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法中的主要技术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收益法中的主要技术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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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技术类无形资产 技术生命周期 价值评估

无形资产是指特定主体所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对生产经营长期发挥作用且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技术类无形资产是指含有技术内容的无形资产，它是由技术产品或商品、智能形态的技术成果和其他与技术相关的权力构成，这类无形资产主要依靠高度密集的技术、知识及智力为其所有者带来可能的高收益，如专利技术、专有技术、计算机软件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都属于技术类无形资产。

一、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的特征

1.技术含量高、知识含量高。从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贡献来看，技术和知识含量在其提供的服务价值中占有绝对优势。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构成主要依靠技术、知识的投入，技术和知识的倍增性使得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也呈现倍增性。如计算机软件的物质资源消耗很低，但技术和知识资源的蕴含量极高，使得其高附加值性特别突出。

2.能够为持有者带来超额利润。技术类无形资产具有远远超过一般商品价值量的扩张能力，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物质财富具有巨大的作用，其控制主体通过在生产经营中使用技术类无形资产，可以获得超过社会或行业平均收益水平的能力。利用技术类无形资产获得收益的方式，主要有直接使用技术类无形资产从而使控制主体获利，通过技术转让来完成技术成果的转化从而获得收益，以及利用技术入股从而获取股利等等。

3.价值转化过程风险较大。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形成过程具有创造性，因此在其形成过程中必然存在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制过程中的风险性。包括研制能否成功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以及研制成功后被别人抢先取得专利，或因技术进步失去使用价值等；另一方面是技术类无形资产使用过程中的风险。技术和知识的消化掌握需要有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采用新技术要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目标就有风险，此外新技术开发的新产品是否适应市场需要，也有风险。因此，无论是对技术的研制方还是使用方来说，技术类无形资产都有较大的风险性。

4.投入和产出呈现弱对应性。无形资产是智力劳动的成果，是个别生产，一次性生产，有较大的探索性和风险性，失败的可能性大，常常是经过无数次失败后才取得某些阶段性成功，所以无形资产的投入不易量化。同时无形资产的产出与投入没有成正比的对应关系。无形资产的价值不是由开发和研究的成本决定的，也不是由技术含量的高低决定的，而是由其给使用者带来的效用决定的。所以一般来说，不是投入的越大，或者科技价值高、技术含量高，无形资产的价值就高，他们之间是弱对应的关系。

二、技术类无形资产的范围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国际知识产权公约(条约)的有关规定，技术类无形资产主要是由技术类知识产权组成，包括专利权和专有技术。专利权是指由国家专利局或代表几个国家的地区机构认定，根据法律批准授予专利所有人在一定期限内对其发明创造享有的独占使用权、转让权、许可权等权利。专利法规定只要具备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的发明就可以申请专利，经批准后，发明人或单位就可取得专利权。专利通常可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专有技术，又称为非专利技术，是指未公开或未申请专利但能为拥有者带来超额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的知识或技术。具体包括:计算机软件、工业外观设计、集成电路设计等工业版权，各种设计数据、技术规程、工艺流程等技术资料，专家、技术人员等掌握的不成文的知识、技巧和诀窍等。

三、技术生命周期与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

无形资产的技术生命周期是指从其开发、形成到广泛应用乃至被另一种新技术所替代的全过程，通常分为发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技术类无形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收益的方式和收益的大小不同，而且承担的风险也不一样，因此，在对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进行评估时，应结合该无形资产所处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所具有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评估方法和评估模型。由于衰退期的无形资产已失去使用价值，无需对其进行评估，所以下面只对发育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方法进行探讨。

1.技术发育期无形资产适用的评估方法。处于技术发育期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技术尚在研发阶段，没有取得最终成果；(2)技术刚刚取得成果或刚刚取得专利等,尚未投入市场开发；(3)技术已获得承认或获得专利权,一直没有投入生产销售等；(4)难以通过市场销售、许可使用权获得收益的技术等。 这个阶段无形资产的特点是技术风险、法律风险大。由于尚未投入规模生产或投入市场销售，难以量化未来的收益，所以价值评估不适合使用收益法和市场法。此外，这个阶段买卖双方的交易多是以成本补偿、费用摊销取得合理利润为目的，所以采用成本法评估其价值是较为合适的。在评估中，由于技术发育期的无形资产大多处于研发阶段、创作阶段或刚刚完成正在申报专利前后，价值贬值的因素被弱化了，有些甚至于可以不考虑贬值。

所以，技术发育期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基本模型为：无形资产总价值＝开发成本＋正常利润，其中开发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如参与研发的相关人员的人工工资，研发过程中所耗费的材料、能源费，专用设备折旧费，信息资料费，外协费，咨询鉴定费，培训费，差旅费等等，也包括各种间接成本，如为管理、组织研发的一切摊销费用、通用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科研工具、仪器及公用水、电、气的摊销费等。正常利润是指从科研投资应取得的最低利润，这部分的利润率应以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为依据，是研究开发者从事科研投资应获得的起码利润。

2.技术成长期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技术成长期阶段是指专利、专有技术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技术资产形成的产品，在法律上取得认定后，已投入规模生产使用，产品在市场上占有率还不高，但销售业绩上升很快。处于成长期的技术产品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核心竞争力不够，在新老竞争对手的挤压下，未能实现规模经济，逐渐失去市场；另一种是技术产品竞争力超过对手，在市场上战胜对手，得到用户认可，占有率提高。成长期的技术产品，获取超额盈利能力和发生风险的机率都很大，所以在对其进行价值评估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情况下，可以选择采用成本法加成未来收益的一种折中模型，即成本――收益模型：

无形资产评估价值

式中:C――成本补偿额

K――技术分成率(各期分成率可以不同)

Fi――分成基数(未来的销售利润、销售收入或超额收益)

r――折现率

i――收益期限

成本―收益模型实际上是收益法基本模型的变型，它首先能保证出让方获得成本补偿额C，同时在未来收益中获取收益分成，并且分成率K可以是变化的：在该技术资产能带来高收益的期间，可以分得高比例的收益分成；在收益低，风险大的时期，分成率K可以低一些。

3.技术成熟期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技术成熟期是指无形资产在生产经营中能够为占有方、使用方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并且这种收益是高于企业有形资产收益之上的追加收益，也可以理解为高于行业平均收益水平的超额收益。处于成熟期的技术类无形资产己被市场认可，其所能带来的未来收益比较稳定，风险相对较小，也容易计算，这时的评估方法适合采用超额收益现值法。

超额收益现值法主要是把技术类无形资产未来所产生的追加收益或超额收益进行量化并计算出其现值来确定其评估价值的方法。基本公式为：

无形资产评估价值P=

式 中：Ri――被评估资产第i个收益期的超额收益

r――折现率

i――收益年期

n――收益期数

基本公式中超额收益Ri的计算，又根据实务中实际取得数据的不同，分为直接超额收益法和间接超额收益法。

(1)直接超额收益法。技术类无形资产产生超额收益的方式一般包括如下几种：产品成本的节约或降低；产品质量、性能、档次的提高导致产品售价的提高；产品商标、消费者认可等因素导致产品销售量的增加，从而形成利润的增长。所以根据技术类资产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的方式不同，其确定可以采用如下四种模型：

①成本节约模型。该模型适用于新技术引入使成本降低，费用节省形成超额收益的情况。

超额收益Ri=(Ci-Co)・Qi・(1-T)

Ri――第i年超额收益

Ci――采用新技术后第i年成本

C0――采用新技术前的成本或同类产品成本

Qi――第i年产品销售量

T――所得税率

②收入增长模型。该模型适用于新技术引入使产品质量、档次提高、售价提高，从而获得技术超额收益的情况。

超额收益Ri=(Pi-P0)・Qi・(1-T)

Pi――采用新技术后第i年产品价格

P0――采用新技术前产品价格

③市场扩大模型。该模型适用于新技术引入使销售额增加、市场占有率扩大从而获得技术超额收益的情况。

超额收益Ri=(P-C0)・(Qi-Q0)・(1-T)

P――产品销售价格

Qi――采用新技术后的销售量

Q0――采用新技术前的销售量

C0――单位成本

④综合模型。以上模型将技术资产形成的超额收益来源进行了人为的划分，如 果考虑成本、价格和销售量同时改变的情况，可以用综合模型。超额收益R=[(Pi-Ci)・Qi-(P0－C0)・Q0]・(1-T)

