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12-20 17:40:4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非遗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基层中央银行 金融消费权益 保护 问题
近年来，部分基层中央银行通过试点，努力探索，扎实推进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在规章制度设计等多个领域的积极尝试，都非常富有成效。但在同时，受种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基层中央银行在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中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与问题，殛待解决。
一、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置
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我国的中央银行职责全部由其履行。中国人民银行依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置如下分支机构：
上海总部，天津分行（管辖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及）、沈阳分行（管辖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南京分行（管辖江苏省、安徽省）、济南分行（管辖山东省、河南省）、武汉分行（管辖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广州分行（管辖广东省、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都分行（管辖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自治区）、西安分行（管辖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和新疆维物尔自治区）8个分行，2个营业管理部（即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和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25个省会（首府）级及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其中省会（首府）级20个，副省级5个），6个分行营业管理部，308个市（州、盟）中心支行，1766个县（市）支行。
二、基层中央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现状
大多数基层中央银行均结合辖区社会经济金融情况和支行自身要素资源配置情况，积极探索建立了切实有效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体系和机制。
（一）开展宣传教育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各县支行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宣传活动。如：江苏无锡某县人行、重庆某人民银行支行、江西抚州某县人行等自行编辑设计了简明易懂的宣传资料，开展形式多样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普及教育，深受地方政府和城乡居民的欢迎。
（二）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
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基层中央银行联合县域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成立跨部门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领导小组，受理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消费投诉；另一类是仅在基层中央银行内部指定承担具体工作的部门和岗位，仅受理中国人民银行职责范围内金融业务的投诉。在人员配置上，基层中央银行以兼岗兼职为主。
（三）制度建设情况
基层中央银行主要从规范内部管理和规范金融机构行为两个方面，制定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规章制度。如：广东肇庆某县人行、山东淄博某县人行等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督促引导辖区金融机构积极协助和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做好金融消费权益的各项工作。截至目前，仅山东淄博某县人行，就出台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内部操作细则（试行）》、《金融消费者申诉处理暂行办法》等13个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相关制度。
（四）投诉渠道及受理情况
从2012年统计情况看，来访是各基层中央银行受理金融消费权益投诉的主要方式，该渠道受理投诉量占到总投诉量的40.75%；其次是电话投诉，占到32.08%，网络和其他方式的投诉，分别占到16.6%和10.57%。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部门管理职责划分，支付结算、人民币流通管理和征信管理等三类投诉居前三位，其占比分别为31.18%、26.16%、16.49%；按照金融机构业务类别划分，人民币收付业务、存款业务和银行卡业务等是主要的投诉内容，其占比分别为25.45%、19.71%、17.2%；按照金融消费侵权类型划分，财产权类、知情权和选择权类、信息保密与安全权类等三类是主要的侵权类型，其占比分别为57.71%、24.73%、7.17%。
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这项中国人民银行新的工作职能，中国人民银行各县支行行长均认为应结合各行自身的人财物等资源情况，稳妥推进各项工作。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重要性排序，中国人民银行各县支行行长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应该是受理处理，其次是制度建设，随后分别是宣传教育、检查评估和案例收集。
（五）工作信息档案建立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部分县支行已开始探索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信息统计分析机制，如：江苏无锡某县人行、云南红河某县人行独立开发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信息管理系统，指导金融机构及时准确报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投诉处理、结果反馈、统计分析等工作。
三、基层中央银行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效
（一）基层中央银行的公信力与社会形象进一步提升
拓展了基层中央银行在县域金融的履职空间、丰富了金融管理和服务的内涵与手段、扩大了金融管理的信息源，促进基层中央银行务实高效地实施金融管理，有效提升基层中央银行公信力和社会形象。
（二）基层中央银行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进一步规范
基层中央银行通过构建合理的工作机制，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上进一步形成了有章可依、有责可追、有例可循的工作格局，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规范性和时效性得到了明显提高。
（三）金融业服务水平和效率进一步提高
基层中央银行通过投诉受理和评价反馈，督促引导辖区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强化机制建设和内部管理，促进金融机构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
（四）金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增强
基层中央银行通过切实有效的宣传教育和纠纷处置，促使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了解更加深入，投资和消费理念更加科学，增强了消费者事前自我保护能力和事后侵权追溯能力，极大提高了普通金融消费者维护权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基层中央银行有效地维护了区域金融稳定
基层中央银行通过及时妥善地处理金融消费者权益纠纷，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和交易行为，积极防范个案纠纷演变为，从源头上避免了系统性风险的形成，从而使得社会公众对整个金融机构体系的信任度大大提高，县域金融机构体系的发展更加稳定且更具有可持续性，有效地维护了区域金融稳定。
四、基层中央银行保护金融消费权益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中央银行现有资源难以提供有效的保障
1.基层中央银行的经费很紧张。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中的调查取证、宣传教育、协调会商、监督检查等都需要大量经费开支。但近年来基层中央银行已连续多年出现工资发放困难，很多时候是靠向地方政府筹资开展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助农取款等创新型工作，更缺乏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专项资金。
2.基层中央银行的人员不足且素质不高。据调查，基层中央银行的人数在10～30人之间，一人多岗，一人对上级行一个科室十分普遍。
大多数基层中央银行已多年未进新人，平均年龄均在42～50岁之间，银监分设后大部分业务骨干被选调到中心支行，现有人员多为原发行保卫转岗人员，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员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既不完全具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能，也不完全具备这项工作所必需的法律知识。
（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
1.基层中央银行保护金融消费权益工作并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虽然早在1993年，我国就颁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一项基本法律来指导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进行。但这部法律所说的消费者主要是指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的消费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客户、理财产品和保险的购买者等等是否也包括在内，这部法律却没有加以明确。并且因为出台较早，这部法律中有限的金融条款也已经过时，不再适应当前金融领域的实际情况。正因如此，当前基层中央银行主要是以《商业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等金融法律法规为依据，来履行自己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责，对其中的非诉案件加以调节和处理。但这些法律法规制度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在于规范金融经营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对如何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尤其是索赔权鲜有直接涉及，或只做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基层中央银行的调解往往只能是责令金融机构纠正和整改，还是停留在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层面，金融消费者权益没有得到应有保护。如金融消费者在处理纠纷过程中发生的车船费、误工费等间接损失就无从获得补偿，从而导致基层中央银行维权工作的社会满意度不是很高。相应地，金融机构方面则因其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后所付出的成本代价极低，也就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其侵权行为。
2.中央银行还没有保护金融消费权益方面的专门立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虽然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组织对金融金融机构进行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方面的评估和监督检查”，但仅属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工作制度规定，国家并没有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责进行立法，《办法》也未明确金融机构违反相关条款的法律责任，监督检查效力难免打折扣。
