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概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众媒介概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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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媒体 公共事件 议程设置 舆论导向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以微博为代表所形成的网络舆论，对传统媒体的报道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公共事件中，大众媒体一方面不能迎合网络世界有些偏激的舆论倾向，另一方面也不能与主流受众情绪对立而损害大众媒体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因此大众媒体就得在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中必须寻找一个舆论支点，以求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地报道。

央视《新闻1+1》栏目3月23日播出专题：“药家鑫：从撞人到杀人”。节目内容主要是药家鑫的自述与一位专家的点评，报道一出便引发广泛热议。在微博上，对央视的评价可谓是骂声一片，有网友甚至喊出了咆哮体：“央视这样报道药家鑫，我们伤不起!”那么，大众媒体在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中究竟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大众媒介该如何在迎合公众情绪和表达媒体自身观点中找到一个舆论支点，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大众媒介话语偏置是引起此次舆论风暴的原因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取舍选择活动，不管这种“再构成”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

纵观央视对 “药家鑫”事件的报道，通过对一个心理专家就药家鑫案的访谈，揭示药家鑫父母对药家鑫的教育中存在过于粗暴、缺少“心理抚育”等问题，从而联系到整个的应试教育制度，本无可厚非。我们也暂且不论心理专家“关于弹钢琴”杀人的观点，是仅从专业角度的心理分析，还是为药家鑫辩护。真正引起公众对央视关于药家鑫事件报道争议的原因在于，就是只采访实施犯罪的罪犯嫌疑人，而没有理会受害的一方，整个报道中只有犯罪嫌疑人的忏悔，却不见受害者家属的泪水，这又会让公众做何感想？

就传播技巧而言，央视采用 “一面提示”的传播手法，即仅向说服对象提示一方观点的判断材料。“一面提示”固然能够对己方观点做集中阐述，但同时也会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使说服对象产生心理抵抗。特别是在这起影响恶劣的公共事件上，而这种反抗在现实中就表现为大众媒介的受众在网络上所形成的偏激的舆论行为，这也是引起此次舆论风暴的主要原因。

二、大众媒介和网络社会的舆论互动

大众媒介影响现实世界的受众，而大众媒介本身又有着互动性差的不足，网络便给予了大众媒介和其受众互动的机会。央视的话语偏置引发了现实受众的不满，但是限于大众媒介互动性差，这些受众无法直接与大众媒介互动表达其不满，恰好网络给予了这些受众发泄的机会。现代社会随着网络普及率的提高，网络与人们的生活变得密不可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 互联网用户会更加轻松自在、更少感觉到限制，并可以更加开放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互联网的去抑制性效应”。“去抑制性效应”中的一个表现为：网民对现实社会中黑暗、暴力事件心有愤懑、不满，但是由于害怕自己遭到压制、报复，所以自己调适不满的情绪，很少会在公众空间将之表露。而网络环境的匿名性，使网民没有了这些顾虑，可以坦然大胆地表露自己的观点、意见，匿名性也使网民觉得更为安全，他们甚至通过谩骂、侮辱等方式发泄心中的郁闷，并以此减压。由此便形成了针对大众媒介的偏激的舆论，并引发了以微博为平台的网络群体传播的“集合行为”。

“集合行为”指的是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而这种集合行为摆脱不了暗示和感染机制的支配。在网络世界，一些中坚分子发表檄文，并以义愤填膺的口号把大多数人引向了极端的情绪，如北大中文教授孔庆东直骂央视“写这个新闻的人要断子绝孙”、“这个新闻是毫无廉耻、毫无人味的！这个新闻从头到尾，都在为这个杀人犯在着想，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句话是考虑人家被害者的”，不仅如此孔教授还骂央视邀请点评药佳鑫案的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为“狗屁专家”、“杀人专家”。孔庆东的这一言论受到了网友的热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种偏激的情绪之中。

网络世界形成的这种偏激的强大的舆论压力反过来又影响大众媒介，一方面大众媒介通过影响现实受众从而推动形成、引导现实舆论，另一方面对大众媒介舆论导向作用抵制的现实受众，通过网络的平台形成新的舆论，从而反过来影响大众媒介的舆论导向的作用。由此便产生了网络与大众媒介的双向舆论互动。

三、大众媒介要承担维护主流价值观的责任

媒介作为新闻传播工具，属于社会信息系统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子系统，必须为社会的总目标服务。在我国，大众媒介应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是多元的，价值观同样也是多元的，在这当中，总有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我们称之为主流价值观。当今社会主流媒体是主流价值观的支柱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在我国主流媒体除了具有共同的、持续长久的、覆盖面广的性能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受众心目中的权威性，尽管近十年来这种权威性有所减弱，但还是依然存在。这种权威性在受众的心目中逐渐成为价值取向的标杆，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受众心目中很清楚。大众媒介在进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履行塑造和维护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责任，特别是主流媒体在每篇报道中都不能背离社会主流价值观，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所坚持的主流价值观信仰。

舆论作为公开的社会评价，它的主要功能是对涉及公共事务的组织、人员行为实行监督，进行有效的制约和限制，使之服从并服务于既定的公众共同意志，符合公众共同利益。新闻媒介与舆论导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新闻媒介反映并代表舆论、引发舆论以及引导舆论三个方面，但是这并不保证新闻媒介对受众的作用效果。相比较而言，受众的群体背景或社会背景是决定他们对事物的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有时甚至超过大众传播的影响。

受众接受大众媒介舆论导向作用是建立在自己的道德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大众媒介的舆论导向严重偏离受众的基本认知，受众不仅不会接受大众媒介的舆论引导，反而会加深对大众媒介所持舆论的对抗态度。正如此次央视对“药家鑫”案的报道，把话语权完全偏向犯罪者一方，对于受众而言已经超出了其基本的道德认知范围，引起受众强烈的反弹。

那么，在公共事件中大众媒介如何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呢？大众媒介应该也必须做的是从事件本身出发，在报道时紧守客观公正的原则。又因大部分公共事件都会涉及法律问题，因而在客观公正地报道的同时，发表言论也一定要背靠法律，引导受众从法律客观公正的角度看待整个公共事件。这样既不会引发受众的舆论对抗，还能把受众偏激的情绪最大限度地引向社会法制的轨道上来，对于法制思想的普及也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大众媒介客观公正、背靠法律的报道，还会增加受众对媒介的信任度。相比网络偏激的情绪而言，绝大分受众也会认同这种公正、理性的舆论导向，大众媒介的权威性在受众心里也会加分。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②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③孙薇，《从传播心理学视角分析“网络暴力”成因》，人民网，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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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作为民间文化的历时性考察

民间自发的原初性。作为流行于东北三省的地方戏曲剧种，二人转的形成追溯至今逾200年历史，至上世纪80年代，民间自发演出团体近80个，“取之于民”使二人转素有“农民戏”之称。它以农民自有的方式形成了对生活的娱乐化思考，满足过着相似生活、有着一致趣味的群体需求。二人转以“作者式文本”的方式呈现，创作者既创作出作品，又是作品的欣赏者，在接受的同时又去重新书写文本，并从中创造意义。二人转的精神内核正在于此。

二人转原初性的另一表现是，言语粗俗、插科打诨等构成了它的主要表意方式，并以满足人的原始欲望为主要动机。例如，二人转选段《皇亲梦》中：

“那潘小姐遇上色狼了，这可坏事啦。”

“没事，别看刘总管眼珠子焦绿，浑身充满了，可对潘小姐来说，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形不成恐惧。”

“为啥呀?”

