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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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TPACK； 教师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徐鹏（1981—），男，吉林长春人。工程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技术研究。

一、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概述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是美国学者科勒（Koehler）和米什拉（Mishra）于2005年在舒尔曼（Shulman）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PCK）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是信息技术时代对教师知识结构的一次全新界定，对于未来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TPACK框架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即学科内容知识（CK）、教学法知识（PK）和技术知识（TK）；五个复合要素，即学科教学知识（PCK）、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TCK）、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以及境脉因素（Context）。[1]TPACK各个要素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松散耦合构成一个整体，整个框架处于一种动态平衡。

TPACK国外的相关研究始于2005年，早期的研究主要以TPACK理论建构为主，属于定性研究。近年来，TPACK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TPACK水平测量、教师TPACK培养策略和基于TPACK框架的教师教育实践研究等方面。本综述研究选取的研究领域是教师TPACK水平测量，该领域研究在整个TPACK研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对教师TPACK水平的测量，既能完善和修正TPACK现有的理论框架，又能用于指导教师TPACK水平培养策略和方法的制定。

二、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

测量方法国外研究现状

本研究首先以“TPCK”、“TPACK”和“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为检索关键字，对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ERIC）、SCOPUS、Wiley、Web of Science、Springer Link等五大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检索年限限定在2005年到2013年。另外，本研究文献检索的来源还包括由TPACK创立者创办的“TPACK Newsletters”在线文档，该在线文档创立于2009年1月，到2013年5月为止已经了16期。通过文献检索和整理，共计得到TPACK相关文献142篇；通过二次文献检索，共计得到“TPACK测量”相关研究文献19篇，文献按照出版时间分布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9年是TPACK测量研究成果最多的一年，出现了如施密特（Schmidt）设计开发的经典TPACK测试量表，该测试量表是一个包含47个题目的五点式里克特量表，该量表也成为后续诸多TPACK测量工具设计和开发的重要参考依据。

图1 国外TPACK测量研究文献按年份分布图

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的内容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近年来研究者所采用的TPACK测量方法主要有五种。

1. 量表测试法

量表测试法是目前应用最为普遍的TPACK测量和评价方法，通过内容分析我们共计得到13篇研究文献应用了量表测试法，具体情况见表 1。所有采用量表测试法进行TPACK测量和评价的研究均采用五点式或七点式的里克特量表，从测试对象来看，62%的研究以职前教师为研究对象，38%的研究以在职教师为研究对象，另外，在测试量表的信度检验方面，85%的研究均对研究使用的测试量表作了信度检验。下面我们就对几个较为典型的基于量表的TPACK测量和评价研究作简要介绍。

施密特在2009年研究设计了一个包含七个维度和47个测试题目的五点式里克特量表TPACK测量工具，对美国爱荷华州和密歇根州的124名职前教师进行了测试。依据测试结果，在对测量工具的信度检验中显示，该测量工具七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布于 .75至 .92之间，具有良好的信度。[2]该测量工具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TPACK测量工具，许多后续研究的TPACK测量工具都是基于该工具设计和开发的。

表 1 量表测试法研究文献分布情况

阿查波特（Archambault）在2009年设计开发了一个包含24个测试题目的五点式里克特量表，用于测试参与K-12学校在线教师培训课程的教师的TPACK水平，该工具测试内容包含三个维度，它们分别是技术无关知识维度（CK、PK和PCK）、技术相关知识维度（TPK、TCK和TPACK）和技术知识维度（TK）。研究者利用该工具对来自美国25个州的596名参与在线培训的教师进行了测试，依据测试数据对该工具进行了信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三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布于.699 至 .888之间，因此该工具具有良好的效度。[3]

以上两个经典的基于量表的TPACK测量工具是TPACK研究早期较有代表性的测量工具，二者均采用了五点式里克特量表，并均对测量工具进行了信度检验。但它们都缺乏对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检验，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加强了对基于量表的TPACK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检验。

例如，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学者苏梅（KohHwee Ling Joyce）在2010年设计开发了一个包含29个测试题目的七点式里克特量表的TPACK测量工具，测试对象为来自新加坡的1185名职前教师。该项研究着重加强了对该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检验，主要检验方法采用的是探索性因素分析法，检验结果显示，七因素最终被聚合为五因素，它们分别是技术知识（TK）、学科内容知识（CK）、利用技术进行教学的知识（KTT）、教学法知识（PK）和进行关键性反思的知识（KCR）。另外在信度检验方面，以上提到的五因素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布于.83 到 .96，证明该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4]

来自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学者蔡清生（Chai， Ching Sing）在2012年开展了一次研究。研究之初，研究者依据施密特和蔡清生设计的测试量表，设计开发了一个包括46个题目的七点式里克特量表，对新加坡的参与一门Web2.0相关教师培训课程的1296名职前教师进行了测试。通过对课前测试结果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课后测试结果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将测试量表的测试题目精简为34个，通过萃取和聚类，形成了六大因素，它们分别是Web 2.0相关的技术知识（TK）、教学法知识（PK）、学科内容知识（CK）、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和网络健康知识（Cyberwellness Knowledge）。在信度检验方面，以上六因素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均在 .90以上，说明该测试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5]

通过以上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基于量表的TPACK测试工具由最初的五点式里克特量表发展为现在的七点式里克特量表，使得每个题目的测试结果更加精确。另外，在量表的设计与开发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在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的同时，也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完善量表的结构效度。

2. 开放式问卷调查法

基于开放式问卷调查法的TPACK测量往往都伴随着其它测量方法而出现，相关研究的研究方法都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开放式问卷都是为了定性研究而设计。

例如，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学者苏孝菁（So Hyo-Jeong）在2009年开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参与整合技术的基于问题解决课程设计培训课程的职前教师，研究者设计和开发的测量工具是为了测试参与培训的职前教师的TPACK水平，以及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用TPACK知识有哪些认知困难。测试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放式问卷，另一个是课程设计作品。其中开放式问卷的问题主要包括：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设计的核心环节是什么，你认为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教学是如何促进学习者学习的，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有哪些优点和缺点，整合技术的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有哪些优点和缺点。该项研究共有来自新加坡的97名职前教师参与，开放式问卷的数据统计是基于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开展的。通过研究发现，教师在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设计过程中主要存在问

题选择困难、辅助技术选择困难以及教学任务实施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主体地位赋予三大认知困难。另外，研究还发现参与测试的教师TPACK水平处于较高水平，但在基于问题解决课程教学过程中应用TPACK知识的能力较低。[6]

美国杨百翰大学在2008年开展了一项名为“SciencePlus”的教师发展培训计划，该计划主要针对科学教师，整个培训包括面授学习、实地探究学习和实践教学等三个阶段。格雷汉姆（Graham）等人在该项培训过程中制定了一个包含两个开放式问题和31个李克特量表测试题目的测试问卷，在培训前和培训后分别对15名参与培训的在职教师进行测试，以考察培训前后教师TPACK水平和使用技术辅助日常教学的自信心变化情况。两个开放式问题包括：你现在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去辅助日常教学；如果你能够获取和使用任何数字技术，你打算选择哪种数字技术以及如何在日常教学中使用该技术去辅助教学。通过对比前测和后测的结果发现，参与培训的教师的TPACK水平及使用技术辅助日常教学方面的自信心都得到了明显提升。[7]

