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在调解中的运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理学在调解中的运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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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课堂气氛 行为心理学 运用

在当前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社会中,信息以无可比拟的速度不断地增加和更新,人们可以获得知识的途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此种情况下,学生对一名老师的要求也在提高,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正在不断缺失,教师发现课堂相比以往,越来越难以驾驭。而有的老师则认为,课堂气氛的活跃,会造成教学任务不能保量完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课堂很难真正做到质量的提高。下面我谈谈理查德・怀斯曼行为心理学的观点在课堂气氛调节中的运用。

一、课堂氛围的现实意义

自从新课改施行以来,提倡对学生真正负责的呼声越来越高,使学生从以往的“效仿―单一”的模式走向“探求―创新”,而这正需要教师掌握一定的行为心理学知识,以更好地把握学生的心理状态,更好地因势利导,使学生对学习新知识充满激情,思维更加活跃。怪诞心理学作为行为心理学下的一个特殊的分支,对当下更加时尚、更加现代化的学生十分适用。

二、课堂氛围的改善方法

行为哲学认为,人的行为是人在各自意识的指导之下主动自觉的行为。这些行为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反映学生在课堂上是否有积极的态度。而意识与潜意识又有不同,潜意识的不可推理性,是和意识的最大区别。在课堂气氛中,学生的潜意识行为占了绝大多数。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引导可以使课堂教育更加多姿多彩,反之,则可能产生负面的效果。在课堂的教学中,课堂氛围是影响教学效果和效率的重要因素。全球最知名的学术出版物之一《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刊出了两项研究成果,证明了要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感觉和行为方式并不需要大费周折。在试验中,纽约大学的约翰・巴格和他的同事们给了一些描写老年人的词语让一组参与者组合,给了一些描写青壮年的词语让另外一组人组合,完毕后,发现组合老年人词语的一组,在走同一段路的时间要长于第二组,也就是说,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单词就“增加”了他们的岁数,结果他们就变得连走路都像老年人一样缓慢了。同样,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引导,在板书中穿插正面的词语,对学生无意识情绪的调动是有积极意义的。

1.知其所想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目前学生最感兴趣的。因为学生知识结构的不成熟性;面对未来的不可预知性,即迷茫性;对世界的好奇性等,所以其对运气、幽默和超自然现象等不寻常领域有浓厚的兴趣。我认为教师可以通过适当的手段使学生更加容易地进入到教材内容的情境中。理查德・怀斯曼认为,暗示可以使人相信从未在其身上发生的事情,“专业骗子”能够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只自信地说出一句话就让人们相信他们看到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教师在课堂中运用恰当的暗示,可以使教学更加有效。如在讲解课文《山市》的时候,我们将课件的背景做成与文言文意境相似的中国古典山水画,字体采用楷书、隶书、行书等书法字体。整体界面古色古香,布满了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教师通过意味深长的诵读,使学生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状态,这对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很有作用的。教师想要充分了解学生的意愿,就应当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见解,这对师生能力的提高都是一种锻炼。

2.观其所为

教师在课堂中往往会因为一些学生奇怪的、不理智的行为而困恼,不清楚学生的真实所想,看不明白学生的真实或欺骗行为。学生在课堂中通过教师的引导,出于青春期的表现欲望,可能做出激发性的、不成熟的行为或者回答。理查德・怀斯曼在试验中证明,一个轻轻的微笑或轻微的触摸就能决定我们在酒吧和餐厅会给服务生多少小费,而商店里播放的音乐会偷偷地溜进我们的脑海,并影响我们花钱的数量。所以,一个包容协调的课堂氛围,有助于学生扫除心理阻碍。教师应当运用诙谐幽默的言语、活泼的表情来适应学生的本体区别,包容学生语言造成的谬误。也就是说老师的个人魅力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的效率。通过对学生主体的认识,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积极的影响和引导,学生更快地融入到课堂教学的氛围中去,从而提高学习效率,深度掌握知识。

3.激其所能

行为心理学对激发学生潜力的指导是有很大的意义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麦克里兰(McCleland)等人系统地展开了成就动机的研究,于1961年出版了《成就动机》,其中,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e)是指,个人在从事某种重要的活动时力求获得成功的内在动力。例如,某位教师如果经常性地在班级中讲,男生适合理科,女生适合文科,到最后,情况真的可能如此,并且偏科的严重性会很大;反之,教师如果说目前我们学的都是基础的知识,男女生都应该学好,结果发现,该班级学生文理都很均衡,各科目发展都良好。学生在课堂中应当体现自己的主体性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积极引导就起了很大的因素,激发了学生的潜能。同样,教师应当给学生自我发挥的时间和空间,适度地突出学生的作用,顺水推舟地激起学生的兴趣。

综上所述,课堂氛围是优化教学的一个过程,是完成教学目标、有效教学不可或缺的一环。课堂氛围的营造,可以使学生充分体会到人文的关怀,在好的氛围之下,达到激发学生智力、情感、创新能力等的综合性发展,使其愉快地学习,健康地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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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司法调解民事诉讼调解强迫调解无原则调解

正文：调解是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在其他机构或个人根据事实的法律的居中调和下，互谅互让，达成合意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我国调解可分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民间调解（诉讼外调解）和行政调解等等。其中司法调解也叫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自愿就各种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并由法院监督执行，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其实质是人民法院按照自愿，合法原则，通过民事诉讼程序，采取调解的方法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其特点是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较弱的对抗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诉讼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但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它也面临和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以下的文章的内容中我将着重的对司法调解作出个人肤浅的分析。

一如何看待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一般来说，调解结案比判决结案时间上要快、并且不易激化当事为之间的矛盾，社会效果好。但有人也有不同的认识，认为当司法制度基本健全后，法院调解的部分适用价值完全可以由判决的适用价值取代；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在调解民事纠纷时，选择符合法律正义要求的判决方式比之于选择不伤和气的调解方式，应当更符合诉讼公正的本质，也更符合审判职能的要求；调解结案比之于判决结案虽然可以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但是这一价值的实现基本上建立在牺牲权利为利益的基础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我国现行的诉讼环境中，法院调解的适用除了会产生”重调轻判”和借调解办”关系案”、”为情案”的弊端外，法院调解本身的性质还决定了其适用过程中难免损害当事为的自，从而造成非真实的自愿，还有人认为，调解制度无法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讨价还价，把法庭当作生意场，法官近似于“和事佬”的角色，这和法律的严肃性是不相容的。其次，法律强调“公正”，以事实为基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许多当事人却是以“调解”来逃避责任，因为在调解中，一方当事人为了尽快解决而不得不做出让步，这和法律的公正性相抵触。因此持上述观点的人主张审理案件时应以判决结案为主，尽量不采用调解方式。

我认为，虽然上述认识中有正确的成分，但却没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没有考虑到“诉讼爆炸”和”判决过多，过滥”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经及”一场官司十年人仇”的负面效应。实际上，调解作为符合我国民众思想和文化传统的有效方式，仍然是重要的结案方式，在新形势下，司法调解的克服掉司法实践中不规范的做法后，仍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调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整体立法设计上，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但是，具体到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则各有侧重，判决结案强调整个程序的严谨周密，如果以调解方式结案，案件既调节既结，无需走完整个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同时,当事人无需上诉，执行相对简单，自然减轻了二审的负担，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大大减少了诉讼环节，节约了诉讼成本，其次，调解可以实现司法公正，民事诉讼调解必须由审判人员依法进行，法官在事实清楚，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严格依法说各级党委，明是非，理纷纭，不“和稀泥”，不压、拖、诱、同对对违法的协议进行纠正，可以使司法公正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另外，调解还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在实践中，调解结案使许多“冤家”、“对头”握手言和，和好如初，消除了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了双方当事人事后继续交往合作的可能，有利于法的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调解工作存在的个别问题来否定整个调解制度，“因噎废食”不足取。实践证明，调解制度在平息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2002年9月27日召开的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使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努力提高诉讼调解结案率，这无疑给法院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总之，在诉讼过程中，法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当事人多做说服教育，尽量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不过也不能过于依赖调解，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当事人都愿意调解，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调解成功。调解要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否则调解便无法进行，我们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对那些双方争议较大，当事人不同意调解以及多次调解达不成协议的案件，法官要及时判决，通过判决来分清是非二实践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一）强迫调解。目前，民事案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审判人员的工作任务也越来越重。有的审判人员为了快递结案，片面追求办案效率，不管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都强压着当事人调解，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与调解制度的自愿原则相悖的。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首先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是否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经过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对于调解无效，没有条件调解或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不愿调解的案件，法院应当及时判决，而不应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二是调解是否达成协议也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双方当事人尽管选择了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但能否达成调解协议，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法院不能强迫或施加压力，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方案。

（二）该调解的不予调解。在审判实践中，由于调解并不是一调必成，往往需要花费办案人员比较多的精力做予服解释工作，有的审判人员因为怕麻烦或缺乏耐心，就直接安排开庭进行审理，审理后径下判，殊不知，这在不经意间违反了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离婚案件要求必须进行调解，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一），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二）；劳务合同纠纷;(三)，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四）、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五）、合伙协议纠纷；（六）、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上述规定，对哪些种类的案件必须进行调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从规定的几类案件可以看出，前四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起双方当事人矛盾激化，甚至会使权利得不到维护的一方采取极端的手段，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些，这几类案件要先行调解，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努力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样就能有效地平息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后两类案件由于案件的性质或标的较小，调解条件比较好，当事人双方较易达成协议，因此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来讲，对这类案件先行调解很有必要，对审判人员来说，审理案件不但要实体合法，而且要求程序合法，忽视程序有时会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先行调解就是为了当事人的权益尽早得以实现而规定的，因此要耐心细致的做工作，尽量促使双方达成协议，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无原则调解或“和稀泥”。调解案件时，有的审判人员在事实未明，是非不分的情况下盲目调解，根据自已的主观臆断，提出调解方案，或者一方提出调解意见后，让另一方无原则的迁就、让步，甚至“和稀泥”。这样必然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损调解制度在公众中的威信。我们知道，司法调解一个重要原则益是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这个原则是司法调解的基础，它要求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过程中，应当在查明不事人各自的责任，然后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从而达成调解协议，而不能搞毫无原则的和稀泥式的调解。因此这就要求审判员在调解时一定要查明事实，明确责任，只有在此基础上造成的调解协议才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才能真正使协议双方的权益得以实面。

