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保护的重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野生动物保护的重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首先，从立法目的看，野生动物保护法目的过于单一和功利化

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目的侧重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生态平衡对其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口号而已。生态平衡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社会要素，理应更多地体现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并成为立法的原则与目的。但纵观全文，涉及野生动物本身保护的寥寥条款，又被笼统的各种特殊利用情况给例外掉了。这部法律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成了野生动物保护利用法，而不是野生动物保护法。

其次，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涵摄不周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就是说本法只保护濒危、珍贵以及对人类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可见，这是一部《濒危、珍贵和有用野生动物保护法》。对普通野生动物的保护，该法强调的是行政许可和收费，对那些大量的尚未发现有利用价值或不起眼的小动物，该法根本未予保护，同时该法忽视了被人类定义为所谓的“有害动物”的保护，它们对维护生态平衡也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从动物的食物链来看，普通动物、珍稀动物都是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人为的挑选性的保护其中的一些，而不保护另一些，只会毁掉动物世界的食物链，同样也会危及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并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这种人为地把野生动物界定为珍贵、濒危、有益和有用的类别，是有悖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野生动物的，缺乏对动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照，也是对本法“维护生态平衡”的立法宗旨的违背。

同时，我国目前的野生动物法律制度，将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简单地划分为水生与陆生两大类，这种划分方法有利于农业与林业部门的分别管辖，但也致使诸如两栖类野生动物和一些昆虫类野生动物的保护管辖权归属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第三，野生动物生境的保护力度不足

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和人为开发活动的干扰。大规模改造森林造成树种单一，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森林完整意义上的生态功能，不适于动物生存，也是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一种破坏，还有就是对湖泊、湿地的破坏，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我国野生动物渐渐的绝迹。而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对动物栖息地的生态恢复和保护强调不够。

第四，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的规定缺乏操作性

在对野生动物予以保护之时，也出现了人类同野生动物的生存矛盾，野生动物侵害当地居民人身财产利益时，需要法律规定权利救济条款。但大多数规范缺乏可操作性。

第五、对主管部门的规定过于笼统，执法主体分散，容易出现权责不明、互相推诿的现象

第六、对伤害、虐待、消费野生动物的行为存在监管缺失

目前我国民间存在的“活熊取胆”、“活体剥皮”、“吃猴头”等行为，法律并未有制裁性甚至是禁止性规范。比如2002年清华大学学生硫酸泼熊事件，因没有动物园动物保护的法律依据，法院最终判决刘海洋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免于刑事处罚。

第七、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管理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缺陷

1、涉及种源管理的规范不到位。需要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只需交“资源管理费”就可以从野外捕捉野生动物做种源。法律对此过程中执法机关监管的规定不明确，并且如果由于驯养繁殖人的原因导致野生动物种源死亡，如何承担责任也缺乏相应规定。由此导致了了一些驯养繁殖场、动物园不重视管理，使得野生动物因受虐待、伤害致死。

2、因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所的监管存在漏洞，致使一些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组织成为了野生动物“洗货”的中转站和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的庇护所。

3、许可证多头审批制度导致监管弱化。我国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需要向林业部门办理许可证，如果是动物园进行重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林业部门可委托建设部门颁发许可证，导致一张许可证，多家可以核准。至于出生幼兽的登记管理，驯养繁殖成功后扩大种群数量的管理却因多家行政机关推卸责任导致无人监管，这就使获得驯养繁殖许可证后的单位和个人对野生动物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和管理。

最后，《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在具体化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猎捕特许和开发利用的发动条件时，存在泛化倾向， 例如：条例第11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申请特许猎捕证：

（一）为进行野生动物科学考察、资源调查，必须猎捕的；

（二）为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必须从野外获取种源的；

（三）为承担省级以上科学研究项目或者国家医药生产任务，必须从野外获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四）为宣传、普及野生动物知识或者教学、展览的需要，必须从野外获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五）因国事活动的需要，必须从野外获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六）为调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和结构，经科学论证必须猎捕的；

（七）因其他特殊情况，必须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我认为其中的（四）、（五）两项反映了条例制定之时（上世纪80年代末）的特殊社会或国家需求，可能具有历史正当性，但若以当下通行的动物福利理念来审视的话，恐怕已不具有多少法理上的正当性了。

而且各项表述中的“必须”二字含义模糊，在适用时将不可避免的授予行政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七）兜底性表述同样存在上述问题。

二、《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实施条例修改建议

1、重构立法目的

宜将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目的确定为：为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促进生态平衡；保障野生动物福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

2、拓宽法律所保护的野生动物保护范围

建议修改为： 本法保护不危害生态系统和人们正常生产、生活的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昆虫类等野生动物。 3、完善野生动物生境保护制度

（1）扩大野生动物栖息地法律保护的范围

（2）对可能发生的生境破坏行为进行预防性控制

（3）构建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周边居民利益衡平的法律机制

4、立法明确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经费来源和补偿标准

建议将中央政府纳入补偿义务主体，建立以中央财政补偿为主、地方财政补偿为辅的损害补偿机制。 建议考虑设立野生动物损害补偿的基金，基金的来源主要是：一方面，中央政府的专项拨款；另一方面，征收野生动物补偿费。还可考虑国内外各团体组织及个人的捐款。 建议明确具体的补偿标准。

5、强化法律责任

明确的法律责任是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重要路径，当前，我国具体法律制度中尚有需要健全和协调之处。

（1）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与现行刑法相衔接

《野生动物保护法》一些条款的罪名依据与现行刑法事法律制度不一致。如该法第31条规定，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依照“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而该补充规定已被1997年刑法废除。

（2）加大对违法猎捕和贩卖、故意伤害野生动物等行为的处罚力度

（3）建立禁食某些野生动物的制度（从保护野生动物和保障食品安全角度）

6、加强对野生动物商业性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

7、完善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体制

最后，对《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泛化倾向的修改建议 1、删去条例第十一条第4、5、7三项，缩小捕猎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特许范围，只能用于第1、2、3、6项情形。 2、在以驯养繁殖为目的的野生动物捕猎特许制度中融入相关动物福利的规范内容： （1）应将捕猎动物的相关福利内容列为申请捕猎许可的必备要件之一； （2）型塑违反捕猎动物的相关福利要求情形下的捕猎许可撤销制度及从业禁止等较为严格的处罚措施。 3、明确猎捕特许审批所应当考量的相关基准或者客观要件，以此将行政机关的审批裁量权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4、严格限制、甚至废除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商业项目。

据《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白皮书》统计数字：我国涉及有关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已超过350余部。初步形成了包括国际条约、宪法、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地方法规等在内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体系。

综 述 我们能够感知到中国并不缺乏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立法；欠缺的是更大范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意识的普及和制度的执行力；欠缺的是将现有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规章结合国情、结合时代系统整合完善；修订法律比我们重新立法更容易推动，严格执法比立法更具有实际意义！

