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文化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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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益整合；利益分化；政治稳定；和谐互动；现实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2-0055-04

政治稳定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和目标，民族国家在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所追求的最高政治价值，就是维护政治稳定。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社会因利益过度分化产生的不稳定因素，使得政治稳定面临新的严峻挑战。通过利益整合来探寻转型时期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一种和谐互动。无疑是当前化解利益矛盾，消除稳定隐患，巩固执政基础的最现实路径。

一、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的现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利益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根本关系，但又是最敏感的问题。当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发展，我国社会利益结构调整在促进政治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因过度的分化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

(一)利益主体多元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利益主体比较单一。但伴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深入和经济成分多元化发展，我国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利益格局不断调整，不同社会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位置与扮演角色不同，出现了新的分化与组合，单一的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学者马建中在《政治稳定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研究》中，依据人们所获得的利益，所处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将当前的社会分为四大利益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多元的利益群体，必然导致多元的权利意识与政治诉求。在转型的进程中，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不仅自主意识不断强化，而且对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意识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彼此之间必然发生分歧，产生矛盾，利益关系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贫富差距严重分化

利益分化打破了原有平均主义分配格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实际利益获得程度出现了全面分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在逐渐拉大。截至2003年，我国的富裕阶层约有502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86％。城镇最低收入困难人口，2000年约有2290万，占城镇总人口的5％。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按照国家划定的贫困标准，2003年共有贫困人口2900万，约占农村总人口的3.1，％。但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差距，1990年是4.2倍，1993年是6.9倍，1998年是9.6倍，2003年则飙升至22倍。显而易见，贫富差距在中国已经被拉大到非常危险的程度。不仅如此，不同利益主体地位的不断变化也直接导致了其心态的不断变异。学者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将这种心态的差异分为如下两种情况：其一，由于改革政策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显著不平等，获益阶层与相对利益受损阶层有不同的社会满意度；其二，相对利益受损阶层对于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降低，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三)社会阶层分化

社会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各利益主体之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决定了社会内在的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迅速、广泛、深刻的阶层分化和不断重组的阶层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断裂，分化成长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社会阶层的构成不断多样化、细密化和流动化，这种新的变化不仅增加了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的管理和整合提出了挑战，而且也造成各利益主体要求获得政治参与权利的需求与现有的政治参与体制之间矛盾的加剧，对政治民主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原有的同质性利益结构也逐步分化为异质性的利益结构，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导致了多样化的利益群体在利益追求上的层次性和差别性。

(四)利益矛盾尖锐

利益矛盾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随着社会转型走向纵深，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群体的重组不断加剧。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利益关系不断分化组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都不断强化着对自身的自我封闭和对其他利益群体的排斥和打压。再加上社会利益资源稀缺性的特点，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摩擦和冲突不断在转型时期被推进和激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的最新动向。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激化和尖锐化，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直接导致中低收入的利益群体和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极度不满，他们因为不仅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反而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转型的代价而滋生了对社会强烈的愤恨情绪和消极失落、盲从逆反的情绪；二是由于利益表达渠道、功能的有限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贫富差距过度悬殊产生的消极失落感、利益诉求不畅形成的强烈受挫感和其他利益群体打压不断累积的不满情绪的多重演绎，必然导致利益矛盾不断尖锐激化。

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使政治稳定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风险

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带来社会阶层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与重组。由于拥有的社会利益资源差异，利益获取渠道和利益占有方式的不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获益程度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从根本上来说，利益分化打破了原有的平均主义分配格局，造就一大批经营能手和致富标兵，加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但是，利益的过度分化不仅造成了广大中低收入社会成员心理上强烈不平衡感和消极失落心理，而且直接触发了导致政治不稳定的隐患，使得社会政治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一)利益分化的最大危险是动摇政府执政合法性

利益分化的最大危险，就是动摇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根据现代政治学理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实质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的认可。学者贺宾指

出：“任何统治的有效性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强力手段，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基于内心自愿的信任和支持。在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这一点尤为重要。”随着利益分化的加剧，转型时期各利益主体对利益的需求和当前社会满足能力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认为：“变革产生了日益提高的期望，而变革的必然有限的结果却不能使这些期望得到满足。一旦人们认识到事情可以变化，他们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轻易地把他们现实条件的基本状况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在基于快速转型所提出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时，需求的理想概念和现实满足程度之间所产生的差距，必然引起各利益主体不同程度的失落感。尤其是背负沉重改革代价和转型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合理的利益诉求在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时，需求和满足之间的差距极易引起他们的逆反，并可能通过体制外的偏激行为寻求解决，成为引发政治不稳定的极大隐患。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霍里指出：“困苦并不会自动产生不满，不满的程度也不必然与困苦的程度成正比。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如果普通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最终一定会使政治统治在失去有效性的同时丧失合法性。

(二)利益分化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严重危及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和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已被过度拉大，从而导致改革进程中利益相对被剥夺者和转型进程中利益受损者的心态发生变异。这些利益受损的群体和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不仅对自身的生存现状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而且对高收入阶层的财富获取的方式表示严重的怀疑和否定。特别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不仅现有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初期的收益也被严重剥夺。百姓利益普遍受损的事实使这些低收入群体产生了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这不仅会产生强烈的失落心理，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导致广大低收入群体逐渐丧失对改革的热情和对社会的信任，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心理不平衡。这种社会心理的不平衡一方面会引发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互不信任、隔阂、摩擦甚至对立，另一方面往往还会转化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在累积叠加的过程中，一旦遇到某些偶发事件，极易以体制外的方式急剧爆发，引发大规模的群体冲突，从而引发社会的动荡，冲击政治的稳定发展。

(三)利益分化因阻碍弱势群体的有序政治参与而造成政治不稳定

普遍受益是社会发展的一条极为重要原则。利益分化使得不同利益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受益程度出现严重差异。社会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因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很难分享到改革的成果，严重的被剥夺感和争取自身合理利益诉求的强烈政治参与愿望不断被激化，而滞后于社会快速转型的政治体制却严重阻碍了合理利益的表达渠道。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政治不稳定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涌人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结果。”…’亨廷顿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的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治体制发展的滞后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和拓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相对于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的日益多元和不同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表现的强烈政治参与需要，我国现有的公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还过于狭窄，途径还很不完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还不健全。如果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因表达渠道不畅而长期难以得到满足，必然导致利益主体的心态发生变异，从而增加了影响政治稳定的隐患。

(四)利益分化极大削弱政治认同感而引发政治不稳定

学者张可创认为，社会认同感与共同的价值取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和最为有利的力量。因为，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的价值取向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他们就自觉的形成了保持现有社会身份，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动力，而一旦社会所提倡的价值取向不被社会成员认可时，社会成员就从内心丧失了维护这种社会稳定的心理力量，而一旦遇到外部诱因事件，就极易产生群体性的的行为。利益过度分化导致社会的弱势群体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失去“话语权”，“草根”角色与以往“主人翁”地位之间存在的巨大悬殊，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巨大冲击。而在当前，“物质利益取向是目前普遍的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的支配下，人们采取各种手段为个人聚集财富。这种只看结果不问手段的价值观，使许多希望依靠个人辛勤劳动而聚集财富的人，不会成为真正的富有者，而依靠权力和采取不正当手段和方式的人反而聚集了较多的财富。这种聚集社会财富的‘马太效应’，导致了处于社会边缘和弱势的社会成员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和社会认同感的丧失。”

三、加强利益整合，确保转型时期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和谐互动

西里尔・E・布莱尔指出：“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正常进程是先有社会的分化，然后通过整合来补偿由于分化而造成的秩序的脱节和混乱，逐步形成良性的循环，使社会获得现代化的能力。”我国目前的利益分化，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表现，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如果不能运用自身的整合与协调能力，在更高的发展基础上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需求，把各种异质的社会力量保持在合理可控的范围内，就必然会给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整合机制，才能在当前利益分化的基础上通过整合达到更高层次上的动态稳定，以确保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和谐互动，是我国当前以至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必须应对和妥善处理的重大政治课题。

(一)完善以人为本的决策观，从源头上确保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和谐互动

坚持以人为本的决策观，就是改革和决策的政策取向始终立足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一切为了群众利益，一切为了群众的全面发展作为决策目标，努力寻求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结合点和平衡点，把利益分化过大消除在政策的源头。在任何政策制定和改革措施出台之前，都要充分考虑社会大众的受益程度，要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寓于改革、发展的方案和措施之中，在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受益的同时，兼顾新体制实施中的利益受损者，采取积极的保障体制，最大限度缓解和消除抵触心理。要力求做到既要注重发展速度，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又要保障利益均衡，缓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既

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又要切实解决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既要突出效率，调动不同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更要注重公平，缩小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收益差距，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二)健全科学畅通的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