（三）基层中央银行健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系还没有形成
1.没有完善的工作制度可供遵守。对基层中央银行来说，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这项工作是全新的，可供遵守的规章制度尚未形成，基层中央银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自行摸索前进。当前，大多数基层中央银行还没有制定与不同的维权工作岗位一一对应的岗位工作职责，工作操作流程、管理方法都很不规范，受理处理相关投诉的规范的法律文书也尚未形成，工作起来随意性非常大，对工作人员自然也就没有很强的约束，没有健全的档案资料，其保管也很不规范。
2.非常单一的投诉及调节处理机制。现阶段，为金融消费者建立起畅通的投诉渠道以及协商解决纠纷的工作机制的金融机构还为数不多。不仅如此，多层次（即政府、仲裁、监管、同业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金融消费者投诉与争议处理机制的缺失也导致工作效率不高，社会满意度较低。
3.难以建立起来的协调机制。根据现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职责划分是非常明晰的，但大多数作为外行的金融消费者却难以准确地区分开来，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向谁投诉。对此，牵头建立起必要的协调机制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定职责，与“三会”协调处理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但现实却是我国县域“三会”的常设机构已经撤消，协调机制也就成了无稽之谈。这样，本应由“三会”行使的职责，基层中央银行往往陷入“不管有责、管无法理”的两难境地。
（四）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外部环境不宽松
篇2
一、非遗的特性及其经济价值
非遗是种活态的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非遗作为“显性知识”存在时与实物资产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在空间具有无限复制性，会引发同时使用。“显性知识一经复制和传播，可以在无限的范围内被无限的人同吋使用。……说明显性知识具有公共物品性质。”121非遗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外部性，这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非遗不是孤立的一件商品或服务，其特性是能将若干具有其他象征或用途的产品联结起来。非遗作为文化产品，其附加值主要体现在其审美性、精神重要性、特殊象征意义与历史作用及其在影响艺术潮流、真实性、完整性以及独特性等方面的重要性。
作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各种技艺和实物(如藏医药、唐卡、藏纸、藏香、藏族服饰、拉萨风筝等非遗的制作技艺和产品本身)与任何实物资产一样具有“使用价值”。非遗场所中的遗产成分可以增加这些使用价值，因为在非遗区域生活或工作或访问非遗区域时将取得遗产附加价值。除物理价值外，非遗资产具有多种无形利益：一是因“遗产存在”产生的利益(文化产品体现的文化价值，如审关性、特殊性、重要性和独特性等。虽然人们可能不一定到访某个非遗区域，然而如果这些地方遭损毁他们将感受遗产数量的减少);二是访问遗产区域的选择权(虽然人们未必有马上访问非遗K域的计划，但他们保留未来访问的机会);三是将遗产作为共有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遗留给后代的机会。
重要的是，非遗产品的消费作为一种“公共体验”意味着，消费或使用非遗产品的人越多，或者使用非遗产品的程度越高，这些产品因其人类共同遗产价值而产生的公共效益就越大。非遗知识和经验的溢出效应是“产生共同遗产价值、社会认同以及文化可持续性”[4]或成为“社会公众利益的重要部分”。[5]像藏戏、格萨尔、藏传佛教音乐、藏族舞蹈以及藏纸、藏香等传统工艺这些文化表现形式之所以非常宝贵，是因为它们反映了藏族群体与部落对于其所在环境的反应，以及其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关系。它们给藏族群体提供一种身份认同和延续性的感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强调，非遗既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藏戏、格萨尔、藏医药、雪顿节等西藏非遗，其文化、精神、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为国际社会所认识。西藏非遗的存在，可提供人们享受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的神秘与美丽以及感受其历史沧桑的可能性。
二、市场失灵：非遗的真实处境
非遗的公共产品特征可能影响非遗产品的供给与消费。这种特征本身并不构成非遗市场障碍，但可能导致或加剧市场失灵。只有当在边际社会成本与效益以及边际的私人成本与资源保护投资效益之间存在分离的时候市场失灵才存在。当这些分离出现的时候，政府干预即有充分合理依据。
(一)公共产品
在经济学里，一个典型市场失灵的情形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两个方面的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6])显然限制了私人供应者供给公共产品的激励，从而导致供给不足甚至根本无供给。判断某物是否是公共产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实，非排他性是一种科技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约束的功能。比如，广播电视曾经是一种公共产品，然而随着编码技术的出现，卫星收费电视的开发使电视成为一种俱乐部商品，从而使排他性成为可能。同样，非竞争性到达一定程度时也可能发生改变，比如因过度挤占导致有竞争的消费现象。像马路、空域以及无线电频谱技术即属于这种情形。结果是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别，反而成为“流变的统一体”。[7]
公共产品导致市场失灵是因为“搭便车”现象，即消费者无须付出成本却可以享用商品。本该由商品生产者享有的某些商品附加值被商品消费者利用，因而减少了生产该商品的激励。[8]个体除从非遗中获得使用利益外还可获得“非使用利益”。比如西藏非遗之“存在利益”，即认识西藏非遗项目的存在并受到保护，以及西藏非遗对于文化认同、历史重要性和特殊性等方面的贡献等。因此，一个特殊的非遗区域的消失将减弱该地区的文化认同以及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没有人能够阻止人们从这些知识中受益，与此同时，这样的收益又是非竞争性的。非遗产品所产生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现实，使私人供给者难于市场方面的操作。由于消费者“搭便车”行为，非遗所有者很难索取“非使用”方面的效益。
经济学理论认为，把搭便车者获得的利益分配给生产者是克服公共产品引起的市场失灵的最好办法。[9]对于非遗产品，将搭便车者转变为付费的消费者相对容易，比如，针对使用利益，在非遗景区或保护区增置通道且收取入境费即为有效做法。但在其它情况下直接向受益者收费可能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要求人们为获取非遗存在且受到保护的知识(存在利益)而付费的行为。
在某些利益不能直接获取情形下，政府在这方面功能就会被派上用场。比如政府可以对社会个人或集体征税，将纳税人获得的非遗溢出利益(比如存在利益和代际利益)，作为补偿金分配给生产者。相对直接收取使用费而言，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显得简单粗鲁。政府的介人的副作用是削弱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增添交易成本，甚至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政府失灵。与此同时，对纳税人来说还可能引起不公平效应，因为每个人的经费预算不可能完全与其获得的非遗利益相匹配。换言之，非遗保护资金来自个人所得税，而两个缴纳相同数目税金的个人对于非遗保护的贡献相等，然而他们对于遗产的价值判断却不尽相同。
(二)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的市场之外第三方获取的利益(或招致的成本)。这些利益或成本并不直接取决于市场的需求与供应，因而可能导致市场的潜在性供给不足或供过于求。外部性与两个概念息息相关：一是“公共产品”，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即使不通过市场行为也可以获得利益(正外部性)，因为生产者不能排除他们(她们)从商品中收益;[1°]二是“有益物品”，非遗也具有经济学中“有益物品”的某些特征，因为社会整体有通过市场以外增加这类商品产量并从这些商品中得到好处的需求。
在存在正外部性情况下，商品市场供应的水平将低于社会的整体预期。这是因为消费者需求反映的是消费者得到的私人利益，而不是由商品生产或消费引起的附加的社会效益。如果把这些第三方利益计算在内，那么消费者是愿意付出更多费用的，这样，商品生产的水平就会提高。消费者在做出需求决策时仅考虑的是他们所能得到的私人利益，结果形成的是一种较低量的平衡。假设消费者能够按照一种社会优化平衡的方式行为，那么在此状态下他们所需求的商品量将更大，结果形成一种更高量的平衡。因正外部性引起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效率损失被隐蔽。有效政策介人的效果是，这种效率损失将被视为一种不劳而获的意外所得利进行处理。反之，在负外部性情形下，由于供给反映的仅是生产者的私人成本而不是由商品生产或消费引起的额外负担，将导致商品的过度供给。["]就非遗而论，一些利益可以由私人获取，比如为在剧院演出的藏戏而收取门票(与广场演出不同)，以及出售唐卡、藏医药等非遗商品而获取其遗产附加值利益等。另一方面，某些非遗的增值利益却不能为私人直接获取，比如西藏非遗对文化认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以及西藏非遗区域附加利益(比如在非遗保护区经商、地产开发等)以及消费者认知非遗受保护的利益等等。如果这些外部性不能被获取，非遗传承者投人人力财力的积极性将受到抑制。如果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那么私人和个体便不会有激励去从事商品生产，因为投人的成本得不到回报。
理论上讲，外部性可以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私下地解决，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产权须有明确规定;二是利益相关者的人数是少数;三是交易(谈判)成本相对较低。但是，这三个条件很难适用于非遗产品。实际情况是，第一个条件中的非遗产权并非有清楚的界定，第二个与第三个条件也难于满足。由于外部性是分散的，利益相关者的数目庞大且交易成本很高。且由于非遗的公共产品性质，一些利益相关者可以搭别人行为的便车。因此，私人自发地解决非遗外部性问题的情形并不多见。此外，非遗的代际外部性问题，亦即当代人的行为对后代人可能产生正的或负的溢出效应，1131也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非遗保护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这种遗产保护应着眼未来利益。如果我们承认这其中包括后代利益的话，那么在选择适当政策行动时须考虑到代际外部性问题。
三、政府介入和法律工具
显然，仅靠自由市场不能对非遗提供令人满意的保护，这被视作一个不言自明之理，因为私人业者投资决策仅根据其个人评估以及偏好做出，通常不会顾及非遗保护中投资标的所具有的“存在价值”，尤其是与保护非遗有关的代际利益不可能指望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对于公共产品导致低效率问题的解决，仅靠良心或者技术进步都很难达到完美的效果。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政府干预。[141政府介人可能同样导致高成本和低效率的结果，这些都是选择政策性工具需考虑的因素，确保针对市场失灵工具选择是适当的和有效的，且不会产生无意识的不良后果。一些可能导致政府失灵原因，如政府直接开支、授权和贷款(通过政府直接或间接投资项目有时可能直接取代私人投资)而导致的低附加值风险;又如在某些情形下政府依据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做出决策可能导致的次优结果;再如政府管理道德风险(即使人们根据政府声明、授权做出投资决策，但政府可能随时改变其态度)，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同时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形。
对于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法经济学从另--个方向开辟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认为公共产品的问题可以通过界定产权，制定法律法规解决，而不是直接的干预市场经济活动。落实到非遗的保护，根本在于法律上对该类财产的权利属性给予明确规定，在有法可依情况下提供权利救济的可能性。从法律的视角即从权利与义务的视角对外部性进行规制因此成为法学界一个重要课题。“外部性的本质是围绕行使权利引发的利益冲突。”[15]“不同的外部性行为的法律特征又决定了经济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16]从法律的角度寻求外部性解决方法，主要因为“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的配置来调整社会关系……同时通过法律对政府的干预进行适当的约束。”[17]实践中20世纪中期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法律制度，将非遗界定为一种“文化遗产”“文化财产”“传统遗产”“公共文化资源”等加以保护，并建立遗产利用人付费制度，以对抗任何不适当的利用非遗的行为。
