伦纳的理论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1）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的理论分析体现的是亚当•斯密和主流经济学而不是的本质；2）布伦纳忽视了货币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3）他完全忽视了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3]

二、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与发展

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路易斯•吉尔和罗伯特•布伦纳都跟随约瑟夫•吉尔曼和萨恩•马格在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足迹,对利润率的趋势进行了经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识:第一,利润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从80年代初期起利润率开始部分恢复,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现停滞。虽然以上学者都承认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其研究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和发展。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Magdoff)题为《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的文章，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资本主义就通过使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弥补停滞趋势的后果，这使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和实体经济的表现越来越脱离，这最终导致了当前美国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福斯特和马格多夫虽然也从实体经济层面考察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但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这个视角出发，他们似乎超越了布伦纳仅将当前经济危机原因归因于全球制造业过剩这一实体经济层面。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将当今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业生产过剩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学者都是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角度进行论述经济危机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学者则从布伦纳论述经济危机理论的另一个维度———生产过剩进行阐述其经济危机的理论。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尔(Gil,l2009)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不是工资不足造成的消费不足危机;是积累过剩与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生产过剩危机[4]。他们从生产过剩这一角度论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布伦纳论证危机理论的路径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视角出发去论证，没有用更多的经验数据进行阐述，相对于布伦纳用大量数据进行论证显得缺乏更强的说服力。以上西方学者都是从生产过剩或利润率下降这两个视角中的某一个进行论述的，和布伦纳的危机理论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哈曼则从这两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发展了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他对发达工业经济体(即实体经济)所做的研究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末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润率出现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纪90年代反复出现了突发的复苏。但直至2000年，利润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那个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认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认为“当前危机源于60年代末以来的利润率下降压力。资本主义体系对这一压力的反应就是通过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恶化来提高剥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规模破产这样的资本破坏,这些反应不足以维持利润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产积累率的长期低下。积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虽然是暂时减缓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剥削率上升期的积累率低下,扩大了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能力与市场吸收这些商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源于‘消费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6]。哈曼通过用实证分析，考察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论证了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差距的拉大最终导致了生产过剩。从这个维度讲，哈曼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对于生产过剩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两者的论述则不尽相同，哈曼认为生产过剩产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虽然布伦纳提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造成生产过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样进行有逻辑的论证。

三、结语

篇10

（1）历时态分析。

资本主义历经原始积累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迎来了当前的在全球范围扩张的国际垄断时代，但从未改变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始终是为了资本增殖的实现。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演变，是基于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呈现的基本经济特征的不断发展。其中一个明显的具体表征就是资本组织方式的变化，如股份公司、跨国公司的出现。同样，资本主义各个不同阶段的演变，也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范围的扬弃。但这种转换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资本增殖。因此，无论哪个时期的资本主义，都是围绕资本增殖的实现而运行的。不同的是，前期资本主要以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态，作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执行职能；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促生和促使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即信用货币由单纯的商业流通进入一般的流通中，实现货币资本化，完成借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执行职能。同时，基于信用制度的借贷资本，因信用制度自身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和使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性质，打破了货币化的资本在原有形态下同一时间点上的单一职能，实现了同时“不仅为一方即卖者补偿资本，而且被另一方即买者作为资本来支出，来预付”。这样以来，以此二者为物质基础的新生产方式就把原来“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会出现，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的作用下，新的生产方式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但当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与其生产根本目的——价值增殖过程相对立时，就只会加速这种对立性——矛盾的爆发，正如金德尔伯格所描述的那样，金融危机出现的频率之高、影响程度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理论的预见性。而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后并能得以发展，同样，是因为它满足和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需要——资本增值。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求生产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与之相适应，生产的集中导致垄断的形成，以金融资本为资本形态的资本随之应运而成。产生于垄断市场结构之中的金融资本的形成加剧了市场对货币资本的需求，这种相对稀缺的需求便成了扩充货币、加强金融创新的动力，与此同时也加强了金融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耦合。

（2）共时态分析。

无疑每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都以资本增殖为目的；资本形态的演变亦是为了谋取最大可能的物质利益。只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注定只是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谋取利益。同时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意识“个体”理性——资本与资本“他者”之间的对立，完全成就了物性资本割裂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单个资本循环运动和作为整体的社会总资本循环运动的有机统一性，而部分资本或绝大部分资本在短期内的增殖与整体财富的增长又极可具不同步、不一致性。这也为资本主义生产无视更多人和全民的利益，无视生产与消费的共生性，无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共生性创造了现实的可能。从而势必加剧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和资本形态的演变，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根本目的——资本增殖的工具和附属产物，商品生产和商品的使用价值更是附属物的附属产物。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决定了资本被赋予具有支配一切社会资源的客观强制性权力，即形成资本力量，在资本自在运动中表现为资本人格化的单个或少数资本家的利益，支配与组织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社会经济结构的建构。同时，在虚拟资本充斥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资本的脱域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资本本身和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形态引致的矛盾得以空前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转嫁。无疑债务危机的爆发正是诠释了这一新的特征。金融危机其实是继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以国家地理区域为主要殃及范围的经济危机之后转移到虚拟经济领域、以全球为“场”、变金融衍生产品等新兴商品为介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形态，即金融危机是资本形态发展到虚拟资本时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当代表现。