利益表达机制是建立政府与社会公众互信的基础。科学的利益表达渠道，尤其是畅通的社会底层群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可以使不同利益主体及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也能广泛听取和吸收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并通过体制调整和利益整合予以积极回应，那么利益分化的现状就能得到有效缓解，利益矛盾产生的社会氛围就能得到消除，社会各种不稳定因素就能得到及时化解。如果利益表达渠道不健全，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就缺乏表达的机会，就会使人们心理上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这不仅严重威胁社会的政治稳定，而且也冲击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当前，健全科学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其重点应是在立足人大和政协这一传统的利益表达主渠道的基础上，着重完善政务公开、重大事件的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反映群众利益诉求、缓解利益分化、化解利益矛盾等方面的整合作用，大力拓展转型时期的利益受损群体和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并通过法律法规和税收等手段对社会利益进行再分配的制度协调，确保利益的分化在合理合法的框架机制之内，以达到利益的分化与政治的稳定和谐互动。

(三)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戴维・伊斯顿指出，政治稳定程度取决于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对社会权威性价值分配的接受程度。“当一个权威性分配价值的系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力，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时该系统就会崩溃。”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均衡性，在利益分配上必然存在一定差异。合理的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因此造就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而一旦利益分配出现严重不均，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对社会权威性价值分配的体系就会产生怀疑，政治体系稳定发展的社会基础必然会被严重削弱。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已经是不争事实情况下，要确保将稀缺的利益资源有效合理的分配到不同利益主体中去，使社会既保持旺盛活力，又能保证和谐公正，应着力抓好的工作是：一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二要充分整合市场机制和行政手段，有效协调和合理保障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三要坚决打击变相侵吞公有资产、偷逃税款、权钱交易等非法获利现象，遏制贫富差距过大的趋势；四要完善税收制度，加大调控力度，确保弱势群体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从而有效缩小差距，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

(四)构建安全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确保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和谐互动

完善的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市场经济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经济，利益的竞争必然导致利益分化和社会风险的持续性扩张，使社会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要限制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基本权益，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必须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利益保障制度，确保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受损者、转型代价承担者和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生活需求。只有各个利益群体间的不同利益都能得到有效保障，人心才能思稳，社会政治才能稳定。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其覆盖面不广，保障水平还不高。对此，指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转型时期利益分化的状况下，只有为全体社会成员构建一张可靠的社会安全网，贫富差距过大的趋势才能得到有效缓解，社会大众才能分享到更多社会转型的成果，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公平感才能得到有效化解，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和谐互动才能由此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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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定义；综述；评析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是什么?这是文化研究无法避开的元问题，也是一个让人深感困惑的“斯芬克斯之谜”。因其答案之多、差别之殊、争议之大，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定义现象。“文化是一个重要、但又含糊甚到混乱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对文化作出个人的描述。”“据统计，自从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给‘文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到现在，有关文化的定义已近300种，可谓蔚为大观。”学者们给出的谜底不但没有让人彻悟，反而更使人迷惑，因为谜底往往比谜题本身更加玄奥。研究文化定义，揭示文化本质，有利于消解文化定义之惑，也有利于解除文化研究之困，具有基础性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文化的词源意义

文化的词源意义是文化概念演变的源头。如果把文化概念的演变看做一个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那么文化的词源意义内含着文化定义的基因。在我国，“文”在文献中最初是单独使用的。据考查，“文化”作为一个合成词结对出现，始于晋代之后。在甲骨文中，“文”的最初意思是指纹于人胸前的图案。“织文鸟章，白旆中央”(《诗经・小雅・六月》)，此句中的“文”同“纹”。“文”的原始意义表明，人类的始祖通过纹饰图案，表达他们对身外世界的意义理解和对美的精神追求。后来，“文”的原始意义逐渐抽象化，演变为对外界的一种思想认识。“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象传》)，“天文”是指对自然的思考，“人文”是对人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意思多指“文治教化”，既做名词，又当动词。“文化内揖，武功外悠”(《补亡诗・由仪》)，此处的“文化”做名词解，与“武功”相对。“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功，凡武之所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此句中的“文化”是动词意义上的文化，即用“文治”去“教化”落后民族或地区的人。

在英语中，“文化”对应“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ultura”起源于古拉丁词“colere”，而“colere”的意思是“居住，培植，保护，尊崇”。拉丁语“cultura”的原意是指对土地的耕作及动植物的培养。“culture”的原初意义含有通过人类实践使事物发生变化的意思。同汉语中的“文”一样，英语中的“culture”最初是由一个很具体的意思演变而来，然后抽象化，后来具有培养、教育、信仰等含义。古希腊著名学者西塞罗传承了希腊重精神和思想的传统，提出文化就是智慧和性灵培养的观点。在受宗教控制的中世纪，文化等同于宗教。到法国启蒙时代，伏尔泰和狄德罗主要强调文化的精神内涵。

二、文化的学术定义概述

(一)西方学术界的文化定义概述

从18世纪后期开始，“文化(culture)”一词在西方的含义逐渐与本意脱离。韦森对“文化”一词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的概念演变过程作出了较为精当的总结。“在这个时期，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始于十九世纪后期，以泰勒的文化定义为标志。学术界公认的最早从学术角度定义文化的学者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古典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泰勒(1832～1917年)。1871年，泰勒在其代表性著作《原始文化》中，在学术史上首次给“文化”下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这一定义被后来人视为经典文化定义，被反复引用。尽管它受到一些学者的指责，“似乎是模糊之处大大多于它所昭示的东西”，但却是后来人定义文化的参照物。事实上，后来的大多学者的文化定义都没有摆脱泰勒的文化定义模式，往往只是结合具体的学科扩大或缩小了文化的内涵。

泰勒的人类学文化定义提出后，对20世纪的社会科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思想的地平线上突然喷薄而出，帮助解决了如此多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它似乎也能解决所有根本性的问题。每个人像抓住那使阿拉伯神话中的宝藏洞开(‘芝麻开花’的咒语)一样抓住它，把它当成是打开新的实证科学的钥匙，当作是可以在其上建立一套新分析方法的中心概念。文化概念的突然流行和声势显赫是由于每一位敏感而活跃的思想家都采用它，在各种学术环境中，为各种目的运用它，并采用无论是进一步抽象或是派生的方式去发展它的内涵。”

继泰勒的文化定义之后，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角度给文化下了五花八门的定义。1952年，美国著名文化学专家克鲁伯(A.L 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ek－hohn)在他们共著的《文化：对其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评述》一书中，共收集了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世界著名学者在1871年至1951年间所下的162条文化定义，并把这些定义归纳整理成描述性定义、历史性定义、心理性定义、结构性定义、行为规范性定义、遗传性定义、不完整性定义等七组(见下表第1～7条)。在书中，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在综合以往文化定义后，给出了他们自认为标准的人类学文化定义：“文化由明确的或含蓄的行为模式和有关行为的模式构成。它通过符号来获取和传递。它涵盖该人群独特的成就，包括在器物上的体现。文化的核心由传统(即历史上获得的并经选择传下来的)思想，特别是其中所附的价值观构成。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下一步行动的制约条件。”

后来，加拿大多伦多教授D・保罗・谢弗进一步扩展了文化定义的内涵。他按照学科的分化区分了哲学的(传统的)、艺术的、教育学的、心理学的、历史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生物学的、宇宙学等十种并存的文化概念。其中，

生物学文化概念和宇宙学文化概念突破了传统的文化概念，将文化扩大到了物种范围(见下表第8、9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学科边界日趋模糊化。在此背景下，D・保罗・夏弗教授提出了一种总体视野的文化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的能动的总体。它关涉到人们观察和解释世界、组织自身、指导行为、提升和丰富生活的种种方式，以及如何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为了克服文化的多元性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借鉴了D・保罗・夏弗教授的总体文化定义，在1982年举行于墨西哥的文化政策会议上，给文化下了一个更宽泛的定义：“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她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这个文化定义在糅合了人类学、社会学等以往文化概念所指称的文化内容的同时，强调了文化“与众不同”的差异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文化产生的动力和源泉。人通过实践将自身确立为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又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世界。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文化的本质是人化。1876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文化就是人化，起源于劳动。

(二)国内学术界的文化定义概述

以后，西方的文化思想传人闭关已久的华夏大地。“文化”一词原本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相去甚远，但随着西方学术著作和思想的输入，西方文化概念，尤其是作为分析性范畴的人类学文化定义逐渐被我国一些具有开放心态的学者所接受。在译介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文化”成了一个与英语“cuhure”一词相对应的名词。1908年，鲁迅在他的《文化偏执狂》一文中认为，“文化”一词除了包含文明的智力方面这一一般含义之外，还指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如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和社会关系的类型等等，可以看作一个分析性的范畴。鲁迅对文化含义的分析既有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子，也带有明显的社会学文化定义的痕迹。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他的这一文化定义与泰勒的文化定义具有相似性，只是他的文化定义所指的内容更加广泛，“一切无所不包。”台湾著名学者钱穆的文化定义就带有明显的人类学色彩。他指出，“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生活。……文化是指集体的、大众的人类生活”。

