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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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再保险 代位求偿权 法律思考

再保险也称为“分保”或“第二次保险”，指“保险人在原保险合同的基础上，通过订立合同，将其所承保的部分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我国《保险法》第29条规定：“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分保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的，为再保险。”所谓再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以其承担的保险责任的一部分或者全部作为保险标的，向其他保险人转保而订立的保险合同。而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保险法上一项重要的制度，其派生于保险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人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而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的权利。

关于再保险人是否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及其如何行使的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学界也争议颇多。本文拟从再保险合同的定位、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性质及再保险的功能出发，探讨再保险人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理论依据，并进而探讨再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具体问题，以期对此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再保险人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

1.从再保险的定位来看，再保险合同属于新类型的财产保险合同

再保险合同是否属于保险合同及属于何种类型的保险合同，是关系到再保险人是否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关键问题。

关于再保险合同是否属于保险合同，即再保险合同的性质问题，保险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学说。一种学说认为，再保险合同为合伙合同或者民法上其他有名合同；另一种学说观点认为再保险合同就是保险合同。笔者认为，再保险合同属于何种类型的保险合同，应从再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保险利益、保险实务等方面全面考察才能得出结论。

(1)从再保险合同的标的看。再保险合同的标的是“原保险人向原被保险人所承保的责任”。 这表明再保险是原保险人对原被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责任，为契约上的给付义务，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并非新型合同说所认为的独立于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外的新型保险合同。同时表明再保险合同是一种消极的利益，具有单一性。这与原保险合同等同说认为保险标的可以为财产或者其他有关利益或者被保险人的身体和生命，具有多样性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形式上看，虽然责任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最终体现为以一种给付为内容的行为，但不能混为一谈。责任保险合同的标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担的赔偿责任”，属于约定或者法定的责任。再保险合同的标的则为契约上的给付，属因合同而产生的债务。责任和债务在法律上有着本质不同，这也决定了再保险合同的标的不同于责任保险合同的标的。

(2)从再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看。根据保险法学的相关理论，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一般可以分为四类，即“①财产上之现有利益;②期待利益;③责任利益;④有效契约之利益”。再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性质上属于“有效契约之利益”，虽然和原保险合同在保险范围上存在同一性，但和原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存在明显的区别，因此原保险合同说不能成立。再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是基于有效的保险合同而创设的给付义务，它源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其保险责任的内容及其相关的限制都以合同为准，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而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属于“责任利益”，属于法律上的责任，以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其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为前提，将此“责任”保险标的，向保险人投保，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因此，再保险合同与责任保险合同在保险利益上存在本质区别。

(3)从再保险实务看。财产损失保险合同为填补损失的保险合同，只有因保险事故而受到损害的被保险人，才得以请求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而再保险实务中，再保险人的给付义务，不以原保险人对原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实际履行保险给付或者赔偿义务为要件，即使原保险人尚未对原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履行保险给付，再保险人亦应向原保险人履行再保险给付义务。因此财产（损失）保险合同说与再保险实务相矛盾。

综上分析，笔者的结论是：再保险合同属于财产保险合同的一种，且应属于新类型的财产保险合同。具体理由为：首先，如前所述，再保险合同在保险标的、保险利益和保险实务方面均具有自己独特之处，既不是独立于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之外的新型保险合同，也和原保险合同有着本质的区别，既不属于财产损失保险合同，也不应归结于责任保险合同。其次，我国保险法虽未将再保险直接规定在财产保险中，但根据我国《保险法》第92条的规定：“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从此规定可看出并未将其他可能出现的保险类型排除在外。因为当今的社会，财产种类繁多，意外事件也很多，保险的类型和种类，无法一一规定，因此除了列举的三类财产保险合同业务外，其他类型的财产保险合同包括再保险合同理应得以适用。再次，比较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3条规定，“财产保险，包括火灾保险、海上保险、陆空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及其主管机关核准之其他保险”，这条规定也说明了财产保险的类型除火灾保险、海上保险、陆空保险等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外，还概括性地包括了经过“主管机关核准之其他保险”，这条规定值得我国保险立法借鉴。因此，再保险合同应属于新类型的财产保险合同，其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有理论前提和基础：即再保险人于理赔后理所当然可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

2.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性质分析，再保险代位求偿权属于再保险人的法定权利

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性质，大致有三种学说，即债权法定移转说、赔偿请求权附属说和广义形成权说。债权法定移转说为多数学者所支持，且有德国、日本、韩国、澳门地区等立法作为依据，并为实务所采。 该学说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对于第三人债权“法定受让”无须被保险人的让与的意思表示，也无须债务人的同意。 这意味着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因法律规定而转移给保险人的对于第三人的债权。具体到再保险代位求偿权，当发生原保险人的赔偿或者给付时，再保险人对原保险人承担给付责任后，当保险事故是因原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加害人)所造成的，一方面为避免原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应负责之人，不因原保险人进行了再保险就免除其损害赔偿之责，亦即要求对危险事故发生应负责的人，负担终局的责任;另一方面不让原保险人因再保险理赔和对侵权行为人等赔偿，而获得双重赔偿，产生不当得利的问题。再保险人在理赔后依法就应取得对原保险合同第三人(加害人)的代位求偿权。这种权利的取得既不需要得到再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原保险人）的同意，也不需要得到原保险合同的第三人的同意。

我国《保险法》第45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这也说明我国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了保险代位求偿权属于保险人享有的法定权利，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基于法律规定而当然取得。它意味着不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是否约定保险代位求偿权，也不论被保险人和第三人在交易中是否有约定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均可以行使其代位权。 但这条规定关于“保险人”是否包括“再保险人”及“赔偿金范围”是否包括“再保险金”，语义不详。笔者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作为保险法的一项重要制度，“除少数学者完全否定财产保险代位求偿权的价值、主张废除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以外，学说上关于财产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没有分歧。” 再保险合同作为财产保险合同的一种类型，对其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理所当然。虽然我国保险法第45条第1款对保险人未有“再保险人”及其“再保险金额”的字眼，即对于再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未明确规定，但保险代位求偿权属于保险人的法定权利，在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未约定排除再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的情况下，应对“保险人”扩大解释包括“再保险人”，“赔偿金范围”也应包括“再保险金”。

3.从再保险的功能考察，再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既保障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也为原保险人及其原被保险人增加一份保障

从再保险的实务来看，再保险的功能在于:

(1)分散原保险人过重的承保风险。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后，为了不使其危险过于集中而影响保险人的经营，“乃将其所承保危险责任之全部或一部，转嫁于他保险人而订立再保险契约。因此若无此再保险制度之存在，势必发生巨额之标的物，无人敢承保。纵令有人承保，其保险人随时有破产之虞，由此可见，再保险制度可巩固保险业之经济基础。我国《保险法》第100条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对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10％;超过部分，应当办理再保险。”总之，再保险具有使保险人相互转嫁危险、防止危险集中的功能。

(2)扩大保险人的承保能力。保险人承保风险的能力受到其资金能力的限制，保险人承保任何一项业务都要考虑其偿付能力。保险人不能超出其偿付能力承保风险。而再保险的运用，为每一个保险人扩大承保能力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再保险通过分散保险人所承保的危险，使得受偿付能力限制的原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有所减轻，可以借此承保更多的业务，其承保能力事实上提高；与此相互对应，偿付能力更高的再保险人，通过再保险从原保险人处获得更多的业务，使其承保能力进一步加强。

(3)确保保险业稳健经营。再保险的运用，不仅不会减少保险业务的运作数量，而且必然增加保险业务的运作数量，并可以使保险人承担的危险平均化，从而增加保险业整体运营的安全性。特别是对于原保险人丧失偿付能力的情况下，再保险可以对原保险的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提供一定的保障。

二、再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再保险代位求偿权

再保险人在行使代位求偿权时，究竟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以原保险人的名义行使抑或是其他？是再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首要问题。我国《保险法》对此缺乏明确的规定，在解释上必然存在多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应以原保险人的名义行使。这种理解将再保险人和原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一体对待，认为两者并无本质区别，保险代位求偿权并没有赋予再保险人新的独立的权利，只是允许其享有对原保险合同第三者权利的利益。因此，在行使再保险代位求偿权时应以原保险人的名义行使。并且在实践中，再保险人人数众多且可能分布在不同区域，对各再保险人而言，分别去行使代位权既不经济，也不利于保险费率的降低；对于第三人而言，会因为数个保险人行使代位权而疲于奔命。为了各个保险人的方便，并免于第三人应诉之累，代位权应以原保险人名义为之。然后将求偿所得，由再保险人和原保险人分摊更为省事。另一种理解认为，应以再保险人的名义行使。这种理解认为，既然再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其行使不以保险人转移该请求权为条件，只要具备了行使的要件，再保险人就应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再保险代位求偿权，在诉讼上具备当事人的资格。从原保险人的角度看，其从再保险人处获得赔偿后，就已经将相关债权份额的求偿权转移，无法再以自己的名义对第三人提出请求。还有一种理解认为，应以所谓“真正利益人”的名义行使。这种观点为美国司法界所采用，其判定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名义不拘一格，往往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定。 具体到再保险，再保险代位求偿权或者以原保险人的名义行使，或者以再保险人的名义行使，或者以两者共同的名义行使。

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对此未做出具体的规定，实践中势必会造成困扰。综合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因素，笔者同意第二种理解，具体理由为:

首先，从理论上看，我国采取当然代位主义，保险代位求偿权系经“法定受让”而取得的权利。一方面，虽然再保险权利来源于原保险人从原被保险人转让而来的对第三人的请求权，但这种权利终归是独立于原保险人之外的权利，再保险人行使该权利时无须原保险人的同意、转让或者协助，再保险人当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另一方面，债权移转后，再保险人取得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原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已经丧失，要求再保险人以原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无异于以非权利人名义行使权利，则在法理和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

其次，从保险实践看，由再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代位求偿权，并不会带来诉讼的不经济。因为，众多再保险人完全可以通过共同诉讼制度来解决。况且，众多不同地区的再保险人，在取得代位求偿权后，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通过委托原保险人一并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方式来实现其权利，同样不会产生诉讼不经济的问题。相反，硬性要求再保险人以原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则再保险人将减损其独立的请求权地位和诉讼主体资格，不仅增加了再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度，而且也增加了原保险人的负担。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国际惯例，共命运条款（Followthefortunes）属于再保险合同通用的基本条款。根据该条款，再保险人代位权皆由原保险人行使，原保险人有义务将再保险人分摊的金额摊回再保险人。固然，再保险人在接受分保业务后，其命运就和原保险人紧密相连，虽然双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约定这种共命运条款，但即便不约定，根据惯例也有可能适用该条款。并且，实际“分摊”的结果和再保险人自行行使代位求偿权并无二致。但再保险合同毕竟是独立的保险合同，有其独立性，不能因此排除再保险人通过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独立享有的代位求偿权。

三、完善我国再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思考

我国《保险法》对再保险的定义、再保险分出人的告知义务、赔偿请求权的独立性、赔偿义务的独立性等做出了规定，但对再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性质及其行使等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再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

首先，明确规定再保险合同的性质及其类型为新型的财产保险合同，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再保险人做出保险赔付后，有权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其次，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再保险人可以和原保险人明确做出约定，由其独立行使或者由原保险人代为行使代位求偿权。若无明确约定，法律应规定再保险人独立享有代位求偿权。

参考文献:

[1]覃有土:《保险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2版，第412页

[2]覃有土:《保险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2版，第415页

[3]覃怡樊启荣:“再保险合同定位的若干问题探讨”，《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4]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修订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65页

[5]郑云端:《再保险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24页

[6]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修订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63页

[7]省略/new2004/shtml/2006704-122440.htm，保险代位求偿权规范价值、适用范围与效力研究，刘凯湘 汪华亮

[8]蔡奕:“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article.省略/article-display?articleID,北大法律信息网

[9]John F.Dobby,Insurance law,West Publishing Co.,1981,P.227

[10]刘凯湘汪华亮:省略/new2004/shtml/2006704-122440.htm，保险代位求偿权规范价值、适用范围与效力研究

[11]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修订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64页

篇2

日本巨灾保险制度之确立

频发的巨灾促进了巨灾保险制度的飞跃发展。被称为“昭和三大台风”的1934年室户台风、1945年枕崎台风、1959年伊势风，给日本带来了惨重损失。受此影响，日本商业保险公司的财产保险不断调整危险责任范围，将之前并不承保的风灾、雹灾、雪灾、水灾等自然灾害风险逐步纳入。1947年，日本部分保险公司开始经营水灾保险。1956年，《暴风水灾危险承保特别约定》正式施行。1964年6月16日的新泻7.4级地震，成为日本地震保险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以此次地震为契机，日本加紧开展地震保险的可操作性研究及立法工作，于1965年提出《对建立地震保险法律制度的正式答复》，确立了地震保险“国家承担超额损害再保险、限制保险金给付额、强制附加于火灾保险”这三大核心内容。以此为基础，日本于1966年6月1日颁布《地震保险法》)和《地震再保险特别会计法》，保险公司开始经营地震保险业务［5］，官民一体的地震保险制度在日本初步建立。此后，日本多次修改地震保险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地震保险体系。尤以1978年宫城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后的优化革新为典型。农业巨灾保险方面。1947年，日本将《家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合并，并于当年12月颁布《农业灾害补偿法》，1952年制定《农业共济基金法》，进一步完善了农业灾害补偿机制，基本建立起由各级农业共济组合来具体实施，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农业巨灾保险体系。政府每年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并提供再保险支持。几十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对相关法规进行修订和调整，确保了日本农业保险的持续稳定发展。仅《农业灾害补偿法》就已修订过23次，最新版本为2009年所定［5］。

