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比较政治学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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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优越性 规避的问题 重视的意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遍运用以及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多媒体教学手段在课堂教学中越来越被教师们所青睐。多媒体走进课堂，成为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手段，告别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新课程改革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强化学生在教学互动中的主体地位，要转变旧的教学模式。于是多媒体教学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本文着重对在高中政治课堂上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及应注意的方面进行了思考和分析，希望能够在政治教学中运用这一独特的教学手段，充分发挥其优势，优化其教学效果，提高其教学质量。

一、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优越性

1.强大的吸引力，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多种媒体技术，以其声音、图像、动画和视频等特点形象、生动、直观、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眼、耳、脑，使他们兴奋并使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引发学生主动探索、主动学习的兴趣。有兴趣可以变苦学为乐学，变厌学为愿学，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创造性地学习，使学生的思维被充分调动起来。多媒体教学不仅在形式上生动活泼、具体形象，更能激发吸引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2.巨大的信息容量，有利于教材内容的充实和拓展。

传统教学中课堂知识的传播主要来源于教师的口授与黑板板书，这两者速度的局限性限制课堂信息容量，使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学生感到思想政治课枯燥乏味、空洞无用。尽管政治课的教材时常更新，可读性大大增强，也缩小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但始终跟不上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节奏。此时政治教师如能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信息量大的优势，根据教学内容收集国际和国内的大事、要事、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把网上最新时政及时引入课堂，增加信息量和时效性，提高思想政治课教育的说服力，就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生动的再现，有利于学生情感教育的升华。

多媒体辅助教学的运用为情感教育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它把生动的图像、具体的音频和视频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用事实说话，实现了超时空的信息再现，让学生在赏心悦目中自觉地接受了德育中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实现了审美的愉悦、心灵的满足、情感的激励、个性的陶冶。如在介绍中华民族精神时，在教学过程中穿插两段视频：《纪念抗震精神》和《纪念抗雪凝精神》，创设情境，创造气氛，再现有关场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启发学生的思维，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解。

二、多媒体在政治教学的使用存在和应该规避的问题

1.规避它的依赖性，对多媒体的运用要适可而止。多媒体教学手段有多方面的优势，有些教师开始依恋多媒体，对多媒体产生依赖性，不管什么教学内容都要借助多媒体的形式来进行教学。有的教学内容在教师煞费苦心地制作课件后，却运用不当，课堂效率不尽如人意，反而影响教学进度。因此，对多媒体工具的运用要适可而止，决不可产生依赖性。

2.规避形式与内容脱节，对课件的制作要注意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多媒体工具在教学中主要是通过多媒体展示教学内容的形象性，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在课件制作的过程中，有些教师往往只注重形式而忽略教学内容。他们在课件中插入了超量精美的图片、动听的音乐，甚至动感的画面，以致学生在听课时注意力完全被这些绚丽的教学形式所吸引，从而忽视或忘却了教学内容，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3.规避多媒体与学生的互动。在多媒体的教学中，不少教师眼睛不是学生交流，他的注意力只是在电脑上，手动也只在鼠标的操控上。教学互动只是多媒体与学生的互动。教师幽默的语言、恰当的手势、鼓励的眼神以及对学生的提问等互动活动都被忽视。教师只是按照事先设计的课件一味进行教学，对学生的反应及把握知识的情况毫无知晓。因此，在进行多媒体教学中，要注意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要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教学的效果才能得以提高。

三、开展多媒体政治教学应重视的意见

1.媒体的选择方面注理论联系实际。

多媒体的图像、动画、声音、视频的利用可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但是也要注意选择。政治课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选择的音像、图片等材料时，要注意所选是学生所见、所闻的现实的真实材料，避免人为地编造材料；所选媒体力求“近”，实际问题离教学内容的时间尽可能近。选用的事例所发生的地点距学生要尽可能近，因为事例越近，越能引起学生重视，学生越能产生兴趣。

2.处理好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

多媒体教学手段易于被学生接受，可以调动学生多种感官进行学习和思考，容易创造活泼有趣的教学环境和氛围等。但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手段不是对传统教学手段的替换，而是对传统手段的一种补充和改善。如课件教学其容量大，速度快，易操作、课堂教学高效率的优势。但是如果画面的切换太快，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思维水平和思维速度，像电视或电影画面那样一闪而过，没有留够充分时间让学生细看和思考，那将极大地影响教学效果。所以，多媒体教学必须与传统教学相结合，以弥补多媒体教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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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的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属于生产问题；垄断资本之间相互瓜分剩余价值则属于分配问题；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相互交换、工人和工人之间相互交换等；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可以研究生产力。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各类问题是以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间的基本矛盾为出发点的。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完成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充分利用过程，以最大化满足人类无限欲望，即解决资源稀缺性与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成为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及研究任务的各不相同，每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和过程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经济模型和经济数学分析。

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建国几十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对经济学渊源的探讨，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思考、敢于突破理论禁区的创新精神和勇气，也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辨证态度，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兼收并蓄、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博怀，这些都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对待理论知识指明了方向。

(二)西方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有所改变。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批判是不妥的，应该在总体上学习，有分析地运用。许多学者，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知道微观经济学要解决价格机制如何配置资源、如何协调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学要解决如何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等等；这些比较实用的问题，正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十分注意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问题确实对我们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展望两种学科的未来发展前景

(一)增强经济学的实用性，强化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根本不同的阶级实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为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这一基本点上是相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同其服务的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辩护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把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核心课题，重视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力图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做出理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谋取最大经济效益。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除了仍然重视其在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地位外，在我国无产阶级统治地位完全确立，历史任务主要是建设而不是革命的条件下，更应该重视其建设性研究，不断增强其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功能。

(二)对经济学中的部分内容要重新认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知识、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等科学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现代化企业管理中去。而这些新的认识却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所背离。因此很多学者对劳动价值论产生质疑，甚至诋毁经济学已经过时。这些矛盾看法表现在我国现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发生这种抵触并不奇隆，因为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科学技术等并不能创造价值。为了要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对劳动价值论，对经济学重新认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即依据实践去发展理论，这才是真正坚持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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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学；学科基础；课程体系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就决定了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财政问题，是当代财政学的主流。首先，从西方财政学科的发展演变历史考察不难发现，财政学与经济学具有无法割裂的天然联系。

从亚当?斯密将财政学发展为一门学科以来一直到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br.C.F.）出版《公共财政学》期间，财政思想和财政理论均是在经济学著作中予以阐述。在经历单独冠以“公共财政学”之名的阶段后，以1959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财政学再次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为公共经济学，进一步突显财政学研究的经济学基础。正是由于这种演变，促成了财政学科研究在随后20多年中的壮大与繁荣[1].其次，从财政学的研究任务看，财政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西方理论对财政产生原因的解释，政府主要是为提供公共产品而存在，财政学研究的是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作为分析市场资源配置问题的逻辑与范式同样可以在财政领域运用，构成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以及费用分摊的理论基础。因此，公共产品理论的提出与完善，成为联系和沟通财政学与经济学的主要桥梁。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财政学科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独立与成熟，如李嘉图（Ricardo，1817）的公债效应分析；古诺（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税收归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关于税收对生产企业的效应分析；拉姆齐（Ramsey，1927）的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优所得课税理论等等。[2]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新晨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1]张馨美英财政学内容体系之演变特点[J]财政研究，1996，（3）：20-25.

