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养结合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养结合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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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我国高校汉语言专业的分布来看。大致可分为师范和非师范两大类。社会上大部分人都认为师范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更具发展潜力，因而我报考时也选择了师范类院校。

选择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就意味着你一定会接触到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字学、声韵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历代文论、古典文献学、文论、美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比较文学、西方文论、写作、文艺心理学、中外语言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语文教学论、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等主千课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发展兴趣爱好的选修课程，如新媒体与文学、当代文化与媒体传播、文化产业经理管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专题、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研究、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国古典文学影视剧改编等。

刚进学校，我就听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作家从根本上说更接近于艺术家。可你听说过大学培养艺术家的吗？艺术家苗子可以通过高考选拔吗？

那么，中文系都做些什么呢？做！研！究！其实这和其他院系没有太大差别。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它和历史、哲学这样的纯文科研究是很相似的，没什么风花雪月。另外，语言学大类其实更多地要求逻辑思维和大量的语料研究积累。现代的语言学研究已经不是传统的训诂小学，其研究方法大多发源于西方，是比很多专业都更要求理科思维的一N研究。

很多人说汉语言文学是最配得上“万金油”称号的专业，这点倒不难理解，因为毕业生一般文笔较好，思维活跃，可以胜任很多部门和机构的工作。其中比较对口的，一是到中小学或高校任教，有统计显示，在各师范类专业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需求占据首位；二是到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及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从事记者、编辑等工作；三是在企事业单位的文秘、宣传部门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

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专业，汉语言文学一直都不那么的热门，加之近年来社会需求量已趋于饱和，就业形势并不十分乐观。所以，如果你真的对研究中文有着极大的兴趣。那就在大学期间多多积累，储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毕竟“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职业提醒：

若想毕业后从事编辑工作，除较强的写作能力和较广的知识面外，还要具备一定的策划、组织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刚工作时可能不太起眼，但磨砺几年后会是很强的“潜力股”。

我们不培养作家，我们疑做研究，一种比很多专业都更要求理科思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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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发明涉及一种采用旋转摩擦辅助铜铝组合管路件热压焊接的方法，具体涉及采用钻铣床作为辅助焊接设备并施加火焰加热的铜铝管热压焊接工艺。

2背景技术

目前，制冷行业在其冰箱、空调等产品中采用了大量的铜管，但由于铜的价格较高，使得产品成本难以降低。若能将一部分铜管用铝管代替，则可大大地降低成本。对于制冷管路，其只有一部分需经受特定的负荷、温度和介质的作用而必须使用铜管，其它管路部分完全可以用铝管代替。铝合金具有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热导和电导率高等优点，因此铜铝管路组合结构，不仅能减轻构件的重量、节约成本，还可以发挥各自的性能优势，为此多年来以铝代铜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以铝代铜的关键是要解决铜铝二者之间能否有效连接在一起的问题。由于铝表面有一层致密的氧化膜，很难去除，且去除后又在大气环境中瞬间生成，若要实现其致密可靠的连接，难度很大。

目前常规铜铝管的连接方法有钎焊、电阻焊和储能焊等，但通常需要采用专业的焊接设备进行焊接。因此这种铜铝管路件装配比较复杂，致密度也不是十分理想，成品率较低，生产效率较低，生产成本较高，致使其不能很好地推广应用；公开日为1980年6月30日，公开号为JP5508669A，发明名称为《铜管与铝管的粘接法》所述铜管与铝管的粘接方法，虽然通过连接焊料锡实现了铜管与铝管的连接，但是其仍无法克服由于所使用的铝管内部存在着致密氧化膜，而造成连接致密性差，成品率低的问题。

3发明内容

此发明为了解决现有常规铜铝管的连接方法中，由于所使用的铝管内部存在着致密氧化膜，而造成连接致密性差，成品率低的问题，提出一种采用旋转摩擦辅助去除铝管氧化膜的铜铝组合管路件热压焊接的方法，该方法由以下步骤完成：

（1）将待焊接的铜管一端的外壁加工成锥形面，所述锥形面的锥角为5°～10°，所述铜管的内径1 mm与铝管的内径2 mm的差的范围在0～1 mm之间。

（2）将步骤一获得的铜管固定在钻铣床的钻卡头上，将铝管固定在钻铣床工作台的夹具上，然后将所述铜管带有锥形面的一端插入铝管的一端，调试钻铣床的钻卡头，使所述铜管的轴线与铝管的轴线保持在一条直线上。

（3）首先对铜管与铝管的套接处用乙炔火焰枪进行加热，当温度达到400 ～500 ℃时，开启钻铣床的电源，所述钻铣床将铜管以800～2 000 r/min的转速转动，同时对所述铜管的另一端施加压力，使铜管带有锥形面的一端按1～2 mm/s速度向铝管内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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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证症诊疗体系的提出

1.1　症、证、病的概念与关系

中医学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是通过辨症、辨证、辨病三个方面来进行的，要建立中医诊疗体系，必须首先澄清三者的概念及相互关系。“症”包括症状与体征，是机体患病时所表现的各个现象。“证”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本质所作的概括。“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特征与规律等本质所作的概括。“症”、“证”、“病”三者， 含义各不相同， 但都统一于“疾病”总概念之中， 都是由疾病的病理本质所决定。症是辨证、 辨病的主要依据， 病的本质一般规定着病的表现和证的变动。病代表疾病全过程的根本矛盾， 证代表病变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病的全过程可以形成不同的证， 而同一证又可见于不同的病之中， 因而病与证之间是纵横交错的关系。

1.2　病证症相结合的中医诊疗体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与精华，尤其是近40年来更是大力倡导，占据中医临床的主导地位，成为一种公认的诊疗模式。但辨证论治并非诊疗的唯一途径，过分强调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势必忽略对病认识的深化，辨证论治的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因而很多医家提出了应当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1，2］，并从诊断、病机、治疗等方面阐述了辨病论治的重要性。同时，症状不仅是辨证与诊病的主要依据，有时还成为病变中诊疗的关键，且疾病过程中还会出现并发症等情况需要加以处理，因而实际上还存在着辨症论治。早在80年代，蒋红玉等曾有“三辨论治”的命题［3］，最近欧阳先生著有《中医症病证三联诊疗》一书［4］，黄培生亦有“新的中医诊疗体系设想”的论文［5］。为此，我们特提出建立“病证症相结合的中医诊疗体系”，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的颁布，已基本建立了病证体系的框架［6］。中医学这一完整诊疗体系的建立，将加深中医学对疾病的全面认识与正确处理，促进中医学对病、证、症之诊断、治疗、方药等的系统研究，从而有利于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

此外，中医学现在还有辨体质而治（察体论治）、病因辨治、因人因地因时诊治、方证论治等提法。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医诊疗的基本思路，但并非中医诊疗的主导思想和主要特征，究其实质，仍属于辨证论治的范畴，如“辨体论治”主要是强调阴虚质、阳虚质、痰湿质、气郁质等素体特征，临床时应据之而进行论治，但“证”是邪正关系综合反应的结果，患者之所以会形成阳虚证、痰湿证等，本身就包括了体质的因素在内，故可融于本体系之中。

2　三种辨治的渊源与存在问题

2.1　辨证论治的沿革与存在的问题

辨证论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经》为辨证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自张仲景以来的历代医家，分别从六经、脏腑、经络、八纲、病因、气血津液、卫气营血、三焦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出各自的经验，形成了诸多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近现代又开展了辨证论治规范化和微观化的研究，加深了对辨证论治规律与本质的认识。虽然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诊疗疾病时应遵循的基本方法，是中医理论的精髓，但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①归类辨证论治的方法有七八种之多，相互错杂而不统一；②证只是病变某阶段的本质，而对疾病全过程的本质认识不足，缺乏诊疗的预见性；③有的病情缺少主观症状，而客观检查却有病变，从而形成无症可辨；④有的病情虽有一定的症状与体征，但病变的位置与性质仍难以明确，形成无证可辨；⑤虽然辨证正确而似无误，但按证论治却无效；⑥过分强调辨证论治，则束缚了其它认识的发展，如所谓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实际上形成重证轻病的误导，而视病为可有可无。