“因为刘总管是太监呗!即使有作案心理，可是他没有作案工具。”

它是区域群体精神享乐的工具，这种文化气质注定是平庸、低俗而轻松的。

非商业化的传播方式。相对于大众文化的“非本真性”，民间文化表现出了独有的本真性。如同民歌、曲艺等民间文化样式，二人转也是群体表达自己情绪、希望和想象的手段。大车店、秧歌会、屯场等群体性娱乐地点构成了二人转主要表演场所。在“唱屯场”中，场院、炕头十几人围坐一堆，二人转登场表演。制造元素、追求利润尚未成为这种文化行为的主要意图。二人转的小众传播使其发展受到了在地性限制。

大众传媒对二人转的重塑：作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娱乐意义

传媒关注：二人转突破在地性限制。在不同文化交织成的文化圈围中，当民间文化的传播环境从有机社会转为组织化社会时，它必将成为大众媒介的“新宠”，并按照大众文化的模式满足公众娱乐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民间文化的沉默与崛起，区别在于其创造者是否借助大众媒介带动受众注意力的转移和集中。1990年，赵本山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携小品《相亲》亮相春晚。大众媒介的关注使二人转突破了在地性限制，具备了公众集体创造的大众文化雏形。

可以看到，《相亲》及此后的赵氏小品，其表现方式皆脱胎于二人转样式：农村题材及人物角色+工整对仗的台词+杂技类绝活表演，中间用类似相声的段子相启承，二人转选择了以小品的方式被公众认知和接受。

传媒重塑：二人转的文化转型。市场经济作为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被确立后，大众文化的规模生产具备了合理性依据。赵氏小品应潮流展开的系列创作开始成为一种高度参与的文化形式。它契合了中国9亿农民的娱乐需求，亲和力、土根性使大众从文本中寻找与自我生活的关联，接受属于自我的意义与快乐，这为二人转的大众文化转型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受众基础。

作为当时小品唯一的传播媒介，电视带有明显的大众文化倾向，因此，它所呈现的内容充满了迎合大众的预谋炮制色彩。这使得赵氏小品在连续十几年的春晚中收视率居高不下，拥有了独特的大众文化话语权。

传媒营销：作为文化商品的批量复制。二人转在衍变为赵氏小品的同时，也带动了一批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热播。受众从中找到了相似的演员、语言、道具。《刘老根》、《马大帅》，接二连三的续集，文化商品以不同的表现形式、相同的生产手段“被迅速而大量地拷贝，使得自身成为无穷无尽的复印件，从而成为批量制作、批量生产但又脍炙人口的艺术快餐”。

传媒显示出制造神话的巨大功能。巧合的是，电视剧成为传播二人转的主要形式；不同的是，电视剧已成为大众文化的典范，使二人转被不自觉地纳入意识形态范畴。

二人转“主动参与”大众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

在意识形态规范内，这股源于二人转的文化热潮使全体民众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娱乐狂欢，同时，也实现了二人转从窄众传播向大众传播的转变。

如今，二人转已转战华北、华中、华东近半个中国。二人转被广为接受，关键在于二人转在不失母体、不失大俗的同时，被全方位地进行了创作整理：不被文化主流认可的元素已不复存在，演员除了在着装上保留二人转的原初态外，其表演主题、动作、道具都符合文化主流的框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二人转借鉴了大众文化模式，在既有意识形态指设内调整传播策略，靠近文化主流，在多元文化圈围内逐渐被认可。

思考民间文化在大众媒介环境下的未来发展之路

作为民间文化的典范，二人转的转型取得了成功，也为我国其他民间文化的未来之路提供了诸多启示。但这只是某种层面的借鉴，文化的特质性决定了各自文化发展之路的特殊未来。

大众媒介时代，同类文化之间，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之间，皆不可简单地被认为是“对立”抑或“合谋”，而是呈现出复杂的交织状。民间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自身传播方式和在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文化策略，在保留民俗性的同时，积极地将自身纳入大的文化语境中，不是在寂静中陨落，而是在沉默中爆发。

参考文献：

1.孙逊：《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3.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

4.孙爱军：《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维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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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微英剧《黑镜》看新媒体语境下的话语权力的转移 新媒体语境下的媒介伦理 新媒介环境下的舆论生态变化 新媒体语境下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途径 新媒体语境下的电视媒介与知识沟 基于新媒体网络语境下的媒介认同研究 新媒体舆论环境下的公众媒介素养 “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的错位理解 论媒介形态演进与话语权力的关系变迁 新媒介环境下的舆论构成及管理 关于舆论话语权的思考 女性话语权的媒介表达 新媒体视域下提升高校德育话语权的策略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下电视民生新闻话语权的重构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网络话语权的实现及其引导 中美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反战话语传播 新媒介生态下广播媒体的生存逻辑探析 新媒体语境下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问题探析 论主流媒体在舆论格局中的话语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3] 潘祥辉.媒体议程与中国社会变迁―― 30年来中国媒介推动社会变革的十大事件回顾[J].中国传媒报告，2008（4）.

[4] 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J].探索，2006（2）.

[5] 刘建明.舆论学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6] [美]尼古拉・尼嘎洛庞蒂.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

[7] 王欣.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新闻娱乐化[D].武汉：武汉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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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传媒；互联网；儿童影响

21世纪由于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大众传媒日益发达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并且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受众对大众传媒的依赖，人们已生活在一个媒体无处不在和“高度依赖”媒体的社会。

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壮大，对儿童产生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凸显，这已成为社会各界学者及家长老师的共识。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我国的儿童频道、儿童报刊等都获得快速发展，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儿童心理行为、生活方式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大众传媒丰富儿童的发展环境

广大儿童由于日常接触面过窄，时常出入的就是家庭和学校，在家人、老师的看护下，直接经验太少，对世界又充满着好奇心，这时他们就会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认识和解释社会现实，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由于儿童思想的天真，他们对传媒提供的东西常持肯定态度，这样，他们就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形成或改变着自己的是非判断能力。

大众传媒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充斥着各方面的求解与探索，它既可以锻炼儿童运用科技的能力，偶尔的娱乐游戏消遣也能提高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又可以为他们的学习提供大量的资料，对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提供更多详细信息，开阔他们的视野；但也有一些虚假信息的存在，会影响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同时，传播媒介提供的信息不需要运用多少大脑就能接受，这也会影响到儿童思维能力的开发。

上世纪90年代后，电视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人们对它的依赖性在逐年增加，这就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儿童的社会化。小学生多会关注儿童频道，中学生随着心智的渐渐成熟，接受媒介信息的范围也相对大些。

在电视还没成为主流媒介时，儿童接收信息和学习实践都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实现的，更多的是在学校里接受老师知识的传授。而在现代社会，儿童接受大众媒介的年龄段在逐渐趋于小龄化，当家人使用大众媒介时孩子们或多或少就开始接触并学习使用了。作业完成后，课余时光大多数孩子还是会选择观看电视的。

电视中的多数内容是超出儿童所应接触的知识范围的。例如百科知识、名人逸事、社会要闻、经济娱乐事件等都可以开阔儿童的视野、增强他们的文化素养与内涵、拓宽他们的所见所闻。但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也会吸收到很多不符合自身年龄段的事物，如反叛的、情爱的…儿童还不能区分媒体与现实生活的差距，他们比成人更多地相信并接受媒体传播的知识与信息，而在大众传媒中，不少内容是不符合现实生活或不适合儿童的。

历史上每一个传媒的出现和普及都推动了文化的传承和信息的传播，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发展造就着一个全新的网络受众群。其中儿童也是受众群的一部分。可是网络媒体上存在着大量的冗余信息，这就很容易成为儿童认识领域的障碍。同时黄色信息也充斥着互联网，这很容易影响儿童的心理生理健康，新的社会问题也就会在此基础上滋生。