篇2

一、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意义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 数据显示, 我国野生动物数量超过了2000种, 在世界上, 排名前列, 其中, 约有100多种主要分布于我国, 或者属于我国特有。改革开放后, 我国工业迅速发展, 导致大量野生动物资源遭到破坏, 偷运、贩卖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屡禁不止, 大量野生动物濒危绝种。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 给世界生物多样性、世界气候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继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也给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 加强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 刻不容缓。

二、我国野生动物的立法现状

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 早在古代, 便已经有先例, 各个朝代都有驯化野生动物、不供奉幼兽的记载, 最早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是我国在1950年颁布的《稀有生物保护办法》, 其中规定, 严禁捕杀各类珍稀动物。后来, 我国林业部门公布《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 提出, 对于野生动物资源, 既要注重保护, 也要合理利用。在后来的多年间, 相继颁布《关于制止珍贵野生动物收购与出口的通知》、《渔业法》等, 在198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 分别在2004年、2009年进行了修改, 在2011年, 《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颁布, 2013年,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颁布, 在一定程度上,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托。

从《刑法》中的规定来看, 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 集中于341、340、151条, 从不同的阶段、角度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做出了规定。相较于《野生动物保护法》, 《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进行了进一步缩减, 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有陆生野生动物”排除在外, 借鉴了国外的相关做法, 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的规定纳入保护范围, 体现出与国际法律法规相接轨的趋势。

三、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立法不足

(一) 深度的不够

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 只针对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本体”, 实际上, 导致野生动物破坏的诱因非常多, 栖息地的破坏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是, 刑法中关于栖息地内容的规定还显不足。

(二) 设置的缺陷

在《刑法》中, 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破坏的量刑比较重, 最重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 相较于其他恶意犯罪, 破坏野生动物行为在主观上的恶性较小, 有一定的可修复性, 而刑罚的最终目的并非处罚, 而是起到震慑作用, 预防犯罪, 促进被破坏野生动物的再生。就当前的规定来看, 《刑法》中没有规定其他的非刑罚措施, 虽然对犯罪行为起到惩治作用, 却难以促进野生动物资源的恢复。

(三) 与其他法律的冲突

为了保护珍贵的野生动物资源, 我国颁布了专门的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法》, 《刑法》中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 需要参考《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名录规定, 属于其中的规定, 才符合《刑法》中的保护要求。虽然《刑法》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在规定上存在互补作用,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冲突。在2017年, 我国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栖息地保护、法律责任、违法方式等内容进行了修改, 而《刑法》并未及时调整, 在立法理念上, 《刑法》也相对滞后。

四、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措施

(一) 完善主观明知认定

《刑法》中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名录是参照《野生动物保护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更新速度频繁, 每五年更新一次, 一些野生动物所在地的居民, 如果还是沿用已有经验, 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便触犯刑法, 为了解决该种问题, 必须要完善关于主观明知的认定, 具体情况包括三种: (1) 明知不可为而故意为之; (2) 根据以往经验,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危害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 依然不管不顾, 导致危害结果发生, 存在间接故意, 也构成了犯罪; (3) 确实不知自己的行为会危害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 那么不构成刑法中的犯罪, 可以按照“非法狩猎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规定来处理。

(二) 明确野生动物死体认定

所谓野生动物死体, 即野生动物死亡后的遗体, 目前, 关于死体野生动物属于野生动物的范畴, 还是野生动物制品范畴, 在司法界还存在争议。在《刑法》中, 没有野生动物死体的认定问题, 致使法律适用存在认定上的困难, 在没有其他明文规定的前提下, 野生动物死体不应该纳入野生动物范围。笔者认为, 若没有对野生动物死体做出明确规定, 会导致犯罪人利用法律漏洞来逃避制裁, 致使大量野生动物遭到屠杀, 基于野生动物可修复性操作要求来看, 应该将野生动物死体纳入野生动物制品范畴,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工作中, 需要结合案情情况来考察死因, 若有非法杀害行为, 可以与《刑法》中关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一起处罚。

同时, 《刑法》应将野生动物的卵、蛋等纳入破坏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对野生动物卵、蛋的破坏是从源头上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 其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远远大于对野生动物成体的破坏。我们应学习国外的立法经验将之纳入到我国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

(三) 规定野生动物的价值鉴定工作

野生动物资源是国家所有, 就《刑法》的规定来看, 关于野生动物的价值鉴定, 并没有明确规定, 为了满足当前野生动物的保护要求, 要严格遵循与时俱进的原则, 考虑到现实需求, 综合各方面情况来明确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成本, 让野生动物价值的认定更加合理、科学, 具体而言, 需要从“教育价值”、“科研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几个方面来综合考量。

虽然其他法律法规对野生动物价值的认定有所规定, 但是关于实际交易价值、核定价值的认定上, 常常存在纠纷。一般情况下, 主管部门会按照一般价格、国家规定来核定价值, 而实际的交易价格往往会出现波动, 也与个人的认识、与交易方之间的社会关系有关, 因此, 对于野生动物价值的认定, 需要根据一般价格、国家规定来核定, 取价高者。

篇3

1、分为两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九条：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划分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两种，并在其他条文中规定了不同的管理措施，但它们的法律地位是相同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已于1988年12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1989年1月14日由林业部、农业部施行。

2、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调整，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公诉机关远安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信国，男，42岁，汉族，湖北省远安县人，农民，家住远安县荷花镇。2002年6月11日被逮捕。

    被告人褚兴政，男，37岁，汉族，湖北省远安县人，高中文化，农民，家住远安县洋坪镇。2002年6月11日被逮捕。

    被告人杨文清，男，51岁，汉族，湖北省远安县人，小学文化，农民，家住远安县洋坪镇。2002年4月30日被逮捕。

    辩护人刘亚节，湖北沮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树明，男，28岁，汉族，湖北省远安县人，初中文化，农民，家住远安县洋坪镇。2002年6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7日被逮捕。

    辩护人刘绍华，远安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2001年1月至2002年3月被告人黄信国使用“铁猫子（捕杀工具）”和土铳等猎具在湖北远安县荷花镇山林中非法猎捕红腹锦鸡9只，并将其制皮。2001年8月至2002年4月，被告人褚兴政使用土铳在湖北远安县洋坪镇、河口乡等地山林中，非法猎捕红腹锦鸡5只，亦将其制皮。经有关部门鉴定，被告人黄信国、褚兴政猎捕的红腹锦鸡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告人杨文清于2001年2月至2002年4月非法收购向德俊、杨建华及被告人褚兴政等人的红腹锦鸡制皮65张，价值69472元。被告人陈树明于2001年4月至2002年4月，非法收购杨洪全、邹培政等人的红腹锦鸡制皮40张，价值42752元。