3. 访谈法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的学者尼斯（Niess）在2011年开展了一个为期四周的数学在职教师培训项目，通过培训前后对教师TPACK水平的测量，以判断培训是否对教师的TPACK水平有影响。该研究将教师TPACK水平分为了解、接受、适应、使用和熟悉等五个阶段，通过访谈法这种定性研究方法，以确定教师TPACK水平处于哪个阶段。[8]

4. 观察法

观察法作为教师TPACK水平测量中一种辅助的定性研究方法也被研究者所采用，该方法的测量结果较为客观。例如，尼斯在2011年开展的数学教师培训项目中，为了了解教师在培训前后的TPACK水平，采用了观察法这种定性研究方法。该研究使用的观察检核表是基于舒尔曼的PCK观察检核表构建的，研究中观察教师在培训中的表现，使用观察检核表记录教师行为，最后通过数据对比分析以确定教师所处的TPACK水平。[9]

三、国外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

测量方法研究启示

通过对国外近年来“TPACK测量”相关研究脉络的梳理，我们发现国外相关研究呈现两大趋势。

一是重视测量工具结构效度的检验。2010年之前的“TPACK测量”研究，研究者往往只通过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来检验测量工具的信度，缺乏效度检验；从2011年开始，研究者除了对测量工具作信度检验外，还通过探索式因素分析法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法对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进行检测，目前，这已经成为“TPACK测量”研究的常规研究步骤。

二是由单一测量方法转向多种测量方法相结合的混合式测量方法。早期的“TPACK测量”研究往往只使用单一的量表测试法对教师的TPACK水平进行测量，测量结构主观性较强，缺乏客观性验证。近年来，研究者的研究多采用主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式测量方法，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学者多林（Doering）构建了一个名叫“GeoThentic”的地理在线教学环境，内设地理教学模块和教师评价模块，其中教师评价模块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主观和定性）和在线教学行为观察法（客观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教师的TPACK水平进行测量。[10]

未来TPACK测量相关研究，有两个方向值得业内学者展开研究。

一是学科化的TPACK测量研究。目前TPACK测量的相关研究只关注其一般性，而忽视了其特殊性研究，相关TPACK测量工具未与具体学科结合，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在未来的研究中，针对具体学科特点的教师TPACK测量研究将会成为研究热点，也将成为TPACK测量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口，这部分研究主要包括学科TPACK测量工具设计、开发及相关实证研究。

二是TPACK混合式测量方法研究。从TPACK测量领域近年来的研究趋势可以看出，整合量表测量法、开放式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和间接测量法等方法的，主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式TPACK测量方法必将成为未来业内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这部分研究主要包括TPACK混合式测量模式、方法和实证研究。

四、结 语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是信息技术时代对教师知识结构的全新界定，国内外同行一致认为TPACK相关研究将是未来教师教育领域研究的突破口。早期的TPACK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属于“定性研究”，而近些年来，TPACK相关研究逐渐由“定性研究”转入“定量研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教师TPACK测量、教师的TPACK培养等方面。“TPACK测量”相关研究在整个TPACK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关系到TPACK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也关系到教师TPACK水平的培养策略和方法的制定，因此，值得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着重展开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 AACTE. Handbook of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PCK） for Educators[M]. New York： Routledge，2008：9.

[2] Schmidt， D. A.，Baran， E.， Thompson， A. D.， Mishra， P.， Koehler， M. J.， Shin， T. 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Preservice Teachers[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2009，42（2）：123～149.

[3] Archambault， L.， Crippen， K.. Examining TPACK among K-12 Online Distance Educ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J].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echnology and Teacher Education （CITE Journal），2009，9（1）：71～88.

[4] Koh， J. H. L.， Chai， C. S.， Tsai， C. C..Examining the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of Singapore Pre-Service Teachers with a Large-Scale Survey[J].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2010，26（6）：563～573.

[5] Chai， C. S.， Koh， J. H. L.， Ho， H. N. J.， Tsai， C. C.. Examining Preserviceteachers’Perceived Knowledge of TPACK and Cyberwellness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12，28（6）：1000～1019.

[6] So， H. J.， Kim， B.. Learning about Problem Based Learning： Student Teachers Integrating Technology， Pedagogy and Content Knowledge[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09，25（1）：101～116.

[7] Graham，C. R.， Burgoyne， N.. TPACK Development in Science Teaching： Measuring the TPACK Confidence of Inservice Science Teachers [J]. TechTrends， 2009， 53（5）：70～79.

篇2

【关键词】学术自立 思维方式 政治学话语体系 导向功能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中国政治学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无疑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目前的研究现状与政治学的学科地位极不相称，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和期待相距甚远。就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它所具有的超前于政治现实的政治导向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中国政治学界在学科体系和理论研究上，正处于政治学理论主导和西方政治学理论引介的阶段，还谈不上对外参与理论对话与理论建构，也没有形成独立而成熟的政治学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政治学理论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其主导作用并未反映出来，这与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有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与观念固然有助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整合，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信仰与理想特征削弱了其学理。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是以其信仰而是以其批判与反思、分析与建构的理性力量而获得生命力，并赢得其学科地位的。

政治学是一门最具有现实感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存在的价值在于超前于现实、并引导现实，通过对现实的分析与透视、反思与批判而后发现问题，并从道义与智力上指引并激励现实的政治变革。但政治学界的这种激励变革之声较为微弱，中国政治学并未以其大量而成熟的理论成果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没有以其征服人心的理性力量吸引众多官员与公众。相反，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正式政治文件的宣传与注解以及对正在实施的政治与社会政策的事后论证与说明。整体而言，中国政治学界的知识生产能力有限，呈现出整体研究空洞化和微观研究碎片化的特点。在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风气上出现了某种不良倾向：机械地查找与引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的片言只语而勉强地说明中国的问题已成为一种写作套路，看似既有理论又有现实分析，实则既没有抓住深厚的理论本意也缺乏真实的现实关怀；表面充满专业术语和各种定义，读来空洞无物。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广而研究队伍小。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等基本政治问题，因国家政权兼具社会管理功能，它还得研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治稳定与社会进步等问题，政治学实际上“是一门以国家政权为核心，涵盖全部社会生活的综合性大学科”。①但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中，政治学不过是一门小学科，研究队伍规模的限制直接影响了政治学研究的纵深发展。而在政治学的研究队伍中，还存在不少中国特有的“大政治学”研究人员，受过专业政治学训练的研究人员并不太多，这样一种复杂的研究队伍难免影响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学理性。

其二，政治学因其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受到一定的限制，政治学的现实依附性限制了它的自由研究空间。就其性质来说，政治学与现实政治必定存在一定的紧张，现实政治力图将政治学纳入自身之中而使之成为自身合法论证的工具，而政治学存在的全部理由却在于反思并变革政治现实。两者的紧张很正常，这种紧张为政治学的存在提供了意义。但当民主程度不高而现实政治能力强大时，政治学必将受到抑制而难以发挥其实践导向功能。政府的强力规划和市场所激发的功利之心，使大量学者再难支撑需要经过长期训练和积累的纯正学术研究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所有社会科学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只是政治学尤甚。

