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的保护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的保护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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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开发和利用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迅速演进，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贵定县的布依、苗族文化由于受到强势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加之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不少布、苗传统文化渐渐失去生存环境，渐行渐远，许多非遗老艺人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人传承意识淡漠，布、苗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尽管有的已经进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省级非遗名录，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提升和保护，至今仍游离于地理标志和品牌商标保护之外，直接影响其知名度和“身价”的提升，尚未成为知识产权等法律认可的“知名品牌”。

1 贵定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处苗岭北坡、黔中腹地的贵定县，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县近三十万的人口中，聚集在此的布依族、苗族、水族、侗族、壮族、仡佬族、土家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占约占了总人口数的一半。而贵定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各族儿女经过千百年的文化往来、文化沉积、文化融合，在欢庆丰收、庆贺太平、祈福纳财、欢呼盛世之时，都喜好用载歌载舞的方式表达情感。

贵定县布依族、苗族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以及长期的民族习俗和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造就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特色文化品牌——既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名录苗族《鼓龙鼓虎-长衫龙》，被列为第四类民间舞蹈，属4l项民间舞蹈之一，排列序号为126Ⅲ-23苗族芦笙舞；省级非遗代表名录海葩苗《芦笙长鼓舞》；《益肝草》；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州级非遗代表名录《月子汤》；《引思鼓》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贵定县布依族、苗族厚重人文和灿烂历史的经典之作，是不可多得的民族瑰宝，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张张文化名片，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一个文化品牌。

2 传承与保护措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贵定县布、苗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笔者认为仍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挖掘抢救为主，传承保护并重”的原则，从以下几方面抓好和抓实管理工作：

2.1深化改革，转变职能

优先考虑列入非遗名录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其传承保护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资金为非遗相关部门抓好此项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同时要制定吸纳社会资金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投入机制，采取政府投入一点，部门支持一点，社会募捐一点，企业捐赠一点的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非遗传承保护基金，大力扶持非遗文化产业，对非遗进行开发，在开发中加以保护。

2.2继续对布依、苗族传统文化的普查

全面了解、掌握全县布依、苗族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和生存环境。通过实地调查，深入挖掘，运用文字、录音、录像以及实物展示等方式，对新发现的非遗名录或过去的名录拾遗补缺都进行全面、真实的记录，细心整理，鉴别真伪，同时加强对非遗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档案数据库。

2.3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切实提高对非遗的传承保护意识，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形成以主管部门为主，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格局。采取政府主导，专家学者、群众参与的方式，切实有效地开展工作，通过建立贵定特色非遗精品网站、广播电视对外宣传及把非遗工作纳入目标考核体系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对非遗的保护、传承意识。

2.4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落实好非遗教育的整体规划，大力培训非遗专业人才队伍，提供必要经费，创造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内容丰富的非遗活动，促进对外交流。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强化工作力量，建立一支高素质具有实干精神的专业队伍，充分利用贵定师院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努力培养文化专业人才，让更多的人走进非遗工作。其三大力推进非遗名录进校园工作，把非遗名录作为贵定地区学生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纳入教学计划安排，编写乡土教材，培训师资，通过学校教育保障非遗名录的传承和发展，提高布依、苗族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文化自觉意识。其四是加强非遗传承人的申报评定工作，建立非遗传承人名录体系，对传承人制定具体保护措施，为授予荣誉称号，给民间艺人的生活补贴等，进一步掀起尊重和爱护非遗人才的热潮，使非遗传承和发展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2.5加大对“非遗”的开发和利用

发掘一个民族文化品牌不易，要使它发扬光大，长盛不衰，造福桑梓更难，如“云雾系列贡茶”、“益肝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思路，创新的思维，市场的观念去应对工作的挑战，去探索新的机制，使这些非遗文化品牌的发掘和保护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这些非遗企业聚集，促进科学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与此同时对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鼓龙鼓虎-长衫龙》等非遗品牌，则应与旅游精品景点（如“金海雪山”）的深度开发相结合，依托旅游市场带动演艺产业的发展，并积极开发以旅游者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非遗民间工艺品、纪念品，逐步壮大非遗民间工艺品加工业，努力增加“非遗”在旅游业中的作用，使非遗文化品牌优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以此带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

3 小结

总之，为了能保护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定县应健全组织机构，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等，同时，还不断的加强资金政策扶持，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各区镇也安排专门的保护经费并制定保护规划。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文化现象、艺术模式空前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氛围。

参考文献：

[1]王元.论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振兴[J].攀登.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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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遗；保护；继承；群众

群众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实现社会化非遗文化的继承主要措施，本文分析了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继承重要作用，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和继承措施，为非遗文化的继承发展提出了新的社会化指导建议。

1.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继承重要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现在全国各地都流行着申报热、开发热、文化热，纷纷发掘本地优秀的非物质类民间文化遗产，开发非遗资源。非遗资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直接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宣传、学习和交流，这样不但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而且大大地增强了人们的保护意识。这种社会发展形式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文化与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合体，以科学发展观来分析看待“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培育和形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拉动内需，进一步推动文化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而对于非遗的保护和继承来讲，政府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但是受社会发展的影响群众的协助作用也十分关键，在群众的影响下能够实现社会化参与，形成合理的长远规划。1

2.群众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2.1教育群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首先要展现群众的集体力量，从大众的认知角度出发进行社会化的保护措施。首先，要在教育系统内进行非遗的知识宣传，鼓励高校学生能够从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整理、保存、出版、建立代表作名录及传承人名录等工作，全面推广非遗的社会效应。其次，要在社区内进行相应的群众宣传，通过浅显易懂的宣传方式，使得群众了解非遗的内容和现状，以及重要性。方式可以采用大众较为认可的短期展演、博物馆展示、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社会普及教育，为大众提供了解和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增强其传承和保护意识。总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以教育为主，充分激发其保护的意识，进而形成社会化的群众合力，最终实现对非遗的全面保护。

2.2加强非遗保护基础设施建设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必须要加强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本着节约的原则，把有限的建设资金用在文化保护方面，文化站要选派责任心强，热爱文化事业的工作人员对文化保护工作进行管理。保护好民间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整理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将其发扬光大，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让优秀的民间民俗文化成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助推器。例如，天津市南开区的文化站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内集中展示了市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通过实物、资料、照片以及丰富多彩的动态演绎，让老百姓近距离了解到天津市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唤醒老百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沉睡的记忆。

2.3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加以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鼓励各行业和企业加以支持保护，企业的宣传鼓励作用对于群众有极高的影响力。例如：在民间长期口耳相传的诗歌、神话、史诗、故事、传说、谣谚；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民间表演艺术，如果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宣传，自然能够在群众中间形成广泛的影响力，使得民众对非遗内容有了更为广泛的认同，并形成自觉保护的意识。另外，对于民众世代传承的人生礼仪、岁时活动、节日庆典、民间体育和竞技，以及有关生产、生活的其他习俗而言其本质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文化保护部门从这些文化节日和地域风俗出发与企业进行合作，建立其有规模和影响力的大型活动，一方面可以使得企业产品得以宣传；另一方面使得非遗的活动、习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得以延续发展。2

3.群众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措施

3.1实现创新化的继承

创新化的继承应该是有鉴别和选择的继承，如果不分良莠，全部拿来，以一副老面孔示人，必将把非遗的文化内容与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相区别。完全的模仿只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现代人抛弃，被市场淘汰，只有遵循常变常新的艺术规律，在继承中创新，形成其自身独特的生命发展轨迹，才能成为后来者继续传承的又一个起点。例如：昆曲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剧种，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在艺术、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无可替代的特殊价值。昆曲在其起源、形成到定型、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将宫廷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融合于一体，充分表现出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和伦理观念。但是现代人欣赏昆曲要有一定的文化领悟力和知识层次，而能够参与到昆曲学习的人就更少了。因此，可以在传统昆曲的曲目上进行分项目的审美转变，使得昆曲这一古老的剧种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3

