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唐宋时期气候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在农业社会中，一般说来气候是决定经济状况好坏的主要因素。历史时期我国气候的演变大致是冷暖交替，但其总趋势是由暖变寒，即温暖期趋短，程度趋弱；寒冷期趋长，程度趋强。七世纪中期气温变得高于今天，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世纪后半叶。十一世纪初气候转寒。十二世纪初气候加剧变寒，气温低于现今。十三世纪初气候开始回暖，但气温仍低于现今，这种情况持续到十三世纪后半叶[2]。由此可知唐五代处于温暖期，而两宋基本上处于寒冷期。唐宋之际经历了由暖转寒的气候变化。

上述气候变化影响了粮食作物的生长期。唐五代温暖期作物的生长期比现今长十天以上，两宋寒冷期作物的生长期则比现今短[3]。唐人韩鄂在《四时纂要》四月条下已谈及麦之贵贱与贮麦之事，而宋太宗、真宗几次在汴京之郊“观刈麦”则在五月[4]，说明北宋小麦收获日期比唐代大大推迟了。唐两税法规定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而北宋夏税纳毕期南北三个不同的地区分别为七月十五日、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秋税则十二月十五日毕，后又并加一月[5]。此亦可证北宋谷物收获期大大迟于唐代。南宋时连江南的冬小麦也要迟至五月才成熟[6]。麦收的推迟必影响其他作物的种植，因此一年中总的生长期缩短了。气候变化的幅度会随纬度增高而增大，因而北方气候变迁幅度大于南方，所以两宋时气候转寒所导致的生长期缩短，南方没有北方严重。

气候变化也影响了粮食作物的产量。在我国，气温每变化1℃，产量的变化约为10％。此外年温普遍升高或下降1℃，冷害的频数会随之大量减少或显著提高，这对产量也有重大影响[7]。唐五代温暖期北方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前代增长了10．3％，宋金寒冷期则比前代减少了8．3％[8]。但在低纬度地区，温暖气候对冬小麦种植反而不利，因为它需要经过春化阶段，即一定的低温条件。所以直到两宋寒冷期，小麦才在南方普遍种植。水稻是需要高温的作物，其产量受温度的影响尤为显著。低温不仅影响其发芽，同时也不利于结实，易于增加空秕率。南宋时以长江为界，南北水稻亩产相差悬殊：“大率淮田百亩所收，不及江浙十亩。”[9]宋代南北普遍变冷，但南方变幅小于北方，加上其他有利条件，因此粮食亩产量普遍高于北方。

气候变化还影响了粮食作物的分布。年平均气温下降2℃，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向南移纬度2°~4°，反之亦然。唐五代温暖期北方农业区向周边扩展，水稻广泛分布，关中、伊洛河流域、河内、黄淮平原、幽蓟等地都大面积种植水稻。两宋寒冷期北方农业区南退，水稻种植范围明显缩小。除河北平原淀泊地带、黄淮平原淤灌区在一段时期内较大面积地种植水稻外，北方其他地区的水稻分布均少而分散。北宋和金朝政府都奖励开发稻田，但终于无法恢复往昔之盛况[10]。然而，转冷的气候却未能阻止南方水稻种植区域的扩大。宋代除长江流域外，闽江、珠江流域也广植水稻。小麦的种植，虽无证据表明宋代北方种麦少于唐代，但南方种麦大大超过前代，却无疑问。南宋建炎、绍兴年间，江、浙、湖、湘、闽、广“竞种春稼(小麦)，极目不减淮北”叫。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气温较唐代低，有利于小麦的春化，恐亦是缘由之一。

气候变化对经济作物的影响也很明显。自唐前期至南宋，蚕桑业中心逐渐从河南、河北移至江南的太湖地区，桑树生长的最适温度为25℃~30℃。南宋年平均温度比唐代低2℃~4℃，要使种桑养蚕温度保持与唐代相同水平，蚕桑地区必须向南推移2．2—8个纬度。河南、河北约在北纬34°—38．5°，太湖约在北纬30．5°—31°，两地相差3~8个纬度，符合上述温度与纬度变化关系的原则[12]。喜温果树的种植范围也向南移动，如柑桔，唐代种植的北界东起长江中下游北岸，西沿汉水而上向西北延伸，且唐代史料中未找到柑桔冻害的记载。但十二世纪初以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柑桔多次遭受毁灭性冻害。柑桔是多年生植物，产量随树龄而增长，冻害会给生产带来巨大损失，从而迫使其种植范围向南退却[13]。

降雨这一气候要素的变化也对农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百毫米降水量的变化相当于每亩五十公斤水分潜力的变化，而年降水量增加或减少一百毫米，我国东半部的森林农业区会向西北扩展一百公里或向东南退缩一百公里[14]。历史上千旱期常与寒冷

期重合，在北纬35°—40°地区尤其如此[15]。这样农业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南宋与金对峙时期的北方，恰当既冷且旱时期，黄河流域降雨量普遍减少。南方则不然，长江流域之雨量反见增加。这是由于十二世纪恰为历史上太阳黑子发现最多之时期，而雨量既可因黑子增加而增进，亦可因黑子增加而减少。长江流域属前者，黄河流域属后者。因此这一时期黄河流域虽亢旱，长江流域却雨雪丰盛[16]。金代北方因缺乏水源，水稻种植更加困难，而华北小麦开花至成熟时期雨量稍逊便会歉收，若遇亢旱则更不可收拾。此间南方农业继续发展，而北方农业停滞不前乃至趋于衰落，与南北两地雨量变化的不同趋势是有密切关系的。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气候的变化与南北农业的盛衰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因农业还受其他自然、社会因素的制约，情况便颇为复杂。气候变冷使生长期缩短，北方复种指数因而处于较低水平，即便有品种、技术的改进，仍只能维持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南方自唐以来两季轮作及稻麦复种发展的趋势则未受到气候变冷的太大阻遏。在气温降低、雨量减少的双重作用下，北方单位面积产量明显下降。南方气温变幅小，雨量仍充足，加上其他有利条件，亩产反而有所提高。宋金时期北方继十六国北朝之后出现第二次改农为牧的，这虽与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有关，却也是农业区在寒冷气候之下向南推移的表现。南方既未受政权更迭的影响，农业区又可自温带向亚热带扩展。凡此种种，都有利于南方农业的总体实力超过北方。若进一步深究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则从宏观上看古代经济开发对气候的影响虽远不如现代显著，但从微观上看人类活动的个别项目对气候的影响则已是现实的问题。如农田开发后水土流失使地表不能蓄水，改变了地表温度及水分性质，也就引起近地层气候的变化。不良耕作方式影响了气候，而气候又反过来影响了农业。唐宋时期北方确已有此端倪，南方则要到更晚一些才出现这类问题。

(二)唐宋时期水文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古代水利工程大多是就近利用天然水源，或筑坝蓄水，或修渠灌溉。因此天然淡水水体的存在与否，是决定水利工程从而是决定农业兴衰的重要因素。湖泊是浅层淡水的集聚之处，其扩展与湮废是水文变化的重要表现。以下主要探讨湖泊的变迁及其影响。

唐宋时期南北方湖?白变迁的趋势不同，北方趋于减少、缩小，南方趋于增加、扩大。不同的变化趋势对农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曾相当丰富，湖泊众多，星罗棋布，后因气候变迁及农业开发，水体大量减少，湖泊不断消亡。试以山西、河北、河南为例，说明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山西。据《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的记载，今山西省境内的湖泊，北朝有十六个，唐代有七个，宋代仅有三个。三本书的作者在记载湖泊时取舍标准可能不一样，但结合泉水、地下水、土壤水分、河流流量等情况加以分析，可知山西的水文变迁确在朝着水资源减少的方向发展。湖泊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缩小、消失，正是水资源减少较为明显的表现[17]。这一情况使农田灌溉受到影响，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因而下降。晋西南原为人口稠密地区，唐代设有十一个县，宋代减到七个[18]。自唐至宋，山西的人口数量与密度均处于下降趋势。水资源减少还使部分地区的农业从集约经营倒退回粗放经营。宋代的山西除汾河河谷以精耕细作占主导地位之外，其余山区大多是刀耕火种[19]。比起唐代，其耕作方式显然是倒退了。

河北。今河北省西南部北朝时尚有湖、渊、泽、池不下十余处，唐代这一带湖泊仍不少。河北中部、东北部唐宋之际亦存留不少湖泊淀群。但宋金之后，这些湖泊池淀多数堙灭。如北宋末黄河泛滥，泥沙淤填了河北西南最大的湖泊一一大陆泽；金以后永定河南徙及滹沱河北泛，河北中部的众多湖淀也被泥沙淤填[20]。这一情况使河北水稻种植由盛转衰。北宋曾于河北平原中部利用白洋淀一一文安洼这条冀中洼地带的大小湖泊，大兴稻田，“置斗门引淀水灌溉”[21]。这一带湖泊堙废后，水稻再无法大面积种植了。兼具蓄洪和灌溉功能的诸多淀泊消失后，河北灾害频率急剧上升。唐五代的343年间，河北有41年遭水灾，13年遭旱灾，平均6．3年受灾一次；宋辽金的319年间，河北有43年遭水灾，35年遭旱灾，平均4．3年受灾一次[22]。河北农业从此一蹶不振，不复昔日发达景象。

河南。宋以前今河南省境内湖泽、陂塘之数不少，黄河两岸周围尤多。由于黄河不断决口、改道，大量泥沙的沉积使这些湖泽、陂塘逐渐被淤没。特别是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河南徙夺淮后，原有湖泽和历史时期所修人工陂塘大多被堙埋。具有调节水量和灌溉农田功能的湖塘消失后，黄河泛滥时河水四溢于平原，农田倍受其害，干旱时节则农田缺乏灌溉用水，抗旱能力下降。唐时圃田泽、孟诸泽等大湖均有沟渠与黄河相通，其积水面积随黄河河水的消长而消长，它们堙灭后，不复具有调剂水量的作用，周围大片农田极易受淹。历史上有名的芍陂、鸿郄陂等曾长期发挥作用，均可溉田几十万亩，它们的堙废造成灌溉事业的莫大损失[23]。湖泽、陂塘的消失还使河南不复成为水稻栽培的重要地区。唐玄宗时许、豫、陈、亳、寿等州有水田百余屯，占全国屯田九分之一[24]。后唐与北宋也都于洛阳设稻田务。而金代只能在某些低洼积水之处暂时种稻，水退后仍种麦。如兴定四年(1220)河南大水，遂命唐、邓、裕、蔡、息、寿、颍、亳诸州及归德府有积水处种稻[25]。水源缺乏、水田荒废，与湖塘消失密切相关。

历史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一直比较丰富，虽然江河湖泊有所迁徙盈缩，但总的来说水资源并未减少，有的地方淡水水体还有所扩大和增加，亦举例述之。