缺乏学术自主性是中国政治学发展最致命的问题。那么，中国政治学如何走出尴尬处境，尽快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成熟的政治学理论，形成独立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笔者认为，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应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在开放与交流中积累与训练，以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水平；研究内容回归政治体制研究，通过独立于现实的自主研究而发挥政治改革的理论导向功能。

打破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论

最近，中国政治学界有一种强烈的呼声：政治学理论研究要谨防西化，推动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其理由主要有：

第一，中国政府成功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中国崛起速度加快，这些成就“得到了国际层面广泛承认”，以至国际舆论中出现了“中国”。而中国政治学对如此强大的国家建设能力的阐释“还跟不上”。②由此，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③第二，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治国理政的学问。中国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政治思想大国、政治文化强国。④ 第三，一些学者把西方政治学的新理论新名词拿来套用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他们更热衷的是介绍和宣传，对于问题的分析却往往不能切中症结。⑤ 第四，“在过去被视为民主典范的、以代议制民主和多元民主为主要制度的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挑战”，西方国家的理论大师也在“反思修正传统民主理论”，“社会发展形式与民主形式”应该是多样性。

简单地归纳一下，以上论证无非是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发展强大，西方的民主形式面临挑战，政治学理论上的拿来主义不能切中中国问题，我们理应基于自己的现实，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与话语体系。

以上论证似是而非。关于第一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国力增强并受到世界关注甚至引起他国的担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经济实力和国家建设能力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理论实力的强大，也不能直接地转化为理论实力。政治学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对人类已有知识的积累和对现实问题的独立研究，任何想要形成知识生产能力并参与人类知识创造的个人或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拆除人际界线和地域界线，哪里有最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向哪里学习。

关于第二点，谁都会承认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和政治文化强国。但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强大。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反映的只是一种政治现实中统治方式与统治能力上的成就，而且这种传统的政治实践成就并不等于现代的民主的政治文明。

关于第三点，只是指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不良风气：简单套用或堆积西方政治学的某些新名词和新说法以便使发表的文字显得有点学术含量，但这种生搬硬套的引用并不能说明被引用的理论本身是错误的、是没有值得学习与借鉴价值的。

第四点指出了一个普遍的事实：西方代议制民主存在问题。但政治学理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反思那些包括最受推崇的制度与政策所存在的问题，西方民主理论家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所存在的问题已经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西方政治理论发现西方民主制度有待改进的地方，并不构成我们远离西方政治理论，以免被西化的理由。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迷茫于西化与本土化之间。其实，在政治学理论（也包括其它理论）研究上发生的西化与本土化之争不过是一场虚假的争议，它源于对理论与知识的深深误解。政治学作为一种理论和知识必定具有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对独一无二的个别政治现象或者某一特定政治事实的陈述并不是知识，只是一种信息。难以想象，一个政治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国家，而对于其它任何国家的解释毫无作用。我们学习政治学理论只因该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或合理性，为何要如此介意提出该理论的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在知识的学习、交流与生产上，人为地设置地域界限只能有损于知识的增长与进步。那种认为只能学习并接受西方政治学而无需独创，或者远离西方政治学而从头做起的观念，都是荒唐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政治学是门国家属性、价值属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政治学者要在“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⑥这一观念本身就歪曲了政治学研究的意义，违背了政治学的学科性质。首先，国家并非是不可再分的原子，正是国家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结构和权力分配制度决定了国家的类型与性质，政治学恰恰要对此作出评判与选择，政治学家还得追问国家背后的政权属性、制度属性、民主属性等等。其次，政治生活不过是为了解决权利与资源分配的问题，每个人获得共同体保障的机会和资源，与根据他们的宗教与道德观念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政治共识并不剥夺个人的价值。相反，正是为保障个人的价值追求提供政治平台和政治保障。何种政治共识与政治价值最有利于共同体成员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完全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追求政治现代化正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最大成就。

至于说追求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可喜的雄心。但一种有效的科学话语体系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新的政治学概念与理论必须独立于现实政治自我宣传和自我维护的话语，并具有解释和反思现实的能力，否则就不是政治学话语，而是政治话语。其二，自己建构的政治学话语不能仅仅是“自己的”，它必须与世界政治学相开放，创造的概念与理论必须具有可对话性，并尽可能寻求共享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

从以上的简短分析可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科学、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上，如果力图把中国与西方对抗起来，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掉得更远。

研究内容回归政治体制，发挥政治改革导向功能

政治学要研究的是政治权力的归属与分配（民主问题），政治权力的设置及其内部关系（分权问题），政治权力的运行规范（法治问题），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监督等等，而这一切都归于政治体制的问题，要变革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治权力运用方式，只能改革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及其改革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经典主题，偏离该主题大大减损了政治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但是近两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种变化：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研究悄然降温，而关于国家能力和政府有效性的作品火爆起来。综合分析，这种变化与以下因素相关：

政府能力与体制成就。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堪称“中国奇迹”的经济与社会成就，积累了足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强大国力，尤其是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的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

政治导向。政治学为了实现自身的实践价值力图发挥变革现实的导向功能，而现实为了自我维护总是要规划学术、引导学术。通过增强体制能力而实现体制稳定，通过加强治理而实现其对体制的维护，是近年来政治对学术的导向。

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近年来，西方政治学家倾向于对政府行为与决策过程的微观式实证研究，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中国更多的政治学学者离开政治体制的主题转而对体制的有效性进行测量，对决策能力进行评估。

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减少合情合理，既有现实的政治导向，也有西方的学术影响，更有中国体制彰显的强大成就和能力支撑。笔者认为，对政治体制内部结构及其权力分配变革的研究不能放松，体制效能研究也不必过于偏重。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就曾说过：“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⑦这里所说的政府有效程度主要就是指政府实现预定目标或对社会控制的能力。究竟是政府形式重要还是政府能力重要？不能抽象判断，要看思考的角度与立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最关心的是他国的实力与能力，而不是其内部形式。只有一国的实力与能力才能对他国产生压力和影响。但对于国内民众来说，政府形式意义更大，没有受到民众控制的政府形式，可能政府越是强大，民众的利益越难以得到保障。体制的能力是整体性的，而政府的形式关系到权力与利益的划分，体制能力不能取代体制的形式及其变革。

我们固然要学习西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其成熟的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其在对制度缺陷和权利与资源分配的关系方面的反思。对于西方而言，其体制更加稳定和成熟，主要问题不是体制变革，而是体制框架下的政策实施和体制能力发挥，因此，实证主义的技术研究具有更大的需求空间。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时期，因此对体制变革的去向和规范需要更多的理论关注和理论研究。这并不是说实证研究与体制结构研究及展示相冲突。只是说实证不能仅局限于具体的政策及其效能研究，更不能对“政治体制改革”绕道而行。“体制有效性”研究不能避开对体制类型与体制性质的分析，也不可逃避体制改革的要求。

“制度建设”亦不应仅限于政府对经济利益调整和对生产生活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如食品监管制度、药品监管制度、安全生产监管制度），还应包括政治权力本身的制度建设，如廉政制度建设、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建设等这类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与监督的制度及其有效实施。

