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暴力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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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语言暴力；成因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8-0051-02

一、引 言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交往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随之而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其中“网络语言暴力”的泛滥更是引起普遍的关注，而对于“网络语言暴力”概念的界定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成为相关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即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二、“网络语言暴力”概念的界定

关于“网络语言暴力”的概念，首先涉及到对“语言暴力”的认识。对此，有着不同的定义方式。一种意见比较中性，仅从语言的形式特点作出某些界定，认为“语言暴力”（violence language）是指“激烈的语言或者用语言来表达激烈的、强烈的、有力的语言”。而另一种观点则不仅注意到了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及特点，同时对这种语言所带来的后果也进行了认定，这种意见认为“语言暴力”就是“使用嘲笑、侮辱、诽谤、诋毁、歧视、蔑视、恐吓等不文明的语言，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感受到痛苦或伤害”。

这种差异也影响到对“网络语言暴力”的定义，而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的界定思路，即认为：所谓“网络语言暴力”，是指以网络为基本载体，以语言霸权的形式通过直接或间接对他人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语言，造成他人人格尊严、精神和心理健康遭到侵犯和损害的行为。

关于这一概念还需作两点说明：

首先，有的研究者认为“暴力”是一个中性词，而“语言暴力”也分两种，一种是正义的暴力，一种是非正义的暴力。这种观点笔者不能认同，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针对丑恶现象所作的“批评”与“语言暴力”直接等同，这是错误的，其潜在的逻辑是当目的正义的时候实现它的手段或形式是无关紧要的。但笔者认为，程序的正义与目的的正义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对丑恶现象所作的“批评”并不必然采用“语言暴力”的方式加以呈现，而且，如果它采用了“暴力”的形式反而会降低其批评的力度和可信性。

其次，有人认为“网络语言暴力”施加于虚拟空间，其所针对的对象本身也多为虚拟存在，所以这种让人不快的“伤害”依靠自己的修养和漠视等主观因素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和释放，恐怕也谈不上实质性的伤害。

这一看法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网络语言暴力”并不会因为其载体的虚拟性而减少其对被施予者的“伤害”，而网络中广泛流行的“人肉搜索”使其所针对的对象本身由“虚拟”变为“现实”，再加之网络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和号召力，在某种程度上反倒强化了这种“伤害”。

三、“网络语言暴力”的成因

（一）网络自身特点

关于“网络语言暴力”泛滥的原因，有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网络自身的某些技术性特点是重要因素之一，比如网络世界的开放性和虚拟性使对他人肆意的谩骂和攻击不受传统的监督和审查，随之而来的不受惩罚的心理暗示导致网民道德责任感和约束力减弱，人性中某些弱点暴露无遗。当然有从网络管理、网民素质等方面所作的分析，大都言之成理。

本文认为，除此之外网络群体藉由“集体心理”获得的力量感也是导致网上“语言暴力”泛滥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指出，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网络世界中出现了许多形形有着不同心理和利益诉求的网络群体，它们是因持续的上网活动而聚合在一起，并因各类共同或相似的兴趣爱好而形成了一定的集体心理的网民集合体。而处在一定“集体心理”状态中网络群体的个体成员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感，法国学者勒庞《乌合之众》一书中即指出：“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1]”而网络空间的延展性更使这种力量感迅速膨胀，与此相随而至的是对本能的某种放任和不加节制，因为集体是无名的，因此不须为之负责。在此情况下，对他人的语言暴力就自然获得了某种不受惩罚的心理暗示。

与在“集合体”中感受到的力量感同时存在的是群体压力（group pressure）对网民语言选择所产生的影响，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在思想或行为（包括语言行为）上与群体所表现出来规范和模式发生冲突时，个体成员为了求得与集体趋同会感受到程度不同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一般会迫使个体作出群体所接受或认可的反应。

具体到网络语言暴力中，一旦在讨论中语言暴力的“场域”形成，参与语言暴力未必是全部网民真实语言态度的反映，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出自与群体保持一致的心理动机。这里最为吊诡是，当群体在带给个体以安全感和力量感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个体也为群体所胁迫和绑架从而成为群体语言暴力的牺牲品。

（二）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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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20日，舒淇在微博中表态支持甄子丹，随即引发支持赵文卓的网友炮轰，许多网友到舒淇的微博上留言，谩骂声不断，甚至有网友将她成名前所拍的古装艳照都翻了出来。不堪忍受的舒淇于3月26日凌晨一条一条地把1000多条微博全部删除，并取消了全部关注，关闭了微博。众多公众人物纷纷声援舒淇，引起一片混乱。力挺舒淇的香港演员杜汶泽随即宣布以后再也不上微博，著名导演王晶则效仿舒淇把微博全部删除。

这一系列事件让网络暴力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不禁要问，网络暴力何以再一次猛烈来袭?互联网如何实现理性回归?

何为网络暴力

在网上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言论，造成当事人名誉受损，人们习惯称之为“网络暴力”。网络暴力在突破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道德底线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侵权行为。一些事件还未经证实，就有网民发表具有攻击性、侮辱性的言论，造成当事人名誉受损，心理承受重压：甚至一些网民还挖掘出当事人的个人隐私，侵犯其隐私权。网络暴力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暴力，网上频频出现的人肉搜索、“水军”围攻等事件，都可以归入网络暴力的范畴。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如何礼让，也知道不该随便问别人的工资，不问女士的年龄，这是礼貌所在。但是在网络空间中，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网络文化。

网络暴力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盲从性。往往是一条信息发出以后，很多人就假定这条信息是真实的，于是进行转发、评论等。但很多事件都证明，初始的信息可能是不真实的，或者是存在误导的。信息的人，有一些出于善意，但没有核实信息的来源，也有一些在主观上确实具有一定的恶意。

此外，现实生活的紧张忙碌，让部分网友积蓄了较多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为这些压力和情绪找一个发泄口，是网络暴力产生的—个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你可以通过网络发言缓解现实压力和负面情绪，但是这种发言本身，不能骚扰、打扰别人，更不能侵犯别人的隐私和正当的权利。

环境影响态度

“网络暴力”这个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网络的发展，由民间开始使用，后进入了学术界，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社会现象。

为什么有些平常生活中循规蹈矩，甚至温文尔雅的人在网络上就会变成谣言的制造者和毫无理性的谩骂者呢?人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人本身具有两面性，而且也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个道德水准普遍不高的社会中，当监督力量减弱的时候，即使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某些人对自我的控制力有时候也会大大减弱，在网络这个空间进行交流的时候，就很容易超越日常人们交往的底线，出现一些道德方面的问题。

浮躁心态的反映

网络暴力是现实社会浮躁心态的反映。在当下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人们焦虑、浮躁的心态有所增加，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由于缺乏监管和约束，人们的文明意识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会降低，于是出现了在网上随意发泄，甚至对他人进行攻击、侵犯的行为。此外，网络的隐匿性，也使人们从众心态加强，容易让个人宣泄转变为群体表现形式。

“非理性网友+网络水军”造就暴力

在网络这个开放的、相对宽松的虚拟空间中，一些非理性网友习惯于把自己的压力与不满发泄到网络上，还有人则出于无聊，制造事端，于是网络暴力时有所见。这样的网络暴力不仅侮辱了当事人的人格，也损害了网络的公信力。

实际上，在此次事件中，大部分网民都对舒淇表示同情和理解，王晶、杜汶泽、冯小刚、姚晨、陈坤、曹方、宁财神等众多名人也都力挺舒淇。尽管如此，为什么多数响亮支持的声音却还是比不过只占少数的“网络暴力”呢?有专家分析说：“实质上，短期内有组织的网络暴力只有一部分来自非理性的网友，大部分还是来自行动有素的网络水军，他们往往知道攻击对象的痛处，攻其一点便达到目的。”

网络暴力上危害

网络暴力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网络暴力看似针对个人，但观众是谁呢?观众是整个社会的人。这些人作为旁观者，他们在看热闹。经常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会失去道德感，失去对人的爱心，而且往往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是网络暴力对社会的一个根本危害，而这个危害可能很多人意识不到，因为这个事情没有摊在自己头上，而一旦摊在自己头上，大家恐怕就会深刻认识到网络暴力的危害。

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网络暴力事件，危害同样不容小觑。比如泄露他人隐私，表面上看无关痛痒，不过是说了几句话，但它造成的后果有时候是非常严重的，会给当事人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网络暴力的危害不存在大小之分，彻底将其根除才是正道。