1949～1976年之间，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我国学术界消隐，文化被看成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是为政治服务的。改革开放以后的八十年代，我国掀起了一个文化研究热潮，作为一个分析性范畴的西方文化定义重新被学术界广为接受，其别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文化定义对我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第三版)把文化解释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指应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关于文化的本质，我国大多数学者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即文化的本质是人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文化生活需求的增长，文化成了一个研究热点，文化心理学、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蓬勃开展。但是，在文化研究如火如荼的同时，我国学术界的文化定义五花八门，文化概念十分混乱。“文化部门主管‘文化’，主要指领导艺术、文博、图书馆等单位，这种习惯性概念，与教育、学术等又有区别；再广一点的理解，便是在理论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般的‘文化’定义，指观念形态，就是说，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可以说是文化；更广的定义，则是文化学者所使用的‘文化’概念，里面无所不包，政治、经济、军事的问题都涉及，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通史’的同义词。”

三、关于文化定义的评析

学术上的文化定义肇始于西方的人类学文化定义，此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相继作出了学科性的文化定义。其中，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数量最多，也影响最大。人类学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定义文化，把与人类行为有关的一切都囊括到了文化定义之中。社会学则从人的社会性角度，把有别于自然的一切人类社会行为和结果均纳入了文化范围。西方的文化定义的内涵包罗万象，形成了开放的大文化观，有利于多向度地研究文化。但是，西方文化定义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文化定义因学科因人而异，过多过滥，随意性大，甚至相互矛盾；第二，把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等同于文化本身，没能揭示文化的内在本质；第三，文化定义与人们的日常理解相距甚远，文化定义过于学院化，脱离大众的理解；第四，把文化等同于文明、财富、社会等概念；第五，把文化概念演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且高度抽象的概念。

根据西方学者的学术定义，与人的活动及其活动结果有关的一切都是属于文化的。文化成了一个什么都是却又什么都不是的高度抽象的概念，文化概念的形式和内容都被抽象掉了。西方的文化定义使人深陷文化诸多困惑之中，例如，如果说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一个不学无术的财主和一个学富五车的穷书生，谁才是文化人?所有的劳动产品不都是文化产品了?一切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岂不都是文化生产了?既然说文化是财富的总和，那用财富来替代文化，岂不更加明确?如果“文化可以定义为是一个社会所做、所思的事情(见前表中的不完整性定义)”，那么贪污、贩毒、走私等犯罪行为不也都是文化了?如果不受学术定义的影响，也许一般人在心里都对文化概念有一个自明性的把握，而参阅了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化定义后，就不知何谓文化了。

既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接受城市文化、生态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营销等表述，那么它们一定暗合了人们对文化概念的心理认同，也就是说，它们有共同的本质。定义因学科、因人而异，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受到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学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但文化定义必须具有统一性或者说普适性。“文化不应该和任何专业化概念混为一谈，不管它被称为医学文化、文学文化、哲学文化，还是科学文化或其他什么文化。所谓文化概念，就是按其本来面目对文化进行思考，而不加任何限定词。”

四、文化定义之我见

在学术史上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文化定义中，笔者个人认为，雷德菲尔德的文化定义是深有见地的：“文化是由社会传递、并由社会各阶层所分享的知识。它包含实际存在的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知识，并体现在器物和行为上。”这一文化定义简明扼要，揭示了文化即为知识的本质，并且把文化的内在本质和文化的表现形式区分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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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灭绝种族罪中受保护的团体探析

在1948年《灭种公约》之前，国际社会是不存在关于灭绝种族罪的法律定义的，民族、人种、种族、宗教这些受保护团体也是《灭种公约》通过后才确立的概念。但是在《灭种公约》通过前确实存在着保护某些少数民族、少数宗教团体的公约。笔者将围绕《灭种公约》中关于受保护团体的规定，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讨论，之所以以《灭种公约》为例进行分析，是考虑到之后的《罗马规约》关于灭绝种族罪的规定与《灭种公约》是一致的，而《灭种公约》更具有普适性与专业性，因此，仅以《灭种公约》为例进行分析，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罗马规约》。

(一)民族团体(national group)

《灭种公约》起草中，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上，民族这个词的含义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瑞典代表团认为，民族团体是指一个国家的居民，并且建议部分包括人种团体，以确保如果国家灭亡，这些团体可以受到保护;在此基础上，苏联代表团也赞成这个解释;伊朗代表团认为民族团体是指意味着有一个特定国籍的团体;但是，埃及和比利时的代表团都认为民族团体仅指国家的少数民族团体。就从规约最终措辞的通常含义来分析，后一种观点似乎是存在缺陷的，并且少数民族团体通常也可以被纳入人种、种族、宗教团体中加以保护。

需要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和种族是同一个概念，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民族则是由许多种族所组成的，如在非洲的许多国家里就有这种情况。

根据卢旺达刑庭审理的阿卡耶苏案判决，这里的民族团体是一群认识到要共享权利和义务的互惠并以共同公民身份为基础受法律约束的人的集合。

判断某一团体是否属于民族团体，首先考虑的是共同的国籍，其次还应当考虑是否拥有共同的历史、风俗习惯等因素。

(二)人种团体(ethnic group)

人种和种族两个词语经常是混用的，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刑法中的灭绝种族罪条款，就没有种族这个词，也许立法者认为，没有必要使用这个词，有了人种这个词语就可以不使用种族，如果同时使用，反而会产生误解。当初，在起草《灭种公约》时，最初提案中并没有人种的概念。但是在讨论中，瑞典代表团提出了这个概念，其理由是民族的概念具有政治的含义，极易与国家与政治团体相混淆，而人种概念应当考虑历史、文化遗产和语言及传统。苏联代表团也支持在公约中列入人种的概念，并指出:人种团体是民族团体的分支，是比民族要小的集体。最终经过表决，人种的概念以微弱的多数得以通过，并列入公约，形成如今所见的四类受保护团体。

通过卢旺达刑庭审理的阿卡耶苏案，其在判决中对人种团体作出了明确的定义，指出:人种团体系指其成员共享同样语言或文化的群体。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种团体的概念基础是文化上的，主要在于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共同点，系指由同一习惯、同一语言和同一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群体，这个团体通常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地理范围内找到，该团体可以自己认识自己及别人，也可以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明确的区分。

(三)种族团体(racial group)

卢旺达刑庭同样在阿卡耶苏案判决中指出:公约对种族团体的定义基于与特定地理区域相联系的、遗传的外貌特征，比如肤色或身材，而不考虑语言、文化、民族或宗教因素。因此可以看出，遗传的外貌特征被卢旺达刑庭作为种族区别与人种的最基本的特征。这个定义与美国的《灭种公约施行法》中的定义相似，《施行法》中规定种族团体是指在物理特征和生物血统方面是与众不同的一类人。由此可见，在国际刑法上，人种和种族的区别在于:人种是从文化意义上的;而种族是从遗传外貌意义上讲的。

(四)宗教团体(religious group)

宗教团体是这四类受保护团体中最不稳定的团体，因为宗教团体的成员身份是可以自由加入与退出的，所以，在规约起草过程中，有国家的代表团就提出不应将宗教团体纳入该罪受保护的团体。但是，从一战后欧洲历史上签订的保护少数民族的双边条约可以看出，这些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宗教性的少数民族。而且一个社会宗教容忍度被视为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之一，同时即使成员身份是可以自愿决定的，但是宗教团体的历史性发展方式与民族团体、人种团体一样，都表现了前后一致的特征，因此具有稳定性，基于以上考虑，最终公约还是将宗教团体纳入进行保护。

卢旺达刑庭在著名的卡耶希马案的判决中指出:宗教团体是指成员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崇拜的教派或方式的团体。在确定宗教团体时，便涉及到对一种宗教派别的确定。

(五)受保护团体的认定标准

以上四类受保护的团体，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特别是民族、种族和人种团体实践中往往很难加以区分，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定义非常不精确并且经常相互重叠。因此，要将各个团体清楚地加以区分是不可能的，一个被害团体往往具有许多团体的特征。

以卢旺达境内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为例加以分析，历史上虽然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别，但是随着部落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通婚，两族之间的差别日益缩小，两族使用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具有基本上同样的文化。这样一来，实践中很难将两族加以区分，只能依靠其所颁发的身份证和拥有牛群的数量，进行人为的区分。卢旺达刑庭在阿卡耶苏案中采取了一种更为客观的标准，认为两族使用同样的语言、宗教、文化等，因此图西族并不包含在灭绝种族罪所保护的团体之中。但是卢旺达刑庭在卡耶希马案和卢津达纳案中提出了一个主观的标准，即犯罪人的主观意识标准或称社会归类过程，审判庭认为人种团体是由其他人，包括犯罪的实施者所确定的团体。因此，确定图西族是一个种族团体的根据是政府颁发的官方身份证明以及罪犯实施灭绝种族罪的对象。

在鲁塔甘达案中，卢旺达刑庭指出，一个团体的成员资格在本质上是一个主观概念;被害人是被灭绝种族的犯罪人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而加以毁灭的，在某些情况下，被害人可能也会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个团体的成员。