总之，中国政治学界已作出了一些努力，但离人们的期待较远。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坚守学术自主性，要想建立完整的政治学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解决研究的学理性和学术性问题，为此，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一种政治学理论或方法，无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只要是成熟而规范的，都应学习与借鉴，从而通过理论训诫提高对话能力。其次，中国政治学实践价值的实现，取决于研究的自主性，唯有独立于现实并反思现实，而不是跟随现实，才能发挥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导向功能。

【注释】

①朱光磊：“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两大尴尬与两大转变”，《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11日。

②⑤樊鹏：“2013年中国政治学研究趋势与热点盘点”，《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

③④⑥苏长和：“中国政治学正走出百年西制崇拜意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31日，第A05版评论。

篇3

关键词：地理决定论；结构主义；方法；变迁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034-03

在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中，最为久远的传统就是对人与地理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关注的就是地理条件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整个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始终存在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结构因素成为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结构主义理论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应用引起了地缘政治学的复兴。

一、地理决定论的淡出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表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社会及政治组织的影响。中世纪以后，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也承认地理环境对人民性格和国家政策的影响。19世纪后，拉采尔又提出“生存空间”、“国家有机体”等概念；契伦和豪斯霍弗认为地理空间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马汉、麦金德、斯皮科曼等提出控制全球某一重要的区域就会增强国家力量的观点。至此，地理决定论便成为地缘政治的主流研究方法，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成为国家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动力，控制“制海权”，控制“心脏地带”与控制“边缘地带”就成为地缘政治学中的规律。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逻辑忽视了时间及空间的变化，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通过地理环境的决定因素美化了国家的对外扩张。

虽然地理因素作为国家及其人民无法选择的现实而存在，但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地理环境的性质，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共同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全球化把世界各国整合到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促使民族国家利益的维护方式由以前的武力冲突变为参与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各个国家的角力场，民族国家必须要遵守国际市场规则和秩序，通过国内政策与国际法规的结合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通过国际制度中的投票等行为，为本国经济的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新的地缘科技促使生产、消费扩展到全球，促使原料产地、生产厂家和消费市场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分离，进而形成全球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格局，形成世界性市场。总之，全球化提升了国家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又带动了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也促使了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革，许多人文环境已经无法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进行解释。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理论所具有的“预测”功能，只能停留在“描述”与“解释”阶段。如果继续用传统的地理决定论思维来指导当今的国际战略现实，不仅会使国家间的地缘战略思维新回到“冲突的时代”，而且还会加剧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不再以控制某一个地理位置为出发点，而是已经初步形成整体的观念和相互依存的结构。而这种相互依存将会使国家变得更加富强。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

奥图泰尔曾经总结过地缘政治学的三种用法：“第一，用于描述对特定地区或问题概览，以便把握被认定为是外部事实的事物的明显特征，在这种用法下，地缘政治学就是对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如，有关的地缘政治，可以指石油、能源、资源、信息等；第二，地缘政治学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语；第三，作为大战略的同义语。”［1］从上面的地缘政治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缘因素影响的众多，但是科学技术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革命的产生，进一步加强了全球的整体性。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融合，世界的整体性与合作性进一步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突破了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打破了海陆二分的地缘政治结构，促使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结构向海陆合作的方向发展。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也需要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决定论，转向结构功能主义。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全球地理空间的含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地缘空间有了新的地缘政治意义，还开拓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在早期的地缘政治理论中，陆地与海洋是生活在其土地上人民性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山地人民善于保守，不受外界影响，平原人民比较维新，没有固执的成见，一切都容易迁就……岛上的人民性格也向山地处于比较孤立的环境，有保守的天赋。”［2］在思想家看来，是环境决定了人的特质，地理空间只是人类生活的场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权时代的来临，促使人们对于全球地理空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地理空间不仅可以作为生活的场所，还能作为控制世界的手段。蒸汽机的发明使得海洋的机动性与便利性体现出来，利用在海洋上的优势，可以包围陆地或者截获陆地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马汉的海权论强调国家要利用海洋所赋予的条件，积极谋求国家力量的增长。内燃机的发明促使铁路在欧亚大陆的发展，促使麦金德看到陆上机动性的提升，于是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的机动性促使地缘政治态势向陆上转变。无论是海权论，还是心脏地带理论基本上都处于二维空间中，但是飞机的出现，使人类认识到天空的意义，也是人类第一次脱离地表，由平面空间转移到立体空间。因此，制空权的提出，改变了人类对空间的认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空间技术也开拓了人类的外太空地缘空间，网络技术开辟了人类生活的虚拟空间。

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距离的限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地理距离始终是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高山、大河、海洋对国家的对外行为有极大的限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博尔丁（Boulding）提出力量梯度损失（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模型，他指出，“一国的势力在本国最为强大，它离国内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弱，力量越是扩张，强度越是减少。”［3］奥沙利文给出了一国实力的强度（用表示）公式，S=PT=Pπr2。在这个公式中，P表示一国势力的总量，T表示该国以圆周计算的面积。由于T=πr2，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半径增大时，国家实力的强度会变小。

在冷兵器时代，距离是一个国家绝好的防御，但是在热兵器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距离的阻碍被克服，现代化的远程投送能力，海洋、陆地和天空中交通工具的发展几乎使它们失去了原来地理屏障的作用，现代化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穿透一国的领土，也使它们失去了距离对于保护国家安全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国家地理位置、国家间距离、国家地缘空间在国际政治范围内的意义，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也不再是地理条件，政治决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程度甚至社会文化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地理空间只不过是这些因素的承载体，那么如何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现实，就需要从结构主义视角来分析。

三、结构主义的借鉴

结构主义发端于瑞士学者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结构（structure）来源于拉丁文“structura”，该词当初只有建筑学意义，后来得以拓展，主要描述具体物体的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所采取的方式。皮亚杰强调，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整体性是指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整体；转换性主要描述结构中的规则在不断的建构之中；而自我调节性主要分析结构的各个部分，它们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结构也包含四个功能：第一，结构由若干要素构成一个整体，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变化；第二，对于任何一个模式都能排列出同类模式的转换系；第三，如果要素发生变化，能预测模式如何反应；第四，模式应该能使一切被观察到的事实都能成为可理解的。［4］

在地缘政治学的母体――地理学中，也出现了结构主义思潮。“结构主义思潮以一条公理为其特征，该公理就是：对所观察现象的解释不能只通过对现象的经验研究得出而必须在支持所有现象但又不能在其内部辨认的普遍结构中去寻找。”［5］约翰斯顿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一书中，将结构主义思潮划分为四个部分：作为构成物的结构、作为过程的结构、对的发展和人文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他指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建立在一系列被清楚表述的“社会学方法规则”的基础上，作为方法论来讲，吉登斯为了将人本主义思潮与作为过程的结构相结合，他辨别了三种社会的概念，系统、结构和结构化，因此“吉登斯所主张的，就是发展一种充分重视人类角色在结构转换中作用分析的模式”。［5］这在以往地缘政治学中很少见到强调人类角色的分析。