3.2群众化扩大影响力

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匮乏是影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群众化的保护宣传，能够使得文化遗产社会投入在我国的发展拥有更多的、稳定的资金筹措渠道、完善保障体系和建立监督机制等措施,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从而解决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的问题。而要吸引群众化的保护支持则首先要保证中国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切、认知与参与度的大大提升，使得非遗保护成为守护精神家园的、全民的自觉行动。例如：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舞蹈专场是文化遗产日的重头戏，通过对蒙古族长调民歌、基诺大鼓舞、羌笛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表演和审美体会，群众会自然地加入到保护的行列之中。总之，群众化的扩大影响力能够使得非遗文化成为向后人传递着传统文明的信息，文化站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继承优秀传统，加强群众的文化自觉性，促进文化创新，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3.3群众教育继承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仍然要重视对文化内容的整理和搜集，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移，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为非物质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必须把因客观环境的变迁而无法再继续发展的、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集下来、搜集起来，这是关乎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能否永续的大问题。其次，要对相应的非遗文化进行传承化的学习，可以根据相应的文化内容加以培训，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非遗文化学习中来。例如：年画，是传统的年节的标志。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其产生的必然条件，社会生存条件的改变必将改变和影响其生存。现当代社会的文化性质是一种大众文化，并且西方文化的传入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冲击，这一切导致年画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变。如果从美术学习的角度出发，组织学员进行专门的“年画”绘画学习，这样就能够使得传统的文化艺术得以保存。

综上所述，群众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要实现创新化的继承，加强群众化发展并扩大影响力，开展群众教育继承的措施，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众公共属性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发挥。

参考文献：

1.孙昊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J]. 法学研究, 2010,(05)：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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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码：1672-7053（2019）02-0095-02

冰灯冰雕是北方民族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艺术形式，早在300年前的北方渔猎生活环境下，哈尔滨附近的渔民在冬季用冰块制作灯具，用水桶作为模具，向桶内灌满水，冷冻一定程度，将其中掏出一个洞口用于放置蜡烛，成为“防风”的灯笼，外表还刻有装饰图案，晶莹剔透，既实用，又好看。由此产生了史上最早的“冰灯”。由于北方民族与冰雪大自然长期的接触，带着深厚的情感，后来又发展了刻冰花、冰块内置装饰物和装饰灯、制作冰的浮雕及圆雕以及冰的建筑景观等各类艺术造型，不断的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冰灯冰雕艺术形式。形成了黑龙江省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手工技艺。

冰灯冰雕的概念一般是指在冬季的室外景区，以冰为材料，运用砌筑、堆垒、雕镂、浇冻和镶嵌等多种技法，制作出冰建筑、冰雕塑等各类观赏性作品，同時配置内设灯和外设灯，达到形与光的和谐统一，形成色彩斑斓、晶莹剔透、融合自然的景区。2009年，“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被黑龙江雀政府批准成为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的保护与现状分析

“任何民族的文化、文明中都含有独特的传统的因素，某种文化基因和民族记忆，这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哈尔滨冰灯冰雕是中国北疆地域独有的民族民间文化，这个依赖于自然条件下的生存形态，构成了非物质文化的活态特性，体现出一种特定时空的限制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正是由于这一独特性，难以以物态形式长期的保存下来，成为—种昙花一现的“即时艺术”。多年来，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仅存活在少数的传承人的记忆里，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特别是在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存留下来的文献记录寥若晨星，遗失了许多应该保留下来的东西，成为历史的遗憾。近十年来关于哈尔滨冰灯冰雕的文献资料也是比较匮乏，笔者所知晓的只有一份关于以历届哈尔滨冰灯游园会为主线介绍了1963年代以来哈尔滨冰灯冰雕发展历史的文献资料。

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在2009年被批准列为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获取了“非遗”的名份，然而，第一代传承人已是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了，抢救和保护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开展。多年以来，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才日渐频危，面临着人才即将断代的尴尬现象。当代人能否扛起承传和保护这面“非遗”的大旗，是否能代代传承，成为当代人抢救和保护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的重要职责和使命。2016年黑龙江大学也开展了“冰灯冰雕艺术设计与实践人才培养”国家级项目，聘请两位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第一代传承人为学员传授技艺，为保护和传承、培养可持续人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多年来，尽管非遗保护意识在逐渐提高，但是仍有许多珍贵的史料未能保存和及时记录下来，有些保留下来的文献质量逐渐被耗损，甚至至今也没有留下一部冰灯冰雕历史发展的记录影片。关于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的记载仍处于空白现象。第一代传承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越来越高，如果在他们生前没有及时记录宝贵的传授技艺，则将会成为永远的遗憾。如此长期下去，即将面临着非遗失传和断代，丢失黑龙江省最具地方特色的、最珍贵的文化财富。因此抢救和保护“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是我们这代家乡人的重要职责。

2 传统非遗保护形式与数字化非遗保护形式的比较及优势

传统的非遗保护更多的是物质性成果存留，例如在博物馆或旅游景区的展览展示，还有一些是旅游资源开发性保护，或是非遗项目保护的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保护的目的，促进了非遗保护的承传与发展，但是面对今天新时期新形势下的诸多挑战，这些保护方式就显得保守和滞后了。当今我们正处在数字化生产技术与网络新媒体技术的高度发展时期，是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变的时代，如何运用数字技术的开发创新以及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整合与互动相融合，应该是需要我们快速做出反应和思考的问题。以下就传统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形式做一对比和分析。

2.1 储存和保存方面

非遗传统保护不易保存，易于损坏，耐久性差，尤其是在影像术还没有进入数码时代，有关影像资料存留下来的文献极为有限，而数字化易于保存，从而世代传承，在复制和传播中，损耗更小。同时，传统的保护形式受环境空间、季节时间的局限，数字化保护形式则不受时空的限定。

2.2 媒介与传播方面

传统保护与传播形式主要是以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介为传播渠道，随着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进步，传统媒体的数字化技术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电子书刊和数字电视等媒介的产生，采用数字化形式利用网络、多元化的新媒体技术进行广泛宣传和传播。传统媒介是一种延时、封闭时的传播模式，新媒体具有实时沟通、信息广泛，内容丰富等特点。网络传播打破传统媒体传播的针对性、专业性的格局，网络媒体更适合于大众传播，具有原创性、自主性和广泛性，易于被更多的受众所接受，认识并进行传播。在数字化多元媒介形式下，通过生活化的宣传，加深对非遗的认知和了解。

2.3 储存和保存方面

传统保护形式展示与传播是单一被动式的，而数字化形式更多的是呈现出多元化的交流性、分享性和互动性特点。例如数字影像以其多元化形式，能够把握时空的延伸，视、听等立体式的传播，消除传统保护形式平面化单一化的弱点，可实现一种特殊效果体验的多媒体展示装置。以3D技术为基础的虚拟现实技术，受众具有身临其境的审美感受。

2.4 呈现与技术处理方面

传统的作品展示除了实物展示，就是图片展示或录像播放，这些都需要受众到现场实时观看，受时空的限制，经过数字化技术处理的冰雕艺术作品，可以随时随地选择观赏，特别是经过3D的虚拟现实技术制作的冰雕作品，使技术与艺术两者实现完美的融合，满足受众体验式的审美诉求。同时，对于未曾记录下来的制作技艺，可以数字动画制作技术还原工艺流程和制作过程的细节，可以充分从中了解工艺特点。

3 数字化非遗保护列策及实现的可行性

非遗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不仅是非遗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更是“需要全民参与，形成社会认同的合力”。“为了使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石上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必须珍视、承继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尤其是对承载着我们民族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见宝不识宝，反视为草”，应该增强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危机意识”，提高全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新观念，树立正确的理念。

3.1 问题点与思路对策

首先我们梳理一下冰灯冰雕保护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点：一是保护意识模糊，危机意识淡薄;二是历史遗存资料严重缺失，三是缺少历史性文献记录;四是后继乏人，频危势重;五是保护措施与方法少，且滞后时展。