专利、商标等技术类无形资产评估时，如果掌握的资料能够采用直接比较法比较本企业或同类企业使用新技术前后成本、收入、销售量的变化，应首先使用直接超额收益法。这种评估方法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外合资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商标转让、许可使用中均可直接引用。但是在实践中，多数情况下无法取得无形资产使用前后可比性的资料，技术类无形资产超额收益的确定也可以采用间接超额收益法。

(2)间接超额收益法。间接超额收益法是一种综合分析方法。当无法对使用新技术资产和不使用新技术资产的收益情况进行对比时，将无形资产和其它类型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综合收益与行业平均收益水平进行比较，从而得到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即“超额收益”，它是采用技术资产为企业带来的超过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那部分收益。

间接超额收益法的模型为:

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P=

式中：Ei――第i年的净收益

Wi――第i年占用资金

IRR――行业平均收益率

r――折现率

n――预测收益年限

与直接超额收益法相比，间接超额收益法不需直接比较无形资产使用前后的获利水平，使超额收益法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了，在我国，商标、专有技术、科技成果等不易找到相同或相似技术资产进行直接比较的无形资产，采用间接超额收益法进行评估最为常见。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财政部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一无形资产的通知财[2001]0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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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的决策分析，并不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日常财务活动最经常的部分，也许在一个会计年度都难得碰上一两次。但是，它却是企业财务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项目投资的金额大，影响时间长，风险大，一旦投资就难以改变或补救。

研究中小企业项目投资的决策分析，必须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对两个问题进行重新观察和思考：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采用“现金流量观”好还是“会计利润观”好？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采用贴现分析技术好还是非贴现分析技术好？

一、中小企业投资决策中的现金流量观和会计利润观的比较

有一个直接的矛盾：一方面现金净流量比会计利润对企业经营决策更有用的观点已基本获得公认，并且成为当代财务管理学和管理会计学的立论基础；但另一方面，广大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头脑中却没有现金流量的概念，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进行项目投资的决策时，如果采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计算分析，主要是运用财务会计数据。

从理论上讲，现金净流量比会计利润更能客观反映投资的收益，而且在运用贴现分析技术时，几乎不得不采用现金流量的观念。但是现实中，中小企业更习惯于使用会计利润，之所以如此，至少可以归结一个原因--经营者在现代经营和理财知识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如果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素质能够进一步提高，他们能够掌握更多一点现代的财务管理知识的话，那么他们是可以接受这个概念的。

向经营者宣传新的观念和理论当然是解决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但引起作者更深一层的思考是：在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中，会计利润是不是现金净流量的一个好的替代变量？或者说在中小企业决策者看来，不采用现金净流量导致的损失可以由采用会计利润产生的收益弥补吗？笔者初步分析认为这种猜测可以找到一些实际依据：

1．项目投资未来现金净流量数据的获取必需在占有比较充分的资料基础上才能预测，这对中小企业决策者来说显得困难而且成本太高，但对会计利润的预测只需要根据企业账簿数据加上个人经验即可估算，这不仅成本低，而且使决策者觉得可靠。

2．现金净流量与会计利润在数据上的主要差异是投资项目中的折旧费用，中小企业的投资额往往不大，摊到各年的折旧费也不会很多，现金净流量与会计利润在数量上的差别并不大。

3．如果采用现金贴现分析技术，显然应该采用现金净流量。不过根据笔者曾对中小企业做的调查发现，现实中中小企业很少采用贴现分析技术，现金流量的优势和必要性并不明显。

结论：与大企业巨额、相对频繁的项目投资决策不同，中小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并不一定必须采用现金流量观念。在以下条件下，应用会计利润数据将是更好的选择：企业具有较完整和准确的会计核算资料；该项目投资额不很大；采用非贴现分析技术。

二、非现金流量贴现技术在中小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在非现金流量贴现技术中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是：回收期法和会计收益率法。

回收期法通俗易懂，大致反映投资回收速度，而且计算简便，但是这种方法有两个缺陷：第一，它忽略了回收期后的收益，容易造成严重的退缩不前。因为许多对企业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的较大型投资项目，并非在开始几年内就能带来收益，实际上，资本投资的全部目的在于创造利润，而不只是为了保本。第二，由于决策者以回收期作参数，往往会导致企业优先考虑急功近利的项目，导致放弃长期成功的方案。

然而一种方案是否可取是相对的，要因不同情况、不同项目而宜。中小企业受自身能力等各种因素局限，投资项目往往不大而且时间短，这就使得货币时间价值对之产生的影响也可能不大。企业当然要盈利，但如果老本都丢了又谈何盈利？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采用回收期法做出错误决策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对于投入资金大，而且周期长的项目，则不宜唯一使用这一指标，尤其是处在升级阶段的中小企业，急功近利常常使企业走向相反的发展方向。

会计收益率法是以会计收益率法作为评价投资的参数。会计收益率=年均净收益／原始投资额。它在计算时，使用会计报表上的数据以及普通会计收益和成本观念。这种方法要求企业事先确定要达到的必要会计收益率。在进行决策时，高于必要会计收益率的方案可以入选，在多个互斥方案中则选用会计收益卒最高者。会计收益率法遭到的异议一是未采用现金流量观，二是未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我认为它适合于中小企业对项目投资的评价。

三、现全流量贴现技术在中小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倾向于使用非贴现分析方法，但这并不能削弱贴现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中小企业越是发展，越是追求升级壮大，长期投资的规模、范围和频率就越接近于大型企业，这个时候就应尽可能地采用现金流量的观念和相应的贴现分析技术进行辅助决策。

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基本上不采用现金流量贴现技术的原因主要是贴现技术的分析成本相对过高（教育成本、雇佣成本），比如对分析人的专业教育程度、分析预测方法、手段等有较高的要求。从一定范围来看，这种分析成本是固定的，因此在投资额较小的中小企业看来运用贴现技术是不经济的。但我认为在以下两个基本条件具备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贴现分析技术将在中小企业中得到比较普遍的运用：

1．经营者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训练。这一方面可以使经营者有能力了解和愿意接受现代的投资决策方法，另一方面也降低贴现分析技术的使用成本（学习成本）。

2．中小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首先表现在企业筹资条件的好转，这使得中小企业有可能进行较大规模的长期投资；其次表现在市场逐渐成熟，中小企业经营的不确定度降低，使其对未来现金流量尤其是中长期现金流量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

现金流量贴现分析技术中最常用的有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和内含报酬率法。按照净现值法的思路，净现值大子或等于零，则说明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不低干预定的贴现率，方案可行；净现值若小于零，则说明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低于预定的指标，方案不可行。净现值法的主要缺点是不能在几个独立方案之间评价优劣，但这个缺点在中小企业看来就几乎不存在了。因为中小企业很少会有对几个独立的项目同时投资，主要是对互斥方案作评价。而在互斥方案中，净现值高的项目当然是最优选择。所以在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中，一般说来，净现值法的优点能充分发挥而其缺点刚好未能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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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形资产评估；收益现值法；差额法

［中图分类号］F273.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3-0134-03

作者简介：姜洁(1966-)，女，大连人，东北财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会计学 。一、无形资产评估的必要性

1.知识经济时代市场化的要求

无形资产评估可使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定位并使其价值不断得以发掘和提升，在企业改制、合资合作、联营、兼并、重组、上市等各种经济活动中，以专利技术、商标权等无形资产作为投资已很普遍。对于出资方来讲，用无形资产投资可以减少现金支出，以较少的现金投入获得较大的投资收益；可以扩大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或服务项目的生产经营规模，进一步提升商标价值。对于接受无形资产投资的企业来讲，商标权资本化可使其直接获得知名商标的使用权，进而打开市场，扩大生产经营；接受商标权投资，也可促使企业严格依法使用注册商标，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商品或服务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强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评估的结果既是投资者与被投资单位投资谈判的重要依据，也是被投资企业确定其无形资本入账价值的客观标准。

2.培养品牌意识

在市场经济下，知识产权就是财富。企业都在想尽各种方法对自身现有的无形资产进行挖掘、开发、整合，通过评估将各种附加值体现出来。商标、品牌等资产的评估及宣传是强化企业形象、展示发展实力的重要手段。

3.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随着企业并购不断深化，管理层收购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悄然兴起。据有关统计，目前我国通过管理层收购达到控股的上市公司已经超过100家，管理层收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对相关的无形资产进行科学评估并使其具体量化，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在企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而引起的纠纷也日益增多，各种无形资产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对于无形资产所有者被侵权的损失额和赔偿额等的确定，也要通过无形资产评估来解决，无形资产评估是公正、妥善地解决无形资产权纠纷和侵权现象的必要手段。