如果非遗权利属性的界定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前提，那么正确选择法律工具是实现非遗有效保护的基本保证。那么如何选择解决外部性的法律工具?政府(国家)在干预市场解决外部性问题时，可在私法和公法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工具中作出选择，以使外部性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从私法层面看，由于非遗与知识产权客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非物质性且同样具有财产价值)，容易联想到的私法工具首推知识产权。实际上，晚近国际社会普遍谋求通过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如专利、版权等对非遗进行保护，如WIPO和一些国家针对非遗的“传统性”与知识产权客体的“创新性”之差异性，视非遗表现形式为知识产权的一个变体，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以外单独创制保护非遗的特别知识产权制度。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知识产权制度难以避免的功能与制度缺陷性决定这种制度很难完全适用于非遗保护。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知识产权的使用可能导致的传统知识与资源严重的商业化对于民族本土文化以及生存方式的负面影响。“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构成现代知识产权的一重要理论基础(即法律只保护信息或思想的表达，而不保护信息或思想本身)，并被许多国家采用。“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意味着表达下面的信息或思想则继续留在公共领域之中。以西藏非遗为例，著名非遗传承艺人扎巴演绎了《格萨尔王传》系列作品，但这些作品的著作权范围仅及于《格萨尔王传》最近的创造性版本，而不及于《格萨尔王传》历史上最早版或较早版本，因为“作品的基础部分之母题、素材等因素早已处于公共领域之中”。[18]知识产权这种形式化的保护方式无法适用于纯粹知识的保护，因此需要其他的替代性私法工具，如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甚至合同法等机制，使外部性的利用者直接承担损害的法律后果(事后补偿)以及事前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外部性。与此同时，必须看到私法在解决非遗正外部性方面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法律不能为达到鼓励和保护正外部性目的，强制性规定享受正外部性的人直接向提供正外部性的人付费。
除私法外，使用公法手段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消解外部性的另一重要工具选项。就非遗而言，行政法可用来处理私人非遗投入中正外部性而发生的市场失灵。如前所述，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非遗区域私人业者投资于非遗保护的程度是回报与投资持平，而不会达到与非遗保护有关的特定社会效益水平。行政法一般是通过设置和实施行政奖励，对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激励，以鼓励和保护正外部性。[19]行政法通过明确非遗传承中非遗其文化及环境方面的价值，即通过对特定行为设定要求和限制的方法，直接解决外部性。特劳斯比阐述了规制性工具对于有形遗产保护四个方面的作用：其一是确保遗产的存在;其二是规制遗产保存、保护和使用;其三是规制遗产保护区的土地使用;其四是设置决策和审査程序。[2°]笔者认为，特劳斯比有关有形遗产规制性工具作用的概括同样适用于非遗保护。
行政法可通过“命令一控制”型规范(即政府设定一个社会定行为的统一水平，并规定达成这种水平所采取的特殊行动)和结果导向型规范(此类规范执行的标准是满足某些规定性结果，而非通过规定执行过程)两个基本类型规范调整社会中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命令一控制”型规范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经常使用，比如针对污染，立法者告诉污染者排放的数量以及污染将应得到怎样的控制;与“命令一控制”规范不同，结果导向型规范仅根据特定结果设立特定的立法目标。结果导向型规范优势在于其执行的一定的灵活性，其执行方面可发挥市场的作用。笔者认为，以上两个类型规范在非遗保护中均可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
行政法在改变社会中个人或集体行为方面确有潜在的效率性。特别是对于那些非遗投人有限的地方政府来说，行政法是非常得力的工具。然而，行政法的实施对于非遗当事人的成本影响却容易被忽视。这些成本关涉行政法规执行成本，包括管理非遗成本和熟悉相关法律义务的时间成本以及非遗业主的机会成本(因保护非遗而影响业主对保护区做其他更为盈利的使用)。行政法规的成本转移问题一直是行政法立法的重要关切之一。如果这些成本得不到充分考量，那么行政法鼓励非遗正外部性效果将大打折扣。此外，行政法作为典型公法工具，其局限性还表现在难以兼顾私权的自力救济。
四、结语
非遗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及外部性，是导致非遗产品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些外部性不能被获取，非遗传承者投入人力财力的积极性将受到抑制。当市场失灵真正成为非遗保护最优水平的障碍时，就有必要探索政府介入的适当方式。公共行为层面上的政策工具被定义为“组织集体行动解决公共问题的一种方法”。有效的政策工具通常包括：信息、财政支持、公共服务和法律。其中法律是影响人们的行为的规范性工具。法律的本质特征是“当私人行为未必有利于公共利益时由代表国家的权力机关通过命令以控制人们的行为。~23]法律T.具与其他工具不同之处在于其预先设置行为要求并为不依法办事设立不利的后果(与单纯设置激励等财政行为不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府行为的负外部性。
篇3
摘 要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归纳法、逻辑分析法等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进行研究，可以看出，体育类的项目数量还是相当多的，但也相对单一，可以得出地方政府不重视、法律法规不健全、经济水平落后、专业人才缺乏、传承方式的限制等是目前河南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滞后的原因，并指出研究领域中的不足，在保护与传承方面出现的缺陷，以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选定体育非遗文化的角色定位等。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河南省 体育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保护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体现了人类共有的体育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即承袭，承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价值、文化渊源、风俗习惯等以及生态环境。河南省境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提出，是对这一类珍贵文化形态的抢救和保护，是对濒危文化采取的一种记录、保存、评估、拯救、等的一项文化工程。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进行研究。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中国知网（CNKI）查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文献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逻辑分析法。在结合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综合分析，并对目前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二、结果与分析
（一）结果
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系中，多数人对武术、太极拳等所普及的项目较为了解，知晓项目的单一，不重视体育非遗项目体系的存在的重要性，在高校有一半的学生不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或者只是了解个皮毛，关注度、参与度普遍不高，原因是高校缺乏相关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平台，场馆缺乏、师资力量不够，多引进社会民间传承人来教授。
黄涛在他的文章中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文件对于“政府主导”的阐释很明确，政府对于非遗保护的发动、组织、管理、支持、推动等作用[1]。通过查阅资料显示：地方干部与民众对非遗保护的认知存在偏差，地方干部在非遗申报时比较看重外显、容易成为地方文化品牌的项目，而对无形的、潜藏于生活之中的文化遗产缺少发掘，这样就致使那些传承久远、深深影响民众生活的非遗项目不为世人所知[2]。
在多元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同模式和路径，是新阶段体育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的法律保护条例大多是政策性的指导意见或原则性办法，可操作性差、内容不完善，无法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的活态性、多样性、不可再生性等特征[3]。
（二）分析
以河南省少林寺为个例，少林寺投资成立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了“少林”、“少林寺”商标，注册类别为武术表演。2009年，少林寺注册了“少林局”商标，注册类别为药品和沐浴用品，因此，对体育类非遗的发展可采用注册商标。
河南省国际少林武术节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在武术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武林高手云集郑州，互相交流、切磋技艺，共同促进武术的发扬与传播[4]。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在传承谱系比较明晰的武术或其他拳种基础上，创造理论和技术体系比较成熟的武术技艺和健身、养生功效突出的套路，使其具有生存、发展的特定空间和时间维度，植根于民间的活态的传统行为方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核心就体现在它的传承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变异与创新，少林寺禅与功夫的发源地，一千五百年的传奇，力量与智慧的结合，是东方文明的瑰宝[5]。
通过结果可以分析出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虽然对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管理有了专题的研究，但为数不多，对传承主体还仅限于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传承内容上提出了对体育健身价值的延伸，充分发挥传承人自身的优势，对于体育类非遗的发展很重要。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在开展的体育非遗保护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足，从国家政府层面、社会环境层面及个人层面等还需加强宣传，不能固守传统教育模式，尤其是面对体育类非遗的存在，学习的方式应该多样化；资金不足、人才匮乏，学校教育的不普遍，举办的非遗活动多是流于形式；非遗文化宣传的不详细、不清晰造成大家对它的模糊概念而没有深入的了解。
（二）建议
对于有市场前景的项目可以设班招生，使地方的传统项目走向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可以通过注册某项产权、商标获得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掘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通过市场运作把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的提高可以促使文化遗产的拥有人去保护非遗[6]。
在高校的教学中制作课件，改变传统教育模式，利用多媒体对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以及其中的优势，比如通过电视广告或当下流行的真人秀综艺节目更好的传播体育类，例如《叮咯咙咚呛》就是传播了中韩文化交流大任，通过明星学艺的过程感受到来自中韩文化碰撞的欢乐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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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焦宏昌.第八届中国国际少林武术节开幕56国家代表聚中原[N].中国日报.2010.10.24（3）.