（四）久调不决。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审判人员片面追求社会效果，认为判决会激化当事人双方的矛盾。为了化解矛盾。就多次进行调解，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久拖不决。这种情况使当事人争议的权益长期悬而不决，处于不稳定状态，更重要的是原告的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维护。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不排除审判人员“人情案”、“关系案”的可能，采用“拖”的方法，让原告无可奈何，所以说久调不止会严后果影响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对法律的神圣公正产生怀疑，进而当事人会在采用“公务救济”的方式无法维护自已的权益时采取激进的，非法的手段来“以恶制恶”，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解决久调不决的有效措施就是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定期对案件的审理期限进行检查，发现超审限的要依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另外要对案件的延期审批严格把关，对不符合延期条件的坚决不批，从而杜绝久调不决的现像，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各类案情复杂多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问题，新现像的出现和产生，就如何高效而公平地审理各式各样的民商事案件,成为人民法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工作越来越受到各地人民法院的重视。大法官肖扬指出，法官要增加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而诉讼调解能力就是其中应有之义，即使在美国也有30%的案件是通过非判决方式结案的。同时，调解也符合中国人的“息讼”心理，当事人双方不伤和气，并且可以避免当事人对法院产生不公正的猜疑。因此，做好调解工作，总结调解经验，是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做好调解工作的前期工作和应注意的方式，本人就民事诉讼调解策略发表以下观点，做为参考意见：

三调解工作的前期工作和应注意的方法：

（一）收集信息，熟悉案情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要想调解成功，在调解之前，必先收集有关信息，了解纠纷的性质、起因和经过，了解双方当事人的个性，找准当事人的认识误区和问题症结。这个过程是调解的基础环节，如果盲目介入，不但不容易搞好调解工作，反而会因对整个过程和当事人的情况缺乏了解，使调解工作陷入被动，甚至恶化。

（二）把握局势，控制场面

很多纠纷发生时，当事人往往情绪激动，听不进劝说。心理学研究证明，冲动性情绪直接导致意识范围狭窄甚至理性丧失，极易做出违纪违法的行为。若遇上此种情况，调解人员首先应当稳定当事人的情绪，促使其回归理性。平息情绪的方法有：

1：是察颜观色，进退结合。面对当事人的冲动性言语和行为，调解人员应保持冷静的态度用平静、低沉而有力的语言与当事人交谈。在一方当事人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要设法使另一主保持克制，而不是互相激怒。

2：是做一名优秀的倾听者。

倾听当事人的心声，让其倾吐心中的压抑、不满和愤怒。也可以在调解人员主持下，让被侵权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倾诉和宣泄，使其不满情绪得以释放。在宣泄过程中，如能引起侵权方当事人的内疚和后悔心理，从而当场向对方道歉，那么调解的成功便一步之遥。但需注意把握宣泄的程度，不可把宣泄搞成无止无休的控诉，防止失去控制。

3：是分而处之，各个击破。

由于发生矛盾冲突而处于不理智状态的当事人，极易脱离主题而相互攻击、谩骂，这种不良刺激相互反馈、恶性循环的结果，容易导致矛盾加深、战火升级。当务之急是把双方当事人隔开，互相避开对方恶言恶语的刺激和攻击，如让其各自回家，或分开在不同的场合，待双方恢复理智后，再进一步做调解工作。

4：是大棒+萝卜。

对于无理取闹的当事人，可以有两种震慑方式：A、是严肃指出无理取闹的后果，让其明白并不是谁闹的凶谁就有理，闹过了头还物极必反，不会有好的结果；B、是明确指出恶言恶语相向的违法性，对他人的人身攻击要承担法律责任，用法律的威严震慑不冷静的当事人等等。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要时刻把解决当事人的纷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对当事人要亲切地接待、真诚地理解、妥善地安置，急当事人所急，想当事人所想。这种真诚的情感会营造一个温和、默契的调解氛围，这种无私敬业的精神也会赢得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尊敬，从而有利于调解工作顺利进行。

（三）更新观念，讲求策略

1：是做合格的“法律的嘴巴”。司法调解与当事人自发的民间调解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司法调解人员能够自觉地运用法律规定进行调解，对当事人晓以法理，提醒和教育当事人只有用法律手段，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能解决纠纷，保护自身利益，其他任何过激的行为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甚至弄巧成拙，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调解人员自己必须熟知法律，在所调解纠纷的法律适用上表现出娴熟的知识和技巧。“人有情，法无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坚持依法调解，才能促进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信任并达成比较满意的调解方案。

2：是使当事人双方相互沟通。

调解人员应使当事人换位思考，促进当事人彼此了解，角色换位是指在转变当事人认识的时候，让当事人想像自己处于对方角色的情况，站在对方的立场、角度认识问题、体验情感。鉴于彼此之间的利益纠葛，当事人在情绪激动、不够理智的情况下，其认知范围受到限制，思路狭窄，被侵权方当事人往往提出不合实际的补偿要求，而侵权一方则千方百计减少或推卸自己的责任。有的侵权方开始答应给对方一定的补偿，但时间一长，就想逃避补偿的责任；有的侵权方则干脆不承认是自己的过错而反诉对方的种种失误，伤害了对方的感情和自尊。如果试图通过调解解决问题，则需要让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都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使思维跳出只看到自己利益的小圈子，才真正有利于彼此理解，并达到和解的目的。

3：是细致分析，帮助当事人理清思路。调解当中，如何能让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还需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帮助当事人理清纠纷发生的来龙去脉,明了自身的言行举止有哪些不当的地方,对对方的侵权行为,应怎样求助法律,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能采取任何不理智的行为。调解人员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讲解常常带来良好的效果，能够避免一些无意义的争执。调解人员的细致分析并不等于面面俱到，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繁难的民事纠纷，善于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当事人分析。

（四）公正执法，让当事人满意。

不偏不倚、公平行事，自始至终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进行调解，是调解人员应牢记的调解原则。现实生活中，司法活动极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人际关系的影响、亲戚朋友的面子、个别领导的招呼等因素，不仅影响调解工作的进行，还能考验调解人员是否出于公心。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当当事人人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会伤害到其自尊，也最易激起对执法者的怨恨。不公乃执法大敌，亦是调解之大敌，一旦被当事人察觉，则必然导致失败。但调解人员也是有情感的人，在调解纠纷过程中，除外来因素的影响，还不免因当事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个人修养、容貌服饰等因素而产生对当事人的好恶情感，尤其应警惕的是影响法律公平的情感，否则对调解是极为有害的。调解人员应当坚持调解的客观公正性，立场居中，不偏不倚，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坚决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注：人民调解，民间调解：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民事纠纷未必一定要经过公安机关或法院才能解决。通过各村民或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委员会调解，也是一种可供当事人选择的好方法。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继承政府和继承法院的指导下依法进行工作。一般的调解委员会由三至九名成名组成，设立主任一名，必要进还可以下设副主任。调解委员会的成员除了由村民或机关委员会的成员兼任外。还可由群众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可以连任，期限法律并没有作限制性规定。对于辖区内的民事纠纷，调解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前去调解，也可以依据自身的职权范围主动去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应当进行登记，制作笔录。调解结束后根据需要或当事人的请求，制作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以及调解人员签名，并加盖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在调解结束后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一方仍然有的权利，也可以请求基层政府处理。

参考文献：

《法官的思维-司法认知的基本规律》作者王纳新

篇3

（一）心理秩序衡平之假设

秩序，按中国传统之解释，秩，常也；秩序，常度也。秩序也作秩叙，或作次序，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按现代解释，秩序，乃人和事物存在和运转中具有一定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结构、过程和模式等{1}。心理秩序，是一个人的心理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某种常度的状态。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心理活动与既定的时间、空间等相协调，因此人的心理总是积极乐观并有助于控制其行为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假定这种状态下，人的心理需求是渐进的，那么外在的时间、空间等事物不仅能够完全满足此时的心理需求，而且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促进心理需求更大限度获得满足的外在因素。比如邻里关系的形成，各方在无心理对抗状态下由相识到融洽相处以及感情不断升华；比如发起人与入伙人的经济需求正好能够得到互补的合作式谈判，由于某种方案完全符合双方的经济需求，所以在谈判进行中双方的心理需求也不断得到满足，最终顺利地实现合作等等。因这种心理需求主要依赖于外在的时空因素，可以称为外因主导型心理需求。相应地，外在的时空因素（包括对方当事人）构成了对当事人心理需求的“供给”。换言之，事物的发展持续性地沿着当事人的愿望方向发展，能够完全符合当事人的心理需要。另一种情况是内因主导型心理需求，主要受到当事人性格等自身因素的影响，比如自信、开朗等等，其“供给”主要源于自身心理调控。