2.2　辨病论治的沿革与存在的问题

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了病的概念，《内经》已提出了300余种病名，《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等都是论病为主的著作。因此可以说，中医对“病”的认识早于对 证的认识，诊疗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病”，“证”只是对内脏疾病难以认识其本质的情况下，而据全身表现进行诊疗的补充措施。

尽管中医辨病论治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各种原因却对病本质的认识存在不足和针对病进行的治疗缺乏有效手段。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中医学的诊察手段原始，通过“望闻问切”所获得的病情资料有限，只能起到“司外揣内”的作用，难以认识疾病内在本质，因而许多病名，尤其是内科疾病，不少是据症状而命名，而症状只是现象，难以明确规定疾病的内涵与外延，因而成为中医诊断的极大薄弱环节。

另一方面，是过分地强调和依靠辨证论治，而视辨病为可有可无，因而未重视对疾病规律的认识与总结，未重视针对病的治法与方药的探讨，在现有中医以病为纲的著作中，很难找出真正针对病进行治疗的有效治法与方药。特别是近代中西医的病证结合，实际上取消了中医的病，更不利于中医对病的诊疗的深入研究，形成用西医方法诊病、治病，用中医方法只是辨证、治证。

2.3　辨症论治的沿革与存在的问题

虽然古代无“症”字，仅有证字，而为症证通用。然而在远古时期，应当说最初只是对症治疗，即解除痛苦，还不可能对疾病的本质——病与证作出明确的诊断。事实上所谓“审证求因”，其本义应是指探求出现症状的原因，即据症求因。辨证的本义也是辨症，证据也，辨证论治是根据症状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治疗。同时，中医临床上总结、积累了丰富的针对症进行诊疗的有效方法和方药。

由于中医学对内脏疾病认识不够，往往是以症代病，并未真正形成对症状的鉴别诊断。特别是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把对症治疗看成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认为是诊疗水平低下的表现，甚至当作是医疗活动的缺点。因而妨碍了对辨症论治的深入研究。同时症本身也欠规范，存在着一症多名或一名多症等现象，给临床带来困难。

3　三种诊疗体系的必要性

3.1　辨证论治的优点、必要性

辨证论治的科学性与必要性，几千年来的医疗实践，已为中医界所公认，主要是能从整体上把握病变过程中邪正斗争的状况，根据每个具体病情进行灵活处理，其优越性无须赘述。然而现在中医临床上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往往是以西医的病作为诊断，辨出西医病后，再据其所列证型而对号入座地进行治疗，真正按中医学理论进行分析、体现辨证论治的精髓不够。

3.2　辨病论治的优点、必要性

由于辨病能够把握疾病全过程的特点与变化规律，同种疾病应当具有共同的病因、病理、病状、演变、预后等本质与特征，应有共同的治疗规律和治法方药，因而辨病论治具有疾病的共性突出，治疗的针对性强等特点。所以中医学不仅要提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还应补充同病同治、异病异治或异证同治、同证异治，如此则更有利于对病变的全面、深刻认识。

3.3　辨症论治的优点及必要性

症的出现是疾病本质的外现，它是医生认识疾病的航标和纽带，是辨病和辨证的主要依据。临床上对症的变化性和多样性不可不辨。辨症论治具有应急性的优点，临床上一般是以病为本、以症为标，但标本各有缓急，对于大失血、剧痛、尿闭等严重、危急症，有时已成为整个病情的关键，即急者为先，此时需要采用止血、止痛、导尿等急则治其标的方法，解决紧急情况；辨症论治还要求具有灵活性，治法、主方确定以后的所谓“加减灵活在变通”，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根据主症而加减用药；此外，辨症论治还具有实用性强的优点，临床上有时病、证一时难以明确，而病情又不能不进行诊疗，此时则只能根据主症进行暂时性诊断，并作出恰当治疗。如“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等针灸疗法，实际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症处理。

4　病证症诊疗体系的重点研究内容

4.1　辨证论治的重点研究内容

首先应当对现有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进行分析，同时还要对与辨证论治相关的诊疗方法，如辨体论治等进行挖掘整理，认识其各自的特 点与相互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整理归纳而建立起统一的辨证体系；其次是要明确构成证名诊断的基本要素，如辨病位与辨病因病性等，并确定辨证的主要项目，如心、肝、脾、湿、痰、气虚、血瘀等；第三是要根据辨证基本内容，规范已有的和临床上常见的各种证候名称；第四是制定每一规范证候的诊断标准，包括常见症状、体征及必要的检测指标等；第五是确定与每一规范证候相对应的治法、方药、针灸等疗法；第六是按规范证名进行诊断与治疗方药及疗效的统计处理、分析校正，从而建立起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

4.2　辨病论治的重点研究内容

首先是建立起中医学的疾病体系，如克服以头痛、发热、咳嗽等以症为病的现象，确定和分化病种，建立中医系统内科学，对外科等病种则应规范病名；其次是制定各病的诊断标准，包括发病学资料、病因、主要表现、检测指标、转归预后等；第三是统计研究单病种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转归等特点与规律，包括各病的常见证型及演变等，总结病与证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是总结、寻找和研究创立针对病进行治疗的专法、专方、专药等，从而加深对病的认识，建立起辨病论治的完整体系；第五是探讨尽管证名相同，但由于病种不同，其治疗方药的差异性，深化病证结合的认识。

4.3　辨症论治的重点研究内容

首先是要为辨症论治正名，充分认识辨症论治的意义；第二是症名的规范，现存在着一症多名，或多症一名，其间是非难辨，应予统一；第三是建立常见症状的鉴别诊断学，即每一主症可见于那些病、证，其诊断与鉴别的依据应当加以明确；第四是进而确定每一症状对有关病、有关证的贡献度，即对各症与病、证间的诊断关系进行计量刻画，建立起中医计量诊断学；第五是清理治法、方剂、药物、针灸等中涉及针对症的提法，如止血、消肿、平喘、退热、透疹等，规范治法功效等用语；第六是整理归纳针对症进行治疗的有效常用方、常用药、针灸、外治等疗法。

4.4　病证结合的诊疗方法

“病”与“证”是不同的诊断概念，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疾病本质作出判断。通过病名诊断，可以确定该病全过程的病理特点与规律；通过辨证诊断，可以确定疾病在某一阶段的病理性质。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只有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才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全面认识。 在对病症诊疗时，或在辨病论治，确定专方、专药的基础上，根据疾病阶段性的不同，辨别证候的寒热虚实等性质，进行加减用药；或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将治疗疾病的有效专法、专药等运用始终。如瘅病类疾病的病理实质为热，故清热祛邪为其治疗大法，而不同的瘅病又各有相应的方药，如肺瘅(热病)之麻杏石甘汤、肝瘅(热病)之茵陈蒿汤、胆瘅之大柴胡汤、肾瘅之八正散等。又如肺痨，一方面是寻找以杀灭痨虫为主的基本方药，另一方面是根据辨证的结果，或以清热为主，或以养阴为主，或以益气为主，各随其证而治之。通过研究，若能完成以上任务，则中医病证症相结合的诊疗体系已基本建立。临床时不仅要进行辨证论治，并且一定要结合辨病论治，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辨症论治，三者可有主次，但缺一不可，如此才能全面认识疾病的本质，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参考文献

1　谢建军.略论中医辨病论治的重要性.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21(3):11～12

2　朱文锋，阳　晓，王行宽.辨病论治体系初探.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20(6):2～5

3　蒋玉红，刘安国.论中医“三辨论治”新模式. 中国医药学报，1996，11(增)：91～94

4　欧阳.中医症病证三联诊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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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2（b）-013-4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的基本特色之一，研究者颇多，但也有一些问题至今仍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就近20年有关辨证论治的热点问题作一综述，以期能为该类课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1 证的概念与本质

1.1 证的概念

对于证的概念，众说不一，主要观点大致有四类：一是证据，认为“证”是证据、证验，此定义是从字的本源出发[1]；二是证候或证候群，如韦黎认为近年来某些所谓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工作中，某些内容是不折不扣的证候群模式[2]；三是各因素的综合概括。2004年结题的科技部基础性工作项目“中医药基本名词规范化研究”课题组给出的证的概念为：证是对疾病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等本质的概括[3]；四是机体在疾病中的定型反应形式[4]。