[2]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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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深化课程改革的推进，尤其是《浙江省普通高中深化课程改革方案》的出台和实施，与之配套的《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试实施办法》也相继出台，这无疑会直接影响高考和高校招生，对普通高中各学科教学的影响将更为广泛和深刻。为此，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对学科教学进行富有创新性的调整和改进，可以采取合理选择教学要求、改进教学方法、改变教学组织形式等举措应对这些挑战。

关键词：深化高考改革 思想政治课应对举措

祝国强，男，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

为推进《浙江省普通高中深化课程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浙江省深化课程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制定并印发了《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浙江省深化高考改革试点方案》）。《浙江省深化高考改革试点方案》的和实施不仅对高考和高校招生，而且对普通高中各学科的教学都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一、深化高考改革

《浙江省深化高考改革试点方案》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作为改革着力点，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强化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机制，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加强政府宏观管理，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确保高校考试招生公平公正。其中，与思想政治学科及其教学关系比较紧密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一高考招生方面的改革。深化高考改革后的统一招生，将实行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高中学考）相结合，考生自主确定选考科目，高校确定专业选考科目及其他选拔条件要求，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第二，考试科目方面的改革。深化高考改革后的考试科目分为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必考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3门（外语分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选考科目则由考生根据本人兴趣特长和拟报考学校及专业的要求，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7门设有加试题的高中学考科目中，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

第三，各科目考试分值。深化高考改革后各科目考试的分值是，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得分计入考生总成绩；选考科目按等级赋分，每门满分100分，以高中学考成绩合格为赋分前提，根据事先公布的比例确定等级，每个等级分差为3分，起点赋分40分。考生总成绩满分750分。

第四，考试的要求。深化高考改革后考试的要求是，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突出能力立意。主要考查考生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思考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五，考试时间、次数及参加对象。深化高考改革后，语文、数学考试于每年6月进行。外语每年安排2次考试，1次在6月与语文、数学同期进行，考试对象限于当年高考考生；1次在10月与选考科目同期进行。选考科目每年安排2次考试，分别在4月和10月进行。外语和选考科目考生每科可报考2次，选用其中1次成绩。

二、相关配套改革

对思想政治学科影响比较直接的除了《浙江省深化高考改革试点方案》，还有与之配套的《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试实施办法》。

1．学业水平考试办法。为适应深化高中课程改革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需要，根据教育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关要求精神，并与《浙江省深化高考改革试点方案》相衔接，浙江省教育厅制定并印发了《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坚持素质教育导向，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坚持全面考核，促进学生切实认真学习国家规定的每一门课程；坚持高中全面深化课改方向，促进高中教育特色化多样化发展；坚持提供多次选择机会，促进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和考试压力。其中与思想政治学科及其教学关系比较密切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考试科目。语文、数学、外语（含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信息技术、通用技术）、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

第二，考试范围。除外语外，其余科目只考必修内容。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制定“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标准”，规定各科考试具体范围和要求。

第三，报考对象。普通高中在校生均须参加所有科目的考试，高中阶段其他学校在校生和社会人员也可报名参加各科考试，每科至多报考2次。相关科目考生2次考试均不合格的可增加1次考试机会。

第四，考试形式、时间。考试采用笔试，外语含听力考试，技术及外语科目待条件具备时实行机考。考试时间，语文、数学各80分钟，外语120分钟，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各60分钟。

第五，分值与等级。卷面分值，语文、数学各100分，外语150分，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各70分。学考成绩采用等级制，设A、B、C、D、E5个等级，E为不合格。以卷面得分为依据，A、B、C等按15%、30%、30%最接近的累计比例划定，E等比例不超过5%。

第六，实施时间。本办法自2014年秋季入学的高中学生开始施行，2015年10月进行首次考试，其中外语科目2016年10月进行首次考试。普通高中2013级及之前的在校生仍按原办法参加考试。因休学、留级等原因转入2014级的学生，其已获得的高中学考成绩等级有效。

2．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试实施办法。根据《浙江省深化高考改革试点方案》要求，结合《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浙江省教育厅制定并印发了《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试实施办法》。《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试实施办法》坚持高考与高中学考相结合，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有效缓解学生的考试压力。坚持自主选择，促进学生在共同基础上的个性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促进高中改进教学和高校科学选拔学生；坚持科学规范，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其中与思想政治学科及其教学关系比较密切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考科目。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

第二，考试内容。各科在学考“必考题”基础上增加“加试题”，“加试题”考试内容为高中课程的必修和选修内容。具体考试范围和要求由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国家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制定。

第三，考试对象。参加普通高考招生的高中在校生和符合报考条件的相关社会人员。

第四，报考办法。实行网上报名。每生限选考3门，选考科目在首次报考该科目时确定。每科最多报考2次。成绩2年有效。

第五，考试时间。一年安排两次，分别在4月和10月与高中学考同期进行。各科考试时间在同科目高中学考基础上各加长30分钟，各为90分钟。

第六，成绩呈现。考生各科成绩按等级赋分，以当次高中学考合格成绩为赋分前提，高中学考不合格不赋分，起点赋分40分，满分100分，共分21个等级，每个等级分差为3分。

具体等级比例和赋分值：

第七，等级划定。以各科“必考题70分十加试题30分”卷面得分为依据，按最接近的累计比例划定等级，其中第21等级比例不超过1%。

第八，成绩使用。符合高考报考条件的考生，在有效期内自主确定所选科目的一次成绩记入高考总成绩。

一、思想政治学科应对举措

《浙江省深化高考改革试点方案》以及学业水平考试办法、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试实施办法的和实施，对普通高中学科教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要求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对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进行富有创新性的调整和改进。

1．合理选择教学要求。与深化课程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相适应，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要求应进行合理选择或确定，由原来基本按照高考要求转向基本按照学业水平考试要求。

首先，必修课程的教学要求应合理选择。浙江省编制的作为学科教学、学业水平考试和升学考试依据的《学科教学指导意见·思想政治》对必修课程的教学要求一共设置了四种，即“基本要求”、“发展要求”、“不作拓展”和“不作要求”。按照规定，学业水平考试只考“基本要求”和“不作拓展”两个部分，高考除了这两部分以外，还包括“发展要求”部分。据预测，大多数学生只参加思想政治学科学业水平考试，而不参加高考，对于这部分学生，思想政治必修课程的新课教学只要按照学业水平考试的要求进行教学就可以了，而没有必要按照高考的要求进行教学。对于一部分选择思想政治学科进行高考的学生，则可以考虑按照高考的要求进行教学。如果两类学生混合在一起上新课，那么也可以在新课教学时按照学业水平考试的要求进行教学，而到复习阶段再按照高考的要求进行教学。

其次，指定性选修课程的教学要求也应合理选择。《学科教学指导意见·思想政治》对指定性选修课程的要求一共设置了三种，即“教学要求”、“不作拓展”和“不作要求”。按照规定，考试的内容包括“教学要求”和“不作拓展”部分。指定性选修主要用于学分认定考试和选择本学科参加高考的学生进行高考，不进行单一的学业水平考试。可见，参加指定性选修新课学习的主要是两类学生，一类是只为了获得学分，另一类是在获得学分的同时还为了获得高考分数。也就是说，参加这些模块学习的学生，不一定都是选择本学科参加高考。由于学业水平考试是由学校自主组织实施，考试方式和范围可以由学校进行合理调整，因此，这些模块新课教学的要求应根据不同需求的学生而有所区别，有的学生只要按照学分认定考试的要求进行教学就可以了，而有的学生则需要按照高考的要求进行教学。

最后，自主开发或开设的选修课程，其教学要求同样应合理选择。全省没有对这类课程的教学要求做具体的规定，集中体现了课程实施的自主性。对于学生来说，学习这类课程更多的是基于兴趣、特长以及将来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获得高中阶段必需的学分。因此，学校和教师更应该根据学校、学生和课程的具体实际，合理并灵活地选择和确定教学要求，同一课程在不同学校可以选择和确定不同的教学要求，同一课程在同一学校对于不同的学生也可以选择和确定不同的教学要求，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地体现出课程的自主性。