日本巨灾保险之启示

日本巨灾保险制度无疑具有其成功之处，对于正在健全巨灾风险管理机制的我国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1理论研究是先导

理论研究先于实践。没有成熟的理论基础，巨灾保险就不可能具有可操作性。德国人PaulMayet数年的努力虽然归于失败，但其将巨灾保险的理念带入了日本，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5］。此后，学者们对巨灾保险的合理性及可操作性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借着数次大地震、台风等巨型灾害的契机，日本政府和学术界特别针对巨灾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并于1934年开始了地震保险的立法尝试。我国巨灾保险方面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前20年研究成果并不多，直到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及汶川8.0级地震后方进入井喷期，巨灾保险、地震保险研究成为一时之热。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巨灾保险”为主题，进行精确匹配检索，文献数为1435篇，基金论文数109篇，可谓成果不少。但从整体来看，重复性研究较多，研究点散乱，可操作性不强。对此，我国应强化巨灾保险的专项研究，加强研究队伍与保险公司等实践部门的联系合作，把研究工作落实到数据收集分析、模型建构等细节上去，为随后的巨灾保险立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2立法活动是基础

日本之巨灾保险制度，主要是通过立法予以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其所颁布实施的《农业灾害补偿法》、《地震保险法》等法律，将巨灾保险的基本框架、运作模式、保障范围、风险控制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从而为巨灾保险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巨灾风险管理立法起步较晚，但由于巨灾频发，自1998《防洪法》颁布始，至今已有20余部自然灾害防治、应急相关的法规，虽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且忽视市场力量，基本上没涉及巨灾保险，对我国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而对于巨灾保险立法模式，学界也各有选择［6］。目前，各国的巨灾保险立法主要有分别立法与合并立法两种类型。日本采用的是分别立法模式。本文认为，由于我国理论探索与立法实践都起步较晚，要在短时间内制定出较为成熟的、专门的巨灾保险法不太现实;且由于巨灾保险实践较为欠缺，故可先补充立法［4］，如通过修订《保险法》、《防洪法》和《防震减灾法》等方式在相关法律中补充巨灾保险内容，将一部分巨灾风险较大的地区，如地震频发、台风影响大、洪涝灾害严重的省份作为试点，逐步建立和规范巨灾保险制度。在理论和实践逐渐成熟的基础上，再进行分别立法。最终以合并立法的方式形成统一立法。也就是说，我国相关立法可分三步走:补充立法———分别立法———综合立法。

3家庭财产是主体

从各国巨灾保险立法来看，大多将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加以区别。由于企业财产赔付额度往往较大，通常意义上的巨灾保险都将住宅及家庭财产作为其保障的重点。在日本，企业财产的巨灾保险是商业性保险，承保主体为民间保险公司，承担有限赔偿责任，政府仅仅只起监管作用［7］;而《地震保险法》针对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而制定，家庭财产地震保险是日本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巨灾保险，承保住宅及家庭财产因地震、火山喷发及由此引发的海啸而造成的火灾、损坏、掩埋和流失，主要还是限于地震、火山喷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由官民共同经营，政策性和公益性很强，保险公司不能从中盈利，政府承担兜底责任，且不能单独投保，原则上自动附加于家庭财产险。由于家庭财产和住宅对于居民灾后生活保障的关键性，我国宜采用日本之法例，企业巨灾保险完全商业化运作，仅将家庭财产纳入政府财政支持的巨灾保险范围。这既是人本主义的体现，也是由我国现实国情所决定［8］。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用于巨灾保险的财政支持毕竟有限，因此，有必要将这一部分资金集中使用到受灾民众最为急需的家庭财产损失的赔偿上。

4分散风险是核心

分散风险是巨灾风险管理的核心，也是各国巨灾保险制度的重要内容。日本在地震保险中设置了一定比例的免赔率和免赔额，由投保者承担一定损失;采用超额再保险模式，由承保的商业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及政府分层次承担地震风险;发行地震保险证券，将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设立责任准备金等，以有效地分散巨灾风险［5］。在我国，保险市场缺乏风险分散途径，再保险市场还不成熟。巨灾风险管理仅仅依靠以工程预防为主导的灾前管理和“政府财政救济为主、民间捐助为辅”的灾后救济模式，市场参与少，巨灾保险缺位，再保险制度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设计中，要充分考量本国国情，最终建立一个政府、社会、资本市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的巨灾风险分散体系。要加紧发展、推广巨灾保险，重点发展再保险市场，积极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同时，也要尝试建立巨灾风险基金，推行巨灾保险证券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资本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巨灾风险。

5政府支持是关键

在日本，政府对农业保险实行必要的财政补贴，并提供再保险支持;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地震保险业务，并参与到地震保险的再保险体系之中，与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共同分担家庭财产的地震风险，并由政府承担地震保险最终赔付责任。2006年，我国在《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起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这也阐明了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构建过程中，政府财政支持的关键性［9］。除了需要政府对先期理论研究进行倡导和支持\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范确定巨灾保险制度及其运作\对巨灾保险的运行进行技术指导和业务监管\引导民众接受并积极参与巨灾保险外，巨灾保险市场还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对再保险市场的参与。毕竟，巨灾保险始终具有政策性和公益性，单靠商业保险公司也无力承担巨额赔偿责任。只有政府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如限额提取巨灾保险基金，参与再保险，通过税收等手段刺激市场热情等，巨灾保险才具有可操作性。

6商业运作是方向

篇3

一．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二．加入WTO对中国保险业带来的可能影响

1．加入WTO，中国保险业的机遇

2．加入WTO，中国保险业的挑战

3．保险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可能性

4．中国保险业开放面的问题

三．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对策

1．加快培育和完善国内保险市场体系

2．优化内部环境，提高自身竞争力

3．优化外部环境，实现公平竞争

4．建立健全保险修企业的有关法律法规体系

5．保险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结合

一、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业务持继发展，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2．市场主体不断增加，竞争的市场格局初步形式；

3．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保险市场的微观运行机制与宏观管理体制逐步建立；

4．保险法律规体系初步形成，为保险市场规范运作奠定了基础；

5．保险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剧；

6．保险的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较好地发挥了经济补偿作用。

二、加入WTO对中国保险业带来的可能影响

1、机遇。

首先，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会增加保险资金供应量，进而提高了金融保险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高级化。其次，外贸保险公司的进入势必给中国保险业带来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民族保险业走上重新构造、重新完善的道路，在市场结构、组织要素、中介系统、经营管理等方面不断发展、改进，促使和引导中国保险业向高水平运行目标迈进，实现中国保险产业升级；同时，外资公司先进的经营理念、专业技术、管理经验、优质产品及售后服务对中国同行会产生良好的示范和启迪作用。再次，开放可使大量保险从业人员获得培训和锻炼的机会，从而提高中国民族保险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各类保险人员之间的竞争和宣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向广大国民灌输保险知识和理念，从而提高培育国民的保险意识，并达到促进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目的。最后，为中国保险商走出国门，到国际市场信息上一展身手，创造了方便的条件。

2、挑战。

首先，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加强了保险市场竞争程度，导致保险企业保费利润率的迅速下滑。其次，造成一部分保费外流。从已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一些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看，近年来保费收入稳步增长，但1997年前基本未保利信仰偏有账面利润，究其原因，主要是自留保费比较少，部分保费通过再保险渠道流出境外。支出成本高，因而承保利偏低。尽管1995年实施的《保险法》第102条规定了“保险公司需要办理再保险分出业务的，应当优先向中国境地内的保险公司办理”，但实际操作时，难度比较大。目前保险监管部门要求外资保险公司自留保费不低于30%，加上法定分保20%部分，仍有50%的保费可以由外资历保险公司安排再保险。再次，与国内保险公司争夺一定的市场份额。外资保险公司客观上有着资金实力雄厚，管理先进，技术服务水平较高的优势，目前尽管在业务经营范围上还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发展势头还是比较好的。从全国的市场结构看，外资保险公司所占比重年还不到百分之一，但在开放区域内的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已接近10%，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此外，外资保险公司由于在待遇方面有着比国内保险公司优厚的条件，会造成国内保险企业一部分优秀人才流失。

3．保险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可能性。

（1）中国保险市场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存在进一步开放的空间。中国保险业整体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从保险密度（人均保费支出）和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两个指标来衡量，都可以看出中国民族保险业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据统计，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保险深度为4%，人均保费一般超过200美元，发达国家如美国为9%，而中国目前的保险深度仅为1.486%，人均保费为1.08美元，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保险业落后的现状，另一方面说明该产业在中国仍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2）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已经具有了雄厚的竞争和经营手段上开始逐步同国际市场接轨。首先，从保险公司的实力来看，中保集团、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都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型保险集团公司。据统计，1997年全国的保费收入中，中保集团占69.2%的份额，平安保险公司占到15.8%，太平洋占11.9%，这三家公司在保险业也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以中保集团为例，在1996年完成产、寿分业经营的必改组以后，其注册资本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在全国共设有6000个分支机构，1997年、寿险保费收入为769亿元。根据标准普尔公司按保费净收入排列的世界最大保险公司年度统计表中，中保集团列第十七位。这说明中国的保险公司已经具有了与外资相抗衡的实力。其次，中国保险业的基本做法逐步按照国际惯例来运行。

3、中国保险业开放面临的问题。

(1)保险市场结构失衡。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不够均衡，存在着社会保险后于商业保险，寿险业务滞后于产险业务，再保险滞后于直接保险，国际业务滞后于国内业务的不均衡发展状况。首先，从中国保险业的总体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寿险市场的发展要低于中国保险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例如：1994年中国保费收入为630亿元，其中寿险收入占31.5%。又据瑞士再保险公司《Sigma》杂志1996年第4期公布的1994年世界统计资料研究报告表明明，在69个费收入大于1亿美元的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寿险保费（即寿险密度）320美元，中国的寿险密度仅为2美元，在69个国家中位居第66位。这69个国家的平均寿险深度为2.07%，中国仅为0.2%，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中国保险业的整体水平，甚至还远远落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而外资保险公司要求打开中国市场，首先瞄准了中国的寿险市场，在向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申报材料中大多要求经营寿险业务。因此，随着中国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外资寿险公司进入中国寿险市场后，必将会对中国民族保险业带来极大的冲击。其次，再保险市场发育不完全。再保险是保险企业分散、控制风险责任，增加承保力量，扩大经营能力的重要手段。一个完善的保险市场离不开再保险，再保险成本和市场容量也制约着保险市场的发展。但是，中国保险业仍未建立起真正完善的市场化的再保险体系。因此，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发展从总量和结构上并不容人乐观。(2)保险费率不够合理。首先，保费的总体水平偏高。其次，保费的厘定和调节机制有着根本的缺陷。目前，中国保险业保费的调整不依市场供求而变化，保费只能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人保公司所规定的统一费率来进行有限的变动，而且，保险费率也不论地区差别，实行全国统一费率。因此，这种费率的形成和调节机制不仅没有起到调节市场、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杠杆作用，而且还促使企业采取给予不合理的佣金、回扣等形式进行不良的市场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的良性发展。

（3）保险基金的运用范围和方式受到种种限制。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只允许保险基金投资于国债、银行储蓄、金融债券和有限制入市。这种资金投向虽然在一定程序上保证了基金的安全，但是这些投资收益率低，很难保证保险基金的增值，而且还导致其在高速增长的通货膨胀中被动地贬值。而英美保险基金主要投资于公司股票、债券、抵押、放款、政府公债、房地产投资等项目，这就保证了基金在高收益投资中得以不断增值。这种不平等的经营条件导致原本就处于优势地位的外资保险公司更加自由，它们可以用吸引广大客户。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将会使民族保险业在本国保险市场的竞争中进一步处于劣势。

（4）总准备金的提留不够科学。中国总准备金是从企业税后利润中提取，这就使总准备金积累的起点低、速度慢，如果某些年份公司出现了亏损，那么这些年份的提存数就会出现负数。因此，中国现行总准备金的提取方法加大了中国保险业的经营风险。

（5）保险税率结构严重失衡。保险税率结构可以分为保险主体税率结构和险种税率结构。保险税率结构可以分为保险之一：从叫体上看，中国保险业的税赋水平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同类行业。在世界各国，一般都有将保险业同其他行业区别对待，采取较为宽松的税收政策扶持其发展，如美国企业的所得税率为24％，加拿大税率为15％～30％，并且根据规模不同实行累进税率。但中国的保险业，如人保所得税率高达55％。表现之二：内资保险企业税赋不统一。目前人保缴纳55％的所得税，而太平洋保险公司是33％；在深圳成立的平安保险公司则享受特区的税收优惠仅为15％。这种不公平的税赋致使各个企业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造成竞争条件的不公平。表现之三“内外资企业税赋不统一。目前外资保险公司在华享受15％的优惠税率，而内资企业要缴纳55％或是33％的所得税（当然少数处于特区的公司享受15％的所得税），这就造成了内资保险公司与外资保险公司税后留利的巨大差异。险种税率结构是指分险种设置不同的税率，这也是国际保险业的通行做法，这反映了风险不同，风险转嫁成本也不同的客观要求。根据瑞士再保险公司《Sigma》杂志1994年第1期的统计，对于火险，荷兰的税率为7％，意大利为17％，最高的法国为30％，而涉外险只有5个国家超过10％。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不但保险的整体税率高于其他国家，而且没有分险种设置税率，这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由此看来，保险税率结构不合理将严重削弱中国民族保险业在放环境中的竞争能力。

