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险和商业保险的区别范文
时间:2023-12-20 17: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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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据我们的一项在线抽样调查显示,高达87%的受访者不知道社保和商业保险的区别和功能,更有90%的受访者不清楚国家相关保险政策。”第三方保险平台大家保网()的CEO方玉书表示,而这一现象也让商业保险成为了理财师们必备的武器之一。
商业保险进入快速增长期
相对于社会保险而言,商业保险又称金融保险,和社保作为个人生活基础保障不同,商业保险以保障被保险人享受最大程度的经济保障为根本出发点。据方玉书介绍,我国商业保险经历人世后的十年黄金发展期后,开始被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及人口老龄化等各种力量裹挟着,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已越来越重。
“从交强险制度实施到房地产投资解禁、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到参与医疗纠纷调解、从养老社区投资到新农合建设、从大病医保靠政府到惠及10亿人的大病保险再报50%由商业保险承保,走向民众的商业保险,其庞大的市场前景和国民的刚性需求,足以撑起下一个保险业的黄金30年。”方玉书说,“一个新增有消费能力的市场,外加一个居民消费习惯正在悄然改变的市场,为商业保险的后30年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方玉书表示,国际经验显示,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到3000美元及以上时期,商业保险需求会进入一个转折,即后黄金发展期。我国保险业积累第一个1万亿资产耗时24年,积累第二个1万亿资产仅用了3年。2012年1月至4月,我国保险业共实现保费收入5922.07亿元,保险业总资产已达6.33万亿元之巨。
援引国家统计局8月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083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
“这意味着我国的消费结构仍处于一个可升级的区间,加之作为消费主体的25至49周岁人口比重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32%上升到近期的45%,以青年为主体的年龄结构决定了我国进入商业保险消费快速增长期。”方玉书说,“从大家保网的访客数据看,这一年龄结构变化所折射出来的商业保险消费占比尤为明显,25至40周岁的青年族群构成了大家保网站商业保险的主流消费群体,此外男性访客占据了60%,而在职业分布方面,教育、金融、IT等行业人士较为密集。”
保障理财复合功能产品受欢迎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消费者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中现金的比例已由2002年的84%降低到68%,而股票、基金、银行理财产品及商业保险则由原来的16%上升至32%。2008年至2012年间,中国约有5000万个家庭年收入突破1 0000美元大关,从而加入中国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这也将直接产生1亿至1.5亿个能初次购买商业险的新客户。
以商业保险中的养老险种为例,目前可分为传统型和新型投资型两种。传统型养老险的产品利率一般固定在2%~2.4%,对于保险金的领取时间、领取金额均可事先商定;在新型养老险中,既有1.5%~2%的保底利率,又有不确定分红收益的分红险是大热门。
篇2
关键词:“交强险”;商业保险;保险条款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7―0076―03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颁布以后,对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的相关问题在理解上和实施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因此,如何正确理解《保险法》、《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如何正确认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保险公司现行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如何正确适用《交通安全法》有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对妥善解决保险纠纷,依法公平维护保险关系各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交强险”制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难免有不周全之处,在过渡时期交通事故的责任分担以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下称“交强险”)和“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下称“商业三者险”)如何协调处理的问题都值得思考。因此,至少以下三方面问题应该首先得到关注。
问题一:比较“商业三者险”与“交强险”的不同,明确指出仅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在过渡时期无须承担“交强险”的赔付责任,仍按照保险当事人在“商业险”中约定理赔保险事故而导致的第三者所遭受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问题二:确认分别向两家保险公司投保“商业险”和“交强险”的行为不属于重复保险,承保“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可各自按照理赔程序进行。
问题三:对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与保险赔偿责任的确定问题进行研究。
笔者将在本文中围绕上述问题,根据保险法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逐一进行分析,其形成的观点对司法实践存在一定的指导价值。
一、在过渡时期是否能将“商业三者险”等同于“交强险”看待的问题
“商业三者险”的定义在保险条款中一般表述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法律和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交强险在《交强险条例》中的定义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一)就目前保险公司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约定与《交强险条例》的规定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两险种在以下几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1.保险性质不同:“商业三者险”是纯粹的商业保险;“交强险”则是具社会保险特征的商业保险。
2.险种保障对象的立足点不同:“商业三者险”是为保障被保险人的责任风险,弥补被保险人的损失;“交强险”则立足于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及时、合理地补偿其遭受的损失。