针对上述几个问题，遵循原文化部部长王文章指出的非遗保护应秉承“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的四条基本原则，笔者在此调研基础之上，结合实际，提出相应的思路和对策，进行研究、探讨保护措施和方法。一是收集、保存散落在民间的文献资料;二是抢救、记录频危资源;三是建立数据库;还原史料的数字处理;四是数字化新媒体传播。

3.2 保护工作的可行性实施

针对上述保护的思路和对策，笔者研究、探讨出以下几个可实施的路径和方法：（1）收集、整理、处理历史遗存的照片、影像带等历史原物。深入民间，多渠道收集历史遗物，经过归纳、梳理后，部分文献材料直接转为数字化信息模式，作为历史鉴证性的文献保护。另一部分的文献材料是针对一些实物性的、清晰度被损坏的图片、影像类的文献为主，除了也要转为数字化信息模式外，还需要通过数字信息加工和处理，对其进行修复和整理，遵循“本真性”保护原则，力争保持原汁原味;（2）拍摄制作数字化影视片。拍摄一部以纪实性为主的数字化影片，其中可结合动画形式，以冰灯历史发展为主线，介绍哈尔滨的冰灯冰雕的产生到目前发展状况，以及介绍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同时还可以拍摄制作一部关于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的影片，主要将制作工艺过程记录下来，邀请第一代传承人在现场制作演示，口传讲授制作技艺;（3）虚拟现实与VR影像。可以三维建模方式，还原冰雕景观的立体展示，导入虚拟现实技术，可实现360度交互式自由观赏的视觉效果。同时，也可以通过360度全景拍，摄制作VR影像产品，可以自由选择观看角度，获得最佳沉浸式交互体验，彻底改变了单一的、平面化传统展示模式。（4）数字化展示平台建设与传播模式。可以通过交互性设计、视觉特效、图文编辑、数字动画、网页展示、后期编辑等形式，将有效信息通过数字化技术处理，在网络和移动终端媒体进行传播。（5）建立非遗数据库，包括所有相关图文、影像信息数据库，人才数据库，行业规范数据库，相关承传活动记录与媒体传播数据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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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半左右，我们团队在学校门口拍照留念之后，宣告我们的社会实践正式开始了。接着我们便胡老师的带领下，分两批同学奔赴我们的目的地——。

我和W同学属于第二批出发去海宁的。今天早上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带着策划书到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保护办公室，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让我们这次的活动办的更好，进行的更加顺利。在非遗办，我们见到陈顺水副主任，进行了短暂的沟通，他看过了下我们的策划，对我们这次的活动十分的支持，同时还对我们这次活动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我们踏踏实实做事，虚心要传承老艺人学习。最后他还在我们的策划书上写下了，“欢迎大学生参与非遗保护实践”。

从省文化厅出来，我和便直奔火车东站，乘上去去海宁的火车，去同我们的同伴们会合。经过短暂的旅途，我们便到达了我们这次的目的地，同伴夏于兰在火车站等候我们并接引我们到宾馆，团队就是要相互帮忙的。在宾馆稍作休息后，我们便开始了我们社会实践的第一个环节——向海宁当地的文化局和海宁地区的非遗办了解当地关于皮影戏保护的相关问题。今天下午的座谈会气氛十分轻松融洽，海宁当地的非遗办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耐心的向我们介绍皮影戏在海宁的发展历史，以及当地政府保护皮影戏的措施。通过他们的介绍，使我对皮影戏的认识有了初步印象，不再仅仅停留在书本中，对接下来我们去学习了解皮影戏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通过这次的谈话，我们不仅更加了解海宁皮影戏，还了解到当地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出台了许多的相关保护措施。如：《海宁关于进一步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见》，对民间皮影剧团的扶持、八个一工作方案，通过音像资料传播发展皮影戏、送皮影下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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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传承历史，由政府直接主导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非遗保护工作则是一项比较新的事业。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出要对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进行保护。其中的文化遗产主要指古迹、建筑群、遗址。随着保护工作的推进和认识的深化，人们意识到那些“无形的”（intangible）、世代相传的、活态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有相应的保护规定。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我国先后于1985年和2004年批准了这两个公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为《非遗法》）颁布施行。

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瞩目成就，正在迈上新的台阶。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实践的深入，对非遗本身及非遗传承规律的认识还在深化中，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还在探索拓展中，政策和制度建设也在充实完善中。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

非遗的“本质”

非遗的本质特征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公约》的这段定义有三个关键要素：

一是“世代相传”，强调这种文化遗产是现在还在延续的，而不是已经失传或被时代舍弃的。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时，要求重点说明：“当前该非遗项目对其所在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意义”。

二是“互动”和“不断地被再创造”，强调非遗是能动的实践。这是非遗与文物的本质区别。跟什么“互动”？跟自然和历史的变迁互动，跟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互动。什么是“再创造”？是在传承实践中不断形成与当时环境相适应的内容与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的非遗将在保持历史传统的同时，越来越多地融入现代生活的内容，反映出文化的延续发展。

三是“认同感”和“持续感”。强调非遗的传承实践不仅能让相关的人群体验到共同秉承的传统，同时也能够让人们持续地感受到文化多样性仍在丰富，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仍在奔涌，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这里要注意到：多样性和创造力，不仅指过去形成的遗产是多样和富有创造力的，也是指现在与今后的传承是多样和富有创造力的。

非遗还有一个重要特征：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贯穿遗产认定、保护和传承的始终。《公约》和《非遗法》在定义非遗时，都用了一个关键词：“视为”。《公约》的表述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非遗法》的表述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这两个“视为”，指出了非遗的价值认定主体，即：某种文化现象或表现形式是不是某个民族或社区、群体及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认同。缠足不能被认为是非遗，不仅因为它是已被抛弃、没有任何当代价值意义的历史旧习，也因为它是强加给持有者的，从来就没有得到持有者的真正认同。

非遗保护的“根本”

中国剪纸技艺是历史悠久、流布广泛的非遗项目。中国剪纸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不是因为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剪纸图案，而是因为剪纸活动深深融入了中国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和情感表达，是很多地方社区和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厘清了这一点，就不难把握非遗保护的对象以及政府在剪纸项目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即：保护和培育这种大众文化生态，支持开展剪纸活动的习俗和社会实践，让中国的剪纸传统及其技艺在当代生活中得到延续和发展。至于是沿用过去的图样，还是创作新的题材，是传承人或爱好者在公序良俗规范下的文化表达权利。历史上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剪纸题材和样式，显示了中国百姓浪漫的想象力和多样化的创造力。同样，今天和明天的剪纸出现哪些新的题材和样式，也将继续反映广大剪纸传承人和爱好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保护非遗，最根本的是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根据《公约》和《非遗法》，保护（safeguarding）措施主要包括认定、记录、建档、研究、保存、保护（protection）、传播、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弘扬和振兴等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了确保非遗生命力的完整保护链条，体现了保护措施和保护效果的深化。

一个非遗项目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主要从六点加以判断。

第一，实践活动是否持续并富有活力。

第二，基本实践方式，如手工技艺之于某些传统工艺项目，是否得到保持。

第三，基本文化内涵是否得到尊重。

第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是否得到弘扬。

第五，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实践、传承及再创造权利是否得到尊重。

第六，传承人群是否得到保持乃至扩大。

工业化、城镇化条件下的非遗保护

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的非遗保护命题，本质上是文化传承如何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的挑战。政府要谨慎处理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努力保持文化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平衡，悉心维护和改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条件。要切实防止和纠正不尊重文化遗产、轻视社区文化传统、损害传承人群权利的行为。对传承环境或条件发生重大改变、传承面临严重困y的项目，应及时组织记录其核心内容和代表性传承人的独到技艺，以利其他传承人学习借鉴和研究，或在适当环境下实现复兴。

非遗保护工作有一个重要理念：见人见物见生活。要支持非遗实践回归社区，回归生活，让非遗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传承。在传统村落和历史街区建设中，要尽量避免大量迁出原居民，人为切断非遗传承人群与当地民居、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的有机联系。要采取多方面措施，帮助传承人群提高传承能力和当代实践能力，扩大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非遗的认知和参与，努力扩大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习人群。