大众传媒对儿童正负方面的影响

当今社会，儿童身心发展主要是通过受教育来实现的，那么学校就承担着儿童教育的重大责任。可是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大众传媒在日益充斥着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促进儿童的发展，启发孩子的学习兴趣，鼓励他们主动自觉地学习。电视、网络正是一种以生动的画面，辅以语言、音乐的视听媒体。其画面、动作与声音同时刺激孩子的感官而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开阔了儿童的视野，丰富了知识、经验，提高了他们形象思维的能力，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儿童思考，激发了孩子的想象力。所以，家长应该充分利用它，引导和帮助孩子懂事明理，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大众传媒对儿童的消极影响也是同时存在的，如果这种影响长期存在，很可能会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大众传媒中的暴力，并非是杀人、放火、流血等，任何有明显而具体的语言或行为的使人屈服，无论是否有伤亡的情景均属暴力。口语暴力、武器暴力、物品暴力均为暴力的展示方式。传媒中渲染的暴力或“软暴力”容易给儿童形成先入为主的定性的观念，以为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另外儿童还有极强的模仿能力，容易模仿暴力节目中的情节、手段，因此产生的影响更甚。

根据上述所讲的大众传媒对儿童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我们要不断整合多种新媒体资源服务于教育现代化，来指导儿童对大众传媒的选择。

首先，在家庭中应当注重大众传媒的使用。在与孩子共同享用大众传媒时，应选取利于孩子成长的内容进行观看，如科普知识、竞技赛场、新近新闻事件的发生、艺术作品的欣赏等。

其次，加强对儿童的教育关爱。儿童过分依赖某些媒体可能会引起生理或心理上的不健康状况。如果儿童过分依赖媒介，对问题的思考就会产生懒惰情绪，对网络资料的查询就相应会产生过多的依赖性。这样既耽误了儿童吸收课本知识的时间，又减弱了大脑的思维能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再次，指导孩子对传媒传播信息的鉴别和选择。指导孩子应选取知名网站去找寻新闻、资料。在阅读刊物、观看电视时应选取那些能够拓宽自己知识面的东西去看，而不是一些花边新闻，这些内容不仅耽误时间，而且对他们的成长起不到好的作用，切记一定要正确对待媒介所传递的文化信息。

最后，家长对儿童给予恰当的管束，帮助儿童合理利用自己的课外时间。家长可以在孩子的课余时间安排些提高艺术修养的培训班，一方面充实了休闲时间，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很多家长由于对孩子存有溺爱心理，并没有过多约束孩子们接触大众传媒的时间，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儿童不良的生活状态。因此家长应严格控制他们在家看电视或上网的时间，并对他们接触的媒介进行正确的引导。如果孩子能学会适度控制上网的时间可能也就没有沉迷的问题了。所以时间的控制非常重要，网并非不可上，电视并非不可看，孩子和大人一样，同样有娱乐和休闲的需求，同样有享受现代化娱乐工具的权利，关键是父母要引导孩子知道如何自控。这点要以家庭为基础实施保护。

学校引导儿童正确对待网络等大众传媒

学校应该引导儿童正确对待网络等大众传媒。学校可适时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积极引导学生正确利用网络，以减少和预防儿童不良行为的出现。

首先，应针对儿童的兴趣爱好指定可实施不同体例、不同方法的教材，因材施教。与此同时，一定要以现实生活实践经验为基础，不能脱离实际进行说教。儿童进入学校后，对于教师传授的知识是非常信任的，老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所以一定要对儿童不明白的问题进行耐心说教，要让孩子们知道哪些是正确的价值观、哪些应当摒弃、哪些应当记忆。所谓伦理道德就是要遵循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正确的为人处世原则，正确的价值观念，高尚的人生情感和敏锐的思维及处世能力等，这些都是需要孩子们亲身经历的，而不能一味地通过大众传媒对自己进行灌输，这样只能滋长自己的懒惰行为和不良意识。

其次，对于现在网络媒体的覆盖情况，学校应该积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和使用网络。在学校安排的计算机课上，老师一定要起到关键性的指导作用。现在社会由于网络信息冗杂现象严重，黄色信息也在侵蚀着网络，儿童对这些新奇的尚未接触的事物是带有很强好奇心的，所以一定要帮助儿童树立科学的大众传播理念，坚决杜绝网络不良信息侵蚀儿童的意志。

总之，大众传媒虽然存在着劣势，但是对人们产生的积极影响还是占主流地位的。它给人们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儿童的成长也起到了开阔视野、丰富童年想象力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我们能够正确使用大众媒介，正确引导儿童对它的接触，就一定可以发挥其优势，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而大众传媒本身也要拥有社会责任感，以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来约束自己的传播行为，从而走上更加积极健康的信息传播轨道。

参考文献：

［1］周庆山.传播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王彬.大众文化对青少年一代的影响［J］.青年研究，2001（1）.

［3］李季湄.幼儿教育学基础［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徐耀魁.大众传播新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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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播电视；媒介功能；演变

中图分类号：G22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008-03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在长期、系统研究之后，指出了传播的三个重要社会功能：监视环境、联系社会、继承社会遗产。监视环境功能是指，大众通过媒介的新闻信息来了解和认识社会环境。社会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人们需要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了解，进而做出相应的决定或改变来应对环境的变化，因此媒介就成为大众的一个瞭望哨或窗口；联系社会的功能可以理解为，媒介作为个人与外部世界以及外部世界各个部分之间联系的一个中间机构，可以对社会中各个组织和部门之间起到协调、沟通的作用。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做出的解释、分析或者说明；传递社会遗产指的是，媒介具有跨越时间，在不同的团体间传递价值观念、社会准则的能力。社会遗产只有通过纪录、整理，才能代代相传。

随后，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在拉斯韦尔理论基础上加入了一种新功能——娱乐功能，即指媒介具有为大众提供消遣、愉悦的功能。大众媒介的内容很大一部分能够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例如艺术、游戏等等。

1982年，威尔伯·施拉姆又在《男人、女人、信息和媒介》一书中提出大众媒介的五大功能：守门人功能、决策功能、教师功能、娱乐功能和商业功能。守门人功能强调的是媒介自身对传播信息具有的取舍权和选择权。除此之外，后四种功能几乎是对拉斯韦尔和赖特媒介功能理论的一种完善。施拉姆还提到：“传播事业的一个方面是新兴国家特别关心的，这就是传播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能做出的贡献。没有充分和有效的传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要推迟，并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充分有效的传播，变革的过程就会顺利一些，缩短一些。[1]”

基于上述媒介功能与社会发展变化的关系，要探讨当前我国广播电视的社会功能就必须结合不同的社会时期和发展环境来分析。我国电视从1958年开始起步，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以及新世纪时期。今天，广播电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宣传工具或者教育阵地，而是多种功能交叉融合、相互作用与影响。广播电视功能的发展与变化，都是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我国广播电视的社会功能历经演变，主要呈现出如下趋势：

一、信息传播功能一直占主导地位

传播信息是广播电视与生俱来的基本功能，也是其最重要的功能。施拉姆认为，大众媒介可以集中人们的注意力。在现代社会，我们关于远方和外界的概念，大部分来自于大众媒介。当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发展时，人们对大众媒介的依赖会与日俱增。结果是，在何者重要、何者危险、何者有趣等一系列问题上，必然有很大一部分意见是来自于媒介[2]。长期以来，电视这种声画相结合、传播迅速的大众媒介，因易于理解、观看，对观众的要求不高，成为传递信息的最佳手段。

我国电视发展初期，由于条件所限，所有节目都采用直播。当时荧屏中的主要节目类型之一就是新闻，虽然电视还没有普及、传播范围有限，但其带给人们的震撼却是异乎寻常的，人们通过电视直播的仅仅五分钟左右的口播新闻了解时事、获取信息。通过电视新闻节目，大众第一次直观地看到了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

到了“”时期，广播电视成为政治上的宣传工具。这一时期广播电视行业发展几乎停滞不前。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急切需要通过广播电视去了解世界、了解经济生活信息。广播电视利用传播优势，重视多种功能的开发，取得了巨大进步。

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广播电视确立了其立台之本——新闻。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卫视和地方频道，大大小小的新闻资讯类节目开始充斥荧屏。到1992年，全国各级电视台中有800家拥有自己的新闻节目。广播电视的信息传播功能被空前关注和利用。