洞庭湖地区。东晋南朝时洞庭湖地区由沼泽平原演变为大湖景观。唐代洞庭湖周回达五百余里，东洞庭水面已开始向西洞庭扩展，赤沙湖有纳入洞庭湖的趋势。宋代洞庭、青草、赤沙三湖已连成一片水域，周回达七八百里，面积比南朝扩大近一倍[26]。湖区屯垦与湖泊水域扩大相伴而行。水域扩大增加了农田灌溉用水，然而近湖农田也易受水淹，人们于是筑堤捍田，又随泥沙淤积而展开围垦。唐宋时湖区围垦从西向东推进，并形成三次。南宋时湖区每年约提供商品粮四十万担[27]。今沅澧人湖处，淳熙年间已是“桑麻蔽野，稼穑连云”[28]，肥田尽垦，人烟稠密。唐宋时期洞庭湖的变迁对湖区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鄱阳湖地区。鄱阳湖古称彭蠡湖。唐代其湖周已达二百余公里。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迅速向东、向南扩展，迫近鄱阳县城，从而兼有鄱阳湖之称。宋元时期的鄱阳湖与隋唐时期的彭蠡湖相比，已扩展出一个“弥茫浩渺，与天无际”[29]的鄱阳南湖[30]。由鄱阳湖水系冲积而成的平原约二万平方公里，唐宋以来这里水利繁兴，灌溉便利，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元?v年间都颉著《鄱阳七谈》，“言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言林麓木植之饶，水草蔬果之衍，鱼鳖禽畜之富"[31]。湖区的洪州、江州、饶州、南康军等都是产米重要地区。如洪州“其田宜?p徐，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32]，乃是漕粮极多的区域。宋代鄱阳湖区产粮基地的形成，是湖泊水域扩大和人们兴修水利的共同结果[33]。

太湖地区。太湖面积原先远较后来为小。唐代太湖人海水路受阻，湖水泛滥，太湖面积因而扩大了。人们排除积水，与水争地，并疏浚人海通道，创立堤岸水闸，形成历史上少见的水网。这一过程持续到宋代。宋时太湖面积已达二千平方公里，与汉代相比扩大了三百至四百平方公里。太湖以北以东还分布着许多大小不等的湖泊，其中不少是形成于唐宋时期。湖泊之间，有许多塘、浦互相沟通。水网化的形成促进了灌溉事业的发展，大量土地从而得到开发[34]。太湖地区因此成为重要的产粮基地。中唐时期该地区每年调出稻谷三十万石以上，占当时北调的南粮总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35]。宋代太湖平原“原田腴沃，常获丰穰”[36]，成为我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而宋代太湖地区围田的大规模发展，为以围田为代表的南方水田农业最终超过北方旱地农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的水文变化与南北农业的盛衰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年度和季节上雨量分布都不均匀，黄土和褐色土的物理性能又较差，因此很早就发展起以防旱保墒为核心的耕作方式，它对地表浅层淡水的依赖程度本来就较南方为甚。宋金以后这一地区湖泊急剧减少，使农田灌溉用水日益缺乏，防旱保墒日益困难。北方农业的优势便难以保持下去。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较稳定，雨量丰富，然而红壤物理性能也不佳，且沼泽广布，多低洼之地，易于积涝。因此当这一地区农业发展起来后，逐渐形成以调节用水、防洪排涝为核心的耕作方式。唐宋以来南方水资源的保持稳定乃至有所增加，在充分供给农田用水的同时也未给防洪排涝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难。这对南方农业超过北方不能不产生意义重大的影响。必须指出，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泊即已呈扩大和增加趋势，只是到了唐宋时期这一变化才对农业生产起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说明自然地理因素和人类社会因素对于农业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若进一步探讨经济开发与水文变迁的相互影响，则北方农业开发引起的水土流失导致黄河频繁泛滥的改道，众多湖泊因而被淤填，农业因而深受其害。这一因果链即此种相互影响之例证。南方农业与水文之间并不存在这种不良的相互影响，故未有此类恶性循环。

(三)唐宋时期植被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农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工植被代替天然植被的过程。就阻遏土壤侵蚀而言，前者不如后者。并且耕耘疏松了表土，这就不是阻遏而是有助于侵蚀了。加上手工业和建筑业对林木的砍伐，则经济开发愈早、程度愈高，天然植被的破坏也愈烈。植被变化虽也有自然原因，但与气候、水文变化相比较，它更多地归因于人为因素。唐宋时期南北森林普遍受到砍伐，然而北方森林的砍伐此前已持续很长时间，南方森林则在本时期始有较多的砍伐。就森林破坏的程度和范围而言，北方也更严重和广大。

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和华北平原是北方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因此森林的破坏也最早。至唐宋时，这种破坏已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并已从平地扩展到丘陵山地，最终达到影响生态环境的地步。

在今陕西、宁夏及山西西部、内蒙中西部、甘肃东部这一区域内，唐宋时期由于农田开垦和远程采伐，平原和山区的森林都受到严重破坏。吕梁山原是森林茂密地区，唐时其南端森林已大为减少，主要林区已退缩至其北端。六盘山、陇山、岐山的森林唐时仍不少，但宋时六盘山的森林未见记载，陇山森林大致如旧，而岐山森林已荡然无存。关中平原唐宋时已几乎没有森林[37]。该区域植被的破坏给自身及黄河下游都带来严重恶果。唐代西北垦田大增，虽获一时之利，却使黄河含沙量剧增。宋代北方垦田虽趋于减少，但贫苦农民为得到耕地仍在不顾后果地开垦山田：“河东山险，地土平阔处少，高山峻坂并为人户耕种。”[38]坡田开垦加剧了水土流失。从唐后期起，黄河结束了自东汉以来的长期安流局面，下游泛滥频仍，危害严重，中游植被的破坏对此实难逃其咎。

今河南省境内，公元前2700年森林覆盖率为63％。南北朝末年此比率降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本期内以砍伐熊耳、外方山以北山林为主，豫西、豫南山林尚完好。北宋末河南森林覆盖率仅为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本期内豫北、豫中山林已消耗殆尽；伏牛山以北山林也所剩无几，以南则尚有林木，惟大别、桐柏山林木尚完好。冶铁、陶瓷等耗费巨量木材是唐宋时期的特点。估计每座铁炉的年耗林量是三百多亩山林，而烧制陶器一百三十斤则费薪百斤。金人占领河南后，因气候转寒，极不利于次生林木的恢复，森林植被每况愈下[39]。森林有强大的蓄水保水功能，它能调节地表水流，减轻洪涝。森林破坏导致水旱频仍。唐代河南道、都畿道已成为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区。公元624年至741年间，河南道患旱、涝、蝗灾三十二次，居全国之首[40]。洛阳在唐代共遭水灾二十二次，洛水共泛滥十六次，均居全国前列。究其原因，实与森林过度砍伐造成水土保持破坏有关[41]。

今山东省境内，公元前2700年森林覆盖率为46％。秦汉时山东人稠地狭之势有增无已，森林破坏甚于邻近地区。唐宋时山东人口与垦田再度增加。北宋时京东路(略当今山东省)有耕地近二十六万顷，即使山区亦开垦殆尽，其户口居全国第五位，是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本期内森林破坏已趋于恶化。原始森林砍伐殆尽后次生林又遭反复破坏，许多地方已出现光山裸岩。沈括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42]可见山东森林的破坏比他处严重。公元1700年山东森林覆盖率仅为1．3％，为全国倒数第一[43]。唐宋时期山东经济受森林破坏的影响，最显著的莫过于手工业因缺乏木料柴薪而趋于衰落。如出海船只本地无法制造，均需由南方船场提供；盐业产地和管理机构的数目大大少于淮南和江南，不复前代居全国首位之盛况等等。

南方开发较迟，森林的破坏也较迟。东晋以后南方丘陵山地的林木开始被较多地采伐，但因雨量多、气温高，植物自我更生能力强，林木被采伐后随即天然更新。唐宋时采伐量增加，范围扩大，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亦属局部。

唐代江淮开发程度已很高，但中晚唐时苏、饶、湖、越、扬州及长沙、豫章的森林资源仍十分丰富，故有“材干筋革，出自江淮”[44]之称。虎、象一类以森林为栖息之地的动物，唐时仍大量存在于南方。宋代东南丘陵和华南山地均已开发，但虎、象仍出没于此地。宋时福建漳州漳浦县“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45]；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有人报告两广境内雷、化、新、白、惠等州“山林有群象”[46]。可见森林仍所在多有。南方人工造林的成就也超过北方。茶叶、毛竹、杉木、油桐、油茶等人工林，分布范围已由近山深入到高山远山。

相对完好的南方森林植被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调节气候、蓄保水分和抗御灾害的作用。宋代南方虽亦受寒冷的影响，但冷旱兼有的情况不多见，湖?白干涸堙塞的情况亦甚少。南方的自然灾害远较北方为少为轻，极少发生旱涝蝗相继之事。南方农业得益于此，其优势日益明显。“苏杭熟，天下足”[47]、“苏湖熟，天下足”[48]等民谚即是反映。南方以木材为原料、燃料的手工行业也相继凌驾于北方之上。唐代煮盐业分布地点南方大大超过北方；宋代“海舟以福建为上”[49]；北宋中叶银、铜、铅、锡等金属矿的产量，南方也均高于北方。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南北经济的消长与两地植被的优劣明显相关。唐以前北方发达程度虽长期高于南方，但其开发方式主要限于拓展耕地，故天然植被破坏严重。因作物生长期短，人工植被也不免出现间断空缺。北方生态环境所受的破坏经长期积累，终于在唐宋时期显露出来，成为南北经济逆转的原因之一。南方开发方式有其特点，平原低地多围垦造田，丘陵山地则多栽种经济作物。作物生育期相互衔接，人工植被覆盖完好。尤其是多年生的经济作物，对地表的覆盖更佳。南方天然植被虽也遭毁坏，但不严重，因而南方经济的发展未受到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影响。南北方植被的差异既源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又源于不同的开发方式，而不同的开发方式复与历代统治者在南北方推行的不同政策有关。北方长期作为政治中心，在传统的耕战政策指导下，统治者发展农业的目的是以农养兵、以农立军，其侧重点在军粮马料的生产，且往往征之过甚。为满足这一需求，便须竭尽全力向土地索取粮食，以毁坏天然植被、放弃多种经营为代价的单一粮食生产方式因而确立。南方经济一般是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人为干扰较少。统治者的征调也多折钱绢，便于农民在生产粮食的同时，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于是，唐宋时期南方农业虽还以粮食生产为中心，但已努力朝多种经营方向发展，形成当时中国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差异。百事通

(四)唐宋时期土壤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农业的发展从不同的方向改变着土壤，适当的耕作方式使土壤肥力得到合理的演变，不良的耕作方式使土壤肥力下降以至变得瘠薄。变化了的土壤反过来影响农业的发展进程和方式；土壤肥力提高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培养地力和精耕细作的方式方法；土壤的贫瘠迫使人们在更大范围内以广种薄收的方式从事农业经营，以弥补单产不足，从而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唐宋时期南北方土壤的变化及其影响便是沿着上述两个不同方向的轨迹运行的。大体上，北方土质由优转劣，生产因而下降；南方土质不断优化，生产因而上升。

黄土高原土质变差的主要原因是表土流失、养分丧失。黄壤在《禹贡》中被认为是全国最肥沃的土壤。汉代关中以“陆海”般的富庶夸尚于当时，实有赖于疏松而自然肥力高的黄壤。但因多年垦殖，草木根茎尽除，且农民多不施肥料，黄壤自然肥力因而随耕垦年限的延长而下降。更严重的是，疏松的黄壤最易遭水土流失及风蚀表土之害，耕地因之或完全丧失，或肥力大减。当代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损失土壤三千七百吨，黄土地区每年流失的养分几十倍于全国施用化肥的总量[50]。据此推测历史时期流失的黄壤及其养分，实乃惊人。唐代关中土质已明显下降，史载同、华二州“地迫而贫，所献常觳(hu)陋”[51]；陕州亦是“土瘠民贫”[52]。但唐代沟壑分割仍不严重，尚存许多广阔的“原”。北宋以后水土流失加剧，原面日益缩小消失，才形成沟壑纵横的局面[53]。