心理需求与供给构成的秩序，即心理秩序，也可大致分为外因主导型和内因主导型。从广义上讲，在常态下由于人的心理几乎不受外在因素的消极干扰，因此心理需求与供给总是保持瞬间的平衡状态，并且不断展现出潜在的并行渐进趋势，这种恰好状态即为心理秩序之衡平。根据意识的相互作用，外因主导型心理秩序又可分为单向意志施加型和多向意志作用型。如果人们之间不发生交往，则意志作用是单向的，即人将周围的自然环境作为客体单向施加意志，尽管也会经常出现心理需求达不到满足的情况，但不会产生由“多向意志作用”的心理对抗，因此通过自身心理调控能够尽快恢复心理秩序衡平，比如改造自然未达到预期目的、独立进行的科研结果不理想等等，即属单向意志施加型，与内因主导型的调控机制几近相同。然而，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因多向意志作用而维系的心理秩序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从调控手段来看，心理秩序可分为自我调控型和意志合作型。上述内因主导型和单向意志施加型心理秩序如出现失衡，主要依靠当事人自身心理调控来修复，因此属于自我调控型；而多向意志作用型心理秩序失衡的修复，则需要多方沟通达到意志合作。就自我调控型而言，心理秩序的失衡并不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而意志合作型（即多向意志作用型）紧紧围绕生产关系展开，关系到各方的心理秩序与他们之间的意志作用，这与纠纷产生和解决机制的建立具有天然联系。尽管审视角度不同，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心理秩序总是处于动态衡平状态。

（二）纠纷发生与心理秩序失衡

人们在交往前心理秩序处于衡平状态，尽管相信在交往中对方的“供给”能够增进自身心理需求的满足，从而使得心理秩序仍然衡平，但也存在着原有衡平状态被打破的风险，因此在接触初期潜意识地具有心理防守本能[2]。一般地，交往中蕴含的利益因素包括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前者主要表现为受到尊重、不被欺骗、不被误解等等，后者则体现在直接的经济交往中。如果在不涉及经济利益的交往中，当事人认为自己的尊严受损，或者在涉及经济利益的交往中，当事人自认为的合理利益无法实现，则容易发生冲突。此时，不仅验证了心理防守的合理性，也使得潜意识的防守明朗化，如果在这一关键点上冲突无法迅速化解则会演化为心理对抗而导致纠纷发生。

纠纷的发生，意味着当事人各自的心理秩序完全被打破，即原以为通过交往能够获得的心理满足因对方的原因导致无法实现，从而迁怒于对方，并且当事人各方总认为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服从于对方的意志控制。在不涉及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最常见的是双方发生争吵，这时在熟人圈子里充其量是形同陌路或发生情绪“冷战”，并不具有明确的法律意义，但如果因情绪激动或矛盾激化而出现侵权行为，则演化为法律意义上的纠纷，显性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争议，潜在的是强烈的心理对抗。因经济利益冲突而发生纠纷，当事人各自所认为的“理”的对抗更为强烈。从根本上来讲，法律意义上的纠纷具有明确的权利义务指向性，背后隐含着意志合作的失败，最终寻致各方心理需求的同时失衡。

（三）谈判协商与心理秩序的合力修复

面对纠纷，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愿让步，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优势，给对方施加心理压力[3]，同时也期望通过接触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并罗列自己所掌握的对对方非常不利甚至特别有杀伤力的资源，加大给对方的心理攻势。在当事人各自充分进行“利己”论证的过程中，客观上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信息沟通平台。各方所持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见解均处于公开状态，而解决纠纷是问题的根本目的。因此，当事人各方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信息甄别和筛选，从而促成当事人自行谈判协商。事实上，当事人表达自己的见解，也是心理对抗的宣泄和释放过程。但宣泄与释放并不能完全消除当事人的心理“敌对”状态，而是取决于谈判的进展和结果。无论怎样，这种自行协商的过程，在实现当事人各方信息对等方面是一个绝好的选择。这也表明，当事人各方除了抱有解决纠纷的愿望外，也存在着加速心理秩序修复的本能。任何一方的心理秩序能否修复，并不是自己的意愿能够左右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当事人的“合作”。也就是说，对方能否通过一种满足于自己心理需求的表现，来解开自己心理上的“结”，对方的这种“表现”对自己而言就是心理“供给”。于是，谈判协商的进行，一方面促成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体妥协，另一方面各方均在意识深处努力地捕捉符合自我心理需求的对方“供给”，一旦对方的权利义务主张被“侵蚀”到符合自己心理需求的“节点”，则谈判成功，各方心理秩序基本得到修复，纠纷也通过自行协商的方式得到解决。

相反，在谈判过程中，当事人互不相让，或者虽然实体权利义务已经处于基本公平的状态（在第三人看来），但当事人一方或各方并不接受，这就意味着合力修复的失败。这也证实了当事人的心理需求对纠纷解决的重要性，即纠纷的最终解决不仅仅体现在对其本身的公正合理处理上，更重要的是当事人的心理认可度。合力修复的失败，不仅使以前进行的自行协商程序失效，同时也因当事人私下修复心理秩序的信任基础瓦解而更进一步加深了当事人的心理对抗。此后，当事人接触谈判的可能性便非常渺茫，即便接触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依赖于对外部力量的信任来构建共同的对话平台以推动纠纷解决程序的进行。

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当事人心理对抗之消融

外部力量的介入，除了诉讼外，取决于当事人的“共同”选择，基本前提是各方对该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全信任。

（一）立足于满足当事人心理需求分析，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因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在诉诸某种机制尤其是通过法律机制解决纠纷时，总是怀着自身权利（自认为“正义”）得到最优实现的愿望和期待，这就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本身应当是公正合理的，并且能够满足当事人的这一心理需求。但从权利的发展来看，“公平正义”从实然权利到法定权利最后到实然权利并不是不折不扣地反映其道德价值。首先，立法是一个权利妥协、权利确认、权利平衡与权利保护的过程，不仅需要体现“自然法”上作为人的实然权利（道德权利），反映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同时也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因此，社会资源的第一次分配即通过立法将利益最终法律化，本身就意味着权利从应然状态上升为法定状态时某种程度上的贬损。从实现个案正义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容易引起人们对法律本身正义性的合理怀疑。其次，法律只调整人们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而不直接调整人们的思想，但行为又是受思想意识支配的，这种似乎“治标不治本”的调整方式容易造成人们对法律机制的不信任，尤其是它并不为当事人提供一个全面的心理发泄平台，而是紧紧围绕争议焦点通过一定程序采取最直接、最简省、最节约的沟通方式企图直奔“定纷止争”这一结果，即便最终达到结案目的未必能够全面解开当事人的心理“结”，比如庭审结束后当事人在法院门口经常出现争吵或偏激行为。再次，司法作为社会资源的第二次分配，在注重“正义”实现的同时更关注“效率”，而正义与效率之间既具有一致的方面也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比如为体现司法效率而规定的一些程序的进行可能导致正义无法实现，集中体现在证据制度方面）与当事人诉诸司法程序的心理预期是不一致的。另外，从法定权利到实然权利需要“人”的介入，使得权利在实现过程中又一次受到贬损等等。

由此不难得出，任何机制应有功能的最完美发挥未必能完全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因而该机制的运行只可能借助外因强制功能促使当事人心理屈服或认可，而不能通过当事人心理需求的自我满足达到纠纷的圆满解决。如果当事人从内心对纠纷处理结果不认可，必然寻求新的救济途径，实质上表明已经进行结束的机制最终失败。因此，立足于当事人的不同心理需求角度，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当事人的心理需求角度来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有所不同

1．满足当事人伦理观念心理的纠纷解决机制

所谓符合当事人伦理观念，是指纠纷解决机制通过消除当事人的不名誉感心理而达到化解纠纷的目的，最为典型的是村族协调。因受我国历史形成的宗族文化影响，村族协调机制甚为发达，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着村民纠纷由当地有名望的长者居中裁判的解决方式，而且非常受欢迎，如陆丰河东镇78岁老人郑水顺10多年来调解1000多起民间纠纷{2}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从当事人的心理需求角度来看，村民之间发生纠纷虽然一般争议不大，但因顾及共同长期生活的熟人圈子的“面子”心理而导致心理对抗严重，因此当事人愿意通过办事公道、德高望重的长者给一个说法，这不仅可以节约成本，也通过消除各方不名誉感而全面地满足了各自心理需求。此外，当事人也可能共同选择值得信赖的亲属等其他人员搭建对话平台，消融各方心理对抗化解纠纷。

2．满足当事人权益最大化心理的纠纷解决机制

律师作为法律服务人员，比较熟悉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也具有比较丰富的执业经验，能够从专业角度帮助当事人分析纠纷的基本要点，最大限度地剥离当事人的情绪化泄愤行为而立足于纠纷本身，提出最大化满足当事人权益的调解方案。对于当事人而言，由于律师从维护其合法权益出发，因与当事人站在同一立场上而赢得当事人的充分的信赖，因此，律师主持调解不但可以尽力降低当事人的内耗，也容易通过其“释法”行为迅速消除当事人心理对抗。这种特点要求律师在非诉业务中不仅承担着法律咨询职责，也反映了律师介入非诉纠纷处理机制的必要性。

3．满足当事人公平正义心理的纠纷解决机制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和仲裁即属这种类型{3}。尽管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解决人民内部纠纷的群众自治组织，但它与行政调解、法院调解、仲裁的一个共同点是具有确定的组织机构，这也是四者与村族协调和律师调解的一个重要区别。由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和仲裁是国家依法设立的纠纷解决组织，建立之时即获得了人们对其无条件的充分信赖，相信这些组织能够满足自己的公平正义价值。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与法院调解的最大区别在于，前二者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如果当事人认为调解协议不能满足其公平正义的价值需求，则可以进行司法救济。而法院调解则不同，一则调解协议经签收即具有法律效力，另外我国目前的法院调解程序内嵌于审判程序，程序设置和衔接上仍有不完善之处，使得法院调解在满足当事人公平正义心理方面有所贬损，相关程序亟待完善。