结构主义地理学在方法论上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整体性、内外双重性、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划分。第一，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反对割裂式研究。在结构主义地理学家们看来，任何一种地理现实都有各个组成部分，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彼此不能分割，这种地理现实的出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二，强调认识事物不能只看事物的内部或者外部，而忽视了另外一方面的存在。结构主义地理学者指出，尽管有些地理现象看上去是纷乱复杂的，但是其背后肯定存在着深层结构的影响，我们不能只看到表面的结构。因此，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背后这些深层次的内部结构并进而发现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之间的联系；第三，强调对地理现象进行共时态和历时态的综合考察，二者不能有失偏颇。

结构主义的实在认识论、通过理论的发展不断获得知识的积累以及辩证看问题的观点具有可借鉴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地缘政治学领域也出现了利用结构主义分析现实的理论专著。例如：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1.“它们以地理学的区域观念为指导，用地域结构分析方法，考察整体世界中包含的政治地域结构以及不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6］从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以及对外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某种单一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结构因素的变动都会引发地缘政治的错位，甚至会引起地缘政治的“联动效应”。政治地理边界功能的降低、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国家之间利益的日益交融、地缘政治研究单位以及地缘政治分析层次的变迁、地理决定论的贫困、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会引起地缘政治现实的变化。

第二，在全球化时代，国内与国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对地缘政治的分析不能只注重国际因素或者只注重国内因素，一国内部的因素往往比外来的力量或影响更为深远。

第三，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就蕴含着全球内部结构的影响。因为“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成是一种长期的发展逻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被逆转的，另外这样的逻辑又限定了在政治与经济层面上可能性的大小，那么这就是种结构主义式的分析”。［7］

［参考文献］［1］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概念研究［J］.东方论坛,2008，(6).

［2］陈民耿.地缘政治学［D］.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55.

［3］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M］.李亦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12.

［4］陈炳,高猛.结构主义与官僚制：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话语透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1，(2).

［5］R. J. 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篇4

1、政治，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现代政治学注重研究政治主体和现实政治问题，如政治制度、国家法律、政治行为、政治决策、政治合法性、政治心理等。

2、英语，是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下的语言，由26个字母组合而成，英文字母渊源于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渊源于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则是由腓尼基字母演变而来的。英语是国际指定的官方语言，也是世界上最广泛的第一语言，英语包含约49万词，外加．全面理解和掌握美术学的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3、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去阐述美术发展的规律。

4、掌握和运用具有较好的艺术鉴赏能力、逻辑思辩能力、综合分析研究能力、理论表达能力。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一）英文原版教材

可以肯定地说，国际政治原版相关教材在双语教学中的优势非常明显。一是内容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实用性和参与性。二是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创新性、动态性和实践性。三是专业知识学习与英语语言训练具有自然的融合性。因此，在国内高校教学双方具有较高英语水平的情况下，原版国际政治教材的这些优势就会成为高校国际政治学双语教学教材的首要选择。但国际政治相关原版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原版教材缺乏针对性，不适合课程教学大纲知识体系，不能有效反映国内实际，更不能与其他专业课程进行合理衔接。二是原版教材内容繁多，在中国目前现行的双语教学方法、教学习惯、规定的课时以及学生英语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的限制下，原版教材的使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三是原版教材受中西文化背景和教育体制的限制，一些重要知识点的理解上也会产生中西偏差，即使教师花费很长时间进行阐释，也未必达到满意的效果。因此，原版教材的内容并不能被充分利用。四是原版教材版权和价格过高也阻碍了其大规模普及，尤其是原版教材较高的价格超出了贫困家庭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是教师在选择原版教材时不得不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

（二）原版影印教材

原版影印教材是国外出版社授权并由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影印教材。它包括无翻译的和有翻译的原版影印教材。这类教材基本是把原版教材和国内专业课程标准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保证了双语教材的语言规范、纯正，内容简练、适度，而且也基本反映了我国高校学生的认知能力。同时，教材定价也比原版教材价格低几倍，能被学生所接受。但这类教材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是策划和出版周期较短，其条理性和系统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自编英文教材

自编英语讲义是指双语教师根据教学大纲，把原版教材与国内成熟的国际政治权威教材结合起来，用英文编写的自编英文教材。这类教材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强，既能体现国际政治领域的前沿动态，又能体现国内课程的特点。但这类教材对编写者的要求较高，一是教师要具备极高的英语水平，二是编写者必须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高水平专家，愿意把充足的热情、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双语教材的编写之中。否则，所编写的教材不仅语言不地道，无法保证知识的先进性，而且自编教材摘选原版英文教材的部分还可能产生著作侵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给双语教学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

（四）活页教材

活页教材是教师没有选择到一本真正合适的国外原版或影印版的双语教材，通过复印与双语教学比较接近的原版或影印版教材的部分篇章，或根据教学需要由教师自己编写英文版教材没有的内容。这种活页教材经济实用，针对性和灵活性较强，能发挥教师教学的个性。但它自身固有的缺陷也使其不能成为双语教学的首选教材。这种作为“活页”性质临时发给学生的教材除了具有上述自编教材的种种弊端外，而且“没有教材的双语课程学习，知识掌握散乱，既无系统性又缺乏深入性，不但无法改善和提高外语水平，也不便对课程内容理解。”由此可见，国内高校目前采用的《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并不完全符合双语教学的实际需要，成为影响双语教学质量与效果的主要瓶颈。双语教材的选择是国内高校双语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探索并建设适合本国高校教学实际的《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已成为国内国际政治学界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二、高校《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的特色创新模式

笔者在《国际政治学》省级双语示范课程多年教学与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自主探索并编写了一本适合我国高校国际政治双语教学目标且拥有自有著作权的国际政治双语教材《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英文版），该教材2011年2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教材的出版填补了我国高校没有国际政治理论教学正式英语出版物的空白。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本教材的特色创新模式也为突破国内双语教材困境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具体说，《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双语教材特有的创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写目标与思路明确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把教材的作用看成是“在一个有目的的情境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讨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教材在编写前就把知识目标、语言目标和思维目标确定为该书的首要编写目标。也就是说，这本双语教材不仅要通过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国际政治思维能力，而且还要通过简明和地道的英语表达来提高学生专业外语的交际能力以及运用外语思考国际问题的能力。在编写目的的指引下，还要进一步明确编写思路。《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教材内容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要求进行编写。编写体例借鉴中外相关教材的优点，每一章节都包含引言、正文、经典案例、学者学术背景介绍、课后分析理解题、进一步阅读书目和国外相关课程网址七个部分。编写内容力求覆盖课程教学大纲全部内容，同时突出重点。

（二）原版教材和英语网站内容合理取舍

一本规范的双语教材除了包含本学科常规的基本理论外，还应当体现这一学科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主编者的科研创新与教学体会。《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就是对国际政治中英文权威教材内容和英语网站材料进行了合理取舍和修改，从中获取了中英文材料的精华就是该教材的重要素材。例如，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主要直接引用英美国际政治权威辞典、原版教材和英语专业网站中的原文论述。经典案例尽量选择原版教材的素材以及自己在科研中所积累的材料。对于原版教材或网站上的内容取舍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对于直接引用的要给予注释，而对于其中描述不当的地方要采取慎重抉择的态度，多参考国内外权威大家的见解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加以取舍。因此，“一本好的双语教材绝不是几本原版教材的选编或摘录，而是参考了上百种资料并加入自己认识的教学成果。”教材的内容需要不断地完善与更新，尤其《国际政治学》课程更是如此，应体现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此，笔者在教材的每一章之后都开列了方便学生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获取最新案例信息的链接网站，从而充分发挥了静态教材和动态案例的结合。