如何根除网络暴力

文明理性表达

网络是公共空间，好的网络环境需要大家共同营造，这需要网民们加强网络自觉、提高网络自律，重视网络隐私保护。网络的确给了每个人畅所欲言、充分交流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网络暴力。现在反对网络暴力，并不是不让网民们在网上说话，而是要求网民们文明理性地表达，不要造谣、谩骂，更不要侵犯别人的正当权利。如今网络趋于透明化，每个人都犹如生活在显微镜下，一言一行随时可能曝光于网络之上，这更提醒网民们应对自己在虚拟世界的言行负责。

守卫道德底线

现在上网的网民中未成年人的比重是相当高的，而网上的暴力行为很可能诱发未成年人去模仿。随着他们的成长，这一代人如果习惯于在网上恶搞、谩骂、造谣、诋毁，甚至随意搜寻、曝光他人的隐私，那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会大大降低。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牢牢守卫道德底线。守卫道德底线最基本的就是要尊重别人的隐私和正当权利。你尊重别人，别人才有可能尊重你。

强化制度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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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青少年　互联网　暴力游戏　暴力倾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背景

网络游戏出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最近十几年内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生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各地警方发现，在青少年喜欢玩的电脑游戏中，其情节内容基本上都带有暴力内容，网络游戏引发青少年犯罪居高不下，80％以上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网络暴力游戏成为他们违法犯罪的直接或间接诱因。由于网络暴力游戏与青少年暴力行为之间存在可能的联系，而当前网络游戏在社会上日益流行，我国还缺乏必要的控制手段，为此，积极开展网络暴力游戏对青少年攻击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便显得特别重要和紧迫。

在已有的网络暴力游戏的研究中，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接触暴力的网络游戏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多种方法来论证，主要是通过让被试者玩不同暴力水平的游戏，再分析所产生的暴力行为因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的方法有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许多研究都证明了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暴露于网络暴力游戏都导致了暴力行为的产生。但已有的研究也存在着不足，包括研究的可重复性，样本的大小是否足够，信度、效度是否控制，是否有时间次序，以及潜在的虚假因素的影响是否控制，交互影响是否考虑等。而最不足的是缺乏长期的研究以及多角度、多变量的讨论。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更好地认识网络暴力游戏这个日益流行的现象，探讨其与青少年暴力倾向的关系。

本文以传播学的“涵化理论”和社会学的“社会学习理论”、心理学的网络成瘾理论为基础理论，以广州市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青少年玩网络暴力游戏的状况。文章考虑了性别、年级、每月可用零花钱、网龄、父母学历、与父母关系的和谐程度等因素。

根据相关理论，我们对与本课题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如下界定：

(1)暴力游戏：游戏中含有“血腥”、“杀戮”、“战争”、“攻击”、“打斗”等内容的游戏即为暴力游戏。

(2)网络暴力游戏：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电脑游戏；是多个游戏者参与其中的互动游戏；是以刺激、暴力和打斗为主要内容的并带有描绘游戏人物试图对其他游戏人物造成伤害的电子游戏。根据《大众软件》的划分方式，网络暴力游戏可以划分为四个等级：A　零级。是指游戏中无任何表现血腥、暴力及非人的内容；B　一级。指游戏中有暴力倾向力’面的暗示，有少量表现的血腥或其它场面非人场景的内容；C.二级。指游戏中有暴力倾向，有一定数量表现的血腥或其它场面非人行为的内容；D三级。指游戏中有详细表现肢体分裂的过程或状态，有明显的施暴过程以及表现其它非人性的行为。本文主要研究后三种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

(3)暴力倾向：是指具有暴力的想法且有可能发展成实际行动的一种心理与行动趋势。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在广州市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从16所中学(包括初中5所，高中11所)中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实际发放问卷574份，回收有效问卷535份，有效回收率是93.2％。在接受调查的中学生中，男生与女生的性别比例是4：6；高中与初中学生的比例亦是4：6；其中，将近7／10的被访者就读于省／市重点中学；超过7／10的被访者每月零用钱不高于300元；超过九成的被访学生网龄超过1年。

2　调查工具

通过Excel2007对样本进行数据录入，并以SPSS13.0统计软件作为统计分析工具。

3　调查程序

本次调查时间为2009年3-5月，历时两个多月。调查问卷由课题组五位高校传播学、法学老师在文献资料搜集、分析下制定，并在试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

在研究变量(被访者认知、态度、行为)确定后，进行变量操作化并设计成问卷。在问卷初步拟定之后，由广东工业大学三位专家共同审读问卷内容、斟酌文字，力求提升表面效度与内容效度。问卷初步确定后，进行了前测与试测以了解问卷的确切性，并依据测验结果对相应题目予以修正。最后确定问卷，并由广东工业大学社工系学生调查组对中学生进行抽样调查。

三、研究结果

1　青少年玩网络游戏的基本情况

(1)玩网络游戏的频次与时长

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被访者(样本为334；约62.4％)每周至少玩一次网络游戏，将近15％的中学生每周玩超过5次。

笔者就每周至少玩一次网络游戏的334个被访者进行调查发现，将近半数的中学生每次玩网络游戏的时长为1-3小时，而超过三小时的中学生有将近三成(样本为98；约32.4％)。

显著正相关，初中生每周玩游戏的次数非常明显地高于高中生(t=6.852**)(见表1)，男生玩游戏的次数非常明显地高于女生(t=7.158"*)(见表2)。

每周玩网络游戏的时长与“性别”显著正相关(t=2.224*)(见表2)，但与“年级”、“网龄”无太大关联(见表3)。

表4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平均每次玩网络游戏的时间长度在与父母关系融洽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F=2.536，p

调查结果显示，“每月零花钱”、“父母学历”、“父母关系融洽程度”对沉迷程度也有所影响。每月零花钱1000元以上的，玩游戏的时长非常明显地高于500元以下的同学(t=4.129*)。父母学历为“小学以下”或“研究生及以上”的，玩游戏的时长要显著高于其他同学。与父母关系非常差的，平均每次玩网络游戏的时间长度要显著高于其他同学(t=2.536*)。

2　所玩网络游戏的级别

调查显示，被访问的中学生中，有将近1／5(样本是58.约17.4％)所玩游戏的级别在二级及以上(见表6)。且最受中学生喜欢的游戏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QQ游戏(N=110)、CS(N=50)、CF(N=37)、魔兽(N=28)、卡丁车(N=27)。

相关分析显示，玩网络游戏的级别同被访者“年级”、“性别”显著正相关，初中生玩游戏的级别非常显著地高于高中生(t=4，604**)(见表1)，男生玩游戏的级别明显高于女生(t=5.522**)(见表2)。

父母学历对玩网络游戏的级别也有所影响。父母学历为“为小学以下”或“研究生及以上”的，玩游戏的级别要非常显著地高于其他同学。

2　青少年玩网络暴力游戏与暴力倾向的相关性

(1)不同游戏级别对暴力游戏的认知

从表7可以看出，对网络游戏“画面血腥”、“音效富有煽

动性”、“现实中没有的刺激”的认知，零级和一、二、三级差异显著，零级更不赞同网络游戏“画面血腥”、“音效富有煽动性”、“现实中没有的刺激”。而赞许度与认可度通常是暴力倾向形成的前提。

(2)对暴力游戏负面影响的认知

本次调查将暴力游戏的负面影响设置为三个指标，分别是影响手眼协调能力、导致精神紧张无法放松、浪费时间影响学习。笔者将非常赞同、比较赞同、中立、不太赞同、非常不赞同赋予分值，分别是10分、8分、6分、4分、2分。所有被访者对暴力游戏的负面影响持中立态度(5分

3　对暴力游戏未来发展的看法

关于暴力游戏未来发展看法的调查发现，被访中学生中竟然有近六成对暴力游戏的未来发展持明确支持(样本为94，约17，6％)和中立(样本为193，约36l％)的态度。这也印证了上文中得出的中学生对于暴力游戏负面影响认知不够的结论。

4　周围朋友／同学用暴力方式解决矛盾的例子数量

调查显示，被访者周围的朋友与同学中用暴力方式解决矛盾的数量回答“非常多”、“比较多”、“一般”的人数占到44.1％。回答“比较少”、“非常少”的人数占到49.6％。