（三）当事人心理对抗消融与纠纷解决

包括村族协调、律师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和仲裁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不仅为纠纷的顺利解决提供了一定途径，同时也从不同层面能够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而达到解决纠纷的效果。基于心理秩序衡平之假设，无论上述哪种方式均是在外部力量介入后，通过对当事人发生纠纷的法律关系进行梳理，进而在取得当事人积极配合的前提下进行心理疏导，尽力消融各方的心理对抗，从而在纠纷各方看来，对方已经尽力地作了让步，这种让步也满足了自我心理需求，又一次实现了“意志合作”，最终由各方心理秩序的同时失衡回归到心理秩序的同步修复。

需要指出的是，诉诸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完成当事人心理秩序修复，并不必要要求或现实中需要当事人同时作出权利处分来迎合性的满足对方的心理需求，因为一方对对方的“供给”属于对方心理感知的范畴，只要该方能立足于纠纷事实从心理攻势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外力的介人下促成对方自认理亏，对方原有的心理对抗即基本消融，其心理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三、以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为视觉分析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

某种意义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是对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理念的矫正，即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以法律的国家强制力为理论基础，侧重于借助于当事人无法抗衡的外力因素迫使当事人“接受”以恢复失衡的社会秩序，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旨在以当事人本位为基础，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4}，为当事人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解决途径，以便当事人立足于双方共同的心理需求，通过“意志合作”解决纠纷。因此，以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为视觉，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个体效益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所谓“多元”是指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化，对其探讨对于制度建设具有认识论意义，而其深层次的依据在于纠纷的多样性和当事人解决纠纷需求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心理需求方面，因为经济需求（比如争议标的额、案件情节、影响范围等）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主要是级别管辖所考虑的问题。换言之，同一层次机制的运行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当事人的经济需求。因而，以当事人的心理需求为标准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分类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有助于当事人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解决方式，当事人双方综合经济利益、精神利益、公平正义、效率等各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最终确定一种能够实现双方个体效益最优的方案，并促使该方案的自觉履行，这对于当事人双方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首先，该机制（或者称为广义上的“规则”）是当事人共同选择的，当事人均认可和接受的；其次，通过该机制不仅妥善而彻底地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且使得双方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降低了当事人的成本内耗。

2．法律效益

(1)公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体现的公平，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所谓程序公正，就具体案件而言，当事人选择哪种解决机制的机会是平等的，而且起点也是平等的。通过当事人所选择的机制，能确保双方当事人充分表达意见和宣泄自己的心理，这既克服了民事诉讼职权主义模式下法官主导的缺陷，也克服了当事人主义模式下产生的强烈对抗，当然也克服了折中主义诉讼模式的缺陷。因为与诉讼相比，“程序相对弱化、实体更加集中”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大优点，不涉及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协调问题，而是以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积极行使处分权为主线的。通过公正的程序确定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于当事人而言也促成了实体公正，当事人自然是容易接受的。

(2）正义。所谓正义即法律权威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以当事人处分权为主线，通过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自由心证”，不仅克服了法院裁判时因法律规则的僵化性缺陷导致可能牺牲个案正义，而且避免了穷尽法律规则的前提下法官依据法律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引起当事人内心不信服。由于民事争议属私权争议，将“自由心证”权利归还当事人，让其在法律范围内通过处分权得以体现本身就是正义的，而由此达成的结果也不会损害法律权威。

(3）效率。首先，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有利于通过程序的一次进行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且可尽量缩短该程序的期限；其次，可以避免不同机制（程序）的依次进行或重复进行，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消耗，节约司法资源。

3．社会效益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为秩序，即实现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方式有两种，即外发型和内源型。外发型是指通过外部力量促使社会个体遵守既定的社会秩序，包括强制、教化等形式，而内源型是指社会个体通过自发的协调社会关系以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状态。从社会和谐的实现程度上来讲，内源型方式的和谐程度更高，而且更有助于和谐状态的持续发展。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正是以建立当事人充分而适宜的沟通对话平台为前提，以归还和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为主线，以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为动因，以公正、快捷地解决纠纷为目标的多种纠纷解决机制的集合。因此，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内部和谐，从而实现社会整体和谐有序地发展。

四、从当事人的心理需求角度展望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前景

基于心理秩序衡平之假设，立足于当事人的心理需求角度，可以得出这一规律：纠纷产生前（心理秩序衡平）—纠纷产生时（心理秩序失衡）—纠纷解决过程（修复期待—合力修复—对抗加剧—外力介入—意志合作）—纠纷解决（心理秩序恢复衡平）。比利时法学家马克·范·胡克在其著作《法律的沟通之维》一书中指出：法律规则以及作为法律规则集合的法律系统都不是绝对封闭的，而是运行闭合与认知开放的统一，这种开放体现在规范发出者与规范接受者、法律系统与社会等之间的不断沟通中，正是这种不断的沟通使得法律规则和法律系统在保持稳定、法律在保持相对自治的同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沟通进路，既是指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恰当平衡，也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公共领域（机制）之间的彼此互相作用、为彼此的稳定与合法化创造条件，更是指审判者、当事人、大众传媒等社会主体间的交流互动，以达到解决纠纷和维护各自利益的目的。沟通学说一反传统的法的理论，从一个动态的角度阐释法的创制和作用，为我们当今多元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新框架。析言之：

1．制度间的沟通

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诉讼、调解、仲裁、行政裁决、和解等多种形式，长期以来，受纯粹的法治主义思潮影响，我国存在着迷信诉讼、将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倾向。这种以诉讼为核心的一元纠纷解决机制强调严格的法律主义，注重法的技术与工具价值，忽视了法的伦理与和谐价值，缺乏深入民间的宽容精神，不能适应基层社会中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与之相对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灵活性、便捷性、温和性恰恰弥补了司法诉讼的不足。然而，虽然我国现存有调解、和解、仲裁、行政处理等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但由于其发展缓慢、社会资源利用不充分，没有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的有机整体。加之非诉手段在程序设置上随意、机构组成人员素质不高，各解决方式使用依据不一，导致ADR在现实推广中遭遇瓶颈。

提倡制度间的沟通首先要注重制度间的协调发展。调解制度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被西方国家西颂为“东方经验”，如何将其优质的传统文化内核融合于现代西方法治要义是改革调解制度的首要目标。在当前“调审合一”的法院调解模式中，司法调解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可以进行，调解和审判合而为一，调解人员和审判人员身份竞合。这样的立法例运用于实践存在诸多问题，是我国法院调解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推进以调审分离为基础的法院调解改革是促进调解制度发展的应有之意。这里的“调审分离”是诉讼中的分离，既应包括人员、机构上的分离，也应含有范围、期限上的相互独立。其次，在调解协议的效力和瑕疵补救这一方面，笔者认为，无论是法院调解抑或是民间调解，应赋予不同调解协议以同样的法律效力（在强制性上有所区分），限制当事人的任意反悔（该假设的前提是制作调解协议的调解机构为法律所认可，不是任意而为）。理由如下：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的调解协议，包含当事人之间对相关利益的分配达成的合意，签署后不应允许当事人随意反悔，待价而沽，赋予调解协议法律效力是提升调解地位、树立调解威信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其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未按调解协议给付行为，另一方当事人可凭调解书向调解机构主张权利，调解机构倚靠法院或专门的国家强制机关强制执行。

贯通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就要在各种独立制度构建的基础上注重其合理分工，巧妙地处理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问题，如诉讼与调解之间、诉讼与劳动仲裁之间、不同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等，以充分发挥各种纠纷解决手段优势互补作用，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在调解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上，各国普遍采取的是调解优先的原则，鼓励当事人选择调解而不是诉讼。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缺少前置性的非诉纠纷解决程序，可以考虑将诉至人民法院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积极委托人民调解组织、工会组织、行业协会、妇联等有关组织进行调解。通过多种渠道宣传调解的好处，鼓励当事人选择诉讼内外的各种调解程序。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司法权威不足的国家，我们在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调解工作的同时，不能忽视调解的固有弊端和被滥用的可能性，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应以诉讼机制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即在“法律的阴影下协商”。

通过各种纠纷解决机制间的互动沟通，不断提高当事人在追求效益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有利于群众的角度出发，从方便矛盾化解的角度出发。据此，当事人能够在权衡程序效益最大化和实体利益最优化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程序，社会情状也能在多元利益的推动下日臻和谐。

2．主体间的沟通

有人说不论是私力救济还是公力救济，合作皆为当事人的最优战略。在传统的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欠缺合作机制的安排，当事人无法协商选择纠纷程序，无法以对话和合意的形式解决纠纷，导致司法对大量简易、小额案件干预过多，浪费司法资源不说，还未必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根据沟通学说的观点，法律思维在根本上是沟通的，它立基于法律领域的不同参与者—律师、法官、当事人和行政官员—相互之间及其他们之间的持续沟通。事实上，法官断案也是一种多元价值的互动与妥协，这种互动并不否定主导地位的存在，但更强调对多方主体意志的包容和接纳，法官裁断案件不应是单单倚靠适用法律“生产”出审判结果，这样的结果即使有“法治”支持，也难得到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可。在多元社会发展的今天，基于司法为民的理念，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对抗性争议解决方式已逐步让位于合议性的争议解决方式，法官在诉讼中已不单纯扮演裁断者的角色，而是积极介入争议的解决，促成当事人达成合意的效果，以寻求利益最优的解决方式。