用大历史观看待挑战

传统知识和技艺同样是在长期实践中从无到有，从单一到丰富，逐步积累增长的。这个过程没有止境。一代代传承群体和个人或潜心钻研体悟，或与人切磋互鉴，或外出游历取经，在学习、交流和实践中参悟要领，取长补短，推陈出新。一种知识或技艺从甲地流传到乙地，被乙地消化吸收并增加新的元素，再流传到其他地方甚或回到甲地，在这过程中新的技艺、作品、风格、流派和门类不断涌现。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能领略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姿多彩，蔚为大观。只要传统还在发展，就不能人为规定某一个时间节点的知识和形态是传统的终点。

再从中外文化关系史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看，文化传统的丰富与发展，与不同地域、民族的人员和生产技术流动密切相关，与不同文化、习俗、消费偏好的互动交流密切相关。在社会生活变化较小、人员流动较少的时代，传统的变化就相对缓慢;在社会变迁剧烈、文化交流深入、贸易活动频繁的时代，传统的变化就相对明显。而开历史先河的重大文化发展创新，往往出现在变化的时代。因此，看待非遗面临的时代挑战，需要有大的历史观。

在发生重大历史变迁的时代，文化传统既面临遭受冲击、加速消失的现实威胁，同时也面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产生文化史上标志性风格或作品、产品的历史机遇。不尊重遗产、不注重保护遗产、歪曲遗产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做法，会导致遗产遭到损失和破坏;禁锢和扼制遗产持有者的创造性表达权利，也会窒息文化传统的生命力，错失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宝贵机遇。

如何用“一个”带动“一片”？

能力建设直接关系非遗在时代变迁中的可持续发展。传承人群的传承与实践能力包括对本地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深度，对非遗项目知识和技艺的掌握程度，进行再创造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也包括在一些非遗项目传承实践中获得相应经济收益的能力。文化部、教育部实施的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着眼点正是帮助非遗持有者、从业者等传承人群获得和增强这些能力。基本要求是“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

强基础，是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加深对本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和理解，当地人知当地文化;强化对所持项目知识、技艺和流变脉络的认识与把握，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拓眼界，是了解时代变迁带来的审美变化和社会需求变化，了解国内外行业动态。增学养，是丰富文化、艺术、材料等方面专业知识，掌握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

这项工作受到传承人群的普遍欢迎。参训学员增长了学识，拓宽了眼界，提高了技艺，并且对所持项目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的领悟，对自己手艺的价值和潜力有了更强的自信。一些学员回去后又自己办班，把学习所得让其他传承人分享;有的则办起了合作社，带动更多的人传承非遗，起到了培训一个、带动一片的效果。参与高校普遍认为，研培计划不仅给传承人群提供了实际帮助，也促进了大学与社区的互动，对于丰富学术积累、提升学科和专业建设水平、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文化传承和创新能力，意义重大。

关于传承人群的学习与传承创新，有四个重要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非遗的传承人和所有人一样，都有学习新知识的权利。并不因为是传承人就不需要学习，更不是承担了传承的义务就必须放弃学习新知识的权利。虽然现实情况是不少传承人教育程度不高，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传承人群的自身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在不远的将来，我国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将主要由受过学历教育的人群来承担。将文化传统的传承发展视为与现代教育不相容，是对非遗保护的误读。《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特别鼓励”：“在高等院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促进开展跨学科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活动。”

第二，保持非遗项目的传统特色与传承人学习掌握新知识不是对立关系。剪纸、年画、泥塑、面花等传统手工艺术，其表现往往有较强的象征性。帮助传承人获得一些材料、色彩、构图、造型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一些新的辅助工具和方法，不是要改变他们的艺术表达习惯，而是帮助他们加深对所持项目技艺特点的理解，提高对材料、色彩和图案、结构的把握和运用能力。俗话说，艺不压身。多一门知识，就多一份技艺精进的可能;多一项技能，就多一片发展的天地。很多卓有成就的代表性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都有过在大学学习和参加高水平培训的经历。

第三，很多传承人不是不想接触新的知识和信息，而是没有条件接触;不是不愿改进材料、提高技艺，而是不知道去哪里找更好的材料，学更好的技艺。有的剪纸艺人剪一头牛很像，剪一匹马就不像，是因为他看的牛多，见的马少，也没有专门学过画马，欲求其真而不得。有的农村妇女照猫剪虎，不是这位妇女喜欢用猫去表现虎，而是她受种种条件所限，没有机会看到真虎。我们不能为了照猫剪虎的“原汁原味”而不让她看到真虎，也不能为了这“原汁原味”要求她的女儿、孙女，都只能照着猫剪虎。去年底到北京一家服装企业研习的一批湘西绣娘，看到竟然有这么多颜色的线可用，都很有感触。有的绣娘说：现在大红大绿的颜色也是受材料的影响，因为当地农村只能买到很少几种线，想绣什么颜色也做不了。在国家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成果惠及城乡各地时，传承人群能不能获取新知识和信息来丰富自己，提高技艺，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以实现对传统文化更高水平的传承？国家要不要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答案是肯定的。

第四，创造性表达是每个持有者和传承人的权利，创新的内容和形式能不能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则取决于人民大众的选择。人民大众去芜存菁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会在自己的感受中判断哪些实践、哪些技艺，哪些内容和形式、品种和题材的变化与更新，能给他们带来情感的认同，带来将过去与当下联结起来的体验。如此，他们会接受;反之，会排斥。有的当时不接受，过一段时间又被接受;有的当时接受甚至流传开来，过一段时间又被摒弃;有的被认为脱离了原来的传统，但又被更大范围的社区和人群所认同，成槲幕多样性之树长出的新枝。这是文化传统的大众选择和历史积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定是把本民族传统与时代特点结合得最好的。

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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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针对“非遗”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挖掘保护并充分利用“非遗”传承人有效资源的见解，并结合当前保护传承人的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但对传承人资源保护任重道远。

关键词：保护非遗传承人资源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是当今一项国际性的探索课题。我国是世界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随着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又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诸多问题需要探索，但笔者以为，对代表性传承人资源的挖掘及保护，是整个保护工作的核心和关键。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受到严重冲击，而不少代表性传承人也因年事已高或后继乏人，其所掌握的技艺随时有可能失传。因此，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鼓励和支持这些代表性传承人将其所掌握的技艺进行传承，并总结他们的艺术规律，已成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海州五大宫调历史悠久，是江苏明清俗曲重要的一脉，是古老的"诸宫调"宝贵的遗存，对我国民间音乐乃至民间曲艺的研究具有难得的实证价值。海州五大宫调历史悠久，积蕴颇厚。一些明代的小曲如【寄生草】、【山坡羊】、【打枣竿】等虽几经传衍，但仍保存完整；在江浙地区几近失传的乐曲如【马头调】等也可在这里找到传人，一些演唱难度很高的集曲至今仍有人在传唱。但因保护意识不强,自1980年后，五大宫调已渐呈濒危状态。直到2005年,海州五大宫调才被列入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海州五大宫调是我国明清俗曲的一份珍贵遗产，它的发掘保护，为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民间文化，为中国明清音乐史的研究，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人的行为来传承的。许多独特的技艺，不见书载，不见史录，均存在于传承者的身上，“身在艺在，身亡艺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非常令人扼腕叹惜的现象。而现在许多优秀传承人已年迈体弱，致使某些民间技艺濒临绝境。因此建立代表性传承人的体系，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赞助他们的传承活动，总结他们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十分紧迫。如海州五大宫调代表性传承人徐希来老人,生前会唱[马头调],四年前他完成了自己最终的绝唱，离开了人世。遗憾的是他的[马头调]和[九腔十八调]等绝技没有来得及授徒流传。同样，1890年出生的连云港市灌云县板浦镇的赵广江老人，他演唱的集曲“娃娃忆”和“草虫”，短小精干、地方色彩浓郁而演唱难度极大，堪称海州五大宫调中的两支精品小令。当他92岁高龄为我们作最后一次录音后，没有传人而去世。所幸的是多少年前一次文化创作采风活动，均为他们的演唱进行了录音，保留了声谱一致的记谱，使这些珍贵的遗产得以完整保存。2008年2月，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也已出炉，就在名单正式公布之际，551位传承人中已有两位离世，令人痛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刻不容缓、时不我待，因此，对这些传承人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正是我们目前最紧迫的重要工作任务。因此，对代表性传承人本质特征的透析与资源挖掘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本人不端浅陋，根据对五大宫调保护工作的深入调研，在这里粗略总结出代表性传承人的几点本质特征，并从传承人的特征分析中，逐渐挖掘保护传承人的潜在资源。