华北平原土质变差的主要原因是黄河不断泛滥使土壤沙化、盐碱化。唐后期起黄河频繁泛滥改道，大量泥沙在河水漫浸所及之地形成堆积，从而促成有关地区土质的改变。河水淤灌有时虽也起到肥田的作用，如北宋时的淤田就是利用决水把肥沃的淤泥漫浸到田地里，但使用此法肥田从反面证明当时华北平原的许多地方土壤已十分贫瘠，诚如沈括所说：“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之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54]且河水淤灌对土壤成分的改变因时而异，“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疏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55]。沙质壤土(白灭土)和沙的漫浸显然无益而有害。

北方土质差影响所及，首先是粮食单产下降。吴慧认为，唐时一般亩产粟1石，合汉量为亩产3．81石。宋以240步为亩，一般亩产粟亦1石，合汉量为亩产1．072石[56]。北方旱地亩产下降由此可见一斑。除气候变冷外，土地肥力下降亦是其重要原因。其次，原有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下降，迫使人们继续拓展耕地，甚或抛弃旧业，另开新地，终至草原、林地、陂泽洼地、丘陵陂地都成了耕地。耕地在掠夺式经营和自然灾害的双重作用下又变成沟壑陡陂和土阜，于是人们的日子越过越穷。这种趋势变本加厉地发展，乃是唐五代以后之事[57]。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由于湖沼四布、榛莽丛生、土质紧密，其耕地被视为下田。随着这一地区的开发，其土质逐渐优化，唐宋时期其土壤肥力已有较大提高。促成这一变化主要有以下因素：

其一，由于常年种植水稻，在水稻熟化的培育下，本区内形成广为分布的水稻土，原来的土壤特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形成水稻土所特有的形态、理化和生物特征，它更加适合水稻的种植。江南低洼卑湿之地宜于植稻，水稻土首先形成于此类地区。丘陵红壤地区不断由旱地改水田，其肥力低、易板结的土性得到改造，土壤熟化加快；盐渍化土壤地区通过稻田的洗盐、压盐作用，土性亦得到改善。这些类型的地区也先后形成广泛分布的水稻土。

其二，由于本区发展种植业的平坦土地有限，耕地扩展的趋向必然是低处和高处。于是在南方农业土壤演变史上就出现了打破旧平衡、建立新平衡的独特创造，亦即围田和梯田[58]。围田乃退湖沼为田，就获得宝贵的土壤资源而言，它对农业生产是有利的。湖沼淤泥有机质十分丰富，一旦解决了积涝问题，昔日涂泥之地即变为膏腴上田。南宋初“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59]。昔日水沼卑下之地尽成肥沃高产之围田。梯田乃建造水平耕地于山坡之上，南方易于找到修筑田埂的坚实材料，又可引山泉溉田，这就较好地解决了北方坡地难于解决的水土保持和农田用水的问题。江南丘陵红壤地区在梯田为水田的情况下，土壤肥力稳步提高。

其三，由于本区的人们摸索出了一套施肥改土而不单纯依靠土壤自然肥力的经验，进而创立了“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发明了因地制宜的治田、治肥与施肥的科学技术，因而使得土壤越种越肥沃，成书于南宋的《陈勇农书》便是这一套经验和技术的总结。它的出现表明南方的技术水平已足以使其土壤潜在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南方土质优化影响所及，首先是粮食单产的提高。宋代南方亩产一般为谷4石或米2石，此数合汉量为亩产谷4．288石，比汉时稻的亩产2．777石增长54．4％，比唐时的3．81石(合汉量)增长12．5％10，考虑到宋代平均气温低于唐代，则此间南方土质优化对粮食产量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加不可忽略。其次，在肥田沃土分布的地方，形成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宋代两浙路围田所在“皆膏腴之地”[61]，尤其是太湖地区，“地沃而物夥”[62]，乃著名产粮中心。江南东路的太平州、宣州、宁国府等地有许多肥沃的圩田，“多稼连云号上腴”[63]，亦为产粮中心。此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也是盛产粮食之地。南方拥有众多的产粮基地，显示了其农业生产的实力和优势。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南北经济的消长与两地土壤资源的优劣有关。土壤是人类赖于生存的不可代替的资源。土壤在一定条件下能持续生长出人类需要的植物产品，然而这种生产能力并不是无限的，这就需要人类在索取的同时对土壤的养分、水分等进行补偿。但是小农经济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同时却无力对土地进行更多的投入。唐宋时期先后出现三次北人南迁的，此外还有无数次各种原因导致的迁徙，这更使北方农民无法对土地进行有效的投入。南方农民则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对土壤的各种补偿相对来说较有保证。这或许是此间南北耕作方式出现差异的原因之一。拥有平坦广阔的耕地及肥沃的土壤资源曾经是北方农业居于优势的条件之一，然而不良的耕作方式却使得这一条件逐步丧失。南方在扩大土壤利用范围，解决山多平地少这一矛盾的同时，还逐步形成重视培养地力的耕作方式，从而促进了土质的优化。唐宋时期南北方土壤演变的不同趋势终于使土质的北优南劣变成了南优北劣，农业生产重心自北南移因而增加了一项重要条件。

这里要附带说明，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的变化除了各自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外，四者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所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对社会经济产生着影响。如伴随寒冷而来的干旱会使水资源减少，水资源减少又使天然植被受到损害，而植被的破坏既导致水土流失又使气候条件恶化。这种自然环境诸因素的连锁变化，对北方经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气温降幅较小，雨量较充沛，使水资源保持相对稳定，天然植被因此未受大的损害，从而未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气候条件恶化。这种自然环境诸因素之间较为和谐的关系，对南方经济所产生的良好影响，也是至为明显的。限于篇幅，本文未对这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新晨

(五)小结

以上从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四个方面的变化人手，探讨了自然环境变迁与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结论是：宋以后南方经济超过北方，不仅是南北方社会生产力互为消长的结果，而且是南北方自然环境的优劣互为逆转的结果。此处的优劣不仅指自然环境的客观变化所显示出来的孰优孰劣，而且指按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能适应的标准来判断自然环境的孰优孰劣。例如南方的自然环境不利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秦汉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有利于生产力相对提高的唐宋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环境的意义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相适应的，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自然环境也日益显示出与以前不同的内容，从而表现出历史阶段性来[64]。

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演变，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自然环境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反馈于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着经济效益。只有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把握二者之间的双向动态效应，才能对历史上的经济开发活动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65]。本文正是力图以经济、生态综合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问题的。为什么唐宋时期原来开发程度较高的北方一步步落后于正在开发的南方?仅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着眼显然无法加以圆满的解释。

如果将社会经济因素与自然环境因素加以综合考察，便可知北方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土地、森林等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接近饱和，却不能负载继续增长着的人口，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土地生产能力减退等与自然环境有关的因素，在这当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致使当时的科技水平无法继续维持北方原有的生产经营，从而落在开发较迟、自然环境相对完好的南方的后面。

[1]参阅拙作《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光明日报》1988年6月15日。[2][16][50]《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498页；第58—68页；第313—316页。

篇2

一、保税港区的建设背景

保税港区伴随我国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战略的实施而诞生。随着上海洋山深水港开发建设的深入，以及“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东北亚航运枢纽港”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正式提出，如何汲取我国港口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多年的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构建一个具有全面保税功能和政策的载体来承接贸易、航运、物流和临港加工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成了一项重要和迫切的议题。经过深入研究论证，保税港区作为一种新型的特定经济区域和海关监管模式应运而生。

保税港区的建立也是区域整合的需要。虽然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物流中心等保税监管场所经过多年的培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仍需要在更高的平台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通过区域整合有利于保税监管格局的一体化建设和自身的发展。

二、保税港区的发展历程

自从2003年7月深圳港提出建设自由港口之后，上海洋山港在同年11月推出自由港模式，随后天津、宁波等港口也陆续在自由港体制创新方面跃跃欲试，出现了争建国际枢纽港的热潮。保税港区是世界自由港在中国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作为保税区向自由港发展阶段中的重要一环，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1.保税区阶段。保税区是继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后的新的经济性区域。1990年6月，经中央批准，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992年以来，国务院陆续批准设立了14个保税区和一个享有保税区优惠政策的经济开发区，即天津港、大连、张家港、深圳沙头角、深圳福田、福州、海口、厦门象屿、广州、青岛、宁波、汕头、深圳盐田港、珠海保税区以及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

2.区港联动阶段。区港联动是在海关的统一监管下，参照自由贸易区的做法，将保税区政策向港口扩张，港口的功能向保税区延伸；使保税区由以加工贸易为主，转变为以物流发展为主的“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区。2003年12月，国务院批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与外高桥港区联动试点，其后又批准青岛、宁波、大连、张家港、厦门、深圳、天津7个保税区实行区港联动。

3.保税港区阶段。保税港区是海关按照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海关的先进管理经验，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适应跨国公司运作和现代物流推进要求的新兴监管区域，是国内目前港口与陆地区域相融和的保税物流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区位优势最明显的监管区域。

4.自由港阶段。保税港区实际上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了“区港联动”的政策，分步接近自由港的一种创新。自由港进出港区的货物免征关税，准许在港区内进行改装、加工、长期储存或销售等业务活动。只有当货物转移到自由港所在国的课税地区时，才需缴纳关税。

三、我国保税港区的战略布局

2007年12月11日，伴随着中国面积最大的保税港区――天津东疆的封关运作，我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已初步完成从南到北的中国保税港区战略布局，正在以整体形象展示中国港口物流格局。2005年6月22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洋山保税港区，拉开了中国设立保税港区的序幕。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同时批准设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和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2007年9月24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海南洋浦保税港区，填补了南方地区无保税港区的空白。2008年，国务院相继批准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和厦门海沧保税港区，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保税港区的空间布局。保税港区作为目前中国最为开放的经济区域，是中国应对国际竞争、更好地融入世界的战略之举；同时，7大保税港区沿海而“居”，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四大区域，将成为我国物流发展的最前沿。2006年12月27日，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能整合、政策叠加”的示范点，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并享有保税港区的功能和政策。因此，全国保税港区已形成“7+1”的格局。除已经批复设立的保税港区外，现在主要还有青岛港、深圳盐田港、广州南沙港和重庆寸滩港正在申请建设保税港区。这些保税港区的申报与建设，将会更加有利于我国保税港区的优化布局。特别是重庆寸滩港，已经获得海关总署的支持，有望成为我国第一个内陆保税港区，将有利于降低西部内陆省份的物流成本，促进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四、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沿海开放城市已建立了一批保税区和保税物流园区。国家对保税区在关税、金融等方面实行了特殊政策，保税区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而保税港区将港口的物流功能和保税区的特殊政策完美结合，实行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港区的“三区合一”，更能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保税港区将成为沟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重要桥梁，其物流功能和优惠政策既可为外商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条件，也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架起便捷的桥梁，促进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业等的发展。

建设保税港区既是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港口作为全球供应链中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中心节点，已成为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建设保税港区，对于加快我国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促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推动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才文献:

篇3

[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抑制；金融创新

一、引言

金融体系的功能在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并将资金配置到资本边际效率最高的项目或地区中去。马克·帕加诺(MarcoPagano，1993)用最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阐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区域金融的非均衡格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发展中的大国，由于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特性，金融运行必然具有非均衡发展的特点，全局的金融深化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会与欠发达地区的相关金融配套制度供给不足形成制度冲突。就区域金融效率而言，1997年以来中国的金融深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对西部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高新才和李新彬(2005)认为，西部金融对经济产生抑制的原因是金融市场化的相对超前而西部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微观金融主体开始商业化运作而金融结构变迁缓慢、资本市场发育不全、企业融资渠道狭窄、信用机制不健全等制度改革没有衔接所致，通过经济运行中较高的交易成本表现出来，造成西部地区的福利净损失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1998年，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商业银行下属分支机构撤消与合并，主要是把经营状况不佳、负担沉重、没有潜力的分支机构撤消与合并，这一工作实际是从落后的西部地区开始的。莱文(1993)认为，简单的金融体系会随人均收入和财富的增长而变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在人均收入水平很高时，个体就会对选择包括项目评估、投资理财等诸多的金融服务产生需求，而投资中介就具有了充分利用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提供金融服务的功能。而这类金融服务的固定交易费用会随着其复杂程度的提高而上升，如果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则这些金融服务的边际收益低于其边际成本，个体不会产生对这些复杂金融体系的需求，而只满足已有的较简单的金融服务，此时金融体系不会得到发展。莱文的理论表明经济发展对金融体系的发展也有着反作用，即使没有金融深化改革对西部金融的抑制，由于西部地区人均收入较低，西部金融体系发展缓慢是内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想要打破区域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和消除西部金融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就要尝试构建符合西部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和组织制度。

二、西部金融体系现状及其对经济的抑制

(一)西部金融业的基本情况

1．西部地区金融结构不合理，国有银行业的比重太大，政策性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比重过小。截至2005年年底，西部地区国家银行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存款、贷款的比重分别为79．5％和82．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1个百分点和5．5个百分点。金融业务大量集中在国有银行，中小金融机构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占很小一部分。由于西部优质金融资源匮乏，随着国有银行考核激励的短期化，四大国有银行定位趋同。狭窄的定位造成了银行之间对少数优质金融资源的过渡竞争，重复交易成本升高(高新才、李新彬，2005)。而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却被排斥在融资体系之外，使得西部金融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特征。另外政策性金融机构规模偏小，阻碍了西部金融事业支持作用的更好发挥。

2．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储蓄资金来源匮乏，机构设置较少，融资规模也小。研究表明，中国的储蓄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一致，东部经济水平高，其储蓄也高，西部经济不发达，储蓄水平也较低。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西部设立的分支较少，外资银行更是寥寥无几。2000年以来退出欠发达地区、集中优势资源占领大中城市成为了四大国有银行的一致行动，仅2000～2002年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并的3万多家网点和分支机构中就有2．1万家分布在西部，导致目前西部部分县域经济出现金融真空。

3．西部地区直接融资比小，资本市场发育迟缓。中国股票市场融资的区域结构极不平衡，无论上市公司的数量还是筹资规模，东部地区都明显优于西部地区，西部企业融资渠道狭窄，主要靠信贷融资。西部企业债券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企业债券规模太小，远远满足不了企业融资的需要。资本市场的无序性和不规范性使得大量的资金流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证券、房地产等一些泡沫经济成分较大的产业，而西部基础性产业的实际资本却长期缺少向金融资本转化的条件与机会。西部资本市场环境欠佳，西部证券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兼营证券公司、证券营业部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很低。

4．西部金融机构服务和创新能力不足，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低。目前西部金融机构机制不活，服务功能不完善，制度创新、工期创新、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严重不足。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存贷款业务上，对存贷款新方式、新品种及中间业务的运行机理层次的研究远远不够，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低。截至2000年底，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共计164家，西部地区有三家，分别在重庆、成都和西安，西北五省均为空白(谢平，2001)。

(二)西部金融对经济的抑制

1．国有银行提供的产品不能满足西部地区的金融需求。国家在构建其金融体系时，没有根据经济结构及时调整金融体系的结构，从而使金融体系结构不能更好地适应于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设置在西部的国有商业银行是整个国家银行的一部分，无论资金计划还是信贷安排上都要受上级控制，很难实行针对区域经济现状分区运行的多元模式。而在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将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每个区设立一家联邦储备银行为该地区的中央银行，并在各自辖区内一些重要地区设立分行。这种多元模式的中央银行制度，有利于区域中央银行根据地区经济运行的需要提供金融支持。

2．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后，西部地区金融服务功能受到削弱。国有银行撤并后，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西部地区，虽然撤并后短时期内储蓄存款并未减少，但地方经济的信贷支持下降，企业融资渠道减少。许多地方的工行和建行撤出后，只有农行和农村信用社承担着地区的金融服务工作。而农行的结算体系在全国四大商业银行中最落后，农村信用社就更不用说了，这使得企业和外地企业的交易结算和资金周转都受到极大制约。

3．西部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造成西部金融抑制进一步增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采用总分行制度，总行出于全行资金收益最大化的考虑，

必然会统一调度其各分支机构的资金。由于发达地区贷款收益率在同等风险下比欠发达地区资金收益率高，或在同等贷款收益下，发达地区的金融风险要比欠发达地区小得多，因而各银行总行必然倾向于以不同的形式从贷款收益低的欠发达地区集中资金，支持经济发达地区，而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渠道“虹吸”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向经济发达地区。另外，中国证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场、证券交易中心大部分分布在发达的沿海地区，证券市场的分布不平衡使一级、二级市场又从欠发达地区吸收了大量资金流入发达地区。

4．西部金融发展滞后阻碍了西部区域经济技术结构的形成。熊彼特认为，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高效率的投融资体制是有效技术形成的关键，完善的金融制度促进企业技改和研发费用筹集渠道的畅通，从而提高研发活动的生产效率。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先行这个条件，金融先行极大地促进了资源流动和技术创新。西部经济技术资源相对水平与东部比并不差，但由于缺乏技术创新的微观机制，在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配置上忽视工业生产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使得西部R&D与工业生产活动缺乏有机联系且效率不高。

三、西部在金融改革中的金融创新思路

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不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距的实际情况，缺乏与西部相配套的金融创新体制，造成了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抑制，因而构建符合西部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和组织制度势在必行。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一种方式，主要表现为通过对金融要素进行组合来实现金融上层建筑量的扩张(陈野华，2001)。西尔伯(W．L．silber，1983)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减轻外部抑制作用的自卫行为。而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金融体系的任何变革都可称为金融创新，包括政府采取的稳定金融的措施，也可称为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分为市场创新和制度创新两种，市场创新即指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组织的创新、经营手段的创新，制度创新是政府主导的金融体制改革包括解除管制的措施，也包括加强管制的措施。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为了解决金融深化改革与区域经济金融制度不协调而产生的金融抑制，西部地区金融创新应遵循以下思路。

(一)重点发展政策性银行，组建区域性政策融资机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西部地区资源，包括资金、人才技术资源不断地流入东部地区。商业性金融机构成为西部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这种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应当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西部外流的资金进行适当的返还。西部地区的发展除了利用区域金融中心配置商业性金融资源外，还必须重点发展政策性银行，使其承担“政策性转移支付”和原本由国家商业银行承担的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职能，规范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渠道，遏制政策性银行商业化，使其职能归位。从现有的国家政策银行的资本结构来看，除财政拨款少量资金作为资本金外，大部分是依靠向金融机构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或者向中央银行借款解决资金来源问题，筹资成本十分昂贵。这种资金来源结构使得政策性银行只能高进高出，难以发挥政策性融资作用。改善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资本结构，提高其在西部地区的贷款比率是目前西部金融体制创新的当务之急。

很多发达国家根据经济开发的目标设置专门服务于特定区域开发目标的区域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如意大利为了开发南方落后地区，专门组建了南方租赁公司，为南方中小企业优惠出租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生产流水线。日本当年为了开发冲绳地区，开设了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司(付晓东、胡铁成，2004)。笔者建议中国组建区域联合开发银行，通过向区域内有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开发项目提供信贷资金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体化进程。区域联合开发银行是区域性政策银行，其经营方式、业务范围和经营目标都要有自己的特点。

(二)探索建立区域性、小型民营金融机构

民营企业应该有区域性的，熟悉其信用状况的小型民间金融机构配合其发展。在各类基金会被取缔以后，仍需要建立一些区域性小银行，以满足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需要。信息不对称使得国有银行不得不要求中小企业融资时提供足够的担保，从而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由于中小金融中介机构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与当地小企业有更多的接触，从而掌握着中小企业的更多信息，能够有效地解决信息对称性问题。它们通过产权清晰化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完全有能力在保证信贷安全的基础上创造高额利润。

西部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很大一部分，今后随着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自然会出现企业兼并、组合，大企业的数字会逐渐增加。但是，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中小企业必然是中国的产业主力军，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区域性小银行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国家在西部地区要降低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才能构建包括中小银行在内的完善的金融体系，打破西部国有银行垄断的局面。区域小银行可以实行互助合作制或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实行独立银行制度，不允许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服务对象和范围应限制在较小的区域范围内。在一个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都缺乏竞争力的空间里，民营银行根本无惧WTO以后外资银行的挑战，会很快地发展起来。

(三)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使西部经济发展过度依赖间接融资，这是导致较高的经济运行成本的重要原因。笔者建议，应为地区性企业上市提供一个交易市场，侧重支持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本地企业的发展；积极支持西部地区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在西部地区大城市建立全国性产权交易市场，制定规范的产权交易规则并使企业挂牌上市，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提供一个较好的通道；在西部大城市批准成立柜台交易市场，积极鼓励西部一些规范的、效益好的非上市公司的股票在场外交易。对申请设立基金、发行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在额度上给予倾斜；放宽西部企业对外融资的条件；在西部优先进行金融制度与金融工具方面的创新实验，尤其要利用BOT，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这两种国际流行的融资手段。

加快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步伐，积极进行股份制改造，推进企业的债务重组和产权交易，为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培育有理性的市场投资主体。发挥资本市场的扶优助强作用，发展壮大具有强大示范带动作用的现代企业集团。发挥资本市场的导向和参照系作用，对旧体制进行较彻底的资本化改造。按股市的要求规范推动上市公司；按上市的标准要求对其他优势国有企业加快改制；按资本市场发展的要求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等。积极发展中介机构，合并本地证券公司，成立区域性、综合性地方大型证券公司；以大型证券公司为基础，组建证券基金公司；直接引进合资评级机构，共同促进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繁荣。

(四)建立西部基金，实行区域化的金融政策

篇4

2013年3月15日，株冶集团（600961.SH）的证券简称突然变为“*ST株冶”。由于2011年度及2012年度经审计后的公司净利润均为负值，上交所对株冶集团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2014年3月29日，廊坊发展（600149.SH）2013年年报称，2013年经审计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062.89万元，陷入巨额亏损。而实际上，近5年来廊坊发展一直挣扎于亏损与微利的边缘。

2014年上半年，博汇纸业（600966.SH）波折不断，先是因2013年年报比原定计划延迟两个月披露，被上交所公开谴责。又因一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致使其2013年的季报、半年报陷入涉嫌虚假陈述的窘境，上交所还决定对其纪律处分。

尽管这三家公司的表现不佳，但是依然均获得了来自各级地方政府的补助。

2013年12月31日，面临退市风险的*ST株冶公告称，公司收到株洲市财政局拨付的“环保综合治理补助资金”8948万元。2013年前三季度仍亏损近9000万元的*ST株冶，在这一政府补助下成功扭亏。

2014年3月4日晚间，*ST株冶公告称，由于2013年公司净利润为2321.06万元，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了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并将于3月6日起复牌。公司证券简称恢复为“株冶集团”。

2014年2月14日，西方情人节，廊坊发展没有收到玫瑰，却收到了来自廊坊市财政局的“上市扶持资金”300万元。这份礼物看上去不那么丰厚，但廊坊发展上半年的净利润仅为97万元，扶持资金为净利润的3倍还多，廊坊发展成功“扭亏为盈”。

2014年4月25日至6月26日之间，博汇纸业的全资子公司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则先后4次收到江苏省大丰市大丰港经济开发区财税分局给予的“引进先进设备补助资金”，共计3400万元。这一金额占据了博汇纸业2014年上半年公司净利润的四分之三。