    2002年4月28日，公安机关在被告人杨文清、陈树明家中，查获其非法收购的红腹锦鸡制皮105张。经鉴定，红腹锦鸡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案发后，被告人陈树明于2002年5月31日到远安县人民检察院投案，交待了其非法收购锦鸡制皮的有关事实，法庭审理此案时，亦能如实供述。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核实的如下证据证实：1、证人冯孝萍、黄义波、李明菊、向德俊、杨晓琴、杨洪全、文祖祥、邹培政、郑家元、马选木、周金莲、马先成、薛伶俐等证人证言；2、提取的作案工具（照片）及扣押的红腹锦鸡制皮（照片）；3、四被告人的供述；4、湖北省野生动物保护总站关于“野生动物及产品鉴定证明书”；5、湖北省林业局“关于在野生动物案件中如何确定红腹锦鸡及其产品和价值标准的复函”；6、远安县公安局林业分局出具的关于被告人褚兴政、陈树明检举揭发他人有关情况的证明材料；7、关于被告人的身份证明等证据。

    [审判]

    湖北省远安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黄信国、褚兴政分别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红腹锦鸡9只、5只，其行为均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且被告人黄信国属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褚兴政属情节严重。被告人杨文清、陈树明分别非法收购红腹锦鸡制皮65张、40张，价值分别为69472元、42752元，其行为均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辩护人关于杨、陈二被告人不构成该罪的辩护意见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陈树明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关于被告人褚兴政、陈树明“检举”之行为，经查不能成立，依法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四被告人归案后均能如实交代有关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

    被告人黄信国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被告人褚兴政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被告人杨文清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被告人陈树明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第一审宣判后，四被告人均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野生动物，2、特别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中国一项宝贵的自然资源，3、它不4、仅具有昂贵的经济价值，5、而6、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7、尤其具有重要的观赏价值、甚至政治、社会价值。之所以这样说，8、是由于《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国家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实施重点保护。本案四被告人非法猎捕、收购、出售红腹锦鸡数只、数10只，9、其价值分别为69472和42752元。红腹锦鸡系国家重点保护的二级野生动物，10、它既不11、能作为商品买卖，12、也不13、能当成一般商品运输，14、只能保护。相反，15、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16、使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濒临灭绝，17、显然侵犯了我国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重点保护制度。因此，18、必须严惩。

    被告人黄信国、褚兴政行为的非法性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只要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他保护野生动物的法规而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都属于非法捕杀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褚兴政捕杀红腹锦鸡5只，黄信国猎捕红腹锦鸡9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条等以及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案件“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量认定标准，分别属于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无论他们处于什么动机，均不影响本罪成立。但在量刑时可作为情节考虑。

    19、所谓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20、是指21、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22、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本罪是刑法新增设的罪名23、。修订前的刑法和单行刑法均没有规定此罪名24、。就其本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来看，25、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野生动物资源管理制度。犯罪对象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26、“珍贵、濒危野生动物”，27、主要是指28、中国特产、稀有或者濒于灭绝的以及数量少有、濒临灭绝危险的或者分布地域狭窄的野生动物，29、如大熊猫、东北虎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30、是指31、对捕杀的野生动物的皮、毛、角、骨、肉等进行加工，32、制作成为成品或者半成品的物品。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规，33、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按照法律规定，34、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收购或者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即构成本罪。其犯罪的主观要件即行为人明知所收购、运输、出售的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35、然而36、为了牟取暴利、食用或者其他目的，37、仍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38、顾而39、为之。本案被告人杨文靖、陈树明分别分次非法收购红腹锦鸡制皮65张和40张，40、价值分别692742元和427520元，41、按照最高法院2000年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锦鸡（所有种）”均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其行为构成犯罪无疑，42、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之规定科以刑罚。

    43、本案被告人对指44、控的犯罪、且认定陈树明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没有分歧意见，45、但对被告人褚兴政既有非法猎捕红腹锦鸡5只的行为，46、又有将猎捕之锦鸡出售给杨文清的法律事实。对褚兴政怎样处置存在分歧。

篇5

一、 “抓鸟案”判决合法性阐释

 

(一)案情简介

 

2015年12月，《郑州晚报》刊出一则消息称，河南省某高校一大学生闫某在家掏鸟16只，因此以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其朋友王某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但是宣判后两人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 8月21日，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热议纷纷。对此，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检察院回应称，被告人闫某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在网上进行兜售时还特别注明了是“阿穆尔隼”，并且曾经网上非法收购一只凤头鹰而转手再出售。2016年4月26日，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消息称已经驳回了该案的再审申诉。

 

(二)法院判决合法有据

 

虽然《郑州晚报》存在故意误导舆论的情况，但是也有更多法律人士支持法院合法有据的判决。在1989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当中，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而使用采用一级和二级两个保护等级，将存在中国特产稀有或者濒于灭绝情况的野生动物列为一级保护动物，将存在数量较少或者有濒于灭绝危险情况的野生动物列为二级保护动物。该名录将所有的隼类都列入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也当属在内。

 

在“抓鸟案”中，闫某所捕燕隼达16只。其所猎捕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法律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所侵害的客体正是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制度，闫某虽然主观上已经知道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但是仍然实行了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的危害行为，在侦查阶段及一审开庭时均对猎捕燕隼16只和所猎捕燕隼去向供认不讳。在审判过程中法院没有采纳其他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对闫某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可以说是在量刑幅度内的。

 

然而判决的合法性并不能断送本案具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当规章制度以及刑事立法存在缺陷且与现实相冲突时，还能否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其判决的合理性能否使人信服，值得怀疑，同时反映出中国野生动物刑法保护应更加完善。

 

二、刑事立法合理性欠缺

 

(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范围归属滞后社会发展

 

目前，《刑法修正案九》都已经对社会公布，但是于1989年颁布，与刑法量刑相配套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时隔27年至今极少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调整，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的更新。从以下可以看出，该《名录》已经严重滞后于物种资源的变化。

 

与国际上相对比。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每年更新一次， 该名录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是全球动植物物种保护现状最全面有效的记录，但是《名录》却暴露出长达27年未系统全面的更新的问题。随着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部分物种逐渐变成珍贵、濒危野生物种，部分珍贵、濒危物种受到国家的大力保护，相应的数量种群也在稳步上升，并且在科研考察过程中不断发现了新的珍贵、濒危野生物种，需要尽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以黄胸鹀(又名禾花雀)为例，在广东等地遭到大量的捕杀食用，IUCN红色名录已将其列为“濒危级”。但是在我国其并没有列入《名录》，所以无法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

 

从成本投入与保护效果对比上分析。对于列入《名录》中的野生动物，国家必须投入大量的成本进行保护，如建立自然保护区或者繁育基地，支持各种相关的科学考察等等，甚至鼓励民众搬迁为野生动物腾出栖息地。在经过27年之后，物种数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针对数量上升，已不能达到珍贵、濒危野生标准的物种，国家的继续投入可能会造成有限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也使得那些成为珍贵、濒危的物种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以长江江豚为例，在缺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法律地位下，保护成本投入的不足可能无法有效阻止其数量加速衰减的趋势。而在保护专家看来，江豚是具有保护希望的。

 