1.2 证与证候

证与证候等同说。证与证候的含义由于历史的渊源和词义的变迁，至今学者尚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二者是同一个概念，如《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即认为：“证，是证候的简称，其含义是证据或征象”[5]。证包括证候说。徐木林等通过对《伤寒杂病论》原文的剖析，认为“证”是由证候与病机组成的统一体，即证候是证之外候，是病机的证据，病机是证的内在本质，是证候的根源，证候与病机组成“证”[6]。

证与证候平行说。持此观点的学者多认为二者是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刘进等认为：从现实来看，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证候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出现的各种症状的概括[7]。郭蕾、王永炎、张志斌提出证候是一个非线性的“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的复杂巨系统，包括“证”与“候”两个方面。证，是指对疾病所处的一定阶段的病机概括，或非疾病机体的一定阶段的机体状态的概括；候，是指这种病机或状态的可被观察到的外在表现[8]。这里，证与证候仍是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只是证又拓展了非疾病机体的一定阶段的机体状态的概括含义。朱文锋等亦撰文建议从概念上这样区分：“证”为病变的本质，“证候”为证所表现的现象[9]。

1.3 证的本质

有关证的本质，有些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看法。如朱文锋认为中医“证”的概念是哲理、医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它源于临床，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又是一种抽象了的理念，用现代方法难以实证。中医学对于“证”的研究，要扬长避短，采取以“虚”统“实”的思路[10]。门九章、韩向东提出为揭示“证”的本质，应明确中医“证”与西医“病”的关系；为揭示“证”作为有规律的病理表现这一本质，凡属同“证”，不论何种“病”，皆进行尽可能多的指标检查；寻找微观指标与客观表现的共变关系临床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进入实验研究阶段[11]。陈小野提出证候实质研究中的弱特异性，姚魁武、王阶针对这种弱特异性，提出应从规范中医理论概念、继承发掘古代文献精华与当代专家的系统调研相结合、进行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应用现代科技等多方面入手，探索中医证候的实质[12]。

王旭东提出证的本质是疾病的现时状态或机体功能的现时状态[13]；危北海也认为“证是机体对病因的整体反应状态、抗病调控反应状态”[14]；祝世讷认为“证”在本质上是功能性病变，“病”在本质上是器质性病变[15]。孙屏蹇等认为中医学反映邪气的损伤表现就是“病”，证机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反映机制和自我调节机制[16]。

宋红普试图从体质与证的关系中挖掘证的本质。他提出体质和证密切相关，体质因素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与证型，决定着证的转归和疾病的预后，体质和证共同反映着人的生理病理状态[17]。匡调元也认为体质往往决定着他的生理反应的特异性及其对某种治病因子的易感性和所产生的病变类型的倾向性[18]。王琦则认为：体质与证既有着本质的差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证的背后或多或少体现着个性的体质特点，但在一定情况下，某些证候与体质状态并不一致。当某些疾病超越体质制约的过程时，则又反过来影响体质的改变[19]。

2 辨病与辨证

2.1 二者关系

多数学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病与证是相随的，二者应结合起来运用。如徐永昌等撰文从历史的角度认为辨病辨证论治一直是中医的精髓[20]。杨维益等提出有关辨证论治的六个方面的令人困惑的思考，认为在“上面提出的六个问题未能满意解答之前，我们应当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并重，不要厚此薄彼”[21]。周仲瑛在谈到辨证与辨病时也认为二者有相互补充的关系[22]。刘保延、张志斌从古典医籍有关外感病辨证方法的梳理中，得出每种辨证方法都是以一类疾病为基础，每一种辨证方法所辨之“证”必须与作为基础的“病”相结合[23]。

2.2 辨病之“病”是西医的“病”还是中医的“病”

徐永昌等提出在疾病某个阶段“无证可辨”，如某些恶性肿瘤、高血压、冠心病等，早期诊断只能是西医的诊断仪器和化验及病理检查等，中医治疗的根据只能是对同种疾病积累起来的治疗经验和中医现代的研究成果，可见这里所说的辨病主要指辨西医的“病”[25]。余瀛鳌数十年来从事临床诊疗和文献研究，一直认为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结合非常重要，他本人始终着力于“通治方”的研究和临床运用。对于“病”，他认为不只是中医病名，应该说，西医病名已经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25]。

周仲瑛则强调中医的辨病不能单纯理解成辨西医的病。中医的病名内容很多，有些至今仍有特殊意义，如中风病。对现代医学病名的认识，也必须以临床表现和病机为依据，切忌“对号入座”。如西医的“糖尿病”不等于中医的“消渴”，而中医的消渴，也绝不仅含糖尿病。那种认为中医只有辨证，而辨病仅是指西医病名诊断是不够全面的。由此看，周老主要是强调辨中医的“病”[22]。

岳美中在晚年总结一生治疗经验指出：“我们体会到若能不停留于辨认证候，还进而辨病，辨病名（包括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论治注意古今专方专药的结合运用一定成果更好；同时，也只是在此情况下，因人因时因地制方的作用才更有治疗价值”[26]。这里，岳老明确提出辨病名同时包括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

2.3 如何结合

周仲瑛是辨证的同时根据“病”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药物。如中医辨证同属阴虚火旺证，如见于肺痨，用秦艽鳖甲散；见于失眠，用黄连阿胶汤；见于遗精，用知柏地黄丸；见于心悸，用天王补心丹；见于汗证，用当归六黄汤；见于郁证，用滋水清肝饮[22]。邱德文认为辨证与辨病结合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辨证分型。这是目前中医临床各科已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二是辨证论治加专方专药。这也是逐步通过从临床实践积累上升而成的经验总结[27]。余瀛鳌则是用中医的理论分析西医“病”的病机而采用不同的治法。如消渴为西医所说的糖尿病，一般采用益气养阴、清热生津调中，但中医的消渴可能还包括西医的尿崩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病，治法就与糖尿病有所不同。同样是消渴，西医诊断不同，其立法、方药往往同中医有异，有时尚须另开施治法门[25]。王今觉则提出辨病证医药学，即在临床时首先根据“病”，研究针对核心征结的药物（核心方药），再对于“病”的个性特征（“证”）进行辨证论治，使用药物（卫星方药）[33]。

3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

所谓微观辨证，沈自尹的定义是“在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处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证”[29]。邱德文撰文认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实验诊断、医学影像诊断方法的运用，以及现代检测仪器，检测手段弥补用肉眼观察的不足，使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27]。杨维益等也认为：中医的传统辨证方法是宏观辨证，是“知内揣外”、“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观点，而微观辨证就是从检测指标来证实宏观辨证的正确性，是通过寻找一定的生理、生化指标来印证中医的证，从而认识在证出现时人体内部的病理变化，用实验分析补充直观的外象观测和传统的逻辑推理[30]。

4 辨证论治的规范

4.1 寒温统一

这个问题从5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近20年来依然有学者继续提出自己的看法。肖德馨提出以六经概三焦卫气营血的“六经辨证纲要”[31]。邓铁涛则认为从建国以来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的资料来看，主要是采用了卫气营血辨证，因此应该将温病与伤寒统一于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下[32]。仁则把伤寒温病辨证分析综合，分别从伤寒太阳病与温病上焦卫气分证；伤寒少阳、阳明、太阴病与温病气分证；伤寒少阴病、厥阴病与温病下焦营分、血分证三部分总结异同，并统一为一个辨证体系[33]。万有生则认为应以表里寒热虚实为纲，以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脏腑为目，分为表寒虚实证治、表热虚实证治、表里寒热虚实证治、里热虚实证治和里寒虚实证治[34]。

4.2 证的规范化

当代有关证的规范化自80年代轰轰烈烈展开，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要课题到各个中医研究机构到许多专家学者，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病名证名的规范。研究成果有《中医药学名词》、《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等；二是疾病与证候的分类与结构的规范。如有关证候的国标、行标、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等；三是病证的诊断标准。学者们根据中医古籍记载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已经制定出若干病证的诊断标准。如中风、脾气虚、心气虚、肾气虚证等等。