政府补助俨然就像一只无所不能的手，伸手可以去星摘帽，覆手可以扭亏为盈。政府补助从何而来？依何而发？如何监管？虽然政府补助由来已久，但上市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资金流动过程却鲜有人提及。

补助名目繁多 增加风险

通过梳理2014年上半年Wind资讯数据以及那些收到政府补助的上市公司公告可发现，在来源上，政府补助既有中央财政部以及财政部与其他部委联名发放的，也有省、市、县财政部门发放的，甚至还有来自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发改、经信、科技、环保等部门发放的。

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能收到的政府补助总额庞大，种类项目繁多，相关补助政策多且杂。

据统计，上市公司主要涉及的政府补助项目包括：增值税返还，所得税返还，科学技术补贴，产业结构调整补贴，特种行业补贴（例如农业等），建设环保补贴，公共设施运行补偿，出口补贴及贴息，政府奖励等等。

如此繁多的种类项目和相关政策显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发放补助，似乎都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据南方某省财政厅熟悉上市公司补助发放的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除中央下发的政策性补助和财政扶补助以外，该省财政厅每年还会根据具体情况临时设立若干种名目的政府补助。

“实际上就是‘捐赠性的政府补助’。”该知情人士坦言。而至于此种捐赠性政府补助的目的，则主要是帮助企业扭亏为盈或使企业的盈利状况发生重大改变。“这类补助往往存在于微利或亏损企业，多为非政策性的。”

而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对包括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中央部委单独或联合下发的政府补助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并没有发现关于上述类型补助的规定。

《中国经济周刊》为此分别联系了廊坊市财政局和大丰市大丰港经济开发区财税分局，但这两家单位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各级政府向企业的补助过多过滥，实际上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它不一定有利于企业成长，还减少了基本公共服务资金，增加了的腐败风险。

企业能否获地方补助，全靠财政厅领导拍板

通过梳理2014年上半年Wind资讯数据以及那些收到政府补助的上市公司公告可发现，中央部委给企业发放的政府补助基本都与当前产业政策有关：一方面是针对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如粮食、水电，或承担环保、就业等社会责任的企业给予政策性的补助；另一方面是针对促进和帮助高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等所进行的财政扶持性补助。

“虽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中央政府有时也很难准确地获得各个地区或者企业的真实经济情况，导致了中央政府在进行政府补助的分配上很难做到公平合理。”一位长期研究企业补助的学者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地方政府往往将促进辖区内的经济发展作为重要行政目标，加之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指标的诱导，引发了地方政府间以争夺资本、发展经济为目标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政府补助就成为了地方政府扶持当地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上述分析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说。

而上市公司往往能给地方政府带来各种经济资源，企业上市后产生的巨额税收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上市公司退市肯定是地方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篇5

款州的农业经济在唐代有了超迈前代的发展。不过款州的农业经济并不主要表现在稻作农业的发展上，而是表现在以茶叶为主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上。

歇州以丘陵、山地为主，“新安为郡，在万山间，其地险陋而不夷”①，“林深村落多依水，地少人耕半是山”②，便是对该区自然环境和地貌特征的概括。山间一些旁溪近河的河谷平地固然宜于植稻，唐诗中也有“稻热瓜累岁有仁”，“村南村北稻花明”的记载。不过总的来讲，山多地少，粮食的种植面积不大。多山的地理环境固然限制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却为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提供了理的场所。歇州人民扬长避短，靠山吃山，在丘陵、山地间广种茶树，因此在中唐以后，款州境内茶园广布，成为唐代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茶产地之一。

歇州的茶叶主要产于委源、祁门二县。陆羽《茶经》云:“款州生婆源山谷，与衡州同”;杨哗《膳夫经手录》亦云:“姿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人，商贾所资，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诸茶品之亚列。”祁门茶在《茶经》中未载，不过唐人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间门记》中给我们留下该地产茶的重要记载，该文云:“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为不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资银婚增素求市，将如上材料表明，祁门、婴源茶区具有面积大、业茶众、茶叶产量多、制作精的特点。由于山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促使当地的农民不得不即山树茶，仰茶为生，因而形成了“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的景观，这表明祁门、婴源一带植茶面积广，业茶人数多。

“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婆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说明祁门、婆源出产的方茶，制作技术高，质量好，在当时已被茶商视为茶中精品。唐人杨哗在《膳夫经手录》中根据各茶区产茶多少和质量高低，把唐代茶叶分为“以多为贵”和“少而精者”两类。根据他的划分，蜀地新安茶、饶州浮梁茶等以多取胜，而款州产茶区则属“少而精”类。其实，这一划分并不能使人信服，仅从张途对祁门一地的记载来看，祁门茶不仅在质量上为浮梁诸茶所不能及，就是在业茶之众、植茶之广、产量之多方面，丝毫也不亚于浮梁，“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足资说明。

其次，祁门、姿源一带已形成了专业化的农业区域—茶叶生产种植区，已出现了以种茶为生的专业种植户—茶农。祁门、婆源县境山多田少，多山的自然环境宜于种茶，却不适于植稻，因此这里的人民即山树茶，以此为生，这表明两地的茶叶种植基本上和粮食生产分开，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据张途记载，祁门一县是有5400余户，却有十之七八的人口在从事茶叶生产。即是说，这里已有40()0户左右的种茶专业户。一户若以6口计③，即有24000多人在从事专门的茶叶种植和茶叶生产制作。在唐代，以植茶为生的并不限于款州的祁门、婆源二县。事实上，至迟在中唐以后，江淮产茶区的农户“作业多仰于茗茶”。文宗大和年间(827年一835年)，有人就指出“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生”④。开成五年(840年)十月，盐铁司上奏亦称:“江南百姓为业，多以种茶为生。”⑤可见，中唐以后，在南方重要的产茶区内，至少有一部分地区已开始了茶叶的专业化生产，而这种现象只不过在款州的祁门、姿源二县表现得尤为明显罢了。随着茶区专业茶农的日渐增多，在唐代户籍中又增添了“园户”这一新名称，这无疑是专业化茶叶种植区形成的反映。

再次，随着茶叶专门化种植区的形成，祁门、婆源一带的茶叶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茶叶是唐代新兴的一项大宗商品，说它是商品，是因为茶农生产它，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投放市场出售交换。这样，茶叶生产与市场交换自然便联系了起来。这种为市场交换需要，以获取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必然会推动茶叶贸易的发展。所以，每到出茶时节，以求利为目的茶商们不远千里，不畏辛苦，络绎不绝地前往茶区购茶。这势必会在产茶区一带形成以交换茶叶为中心的地方市场。“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⑥湖、常两州交界的水口草市，就是这样一个因交换茶叶而形成的地方集市。在文献中，祁门、婆源茶区虽无这样的地方交换市场的直接记载，但从“每岁二三月，(商人)贾银络增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

“商贾所资，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婆源)的记载来看，这里业已形成了交易茶叶的市场。茶叶贸易使一向偏僻的山区，一下子变成了热闹非凡之地，这对山区地带的经济开发，无疑是具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的。

商人“贵银络增素求市将货他郡”，说的是外地商人前往茶山收购茶叶的情况。其实，祁门、婆源一带本地茶商贩茶到其他地方，也为数不少。茶农既以种茶为生，他们是商品生产者，同时又是商品出售者。祁门、姿源地区山多地少，粮食不能自给，而“业于茶者七八矣”的茶农“给衣食，供赋役”又全仗茶茗了，为了维持生存，交纳赋税，扩大生产，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迅速投放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因此，这里的茶农其中必定有一部分专门从事茶叶贩运。祁门、婆源地区的茶农固然是属于小商品生产者，但也不排除他们中间的少人在制茶、贩茶过程中发财致富，随其资本的不断增大，逐渐成为拥有雄厚实力的大茶商。咸通三年(862年)，祁门县令陈甘节修治好间门溪后，“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复无阻。”⑦这里的“居民业舟”表明，祁门茶区从事茶叶外运的本地商人当拥有一定数量。杨哗称婆源方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姿源方茶既然远销北方州郡，其中一定有相当部分是当地茶商贩运去的。据记载，唐末五代初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禁江南茶商无得人境，自采山中(幽州大安山—引者)草木为茶，弩之。”⑧既然婆源方茶早已远销幽蓟，那么刘仁恭在幽州“禁江南茶商无得人境”者，其中必有不少的姿源茶商。明清时期，徽商十分活跃，有“无徽不成商”，“贾人几遍天下”之说，其实他们的前辈歇州茶商在中晚唐时就已相当活跃。

祁门茶叶外运主要是走水路，从间江上游的间门溪(祁门水)出发，然后溯间江西行至都阳湖再人于长江。《祁门县新修间门溪记》云:“县西南一十三里，溪名间门，有山对耸而近，因以名焉。水自叠嶂积石而下，通于都阳，合于大江。其济大利物，不为不至矣。”《新安志》卷一《风俗》载:“新安，故秦二县(黔县、款县—引者)，在山谷间，地广远。……祁门，水人于都，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新安志》为南宋歇县人罗愿编撰。如上材料无疑是宋代祁门地区土产外运以交换米粮情况的反映。唐代的情况是否也如此呢?这里我们有必要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唐后期祁门一带已形成了茶叶生产的专业种植区，茶农们靠茶叶生产“给衣食，供赋役”。而该地的粮食生产不多，需要从产粮区大量运人方能自给。在唐代，江南地区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稻作生产技术的进步，使粮食的亩产量大为提高。这样，农民就有更多的余粮投放市场交换，因而进人流通领域的粮食数量较前代大为增加。进人流通领域进行交换的粮食，除流向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粮食不能自给的经济作物专业种植区。而经济作物专业种植区(这里主要是指茶叶专业生产区)的形成和它对粮食的大量需求，又必然会导致和促进粮食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宣歇产茶区的人民把所产的茶叶大量外运以换取米粮，长江中下游产粮区的粮食也不断流向宣款山区，这在唐代是有史可证的。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卢坦出任宣歇观察使。当他到任之时，正逢该区发生旱灾，粮价骤长，属下有人建议抑米价救饥，卢坦却不以为然。他说:“宣款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⑨”于是放开米价，“米斗二百，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在唐代，外地粮商在款州特别活跃，这与该区农民多以种茶为生形成了专业化的农业区域当有极大的关系。就祁门县而言，进人该县的粮商多是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商人，因为这里的水上交通便利，他们顺阎江而下便可直达祁门。产粮区的粮食大量流人经济作物种植区，反映了农业生产领域不断在向专业化、区域化方向发展、迈进，标志着农业领域内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说:“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⑩，“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⑧祁门等地以茶叶生产为主的专业化区域的形成，显然是建立在社会分工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是唐代农业领域内商品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款州的手工业在唐代也有了显著发展，除制茶业外，还表现在制墨、制砚、造纸、竹编、漆器、麻织、酿酒等手工业部门中，其中以制墨、制砚为中心的文具制造业在全国皆处于领先地位。

1.制墨业。墨是重要的书写工具之一，从其制作的原料来看，可分石墨、松烟墨、油烟墨等种类。石墨是一种“悉如墨”的山石，《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载:“黝县，本汉旧县(即黔县)，县南有墨岭，出墨石。”《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了黔县得名的由来:“黔县，县南墨岭山出石墨，故也。”《太平御览》卷五四《地部十九》引唐人《款州图经》云:“黝县有墨岭，上有石如墨色，软腻，土人取以为墨。”《新安志》卷五《黔县·古迹》亦云:“石墨井，在县南十六里，《方舆记》云墨岭上出石墨，土人采之以书，采处成井。”可见，歇州黔县一带很早就知道使用石墨作书了。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曾一度流行石墨，到魏晋之时逐渐被松烟墨所取代。歇州山多美松，为该地制墨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原料。中唐后这里的制墨业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大规模的发展却始于唐末，这与北方制墨工匠李超、李廷硅父子南来有较大关系。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五《墨谱·二之造》载:“江南黔款之地，有李廷硅墨尤佳。廷硅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款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陆友《墨史》卷上亦载:“(李)超与其子廷硅，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歇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