5　对网络、现实中矛盾的解决方法

调查显示，多数被访的中学生是可以区分网络和现实的区别的，针对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虚拟／现实)，解决方式也有所区别。对待网络上的矛盾，多数被访者认为“解不解决无所谓”(样本=243，约45.4％)，其次，多数中学生选择“同对方就在网上PK”；而对待现实中的矛盾，将近六成的中学生选择“用现实生活中的方式解决”，其次是认为“解不解决无所谓”。而不论网络中的矛盾还是现实中的矛盾，选择“将游戏中的暴力方式复制到现实中解决”的人寥寥无几，前者只占了1.3％，后者只占了1.9％。

6　暴力行为赞同状况

本部分调查中，笔者将对暴力行为的赞同状况分为五个递进的层次，分别是“暴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暴力只能解决一些问题”、“无所谓”、“不太赞同用暴力解决问题”、“坚决反对用暴力解决问题”。其中，前两个指标表示对暴力行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第三个指标(即“无所谓”)表示对暴力行为持中立态度，后两个指标表示对暴力行为“不太赞同”和“非常不赞同”。调查发现，有超过1／5的中学生(样本为109，约20.3％)对暴力行为持赞同的态度。这一数据确实应引起青少年教育者及传媒人的注意。

另外，笔者将“暴力行为赞同状况”这一指标同其可能相关的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就现有的数据发现，中学生“暴力行为赞同状况”同被访者“性别”、“年级”、“与父母的关系”、“父母学历”、“每月零花钱”无明显相关性，而与“平均每次玩网络游戏的时间”正相关，即平均每次玩网络游戏的时间越长，暴力行为赞同度越高；与“玩得较多的游戏所属暴力级别”正相关，即玩得较多的游戏所属暴力级别越高，被访者暴力行为赞同度越高(见表8)。

四、结论与讨论

1、所调查青少年参与网络游戏的程度较高，并且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男生网络游戏的沉迷程度更深，无论是频次、时长，还是游戏级别，都显著高于女生；初中生玩网络游戏的频次、级别明显高于高中生。

2、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沉迷程度还与家庭的各因素相关：每月零花钱300元以下和300-500元之间的青少年在玩网络游戏的频次、时长和级别方面差异不大，但1000元以上的青少年每周玩网络游戏的时长显著高于其他人；父母学历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或研究生及以上的，每周时长和游戏级别明显高于其他人。与父母关系非常差的，平均每次玩网络游戏的时间长度要显著高于其他同学。

3、青少年对暴力游戏的负面影响认知不够，只对暴力游戏的负面影响持中立态度，

4、网络游戏导致青少年一定的暴力思维倾向，玩过暴力游戏的青少年中，超过1／4的人存在崇尚暴力的倾向，且游戏级别越高，崇尚暴力的倾向越大。同时，青少年对暴力行为的赞同状况也受他们玩暴力游戏的时间及游戏暴力程度影响。但网络游戏对青少年暴力倾向的影响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就行为上而言产生的影响较小，

以上结论印证了格伯纳的“涵化理论”，即网络这种传播媒介的某些暴力性倾向，不知不觉地影响着青少年的现实观，导致了青少年一定的暴力倾向。而且，沉迷网络暴力游戏的程度越深，青少年所受的“涵化”影响也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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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死亡认知；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一、引言

“死”与“生”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有生无死，不是生命的本质；只死不生，不是生命的全部。生死一直伴随着生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生死的思考也丰富了人类精神发育。

随着生命教育在国内的研究和实践的进行，生命教育中的死亡教育也无可避免的要进入我们教育的视野和实践空间中。而相对于儿童，死亡毕竟不是很遥远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儿童在听见“死亡”信息时，会产生难过，害怕、不舒服、担心的情绪。”对儿童死亡认知的教育，更是生命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怎样更好地了解儿童对死亡的认知程度，研究儿童对死亡认知的规律，可以更好的进行死亡教育，减轻儿童对死亡的不快，甚至恐惧的心理程度。对死亡的认知教育，是对儿童认知水平的提升，更是促进儿童思考生命和加速其社会性的有效方式。从儿童生命成长过程中认识，死亡认知的清晰化可以更好为那些家庭遭受不幸变故的儿童更好的走出心理困境，以健康积极的心态迎接美好的生活。

二、儿童对死亡概念的认知

对于死亡的概念，国内学者，张向葵认为死亡是指生命的终结，是新陈代谢的停滞。我们对死亡的理解必然要涉及一下五个概念：“（Brend和Speece.1993,Corr.1995）：universality(死亡的普遍性即人都有一死)”，irreversibility（死亡的不可逆性，即一旦死亡就无法复生），non-functionality(躯体功能失效性，即身体器官停止一切活动)，causality(死亡诱发性，即因为什么而导致死亡)和non-corporeal continuation（非实体状态的延续，即躯体死亡后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也就是生者和死者的情感联系等）。”

相对于儿童来说，儿童在5―7岁时（最迟10岁左右），就基本上把握了死亡概念的三个成分，即不可逆性、普遍性和非功能性，但是儿童对死亡的理解水平并不一致而且对死亡的每个成分的理解也不是同时达到的。

而今天，在医学上，确定死亡，从传统的“心脏死亡”――呼吸和心跳停止，发展为“脑死亡”――全脑功能的永久丧失。

卢锦珍（2004）认为，除了肉体之死外，还有“精神之死（心之死）――失去追求和目标之死；自我否定之死――人就必须通过不断的超越自己，超越肉体生命的死亡，求得精神的永恒，以确立生命的意义”，丧失超越之心。这是有关于死亡的哲理层面的认知。根据李丹和陈秀娣对上海学生的研究，到了11年级后才会有超过56％的人开始认知到死亡的哲理层面。而儿童对“精神之死”是模糊不清的。

三、儿童死亡认知发展特点的研究

（一）国外对儿童死亡认知的发展研究

皮亚杰最初以4～10岁的儿童为被试，研究儿童生命概念的发展，并将儿童对生命概念的认识划分为5个阶段：阶段0，没有生命概念，儿童不能区分有生命的物体和没有生命的物体；阶段1，活动性阶段，儿童把活动的物体认为是有生命的；阶段2，运动性阶段，儿童把运动的物体看成是有生命的；阶段3，自主运动阶段，儿童把能自主运动的物体看作是有生命的；阶段4，成人概念阶段，具备了成熟的生命概念。Carandang(1979)，Perrin(1981)和Redpath(1984)分别对儿童病因认知的发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儿童对病因的认知发展呈现不连续的阶段性。Nagy用实验研究推断出儿童对死亡理解的三个阶段，即死亡是一种睡眠或暂时的状态；死亡是一个人，是“死亡先生”；死亡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死亡不能避免。这一结果与皮亚杰提出的儿童生命概念发展的阶段相对应。

（二）国内对儿童死亡认知的研究现状

国内最早关注儿童死亡认知的学者为张向葵，他认把儿童对死亡认知的发展划分为三种水平。

水平Ⅰ。对死亡特征的四个维度（不可逆性、必然性、功能丧失性和情绪性）不能清楚地认识，即使在研究者的启发下，儿童也不能理解人会死的问题，尤其不能理解动物和植物会死的问题。

水平Ⅱ。能根据某些具体的原因，比较清楚地解释死亡特征的四个维度，但是，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和情感色彩。就前者而言，儿童认为老爷爷、老奶奶生病治不好会死，因为他们太老了。他自己生病能治好，因为他还小，还没有上学，永远不会死的。就后者而论，儿童认为他们喜欢的人、动物和植物不能死，如爸爸妈妈、小花猫。

水平Ⅲ。能够依据依据一定的自然原因、疾病原因和意外原因来解释死亡，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结束，人死了不能再活。任何人、动物和植物都会死；死去的人、植物、动物既不能走，也不能想问题，并使人感到伤心、难受和悲哀。这意味儿童对死亡特征的四个维度和外延的认知达到较高水平。

此外，他还提出，我国学前儿童对死亡的三个特征（普遍性、不可逆性、功能丧失性）的认知并非像西方儿童一样存在发展顺序上的差异，而是均衡发展的。

朱莉琪等人（2006）的最新研究表明，四岁儿童对死亡认知的死亡的无机能性、不可逆性和普遍性等三个次感念都不清楚。5岁儿童在死亡的无机能和不可逆上认知较好。普遍性上的认知较低，而六岁儿童在三个次概念上的水平较高，尤其是认知较易产生困难的“死亡的普遍性”也很好。