（3）金融危机的根源。

由历时态和共时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一切形式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皆是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资本本身即资本逻辑——马克思毕生最重要的两大发现之一。包括目前由次贷引发和因债务形成的两大世界金融危机，依然没有脱离资本逻辑这一重要分析框架。危机呈现于由实体经济领域到虚拟经济，源于资本形态的演变，资本时间和空间的扩张，形成了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变换。而且，这种资本主义危机形式的变换，只是在不同阶段，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为了尽可能适应不断前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允许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身固有矛盾的再次呈现。资本运动始终以资本增殖为其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资本逻辑从未改变，只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表现形式——资本的形态在变。就像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重心转移一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公共资本以及资本未来其他新形态的出现，越来越更为广泛地表现为取决于社会的需求——欲望体系的变动趋势，以缓解和分散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社会冲突，从而使之能够持存，实现永无止境的增殖目的，直到冲破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极限。

2、资本逻辑与良性可持续发展

资本逻辑揭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正如“现代文明的本质重要规定是资本主义文明”，充满种种经济社会问题的现代社会的本质重要的规定亦是资本主义属性。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即是现代社会经济问题的矛盾根源。然而资本逻辑的深层本质，不仅是经济问题的根源，还表现为资本逻辑的现实性确认乃是一种日益升华的精神意识化过程。其严重后果在于与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资本逻辑是当代经济社会各种重大问题的罪魁祸首，有悖良性可持续发展——经济、环境和社会作为一个相互滋生、共同促进、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

（1）资本的主体性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

资本的主体性，是指资本支配劳动者、支配资源、支配一切资本之外所有生产要素以及在由此产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以资本为主体，以实现资本自身诉求为唯一目的，其他一切对象化为客体的属性。分析资本的主体性，就要从资本作为主体的产生入手。在商品流通中，使商品流通过程的产物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的流通形式“G—W—G'”，这一循环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其“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作为交换价值的资本在这种由资本本性决定的没有止境的运动中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因此，资本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非资本形式存在，成为支配一切的主体，不是因为作为物态形式的资本的功用性；而是因为商品社会内生着资本的主体性。货币只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一切实体的即各种商品都可以是资本的存在形式。“所有商品的共同实体——不是作为商品的物质材料，从而作为物的规定的那种实体，而是作为商品，从而作为交换价值的那种共同实体——就在于：商品是物化劳动”，而唯一与物化劳动有着质的区别的对应的是非物化劳动，即在改造自然物物化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劳动。人是劳动的载体，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人就是资本唯一的对立面，“非资本”。而资本只有同资本的对立面——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是真正意义上质的交换，才能实现资本不断的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本性，实现自己增殖的目的。鉴于此，人只是资本自为目的活动的手段和工具，只要资本为主体、支配一切，人就只凸显为作为物的有用的对象化属性，作为使用价值的载体；资本的主体性决定了资本在存在层面上与人相对立。人受制于资本的奴役，有悖人的本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相对立。泯灭了人的本性，又谈何基于人的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资本作为主体必然背离人类社会的初衷和最终目的，偏离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与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相对立。

（2）资本的逐利性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动机就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利润，资本的本性就是增殖，就是逐利的。资本的逐利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在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性。这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资本的产生最初以货币的形式存在，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G—W—G'”已质的区别简单商品流通“W—G—W”，后者只是占有使用价值、以满足一定的需要或者满足最终的消费为限；相反，前者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商品仅是整个过程的中介介质而已，仅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是没有止境的了，并且因为只有存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才能实现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无限的。这种“无止境、没有限度”的运动亦即所说资本的无限扩张性的雏形。随着资本形态的演变，不断地变换着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然而这只是运动的表现形式因资本形态的不同也有所不同。以产业资本形态存在且真正能带来价值增加的资本，必须借助商品为介质方能完成资本的流通，这也是仅能真正反映资本增加值的物质承担者，但这个物质承担者只是作为交换的手段存在，为谋取无止境的增殖，作为附属物的商品也需被无止境的制造出来。无止境的制造商品一方面需要无节制、无止境的开采一切可利用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导致生态破坏和对劳工的残害；另一方面作为只是以量的增加为目的无视消费的生产必然导致供需失衡引发实体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而且随着发展到生息资本的出现，使资本的流通可简化为没有中介的简练形式“G—G'”，就成了后来发生在虚拟经济领域危机的铺垫。因此资本的逐利性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直接表现为生态危机、对劳工的过度压榨即人作为资源的不可持续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周期性危机。