在这样一种合意的情形下，当事人可基于自身情况衡量利益的取舍，与对方进行交易，其所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对客观事实的探知，而在于纠纷的解决和各自利益的维护。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现实生活可能是由白、浅灰、深灰与黑所组成”，当事人的合意可以说就是在白与黑之间的灰色区域寻找契合，双方所作出的妥协让步都是为了实现相对利益的最大化，毕竟大部分时候判断对错并非是矛盾争议主体寻求纠纷解决方案的根本目标，排解纠纷实际上还是一个划分利益界限的过程。

因此，要促成纠纷的妥善解决，首先就要为当事人提供一个积极协商的平台。这样的平台不仅要求在裁断案件中各方当事人意志能够充分表达，从宏观视角来看，它还包含整个法律体系对习俗惯例等民间法的接纳，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良性互动与交流才能促成社会整体的积极可持续发展，以多元的手段满足多元的利益需求纠纷解决才能在高效高质的平台上稳步进行。

基于以上分析，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尽管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蕴含着利益因素，但纠纷的最终解决不能忽视当事人的心理需求。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能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通过任何机制对纠纷的表面解决仍然没有达到定纷止争的功能。第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和确立，符合当事人的现实需要。这不仅体现在民事领域，也适用于刑事领域的某些案件（比如对刑事和解的探讨），因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没有否认法院的审判权，相反是对其解决纠纷的有效补充。此外，关注当事人的心理需求，有助于纠纷的顺利快捷解决，也彰显了人性司法和人文关怀的理念。第三，当前需要研究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的相互衔接问题：(1)不同机制的程序衔接。比如经过前一机制确认的事实在后一程序是否可采信（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之规定（英国证据法上称为“不受损害特权”{5}）是否必须适用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法院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衔接等等。(2)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互补。促成当事人意志合作的有效方法便是通过该纠纷解决机制，符合当事人各方面的心理需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司法ADR形式，如法院附设调解、法院附设仲裁以及其他形式等{6}

概言之，纠纷的产生与解决实质上沿着两条主线同时进行，即明确的主线是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而隐含的主线为当事人的心理秩序由失衡到修复的过程。因此，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必将是我国未来纠纷解决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层面，对于探讨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注释】

[1]见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3月17日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

[2]有学者提出民事诉讼调解的心理阶段，见江革：《从心理学角度浅析民事诉讼调解过程》,/public/detail.php?id=321.

[3]心理学上的“信息压”理论，见俞蕾著：《浅谈诉讼心理研究在案件调解（协调）中的作用》，/system/2008/05/27/010277605.shtml

【参考文献】

{1}葛洪义．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4.

{2}向振中，苏晓璇．老族长一张嘴补缺政府法院调解[EB/OL]．南方农村报，/epaper/nfnc/content/20080508/Artice118002FM.htm.

{3}廖永安．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与整合[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3):53-59.

{4}王振清．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纠纷解决资源[J]．法律适用，200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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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离异家庭学生；人际交往；重要课题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3-0017-01

随着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求，人员流动量的增大，离婚率的迅速上升造成离异子女日益增多，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帮助离异家庭学生更好地面对家庭的变故带来的不适和伤害，尽快医治父母离异带来的创伤，维护心理平衡，保证心理健康的发展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思考的重要课题。本人从离异家庭学生人际交往存在的问题，学校教育应采取的对策等方面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离异家庭学生存在的人际交往问题主要有；人际交往意识淡漠、交往倾向表现为被动：交往心理不正常，被人理解和接纳的程度低；交往水平较低，缺乏沟通，协作能力；社会性发展不良，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紧张。

解决离异家庭学生的人际交往问题必须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着手，形成教育合力。其中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更应充分发挥其优势，关注离异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近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培养学生良好社会交往心态与技能”的探索。在帮助指导离异家庭子女的人际交往方面也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

一、要培养离异家庭学生良好的交往心态

（一）形成正确的交往意识。正确的交往意识是学生产生交往需求的基础。心理学认为，交往意识是个体对交往活动的产生和开展起着制约作用。在教育实践中，首先，教师要创设一定的条件，不断地让那些孤僻离群，狭隘抑郁、怯懦自卑的学生获得积极的交往体验；帮助他们确定积极的、合适的交往目标。培养他们参与交往活动的信心；更要善于发现每个学生在交往活动中的“闪光点”，为他们的进步喝彩，让学生从中体验到交往成功的喜悦和自豪。

（二）端正交往动机。任何交往活动总是由一定交往动机所引起的。所谓交往动机是指激起个体进行交往活动或者抑制交往活动的一种意图、打算或心理上的愿望。它是引起个体进行交往或者抑制自己交往活动的内在原因，是直接推动个体交往活动的内部动因，是决定交往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从心理活动的过程来看，交往活动的动机，不外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其一是认识即对社会交往活动，交往活动与自己的关系、自身的行动及其后果意义的认识。任何交往活动的动机都包含这种认识在内。其二是对交往对象一定的情绪或情感。人之所以能在交往活动中克服各种阻力和障碍，正是由于情绪。情感的强大推动的结果。

（三）保持良好的交往情绪。情绪是一种主观体验，它对人际沟通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离异家庭学生交往倾向被动。交往心理不正常，被人理解和接纳的程度低以及持续的情绪困扰将严重地影响他们日后的发展。因此应的、特别重视对学生的交往情绪指导，帮助他们认识，接纳和把握自己的情绪，学会恰当地表达情绪以及促进时理解和交流，并学会控制、疏导自己的情绪。处理自己的情绪困扰，增进自己的心理健康。有效的方式是创设交往活动的情景，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设定的活动中，自然地流露自己的情绪、情感，观察他人的情绪反应、分享、分担他人的情绪、情感。从而丰富自己的情绪体验。这样的形式对那些由于认识偏差引起的情绪障碍特别有效。还能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从而加强学生对积极情绪的体验，增强学生对情绪的自控力和调节。平衡能力。

二、对离异家庭学生的人际交往采取亲辅对策

（一）调整心理状态。要使离异家庭学生的人际关系得到改善，就必须改变他们偏常的心理状态，改变他们过于敏感的心理环境，这可以通过心理辅导课，个别心理咨询来达到。如在心理咨询中教会学生进行自控能力的培养。培养他们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情感，养成谦让、合作的习惯。比如对他们进行克服自卑心理、嫉妒心理等专门辅导。当然在调整偏常心理状态时帮助改善家庭气氛。同伴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改变“角色意识”。在与离异家庭学生接触中应尽量淡化其是离异家庭子女的角色意识。尽可能地让自己当成与别人一样的人看待，这可减少其自卑感。另外还可在此基础上进行角色重构，即是根据各自的特点，学校老师可以让其承担一定的社会工作，让其有机会扮演新的社会角色，这对于离异家庭子女改变偏常心理状态，改善人际交往有良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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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教学情景，使教学内容生活化

1.发掘教材中的生活化学习资料：在新教材的编排中，穿插了一些供学生阅读的短文，即“读一读”栏目。我们在教学时，经常组织学生认真学习，并要求学生发表学习心得，上台演讲等。这些材料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有关数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把握数学与生产生活实际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了解我国在数学上的重大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2.发掘实际生活中的学习材料：包括关注校园生活中的数学资源，留心社会生活中的数学资源，了解家庭生活中的数学资源。校园、家庭、社会环境都是学生生活的场所，通过对这些资源的收集利用，使学生感受到数学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我们应该学好数学，用好数学。在教学《锐角和钝角》这一课，我先是出示海南世纪大桥图，引导学生观察、发现世纪大桥上无数条拉索与桥面形成许许多多的角，并抽象出一个直角、一个锐角和一个钝角，再让学生从图中找出相似的角从而复习角的概念，接着引导学生认识、辨别锐角和钝角。在学生掌握锐角和钝角后，又放手让学生寻找生活中的锐角和钝角。及时地把教材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寓数学知识于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之中，加深了学生对锐角和钝角的理解。

二、研究生活中的数学，使数学课堂教学生活化

1.导入的生活化：“良好 的开端是成功 的一 半”。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学习内容和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越贴近 ，学生 自觉接纳知识的程度就越高。我们在导入时注意从生活实例引出数学问题，引起学习需要，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探索之中。例如：在“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新课导人中，我设 计 了以下情景 ：“A、B两镇要在公路旁合建一所中学，经费已有着落，但学校选址上有争议，为了交通方便，决定建在公路旁，A镇人希望建在C处，B镇人希望建在D处，同学们请你们给予调解一下，应建在何处，到两镇距离都是一样的？”同学们听后跃跃欲试，但又拿不出可行的具体方案。教师因势利导地说，我们只要学好线段垂直平分线的知识，就可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样做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学生体会到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2.例题的生活化：使用的教材很难尽善尽美地符合所有学生的知识和生活经验教学时，我们经常结合 自己的教学状况，对教材中一些学生不熟悉的、不感兴趣的内容及其情节和数据做适当的调整、改编，用学生熟悉的、感兴趣的、贴近他们生活实际的数学问题来取代。例如：在教学“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时，我将例题变成一道联系班级实际的应用题：“在我校举行的七年级拔河比赛中，规定每队胜一场得二分，负一场得一分，每场比赛都要分出胜负。如果我班想在全部 22场比赛中得到 4O分，那么我们班的胜负场数应分别是多少？”由于学生亲身体验了拔河 比赛的全过程，学习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很快就投入到讨论问题的氛围中。