这种判断方式的优点是简单明了，易于操作，犯罪者的主观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实践中并不能仅仅依靠犯罪者的主观因素来决定受保护的团体，这样很容易使公约的受保护团体范围受制于犯罪人意志的左右，将非常危险。因此，还必须同时考虑客观性标准，于是在卢旺达刑庭审理的巴季里舍马案中，审判庭认为，在界定受保护团体的时候，必须根据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背景来理解，因此，特定团体中的成员身份这个客观因素也呈现出了一种主观性维度。在卢旺达刑庭审理的舍曼扎案件中，第三审判庭采取了一种以客观性标准和主观性标准为基础的方法。

在前南刑庭审理的科斯蒂奇案和杰里塞克案中，明确指出:团体是一种社会性的构造，因此，它的特点必须根据各种社会历史背景来决定，把一群人作为一个特殊团体的意识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并没有客观的定义来界定该团体，因此，为了把一个团体列入民族、人种、种族和宗教团体使其成为受保护团体，最重要的是行为人或第三人意识中的基础性特征。

实际上，《灭种公约》中所列的四类团体己经大体上提出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像一个正方形的四边，界定了受公约保护团体的范围。这四类团体不但相互重复，而且更重要的是相互补充，相互界定。如在公约起草时，公约中列出人种团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定民族的含义，使其不至于与政治的团体相混淆。相对而言，人种和种族是一个人生而具有的，相对固定的，而保护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则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因此，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以上受保护团体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把犯罪人的主观因素、被害人的身份证以及有关的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总之，灭绝种族罪的被害人，必须是属于以上四种团体之一，需要强调的是，灭绝种族罪的被害人是这种团体本身，而不是个人。公约的目的是保护己存在的、任何人都可清楚辨认的团体，因此团体应当是永久的、稳定的和不易消失的。这四类团体的基本标准是:团体成员的资格通常不会受到其成员的反对，这些成员通过出生或者以一种持续的、不能挽回的方式，自动地附属于这个团体。因此那些通过个人自愿的许诺而加入的更具有流动性的团体，就被排除在这类犯罪之外。

但是认为公约所保护的团体必须是稳定的、永久的这样一种观点遭到了学界的批判。首先，根据历史解释，在《灭种公约》的起草文件中，找不到证据证明起草者具有此种意图;其次，根据体系解释，在《灭种公约》的条文中，也找不到字样证明这样一种宗旨;最后，公约所保护的民族团体与宗教团体都是可以由成员自愿加入与退出的，况且各国国内立法中也没有保护稳定与永久性团体的规定。因此，卢旺达刑庭在阿卡耶苏案中所确定的公约所保护的团体是稳定与永久性的这一结论还是值得推敲的。阿卡耶苏案的这个解释在随后的判例法中，没有得到正确地确认。

二、排除在受保护范围之外的争议团体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灭种公约》所保护的团体是封闭且有限的，仅仅局限于民族、人种、种族和宗教团体，对于这些受保护的团体来说，共同的事实是，这些团体的成员身份一般是由出生决定，并且具有永久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不包括其他的文化性、政治性团体。

(一)文化性团体

公约将文化性团体排除在受保护的团体之外，虽然该团体的成员生来就自动拥有永久性成员的资格，但是联合国大会第六(法律)委员会否决了在这部公约中包括文化性团体的提议，主要是因为对文化性团体的定义不够明确，如果将之纳入受保护团体可能会阻碍缔约国发展民族社会和教化原始人群的合法努力;同时这部公约涉及的是对一个团体的人身进行毁灭，而不是对它的文化特征的消除;关于文化性团体的主题还是留给人权法更好。

虽然有些上著人群希望在缺乏对受保护团体进行人身伤害的情况下，将破坏文化视为一种文化性灭绝种族行为，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司法实践、条约规定和国家实践都不支持这种愿望。

非法强制转移儿童这种原来视为一种文化性种族灭绝的行为，在《灭种公约》之后，将之纳入灭绝种族行为之列，因为这种转移的最终结果，会对一个民族、人种、种族或者宗教团体本身造成事实上的人身灭绝。

在《灭种公约》的起草过程中，有国家的代表团建议将文化上的种族灭绝罪纳入公约的保护范围，但是多数国家的代表团持反对、保守态度。其中，法国代表团认为:包括文化上的种族灭绝就会带来干涉一国内政的危险。因此，最后公约把灭绝种族罪限制为肉体上或生物学上的灭绝，而不是抽象的灭绝，比如精神上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毁灭。

在《罗马规约》起草过程中，大家就认为这样的事项最好留给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人权宣言来解决，并且，他们在实际上赞成了将文化性灭绝种族排除出这部公约的定义之外。但是，人们仍争辩说，对这个定义应进行当代解释，不应该局限在1948年起草者们当时的意图，从字面上看，灭绝就己经包括文化性灭绝、肉体性灭绝以及生物性灭绝的概念，大胆的法官们可能会受到诱惑，去进行这种创新性的解释。前南国际刑庭和德国最近的裁判就是在建议，法律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不过，在任何情况下，进行文化性种族灭绝的证据都是实施肉体性灭绝的重要标志。

同时，文化性团体的成员其身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很难确定某一被害者在灭绝种族行为发生时是否属于某一受保护的团体，文化性团体的不稳定性、非永久性导致了公约最终将之排除在受保护的团体之外。

(二)政治性团体

尽管联合国大会在第一次会议期间通过决定，确认灭绝种族是一种针对宗教的、种族的、政治的或其他任何团体的国际法项下的犯罪。在《灭种公约》起草过程中，各国代表团就政治团体是否属于受保护团体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不少代表团认为，《纽伦堡》中关于迫害的定义中包括了政治团体，因此公约也应保护政治性团体。但是前苏联代表团在其提出的《基本原则文件》中指出:从科学的观点看，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灭绝种族的行为从根本上是对人种、民族或宗教团体的迫害。灭绝种族的罪行是与法西斯纳粹主义或其他鼓吹种族仇恨的理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即高贵的种族的统治权与低贱种族的灭绝。为了促使《灭种公约》早日实现，并且最大限度地增加公约的缔约国，于是没有将政治性团体包含在内，主要是因为: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反对作这样的规定，认为如果承认任何国际刑事法庭对政治性团体具有管辖权，那就意味着允许对自己国内政治事务进行干涉，这样就会危害自己的国家安全。

1998年在制定《罗马规约》的过程中，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试图在罗马会议上把政治性团体归入灭绝种族罪受保护的团体之中，但是没有成功，因为《灭种公约》关于灭绝种族罪的规定己经成为一项国际法强行规范，《罗马规约》的起草者们仅仅打算把国际习惯法编纂成法典，而不打算起草一部新的灭绝种族公约，于是继承了《灭种公约》中关于受保护团体的规定。

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定义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定义

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中指出，“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要解决人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问题，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实现当前和长远的革命目标努力奋斗。”张蔚萍教授2009年11月19日在河海大学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历史回顾”学术报告中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是对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工作。”荆惠民主编的《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中认为，“一般而言，思想政治工作，是专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引导和促进人们认同、掌握的思想理论、政治取向、政策主张而进行的宣传、动员、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及其科学理论。”袁礼周主编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理论基础》中给出的定义是：“思想政治工作是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观点，教育人民群众，解决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行为问题，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当前和长远的目标而奋斗的社会实践活动。”孙其昂教授在《思想政治工作学概论》中是这样定义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定政党或社会团体要求，有目的、有组织地采用多种手段对人民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培育新人，动员大家为当前和长远目标而奋斗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

邱伟光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给出的定义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塑造一定社会新人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实践活动，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这个观点更多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和教育内容。王礼湛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有组织地定向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特定社会和时代以及人类自身发展要求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行为品格的教育工程。”陆庆壬老师在他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期转变人们的思想，进而指导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陈秉公教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是这样定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和任务而进行的，以政治思想教育为核心和重点的思想、道德和心理综合教育实践。”张耀灿老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定义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特性以及社会的需求，特性主要是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和实践性。王勤老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新论》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期转变人们的思想，塑造人们的品德，进而指导指导人们行为的社会实践活动。”秦在东教授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论》中是这样定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组织机构，为实现其特定的政治目标，通过一定的精神方式和相应的物质载体，对所辖区域内的民众施加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意识形态影响，使之具备较高思想政治素质的社会教育活动。”杨生平老师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理解问题》一文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个阶级或集团为了建立或巩固其政治统治而进行的符合本阶级或本集团根本利益的，包括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和宗教思想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教育。”郑永廷教授在论文中指出：“我们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作如下概括：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主体性的增强，其作用越来越重要。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生活中是一种多属性、多因素的特殊活动。”这个观点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可变性、多属性、实践性和社会功能的重要性，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涉及不深。苏振芳老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可定义为：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期转变人们的思想，进行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这个观点与张耀灿教授的定义比较接近，但强调了更多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定义的特点

综上所述，专家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是也有共鸣之处。权威观点存在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袁礼周、孙其昂、张耀灿、郑永廷、陈秉公、王勤、秦在东和邱伟光等学者都直接指明这一特点，而陆庆壬和苏振芳老师则用了“社会行为”一词，二者大体相差无几；第二，以内容解释概念的倾向，以陈秉公和邱伟光老师为代表，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包括的具体内容；第三，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重特性，张耀灿和郑永廷老师都指出了这一特点。

近年来关于实践思想政治工作的称谓逐渐统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研究会一直继续下去，就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在定义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时，学术界仍然存在一些分歧，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和磋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观点也有着相通之处，学者专家已经达成了基本的共识。

【参考文献】

[1]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28.