篇4
关键词：档案机构；非遗保护；边缘化；重要参与力量
一、新《档案法》实施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机遇
2004年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未提及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中没有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地位，也无非遗档案必须向各级档案机构移交的相关条款。新《档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条提出“鼓励档案机构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新《档案法》是鼓励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1.参与非遗保护有法可依。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档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励”，肯定了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虽然“鼓励”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对档案机构能够积极借助档案馆藏资源参与到非遗保护意义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新时代档案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利用馆藏和现有的平台来实现宣传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档案式保护让非遗的文献资源保存得更久，且档案机构利用参与非遗保护，来重塑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二、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一）调查概述
1.调研方式。为明确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采取直接访问省市级档案机构网站的形式，具体调研中是采取对省级档案网站和百度以“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的文献进行统计。2.调研内容。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形式。赵跃博士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收集、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业务指导共7种。结合档案机构实际工作，在结合赵跃博士的分类基础上，稍做调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5种，将收集更改为接收（含捐赠），增加移交、修志2种形式，共计9种参与形式（见表1）。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数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调查中发现仅有107家不同级别档案机构参与到非遗保护，占比3.2%，比例低；参与的107家机构中，按照档案机构的级别划分，有13家省级（直辖市）档案机构，36家地市级档案机构，58家县区级档案机构。可见，档案机构整体参与的数量较少，参与比例低（见图1）。2.参与形式呈现被动性。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9种形式中，征集、编史修志、建数据库、采集建档被归入主动参与形式，而接收、展览传播、业务指导、申报支持、移交则归入被动参与形式。调查发现，对107家档案机构涉及的9种形式统计后共得到总参与数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档29家、展览传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数据库5家；主动和被动形式分别占比为40.69%和59.31%。对接收非遗保护中心移交的非遗档案的档案机构仅有3家统计，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县的档案机构。调查发现，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还以接收、展览传播等浅层次的被动参与形式为主，而编史修志、建数据库的主动参与形式占比不高。3.参与类型单一。为掌握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形式的丰富度，对档案机构参与类型进行统计。统计发现，有81家档案机构仅有1种参与形式，占比高达75.7%；而参与形式在3种、4种和5种的档案机构分别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张家港市）、2家（武汉市和扬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见，档案机构参与类型单一、不丰富。
三、我国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现状原因分析
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存在数量不多、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这与学界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身份未得到“官方确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机构是文化部门。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家层面就非遗保护已出台《非遗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等9部政策法规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列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的主体机构；文化部牵头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9个成员单位，也没有国家档案局身影。官方确认的非遗保护主体机构中并没有提及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具有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定期移交档案的职能。但早在全国部署非遗普查工作时，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遗实物资料所有权归国家，由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保护机构保管。”《非遗法》中也未有非遗档案必须移交到档案机构保管的相关条款。新修订《档案法》特别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心等主体机构产生的非遗档案不一定得向档案馆进行移交。文化界和档案界相关法规政策均未将档案机构列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机构，这意味着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只能充当“社会参与”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这也是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数量少的原因。
（二）档案机构工作机制不适应非遗保护
档案机构改革后，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一直以来，档案机构保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移交的档案，是一种基于传统档案形式的服务官方机构的工作机制；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开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两类型机构存在本质区别。具体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遗项目是植根于民间，属于非官方机构的工作，档案的官方机构身份与非遗植根民间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档案具有保密性，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会开放；而非遗传承在保障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传播和传承、振兴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档案的保密性与非遗的社会参与性存在矛盾。
（三）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主动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档案机构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馆职能的理解十分狭隘，认为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愿主动介入，也不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更不愿“越位”参与非遗保护。目前，仅有江苏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档案机构主动与文化部门联系洽谈非遗档案移交事宜并付诸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不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势必会造成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
（四）保存类措施相较保护类措施处于“弱势地位”
《意见》明确非遗建档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可见，非遗建档仅被窄化理解为“收集、整理”，和档案界界定的建档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相比，唯独少了“保存”。可能从语义上理解，非遗的建档“保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但是无论是《公约》《“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将非遗保护措施分为保存类措施和保护类措施，其中认定、记录、建档保存类措施针对所有非遗项目，而特别优秀的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容易造成保护优于保存的印象。而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多为认定、记录、建档的保存类工作，保存类措施的“弱势地位”可能导致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
四、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档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专业优势，筑牢非遗档案式保护
1.保持“前端”业务指导优势。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应主动与文化部门加强联系，协助完成非遗保护规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导非遗中心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确保对非遗档案规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业务的指导，利用业务优势积极参与非遗保护。2.利用档案技术延长非遗档案保存时间。档案修复技术是档案保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提高档案耐久性。在开展非遗保护过程中，会重点关注传承人的实物档案、纸质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而在保护过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纸质档案，利用先进的档案修复技术进行杀虫、除菌、脱酸等服务，延长非遗档案的保存时间；还可以主动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遗的传承人提供免费的档案修复、加固、装裱等修复服务，以解决非遗家庭式保护条件局限造成非遗档案保管不规范的问题。3.通过编史修志来开展非遗保护。档案机构利用编史修志的优势，联合地方志主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编写全面反映地区非遗项目规模及非遗保护工作的志书，如《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用档案机构独有的编史修志方式，记录非遗保护的脉络的形式来开展非遗保护。4.档案记忆工程延续非遗传承脉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乡村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档案部门的公众文化形象。档案机构在开展乡村传统村落档案建设工作时，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结合起来，在抢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过程中，尤其重点收集含有非遗项目的资料，创编成文字、视频资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艺、习俗等分类整理成专项档案数据库。通过乡村传统村落档案的建档工作，将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资源库，在保障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同时，保障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二）借助特殊档案建档契机，丰富非遗保护的多元化形式
1.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档案机构抓住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家庭档案和非遗传承人个人档案契机，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遗传承人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并借助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等载体形式实施非遗保护。例如张家港市已经为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2.口述档案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口述档案将历史“原音再现”，可以很好记录那些濒临失传的老记忆、老手艺。档案机构合理筹划、多方联系，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工作，逐一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象实地走访，并进行口述档案视频采集、现场录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将资料存档于档案馆永久保存。3.方言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地方方言承载着乡愁、乡情，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话和南京白局。档案机构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优秀非遗项目，比如传统方言戏曲、方言童谣、方言故事、方言说唱等，通过方言建档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乡愁，并传承优秀非遗文化。如陕西省档案局的《传承非遗文明，纪录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档的形式开展非遗保护。4.精准扶贫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2018年的《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就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利用做出明确规定。“非遗+扶贫”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很多精准扶贫档案，档案部门要注意收集非遗扶贫过程中这部分特色形态的档案，将其归入“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两类中，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和保存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非遗的保护。