（三）中国国政理论不可或缺

英文原版国政教材很少包含中国方面的国际政治理论，但作为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应把世界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结合起来。《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知识体系的一大创新之处就是增加了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内容，这也是该教材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上融合的充分体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其思想精髓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知识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安全思想体现在英文教材里，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深刻领悟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缘由，还能够让其感受中国正在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的贡献，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愫。

（四）立体化教材倾力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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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民，为解决他们社群中存在的问题采取行动。显然，新公共管理的这些观念和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及复合政治都关心竞争、市场、消费者以及结果，公共部门围绕这些主题的转变就是脱离统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治理。

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篇7

素养一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出现，有深刻的社会烙印。早在两千多年前，学生发展评价更多注重“品德”的养成，无论是中国孔子培养健全人格的思想，还是西方亚里士多德提倡“公民德行”的素养，都把“德”的培养放在第一位。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社会分工明显，职业多样化，于是以能力为中心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指标，教育也相应的研究人的能力发展，比如皮亚杰在发展科学领域将能力解释为一般智力，通过同化和顺应双向构建的过程实现个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加纳德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等等，都体现着对能力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更强调全面发展的人才，传统单一的德行、能力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催生一个新的词汇――核心素养，于是“核心素养”成为21世纪世界范围的教育潮流。[1]各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都对核心素养开始了普遍关注和研究。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核心素养指向终身学习，并提出“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发展、学会改变”五大支柱，成为一时的潮流。

我国新课改走了十几个年头，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为了适应国际发展和我国现阶段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课程改革在进一步的探索中，党的十提出立德树人的教育发展目标，这无疑给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必须培养全面发展，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人才，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在全国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核心素养的实现必须依赖具体课程的实施，因此，对学科核心素养的探求成为现阶段教育工作者不断研究的新话题。所谓“学科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发展素养在特定学科的表现，是学生学习一门课程之后所形成的、具有学科特点的关键成就，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2]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来说，由于其课程性质是一门德育课程，肩负着党和国家公民教育的职能，不仅具有自己的学科体系，还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经过专家学者的商讨，目前高中思想政治学科素养基本确定为四个方面：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

二、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与三维目标的关系

新课程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到上一次课改的三维目标的提出，再到本次核心素养的提出，它们之间是一个不断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新课改只有不断深化，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前进。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与三维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

（一）内涵上的继承

所谓“三维目标”是一个目标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即在过程中掌握方法，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而核心素养实际上是对三维目标的提炼和整合，将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提炼为能力，把情感态度价值观提炼为品格，能力和品格的形成即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这是两者在内涵上的一致性。

（二）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创新性

首先，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更体现以人为本的学生观。素养是一种内在的要求，是从内在去培养学生具备的学科品质和社会发展必备品质，更关注是知识到素养的转化，培养学生在未来不确定性的情境中所需要的真实问题解决能力和必备素质；三维目标更多体现对学生的外在要求和期望；其次，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主要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着手，这次课改的重要一点是教材的重新编排，以学生的核心素养为依据来编排教材，不同于过去三维目标是从教材标准的角度出发，编写教材，要求学生应达到的标准。最后，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更突出综合性，核心素养并不是不要知识和技能，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与三维目标相比，它包括知识、能力和态度等多元层面，更强调三者的统合，进一步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作用，应该说核心素养的角度是更宏观和全面的。

三、培养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途径

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主要体现四个方面，即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这四个方面在内容上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在逻辑上相互依存。朱明光对这四个要素进行具体的概括，他认为从培养公民的角度从出发，对应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四个要素，就是要培养有信仰的中国公民、有思想的中国公民、有尊严的中国公民和有担当的中国公民。[3]基于此我想谈谈作为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如何培养学科核心素养。

（一）在情景体验中培养国家认同

政治认同主要是指对我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认同和追随，是一个国家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学思想政治课是培养学生政治认同的主要渠道，而学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光靠简单的思想灌输是低效且无用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的学习是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自己主动去建构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真正的?W习才发生。首先，要营造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现代教学提倡师生平等对话，只有营造平等的课堂氛围，学生才敢于参与课堂互动，才能激发思维，唤醒学生的能动性；其次，教师应该精心准备教学设计，给学生激发思维的情景或问题，高中生是一群思维活跃，想法奇特的孩子，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情景或者问题，他们的积极性很容易被调动起来，这需要教师精心设计课程，精选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和事件，在情境中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

（二）在问题探究中培养理性精神

高中阶段是理性发展的高峰期，这时学生从感性认识逐步发展到理性认识，理性精神得到发展。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使其成为敢于批判的理性公民。思想政治内容要想得到学生的认可，必须从实际问题中辨明思想，让学生经历由不疑到产生疑惑，从有疑到质疑，再从质疑到释疑这一系列过程，这时利用问题探究能很好的达到效果。

（三）在案例分析中培养法治意识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法制社会关键就是公民的法治意识，由于受中国传统历史的影响，公民的法制意识比较淡薄。思想政治课要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必须要在思想上触动学生，从思想层面去培养法治意识。案例的选择和呈现是思想政治教学的重要方式。首先，精心选择案例，选择热点案例，并且让学生真实可感；其次，引导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合作探究等方式分析案例，解构案例，让学生写自己的感悟和体会，交流分享。

篇8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政治思想 影响和评价

马基雅维利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奠基者，他的政治思想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一方面他使政治与道德分离，政治不再是道德的附庸，开创了近代政治学的新纪元；另一方面，他使政治与宗教分离，政治不再束缚于神学，而是从人、人性出发研究政治，近代政治学终于诞生。马基雅维利一生著作颇多：《君主论》（1513），《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卷》(1513)，《用兵之道》（1521），《佛罗仑萨史》（1525）等等。

一、《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基于人性恶观念之上的“权力哲学”。近代政治思想也正是在这个逻辑起点上展开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在《君主论》这本书中，作者集中论述了其君主专制理论和君子统治术思想。

全书共有二十六章。其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君力的形式、来源、管理和如何维持。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作者论述了君主国的性质、种类以及获得它们的方式。君主国包括：世袭的、混合的、市民的、教会的这四种，获取君主国的方式包括：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获得、依靠他人的军队和依靠幸运获得、通过犯罪方式获得。作者对君主国权力的来源进行了深入分析，教读者如何对当时的形势和权力分布进行分析，并协调这些力量。第二部分（第十二章至十四章），作者论述了军队的种类和君主在军事方面的责任。军队包括：援军、混合军、雇佣军和自己的军队。从政治的角度讲，任何军队都代表了一定的利益集团，军队为自己实质领导服务。所以，要让军队效忠，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军事方面，英明的君主应该整顿军队训练士卒，思考战略，博览历史，分析成败。第三部分（第十五章至第二十三章），作者论述了君主应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立场为重。就国内而言，明智的君主应当急民众之所急，赏罚分明；就君臣而言，亲贤臣，远小人；就国际而言，敌友分明，立场坚定。第四部分（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六章），作者从历史的角度，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其过去、现在的国家和政治，并劝告当时君主争取意大利的解放。