（6）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乏力。由于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历史不长，在某种程度上存着管理水平落后，管理人员缺乏的状况，从而导致重审批、轻管理的现象时有出现。因为监管乏力，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保险市场上违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发生。三、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对策

1、加快培育和完善国内保险市场体系。

①重视保险机构的建设。一是要优先发展中资保险机构，严格对外资保险机构的审批，这是保护民族保险业的需要；二是要优先发展人寿保险机构。

②建立并规范保险中介人体系。就目前来说，中国保险中介人市场将以保险人为主，保险经纪人为

辅。在人组织形式上，主要发展专职人、兼职人作为补充。在寿险业务中，尤其是个人寿险业务是要以人为主要的展业形式。此外，在保险中还将发展一些专门从事保险公估、检验、精算等业务的中介机构，并把保险中介人体系的建设与管理纳入法制轨道，严格执行资格认证制度，持证上岗。③建立和完善再保险市场以消除发展直接保险业务的风险转移障碍。结合中国国情，借鉴香港与日本、德国的经验，中国在制定保险产业政策时，应采取优先开放再保险市场，合理保护直接保险市场的做法。这样既符合加入世介贸易组织的开放要求，也有助于保护与促进中国保险业。可考虑尽快建立国家再保险公司，承担法定分保业务；组建由各家中资保险公司共同参股的分保集团；有计划、有选择性地成立其他股份制保险公司；有条件地引进外资再保险公司和再保险经纪人公司，并逐步建立自已的再保险经纪人公司，以此增大境内再保险容量。逐步建立和完善与直接保险市场相匹配的再保险市场体系，为整个保险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目前，中国于1999年3月成立了中国再保险公司，市场化的再保险体系已初步启动。

2、优化内部环境，提高自身竞争力。版权所有

（1）加强人才培育，重视人才的使用，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2）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提高设备档次，尽快实现电子联网和办公自动化。

(3)要加强险种核算，不断开发效益高符合市场需要的险种。

3、优化外部环境，实现公平竞争。

（1）尽快取消外资保险公司15％的优惠税率，使内外资企业税赋均等。

（2）普遍降低国内保险业税赋水平。

（3）要区分不同的险种设置不同的税率以体现风险收益对比的原则。

（4）调整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建议对产寿险公司区别对待，有计划、有步骤地放宽寿险公司的投资业务范围，扩大其投资组合，降低风险程度，提高其增值能力。

4、建立健全保险企业的有关法律法规体系。

除了已有的《保险法》作为基本的法律，还应该尽快制定〈保险合同法〉、〈保险中介管理规定〉、再保险条例〉以及有关外资保险企业的管理法规，使其成为一套保险业的健全的法规体系，使中国保险业的经营做到有法可依，从而杜绝保险经营活动中的各种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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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保险;国际;借鉴

一、加拿大农业保险制度

加拿大在1959年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加拿大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加拿大的农业保险计划采取的是各省根据本省发展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参加本国农作物保险计划及再保险计划，如果各省决定开展农作物保险时，那么农业保险工作由各个省政府自己进行开展，包括完成立法工作、设立经营计划、确定保险模式，并由各个省自己的农作物保险公司来经营。各省的农作物保险公司由政府全额出资设立，但它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专门提供优质低廉的农业保险服务。加拿大政府对发展农作物保险提供强大支持，主要是联邦和省政府共同提供发展农作物保险的资金支持。例如，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可以从中央和省两级政府获得60%左右的保费补贴，这一举措保障了加拿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除了保费补贴，还包括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经营费用和再保险支出的支持。1959年联邦政府制定并由议会最高权力机构审议通过具有高效力的《农作物保险法》，进入了由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开展农业保险的阶段。加拿大在农作物保险立法工作中，严格制定《农作物保险法》中关于险种开发、灾害认定、投保承保理赔程序、农险补贴政策等相关具体条例，保证农业保险的各个环节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并在实施农业保险过程中不断修改和补充《农作物保险法》。在1991年通过新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条例》，解决了关于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支持措施、联邦和省政府在农作物保险的具体经营上的职责等相关问题，并提出建立再保险，由联邦和省共担农业保险的风险。农作物再保险制度对于各省加快农作物保险提标扩面有重要意义。《农作物保险法》和《农作物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农业部设立农作物保险局，各省也应该相应地在农业部设立农作物保险局，并受制于《农作物保险法》。联邦农业部农作物保险局主要负责农作物保险的计划制订，对各个省农业保险机构提供政策及资金等支持策略，对科学合理确定保险费率、保险金额提供完整的数据资料参考和统计性分析，帮助各个省保险机构实现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同时，省政府农业部的农作物保险局设立保险部门，主要支持产品开发与创新，负责对各项农作物损失报告和资料等情况进行审核，并确定赔偿金额，实现各项保险信息共享并提供农险咨询服务，提高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实现农业保险广泛覆盖。

二、美国的农业保险制度

1996年，美国出台《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与改革法案》，法案明确指出联邦农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管理、监督、补贴等工作由农业部下设风险管理局接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转变其职能，主要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私营保险公司接手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具体的农作物保险业务。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在全国分散着12个办公室，向各个负责的区域内提供相应的农业保险服务，主要是为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鼓励私人保险公司参与经营；风险管理局监督和管理该区域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合法合规运营情况，负责农业保险宏观事项，包括保险费率的核定、保险补贴的支出管理；由私营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微观经济活动。目前，经农业部批准经营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有15家。在美国50个州中，通常由一家保险经营机构在本州提供保险服务。农业部要求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具有满足业务拓展服务网络的资金、市场形象、核心科技以及长期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专业经验。美国自此形成政府主导下的私营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美国健全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和完善。1938年美国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成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1980年对此法案进行修正，实行联邦农业保险公司和私人资本共同参与农业保险经营，引入保费补贴，提高农业保险的参与率。1994年国会对保险法案经过大规模修订，重组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案》，出台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农民必须加入巨灾保险，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与获得政府其他计划的政府补贴直接挂钩。1996年，联邦农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管理、监督、补贴等职能由农业部下设风险管理局接手；私营保险公司接手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具体的农作物保险业务。《2008年美国农业法案》提出对特色农作物提供农业保险产品服务。《2014年美国农业法案》设立价格损失保障和农业风险保障。

三、国际农险制度的启示

（一）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机制

由于农业保险特殊的经营特征和风险特征，政府通过补贴支持农业保险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借鉴外国经验，逐步形成以保费补贴、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再保险补贴多元补贴机制，促进农业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央和地方财政灵活选择并增加农险补贴品种，尤其是加大对地方特色农产品和绿色产品的补贴；根据不同省份的农业产业结构、农业风险特征，考虑省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实施区别补贴，针对各个省份农业发展情况与农业风险特征实施分级补贴；向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机构提供适当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农险产品创新补贴、农险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对原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分别实施再保险补贴项目。

（二）建立政策性国家农业保险机构

我国政府可以在农业部成立专门的农业保险部门，经办与农业保险有关的工作，负责制订全国农业保险的计划，农业保险相关数据的统计，为科学合理制定保险费率提供数据参考，负责政府农险补贴项目的预算管理及农险补贴项目的支出管理，负责监督和管理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规范运营情况，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实现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经营资质审批工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再保险，研发农业保险新品种及建立创新专利保护机制。该公司不以营利为目的，由财政部全额出资设立并提供补贴项目的预算安排，农业保险部门成立之后，具体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出现的问题，保障我国顺利开展农业保险工作，实现由农业保险大国向农业保险强国的转变。

（三）加强农业保险法的立法保障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规范农险经营活动的重要保障。在农业保险制度建设中应当不断完善立法工作，用具体条例明确投保人、保险人的权利与责任，促进农业保险工作顺利开展。我国2013年3月1开始实行的《农业保险条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内容过于笼统并未得到较为普遍有效的适用效果，发展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出现的缺乏农业保险产品创新保护、保费补贴结构调整及农险运营监管不力等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需要进一步进行立法工作的修改和补充。在发达国家在中较为成熟的农业保险制度建设中，都将立法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农业保险当事人的权利责任、参与程序及补偿规则。我国应该加快有关农业保险立法工作，弥补法律空白，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法相关条例，使开展农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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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崇明.加拿大农业保险考察及对我国开展农业保险的建议[J].农场经济管理，1994(02)：52-55.

篇5

安居方能乐业,为自古之理。汶川地震灾后,城乡住房恢复重建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由中央政府和灾区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手段予以强力推动,恢复重建资金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两部分组成,市场机制作用空间非常有限。在亲身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的近两年工作中,笔者对此深有感触。保险作为现代社会管理、分散风险的重要机制,在汶川地震抢险救灾、恢复重建中作用甚为有限,其资金供给作用更是微不足道。

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新西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我国台湾等地震多发国家和地区均皆建立了住房地震保险制度且不断予以完善。实践证明,这些制度在地震灾后维护社会稳定、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整合资源促进恢复重建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位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包围之中,面临着较大的破坏性地震风险,急需建立地震保险制度合理分散风险和补偿地震损失。同时,我国财政实力日益增强,保险业和资本市场逐渐成熟壮大,相关学科已取得较多研究成果,也为建立住房地震保险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地震保险制度建构过程中,住房地震保险的推进策略、定义、责任范围、防震防损等问题不易引起争议。①对制度构架中的一些难点和重点,笔者归纳为三个关键问题进行论述。

一、投保方式的选择

住房地震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合理的投保方式,既要在较短时间内使住房地震保险基金积累至抗御风险的起码规模,又要将成本控制在相关主体接受范围之内。

(一)强制基本保险、商业补充保险分层结合

1•相关立法例评介。现行住房地震保险立法例中,有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两种参保方式。从需求角度实行强制保险的代表性立法例如下:土耳其要求所有居民购买住房地震保险(农村民宅除外);②瑞士于200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住房等建筑物推行强制保险;③新西兰要求投保人在投保火灾险等财产险时必须投保地震保险;④我国台湾地区要求所有就住房购买一年期火险保单的家庭同时附加地震保险批单。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则从供给角度实现有限强制保险,要求保险公司在出售房主险时必须出售地震保险。①实行自愿保险的代表性立法例则如:日本将地震保险自动附加在火险之上,客户主动表示不保可排除在外;②在墨西哥,住房地震保险附加于火险保单,地震责任以交付附加费和外加费率形式在保单注明。③总体而言,多数立法例含有强制保险内容,只是强制程度和具体方式各有不同。④

2•我国的制度选择。我国住房地震保险可分基本保险和补充保险两个层面,使政府和市场各展其长。基本保险用于保障受灾群众获得修复或重建住房的基础性资金;补充保险则针对经济能力较强且愿意支付更多保费的投保人,按照合同对住房损失进行充分甚至足额补偿。补充保险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由保险人与投保人自愿谈判、订立合同,政府以税收减免等方式予以支持并作适度监管;基本保险则应作为强制保险,由政府主导,借助保险公司参与,区分城镇居民住房和农村居民住房并配套相应财税政策,在全国或一省范围内推行。

基本保险应列入强制保险的主要理由在于:(1)有助于克服市场逆向选择。若完全实行商业化运作,住房地震保险将会面临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双向逆选择”:在地震平静期、地震低发带,保险人愿意销售保单而消费者不愿购买;在地震活动期、地震高发带,消费者愿意购买保单而保险人不愿销售。⑤实行强制保险则能够克服此种逆选择,避免低保面和高费率之间的恶性循环。(2)有利于迅速扩大保险规模、积累保险基金。通过大范围内强制推行住房地震保险,⑥尽可能扩展经营规模,可以在地震保险基金应对地震损失能力迅速增强的同时将费率控制在合理范围。⑦(3)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保险覆盖面。如果实行自愿投保,住房地震保险制度覆盖的很可能只是少数人群。一旦发生破坏性地震,政府不得不采用原有救灾、重建模式。强制推行则可以解决投保率低的问题,最大限度扩大保险覆盖面。

建立基本保障层面的住房地震保险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在众多参与部门之间进行总体协调,规定基本保险的原则、费率等基本问题,管理地震保险基金,对基本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予以监管。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可由保监会作为具体负责部门,推动开展基本保障层面的住房地震保险。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保险公司已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营业网点,积累了大量的专业人才,风险管理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以允许提留合理费用的方式,由保险公司销售住房地震基本保险、参与防震减损工作,能够有效降低住房地震保险制度的运营成本。

我国城镇和农村二元经济格局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依然客观存在,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还有很大差距。在建筑特点、房屋价值、产权类型等方面,城镇居民住房与农民住房均有很大不同。基于差别正义、降低难度等考虑,政府在推行强制保险时对这两类住房应区别对待。就城镇居民住房地震基本保险而言,在住房地震保险基金和住房专项维修资金之间构筑制度通道是一种合理且可行的建议,既能在基本不增加居民经济负担的情况下迅速累积基金、确保全面覆盖,又能使住房专项维修资金合理发挥效用。