由此得出，《名录》在没有跟上生态学和环境学关于环境利益认知步伐的情况下，这种滞后性一方面造成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投入难以均衡。另一方面当反映在“抓鸟案”中时，可以看出，燕隼虽然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是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条约》和IUCN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规定，燕隼属于生存“无危”(Least Concerned)的动物，并不能够上“濒危”的级别。现实中燕隼的分布范围广泛，并不接近物种生存的脆弱濒危临界值标准。 将无危动物与濒危动物不分等级的置于同样的保护力度之下，表明《名录》滞后于世界发展，对闫某刑罚适用的合理性也易受质疑。

 

(二)刑事立法没有保持应有的明确性

 

首先，中国刑法典没有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于是在2000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将其定义为“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而前面已经提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存在更新滞后、难以反映现实状况的严重不足的问题。刑法的不明确性则会使民众陷入“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恐惧当中。

 

其次，中国刑法典对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也只是比较简单的规定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该处以何种刑罚，但是对于严重程度的如何判断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定。此罪不同于其他犯罪，民众能够以普通生活标准对情节严重具有大概的认识，但是对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情节严重程度民众是无法进行判别的。这是由于民众普遍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并不熟悉，而且猎捕、收购野生动物的数量带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这势必会导致民众对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何为严重产生认识模糊而陷入刑法的恐惧当中。之后出台的《司法解释》对该问题进行了解决，却造成了在罪量设置上存在极大的不平等，这从以下的案例比较中可以看出。

 

(三)对闫某的处罚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契合

 

与同类案件“2016年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18特大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系列案”(以下简称“洞庭湖案”)比较中，盗猎团伙组织者何建强以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何建强团伙多次对该保护区内的越冬候鸟进行毒杀活动，造成野生水鸟大量死亡的结果，其中不乏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该案也受到湖南省林业厅、岳阳市政府等的重视，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办案干警也提前介入该案。其轰动性远大于“抓鸟案”。而“抓鸟案”中，被告人闫某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杀害是对肉体的直接消灭，后果具有不可挽回性。而猎捕行为仍旧保存了野生动物的生命完好状态，在野生动物被救助后，还具有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回补的可能，后果具有可挽回性。杀害野生动物与猎捕不能相提并论，团伙作案与个人行为亦不能等量齐观，最后两案判决相似。虽同属情节特别严重，但是具体案情中的主客观因素却存在天壤之别。

 

量刑设计应当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失当的量刑不仅难以实现刑罚目的，反而可能会导致犯罪数量的增加。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凭借其特有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远名世界，其拥有极为丰富的候鸟资源，而且对生态系统调节发挥重要作用。渔民何建强主观上明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禁止狩猎，为了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凭借对保护区熟悉经验，仍旧铤而走险拉拢其他人选择在保护区内投放毒饵杀害珍贵鸟类。该保护区内也经常有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巡视，渔民何建强团伙为了不被发现，采取隐蔽性较好的投毒手段，实施了多次投毒的危害行为，造成了包括12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在内的63只候鸟死亡的危害结果，对保护区内的鸟类资源造成不容忽视的破坏，严重侵害社会法益形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在客观方面，何建强实施了远大于闫某的危害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也远大于闫某。可见《司法解释》在量刑考虑上存在严重的缺陷，除了数量标准外所规定的其他考量情形并没有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这种采取片面化的方式，导致加重责任规定不明确，以数量为主要标准的量刑设计导致的结果是对主观方面欠缺考量、危害结果上不加重视，这就不能使犯罪阶梯跟刑罚阶梯在实质上保持合理的对应关系，从而造成量刑不公的问题。以表面上平等的数量标准来机械性决定严重程度，实际上却因为案情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而造成天平失衡。

 

还有在闫某的违法性认识上，即使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但是对如此之重的刑罚可能并没有预见到，而且也并不妨碍以下的合理推断。要知道，至今在广大农村和山林地区，捕猎仍然是村民生活的一部分。并不能否认闫某所在的村庄仍有其他村民在进行捕猎行为，且习以为常，只是因为闫某将出售燕隼的信息挂到网上从而被公安机关发现。在众多猎捕者当中只有闫某被进行刑事处罚，不难理解闫某心中可能有自认倒霉的抱怨。如今仍可看到，侵害动物犯罪产业链条的终端买卖消费日益繁荣，各种先进捕猎工具大量出现。在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的其他环节依然薄弱的背景下，量刑却很重，由此导致的是社会对于量刑评价认为过于严格。繁荣的地下野生动物交易所催生出来的众多猎捕杀害行为，对个案的处罚能否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值得怀疑。过分依赖重刑来惩治犯罪实际上是一种“高成本，低收益”的犯罪治理模式。 而且应当纳入公众考虑的是，被告人闫某作为在农村长大的人，可能对其而言抓鸟只是再为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却面临十年零六个月的刑期，很可能会加剧闫某的社会逆反报复心理。那么刑罚不仅没有收到效益，反而因强烈的副作用产生刑罚滥施的形象，导致过多适用重刑而恶性循环的局面，这是得不偿失的。保护野生动物是全社会的共识，刑罚也应当符合社会情理，否则普通民众对刑法的难以信服将降低其威慑力。因为公民的精神是受刑罚的精神影响的，而刑罚的精神应该体现宽和。

 

三、野生动物刑法保护完善的相关建议

 

(一)前提在于更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前面已经提到，该《名录》存在严重的滞后性，由此对刑法实施造成了严重影响。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九条：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调整，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公布。即由主管水生动物的国家农业部和主管陆生动物的国家林业局负责。名录更新工作对时间和人力投入都非常的大，与全球性的专业环保组织IUCN相比，无法做到每年更新一次，所以可以计划5年修订一次。名录更新牵涉众多的环节，从调查、论证、征求意见等一系列程序走下来，5年时间比较合理。为了增强适应环境变化的灵活性，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环保组织参与，制定临时增补名录的办法，使其能充分的反映现实状况。

 

(二) 突破点在于完善量刑设计

 

纵观外国刑法，对于破坏动物资源犯罪并不是处以重刑，而是轻刑并以其他惩罚和教育手段辅助之。 对此，再结合中国1979年刑法的规定， 在当前形势下，适当降低最高刑是必要的。从刑法的谦抑性思想来看，刑法在处罚犯罪时也应当保持一定范围的克制态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对于情节轻微、危害性不大的，可以用行政处罚达到教育效果的，应当尽可能适用行政处罚，或者免予处罚。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由此可以提升罚金刑在此罪中的适用。在贝卡里亚看来，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 在利益犯罪中，罪犯必会去衡量利益与后果之间轻重，当罪犯认识到罚金远大于犯罪所得时，能够更有效持久的阻止其再犯。

 

其次，刑法凭借其严厉性在预防及打击犯罪上发挥极大的威慑力与惩罚力，同时也使得刑法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遏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对罪犯的社会评价调低档次。当重刑能否收到效果存在怀疑时，就需要再改变量刑裁量因素了。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要求刑法的轻重必须与罪行的轻重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罪的可能性大小)相适应。 在《名录》更新的基础上，《司法解释》也需要进一步修改，改变以数量标准为认定情节严重的主要方式。因为数量存在机械性的特点，罪犯多数时候并不能认识到自己将要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数量，但是数量标准因为其方便性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参考因素，也就是在达到法定数量标准时并不必然认定为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再结合具体案情，着重分析罪犯的行为手段是否恶劣，所要达到的主观目的是如何。这两个方面都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密切相关，这也是刑法所追求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社会。