无形资产评估方法直接关系到评估结果，在我国无形资产评估实践中，往往由于不能运用科学的方法，造成较大的误差，所以要深入研究各类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综合我国评估工作的具体实践加以创新。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有收益现值法、成本法和市场法三种。但是基于无形资产具有成本与效用的非对应性和无形资产难以复制的特征，在评估实践中运用最广泛的评估方法是收益现值法。收益现值法是以动态方式估价资产，着眼于资产的未来收益，是无形资产转让和投资价值评估的依据。

二、收益法的基本原理

收益法是运用货币时间价值的原理，根据无形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或未来现金流量按折现率折算成现值的一种评估方法。收益法的基本假设前提是任何投资者在购买该项无形资产时，所支付的价款不会超过该项无形资产的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从理论上说，在获利能力真实、预测科学的情况下，该方法能够较准确、合理地评估出无形资产所具有的内在价值。

收益法涉及三个变量：第一，无形资产未来预期收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预期收益越大，无形资产价值越大。第二，预期收益的持续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预期收益持续时间越长，无形资产价值越大。第三，投资者期望收益率，即折现率。这体现了投资者对未来预期收益风险水平的判断以及基于“高风险，高收益”原理的对收益率的期待。投资者期望的收益越高，无形资产价值越小。合理预测其未来收益是正确评估无形资产价值的关键所在。

三、采用收益法中的差额法评估无形资产价值原理及实例分析

如果无形资产能够单独发挥作用，其产生的新增效益能够单独计算，则可以根据使用技术标准后带来的超额收益现值计算无形资产价值，即采用直接收益评估无形资产的价值。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直接计算出无形资产产生的新增效益，无法将使用的无形资产和没有使用的无形资产收益情况进行对比时，就无法直接计算无形资产价值，此时可考虑采用间接预期法即差额法估算。所谓“差额法”即通过预测使用技术标准后的收益，从中分离出技术标准带来的收益部分就是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评估程序为：先用“收益现值法”评估出企业的整体资产的价值，然后用“重置成本法”评估出企业有形资产的价值，然后用前一种方法评估出整体资产的价值总额，减去后一种方法评估的有形资产价值额所得到的差额就是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

“差额法”基本公式如下：

姜洁：论收益法在无形资产评估中的应用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收益(评估值)=年净利润-企业有形资产评估值×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

由于无形资产属于创造性劳动成果，无形资产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外在的含义，其在企业会计账面的生产成本只具有象征意义，因此在评估时，应该根据无形资产的自身特点，考虑影响其价值的相关因素，主要因素有：

1.无形资产的收益能力。一项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越强，证明其未来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就越大，其价值就越高。

2.无形资产的寿命。无形资产的寿命包括法定寿命和经济寿命。有的无形资产虽然法定寿命很长，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在法律保护期内被新技术淘汰，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寿命，因此在评估时必须考虑这一因素。

3.无形资产的发展前景。影响无形资产发展前景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自身的经营状态、行业的整体走势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

4.无形资产的以往交易历史情况。包括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信息、无形资产的转让方式和转让次数等。一般认为转让次数越多，竞争对手就越多，无形资产的价值就越低。

5.无形资产受法律保护的程度。有的无形资产受法律保护，有的无形资产尚未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一般来说无形资产受法律保护的程度越高，其获利的稳定性就越强越持久，其价值就越高。

6.无形资产的市场供需状况。一是无形资产的市场需求情况；二是无形资产的适用程度。需求者越多，适用范围越大，评估值就越高。

案例：甲公司是一个以生产销售矿冶设备中振动机械为主的工业企业，拥有一系列企业自主开发的专利技术，企业打算以专利技术投资入股扩大收益，评估目的是为合资作价入股提供参考依据，与乙公司合资生产矿冶设备。考核超额收益主要从企业的销售净利润率和资产净利润率看是否超出同行业的、社会的平均水平。甲公司2001—2004年销售收入情况报告如下：

甲公司2001—2004年销售收入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2001200220032004合计年平均额年销售

收入1652.082291.452825.723462.882553.03年收入

增加额639.37564.27607.161810.8603.6年净

利润209.54282.31380.86430.551303.26325.82年净利润

增加额72.7798.5549.69221.0173.67年增

长率34.73%34.91%13.05%27.13%总资产2257.962944.243493.513971.313241.76销售净

利润率12.68%12.32%13.34%12.43%12.7%资产净

利润率9.28%9.59%10.9%10.84%10.05%从2001—2004年财务报告中分析得出，前4年该企业的销售净利润平均为12.7%(高水平)，该公司属于矿山冶金机械制造行业。据统计同行业5万户工业企业销售净利润平均3%；前4年该企业资产净利润率10.05%，同行业资产净利润率平均为1.18%；该公司前4年资产收益率平均为10.05%，一年定期银行存款利率4.77%，可以认为社会平均收益水平指标，则该公司是社会平均收益水平的2.11倍。可以看出，该公司前4年的销售净利润率、资产收益率大大超过了同行业平均水平，表明该企业资产有超额收益，资产价值评估应该采用收益现值标准，应用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

接受评估委托后，评估机构组织人员对委托方技术开发、产品开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就该技术的权属、厂房设备及动力需求、原材料供应、市场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并咨询了有关专家，调查表明，技术资产是该公司无形资产的主体。从国家产业政策、产品的应用范围、产品性能价格比、产品垄断性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得知，市场前景很好，估计专利技术未来经济寿命还有7年。从财务报告中评估师分析计算出企业平均每年增加销售收入603.6万元，前4年销售净利润率平均为12.7%，经过测算，预计该收益水平一直持续到未来第3年，未来第4年到第5年收益大致持平，第6年到第7年销售收入略微下降。评估该无形资产步骤如下：

1.该公司无形资产的资产清查

该公司承担并完成了部、省科技计划项目35项(其中省部级项目12项)，获得各种科技奖励28项，获得实用新型国家专利6项，获得各种奖状、奖杯58个。众多的科技成果和有关技术的基础工作和成绩，使得该公司振动机械产品迅速发展成为有25个系列，近千个规格。产品畅销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远销东南亚和非洲地区。

2.测算未来7年的年净收益

评定估算的思路：先计算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收益，用每年净利润——企业有形资产评估值×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得出。再计算评估值，即把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收益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然后加总求和，从而得出无形资产评估值。

未来第1年净收益=(3462.88+603.53)×12.7%=4066.41×12.7%=516.43(万元)

未来第2年净收益=(4066.41+603.53)×12.7%=4669.94×12.7%=593.08(万元)

未来第3年净收益=(4669.94+603.53)×12.7%=5273.47×12.7%=669.73(万元)

未来第3年=未来第4年=未来第5年=669.73(万元)

未来第6年=(5273.47-603.53)×12.7%=4669.94×12.7%=593.08(万元)

未来第7年=(4669.94-603.53)×12.7%=4066.41×12.7%=516.43(万元)

3.该企业有形资产评估值=流动资产+建筑物+在建工程+机器设备=5670.48(万元)

4.测算未来7年的年超额收益(扣除有形资产)

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收益=年净利润-企业有形资产评估值×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

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为4.77%

未来第1年超额收益=516.43-5670.48×4.77%=245.95(万元)

未来第2年超额收益=593.08-5670.48×4.77%=322.6(万元)

未来第3年=未来第4年=未来第5年=669.73-5670.48×4.77%=399.25(万元)

未来第6年超额收益=593.08-5670.48×4.77%=322.6(万元)

未来第7年超额收益=516.433-5670.48×4.77%=245.95(万元)

5.折现率确定，折现率一般由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报酬率两部分组成。由于矿冶设备处于中期，技术风险应中等，风险报酬率估算为5%，以一年定期银行存款利率4.77%作为无风险利率，折现率估算应适当=4.77%+5%=9.77%。

6.无形资产评估值确定，无形资产评估值=245.95/(1+9.77%)+322.6/(1+9.77%)2+399.25/(1+9.77%)3+399.25/(1+9.77%)4+399.25/(1+9.77%)5+322.6/(1+9.77%)6+245.95/(1+9.77%)7=1631.6(万元)