当前，不论是国家的内政外交、关系百姓的改革动向、经济民生政策的出台、各行业的发展动态，还是旅游资讯、时尚潮流、国内外突发事件等等，只要观众想要了解的内容，都能在广播电视中一一找到，广播电视的信息传播功能在今天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

现代生活中的广播电视正在顺应时代需求和社会发展，用轻松娱乐的形式、本着为民服务、有益身心的目的，及时地为观众传递着世界各个角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新闻消息，全方位展现着五花八门的产品，用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方式为观众梳理着与生活相关的资讯或政策，使观众了解到社会生活中的趋势，并由此判断即将发生的变化。现代广播电视的信息传播综合了娱乐和服务功能，满足了观众多方面的需求。

二、教育功能逐渐弱化

如果说信息传播是广播电视的自然功能，那么教育便是其重要的一项社会功能。传播学家施拉姆曾经说过：“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3]”广播电视已经成为了现代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相伴随的重要一部分，人们接受外部信息很大一部分要依靠广播电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也要参照广播电视中的评论或解释。因而，人们的思想或观念会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进而渐渐地接受广播电视中出现的一切事物，广播电视传达的内容也就很容易变成观众主动接受的信息。人们通过广播电视了解信息、获取知识、接受教育，广播电视也就实现了其重要功能之一——教育。

广播电视发挥教育功能，不仅通过狭义层面的、有针对性的以学历或专业教育为目的的节目，更是通过没有明确针对性或目的性、但有其广泛的受众基础的文化知识性节目，还包括了能提高人的道德情操和个人素养的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去共同实现。

20世纪五十年代末，一些城市的广播电视大学，就是以广播电视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的学历教育。广播电视大学比传统的学校教育门槛低，在条件上没有太多限制，因此成为大众继续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同一时期，我国广播电视中播放的节目主要是以新闻、纪录片或专题片为主，“专题片中的社会教育性节目居多， 主要介绍科学和医学知识，很受欢迎”[4]。

在“”十年间，我国广播电视的教育功能虽极端表现为宣传和说教，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确立起自身的权威感。在其后广播电视行业多元发展时期，节目虽然形式丰富，却也尽显媚态和庸俗。在一些真人秀节目中，娱乐元素运用到了空前的地步。为净化荧屏、提升广播电视节目的文化含量，避免节目中出现迎合少数人趣味的媚俗行为，逐步规范广播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问题，国家广电总局曾一度频繁颁布禁令，限制某些内容，甚至禁止某些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但此举似乎收效甚微。

在广播电视娱乐当道的大潮下，值得欣慰的是，观众在体验过一段时期的娱乐狂欢之后，也开始审美疲劳，并逐渐回归理性，一批较有文化含量的节目渐入人眼。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一系列节目，《百家讲坛》、《走近科学》、《探索发现》等等，尤其是2001年开播的《百家讲坛》，一度成为中央电视台仅次于《新闻联播》的十大优秀栏目之一。在一家权威机构推出的中国电视节目榜中，它也一度被评为年度电视节目和最佳人文科教节目。这些节目为文化的大众传播做出了一定贡献，而那段时间一度掀起的国学热就是很好的证明。

在当下的荧屏中，除了少数像《百家讲坛》这样具有教育功能的节目还依稀存在，大量充斥眼球的是极尽媚俗、不断突破道德底线、挑战观众尺度的娱乐节目，而且目前依然没有改观的趋势。从最初“泛政治化”的极端走向“泛商业化”的极端，广播电视在发展中几度迷失，教育功能也正在逐渐被弱化。

三、娱乐功能与日渐强

广播电视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兼具娱乐功能。无论是荧屏上最初出现的歌舞节目，为人们提供消遣的电视连续剧，还是现如今五花八门的娱乐节目，或者电视荧屏中越来越常出现的娱乐元素，娱乐通常作为广播电视的“主菜单”呈现于观众眼前。广播电视娱乐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原因之一，从受众心理学来说，是因为它可以满足人类的娱乐本性以及内心深处的游戏情结。娱乐、游戏以及对愉悦的追逐，似乎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马林斯基诺说：“游戏、游艺、运动和艺术的消遣，把人从常轨故辙中解放出来，消除文化生活的紧张与拘束。[5]”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研究表明，人的一系列复杂需求，可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五个层次。当人们实现了最基本层次的需求之后，会向后一种需求也就是更高层次的需求转变。然而如果当人们实现了最高层次的需求之后，又会转向最初层次的生理层面的需求。这也正是消费时代来临后，娱乐、消遣成为人们的首要需求，感官享受逐渐取性思考的重要原因。

除了专门的文艺节目和娱乐节目，娱乐元素也广泛地存在于当前各种类型的广播电视节目中。我国广播电视创业之初，就有了文艺节目，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但“”之前的文艺节目因为受“左”倾思想影响，过于注重说教，趣味性不足。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不断提高。在广播电视行业得到极大发展的情况下，广播电视从业者已经对娱乐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有能力去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这时广播电视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社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观念的更新，一大批电视娱乐节目纷纷登台亮相，成为荧屏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先后出现的分别有《正大综艺》和《综艺大观》等第一代综艺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等游戏娱乐节目；还有《幸运52》、《开心辞典》等益智类娱乐节目。其后一段时间，众多的平民选秀节目也曾一度将大众狂欢推向极致。

2008年8月4日，湖南卫视《天天向上》开播，开创了国内电视节目群口主持的先河。此后，各家卫视纷纷上马相似类型的节目。如今充斥屏幕的还有很多的相亲类娱乐节目，如《我们约会吧》、《非诚勿扰》等等，这些改良过的真人秀节目又使荧屏中的娱乐味道日益浓厚。

从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除了提供娱乐功能，不同时期的各个娱乐节目还具有其他综合功能。例如早期的《综艺大观》综合了说学斗唱等形式，但是目的很明确，就是让观众轻松地欣赏，只是提供娱乐的功能；而后的《开心辞典》寓教于乐，同时兼具了教育功能；《天天向上》则设有不同的板块，有的板块传递中华礼仪之美，有的在访问嘉宾的过程中向大家介绍一些知识，使节目轻松好看的同时，也兼具服务和教育功能；《我们约会吧》等相亲节目在为观众提供娱乐的同时，也为选手们在现实生活约会、恋爱提供契机，也兼具服务功能；而《百科全说》则是兼有服务和教育功能的娱乐节目。

娱乐节目的功能多样化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普遍，广播电视的多元化发展通过这些类型化节目得到了非常明显的呈现；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其它节目所兼具的娱乐性也同样越来越强。广播电视发挥娱乐功能并非单单通过娱乐节目，无论是知识类教育类节目，还是资讯类服务类节目，都十分注重与娱乐相结合，都不再板起面孔，而是注重让人们快乐地接受信息。“在娱乐文化中，文化的政治功能、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快乐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文化标准”[6]。

娱乐功能的增强使得教育功能被抑制；同样，教育功能弱化，娱乐性元素自然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当前，广播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趋势愈演愈烈。恰到好处的娱乐是智慧的娱乐、幽默的娱乐，而不是低级的娱乐、媚俗的娱乐。娱乐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广播电视节目中的每一个角落。大量节目的娱乐气氛已经使得广播电视很难严肃起来，其权威感的回归需要广播电视把握分寸、理性运用娱乐元素。

四、服务功能日益凸显

所谓服务，就是要为百姓的生活、学习以及工作提供切实有益的帮助，它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生活节奏快，人们深感压力巨大，他们渴望通过广播电视中减轻压力，放松心情，或者希望了解除了资讯以外的一些生活新观念、新时尚等，以期更好地融入当代新生活。