 

此外，考虑刑罚对犯罪人将来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是必要的。因为刑法在对罪犯调低刑法档次时候同时也阻碍了罪犯的再社会化，这就体现在对于初犯和欠缺违法性认识的罪犯上应当加强警示教育，远胜于以重刑所收到的效果。

 

(三)重点在于预防犯罪

 

刑法的目的在于预防潜在的人进行犯罪活动，而不在于事后对罪犯进行惩罚，反之付出的成本将会高于惩罚的成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不能一味的寄希望于刑法的单兵突进，培根也曾经表示过：“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在时下多发生的野生动物伤人事件中，表现出国家侧重于民众的事后处罚，而忽略了民众的自我保护教育。所以如何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是目前应当做的。

 

首先，加强普法宣传。非法捕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大部分案件是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往往这一地区的普法宣传往往比较薄弱，并且农民与野生动物接触也最为紧密。可以利用村委会对农村情况也最为了解，最容易结合实际情况在对广大村民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并且宣传野生动物保护也并非难事，重要的在于长期坚持形成良好氛围，在耳濡目染中提升村民的动物保护意识，不去触犯法律。

 

其次，相关管理部门应当抓好其他紧要环节，加强对各种先进猎捕工具的流通管控，做好餐饮企业监督管理工作。因为我国目前野生动物保护的其他相关联的环节表现出仍然很薄弱的问题，急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完善调控。

 

最后，从犯罪原因来看，猎捕杀害野生动物一是经济利益驱动，二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应当引导有类似行为的村民调整收入结构，改善饮食习惯，做到有针对性预防。做好各项预防工作的社会成本远远小于对罪犯进行刑法处罚所付出的成本，社会效益也更容易得到认可，具有持续影响力。

 

四、结语

 

在整个“抓鸟案”舆论反转的过程中，体现出公众的罪罚观与法律人的罪罚观存在巨大的差异，有人指出媒体在传递信息时应当尽可能的避免失衡，民众也应当冷静理性的看待整个案件的事情经过。民众的罪罚观往往是基于社会情理，这体现了社会最一般的角度;法律人的罪罚观是基于立法条文，要求裁判结果合法有据。但是在刑事立法时，不能仅考虑国民不成熟的处罚感情，而要尽可能合理地、实证地考虑法益保护的适合性、必要性、相当性。 李斯特曾经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刑法在保护公民权益最后仍要回到社会法益这一基础上来。如此，一部法才能成为良法，成为人人信守的规范。

篇6

一张嘴可以毁掉一个物种

穿山甲、猫头鹰，以及被广州人称为“五爪金龙”的巨蜥，是在广州最为流行的三种珍稀野味。在那里，人们认为穿山甲能防癌解毒，天麻炖猫头鹰去偏头痛，巨蜥有壮阳的功能。

杨楠说，广州从化野味市场，数量最多的可能是禾花雀。从汉代南粤国王赵陀的墓葬中，曾出土过用青铜器烹煮禾花雀的痕迹，可见它的食用历史非常久远。而改革开放后，禾花雀的滋补作用被神化，时令时，一天竟有十万只以上的禾花雀被送进餐馆。麻雀般大小的禾花雀煲成汤，卖到上百块钱一只。原来，每年春秋成群的禾花雀会路经北京，可近十年来，已很难见到成群的禾花雀了，这种鸟终于快被中国人吃绝了。

然而，当野生动物的食用作用被神化的同时，人们却没有意识到，目前已知动物身上约有200多种传染病，80多种寄生虫，其中一半可以传染给人。比如对人类危害很大的狂犬病、疯牛病、艾滋病等等，当然，还有让人记忆犹新的SARS。

广东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曾对9 条巨蜥新鲜死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体内外寄生虫检查。结果发现，巨蜥身上至少藏有4 种寄生虫，其中一条接受检验的巨蜥体内竟藏有676 个虫体。

在内蒙古有天鹅繁殖和迁徙经过湿地，有些人撒上拌有剧毒农药的粮食，被毒死的天鹅冰冻后贩运到广州，进入餐馆，除去内脏，人吃了当时也许不会有反应。但是，这些野味终究是经过黑市才上了餐桌的，来路不明，死因不明，又有谁能保证它们的食用安全性。

经不住的高利润诱惑

丑小鸭被毒死的故事只说了一半。原来，内蒙古乌审旗的那位村民的妻子患有精神病，孩子还等着钱上学。“捕杀野生动物固然可恨，但有的人也是被逼得走头无路。”杨楠说，遇到这样的捕猎者，处不处罚都很纠结。

有一年元旦，杨楠去湖北探望病危的战友，一路上，土家族自治州的居民就在国道两侧，端着野猪、狍子、野鸭、红腹锦鸡叫卖着，他找到有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却得知由于当地经济比较落后，有关部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也查得比较紧，交易就转至地下，极其珍贵的金钱豹，一只甚至可以卖到五六万。

2008年金融危机，许多南下的打工者遭到解雇，他们从广州回到湖北野三关，发现当地人春天种地，秋天收割，冬天打猎，一只母的红腹锦鸡可以卖50元，公的卖70元，一天抓5只，可比打工赚的多得多。有些出乎杨楠意料的是，那些村民甚至学会了用彩信向订购者推销。

尽管有人是为了生计才进行非法盗猎，但大部分野生动物贸易和走私的直接原因还是高利润。

据了解，从东南亚一些国家收购1只穿山甲只需要100~200元，平时到达广东市场则可以卖600~700元/公斤，春节前后可涨至1200元/公斤左右，一只穿山甲重约七八公斤，这意味着，在广东地区每只穿山甲的售价在9000元左右，旺季甚至可以上万，而这还不是经过厨师烹饪后吃到食客嘴里的最终价格。

物种资源缺乏系统研究

“现在说到生态，都说有多少绿地、森林覆盖率是多少。对野生动物在生态中的作用则缺乏关注。”王英永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缺乏对野生动物的认识，特别是缺乏其种群数量和分布的认识，保护就无从谈起。邹发生表示，事实上，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上，广东所做的远远不够。

邹发生说，一个地区如果对动植物资源情况掌握比较好，会出版相关的动植物志。邹发生打开书柜，向记者展示了《内蒙古动物志》、《贵州鸟类志》等大部头。

“广东动物志等著作的缺失表明我们对野生动物家底资源摸不清。”邹发生表示。

他以自己研究专长举例。“迁飞的鸟类，春季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我国黑龙江以北的地区，秋季到中国南方来，冬季又到了南半球的大洋洲。国际学术会议上，鸟类的迁飞路线、分布都很清晰，就我们中国的信息是空白，搞不清。”

作为生态环境重要一环，野生动物的生存和发展受大气、水、土壤等自然因素的约束。“这些要素如何具体影响动植物生存情况是学术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知道种群数据，研究就无从谈起。”