（三）遵循非遗保护趋势，加强非遗文化传播
1.关注非遗传播工程，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传播。档案机构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关注文化传播工作的新动态，加强非遗文化知识的传播。首先，利用档案馆建成的档案网站开展非遗知识传播，可以在档案展览下设立非遗文化传播专栏，开展非遗文化的图片、视频形式的传播。其次，利用档案机构已经建成的官微官博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通过撰写推送非遗小知识等相关推文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制作非遗短视频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促进社会共享。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活态传承的文化服务、文化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继续把握新机遇。第四，拍摄专题片进行非遗传播。档案机构可以拍摄以“传承地方优秀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展非遗保护。如浙江省档案馆面向全省档案馆启动电视系列节目“跟着档案去旅行”，传承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古城古镇古村文化，运河、钱塘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曲艺、传统手工艺、饮食等非遗文化，乡贤文化、浙商文化等乡土文化，诗书画文化等。2.重视文化传承服务，开展档案非遗知识服务。非遗传承是非遗保护永恒的话题，尤其是教育、培训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档案机构除了提供非遗档案借阅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部门合作，通过引入传统编研的成品、VR等先进技术的视频形式来构建非遗教育资源库，为教育和培训的传承提供知识服务。3.寻求多方互动合作，集中优势资源保护非遗。档案机构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并积极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等主体机构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广社会化合作模式来打造档案特色的非遗文化产品。利用新媒体形式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宣传，如采取举办展览、编辑书籍、录制声像作品等形式进行传播，助推非遗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非遗。档案机构应把握非遗保护的前沿趋势，提升参与非遗保护的主动性，发挥专业优势，“有为才有位”，做历史的守护者、记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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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在非遗保护与传承具体工作方面，扎实全面地开展和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全省非遗资源；初步培育和建立起了事业管理服务系统和一支具有较高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江苏加强非遗立法工作，力争在全国领先，依法推动事业发展；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馆及保护基地建设，江苏先后建成和开放包括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内的非遗专门博物馆67个、民俗馆8个、传习所295个；加大非遗宣传普及力度，提升全社会认知水平，定期定点举办群众性非遗专题节庆活动，如中国昆剧艺术节、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中国古琴艺术节等，唤起社会非遗保护认知、彰显江苏优秀传统文化；针对不同非遗项目采取不同保护方式，推进非遗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工作。
非遗保护与传承是一项新型事业。目前江苏非遗工作中还存在着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全社会对非遗工作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一些地方政府保护重视程度不够，保护层次较浅，没有形成系统的保护思路和科学合理的保护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保护经费地区、项目差异较大。政府资金投入不足，民间资金介入全省“非遗”保护传承领域几乎为空白；组织机构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亟需加强，特别是基层组织缺乏稳定从业人员；非遗事业基础理论与实践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专业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正日益恶化，流失现象严重，面临传承危机，其现实价值未得到充分彰显，缺乏保护与合理开发相结合的思路。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及本省有关法规的要求，着力制定切实可行的非遗保护措施，开创非遗事业的新局面。
突出政府主导地位，整合社会多方资源；强化宣传工作力度，提升全民保护意识和力量。
突出政府主导地位，运用文化及相关部门的管理、服务、督促、检查、指导等职能，充分发挥地方高校、社会团体组织在非遗调查、保护、研讨、交流、辅导、培训与传承等方面的作用。同时要组织专家学者，将特色鲜明、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力的非遗项目，编辑出版成各类非遗普及读物等系列丛书，以供群众阅览，增进了解，尽最大可能整合社会各界资源，营造良好保护氛围和保护力量。持续开展非遗事业的传播、展示工作，构建政府保护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机制。
千方百计整合利用各方面的宣传资源，利用各种媒介，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如展览展示展演、论坛讲座咨询等形式，通过广场宣传、街头宣传、流动宣传、节会宣传、网络宣传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普及非遗保护知识，使热爱、珍视、保护和抢救文化遗产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最终使非遗事业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是保护工作有序进行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各项工作切实推进的有效保障和客观依据。目前全省的非遗保护规划工作还相对落后，建议各级政府把非遗保护工作提升到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和文化发展纲要之中。同时参照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先行编制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项目规划，把规划实施工作纳入到各地年度建设计划之中。
加强区域性非遗生态保护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及基地建设，着力拓展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体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需要的是活态传承，因此整体的、群体性的、能够自然传承的保护更重要。以往非遗的保护大多侧重于单个项目，侧重孤立、静止的保护，“生态”整体保护方法的使用依然比较滞后。建议借助于历史村落保护、民俗村建设、农家乐及乡村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等契机，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园），进行非遗动态、整体和可持续的统筹保护，从而为非遗传承提供生存环境、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的立体空间，使它们具有更加持续稳固的生命力。对大量珍贵实物和物质载体，手工艺品、乐器、戏服等，要进行分类收藏、展示和研究。利用非遗博物馆和非遗基地，将保护项目与文化活动相结合，邀请一些代表性传承人来现场献艺，或者结合其他行业来延伸、拓展保护空间，活跃传承方式。
以传承人为核心，推动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
传承人是直接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活态载体，是保护工作得以持续有效进行的根本性保障。对传承人应设立专门的扶助与奖励政策，制定明确的给予代表性传承人的经济补贴制度，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等方式，充分发挥代表性传承人的领军作用和传承作用。同时不仅要给予老年传承人以资助，更重要的是鼓励青少年和有一定技艺基础的中青年拜师学艺，对学习效果显著、成果突出的继承人要给予精神与物质奖励。对那些必须要通过团体传承的项目，鼓励相关团体开展传承工作，或鼓励有关人员进行传承组合，开展有关传承工作。对部分技艺有一定的秘诀不宜面向社会公开的项目，要鼓励家族传承。
积极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促进生产性保护，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路之一，是做好“在保护中发展”的工作。把有自身发展能力的非遗项目适度推向市场，让其重新焕发生命活力，通过非遗生产性保护，使之形成文化品牌，成为新兴文化产业。发挥全省各地各级政府的引导、参与及组织协调作用，尽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非遗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中来，为非遗项目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找到最恰当的方式，培育和构筑适合于非遗资源与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相融合的新平台。
积极探索生产性保护的方式方法，制定各类优惠政策与奖励政策，推动部分非遗项目走生产性保护、发展道路。可以组织民间艺人、民间艺术表演队伍，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让地方性非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加强非遗与旅游业融合，增强民俗旅游的吸引力；出版非遗丛书、系列光盘，开发具有“非遗”特色的服饰、饮食、工艺品、纪念品等，建立一批非遗特色产品的研发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也要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和滥用。在有效保护和不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真实性和整体性的前提下，做好适度开发利用，从而促进非遗保护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加强非遗保护传承的数字化建设。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开发和利用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迅速演进，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贵定县的布依、苗族文化由于受到强势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加之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不少布、苗传统文化渐渐失去生存环境，渐行渐远，许多非遗老艺人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人传承意识淡漠，布、苗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尽管有的已经进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省级非遗名录，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提升和保护，至今仍游离于地理标志和品牌商标保护之外，直接影响其知名度和“身价”的提升，尚未成为知识产权等法律认可的“知名品牌”。
1 贵定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处苗岭北坡、黔中腹地的贵定县，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县近三十万的人口中，聚集在此的布依族、苗族、水族、侗族、壮族、仡佬族、土家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占约占了总人口数的一半。而贵定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各族儿女经过千百年的文化往来、文化沉积、文化融合，在欢庆丰收、庆贺太平、祈福纳财、欢呼盛世之时，都喜好用载歌载舞的方式表达情感。
贵定县布依族、苗族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以及长期的民族习俗和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造就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特色文化品牌——既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名录苗族《鼓龙鼓虎-长衫龙》，被列为第四类民间舞蹈，属4l项民间舞蹈之一，排列序号为126Ⅲ-23苗族芦笙舞；省级非遗代表名录海葩苗《芦笙长鼓舞》；《益肝草》；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州级非遗代表名录《月子汤》；《引思鼓》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贵定县布依族、苗族厚重人文和灿烂历史的经典之作，是不可多得的民族瑰宝，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张张文化名片，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一个文化品牌。