二、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所阐述的政治思想

首先，人性恶。马基雅维利从经验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性虽然有善的一面，更有恶的一面，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是恶的。从古到今，所有人都无一例外的受到利欲的驱使，所有人都毫无道德可言。事实上，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上，从柏拉图到中世纪，大多数的政治家都本着政治道德化，人性本善的观念，用道德掩盖政治，使政治从属于道德。到了中世纪，神学政治论更使政治沦为神学的工具。而马基雅维利的性恶论，一反常态，标新立异。马基雅维利所认为的人性恶，其主要的前提就是人的自然属性，这种恶，直接体现在世俗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与冲突。

其次，权力政治观。权力是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核心。所谓的权力就是实力，也就是《君主论》中经常提到的“能力”。马基雅维利断言，任何一个拥有权力的人都想拥有更大的权力，国家一经建立就面临着对内部敌人的镇压和与临近诸国的较量，只有统治者建立良好的秩序，才能巩固法律和军队，进而稳定君主政权的基础。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更多的是论述军队，武力的重要性及其对意大利统一的重大影响。并且他坚定的认为好的法律会让整个国家强盛起来。在论述意大利历次革命和战役失败原因时，马基雅维利说：“要使得一个新近当权的人能够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他创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也是十分重视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总之，权力就是军队和法律，是君主统治权获得的基础，是国家秩序稳定的最可靠保证。

第三，权术论。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攫取权力本身就是目的。权力的主体是君主，那么君主如何获得权力，如何保持权力，除了依靠能力之外，君主也必须要懂得“权术”，其构成了马基雅维利学说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而正是由于这个权术论，也招致了后人对马基雅维利的批评与指责。马基雅维利强调不论研究问题还是制定策略，都应该从实际存在的生活出发，而不应该从空洞的道德原则出发。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可以不折手段的。这就是被后人所熟知并遭到众人抨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我们只有真正的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才可以对他作出评价。正如萨拜因在其《政治学说史》中这样说到：“马基雅维利心目中的君主是机智与自我节制的化身，他同样利用自己的美德和恶癖，这不过是对十六世纪意大利暴君的理想化写照而已。他是那种多少有意被夸大了的在暴君统治时代被抛到政治生活前沿的人的真实写照。”所以说，马基雅维利作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无疑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最后，共和政体思想。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共和政体是一个国家最为理想的政体。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的政体有三种形式，即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有共和政体。而这三种政体也有可能发生变异，蜕化成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和群氓政体。在诸多的政体中，他认为共和政体是最理想的政体。但针对当时的意大利，他却主张实行君主专制政体，因为当时意大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实现统一。建立统治和维护统治是不同的，要实现理想的共和国是需要在一定的条件的，只有这些条件具备才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在当时的意大利，实现这种政体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共和政体要以人民的德行和秩序作为前提条件，而意大利市民德行颓废，社会已经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而只有建立君主制，实现统一，才能为实现共和制政体奠定基础。

三、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评价

1．对政治学的影响。马基雅维利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学，让政治独立于道德，使政治学拥有了现代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从近代马基雅维利以后，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改变了西方传统的政治学。他在吸收先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亲身经历和个人经验形成了划时代的伟大思想，进行了理论创新，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的发展。

2．从时代特征的而言，马基雅维利颠覆了中世纪传统的神学世界观和道德伦理学说。他生活在欧洲的旧秩序正在崩溃、国家和社会都面临不断迅速出现新问题的时代，试图解释这各种事件的逻辑意义，预测那些不可避免总要发生的问题，并设法找到在新产生的种种条件下正在形成的规律。这些规律是注定要在关系国家生存的今后政治活动中起关键作用。实现祖国统一是其毕生的追求，更是新时代的要求。国家统一是生产力发展到这个阶段在社会领域的必然要求，马基雅维利就是这个时代的先驱者。

3．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当时意大利内战不止，人民希望有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实现统一，马基雅维利的呼吁正是顺应了民心。他的政治思想的目标是意大利的统一，实现途径是有一个贤明的君主通过建立自己的国民军，驱逐外国侵略者。当时的意大利，封建势力顽固，资产阶级的力量薄弱，需要王权的保护。因此，马基雅维利主张用君主制来实现意大利的统一，既符合国情，也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规律。

综上所述，在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一反以前的政治学家政治思想学说，开辟了新的政治革命。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的承认他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局限性。马克思说过，16世纪以来，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基雅维利是最早这样做的思想家，他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也摆脱了神学”。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与古代、中世纪的政治观念划清了界限，成为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

参考文献：

［1］徐大同主编. 《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2］罗伯特．唐斯著. 缨军译: 《影响世界历史的是本书》.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5.

［3］袁继富:《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论析》.理论探讨，2007，5.

［4］肖群忠:《论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的关系》.齐鲁学刊，1996.

［5］王福春，张学斌：《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篇9

【关键词】高中政治 课堂提问 要求 原则 策略

一、前言

众所周知，课堂提问，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比不可少的环节。其有效性和实践性要全方位地凸显出来。

首先，我们要增强学生政治学习的感受，真正做到引人入胜，环环相扣，营造有利于学生综合发展的良好学习氛围。其次要注意教学形式的灵活多样以及教学中计算机辅助教学的运用。

其次，在课堂上，我们要从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自身实际出发，根据高中政治的学科特点等，去提出贴近教材、贴近生活的问题。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方式。

二、高中政治教学课堂提问六要求的具体体现

教师要有自己的教学主张，应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充分了解，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置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教学任务。通过课堂提问的不断深入，逐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精神，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学生要能围绕问题，采取自主、互助、合作学习等方式，相互探讨，得出答案或结论。

大家都知道，精心的准备，是实施高效的课堂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认真准备的话，我们的教学改革就难以实现。更不用说有效教学和学生的长期发展了。

（1）问题要有趣

平时，我们要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和热情。目前，国际政治风起云涌，国际经济变幻莫测，国际形势千变万化。不少学生对于高中政治学科的学习，总是有一种畏难情绪。他们好象时时感到困难。为此，我们尽力吸引学生政治学习的兴趣。让兴趣成为教学过程中架设的一座无形的桥梁，成为联系教与学的纽带。反之亦然。

因此，我们要充分应用网络和多媒体来整合一些新鲜的素材，比如说一些时政热点话题来设置问题，或者利用学科之间的渗透等来创设问题情景。这样来提升学生的政治学习兴趣。

（2）问题要有层次

课堂提问，一要符合问题的层次关系，二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循序渐进地进行。在课堂上设计的问题或活动可以围绕不同的学生对象来进行。比如给擅长表达的学生设计辩论题，给性格内向的同学设计一般的讨论题和简答题。

（3）问题要开放

在平时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我们提出问题的目的是让学生多动脑，多思考。在思考中分析问题、研究问题，最终去解决问题。课堂提问时，我们必须锁定教学目标。让我们设计的问题和教学活动服务于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说到问题的开放性，我们还要注意体现学生的自主、合作和探究等学习方法和手段。我们的问题设计要体现探究为主的活动。我们还可以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步地提出问题。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对材料进行分析，接着去讨论问题的答案，从而加深对的问题理解和领悟。