同时,各级政府可以制定税收返还等政策鼓励居民投保,还应允许特别困难群体申请基本保险的投保补助。就农民住房地震基本保险而论,可以借鉴目前正在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积累主要应靠各级政府财政投入,住房所有人仅负担很少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推行农民住房地震基本保险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力度。

(二)单列险或附加险形式可自由选择

1•相关立法例评介。地震保险形式可在囊式险、附加险、单列险三者间选择。囊式险一般存在于保险业务开展初期,风险未能细化,致使涵括了地震风险的财产险存在准备金不足赔付的巨大风险。附加险形式可以充分尊重投保人个人意愿,使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财产险展业推广地震保险。单列险形式下,投保面宽,有助于快速累积保险基金,但往往需要强制推行。就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希腊是唯一可将地震责任作为独立险种承保的国家。①如前文所述,附加险是多数住房地震保险立法例采取的形式。其中,日本、墨西哥是典型的火险自愿附加形式;②新西兰、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是强制附加。③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虽要求保险公司出售房主险时必须同时出售地震保险,实行的是自供给角度强制附加形式。但该立法例规定,住房地震保险是财产巨灾保险的“最小保单”,旨在通过提供受损住房的修复、重建费用提供最基本的地震风险保障。也即是说,据“最小保单”规定,在加利福尼亚州,住房地震风险实际上可以单独投保或承保。

2•我国的制度选择。笔者认为,附加险或单列险形式,在立法效果上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我国构建的住房地震保险,既应允许投保人以单列险的形式投保,也应允许投保人将其附加在其他财产险种之上。主要理由在于:

(1)仅采附加险形式的立法例有其相应的制度背景,我国不必硬性参照。新西兰、日本、我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经济较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民众投保意识较强,财产险投保率较高。因此,它们采取在财产险上强制或自愿附加住房地震保险形式,有较好的制度背景。我国如果也采取在财产险上附加住房地震保险的方式,在财险投保率较低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住房地震保险投保率极低的局面。

(2)允许单列险形式可以降低强制推行难度。如前文论证,我国应运用分层技术,大范围强制推行住房地震基本保险。允许投保人只投保住房地震基本保险,保证其能获得基本的修复、重建费用,可以减少投保人的保费支出,相应降低强制推行难度。在这一点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地震保险的“最小保单”标准可资借鉴。

(3)允许附加险形式能够满足需求差异。就某类产品,市场需求永远是多样化的。支付能力强的投保人往往愿意在投保财产保险时,附加投保住房地震基本保险,甚至还希望附加商业性补充保险以获得更高保障。对这些需求,制度设计者无必要也没理由拒绝。

二、承保机制的安排

地震风险高度集中,若由保险公司各别分散承保,将对保险公司的运营稳健性带来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被保险人的受偿可能。为提升承保方的偿付能力,住房地震保险制度应基于基本保险和补充保险的区分,在政府监管的前提下,对承保机制作出特别安排。

(一)强制性基本保险由保险公司具体经营,国家财政有限托底

1•相关立法例评介。各立法例中,住房地震保险均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具体经营。例如:在日本,民间保险公司作为直接承保人对住房地震保险予以承保,地震损失发生后,对被保险人进行第一层次的赔付。新西兰住房地震保险是较典型的政府办地震保险模式,但也是由商业保险公司直接承保和先行理赔,国家财政对法定保险赔付责任进行托底。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地震保险局由15家商业保险公司联合组成,实际上也是商业保险公司在具体经营住房地震保险业务。

2•我国的制度选择。保险人在承保住房地震保险时,需要收集各类基础数据,对保险标的价值予以评估,进而评估风险、厘定费率;承保之后,需要进行宣传,大力开展防震防损工作,向投保人提出各种降低标的物危险的建议;出险之后,需要大规模分派专业人员从事定损赔付工作。住房地震保险的这些相关工作,均需要大量的营业网点和专业人才。在我国,商业性住房地震补充保险应由保险公司经营,自不待言。考虑到保险公司经营能力已有大幅度提升,我国亦可将强制性住房地震基本保险交由各商业保险公司具体经营,由它们代为发售基本保险、组织参与防震减损工作、代为进行定损理赔。

但须注意的是,保险公司是政府处理住房地震基本保险的具体事务,并不负责基本保险的盈亏。政府监管机构允许保险公司提留经办费用和适当佣金,并可以采取保险业务招投标、经济奖励等方式来控制运作成本。简而言之,保险公司只是代办人,国家才是基本保险的实际经营者和最后责任承担人。

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必须单独建账代管,绝对不得计入其自有资产或负债。政府地震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对各保险公司收取的基本保险保费进行集中管理,即国家设立住房地震保险基金总账户,管理由保费收入、财政定期拨款、社会捐资等组成的保险基金,以各保险公司单独账户为分账户,可由管理机构根据情况在各账户间调剂资金。地震损害发生后,保险公司应以其分账户积累的保费收入先行理赔,资金不足时,可以向政府地震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申请拨款或先垫付向“报账”。如果地震发生时保险基金规模尚小,或一次地震损失特别重大,以至现有住房地震保险基金全额支出仍不能完成赔付任务时,则由国家财政以拨款补充基金的方式承担托底责任。但若地震损失过于严重,国家财政只应承担有限的托底责任,以免支出压力过大。国家财政承担有限责任的方式可以是在住房地震保险基金重新累积到较大规模后回收拨款,也可以特别法令的形式下调对全体投保人的赔付比例。

(二)商业性补充保险由保险公司、专业再保险公司形成共保机制,并严格控制经营风险

1•相关立法例评介。面对住房地震风险,任何一家商业保险公司均难以确保稳健运营。因此,住房地震保险尤其是商业性住房地震保险参与主体有必要形成共保机制,增强抗御风险的能力。在新西兰,地震委员会负责法定保险的震害损失赔付,国家财政对超出法定责任部分的损失进行赔付;保险业协会启动应急计划。①可见,在政府办保险的模式之下,虽然地震委员会也注重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以分散风险,但新西兰未就商业性地震保险形成明显的共保机制。现行住房地震保险立法例中,共保机制有承保联合体和交互再保险两种代表性模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地震保险局是根据州立法特许设立的保险联合体,由多家保险公司自愿加入组成,属公司化组织,享有免税待遇,与州政府无财政关系,无州政府任何资金注入,专营地震保险业务(主要是住房地震保险),并为住房地震保险保单设定了最高总额和免赔比例。②同时,保单约定,若地震损失超过加州地震保险局的偿付能力,则需要在所有保单持有人之间按比例偿付。③另外,基于资本市场发达的商业优势,住房地震保险经营者除自行向国内、国际再保险公司进行再保险外,还利用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期权等一系列创新易工具来融聚资本、分散风险。④在日本,保险公司承保家庭财产(主要是住房)地震保险,扣除手续费后,全额划转给日本各保险公司参股成立的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签订A特约)。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则将各保险公司投保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部分:一部分反向向原保险公司投保地震再再保险(签订B特约);一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签订C特约);最后一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自留持有。一旦发生地震损失,各方根据2008年4月1日调整的最新标准分层进行赔付。⑤日本立法例通过这一套往返繁复的再保险程序实现了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政府之间的共保,以共同创建、积累基金和应对风险。同时,日本立法例还通过设定建筑物(以住房为主)保险金额最高限额⑥和最高总赔付额,使共保体系中各主体承担的保险责任均有上限,⑦将保险公司和政府的赔付风险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2•我国的制度选择。自前述立法例中,我国住房地震保险制度至少可以得出三点启示:其一,各参与主体必须形成共保机制共同抗御风险;其二,对基本层面和补充层面的保险业务,政府都必须参与,但参与程度须有差别;其三;必须坚持有限承保原则;其四,有必要建立风险分散机制。在承保机制的设计方面,住房地震基本保险由保险公司具体经营,政府作为实际保险人予以监管并有限托底,可以发行住房地震保险债券及向国际市场办理再保险进行融资和分散风险,但无必要要求各保险公司共保。住房地震补充保险属商业产品,由各保险公司自主经营。政府可以牵头组建住房地震保险承保联合体,由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自愿参加,专营商业性住房地震补充保险,同时允许未参加该联合体的保险公司销售住房地震补充保险以维持市场竞争格局。①同时,我国也可以不选择承保联合体作为共保形式,而参照日本立法例,以立法要求经营住房地震补充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相互建立再保险关系。必须强调的是,我国开展的住房地震补充保险亦应坚持有限承保原则,从总体上控制承保人的赔付风险。有限承保原则可以通过五项具体机制来落实:一是要注意限制复保险;二是要确立投保住房的最高保险金额;三是可以根据保费累积状况和市场竞争态势调整免赔比例;四是承保联合体应在章程中设定最高赔偿总额;五是在发生保险业难以承受的特别重大地震损失时,国家可以启动回调机制,以特别法令降低所有投保人的获赔比例。当然,为控制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保监会作为监管机构,应对经营住房地震补充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并在特别状态下提供信贷、政策支持。

三、保险费率的厘定

在住房地震保险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保险费率的厘定是保险人与投保人博弈的关键所在。保险费率即保险产品的价格,由纯费率和附加费率两部分构成。附加费率是相关管理费用分摊比例,商业保险产品中还包括保险公司预期利润率,比较容易确定。地震风险难以精确预测,发生频率低、历史数据少以致难以用概率论和传统数理工具统计分析,故而住房地震保险费率的厘定应有其不同之处。

(一)相关立法例述评

在费率厘定方面,现行立法例大致分为瑞士、新西兰为代表的统一费率、日本为代表的粗线条差别费率、美国加利佛尼亚为代表的精算费率三种模式。瑞士厘定保费的方式是将保险费率与建筑物价值挂钩,并不参考各个地区不同的地震风险发生概率。保险费率约为保险价值的0•01%,50万法郎的建筑物应缴纳年保险费约为50法郎。②同样,新西兰住房地震保险适用0•045%的全国统一费率。③日本住宅地震保险费率属粗线条的差别费率,由中立性的损害保险费率算定会在参考过往500多年近400次地震数据、听取专家意见基础上厘定。日本将国土按地震危险性差异区分为4个等级,住宅分为木结构和非木结构两类,进而形成了0•05%至0•43%不等的8种保险费率。④同时,鉴于建筑物新旧程度、抗震等级存在差异,地震保险费率会在标准费率基础上,根据住宅建筑年代和抗震等级,按一定比率进行修正,如对抗震性好的建筑给予保费折扣。

加州地震保险局则实行精算费率,借助先进的地震风险模型对全州的住宅地震期望损失进行评估。评估模型从两方面信息源展开:自美国地质调查局取得的地震强度和发生概率数据;建筑物类型、年限、地表结构、是否靠近已知地震带等条件决定的期望损失。全州共划为19个费率区域,差异较大,费率自0•11%至0•525%不等,平均费率为0•391%。⑤与之相似,墨西哥依照地质结构将全国区分为7个保区,每个保区内又将建筑物区分为6个等级,形成了0•02%至0•533%不等的42个基本费率,同时建筑物高度、结构、抗震设计标准、最新地震危险性等予以修正。⑥统一费率可以回避厘定费率过程中的大量技术困难,能够大幅降低厘定费率的人力、物力成本,也使得地震高发区的投保人免于承受高额保险费负担。

但是,统一费率不考虑不同保险标的的风险差异,难以适用于商业保险产品,需要以强制保险为制度背景。日本实行的粗线条的差别费率,使不同投保人支付的住房地震保险费率根据地震危险性和建筑物类别有了简单的区分。但因对地震危险性分析的把握不足,日本的地震保险费率厘定者忽略了地震烈度的随机性,将国土仅划分为4个等级的地震风险区域,将建筑物仅划分为两类,与现实情况不符。据之算出的保险费率过于平均,使部分高风险投保人受益、部分低风险投保人受损,也使保险公司无法准确获知区域地震风险并合理定价销售。在自愿投保模式之下,粗线条的差别费率难以避免投保人、保险人的逆向选择。精算费率实现了保险价格与保险风险的高度关联,基于风险的定价使保险费率趋向合理,较为公平。但是,精算费率要求较高的精算技术和发达的地震研究基础。

(二)我国住房地震保险费率厘定的基本思路

自前述立法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启示:其一,采用统一费率需要以强制投保为制度背景;其二,自愿投保模式下,实行差别费率是合理选择;其三,加强跨学科、多领域地震研究,细化区域地震风险、建筑结构等具体标准,提升精算水平,是住房地震保险费率厘定的主流趋势。在确定我国住房地震保险费率厘定思路时,这些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1•区分对待基本保险和补充保险。住房地震基本保险属政策性保险,住房地震补充保险属商业性保险,二者至少应在如下三方面受到区分对待:第一,精算程度要求。我国现时地震综合研究还较为薄弱,但又有尽快开展住房地震基本保险的迫切需要。因此,初创阶段的住房地震基本保险费率厘定可以较为粗疏简略。而补充保险属保险公司的商业产品,存在营利需求,也必须顾及投保人的承受能力和参保面的拓展。因此,即使是初创阶段的住房地震补充保险的费率厘定,对精算程度的要求也相对较高。第二,保险费率高低。基本保险由政府大范围强制推行,其目的在于向投保人提供修复、重建住房的基本保障费用。