2．改进教学方法。由于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要求和教学任务、教学功能的变化，大多数学生学习思想政治学科的内部动力有所减弱，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大胆改进教学方式和方法，不应也没有必要仍以高考为导向进行教学。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要求的降低，使得改进和改变教学方式和方法具备了可能性，最关键的是增强思想政治课的吸引力，努力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首先，改变教学理念。一是要更加尊重学生，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思想政治课堂的主人。从教学设计到教学实施、教学评价，各个环节都让学生参与，甚至让学生主持、负责，教师只对一些环节出谋划策，从主演转变为导演，导而不演，主角和配角都放手让学生来承担。二是要更加重视结合实际，把具体的教学内容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可以让学生走出学校，结合教学内容进行访问、调查、实验，从亲身体验中内化学习内容。把课堂变成社会，把社会变为课堂。三是要更加灵活安排教学时间、确定教学重难点，创造性地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在教学安排和教学设计中可以突出那些与生活、社会实际联系紧密的内容，增加这些内容的教学时间，适当降低那些与生活、社会实际相对较远内容的教学要求，减少这些内容的教学时间。

其次，改进教学手段。应更加重视现代技术的作用，指导学生运用各种现代技术在课堂内外学习思想政治课。一是课堂内的教学应该尽量采用合适的现代教育技术，这不仅能够引起学生兴趣，从而吸引学生，而且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使学生用尽量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得尽量多的、高质量的知识和技能。二是在课前、课后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如课前的预习或其他学习准备中，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学生预习任务的布置、学习材料的搜集等都可以利用网络加以完成；又如一些教学重点、难点的突破，可以指导学生利用网络中的相关资源，包括利用网络上优秀的教学设计、微课视频等资源；再如课后作业的布置、批改、点评和改正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包括校园网站、教学类网站以及短信、微信、客户端等方式。

最后，改进评价考试方式。一是考试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是闭卷笔试的形式，还可以灵活运用口试、面试、写小论文、写调查报告等多种考试评价形式。二是考试实施手段可以多样化，考试不一定都要在课堂集体进行，也可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在网络上进行个性化考试。三是考试的主体可以多样化，既可以由教师评价考试学生，也可以由学生相互评价考试，还可以由师生共同评价考试，不仅同班学生之间相互评价考试，还可以由不同班级、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相互评价考试等等。

3．改变教学组织形式。在新的高考方案下，不同学生对于思想政治学科的需求有较大差别，有的学生只是为了获得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有的学生只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学分（包括必修的学分和选修的学分），有的学生除了获得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以外还为了升学。为了满足不同需求的学生，教学形式也应该进行相应的改变，不能按照传统的固定班级的形式组织教学，而应根据新的要求实行走班制教学，不仅在选修课教学中实行走班制，在必修课教学中也应实行走班制。

首先，必修课教学应该实行走班制。由于必修课程中，有些内容只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需要学习（主要是“发展要求”部分），有些内容则是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都涉及。因此，对于不同需求的学生来说，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学习内容有多有少，只参加学业水平考试的学生学习的内容相对较少，而要参加高考的学生学习的内容则相对会多一些，因而教学进度会不一样；另一方面，由于有些内容的教学要求不同，因而教学的方法也会有区别。所以，同一行政班的学生，需要在不同的教学班中学习同一门学科，这就需要实行走班制教学。

其次，指定性选修课教学也应实行走班制。就指定性选修课而言，许多学生是不选学的，有些学生选学只是为了获得选修课程的学分，有些学生选学在获取学分的同时还为了获得高考分数，对于不同需求的学生，在教学要求、教学方法、评价方法上都应该有所区别。因此，以行政班的方式实施教学已不适合实际情况，只能采用走班教学的方式，把选学指定性选修课程的学生组成教学班。

最后，做好走班制的分班工作。实行走班制的关键是分班，采用什么方式分班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一个难点。关键在于找到分班的依据或标准，总的思路是分类与分层相结合。具体来说，既可以依据学习的知识范围不同进行分班，又可以依据教学的要求不同进行分班，也可以依据学习的方式不同进行分班，还可以依据教师教学风格的不同或者学生学习水平或成绩的不同进行分班等等。不仅如此，不同学校还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校情进行灵活操作。

（责任编辑：罗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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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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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现实主义 发展脉络

一、现实主义的思想底色和理论渊源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深受西方国家历史和传统的影响，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渊源和文化土壤。从古希腊时代的修昔底德，到中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再到近代的霍布斯，他们都对战争、权力、利益、冲突、和平等现实主义论题进行过独到而精彩的论述，后来的现实主义者们继承和吸收了古代先贤们的智慧结晶，并提出分析国际政治现象的假设。

（一）修昔底德的权力政治论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城邦时期的历史学家，被誉为现实主义之父，更有甚者将修昔底德称之为“国际政治学科之父”。在其史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描述了古希腊城邦时期两个强盛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冲突，为我们揭示了势均力敌的城邦争权夺利的斗争本质。在分析战争起因时，他说：“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在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国家间关系的表述中应该包括这两个意思：第一，人性（恐惧），这也是国家本性，一方恐惧另一方实力的增长，导致了战争；第二，国家追求权力，新生大国、后起之秀渴望权力，守成大国、老牌霸主要保持权力，继而引发冲突。

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雅典作为当时西方城邦世界的霸主，曾与当时的弱小国家的米洛斯人有过一场精彩的辩论，这场辩论突出了“胜利即正义，强权即公理”的理念。“整个辩论中，雅典人因为拥有强大的权势，根本不将资源有限的米洛斯人放在眼里。他们极其冷静地只考虑一种逻辑，这就是实力和强权。” 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国际政治的逻辑，即追逐权力和利益，这为后来的国际政治思想家们特别是现实主义中权力政治理论和国家利益论的提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二）马基雅维利的道德观

欧洲中世纪晚期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家，当属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时代正值人文意识萌发、神权光芒大打折扣的时代，这一时期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君权神授”已经失去它的光泽，如何加强和巩固君王实力，成为了马基雅维利所要回答的问题，现实主义学派吸取了其道德观念和自我利益说。

在其最为人熟知的《君主论》里，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套增强君力和加强国家集权的政治学说，宣称君主的道德即是捍卫国家，为了国家可以不惜一切。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道德是君主是狮子和狐狸的结合体。君王必须像狮子一样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和统治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为了不被蒙蔽，君主又应当像狐狸一样灵活变通。马基雅维利并不区分君主与国家的利益，在他的论述中，君主必须代表国家，二者是一体的。“只要君主认为是国家的福祉所在，他可以毫无顾虑地背信弃义。同样，如果他的承诺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君主就没有必须遵守的义务……君主的行为之遵从国家利益的要求，无须遵守普通人的道德标准。在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生活中，君主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不同的，它只服从国家或君主的利益和安全的需要”。

（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

霍布斯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哲学家，西方政治学奠基人之一。他对国际政治的主要贡献是他的自然状态说。霍布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利己的，每个人对权力永不满足，有着至死方休的追求。由于每个人都要追求权力，那么互相竞争、互相猜疑、彼此为敌就不可避免，从而造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 为了避免人在这种战争状态中，相互毁灭、走向灭亡，霍布斯提出人们让渡自己一部分的权利，订立契约，建立利维坦式的公共权力机构，以此来保障人的安全。在国际层面，霍布斯认为：“现实主义所描述的世界类似于自然状态，但他又对建立世界帝国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对于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他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种等级秩序，在这个等级秩序中，最高权力属于君主。”