在世界各国电视史上包括我国电视发展历程中，电视服务类节目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从我国电视诞生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服务类节目就一直存在，但是数量和种类都比较少，播出时间在整个电视节目中所占比例不大。《节目预告》、《气象预报》以及1979年诞生的《为您服务》等是早期主要的服务类节目。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经济日益活跃，人们对各种信息尤其是服务类信息的需求不断增强，这就为广播电视服务类节目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基础。数量繁多、形式多样的服务类节目不断出现在广播电视节目中。1996年的《生活》栏目，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它采用“电视杂志”的形式向观众传播健康与时尚新观念、新动向、生活小窍门和出行参考等，还开设有小版块传播法律与经济政策知识，内容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为大众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服务。

随后，电视分众化的发展趋势使得服务类节目进一步细分。如与饮食相关的有《天天饮食》、《美女私房菜》等；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有《交易时间》、《天生我财》、《市场分析室》等；与旅游出行有关的有《走遍中国》、《有多远走多远》等；养生保健的有《百科全说》、《中华医药》、《健康之路》等；时尚类栏目则有《美丽俏佳人》、《完全时尚手册》等。这些电视类型化节目的受众对象越来越明确，叙述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地改变。节目不再只是依靠主持人的语言传播，而是运用灵活轻松的拍摄方式、活泼的剪辑手法、精美的画面等表现元素让观众在感受美的同时，也能体验到时尚。

从电视服务类节目的日益丰富可以看出，广播电视一直在追求着发展和进步。一方面频道或节目主观上求新、求变，希望借此扩大自身吸引力，提升公众注意力；另一方面观众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广播电视节目必须要更好地服务于观众，才能走得更远。

科技日渐成熟，新媒体对传统媒体产生巨大冲击，受众视野也在不断开拓，这些都迫使广播电视反思自身定位及功能所在，它必须要俯身倾听受众的声音，若仍不改往日自说自唱的清高姿态，势必流失其根基所在，而变成一种游离于人们主流生活之外的媒介，就此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梳理我国广播电视的功能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当代社会所具有的多元化特点使广播电视的功能不再单一，而是同样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广播电视的多种功能已经交叉融合，并逐步衍生出一些新功能。在信息传播功能方面，广播电视不仅传达给人们丰富的新闻信息，还逐步具备了影响舆论、改变环境等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环境下的今天，它已经成为影响人与人、甚至国与国之间关系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在教育功能方面，广播电视一度实现过教化大众的职能，但由于消费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对娱乐感的追求使得广播电视的教育功能逐年减弱，不过其传承社会文化、提升国民素养的作用依然不会消失，如果利用得当，它将起到不同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特殊作用，成为推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我国广播电视娱乐功能的开发与演变，让广播电视更加绚丽多彩。

广播电视形式各异的节目在给人们提供精神愉悦和娱乐消遣的同时，也让大众陶冶了情操、释放了感情、开阔了视野、增加了阅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实现了约翰·费斯克曾说过的“社会凝聚力、民族认同感和对民众的安慰与鼓舞作用”。随着服务功能的拓展，广播电视参与人们生活的程度越来越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和个人。广播电视功能的多元化，既是当代多元化社会的反映，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发展。通过以上所述的诸多功能，广播电视一直在参与建构国家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1] （美）韦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美）韦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3]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4] 袁军.新闻媒介通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篇6

关键词：大众传播；大众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体制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所产生的正是所谓的大众文化。

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mass communication”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

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大众传播有着不同的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对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雷蒙.威廉斯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在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界的各种理论也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大众传播的介入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信息做出多种多样的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出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3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同时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做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在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的应该不仅仅是观望。

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参考文献：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人的延伸》 何道宽译 商务印书馆 2007年7月出版

2、陈学明、吴松、远东《社会水泥：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4月出版

3、（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 新华出版社 1984年10月出版

4、郭庆光《传播学》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出版

5、（英）J.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 冯建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出版

6、（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王文斌译 商务印书馆 2001年5月出版

篇7

大学阶段是青少年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主要时期，其媒介素养的高低不仅关系到他们的未来，更会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十余年来，我国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成果喜人。提出了多项针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对策和措施，但是那些对策和措施都缺乏操作指导性，结合中国大学生实际情况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少。

南京江宁大学城名校荟萃，有15所大学超过15万大学生入驻，基本上代表了我国的所有高校类型。笔者于2010年11月对南京江宁大学城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现状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得出南京江宁大学城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具有的主要特征和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南京江宁大学城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具体如下特征：

1.大学生的媒介使用在以新媒介为主的情况下呈现“复合化”趋势；

2.休闲娱乐成为大学生接触媒介的首要动机；

3.大学生对媒介的认知还不够深刻；

4.大学生对媒介道德规范的认知与自律能力还处于较低的阶段；

5.大学生在媒介运用与操作方面，水平普遍较低。

南京江宁大学城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存在以下问题：

1.大学城大学生媒介行为处于失衡状态。江宁大学城的大学生是很好的媒介信息接受者，却不是很好的分析者、判断者、批判者和反馈者；

2.大学生缺乏必要的媒介实践；

3.江宁高校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重视不够，媒介素养教育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最有可能解决大众媒介环境下青少年智力水平下降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教育。“那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我们的学校。”[2]同样，要解决大学城大学生媒介素养缺乏和低下问题，也一定要利用大学城高校自身的教学资源,进行系统化教育。

一、发挥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的媒介教育优势，开展课堂教学，树立大媒介素养教育的思维范式

所谓大媒介素养教育思想即媒介素养教育不仅仅是传播类教师单一进行的专业教育，而是广泛的、多层面的综合素养教育，渗透于各个学科的教学活动中，目的是引导学生有效利用媒介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服务社会[3]。

（一）根据专业情况加以区分教育

1、专业教育

对于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要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专业教育的体系中，在教学计划中明确列为专业课，对学生进行系统性和整体性教育。因为作为未来的“传媒人”，他们理应更加了解媒介创造“拟态环境”的机制和过程。

2、发挥南广学院的媒介教育优势，进行普及性通识教育。

对大学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所学的专业与新闻传播无关，但在信息社会里，每个人都要有识读和参与媒介的能力，能够正确解读媒介信息，让信息资源为我所用，并能利用各种媒介渠道表达思想。南广学院媒介教育工作者应该在大学城各高校里承担起媒介素养教育主力军的责任，对其他高校学生进行普及性教育。

（二）将大学生从被动的媒介消费者转变为积极的使用者

大学教育应注重引导学生带着某种目的、某种需求接触媒介、利用媒介。在各科教学中加强学生的自主参与性，讲究探究性教学，有意识的布置些研究课题，让学生通过媒介查找资料完成课题，将学生从对媒介的盲目娱乐休闲需求向有目的的学习探究需求转变，达到高度的自律和对媒介的有效利用。

二、探索本土化媒介素养教育模式

经过近80年的发展，世界各国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摸索出了不同的教学模式及经验，但是每个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都与本国的基本国情和媒介技术的发展程度紧密相连。由于我国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在初级教育阶段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南京江宁大学城媒介素养教育要立足于国情和学生的基本现状，建立自己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由低到高分层次进行培养和教育，以培养大学生正确接触、解读、分析、批判媒介信息的能力为核心，以进行“授权”教育，提高大学生媒介参与、反馈、使用水平为目标。

三、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设计与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从英国、美国和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中概括出四点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内容，即媒介特质、媒介信息特质、媒介生态与组织和受众对自己接触行为的管理和分析[4]。

总的说来，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认识媒介自身属性。媒介信息资源、内容、技术的利用与分配是一定阶级、阶层意识形态的反映，媒介素养教育要让学生了解媒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关系，认清媒介是由少数人所操持和控制的现实，从而科学合理地评判传媒。

（二）认识媒介文本内涵。媒介文本是传者与受者进行沟通交流的中介，每一种媒介都有其独特的文本建构规则。只有认识到不同媒介特有的文本建构规则与事实呈现方式，才能深入洞悉其中的机理与因果联系，从而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