4.3 辨证论治新体系

相对于寒温统一，还有许多学者试图融合各种辨证体系的优点，形成统一的辨证体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观点，方药中的“辨证论治七步”和秦伯未的“十四纲辨证”是其中影响广泛的代表。近20年建立统一的辨证新体系依然是中医界研究热点，如：

徐木林提出的新体系是以五脏系统为核心，其层次结构是五脏系统病名辨证论治；证由“辨证五环节”（即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病势）组成，证的层次是基本证复证多级复证；证的核心是病机，病机由三要素组成[35]。

孙屏蹇等认为要综合各种辨证体系，首先要使他们的优势特征结合在一起，如“六经辨证重在病的动态分析，八纲辨证重在病性分析，脏腑辨证重在病位分析”。通过分析，孙氏等认为“病位、病因和体质是形成证候的三大要素，辨证就应在综合临床各种症状和体症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医基础知识，重点分析三大要素，从而作出正确的证候判断”[36]。

朱文锋认为“辨证”就是要辨别当前证候的部位与性质，这是形成辨证统一体系、方法的基础。归纳辨证的基本要素，“辨病位”包括辨证候部位的脑、心、肺、脾、肝、肾等和辨证候层次的卫分、气分、营分、血分，太阳、阳明等约30项左右。“辨病性”是指辨别证候变化的本质属性，即形成当前证候的本质性原因，包括“气、血、阴、阳、津、精虚、亡阴、亡阳、陷、不固、风、寒、湿、燥、火热、暑，虫、食、痰、饮、水、滞、瘀、血热、血寒、闭、逆、余(毒、脓等)”等约30项内容。明确辨证的60项左右基本要素，由辨证要素组成约150个常见证，约800个规范证名，然后以脏、腑、体、窍病位为纲进行证候归类[37]。

王永炎院士继2004年发表“完善中医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后，张志斌、王永炎提出：中医证候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维多阶的复杂系统，必须引进复杂科学的理念，建立一个既符合现代规范要求，又能够适应临床证候动态多变的复杂情况，合理体现辨证论治圆机活法特色优势的、多维多阶的辨证方法新体系。以象为素，以候为证，病证结合，是构建辨证方法体系的中心理论。证候要素，应证组合是构建辨证方法体系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个环节的关键在于降维升阶。首先是通过证候要素的提取，将复杂的证候系统分解为数量相对局限、内容相对清晰的证候要素；然后通过各证候要素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统辨证方法系统的组合等不同的应证组合方式，使辨证方法体系不再是一种由各种具体证候单纯的线性联系组合的平面，而具有复杂的多维多阶立体交叉的非线性特征，但是通过清晰的证候要素表达与应证组合规律的寻找，这一复杂的辨证方法体系具有可控性[38]。这一构想已被列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正在深入研究之中。

5 辨证论治的发展

5.1 发展和趋势

邓铁涛举例热带病研究对青蒿素治疗疟疾的辨证应用等，说明“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借助于新科技而不断深入不断提高”，同时谆谆教导：“中医药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不能走拿西医理论改造中医、以现代化之名去化掉中医之路，否则将成为中华宝贵文化的败家子， 成为炎黄子孙的千古罪人[39]”。

邱德文总结辨证论治的五大趋势：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趋势；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趋势；方剂剂型改革的趋势；综合治疗（包括针灸治疗、气功、推拿、按摩及其他非药物疗法、各种自然疗法、药膳、养生康复、心理疗法及音乐疗法、色彩疗法等）的趋势；辨证论治规范化的趋势[40]。

马梦茵、陈家旭总结辨证论治的发展方向：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 辨证论治和现代医学检查相结合；辨证论治与动物实验相结合[41]。

5.2 对辨证论治的质疑

王旭东从历史角度阐明辨证论治的法则直到南宋之后才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前并不是中医的主流。从辨证的角度提出，辨证论治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法，只注重“思辨”，懒于“循名责实”，在其“灵活变通”的特点背后，隐有“保守”的潜在性质；辨证论治取得疗效的高低有很强的主观性，它对许多医学事实缺乏指导和解释能力，这是中医治疗体系难以客观化、规范化的主要障碍[13]。王玉川认为所谓的“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实际上是一个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口号， 是个套在中医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予以废除[42]。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辨证论治各方面的研究不可谓不丰富、不深入，从定义、本质、比较、规范各个层次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传统中医辨证方法体系到现代中医辨证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作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从国家到地方到个人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获得了一批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成果；但是有关辨证论治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取得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共识，有些研究成果在临床上推广的情况也不太理想，尚需大家群策群力，把辨证论治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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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王玉川. 关于“辨证论治”之我见[J].中医教育，1999，18(3):9－10.

篇5

【关键词】哲学基本观点 思想品德课 渗透 教学方法论

哲学是一门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教育的课程，同其他政治课一样不是单纯的理论教育课，更主要的是思想教育课。讲清哲学原理是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是讲清理论的归宿，是哲学教学的目的。怎样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透哲学原理，让学生感觉到这门课的趣味性、实用性是我们的责任。因此，在教学中单凭空洞的理论说教、不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不结合学生实际是不可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的。必须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合理地、适当地贯彻思想教育，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初中生，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人才。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和要求，初中思想品德课应以学生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和人文素质。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让初中生了解一些哲学思想和方法，有利于他们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成长中遇到的各种烦恼和困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实践能力。

笔者认为，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思想，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在对初一学生进行“锻炼坚强意志，积极对待挫折”的教学时，可向学生提出“挫折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思考题。多数同学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坏事。”首先应肯定学生的回答，指出挫折本身并不是好事，也可以说是坏事；然而，也有人能战胜挫折，成就一番事业。如我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曾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失败了，但李时珍并没有因此消沉，他立志学医，终于写成了流芳百世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又如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研制炸药屡遭失败，甚至因此失去了亲人，但他坚定不移，继续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之后，请学生思考：我们应怎样正确看待挫折？通过讨论、分析，学生体会到挫折是有负面效应的，但只要我们正确对待，挫折能对人产生促进作用、增力作用、清醒作用，能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许多有作为的人，都是在挫折中成长起来的。这时，适时地进行点拨小结，其实世界上许多事物和挫折一样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要学会“一分为二”地、全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消极不利的一面，又要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努力克服不利的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转化。这样，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观点，使学生懂得了培养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重要性，对学生起到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违法和犯罪是初二法律知识教育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违法是犯罪的前提，犯罪是违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一个人如果经常做违纪违法的事，不思悔改，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犯罪。有这样一个案例：王某从小经常打架、破坏公物，还逃学到网吧或游戏厅上网玩游戏，没有零花钱就偷拿同学的钱物或敲诈小同学，经老师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罪，犯点小错误没事。后来，因偷窃邻居的财物被公安机关送去劳教所劳动教养。但劳教回来后，仍恶习不改，一次因参加一团伙抢劫被逮捕，经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引导学生分析王某“违纪——违法——犯罪”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上的“量变与质变”原理。指出大量的违纪是违法的前提和准备（量变），违法则是违纪的必然结果（质变），违法之后不思悔改，继续行窃，就是在做量的积累（新的量变），久而久之必然导致走向犯罪的深渊（再次发生质变）。 在仔细的分析中，使学生认识和理解了违法和犯罪的联系，懂得没有“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只有“小错不断，大错必犯”的道理。因此，我们平时要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以防止违法犯罪的发生。

又如，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九年级教材中有多处体现。“改革开放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即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对外开放的必然。教学中，可一方面介绍党的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学生获得直观感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将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等观点穿插其中。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和外因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我们在观察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要既看到内因，又看到外因，坚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观点。使学生知道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内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外部条件（外因），引导学生对改革的重要性和开放的必要性进行理性的思维，懂得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但是，独立自主并不是盲目排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综上所述，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入哲学思想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我们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年龄特征、认识特点和理解能力，用简明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事例，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实践中表明，在教学中把握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第一，寻找机会，适时渗入。在进行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时，我们要认真研究教材，挖掘教材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揭示出相关的哲学思想，使学生的认识和理解更进一步，由特殊具体的知识上升到一般普遍的原理，体会到哲学基本观点和原理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指导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把握尺度，适当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毕竟不是哲学原理课，我们只是想让学生对哲学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因此，只要抓住与教材内容紧密相关的哲学基本原理，用通俗的语言和适当的方式予以介绍即可。让学生在对比的基础上有所感悟，从而训练学生的思维，增长学生的智慧，使学生更灵活、更聪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避免脱离学生的实际将哲学原理讲深讲透的做法，以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达不到预定的目的。