2 传承与保护措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贵定县布、苗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笔者认为仍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挖掘抢救为主，传承保护并重”的原则，从以下几方面抓好和抓实管理工作：
2.1深化改革，转变职能
优先考虑列入非遗名录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其传承保护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资金为非遗相关部门抓好此项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同时要制定吸纳社会资金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投入机制，采取政府投入一点，部门支持一点，社会募捐一点，企业捐赠一点的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非遗传承保护基金，大力扶持非遗文化产业，对非遗进行开发，在开发中加以保护。
2.2继续对布依、苗族传统文化的普查
全面了解、掌握全县布依、苗族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和生存环境。通过实地调查，深入挖掘，运用文字、录音、录像以及实物展示等方式，对新发现的非遗名录或过去的名录拾遗补缺都进行全面、真实的记录，细心整理，鉴别真伪，同时加强对非遗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档案数据库。
2.3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切实提高对非遗的传承保护意识，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形成以主管部门为主，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格局。采取政府主导，专家学者、群众参与的方式，切实有效地开展工作，通过建立贵定特色非遗精品网站、广播电视对外宣传及把非遗工作纳入目标考核体系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对非遗的保护、传承意识。
2.4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落实好非遗教育的整体规划，大力培训非遗专业人才队伍，提供必要经费，创造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内容丰富的非遗活动，促进对外交流。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强化工作力量，建立一支高素质具有实干精神的专业队伍，充分利用贵定师院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努力培养文化专业人才，让更多的人走进非遗工作。其三大力推进非遗名录进校园工作，把非遗名录作为贵定地区学生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纳入教学计划安排，编写乡土教材，培训师资，通过学校教育保障非遗名录的传承和发展，提高布依、苗族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文化自觉意识。其四是加强非遗传承人的申报评定工作，建立非遗传承人名录体系，对传承人制定具体保护措施，为授予荣誉称号，给民间艺人的生活补贴等，进一步掀起尊重和爱护非遗人才的热潮，使非遗传承和发展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2.5加大对“非遗”的开发和利用
发掘一个民族文化品牌不易，要使它发扬光大，长盛不衰，造福桑梓更难，如“云雾系列贡茶”、“益肝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思路，创新的思维，市场的观念去应对工作的挑战，去探索新的机制，使这些非遗文化品牌的发掘和保护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这些非遗企业聚集，促进科学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与此同时对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鼓龙鼓虎-长衫龙》等非遗品牌，则应与旅游精品景点（如“金海雪山”）的深度开发相结合，依托旅游市场带动演艺产业的发展，并积极开发以旅游者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非遗民间工艺品、纪念品，逐步壮大非遗民间工艺品加工业，努力增加“非遗”在旅游业中的作用，使非遗文化品牌优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以此带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
3 小结
总之，为了能保护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定县应健全组织机构，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等，同时，还不断的加强资金政策扶持，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各区镇也安排专门的保护经费并制定保护规划。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文化现象、艺术模式空前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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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非遗”高校传承的必要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为了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强化民族认同感，《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理应在高校课堂给当代大学生以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在全球化、信息化的21世纪，文艺在世界交流互动中有“趋同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只有各民族保持文艺传统的特色，才能丰富人类文化的样态。
首先，民间文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民间文艺作品数量繁多，样式众多，它忠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凝结着民族的精神，全面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史。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歌谣、民歌，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生活愿景和中华民族精神，保留着形成民族品性的文化原生态。我国的民间文艺是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生态环境下的精神产物，集中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和为贵”“天人合一”“协和万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审美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依存的前提，是维系民族认同感的精神脐带。
民间文艺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宝库中最主要的宝藏。民间文艺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代代流传、不断创新的杰作，成为数千年来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塑造民族精神和审美创造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现代的文化生态环境对民间文艺生存空间的挤压。现代文化生态环境下，生存竞争加剧，急功近利的物质化功利化明显，都市文化的消费时尚和视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电视、电影、网游等）不断地挤压精神空间，导致精神家园不断地萎缩。民间文艺的生存和发展就日益维艰。“根据联合国文件的规定，‘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对象主要指濒危的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俗是民间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为此，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艺的保护、传承、发展是我们中华民族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
基于民间文艺所包含的深厚民族文化意蕴和现代生存困境的分析，高校的《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应秉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来传承民间文艺的流脉，使其得以香火传承。因此，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承继、民族精神家园守护的重要途径。
二、“非遗”高校传承的路径
如今的文艺作品都是大量复制和快速传播的，该如何承传具有地域性的民间文艺？地方高校如何利用《民族音乐》《民间文学》等课程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
（一）“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
《民族音乐》《民间文学》不仅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也作为高校的人文通识课程，不能死守教材的理论知识的讲授，更主要的是要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更新。
如前所述，民间文艺全面地反映了民族发展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所以，在做好课程理论储备的前提下，任课教师要善于挖掘和开发“非遗”相关课程资源，一是要广泛涉猎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重大问题的民间文艺，比如，华夏民族的龙图腾的传说，“年”的故事等，“它们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所有子民彼此认同的标志”，这种包含情感内涵的文化不是消费文化能比拟的。并对反映同一话题的各种民间文艺样式进行选择和组合，以便课堂上给予大学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和传统文化侵染。
二是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因为民间文艺的地域性特点，所以，任课教师对地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以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传统。我们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地处重庆市合川区，可以利用地缘之便，对重庆的各种民间文艺进行搜集，尤其是已经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艺，例如，川江号子、巴南区的木洞山歌、巴南区和万盛区的吹打、秀山民歌、酉阳民歌、九龙坡区的“走马镇民间故事”、南岸区的“广阳镇民间故事”、巫溪的“炎帝神农传说”、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酉阳古歌”等等。
三是要不断创新和拓宽“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方式。目前，我们将课程资源开发与课堂活动结合起来，采用了课堂“曲艺传唱”、“山歌、民歌大比拼”、“故事擂台上”、“传说人人说”等形式；在田野搜集与学习后举行“民族音乐”系列展示活动，如“吹打”专场音乐会；“非遗社团”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等。这不仅传承了民间文艺，丰富了课程资源、活跃了课堂，开辟了第二课堂。此外，我们还以课题申报的方式，加强对“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经济和时间投入。
（二）创造良好的“非遗”传承氛围
首先，营造民主、轻松愉快的传承“非遗”的课堂。民间文艺具有活态流传性，如果不流传，它就会丧失生命活力。所以，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和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带着各自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曲艺、民歌“开口说”“开口唱”，形成中华民族的“民间文艺”交汇的活态课堂。
民间文艺的传播方式是“现场”传播，课堂上就让学生通过“说”“唱”“演”，现场流传的过程是再创造的过程。我们采用比赛的方式激励大学生用进行说唱展演，同时以课程加分或课程考核的方式鼓励学生对其他学生说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进行“复述”，对民歌、山歌、民间曲艺进行“翻唱”，然后叫“原版”学生进行评价。这个过程，虽然不能诞生“非遗”传承者，毕竟“诞生于农耕文化语境中的民间故事在其特定的场域里发挥着原生态服务民众的功能， 有听众市场的讲述情境造就了故事家的诞生。”但是，我们发现，教育主体积极参与“说唱”“展演”，激发了其学习民间文艺的兴趣和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和精神的愉悦，而且促使了其对各种“非遗”（民间文艺）样式进行自觉的横向传承。
其次，邀请重庆“非遗”传承人来高校进行展演传唱，进行“现场传承”。民间文艺的“传承应该还是人和文化展演空间的传承。”我们认为，只要高校教育持续创造民间文艺传承的人文氛围，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创设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流变空间，营造互动交流的故事讲述情境和唱演的氛围，“非遗”的保护、发展就会以活态流传的方式持续下去。
（三）加强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
地方高校利用科学研究的优势，加强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研究。一是因为田野调查方便，能收集到第一手资料；二是有利于地域文化的研究，以使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与繁荣地域经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
对地方民间文艺的研究，首先要从民间文艺的产生、发展、变迁和演化过程进行纵向研究，以对其进行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探究。其次，从民间文艺的文学本体进行研究，如审美特征、类型归属等层面入手进行研究。再次，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民间文艺，这样就可以关注与民间文艺密切相关的当地社会生活、文化生态的研究，以解释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民俗现象、文化现象的异同。