（三）认识媒介生态与组织。媒介的存在受到社会制度、法规以及市场状况的影响。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国情导致了在媒介管理法规制定上的差异，媒介不同的经营状况和广告收入也必然影响其生态环境。同时，媒介的议程设置可以对国家事务、领导决策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政治和社会变革也有强烈的反作用，认清媒介生态与组织，不但便于大学生有效监督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内容，而且有利于国家趋利避害，良性发展。

（四）认识大学生对自身媒介接触行为的管理和分析

由于年龄、性别、种族、阶层、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生媒介消费者的行为有天壤之别。让大学生认清自身状况，了解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使其能够掌握传媒技能，恰当选择媒介，管理自身的媒介接触行为，积极参与传播，最终学会利用媒介发展完善自我。

四、编写适合新时期大学生特点的媒介素养教育教材

近些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和教材，如卜卫的《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蔡帼芬等主编的《媒介素养》、张开的《媒介素养概论》、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邱沛篁等主编的《媒介素质教育论集》、单晓红主编的《媒介素养引论》等。这些教材大都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全面性和实践指导性，对在新时期媒介环境中长大的一代大学生不太适合。因此，南京江宁大学城高校尤其是南广学院的老师应该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加强与其他高校合作，编撰符合当代大学生特点的教材来指导教学工作，不做无理论指导的教学。

五、建设自己的师资队伍

媒介素养教育离不开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大学城高校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建立和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教师队伍水平。

传媒类高校南广学院一方面可以聘请媒介科研机构、媒介从业人员担任教师，把实践经验带到课堂上来，使学生能够间接获取媒介行业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将自己现有的传媒类教师进行合理科学的组建，建立一支有明确目的性和系统性的教师团队。

其他普通类院校可以与南广学院建立教师合作教学项目，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挥南广学院老师骨干教师的领军作用；也可以招聘传媒专业的毕业生来担任授课教师。

篇8

一、手机向智能新媒体的跨越与障碍

手机因为其“与使用者距离10厘米、随身相伴10小时、平均每日通话10分钟、即时响应10秒钟”[2]被誉为是与人类最亲密的通讯工具。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手机不再仅仅是通话工具，它还具有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语音、实时影像等多项功能，成为“最智能的媒介”。从“人类最亲密的通讯工具”到“人类最亲密、最智能的媒介”，这不仅仅是几个文字或词语的变化，更大的变化在这背后——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在内的四大传媒蜂拥而至，与手机媒介开展从内容到形式的嫁接合作，预示着新一轮媒介产业间资源互补、合作发展大浪潮的到来。 大众传媒与手机的联姻，更使得我们每时每刻与整个世界保持连通状态。

手机已经逐步由承载个人短消息的人际传播媒介向承载短消息和大众媒介信息的混合媒介过渡，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新媒体。新媒体是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而言的，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经由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通过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3]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手机媒介的嫁接使得手机媒介身上具有的大众传媒色彩更加浓厚。现在，人们通过手机不仅可以通话，还可以上网查阅信息、收发E-mail、游戏娱乐、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阅读小说、定购商品与服务等等。手机原来作为一种通话介质的定位已悄然开始改变，在移动通信运营商、传统媒体、投资商等各利益相关者的推动下，手机正在向一种新的大众媒介的方向跨越。

手机媒介的出现，创造出一种更为方便高效的信息接收方式。长期以来，可随身携带的纸媒介是对处于移动状态的人传播信息的最佳媒介，但一份纸媒介的印刷内容是有限的，购买之后内容就确定了，不会再有变化，大多数人看完之后就会抛弃。而大多数电子媒体的接收器体积相对笨重，人们难以随身携带。相比而言手机更便携，同时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它如今已成为许多人随身携带的必备品。各大媒介只要把传播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手机上，就可以保证内容的变化性和多样性，同时还有效地利用了人们的空余时间，帮助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接收到最多最新的信息，而这正是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人所需要的。

但是对人们影响最大的目前还不是手机的信息接受方式，而是手机的信息传送方式——即手机的即时互动功能。手机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在电视、广播媒体节目中的互动参与欲望，广播电视媒体因此拓展出许多新的节目形态，现在各个电视台、电台最红火的莫过于娱乐互动、短信参与的节目。办这样一档节目，既可以收取广告收入，又可以从移动通信运营商那里获得利益分成，还可以提高电视台的人气指数和关注度，这大大激发了各个电台、电视台的积极性。而这类节目的不断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移动通讯的增值业务短信和彩信迅猛发展。

现在打开报刊，满眼都是短信服务的广告，打开广播、电视及互联网，满耳都是通过手机短信来参加活动或与节目互动的邀请。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沟通方式已经从最早的书信，后来的电话，渐渐地让位于这类手机信息。手机几乎兼容了以往各种媒介的传播形式，手机对媒体传播行为的介入使受众的积极性被更有效地调动起来，传播的传受方之间的界限进一步变得模糊。

一开始的手机还定位于通讯行业，缺乏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应该有的原创内容、健全的采编体系和运作管理体系、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队伍等，这使得它有关媒体业务所有的运作，包括新闻来源一度都是依附于传统媒体或者互联网。比如说现有的手机报纸大多是把报纸内容直接翻版到用户的手机上，因而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的媒介产业，因此，无论是手机短信、手机报、手机广播、还是手机电视，其内容创制的依附性大大制约了其媒体功能的发挥，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短板。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手机作为媒体的功能不断增强，其通话之外的其他功能正在被有效的开发。

二、微博的兴起与手机自媒体功能的加强

微博，即微博客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2010年被称为中国微博元年，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微博用户呈爆发性增长态势。微博浪潮下，手机媒体自媒体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平民化和广泛化特征更加明显。在微博中，传者与受者之间几乎没有界线，转发即是传播，关注就等于群发，这种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关系是其他媒体所不能比拟的。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较2010年底增加2770万人。 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31万增至1.95亿，半年增幅高达208.9%。微博在网民中的普及率从13.8%增至40.2%。从2010年底至今，手机微博在网民中的使用率比例从15.5%上升到34%。[4]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无线网络资费的下调，未来这个数字还将迅猛增长。

微博的主要发展运用平台应该是以手机用户为主，微博以电脑为服务器，以手机为平台，把每个手机用户用无线的手机连在一起。微博之所以要限定140个字符，就是源于从手机发短信最多的字符就是140个(微博进入中国后普遍默认为140个汉字)。可见微博从诞生之初就同手机应用密不可分，更是其在互联网形态中最大的亮点。微博对互联网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建立手机和互联网应用的无缝连接，培养手机用户使用手机上网的习惯，增强手机端同互联网端的互动，从而使手机用户顺利过渡到无线互联网用户。

转贴于

手机和微博应用的结合有三种形式：1.通过短信和彩信传播。2.通过WAP页面传播：各微博网站基本都有自己的WAP版，用户可以通过登陆WAP或通过安装客户端连接到WAP版。这种形式只要手机能上网就能连接到微博，可以更新也可以浏览、回复和评论，所需费用就是浏览过程中用的流量费。3.通过手机客户端。手机客户端分两种：一种是微博网站开发的基于WAP的快捷方式版;另一种是利用微博网站提供的API开发的第三方客户端。相对于短彩信和WAP形式，客户端的形式更符合无线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因其移动，手机比一般的大众媒体更有利于在第一时间传播信息，它方便互动的特性使传播更进一步消灭了单一中心，它更方便地使大众成为传播的主体甚至中心，让传播机构与传播受众之间可以双向地进行以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等不同方式的交流，同时又能充分兼顾到使用主体的个性要求。手机确实是把“大众”媒体的传播行为进一步细化到“小众”的一个得力工具。有着这么多的优点，手机媒介自然就成为目前传统媒体最喜欢的嫁接平台，而真正能发挥手机媒体影响力的，却是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内容自制。微博时代人人都是记者，微博非常强大的即时通讯功能，在有移动网络的地方，只要有手机也可即时更新自己的内容。一些突发事件或引起全球关注的大事，只要有手机在身上，利用通信网络在微博客上发表出来，其实时性、现场感以及快捷性，超过目前的所有媒体。