第三，循序渐进，逐步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教材，特别是九年级教学内容蕴涵着许多哲学思想，如普遍联系的观点、矛盾分析的方法、量变质变原理、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等。我们一方面渗入哲学思想，另一方面要启发引导学生经常运用已了解的哲学原理学习新的内容，达到温故知新。在经常运用中，加深哲学思想的理解，使学生懂得哲学并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论。

篇6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和活动规律的科学，是一门边缘科学。而医学心理学则是一门将医学和心理学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新兴学科,它将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术应用于医学领域，探索和解决医学领域中的心理学问题，主要研究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在各类疾病的发生、变化过程中的规律，从而发挥防病治病及养生保健的作用.中医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的思想内容，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1探讨中医学与医学心理学的现实意义及理论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社会交往日益频繁，竞争更为激烈,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这些都会产生社会、心理及体制代谢、免疫等因素所致的心理病症，慢性综合性疾病急剧增多，致使人类疾病谱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一些威胁人类健康的致病微生物所引起的疾病，由于广泛地使用预防接种、杀菌灭虫和抗生素等，虽使许多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但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却造成很多慢性综合性几疾病.如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调查资料表明:门诊患者中的求诊原因与社会、心理因素有关的高达65%—76%，其中35%的患者与情志反映有关，即使由于躯体不适而来就诊的患者中，也有15%与情志问题有关，疾病构成谱的这一极大改变,使现代医学科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难题，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疗,而在这方面中医学却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医学一直把人体作为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有机整体来认识，在这个有机整体系统中,各组成部分和功能是相互协调,不可分割的,体现出形神间相互联系、辨证统一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中医学的形神整体观:所谓的形神整体观，是这样来解释的,形是指有形物质、机体、肉体;神是指运动生命机能、精神、形神关系就是指物质与运动、机体与生命机能、肉体与精神的相互依赖关系.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在其所著的《类经》中总结说:"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可以看出形与神俱，相互联系、相互辩证统一的关系,是生命活动赖以正常进行的基础，这正是从中医角度谈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2中医学对心理概念的表述

心理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的心理活动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两方面。（1）心理活动过程指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活动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则包括人的能力、气质、兴趣和积极性等.这在中医学中都归属于神的范畴，据初步统计，仅在《内经》中有关神的论述就有150处之多，比较经典的如《灵枢·本神》的论述，"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谓之魂,并精而出人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这段论述可以概括为是中医心理思想的纲领.在这里，《内经》将心理活动的神分为神、魂、魄、意、志、思、虑、智，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人的认知过程和意志过程的表述.而对于人的情感活动，中医则主要以"五志"的概念来加以描述，并与脏腑功能活动联系起来，在《素问·阴阳脏象大论》中有:"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至于与心理活动关系最密切的脏腑，研究工作者尚未成定论.因为一方面在《素问·灵兰秘典论》中有"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的明确论述，而对于另外一个重要器官一大脑与心理活动的关系，还未探讨清楚.在《素问·脉要精微大论》中有”头者精明之府"的论述.实际上，现代医学理论认为，心与大脑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心脏相当于一个动力泵，推动血液循环,为大脑提供物质基础，而同时心脏自身的功能活动也受到大脑的调节.在实验研究中，又有人通过对脑电图的长期观察分析,发现人体内部存在着一个优化耦合系数.心脏确实参加了脑的思维工作，而且心脑以最佳频率耦合的形式参加了思维.这就客观的证实了心脑耦合机制是人类意识思维活动最佳状态的重要条件，为心功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2）人格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包括个性倾向和个性心理特征两方面，主要表现为人在对人、对事、对物等方面的态度、趋向等等。而体质主要指遗传禀赋、生理素质等方面的个体差异。中医学中有很多篇文章讨论了人格问题，而且多结合人的体质进行，充分体现了形神一体的辩证观。但就其分类方法,笔者以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按阴阳多少分类。如在《灵枢·通天》中,有阴阳五态人的人格类型,将人分为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 阴阳平和之人五种。②按五行属性分类。《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中把人按五行分类，然后以五音类比，再分五种亚型，于是共得出二十五种类型。正如张介宾所言此以木火土金水五行之人，而复各分左右上下，是于各形之中，而又悉其太少之义耳，总皆发明禀赋之异，而示人以变化之不同也。《类经》雛体型肥瘦分类。如《灵枢·逆顺肥瘦》篇将人分为肥人、瘦人、肥瘦适中之人三型。而《灵枢·卫气失常》篇又将肥瘦分为膏型、脂型、肉型三种。④按禀性勇怯分类。如《灵枢·论勇》篇将人分为勇士和怯士。

可见，中医学中对人格体质分类的论述，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我们把它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后，有了惊人的发现。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的人格维度图是很重要的人格理论，它融合了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和人格的内外向学说，集中体现在他的人格维度图中。中医学关于人格体质学说的内容主要在《灵枢·通天》和《灵枢·二十五种人》两篇中。我们把这两篇内容填写在爱克森的人格维度图中，结果发现有很大程度的吻合之处,而且二者关于心理特征的描述也非常接近。中医学将消极、沉静、向内的人格归为阴，将积极、活跃、向外的人格归为阳。在填写中我们会发现，阳形人的心理特征（以下括号外为维度图的描述语言，括号内为《内经》的描述语言），如乐观的、积极的(“志发在四野”），易于冲动的（“举措不顾是非”），多言善谈的（“虚说”、“好言大事”)等等全部都分布在以外倾维度为中心的领域。反之’阴形人的心理特征，安静的，沉默的(“安安然”、“纤纤然”）,被动的(“善附人”）,不善交际的（“洁洁然”），悲观的(“多忧”)等等全部都分布在以内倾维度为中心的领域。

由4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医学对心理活动及个性心理的描述与现代心理学有不谋而合之处，体现了中医特色，对中医临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心理与发病

3.1情志变化与发病：中医学认为,情志活动与人的脏腑气血二者兼有密切联系，当脏腑气血功能活动失调时必然导致情志的异常。如在《灵枢·本神》五神脏的理论，即“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反之，情志活动的异常又会对脏腑气血构成影响而产生疾病。如《灵枢·百病始生》篇说喜怒不节则伤藏，藏伤则病起于阴也。”在《素问·举痛论》中具体描述了情志变化对脏腑功能活动的影响，即所谓的九气为病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日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

而现代精神神经免疫学也认为，人体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发挥作用，而是形成紧密的信息传递系统，相互调节,这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已经得到验证。如失望、悲观的情绪，作用于大脑海马状突起部分，能刺激人体的垂体-肾上腺-皮质网络，引起皮质醇类等多种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激素，因肾上腺受刺激而超量分泌。如果这种超量分泌过于频繁和时间过长，免疫能力就会下降，从而发生疾病。

另外临床工作者们也发现，某些慢性病人确有一些常见而有固定的心理变化特点。如肺结核病人常有很高兴的兴奋点或欣快的表现，心脏病人则有恐惧、焦虑、孤寂等不良的心理状态等等。

3.2社会因素与发病:现代心理学认为，社会因素是心身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中医《内经》时代就有所认识，其中社会因素不仅包括社会地位和和生活条件变化，如《素问·疏五过论》中的“必问尝贵后贱，虽不重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恋,病有所并”、“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蹩为挛”等等，说明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变化常常回忆起情志变化，从而导致疾病的产生。另外，社会因素还包括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否，如中医所倡导的“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

4心理与诊断治疗与养生

4.1诊断:中医学认为，人的心理与生理、病理都有密切关系。患者的人格特征不同，因此人在生病时就必然会不同程度的反映出各种心理状态，了解这些人格特征和心理状态，就有利于对疾病做出正确诊断。中医学在论述有关疾病症候时，体现了较为浓厚的中医心理诊断特色,提示医家在具体的望闻问切四诊中，要把握好心理诊断，将有利于分析病情，得出真确结论。