3.练习的生活化：“学以致用”明确地说明了我们教学的根本目的，因此数学练习必须架设起“学”与“用”之间的桥梁，把练习生活化。在讲述函数内容时，我编写了以下练习：我校计划购置一批某型号电脑，市场价每台 5800元，现有甲、乙两电脑商家竞标，甲商家报出的优惠条件是购买 1O台以上，从第 l1台开始每台按 7O 计价；乙商家报出的优惠条件是每台均按 85 计价，两家的品牌、质量、售后服务均相同，假如你是该校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你选择哪家？请说明理由。通过此题的练习，让学生了解如何提高经营和消费的决策能力，加深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提高应用数学的能力。

三、探究生活问题，让生活数学化

数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生活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发现能力，养成一种发现问题的意识是十分必要的。在数学教学中，把数学知识与生活、学习、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收集资料、动手操作、合作讨论等活动，让学生在生活中获取知识，在实践中自我发现问题和自我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学生在学习数学的同时，对生活实践产生兴趣，并在实践中增强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数学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获得探索数学的体验，提高利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统计》后，我布置学生在班内进行调查活动，调查的内容学生可以自己定，调查完后要说出在调查的中发现了什么问题。学生的积极性很高，调查的内容也五花八门，有的学生调查班内同学喜欢喝的牛奶、喜欢吃的水果、喜欢喝的饮料、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喜欢看的课外书、喜欢的科目……等等。学生把自己在调查中发现问题的做了说明，并提出了一些数学问题。在学生实际调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合作的精神，还使学生经历了统计的全过程及统计在生活中的作用，加深了对统计知识的理解。

生活中处处都存在着数学知识，把数学知识归朴实践，归朴生活，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并感受到数学就在身边，身边处处有数学。

四、撰写数学日记，记录生活数学

“日记”历来是语文教学中的内容。它帮助学生积累词汇、提高写作能力，它记录着学生的成长足迹。但日记并不是语文学科的专利，在数学学科中可以通过数学日记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数学思维，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的兴趣。我尝试着让学生写数学日记，让学生记录其在生活中所发现的数学问题，并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大大将加强了。比如在教学《对称图形》后，学生已经掌握了对称图形的特征，我及时地指导他们发现生活中的对称图形，并记在日记本上，这时学生提出建议：“老师，今天我们写日记吧，课下我们就能找到很多生活中的对称图形，只坐在教室里想不了这么多。”从学生的话语中不难发现，写数学日记以及成了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方法，获取知识经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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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当前破坏婚姻家庭、侵害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的待遇制的违法行为，新婚姻法的施行及其他法律规定，对防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促进社会安定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各国对家庭暴力的主体有很强的民族性，外国法对家庭暴力的主体的界定符合西方国家民族的观点和文化，而我国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更为科学。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一）立法不完善，法律规定的太笼统，缺乏具体损伤措施，致使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构成家庭暴力的罪名很少；（二）封建传统观念是产生家庭暴力的历史原因，“男尊女卑”，夫权至上，对妇女要求“三从四德”不平等的产生家庭暴力的经济原因，男子大部分在经济上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而女子在经济上往往没有来源，或不如男子，谁挣钱多谁当家的思想致使许多妇女在家中没有地位导致暴力；（三）执法机关对家庭暴力认识不到位。中国有句古话“清官难断家务事”至执法者总以这句话为借口一推了之，对家庭暴力的案件的干预常持消极态度。（四）公民尤其是被害者的法律意识淡泊，法律知识缺乏，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不懂、不敢，不善于适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三、预防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及建议。（一）完善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针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缺陷，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框架。（二）严格执法和司法。执法和司法监督主体要严格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三）证据制度上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在证据制度上，审理过程中应多借鉴发达国家；（四）树立法律观念，增强人们维权意识及女性防暴抗暴能力，增强人们的维权意识是消除家庭暴力现象的重要举措，女性须通过自身努力，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综上所述，增强对法律的认知树立法律观念，从法律，社会心理各层面加强对家庭暴力认识，对受害者给予协助和保护，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关键词：家庭暴力立法缺陷原因法律对策

【正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婚姻制度的演变，日益突出了家庭暴力严重地侵害了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同时，家庭暴力引发家庭矛盾，侵害家庭成员利益，损害了婚姻家庭的基础，加剧了婚姻的动荡危害了社会的安定，由家庭暴力引发的重伤，杀害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随着我国新婚姻法的出台，“禁止家庭暴力”第一次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法律条文中，这意味着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将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涉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因此，深入研究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完善法律对策，开展多机构协作，预防和控制家庭暴力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

“家庭暴力”是古今中外家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丑陋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如何认定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国际性术语，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国内、外学者对家庭暴力的理解不尽一致。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包括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美国学者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当一方亲密伴侣使用身体暴力、胁迫、威胁、恐吓、隔绝孤立以及情感。综上所述，家庭暴力是许多不同行为所体现的一种共同性，行为的共同目的都是施暴者想实现对受害人的控制。通过上述各国学者的观点，我国学者也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家庭对妇女的暴力，既家庭成员之间以武力或胁迫等手段，侵犯妇女人身权利，所实施的侵害行为具有性并足以使妇女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有的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行为，按其危害程度分为重大暴力，家庭暴力首次在我国法律文中出现，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明确指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由此可见，外国法与我国法界定的家庭暴力主体范围不同，我国学者认为暴力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即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与被施暴者之间具有亲属关系为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的成员，如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其中配偶之间的暴力居多，且女性多为受害者，外国法对家庭暴力主体的界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共同生活之实而不以有亲属关系为必要条件，即不仅仅局限依据婚姻、血缘和法律关系的家庭。这样，情人，同居者，前配偶或者前男友共同包括在施暴的范围内。

笔者认为，家庭暴力主体的界定有很强的民族性，外国法对家庭暴力主体的宽泛界定符合西方国家民族的观点和文化，但按照中国人的作理道德和文化传统则难以将同性婚、同居关系纳入法律调整对象，根据我国国情，我国法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更为科学。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导致家庭暴力存在且呈上升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和观念方面的原因，还有婚姻当事人自身的原因等等。笔者认为，除了以上原因外，最不可忽视的是法律方面的原因。

(一)立法不完善

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套用《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中的故意杀人、伤害和虐待等条款，但在执行过程中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是法律规定太笼统，缺乏具体操作措施，导致现实生活中真正能构成上述罪名的家庭暴力极少，绝大多数家庭暴力因达不到《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规定的最低标准而得不到制裁，家庭暴力同虐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现行法律法规对惩治家庭暴力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操作性不强，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家庭暴力侵害者的权利，一般都属于自诉案件，而大多数家庭暴力受害者由于告诉了也得不到处理，还会召来施暴者变本加厉的报复性殴打，因而一忍再忍。由于长期以来在社会观念中家庭暴力仍被认为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执法机关难以介入，致施暴者有恃无恐。

(二)封建传统观念是产生家庭暴力的历史原因。

在中国“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历史，要求妇女“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女性完全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纳，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我国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

(三)家庭经济不平等是产生家庭暴力的经济原因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是“男权”这种观念一直难以消除，加上大部分男子在家里是经济支柱，使得打骂老婆成为许多男子心中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一种男强女弱的暴力形式。女子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往往在“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压力，哪一个更重要”？的苦楚中选择了沉默。另一种是男弱女强的暴力形式。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竞争日益公平，这使得女子可以获得与男子一样的机遇，而某些本身竞争力不够强，造成失业，“权威”和“价值”，甚至以保护自己的不劳而获。

(四)执法机关对家庭暴力认识不到来

由于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对家庭暴力存在观念上的误区，正如纽约司法大学法律与警察学家罗米•斯塔奇所言，在警方的潜意识中，家庭暴力并不违法，“长期以来，家庭暴力往往被淡化为“家务事”。执法者和司法者总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借口一推了之，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干预常持消极态度。公安机关在防治家庭暴力案件担负着重要职责。然而在实践中，有的公安干警对家庭暴力案件不够重视处理态度不积极，接到报警后或不予处理或仅作为家务纠纷对待，劝说几句作罢、不作记录，不出具损伤法医鉴定委托书，更不要说对施暴者实行必要的强制措施以防止暴力行为再次发生，致使受害者无法得到及时的帮助，甚至也失去了取得证据的机会，有些法官也认为家庭暴力就是家务纠纷，对施暴处罚较轻对受害者的伤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家庭暴力案件很少能由检察院提讼，除非打成重伤或出现致人死亡的情况。执法人员往往片面强调维护家庭的和谐，而忽视了对受害者的人身权利保护。即使有处理，最多也只是批准教育，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戒，这样的结果使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怨。

(五)公民尤其是被害者的法律意识淡泊、法律知识缺乏

由于家庭暴力具有循环性、隐蔽性、不易查证性等特点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的作用，很多公民尤其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法律意识淡泊，法律知识缺乏。她们往往不懂得、不敢、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在被逼无奈时，她们往往使用最原始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形式，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被害人变成被告人，依然逃脱不了法律制裁。

三、预防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及建议

家庭暴力的原因错综复杂，且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为了进一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铲除危及社会的隐患需进一步明确相关组织的责任，完善立法，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

(一)完善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

针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缺陷，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框架，在立法具体规范方面，笔者有以下几点粗略的意见：

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关系，应该说虐待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要比家庭暴力更严重，家庭暴力只是虐待诸多表现中的一种，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因此在立法方面，要明确家庭暴力的具体操作规定，明确规定施暴人的法律责任，明确其他部门及相关人员的义务。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由于是认定构成《婚姻法》及《解释》中规定的家庭暴力，在确认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调解无效时，就会成为判决应当准予离婚的理由和依据，而涉及到请求损害赔偿问题，我国现行婚姻法是不允许家庭暴力婚内损害赔偿的，笔者认为，婚姻法的此项规定不但不利于打击家庭暴力，反而会助长家庭暴力的蔓延之势。设立婚内损害赔偿制度是可行的，新婚姻法设立了婚前个人财产，约定财产，法定财产的财产制度，也为家庭暴力婚内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法院可根据受害者的请求判令施暴者以其个人财产或部分的共同财产应得份额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如果家庭暴力是对未成年人的，那么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可作为法定人的身份替成年人向施暴人索赔，赔偿所得作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由其专用。家庭暴力婚内赔偿制度的设立，不仅会起到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的作用，而且通过减少施暴者个人财产份额也能对其起到惩罚、威慑作用。