较大的经营规模、非营利性和保险限额使得基本保险可以采取低保费、宽保面的策略,将保险费率维持在较低标准以免增加民众负担。而补充保险针对的是有更高保障需求且具较强支付能力的群体,其附加费率组成中含有保险公司预期利润率。因此,补充保险的费率相对更高。第三,费率厘定权限。基本保险作为公共产品,关涉全体民众利益,实质上由政府进行供应。因此,基本保险的费率厘定权限应该由政府掌握。补充保险由商业公司负责供应,费率厘定属其自主经营中的商业判断权限。当然,鉴于保险的社会作用,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应对受到政府合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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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现代保险制度体系中．一般可概括为商业性金融保险与政策性金融保险两大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和补充的金融保险中介那样．在农业保险领域也应该包括农业商业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保险两类性质不同的基本险别鉴于农业保险所特有的、尤其是在制度初创时期的高赔付、低收益的运作情况．商业性保险一般不愿或无力承保，所以，农业保险主要是由政府或政府专门机构承担、主责和先期介入，一般是指农业政策性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而且主要是指狭义的、具有高风险与高赔付率并存特性的经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社会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对应)．即针对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的两业保险。这种狭义的农业保险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的主体和政府支持的重点险种，也是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

根据对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缺位及其专门经营机构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该义不容辞地率先承担农业保险这项政策性业务．尽快建立起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

一、政府介入与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作用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广大农村．只有同时存在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农业保险制度才是完善和协调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国内外的实践中．都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商业性保险去承保和经营农业保险完全行不通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赔付、低收益甚至负收益、以及农业保险中长期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性，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在这种条件下，这部分保险资本必然投向其他能赢利的险别或险种，或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我们可以运用供求曲线分析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民自愿投保而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严格按市场规则经营农业保险出现不断萎缩是必然的如图所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不仅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而且受农业本身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的约束，加之农民一般不是风险回避者这一特点，因此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低，需求曲线是D。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其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平均利润，所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在这种条件下两条曲线不可能相交。当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使得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降低，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到D’．此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E点．成交数量为QE。政府如果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负．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到S’．此时需求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A点，成交数量为QA

因此．农业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支持而走商业化的道路难以成功．这是全世界农业保险界经过多年实践普遍认可的理论．也是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于1982年开始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但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而且由于风险大、经营成本高、投保率低和赔付率高，导致经营者持续性收不抵支．农业保险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据统计．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仅3．96亿元．与历史最高峰相比．萎缩了一半 1982～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1985年至2004年间，只有两年微利．18年亏损。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处于低水平的发展初级阶段．表现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亏损、高需求和低覆盖率、低供给、低投保率。为此，借鉴国际经验，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实际．我国应该主要采取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在政府成立专门保险机构或职能部门负责农业保险经营．实施政府政策支持的同时．努力发挥商业性保险运作的市场配置作用，降低财政负担，逐步建立起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并存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

二、重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机制

关于农业保险经营与发展的模式．国外一般有六种模式：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主办、政府成立公司经营；政府补贴、社会组织经营：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办、政府控股公司经营；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自愿互助合作经营：以及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商业性经营等发展模式。国内在推进农业保险制度试点中．也可概括为五种模式：政府扶持、商业保险公司农险政策性业务；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成立互助保险经营机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成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等经营模式。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同时，以独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基础，以强制性保险为主要手段．构建以政府政策支持为主要保障方式的农业保险制度。

一方面．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互协调发展的角度．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和农业政策性保险应充分发挥其首倡诱导基础上的虹吸与扩张性功能的理论要求．以及世界各国农业保险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发展趋势．我国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运行机制这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资源．实现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有机结合，确保政府意图目标的真实实现．还能够减少政府财政支出，避免新机构设立的膨胀和过高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有利于农发行通过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贷款的有机融合，扩大其业务职能范围，更好地发挥政府农业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整体效能，尽快填补我国农业再保险领域的空白，并且现实可行，易于操作。当然，也可以委托中国再保险公司或其他有实力有兴趣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一部分农业保险的冉保险业务，但必须明确由农发行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并承担对商业性再保险的“最后保证人”角色。同样．对于农业保险中风险巨大、商业保险无力承保的险种，农发行也可以主动经营．并由政府以农业巨灾保障基金等形式负担，但也必须明确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

虽然农业保险是难度很大的财产保险业务．但它又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保险市场和极有分量的业务来源．当狭义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等市场被各公司基本分割完毕时，农业保险将成为业务竞争的又一个领域。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保险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保监会已明确将农业保险与养老保险、健康保险、责任保险并列为未来重点发展的四大领域之一：我国未来保险竞争的主战场也将主要是在农村。所以，从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战略来看．应该积极参与到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领域，而且早进入、早主动、早受益。当然．这也与政府有相应的激励和支持政策，以及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的互补性配合密不可分。从而建立起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既有分工又相互合作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整体效能．实现政策性业务的市场化运作、政策性扶持和多元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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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核电保险；自保模式；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 F8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7-0031-03

1 核电与核电保险

核电是以核能所释放的能量进行发电的一种能源形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核电已成为一种成熟能源。核电主要燃料是铀，核燃料在反应堆内发生裂变并产生大量热能，从而加热水产生水蒸汽推动蒸汽轮机带动发电机产生电能，这就是传统的核电工作原理。而核电保险对推动核电工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与促进作用，它是以在建、营运中的商业核电站所面临的风险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核电保险所承保的风险较高，虽风险发生率低但赔偿限额高，一般由专门机构进行承保。核电保险常见的险种包括建筑安装工程险、运输险、第三者责任险、放射性污染险和核物质损失险等。由于核电自身具有高科技、高风险特点，这也决定了核电保险与其他工程保险有所区别。

2 国际核电保险市场研究

2.1 国际核电保险市场发展状况

目前，国际核电保险市场综合承保能力约为24亿美元，核电保险模式主要有国际核保险共同体承保和核自保组织承保两种形式。

国际核保险共同体由25个国家和地区的核保险共同体构成，包括英国、美国、德国、中国等国家的核保险共同体，约有400家保险集团和再保险公司承保核风险。近几年国际核共体的综合承保能力在16亿美元左右，各国核共体按照统一的规章制度和国际分保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分解核风险，具有国际分保和不用再保中介以保证低成本运作的特点。

国际核自保组织主要包括两大核自保组织，分别是美国核电自保组织（NEIL）和欧洲核自保组织（EMANI），两大自保组织年保费收入约为2.5亿美元。美国核电自保组织（NEIL）成立于1973年，总部设在威灵顿市，主要对美国境内的商业核电站提供财产损失保险保障，目前承保了美国90%以上的核电保险项目。欧洲核自保组织（EMANI）成立于1978年，总部设在布鲁塞尔，承保了比利时、法国、德国、芬兰、意大利等国的核电站，并为这些国家的核电产业所面临的风险提供保险。

2.2 国际核电保险市场经验借鉴

2.2.1 设立核电专业自保组织

根据国际核电保险市场发展经验，设立专业的核电自保组织有利于核电保险市场公平合理的竞争，发挥市场的有效性。同时，核共体和核电自保组织的市场竞争提高了保费报价的灵活性与透明度，进升了商业核电集团（公司）投保的积极性。因此，设立核电专业自保组织可以用相对灵活的方式进行承保，保障的核电项目更加多样化。核电专业自保组织可以有效地降低投保人高额的保费支出，而且通过自留风险的模式可以加强核电风险的整合与管理，在核电集团（公司）内部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降低管理成本。

2.2.2 重视核第三者责任险的发展

核第三者责任险是指因核事故包括运输中的核事故造成第三者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时，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一种保险。由于核风险会对第三者的人身、财产带来巨大伤害和损失，国际上各国都非常重视关于核第三者责任险的立法和相关保障，基本上要求投保人必须强制性购买此险种或提供财务保证，如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将核第三者责任险作为法定的强制险。目前，国内并没有把核第三者责任险作为强制保险，且该险种占核共体所承保的业务险种比重较小。由于专业自保组织承保的险种业务多样化，形式较为灵活，可根据实际状况进行设置。因此，建立我国的核电专业自保组织可将核第三者责任险作为发展的主要险种之一，以推动核第三者责任险的发展。

2.2.3 政府对于核电保险的大力支持

核风险带来的灾难事故巨大，保险人需承担巨额赔款，各国政府对于核电保险的承保和理赔问题非常重视，都给予了大力支持。首先，各国较为完善的立法体系对核物质损害的界定范围、保险金额的标准以及责任限制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各国的核共体以及核自保组织均按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实施；其次，对于核事故理赔，各国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并通过核风险准备金制度以保证事故理赔程序的正常运行；最后，各国与地区对于核电保险模式多样化持鼓励的态度，对合理的市场竞争是支持的。

3 我国核电保险市场现状与传统保险模式问题分析

我国的核电风险主要由中国核保险共同体承保，目前承保了我国的14个核反应堆，国内业务承保能力约为28.2亿元。中国核共体由24家成员公司构成，执行机构设在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范围包括核财产险业务和核第三者责任险业务等。通过集中我国境内的所有核承保能力，中国核共体与世界核共体承保、分保模式相接轨，从而为我国核电站提供保险服务。我国核共体最近几年发展状况见表1所示。

我国核电保险市场传统保险模式即国内核电集团或核电项目直接向中国核共体投保，由中国核共体根据自身承保能力再向国际核共体或再保险公司分保。核电保险业务是通过中国核共体从国际核共体获得支持，采用“一家投保、多家共保、对外分保”保险模式。虽然我国核电保险市场不断发展与完善，但随着保险需求的不断提高，且没有新的组织进入核电保险市场，这种传统模式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是保险模式单一，对国际市场依赖过高。核电保险承保金额较大，我国目前只有一种核共体承保模式，且其综合承保能力有限，从而导致大部分保额流向国际保险市场，对于国际市场依赖度很高。通过表1分析可知，我国核电保险境内自留保费约占总保费收入的20%～40%，境外分保比例高达60%～80%，即国内承保业务主要依靠国际分保形式。这种模式已无法提供系统的风险管理，无法保证资源的高效利用，且增加了投保人的保险成本，无法有效地提高我国核电工业保险保障能力。

二是国际核电保险市场投保条件苛刻且保险费率较高。由于我国核电保险市场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每次波动都会对我国核电保险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当前，国际核电保险市场承保能力和保险需求急剧下降，这种形势的转变直接提高了我国核电企业参保的门槛，投保条件日趋苛刻，并且国际市场保费报价强硬且不透明，保险费率逐年提高。这些状况对于我国核电产业产生了不利影响，传统保险模式下的核电企业在投保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三是我国核共体定位欠科学。保监会对核共体的定位是：核共体为非营利性、非经营性机构。然而，核共体的各成员均为商业保险公司，核电保险应作为成员公司的商业财险险种之一，因此没有必要掩盖其商业属性。国际核电保险市场采用商业化运营模式，这种定位将使我国核共体在国际市场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该定位不利于我国核电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不利于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非营利性、非经营性是阻碍核电保险市场发展的一个瓶颈。

4 发展我国核电保险自保模式的分析研究

面对我国核电保险传统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新趋势，核电保险的投保人与保险人都意识到风险管理与保险管理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借鉴国际核电保险市场发展的经验，探求我国核电保险自保模式的可行性，以适应核电产业的高速发展。

4.1 自保与自保公司

自保即自我保险，是风险面临者自留风险、自担风险后果的一种财务型风险管理方法。自保公司又称专属保险公司，是指由非保险企业发起设立并拥有控制权的一种特殊保险公司。它一般由其母公司投资设立，并以母公司为被保险人，主要为母公司的某些风险提供保险保障服务。自保公司通常由母公司控制，经营业务受母公司直接影响，包括对母公司经营风险的承保、理赔和投资融资等。自保公司拥有承保特殊风险的优势，即为一般保险公司无法承保且危害大的风险进行融资，同时为母公司自身提供方便高效的自我保险服务。

4.2 我国核电保险自保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虽然我国核电保险目前没有自保模式的先例，但随着核电保险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保险需求量不断增长，而且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核电产业的内部风险管理制度等不断完善，使我国核电保险自保模式的发展具有可行性。

从法律法规上看，2009年的新《保险法》已不再对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进行限制。新《保险法》第六条规定：保险业务由依照本法设立的保险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保险组织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保险业务。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依法设立的保险组织经营的商业保险业务，适用本法。从新的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出，我国为专业自保公司的设立提供了法律基础，为自保组织的立法与构建留下了发展空间，而中石油专属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则是发展自保模式的范例。在这种法律因素的保障下，我国核电自保组织的设立必将为期不远。

从经济规模上看，中核、中广核和中电投3家主要经营核电的企业每年利润总额已达几十亿元的规模，运营、承建十几座核电站，其均有一定规模的资金去组建核电专业自保组织。核电项目越多，资金积累越多，下属自保组织的承保能力与抗风险能力越强。同时，我国核电保费规模已相当庞大。国内核电站投保的建工险、核物质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等的保费规模累计约为25亿元，根据我国核电产业的发展现状，预计今后几年核电保险的保额将近5 000亿元，建工险保费约10亿元，核物质损失险以及第三者责任险等的保费约4.2亿元。因此，随着我国核电保险保费、保额的大幅增长，需要新的保险组织丰富健全核电保险市场的发展模式。