河北易水在唐代是全国著名的制墨中心，这里有许多制墨大家，李超、李廷硅父子便是其中之一。唐末因躲避战乱，李氏父子来到江南歇州，把北方先进的制墨技术带到了这里，对于推动当地制墨业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大约李超在款州制墨之始，数量不多，但制作精，质量甚佳。徐铱称“幼年尝得李超墨一挺，长不过尺，细裁如筋，与弟错共用之，日书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尽。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自后用李氏墨无及此者”⑩。后来规模不断扩大，制墨之精稍不如前。“唐末陶雅为款州刺史二十年，尝责李超云:‘尔近所造之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时，何也?’对曰:‘公初临郡，岁取墨不过十挺，今数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大约到了李超之子李廷硅时，由于改进了制墨生产技术，墨的质量大为提高，李氏之墨遂名冠天下。据宋人何远《墨记》载:“余为儿时，于彭门寇钓国家，见其先世所藏李廷硅、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断硅残壁，璨然满目。其廷硅小挺久不见胶彩，而书于纸间视之，其墨皆非余墨所及”，足见其质量之高。所以宋人蔡襄在评品天下名墨时以“廷硅墨为天下第一品”。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李氏之墨在唐末已名显于世，到南唐宋时，已成为墨中精品而名扬天下，时有“千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故宋人称“墨出于款之黄山，肇于唐末李超、廷硅父子，自南唐以来贵之”⑩。

2.制砚业。款州是唐代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制砚基地，也是全国制砚业的中心之一。款砚产于姿源龙尾山，《新安志》卷一O云:“婆源研，在唐开元中，因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者。后数世，叶氏诸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访得匠手，琢为研，由是天下始传。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款守献研，并荐研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摧为研官，令石工周金师之，其后匠益多。”从如上记载可知，婆源龙尾砚的制作、生产始于玄宗开元时⑥。猎人叶氏逐兽山中，将所获之石“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说明款砚质量颇高。不过当时款砚的制作仅限于叶氏家中，数量有限，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后来叶氏的子孙献砚于婆源令后，

“由是天下始传”，说明唐后期款砚已开始了大规模生产。1976年，在合肥唐墓中出土了一方箕形歇砚，石质细润，色泽清纯，墓碑上所刻时间为唐开成五年(840年)，说明唐后期歇砚已很流行，广为人知了。婆源龙尾石纹色有螺纹、眉子、金星和银星几大类，李之彦《砚谱》云:“款砚，出于龙尾溪，以金星为宝。”据陶毅《清异录》记载，五代后梁初，梁太祖朱温赐宰相张文蔚等三人“龙鳞月砚”⑩，就是款州生产的一种较为名贵的金星砚，说明唐末五代初年，款砚已作为贡品进贡到中原朝廷去了。到南唐李后主时，在款州设立制砚作坊，由研官专门负责生产，从此款砚名声大噪，誉满天下。

3.造纸业。宣款地区造纸业最发达之地当推宣州，开元时宣州所造的案纸、次纸就被列为贡品。天宝二年(743年)在长安广运潭展览的宣城郡船上就有人贡的宣纸。款州的造纸业晚于宣州，歇纸前期不人贡，后期人贡，《新唐书·地理志》载“款州贡纸”。《新志》土贡内容反映的是长庆以后地方人贡的情况，说明唐后期款州造纸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南唐时，款州生产出了名闻天下的澄心堂纸，《文房四谱》卷四云:“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洪适((款砚说》亦云:“李后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纸、李廷硅墨、龙尾砚，三者为天下冠，当时贵之。”

4.竹编业。款州地处山区，竹类资源丰富。竹既可用来建造房物，又可用来编织扇、覃等生活用具。款州竹覃生产历史悠久，南朝萧梁时，款令仲文秀“令民先输六尺覃”，竹覃已成为当地的著名产品。款州竹覃主要产于休宁，《新安志》卷二《叙物产》称“覃出于休宁，所从来久”。人唐后，款州竹覃做工更加精细，不仅是市场上享有盛誉的商品，而且也作为贡品入贡朝廷。《通典》卷六载新安郡“贡竹覃一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亦载款州“元和贡竹覃”。

5.酿酒业。款州的酿酒业在唐代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太平广记》卷二四引《续仙传》云，新安款人许宣平以贩卖柴薪为生，常自吟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杜牧《款州卢中垂见惠名酝》云:“谁怜贱子启穷途，太守封来酒一壶。”杜牧既然把款州太守寄来的酒视为“名酝”，想必此酒在当时已享有盛名。晚唐时，款州酒已作为地方性名酒人贡。凌应秋《沙溪集略》卷四载:“唐朝凌荣禄，字子贵····一日遇异人于溪上，邀至家，以酒待之。异人欣然，授以酒方，指地凿井日:汲此水，依方造之，其味自佳……试之，果验。唐光启元年(885)以方进，蒙赐金帛而归。”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后卷亦载:“款县沙溪，在邑北十里，款州判官之十世孙日(凌)荣禄，得异人授以酒方甚佳，光启初进于朝，赐金帛归，遂名里社为‘皇富”’。

6.漆器业。款州山中多漆树，漆成为当地著名的土产。刘津《姿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称款州“其诸胶漆之财，玉帛之货，山川之利，租庸之常，不足纪也”。《新安志》卷二也说“佳漆则诸邑皆有之”，说明漆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作物在款州山区已有广泛种植。据文献记载，款州“山民夜刺漆，插竹览其中，凌晓涓涓取之，用匕刮筒中，碟碟有声”⑥。所记虽是宋代取漆情况，估计唐代取漆与此不会相差太远。

7.麻织业。款州山地宜于种麻，早在东晋南朝时，麻的种植就很普遍。梁武帝时，新安太守任防就吟出了“兀茂麻麦盛”⑩的诗句。人唐后，款州种麻更盛，麻织业相当发达。唐代在产麻区调布，“江南道润州调火麻，余州并以经布”，这里自然包括歇州在内。《唐六典》卷二O《太府寺》把唐代主要产麻区的麻布按其质量的高低分为九等，款州所贡的竺布列为第七等。唐后期，款州麻织业在前期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载歇州“开元贡麻布”，“元和贡细竺布”，估计在元和时敦州的麻织品在质量上有了较大的提高。

此外，歇州的矿冶业在唐代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载绩溪县“有银、有铅”。《新安志》卷五《绩溪沿革·山阜》载:“大郭山，在县东六十里，高五百五十初，周百五十里……旧出银、铅，唐天宝四年尝采。”

篇6

广东市场的宏观环境

一、人口环境

广东的人口环境比较特殊，由于大量外省居民来广东打工，使得广东成为我国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目的地。目前，广东除了拥有户籍常住人口7960万人之外，还有4200多万外省流动人口(2004年12月统计数据)。这两项相加，使得广东的总人口达到 1．2亿，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全国第一人口大省。

二、政治经济环境

广东是华南经济中心，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广东处于全国领先水平，2003年广东GDP为13625．9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1．53％。同时，2003年广东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8979元，农民人均纯收人为4055元。2003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6190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086元，这些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市场的消费特征及偏好

广东市场的消费行为特征比较明显。一方面，在消费行为上呈现出独特的岭南消费文化特性；另一方面，由于毗邻港澳，受港澳消费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消费行为又带有港澳消费文化的印迹。这种独特的“夹心型”消费行为特征，使得广东的消费者在消费时表现出一定的多面性。总体上来讲，广东消费者的购买力强，同时消费心态表现得比较成熟，其消费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奶牛型消费者的成熟型消费”。

1，普遍购买力强。多数广东人的收入比较高，购买力较强。广东消费者强大的购买力，使各档次消费品都能轻易在广东找到可观的目标消费者。因此，建议一些外地企业在进行新产品上市时，可以首选广东作为样板市场。

2．大多数广东人属于娱乐型购物群体。娱乐型购物群体的明显特征是爱逛街，热衷于消费，有空就去逛街，有钱就去购物，和朋友一起分享逛街购物的经验和乐趣。因此，在广东的各大城市里，购物中心、超市、步行街通常都是人流不断，到了节假日更是人满为患。

3．物有所值是消费决策的重要标准。广东人虽然乐于消费，但消费心理比较成熟，不盲目消费。绝大多数广东人在消费时不是看价格高低，而是看商品的价格与价值匹配的程度，如果消费者认为这个商品有很高的价值，能为自己带来非常不错的享受，那么就算这个商品的价格再高也会买下来，反之商品价格再低消费者也不会买。因此，任何想要成功进入广东市场的企业，必须了解什么是消费者心中关键的价值点，要考虑怎样才能使产品拥有更多的价值点。

4．广告商品是优先购买的对象。广东人平时比较关注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种媒体上的广告，认为企业做广告是有实力的象征，而有实力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肯定有保障。因此，对于在媒体上做广告的产品和品牌，人们总是给予更多的偏爱，作为优先购买的对象。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广东大打广告的产品和品牌很少有卖得不好的。所以，外地企业在进入广东市场时要认真做好产品推广宣传工作，并尽量让广告在一些主流媒体出现，让消费者感觉这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企业，以迅速拉动销售。

5．包容性强，较容易接受新产品、外来产品。广东是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省份，加之毗邻港澳，因此，民众较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潮流。对于一些外来的产品，广东人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在广东消费者的眼里，产品只有好与坏之分，而绝没有本地与外地之分。所以，很多外资、外地企业都乐于在广东设立工厂和分公司，全力开拓这一市场。

6．对消费的便利性和服务的周到性要求非常高。广东消费者属于典型的享受型消费者，对消费的便利性和服务的周到性要求非常高。很多人在购买日用消费品时通常去离家不远的超市、商场，而很少去更远处的一些大卖场：在购买大件商品时，很多消费者都会首先询问商超有没有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只有在确定有这一服务后才会开始挑选商品。因此，面对这一情况，外地企业在进军广东市场时，一定要注意产品的覆盖面，同时要与商超协商好产品的售后服务问题，让消费者方便而放心地购买。

7．在消费层次上呈多元化。极低端消费层、低端消费层、中端消费层、高端消费层、极高端消费层，各个消费层次的人群都大量存在。不同素质的外来人口构成了广东千差万别的消费群体，而收入水平的悬殊导致广东市场出现了多元化的消费层次。“在广东没有卖不掉的东西，只有卖得好与不好的东西。”这是众多广东经销商的口头禅。企业在进入广东市场时，应该做好产品消费人群的定位，并有的放矢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推广。

8．喜欢讨吉利。广东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讨个好意头，干什么事情都要图个吉利。因此，在消费时总是喜欢避开那些好似不吉利的价格数字、产品名称(用粤语读)。

广东市场的渠道资源状况

广东是中国华南地区的商业、经济中心，各城市的商业网点多、行业齐全、流通渠道非常顺畅。以大型购物中心、连锁超市、零售店、便利店、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等为代表的各种渠道形式，构成了广东成熟的多级渠道网络，使得任何产品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进入市场的最佳途径。

虽然广东的市场具有非常强的购买力，但在实际布局上，商超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以家乐福、百佳、万佳、新一佳、正大万客隆、易初莲花、好又多、宏城等为代表的国际国内商超，在广州、深圳、珠海、汕头等中心城市开店较多，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而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却难觅踪迹，那里完全是本地商超的天下。因此，外地企业在进军广东市场时，要通过知名商超而布货全省是根本行不通的，正确的方法只能根据产品特点，采取分别开发的策略。