2、在刑法中确立“家庭暴力”的单独罪名，在法律上对该行为进行界定，立法方面应在调查家庭暴力各种形式的基础上，归纳、分析各种家庭暴力的行为程度，根据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行为制定不同的处罚措施。偶发性的打骂行为，以说服教育为主，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经常打骂，造成受害人在法医鉴定中认定为轻微伤的家庭暴力行为，应采取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实行刑事拘留或罚款，责令施暴者接受辅导，学习对自身行为的认识和控制，认清暴力倾向的危害。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严重家庭暴力行为应依法严惩。

3、家庭暴力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新修正的《婚姻法》已做出规定，对家庭暴力行为造成严重伤害后果的，法律已明文规定应承担法律责任，例如虐待、暴力干涉婚姻自由、伤害、伤害致死等，但更多的是那些遭受轻微伤害的得不到应有的处罚。例如拳打、脚踢等，这样的暴力行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法律没有规定。笔者认为轻微的家庭暴力行为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打人就是对人身权利的侵犯，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只要有人告诉就应给予一定的处罚。如果这种轻微的违法行为总是游离在法律责任的追究以外，制止家庭暴力行为将是很难完成的。

4、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中增加对暴力的取证，诉讼程序等方面的措施，对家庭暴力犯罪确立检察机关的公诉制度，公诉制度将施暴者推上法庭。

5、借鉴国外的经验，设立和加强各种民事求助，在英国，根据各地家庭暴力法出台新的禁止令和限制令的意图，是为妇女提供较及时的救济和保护，将施暴和侵犯他人的男性排除在家庭之外，以及在施暴者违反民事禁令时提供逮捕的制裁。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将保护令写进民事法律力，以提供给受害者较及时的保护，如果受害者受到暴力威胁，随时可以打电话向警察求救，警察限定施暴者一段时间内不许回家，以免其继续虐待受害者，直到警方认为解除暴力威胁为止。且在审判过程中，受害者只是作为证人参加，无需提供任何证据。受害者以此获得充分的救济。

7、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居民村民委员会、妇联、工委等群众组织在家庭暴力事件处理过程中起配合执法机关的作用，应积极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并发挥人民调解作用，对一般的家庭暴力纠纷及时调解，化解矛盾，预防更严重行为的发生，并存档案，以备防作为证据使用。

8、有法律规定义务制止和处理家庭暴力行为而不予以制止和处理，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应当依法追究其责任。

9、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家庭暴力法庭”专门审理家庭暴力案件，面极时惩治施暴者，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制定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显得十分必要。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其主要内容至少应包括：明确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任何个人和组织都负有反家庭暴力的义务，重点明确公、检、法对家庭暴力案件的管辖职责，处理程序和方法，明确规定施暴人的法律责任，明确其他部门及相关人员的义务违反民事保护全的刑事责任。通过立法、解决家庭暴力受害告状难，对施暴人惩治难，司法机关推诿多，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得不到处理的问题，实现人权保障的全面法制化。

(二)严格执法和司法

对正在发生的暴力侵害案件，公安机关在接到控告或举报后第一时间积极介入，特别是做好调查取证，形成笔录，对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应当备案，并对受害妇女的伤痕进行拍照，以备日后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事后应要求受害者到伤情检测中心进行鉴定并对施暴者现场拘留，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家庭暴力行为，应当视情节轻重对施暴者依法给予治安处罚。对触犯《刑法》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当依法审查。若证据确凿，应依法提起公诉，不得以家庭纠纷为由不。光有执法机关的积极参与还不够，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的家庭暴力案件或被害人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因犯罪行为造成物质损害的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一并依法判决；对因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离婚案件，依法判决或者调解离婚的，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依法维护被害人的利益。

司法机关要重视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在反家庭暴力中，行使好监督权。为了保护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除重视立法工作外，要重视和加强对施暴者的打击力度，使受害者切实得到保护。司法机关的执法人员，直接担负着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的神圣职责，从提高认识度入手，突破“这是家庭内部矛盾，应以和解为主”的主导思想和“宁拆千家庙，不破一家婚”的传统观念，借鉴加拿大政府出台的家庭暴力不分轻重必须立案的规定，司法人员要像处理其他刑事案件一样详细勘查现场，讯问当事人询问证人并制作笔录，避免使家庭暴力作为“家务事”躲在不受控制的空间。公、检、法应该联手形成一个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网络。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要，违法必究，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此同时，政府，执法机构、社区和妇女组织应密切配合，相互协作，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弱势群体提供各种帮助，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社会支持系统，以此向社会公开发出强有力的，即家庭暴力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执法和监督主体要严格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否则，无论多么完善的立法也将是一纸空文，对妇女权益保护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三)证据制度上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

在证据制度上，可以借鉴由美国临床法医心理学家雷诺尔•沃柯博士提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在审理过程中，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经验，视情节依法减轻或免除她们的刑事责任。对因家庭暴力引起的防卫案件在适用《刑法》有关正当防卫规定时应当放宽条件，作有利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解释。首先，家庭暴力受害人与施暴者之间力量对比悬殊，受害人在体力上不是施暴人的对手，且受害人长期被殴打，在心理人形成无助感，使其往往无法也无能力在暴力侵害正在进行时与施暴者抗衡。其见，绝大多被告都是因为长期状告无门在严重的暴力面前无力自救而被迫杀人的。让这样的受害妇女承担因执部门的防控不力而导致恶性案件的全部责任，不符合司法公正的原则。因此对长期被虐待而不得不私立救助的杀夫妇女，要充分考虑家庭暴力的性质和特点，对正当防卫做有利“以暴抗暴”受虐妇女的解释，在我国真正实现刑法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四)树立法律观念，增强人们维权意识及女性防暴抗暴的能力

我们处在一个经济、文化及社会各方面均迅猛发展的时代，由于各方面的发展，世界交流的频繁，民族文化冲突多种原因，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家庭暴力的诱发因素十分复杂，但法制观念的淡薄，维权意识的缺乏，是家庭暴力恶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性自我认识能力较弱地位较低，为家庭暴力埋下了隐患。因此，加强普法宣传教育，特别是现代法律观念的系统教育，帮助人们树立现代婚姻家庭法律观念，增强人们的维权意识，是消除家庭暴力现象的一项重要举措。家庭暴力除需求助法律外，女性必须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高综合素质，要做到敢于超越自己，做到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千万不能有“打了就算了，忍一忍就过去的思想”，容忍就是对暴行的姑息和纵容，施暴者得逞后还会进行下一次，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施暴者，在受到家庭暴力时要注意收集证据，以备在追究对方责任时获取有利地位。面对暴力，妇女要勇敢地站起来，破除“家丑不可外传”委曲求全的陈旧观念，一旦与对方和好无望，实在无法维持，要勇敢的作出决定，与其维持一个没有亲情没有爱的家庭空壳，倒不如把自己解放出来，重新组织家庭，在扬生活风帆。当前人们应牢固树立男女平等观念和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合法权益，要坚持男女双方缔结和解除婚姻关系平等，夫妻双方家庭地位平等，父母子女关系平等，塑造家庭弱势群体积极的守法、用法和护法的精神乃至确立他们对法律内在信念，增强他们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信心。

家庭暴力有其深刻的经济、历史、思想根源，受害者范围广、危害程度深、隐蔽性强的特点，消除整个家庭暴力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仅仅依靠一部立法就能彻底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需要整个国家和全社会共同努力，呼吁整个社会重视亲情和道义，让国家、社会和个人结合起来，拒绝家庭暴力。

主要参考书目

1、《重新审视家庭暴力》、《前沿》郝艳梅，2001年

2、关于《美国家庭暴力问题研究》，社会科学及2002年第二期。

3、《家庭暴力从国际到国内的应付》，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

篇7

 

   [关键词]  交通；交通事故；交通安全法；事故责任；赔偿责任；宣传  

1  前  言  

    “撞了白撞”，源自沈阳。1999年8月30日沈阳《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规定》)，同年9月10日实施。《规定》中规定出现以下情况者，行人和非机动车将负全部责任，机动车不负责任：行人、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控制的路口时违反交通信号控制规定而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在设有交通设施隔离或者喷划有分道线的路段上，行人、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内部与机动车发小交通事故的，在禁止行人、非机动车通行的立交桥、高架桥上发生交通事故的等等。随后，一些省市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被老百姓和媒体概括为“行人违章，撞了白撞”。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通安全法》)于2003年11月28日公布，2004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纵观这部法律草案修改和审议的全过程，可以说它是伴随着“撞了白撞”被否决的呼声出台的。在这部法律出台前后，许多媒体以“撞了白撞”被否决为主要内容，争相报道《交通安全法草案》和《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问题。几乎一致认为《交通安全法》否决了“撞了白撞”，体现了对行人等交通弱者的关爱，凸现了“人本原理”。甚至说行人和非机动车多了安全感。笔者认为，这种宣传存在误区，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是不利的。  

2  “撞了白撞”演绎的片面性  

    结合相关讨论和不同观点，分析各种“撞了白撞”的舆论和说法，笔者认为其存在两方面的片面性。  

2．1  混淆了交通事故责任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两个概念  

    因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可分为3种，即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应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交通事故最为严重的责任形式。  