[2].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

[3]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1.

[4]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2.

[5]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4.

篇5

[关键词]生产力；概念；内涵；嬗变；扩展

[作者简介]朱沁夫，湖南理工学院旅游系副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湖南岳阳414006

[中图分类号]FO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8―0044―03

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当今出版的几乎各种《政治经济学》，给生产力的定义基本上是：“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内容是相同的。应该说，这种说法是历史和现实的归纳和反映，似乎无可厚非。但是，现实正在发生着与原来的经济发展轨迹不同的变化，经济学应当敏锐地洞察这种变化；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作为规范经济学，也应当对人们“应该是什么”进行正确的回答，生产力的概念自身应当包含“价值判断”。

一、现存生产力概念内涵的历史性、现实性与局限性

《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教科书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生产力不同的定义，如较早的王学文先生的定义为：“劳动生产力可以说是人们在特定的生产系统下在一定的劳动组织中由劳动所发动掌握以劳动手段为媒介，对自然发生作用，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劳动的社会条件，劳动的技术条件等等方面所发挥出来力量之总和。”《政治经济学辞典(上)》的表述则为：生产力“表明某一社会的人们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能力”。吴树青、卫兴华、洪文达的表述为：“生产力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它表示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水平，反映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较近期的如钱伯海的表述为：“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是由生产三要素构成的，它体现着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又如程恩富先生的表述：“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适合人们需要的过程。人们运用生产资料，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叫做生产力。”早期的表述既符合当时的现实，又充满着对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渴望；而当今的表述则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强大支撑下，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充满着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冲天豪气。

现存各种定义无论是从那个角度进行的论述，无论是简捷还是全面，都包含着如下含义：生产力是物质产品的能力，表示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生产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要，所使用的对象是自然界提供的资源及其环境，所采用的手段是代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生产工具和人们的经验。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力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这种提高的后果是在给一部分人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给全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人们制造出来的核弹头足以将人类所居住的地球毁灭；即便是和平利用，诸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也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这样的生产力怎样使人们获得享受呢?人们往往把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物质产品不丰富归因于生产力不发达，即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强，但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生产力发达的代价已经呈现在了人们面前：环境灾难、资源匮乏、社会问题日益增加。生产技术的发展方向受着生产力概念内涵的强烈影响。这些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意义何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意义何在?经济发展的意义究竟何在?

在这样的问题考问下，生产力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就不仅仅只具有实证的意义，而应当包含规范的内涵。也就是说，生产力的现存定义的经济浪漫主义色彩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到今天，现存生产力概念的历史局限性已经表露无遗了：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表现出对待自然的不友好的粗暴态度，把自然当作人类役使的对象，把自然看着人类的对立物，“万物皆备于我”。而事实上，人们在获得更多物质利益的同时忍受了更多的痛苦；人们在征服自然过程中取得局部胜利后所得到的惩罚和报复往往是全球性的灾难。以局部的征服自然换来自然对于人类的全面报复，从全局来看是不经济的行为；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不再适应于现时代的要求了，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角度对生产力进行重新定义。

二、狭义生产力内涵的嬗变

现存的生产力的各种定义所包含的都是指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我们不妨将现存的生产力称为狭义生产力。在狭义生产力的含义中，人们的劳动对象是自然界及其产出物。如前所述，现存狭义生产力的水平、规模和速度是人们从自然获得各种物质资料的水平、规模和速度，对于资源的有限性、环境容量的有限性没有足够的认识。石油价格的迅速上涨并没有让人们真正意识到石油的急速耗竭，因为人们并没有采用有效的方式来节制石油的开采，而只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于石油资源的争夺，这种激烈争夺的结果是加速石油的耗竭；这种激烈争夺推动着石油开采、运输等技术的不断进步，表现为现在意义上的狭义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又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按照如此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道路走下去，人们将面临或已经面临日益严重的问题是：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耗竭，酸雨、臭氧层耗损、厄尔尼诺现象、土地荒漠化、水体污染、空气污染、沙尘暴和水土流失等等，人们将遭受难以预期的灾难。改变生产发展的道路是人类的唯一出路，人们应当在保护环境、尊重自然、节约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前提下谈论生产力的提高。

社会生产应当遵循自然规律。恩格斯告诫人们：“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能够认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正因为我们能够认识自然规律，人们往往把自己的能力放大到自认为可以彻底征服自然，这是人类应当彻底改正的一个错误。生产力的涵义应当包括人们和谐自然的能力。

十分明确，人类又必须从自然界获得自己所需

要的物质资料，生产力当然应当包含从自然界获取物资资料的能力；又由于人们只能从自然界获得有限的资源，而且人们对于物质资料的欲求不断增加，那么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自然成为了生产力的应有之义。

因之，狭义生产力在新的前提下应当定义为：人们利用自然、和谐自然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能力。

三、广义生产力的内涵

随着社会物质产品的逐渐丰富，人们的需求不仅仅表现为物质产品，而且表现为对文化产品的巨大需求，人文资源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资源，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为人文资源与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的紧密联系，而且表现为人文资源对人类自身的特殊意义上。显然，仅仅把生产力的内涵归结为物质产品生产的能力即狭义生产力是不够的；应当充分注意人类新的大量的需求的不断形成，这种新的生产力所利用的资源不同于狭义生产力所包含的资源。因此，客观上，人类社会生产所利用的资源已经超出了自然资源的范围，人们对于人文资源的利用能力同样构成生产力。如果将生产力仍然定义在原来的范围之内是远远不够了，生产力的内涵需要扩展，即将生产力扩展为利用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能力。

篇6

一、现存生产力概念内涵的历史性、现实性与局限性

《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教科书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生产力不同的定义，如较早的王学文先生的定义为：“劳动生产力可以说是人们在特定的生产系统下在一定的劳动组织中由劳动所发动掌握以劳动手段为媒介，对自然发生作用，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劳动的社会条件，劳动的技术条件等等方面所发挥出来力量之总和。”《政治经济学辞典(上)》的表述则为：生产力“表明某一社会的人们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能力”。吴树青、卫兴华、洪文达的表述为：“生产力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它表示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水平，反映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较近期的如钱伯海的表述为：“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是由生产三要素构成的，它体现着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又如程恩富先生的表述：“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适合人们需要的过程。人们运用生产资料，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叫做生产力。”早期的表述既符合当时的现实，又充满着对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渴望；而当今的表述则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强大支撑下，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充满着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冲天豪气。

现存各种定义无论是从那个角度进行的论述，无论是简捷还是全面，都包含着如下含义：生产力是物质产品的能力，表示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生产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要，所使用的对象是自然界提供的资源及其环境，所采用的手段是代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生产工具和人们的经验。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力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这种提高的后果是在给一部分人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给全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人们制造出来的核弹头足以将人类所居住的地球毁灭；即便是和平利用，诸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也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这样的生产力怎样使人们获得享受呢?人们往往把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物质产品不丰富归因于生产力不发达，即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强，但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生产力发达的代价已经呈现在了人们面前：环境灾难、资源匮乏、社会问题日益增加。生产技术的发展方向受着生产力概念内涵的强烈影响。这些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意义何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意义何在?经济发展的意义究竟何在?

在这样的问题考问下，生产力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就不仅仅只具有实证的意义，而应当包含规范的内涵。也就是说，生产力的现存定义的经济浪漫主义色彩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到今天，现存生产力概念的历史局限性已经表露无遗了：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表现出对待自然的不友好的粗暴态度，把自然当作人类役使的对象，把自然看着人类的对立物，“万物皆备于我”。而事实上，人们在获得更多物质利益的同时忍受了更多的痛苦；人们在征服自然过程中取得局部胜利后所得到的惩罚和报复往往是全球性的灾难。以局部的征服自然换来自然对于人类的全面报复，从全局来看是不经济的行为；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不再适应于现时代的要求了，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角度对生产力进行重新定义。

二、狭义生产力内涵的嬗变

现存的生产力的各种定义所包含的都是指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我们不妨将现存的生产力称为狭义生产力。在狭义生产力的含义中，人们的劳动对象是自然界及其产出物。如前所述，现存狭义生产力的水平、规模和速度是人们从自然获得各种物质资料的水平、规模和速度，对于资源的有限性、环境容量的有限性没有足够的认识。石油价格的迅速上涨并没有让人们真正意识到石油的急速耗竭，因为人们并没有采用有效的方式来节制石油的开采，而只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于石油资源的争夺，这种激烈争夺的结果是加速石油的耗竭；这种激烈争夺推动着石油开采、运输等技术的不断进步，表现为现在意义上的狭义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又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按照如此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道路走下去，人们将面临或已经面临日益严重的问题是：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耗竭，酸雨、臭氧层耗损、厄尔尼诺现象、土地荒漠化、水体污染、空气污染、沙尘暴和水土流失等等，人们将遭受难以预期的灾难。改变生产发展的道路是人类的唯一出路，人们应当在保护环境、尊重自然、节约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前提下谈论生产力的提高。