望诊，中医学认为“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故观察人的情志变化可以了解肾气的盛衰。闻诊，中医学中有“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的条文，说明声音可以反映心神病变。问诊,是心理学中最为重要和直接的方法，在《内经》中就明确指出：“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切诊在心理诊断中也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心理的变化可以反映在脉象上，即“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之变也”。

4.2治疗:心理治疗,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技术，治疗病人的心理障碍，达到缓解治愈疾病的目的，主要通过医生的言行情态等影响患者的情感、性格、举止，以改变患者的神情行为,从而使之恢复正常。在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心理治疗方法，比较常用的有:催眠疗法、暗示疗法、精神分析疗法、认知领悟疗法、系统脱敏疗法、暴露疗法、厌恶疗法、理性情绪疗法、疏导心理疗法、精神支持疗法、患者中心疗法、森田疗法等等。然而，中医学中有关心理治疗的内容也是很多的，纵观《内经》及历代医家所论，按其作用特点的不同可归纳为以下6种方法。①顺意法：所谓顺意法,就是指顺心、满足患者的某些意愿以解决治病心理的一种疗法。《内经》指出数问其情，以从其意。”“伺之所欲。”明代虞抟在《医学正传》中以乳岩年治疗为例指出：“须情思如意，则可愈。”由于“意有未遂，所求不得”是导致形神病变的常见原因，也是促使病症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顺从满足患者的某些意愿是调治这类身心疾病的求本之治，也是中医精神情志治疗学中的重要疗法。②消除心因法：所谓消除心因法，是指根据患者各自特点,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以消除致病心因的精神情志疗法。意愿未遂也是众多境遇人事治病因素的一种，可用消除心因的顺志法进行解决。此法可归纳为两种：（1）释却心因法。是指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语言、行为、药物等，使患者在有意无意间，自然的释脱致病的境遇人事因素。（2）语言疏导法。是指运用语言，对患者进行开通疏导，善诱说理，以消除其致病心因，纠正其不良精神情志活动而达到治愈或缓解病症的一类情志疗法。《灵枢·师传》曰：“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致以其两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东医宝鉴》曰：“欲治其疾，先调其心，以正其心,乃资于道,使病者尽去心中疑虑思想，一切妄念，一切不平…能如是，则药未到口，病已忘矣。”这些不仅概括了语言疏导法的基本含义，而且阐明了语言疏导的基本目的。③转移心意法：所谓转移心意法，是指医生借用某种方式和方法转移或分散患者的注意力，从而消解或驱除病理性和精神剌激的一种精神情志疗法，它包括两种方法：（1）转移注意法:是指医生有意思的转移患者的病理性注意力，以消除或减弱这一相对稳定的情感刺激灶，从而达到治疗效果的情致疗法。（2）分心移情法：是指医生通过戏娱、音乐等手段或设法培养患者某种兴趣、爱好，以分散患者注意力，调节其心境情志，使之闲情逸致,从而促进形神疾患康复的一种情志疗法。正如清代名医吴师机在《理论骈文》中所说:“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④意示疗法：所谓意示法是指，医生运用语言、行为等手段，采取含蓄间接的方法,对病人的心理状态施加影响，使患者无意汇总接受某种暗示，因此而获得疗效的方法，它包括两种方法：（1）语言示意;（2）借物示意。⑤以情胜情法：所谓以情胜情法是指，医生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有意识诱发和激起患者某种新的、暂时性的剧烈情志反应，以抵消或抑制、解除患者原有的病理性的情感活动的疗法。它包括阴阳相胜疗法和五行相胜疗法。（1）阴阳相胜疗法：根据阴阳学说的理论人的情志活动可分为阴阳两极，顺人意愿者为阳，忤其需求者为阴；（2）五行相胜疗法：是指中医学认为情志之间有五行的属性，根据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以一种情志抑制另一种情志的疗法。如朱丹溪治癫痫为例指出：“怒伤肝者，为痫为癫,以忧胜之，以恐解之。”此乃进一步发展了五行制约法。⑥激情法：是指有意识的诱发患者之激情，利用随激情而出现的强烈行为反应，以纠正和改善原先的病理状态,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的疗法。

4.3心理与养生:中医学关于心理养生反应为一种“防治并重，以防为主，形神俱养，以神为主的”整体辩证观。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此即强调了精神调养的重要性。对防病疗病养生均有特殊意义。

5结语

篇7

关键词：古代体育文化；词源学；赛;戏；术

中图分类号：G8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6-0041-04

Explo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ports Culture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Etymology――Take “Competition”，“Game” and “Art” as Examples

ZHANG Mao-mao

（Sports Institut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008，Jiangsu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sports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re the reflection of the changes of Chinese social values.And through these changes of ideas and values some clues can be foun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Sai”(Competition) reveals the relation between ancient sports and sacrifice ritual and leads us to think over the reason of the changes from “entertaining God” to “entertaining Human beings”. “Xi” (Games) shows that our ancient sports originated in the military training but bloomed in the civil entertainment.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shu” (Technique) reflects its respect on moral，etiquette，wisdom and artistic conception.Making explo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port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etymology and making explanation of the words “sai” (Competition) “xi”(Game)and “shu”(Technique) not only provides clues for the study of our ancient sports but also leads us to think about why the west sport and east sport take totally different ways of development although from the similar origination.

Key words: ancient sports culture; etymology; Competition; Game; Art

人体的运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用于表述它的词汇也是纷繁多样。东西方由于地理、文化、历史的不同，在人体运动的方式和表述上，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最初都没有使用“体育”这个词语。“体育”一词最早出现在1762年出版的卢梭的《爱弥尔》一书中，其英文本是physicale ducation，意思是身体的教育。1868年，日本从欧洲引进了体操一词，1878年，近藤镇三正式用了“体育”一词。前后，中国派大批留学生到日本，“体育”一词便通过留日学生传到中国，最初见到的文字是1902年《无锡体育会简章》，随后逐渐为社会所接受［1］。

在“体育”一词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已经有数千年的发展。而“汉字”是华夏文明的根，是数千年历史文化的载体。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的字形、字义、及其发展变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汉字里天地乾坤为中国古代体育的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丰富的佐证。

1 赛：从娱神走向娱人

中国古代体育运动按照其组成和参与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竞技对抗类和养生娱乐类。前者以对抗为主要形式，以胜负为评判结果的运动项目；后者以自身活动为手段以达到娱人娱己、怡情养生的目的。

在汉语中第一类运动可以归结于“比赛”项目。古代汉语以单音节字为主，而现代汉语多采用常采用古汉语单音词叠加的方式构成双音节词，于是将现代汉语中的“比赛”一词，还原为古汉语，即为“赛”。赛：小篆为，《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报也。从贝，塞省声。”《康熙词典》解释说，先代切，音塞。《说文》报也。《长笺》今俗报祭曰赛神，借相夸曰赛。《前汉郊祀志》冬塞祷祠。《注》师古曰：塞，谓报其所祈也。可见，赛为形声字。从贝,塞省声。本义为：行祭礼以酬神。由此诞生一些复合词如：赛文(古代因年谷丰收为酬神而作的祭文);赛还(祭祀还愿)；赛愿(祭神还愿)；赛神(祭祀以报答神明)；赛馔(祭神的食品)；赛宝(供祭宝物)；赛祷(祭祀酬神)。而后衍生出“比试”之意，如赛球（球类比赛）、赛斗(比赛)、赛灯(赛花灯)、赛锦标社(竞技场)、赛饭(比赛酒量大小)、赛花灯(元宵节前后展出各种彩灯比美)等。

由此词源我们可以推想中国古代传统体育的起源应与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与西方竞技体育的发展有着不谋而合之处。

比如古代奥运会是一种泛希腊的宗教庆典，它是以祭神为主，内容和形式多样的地方性宗教祭典或庆典。是当时人类向神展现发达的骨肉、协调的动作、惊人的速度、完善的技艺，以求神的庇护的祭祀仪式。古代奥林匹克竞技大会的场所设在神域之内，时间定在闰年的夏至之后，而形式多采用拳击、角力、赛跑、掷铁饼、投标枪、战车赛等竞技活动；对于优胜者奖有代表神的庇护的橄榄枝花环；比赛有严格的规则，以保证比赛的公平和对神的敬意。可以说正是比赛的宗教色彩和对于神的尊崇，是古代奥运会得以延续近两千年并且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2］。