自媒体包括微博、个人日志、 个人主页等媒介传播，指为个体提供信息生产、积累、共享、传播内容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自媒体有别于由专业媒体机构主导的信息传播，它是由普通大众主导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传统的“点到面”的传播，转化为“点到点”的一种对等的传播概念。在自媒体时代，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每一个人都在从独立获得的资讯中，对事物做出判断。微博的未来就是大众媒体与个人媒体有机统一的“自媒体”，而这个自媒体的平台将主要依靠手机。

三、手机媒体的人性化传播趋向

从某种意义说，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是弥补之前媒介的不足。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的保罗·莱文森认为：数字时代的特征，是用视窗和浏览器选择信息而实现个人化，那么，在数字化以后的时代里，我们则期待与之类似的表现个人选择的载体。只不过将来的载体的用法不同，目的不同，结果也不同而已。[5]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6]从这个意义上讲手机媒介将是互联网出现以后，即数字化以后的新的媒体克服前面媒体不足，实现自己的一种方式。它的传播介质将更加适于信息传播。它具有自成一体的无线网络。比起有线网络的电脑，基于无线网络的手机媒介对信息的处理更加及时、迅速，互动性更强。它小巧玲珑的形体优势，使得它比笨重的电脑更易携带和装饰，从而更符合个体的需要。虽然它的受众群从时空上来讲也是广泛和分散的，但以手机号形式出现的受众比起以IP地址出现的电脑网民更加固定和容易确定，并且将受众与传者的隔离彻底抹掉。它拥有两个相对独立的话语空间，一个是点对点的私人空间，另一个是连接互联网形成的点对面的公共空间。“手机媒体”人性化传播特点正是代表未来新媒体的发展方向。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数字媒介的发展过程，就是已存在的一些媒介功能之间相互借用的过程。科技本身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自身无法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它的存在本来就需要一些能为它注入内容的它物。任何一个媒介想进一步发展成为有体系、有影响的大众媒体，都需要有内容制造和供应的后盾，互联网已经慢慢做到原创内容越来越多，而手机由于主要还是用于通讯，因此至今只有一些人数极少的以短信、小游戏制作者等为主的创作群体，还未形成自成规模的行业。移动通讯运营商在将网络扩展得越来越大后，迫切需要开展有实际意义的新业务。而要是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大众传播媒体行业为目的，手机需要有自己的采编系统，这不是短时间内一下子就容易做到，也不是当前必需的，因此，手机等数字媒介与媒体之间首先以出借平台的方式开展合作是传播发展的必然。

但作为其他媒体的传播平台并不是手机媒介未来的发展方向。经过资本的积累和市场的磨练之后，未来的手机媒介必然建立起自己专业的内容制作队伍和服务机构，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媒体。

麦克卢汉曾经预言“媒介是人的延伸”，他认为技术的任何进步都会使人类更有效地生活和劳动，媒介具有有机体的性质。手机媒介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链接，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而是“人的延伸”。“手机”作为讯息的终端，已经和我们的躯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中的多数人基本上已是机不离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成为和五官一样重要的人体“第六官”。可以想见，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以传播者、以大众群体为中心的传播圈内容构建不同，手机媒体将是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传播的媒体，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信息圈中都是主角，可以从自己的信息传播和接收得到想要的满足。面向所有手机媒介用户，而满足每一个个体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实现各取所需，这可能就是手机媒介的最终传播归宿。

注释：

[1] 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 张豪：《手机电视的现状与未来》，中国传媒大学数字传媒研究院报告，2006年12月14日。

[3] 匡文波：《手机媒体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篇9

[关键词]《天天向上》　使用与满足　娱乐节目

2008年8月,湖南卫视推出了名为《天天向上》的娱乐节目,该节目是一档大型综艺娱乐脱口秀,它以多人组合的主持群为主持形式,节目主题丰富、花样繁多,内容健康向上同时极富娱乐效果,在国内娱乐节目逐渐走向空洞乏味的“愚乐”的趋势下,另辟蹊径,打造了在娱乐平台上搭载传统文化、科学知识和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独特模式。节目一推出,便受到观众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短时间内掀起了一轮收视狂潮,收视率很快就攀至全国同时段节目的前三名,并创下网络搜索量新高,在百度搜索里相关网页达到1460万,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在2009年的第三届《综艺》评选颁奖礼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社长梁刚建评价道:“《天天向上》充满智力含量,新鲜趣味,它代表了目前中国电视娱乐的最高水准”。《天天向上》之所以能有到良好的节目效果,究竟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何独特之处?本文从受众“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角度进行解读。

“使用与满足”理论最早出现在卡茨1974年的著作《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该理论与以往的传播学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站在受众的角度,通过分析受众对大众媒介使用的动机和与之获得的心理满足来考量大众媒介给人类带来的行为和心理上的效用。很明显,它突出受众的主导地位,强调受众的积极作用,体现出人文关怀和以受者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

一、娱乐至死――娱乐效果的最大满足感

美国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在拉斯韦尔的传播学“三功能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功能说”。赖特强调了传播内容并不都是务实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世界的娱乐需求。另外一名学者D.麦奎尔在对电视节目进行长期调查之后,也提出电视节目可以提供消遣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在1982年出版的《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施拉姆也对娱乐功能进行了总结。纵观当下国内各档电视栏目,《天天向上》在娱乐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可谓首屈一指,《天天向上》是如何实现对受众的娱乐需求的最大满足呢?

毫无疑问,媒介组织中最积极活跃的部分是人,媒介的竞争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的竞争。《天天向上》的舞台上,固定的主持人有四位,同时每期主持群会加入其它成员,最多达到八名。人数众多的主持群体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人主持、一男一女搭配主持的模式,即便是另一档收视率颇高的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的主持群“快乐家族”,也只是五个人的男女搭配。《天天向上》选择了多名男性作为主持人,开创了新的风格,打破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另一方面,《天天向上》的主持阵容几乎囊括了各种类型的主持人,吸引了不同的观众群,带来了超高人气和持续的关注。主持群中心人物汪涵,是通过《超级女声》走红的“男声”,他堪称是当今主持界的鬼才与全才,主持过多种类型的节目,包括大型晚会、情感谈话类节目,擅长脱口秀。汪涵的现场控制力和应变能力一流,具有较强的语言天赋,几乎掌握了全国各地方言,所有这些才能都给他带来了极高的人气,我们很难界定他的身份究竟是一个主持人还是一个演艺明星。另外一名重要的主持人是来自台湾的欧弟,十几岁时就已步入演艺圈,发过单曲和专辑,也在电视剧中有过不错的表演,踏入主持界后以其演唱、表演、舞蹈、冷笑话的诸多才艺走红,而将他推向顶峰的还得是他的模仿能力,诸多走红艺人的特点都会被他敏锐观察并且捕捉、放大,再经过自己的风格演绎出来,达到了极好的表现效果;同时《天天向上》邀请了多位偶像明星加入主持行列,例如偶像歌手俞灏明,进一步扩大了《天天向上》的观众群;而日本艺人矢野浩二和韩国歌手金恩圣,不仅在节目中起到了翻译和沟通的作用,也给栏目带来了一些国际化的视野。

二、寓教于乐――获取知识的满足感

不管是1948年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提到的大众传播“三功能说”,还是1959年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总结的“四功能说”,都强调了大众传播中社会遗产传承对个人的社会化功能,即个人可以通过社会的大众传播得到前人的经验、智慧,从而获取知识,并了解和内化社会的价值、行为规范等等,该理论也被称之为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

探究《天天向上》的火爆和受到的热捧背后的诸多因素,不难看出它在整个综艺节目里出色地做到了将传统文化和科学知识有机地与节目相融合,通过主持人巧妙的串词和穿插,摆脱了传统说教节目的生硬乏趣,更成功脱离了当下泛滥的综艺节目一味的“愚乐”低俗,提升了节目的趣味和品位。