二、现实主义理论的建构及其嬗变

（一）卡尔：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中奠定现实主义基础

一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从人性善的价值判断上出发，认为人是乐观向上的，强调普世的道德原则。他在对一战的反思中提出了实现人类和平的十四点计划，“重视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作用，主张自由贸易、民主体制和民族自决，由此主张建立国际联盟。” 威尔逊认为，正是权力政治和秘密外交原则，成为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为了避免出现一战惨剧，必须“以新代旧”，倡导在普遍道德指导下、以集体安全原则来处理国家间的安全问题。

1939年，爱德华·卡尔针对当时西欧战争乌云弥漫的氛围，在他的代表作《二十年危机》的序言中指出：“《二十年危机》旨在反击1919-1939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且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作用。”除此之外，卡尔还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普遍的道德原则很难界定，国际舆论也没有统一标准，国家间利益冲突更是国际政治无法回避的问题，无法通过道德途径来解决。他清醒地认识到，威尔逊学派的理想主义思潮“掩盖了国际关系的实质，将‘应然’误认为‘实然’，将理想的世界当作现实的世界”。 卡尔的国际政治思想是符合当时国际关系学界的需要的，是在批判理想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但这些思想只是卡尔在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没有提出理论体系，因而只是说他奠定了国际政治学科现实主义的基础。

（二）摩根索：构筑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厦

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是汉斯·摩根索。其《国家间政治》一书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概念被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精髓。他提出，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国家利益只有通过获取权力才能得以实现。尤为重要的是，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摩根索提出了经典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分别从人性、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权力的特性、国家的道德法则及其特殊性和论述现实主义的学派建立的角度，构建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厦。这六项原则成为了现实主义看待国际社会和行为体关系的基本原则。

摩根索从人性本恶的哲学判断出发，指出人性是利己的，人总是希望通过权力控制另一个人，来满足他的私欲；国家遵循同样的逻辑，对外具有扩张性。在他看来，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是现实主义学说的前提。一般来说，国家在各自领土范围内都是至高无上的强制力机构，但在国际社会，却不存在一个公认的赋权的中央权力机构，这种权力真空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身处其中所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它造成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性，在这一无政府状态中每个国家都寻求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是一种依靠自我保护的自助体系。国家的利益体现为追求权力、保持权力和扩大权力。一国要追求与其实力相符合的利益，否则将为危及国家安全。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因此被称为“权力政治理论”。此外，摩根索总结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第一次论战，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沃尔兹：对现实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科学的修正和补救”的基础上产生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新宠，其代表作为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

沃尔兹吸收和继承了权力政治说的相关论点，其理论的核心仍然围绕权力展开。只不过在理论假设上，沃尔兹做了一些修改。第一，他认为，人性是无法来进行衡量和推测的，因而他摒弃了古典现实主义中有关人性恶的哲学分析，转而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前提。这就淡化了国际政治中捉摸不定的哲学意向，开始从体系层面中的现实来看待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第二，权力并非是国家的目的，而是国家为了达到安全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在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的论断中，权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利益围绕权力展开，追求权力、保持权力、扩大权力是国家的利益所在，而现实主义指出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为了寻求安全，注意和应付可能的威胁，因而有可能运用权力。这是新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第三，提出体系结构的新概念。在沃尔兹看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单位层次，实力强劲的大国构成国际体系的结构层次，国际体系是国际结构层次与单位层次的互动。国际体系是否稳定、国家是否采取外交行动，与国际体系结构有关。在国际政治互动当中，体系层面的结构是自变量，国家行为是因变量。也就是说，结构层面的大国实力大小影响着每个国家的对外行为。

沃尔兹对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修改和补充，尤其是结构-单位层次分析方法，使现实主义理论成为了一种科学化程度较高、高度简约的理论，因此也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他的结构-单位层次分析法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后来的科学行为主义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运用产生了很大影响，激起了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场大论战。

（四）现实主义的新气象

现实主义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新的分支。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以米尔斯海默为首的国际政治学者结合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斗争和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体系的观点，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一国最重要的目标，国家为了谋求生存力图最大限度地增强实力以确保安全，实力越强，其自身感到越安全。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对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并不是寻求权力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在与对手的竞争力中力求使权力损失最小化，即国家采取对外战略来防止他国权力的增长，以减少对己威胁，保障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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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两种辅修模式

辅修制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学生在修读本专业外再辅修公共管理专业的相应学分，并获得辅修证书。国内高等院校的本科公共管理专业普遍作为辅修专业开设。这种普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依托高校的学科优势与相关专业学院的师资优势，面向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管理的实际需要，培养掌握中外行政管理理论与现代管理方法技术，结合学生修习的第一本科专业，培养适合新的时代需求的复合型公共管理中高级人才。公共管理辅修模式以学分制为基础，目标是培养学生所修习的本科第一学位与行政管理交叉的综合知识，掌握现代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目前，国内开设公共管理辅修班的学校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该辅修专业学分要求一般为30分左右，主干课程有管理学、政治学，相关课程有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以北京大学为例，其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辅修专业总学分为27学分，其中，必修课程15学分，选修课程12学分;专业课程包括:政治学原理、公共管理学原理、公共财政与税收、组织与管理、公共政策与分析、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宪法与行政法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等。全部修满者可获得辅修专业毕业证书。目前国内公共管理本科普通辅修模式存在一些不足，如学科专业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学科本位主义较严重;学生缺乏自主选课的机会;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够;缺少培养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忽视组织计划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差，等等。与普通的辅修模式不同，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借助本校MPA优质教学资源，面向全校本科生招收公共管理强化班(UPA)学生，目标是培养既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政策分析能力，又有专门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竺可桢学院采用在普通辅修模式基础上的强化辅修模式。按照人才培养目标设置课程体系，聘请校内外专家授课，在大三从全校优秀学生中选拔学生组班，实行二次招生，保证生源质量，并由MPA教授担任导师，实行专业指导和个性培养，加强政府实习平台和科研能力训练。在具体课程教学中，突破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团队学习、实地调研、多维讨论等互动式教学方法，注重强化班学生与MPA学员之间的沟通，共享MPA论坛等，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

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强化辅修模式的比较优势

强化培养模式和普通辅修模式在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定位上均以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为前提，课程设置上侧重于学生对公共管理的理解及综合能力的提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课程包括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公共部门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涉及经济、管理、政治、法律、社会等社会学科。在师资方面，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地进行了优质资源的重组，聘请了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的名师资源;在招生规模上，各个高校的该辅修专业录取人数均在60人左右，有助于在案例教学或讨论课中发挥优势。在招生过程中，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公共管理强化班学生的自主管理和激励机制，使得学生在进行理论学习公共管理知识之余，通过对自身“公共事务”的管理，在实践中进行公共管理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将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和思考，进一步巩固所学的公共管理理论与知识。此外，普通辅修模式一般以专业为依托，如北大模式;浙大则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和实践，利用荣誉学院联合相关专业院系，整合优质教学资源，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对比分析强化辅修模式与普通辅修模式，我们发现强化辅修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一)二次招生模式吸引了全校的优秀学生参与，保证生源质量

相比一般辅修班的招生，(1)公共管理强化班利用荣誉学院的优势和该班的文化传承吸引全校优秀学生申请报名，并通过一轮笔试、两轮面试方式，保证生源质量;(2)高质量的课程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促进了学生学习;(3)班级文化传承促进学生维护班级荣誉感、责任感，为下一阶段的学习与实践提供了动力保障。