“差额法”应用的关键在于如何取得各变量相关的信息资料，以及如何确保这些信息资料的可靠性。

四、提高无形资产评估水平的思考

1.应进一步把握无形资产评估对象和范围

由于无形资产一般不会单独产生效益，它要与企业中其它资产共同协同才能够产生收益。这样，在评估无形资产时，往往要将各项资产协同作用产生的收益进行分离，界定属于被评估无形资产直接产生的收益即超额收益。我国仍有部分合资企业在合资初期未将其商标权、专利权、商誉等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一些企业即使对无形资产作价计股往往也只限于商标、专利等易于评估的无形资产，而对那些评估难度较大的商誉、特许经营权等则忽略不计。有的企业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无形资产评估值越来越高，对评估的对象、范围越来越大。其次，无形资产的超额收益是个受内在和外在多种因素影响的概念。内在因素包括无形资产自身的性能、无形资产经济寿命、无形资产垄断程度及转让内容等因素；外在因素包括市场因素、法律因素、政治因素和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相比较而言，内在因素是影响无形资产超额收益的关键，而外在因素对无形资产超额收益的实现也有重要影响。

2.加强无形资产评估业务培训

无形资产评估业是依托科学技术和其他专业知识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新兴行业，涉及到评估学、会计学、工程技术、市场营销学、法学等多门科学，知识含量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综合性及复杂性。因此不仅要求执业人员要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而且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严谨的科学态度，广阔的知识视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工作能力等。这就要求执业人员一要认真学习、熟悉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到依法评估；二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培训，需要认真学习研究无形资产评估的理论、方法和技巧等。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评估的技术和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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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初创期科技类企业特点。作为初创期科技类企业，主要是指刚成立不久、发展处于起步孵化阶段的科技企业，与成长或成熟期企业相比较，主要有以下基本特征：1.从资金来源看，起步孵化阶段的科技类企业资金主要以内源性资金为主。处于初创期科技类企业，销售收入和盈利能力较差，生存性较弱，在短期内较难获得金融机构的认可，主要依靠自我筹资的方式积累原始资本。2.从组织结构看，起步孵化阶段的科技类企业规模和员工偏少。处于初创期科技类企业，由于缺乏盈利能力和品牌效应，难以吸引员工及承担过多员工，员工数量较少且身兼数职，在组织管理上往往以直线职能制结构为主，属于垂直管理和简单高效型。3.从风险特征看，起步孵化阶段的科技类企业不确定性因素集聚。初创期科技类企业，由于缺乏主导成品，技术尚未稳定成熟，不仅企业生存风险较为突出，而且多种风险因素集聚，初创期科技类企业将面临创业风险，经营风险、产品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因素的综合考验。4.从市场环境看，起步孵化阶段的科技类企业缺乏成品和市场优势。起步孵化阶段部分产品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潜力，但普遍缺乏市场的认可，由于产品或服务形态不成熟，也难以获得专利保护，导致市场份额不高，产品优势难以充分体现。

（二）我国企业资产评估方法分类。目前我国科技型企业资产评估方法仍然主要沿用传统或通用的企业资产评估方法，即主要以实物资本或固定资本为重点评估对象，这种企业资产评估方法是评定估算企业资产价值的基本技术手段，按分析原理和技术路线不同，目前这种资产评估方法主要有市场法、成本法和收益法三种基本类型。1.市场法及适用条件。市场法原理是利用市场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估测资产价值。运用市场法评估需要具备的条件有：一是有活跃的资产市场，二是参照物及被评估资产可比较的指标资料可以搜集到。由于能够较客观反映资产目前的市场情况，评估值更能反映市场的现实价格，评估结果易被接受。2.收益法及适用条件。收益法是通过估测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判断资产价值的方法。应用该类方法的基本条件有：一是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能用货币衡量；二是资产拥有者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也可预测并用货币衡量；三是被评估资产预期获利年限可以预测。这种方法受风险因素影响，一般使用与整体资产和可预测未来收益的单项资产评估。3.成本法及适用条件。成本法原理是首先估测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再估测各种贬损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予以扣除，得到被评估资产的价值。该类方法有利于单项资产和特定用途资产的评估，但由于以历史资料为依据来确定目前价值，具体的可行性还需依据现行市场加以分析。

二、初创期科技企业复合型资产评估方法分析

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相比，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主要有两个特质不同，一是行业领域的特殊性（科技型企业研发业务比重大、高附加值等）；二是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初创期企业规模小、无形资本成分较大，创业人力资本比重大）。根据上述两大特质，应采取综合评估方法或复合评估方法。

（一）现有科技型企业资产评估方法的局限性。我国科技型企业资产主要类型为：一是有形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如厂房、机器设备）和流动资产（实物类流动资产、债权及货币类流动资产）；二是无形资产，包括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如专利权等；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如商誉等。对于有形资产，目前我国企业常用的资产评估方法，仍然可以继续适用。比如固定资产的评估，主要可使用重置成本法。通过按照市价标准，核算机器设备重置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减去设备的各种贬值，包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可以确定机器设备价值。比如，流动资产中的实物类资产，如库存品与产成品的评估多采用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估值。货币类资产，比如应收账款需要考虑时间价值因素，通常使用收益法估算到期价值，再扣除坏账损失。对于无形资产，如专利权。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主要是商誉（商誉存在形式主要有从业人员的信誉和技能、企业要素、与著名人士相关的名望商誉）。目前科技企业所常用的评估方法，比如收益法和重置成本法，通过测算专利使用产生的追加利润、受益年限、折现率等指标估算未来收益额的现值即评估值，或是计算专利的重置成本和成新率来估值；以及商誉价值的评估仅限于盈利或经济效益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企业，难以适应科技企业轻资产的特点，尤其与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资产评估要求不吻合，需要寻找和采取新的评估方法，加以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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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英文题目】 Research on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A Review of Literatures and Implications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 Meng， 1995; Li &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 Luo， 2002; Zhang &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 Logan， 1996）。Xie & Hannum（1996）以及Zhao &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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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商誉和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和非专利技术一样是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商誉是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的最主要形式，由于其存在能为企业带来收益，但其所提供的未来经济效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是在某个特定的企业存在并发挥作用。应该明确在竞争的环境中，商誉的受益期是难以确定的，随着市场竞争、新技术发明而不断地被替代。因为拥有较好商誉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特殊的有利地位，能使企业得到额外的经济利益，故商誉通常被理解为企业超额收益的资本化价值。

勿庸讳言，航天企业在企业改组中，对商誉未给予足够重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普遍对商誉的培养缺乏重视，商誉在无形资产中的比重较低；其次是商誉评估的方法较为复杂；再次是商誉评估的操作目前尚缺乏统一的规范等等。事实上，商誉虽然是无形的、不可确指的，但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是国有资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应按照会计制度有关原则予以确认，进行评估，避免造成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企业的商誉也是企业未来超额收益的源泉，在改组过程中进行商誉评估，才能保证国家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此，在企业改组中应对企业的商誉进行正确的评估，评估值应当成为有关决策的重要参考。

航天一院在进行资本经营过程中，在借“武汉电缆”（600879）的壳上市时，对拟置换部分资产进入上市公司的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的商誉进行了作价评估，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在与评估界有关人士谈论到航天商誉评估时，曾就有关评估方法、最终评估值衡量等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时值《参考消息》载文介绍美国马丁公司，其资产值20亿美元。评估师问，马丁公司较之航天一院，孰轻孰重？答曰一院注册资金不过4亿人民币，但就一院在国家的地位，较之马丁公司在美国的地位，则马丁公司难望其项背。考虑到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比价、国民生产力发展水平、核心技术拥有量及自主知识产权，航天一院的商誉至少值20亿美元以上。

当然，评估是要有计算依据的，最后要以数据说话。但若仅以帐面值为依据，以重置成本法和现行市价法来评估作为反映国家综合实力的航天业，肯定有不妥之处。以一院为例，首先，作为火箭的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单位，国家40多年来对一院的投入，大多是作为费用性投入，而不是资本性投入，也就是说，一院的资产大部分被核销掉了，并非仅是财务帐面的期末余额。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到“七五”末，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4万多亿元，仅“七五”期间投资就有1.97万亿元，结果却仅形成全部国有资产1.65万亿元，这意味着数以万亿计的投资被“藏富于民”了，而按照市场上一般的资金运行效益，在这么长的周期里，这笔投入是可以滚出数百万亿元的资产的。其次，一院现有的火箭各型号之间有紧密的继承性和递进关系，对以后研发的新型号火箭，这种延续性仍将继续存在，像一院这样在国家具有战略性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是不会像一般企业那样“各领二三年”的，国家的支持是长久的，企业是真正意义上的永续经营，企业技术不断升级，产品不断创新成为可能，附加值也就不断增加。第三，企业拥有的资源不外乎6个方面，即人才、资金、技术、管理、设备和信息（市场），航天企业资源优势在于人才与技术。航天人才是国家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蕴藏着巨大能力，优势显而易见。航天技术优势，主要是对高新技术的追踪能力，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能力。如果把国民经济当作一个“产业链”，作为一个“虚拟工厂”，航天企业则以军转民技术的优势处于产业链的前端，即新产品研究开发设计阶段，这一点决定了航天企业对外投资，主要应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基于这三个判断，一院的商誉评估可能值是个天文数字，与帐面资产值相比，应类似于核聚变，是E＝MC2。