同时，广东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带动了一大批消费品批发商、分销商的迅速发展，其中以广州、深圳、东莞、汕头、中山最为突出，涌现了一批像广州华新集团、深圳慎昌集团、东莞三宝贸易有限公司、汕头锦裕丰贸易有限公司、中山二商贸易有限公司等具有影响力的批发商。一些不愿意做终端的外地企业可以找这些商，以加快市场拓展的速度和力度。

此外，广东还有数目较多的大型货仓式批发市场。这些批发市场多数集中在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目前，广州市拥有化妆品、食品、电器、药材等50个不同行业和类别的200多家大型货仓式批发市场。其中，太平洋电脑市场、兴发广场、海印电器市场、濠畔皮革鞋材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清平中药材市场、芳村花卉批发市场、白马服装批发市场、玩具精品批发城等50个批发市场，已经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吸引了众多本地、外地、国外的客商前来采购。

这些大型货仓式批发市场的特点是：人流量非常大，所销售的产品品牌较杂，消费层次属于中、低档：进货者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广东省的二三线城市，因此，通过这些批发市场，外地企业的产品基本可以覆盖广东省。所以，有意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产品本身档次较低或者不愿自己开发二、三线市场的外地企业，可考虑通过这一渠道铺货。

广东市场层次的

划分与开拓策略

一、市场层次的划分

根据市场容量、消费水平、购买力等方面的状况，我们可以将整个广东省划分为3个层次：

重点市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惠外I、东莞。

次重点市场：肇庆、汕头、茂名、潮州、阳江、湛江。

边角市场：韶关、河源、汕尾、梅州、揭阳、云浮、清远。

二、市场开拓策略

根据先重点后次要的市场拓展原则，外地企业在进入广东市场时，应该首先集中精力开拓重点市场，然后开拓次重点市场和边角市场。在拓展方针上，应该本着“重点市场重点投入，次重点市场一般投入，边角市场提供支持让经销商投入”的原则。

1．对于广东的重点和次重点市场，以快速消费品为例，外地企业开拓的具体策略应该是：主攻国内和国际知名的主流连锁商超，同时结合商布局酒楼、学校、小零售店等渠道，实施全面占领策略。在渠道开拓方式上应该是精耕细作，在开拓方法上实行自建与经销双管齐下，在渠道推广上应该运用广告与促销同时拉动的策略。

2．对于消费水平低、购买力差的边角市场，外地企业开拓的具体策略是：依靠广东知名商的资源和渠道铺货，同时进入大型货仓式批发市场，让产品进入二、三线的县市级市场。

3．在管理上，可以采取在广州设立办事处或销售公司的方式进行集中管理。

下篇：透视广州

“欲夺华南，必先取广州”已经成为众多企业老总们的共识。广州作为广东省省会，也是其经济中心，要研究广东市场，不能不认真研究广州市场。

广州市场的宏观环境

广州总面积7434．4平方公里，市辖10区、2县级市，拥有户籍总人口725．19万，较为稳定的流动人口达500万。

2003年广州国内生产总值(GDP)达3466．63亿元，2004年广州经济总量达到4100亿元人民币。2003年广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15002．5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53元，恩格尔系数为36．8％。2003年，广州在全国十大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居第三。

广州市场层次划分

从市场的整体格局来看，广州市场属于一个相对分散的市场，但分散之中也有一些集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广州市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是天河区、东山区、白云区、海珠区、越秀区，这些区人口集中、居民消费能力强，可以重点开拓。而荔湾区、番禺区的经济虽然也不差，但整体消费能力不及上述5区，可以作为次重点区域。在次重点市场中，黄埔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区，虽然是广州经济开发区所在地，宝洁、可口可乐等企业均在该区设厂，人均GDP居于各区之首，但是许多在此工作的高收入者不住在该区，而真正居住在该区的居民收入并不高，因此它是有名无实的“富裕区”。位于广州市区周边的芳村区、花都区以及增城市、从化市，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不便等众多因素，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落后，居民的消费能力比较差，只能作为附带开发的边角市场。

州市场的渠道资源状况

广州的商业网点多、行业齐全、辐射面广、信息灵、流通渠道通顺。全市拥有商业网点10万多个，为全国十大城市之冠。大型购物中心、大型货仓式批发市场、连锁超市、小型零售店、连锁店、自选商场、夜市、集贸市场等构成了多元化的市场网络，渠道非常成熟。

一、大型购物中心

广州目前已有的大型购物中心有：广州百货大厦、新大新百货公司、广州友谊商店、时代广场、天河城购物中心、南方大厦、中华广场购物中心、荔湾广场购物中心等。而海珠城购物中心、花花世界购物中心、琶洲购物中心、长隆购物中心、白云新城购物中心、广州新城购物中心、南沙购物中心、名盛广场、雄峰商城等一批大型购物中心正在建设中。这些大型购物中心的特点是人流量大，所销售的产品多为名牌产品，消费层次属于中、高档，主要的消费者是本地白领、高收入阶层以及一部分外地游客。

二、连锁超市

广州市连锁超市渠道比较成熟，竞争异常激烈。法国家乐福、百佳、万佳、新一佳、正大万客隆、易初莲花、好又多等外来知名连锁超市在广州均有开店，而本地的家谊岛内价、宏城等也凭借地缘优势，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好又多连锁超市是一家量贩型台资企业，目前在广州有14家店，主要面对工薪阶层，实行会员制，促销比较多而价格又比较低，在广州的中、低收入阶层中拥有较好的口碑。百佳连锁超市在广州已经开了10家店，在广州市民心中的地位也日渐攀升。百佳的定位主要面对白领阶层，其宣传的“新鲜超市”、“全市最低价”已经深入广州市民的人心。华润万家连锁超市目前在广州有7家店。它主要面对普通家庭主妇，在店铺的布局上也充分营造家的氛围，其影响力还有待提高。

广州连锁超市的特点是平时人流一般，而周末人流量非常大，所销售的产品全而杂，消费层次属于中、低档，消费者层面较广。在经营手法上，无论外地，还是本地，这些连锁超市基本都以低价、会员制、送货上门等来吸引消费者。因此，微薄的价格空间、高昂的服务成本使得连锁超市产品利润率很低。不过，广州庞大的人口总量使大多数超市人气颇旺，所以即便许多商品的单一利润较低，但仍可以凭借较大的销售总量赢利。近几年，在广州市场上，由于激烈的竞争，几乎每年都会有几家连锁超市由于经营不善而一夜崩盘。因此，外地企业在进入广州一些连锁超市时，必须先进行摸底调查，以免由于超市突然倒闭带来严重损失。

广州的媒体状况

一、电视媒体

广州电视媒体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地缘等因素，以广帅I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电视媒体领域试验区。香港电视媒体接二连三在此落地，再加上外省、中央等电视媒体的传播，使得本地的电视媒体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大大削弱。因此，广州电视媒体市场的特殊性概括起来可以这样形容：香港电视步步紧逼，央视、省级卫视势力扩充，省台、南方台短兵相接。具体情况如下：

1．香港的无线(翡翠台)和亚视(本港台)是第一梯队。长期以来，广州电视观众对香港电视已经形成十分强的收视习惯。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无线(翡翠台)和亚视(本港台)收视份额为53．3％。

2，广州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及南方电视台为第二梯队。广州电视台拥有12套节目，第一套节目开路播出，信号覆盖广州市全境和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其余11套节目闭路播出，信号覆盖广州市区和郊区。南方电视台目前开辟了6个频道。广东电视台目前拥有4个频道。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广州台收视份额为12．8％，广东台收视份额为11％，南方台收视份额为7．7％。

3．央视及各地卫视等省外电视媒体，凤凰、华娱、星空卫视可纳入第三梯队。从目前的市场占有率来看，这些电视的收视综合份额为15．2％。

综合以上情况，外地企业如果要在广州投放电视广告的话，要注意以下原则：如果企业具备充足的实力或者产品新上市、急于打开市场局面的话，应考虑重点投放第一梯队的香港无线(翡翠台)和亚视(本港台)两个频道，同时辅以广东台。如果实力不够或者产品属于已在其他区域有知名度的话，可以考虑重点投放第二梯队中的广州台，同时结合第一梯队的香港无线(翡翠台)。

二、报纸媒体

目前，广州市共有综合性报纸媒体6家。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以发行量、影响力和广告到达率综合计算，这6家报纸媒体的排名依此为：《广州日报》(160万份)、《南方都市报》(117万份)、《羊城晚报》(130万份)、《信息时报》(90万份)、《新快报》(60万份)、《南方日报》(75万份)。

外地企业进军广州时，报媒广告可以首选《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进行，次选《羊城晚报》和《信息时报》，但具体也可以进行一些区分：如果产品的主要目标人群是企业老总等高收入人群，可首选《广州日报》，如果产品的主要目标人群是白领等中等收入人群，可首选《南方都市报》，如果产品的主要目标人群是民工等低收入人群，可首选《信息时报》。如果产品的主要目标人群是年轻一代的特定人群，可首选《南方都市报》；如果产品的主要目标人群是中年特定人群，可首选《广州日报》；如果产品的主要目标人群是老人、家庭妇女等特定人群，可首选《羊城晚报》。

篇7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篇8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

。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篇9

何谓“问题”?美国学者纽厄尔和西蒙认为：问题是这样一种情境，个体想做某事，但不能马上知道做这件事所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美国创造心理学家吉尔福特说：“每当你碰到不进一步做心理上努力就不能有效地应付的情况时，你就遇到了问题。”政治课课堂教学始于问题，课堂中始终贯穿了问题的提出、讨论、解决、交流，课后也会带着问题深入到生活中进一步探究，所以政治课教学始终与“问题”是分不开的。

传统的政治课教学是以“知识”为中心，以“教师讲解”为主线，以学生的“接受”为目的，最终以学生“机械”地再现知识为评价。这样的课堂教学，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建构主义特别重视知识的获得过程和学生个体对知识的建构，重视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就是重视知识的获得过程。重视问题的提出、问题情境的创设和解决是素质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能力的重要手段。

首先，问题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科学家波普说：“正是问题激发我们去学习，去发展知识，去实验，去观察。”其次，问题能激励学生思维。再次，问题还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为教学活动的成功进行创造良好的氛围。

那么，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应如何进行“问题教学”呢?我们在“问题”的设计和解决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1.引导学生在课前预习中生疑发问，了解课文的知识结构，并根据自己的已有知识形成“问题”的初步印象。这里的关键在于“引导”，学案是现在中学普遍采用的帮助学生预习的方式，学案的设计应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应有助于学生形成问题意识。学案还应提供知识的框架结构，以利于学生自主建构知识。

2.在创设的问题情境中发问，避免直问，从感性材料中发问。设计一定的情境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自己根据情境构建自己的认识体系，同时这种问题提出也符合中学生的认知规律，即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顺序。比如在讲解高一“商品的价值量”时，我先介绍了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中的故事，然后设疑：为什么两串同样用于装饰的项链，在价格上却有如此大的差距?这样一下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解高二“矛盾的特殊性”时，我先朗诵了两段描写我国南方和北方美丽景色的诗词，然后让学生体会其中包含的哲学道理。在这样生动的情景中有助于学生构建自己的认识体系。

3.设计的问题必须是学生感兴趣的问题，问题要来源于社会生活和学生生活，问题的提出最好是让学生自己提出。例如，在讲解“一国两制”问题时，设计的问题情境是：台湾当局有什么样的分裂祖国的言论?中央政府对待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国际社会的反应如何?这些问题不仅是学生感兴趣的，也能激发学生的爱国激情。

4.问题的设计要体现层次性，逐层深入，避免过难，要有梯度，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所获。传统教学中，“问题”往往是单一的、零碎的，先前问题的解决对后续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没有启发意义。新教学观讲究问题的衔接，前面问题的解答要有助于后面问题的解决。例如，在讲解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时，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为什么正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就不能一下子直问，而应把问题分成一系列小问题：商品价格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价格变化对供求有什么影响?价格波动离价值会不会太远?为什么?