(二)整合优质教学资源，保证高水平的教学水准

充分利用荣誉学院的优势，可以整合学校各方面优质教学资源，集中力量培养公共管理复合型创新人才，为各专业院系输送高质量毕业生;反过来，也促使各专业院系及相关教师投入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形成良性循环，保证高质量的培养水准。

(三)注重案例教学，开设课堂讲座

在公共管理强化班的教学过程中，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能更多地根据自己的丰富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同学们提出案例，进行启发式教育，充分运用互动式教学，直到学生自主进行课堂讨论，调动和发挥学生的潜质。如聘请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浙江大学光彪特聘教授蓝志勇为班级开设的公共行政学分析课程中，就采用了模拟竞选的方式以了解美国行政的运作方式。公共管理强化班除了在课堂内的案例讨论外，还开展了各种班级活动以培养学生对公共管理理论的应用、对公共事务的思考能力。如“双周沙龙”，来源于课堂案例讨论的拓展，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同学分组对相关议题进行资料搜集与讨论，强化了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

(四)相对独立的班级管理体系，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竺可桢学院对班级的管理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与开课学院的沟通以及在课堂之外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目前，依托于竺可桢学院平台，公共管理强化班在班级管理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进一步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突破了一般专业辅修班仅仅在上课期间共学的模式;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增强了班级的竞争力，在增强班级学生个人能力的同时增强了对公共管理理论的应用能力。班级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包括:“致公讲堂”，精品课程展示活动、双周沙龙，案例讨论、中国企业体验实习奖励计划参与、政府平台，了解政府的运作方式等，这些实践活动都借助了竺可桢学院的平台和资源，也为同学们提供了在班级以外的实践机会。在毕业环节中，学校鼓励学生将主修专业的毕业设计(或论文)与公共管理强化班的调研分析相结合。

强化辅修模式的启示

从目前国内高校对于公共管理本科的教学建设来看，公共管理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大部分高校则仅是开设相关的专业辅修，并没有和MPA专业学位教育进行资源共享。在形式上，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开设的公共管理强化班(UPA)是一个较为创新的教学模式，利用MPA的丰富资源，通过强化班的形式来培养复合型的公共管理人才，目前该教学模式已经较为成熟。事实上，在进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通过比较辅修模式和强化模式，我们发现以下3点对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具有借鉴意义:

(一)对生源鉴别的重视

大学期间，本科教学压力已经较大，在进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首先应考虑到要选择学有余力的同学及其兴趣、目标，否则，不仅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难以实现，更有可能导致学生连本专业的课程都无法完成;此外，对是否适合本专业学习的学生进行条件鉴别也是复合型人才培养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

(二)对课程教学方式创新的注重

在一般辅修班的教学中，容易出现以学分导向的任务型教学管理，特别是在自主选课的基础上，学生一方面缺乏对该专业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又要疲于应付众多课程的学习，容易埋头于课本以考试为目的，而忽略了对知识本身的掌握和应用。因此，在教学方式上，更要注重创新，以帮助非专业学生对所学内容更好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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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政治；导学案；设计；要求

近几年，课改理念深入教学领域，迎来了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同时国家提出了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重点的教育要求。这将以前过于注重知识传授和学科体系的教学观转变为注重学生能力、价值观、情感与态度的发展，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由教学转向导学，指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学习。而学案教学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改革。我校紧跟课改的步伐，在学案教学方面进行了尝试。我作为政治学科的备课组长，研究了各学校的优秀成果并结合我校学生的具体实际，进行了学案的编写。借此与各位同仁切磋，以便更好地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一、政治学科学案设计要求

共分为9个方面，具体如下：

1.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是根据《普通高中政治课程标准》，结合政治学科的内容与特点，深入挖掘课本中的知识点、能力训练点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内容来设计的。学习目标必须准确符合大纲和考纲的要求；必须保证能当堂完成，一般以2～3个目标为宜；必须有层次，体现知识、能力与情感形成立体感。应充分估计不同层次的目标所占用的课堂时间。一般来说知识识记目标不超过10分钟，能力与方法目标不少于25分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不单独进行，应贯穿于其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2.学习重点

要具体、明确、针对性强。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两纲的要求。

3.学法点拨

针对不同的课型和课程内容，给学生一定方法引导和思维启示，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把握。

4.课时安排

要科学合理、主次分明，高考热点要多倾斜。

5.自主学习

（1）具体的知识点问题化：把教材中的基础知识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出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2）问题化的形式要多样化：提出的问题应与高考、实际生活、热点时政相挂钩，让学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题型多样化、灵活化。

（3）问题的提出层次化：根据不同学生的学情特点设计的问题，也应带有层次性。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使其各尽其才、各有所得，从而整体推进教学。

6.质疑空间

我的疑问：课前提前下发学案，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自主阅读教材，独立学习提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教师收回学案进行批阅。个别问题单独解决，发现共性问题放到课堂上，由同学分组合作探究进行解决。若还不能完全解决，教师要给予适当启发、点拨、循循善诱，共同进行解决。把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相结合，做到教学相长。

教师的疑问：教师在充分备课的基础之上，针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对学生自主学习中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的重点、难点、易错点进行知识上的拓展延伸。

（1）形式：形式可以多样化：如选择、判断、联系热点的选择题或主观题等。

（2）方式：在课前同“我的疑问”一并下发给学生，也可在课上根据本节课内容进行灵活处理。

7.练习检测

（1）每个知识点学完后，要配以适当的题进行训练，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

（2）课堂教学的达标检测和反馈题目不能太多，一般以3～5个为宜，即可以选择题为主要形式，也可配以主观题。

8.总结反思

（1）当堂形成知识网络，及时复习，力避遗忘。最好学生自我总结，时间不可太长，3～4分钟即可。

（2）学生对本节课的主要知识、方法、技巧、规律和获得的感悟进行回顾，并作笔记整理。

9.课后作业

要针对性强、有层次、有高度。最好能与相关的高考题挂钩。检查批改要及时到位。

二、在学案设计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把握整体，融会贯通，巧选方法

教师在备课时就要把握整体、通观全局。对于教材，教师要做到：

（1）要通读整本教材，了解它的整体结构，把握全书思路。

（2）把握全书的理论观点。

（3）把握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做到融会贯通。

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选择上，要做到形式为内容服务，坚持综合性、开放性的原则。当课型不同时，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也要随之而改变，可以互相渗透、相互包含，从而实现灵活运用。上课时要注重知识点的讲解，从事例到理论，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偏重归纳思维的培养。复习课时注重演绎思维的培养，要注重使知识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地贯穿、整理、比较和综合。

2.把握重点，建立系统，形成知识网络

政治课内容繁多，知识点也比较多，要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它，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教师必须深入研究教材，在此基础上对基础知识，难点、重点进行全面、详细的排查、梳理，尽可能地找准难点和重点。同时，还要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教材各章节的内容进行全面而又具体的分析，从而列出各章节的导学提纲，编绘出知识结构体系的思维导图，这样就可以把零碎的知识点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知识网络。

3.把握现实，紧扣考纲，充实资料

高中政治考纲明确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积极反映出当前国内外发展中的热点、重点问题。这就表明，教师在授课时，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握现实，紧跟时展的步伐。要从社会热点问题出发，结合教科书的内容，有针对性地把社会现象和事例与书本中抽象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知识。新课标要求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是引导者和促进者。教师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由教学转向导学，以指导、引导学生更有效地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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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 政治教学 困境 解决办法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和素质教育的发展，我国对教育教学的内容和质量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应试教育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被消除，一些滞后的教育教学和学习思维还依然存在。高中政治作为普及政治常识，提高高中生综合素质的有效课程，目前却没有收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教学困境。