社会生产应当遵循自然规律。恩格斯告诫人们：“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能够认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正因为我们能够认识自然规律，人们往往把自己的能力放大到自认为可以彻底征服自然，这是人类应当彻底改正的一个错误。生产力的涵义应当包括人们和谐自然的能力。

十分明确，人类又必须从自然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力当然应当包含从自然界获取物资资料的能力；又由于人们只能从自然界获得有限的资源，而且人们对于物质资料的欲求不断增加，那么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自然成为了生产力的应有之义。

因之，狭义生产力在新的前提下应当定义为：人们利用自然、和谐自然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能力。

三、广义生产力的内涵

随着社会物质产品的逐渐丰富，人们的需求不仅仅表现为物质产品，而且表现为对文化产品的巨大需求，人文资源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资源，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为人文资源与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的紧密联系，而且表现为人文资源对人类自身的特殊意义上。显然，仅仅把生产力的内涵归结为物质产品生产的能力即狭义生产力是不够的；应当充分注意人类新的大量的需求的不断形成，这种新的生产力所利用的资源不同于狭义生产力所包含的资源。因此，客观上，人类社会生产所利用的资源已经超出了自然资源的范围，人们对于人文资源的利用能力同样构成生产力。如果将生产力仍然定义在原来的范围之内是远远不够了，生产力的内涵需要扩展，即将生产力扩展为利用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能力。

篇7

“中国文化的至上境界，本身就不是一个学术境界，而是一个道德境界。儒家曰成圣成贤，道家曰成真人成至性，佛家曰成佛成菩萨”。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义务属于“天命所系，天职所在”。

他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种――学问中人和问题中人。在这里，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被诠释为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朱学勤先生将这种意识作为衡量学者人生价值的惟一标准。认为知识分子如果直奔学术前程，放弃“问题意识”，是“买椟还珠”，是“一代人的思想悲剧”。

“知识分子”仅从字面上理解，是个模糊的概念。有些人将其解释为以“脑力劳动为生的群体”，有些人将其定义为“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还有一种比较偏激的知识分子定义：即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这个名词是从俄文中转过来的，基本涵意为“思想观念性的精神群体”，通常指那些迷恋于某种思想理念，并具备为某种思想理念献身的道德激情的群体。更有甚者，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人类价值的守护者与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与集团利益的视野，能从人类的福祉的视野来评价事物，并以此来判断事物的是非取舍”的人群。

无论哪一种定义，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后面所涵盖的群体都是模糊而空洞的，不如学者、文人、艺术家等以外在的职业类型或特定的生存方式来界定的群体来得清晰。

如何评价学者、文人、艺术家或所谓“知识分子”的价值？是其学术思想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启蒙作用，是其艺术作品贡献给人类的审美价值，还是其宗教殉道般的狂热激情？

16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在人品上颇有瑕疵，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哲学史上和科学史上的地位，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在个人品格上也有一些缺陷，但他的民主思想对于法国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法王路易十四在狱中感叹：“是卢梭和伏尔泰毁了法国！”

的确，没有卢梭和伏尔泰，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没有法国大革命，就不会有后来的宪法政治和民主共和制度。

中国有句老话，叫“文人无行”，文品与人品，有时候并不一致。在历史上留下鸿篇巨著的学者、文人、艺术家未必都有伟大的人格，但我们评价其对历史的贡献不是其道德，而是其学术成就。

思想家和政治家是两种职业，思想家是立于彼岸的观察者、思考者和分析者，思想家用思想而不是品德来影响社会。政治家则不同，政治家是现实社会制度解构或者制度重构的实践者，是政治权力、司法权力以及其他各种权力的操纵者。政治家的个人品格影响整个社会实践的成与败，因此“使命感”、“社会关怀”等道德期望只适用于政治家，是评价政治家的道德标准。至于学者文人们，既然在许多时候被称为“知识分子”，那么当然应以其“知识”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后人，作“学问中人”不仅无可厚非，可以说是天经地义。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把道德评价当作衡量标准，给历代学者文人划线打分？其根源在于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位意识。在中国，社会舆论始终把“忠”、“孝”等纲常伦理作为评价学者文人的首要标准，比如提到屈原，总是把他作为忠君爱国的道德楷模，而不是才华卓越的诗人来彰表。朱学勤先生在《风声雨声读书声》里用炽烈的激情赞美思想家顾准，通篇所赞都是顾准为了理想抛家弃子的献身精神。客观地说，以学术成就而言，顾准不过是说出了哈耶克三四十年前说过的话。

为什么有那么一些人，为了符合世俗社会的道德期望，以宗教般的殉道激情，书写一部又一部悲剧？其动力在于中国文人难以自拔的道德崇拜。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道德，道德充其量只是客观环境的不自由，而道德崇拜不一样，道德崇拜是内心的不自由，它比客观环境这种外在的不自由更可悲，中国式的道德嗜血倾向来自于历代学者文人内心的道德崇拜，这种道德崇拜外化，成为社会思潮和价值体系，才是悲剧的真正根源。我读二十四孝里的《郭巨埋儿》一章，看到的不是孝道对人性的践踏，而是人们内心对这种践踏的接受、欣赏甚至崇拜（否则这么残忍的“道德”如何写进《二十四孝》流传下来）。

历史和社会总是由一些“前因”和一些“后果”组成。什么样的前因孕育出什么样的后果。朱学勤先生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未尝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后果”。

当然，文化这个“前因”所孕育出来的“后果”――社会实践不仅仅限于对彼岸世界学者文人的评价，还有更现实的司法制度。

说到英美司法中的人性和法律，陪审团制度不可不提，有人说那是在保障人们的“犯法的权力”。不错，任何法律都有它的局限，而生活中的案例千差万别，在司法审判中引入并无法律专业知识的陪审团成员，是让人的良知和本能的是非意识来参与辨别罪与否，当全体陪审团成员凭良心和道义对违法者作出无罪判决时，客观上保护了人们在必要的时候，拥有“犯法的权力”。而这个“必要的时候”就是一成不变的法律条文与人道和正义发生冲突的那一刻。

另外，在西方的司法执行中还有“沉默权”一说，每个人都有权拒绝出庭，拒绝指证自己的父母、子女、夫妻等直系亲属犯罪的权利，法律对拒绝提供证据，知情不报的罪犯亲属不会被判处包庇罪。因为社会伦理和亲情是维护家庭关系的基础，如果社会的道德取向是“大义灭亲”，鼓励妻子检举丈夫，儿子揭发父母，虽然对于案件调查和司法审判有利，但是建立于人性和伦理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将面临结构――连亲情都不可以信任的社会是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维系社会关系和谐健康的土壤将因此遭到破坏。从这个意义上看，“沉默权”是英美司法制度在道德和人性之间的明确取舍。

篇8

【关键词】欧洲一体化;欧洲认同;民族认同;民族主义

在现代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认同的建构也如同民族认同的建构一样，是主动性的甚至是带有人为因素的。但是和民族认同建构不同的是，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欧洲认同想走民族认同建构的路线，却面临这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先入为主的困境。有人称欧洲一体化是集体民族主义，是超国家的组织，早在之前对于欧盟究竟要建成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也存在着许多的争议，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如何?它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本文试着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

1.民族意识的建构与民族主义的起源

在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中，民族是这样定义的:“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1]作者列举了一些理由:第一，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大多数的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这就是说，拥有同一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促使个体在主观臆想上确认与他族的边界，即使这种边界实际上并不存在。第二，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10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但也还是有限的。受到民族主义动员的成员认识到由族裔身份、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所产生的区隔，从而做出了我族与他族的划分。第三，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民族国家兴起后，“主权观念”使得以前的统治权威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就是对外排除教廷的影响，对内努力营造出一体感。第四，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存在着不公与剥削，民族总是被想象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之爱。

此外，安德森还认为这种“想像”不是凭空捏造的“臆想”，而是把想象当成一种社会过程，贯穿于民族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始终，民族是在民族主义的想象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民族的产生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根源。体现在“宗教共同体的式微”、“王朝的衰落”和“对时间理解的改变”上。二是民族意识的根源。“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2]文化根源是民族主义被“想象”的主要动因，而民族意识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则是民族主义在现代形成的前提。

尽管作者的视角多维化且广泛，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个重要的立足点，那就是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想象”的，作者在文中也这样定义过，即“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3]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持相似观点的民族主义的另一位研究专家盖尔纳，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民族主义称作是“发明”的产物，虽然“发明”与“想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都带有主动的人为创造因素。对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产生，他是这样解释的，民族主义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它诞生于满足工业社会独特社会结构的需要中。盖尔纳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定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做最恰当的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4]盖尔纳认为关于民族不能仅从意愿和文化的角度来下定义，而要从“意愿和文化与政治单位结合的角度来给民族定义，因为意愿与文化同时也是许多其他事物的基础。

理解了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建构，我们将视角放到欧洲一体化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假如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认同的建构不可避免(事实上也证明如此)，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欧洲认同建构的模式是怎样的?如果欧洲认同的建构过程与民族认同相似，是否能够成功，又会产生哪些问题?