郑永爱（2006）研究结果表明：1、幼儿对死亡概念认知的年龄主效应显著、性别主效应不显著；2、幼儿对死亡概念的内涵有一定认知，但同时这种认知还是不太成熟。其中，对死亡的适用性和死亡无功能性认知较高，对死亡的不可逆性认知居中，对死亡的普遍性和死亡原因性认知较低；3、在三类生命体死亡概念的认知中，对动物死亡和人体死亡概念认知要高于对植物死亡概念的认知。

李丹，陈秀娣（2009）在对儿童死亡认知的基础上，研究了儿童对生命的哲理性思考认知。

由表可知，不同年级水平的儿童，其对生命认知的抽象程度是不同的，随着年级的升高，对生命进行具体形象认知的人数减少，能够感悟生命哲理的人数越来越多；而对生命表达态度的认知到6年级有个最高的比例，随后两个年级渐次减少。总体看来，6年级儿童的各类生命认知均呈一个明显的转折。男女儿童的生命认知无论总体还是分年级均无显著差异。

四、研究儿童死亡认知的基本方法

阅读相关儿童死亡认知研究的文献，可以看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方法有三种：访谈法，个案法、问卷法。

这三种方法外，在实际操作中为了增加研究可信度，基本上三种方法综合运用。

五、当下儿童死亡认知研究的新方向

当下儿童死亡认知研究，在各个儿童年龄段上的死亡认知研究，已经被当下学者研究所剩无余了，而且已经盖棺论定。于是很多的学者开始不断发现儿童死亡认知研究的新方向和落脚点。

（一）儿童群体性死亡认知研究

儿童死亡认知从个体研究和个体年龄段的研究已经穷尽后。从个体走向群体。今天的学者开始了群体环境下的儿童死亡认知研究。在这方面上，比较突出研究是华东师范大学李芳的硕士毕业论文《大班儿童对死亡或死亡事件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该文从大班儿童为研究对象。该文从大班儿童这个一群体为对象，从影响他们死亡认知的外部因素为研究起点。从儿童性别，家长死亡态度，家长如何谈论死亡对儿童的影响调查研究，儿童接触死亡的经历等四个方面来研究影响群体儿童死亡认知研究的外部因素。

（二）生命教育与死亡认知交叉研究

生命教育理念在国内已经研究和实践了十几年，而作为生命教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生死价值部分，大众对死亡的回避，忌讳的态度转向认识死亡的价值。并借用死亡哲学和生死学研究成果。从哲学和文化两大视角下观照儿童死亡认知。多维度的了解死亡价值。这些研究领域的成果极大的帮助我们了解儿童对死亡的认知程度。引领我们的去学生认知死亡。从死亡价值领域去拾取生的意义，从对死亡认知中汲取生活积极力量。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数不胜数。

（三）网络媒体环境下的死亡认知研究

作为外部因素对儿童死亡认知影响的研究。今天的社会，网络媒体无孔不入，全方面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者，儿童从怀胎十月开始，父母就开始借助网络，进行胎教。

当今的媒体上充斥了死亡事件，孩子没有都可以从五花八门的电视新闻中大量接触死亡事件，重大影响的灾难事件。更令我们担忧的是，当下媒体的无敌加无德定位，网络媒体的平面上大量充斥了暴力，残杀，恐怖的死亡事件，还有虚拟的暴力恐怖游戏。这无形中也会影响孩子们死亡认知。

张国华的硕士毕业论文《暴力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死亡认知及攻击性的影响》就是这个死亡认知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在网络游戏中，角色可以无数次“死亡”，然后在系统的控制下，扮演角色一次又一次地“活过来”。神话影视剧中，像孙悟空这类似的角色长生不老。在网络暴力血腥游戏中，如CS类（反恐精英，穿越火线）中大量的杀戮，被击杀死后，然后还能自动复活，再一次参与游戏。“青少年长期沉迷这类游戏中，很可能导致区分现实和虚拟的能力减弱，把人的生命与游戏中的“角色人物”相比。认为人的生命可以像在游戏中那样通过‘加血’或重新开始游戏‘重来’，认为人（包括自己）是不会死去，即使死了也能再活过来。”

而相对于儿童来说，网络电视媒体的影响更是强大。东北网6月9日电近日，双城市13岁女生小影(化名)与8岁男生宁宁(化名)在和还没有上小学的7岁小伙伴海洋玩“牺牲游戏”过程中，把电线缠在海洋的脖子上，将其吊在房梁上摇晃。其间，小海洋感到不适让宁宁和小影将其放下，并不停地挣扎。宁宁和小影见状害怕地跑了，小海洋被活活吊死。

参考文献：

[1]黄晓月.对儿童死亡认知的研究综述[J].现代教育,2010,(01):202- 203.

[2]张向葵.3.5-6.5岁儿童对死亡认知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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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约架”之说，在微博上盛行久矣，当火药味十足的口水仗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约架”就成为一个干净利落的解决问题之道，先有周鸿祎“约架”雷军，后有“什邡钼铜项目是否会污染环境”又引发了新一场“约架”。这样的事情不禁让人担心：微博暴力是否已经成为一股阻碍理性和民主化进程的暗流呢？

微博暴力形成的原因

1.沉默的螺旋

诺依曼在1980年出版的《沉默的螺旋》一书中提出：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使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微博是个杂乱无章的场所，说它是公共空间实在是过于乐观，在这里面充斥着过于极端的言论和嘈杂的话语，甚至会导致始作俑者听不明白众人的意见，看不清楚态势，以至于使粉丝数量变成了要挟的资本。

2.忽视言论自由的底线

缘何微博上的争论会变成论战，甚至于引发现实中的暴力呢？笔者发现，除了普通微博用户的谩骂攻击以外，在几个微博事件中都包含不少的人身攻击或不怀好意的说辞，李开复遭遇了几个Boss的恶意评判，甚至被怀疑自传里有造假嫌疑；罗永浩与方舟子跨年论战，则涉及了大量的人身攻击；“微博第一案”中360董事长周鸿祎被判侵权赔金山8万元。法院认为：作为公民现实社会的投影和延伸，微博中的言论自由也并非没有限制，其行使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虽然法院的定性给了普通人较宽的言论空间，可是对于掌握“话语权”的公众人物，法院认为应该有更高的限制。

对构建舆论场的消解

本文参照已有定义以及学界对于“舆论”的定义，将微博舆论定义为：对于社会现象和公共生活中的事情，用微博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参与进微博倡导的与此事相关的表达与行动，由上述引发的较为一致的并有一定持续时间的意见。而微博舆论场则是指上述一切发生的范围，既包括载体的范围，又包括舆论主体的范围。虽然公共领域的概念在这里并不适用，但是借此定义，可以归纳出微博营造的舆论场需要包含的几个要素：

首先，要有说话的主体，在微博中有加V的人，也有不加V的普通人，对于加V的人而言，他们因为在社会上影响力大，拥有粉丝数多，掌握的话语权就多一些，因此这些人的话的含金量就大，经由他们转发的信息可能引发的效果要更强。

第二，微博有比较好的传播系统，转发系统促使了信息呈几何级增长，而加关注或取消关注则保证了微博博主们的正常社交功能，也促使关注更加集中化、个人化，但是这同样有负面作用，关注功能可能会导致小圈子传播，不利于开阔视野，关注公共问题。

第三，在微博舆论场中，各个博主们发表的信息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私人化的，有的是公共的，如果说私人话题和公共话题恰巧有交叉点，那么这种私人话题的价值就可能被挖掘出来，信息的芜杂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健康的舆论场。

微博暴力对公共舆论场的消解

1.微博暴力驱逐良性言论

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形成后，会出现多元化声音，一旦一种声音霸占了话语权，尤其是当这种声音是刺耳的叫骂时，它就会逐渐裹挟周边众多小声音，这时舆论场极端不平衡，沉默的螺旋形成，良性言论一旦错过了发声的最佳时期，就意味着将话语权拱手相让，这时微博暴力便达到了驱逐良性言论的目的。

2.微博暴力导致事件极端化

群体极化现象最早是由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他在著作《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中指出群体极化的定义：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再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网络暴力和群体极化是互相推动的，另外，微博虽然是一个人的麦克风，但是也存在着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乌合之众聚集在一起，就会做出单独时不敢做的事情。