一、高中政治教学中面临的困境分析

（一）重视不足，易被忽视.在高中阶段，学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高考时考出理想的成绩，实现大学梦，所以在高中阶段，学校的教学目标就非常明确了，他们追求的是高升学率，为此，学校的教育就出现了学科之间的分层。对于语数外等分值不较高的科目，学校的重视程度较高，学生对其重视也是很自觉的向老师挂靠，突出所谓的主科地位，弱化政治所谓的副科地位，一时政治教学就被被冷落到一边，有的教学甚至流于形式。领导不看重政治学科的教学，没有领导的重视和学生的喜欢，老师也提不起兴趣，所以也出现了消极怠工的现象。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觉得教学内容假大空，没有什么实用型，并且高考占有的分值不高，所以也漠视了政治课的学习。

（二）教学方法不当，手段落后.对于高中来说，政治课程中很多的内容却是比较抽象和空洞，学生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在教学方法上，很多的政治教师还是依然沿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采取灌输式和格式化的教学方法，学生只能作为被动接受的机械，对于枯燥的教学课堂没有什么兴趣可言。另外，很多的政治教师教学手段依然是一支粉笔、一本教材和一个黑板，在信息化和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很多的教学媒介在进入教育领域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高中的政治课教学来说，很多的老师根本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磨洋工，消极工作的现象经常存在，老师一味的讲解，学生一味的听从，没有多少交流和沟通的机会。教学的目的就是拿学分，而不是道德品德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这样的教育目的怎么可能发展政治教学呢。

（三）师资不强，问题多多.高中政治教学的好坏，其教师队伍起着关键的作用，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很多的老师消极怠工已经严重影响政治教学的质量了。于此同时，我们发现，很多的高中老师没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有的不思进取，不但没有什么专业的技能，就连自身的品德素质也不佳。在教学上，没有创新，使得自己止步不前，大大影响了政治教学的效率。

二、优化高中政治教学的方法探究

（一）更新教育观念，重视政治教学.高中政治教学知识容量较大，内容较为丰富，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教学中，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必须认清教学的形式，整合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做到全面发展和兼顾学科特长，强化对政治课的重视程度，改变以往比较滞后的教学观念。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未来的人才是德才兼备的人，所以，只看重分数，只学习所谓的主科这是大错特错的行为。上至领导，下至老师、学生一定要明确学习目标，做到统筹兼顾，给与高中政治课足够的重视。学校要把政治教学作为常规教学来抓，并强化政治教学的考核工作，让老师重视起来，保证政治教学常年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

（二）强化师资建设，提高教师素质.教育工作者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高中政治的教学活动除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传授之外，更为直观的政治教育就是老师们的言行举止。高中生有了自身的价值判断，喜欢模范和评价老师，所谓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打造高素质的教师已经成为政治教学的最强音。作为老师，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为学生做好榜样，要拥有一颗爱心，要拥有高尚的品格，要拥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文化修养，要行为世范，以身作则，以信立人，让学生尊崇自己。同时，还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塑造自己的品德和操行。教师处理事情一定要公正合理，不能感情用事，不可歧视差生，偏袒优生，批评或表扬学生，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某同学学习成绩好就一俊遮百丑，某同学平时表现差就做好事也无名，对于犯错误的学生，不能因学生的家庭背景不同而采取轻重不同的处理方式，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树立正气，坚持正义。

（三）改善教学方法，开展有效教学.要想优化高中政治教学工作，就必须与时俱进，改变常规的那种讲授式的教学方法，要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乐于学习政治课，才有实现政治教学的目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的科技手段被应用到教育领域，这极大的方便了政治课的教学工作，如多媒体的使用，使得枯燥乏味的政治课变得生机勃勃，多媒体技术有其自身的优势，它可以声文图茂的展示教学内容，极大的刺激了学生的感官系统，对提高教学效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上课方式上，老师让位于学生，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和师生之间的关系。按照新课改的要求，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教学的目标就是通过知识的传授和学习，然后内化为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以此来实现学生的发展。在具体的教学中，高中政治教师可以开展探究式学习、案例式教学、主体参与式学习等，最大限度的让学生参与其中，让他们积极动脑思考、动手操作，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对实现有效教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高中政治的教学工作，要想实现优质高效的教学效果，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方方面面的调整、改革和努力。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函，高中政治教学一定会获得生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顾小萍.浅谈当前高中政治教学面临的困境及对策[J].教师，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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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政治发展/利益分化/社会变革

以往在政治学意义上研究利益分化问题大多是从政治稳定角度出发来考虑的。本文则 以政治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理论依据， 结合对我国现实状况的分析，对利益分化为我国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的培育和对我国当 前政治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两个层面的问题予以论述。

一、关于政治发展的涵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不发达国家开始走上自己的工业化道路，随之，在政治上也 出现了富有特点的变化。这些变化促进了“政治发展”这个概念以及相关的“政治发展 理论”的产生。政治学家们，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家们试图通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来寻 求各国政治变迁的一般性规律。“政治发展”这一概念问世以来，由于视角和理解的不 同，对它的解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今未能达成共识。仅能看到的有代表性的中 文解释(其中包括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学者的解释)就有三十多种。根据美国研究政治发展 的权威学者卢西恩·派伊在其所著《政治发展面面观》(1966年)中归纳的政治发展的各 种涵义，认为人们在以下意义上使用“政治发展”一词：(1)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2) 工业化国家的政治形态，(3)政治现代化的过程，(4)民族国家的运作，(5)行政与法律 的发展，(6)群众的动员与参与，(7)民主制度的建设，(8)稳定与有秩序的变迁，(9)动 员与权力，(10)多方面社会变迁的一个方面(注：王云五主编：《云五社科大词典·政 治学分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3年版，第193-194页。)。亨廷顿作为西方政 治发展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发展”，其发 展目标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一是政治一体化，即“权威的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 的和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权威。”“秩序井 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他任 何责任”(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第12页。)。二是政治制度化，即“组织和程序获 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第12页。)。三是政治民 主化，即“提高社会上所有集团的参政程度，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 注：王彩波：《经济起飞与政治发展》，[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发生的和正 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系统和过程以及政策的变化”(注：[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决策》，曹沛霖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18页。)。达尔则把政治发展看作是建立在一定技术和经济发 展水平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通过以上对西方学者关于政治发展涵义的总结，我们可 以看出，每一种观点都涉及了政治发展某一方面的内容和特征，其中有许多合理性和发 人深思之处。但是，其中的西方文化偏向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试图寻求一种普适性 的发展模式，甚至认为对西方世界适用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对其他国家 也是如此，而不管其他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现实如何，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 色彩。

政治学是研究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虽然 没有把政治发展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但在探究社会发展规律时，还是全面科学地揭示 了其中重要的部分——政治发展及其运动规律。以政治理论的社会历史观为 理论基点，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的理论精华，我们认为，政治发展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的本质特征。

首先，政治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解放与发展。在论述人类发展进程时 说：历史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第693页。)。因 此，人类政治演变的总趋势是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大，也就是政治参与主体 和主体性的不断扩大。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这种解释是符合史实的。从另一 个侧面讲，政治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发展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终极目的必然与社 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的解放与发展相一致。

其次，政治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发展意味着事物的不断更新、进步、充实 、完善。任何发展都存在着阶段性并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政治发展也不例外。它“ 是由不同的发展阶段所组成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政治特点，体现着不同的政治发 展性质。”(注：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 页。)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可以用政治发展的“度”来衡量。所谓政治发展的“度”，就 是指社会发展进程中直接影响政治发展的其他领域的发展指标(主要指经济发展水平)。 政治发展的每一个“度”都有自己相应的特点和内容。研究“度”与“度”之间的差异 和联系，把握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的最佳内容和速度是顺利推进政治发展的关键。