“非遗”传承人的资源之一——主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流变性的文化，其精粹是与该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联结在一起的。虽然它有某些物质的因素或载体，但它是靠人来传承的，属于人类行为活动的范畴，其形态最终是在活的、动态的过程中来表现和完成的。因此，它无法离开人而独立存在。因而，代表性传承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主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传衍不息，正是依靠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以活态的传承方式，使之得以保存和延续。特别是代表性传承人，或以口头，或以动作，或身怀绝技，或掌握独特技能，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精华，他们是传承中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人类活财富”、“人类活珍宝”。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是保护和传承的主体。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

如海州五大宫调有两位老人被批准为第一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刘长兰老人是海州五大宫调知名唱家钱乐山先生的嫡传弟子。在数十年的演唱中，她掌握了很多难度较高的曲目，如“背弓”【满江红】等，她演唱善于运用气口和把握节奏，形成鲜明的艺术特色。其代表作长篇套曲“活捉张三郎”曾入选国家十大文艺集成，是海州五大宫调的优秀传承人。由此可见，抓住了代表性传承人这个主体，等于把握了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核心。

“非遗”传承人的资源之二——示范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身怀绝技的传承者世代相传而得以生存，这种相传往往是口传心授的方式，因而带有客观的示范性。又因传承人的选择和确定主要着眼于被传承者的亲密关系和认可，故这种示范性的传承无不打上鲜明的个人或家族的烙印。代表性传承人是众多传承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是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影响最大的传承人，因掌握了该项目某种独特的知识和技能，他们的演示，有着公认的权威性。而对代表性传承人的命名，正是对这种示范性和权威性的认同。这种认同赋予了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在享受发展自己所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同时，担负起将自己所持有的技艺传承给后人、贡献给社会的义务。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某种特殊的文化技艺，既是属于自己或特定群体的，又是国家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因素，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代表性传承人的命名，使他们打破了原有的一些狭隘的、保守的心态，更具有开阔的心胸和开放的意识，积极发挥他们的示范作用。正是因为这种示范性，以赵绍康传承人的名字命名了“赵绍康小曲堂”，也成为我们采访录像的主要场所，当我们碰到一些不太熟悉的曲目向他们求教时，他们立刻能说出某人会唱，某人唱得最好，并亲自打电话将这些玩友约到家中，让我们录音。他们还热忱地向我们介绍了海州五大宫调玩友几位盲人，有位盲人玩友还向我们出示了他珍藏多年的海州五大宫调盲文唱本，实为珍贵的艺术资料。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他们示范性的作用。

“非遗”传承人的资源之三——独特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是作为艺术或文化的表达形式而存在的，它体现了人民群众独特的创造力，具有各自的独特性。任何民族文化中都含有这种独特的文化艺术基因，如失去了这些，也就失去了自己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代表性传承人正是这种艺术特征的集中体现。他们掌握了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不同风格和流派，掌握了该代表作中的独特知识和技能。假如没有他们的传承活动，就意味着这种独特技能的消亡。【马头调】是海州五大宫调中常用的曲牌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有些专家学者就著文称这个曲牌早就失传几十年了。而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田野调查中，却意外地发现连云港市赣榆县一位叫徐希来的老人会唱完整的【马头调】。更令我们惊奇的是，他演唱的【马头调】“望江楼”，竟和200年前清代嘉庆初年刊印的《白雪遗音》中记载的唱词几乎一字不差！老人文化水准不高，也不懂乐理知识，全凭师父的口传心授，一代代将这首独特的曲牌传承下来。省文化厅命名的代表性传承人赵绍康，几十年来执着地酷爱海州五大宫调，在演唱和伴奏的同时，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曲牌和唱本。不仅自己辛勤努力，还动员他的子女们帮助收集和抄写。除了基本生活所需外，他的全部工资几乎全花在这上面。几十年来，他收集和整理的曲牌和唱本抄写了满满的26本，曲目有100多篇。在收集过程中，他潜心研究，掌握了许多曲牌的演奏技巧和曲目演唱功能，成为海州五大宫调仅存的一部活字典。另一位代表性传承人刘长兰，她的演唱技巧、碟琴的演奏技巧以及一些高难度曲目的演唱，也充分展示了她独特的技艺和功能。

“非遗”传承人的资源之四——民间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产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应该坚持民间事民间办的原则。政府给予一定的保护资金支持必要的，但这并意味着各级行政部门可以越俎代庖，这样不但会严重挫伤民间社团组织保护遗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因为不了解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而将活生生的民俗民间文化艺术特色格式化。例如，有的地方剧种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为了让他有市场有收入成为地方文化特色，名义上要“传承创新”，演出时加入许多电声器乐等现代元素来烘托气氛，增加舞台色彩，还有的觉得传统乐器音响单一，就把大提琴、古筝、琵琶等组成中外民乐大合唱，这样就失去他的“原汁原味”，这不是保护民间艺术，而恰恰是让民间艺术自掘坟墓。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传承人对不同的文化，都有自己特殊的生长、生存环境，他们才是文化遗产真正的主人。只有入行，才能热爱。一些老的传承人，他们走到今天就是凭着一股热忱之心来孜孜不倦地追求。政府要给以政策上的扶持，采取积极保护措施，为他们提供展示的舞台，最大程度地保护住民间传承人的积极性，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民间文化的本色。

马克思指出：“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1]。孙家正在2008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颁证仪式的讲话中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力。他还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是活态传承，主要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和言传身教。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以杰出的智慧、卓越的才能，承继民族文化的传统，推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做出了突出贡献。[2]针对目前的现状，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已开始渐渐采取多种方式给予传承人以种种保护措施。

首先，为传承人提供政策扶持。省文化厅命名的海州五大宫调代表性传承人赵绍康，今年已83岁，堪称海州五大宫调的一部活字典，得到省里的命名后，他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荣誉感和自信心。刘长兰老人是海州五大宫调嫡传弟子，国家考虑到她现实生活的困难，给予了她一些政策性的扶持，得到生活补贴的她万分激动，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演唱和授徒活动中。正是用政府的力量，避免在某些地区出现的民间发明、文化创造自生自灭，从而使之起死回生的重要举措。

其次，为传承人建设传承阵地。为了更好地保护“五大宫调”，连云港市文化部门在海州区、淮海剧团、连云港师专一附小学等成立了4个传承基地，还专门以赵绍康传承人的名字命名了“赵绍康小曲堂”，赵绍康不顾80多岁的高龄，热心参加许多社区的公益演唱活动，每周一、三、五定期去他家“小曲堂”切磋技艺或上门求教的玩友，多达五六十人，团结了一大批热心唱曲的传承人。近年来，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为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尽可能地为已经认定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供传习活动场所，并有计划地征集并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建立代表性传承人的档案，这些保护措施均卓有成效。

再次，为传承人培育传承队伍。加强传承队伍的建设，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突破点。五大宫调就以“赵绍康小曲堂”为集中点，定期开展演唱会。在连云港师专一附小举办了少儿培训班，经过两年的学习，近100多个小学生会演唱五大宫调，并定期组织专场演出。在政府与文化主管部门极力鼓励并资助下，代表性传承人常年举办授徒传艺或教育培训班，扶持他们组织开展研讨、展示、宣传、传播等活动，以培育更多文化遗产接班人。

同时，为传承人建立保障机制。认真落实文化部制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本“非遗”项目的实际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机制；积极参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以及资助办法等做出规定。把国家为年迈或生活困难的代表性传承人，定期发放养老金或生活补贴发放到位，让他们享受到一些特惠的国家政策，以便更好更有效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充分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要性，认真执行和研究代表性传承人的政策和规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效展开，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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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遗产；机遇；挑战；保护措施