从操作性上看，国际核电保险市场核自保组织的发展已相对成熟，发展模式可供借鉴。同时，核电企业的保险集团化管理，风险管理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及管理理念与制度的不断完善均为建立自保组织做基础准备；其次，母公司需进行资产与财务的评估分析以确保自保公司有效、安全运行；最后，在实施与运作阶段，自保公司可根据自身特点设立相关职能部门，以保证日常运行管理工作。自保公司可在母公司实际需求下设计有关保险产品与险种，一次性或分期收取保费，并根据自身承保能力进行分保安排。

5 总结与建议

发展我国核电自保模式是推动我国核电保险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可以有效地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核电企业通过组建核电专业自保组织，可先向下属自保组织投保，自保组织根据自身规模和承保能力，自留一部分保额与风险，然后向我国核共体或国际核电保险市场分保；或直接通过自保组织和核共体的竞价与保险产品设计方案的竞争选择承保机构。本文对于发展我国核电保险自保模式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组建我国核电专业自保公司。该公司可由中核、中广核和中电投3家企业共同出资组建，初期的注册资本金不应低于2亿元，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扩大资本金，增强承保能力。在自保公司的实际运作中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严控内部经营风险。自保公司内部必须严密监控最低偿付能力、财务稳定性、资金运用以及再保险比例等，引进专业自保管理模式，禁止灰色业务和不合法业务，禁止承保规定以外的业务，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其次，加强与核共体以及再保险公司的合作。由于自身承保能力有限，自保公司应合理设置自留风险与保费的比例，积极对外分保，加强与核共体以及再保险公司的合作关系，并向其分保较为优质的保险业务；再次，重视核第三者责任险的发展，核电灾害事故对第三者生命财产的损害是巨大的，我国核电保险市场中核第三者责任险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而自保公司险种设置相对灵活，应重视该险种的发展；最后，完善核风险准备金制度，初期的自保公司资金规模是有限的，建立核风险准备金制度是对风险控制的有效补充，以保证事故发生时对被保险人的及时理赔。

第二，尽快完善法律，放宽相关管制。目前，我国仍没有关于自保的法律及相关法律体系，保险监管部门应加快对于自保组织形式的立法，对自保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监管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从法律层面上支持自保公司的发展，规范市场的法律环境。完善核损害赔偿立法体系，明确核自保组织的赔偿标准、赔偿范围与最高责任限额。同时，适度放宽对自保公司的管制及市场准入制度。在建立科学规范的市场机制基础上，采取相对宽松的管理和准入制度，简化核准程序，从而减少时间和资本成本，以鼓励自保模式的发展。

第三，制定支持政策，减免相关税费。首先，适当降低注册资本要求，自保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比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低，同时，根据自保公司的资产规模、风险程度等调整最低注册资本额度。其次，减免相关税费，对核自保组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如减免营业税或增值税，或降低税率、延期纳税等，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给予税收优惠待遇，并参照国际核自保组织的发展模式，根据不同的自保业务设置灵活的税收制度，制定出适合我国核电保险自保模式发展的税收专门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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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日本；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作用；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F843/8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6-0045-05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发展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和“三农”事业的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我国有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之称，在2015年已经有超过2亿农民参与到农业保险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行的农业保险在制度建立与组织完善、农业保险管理、财政补贴制度、保险产品的开发等方面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日本是农业保险强国，已经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中探索出较为完善的制度与模式，中日两国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如人均耕地面积有限、个体农户规模小和经营分散化等。因此本文基于日本农业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着重分析日本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对日本农业保险制度立法、组织管理、产品创新与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做法进行分析，为我国农业保险未来的发展道路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日本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政府作用

（一）立法

通过建立法律体系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日本政府很早就探索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并积极完善相关法律，1929年、1938年分别制定《家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1947年《家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合并，并于当年12月颁布《农业灾害补偿法》。1952年制定《农业共济基金法》，进一步完善了农业灾害补偿机制，农业共济制度初现雏形。1957年之后，为了适应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产需求，日本政府放宽农作物保险产品的准入标准，扩大了强制参加保险的作物范围，对当时以主要农作物保险为主的保险法律进行了修改，扩大互助合作社的责任范围，比如从1973年到1979年，农业保险中逐步纳入果蔬保险、旱田农作物以及园艺设施保险。在保险费率的制定等具体实施办法上，日本在1985年对《农作物保险法》作了进一步修改，允许投保农户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受灾情况来制定相适应的保险费率。2003年，日本政府又对相关制度进行了修订，目的在于扩大农户对于农业保险承包方式的选择。可以说，日本政府通过立法不断探索农业生产风险管理方式，并通过立法逐渐完善农业保险体系。

（二）行政管理

日本农业共济保险的事务由农业共济协会（NOSAI）负责管理，NOSAI又分为三个层次――市町村、都道府县、全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层次的NOSAI之外，农林渔业信用基金作为专门为农林渔业生产者提供金融、信用服务的机构，与NOSAI也有业务上的联系。图1显示了NOSAI的组织结构。

除了负责共济保险的NOSAI组织之外，日本也有相当完善的农林渔业协同组合组织。从农协组织的发展历史上来看，政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二战后日本农村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产生了对农业保险的需要，于是政府首先成立了“共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此后，各地纷纷成立了相应的地方协会并积极开展活动。1950年举行全国共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创立总会，全国共有41个团体出席，决定设立全共连。这一决定在1951年年初得到了农林大臣的认可。

日本政府对于农业协同组合的组织机构进行多次整合，到今天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同样分为三个层次。可以看到，综合农协组织的功能覆盖面非常广，几乎涵盖了包括指导事业、经济事业、信用事业、共济实业、厚生事业、新闻情报事业、出版文化事业、旅行事业等在内的所有农业保险相关事宜。综合农协组织的组织结构如表1所示。

（三）财政补贴

日本政府负担一部分的共济费即相当于对保费有一部分的减免，以达到鼓励农业生产者加入共济体系，实现国家政策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目的。

除了为农户承担一部分保费之外，日本政府为都道府县级农业共济联合会提供再保险，这是农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农林水产省经营局下属）的最主要支出，也是国家参与农业共济保险体系最主要的方式。图2是2007年到2014年农林水产省在农业共济保险各个类别的支出。虽然保险的分类很多，但在最终进行会计报告时分为五个部分，其中属于再保险支出的为前五项：农业勘定、家畜勘定、果树勘定、园艺设施勘定和业务勘定。若无较大灾害发生，每年的支出较为稳定。此外，近三十年来的最高支出额出现在1993年，这一年由于发生大冻灾，共济支出5487亿日元，远远超过其他年份。这一年支出了5487亿日元的共济金，其中再保险金为4388亿日元。可以说，政府是共济保险体系最后的也是最安定的保障。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的财政补贴还体现在为农业共济组合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尤其是对在共济机构里任职的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支出。从图2也可以看出，在每年度的会计报告中，都会有一项“业务勘定”，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国家公务员共济组合负担金，包括政府为组合员及其家属支付的一定数额的津贴，主要的支付内容是以医疗保障为中心，包括疗养津贴及疗养费、高额疗养费、生育费、儿童津贴等。这一部分支出作为覆盖面广、保障力度较强的社会保障，对共济组合成员起到了重要的维护与激励作用。

日本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建立农业渔业信用基金。此类基金是为农户提供信用服务的全国性机构，目的是为农户提供融资来帮助他们改善生产经营状况。业务包括农业保证保险，林业信用保险、渔业保证保险和灾害补偿。一般融资机构因为对较高的农林渔业风险有所顾虑而拒绝融资，共济团体则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作为一个公益性质的金融机构，农林渔业信用基金要想发挥作用就需要有资金支持，而资金来源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政府给予的支持。

（四）保险产品

日本现行农业保险体系中的保险产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农业共济保险和收入保险。农业共济是日本实施已久的农业保险制度。根据《农业灾害补偿法》第1条的规定，农业共济保险以农业生产者之间自主的相互救济为基本理念，目的是补偿农业生产者因意外事故而遭受的损失，使农业生产经营更为稳定，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参与农业共济的农业生产者缴纳保险费，并将保险费汇集起来形成共同准备财产。当灾难发生时，从已有的共同准备财产中提取资金对受灾的农业生产者进行补偿。共济金计算时，首先计算补偿减收额，即平均年收成-损失发生年收成-免赔额。引入免赔额是防止生产者懈怠等道德风险的发生。然后用补偿减收额乘以合同规定的作物单价得到最后的共济金。

2014年6月24日，日本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在《农林水产业地域活力创造》中首次提出收入保险，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农业生产风险进行管理，目前还在试点研究中。收入保险是指由于产量的减少或价格的下降造成农业收入额比保险合同中规定的收入保证额低时即支付保险金的保险。

收入保证额=基准农业收入？}保证水准

其中基准农业收入根据作物种类和作物合计的耕种（或种植）面积来确定；基准农业收入计算方式有两种：1.基本单位？}基本价格=过去五年中三年的平均价格？}过去五年中三年的平均单价；2.平均收入额=过去五年中三年的平均收入额”。基准农业收入也可以地区为单位设定而不是采用全国统一标准。

对于这一新型险种，日本国内也有着不同的声音。消极意见认为，根据总体的经济情况不同，作物价格本来就可能有下降的趋势，这是对社会供给需求的正常反应。另外，即使价格有大幅度的变化，由于需求的价格弹性接近于1，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产量也会大幅度上升，总收入不会大幅度的变化，专门地利用保险来弥补这个差距必要性不大。

积极意见认为，农业的经营者想要进行生产方式或者经营方式的革新，不仅生产经营者本人会有获得高回报的可能性，同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会有生产成本下降、生产规模扩大、产品品质提高、加工的附加产业发展和消费者效用增加等正面作用。高回报固然伴随着高风险，但如果经营者由于害怕承担高风险而放弃进行生产经营革新的话，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作资源配置的浪费。收入保险有相当重要的社会效益，可以起到促进农业生产创新的作用，这是它和仅仅针对灾害补偿的保险的明显区别。

笔者认为，虽然饱受争议，但是收入保险是利大于弊的。农产品是需求相对来说稳定的商品，需求虽然会波动不过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农产品还具有特殊性，由于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需物，保证农产品的稳定供应、刺激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收入保险从一个新的角度探索解决方法，对中国的制度设计有着借鉴意义。

（五）政策宣传

日本政府有关农业保险的宣传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农林水产省的网站上有专门的页面介绍农业共济保险，介绍文字生动活泼且通俗易懂，还做成了专门的传单形式供下载，这非常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政策。此外，网站中还附上了其他相关机构的网址方便人们进一步了解。

NOSAI经常举办一些活动使农户更加了解NOSAI机构和共济保险制度。如以出版物《农业共济报》为平台已经举办了39次的“日本的农村”摄影比赛，每次都有许多农户积极参加。《农业共济报》还会对NOSAI制度进行详细的说明以及对农业政策进行简明易懂的解说。JA全农更是会聘请知名的艺能界人士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定期推出广告，在电视、报纸等影响力很大的媒体品台上播出刊登，让政策深入人心。

二、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启示

（一）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和行政结构

1.完善法律制定。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完善的法律法规是保障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规范经营，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武器，对于农业保险来说更是如此。日本政策性农业保险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相关法律法规不断修订的过程，我国应该不断完善农业保险专属的法律来解决理赔、补贴等环节的争端，同时为农业保险的发展保驾护航。

立法目标上，因为农业保险对于我国农业发展乃至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国的农业保险立法应该将目标设定为：对农业生产中的灾害损失进行补偿，以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和“三农”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在确定农业保险基本原则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和发展目标，在明确农业保险概念和涵盖范围的基础上，合理科学的规定政府的参与程度和方式、补贴的原则与方式、农民参保方式和保险费率确定方式等。

2.完善组织。我国现行的农业保险模式分为两种：政府的公共财政补贴、商业性保险公司代办；另一种是互助保险模式。日本的互助合作组织模式可以作为我国农业保险未来成熟后的发展方向，正如前文所述，这样的组织架构将农业保险的灾害补偿落实到农户本身，同时不会造成商业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宗旨和农业保险政策性的相悖。虽然目前我国农户具有分散性和小户性的特点，对于合作组织缺少科学的认识，但是如果将互助保险模式作为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采取一定的支持手段来协助互助合作社的发展，将会成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更有力保障。

3.加强农业保险管理。由于我国目前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保险的现状，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由保监会作为主管部门，农业部、财政部同时参与，但是在贯彻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过程中，作为商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保监会是否合适作为农业保险的监管部门是值得深思的。从美国、日本经验来看，完善的农业保险执行与监管部门通常是独立存在的，比如美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由农业保险风险管理局来进行执行和管理，而日本由农林水产省保险课来负责业务执行、行业监管和技术支持。因此，为了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延续性，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经验，成立农业保险监管的专有部门。

（二）完善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

1.财政补贴要量入为出，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而在现阶段开展农业保险，确定合理的补贴金额，首先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担能力，其次要考虑农民的收入水平，还要考虑财政补贴与农民保险需求之间的均衡点。而且我国幅员辽阔，地质和气候条件因地区而有很大不同，因此我国农业保险的试点推进工作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逐步完善公共财政补贴。鉴于我国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现状，目前主要的补贴项目只覆盖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作物保险，在之后的发展中应该逐步扩大补贴范围，更多的考虑具有地方特色的保险品种。