航天企业改组中商誉评估的方法

在评估实践中，较有成效的两种商誉评估方法是超额收益法和割差法。

超额收益法其基本假设是将商誉视为企业超额收益的资本化价值。其计算方法有两个：

1.超额收益本金化法

商誉的评估价值＝企业各项单项资产价值×(企业预期收益率-行业平均收益率)／适用本金化率式中：适用本金化率指在商誉项目上所可获致的年所得率。

2.超额收益折现法

商誉评估值＝ΣSi（l＋r） （i=1…n）式中：Si为第i年的企业的超额收益，i为预期的年份，r为折现率。

运用超额收益法进行国有企业的商誉评估，其预期的超额收益额指企业由于拥有商誉而获得的超额收益的预期值。由于对企业未来的收益率、收益额以及超额收益可维持的时间等需作出预测，因此，评估结果受主观影响较多，准确性较低。

现在少数资产评估事务所运用超额收益法对企业无形资产也开展了评估，但有关数据采集和具体评估方式方法，均语焉不详，有些评估值明显失之公允。根据2000年1月3日《北京青年报》刊登的“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研究’99年度报告”评估数据，中国前6位知名品牌的无形资产分别为：

红塔山 423亿元

海尔 265亿元

长虹 260亿元

五粮液 86亿元

一汽 79.08亿元

康佳 78.87亿元

在此，试以四川长虹（600839）为例验证评估值的合理性。长虹是上市公司，有关财务指标易于搜集到。从长虹的各项经济指标来看，1997年，长虹实现销售收入156亿元，净资产86.5亿元，以公布的品牌价值（商誉）260亿元，按当年的银行储蓄一年定期利率7.47%计算，1998年长虹的最低实际超额收益应为19.42亿元。而长虹1998年运营业务收入为30. 58亿元，净利润约26亿元，净资产87.93亿元。一个企业的实际超额收益应是超出行业平均利润率之上的部分，假定彩电行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10%（实际达不到），其平均利润为8 7.93×10%=8.79亿元，则其实际超额收益为26-8.79=17.21亿元。与前面测算的19.42亿元相差不多，况且现行一年期利率已调为2.25%左右。如果按照社会平均利润率（也就是存款利率）计算，企业的最低超额收益为3.32倍的存款利率，长虹的品牌价值应为合理。

割差法 其基本假设是将商誉视为企业整体价值与单项有形资产及可确指无形资产价值之间的差额。其计算方法为：

商誉的评估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企业各项有形资产价值之和-企业的各项可确指无形资产之和。

运用割差法评估企业的商誉，首先要用收益法或市场法评估企业的整体资产价值，然后再用重置成本法或现行市价法评定可确指的各单项资产价值，通过两者比较最终确定企业商誉的量化价值。由于评估步骤和评估方法较多，所需搜集的基础资料也相应较多，故评估的准确性较高，其缺点是操作较为复杂。

假如对一院进行评估，即首先要考虑系列火箭的发射市场问题，一院系列火箭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发射系统，能够适应高、中、低不同轨道发射任务。按1997年的价格指数，二号丙火箭（LM—2C）适应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任务，发射价格为0.25亿美元；二号捆绑式火箭（LM—2E）适应多星近地轨道任务，发射价格为0.55亿美元；三号（LM—3）适应小重量卫星同步轨道任务（1.5吨以下），发射价格为0.4亿美元；三号甲（LM—3A）适应中等重量卫星同步轨道任务（2.6吨以下），发射价格为0.55亿美元；而三号乙（LM—3B）适应大重量卫星同步轨道任务（5.1吨以下），发射价格为0.7亿美元。根据有关部门对卫星市场的调查，10年内国内外民用卫星共有52次的发射需求。据此预计，系列火箭今后10年的发射服务合同总价格约为26.43亿美元。通过资金现值法，折成现值后，就可计算出一院仅以拥有系列火箭而产生的商誉是多少。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探讨计算航天企业商誉的思路与方法，并非具体计算一院的商誉。实际上，影响一院商誉的还有其他众多因素，且系列火箭还存在产权如何清晰的问题，在此不展开讨论。

商誉评估规范的有关问题

尽管国家要求企业改组时应进行资产评估，但许多国有企业在进行改组时并未进行商誉评估，极易造成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这与目前缺乏有关参评的规范有关，故应尽快制定有关企业改组商誉参评的规范。规范的标准主要应是所在行业、管理水平和企业营运年限。

参评规范的主要内容应当是：（1）必须评估商誉的企业。对于那些历史悠久或管理水平较高（如信用评级AAA级，已获得ISO9000认证等）或处于朝阳行业的国有企业，可以确知其商誉肯定存在，且对企业的未来收益肯定有较好的影响，因此在企业改组进行资产评估时，不仅要评估其商标权等识别性标记的知识产权，还要评估其商誉价值。（2）一般应进行商誉评估的企业。对于营运年限、管理水平、行业处于中游的国有企业，改组一般都要进行商誉评估，如不参评应报有关部门批准。（3）不需评估商誉的企业。某些特殊行业（或夕阳行业）的国有企业，其商誉对企业的超额收益作用不是很明显，且如果用割差法进行估算的话其商誉的价值一般为零或为负数，这类国有企业可以不进行商誉评估。航天企业改组中一般不存在这种情况。

国企改组中的商誉评估有先折后算和先算后折两种方法。先折后算是指先按评估后但未确定商誉价值的企业净资产数额折合股数，然后再按该股数与股票发行价格的乘积减去原企业净资产数额，如有差额即为商誉。先算后折指先确定商誉的价值，然后根据包括商誉在内的资产总值折算股数。现行的方法一般采用先折后算法。先折后算法易于操作，但也存在不合理之处。该方法实际是将商誉作为影响股票溢价发行的唯一因素，而实际上，商誉的价值和实际价格的差额常取决于股票发行的市场环境，商誉只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而非唯一因素。且商誉作为一项客观存在的资产，在折股之前就应按会计原则预以确认，并反映在招股说明书中。从理论上来说，先折后算法是不严谨的。但是，若完全应用先算后折也不尽合理，因为在现实中，我国参与改组的企业一般业绩较佳，商誉的存在是较明显的，用先算后折由于受许多预测性因素的干扰，其计算值常为零或为负，不能反映原有企业的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改组中的商誉评估可以采用这样的折算规范：即在折股前先用割差法计算企业的商誉价值，如果它的数额太小，为零或为负，可以认为该企业的商誉在改组前是较低的，企业的商誉很大一部分来自改组行为，故应采用先折后算法，根据股票发行溢价来估算商誉价值；如果它的数额较大，则可认为该企业在改组前商誉价值就很高，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需要将其在折股前就进行评估，所以应使用先算后折法。计算时可以用割差法，也可以用超额收益法，割差法在这里只是确定折算规范的工具，不一定作为计算方法。

商誉作为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其计算方法之一主要是从企业的整体资产价值中剥离有形资产与可确指无形资产而获得。有形资产的价值比较容易计算，但可确指无形资产的剥离，有形资产与不可确指无形资产的剥离就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因为可确指和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之间的界线有时往往难以划分，不同的资产评估师在进行商誉计算时，对该项无形资产的性质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以致于对同一企业的评估会产生较大不同的结果。因此，对商誉的剥离原则进行规范也很有必要。

规范商誉的剥离方法主要应是：（1）以产业结构、行业结构、规模结构为基础对可确指无形资产进行规范。（2）对界于可确指与不可确指之间的无形资产如“职工素质”（航天工业的航天人才）等进行归属规范。（3）对剥离可确指无形资产的顺序（优先级）进行规范。

经济问题研究的目的，就是“经世济用”。本文只是对商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目的是希望抛砖引玉，以引起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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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估值技术；公允价值；投资性房地产

1990年，我国的住宅分配制度完成了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的巨大转变，随之而来的是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发展，而投资性房地产也日益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投资手段。顺应这一发展趋势，2006年颁布，2007年施行的《新会计准则》，首次将投资性房地产单独列示，并且允许使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但在新准则实行的两年间，公允价值的使用受到了冷遇，公允价值的计量成为使用者的主要困扰之一。2009年底，财政部网站公布了《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指导意见（试行）》，明确提出了收益法与市场法两种评估公允价值的方法，这一举措表明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技术的改进。