3.微博暴力破坏沟通理性

微博暴力伤害的不仅仅是某件事、某个人，更重要的是一种平等交流的机制，哈贝马斯认为正是沟通理性使得社会实践得以可能，不同行为者的极化和行为，通过定向于相互理解的语言使用和对可批评的有效性申述采取“是”或“否”的态度，在历史时间长河和社会空间中相互联结。通过沟通所获得的同意——它可通过主体之间对有效性申述的承认来衡量——使得网状关系的社会交往和生活世界得以可能。 一旦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性丧失，整个微博交往中将会出现伪交流。

对策分析

1.加强对微博的管理

微博这种交流工具具有多种其他媒体不具有的特性：便捷、传播速度快、内容限制刺激创作热情。这么多的优点曾经一度让很多学者大呼微博将改变一切，微博会重新搭建公共空间的平台，以后可以畅所欲言了，似乎民主正在向我们招手，但是我们忽视了过度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关于微博谣言，陈力丹先生曾经表示过微博有自净功能，但是在微博暴力下微博的自净功能也可能失去作用，这方面笔者认为还是应该由微博运营方多做一些工作，这当然不是说管制言论自由，而是说对于一些谩骂侮辱、人身攻击等的不当言论应该予以提醒，不能任由发展，否则干干净净的池塘被污染后也就没有人来游泳了。

2.鼓励多元理性的声音

网络舆论场需要制衡，否则会像脱缰的野马控制不住，每个人都应该理性地发表自己的声音和意见，不做沉默的一员，这是社会更好发展的根本前提。

参考文献：

①百度百科，http：///view/18306.htm

②赵杨：《国内“微博第一案”：周鸿祎被判侵权赔金山8万》[OL]，http：//law—/cac/875069662.htm，2011年3月28日

③陈勤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特点》[OL]，http：//.cn/gov/governance/Theory/201007/t20100702_31523.htm，2010年7月2日

④刘中起：《公共网络“人肉搜索”的群体极化效应及其调控》[OL]，http：///Article_Show.asp？ArticleID=7216，2011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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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充分发挥了榜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我对他们有只崇拜和敬仰，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如果他们怎么怎么样我会怎样，我只是觉得他们继续亮丽自己的风景，我也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着，这样就很好。

我不知道很多人他们的思想是怎样变得歪曲迁就我去打他们，一定要想着让别人过得不好，他们才能过的好，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又或者说我们现在早就已经不习惯去提键盘侠这个词了，这个概念好像也渐渐的在人们的思维当中逐渐消失和淡化。

可是我知道在每个网络在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这样的网络暴力，他们就好像是每天闲的没有事情做，他们只希望别人能够过的差一些，又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突然看别人不顺眼，然后就向攻击报复。

有时候是真的无法理解这样人的思想的。

所以我们到这个时候，如果一不小心被牵扯进去，那么能做的只是惹不起就躲得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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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道德；网络道德；存在问题；网络道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6-0369-02

当下中国，洋溢着勃勃生机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道德滑坡和价值沦丧现象。快速发展的网络，在未来的道德建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作为公共道德范畴的网络道德

“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党的十报告中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之所以十报告如此强调道德建设，这与我国的现阶段发展现状是分不开的。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让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突飞猛进，然而，经济学研究显示：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一般国家都会经历“拐点时期”，此时的转型，最大的挑战常常来源于“精神内核”的裂变。

谈网络道德，必须明确网络道德是属于公共道德范畴的。首先很有必要在“何谓公共道德？”这一问题认识的基础之上，对公共道德的内涵进行深入探讨。当前学者们对“公共道德”的概念把握之上，还没有形成比较深入和统一的“共识”。高湘泽教授的观点认为：“如果把事关私人事务（private affairs）和私人生活（private life）领域的道德称作‘私人道德’（privatemorality），那么，与之相对的公共道德（public morality）便应当可以被理解为事关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和公共生活（public life）领域的道德。”显然，公共道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公共性，只有包含在公共生活领域当中的那些具有普遍含义的道德观念，特别是关涉社会基本结构、社会生活及公共事务的道德观念，才能成为公共道德[1]。

根据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2]，面对互联网如此迅猛的发展势头，网络道德在公共道德中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网络参与不仅包括普通民众，还包括企业和政府，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数字化的环境里，网络行为的私人性和影响的社会性，更要求我们关注网络发展过程中的网络道德问题。

二、网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困境

网络在方便人民生活、提高企业效率、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网络的负能量却也充斥其中，从以下几个案例，我们分析网络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困境。

案例一：“人肉搜索”是通过网络维护正义还是多数人的暴力？

2007年12月，一位名为姜岩的31岁的女白领跳楼自杀身亡，她在博客中披露自杀原因在于其丈夫王菲在外发生不正常男女关系。网上立即发动了一场关于王菲的“人肉搜索”运动，将王菲和他的家人关于姓名、照片、住址以及身份证信息和工作单位等个人隐私信息全部披露。此后，追杀、围攻、谩骂、威胁、恐吓邮件、网上被通缉、被原单位辞退等等一直萦绕王菲生活之中。最终王菲毅然决定将大旗网等数家网络经营者诉诸法院以要求损害赔偿。由网络事件而上升到司法程序的女白领“死亡博客”案，亦称“人肉搜索第一案”，2008年12月18日在北京市朝阳法院宣判，最终，两家网站被判侵权，王菲获赔精神抚慰金8000元。而法院则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该部对“人肉搜索”等新生网络事物进行引导。

从“人肉搜索第一案”，到之后的“铜须门”，以及“韩白之争”、“死亡博客”等等，“人肉搜索”无时无刻不在互联网上演。在人肉搜索之下，互联网不仅是虚拟的，甚至可能是毫无隐私可言的。所以，网络在促进民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催生了大量网络暴力。所谓法不责众，个人融入群体，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安全感，这也使得参与人肉搜索的民众敢于施行网络暴力而不用担心承担相应责任。网上的民众最终被定性为侵犯隐私的风险由于网络生活的匿名制而大幅降低。一直以来传统看法都是，互联网络应该作为一个最自由开放的场所而体现其存在价值，然而从连续发生的网络暴力来看，所谓网络自由空间却一再发生多数民众意见压迫甚至无视少数民众合理意见的情况，甚至发生人身攻击。英国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也强调：“假定全体人类统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使人类沉默较为正当。”[3]网络暴力以道德鸟瞰的方式来裁夺他人表达权利，这无疑是一种“道德霸权”。

案例二：电商大战，是让利消费者还是欺诈？

每逢节日，电商之间的价格厮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2012年6月18日京东商城的店庆却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内知名电子商务平台纷纷加入战局。在本次战局中，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天猫、国美库巴网、当当网、卓越亚马逊、一号店等一干电商巨头参与其中。为了吸引消费者眼球，各家电商都放出巨资让利促销，正值店庆的京东商城更是号称让利10亿元。然而令人唏嘘不已的结果是，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和国美电器搅动的“电商促销大战”原来是闹剧一场。针对“8・15”电商价格大战，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调查发现，上述参与价格战的三家厂商主要在三方面涉嫌价格欺诈：促销价高于原价、未完全履行价格承诺、用独家销售的产品进行比价等。而一淘网也存在部分数据失实的问题。相关部门抽查京东的15种产品显示，这些产品的毛利率最低达4%，最高达22.43%，即使促销后最高的毛利率也达到10%。此外还存在的虚假现象是，有的电商承诺低价出售商品，但在网店上却标明无货，而调查结果显示商家仓库实际有存货。另一个涉嫌虚假促销的表现是，有的电商促销的产品是独家经营，其他商家根本没有，因此也无从比较其此前承诺价格究竟是否为最低价。

“8・15”电商大战是一场电商的全民闹剧，京东、苏宁、国美、一淘吸引了眼球，但却牺牲了电商公司的创始人信誉，微博营销的过热是否会导致整个行业的信誉坍塌？过度的宣传是否会造成用户的透支消费？企业为了赢利用尽了心思，挖空了头脑，却伤害了全国网购的消费者心，诚信的缺失，何尝不是整个民族道德缺失的痛。