不仅如此，基础的研究又会影响到野生动物保护的管理上。“不知道哪些动物需要保护，不知道应执行怎样的保护力度。”邹发生说。

濒危的物种理应受到保护，濒危程度与受保护程度应该直接关系。但王英永表示，在我国这两者却并非完全一致。受保护的不一定濒危，而濒危的又可能是我们缺乏调查而没受到保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赤腹鹰、白鹇等，实际上数量还是挺多的。”而上述广东乌龟虽未进入保护动物之列，却是处于濒危状态。

邹发生说，野生动物物种资源的调查工程量浩大，而且需要长期跟踪进行动态关注。目前这方面科研资金非常有限。

非法狩猎罪存立法缺陷

湖北省森林公安局吴鹏曾在《森林公安》杂志撰文指出，我国对于非法狩猎罪是存在立法缺陷的。他认为应该是指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狩猎的规定。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取得狩猎证，并且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必须持有狩猎证，并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和方法进行猎捕。”

而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非法狩猎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仅仅是：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行为。

吴鹏表示，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遗漏了“未持有狩猎证狩猎”和“不按狩猎证规定的事项狩猎”这两种重要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情形。

“这会导致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力度大大降低。”他指出，从执法实践来看，查处的违反狩猎法规狩猎的案件绝大部分情形是“未持有狩猎证狩猎”和“不按狩猎证规定的事项狩猎”，而这两种情形又被排除在犯罪之外，这就给违法行为人以可乘之机。

只要行为人不是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无论其非法猎捕的野生动物数量多么惊人，情节多么严重，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使得一些违法分子屡屡铤而走险。

人情执法难禁绝

内蒙古一带盗猎的野生动物很大一部分会先集中到天津。杨楠曾到天津调查，他说，在当地农村，专做野生动物贩卖的人家有的藏着十七八个巨大的冰柜，而他们多是做死体生意的。也有本地人在天津入海口的湖汊地区，布满千万张大网，过往的成群的白鹭、野鸭、水鸡被捕获。

“这些野生动物被用特制的集装箱伪装起来，竟然能堂而皇之地走民航、水运去往南方。”杨楠透露，“除了集中发货，贩子手里只要有货，也可以买通大巴车，让其在放置行李的地方留出位置。到了目的地，很快有人接应，并直接送往消费的餐馆。”

他说，警方的突击检查时紧时松，而那些野生动物的贩卖者都各有门道，消息非常灵通，真正受到打击的微乎其微。

中科院动物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还告诉记者，野生动物贸易甚至有所谓的“相关部门”的人员参与其中，想要彻底杜绝谈何容易。

“我们都知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但如何杜绝买卖，关键就在于管理。”龚世平认为，要真正将保护野生动物落实，管理制度上一定要革新。

?除此之外，还要给钱、给人、给政策。“对保护区物种调查需要投入，一批有能力、有责任心的护林员上岗同样需要投入。钱要花在刀刃上，这又需要有效的监管。”

龚世平表示，目前保护界专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发开展了一些讨论，疏理自然保护区等存在的问题，准备在明年由相关人大代表提交议案。

王英永则从保护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保护野生动物更多应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去考虑，一些动物保护者太执着于保护所谓的旗舰物种并不可取。

在保护生物学中，旗舰种指的是能够吸引公众关注的物种，它的选择不是完全基于生态学的重要一环，而是注重它对公众的影响力，通过它来吸引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华南虎、熊猫都是旗舰种。

“在自然界中，一个物种的绝灭，自然有它的理由，我们不应作过多的干预。”王英永认为，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效果，最重要保护生物多样性，有一些物种的衰亡，会有另一些物种的兴起。

一个例子就是，在2.5 亿年前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中，当时地球上70%的陆生脊椎动物，以及高达96%的海中生物消失，但在数百万年后，陆地与海洋的生态圈得以恢复，物种多样性就超过了大绝灭前的水平。

篇7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受到本市确定给予补偿的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依照本办法申请补偿。

前款所称确定给予补偿的野生动物范围，由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和本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条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补偿的组织指导和监督工作。

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认定、核实和补偿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野生动物造成损失情况的调查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第四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预防控制、宣传培训和损失补偿等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野生动物造成财产损失的补偿费用，由区(县)财政负担。发生较大范围野生动物损害造成较大数额财产损失的，市级财政对相关区(县)给予适当补助。

第五条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下列工作，预防和控制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损失：

(一)组织开展相关野生动物物种资源调查，制定防范措施；

(二)设置警示牌，发放宣传手册，利用电视、广播、报刊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和保护防护知识；

(三)组织开展有关野生动物生物习性、防护技术等内容的培训工作；

(四)研究并综合运用预防和控制野生动物可能造成损失的工程技术和生物技术。

对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单位和个人，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给予扶持。

第六条当事人发现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损毁、圈养的家禽家畜受伤或者死亡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补偿申请。

当事人提出补偿申请，应当填写全市统一制式的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损失的财产种类、数量、所在地点等基本情况的说明；

(二)财产损失现场情况的证明材料；

(三)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证明材料。

第七条接到补偿申请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到现场进行调查；损失情况调查清楚的，应当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在5个工作日内将补偿申请相关材料和初步处理意见一并转报本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八条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及时进行核查确认，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补偿或者不予补偿的意见，并将意见内容在本部门网站和损害事件发生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现场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

公示期内，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以向当地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重新组织调查。

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由损害事件发生地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出补偿决定，向申请人一次性发放补偿费。

第九条野生动物造成财产损失的补偿费，根据预防控制措施采取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计算：

(一)农作物损失，按照核实的损失量和当地区(县)上一年度该类农作物的市场平均价格计算，补偿全部损失的60%至80%；

(二)家禽家畜受伤的，补偿实际发生治疗费的50%至70%，最高额不超过该类家禽家畜价值的50%；

(三)家禽家畜死亡的，补偿费按该类家禽家畜当时的市场价格计算，补偿全部损失的60%至80%。

第十条因保护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失，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可以依法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救助。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当地民政部门应当适时给予救助。

第十一条财政、审计和监察部门应当对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补偿、调查勘验、宣传培训、预防控制等工作经费的使用情况加强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一)刁难、拖延、不按规定时限调查野生动物造成损害事件或者发放补偿费，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为他人虚报、冒领补偿费提供帮助的；

(三)渎职、失职，造成补偿费被冒领的；

(四)贪污挪用补偿费的。

第十三条虚报、冒领补偿费的，由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退回；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事人拒不退回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追回。

篇8

关键词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现状;存在问题;对策;浙江建德

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如猛禽减少，造成鼠害横行，森林草原遭受破坏，加速了土地沙漠化;鸟类数量急剧下降，会引发森林病虫害大量发生，造成森林资源损失。这方面的事例和教训，不胜枚举。野生动物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从人类的诞生到农牧业的出现，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人类的衣食住行都与野生动物密切相关。野生动物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保存着丰富的遗传基因多样性，为今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野生动物与植物构成千姿百态的自然美景，是人类文化艺术的重要源泉，当前掀起的生态旅游使人们既观赏自然美景，又陶冶情操，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因此，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就是保护人类自已[1]。建德市是国务院1982年11月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重点名胜区之一，保护野生动物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1建德市自然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资源