一、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的现状

公允价值虽然具有准确反映企业的财务信息，提高信息使用者决策能力的优势，但是由于存在市场机制不健全、公司治理不完善等缺陷，尤其是在其应用存在严重技术障碍的情况下，公允价值的实际应用正如表1所反映的那样，并不如期望的那么广泛。

2007年，存在投资性房地产的630家上市公司中，仅18家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占有此类业务公司数的2.86%。2008年上市公司年报的调查报告中指出，1 624家上市公司有690家存在投资性房地产，而采用公允价值模式的只有20家，占有此类业务公司数的2.89%，且出现了三种计量方式，分别是评估价格（14家公司）、第三方调查报告（1家公司）及参考同类同条件房地产的市场价格（5家公司）。

二、估值技术的应用难题

（一）地域差异问题。《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指出“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并且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的估计”就可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然而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制度水平都存在明显差异，房地产的发达水平也不尽相同。公认的活跃市场至少包括中国的沿海大中型城市以及内陆的大型城市。除此之外，同类或类似的房地产要求彼此地理位置、性质、结构类型相同或相近，而由于地段、楼层、朝向不尽相同，要找到每一处房地产的活跃市场，其实很不容易（张兴 徐文学 柳萍 2009）。因此，根据市场的要求，通过在市场中寻找同类或类似的交易案例来确定价格显然存在困难，这就给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估值技术中的市场法的实际运用制造了麻烦，凸显了估值的难度。

（二）时间跨度问题。运用收益法评估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时，准确确定净收益、收益期限以及折现率是估值的基础。虽然这些参数是以现有租约条款、土地使用权剩余使用年限等历史信息为基础，但还是需要对未来信息进行预测。首先，评估基准日的选择可以是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转换日等，不同的时点其风险回报不同，所以要确定的折现率就会随之改变。其次，租金收益是通过履行租约实现的，但未来实际租约收入因为考虑了时段而变得不可靠，这将最终影响净收益的确定。最后，收益期限需要根据建筑物的剩余经济寿命年限与土地使用权剩余使用年限等参数来确定，但企业可能会根据建筑物未来的收益情况来改变其使用期限。所以从总体来看，时点和时段上的改变都会影响估值的准确性。

（三）技术缺陷问题。空间与时间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技术问题，如何将空间与时间问题上的相关因素进行指标化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最初，估值技术是被禁止的。但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中，财政部已规定：“无法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现行市场价格的，应当参照活跃市场上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最近交易价格，并考虑交易情况、交易日期、所在区域等因素，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估计；也可以基于预计未来获得的租金收益和有关现金流量的现值计量。”这就意味着，估值技术现在已经被允许采用。

《指导意见》中的估值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主要指出了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但没有明确每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大多数企业倾向于使用收益法，但收益法因为考虑了时间价值，需要评估人员的主观判断，增加了估值的不确定性，企业也可能通过对估值方法的选择来进行盈余操纵。

市场法强调了投资性房地产的“实物状况、权益状况、区位状况、交易情况及租约条件”等重要因素。指导意见中的收益法强调了净收益、收益期限、现有租约对公允价值的影响和折现率等重要因素。但这些都是对因素的简单陈述，没有明确指出因素的影响因素，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对其进行量化，指导相关工作。以区位状况为例，其受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约束。在空间上，不同城市、同一城市的不同地段的房地产价值相去甚远；在时间上，同一地段的价值在各年份也不尽相同。由于缺乏衡量各因素的具体标准，使得估值缺少客观性。

三、推动估值技术应用的建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存在地域差异问题，时间跨度问题以及技术缺陷问题，使得估值技术难以在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中得到切实的应用，从而直接影响到我国公允价值的确认和计量的可靠性，妨碍公允价值在我国的应用。因此，全面推动估值技术的应用，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笔者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确量化标准，提高量化手段，可以直接提高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操作性。

首先是明确允许运用估值技术的地域范围。相关准则制定机构应该统筹考虑，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例如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建议以京、沪、广为代表的沿海大中型城市以及内陆大型城市使用估值技术，因为这些城市投资性房地产交易量大，更可能形成活跃的市场。

其次是明确运用方法的依据。本文建议根据公司所披露的经营规模和5年经营业绩的平均值确定估值方法。在符合会计准则计量属性规定的条件时，会计准则中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估值优先考虑的是市场法，但实物状况、权益状况、区位状况、交易情况及租约条件等还缺乏量化标准，所以应将各种影响因素根据其重要性的先后顺序赋予权重参数，以规范计量手段，降低使用公允价值的风险。

最后是参照系数的修正。由于市场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处房产，所以在寻找到相似房产后还要进行系数修正，可借鉴资产评估中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的观点，通过成长性、资产盈利能力等相关财务指标的比较来确定，再结合参照企业的价值系数确定最终评估对象的价值。

（二）建立行业统一市场信息数据网络和市场信息数据库。信息技术革命所造就的新兴信息资源和信息产业是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以现阶段信息技术为依托，建立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信息数据网络和市场信息数据库正是适应该趋势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推动估值技术应用的重要举措。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数据网络获取地区权威数据，使相关评估人员在运用估值技术进行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评估时，更具有依据，并能保证评估结果的公允性。

由于数据库的建立一方面需要不同交易市场提供及时可靠的交易数据，另一方面要保证该数据库拥有必要的技术支持，而在我国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问题的情况下，其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房地产市场信息数据库的建立必需坚持国家主导、市场导向的原则，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以现有公开市场交易数据为主要数据来源，同时结合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的调研数据。另外，国家有必要通过制定和修改相关政策法规强化信息数据库的权威性。

（三）提高估值技术在报表披露中的地位。由估值技术所确定的公允价值数额会直接出现在报表中，建议企业在附注中增加对具体估值计算确认的过程。首先是估值方法的选定，其依据的标准是什么，所拥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在同类资产中的地位。其次是具体参数的选定，如果选用的是市场法，应该具体披露所参照的类似市场、参照的标准以及各指标的相似度；若是收益法，那应该分别对净收益、收益期限以及折现率的数值标准进行解释。

通过附注的披露可以使整个计算过程受到信息使用者的监督，增强公允价值确认和计量的准确性和透明度，防止利润操作，提高人们对估值技术的信心，推动估值技术的运用。

（四）加强专业培训，提高资产评估水平。估值技术本身就受资产评估人员和会计人员主观判断的影响，所以两者业务水平的提高是公允价值可以顺利运用的保障。

相关人员一方面要丰富自身的专业知识，尤其是对公允价值的认识与理解；另一方面又需要在不确定因素面前作出自己的职业判断。所以他们除了通过后续教育机构进行再培训、学习欧美先进经验以及最新的国家方针政策外，还要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了解整体经济走势和行业发展状况，提高经济敏感度和职业判断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 财政部会计司。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执行新会计准则情况分析报告[R].2008.

[2] 财政部会计司。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情况分析报告[R].2009.

[3]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S].2006.

[4]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S].2008.

[5] 张兴，徐文学，柳萍。上市公司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现状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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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收益法；估价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一、收益法概述

（一）含义。收益法是指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还原利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后再累加，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收益法的本质是以房地产的预期未来收益为导向求取估价对象的价值。

（二）产生。1984～1987年广州市、抚顺市、深圳市等几个城市先后开始征收土地使用费，为收益法在我国房地产估价中的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房地产评估的发展，收益法在我国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关于收益法在房地产评估中的应用才开始增多，直至现在，收益法演变为房地产评估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三）收益法适用范围。收益法适用于有收益的房地产价值评估，如商场、写字楼、旅馆、公寓等，对于政府机关、学校、公园等公用、公益性房地产的价值评估大多不适用。

二、收益法在我国房地产评估中的优势

（一）理论依据充分。收益法是以预期理论为依据，将受托估价的房地产的未来现金净流量折现值之和作为其现在的价格，与市场法和成本法相比，是一种具有理论基础的方法。

（二）运用范围广泛。无论是纯粹的土地还是单纯的建筑物，或者两者合二为一的房地产，重要的是有收益性的或者具有潜在的收益性，都可以运用收益法进行估价。特别是对于不能用成本法估价、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收益法同样也可以适用其估价。