前言：

文化遗产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是祖祖辈辈们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考方式、生产力和创造力，同时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现代化的规模越来越广，我国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或剧烈或温吞的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面临严重威胁。所以，保护文化遗产亟不可待。保护民族文化的传承性能加强民族情感联系，促进民族团结互助，维系社会安定繁荣。同时也是保护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对文化遗产保护，让文化在时间的洗礼下更有生命力，传承性更强，文化中的精华更能散发芬芳。我国非常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从2006年起，国务院规定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遗产日”，并将保护文化遗产提升为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下面将具体阐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些方法。

一、文化遗产的概念及分类

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热议话题，那么文化遗产又是如何定义和分类的就显得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1972年11月将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对文化遗产的分类不尽相同。英、法、德、意将文化遗产大致分为艺术品、地下文物、历史文物、自然景观等。文化遗产在韩国被划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和纪念物四种。日本比韩国多一种传统建筑群。使用有形和无形来划分文化遗产的国家和地区有时会使得在概念上理解文化遗产产生混乱，因为有形和无形本身在分类上就不具备逻辑性、严谨性。中国对于文化遗产的分类更全面，文物、建筑群、遗址、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文献给文化遗产一个明确的定义。比较直观也相对狭义的一个定义就是，“文化遗产”是指具体留存在地面上或民俗中的古老文化信息载体。《世界遗产公约》对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三条：文物、建筑群、遗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民族中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二、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当今社会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对文化的开发利用力度也加大了，但是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严峻的让我们无法忽视。文化遗产在久远的历史长河里流传到现在实属不易，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保护它们，但我们现在做的更多的是过度开发，严重破坏了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牺牲文物换取短暂的经济效益，也不能一味的保护文物，拒绝游客的参观。同时文化安全问题也很严重。文物的非法盗掘、走私时常被报道，特别是一些犯罪集团，他们对文物从盗取到销赃整个过程设计非常严密，出现所谓的集团化、智能化、暴力化，由此可见，文化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三、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危机

管理危机。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管理的有中央管理部门也有地方管理部门，但是他们在管理权限和职能分配上出现权限不清和重叠的问题，没能更好让文化遗产有序生存，反而让文化遗产管理出现混乱。规划危机。对于文化遗产的规划上大多采用传统的规划方式，而传统保护规划则侧重于宏观控制，操作的可行性不强，不能与管理手段很好的衔接，从而使得进一步的实施指导无法开展。策略危机。政府部门在制定策略时出现偏差，他们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认识上本末倒置，加上一些狭隘的部门、小团体和个人利益的错误导向，使许多地方旅游业过度发展，文化遗产的本源和一些传承意义丧失。技术危机。文化遗产大量开发，但与之配套的维护和修复技术不能提供保证，反而有时会出现画蛇添足的现象。虽然修复技术发展不快，但仿造技术却快速发展，导致大量假古董出现。所以，修复技术和鉴伪技术都急需提高。

四、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从实际来看，我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是指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秉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一种保护方式。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对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经验颇丰。能获得成就也是得力于有利的现实条件。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给予文化遗产保护源源不断的后备支持；政府政策宽松、高校人才辈出，保护文化遗产的软硬条件兼备；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间资本雄厚，市场需求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经济支撑；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政府和民间同时坚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为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提供实质努力。由于全国各地都开展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涉及的项目众多、种类复杂，所以在具体的工作推广中要注意以下几点：①要与当下和当地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相联系，这样非遗生产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等一系列工作才有群众基础，才能顺利进行；②立足于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培育非遗项目的骨干企业，加强技术培训；③对于非遗的生产性工作，要精心策划，坚强领导，完善保障体系，使重点有序地进行。

结语：

文化遗产是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遗产既是凝聚本民族特色的历史传承，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珍贵财富。我们要充分发挥它的价值，让它成为真正的共享资源，使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收获。但是任何开发文化遗产的行为都必须科学、适度，以保护为前提，做到科学可持续。所以我们要认真学习，加强我们对遗产保护必要性的认识，提高我们保护的技术，为遗产保护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王志芳，孙鹏.遗产廊道：一种较新的遗产保护方法[J].中国园林，2001（5）.

[2]李志超.文化遗产学的基本概念及大学责任[J].教育与现代化，2007（3）.

[3]王大为.对“无形”文化遗产的理解[J].黑河学刊，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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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媒介；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大众传媒在非遗传承中的积极作用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并非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单靠行政手段也不能解决其中的所有问题，它应该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和参与。这就需要大众传媒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事实证明，大众媒介以它广泛的受众面、先进的技术手段，能使文化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一）大众传媒促进了非遗的记录和再现一般来说，非遗首先是一个活动过程，然后形成物态化的结果，如剪纸。但也有一些形式，诸如鼓乐、高跷表演等，都是即时而现，活动过程即结果。无论哪一种情形，将其记录下来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过程”转瞬即逝，不可复制。在电子媒介不够发达的时代，要完成这一点很不容易。但在电子传媒技术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一切都成了历史。多年来，省市县各级媒体运用多种形式对鞍山非遗进行过大量报道，包括文字、图片、影像等各种形式。岫岩剪纸于2008年被确立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又于201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成为世界级非遗项目。（二）大众传媒促进了非遗的再创造除了对非遗活动进行记录保留外，通过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再度创造也是大众媒介的一种功能。当然，影视艺术作品有其独立内容，不容随意“插播”其他东西。但非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它本身即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一特点使其有机会融入影视作品中，在构成作品内容的同时也显示自身。例如，电影《耳朵大有福》中对海城高跷的展现，电视剧《刘老根》中对剪纸技艺的展现，就是这方面的鲜明例证。这种再创造必须忠实于非遗母本，凸显其原汁原味，而不能肆意进行“拔高”，做一些所谓的“现代化”处理。（三）大众传媒引发人们对非遗的关注和重视大众媒介常常设置议事程序，通过安排议事进入公众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可以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用舆论力量代表受众，督促相关部门对非遗的保护加以重视，解决非遗保护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因此，媒体通过宣传、报道、评论等方式，引发公众和有关部门对非遗进行关注和重视，其力量不可小觑。值得一提的是，自2006年起，我国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在每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大众媒体都会加大对非遗的报道力度，做到宣传和督促双向并举。

二、非遗大众媒体传播策略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昨非今是，这就带来了非遗生存的问题。对此我们应对其进行分类保护，该养的养起来，该进博物馆的进博物馆，可以市场化的市场化。为迎接数字时代和“互联网+”的大趋势，大众媒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尝试：（一）利用传媒技术优势，客观真实记录为保证非遗项目的本真性以及不时之需，有必要为其验明正身备份留用。而这正是大众媒介义不容辞的责任。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传媒技术在对非遗的录写上，具有精确、细腻、真实和客观的优势，能摆脱口传身授中人的主观性干扰和失误。由此，针对鞍山琳琅满目的非遗文化，应充分发挥信息时代数字技术高效快捷的优势，通过拍摄高清晰度图片、保真录音录像、数字媒体制作成影像等方式来记录和保存这些非遗文化。（二）建立网络博物馆，线上线下对接博物馆是典藏自然和人文遗产的机构，但博物馆的储存空间毕竟有限，还要受到开馆时间等限制，难以满足群众的需求。因此，建立鞍山非遗的线上网络博物馆就很有必要。可以在网络平台上依托互联网技术，或图文并茂，或插入视频，或加入录音广播等形式，对非遗项目的全貌加以呈现；还可以在网页上通过外链的方式，链接一些具有观赏性的非遗制作工艺。线上和线下博物馆的对接，能够弥补线下博物馆的不足，最大限度地促进鞍山非遗的保护和传播。（三）融合数字技术，开通自媒体平台“数字技术，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的一种科学技术，它是借助一定的设备将信息转换为二进制数字‘0’和‘1’加工存储的技术。”［1］在数字技术、媒介融合成为主流的时代，对鞍山非遗的传播也可以开通“两微一端”平台，利用网络媒介的技术和手段，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整合传播，打破单一化的传播手段。当然，在必要的技术条件下，还可以实现跨国界传播，把民族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外国人也能看到岫岩满族民间剪纸、欣赏海城高跷队的表演、聆听气势磅礴的东北大鼓。（四）利用可移媒体、3D影像传播不仅可以开发手机APP客户端，提供与鞍山非遗相关的网络游戏和应用软件，还可以利用3D技术完整记录鞍山非遗的创作，拉近受众与民间艺术活动的距离，使其有身临其境之感。儿童喜欢动漫，因此将一些非遗项目动漫化，能够从小培养他们的兴趣。根据第三人效果原理，如果老年人陪同孩子一起观看，适时点拨解惑，无疑效果会更好。另外，通过公共场所常出现的可移式媒体也可以提升非遗的传播效果。当然，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统一行动、规划并加以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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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京剧与日本組踊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遗文书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将对两个剧种的申遗提名书和申遗确认书进行文本比较，从申遗书的格式和语言、信息传达方式、戏剧艺术的表现形式、历史渊源、代表地域、伴奏乐器、以及申遗确认书等方面对比分析它们的特点和异同。