而从词源上来分析，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也与宗教的祭祀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人在祭祀中的主要活动就是以音乐和歌舞娱神,这种娱神的舞蹈最初都是简单粗犷的动作,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观赏和保健意义的体育活动。

在原始部落中，祭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原始人文化生活很单调，祭祀无疑是一次难得而又热闹的聚会，并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保健养生的作用。其一,祭祀是民众广泛参与的身体活动形式。虽然这些运动锻炼虽不是自觉行动，其体育运动性是盲目的，主观动机并不是想通过体育锻炼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客观上达到了锻炼筋骨、强壮身体、祛病化瘀的效果。其二，从运动生理学和医疗体育角度看，傩祭祀活动形式能有效地起到促进和改善人们的心血管、神经、呼吸、运动等系统的功能作用。

由此可见，如今的赛会源于古代的祭祀仪式，而“赛” 的意义在中国古代体育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已经泛化为一切性质的体育活动。但是与西方竞技体育发展不同的是，“赛”字其中表演娱乐、健身养生的意义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得以加强。同样源于祭祀的中国古代体育更加偏重于观赏性质的祭祀舞蹈以及养生保健的医疗体操，走上与西方竞技体育不同的发展道路。竞技性日渐衰落而养生保健功能逐渐凸显。

比如大傩的发展［3］。傩文化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一种以舞蹈形式进行的祈祷与酬神的祭祀活动，既是用手舞足蹈的动作为通神基本语汇，以充分表达和满足崇拜者企图把愿望当作现实的心理要求；同时也为酬神娱乐鬼神，进而表达崇拜者的虔诚。傩舞从“跳开山”始，手挥两尺开山斧，劈、砍、挖、挡，动作大刀阔斧、矫健有力，技术动作豪放精湛，大有地动山摇之感。动作掺杂了“跌校”、“卜封”等道教内容，还有近似现代的“翻筋踢斗”技艺运动，有严格的图腾路线的跑跳结合的游戏，体现了最初的体育文化，这种傩舞运动形式方法，是提高人心肺功能的最佳适能锻炼，同时也是促进全身心的游戏性体育文化活动，可以有效地促进和改善人的心血管系统的功能作用。

而我国古代体育由祭神走向保健，还体现了中国社会人本主义的色彩。西方社会一直将神权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很多国家在国王之上设有教皇，作为神权至高无上的象征。西方的祭祀活动以祭神为主线，一直持续并发展，体育活动的发展一直以“娱神”为主导；中国社会由于封建集权的强大，皇权的至高无上，随之体育的功能逐步呈现出以人为本，“娱人”的特点逐渐显现。于是中国古代竞技体育衰落，保健体育和娱乐体育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体育娱人本质的呈现。而对于“赛”字的探究，不仅分析了中西体育文化的同源异途，而反映了中国古代体育“娱神”到“娱人”的变迁。

2 戏：军事走向民俗

随着中国古代进入奴隶社会，祭祀中的娱神仪式，也逐渐被世俗宫廷所借鉴。比如，夏代时，每当新王接位的日子，各方的贵族酋长，率部属进行纳贡和献舞，以示庆贺。《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周朝建国后，周公旦在洛阳制礼作乐，曾制订了一整套为巩固中央政权服务的礼乐制度。他继承、集中了自黄帝以来的六代乐舞，建立了明确的宫廷雅乐体系。无论是上古时的氏族集会，还是祭祀祈福，无论是夏代的纳贡献舞，还是周公的制礼作乐，这都是“百戏”的雏型。夏代到桀时，就产生了倡优，也出现了乐舞、杂耍、滑稽、幻术等相结合的所谓“奇伟之戏”。《路史•后记》十三注引《史记》说夏桀“大进倡优烂漫之乐，设奇伟之戏，靡靡之音”。汉刘向在《列女传孽嬖传•夏桀末传》中说：“桀既弃礼义 …… 收倡优株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这是见之于我国史籍中最早的有关“百戏”雏型的记载。

而中国古代对于体育的另一个重要表述就为“戏”。

我国古代体育的很多项目都可以坠以“戏”字，比如，球戏、棋戏、斗戏、博戏、童戏，还有一系列的民俗体育，比如拔河、秋千、踏青、登高、高跷、放爆竹、元宵观灯、跑旱船、舞龙等，都冠以“百戏”的称呼。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载：“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馀里，击丸蹴?，踏索上竿。”［4］

戏：，在《康熙字典》中对于“戏”解释主要有：《说文》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从戈声。三军之偏也。又《集》呼为切《会》吁为切，与麾同。《集》旗属。《周礼•夏官》建大麾以田。或作戏。《史记•项羽纪》诸侯

把戏下，各就国。《注》同麾。又《广》戏弄也。《礼•坊记》闺门之内，戏而不欢。《注》戏谓孺子言笑者。又谑也。《诗•卫风》善戏谑兮。又嬉也。

所以在古汉语中“戏”有以下释义：一，源于军事，从戈，表示兵器。假借为“麾”。军队中的帅旗 ：比如：兵罢戏。――《史记•高帝纪》。正义:“大旗也。”戏下骑从者八百余人。――《汉书•项籍传》。注:“大将之旗。”二，是指歌舞杂技等的表演，如云烟古寺闻僧梵,灯火长桥见戏场。――宋• 陆游《出游》；留连戏蝶。――唐•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或是“角斗，角力”，如：少室周为赵简子之右,闻 牛谈有力,请与之戏,弗胜,致右焉。――《国语•晋语九》。 韦昭注:“戏,角力也。”

由此可见，即便在现代汉语“戏”较为强调其娱乐休闲色彩，但是中国古代各色体育活动的诞生于发展与军事训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古代体育的很多项目都是源于军事训练的需要，不仅如此从六艺中的“射”、“御”，春秋战国时的“拳勇”、手博、“举鼎”，隋唐时期的“武举”，明清时的武艺和技击［5］，都可见一斑。

但是这些起源于军事的体育运动却在随后的发展中,对抗性、竞技性日渐衰退，而娱乐观赏价值不断凸显，比如蹴鞠的演变与发展。我国古代管足球叫“蹴鞠”或“踏鞠”。“蹴”和“踏”都是用脚踢的意思；“鞠”就是球。鞠用皮革缝制，里面塞满毛发。西汉学者刘向在《别录》中说：“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黄帝发明“蹴鞠之戏”的说法，在道教的典籍《道藏•轩辕黄帝传》里说得比较明确：“黄帝令作蹴鞠之戏，以练武士”。看来，当初蹴鞠是军旅中游戏。《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6］。公元前二世纪的《史记•苏秦列传》所记，当时的政治家苏秦在向魏王介绍齐国的繁荣景象时说：齐国首都临淄的居民生活富裕欢乐，人们都经常参加各种娱乐活动，而蹴鞠在当地是深受欢迎的项目之一。 秦统一六国后，这种动似曾一度低落，但进入汉代，蹴鞠活动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开始兴盛起来。当时蹴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音乐伴奏为主的蹴鞠舞，踢时不受场地限制，表演者以自己的技巧在音乐伴奏下踢出各种花样。另一种则是在球场上进行的以对抗性比赛为主的蹴鞠。东汉李尤《蹴城铭》一诗描述了当时蹴鞠比赛情形，比赛时双方各出6名守门员，并有正副裁判执法，还有一套竞赛的法则的惯例。由于这种比赛具有相当激烈的对抗性，因而多盛行于军队的军事训练中。 三国延至隋唐，蹴鞠的军事意义逐渐地退居次要地位，而游戏娱乐作用则更为突出。 王维《寒食城东即事》一诗就描绘了寒食节蹴鞠的习俗：“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 到了宋代，民间出现了蹴鞠艺人组织――“齐云社”，在当时南宋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它是实力最雄厚的蹴鞠组织。这类组织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了。 元明以后，蹴鞠活动已逐渐走向纯娱乐的游戏形式。至清代，发明了一种称为“冰上蹴鞠”的运动形式，作为禁卫军的训练内容，但这也只不过是盛行于中国古代二千多年的传统蹴鞠活动的余韵而已。清代中叶以后，在社会因素的限制下，随着西方近代足球的渐次传人，中国传统的蹴鞠活动终于被取代。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积淀，“武”和“戏”这两个现在含义迥异的字，却都与“戈”有着不解的渊源。正所谓“止”“戈”为“武”，“又”“戈”为“戏”（“又”为手型，表示“取”）。“武”是“以武力制止战争”的含义，是军事作战的艺术；“戏”是源于生活的又一种竞技表演，是民众生活艺术的反映。 “止戈为武”――放下武器是武术的最高境界，制止纷争是习武的最终目的；“又（取）戈为戏”――兵器的目的不在是为了习武，而是为了娱乐。一取一放间，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武德的尊崇，对于休闲娱乐的回归，对于体育功能的追求，可见一斑。从战争中的“兵器”，到民间生活的“百戏”，可见中国古代体育的虽起于军事，却繁于市井。