（三）符合购买者的理念。通过收益法所确定的收益价格，实质是一种需求价格。对于房地产的购买者来说，其购买房地产所愿意支付的代价，自然以该房地产在未来所能给他带来的收益为依据，而不会去考虑该房地产在开发建设过程中花费的成本。收益法还可以充分考虑资产的各种贬值因素，并且它是用未来收益来衡量房地产的资产的价值，所以其结果较容易被投资者所接受。

三、收益法应用于房地产估价的原理

房地产在交易时，随着房地产所有者权利的让渡，房地产的收益转归房地产购买者。房地产所有者让渡出去的权利必然要在经济上得以实现，房地产购买者必须一次性支付一定的金额，补偿房地产所有者失去的收益。这一货币额每年给房地产所有者带来的利息收入必须等于他每年能从房地产中获得的净收益。这个金额就是该收益性房地产的理论价格，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房地产的价格=■

这种理论的抽象，包含着三个假设前提：1、净收益每年不变；2、资本化率的固定；3、收益为无限年期。运用收益法评估房地产的价值，首先要求取净收益，其通过总收益减总费用求得，然后确定资本化率；最后选用适当的计算公式求得待估房地产的价值。

四、关于收益法在房地产评估中应用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收益法在房地产评估应用中产生的问题

1、收益法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收益法适用于有收益的房地产价值评估，如商场、写字楼、旅馆、公寓等，对于政府机关、学校、公园等公用、公益性房地产的价值评估大多不适用。在信息资料比较全、对比案例比较多的情况下，市场法与收益法相比，市场法能更好地评估出房地产的真实价值。

2、折旧费是否应该扣除在实际应用中存在较大的争议。在运用收益法进行房地产评估的时候，人们受传统观念影响都认为折旧费应作为费用扣除，而在实际应用当中许多专家对这样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把折旧费应作为费用扣除不恰当。

3、纯收益及资本化率的确定比较困难。由于收益法需要对未来收益进行预测，要度量收益所承担的风险，而且它受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和社会经济条件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其结果受主观判断和未来不可见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收益法的应用，需要比较发达和成熟的资本市场，需要评估人员具有更加精湛的专业知识。然而，在我国的实践中，没办法达到相应的要求，从而使收益法在实际评估中的操作也有较大的困难。

4、仅根据预期纯收益来确定价格可能脱离实际。首先纯收益是购买者期望的未来纯收益，是以预测为基础（与实际的收益额不一定相符合）；其次，收益法仅仅从预测收益的角度考虑价格，完全忽视成本费用的大小，这么做考虑的不够全面。

（二）解决方法

1、以同类房地产的市价作为收益额的计价基础。通常对房地产收益额的确定是直接计算，本文认为在确定某房地产收益时，应该同类似房地产的收益作比较，同时也要对市场走势作准确的预测，因为正常的纯收益由于实际收益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直接用于评估，这样做以便减少误差。

目前确定收益额的主要有三种：利润总额、净利润、净现金流量，相应的收益额确定方法为利润总额法、净利润法、净现金流量。本文建议采用净现金流量法，因为与其他方法相比，它不仅以收付实现制为原则，排除了人们主观认定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的干扰，而且作为税后指标的它考虑了现金流量的数量和受益的时间、货币的时间价值，所以它符合资产经营中不断追加投资和回收投资的动态过程，也比较真实地模拟了企业在未来经营中收益的实现途径和过程。

2、折旧费不应该作为费用扣除。目前很多运用收益法进行房地产估价的报告中均把折旧费当作费用扣除，本文认为可以把折旧费作为房地产的一种投资。折旧虽然是损耗，但这种损耗是为取得收益而发生的贬值，是资产价值的时间表现形式。然而，折旧在现实中并没有实际支出，而是作为业主提留，它不同于总费用中的维修费、管理费、保险费、税费等都属于实际支出。

3、确定资本化率。资本化率实质上是对未来收益的折现率，其大小对委托估价房地产价格的高低影响极大。在不同的用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不同性质的房地产，由于投资的风险有高有底，因此在实际评估工作中，一定要依据房地产所依据的环境确定资本化率。本文认为，在收益法评估实践中可采用以下两个步骤：

首先，利用分析工具和分析技术初步确定资本化率

①利用财务分析技术，可运用财务比率分析法、杜邦分析法；利用经济、管理战略分析技术，可运用产品寿命周期分析模型、SWOT分析法；利用统计分析工具和技术，可运用的常用的统计分析工具如：EXCEL软件、SPSS统计分析软件，可运用的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如：平均分析方法、相关性分析方法、回归分析方法。

②利用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可将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化形式表达和处理，形成相对的客观判断标准，以用来处理一些多因素、多目标、多层次的复杂问题。

其次，采用行业基准收益率加物价指数调整法、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法和收益风险倍数法来最终确定资本化率。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地区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状况、房地产市场发育状况、物价指数状况以及估价对象的新旧程度等确定的风险调整值来确定资本化率，这样取得的资本化率就比较真实可靠。因为合理的分析工具和技术可帮助评估师对信息对分析更全面和更透彻，充分挖掘所收集的资料中的有效信息，减少由于分析遗漏等方面产生的风险，定性与定量的相结合使得分析的过程和结果更加科学、客观更具说服力，同时还可以节约评估的时间和精力，减少评估的时间和成本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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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收益法中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收益资本化法和未来收益折现法收益资本化法是将评估对象未来某一年的预期收益除以适当的资本化率或者乘以适当的收益乘数转换为价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价值=未来某一年的预期收益/资本化率=未来某一年的预期收益x收益乘数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收益资本化法只要求测算企业某一年的数据，收益乘数形成的基础也依赖市场发生数据，这需要成熟的资本市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实际的可操作性不是很强。未来收益折现法也称为现金流量折现法，是预测企业未来各期收益，选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算到评估基准日后再累加求和。我国在企业价值评估实际操作中通常采用这种方法。

二、企业价值评估收益法存在的问题

1.预期收益额确定。预期收益额受诸如企业背景、政策因素等在内的众多因素的影响，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同时，预期收益的确定主要依赖企业客户提供的资料，但是由于企业管理当局存在某种利益动机，往往有意拔高或降低、甚至提供虚假盈利预测值而难以做到客观公正。作为盈利预测本身也有自身的弱点，盈利预测的复杂性、预测方法的局限性、由于预测本身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包含盈利预测在内的各种预测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毕竟不同于现实，而且，这种盈利预测的时间越长，其准确性也越差。

2.收益期限选择。收益期限是企业的全部资产发挥作用取得收益的年限。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与状况，一般将企业的收益期限划分为有限期限和无限期限。无限期限适合于预期收益持续稳定增长的企业；而对于生产经营有限或预期收益高低不等且没有明显稳定增长趋势的企业，则要采用有限期限。目前在我国资产评估的理论上和实务中对于有限期限的确定，都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从而导致了收益期限确定的随意性。

3.折现率选取。折现率一般可以分为两类：股权投资回报率和全投资回报率。折现率是企业价值的敏感因素，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折现率的微弱差异，就会带来评估结果的较大偏差。由于各种估价模型所采用的折旧率的性质各不相同，无法给定一个统一的确定标准。

三、收益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应用方法探讨

1.合理预测企业未来收益。企业预期未来收益额的确定，首先离不开企业现有的生产条件、技术条件、市场条件。同时，未来经济情况的确定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现时法律、法规、信贷、税率等制度下，这是决定企业收益额大小的客观条件。要本着从企业的经营现状出发，分析过往的业绩，去推导未来，可以说，这种分析越是充分，越有利于恰当地推知预期收益额净现金流量不受资产计价方法与折旧方法的影响，而且考虑了收益取得的时间，更能客观反映企业资产的使用所带来的附加值。因此，采用净现金流量作为评估企业价值的标准，可以如实反映企业资产的获利能力和真实收益，同时也符合国际惯例，在实际操作中容易被接受所以，在用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时，建议使用净现金流量预测企业的未来收益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折现率的选取应与收益额的选取口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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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 价值评估 DCF

企业价值评估，是指对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企业整体价值、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或部分权益价值进行分析、估算。企业价值评估在企业经营决策中极其重要，能够帮助管理当局有效改善经营决策。价值评估可以用于投资分析、战略分析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可以帮助经理人员更好地了解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企业价值评估方法选择合适与否对企业价值判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企业价值评估方法选择

（一）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类别、原理及使用范围

1.成本法

（1）原理

成本法是指在被评估资产现时重置成本的基础上，扣减其各项损耗价值，从而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方法。

被评估资产评估值=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2）适用范围

原则上说，对于一切以资产重置、补偿为目的的资产业务都适用。具体而言，除单项资产和特殊用途资产外，对于那些不易计算未来收益的特殊资产及难以取得市场参照物的资产评估业务都可用此法进行评估。