5.问题的设计要切题，不能泛化。问题的设计要体现教材内容和观点，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答案是封闭的，而是说设计问题的答案要点要以教材观点为中心。问题的答案要以政治规范化语言为导向。

6.问题要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又不能过深，要符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书上可以直接找到的，不能作为问题。问题的答案要有一定的延伸性，不仅在课堂上解答，有些问题可在课后探究性学习中进一步解答。

篇10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城乡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TU984.1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5-0050-04

1 小城镇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部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受自身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产业多为传统农作物及其产品，深加工比例相对较低，新产品和特色品种较少，这种状况必然导致高产出低收入，最终导致竞争力弱；其次，第二产业门类不齐，工业化程度低，支柱产业力量薄弱，从而难以形成规模，再者，第三产业的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化服务设施缺乏。

汉寿县位于我国中部欠发达地区的湖南省北部，沅澧水尾闾，洞庭湖西滨，地处雪峰山脉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地带，水域辽阔，湖泊棋布，沃野平畴，耕地连片，土宜稻棉，泽足鱼蒲。规划组于2002年8月受汉寿县人民政府的委托承担了县城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对全县的产业发展现状做了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觉得汉寿县城是我国中部广大欠发达地区小城镇的典型代表之一。

1．1　农业生产力落后，竞争力弱

汉寿县的农业生产尚未充分走向市场，产品种类单调，以传统农产品居多，新产品和特色品种少，农产品深加工比例低，生产、加工、销售环节割裂，效益比较低，农户以分散经营为主，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仍占相当比重，生产效率低。

1．2　工业化程度低，支柱产业力量薄弱

汉寿县工业门类不齐，工业化程度较低，工业企业分布较散，既影响环境，又难以形成规模，全县除纺织、机械、食品加工以外，其他工业如化纤、生物制药、陶瓷、玻璃等均只有2家生产企业，难以形成整体优势。全县一、二、三产业比重为37.8 197 42.5，农业在经济中比重偏大，第二产业发展严重不足。

1．3　科技人才缺乏，技术落后

汉寿县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0914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专业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全县每万人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98.3人，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105.7人)，全县严重缺乏企业管理、经济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人才以及各种技术专家，人才缺乏、技术落后已成为制约汉寿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1．4　城镇规模小，城市首位度低

汉寿县城作为全县的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不够强，人口集聚程度低。目前，县城的首位度为2.3，工农业总产值与蒋家嘴、太子庙两个建制镇基本持平，导致县城的辐射力减弱，区域竞争实力不强，不能充分体现中心城市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而且，除县城和蒋家嘴镇以外，汉寿县其他乡镇的非农业人口基本上均在3500人以下，各乡镇的规模过小，经济总量有限，小城镇建设资金分散，造成城镇内面貌陈旧，吸引力不足，严重影响城镇化进程。

1．5　乡镇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化服务设施奇缺

除319国道和＄205省道以外，汉寿县的各级公路特别是乡村道路等级低，路况差，大部分为砂石路面，且缺乏维护，交通设施落后，通达性差；各乡镇普遍缺乏科技、文化、体育等社会化服务设施，乡镇的服务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2　小城镇产业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分析

2．1　交通区位分析

常德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距省会长沙170km，处于长江经济开发带与石长开发带的交汇点，常德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长沙市，居湖南省第二，长常高速公路、石长铁路与机场形成了常德市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作为湘西北一个重要城市，湖南经济北进的理想突破口，常德市的发展潜力巨大，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也相当明显。

汉寿紧邻常德市鼎城区，又与益阳的桃江、沅江、资阳相连，区位条件优越。作为常德市域的二级中心城市，汉寿距常德市区仅20多km，离省城长沙仅120km，县城距常德桃花源机场约80km，是常德至省会长沙的必经之地。长常高速公路的开通，境内设有太子庙、军山铺、聂家桥三个出入口，还有319国道和石长铁路的快速连接，大大加强汉寿与常德以及周边市县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联系，提高汉寿县的整体经济实力。

2．2　自然资源分析

汉寿县土地总面积为2034km2，农用地1275.8km2，其中耕地56577.5hm2，林地38975.0hm2，园地5838.5hm2，养殖水面18666.6hm2，全县土地利用率高达94.19％，高出全省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水域和耕地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60.05％，土地垦殖率28.03％。从土地利用类型看，中北部平原区以耕地、园地为主；南部山地区则是以林地为主。

据调查，汉寿境内有乔木68科、162属、305种，属珍稀、濒危的有银杏、楠木、梓木、花榈木、南方红豆杉、黄心夜合等；有水生维管植物67种，隶属2门、3纲、27科、44属，常风优势种群有芦、野莲、菖蒲、苦草、轮叶黑藻、菹草、马来眼子菜、茨藻、黄丝草、浮萍、紫背萍、风眼莲、菱等。县境陆栖野生动物种类不多，主要分布在南部丘陵区，境内水面辽阔，共有鱼类124种，隶属24科、78属。

全县已知矿点、矿化点29处，矿种有黄金、锑、铅、锌、铁、粘土矿、草炭、钾矿、天然气、石煤、花岗岩、石英砂等。境内旅游资源也已初具规模，沅水、澧水横贯境内，江东市水库、柳溪水库、清水坝水库风景宜人，五宝山、蔺家山、金牛山、冷铺山山势连绵、巍峨秀丽：鹿溪森林旅游区、目平湖自然保护区已初具规模，并已向游人开放；境内文物古迹众多，开发潜力巨大。

2．3　自身优势分析

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基础设施等因素对区域经济和城镇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欠发达地区小城镇自然也存在着某些特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3．1　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丰富的土地资源、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农副产品资源等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坚实的物质基础；

2．3．2　国家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发电站等)的大力建设，拉近了城乡距离，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能源和运输条件：

2．3．3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涌入小城镇谋求发展，为该地区小城镇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主要的人力资源；

2．3．4　欠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发达地区大城市所无法比拟

的，也为小城镇生态高效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3．5　我国近几年大力推行的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及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大潮都为小城镇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机会。

3　解决小城镇产业发展困境的对策分析

3．1　汉寿县产业发展战略规划

3．1．1　产业结构目标继续优化经济结构，根据本地生态资源优势，巩固发展第一产业，重点发展与第一产业相关的第二产业，并利用前两者的带动作用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为第一、二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使三者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2002年汉寿县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37.8 19.7.42.5，根据近十年汉寿县产业结构比重的变化趋势，参考全省发展水平，预计至2010年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25.30 45；2020年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1535.50。

3．1．2　根据现状城镇产业特点及资源分布状况，依据县域城镇发展的交通区位条件，兼顾行政区界完整性，按产业分工协作方式，将县域划分为三个经济区，依托3条发展带动轴。

①中部中心经济区

规划以城关镇为核心，以太子庙为次中心，将围堤湖与西竺山纳入县城的发展，并且带动、吸引蒋家嘴、军山铺等乡镇的发展，形成中心城镇群，发挥其全县领导核心作用。县城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条件好，有较强的生产加工及科研开发技术基础。

中心区将以第三产业为重点，大力提升文化、信息功能；以第二产业为动力。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强化化纤、纺织、绿色食品加工及配套服务建设，组织好城郊农副产业生产，形成生态农业基地，并利用沅水、目平湖等有利的自然条件发展假日旅游。

②北部高效农业区

该区域包括罐头嘴中心镇，以及洲口、酉港、坡头等乡镇，该区域拥有＄205省道及沅水等交通设施，劳动力充足；该区域规划为农业基地，着力开发特色农产品，建立绿色食品基地，走深加工、产供销“一条龙”道路，带动农业相关的加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建立区域性的农贸交易中心。

③南部特色产业基地

该区域以主家铺为中心，包括朱家铺、崔家桥等乡镇，该区域有鹿溪森林旅游区、江东市水库、金牛山等自然景观以及金牛山金矿等矿产资源，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丰富，在现有基础上充分利用优越的山林水库资源，以鹿溪森林旅游区为中心，结合生态农业，开发旅游链，带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

④产业发展带动轴

采取点轴发展模式，以轴带点，以轴及面，以区域通线为轴，以临近交通线的城镇为点，带动全县发展，完善发展，完善汉寿县县域城镇产业体系。

发展轴线一．呈南北走向，沿＄205省道，北至鼎城区方向，南至桃江方向。带动罐头嘴、县城、太子庙、丰家铺的发展，其中太子庙为县域次中心；罐头嘴作为北部农业经济区的中心镇，规划为区域性农贸交易中心；主家铺为南部经济区的中心镇。

发展轴线二呈东西走向，沿沅水流域，东至汉寿蒋家嘴(中心镇)，西到沧港。加强沧港、县城、岩汪湖、周文庙、蒋家嘴的联系，通过县城的辐射力带动东西两翼的发展。

发展轴线三呈东西走向，沿319国道，西至聂家桥，东至军山铺。太子庙作为全县的次中心城镇，位于轴线中心；将带动崔家桥、毛家滩等乡镇的发展，强化聂家桥、军山铺的地区优势，使其影响辐射至邻县。

3．2　小城镇产业发展困境的解决对策

坚持走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的改革之路，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推动城乡产业来发展一体化进程。首先，是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提高农业效益，增强竞争力，二是实施以中心城市工业园区为核心的集中工业化战略：三是依托区位和交通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和旅游业；四是促进三大产业在城乡之间的交流融合，努力实现城乡经济共同繁荣。当然，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作保证。

3．2．1　乡村的基本功能是农业生产，不能因产业多元化的发展而由非农产业取代农业。因此，乡村工业发展的规模和位置必须受到限制，非农产业发展集中到乡镇，每个乡镇非农产业发展只能集中到1～2个点，由乡镇统一组织实施。村一级不准发展非农产业，以保护耕地和防止工业污染的四面扩散。

3．2．2　乡镇的发展要制定规划，规划要划定农田保护区、工业发展区和商住发展区，特别要明确农田保护区的面积、范围。现代农业的发展需大量的投入，明确了农田保护区的范围后，一方面可保护农田，另一方面可使经营者放心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3．2．3　乡镇的工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应由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转移到提高企业效益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防止乡镇的非农产业总是停留在收取租金和管理费的阶段。因此，必须对乡村非农用地的规模作出限定，建议以户籍人口为依据，规定每个村民非农用地的总量和每年可开发的量。每个乡镇定额用完后，如果还要发展非农产业，则由镇区统一规划发展，如果乡镇继续在区内征用农田发展非农产业，则要向政府缴纳“超额使用农田费”。

3．2．4　成立农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资助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荒地的开垦，资金来源一是政府财政；二是“超额使用农田费”。这样，经济较落后的乡镇农业的现代化才有可能。

3．2．5　便捷的区域交通网络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保证，但沿线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往往对交通干线的交通功能造成冲击，也影响公路两旁的景观。因此，对国道、省道、市道两侧的城镇发展进行规划控制，对干道的断面形式，两侧的建设形式进行硬性规定，做到既要保证交通干线的交通功能，又要兼顾到乡村的使用。 3．2．6　乡村不论是发展现代农业，还是发展工、商业，都对农民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逐步改变农民素质不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