案例三：政府网站PS照片，是往脸上贴金还是自打耳光？

《人民日报》曾报道：目前100%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和省级政府、95%以上的地市级地方政府、85%以上的区县级地方政府建成了政府网站，然而，不少地方政府网站虽高调上线却最终沦为摆设，内容更新缓慢，甚至整体处于休眠状态。就在这样近乎休眠的状态下，一些官方的新闻照片中，PS技术似乎总是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此前，就有一些政府网站新闻图片里出现过领导“到处乱飞”的照片，杭州某区政府网站、四川某县政府网站的新闻中都出现过领导的悬浮照。政府网站本是对外展示政府形象的窗口，倘若沦为自欺欺人的摆设，势必会给公众造成一种负面影响，不仅破坏了“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一根本原则，更是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则被人民看成一句句空洞洞的口号。为了面子工程，抑或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任务，政府部门如此做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道德的缺失呢？

三、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建设文化强国

文化大国并不能称之为文化强国，力争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就必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而面对网络如此迅速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网络上道德问题的出现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何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关乎能否稳步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以上三个案例分别从人民群众、企业、政府三个主体分析网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道德问题，应该从更深层次挖掘产生的根源，从而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1.所有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所以加强网络道德建设，首先要从人的教育开始，加强个体道德修养提高自律意识。如果不能通过教育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准，即便是有再严密的法律，也会有人刻意或者无意中去破坏。现阶段，年龄在10―29岁的网民占网民总人数50%以上，青少年是上网的最大群体，是上网的主力军。青少年的认知与道德成长基本上还处于模仿和模拟的层次。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之中，成年人，尤其是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公共道德修养和成熟会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到了互联网时代，网上众多民众的不受传统道德约束的行为，更容易给青少年造成许多非常恶劣的影响。因此，家庭、学校、社会都应当担负起积极的教育作用，使新生代的网民从一开始就建立良好的道德自律。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网络里的行为规则。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网络不是虚无缥缈的世界，是各个主体参与的现实世界数字化，不仅每个个体要自觉增强自身修养，同时也要从总体上规范网络行为。旨在规范网络行为的法律法规不仅要规范普通民众的网络行为，还要能够有效地管理企业的网络商业行为，有效地监督政府的网络行政行为。

3.加强网络道德规范宣传和监控机制。根据《当代公民的网络道德问题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网民中，仅有5.2%的受访者了解“文明上网自律公约”，可见加强网络道德规范的宣传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还应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和组织，如美国计算机组织协会、加拿大的信息处理协会等制定的信息伦理准则，他们的网络道德坚实的研究成果和先进经验，对现阶段我国加强网络行为的道德约束将发挥正面影响。

综上，信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多的不符合伦理道德，甚至走向犯罪的诸多不利因素[4]。不管是普通网民，还是企业或是政府，在进行网络活动时都应当遵从最基本的网络行为规范。公民应该积极发挥网络给自身带来的积极影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利用广博的网络资源开阔视野，丰富知识；企业在利用网络实现效益的同时应诚实守信，建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政府部门在实现网络办公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了解民情，倾听民意，恪守道德底线。

参考文献：

[1]黄永录，李文中.浅述公民的公共道德责任意识[J].文教资料，2011（2）.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R].201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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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欺负 网络欺负 青少年

分类号 B849

1.引言

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现象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均有发生。欺负在中小学生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且它给卷入其中的学生和校园环境等带来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与危害，欺负现象也成为青少年教育中面临的一大难题。传统欺负的形式包括言语欺负、关系欺负和身体欺负。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欺负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网络欺负（cyberbunying）。多项研究发现，4%-57%的青少年曾遭受过网络欺负，网络欺负行为会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迫切需要学校开展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但是以往学校教育更重视对传统欺负的预防与干预，而忽视了青少年群体中存在的网络欺负现象。近十年来，国外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网络欺负，对网络欺负概念界定、普遍率、与传统欺负的联系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探究。在国内，关于欺负的研究仍然集中在传统欺负领域。本文旨在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和分析网络欺负的概念、特征、危害及其影响因素，评述目前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走向，为制定有效的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预防与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2.网络欺负的概念及特征

2.1网络欺负的概念

最早专门研究欺负行为的挪威心理学家Olweug提出，传统欺负是指带有目的性、反复性，同时欺负者和受欺负者间存在力量不平衡性的一种攻击行为。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电脑和手机日益普及，网络欺负作为一种新的欺负形式出现，它是指个体或者群体使用电子信息交流方式，多次重复性地伤害不容易自我保护的个体的攻击行为。实施网络欺负所使用的工具包括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电子通信设备。可以看出，网络欺负是传统欺负在电子通信平台上的一种延伸。

2.2网络欺负的特征

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一样，包含有三个特征：目的性、反复性和力量不平衡性。然而在反复性和力量不平衡性上，网络欺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欺负的表现方式。首先网络欺负的反复性，在网络欺负者发送大量的恶意短信或邮件给受欺负者时，体现得很明确。但是在网络环境中，欺负者的一次攻击行为也可能被他人重复实施，如上传的令受欺负者难堪的照片会被多次转发，使得受欺负者反复遭受伤害。如果这种重复行为不是由欺负者实施的，这种行为还算是网络欺负吗？Vandebosch和Van Cleemput认为一次网络攻击行为就足以被界定为网络欺负行为，特别是这种行为会引发一系列线下的欺负事件。Fauman也认为由于网络上的信息可以被广泛地传播，欺负者行为的反复性可能没有在传统欺负行为中那样重要。因此网络欺负的反复性不仅体现在欺负者的行为次数，还体现在受欺负者实际遭受到的欺负次数。

其次，就力量不平衡性这一特点而言，网络欺负行为中欺负者强健的体魄并不是必要条件，网络欺负中的力量不平衡性，体现在技术使用能力、匿名性两个方面上。在线关系中，掌握更多先进通信技术的一方，更具有优势。Vandebosch和Van Cleemput发现懂得更多网络使用技能的小学生更可能参与不正常的网络或手机活动。相比于没有实施过网络欺负的人，网络欺负者更多地会将自己定义为网络专家。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中小学生经历的都是短信或网页欺负，所需的技术技能很少。除了技术的使用能力外，匿名性也能导致欺负者与受欺负者间存在力量的不平衡性。大量研究表明受欺负者不知道欺负者的身份，这就使得他们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对遭受到的欺负行为进行有效的回应。Vandebosch和Van Cleemput在对受欺负者的访谈中也发现，是信息的匿名而不是信息的内容，让他们感到威胁。

由此可见，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间存在着差异，这就可能导致两者所带来的危害及其影响因素的不同，也启示教育工作者有针对性的制定关于网络欺负的干预措施。

3.网络欺负的危害

所有形式的欺负行为都会对受欺负者产生负面影响，包括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带来的伤害类似，遭受到网络欺负后，受欺负者也会产生情绪上的痛苦、生气和悲伤，出现社会焦虑和自尊心的降低。但是与传统欺负相比，网络欺负对受欺负者心理健康的危害可能更大。在网络欺负中，两者虽然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但是受欺负者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都可能收到恶意的短信、邮件、视频等，这种持续不断又无法躲避的欺负行为，会给受欺负者带来更严重的心理折磨。Perren等人就发现，网络受欺负者在抑郁水平上的得分比传统欺负中的受害者要高。网络欺负的匿名性也使得受害者可能永远不知道谁欺负了他，也就无力反抗，由此可能对青少年情感的发展及其幸福感产生更大的影响。

网络欺负给青少年心理健康带来的危害，会进一步导致不良行为的发生，给青少年的教育带来新的难题。研究表明，网络欺负者的学业成绩会下降，同伴关系不和谐，存在吸烟、饮酒甚至药物滥用等问题行为。反复遭受网络欺负的个体也会出现学业成绩的突然下降，逃学旷课次数增加，甚至会选择辍学，开始认为学校不再安全。网络受欺负者还会出现自我伤害行为，其自杀的可能性也会提高。由于网络信息的传播快而广，大量的网络旁观者会浏览到针对网络受欺负者的不良信息，并可能将其转载扩散，进而在线上造成对受欺负者的再次伤害，同时这些旁观者也有可能在线下对受欺负者做出嘲笑、辱骂等欺负行为。有研究发现，网络受欺负者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遭受到欺负。这种线上和线下的双重伤害，可能使网络受欺负者采取更极端的手段来保护自己。例如：Ybam等人的调查发现，网络受欺负者携带武器到学校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8倍。