3.合同成立的依据不同:“商业三者险”是由保险合同双方自愿协商一致而成立;“交强险”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强制投保、强制承保而使合同成立的。前者的投保人对于是否投保、选择哪家保险公司投保有自主决定权,保险公司对于是否承保也具有自主决定权;后者基于法定强制,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基本丧失了自主决定权。
4.保险责任范围不同:“商业三者险”将精神损害抚慰金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将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诉讼或仲裁的费用包括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交强险”将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将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诉讼或仲裁的费用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
5.索赔方式不同:“商业三者险”在出险后必须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保险人才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义务;“交强险”在出险后可以由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索赔,保险人须先行在责任限额内向受害人赔付。
6.归责原则不同:“商业三者险”采取“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即根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所承担的事故责任比例来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交强险”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即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保险公司均将按照《交强险条例》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具体要求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
7.保险公司的经营原则不同:“商业三者险”的经营是以营利为原则;“交强险”的经营总体上则以“不赢不亏”为原则。
8.保险期限的确定方式不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限由合同双方约定;“交强险”的保险期限属法定,不能由合同双方协商确定。
9.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追偿权不同:“商业三者险”中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基本上没有追偿权;“交强险”中保险人因为须依法无条件地先行向受害人赔付,则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追偿权有法规依据。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目前各财产保险公司承保的“商业三者险”不能等同于“交强险”,即使是在过渡时期。
(二)仅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无须按交强险或《道交法》第76条的规定承担赔付责任。
《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提到:“为积极落实《道交法》精神,实现《道交法》实施后与《条例》出台前各项改革工作的顺利衔接,5月1日起,采用保险公司现有的三者险条款来履行《道交法》中强制三者险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待《条例》正式出台后,再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调整,统一在全国实施。”因此,“商业三者险”在《道交法》实施后就是应当等同于“强制三者险”,保险公司应按“强制三者险”承担责任。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对于保监会的文件的错误解读,主要理由是:
1.“商业三者险”是根据《保险法》和《合同法》所规定的“自愿原则”成立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只要合同双方没有自愿协商变更原合同的约定,除非合同条款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的规定,否则保险合同的约定仍为有效约定。由于“商业三者险”条款的约定与“交强险”的规定不同是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保险,不属于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的规定的情况,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能要求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按另一不同的保险品种(例如“交强险”)的理赔原则或理赔方式承担支付保险金的义务。
2.在“目前实行的商业三责险是根
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所承担的事故责任来确定其赔偿责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施后,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保险公司均将按照《交强险条例》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具体要求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该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商业三者险”与“交强险”的权利义务内容是不同的,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二、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车辆在交通事故中的损害赔偿处理程序问题
(一)同时投保“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的理赔程序。
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首先根据“交强险”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其次由被保险人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然后被保险人可以就其自行承担的赔偿根据“商业三者险”合同向保险公司索赔。
1.“交强险”的赔偿程序有《道交法》第76条、《交强险条例》和《交强险条款》的相关规定为依据,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直接向受害人支付赔款是完成法定的义务。
2.保险公司按“交强险”履行赔偿义务后,若未能完全包括被保险人应承担的损失赔偿责任,则不足部分由被保险人向受害人赔偿。
3.如果被保险人在“交强险”之外还投保了“商业三者险”,则其可就自己支付的赔款按“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公司索赔,但受害人不能以被保险人未向其支付赔款而直接向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索赔。其主要的法理在于:
(1)受害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是侵权民事法律关系,其适用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是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其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由于两个法律关系所需查清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等均存在重大区别,且保险合同一般有约定合同管辖(例如仲裁),因此,交通事故侵权纠纷与保险合同纠纷一般不宜合并处理。
(2)就商业保险合同而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保险人仅对与之有合同关系的被保险人承担合同义务,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对保险人提出索赔缺乏合同依据。
(3)商业保险合同是立足于补偿被保险人因为责任保险承担的损失,如被保险人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即没有损失可言,保险人也不必给予支付保险赔偿金。因此,只有被保险人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后,保险人才需要根据商业三者险合同支付保险赔偿金。
(二)分别向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不属于重复保险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1条第3款之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有人认为“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标的、保险利益、保险事故都存在相同之处,如分别向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上述两项险种,则属于重复保险行为,两家保险公司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笔者不能认同这种观点,主要理由是:
1.“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属两个不同的险种,其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并不完全相同,故同时投保两险种不属于重复保险。
2.根据《保险法》第41条第2款之规定,重复保险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是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过保险价值,如低于保险价值,则无重复保险可言。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限额相当于法条中的保险金额,损失赔偿责任相当于法条中的保险价值。“交强险”的赔偿责任限额决定了其不能承担被保险人的全部责任风险,则对于超过“交强险”的赔偿责任限额的风险实际上并没有投保,此时,被保险人就超过赔偿责任限额的部分的风险单独投保并不属于重复保险。
因此,分别承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并不是按《保险法》关于重复保险的按比例分担责任原则承担赔偿责任,相关的理赔程序也是与上述第(一)点所述的程序相同。
(三)“商业三者险”是“交强险”的补充保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
在投保了“交强险”的交通事故中,如果受害人通过“交强险”这一法定保险获得赔偿后,无疑降低了机动车方的损失赔偿责任。例如,机动车方根据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应承担50%的责任,其对应的损失赔偿额为拾万元,通过交强险的理赔受害人获得陆万元,则余下的肆万元属于机动车方应自行承担的损失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方通过投保“商业三者险”,则该肆万元赔款支付后可向保险公司索赔。同一案例,如果机动车方仅投保“商业三者险”而没有投保“交强险”,则机动车方应向受害人支付拾万元的赔款后向保险公司索赔拾万元。由此可见,“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完全取决于被保险人应自行承担的赔偿额,故在“商业三者险”和“交强险”并存的案件中,“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
三、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与保险赔偿责任的确定问题
1.根据《道交法》第76条第1款第(一)项的规定,交通事故在机动车辆与机动车辆之间发生的事故原因与责任较容易确定,学理上的通说是按“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确定各方的责任和分担损失。因此,对于此类交通事故中对受害人的赔偿问题,可以先按“交强险”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赔偿,其中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有无责任适用不同的赔偿限额,“交强险”不足赔偿的部分如属于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被保险人向受害人承担,被保险人如果有投保“商业三者险”,可以就应当自行承担的部分向保险公司索赔。因此,机动车辆与机动车辆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的事故责任认定与分担损失的比例是一致的并没有争议。
2.根据《道交法》第76条第1款第(二)项的规定,交通事故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事故原因与责任就较难确定,学理上的通说是按“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推定机动车方承担全部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但是,在实践中,交通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认定与损失赔偿责任的确定是分开的。交通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认定由交警部门作出,交警部门一般仍然按照事故的原因及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对于事故发生的过错程度来认定责,因此,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原因和责任认定书都显示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也有过错并按过错程度与机动车驾驶人承担事故责任,而损失赔偿如果按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认定来确定,往往令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方不服,他们会提出按《道交法》第76条第1款第(二)项的规定由机动车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对于类似的纠纷的处理,笔者认为,对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方的损失应分为两个部分处理:
其一,只要机动车方被证明有责任,无论责任大小,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当根据《交强险条例》和《交强险条款》的规定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先行向受害人支付赔款。