建德市位于浙西山区，地处北纬29°12′20″~29°46′27″，东经118°53′46″~119°45′51″。东西长约90 km，南北宽约47 km，辖区面积2 321 km2，山区面积占80.07%，森林覆盖率达75.4%，立木蓄积量为359.15万m3。自然生态环境优美，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建德市属亚热带北缘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热量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7.4 ℃，年平均降雨量1 600 mm，年平均相对湿度78%，光湿同步，气候条件优越，适宜许多野生动物种群的栖息繁衍。

古代建德，山深林密，兽类成群。20世纪50年代，建德市千里岗、乌龙山常有金钱豹活动，70年代前，人类上山活动多，森林资源锐减，兽类减少。90年代后期，严格实行退耕还林，农村逐步以液化气替代薪柴作炊事燃料，随着人类上山活动减少，森林植被逐年恢复，森林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栖息环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多。迄今为止，建德市已被认识和发现的野生动物(陆生脊椎动物)284种，分属4纲27目69科，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境内分布有39种，浙江省级重点保护动物在境内分布有38种。另有兽类22种、爬行类13种、两栖类3种，为浙江省一般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2建德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现状

2.1成立管理机构

1996年成立了建德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站。为了适应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的新形势，市编委于2004年1月同意在建德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站增挂“建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牌子。从此，建德市林业部门有了专门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的工作机构，为依法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2.2宣传声势大，社会影响深

野保站成立以来，建德市每年4月在省野保宣传月暨“爱鸟周”活动中，紧扣野保宣传主题，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市领导连续3年在省野保宣传月暨“爱鸟周”期间发表电视讲话;市政府办公室连续3年下发开展野保宣传月暨“爱鸟周”活动文件;市野保站累计向社会发放野保法律法规政策汇编3 500余册(份)，宣传资料(图片)6 000余份，张贴标语(横幅)15 000余条，出黑板报、墙报100多期，组织中小学生上街宣传2 000多人次，多次利用宣传车到建德市各地巡回宣传，组织野保咨询25次;在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区、国有林区搭建人工鸟巢1 200多只;2005—2006年，在建德市36所中小学开展题为《保护野生动植物，爱护家乡自然资源》的生态道德教育，受教育师生34 053人;各媒体多次报道建德市野保管理动态。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建德市的野保事业社会影响大、效果好。

2.3加强资源保护，拯救、放生野生动物

为了抓好源头管理，对猎捕、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狩猎队按猎区组建，猎民凭条件录取，按规定“吐故纳新”，持双证(猎捕证、持枪证)狩猎。禁猎期猎枪入库，严禁狩猎，狩猎期“驱兽护园”、“为民除害”，有效保护山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对驯养繁殖野生动物，依法申领驯养繁殖许可证，对经营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办理经营利用核准证。每年适时开展专项行动，及时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人和事。近10年来，共查获猎物15 000多只(条)。拯救、放生野生动物153次，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1次，浙江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5次，一般保护野生动物67次。

2.4出台扶持政策，促进产业发展

在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同时，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2]。建德现有野生动物养殖场19家，其中石蛙12家、孔雀2家、鸿雁2家、竹鼠1家、梅花鹿3家。2003年“非典”风波后，国家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出发，适时提出野生动物资源要从过去野外资源获取为主转向人工繁育为主。根据这一转变，建德市政府于2007年出台扶持政策:“市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对符合产业政策导向、有示范带动作用、当年投入30万元以上的驯养繁殖陆生野生动植物大户给予投资额10%以内的奖励”。目前，“111工程”(2008—2010年建成1个石蛙大型养殖基地、10个骨干养殖场、100个家庭养殖户)进展顺利，投资1 200多万元的航头石蛙养殖场开始启动，投资500万元的下涯梅花鹿养殖场进展顺利。

3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野保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人们对野生动物存在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这是当前野生动物管理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人们远没有把保护野生动物提高到保护人类自己的高度来认识。就林业部门而言，重森林法，轻保护法;重林木，轻动物;重收费，轻服务;对野生动物资源本身的价值及对维护自然生态系统所起的作用认识不足。二是重保护，轻管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在我国已提到一定的高度，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但具体管理跟不上，例如在猎捕、驯养繁殖、经营利用都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铁夹、吊杠、地枪、电捕野生动物事件屡禁不止，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缺乏技术指导和服务，无证经营野生动物，超范围经营野生动物的人和事时有发生。三是野保事业无正常经费来源。建德市野保管理机构已组建多年，但管护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导致野保基础性工作不能开展。如野生动物资源多年未作调查，因没有正常的经费来源，野生动物救护、日常管理、执法检查等工作难度大，严重制约野保事业的发展。

4对策

4.1加大宣传力度，落实各项措施，加大执法力度

野生动物的命运，取决于人类今天的认识和行动，提高公众自觉保护和主动参与意识，是野保事业发展的基础[3]。应当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保护意识，依靠生态道德规范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行为。野保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突出重点，创新机制，强化管理。做好资源调查，摸清家底，建立档案。加强自然保护区、旅游风景区的野保工程建设，依法审核审批“三证”工作。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制定和完善管理制度，明确责任。按照国家野保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严历打击各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4]。继续加强与工商、公安、交通、水利等部门的协作，形成多部门联动机制，提高执法效率。

4.2加强指导服务，促进产业发展，增强财政支持

在市场经济的引导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建德市相继出现人工繁育石蛙、孔雀、七彩山鸡、梅花鹿、鸿雁、灰雁、竹鼠等野生动物物种。特别是石蛙养殖在国内享有一定声誉，2005年4月，莲花镇东林石蛙生态养殖场繁育技术在央视七台《农广天地》栏目播出后，引起省内外同行的关注。2006年，建德市下涯镇洪村石蛙养殖场创造的“沟渠式蛙池”，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为实用新型专利。2007年8月，全国首家石蛙专业合作社成立，建德市石蛙产业站在新的起点上。2010年1月，浙江省林业厅授予建德市千岛石蛙合作社驯养繁殖示范基地。为了促进现代野生动物驯养繁育利用的产业体系，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各级政府要因势利导，加强领导，强化服务，为促进兴林富民和森林浙江建设做出新贡献。野保工程是国家林业六大工程之一，当地政府要进一步关心野保事业，根据有关规定，应将野保事业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确保野保事业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5参考文献

[1] 段艳红，文博.我国野生动物保护问题研究[J].新乡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5(4):49-51.