纵览开播至今近130期《天天向上》节目,它所涵盖的知识和内容跨越了多个领域,主题多种多样,没有固定的范围。2008年8月节目一开播主打传承中华传统礼仪美德牌,主张用轻松娱乐的方式去宣扬礼仪公德,借助北京奥运会的契机,让世界认识真正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礼仪规范。之后,节目陆续推出其它主题,包括传统文化方面,例如汉唐乐府(09年4月3号)、道家养生(09年2月13号)、台湾阿美族民俗(08年8月7号)等等。节目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知识轻松呈现。《天天向上》做到的不仅仅是这些,节目团队群策群力,为观众制造了相当多的创意和惊喜,例如《天天向上》充分利用当下流行的PK方式策划了多个专题,以此来增强节目的吸引力,有华语世界顶级声优PK(08年12月19号)、音乐舞蹈名校PK(08年12月12号)、亚太机器人大赛冠亚军PK(2010年1月8号)、中国人民大学纵横社与台湾成功大学滔滔社演讲PK(2010年4月1号)等等,在激烈却又轻松活泼的对抗氛围中让观众得到欢乐,同时更获取知识。

三、参与互动――自我实现的满足感

“自我实现”这一概念来源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并依次由较低层次递增到较高层次。

对于综艺节目而言,互动性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台下的现场观众与台上的主持人、明星艺人或者是来自各行各业普通嘉宾之间的互动,还有场外的电视观众与整个节目之间的这种参与、互动,已经成为了当下综艺节目生存之道,而且大有成为衡量节目红火和受欢迎程度标杆的作用。于明星而言,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综艺节目中艺人的互动很少,甚至为零,那个时候艺人缺失,而且努力保持着神秘,艺人与追求者是上与下的关系,因此观众只能拿着远距离且略微仰视的眼光在看待节目里的明星。而如今明星已经泛滥,各种渠道都能造星,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然变为追求者大于艺人,因此明星乐于利用各种方式与观众接触交流,以此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对有着特殊行业背景的普通嘉宾而言,由于人们的职业单一而且相对固定,所以观众对其他行业的嘉宾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想探究他们的行业内容和行业秘密,能亲身参与并且体会原本生活中不曾有过的乐趣,因此,综艺节目的参与互动性在一步步的增强,而受众也是在这种参与和互动之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达到了假想中的自我实现。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4,182

篇10

【关键词】泛娱乐化 主持人 定位

在现代社会中，娱乐和商业结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即“娱乐经济”。近十多年来，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和世界性的娱乐风潮，媒体开始彰显其娱乐传播功能。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第一批娱乐节目，以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为代表的综艺类娱乐节目。在1998年前后，以湖南电视台《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节目为标志，我国电视的娱乐节目开始蓬勃发展。时至今日，娱乐节目在几乎所有的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上攻城略地，娱乐无处不在。娱乐类节目的兴起在初期确实满足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娱乐需要，但在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充斥着大量的假新闻、绯闻、隐私的媒体，让整个媒体大环境呈现出一种庸俗、浮躁的景象。当媒体的娱乐功能被无限放大之后，其他功能便日渐式微，媒体泛娱乐化之后，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社会效益？媒体泛娱乐化有哪些表现？娱乐至上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主持人在泛娱乐化背景下如何找准自身定位？下面将一一理清这些问题。

一、媒体泛娱乐化的表现

1、节目样式雷同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满足观众强烈的娱乐需求，缺乏技巧的媒体盲目“克隆”、模仿港台和国外的娱乐节目，某一个节目走红后，其他节目纷纷跟风，克隆出一堆类似的节目。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选秀类节目。据央视索福瑞（CSM）的收视调查数据显示：湖南卫视在播出超女总决赛的当晚，收视率达到31.38%，白天超女的收视份额最高值也突破了10%，居CSM31城市同时段播出节目收视份额第一①。于是全国上下纷纷效仿，上至央视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下到各地市举办的各种选秀节目，全国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选秀活动，大量的同质媒体和模仿形成的节目在全国同时播出，“千台一面”。

2、节目内容粗糙

节目内容粗俗，例如女嘉宾的身高、体重、三围、隐私、绯闻等等都成为主持人的讨论话题。一些矫揉造作的过家家类游戏居然被奉为灵丹妙药，当“娱乐”几成“愚乐”后，一度火爆的电视娱乐节目让观众开始倒胃口，步入尴尬境地。

3、节目品味较低

网络，报刊、杂志日益休闲化、市场化，追求轻松娱乐的新式新闻的写作手法风靡一时，各种八卦新闻被众多媒体炒得火爆，社会新闻、娱乐新闻成为争夺读者眼球的常规武器。节目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唯收视率，唯广告效益的逻辑，使得一些娱乐节目降低品位，一味地迎合大众，以对满足人性中隐秘的刺激体验和的欲望，对物质的狂热贪恋、对他人的偷窥欲望等阴暗心理。实际上将传播“真、善、美”的电视，变成了张扬“恶”的载体。商业逻辑下的“娱乐至死”，“消费一切”的做法，使得娱乐节目的“负效应”不断放大，丧失了观众，也背离了大众传播媒体应负的社会责任和电视从业人员职业操守的底线。

二、娱乐至上的社会背景及原因

1、社会背景：从“宣传工具”到“娱乐工具”

在我国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宣传是媒体的主要功能，“报刊是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报刊是与国家政权的其他工具及党的影响密切结合在一起；报刊是在国内和党内实现统一的工具；报刊是国家和党指示的工具……”②而如今，娱乐成了媒体的工具，或者说媒体成了娱乐的工具，对于很多人来说，娱乐是他们翻开报纸、打开广播电视、上网的主要目的。据统计，“2004年，仅综艺与影视剧两项就占我国电视节目总体收视份额的48.7%，可以说，无论从制作角度看还是从收视角度看，电视娱乐节目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文化现象。”③从“宣传工具”到“娱乐工具”体现了大众媒介功能的转型。

2、原因

（1）受众的需求。李良荣先生在他的新闻学专著——《新闻学概论》一书中说：“对于任何性质的新闻媒介，受众的接触与选择，都是其一切功能目标实现的首要前提。无论从哪方面讲，受众对于媒介的成败与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④由此可见，受众的需求，是媒体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只要是受众愿意接受的且又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的，媒体都会不遗余力的报道。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经说，压力可以通过移情的方式在非现实的虚拟空间中得到释放。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所以人们在空余的时间想得到充分的放松，只要能获取一些刺激，哪怕节目内容浅薄、低俗甚至出位都不影响他们的接受。尽管过后觉得心理空虚，但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沉浸在一时的之中。这也是一些低格调节目赖以生存的基础。

（2）媒体的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部分的媒体走向市场，媒体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尽可能的争取受众，从而获得更多的广告来源，媒体才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于是，为了生存，某些媒体就去炒作绯闻，策划热点。一些茶楼酒肆惯常用来招揽顾客的绝招，也被用到现代媒体传播当中，诸如，抽奖游戏，主持人调侃说滑稽段子，嘉宾奇装异服甚至半裸以吸引观众，注重某些凶杀场面和细节描写，故弄玄虚设疑，以吊受众胃口等等，都是传媒自甘堕落和低俗化以取悦受众的表现形式，使大众逐步误入歧途。

（3）新技术革命。从媒体发展的长河来看，越来越先进的传播技术，为娱乐至上这一潮流提供了技术保证，从报纸到广播，再到电视，直到今天网络的普及，每一次的进步，都最大程度的为娱乐至上推波助澜。尤其是网络的发展，更加推动了这一趋势。除了传播速度极快之外，网络的匿名性，使得小道消息、绯闻、假新闻等等漫天飞舞，只要能娱乐，真实、社会效益等积极因素，都已被淡化。一些人为了出名，利用网络炒作自己目前也成为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