关键词：京剧 組踊 申遗提名书 申遗确认书

一、引言

中国的京剧与日本的組踊均于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京剧是中国的“国剧”（National Opera）；組踊是日本冲绳县的地方戏，保留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思想。本文将对比分析这两种戏剧的英文申遗提名书和申遗确认书，从若干方面研究它们的异同点，最后分析两剧申遗成功的国际影响。

二、两个戏剧申遗文本的对比分析

1、相似点：

（1）格式一致，语言正式：

它们都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一要求填写的规范申遗提名书，不但格式一致，而且语言表达正式、严谨，语气严肃、诚恳，用的都是陈述句。 然而，京剧的整份申遗提名书是11页，总共填写3545个词，組踊的申遗提名书共计15页，总共填写4569个词。在“辨别和定义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IDENTIFIC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ELEMENT The element constitut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一栏中，京剧用了881个词，組踊用了983个词。在“有助于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的可见性和（被保护）意识以及促进（文化）对话”（CONTRIBUTION TO ENSURING VISIBILITY AND AWARENESS AND TO ENCOURAGING DIALOGUE Inscription of the element will contribute to ensuring visibility and awarenes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 encouraging dialogue）这一栏中，京剧用了380个词，組踊用了698个词。

（2） 戏剧的艺术表现方式相似：

京剧和組踊的表演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饰演角色的化装和服饰固定，伴奏乐曲固定，舞台陈设和道具小、巧、精，大的舞台背景是通过演员的表演使观众想象出来的，京剧讲究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組踊则全部由男性表演，女性故事人物由男扮女装饰演。

（3） 均提及戏剧 “大师”或 “国宝”：

京剧的申遗提名书中两次提到梅兰芳大师，足见他在国际上的名望。組踊的申遗提名书中提到組踊有两位最高级别的大师被日本奉为“健在的国宝”（Living National Treasures）。

2.两个戏剧的申遗提名书的不同点：

（1）内容取舍不同，信息表达方式不同：

虽然两个剧种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申遗文本的内容首先要做到能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委们看懂，因此戏剧介绍部分应该避免或者尽量少使用多数评委不易理解的词汇表达。可以看出，京剧的申遗提名书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和“牺牲”：文中没有提及京剧用“生、旦、净、末、丑”来表现人物形象。 但是，文中还是出现了很多音译词汇，如，列举了5个中国人名，以及“Xipi tune”、“Erhuang tune”（西皮调和二黄调是京剧的两个唱腔）①，但是申遗提名书没有详细解释它们，还有“Jinghu”、“Yueqin”、“Sanxian”、“Bangu”、“Daluo”这些让评委们不易看明白的词汇，此外，还列举了三个中国地名（Beijing、Tianjin、Shanghai），当然，列举地名是必要的。

与之相比，組踊的申遗提名书更具可读性，整个文本用了三个地名 “Okinawa”（冲绳）、“Tokyo”（东京）、“Ryukyu”（琉球），一个日本时期的名称“Meiji Restoration”（明治维新）及两个日本戏剧的名称“Nogaku”（能樂），“Kabuki”（歌舞伎），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生僻的音译词汇了。組踊的伴奏乐器是三弦，文本是用“three-stringed instrument”表达的，这样，国际评委们会很容易理解。

（2）历史渊源不同：

京剧的申遗提名书中提到，京剧起源于民间，兴盛于皇室，取材丰富，主题多样，涉及中国历史，政治，传说等多方面，有3000多个剧目，现在经常上演的约100个剧目。

組踊是1719年琉球国王为迎接来自中国的使节首次上演的，它借鉴了中国戏剧和日本戏剧“Nogaku”（能樂），“Kabuki”（歌舞伎），在琉球政府的管理下创立和传播，作为该王国的官方表演艺术兴盛一时，取材多为琉球的历史和民间传说，主题反映的是儒家的忠与孝，现有剧目约100个。

（3）代表的地域范围不同：

京剧，顾名思义，是以北京为基础，说唱用的是北京方言，因此，中国人都能听懂。京剧的申遗提名书中两次强调京剧是“国剧”（National Opera），在北京、天津和上海都有京剧学院和京剧团，影响遍及中国。

組踊是日本冲绳县古老的地方戏剧，演员表演时说的不是日语，而是该地区处于琉球王国时期的语言，在现在的冲绳县，只有老人能听懂，因此，組踊对于保留和传承琉球王国的语言和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

（4）伴奏乐器不同：

京剧通过不同的曲调表现人物的心情和剧情气氛，此外，还做了两个形象易懂的比喻：把京剧中伴奏用的鼓比作乐队指挥，把京胡演奏家比作交响乐的第一小提琴手，这样，外国读者能很快理解它们的作用。相比之下，組踊的伴奏乐器简单得多，只有三弦。

（5）本国官方对申遗戏剧的保护时间和方式不同：

2006年，中国文化部下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门将京剧列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China’s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与之相比，日本对文化遗产较早地采取了保护措施。早在1972年，根据日本文化遗产保护法第71条第一段，組踊被列入“重要非物质文化財产”（Important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y），根据该条法律的第二段，組踊艺术家被定为“組踊传承者”（Bearers of Kumiodori）， 同年，他们建立了“传统組踊保存会”（Traditional Kumiodori Preservation Society）。

三、两个戏剧的申遗确认书/同意书的对比分析：

組踊的申遗同意书是一份只有一页的日英对照版。 正文只有一句话， “本同意书确认組踊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日本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在完全知晓，自愿同意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 另起一段，注上“传统組踊保存会”，签名只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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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艺的生存与发展有自己的特点。这类非遗中的大多数并非仅靠传承人和技艺的传承就可以存在，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销售而生存。

走生产性保护的路子，四川的保护措施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案例。

藏羌绣：不能失传的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适时的帮扶将对这些技艺的生产和传承起到意想不到的点化作用。

6月16日，文殊坊白云寺金马巷充满藏羌文化气息的“藏羌绣苑”内，3名身着民族服装的藏族妇女正在现场演示“纺线”、“搓线”、“牵”、“织”等藏织的制作过程，织机的咔咔声不时轻轻响起：一旁的长桌边坐着4名羌族妇女，也各自用五彩丝线在布面上绣着图案，悠缓的走线，轻快的笑语，使人仿佛置身于阿坝的藏寨羌碉之中。

“我们的技师一共有10名，5个藏族，5个羌族，都是从阿坝州理县、小金、茂县等地过来的，最大的都61岁了。她们都是第一次来成都，为的就是展现藏织羌绣的技艺，为家乡的妇女争取产品订单。”52岁的“藏羌绣苑”当家人、阿坝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传承人杨华珍说。

杨华珍的团队是2009年5月12日进驻“藏羌绣苑”，成为这里主人的。“藏羌绣苑”的主要功能是进行藏织羌绣手工艺品展览和技艺展示，为前来订货的客户提供样品，最后的成品制作则由家乡的农村妇女完成。