由此可见，若不及时干预网络欺负行为，校园环境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就学校对青少年的教育而言，教师除了对学生进行学业教育外，更应当重视对其心理健康的教育，对网络受欺负严重者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同时加强网络道德教育，要求学生遵循网络道德规范，文明上网，减少或防止网络欺负行为。另外，网络安全教育也不能忽视，教师应当提高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意识，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4.网络欺负的影响因素

4.1个体因素

网络欺负有可能和传统欺负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以12-20岁的青少年为调查对象，就发现网络受欺负频率与年龄呈负相关；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在10-15岁的青少年群体中，年龄越大，遭受网络欺负频率越高。Williams和Guerra进一步将被试按年龄段分为5、8和11年级三组，发现5年级学生受欺负的比率最小，只有4.5%，8年级学生受网络欺负的人数比率最高，达到12.9%，到了高中这个比率就下降到9.9%。由此他们推测，年龄和网络受欺负的频率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网络受欺负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期是在7-8年级。纵观上述结果，有关网络受欺负与年龄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研究者们选取的被试年龄阶段存在不同，在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中要考虑到所选样本的年龄跨度。明确网络欺负与年龄之间的关系，能为学校重点针对哪个年级实施干预提供依据，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

在传统欺负中，男性较女性而言，更可能成为欺负者及受欺负者。然而目前有关网络欺负的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还存在不一致。Calvete等人发现和传统欺负一样，男性实施网络欺负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但是大量研究也表明网络欺负行为不存在性别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在传统欺负中，女生更多地使用言语欺负和关系欺负，而男生则更多地进行身体欺负。由于网络欺负中的短信、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更多地与言语欺负类似，且不同于身体欺负，这就可能使女性会像选择言语或关系欺负一样，更多地选择网络欺负。同时网络空间也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实施攻击的途径，而不需要她们使用身体暴力。因此，在制定网络欺负的预防与干预措施时，不能忽视女生群体。

4.2家庭因素

家庭环境与儿童的身心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有研究表明，小时候曾受到家庭成员不良对待，如遭受虐待、忽视、冷落等，或者家庭环境差、成员关系不和，都会使儿童日后成为群体欺负、攻击的对象。传统欺负中，亲子关系不和谐会使孩子更有可能成为欺负者。同样在网络欺负中，欺负者的行为与其亲子关系质量存在相关，自我报告亲子关系较差的青少年会参与更多的网络欺负事件。

另一方面，父母调节也可以在青少年网络使用过程中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父母调节是指父母为了保护孩子，避免网络危险而采取的活动。已有研究表明，长期上网的青少年更可能遭受到网络欺负。同时青少年频繁使用在线应用程序，特别是在线聊天工具，会提高他们遭受网络欺负的风险。因此，如果父母更多地参与到青少年的上网活动中去，则受到父母监控和限制的青少年会较少地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如姓名、邮箱地址等，也会更少地访问不良网站、约见网友。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制定的关于网络活动的规定会降低青少年在网上遭遇危险的可能性。所以今后在对网络欺负的预防与干预中，需要父母更多地参与进来，采取适当的限制性措施，降低青少年在网络人际交往中可能会遇到的危险。

4.3社会环境因素

近年来，受社会生态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环境，特别是学校环境对欺负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显示，学校整体氛围影响欺负及与攻击相关行为（如对抗行为、伤害老师行为等）的发生，积极的学习氛围与欺负相关行为的降低有关。而网络欺负同样也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Calvete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网络欺负行为和暴力环境因素成正相关，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成负相关。青少年感受到的学校环境越是处于信任、公平和愉快的氛围中，他们实施网络欺负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而来自朋友的社会支持越少，青少年越可能实施网络欺负行为。Williams和Guerra也指出，感知到同伴是可信任的、关怀的和有帮助的青少年，存在更少的网络欺负行为。由此也可以推测，孤独感和社会关系的缺乏可能是网络欺负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

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还会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Li分别选取加拿大和中国的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两国的青少年在传统欺负行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网络欺负行为上，加拿大的青少年会比中国的青少年更多地实施网络欺负，而中国青少年中网络欺负的受害者和旁观者，则更可能将所发生的网络欺负事件告知成年人。并且，中国学校里的成年人在得知网络欺负事件后，会更多地进行干预。欺负的产生、维持和终止是个体与其社会生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单纯由个体或外部环境的某一种或几种因素所决定。因此，未来研究需要综合性地探讨不同环境因素对网络欺负的影响，以期制定出更全面的预防与干预措施。

5.研究展望

国外关于网络欺负的研究已取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研究仍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网络欺负主要采用的是以问卷量表统计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针对网络欺负事件，心理测量固然可以测出研究样本的一些症状，但其缺点在于很难触及受欺负者的内心世界及真实想法，有些问题是仅凭测量难以发现的。而质性研究则是一种更人性化、更贴近实践生活的研究方法，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兼用质性分析去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同时，综合考虑同伴、父母或老师的报告，可以获得更接近真实情况的信息。

目前关于网络欺负的研究多是采用横向研究，难以检验网络欺负与其他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关于社会心理问题是使个体遭受更多网络欺负的前提条件还是网络欺负行为所带来的负面结果，还不能给出肯定的结论。获得纵向研究数据，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网络欺负现象的形成及其影响。

第二，就研究对象而言，大多数研究选取青少年作为被试，限制了相应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已有研究表明，17%的教师曾遭受过网络欺负。未来需要进一步扩大网络欺负研究对象的范围，从而丰富网络欺负领域。Kowalski和Limber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网络欺负事件中也存在着欺负者、受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以及未参与者四种角色。在网络欺负事件中的每一种角色的人格特质、同伴关系、家庭环境等影响因素，以及在网络欺负事件中所遭受到的危害和影响等，均值得研究者们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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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庭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单位，因此家庭成员内部的和谐相处不仅关系到内部成员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但随着社会发展加快，社会中的各种因素导致家庭中因家庭暴力出现很多问题，本文中笔者试从家庭暴力的问题出发，提出相应对策，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暴力给受害人、家庭、社会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 家庭暴力； 法律规制；法律界定

一、 家庭暴力的现状

（一） 家庭暴力的具体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家庭暴力的界定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理论上，我国的法律学者对于家庭暴力的界定也主要根据（（解释（一）））做出的，认为家庭暴力不仅包括身体上的暴力，还包括精神上的压迫。

笔者认为，关于家庭暴力的理解应对家庭和暴力两个概念分别进行广义理解。所谓家庭，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的长期居住的共同体。而且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家庭的出现，还包括目前社会上存在的非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单亲家庭与继父母家庭等等。所谓暴力，从受害者的角度看，暴力指夫妻间的暴力、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暴力、成年子女对父母的暴力。暴力，从概念上讲包括身体的暴力、精神的暴力、性方面的暴力。因此，我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性方面造成一定后果的行为。

（二）我国法律关于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部门法，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法律规制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法律或政策性文件中。我国的现有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行政法》《地方性法规》。

（三）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

首先，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是产生家庭暴力的历史原因。封建思想中的男尊女卑、女子必须遵守的三从四德思想，使得家庭的男人处于主导地位，促使了家庭暴力的产生。

其次，社会相关部门的惩治力度和监管力度不足是产生家庭暴力的社会原因。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家庭内部之间，具有隐蔽性使得相关部门介入较难，除非当事人自己去相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再加上，社会相关部门缺乏针对家庭暴力的相关规范。

再次，我国现有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没有关于家庭暴力相关的惩治措施，并且法律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可操作性差，这些都是产生家庭暴力的法律原因。

二、 家庭暴力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暴力的法律界定模糊，给法律适用带来难题

根据婚姻法解释一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可以看出，首先，家庭暴力一般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但由于社会的多元化的发展，家庭的形式的多元化的出现，那么家庭成员的具体标准出现不确定性，使得在司法判定时出现难题。其次，家庭暴力的手段的多样性和隐蔽性，使得家庭暴力的手段的界定模糊，解释一中仅列举了几个暴力手段，在实践中并无多大意义。最后，解释一中规定了家庭暴力造成的伤害包括身体上和精神上，但对具体伤害的界定标准和鉴定方式很难确定。

（二） 因家庭暴力导致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是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并且此种离婚损害赔偿需要具备下列条件：存在侵权行为；有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主观上有过错；离婚。

从上可知，首先，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的前提是离婚，也就是说只有离婚才能请求损害赔偿，相反，不离婚的而导致的损害赔偿会受到共同财产的制约，这使得执行出现困难。其次，关于主观过错的界定出现问题，法律没有对过错的程度作出解释，司法实践中也不存在同一的界定标准。