2.欧洲认同的建构与欧洲一体化

正如民族国家通过创造民族象征和神话以及重写历史作为建立民族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认同的建构也体现了最初的自上而下的一种建构过程。1972年巴黎峰会就第一次提出建立欧洲认同和欧洲政治联盟的目标。1973年的哥本哈根峰会正式提出了“欧洲认同宣言”。该文件认为欧洲认同的基础是“共同的传统”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同时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尊重“欧洲统一的动态特性”。从欧洲认同宣言到欧盟的诸多教育行动计划，直到欧洲公民权的建立，欧盟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对欧洲认同的建构做出了各种努力。那么我们面临这这样一个问题，即欧洲认同是否具备如同民族认同一样的条件呢?

学者鲁道夫·宾尼认为欧洲认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欧洲认同”意味着欧洲人的集体认同，欧洲人自身的特点，他们与众不同的共有特性、制度或者惯例。另一方面“欧洲认同”还表示欧洲人之间的情感，这种欧洲情感至少是与非欧洲人对立的一种共享的骨肉亲情，是他们之间协调一致的利益。[5]那么这种欧洲情感的起源在哪?有学者认为来源于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来源于历史，还有人认为这种情感来源于欧洲人共同的命运。可以说这几个方面都是欧洲情感的重要来源，其中文化的同一性更是欧洲人建立彼此血脉联系的重要纽带。文化上的认同是达到欧洲认同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民族国家自产生以来，就一直是欧洲人情感寄托的摇篮。盖尔纳在其为民族所下的两个临时定义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意味着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与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斯大林在谈及民族时，曾给出的定义就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可见，文化认同一直以来都是打着民族的深深烙印。相比之下，“欧洲认同”是否具备文化认同建构的基础?

纵观欧洲的历史，欧洲文化的同一性是存在的，这在许多的学者中也达成了共识:从古希腊的民主精神、犹太—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到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工业文明及现代性等，欧洲各民族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地分享了这些文化传统或遗产。尤其是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更被 看作欧洲文化的同义语。这种文化上的同一性正是建构欧洲认同的重要基础之一。欧盟也正是意识到这点，开始为建构欧洲文化认同而努力。1983年斯图亚特《关于欧洲联盟的庄严宣告》指出，欧共体各国应当“促进欧洲意识，参与各文化领域的联合行动，以确定将共同体文化遗产的意识作为塑造欧洲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就和上述的观点一样，欧洲认同具备这些基础，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会是怎么一种趋势?我们知道，欧洲认同的建构在这些既有的基础之上被建构，会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这一发展趋势在很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没有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对于欧盟该建成何种的组织，就一直存在着争议。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冲突还是共存?

3.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自身的困境，这给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了瓶颈。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单位已经深入人心，欧洲认同要取代这样的地位是否可能?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各持己见，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有学者认为一个统一的“新欧洲”必然取代现有的民族国家的地位，欧洲认同作为一种正在发展中的超国家认同属于未来，而民族认同则属于过去。随着八九十年代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这个观念被更多的人吹捧。而全球化不仅反映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它还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综合性社会进程。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对民族认同感形成了冲击。德国学者迪特尔·格瑞姆也提出:“如果欧盟欲超越经济共同体的框架而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这一发展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这些价值观念“首先是人权、民主、法治国原则、社会福利国原则或是民族命运共同体、多元主义、文化国家等观念”。他还说:“欧盟体现了20世纪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创新性成果。它并未解体那些拥有在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合法性资源与团体归属感资源的民族国家，而是利用他们，为今天国家力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6]可见，政治方面的价值共识和共同体追求能够超越所谓的文化特性从而在新的政治实践中创造新的文化。欧盟一体化每一步进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进展，都有力地说明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武断性和政治民族主义在学理上的可会意性。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国家的终结”这类主题。他们认为欧盟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在这方面走得最远。欧洲一体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认同提出了最为强烈的挑战，欧盟这样的区域组织将取代民族国家，成为新的“命运共同体”。哈贝马斯提出:“今天，民族国家对内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突，对外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存在着一种替代物，在功能上与有关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和由民众组成的民族的一揽子方案旗鼓相当”。[7]

但是这一观点被许多学者所反对，他们认为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确实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很容易看出这种关系是界线分明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欧洲统一体越大，作为成员的每个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就越弱。”[8]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欧洲认同能够取代民族认同的地位。他们的主要观点是:首先，尽管全球化、区域化产生了一些新的跨国的社会变化，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其次，全球性、地区性的集体认同具有先天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其内容的空洞化。再次，他们强调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性。宣称欧洲认同只不过是一种想象，难以成为现实。如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就指出由于欧洲认同缺乏民族认同所具有的来自于广大民众的情感层面，缺乏共有的集体记忆、象征符号和神话，所以在内容上，欧洲认同是虚幻的、空洞的。“与法国、苏格兰、加泰罗尼亚、波兰或者希腊那些确定无疑、令人震颤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相比，‘欧洲认同’显得空洞无物、毫无特征，更像是对整个大陆所有民众与各种文化的一种有气无力的综括，对已经存在的东西没做任何的补充”。[9]他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没有文化和情感的空间来发展一个新的泛欧洲层次上的超级民族的大众认同。”[10]他总的结论就是:在现代世界上，对由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而言，民族和民族主义仍是惟一现实的基础。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的链条把民族与那种普遍而持久的共同体即族裔联结在一起，而正是这些东西赋予了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并使其牢牢控制了如此众多的人们的感情和想像。“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不久将被替代、民族即将被超越的预测是愚蠢的。”[11]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全球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全球化、区域化等一体化进程并没有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和认同意识，相反，在这些进程中民族国家的能力和重要性不断增加，而且并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全球认同”的兴起正在取代人们对民族的本能认同。对全球化的反应非但没有削弱民族主义， 相反可能增加了人们的民族认同。如盖尔纳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说到:“实际上我们看到，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际竞争也更加激烈，而国家(政府)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加强。美、日、欧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拥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它们的政府千方百计为自己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和生存空间，为此不惜利用优势向他国施加压力;它们大力促使本国企业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极力保护本国市场，保护本国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并积极调整国内法律法规，以加强本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但国家作为资源调解和分配、作为国际比较的基本单位的作用没有改变。”[12]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欧洲认同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必经的一步。它的建构模式与民族认同的建构相似，盖纳尔在书中曾这样写到:民族国家牢固地主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民族主义牢固地控制了欧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民族”与“国家”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体，“民族第一”与“国家至上”观念深深融入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在已经建立民族国家的地方，民族主义表现为对“民族权利”和“民族利益”的坚决伸张和维护;在其他一些地方，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就成为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正反映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13]正因为如此，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才面临这样的困境，造成了欧洲一体化的瓶颈。在面临主权问题的让渡上，欧洲一体化总是徒步不前。但是，对于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乃至相互替代的观点有点偏颇，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变得更具包容性。在欧洲认同逐渐成为一个现实的同时，民族认同还不会消亡。

注释:

①这里的共同命运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于黑死病的侵袭。

参考文献

[1][2][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54.

[4][12][13]厄尔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51.

[5]鲁道夫·宾尼.欧洲认同的历史起源[J].欧洲研究，2006，(1).

[6]迪特尔·格瑞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创举[J].读书，2003，(10).

篇9

战略管理会计是英国学者西蒙斯最早提出。其定义为:“对企业及其竞争对手的管理会计数据进行搜集和分析,由此来发展和控制企业战略的会计。”之后,威尔逊等人提出的观点则侧重于产品的寿命周期。Bromwich等人在1989年和1994年提出的观点是将战略管理会计的功能看成是提供对竞争者的成本、价格和现金流量的评估,并将这一信息还原为价格―成本―产量指针。

目前,经过国内外多年的研究战略管理会计大致包括:战略性成本计算和定价、竞争对手会计和品牌价值会计、顾客盈利性的分析(余绪缨,1999)、人力资源管理(2006,常乃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战略会计主要研究企业的战略,而不是财务。它有自己的学科体系。

二、战略会计在会计体系中的地位

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会计是个信息系统,即会计是提供以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会计信息的传递系统、会计信息的处理系统、会计信息的解释系统和会计信息的调节系统。这个定义只强调企业内部的财务信息,忽视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同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所以,这个会计定义将会计限制在职能(业务)管理的范畴,而不适应企业的战略管理。我们认为会计既是一个信息域,又是对信息资源整合的活动,是对影响企业整体价值的各种信息收集、筛选、分类、对比、判断,形成一个信息系统的活动。这个信息域既是诸多经济事实和理论的交织体,又是于这个信息域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和技术等背景整体。所以,这个信息域的特点是互动的、动态的、系统的、多样的、复杂的,同时又具有时代性。它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多样化需求,有利于企业确立竞争优势,进而满足企业的战略管理。