当前比较重要的是对保护、传承民间文艺的策略进行研究。由于孕育民间文艺的文化语境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风蚀”，民间文艺不能仅仅停留于“留声”的保护性策略，而要采取活态的“传声”策略和路径。可以将“非遗”与重庆富丽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建构文化旅游景观。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其中秀山民歌就是一大亮点。再如，重庆三峡地区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区，这里“流传着有许多民间故事，几乎每一个景观都有神话传说，这些民间故事和景观传说，超越时空界线在历代人民群众中口耳相传，经久不衰……丰富和深化了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构成了三峡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和开发“非遗”课程资源，也有利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从而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传承。
三、“非遗”高校传承的重要性
民间文艺（“非遗”）既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精神的源泉。当代大学生将是实现伟的中国梦的中坚力量，高校的“非遗”传承可以利用民间文艺对其进行民俗风情和历史教育，也可以对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正能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团结、和平、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发扬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
民间文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态，影响和烛照着中华民族一代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民间文艺发挥着娱乐和教化作用、宣传鼓动作用、组织协调作用的文化生态一去不复还。在现代化的当下，民间文艺属于“草根文化”，具有平民化特点，具有民主、平等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生活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因此，高校“非遗”的流传，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通过对民间文艺的学习和传承，让大学生感受民间文艺学特有的审美习惯、审美特征和审美风采，不断提升其民间文艺的审美鉴赏能力。
总之，地方高校对保护、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充分认识到了民间文艺这种活态文艺的文化价值、流传特征及其在高校传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进行了“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思考和探究了民间文艺高校传承的实现路径。希望藉此让世代相传的“古老”的民间文艺继续现代流传，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流脉源远流长。
篇8
【关键词】西安城墙；物质文化遗产；申遗
一.西安城墙概述
西安城墙景区位于西安市中心区，建于明洪武年间，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中国古代保存最为完整的城垣建筑，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同时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军事城堡设施，已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它拥有浑然厚重的气势，而这已成为古都西安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象征。以城墙为中心举行的各种国内外文化活动以及旅游项目很好地展示了城墙的历史、人文魅力，以及作为西安城市名片的风采。
二.西安城墙申遗的重要性
1.申遗的必要条件
（1）真实性
根据规定，凡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都必须符合所规定的多项标准，不仅要求它们拥有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有严格要求遗产具有“原真性”，即真实性。而根据记载，现存的城墙是建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西安城墙是明朝初年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指导下，在唐皇城的基础上建成的，在历史真实性上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2）完整性
西安城墙是历经了八年的时间得以修建而成，是明代初年以公元6世纪时的隋唐皇城墙的基础上扩建而来的。除了东、北两面各向外扩展开了四分之一，面积扩大了近三分之一外，西、南两面的城墙是将唐末长安城的旧城保留了下来。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3）时代性
城墙在中国古代是以一种防御性的大型建筑而存在的，历史悠久，形势稳定，功能独特，汇集了城市设计中的精华，集各代建筑师的技艺于一体。它既是完整的古代军事防御系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杰作，达到美观与实用的统一，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现代审美艺术。它基本上完整保持了古代封建社会城垣建筑的面貌，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筑城技术的杰出成就。
2.申遗的意义
（1）提高城墙知名度
提升城墙独有的历史文化竞争力，把潜在的历史文化资源变成现实的文化旅游产品，对推进西安国际化进程，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2）提升城墙文化
城墙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以及周边的文化古迹以及历史遗存，都有了极大的展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城墙不止是一座城的屏障，也是作为古城西安最好的历史“记录者”。
（3）带动城墙旅游产品发展
带动对城墙旅游线路的推广，使城墙线路成为未来西安旅游的主要线路，并可以加深与其他旅游景点的合作，增加旅游纪念品的销售，提高经济收入。
三、西安城墙申遗的优劣势分析
1.优势分析
（1）资源丰富
西安城墙一系列军事设施遗迹，以及环城公园，护城河等，是品质较高的旅游资源。节庆期间，各类围绕城墙开展的文化体育类活动，以不同的的主题来诠释和呈现城墙的内涵，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也是城墙景区的一个亮点
（2）区位优越
城墙位于西安古城中的中心地段，是这座城的标志，它保留了古时所充当的角色，保护城池而存在的屏障。因为在城市的中心，有四通八达的公交线路和南北已贯通的地铁沿线，为游客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3）价值突出
一方面，城墙是人们最为接近、最能体会古城遗风的地方，也是保留下来最能让人体会到古都雄浑霸气厚重的历史气魄的古建筑；另一方面，城墙作为历史的产物，记录着这座城市成长的历程，是文化的衍生地。
2.劣势分析
（1）周边环境杂乱
西安城墙受周围现代化建筑的影响极大。城墙在高楼大厦的簇拥下，似乎与周围的一切有些不协调。毗邻城墙的建筑物又大都低矮破旧，没有统一的规划和装修，背景色调和城墙都难成一体。此外，许多市民都将杂物堆放在城墙底下，使得周边环境更加脏乱不堪，不仅通行困难，而且市民的生活条件也受影响。
（2）配套设施破旧
首先，多数城门标识不清，不是有实无名，就是模糊难辨；其次，基础市政设施也不到位，比如旅游旺季，游人休憩和如厕都有很大困难。最后，城墙的维护方面也存在问题。城楼上的有些对联上的字迹模糊不堪，箭楼内灯光昏暗，显得很压抑，游客进入并不能很好的参观和了解其内部结构。城墙上的路面受损严重，许多路面出现墙砖凸起，或凹陷，或脱落，这样不仅影响到城墙的美观，也会给游客带来不便和危险。补刻城门门名这样简单的一项工作却迟迟没人去注意。以及楼内所遗存的一些文物。
（3）保护措施不力
对于城墙的保护并不到位。尽管，相关部门对城墙进行了一系列的修复和完善，04年西安城墙北段合拢后，完整的连接了残缺了近60多年的西安城墙。但如今，墙体大大小小裂缝有70条之多，墙壁残损的痕迹非常明显，墙砖已经脱落或是残缺不齐。西门内部分城墙由于没有墙砖的保护而，受风雨侵蚀而塌陷。人为的乱写乱刻的情况越演愈烈，屡禁不止，城墙一直处在被破环，修复，再破坏的恶性循环中。
四、申遗的制约因素
1.申遗运营工作不到位
相关方面对西安“申遗”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不够，至今申遗机构未完全建立，制定计划也没有实行。在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各部门只关心如何使自己分管的地方申报成功，对于城墙的宣传和推广工作重视度不够，实施力度不大，缺乏对城墙形象的准确定位，没有将城墙的市场完全打开。申遗的误区是主要部门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花费在去获取“世界遗产”的头衔上，没有充分的利用资源去进行营销工作。
2.城墙保护不到位
对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来说，要求“不但要保护文物的个体，而且要保护文物的相关环境、历史地段以及城镇的历史风貌”。西安城墙前两次失败，主要原因是周围现代化气息太重。环城墙观察后，城墙很多城门上的字模糊难辨。城墙在维护上也存在问题。城墙墙体上裂缝太多。西门内部分城墙没有墙砖的保护而，受到雨水侵蚀而塌陷，城墙上的道路，也是坑洼不平。
3.产品项目创新性不足
目前，西安城墙的一些主题活动，主要是仿古迎宾入城仪式、马拉松、灯会、庙会等各种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娱乐型活动，内容单一，模式固定，项目的观光性较体验性要突出，缺乏创意。在打造和扩大新型景区上，关于景区建设的规划不到位，落实性不够，缺乏创新性，缺少新颖性，不能很好地吸引游人眼球，游客在游览城墙时，除了参观墙体之外，可进行的活动比较有限。
4.景区内涵延伸不够
游客来到城墙，只能逛城墙，游城墙，拍城墙或是骑自行车绕城墙一周。游客和城墙之间缺少了互动与接触，这不仅会降低游览的乐趣，而且不能让游客充分的了解城墙为何出现，以及存在的意义。城墙在古代，是保卫百姓的围墙，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屏障，直到今天它的职责依然。今天的城墙上，没有将当时作战的方式，所使用的武器，以及城墙价值展现出来的实体化景观，这局限了城墙景区的吸引力，使得城墙的内涵延伸不够。
西安城墙作为西安的城市标志，它为历史提供了真实，为文化提供了载体。通过对城墙申遗的优势和不足的分析，为推进城墙继续申遗，对提高其知名度都有很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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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徽雕 展示设计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J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4（b）-0018-01
1 婺源徽雕文化的展示对象
徽雕文化发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是古徽州重要的工艺美术精粹。婺源原属于古徽州的一个县，解放后在行政区域上划归江西，但是其风俗习惯文化基础都是与徽州文化一脉相承的，其著名的“婺源三雕”（木雕、石雕、砖雕）也是徽雕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具有典型的代表性。2009年婺源著名的雕刻大师俞有桂被文化部授予徽州三雕（婺源三雕）代表性传承人，这是国家对于徽雕文化遗产保护的极大认可与重视。此次非遗的实验性记录研究就以传承人所在的传承基地建设一个700m2的徽雕艺术馆为突破口，对于这项文化的展示内容是需要进行前期的详细策划，雕刻品的陈设是此次展示最为重要的展品，通过与“非遗”大师俞有桂的调研交流、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其展品主要确定在根雕艺术品、木雕家具、古建筑的砖雕石雕装饰部件三个主要方面。徽雕主要是依附于建筑装饰和徽州家具而存在，经过装饰性的发展之后产生了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根雕、木雕艺术品体系。在图片和文字展示方面主要是关于徽雕文化的发展历程简介、雕刻技艺简介、材料的展示介绍及最近几年这项“非遗”行业所获得的传承性发展与创新四个方面来进行。但是要将这些作品、图片及文字合理地植根于地域性的浓缩空间中，并与空间融为一体来使观众感受到沉淀的历史文化氛围是需要仔细推敲斟酌的事情。最好的方法便是从与当地环境、文化的类型学建构着手，来寻找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符号，这样设计出来的空间就会与历史、环境与文脉产生某种天然的联系。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先进行广谱式的考察，通过与当地居民的交流沟通，将婺源所有与徽雕有关的地理环境、人文特色进行归档研究。通过资料及现场调研分析得出当地具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主要有：江湾古村落群及萧江宗祠、非遗传承人的故乡汪口村、婺源步行街、婺源景观桥、沱川理坑为代表的徽州古建筑群、当地著名的自然景观油菜花及月亮湾等。其文化符号中有完全传统遗留的徽雕艺术，有与现代地域发展结合而创新的徽雕艺术，还有哺育徽雕艺术的基础性自然环境代表，就完全能够有机地串联成一个能够反映非遗传承基地发展现状的背景资源。
2 展示氛围的营造与展示方法
2.1 利用与现代科技结合的手段进行非遗文化的多媒体展示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制作互动投影视频，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讲述徽雕的发展历程、华龙徽雕非遗基地的发展历程、已研发成功的代表性项目和作品以及相关史料典籍的数据库链接等。参观者可以根据触动触摸屏进行选择性点击，与此相链接的是一个完整的徽雕多媒体资源库平台建设，其中包括这个展馆所容纳不下的所有徽雕艺术品的基本背景资料及相关数据、相关的影像视频资料以及个性化定制的选择服务等。展厅中的部分展品比如龙椅采用360度旋转的动态展示，配合其背景的虚拟展示墙面产生一种虚实结合的幻影空间效果展示。对于前期调研过程中所发掘的文化符号也要进行科技化的展示融合，比如由该基地所完成的景观桥、萧江宗祠、步行街等大型项目以微缩模型的形式加以展示，其周围的场景以现实中的周围的活动场景作为动态背景进行影像投射，使其更具备真实性和趣味性。
2.2 注重在展示过程中的互动体验性
在参观的过程中使部分家具类展品可以与参观者产生互动体验关系，参观者可以亲身的坐在或者躺在相关的座椅及木床上进行舒适性体验。在参观完木雕艺术品的时候可以在展厅的雕刻体验区自己动手雕刻一些相对简单的小艺术品作为纪念，让更多的人感觉到这项艺术的博大精深及保护发展的重要性。又比如在进行古建门头砖雕的展示时就会出现两种思路，一种是将收集回来的古建零件在展厅的某一入口处进行重新的拼接组合，复原其原来的面貌，而另一种思路是用等比例的图片或投影将这个门头的原始样貌展现在墙上，然后在图像旁边的墙上以人视线的范围内为基准安装玻璃展示盒，将零部件展示其中，零部件的盒子用发光的灯线指引在图像中的原始位置，这样的展示效果显然就更加具有体验性，因为一般平时人们只能看到高高在上的门头，而以人视角来观察这些组件显然更加别具一格，令参观者印象深刻。
2.3 流线及空间排布的趣味性设计
在流线上由于整个展厅的空间面积并不大，只有700 m2，因此适当增加其室内的流线长度是非常有必要的。整个流线采用造园方法中的借景、对景等基本方法，使参观者在整个过程中的任何视线都有相应的主展物品呈现其中。在铺地材质上也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在统柜和零散的展区就用PVC等反光适宜的材料来与整个叙述性“博物馆”展示的语言来表达徽雕的发展历史和静谧的艺术氛围，而在套件样板中则用青石板的铺地来还原真正徽派室内空间的特质，来展现最为现实的生活场景。在整个流线的设置中使叙述性“博物馆”展示方法与场景式样板空间相结合穿插，以避免其参观的乏味性，并且整个展示空间的光照也会不断的进行亮暗交替，来增强展示“过程中”的体验印象。