第三，政治发展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发展过程。政治发展的系统全面性可以从两个层面 来理解，一方面，政治发展是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的，是一个以社会发展为根基 和推动力的发展过程。那么，只有社会大系统中各个因素得以全面变更，政治发展才能 得以相应发展。并且，政治发展以人为核心，是人的政治观念、政治生活方式的正向变 迁，而人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发展必然以经济、文化等各种发展为前提，并体 现着它们的进步；另一方面，政治系统本身也是由若干要素构成的，各个要素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另一个，也就是说，政治发展不是个 别要素的孤立发展，而是系统的整体性发展，是各个要素的协调性发展。那些以单个要 素发展为目标的政治设计，只不过是指在特定时期内政治发展各要素的优先次序罢了， 纯粹的强调单一目标而忽略其他要素的政治发展只能是以社会破坏为后果的政治运动。 政治发展的确是多种政治现象的综合，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天平能够用来测量政治发展 的发展水平。

第四，政治发展是一个自主的多样性发展过程。政治发展是一个自主的多样性的发展 过程，这一命题是政治发展观的理论观点，也是建立在对经典发展观反思基 础上的一个命题，是对政治发展一般性质的经验概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 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传统、人口素质也各不相同，所以政治发展的起点 、模式、道路也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决不能把 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正如我国政治学者程汝竹在其所著的《论政治发展的内涵》 中论述的那样，“现代性的精神是一致的，但表现这种精神的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如 果我们承认政治发展是一个作为实体的国家具体的政治发展的话，这个实体就不能与其 现实的根基相分离。”(注：程汝竹：《论政治发展的内涵》，载[太原]《山西师大学 报》1997年第1期，第6页。)

最后，政治发展是一个不断付出代价并扬弃代价的过程。这一命题对于任何一个处于 发展中的国家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并通过扬弃代价为自己开 辟道路。”(注：韩庆祥：《发展与代价》，载[北京]《新华文摘》1994年第8期，第57 页。)我国作为一个以改革开放为发展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过程必然会付出相应 的代价，即改革付出的成本，如贫富分化、腐败、政治发展滞后阻碍经济发展等。对于 这些代价的扬弃就是发展的进一步目标，这就要求代价的付出不能太大，不能大到不能 扬弃的地步。如何使发展的代价能为发展提供动力又不致不能扬弃，这是我国发展尤其 是政治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二、利益分化：中国渐进政治发展的推动力

(一)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现状与特点

中国的改革发展是以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总体社会转型，而利益分化作 为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必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壮大与成熟而不断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是 根本否认利益分化的，而在改革开放后，利益分化是我国进行改革的必要前提。无论是 以后在农村实行的的政策，还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以 后在城市实行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都是对利益平均化的打破。“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 地区先富起来”，更是对利益分化和利益差别的承认。二十几年来，由于市场化进程的 加剧和分配制度改革的影响，也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各种非正常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利益 格局迅速实现了由利益平均向利益分化的转变。目前我国利益分化的状况主要呈现以下 特点：

首先，利益分化在广度上发展迅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单一集 中，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单一所有制结构的经济体制使全国人民的利益凝成铁板 一块，在利益分配中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全局利益和国家利益，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指 向单调归一。所有的城市劳动者也都几乎毫无例外的依靠国家发放的相对平均的工资维 持生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获利渠道，社会成员 日益突破原来意义上的群体划分范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四大 群体不断分化，出现了以不同职业为主要划分依据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如工人阶级分化 出了生产性工人群体、服务性工人群体、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群体；农民中分化出了 乡镇企业工人、专业户、包工头、小商贩等；还有个体劳动者群体、私营企业主群体、 自由职业者群体(如歌星、影星、律师、自由撰稿人等)；靠债券、股票等获利的食利者 群体等等。多样的利益群体获得了国家和人们心理上的承认，不同的利益需求也都逐步 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得以表达。并且，各个群体在利益调整过程中，不断实现着分化和重 组，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分化、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不断变化的利益格局 。

其次，利益分化在深度上的扩展。利益分化在深度上的扩展主要表现在以收入水平为 标志的利益差距的扩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个人利益客观存在的现实得到了承认 。利益竞争、优胜劣汰使人们之间在物质收益上出现巨大反差，而且由于我国的收入和 财富再分配机制等配套措施尚不健全，更加大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城乡之间、地区 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差距不断拉大，形成了利 益分化在深度上的扩展。

最后，多种利益群体的社会影响和作用由小变大。对多种利益群体的承认，带来了人 们利益意识的觉醒和利益观念的强化。利益的驱动使不同的群体逐渐习惯于从各自特殊 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社会生活和改革中的一切事物，并且有更多地考虑群体利益的倾向 。这是因为，由共同的职业分工、劳动方式、分配方式联结起来的利益群体，必然产生 共同的利益感受、共同的利益要求，甚至共同的荣辱观和共同的社会地位，这种共性使 每个成员既受到这种意识支配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维护利益群体的倾向。这种群体意 识和社会观念的强化必然增强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影响和作用。

总之，我国已经实现了从整体性利益结构向多样性社会利益结构的过渡，这种过渡以 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成员利益意识的日益发展成熟和理性化，必然为我国的 政治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

(二)利益分化为政治发展提供动力

1、利益分化是人类解放发展的必经阶段。

人类自身的解放是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利益作为同人类 社会几乎同时产生的事物，在人类追求解放的过程中经历着自身的变化。认 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概括起来讲，就是指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社 会普遍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社会每个成员个性的全面发展。说到底人类自身的解放和 发展，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普遍的需求和幸福，为了发挥一切人的潜力，为了一切 人的解放。人类发展的每一步始终要以社会和人的普遍利益和需求为核心。也就是说， 只有承认每个个体自身的特殊利益，尊重每个个体的特殊利益，社会才能走上正确的发 展道路。再者，人类个性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摆脱人身依附和思想依附为前提，而人身依 附和思想依附的最实际保障就是个人经济地位、经济基础的普遍确立和承认。这样，不 仅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更能使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得以发挥出来。

2、利益分化是以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演进的必要条件。

利益分化起因于社会分工，又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合理化。利益分化这一社会现象 自产生之日起就与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相联系。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又是利益分化和多元化的催化剂。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尔克 姆认为，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主要是来自社会本身由于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而造成的社 会分工，因为社会分工而造成的强烈的集体意识为特征的道德规范，使不同职业的人们 在生活经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同质性降低，从而削弱了传统社会构成的纽 带——集体意识。伴随着集体意识对个人控制的减弱，人们的个性随之膨胀和发展，利 益意识渐趋占据主要地位，利益分化便产生了。社会利益分化不仅造成了人们之间的差 异，也造成了由于利益多元而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求助和相互依赖。千百年来，社会 就是在多元的利益格局的推动下发展着，历史证明，每一次对个人利益的合理承认都会 带来生产力大幅度的提高，社会分化更加合理和细致。