在开放性教学活动中，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情感效应来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究以提高高中政治课堂效率是可行的。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高中政治有效教学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在开放的问答过程中，我们要多教给学生活学活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融会贯通的方法。

（4）问题要新颖

陈旧的问题会让学生的兴趣荡然无存。课堂教学过程中，新颖独特的问题视角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我们也应该教育他们避免传统的思维方式，鼓励他们大胆质疑求异，鼓励他们多想想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真正做到创新能力的培养和课堂教学有机的结合到一起。

课堂教学中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革新，是现代教育区别传统教育的本质之处。比如说，我们的政治学科的问题设置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从生活中学习有用的政治知识是新课程的重要理念，也是我们判断教学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5）问题要全面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适当的拓展。教师所提出的问题要涵盖整个章节的重点和要点，使学生深入领会学习内容和重点知识，设问的方法和角度很多。

（6）问题要有情

高中政治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设计的问题要充分体现情感因素。在抓教学的同时，我们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即我们要亲近学生，接近学生，视生如子。加强积极的情感教育，鼓励学生敢于改变自我。真正处理好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激发学生的灵感，增强学生的信心，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为学生的全面成长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长期下去，我们能够让学生的政治素养从情感到表_，从技能到认知，都能在情境中得到发展。

三、结束语

篇10

一、内容困境：理论与现实

高中政治学科作为一种价值认识学科，要传导社会主义政治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而当前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价值选择日趋多元。然而，高中政治教材没有及时作出回应，教材与社会生活现实之间出现了脱节、滞后甚至相悖的现象，理论跟不上社会生活实际和变化；部分政治教师在实施课堂教学中就事论事，不能及时充实拓展教材内容，缺乏时代感，不断重复“昨天的故事”，试图拿着一张“旧船票”登上“新课程的客船”。

破解之道：破解这一困境必须使政治学科的内容更贴近社会、贴近现实生活，在确保有效实施国家课程目标的前提下，拓展课程资源，让政治课堂更有实效，更具吸引力。

1.增强与社会生活实际对接的意识与能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政治课教学的一大特色。学生喜欢政治课程，重要原因在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理论能够联系实际，还课堂给学生，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见解，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他们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政治教师要具备较强的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的能力，利用热点问题，拓展课堂空间。如《经济生活》中有关“消费”这一知识的讲解，教师可以就目前倡导的节俭之风、“光盘”运动，联系学生平时的消费状况设计问题，让学生参与问题讨论。这样就使得教学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学生很有感悟。又如《政治生活》有关“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这一内容，可以联系当前东海、南海的领土争端，朝鲜核试验等现实问题，教师在课前设计好问题，学生预先收集、整理相关材料，课堂上结合课本理论加以分析点评，这样政治课堂既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又拓展了学生视野，增强了时代感和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2.政治教师应提高人文素养，展现课堂魅力。枯燥的理论，僵死的教条，只会使课堂失去生命力。政治学科作为人文学科，其教学过程应该是学生感悟人文精神的过程。“女娲补天”“精卫填海”“西西弗斯永不停顿地推石上山”等故事表达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不屈意志；海明威作品中老人与海的搏斗、鲁宾逊在荒岛上的漂流，则更多地表现了人面对自然的伟大与主观能动性等等，政治教师要增强与相关学科领域对话的意识与能力，善于学习、了解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善于吸收其合理成分并为我所用，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如《哲学生活》教学中，教师可以引用各种典故、诗词、成语等文学素材，以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使学生充分感受到人文的熏陶和生命的价值。

二、方法困境：灌输与引领

政治课靠“灌输”的传统做法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靠课堂说教，政治课就会变成枯燥的代名词。而政治课肩负着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基本理论的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重任，因此课堂中“灌输”的成分似乎又多于其他学科，再加上有些教师不注重研究教学教法，将德育课视同一般知识课进行“填鸭式”“注入式”的教学，降低了德育的效能，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课堂的吸引力。

破解之道：教育不能简单化，就像人需要盐，但不能直接让人吃盐一样，政治教育需要教师不断思考与探索，并在此基础上丰富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让政治课堂不再那么“沉闷”。

1.尝试“多课型”教学。政治课教学方式要更加丰富、多元，如“问题导向型”“演讲型”“项目研究型”“辩论讨论型”“互动实践型”等等，要大胆革新教学方法，用灵活的教学形式、教学手段来组织教学。创设教育教学情境，使课堂教学更贴近学生生活，更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这样政治教学的教育效果才能最大化。

2.学生参与课堂“热点”讨论。政治教师应时刻关注学生生活中的“热点”并适时适当地运用，以增强课堂的感染力和学生的情感体验。如学生大多会面临如何处置自己的压岁钱问题，在讲《经济生活》“投资理财”这一内容时，教师在教学时可以让学生自己制定理财计划。在学习《经济全球化》这一内容时，教师可以呈现中国入世以来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两段视频，并适时提出可供辩论的话题：经济全球化是“鲜花”还是“祸水”？根据自己所见所闻谈谈看法。将学生进行分组，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辩论，学生的思维异常活跃，广泛参与，教学效果明显好于简单的“灌输”式教学。

三、价值困境：功利与素养

江苏目前实施的高考模式，使得有些师生对待作为等级学科的政治学习显得过于功利，高中政治应试化，强调答案的统一、唯一，忽视了学习过程的研究与探讨，政治课在客观上日趋边缘化。

破解之道：政治教师要摒弃一些功利的思维及做法，着眼于政治学科的长远发展，创设学生思维情景，全面提升学生素养。

1.政治课应流淌生命的活水。课堂、知识是有生活味的，一个没有生活情趣的老师，他的课堂怎么会有生活味，学生又怎能喜欢这样的课堂？要使政治课堂更有吸引力，教师仅有勤奋的态度还不够，更需要知识、生活经历的支持，需要教师用智慧去探索。一位特别喜欢政治学科的学生曾在文章中写道：班级政治教师的课有“立体感”，能引领学生透过政治活动表象，试着去探究活动背后的缘由、发生发展过程及规律，产生的影响及启示，学生自然会联想到当下的生活和未来的生活，这无疑会激发出求知的热情，引发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因此政治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素养，让阅读成为教师生活的一部分，通过阅读提升我们的专业素养，丰富我们的视野，相信一位知识渊博的教师将更受学生欢迎，课堂教学也更有韵味。

2.创造问题情境，提升学生素养。纯粹的知识传授不是教育的目的，知识是创新的起点。政治学科是与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学生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后，下一步便是创设情境，利用现实生活鲜活的材料，激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学生的思维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用学到的知识及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分析实际问题。在学习《哲学生活》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内容时，教师在课堂中设置了这样一个价值冲突的生活场景：“面对摔倒的老人，到底是扶还是不扶？”这样的设问会引发学生深层的思索，在分析中自我感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增强社会责任感。还可以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时事热点，以巧妙的发问激发学生思考，提取材料中的有效信息，多角度地思考问题。例如在分析问题、时，教师可以设置三个问题：运用国际社会相关知识，分析中国维护国家的理论依据；分析日本、菲律宾等国行为的错误之处；作为普通公民，我们该如何理国？问题层层递进，培养了学生发散思维的能力，深化了学生多问、灵活、独特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