    交通事故的行政责任，是公安机关根据当事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以及违章行为(2004年5月1日以后称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责任者作出的警告、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等行政处罚。  

    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在同一交通事故中，3种法律责任形式可以同时并存。几乎每一桩交通事故，不管事故责任者是否被迫究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都可能引起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依据在2004年5月1日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简称《处理办法》)。《处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和，其性质属于行政法规。《处理办法》将交通事故定义为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将交通事故作为行政违法行为来界定，它以违章和过失为构成要件。与此相适应，《处理办法》规定公安机关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当事人应该承担的交通事故责任作出份额划分，即认定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同等责任，或者不负事故责任。所谓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其实只是对当事人违章行为的具体表现以及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关系大小作出的决定。责任认定书载明的交通事故责任，只说明交通事故的原因和结论，是交通事故责任者是否应当承担交通事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以及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者进行行政处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时衡量损害赔偿幅度的参考依据。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系行政确认，属行政法范畴，而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属民法范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具有直接确认和分配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功能，两者有重大区别。然而现实生活中普通百姓谈交通事故责任，通常最关心的是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并非由公安机关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他们把《规定》中“由行人负全部事故责任”或者“认定非机动车辆骑车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误认为既包括行政、刑事责任，也包括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因而陷入行人违章“撞了白撞”的认识误区。      

2．2  对《规定》理解不全面  

    不难看出，《规定》的主要内涵是对与行人有关的交通事故处理条款的具体化，其目的是为了方便快速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没有取消机动车方无过错赔偿的条文。许多人之所以认定《规定》是“撞了白撞”的条款，根本原因之一是片面认为《规定》取消了无过错赔偿条款。  

    人们大多只注意到《规定》对行人、非机动车的严格要求，忽视了《规定》对驾驶入的要求。《规定》中规定的是，当交通事故完全由行人、非机动车的违章行为引起，而驾驶人没有违章时，才由引起交通事故的行人、非机动车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2004年5月1日前公安机关主要从行政违法方面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认定，其责任构成以当事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和主观上有过错为要件(现行的法律、法规亦如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但是当公安机关认定机动车方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时，并不等于其不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即不管机动车方是否负有交通事故责任，受损害的行人、非机动车方仍可获得机动车方的无过错赔偿。  

    根据《处理办法》的精神，2004年5月1日前，在交通事故处理中，对汽车方的责任归责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辅之无过错责任原则。中国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先生撰写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将交通事故划分为两种情形，确立不同的归责原则。即机动车相互碰撞或损害的情形，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双方过错大小分担损失；机动车伤害行人与非机动车的情形，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笔者主要讨论的是后一种情形。  

    对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理依据有三：  

    (1)危险控制理论，即“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的原则。  

    惟有汽车公司、汽车所有人和驾驶人能够控制危险，尽可能避免危险，使其承担赔偿责任，能够促使其谨慎驾驶，尽可能减少损害。  

    (2)危险分担理论。  

    汽车事故是伴随现代文明而带来的意外风险，应由享受现代文明的全体社会成员分担其所造成的损害。汽车公司、汽车所有人因承担责任所付出的赔偿金，通过提高运费和投保责任保险，最终转嫁给了整个社会，实际是由全体消费者分担了风险。从表面上看，实行无过错责任，似乎对汽车保有者很苛刻，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消费者分担了责任，是最公平合理，最符合社会正义的。  

    (3)报偿责任理论，即“谁享受利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  

    汽车公司和汽车所有人享受汽车带来的利益，当然要对所获利益付出代价，承担因汽车运行所带来的风险。  

    对危险作业造成损害，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加大危险作业者的注意义务，防止损害的发生。就道路交通事故而言，危险方主要来源于机动车一方。根据“危险控制理论”，谁最能够控制和减少危险，谁就应当承担未能回避危险结果发生

的责任。因此，在法律制度设计上赋予机动车驾驶人高度注意义务，以促使其谨慎驾驶，尽可能避免损害发生。同时也有利于平衡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对弱者的保护，体现现代民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适用无过错原则的前提下，考虑“过错相抵”与无过错原则相权衡和调和。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款是关于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这样，在加害人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可酌情减轻加害人的责任。  

    由分析可知，沈阳等市出台和实施《规定》有一定社会背景，并没有违反过错责任原则，也没有突破当时的法律法规，不是形容的那样“撞了白撞”，某些媒体所作的宣传带有片面性。  

3  媒体宣传的误区  

    “撞了白撞”是否被否决(暂且借用该说法)，只要认真研究《交通安全法》就知道并非完全如此。《交通安全法》在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这一规定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规定了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基本原则，即一般情况下由机动车方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处理高度危险作业发生事故所采用的原则，在处理交通事故中应遵循这一原则。  

    二是对前述损害赔偿基本原则进行了补充，即机动车方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减轻损害赔偿责任；行人、非机动车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获得全部赔偿，如果被举证是由于自身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而机动车驾驶人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属实时，也可能只获得部分赔偿。  

    这说明《交通安全法》只是进一步明确了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事故后可以获得机动车方的赔偿以及机动车驾驶入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避让横路行人的规定，没有否定在交通事故中行人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由此可见，“撞了白撞”被否决的说法不确切。  

    可以肯定地说，《交通安全法》较之以往的交通法律法规在保护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安全等方面无疑进了一大步。但是如果媒体，尤其是学术界，过多地使用“撞了白撞”被否决这些说法，会使人们片面理解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削弱交通安全意识。尤其是有关《交通安全法》否决了“撞了白撞”，行人多了安全感这类宣传是非常有害的，会在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头脑中形成误区，使他们以“弱者”自居，增加与机动车斗胜的“胆量”，给交通安全和畅通造成危害，给道路交通管理增加难度。  

    应当清楚认识的是：交通事故中的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获得损害赔偿只是在事故发生后的一种有限补救，并不会因此获得交通安全保障。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尽管《交通安全法》有关事故损害赔偿的规定对提高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注意力有一定积极作用。  

4  “弱者”向“强者”的转化  

    “撞了白撞”被否决这类宣传阐述的观点之一是：行人、非机动车驾驶入在交通活动中是“弱者”，在制度设计上应实现对弱者的保护。有人认为，无过失责任的基本思想，不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而是对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是基于分配正义的理念。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不同，它具有调整和平衡当事人利益关系的功能。  

    民法在调整和平衡当事人利益关系方面，主要体现为对弱者权益保护的倾斜，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将行人视为弱者，不仅因为他们大多数是为生活奔波的普通百姓，而且因为他们与机动车相比，反应速度慢，避让能力差。更为重要的理由是，行人与交通工具之间发生冲突，是侵犯他们通行权与侵犯他人生命权相矛盾，行人违章穿行马路，侵犯了交通工具的通行权；交通工具撞伤或撞死了违章的行人，侵犯了人的生命权。人是“肉包骨”的，交通工具是“铁包肉”的，行人在交通事故中以其血肉之身躯与钢铁之车体相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行人都是弱者，往往因此造成终身残废，甚至付出生命代价。这类观点大多是从社会道德角度阐述的，把法律法规保护的弱者范围扩大化，缺乏自然科学方面的分析，其宜传害大于弊。  

    “保护弱者”是《交通安全法》立法过程中倡导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人本原理”在法律上的体现。通过对弱者的保护，进而提高全民的交通文明意识。但是必须明确，法律、法规对弱者的保护对象是特定的，强调的是保护绝对弱者的利益，并不是强调保护相对弱者的利益。例如，对一些认知能力、行为能力明显低于一般社会群体的人来说，因其在道路交通活动中处于弱者地位，所以其交通权利应当受到法律法规的特殊保护和尊重。但是机动车与自行车驾驶人和行人，在道路交通活动中通常都是相对的强者与弱者，都应当依法保护自己的道路交通权利，履行其道路交通义务，没有绝对的、特殊的权利。  

    从统计规律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受到人身损害的大多是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所以在许多情况下，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相对于机动车都是交通活动中的弱者。然而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如此。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同样，在一定条件下，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完全可以转化为交通活动中的“强者”。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当机动车在道路上正常行驶时，行人、非机动车突然在其制动非安全区内出现的时候，这种转化就会出现。因为根据机动车运动力学原理和交通心理学原理分析可知，若行人、非机动车在机动车前方的制动非安全区内出现，其事故几乎无法避免。假如在这种情形下机动车驾驶人强行驾车避让，后果不堪设想。这时不管是“血肉之躯”的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还是“钢筋铁骨”的机动车，都可能会在巨大能量的作用下毁于一旦。在这种条件下血肉之躯的“弱者”借助机动车行驶时的能量转化成了“强者”，可能将机动车弄得人仰马翻，也可能与之同归于尽。试想，如果机动车上乘坐的是几十个乘客，突然出现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还能称为“弱者”吗。由此可见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是相对弱者，只有在履行法律义务后才能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因此，《交通安全法》在对机动车驾驶人驾车时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对行人、非机动车安全通行的要求也没有降低(参见《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这就是说行人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而机动车驾驶人又可以证明自己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的，行人肯定要承担交通事故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目前老百姓对交通法律、法规有模糊认识，由此也可以看出有的媒体和法学界在宣传上有误区。  

    宣传的误区主要在于对老百姓以及某些法学界人士的言论未加仔细判别，片面强调从社会道德的角度保护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等“弱者”，忽视了对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的澄清，从而混淆了交通事故行政责任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概念，演绎出“撞了白撞”这类不确切的形容法律、法规的名词；特别是在宣传中没有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分析交通“强者”和“弱者”的相对性，把法律、法规保护的弱者范围扩大化，不利于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约束自身交通行为，不利于倡导文明参与交通，更不利于交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