（三） 立法分散，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的现行法律关于家庭暴力方面的规定，比较原则化，缺乏具体性，关于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模糊，不便于当事人知法、守法，也不便于执法部门执法，给立法、执法带来困难。从立法内容上看，尽管有很多法律规定家庭暴力，但是没有专章专节规定家庭暴力，使得家庭暴力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

三、 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

（一） 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针对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律规定比较分散，缺乏实际操作性，因此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供当事人维护权益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很有必要，在这部防治法中，我觉得应重点规定以下内容：第一，明确界定家庭暴力的概念，扩大家庭成员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还包括社会上新出现的非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单亲家庭、继父母家庭等等。第二，具体阐明家庭暴力的具体特征及界定标准，给广大群众和受害人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增强可操作性。第三，规定相关部门对家庭暴力的具体防治措施，规定有关部门对家庭暴力的监督检查。

（二）加强司法对家庭暴力的制约

在完善立法的同时，还需要相应的执法措施来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法律的权威，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加强相关司法部门对执法的干预，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切实加强司法机关对法律的监督和实施。首先，加强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的监督与制约，要求公安机关对受害人关于家庭暴力的报案和控告时及时做出相应的处理，不拖延，同时，公安机关也可以在相应场所设置相应的应急措施来为受害者提供便利。其次，加强法院对家庭暴力的监督，基于家庭暴力而诉至法院的案件，若当事人不履行法院的文书规定的内容，法院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对当事人进行相应制裁。最后，加强检察院的监督，要求检察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不仅要正确履行监督职责，而且要针对执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法制宣传，使受害者在遇到家庭暴力时使用正确的维权渠道。

（三）构建多渠道、多方式解决纠纷的途径

和谐社会的建设不要求任何问题的解决必须权力的部门的干预，当然，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家庭暴力防治过程中的威慑作用，但是当此种方式不能够很好协调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时，需要社会组织，如妇联，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组织的积极配合，同时作为受害者个人也不能只依靠别人，受害者应在遭受家庭暴力时积极搜取相应证据，提供自己人身权受到侵犯时的权益的相应证据，也可以通过网络来维权。同时，我们社区应积极履行基层组织的职能，社区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方便与受害人进行联系，与当事人进行充分协商，有利于迅速、及时的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参考文献：

[1]赵红.家庭暴力及其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J〕. 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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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凶杀、抢劫、矿难、黑砖窑、刑讯逼供、强拆强占……每天登录网络，相关内容的新闻隔三差五不断更新，似乎暴力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世界中上演。但是反观现实的生活，这一切又似乎过于遥远，它们总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仿佛永远不会落在自己头上。那么，暴力果真看似真实、实则与己无关吗？对于艺术家高孝午来说，显然不是这样。

2011年10月8日，高孝午最新个展“软暴力”在林大艺术中心举办。展览名称已经直陈艺术家的意图，即暴力不仅是具有进攻性和强制性的硬暴力，它也会以一种“柔和的、劝诫的、安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习以为常中，悄无声息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以致忽略它潜在的危害。通过5个系列的作品，高孝午想要提醒人们，这种形式的暴力以其不可察觉性，已经渗透进生活的各个方面，真正构成了无所不在。

何来软暴力？

在高孝午的新作中，汽车无疑是表现最多的一个主题，其中最大的一件作品甚至直接以《软暴力》命名。在这件作品中，高孝午用不锈钢的材质将一辆辆汽车做成瘫软的肉般的质感，然后层层堆积起来，并通过绘画中透视的方式，使之在空中慢慢延伸消失。而在另外一件作品《软暴力1号》中，汽车被赋予同样肉的质感，乃至与驾驶者融为了一体。

那么，汽车所代表的软暴力来自何处？首先，交通拥堵、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由此构成的生存压力使得汽车本身便带有硬暴力的性质。而高孝午拥有汽车多年的经验，又使他逐渐意识到它所带来的隐性伤害。一方面，汽车使得人们的出行更为便捷，但也相应减少了人们的运动时间，长此以往缺乏锻炼，势必影响人的身体机能。同时，汽车也极大地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作为现代化社会的通病之一，其危害也不言而喻。此外，尤其在发展中的国家，汽车也是一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由此带来的攀比压力同样不可小视。

表面上看，汽车所带来的高效远远大于上述负面影响，正因为如此，人们面对汽车的软暴力往往没有任何防备性，甚至会以正面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它。但是，现实的结果并非优劣双方泾渭分明的角力，正如硬暴力与软暴力往往相生共存，如果任由其慢慢渗透，其危害会愈发明显，直至难以修复。或许将来，人们就像《软暴力》这件作品下面那个被压扁的小人，最终不堪软暴力的重负。

未曾改变的主题

尽管直到本次展览高孝午才提出“软暴力”的概念，但是回顾他以往的作品，这一主题的踪迹似乎从未断绝。同样是汽车，早在2009年的作品《直立行走纪念碑》中，高孝午便塑造了一个软肉质感的汽车形象，只不过是被一只飞扬跋扈的猿猴踩在脚下。回想人类历史，猿猴进化为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直立行走，从而解放了双手，但是汽车的发展正在不断剥夺人们的行走空间和时间。当直立行走变得不再可能，双手的功能也日益趋附于机器，人或许就如《软暴力1号》中一样，自此与汽车难分彼此。《直立行走纪念碑》中那只背脊光亮无毛的猿猴，是否也同样代表着人类的退化？

展览中还有另外一件名为《样板》的作品，高孝午提出另一种形式的软暴力。在一个巨大的骷髅里面，高孝午打造了一个个错落有致而且逼真的样板房间，里面的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在这里，艺术家并没有直接追问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房价、房奴等房产问题，而是站在更为原始的角度去回问人的追求。高孝午想要说明的是，人们对这种生存空间的追求已经陷入一种误区，使得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的本性，尤其是如此样板式的套房当中，自然的元素正在逐渐消逝。

我们也可以由此进一步联想，在某种程度上，“样板”甚至可以解释为“一模一样”和“死板”的结合，对这种无差异化的趋之若鹜同样也在压缩人的自然本性。这就像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日益演进的当前，文化同质化所引起的忧虑一样。而这种形式的软暴力同样可以在高孝午曾经的作品《标准时代》中找到线索，那些卑躬微笑的都市男女无不受制于统一的标准化约束，其性质与《样板》可谓如出一辙。

作品记录生活

无论是早期的《标准时代》，还是现在的《软暴力》，高孝午的创作总与他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息息相关。在创作《标准时代》之时，高孝午虽然怀有艺术梦想，但同样面临着生存压力。而在他的生活圈子中，看到的无不是人们每天朝九晚五的模式化生活，对此产生的恐惧构成了创作的动因。在此之后，现实与理想依然纠缠不清，《城市梦想》便是这种处境的集中反映。到了《我们这一代》，电脑和网络开始普及，生存的焦虑也让位于电子时代代表性的生活习惯，这同样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软暴力。

待到后来，高孝午恋爱、结婚了，其中的温情在《都睡了》中显露无疑。2008年，这段感情有了结晶，高孝午有了孩子，对于生命的思考开始进入他的视野，并直接体现在这次展览中的新作《染色体》中。高孝午解释说，2008年是社会变化特别大的一年，自然灾害、金融风暴、房价、物价等等问题接连显现，孩子的出生让他开始思考，生命自诞生之初便开始面临复杂的外在环境，其脆弱性可想而知。出于一个父亲的责任，高孝午不能不感到忧虑。相比于其他作品将问题指向软暴力本身，《染色体》则将目光转向它的承受方，亦即生命本身。而这个婴儿就像一面干净的镜子，孤零零反照着复杂的现实。

出路和责任

诚然，艺术家只需要提出问题，而不用提供解决的方法，但是面对各种形式的软暴力，高孝午仍在展览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解决之道。其中，作品《排泄物》更侧重于它的警示意义，高孝午想要表明的是，现代社会存在着太多需要排泄的东西，首先便是诸如工业污染这些可视的问题，但更为根源的危害则来自于人类道德底线的模糊和精神的污染，如果放任自流，甚至会大于可视性的危害。而排泄的前提是消化，经济发展也好、社会生活也罢，如果过于求快，往往会吸收过多不必要的东西，因而更需要及时排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