三、战略会计的理论体系

我们认为战略会计学科应该划分为如下两类:战略资源会计和战略行为会计。战略资源会计:核心目的是服务于企业的战略管理,反映企业市场核心竞争能力。它是静态的。核心要素是战略资产,包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企业内部战略资本。战略行为会计:它主要反映企业的战略管理行为的过程,包括战略目标的制定、战略规划、战略控制等内容。所以它是动态的。

四、战略资产的内容及分类

战略资产要素是指影响企业战略管理全部的要素,它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的战略资产要素,同时还包括影响企业战略管理的外部社会、经济、政治要素。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意识到社会因素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社会、经济和政治三者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企业应该从自身利益出发,研究政治和社会对其产生的巨大影响。企业战略主要是制定长远的规划,这与企业长期持续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而社会和政治这些非财务计量指标所要反映的正是那些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政治和社会这些非财务计量指标与企业的战略规划密切相关,这些指标上的进步可以直接导致企业战略上的成功。战略会计的对象要素有如下具体内容和分类:

(一) 社会资本

第一个系统表述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知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其后,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又有多人进行了研究,但最精致和全面的表述的是亚历詹德罗・波茨,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人(embedded ness)的结果。”对于企业社会资本,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如托马斯福特布朗、乔纳森H特纳和博特在其中观层次社会资本分析理论中已说明,即上述的社会资本概念中的“个人”、“他人”也包括企业组织。然而社会学家所研究的角度是从社会的出发,我们这里研究的企业社会资本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的,即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对企业产品(或服务)销售有巨大影响;二是对信用政策和货款结算方式的影响;三是对投资政策的影响;四是对会计规范的影响;五是对企业规章制度建立的影响;六是形成企业文化上的互动。

(二) 政治资本

企业的政治资本是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受政治限制、鼓励、保护的程度。就其政治资本本身来讲是一致的,是不变的,是对每个企业都一视同仁,是正式的规范。政府的意志体现在税务制度、预算制度、法律法规等方面。社会民主化进程高,社会资本对政治的影响就大,进而对企业的影响就大;如果社会民主化进程低,政治就主要是政府的意志,政府的政治对企业的影响就非常巨大。如果企业的文化能得到政治资本的鼓励、保护和社会资本认同,那么企业就可以利用这些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三)企业内部战略资产

1、从存在形式来分类

企业的战略资产是企业整体知识的体现。就知识而言一般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可以用文字表述的知识,一般人都可以掌握,同时它存在于书籍、手册和工作程序中。隐性知识是隐含于工作过程、方式和企业文化中,很难用文字表述的知识。对于隐性知识由于它的特征,一般人很难识别和掌握。(1)―般性知识资产,体现显性知识的资产。它是企业智慧资产发挥巨大作用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所以企业也不能忽视对它的管理。包括:技术工人和一般性管理人才、信息技术系统等不具有创造性的一般战略资产。(2)智能性资产,体现隐性知识的资产。企业文化和组织管理贯穿了隐性知识,是企业的智能性战略资产,智能性资产是企业的灵魂。因此,智能性资产是战略资产管理的重点。包括:企业文化、高级管理人才、知识产权性资产等带有创造性的资产,它是企业的核心战略资产。

2、从所有权所指来分类

篇10

对于文化的概念，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的论断据说是最早的文化定义之一：“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是一个偏重于文化精神方面的定义。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对其环境所作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人类心灵激发起肉体所作的各种动作的结果。”这个定义偏重于文化的物质方面。把文化理解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写道：“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是特定个人所达到的生活方式，并且是由他们保存下来作为社会其他的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广泛的社会现象，仅仅从某一角度对文化下定义是很难的，必须从社会的精神、物质和行为三方面来界定文化。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传统与文化争论》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典型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这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主要包括物质的、思想的、制度的三个层次。

如果把社会文化整体比喻成为一个圆，那么，从圆心到圆周，大体以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为序，即精神文化是文化圈的内核，可称为文化的深层结构，行为文化称为中层结构，物质文化称为表层结构。

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

语文包含于文化之中，语文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文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文化与语文教育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语文传播、继承、发展文化，语文教育的内容承载着民族文化，深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语文教育体制，不同的文化决定不同的选拔机制。教育对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教育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更主要的是起到一种强烈的活化作用，教育的实质是通过活化文化的方式来保存文化传统。

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定内涵，需要通过教育来传递给下一代。因此，民族文化传统将大大影响人们对教育内容的选择。另一方面，价值观念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沉积于人们深层的心理结构中，成为衡量事物的基本尺度，将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内容及方式方法的看法，从而使语文教育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语文教育对文化也有体现作用。它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体现文化的特征。下文从儒家文化和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关系、中西不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这两点加以说明。

1.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变化中，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除一个短命的秦朝主张法治、废除儒术以外，其他历朝历代没有不崇尚儒家思想的。从春秋战国的儒家到秦汉时期的经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到隋唐时期的佛家，再到宋元时期的理学、明清时期的科举，几乎无一不与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积淀，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

（1）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对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关注，“仁”和“礼”是这一伦理本位文化的两大范畴。“仁”主要指一种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和要求。它以“爱人”为核心，包括礼、智、信、义、忠、恕、孝、悌等诸多内容。孔子曰：“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诸多道德伦理原则中，儒家极为重视“孝悌”这一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把这种家庭伦理层面的孝悌观念推及社会政治，于国家社稷而言，就是忠君爱国。“礼”是指维护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成为对人的一切行动的约束准则。孟子在此学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说，宋明理学提出的三纲五常，实质上是对儒家政治伦理化统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儒家的“仁”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最重要原则，而“礼”则是利用血缘宗法关系维护既定社会制度的一种手段。

（2）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人合一”代表了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它力图探求天与人的相通之处，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以达到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内容包括孔子的“天命观”、孟子的心性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及宋明的“天人一道说”。总之，“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内容十分广泛，但它的主导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便达到一种道德伦理层面人与人的和谐，最终实现天下稳定太平、统治秩序坦然的社会发展目标，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

2.儒家文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承载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根本的而且是巨大的。下面就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几个方面来谈谈儒家文化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

（1）对语文教育理念的影响

儒家文化具有以伦理为本位的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的思想文化渗透着古代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德育为本的教育思想。这一教学理念强调德、智是衡量人才的两条最重要的标准，故而要求德育、智育能够同时得到发展。儒家思想认为，德育的实施也能够促进其他教学。儒家教育不仅肯定德育的核心地位，而且将智育视为德育的手段。这一原则对纠正或防止片面的知识化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导致重德轻智，过分强调语文教学为伦理、政治服务，不利于语文教学的发展。特别是到了隋唐，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语文教学只重视写作，以八股文取士，使人们思想僵化。顾炎武曾经批评，这种文章训练的方法使“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

（2）对语文教育内容的影响

我国古代没有单纯的语文教育。古文教育是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学科教育。比如我国奴隶社会的六艺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的综合性内容。春秋战国之后，教材主要是《五经》《四书》。《三字经》有言：“凡训蒙，须讲究，讲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和古代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顺序，即：小学―四书―孝经―六经―子书―史书。

古代语文教育之所以选择《四书》《五经》作为主要教材，是因为：《四书》是儒家正统思想的精华，体现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孟子一脉相传下来的儒家思想。其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伦理思想、哲学观点和教育教学思想，历来被统治者所推崇，并规定为一切官办学校、私塾的基本教材。《五经》也是历代各朝宣传封建宗法思想的重要根据。《诗经》相当于文学课本，《书经》相当于政治课本，《礼经》相当于道德伦理课本，《易经》相当于哲学课本，《春秋》相当于历史课本。可见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文史哲不分的，就连当时的蒙学读物“三、百、千”也是识字教育与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阐述的是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

（3）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

儒家教育家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摸索、采用了许多教育方法，并对他们进行了许多理论性的探讨和总结，如问答法、讲授法、论辩法、诵读法。这里仅以诵读法为例来说明儒家文化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两汉时期为什么流行诵读法呢？因为内容多是《四书》《五经》，而儒家特别强调诗书的教化作用，“以孝治天下”“以论语治国”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所以当时盛行记诵法。

3.儒家文化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和传承力，对当今的语文教学也会产生很强的渗透作用。儒家文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其中的精华部分，如重人伦、中庸和谐、自强不息等精神，对语文教学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其中的糟粕部分，如过分注重伦理、忽视新知的探索等，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有负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如传统的德育理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使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始终是我们德育教育的首要内容。传统德育的方法如讲求“克己”“慎独”，对于学生养成自我约束、爱护集体的习惯，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又如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如“头悬梁，锥刺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对于励志、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有深刻的意义。

三、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对语文教育的思考

如今，多元文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这种景象呈现了对立碰撞而走向统一融合的多维形态。多元的文化背景促使语文教育不断更新其课程内容、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语文教学中理应填充新鲜的时代意识和价值观念。

在课程设置上，应打破旧有的模式框架，恢复语文教育应有的鲜活生机、朝气洋溢，为各种文本内容充分碰撞、交流和对话提供广阔的天地。语文教育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应当反映当今社会时代的精神内涵，更有世界范围内优质的异国文化，促使我们的语文教育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国外的教育理念，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吸收扬弃，取长补短，以形成自己的强势文化。

参考资料：

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