2.市场法

（1）原理

市场法是按所选参照物的现行市场价格，通过比较被评估资产与参照资产之间的差异并加以量化，以调整后的价格作为资产评估价值。

（2）适用范围

只适用于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评估业务。只要满足市场法的3个前提条件就可以运用市场法。但下列情况不宜采用市场法：（1）因资产具有特定用途或性质特殊，很少在公开市场出售，以致没有公开市场价格的资产，如专用机器设备，或无法重置的特殊设备都不宜采用市场法；（2）对于大多数无形资产而言，因其具有保密性、不确定性及不可重复性等特点，所以其交易价格资料往往不对外公开，评估人员无法收集其价格资料，因此不宜采用市场法。

3.收益法

（1）原理

收益法是通过预测被评估资产的未来收益并将其折现，以各年收益折现值之和作为资产的评估价值，是以资产未来收益的折现值作为计价尺度。

（2）适用范围

一般适用于企业整体价值的评估，或者能够预测未来收益的单项资产或者无法重置的特殊资产的评估活动，如企业整体参与的股份经营、中外合作、中外合资、兼并、重组、分立、合并均可以采用收益法。此外，可以单独计算收益的房地产、无形资产也可以应用此法。

（二）不同评估方法的选择

1.符合以下条件的评估项目一般选择成本法：

a.被评估资产的实体特征、内部结构及其功能必须与假设的重置全新资产具有可比性；

b.应当具备可利用的历史资料。成本法的应用是建立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的，如复原重置成本的计算、成新率的计算等，要求这些历史资料可以收集；

c.形成资产价值的各种损耗是必要的；

d.被评估资产必须是可以再生的或者是可以复制的。被评估资产能够继续使用并且在持续使用中为潜在所有者或控制者带来经济利益。

2.符合以下条件的评估项目一般选择市场法：

a.有一个充分发育活跃的资产市场；

b.公开市场上存在在功能、面临的市场条件上与被评估资产可比的资产及交易活动（参照物），且参照物成交时间与评估基准日时间间隔不长。参照物与被评估资产可比的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是可以收集到的。

c.参照物的基本数量至少为3个，参照物成产成交价格必须真实，参照物成交价应是正常交易的结果，参照物与被评估资产之间大体可替代。

3.符合以下条件的评估项目一般选择收益法：

a.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计量。要求被评估资产与其经营收益之间存在着较为稳定的比例关系。

b.资产的拥有者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也是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计量。

c.被评估资产预期获利年限可以预测。

（三）高科技企业特点及价值评估方法选择

1.高科技企业的特点

（1）高科技企业中无形资产的比重远远大于有形资产，而无形资产的评估对有形资产较为困难。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高科技企业主要以技术、专利、商誉、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等无形资产为价值核心，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有形资产与实物资产。同时，由于其自身的不可复制性以及不确定性，无形资产的评估成为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的重点。

（2）高科技企业在市场中很难找到具有可比性的企业。由于高科技千差万别，一般很难找到行业、技术、规模环境及市场都相当且可比的企业，这会给评估师利用可比企业信息进行企业价值评估带来更大的难度。

（3）高科技企业的收入确认方面还存在问题。由于高科技企业产品销售和服务的特殊性可能导致账面收入与实际收入不符，从而在评估时对企业历史或现有的收入进行确认增加了难度。

（4）高科技企业的不确定性太大，对风险缺乏有效测量，难以估计企业的未来收益，即使进行估计，主观因素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是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的一个重要特点。

2.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选择

（1）采用期权定价法对初创期企业进行价值评估

初创企业资产基本不能够产生现金流量，完全由专利或专有技术期权组成是期权定价法应用的特例。初创期企业往往是没有取得销售收入或销售收入比例很小的企业，净现金流量为负，以单一的技术及产品为主，可采用期权定价模型进行评估。

（2）取得一定销售收入、但净现金流不一定为正的企业，可将研发费用资本化，采用净利润法评估

在一般的会计处理中，自创无形资产研发费用一般作为管理费用列支，在形成无形资产之前不作资本化处理。高科技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科研机构、持续投入等）是企业获利能力延续保证。研发费用应视为为取得未来收益所进行的投资，将其作为长期投资，直接进行资本化，在适当的年限内摊销，计算出当期净利润，这样有利于估测企业利润增长趋势。

（3）对实现净现金流为正、较为成熟的高科技企业，净现金流贴现法仍是较为适用的

净现金流贴现法符合资产经营中不断追加投资和回收投资的动态过程，比较真实的模拟企业在未来经营中收益的实现途径和过程。该方法对于净现金流为负的企业评估误差较大。

3.降低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风险的主要途径

（1）根据高科技企业所处阶段，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

（2）对高科技企业估值模型进行修正如对研究开发费用的调整、利用收入指标如价格销售比模型、修正的市盈率模型等。

二、DCF估值方法讲解

（一）DCF估值方法简介

DCF估值方法又叫做现金流贴现模型，是由美国西北大学阿尔弗雷德・拉巴波特于1986年提出，目前应用极为广泛。现金流贴现法原理是通过评估未来的现金流和其风险，并把风险评估纳入分析，然后找到现金流的现存价值，来完成现金流贴现法。

（二）DCF估值模型的建立

该模型是依据未来收益折现法建立的。模型公式为：

V=Ci/（1+r）i + Cj×（1+g）/（r-g）/ （1+r）j （i=1，2，3……n，j=n）

其中，V 是企业的评估价值，Ci为公司第i年自由现金流量，r为预定折现率，g为公司的永续增长率。r是由加权平均资本即WACC确定，g是根据行业未来发展前景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确定，Ci根据公司的财务预测数据确定。

1.r的确定

r=WACC=KiWi+KeWe

其中Ki 、Ke分别为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Wi 、We分别为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在公司长期资本结构中的比率。

（1）Wi、We的确定

Wi=有息债务/（有息债务+公司所有者权益）

We=公司所有者权益/（有息债务+公司所有者权益）

（2）Ki的确定

Ki= Kd×（1-T），其中T为企业所得税税率，Kd为债务的税前成本。

Kd=KdlWdl+KdsWds，其中Kdl、Kds分别为长、短期债务的资本成本，Wdl、Wds分别为长、短期债务占的比重。

（3）Ke的确定

Ke=Rf +β×（Rm-Rf），其中Rf为市场无风险收益率，Rm为市场预期收益率，β为某一股票的系统风险系数，β系数值为所考察股票的收益与整个市场股票组合M收益的协方差和M收益的方差之比，整个股票市场收益的β值等于1。

如果某一股票的β系数大于1，表示其收益的波动幅度大于整个市场收益的波动幅度，因而其风险也大于整个市场的风险水平；如果它的β值小于1，表示其收益的波动幅度小于市场收益的波动幅度，风险水平也低于整个市场的风险水平。

2.g的确定

g为公司的永续增长率，在稳定状态下，公司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与永续增长率是相同的。根据竞争均衡理论，后续期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大体等于宏观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宏观经济的增长率大多在2%-6%之间。

3.自由现金流量Ci的确定

Ci=净利润Ci1+折旧Ci2+摊销Ci3+利息Ci4-资本支出Ci5-净营运资本增加额Ci6

利润表是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来编制的，因此在计算自由现金流量时要加上计算净利润时已扣除但实际上并没有资金流出的折旧、摊销；财务费用一般为债务利息，属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它减少了净利润，而不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所以计算自由现金流量时应当从净利润中加回；资本支出是投资厂房、机器设备等耐用品所需的支出，计算自由现金流量时要扣除；净营运资本增加额是公司增加的投资，在计算自由现金流量时要扣除。

（三）DCF估值模型构架图

（四）附录 相关参数确定依据

1.Rf一般采用相对应期限国债的收益来估计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

2.Rm一般采用证券市场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β=COV（Ri，Rm）/σ2（Rm），其中COV（Ri，Rm）为股票i的收益率Ri与市场组合收益率Rm的协方差，σ2（Rm）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方差，COV（Ri，Rm）=E{[Ri- E（Ri）]*[Rm- E（Rm）]}， σ2（Rm）= E{[Rm- E（Rm）]2}。

参考文献：

[1] 单炳亮.公司价值评估理论的发展[J].当代经济科学.2004

[2] 科勒（Koller，T.），（荷）戈德哈特（Goedhart，M），（美）威塞尔斯（Wessels，D）著.价值评估：公司价值评估的衡量与管理（第四版）[M].高建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