3 文化遗产空间化记录的后续设计研发保护
对于徽雕的艺术馆记录设计其实只是对于这项非遗保护的第一步，而要真正发掘这项非遗文化就必须进行更为深层次的梳理规整，将其所有的价值性资料完整的记录下来，比如在后期可以进行多媒体资源数据库平台建设和徽雕的大型数字化虚拟博物馆设计，与现代高科技的结合更能够焕发出传统工艺的魅力价值，虚拟化的空间记录是当下人们更为方便且更容易接受的保护方式，可以结合徽雕文化和数字化虚拟展示的最新技术进行了原创性的研发运用，当完成对这项非遗的保护和展示两个方面工作之后便可以与市场商业接轨，建立“产学研“的互动平台自行运营体系，解决这项非遗事业后继无人的现状。由于目前非遗的此类数据库及虚拟展示平台系统大都是由政府出资运营维持，长此以往势必增加政府负担，并且不能够激活传统非遗的现代化应用，通过平台的搭建策划一种自行运营的模式，使其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满足平台的运作费用，使非文化遗产平台摆脱完全依赖政府的局面自行发展，这才是对于传统文化复兴、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创意产业的重要示范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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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科技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的生活带来了便捷的同时，非遗荣昌折扇的地位也逐渐被新兴的工业化产品逐渐取代。可以说非遗荣昌折扇艺术发展举步维艰。因此，促进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当前文化产业领域的重要课题，促进非遗荣昌折扇艺术发展是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体现，同时更是未来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创意产业的重中之重。
非遗荣昌折扇艺术发展的现状
1.产业发展对折扇艺术的影响
首先，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制度的建立与不断成熟，非遗荣昌折扇艺术的产业发展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对于当今非遗荣昌折扇艺术产业的发展来说，其生产规模逐渐缩小，曾经年产量过百万的大型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逐渐消失。现代经济的产物只保留了规模较小的非遗荣昌折扇艺术产业，由于这种文化产业生产规模小，经营生产过程中的运作较为灵活，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下拥有较强的抵抗力，能够积极转变生产方式和运作模式，因此，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取得一席立足之地。
其次，对于荣昌折扇的生产厂商来说，存在着较为陈旧落后的生产经营理念，不能及时的把握市场的信息和走向，从而抓住机遇，发展自身。而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缺乏创新意识。而对于荣昌折扇产业来说，他们发展的主要业务来源，基本上就是靠批量的订单来维持，这就造成了荣昌折扇发展前景不是很好，由此，造成了折扇人才的大量流失，使得折扇艺术的传承变得更加艰难。加之，相关部门对于荣昌折扇艺术产业的发展的扶持力度有待加大。
与此同时，我们针对于非遗荣昌折扇艺术产业的现状，也应该看到其发展进步的一面。在折扇产业为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改善自身的发展模式。尤其是荣昌折扇的私人企业的小型折扇生产方式，对于市场的危机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再者，荣昌折扇的小型企业也正在积极转型，使得自身的生产经营发生变得更加灵活便捷，也积极追求人们的精神层面的满足，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2.自然环境对折扇艺术的影响
非遗荣昌折扇艺术可以说来源于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神圣的产物。因为，折扇的选材都来源于自然中的各种植物，尤其是竹子的巨大作用。对于制造折扇来说，影响其品质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竹子的选材问题，竹的质量好是折扇制作工艺精良的重要原料保证。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给非遗荣昌折扇艺术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的迫害，其中就包括折扇的基本原材料竹子的破坏，城市化使得竹子的产地变得越来越小，使得折扇生产的原材料数量得不到充足的供应，以及各种植物原料的供应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但与此同时，由于竹子等原材料的减少，使得其他可替代品的需求数量变得越来越大，从而带动了其他原料产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市场机遇。这是由于制作折扇的原料越来越丰富，使得现代折扇变得更加高端时尚。因此，我们要正确看待自然条件给非遗荣昌折扇艺术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3.社会生活环境对折扇艺术的影响
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是非遗荣昌折扇艺术发展进步影响最直接的因素，因为，于传统的非遗荣昌折扇来说，它的价值都是集中体现在它可以去暑纳凉的实用性，但科技的发展，使得这种实用的价值逐渐被取代。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非遗荣昌折扇积极适应社会的变化，逐渐由实用性向审美性转变。荣昌折扇能够及时的抓住人们的精神层面需求的潜在的市场价值来发展非遗荣昌折扇艺术。但与此同时，非遗荣昌折扇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其艺术性的价值，这就使得市场对于荣昌折扇的艺术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见，市场的竞争力也是十分激烈的，所以，荣昌折扇艺术在发展过程中，要积极结合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和需求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进步。
非遗荣昌折扇艺术传承与保护的措施
1.转变思想观念
（1）从实用到审美的功能认识转变
荣昌折扇的发展过程中，从从实用到审美的功能认识转变是时展的必然，也是折扇艺术立足当今社会经济的必经途径。对于荣昌折扇的传统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早已成为过去式。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得荣昌折扇的实用性被这种简单便捷的机械劳动所取代。因此，荣昌折扇必须转变对于折扇本身功能的认识，结合现代人们精神层次的发展需要，逐渐转变为能够满足于人们精神需求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产品，不断转变自身的观念，从而注重荣昌折扇自身的审美价值的挖掘，增强其附加价值，为其创造巨大的产业价值，才能在经济的发展中取得立足之地。
（2）从制作到创造的生产认识转变
“创意”是非遗荣昌折扇艺术立足经济社会带动自身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对于非遗荣昌折扇艺术如果没有创意的支撑，就是鱼离水，失去了发展的根本。对于现代非遗荣昌折扇艺术的产业来说，大多都是采用“计件聘用制”的工作方式，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大大降低了创作因素的出现，导致非遗荣昌折扇艺术的发展缺乏创意的推动。而在荣昌折扇“创意”这方面的典型非“陈子福”莫属了，陈子福就是积极重视创意之于非遗荣昌折扇艺术发展的重要性，充分利用文化的优势，充分结合文化创意，使得折扇的发展走上了文化创意的道路，从而推动荣昌折扇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因此，在非遗荣昌折扇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要推进非遗荣昌折扇艺术从制作到创造的生产认识转变，从而利用创意发展荣昌折扇的市场价值，提高市场竞争力。
（3）从单一到整体的销售认识转变
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传统的荣昌折扇的单一的销售折扇的方式逐渐淘汰，而逐渐向整体变的销售认识的转变成为时代的发展趋势。而对于文化产业来说，产品的附加值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上具有极大的优势，要促进荣昌折扇的进步，首先不能只是单一的去为了销售折扇，而是要从销售整体出发，既要做好产品前期的包装，又要注重后期的售后服务，从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服务结构，以此增强产品的附加值。除此之外，荣昌折扇同时更要能体现个性化以及风土人情，使其赋予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荣昌折扇增强了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从单一到整体的销售认识转变才能使得荣昌折扇创建新的营销理念及方式，促进荣昌折扇带着自身特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优秀的非遗荣昌折扇艺术。
2.工业化与传统手艺的平衡
（1）工业化的发展
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要求荣昌折扇要积极利用科技的成果，利用工业化来提升荣昌折扇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然而对于现在许多家的荣昌折扇的企业来说，大多数的企业的生产程度中，极大的生产过程都还是靠手工作业来完成的。而在此过程中，由于企业采取的仍是手工作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人工成本也极高，导致折扇产业的发展前景不乐观。因此，在荣昌折扇的生产过程中，逐步应用工业化的机械成为时代的要求，荣昌折扇产业只有积极提高机械化水平，才能紧跟时代的潮流，促进自身的发展。
（2）传统手艺的传承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潮中，虽然我们提倡提高机械化水平，但是高水平的手工制作的手艺也值得保存与发展。对于荣昌折扇的产业来说，高水平的手工制作是可以体现荣昌折扇产业的自身特点和风情特色的，这是机械化作业无法取代的。在折扇的加工过程中，利用机械固然可以保证大批量的产品在规定的时间里制作完成，但对于折扇艺术水平的进步还需要手工制作的方式来保证。因此，手工制作不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消失，而是逐渐改进与进步。
（3）工业化与传统手艺的结合
由此，在荣昌折扇的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要使工业化与传统手艺充分结合。在提高产品生产效率，降低制作成本的同时，更要保证产品的品质，这样才更使得折扇的艺术水平得到良好的展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手工制作并没有被工业化完全取代，而是以自身的独特性拥有发展立足之地。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荣昌折扇的产品逐渐呈现同质化的特点，从而使得市场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这就需要传统的手工工艺发挥自身的独特性，使得荣昌折扇的产品具备自身发展特色，从而立足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中。
3.建立传承、保护、开发为一体的保护模式
（1）保证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性
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由于我国的法制法规还不是十分的健全，从而导致很多的关于折扇艺术的创新成果被窃取，创新成果被他们抢先注册了专利，从而导致成果被剽窃，而原有的折扇企业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会使社会中出现跟风的现象大量出现，以及假冒伪劣的产品越来越多，从而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导致市场经济调节失衡。因此，对于创新成果要及时申请专利，以保护创新成果。再者，国家社会都要积极健全创新体制与机制，从而激发折扇创作者的创新积极性，同时保证荣昌折扇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2）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
对于现代荣昌折扇的产业发展来说，传承人的培养与保护成为促进荣昌折扇企业发展的必经途径。折扇文化产业中现在普遍缺乏折扇人才，而对于这些在职的折扇工人，他们对于自身从事的手工制作的工作的认可度也是十分低的。对于这些人来说，从事折扇制作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果有更好的工作，他们会毫不犹豫的跳槽，由此折扇产业的人才大量流失。可见，在这种企业状况下对于荣昌折扇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就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这就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积极出台政策来保证折扇产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及企业对折扇产业的员积极进行相应的思想教育以及各种活动的创办，以此来提高职工对折扇产业及自身工作的认同感。除此之外，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稳定折扇产业人才，从而打造折扇产业人才建设队伍，为荣昌折扇未来的发展培养大批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从而为折扇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3）品牌化发展与产品开发相结合
在折扇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要时刻将品牌化发展与产品开发相结合，才能全面提高折扇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更高的利润价值。在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如此激烈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如果折扇产业的产品不能创造自身的高附加值，使得自身产品拥有技术等多方面的独特性，就难以在市场经济中立足发展。因此，荣昌折扇产业应该利用自身的独创性和高附加值，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效应，从而树立自身的创新性。而在创造品牌化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折扇产业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文化创意来助推折扇产业的进步。
（4）建立多元化的营销模式
对于折扇产品来说，质量再好，只有销售的好才能为企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在荣昌折扇产业发展过程中，要积极利用现代媒体的强大功能，来建立多元化营销模式。与此同时，能够将传统的营销模式与互联网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互联网来拓宽经营销售渠道。再者，也可以利用折扇产业自身的文化资源的优势结合品牌化效应，来建立多元化的营销模式及渠道，是荣昌折扇产业发展的良好途径和渠道资源。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