开店1个月，“藏羌绣苑”的藏织羌绣制品受到了热烈追捧，杨华珍接到了总额达30万元的订单。“还有许多人前来洽谈合作和培训的事情，这些天真有点忙不过来啊。”小店经营的火爆，杨华珍始料未及。

“其实我不想当什么传承人，只是觉得藏织这门技艺在我这一代失传了，实在可惜。地震以后，阿坝州很多妇女失去了房屋、土地，也失去了经济来源，我很想帮助她们，让她们凭借祖先传下来的技艺，不离乡离土，就能进行生产自救。”杨华珍动情地说。

就在杨华珍四处奔走，为阿坝妇女们开拓市场，争取产品订单时，中房集团、文殊坊管理公司找到了杨华珍，表示将无偿提供一处场所，帮助她们打开市场销路。

“这家店面从装修到展厅布置，甚至展示技艺所需要的丝线，都是中房集团为我们提供的，没有这个平台，我们根本拿不到这么多的活路做。在这里，我体会到了社会各界对藏织羌绣技艺价值的认同，也对这门技艺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好好珍膳。”杨华珍的话里充满感激。

“藏羌绣苑”开业以来，杨华珍拒绝了3批社会人士的捐款。“我跟他们说，我们不要救济，我们要的是合作，要的是订单。只有让远在家乡的妇女们进行生产，她们才能获得长久的收入来源。地震以前，古老的藏织技艺只有50岁以上的妇女才懂，手艺精湛的技师也很少。现在，我们能够培养更多年轻的藏、羌妇女参与到生产中，我们的技艺一定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借助文殊坊的经营平台，通过走向市场，地震灾区的一门濒临失传的技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其实，通过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只要适时帮上一把，许多身怀绝艺的“杨华珍”们就能让传统手工艺焕发出惊人的活力。

漆艺：传承人的忧虑

后继无人，是许多传统手工技艺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政府应该成为拯危救难的主力军，在推动传承人培养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在浣花风景区非遗展示基地“锦绣工场”的漆器展厅里，摆放着成都漆器厂自1956年建厂以来的精品。其中，挂在展厅中央的一幅“大乐与天地同和”漆画最为显眼。它的主要作者是成都漆艺国家级传承人尹利萍。

年近花甲的尹利萍说，“制作一件精美的漆艺产品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年纪大了，以后也做不了多少这么好的精品了，所以过段时间我想把我的几件作品从展厅里拿回来，留给自己做收藏。”

留给自己做收藏，尹利萍的话中透露着淡淡的“大师迟暮”的感觉，而这背后，还隐藏着她对成都漆艺发展深深的忧虑。

成都有3000多年的漆器生产史，成都漆器是中国五大名漆之一，现在这门手艺却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从事漆艺工作30多年，尹利萍最为担心的事情是找不到合适的培养对象。“漆器制作工艺非常复杂，设计、漆胚板、上底灰、涂底漆……一个学徒至少要学5年，才能掌握基本的工艺流程，而要在表现力极其丰富的漆器制作中取得一些成就，更是需要多年的磨练。”

漆艺学习的过程是非常艰苦的，研习者要在长时间中忍受没有功利的寂寞，普通学徒一个月才七八百元收入，还要忍受对天然生漆的过敏反应，因此愿意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加之市场占有率小，社会认同度低，都造成了目前漆艺传人“断档”的状况。

据尹利萍介绍，目前包括退休人员在内的高级技师和工艺大师，还在“坚守阵地”的也就40多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20多年都没招过徒弟了。”

后继乏人，是当前绝大多数传统工艺都不得不面临的发展难题。非遗保护专家、成都民俗研究会副会长张世英认为，第二届非遗节的举办，让包括漆艺在内的很多传统手工技艺得到了民众更多的认知，创造了非遗保护更为良好的大环境，但是许多非遗项目自身“造血”功能比较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从资金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帮助传统技艺传承人进行长远规划，为传承人培养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保障。”

6月11日，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全国非遗保护、古籍保护暨文博事业杰出人物表彰、颁证、授牌电视电话会议四川分会场会议在成都召开。省文化厅教育科技处处长、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任丘在会上透露，国家财政部、文化部正在拟定为非遗传承人保护提供资金保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人每年补贴最低标准为8000元人民币。

“这样的国家补贴虽然不多，但是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尹利萍说，“这是国家对我们这些传承人予以的肯定和支持，也是一种保护的形式。如果这样的鼓励措施再多一些，再有力一些，应该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并投身到非遗项目的学习和继承中去。”

蜀绣：“他山之石”的借鉴意义

传统必须适应现代，并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当中，才能焕发生机。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打破藩篱，以开放的姿态求新求变。

作为第二届非遗节分会场之一的郫县安靖镇，凭借非遗节的举办，大大提升了知名度。在7天的“绣天下”国际刺绣艺术节上，极具文化特色的蜀绣广场、蜀绣艺术馆，极宫四川民俗特色的抛绣球、吼山歌等活动，吸引游客达2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00万

元。在今后几年，安靖镇将打造为“蜀绣风情小镇”，成为蜀绣工艺展示的窗口和示范基地。

非遗保护专家张世英认为，这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为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是，蜀绣与同属中国‘四大名绣’的苏绣相比，在发展上的差距还很大，苏绣的经验值得借鉴。”

由于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注重快速接轨市场、走向市场，苏绣已成为一个拥有“10万绣娘”、年产值10亿元、在全国拥有300多家经销点的庞大产业，并形成了系统的创作、绣制、营销专业分工的产业链。张世英说，蜀绣的发展也应该如此，除了走精品化路线之外，还应该与大众接轨，让产品走入更多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植根于生活当中，是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的。传统手工艺只有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6月9日下午，文殊坊麻将与茶文化博览馆举行了一场“民间传统工艺与现代应用主题交流会”，非遗传承人、现代设计师、学者和企业家会聚一堂，进行了一次发展传统工艺的思想碰撞。

蜀绣工艺国家级传承人杨德全在交流会上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有以传统花、鸟、鱼、熊猫等图案为主的作品，也有富于现代气息的人物绣像和风景作品。“蜀绣在制作工艺和传承人培养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图稿设计、产品包装和营销上还没有紧跟时代需求，缺乏突破自身的能力。我们特别需要借鉴专业的现代设计团队的经验，通过交流合作，激活蜀绣的创新力。”杨德全说。

针对这一话题，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馆馆长许燎源认为，传统的手工艺在当代已失去了传统文化语境的多层次蕴涵，很多产品的形态只具备旧民俗象征的简单符号意义。“传统的工艺纹饰大多已不适应现代审美的情趣，如果不在产品设计上推陈出新，只是照搬固有的设计元素，就会形成‘有工无艺’的局面，得不到发展。”在许燎源看来，传统的元素一样可以现代化，传统技艺必须与现代设计、包装相结合，才能重现生机。

传统手工艺应该在生产技艺和生产形态上求新求变，成为与会者们的共识。“传统手工艺如果死守祖先衣钵，不求变化，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坐吃山空，逐步消失。”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林木教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不断地融入各种文化元素进行创新，不断适应当时社会和民众精神需要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交流会上，几位蜀绣、漆艺、藏羌绣传承人与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馆、文殊坊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共同建立“文殊坊艺术精品轩”，通过集聚各方优势，把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性保护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

四川省文化厅产业处副处长李慷表示，这样的交流与合作方式，体现出企业家、艺术大师高度的文化责任感。民间技艺与现代设计和营销手段相结合，将极大地推动非遗传统工艺的产业发展。

链接

6月1日至13日，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13天时间，以“多彩民族文化、人类精神家园”为主题，设立成都非遗国家公园主会场及文殊坊街区、金沙遗址博物馆、郫县安靖、崇州和都江堰5个分会场。来自国际国内的120余史表演队伍和1000多个非遗项目参加了6大类370多项节会活动，吸引了520万人广泛参与，凸显了“文化的盛会、民众的节日”的办会宗旨，有力地推动了非遗保护，展示出巨大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