[2] 李军.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的专家建议[J].学会，2007(9):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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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我县森林资源管护工作，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森林资源安全，促进林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增强做好森林资源管护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屏障，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保护好森林资源，对于优化生态环境、推动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实施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重点工程，积极落实森林资源管护各项工作措施，使全县森林资源总量和质量明显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随着我县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人口增长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生态建设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方对生态环境盲目乐观，危机意识不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非法侵占林地的行为猖獗，乱砍乱伐现象突出，部分群众森林防火意识淡薄，森林资源保护形势日趋严峻。因此，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站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切实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针对当前我县森林资源管理的现状，落实责任，完善措施，突出重点，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工作

（一）切实抓好森林资源限额采伐工作。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对采伐林木，要全面实行“伐前调查、伐中监督、伐后验收”制度。各乡镇街道及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的有关文件，实行凭证采伐林木制度，坚决杜绝无证采伐行为。加强对群众生活、生产用材的管理。严禁违法无证砍伐林木烧制木炭，加强对木炭生产、流通各环节的管理。严格执行木材凭证运输制度，各木材检查站和森林公安、林政执法大队要加大对木材运输的巡查监管力度，对无证运输木材一律没收，严格查处，不得以罚代证，违规操作。要加大采伐限额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严厉查出超限额采伐行为，杜绝超限额采伐现象的发生。20**年4月1日前，各单位不得审核上报林木采伐申请。

（二）切实加强林地保护工作。凡征占用林地必须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要严格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制度，依法规范林地征占用行为，强化林地征占用管理。要严格控制林地的使用，确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林地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确定的征占用林地的范围、条件和审核审批权限、责任及监督检查等规定，合理规划，严格审批，强化监督。各乡镇街道要进一步加大林地保护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广大群众及工程建设单位的生态意识和依法征占用林地意识，增强保护森林资源的自觉性，营造全社会主动参与林地等森林资源保护的良好氛围，切实加强林地保护管理工作。

（三）切实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认清开县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要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宣传教育活动。要突出重点，强化措施，不断完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保护、发展与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措施及各项制度，确保野生动物保护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有效保护陆生野生动物资源。

三、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森林防火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责任重大。春节、清明、春耕、备耕时节是我县森林火灾危险期和易发期,各地进山旅游、燃放烟花爆竹、祭奠扫墓等活动将会急剧增多，野外火源管理难度将会不断加大，各地各部门务必要切实加强森林防火的领导,进一步明确责任人，全面落实森林防火工作责任。要深入广泛开展防火知识的宣传，不断地提高全民的森林防火意识；要进一步加强火源管理，落实护林人员巡山护林，管住入山火源，规范林区用火行为，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要加强森林火灾的监测预警；要突出抓好扑火队伍建设，提高森林火灾处置能力，加强专业队、半专业和群众义务扑火队伍的建设和培训，让扑火队员掌握扑火技巧，增加自我安全防护意识。要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值班工作，落实专人坚持24小时，要强化领导带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县森林防火指挥部要加强各片区森林防火繁荣督促检查，确保全县无重大森林火灾发生，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四、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执法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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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野生动物管理与保护；教学内容体系

林政资源管理是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以及谋求现代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1]。野生动物是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野生动物的管理与保护工作亦十分重要。林业基层单位行政执法人员是活跃在野生动物管理与保护阵地第一线的重要技术力量，对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举足轻重。然而，专业知识和技术不足，是困扰基层工作的一大问题。而高职院校林政资源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是林业单位执法人员的重要来源，如何让高职林政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掌握实用的野生动物管理与保护技能，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教学内容的改革。

一、《野生动物管理与保护》课程基本情况

野生动物管理与保护是林政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岗位基本技能课程之一。高职院校该课程目前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独立设置课程。该专业在野生动物资源管理方面设置的课程仅此一门，无前修课程，亦无后继课程，该门课程相当于野生动物管理专业的浓缩。二是原教学内容广、杂、深。在无前期基础的情况下，至少要涉及普通动物学、动物生态学、动物管理学、动物保护学等领域，知识涵盖面广而杂；另外，野生动物管理学源于本科层次，知识难度较深。三是无适合教材。市场上未能选择到合适的教材。现使用的大多是高职院校联合编写的《森林动物》，教材中仅有动物识别方面的内容；若采用本科院校编写的、野生动物专业使用的《野生动物管理学》，不仅内容较深，而且没有动物识别、动物生态方面的内容，均不利于高职学生的学习与复习。四是课程学时较少。就应有的教学内容而言，48个课程学时显得捉襟见肘，老师授课也只能蜻蜓点水，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不强。由于这些情况，课程的教学效果不甚理想。

二、新教学内容的构建途径

针对课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高职《野生动物管理与保护》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课题组对教学内容改革进行了研究与探索。

一是开展基层单位调研，明确教学重点。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广西区内各县市林业局和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调研。大多数基层单位认为，在野生动物管理工作中，动物识别技术是最重要的，其次为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因此，应该将动物识别技术的内容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另外，由于林业局和自然保护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要求重点掌握的知识点亦不同，林业局偏向于管理技术，而自然保护区偏向于保护研究。

二是进行教学质量反馈分析，优化教学内容。通过连续三年的学生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该门课程的掌握情况。大多数学生认为，物种识别是他们学习难度最大的模块，动物种类多，难以记忆；其次为动物调查技术中的数据整理统计，运用到高数知识，学生基础较差，难以掌握。对于教学重点，学生却难以掌握，究其原因在于没能“授人以渔”。应优化教学内容，去繁从简，传授方法，掌握要领。如将传统《动物学》中罗列式地介绍各纲动物特征改为动物分类工具的运用，即重点掌握检索表的运用，以及相关工具书的介绍，要求能够运用工具去进行动物识别。又如，动物调查技术是管理和研究野生动物工作的重要技巧，但对于基层林政工作者而言却非核心工作，故将该模块中涉及复杂计算的内容略去。再如，野生动物法律法规知识是工作重点，然而在另一门《林政法规》课程中有专篇学习，故在本门课程中不再过多介绍。通过优化教学内容，抓住重点，减轻学习负担，提高学习效率。

三是加强教材建设。在教学质量反馈中，75%的学生认为学习中最大的困难是缺少一本好教材。教材是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好帮手，也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一直以来，很多高职院校使用的教材并不符合课程的标准和教学设计，影响教学效果。针对无适用教材的情况，课题组根据课程新标准和调整优化后的教学内容组织了校本教材编写，使用后得到了学生的一致肯定。

四是通过科研项目，增加实训内容。野生动物管理和保护是一门管理类课程，许多理论知识看似简单，却难抓住要领。听一遍不如做一遍。如在野生动物管理技术模块中，关于人的管理这一知识点，开始学生大多理解为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约束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侵害。然而通过让学生参与科研项目，进行社会调查，探讨历史、文化、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探索公众对野生动物管理政策的认知度、可接受度、可教育度，从而研究如何制定合理的野生动物管理政策，以达到公众和管理机构的满意度后，学生就能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为今后的工作奠定基础。

三、新教学内容体系构成

从工作岗位需要出发，本着重点突出、实用够用的原则，新的教学内容共分为三大模块，十二个任务（表1）。

总之，构建合理的教学内容体系，是课程改革的基础和重点，通过明确教学重点、优化教学内容、加强教材建设、增加实训内容等途径，使教学内容符合岗位能力的需求，又易于学生理解掌握，从而提高教学效果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