利益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 一种经济形态，物质利益原则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推动其全部活动的主 要动力。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投身市场经济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最大利润，实现物质 财富的不断增长。同时，社会也以效益、利润、利益等指标来衡量各个市场主体的业绩 ，从而在客观上决定其社会地位。这种利益机制和利益评价体系必然激活人们对物质利 益的欲求，唤醒人们的利益意识，这便形成了利益分化的前提条件。市场经济在本质上 是一种分散的经济形式，它具有瓦解同质性、整体性社会，促使其分化的内在力量。市 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以市场反映的价格信号来调节社会生产， 鼓励优胜劣汰的竞争，推动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上述本质决定了其资源配置方式的基 本要素应是依法独立存在的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都应能 够按照自身利益，依据市场信号作出生产和经营决策，并对其结果完全负责。如果否认 这些利益主体的存在，市场经济就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市场经济是以平等交换为特征 的经济形式。“市场的基础是优势的交换”(注：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 国市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资源需要通过交换来流动， 这种形式的资源流动需以双方相互承认对方的利益主体地位为前提条件。市场交换是以 所有权为前提的。交换的成功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交换必须是在产权明晰、利益边 界明确基础上进行，否则交换无法进行。所以，多元化的利益格局，明晰的利益主体是 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又以契约精神为观念依托。在经济生活多元化 的社会里，社会个体利益的自主性、排他性、导致利益主体异质化。为求得自身利益的 满足，这些彼此排他的利益主体就不得不通过契约结成利益群体或合作组织，从而使这 些异质性的利益群体之间形成一种包含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契约性人际关系纽带。这种 契约性人际关系纽带既起到了利益交换和功能互补的作用，又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 观念依托。

3、利益分化为以民主为长期目标的政治发展创造社会基础。

法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托克维尔曾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写到：“在我们这一代 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 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注：[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 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页。)有史以来，人们对于民主有着无限的 追求和向往，从根本上说，政治发展的目标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 追求，这种追求并不仅仅因为民主本身，从终极原因来说，追逐民主还有其根本的目的 ，即利益的实现。

远在民主意识能用文字表达之前，民主的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原始社会第一次出现了 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朴素的民主制度；从近代以来直到当今，民主的实践在人类社会经历 了几个世纪的发展表明，民主政治不是一个口号或权谋，而是一个可以落实到社会各个 层面的规则。历史向我们昭示，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还缺乏一种自觉意识，即还缺乏从 政治上寻求对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及其法则加以保护的自觉意识和行为的 时候，如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把民主政治的价值内涵作为日常生活的现实内容渗透 于自己日常生活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中的时候，那么就不会有民主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就 不会有民主的社会，更不会有民主的政府，民主的政治。在民主政治生长的过程中，其 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起到了比民主的价值和制度规则更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包括广泛 的、有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的社会主体及国家形成良好互动关系的市民社会的形成 。

利益分化塑造了有主体意识、参与能力的社会主体。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比较 政治学》一书中，把公民分为政盲、顺政者和参政者三类，并认为在政盲和顺民占绝大 多数的政治社会中，民主政治难以实现。只有参与型的公民占大多数的社会才是民主的 社会。阿尔蒙德的论述准确地揭示了民主社会对公民自身提出的要求，很难想象在一个 有政盲和顺民充斥的社会里，民主政治能够得以建立和顺利运行。参与型的社会主体是 民主社会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和基础。那么，这种参与型的社会主体的品格如何养成呢 ?可以说，这一历史进程发生孕育在市场经济中，利益分化是塑造有主体意识、参与能 力的社会主体的主要力量。

首先，利益分化与主体意识。

所谓主体意识就是指公民认识到自己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不依附于任何势力，能 够根据自身的判断和感情参与政治生活，相信通过政治参与能够解决有关问题。这是民 主社会的社会主体必备的政治心理。这种主体意识并不是天生的。在小生产社会往往形 成与之相对应的小农意识和小商品意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 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注：《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第693页。)。这种社会 意识是民主社会产生的巨大障碍。市场经济的产生，带来了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人的 依赖纽带、血缘纽带、等级差别、种族差别等在利益多元合法化面前都被打破了。束缚 人的依赖关系逐步走向瓦解，这为人的主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我国的改革 是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承认利益多元化是在推进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第一步。多种所有 制并存和获利源泉多样化，唤醒了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人们鲜明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 个社会主体的存在，产生了应有的价值观和尊严感，与此相适应，人的传统观念、宗法 思想、隶属意识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反映新的社会关系的新思想。这样，人 逐渐变成了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的人格主体。这是现代民主政治得以产生、发展的先决 条件。

其次，利益分化与自由精神。

这里指的自由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而是政治自由，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公民可以 自由地参加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可以对国家大事，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提出批评和自 由表达意见的权利。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关系十分密切，民主是以政治自由为基础的，公 民政治自由实现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民主实现程度的标志。

因分化而产生的多样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样性本身就意味 着自由，是自由的题中应有之意。利益多元化作为利益分化的结果，它也创造着更广泛 的自由，这样，最终带来的是一种自由的秩序。利益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实现各种利益的最佳协调，并找出调整复杂利益关系的理性原则。对最符合人性和社 会进步要求的利益关系的恰当安排，任何精确计算都达不到，只有在自由竞争中实现。 利益多元化及自由，并不是造成混乱无序，而是带来一种积极的开放性的自由秩序(注 ：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121-122 页。)。在这样一种自由开放的秩序中，人的自由精神得到极大的孕育和充分的体现， 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产生的自由参与政治生活的冲动是积极的、开放的、理性的，这对 民主社会主体意识的形成大有裨益。

第三，利益分化与平等观念。

平等观念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民主需要自由，而自 由需要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真正的价值内涵。美国著名政治学 家科恩在《论民主》中这样论述道：“应该采取内在的平等原则作为国家统治的基石。 ”(注：[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 4页，第186页。)可见平等观念对于民主国家何其重要。平等观念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 求。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个人之间纵向的身份地位的等级壁垒被打破，等级观念也不复 存在，身份也不是获取社会资源的条件之一。在各种各样的多元利益面前，任何个人和 团体都不能以主宰的身份出现，竞争面前人人平等，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平等观念深入 人心，并很快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新的文化观。这必然有助于传统文化价值 的变革。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家，长期形成的强烈的“国家本位 ”、“官本位”和“义务本位”的倾向以及严重的“臣民意识”，这些都是同质同构的 整体利益格局的产物。只有打破这种局面，形成合理的多元利益格局，人们才能从传统 的等级壁垒与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塑造出具有平等观念的现代社会主体。“民主 政治是商品交换所奉行的自由平等原则在政治上的必然表现，是利益主体分化、多元化 在政治上的必然表现。”(注：李淑梅：《现代社会秩序与人的自主发展》，载[天津] 《南开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7页。)

第四，利益分化与妥协态度。

从利益的角度分析，人们追求民主制度的动机是因为在大多数时候，民主制度能够实 现每个人的利益。利益满足是民主的终极目的，利益矛盾是民主产生的内在源泉。也就 是说，民主实质上是人们不同利益之间协调的产物。在这个协调过程中，免不了有利益 之间的相互让步和妥协。因而，妥协的态度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社会主体应具备的基本品 格。

20世纪世界性的民主实践证明，民主有两个层面的核心，一个是社会成员思想意志权 益以及意愿选择的公开表达、公开实践的权利；一个是各阶级利益之间的理性妥协，协 同进步，亦即一种相互宽容、兼容、谦纳的良性互动。美国法学家昂格尔认为，在欧洲 历史上，君主官僚政治、贵族特权及第三等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妥协对于西欧民主法治 社会的成长有关键的意义。多元利益之间没有谁能消灭其他一方，必然产生妥协。没有 妥协就没有多元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的并存，也只有妥协的存在，社会才 能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妥协作为利益主体的一种心态，它是各方谁也不能占 绝对优势时达成的状态。拒绝妥协与合作是推行暴力的前奏，也是社会灾难的征兆。“ 真正的妥协就是综合对立的势力，并把双方观点中精彩的部分以不完整的形式保留下来 。妥协不是披上伪装的有条件的投降，它的过程是积极的，因为促进了各方参与的兴致 ，它的过程也是合乎理性的。”(注：[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4页，第186页。)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妥协是利益主体同意 与其他利益主体共存合作的结果，也是利益分化的产物。

最后，利益分化与参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