2.财政补贴需要兼顾对于经营部门的费用补贴与激励。日本政府的财政补贴覆盖了对于各层级共济组织的费用补贴和激励制度，以此提高各级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积极性。我国在现行阶段对于经营机构的费用补贴依然缺乏经验，要么在有关机构无法落实，要么由于费用补贴金额过大而影响商业保险公司的承保积极性，因此合理设置对于农业保险经营部门的补贴与激励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3.构建完善的再保险补贴机制。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各国农业保险政策性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建立国家补贴的再保险机制。我国目前处于农业再保险的发展起步阶段，应该不断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农业再保险公司来分散农业风险。

（三）根据需求进行险种创新

中国是农业大国，第一产业时至今日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和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农业大户，但小农经济的特点在我国仍然十分突出。很多小农户对风险不是很敏感，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不大。农业的地区差异性也十分明显。例如，各地的主要作物不同，一年的收成次数不同，对相同风险的敏感程度也是各不相同。同样遭遇某些突发自然灾害，北方一年一熟地区的损失显然就会更加严重。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根据各地需求的不同有针对性的设计险种，让农业保险真正起到保证农户生活水平、鼓励农业生产的作用，而不是“鸡肋”或“政府规定必须要买”的产品。

另外，参考日本的做法，我国也应该尝试用不同思路去控制农业生产风险，达到粮食稳定供给的目的。好的政策应该还会有外部性，例如日本正在探讨中的收入保险就很有可能起到鼓励农业生产者生产经营创新的作用。

（四）科学确定保险费率和财政补贴金额

稳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和科学合理的费率、保额、补贴额的确定需要基于大量往年的数据，日本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农业保险精算系统，采取了科学合理的精算统计方法，积累了长期数据。而我国在相关的费率、补贴金额的确定上还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还缺少成熟的精算系统，为不同地区不同险种的保费与补贴金额确定提供依据。

（五）加强政策普及和宣传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政策的普及程度不是很理想，很多农户不了解农业保险保障的风险范围和程度、国家的补贴力度，甚至都不知道农业保险本身的存在。这显然是宣传不力造成的。如前文所述，日本在宣传方面做得很好，农业保险共济组织和协会加入率也十分理想，值得我国借鉴学习。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1.深入民众，直接向农业生产者具体而又易懂地讲解农业保险补贴政策。2.利用电视报纸等公共媒体，大范围地宣传有关政策，切实提高农业保险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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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保险竞争规制完善

一、我国保险市场开放面临的规制挑战

随着入世后对入世协议的逐步落实，我国保险市场将进一步开放，保险规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1．外国保险公司大量涌入，再保险市场在开放中面临着最大挑战。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先进保险技术和丰富管理经验的外国保险公司与不成熟的中资保险公司同台竞争，这无疑会给中资保险公司带来竞争压力，并压缩中资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保险市场份额将被重新分割。特别是再保险市场，根据前对外经济与贸易合作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具体承诺减让表》来看，我国的再保险市场将面临百分之百的开放，直面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

2．保险费率趋向市场化，使保险定价越来越细，不良风险获得保险保障的困难越来越大。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所采用的费率结构必须与投保人的风险水平相适应，至少应该接近于其他保险公司所采用的费率结构，这就要求保险公司根据不同的风险分级变量自由定价，否则会失去竞争机会。开放保险市场所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不同风险之间价格差异的扩大，保险公司将通过越来越多的风险分级变量把投保人根据其风险水平分成许多不同的费率组别，自由定价的政策将迫使保险公司充分利用有关保单持有人相关统计信息来确定保单价格，从而使保险市场价格趋于敏感性和多样化。

3．经营费用和人佣金将大幅下降。在所有实施垄断经营、价格控制、卡特尔或缺乏真正竞争的国家，保险公司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其经营效率普遍较低，如经营管理费用过高，支付给人的佣金远远超出必要的水平，而这些经营费用水平在完全市场化的竞争中是不可能维持的。随着我国加入WTO，保险市场不断开放，国内保险公司为了参与竞争，抢占市场，必定采取低费率政策，从而导致承保利润下降，无力支付高额的费用和佣金。因此，削减经营费用、降低人佣金将成为保险公司重要的竞争手段。这必将对目前我国保险经营方式和保险市场利益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

4．保险监管机构压力增大，监管体系将与国际惯例接轨。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使我国保险市场上竞争主体不断增加，成份愈加复杂，这将给我国的保险监管带来新的挑战。根据WTO确立的国民待遇原则，在对保险市场竞争的规制上，内资与外资保险机构在市场准入和退出、业务范围、经营规则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应一视同仁，这就要求保险监管应尽快通过体制和模式的创新以与国际惯例接轨。

二、现行保险市场竞争规制与WTO法律制度之间的差距

我国保险竞争规制模式在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定等方面，虽然正在努力与WTO法律制度但仍有不符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过于强调保险市场的安全和秩序，疏忽其他同样重要的价值目标——自主、效益、公平竞争。尽管WTO法律制度在金融服务问题上给自由化以相对的保留，但是自由化始终是金融服务协议的基本目标。然而，我国现有的保险竞争规制模式在价值目标上，强调国家的管制利益，疏忽了市场主体自益的维护；强调行政性的强制监管，相对忽视保险业的自律和保险公司的内控。

其二，将内资保险与外资保险、外国保险区别对待。为强化外资保险公司的竞业监管，我国制订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等专门性规章。这些法规和规章表明，我国在针对保险市场主体的立法上试图做到内外有别。其实，《保险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也体现了内外资保险公司差别待遇。如《保险法》第7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办理境内保险的，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规定：“合资企业和各项保险应向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

其三，在保险法制的公开与创制方面，透明度尚有很大差距。透明度原则是世贸组织的重要原则。这不仅是一项程序性原则，也是一项实体性原则，它体现在世贸组织上主要协定、协议中。《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第7条对成员方国内法规创制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即对于成员方已经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其国内法律法规的制定必须遵循合理、客观和公正、统一的原则。统一性要求在成员领土范围内管理贸易的有关法规不应有差别待遇，即中央政府统一颁布有关政策法规，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上述事项的法规不应与中央政府有任何抵触。但是，中央政府授权的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除外。公正性和合理性要求成员对法规的实施实现非歧视原则。

透明度原则要求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必须及时地公开和通报，并应将有关法令、规章或行政指令等迅速地报告给服务贸易理事会，还应建立相应的机构和机制来确保这种公开和通报的全面与及时。我国现有保险法制的公开，虽有了一定的机制，但是仍然缺乏严格的执行和监督规程。特别是监管当局针对具体问题所做出的、实际具有法律效力的应对性答复和解释，往往缺乏严格的程序规范，其透明度难以保证。根据WTO法律制度的要求，任何成员方认为其他成员方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和法规将影响协议的实施的，有权向服务贸易理事会报告。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保险立法的缺乏透明度和统一性的状况，我国将可能面临众多来自WTO成员方保险公司的，从而在国际保险合作和竞争中陷入被动局面。

事实上，我国的保险竞争规制制度也缺乏透明度。政府对保险业进行规制的内容、措施、手段和程序缺乏透明度。诚然，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要确保透明度原则在保险市场竞争规制的实践中得到实现，还有一定困难。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虽然开始建立并受到普遍关注，但由于认识的偏差、物质基础的缺乏及体制的障碍，我国的信息公开，无论从内容、范围还是从形式和程度上都还远不能满足WTO的需求，甚至被认为是贸易上缺乏透明度的国家。其次，部门立法制约了国家法律体系的科学和统一。我国的保险法制的草拟和创制者大多是由政府职能部门——中国保监会来充任。由于政府职能部门存在着明显的行政目标、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草拟创制必然会渗透其主体利益色彩。这势必会影响保险法制的合理、公正和统一，从而在实质上违背透明度原则。

三、完善我国保险市场竞争规制的对策

1．确立保险竞争规制的市场化理念

所谓市场化理念，就是对以市场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一种信仰、期待和追求。市场化理念应该是保险市场竞争规制基本价值体现。因为：①市场化理念是竞争规制的重要理论基础。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市场竞争规制强调的是通过法律手段来约束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从经济角度分析，它主要通过对该行为的鼓励、限制或惩罚给竞争者以压力，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虽然这种压力的形成也依赖于直接的行政约束，但更多的或主要的通过市场的力量问接作用于市场主体，在这里，市场仍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也是市场规制与市场管制的实质区别所在。②市场化理念是WTO法律制度的灵魂。WTO所架构的是一种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应当是完整的、开放的，市场机制是完善的，市场监管是有效的，市场运行是规范的，这就要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有限度。这是WTO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包括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采取了市场经济制度或进行了以市场经济为走向的改革。各国经济的市场化使作为“经济联合国”的WTO的产生和发挥作用有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基本制度基础。

要在我国保险竞争规制中贯彻市场化理念，必须对我国现行保险市场规制模式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包括：规制主体要从政府他律一元规制主体到除政府以外的包括保险行业协会、保险中介机构等多方参与的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结合的多元规制主体的转变；规制手段要完成从政府行政审批、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单一行政规制手段到对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合法性、合规性审查的法律规制手段为主的转变；规制的目标上要从保证保险市场的稳定和安全、控制保险风险为唯一目标的安全规制到安全优先、兼顾效率的规制的转变；规制的时问上要完成从事前上报审批的事前规制和向事前报批、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价和惩处的全过程规制转变；规制的内容要从以条款和费率监管为中心到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转变。

2．借鉴保险竞争规制的国际经验

保险市场的国际化决定了保险竞争的国际化，这就要求我国应开展和加强保险竞争规制领域的国际合作。WTO要求成员方在制度变革上应能逐渐地接受金融自由化理念。我国应在维护国内保险市场秩序的同时，要大胆地为保险法制的国际化创造条件，为我国保险市场早日真正地融入国际保险市场提供法律保障。

3．进一步完善保险市场规制的法律体系

为适应WTO法律制度的要求，必须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业发展的实际，顺应世界保险业竞争发展的趋势，加快完善我国的保险市场规制法律体系，建立有效的保险规制的各项法律制度，以规范我国保险市场竞争，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第一，在遵循WTO国民待遇原则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法律资源，保护我国民族保险业。一方面，我们按照WTO的要求，抓紧修改现行保险法律法规，废除对外资保险公司的歧视性待遇规定(如经营许可证审批的条件过于严格、程序过于繁琐，经营地域和展业范围的限制等)和超国民待遇规定(如税收优惠和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优惠等)，以创造一个内外资保险公司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遵守国际义务的前提下，要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和其他相关国际法律给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保护性条款，以及我国在与WTO其他成员方谈判中所争取到的一些权利，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尚属于幼稚行业的我国民族保险业给予适当的保护，使我国的保险开放能够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

第二，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监管法律体系，构建一个以保监会为核心、保险行业自律为补充、保险公司自控为基础、其他相关部门(如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配合的保险市场规制的多元立体网络结构。在目前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还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尤其要在法律上明确保监会在保险竞争规制中的职责权限，加强保监会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同时，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为我国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统一监管体制，做好必要的立法准备。

第三，强化对保险业垄断经营的规制。垄断经营是当前我国保险业市场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在规制保险垄断问题上，我们既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又不能照搬他国的模式，而应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和我国保险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要求，采取相应的法律对策。虽然我国保险业也存在着经济垄断的现象，但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现行体制设计的缺陷，我国的保险垄断主要还是行政垄断。因此，目前我国保险业反垄断的主题应该是以反对行政垄断为重点，要依法限制地方政府对保险业的干预，为保险市场主体平等、自由的竞争营造良好的环境。在我国《反垄断法》尚未出台前，就以《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反垄断的规定为法律依据，由保险监管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承担反保险行政垄断的职责。必须明确，我国反保险行政垄断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既有赖于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有赖于新的保险市场主体的培育、保险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和保险监管制度的创新。正如有的学者主张的“行政性垄断综合治理论”那样，解决保险业的行政垄断问题，同样需要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三者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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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险风险证券化是金融和保险在风险管理领域融合的根本课题。从风险管理供给看，它是保险公司方法和金融市场方法融合进而扩展彼此功能的结果；从风险管理需求看，其根源是公司风险管理变化，直接原因是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要求。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技术条件是金融数学和保险数学融合，未来取向在于风险标的的扩大，其对保险公司的影响将是深刻的。我国试行保险风险证券化，应该整合保险公司的金融功能，改革保险教育和研究，完善偿付能力监管。

一、保险风险证券化的理论基础

传统上，保险属于广义的金融学范畴，但是高度独立，单独推进的，至于两者的联系一直为人所忽视。20世纪90年生的金融和保险多尺度、全方位的融合已经改变了这一状况，现代金融学对保险理论和实用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强，保险研究也越来越遵循一个一般金融研究范式。保险风险证券化（Insurancerisksecuritization）始于美国1988年寿险和年金组合证券化，指通过证券的创造和发行将承保风险转移到金融市场上，这等于为风险创造了其他承担者，从而触及到保险公司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风险管理核心功能。所以，保险风险证券化是金融和保险在风险管理领域融合的根本课题，可以运用金融学的基本方法和工具对之作深入探讨。