3 术：从身体走向心里

在中国传统体育中，武术处于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位置，是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代表。武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那时人类已经开始用棍棒等原始工具作武器同野兽进行斗争，数千年来，历经武艺（军事）、武舞到武术［7］。而“术”字的使用，不仅折射了中国武术完善成熟的历程，而且代表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术”：甲骨文为在《康熙字典》中的解释为：《说文》邑中道也。《管子•度地篇》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左思•蜀都赋》亦有甲第，当衢向术。《广》技术也。《人物志》思通造化，策谋奇妙，是术为家。又心术。《汉书社》师古曰：述，道径也，心之所由也。《礼•乐记》心术形焉。

如此可见，“术”在古汉语中主要承包含以下释义：

1)道路：术阡(道路)，术径(大道与小路)，术路(大道)，衢(道路)；

2)方法，策略：臣有百胜之术。――《战国策•魏策》,术数(方法和谋略),术计(权术计谋),术略(韬略;谋略),术谋(讲求权术谋略);

3)法，法律。术，法也――《广雅》,不以犯有司正术也――《礼记•文王世子》,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商君书》;

4)方术。指医、占卜、星相等术艺：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淮南子•人间训》。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说，越是在早期的社会教育形成的时候，其施教的内容和方式方法，越是以体育民俗为最多和最先。［8］而从“术”字词义的剖析，我们不仅对于中国传统体育的内涵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还能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实施。

3.1 讲究智慧 西方体育偏重外在形体的塑造以及对力量的追求，而我国古代体育更加强调比赛中策略技巧的使用。比如田忌赛马的用兵策略、四两千斤的击打技巧都在古代体育中得到悟道。而在众多古代体育项目中，棋类是其智慧的集中体现。它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充满妙趣，增进智力。中国古代棋类活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包括围棋、象棋、弹棋在内的冶情益智的游戏；另一类是以六博、双陆为代表的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

围棋和象棋是典型的智力竞赛游戏。围棋相传是舜发明的，春秋战国时期已广为流传。围棋有发展智力、磨练意志、树立全局观点、培养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等功能。梁武帝爱好围棋，认为围棋有“游神”、“安思”的作用，他在《围棋赋》中说：“君子以之游神，先达以之安思，尽有戏之要道，穹情理之奥秘”。汉末、魏国时期，邯郸淳《艺经•棋品》把围棋的品味分为九个层次，一是入神，二是坐照，三是具体，四是通幽，五是用智，六是小巧，七是斗力，八是若愚，九是守拙［9］。品味评定贯彻平等精神，只看技艺不看地位，齐高帝萧道成只评为二品。

3.2 注重道德 在古代汉语中“道”和“术”本身就是同义，而中国古代体育在讲究技巧还有智谋的同时，更加注重用道德礼仪来予以节制和约束。中国传统体育活动种类繁多，各种项目的竞技组织规则都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最为基本的规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体育活动中的道德原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道德的地位是最为突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德性文化”，对每个行业、每项活动、对每个人都有严格的道德要求，并相信每个人通过道德修养都可以“超凡入圣”，成为尧舜一样的人。中国传统体育活动自然也体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是道德教化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中国武术对于练习者最基本的要求是恪守武德。“武德比山重，名利草芥轻”，武德对于练习者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谦受益，满招损”这一普遍真理表现在习武过程中，就是“德薄艺难高，敦厚功易深”。所谓“心偏拳不正”，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中国传统武术主张“力爱不二”，即习武必须与仁爱相统一；“欲练武，先修德”；认为“拳以德立，德为艺先”；要“以德为先，技道两进”。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一定要在“拳”与“德”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那就只有舍“拳”而取“德”，正如武术谚语中所讲的“尚德不尚力”、“无德不如无拳”。

3.3 注重礼仪 在东西方体育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学界一致认为西方体育的一大特点就是对于规则的尊重和遵守，而相比之下，东方体育却“随意”、“随性”很多。但事实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业十分强调规则的遵守，有很强的戒律性。但是这种规则的制定并不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而是更加强调比赛的“礼仪”。

中国体育中的伦理精神既讲求“质”，又重其“形”，其“形”就是体育中的礼仪。中国古代射箭活动所遵守的一整套礼仪规范在《周礼》、《仪礼》、《礼记》等典籍中都有记载。《礼记•射义》中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失审固；持弓失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礼射按不同等级分为“大射”、“宾射”、“燕射”，所使用的弓、箭、箭靶、乐节都不同，体现了鲜明、严格的等级观念。［10］由是可见，古人认为，必须将欢娱身心的自娱活动纳入“礼”的控制之下;并认识到经过礼规范的体育活动，是实施教化的重要形式，是移风易俗陶冶情操的工具等。这些思想反映了古人对体育在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作用的理性认识，是我国古代体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1］

3.4 注重养生 “术”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五术”一般认为包括山（仙）术、医术、命术、卜术、相术五类，都是源自易经。其中第一“术”――“仙术”，就是利用其含概灵修、养生、静座、武学、食疗，筑基、玄典、符咒等方术来修练肉体与精神，维护身心健康的术法。因为多半在山中修业，所以称为“山术”亦称‘仙道’。

而养生功效的凸显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特色和精华。运动养生的说法,最早见于庄周的《庄子•刻意》:“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之后的《吕氏春秋》也强调动以养形,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三国时期著名医学家华佗也主张用运动的方式来锻炼身体,养生保健。他还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创编了“五禽戏”,作为人们从事健身运动的手段。唐代著名养生家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人欲劳其形,百病不能成”,要“常须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主张通过适量的形体运动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由此也体现了我国古代养生体育以预防为主，注重形神兼修，强调适度的特点。

3.5 注重境界 中国体育文化最终所追求的是，将力量与勇气、技巧与智慧、道德与礼仪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终超越“行而下”的技巧，达到和谐完美、超凡入圣的境界。

比如武术界有句话，叫“拳之再拳不拳”，意思是说，经过成年累月不间断的反复临摩练习，可练出惊人的速度、力度和准确度，越练功夫越深，运用时可以不假思索，随机应变、神出鬼没，处处是拳。所谓“久练自化，熟极自神”，出神入化乃所求意境。拳艺练习“三年一小成，十年一大成”，练至“大成”境地时，即《易经•系辞》中所述“拳无拳，艺无艺，无艺之中是真艺”［12］，正如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13］。

4 结 论

体育活动是作为人类初期智能和体能开发的表现形式与那个时代的一切人类活动，如生产、宗教、军事、娱乐、教育等交织在一起的。而早期人类就在整个生产劳动和其他辅活动技能及文化模式的传递过程中，自然地实践着原始体育的行为［14］。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民族文化中，人们总是通过价值评价来选择、调整自己行为的对象和方式，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15］。中国古代体育形式的发展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变迁是中国社会价值的体现，而这种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变迁，在汉字的词源中线索明显：“赛”字，揭示了我国古代体育与祭祀的渊源，并引发我们对于其从娱神走到娱人的思考；“戏”字，体现了中国古代体育源于军事却繁于娱乐的变迁；而对于“术”字的释义，折射出我国古代体育对于道德的尊重、礼仪的遵守、智慧的追求、境界的营造，使古代体育重修身，更重修心的特点得以展现。从词源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体育进行结构，对“赛”、“戏”、“术”释义的解读，不仅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探究提供思路，也折射出中国体育与西方体育同源不同路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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