（3）资本逻辑的核心——主体性与逐利性的统一。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资本逻辑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体性与逐利性的统一，这决定了作为主体的资本的意志实然表现为物质利益至上。对物质的崇尚，代替传统等级制社会对权力的崇尚，不仅符合了资本增殖的需要、满足了人作为生命体存在的基本需要，而且也从经济规则升华成为主要高度同一的社会运行机制。因此，在资本本性的驱使下，人的物欲也得到了迄今为止最大可能性空间的解放和展现。这也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得以空前快速发展的根源，作为消解传统等级制社会结构的事物——资本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负载着一种强制性的客观力量激活了人性所拥有的贪婪的和疯狂的占有欲即“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根——人类争取自身利益的欲望”。当然，这里的欲望只是人作为物的自然属性的欲望，并且资本逻辑也仅限于通过满足人的生命体的物质需要来维持和生产劳动力以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在这一目的性过程中，人也异化为物格的工具。人不同于其他任何存在实体，人不仅有维持生命实体存在的需求，还有追求生命意义的价值需求。因此，人是物质和超越物质的精神的统一体。但资本只有单一向度的物质诉求，其必然与人的非物质诉求相冲突，并抑制人的非物质诉求。因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自身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制度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映，其必然服务于资本意志。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必然转化为社会意识，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在拜物的价值导向和服务于资本意志的制度约束和规范的双重驱动下，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成为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同的唯一途径。即“在资本逻辑刺激下，每个人的功能和需求的发展必然是单向的”这是资本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目的的根本对立，是引发种种社会失范的根源，也是其作为特定历史范畴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见，资本的主体性与逐利性的统一，使其演化为整个社会的高度同一的社会机制，使人物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致使引发种种社会失范，是与人类社会最终目的相悖的根基。资本逻辑在本质上是反良性可持续发展的。

3、启示及建议

基于人与自然与社会系统逻辑关系的思考，将从“一体三维”——“一个主体”、“属性维度、认知维度、实践维度”，探寻在限制与发展资本之间保持合理张力的途径，既消除资本及资本逻辑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又充分发挥资本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1）确立人的主体地位。

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既是限制资本的根本途径，也是其根本目的。资本及资本逻辑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对立在于资本的主体性，把本应是手段、工具的资本提升为了目的，而人类社会的主体——人被贬为了工具。因此，扭转资本与人的主客体关系，是消解这一根本对立的根本途径。人作为主体，不同其他任何自然物，人是类存在的价值主体。人作为有生命的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不仅只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即类存在物，虽然最初只是表现为部落体，群居动物。人不同于动物，“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正因为如此，只有人作为主体才可以平衡有序地进行一切生产，这是实现持续的良性有机循环的前提。

（2）限定基于资本逻辑的资本于经济领域。

限定资本及资本逻辑于经济领域的关键在于剥离资本逻辑主导人的价值领域，使资本逻辑的产物——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不再成为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惟一途径；而且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与人的幸福感的提高成绝对的正比，这是因为人自身属性的二律背反——生存的功利性与超越功利的价值性的对立。人是作为有机生命体自然属性有效需求的有限与永远面向未来的未特定化的社会属性的无限的统一体。这个意义上，资本于人就不再能够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生产关系”，而是仅限于是满足部分需求的经济性生产层面上的“生产关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除了基于物质利益的联接还需要有更为黏连的价值认同等契合关系。唯如此，资本于人类整体而言，只是满足人的自然属性的工具；人也就不再是单向度的人，物质财富也就只是体现其自我实现的维度之一。因此，应限定资本逻辑于经济领域。

（3）培育辩证的系统思维能力。

当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能够把“‘全体性’的‘类’概念、‘主体间性’、‘他者’这类概念以哲学学术的方式赋予时代思维语文学并转化为日常话语的时候”，资本作为当前最有效的经济发展工具，也就只能在事实性中表现为自为自在的与“他者”，并且与同类的部分相对立。这就要求作为能动的类存在的主体——人发挥有益的影响，实现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平衡持续的状态，而这一实现对应的就是用动态发展的视角全面地考察和分析空间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对象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能力，即辩证的系统思维能力。

（4）推动科技生产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