（一）保险风险证券化的金融基本功能解释

风险管理是一个超出保险领域的概念，其基本原则是让合适的人承担合适的风险，如何分散风险，以及是否存在适合承担风险的实体是其中关键问题。潜在逻辑是非常简单而强制性的，即风险趋于发现其最经济的价格和最有效的持有人。根据默顿（Merton）等1993年提出的金融中介学说的功能观点，金融体系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组成，任何经济社会的金融体系的功能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在时空上便利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拓展，具体有六项基本功能：支付结算；聚集和分散资源；在时空上转移经济资源；风险管理；提供信息；解决激励问题。金融基本功能长期保持不变，彼此并不是独立的，功能比其制度结构更稳定、更重要。这样，就风险管理功能，存在两种提供方法：金融中介方法和金融市场方法。保险公司是传统上进行风险管理的金融中介，侧重于纯粹（或物理）风险，具有在代际（跨期）间熨平风险的优势；金融市场也提供很多风险转移合约，比如期货、远期、期权和互换，且非常透明化和标准化，一直扮演管理金融（或财务）风险的角色，能有效分担横向风险。以往这两种风险类型不同的风险管理及供给风险产品的行业或市场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术语、概念和方法分隔的，前者是一种保险精算和物理的世界，后者属于财务和金融领域，公司、个人或其他决策单位究竟选择保险方法还是市场方法取决于其特定的需求。

希勒（2003）指出，风险管理将是金融市场最有发展前景的功能。过去金融过分强调金融市场的资金动员以及资金配置功能，现在可以把金融更扩展一些，通过更好的金融安排，把许多保险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过剩风险，进一步消化掉。他提出了金融风险管理的六个新想法：个人生计保险、宏观市场保险、收入相关贷款保险、收入不平等保险、跨代社会保障和国家风险保险。同理，过去保险过分强调纯粹风险管理，现在也可以把保险功能更扩展一些，它可以应用到社会更多的方面，来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规避掉一些大的风险，让我们的生活更稳定。基于此，实现保险和金融市场彼此功能扩展的有效途径可以是融合两种风险管理方法。保险风险证券化就是这种融合的表现，保险公司的风险转移效益、可保风险范围和承保能力都得以改善，金融市场也间接为纯粹风险提供保障，重大风险累积在保险公司和金融市场间实现了优化配置。

（二）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根源和直接原因

金融机构是客户导向的，公司不通过金融中介也可以进行风险管理，只是参与成本较高，任何金融创新根本上都是客户需求驱动的。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公司面临风险复杂性增加，竞争日趋激烈以及股东对回报的持续关注，风险管理不仅被定位于保护公司免受非预期实物损失，还要管理影响日增的金融风险，同时承担资本有效配置以及优化风险回报的责任，能够真正为公司增值，导致了传统风险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框架转型，这为国外学者称誉为“公司风险管理革命”。集中反映在两个层次的融合上。一是风险管理作为一种组织流程的融合，包括整合纯粹风险和金融风险管理；通过VaR等风险度量共同标准来考察公司风险全貌；在组织内跨系统、过程和人员整合风险管理流程；寻求更多整合风险管理产品和解决方案。二是风险管理与资本管理的融合。即风险管理和最优资本结构决策同时协调考虑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这一融合已经实质性地改变公司风险管理的功能，成为很大程度上驱动上述整合的真正基础性融合。处于融合浪潮中心的是非传统风险转移（ART）市场，ART指由保险或再保险公司提供的、宽泛的和成长的“合约、结构和解决方案”集合，它使得公司能以非传统方式转移风险或为之融资，而保险风险证券化只是一种ART产品。

金融机构实物资产较少，所面临的纯粹风险可以忽略，主要风险是金融风险。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金融中介，包括典型金融风险（市场、信用和操作风险）和保险风险，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属于广义金融风险管理范畴。在金融服务业，一种实体的过剩风险可以是另一种实体的分散化风险，这构成了风险转移的坚实基础，且使得这种机制不断发挥作用而进化。重大保险风险累积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影响极大，但与金融市场风险不相关或很小，可以通过证券化方式实现分散化。进一步讲，上述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对保险公司仍然适用。面对巨大的行业灾难，监管者、评级机构和股东日益增加的压力，以及最重要基础业务考虑，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接受企业风险管理（ERM）理念。为了对其全面风险管理提供紧密的支持，保险公司也需要更灵活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这必然要求不断补充和改进ART形式。巨灾风险由于其低发生频率和高损失幅度成为保险公司整体风险状况的关键组成，应该采取高度个性化的证券化形式实现更广泛分散。

综上，保险风险证券化作为一项风险管理创新，始于保险公司分散自身过剩风险的要求，由于客户风险管理需求变化的长期战略考虑又使之变得不可或缺。所以，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要求是证券化的直接原因，根源在于公司风险管理变化。

二、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技术条件

金融市场用于保障传统保险风险的主要困难在于供给方的合约化，也就是产品设计问题。从金融角度看，保险风险衍生工具是标准金融合约应用到新的标的市场所导致的新风险管理产品，有交易所标准合约，也有场外市场合约；风险证券可以视为一份标准债务或权益和一份金融衍生证券组合的混杂证券。与之类似的结构模式在金融市场上早已存在，所以产品构造难度不大，难点在于定价。保险风险证券化定价一般可以采用统计建模、金融工程和精算模拟方法，但现有新产品定价都是金融工程方法。因而，保险风险证券化依赖于金融数学和保险数学融合这一技术条件。20世纪90年代之前保险数学和金融数学几乎是平行发展的，基于金融风险的金融合约和基于保险风险的保险合约单独被引入到市场上，相应合约的估价方法和潜在风险过程的随机模型已经分别在金融数学和保险数学中独立开发出来，金融数学的巨大进步基本上没有对保险数学产生影响。70年代和80年代不断增加的巨灾索赔迫切需要新数学和统计方法；90年代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也强烈需要新投资机会。这促使了金融数学的模型和工具大规模地转嫁到保险数学中来，特别是金融资产定价方法在保险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传统金融与保险定价方法有很大不同。金融定价是完全市场假设下的和基于套期保值观点的无套利定价，导致了一种唯一的鞅测度。但是，保险市场一般是不完全性的，如果根本上存在鞅测度，那么就会有无穷多。这意味着鞅测度的唯一性只有通过施加一定的、能够导致风险最小化测度的最优条件获得。保险定价则避免了价格不存在或无穷多的问题，其价格基础是实际概率测度，采用诸如大数法则和依靠一种附加系数来防止随机波动。但对于复杂的巨灾保险或者与金融市场连结产品，这种方法引起了一些问题。考虑到市场在决定保险产品价格中的作用，按照金融定价，保单价格应该反映风险和收益间的均衡关系，或者最低程度地避免创造套利的机会；而传统精算费率原则模型采取一种供给方视角，包含了价格主要是由保险公司确定的假设。通过比较两种方法计算同一风险过程的费率，很容易得出，在一个充分流动的保险市场，精算费率原则可以用一种标准无套利定价结构重新解释。随着保险风险可以通过保险和金融合约同时交易的市场出现，这些合约共存导致一种新的价格选择标准，供给方法正逐渐地为金融方法所取代，这反映了金融专家和精算师共同努力的结果。

目前已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和期权模型，开发出许多保险金融定价模型，这方面的最新研究都集中于巨灾风险证券化定价。1992年考克斯（Cox）等运用BS方程作为巨灾期货和期权的定价模型至今，学界和业界已经贡献了许多模型。但是多数都是采用假设保险市场是完全市场的无套利方法开发的，现实意义不大。不完全性也是保险风险证券化区别其他证券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应该改用均衡定价方法；同时由于证券化产品与现有保险合约的风险标的相同，所以其金融价格必须与精算费率一致，以排除套利的可能性。目前基于均衡理论、效用理论和Esscher变换的适用于完全市场和不完全市场的精算一致金融定价方法运用很广。最后，为了达到解决理论障碍，精确定价从而支持巨灾保险风险在资本市场交易的目的，当前保险风险证券化定价研究主要在两方面推进：一是继续改进风险过程模型来模拟巨灾损失或索赔；二是在产品定价中权衡基差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外汇风险。未来开发更实用的不完全市场的保险金融定价模型还需要补充研究，考虑了市场中摩擦性的金融定价理论方面的研究推进会对之增加更多见解；同时非均衡定价范式的新金融学发展也将对进一步完善保险风险证券化定价模型产生积极影响。

三、保险风险证券化的发展前景

（一）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未来取向

相对于数以万亿计的保险资产，现在保险风险证券化水平还较低、规模尚小，且市场发展很不平衡。产品方面，芝加哥交易所（CBOT）推出的保险期货和期权分别在1995年和2000年停止交易，但是巨灾债券自1997年以来持续发展，市场余额从7.83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3.36亿美元，成为风险证券化最有发展潜力的产品。标的风险方面，最初证券化用于巨灾保险市场，且迄今为止大部分都与巨灾风险有关，但是证券化保险风险的内容正在扩大。

理论上，保险风险证券化并不仅限于自然巨灾，只是关于保险和再保险风险、资本充足率和风险融资的讨论通常集中于保险业巨灾相关负债的重大累积，巨灾风险承保能力的严重不足促使了这一领域的率先起步。从银行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证券化潜力往往后者比前者更大，正如非保险证券化已经集中于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等量多业务，未来保险风险证券化的焦点将不是变异巨大的巨灾风险，而是其他更为传统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健康和意外保险、农作物保险与寿险（含年金）。健康和意外保险由于数学基础与财产保险有很大相似性，所以也可实行证券化。巨灾风险的特点与那些造成大面积农作物损失的自然灾害十分相似，因而证券化也适用于农业保险。最后，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寿险风险证券化，寿险的期限相对较长，损失分布规律（生命表）也比较稳定；财险多为短期业务，标的损失情况也花样繁多，损失分布规律比较复杂难以建模和定价。所以寿险风险证券化潜力很大。

（二）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潜在影响

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功能的扩展和风险衍生工具推出后，“未来保险公司会不会消失”、“抛弃保险”等类似观点流行颇广，这也就是证券化导致保险业所谓的“脱媒”问题。根据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尺度中不会消失，而是与金融市场共存，金融产品在中介和市场之间不断交替发展，成为“金融创新螺旋”的一部分，推动整个金融体系朝着一个具有充分效率的理想目标演进。据此，传统保险和再保险与证券化产品是竟合关系，公司风险直接证券化将不多见，仍然依托保险公司中介实现风险证券化。当前巨灾保险衍生工具尚未成熟，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取代传统保险产品；即使巨灾债券颇为盛行，但再保险仍然是最主要的风险分散机制，证券化的作用很小，且交易大多是再保险性质，作为传统再保险的另类途径或补充。当然，原则上并没有任何因素限制非金融公司及其自保公司将其风险直接证券化，但在迄今公布的交易中，只有两起是由非保险公司发行的。所以，保险公司不会消失，但存在形式一定会发生变化。根据银行业经验，保险公司完全可以通过产品和组织创新参与到证券化过程中，现在属于ART的保险风险证券化未来将变成“传统”保险形式。

四、保险风险证券化对于我国保险业的启示

保险风险证券化由于具有巨大潜力和社会经济正外部性特征，不光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出现了许多新兴市场案例。就巨灾风险方面，土耳其实施了地震保险证券化计划；我国台湾地区在2003年8月发行了1亿美元的地震巨灾债券；拉美一些国家将证券化经验推广到农业保险中。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也应该以此为先导，逐步试行和推广证券化方式来分散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重大风险。但是，保险风险证券化是一国保险业以及金融业整体发达水平的体现，不应脱离我国的现实条件，而要做好以下基础性工作：

（一）整合保险公司的金融功能

从金融基本功能之一的风险管理角度来审视保险业在现代风险管理中的结构变化和功能定位，有助于保险功能内涵的深化，有助于保险公司正确地履行其职能。ART形式表现为保险业对曾经几乎是商业银行和投行独占的公司融资和资本构成过程领域的一种“入侵”。对此，国外大型保险和再保险集团，为了加强在ART市场上的地位，纷纷自建或并购设立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等子公司，在新的机构框架下为公司客户提供综合化、覆盖整个生命周期的融资或转移风险产品和解决方案。因此，我国保险公司也应该通过结构重组，发展成为功能型金融集团，参与企业金融服务一体化进程，处理好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的平衡。

（二）改革保险教育和研究

风险可以被公共部门、保险公司以及通过金融市场而得以分担，巨灾保险市场不存在说明了现有保险理论和实践间存在的重大分歧。许多应该被保险的重要风险没有保险。而且，未来必定会遇到其他重大的新风险，也必须发展新的机制使之分散化。传统保险理论不能保证合适的实体为合适的被保险人提供合适的保障合约。所以，保险理论必须能够精确描述以发现社会需求和解决实际问题。保险学教科书必须加入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实质性地扩充概率统计知识；保险研究人员必须经常在一些新方向上探索。保险实践应该被调整到怎样满足风险被有效分散的现实期望。这样通过逐步调整最终实现保险理论和实践的协调。

（三）完善偿付能力监管

严格的监管资本约束是保险风险证券化客观条件之一。近年来，英国金监局（FSA）正在将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置于单一的、基于巴塞尔2号协议（BaselⅡ）的风险敏感制度下；欧盟也借鉴了BaselII，采用了“三支柱”监管方法（最少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制定了SolvencyⅡ保险监管计划；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1AlS）为了早日建立像银行业那样国际范围内广为接受的监管协议，已制定并公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评估全球性框架》草案。对此，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应该借鉴上述推荐协议，逐步建立和完善偿付能力评价体系，并在监管资本要求中反映证券化的风险减少利益。这样既促进风险证券化创新，又为创新營造宽松的监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