其二,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应根据交警部门作出交通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认定来确定机动车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除非有证据证明交警部门作出交通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认定是错误的,否则,不应否定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损失赔偿责任比例按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来确定。
篇3
关键词:农业保险;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TU247.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c)-0017-02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农业保险作为一种主要的风险管理形式,伴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农业市场化的进程。我国农业保险自1982年恢复试办以来,一度得到较快发展。199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8.17亿元。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业务则迅速萎缩。2005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7.29亿元,初步扭转了农业保险逐步萎缩的局面。至2006年底,全国39家财险公司中仅中国人保等六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2007年国家财政首次大规模补贴农业保险,虽然所涉及的地域和农作物范围有限,但却在我国农业保险史上完成了一个历史性跨越,我国农业保险跨出了实质性一步。但是,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依然滞后于农业的发展,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进程相对缓慢、体系建立也不完善,目前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二、当前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农民收入水平低,保险意识淡薄。众所周知,农业保险直接面对的是广大的农民,农民是农业保险市场需求的主体。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农民收入水平低,限制了保险投入。保险是一种消费型商品,但不是生活必需品。只有在满足了衣食住行等最基础消费之后,人们才有可能将剩余的钱投入保险。低收入水平决定了绝大多数农民还不具备购买保险的能力。另外农村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农业保险宣传力度不够,落后的传统观念制约了保险在农村的发展。(二)农业保险产品供需不平衡。目前多数保险公司都将较大的自然灾害列为除外责任。原因在于,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并不是理想的可保风险,保险公司为了避免出现“农险越做越亏”的局面,只好放弃一些险种。因为高风险、高赔付率,让开展这项业务的保险公司无利可图,形同鸡肋,即使保险公司使出浑身解数,仍然不能得到良性的发展。我们应该看到,农业险与商业险在经营目标上的冲突。如果农险按照商业化运作,同时承受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就当以高保费弥补分散其存在的风险,但我国农业险保户的交纳保费能力低。保费高了保户承受不起,低了保险公司后续经营无力维持。正是这一对矛盾长期制约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三)区域结构。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而且呈明显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地域差异,自北至南依次出现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赤道带等6个气候带,决定了农业风险区域性强,表现出不同区域间农业保险的险别、标的种类、风险事故的种类及周期、频率、强度差异,这造成农业保险单位经营区划、费率的厘定与区分复杂,投入资金与技术的成本十分昂贵。(四)农业保险赔付率高、承保率低。由于农业生产尤其是种植业和养殖业“靠天吃饭”的高风险和不可预测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风险大、赔付率高,而若想有利可图,则必须提高保费,这又往往会超过农民的承受范围,加上农户的保险意识不强及保险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落差,导致“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据有关专家统计,我国自然灾害的平均损失率:粮食为6.5%、经济作物为6%、大牲畜为10%,如果按照这样的损失率来收取保费的话。无疑费率之高是令人难以承受的。更何况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总体来说还比较低,投保积极性自然缺乏。(五)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农业保险基金管理分散。由于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捆在一起经营,从保险基金的使用上看,农业保险基金被作为财产保险基金的一部分使用,并没有专款专用。从经营核算上来看,往往是用其它财产险的盈利来弥补农业险的亏损,缺少独立的农业保险基金的核算办法。这种基金分散式的管理,使农业风险分散不出去,导致保险基金无法积累,无法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我国农业保险萎缩不前困局的成因
(一)保险行业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但保险公司承保热情减退。1995年以来,我国不断加深了市场化程度,各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化转变,国家不再对它们进行补贴,对农业保险也实现商业化运作。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商业保险公司并不情愿从事风险重重的农业保险行业,因而使得农业保险产品不全,进度更新更加缓慢,农业保险业务日益萎缩。1993年,我国农业保险费收入达8.29亿元,占当年财产保险费收入的3.58%;1997年,农业保险费收入为15.4亿元,占当年财产保险费的1.14%;这个比值比1993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005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6.5亿元,占财产保险费收入的比重仅仅为0.13%,比1997年又下降了1.01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农业保险出现整体萎缩,对保险热情开始渐变。(二)由于双方掌握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了政府直接经营农业保险成本太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是赢利。而农业经济活动的不同领域,其市场赢利空间不同。市场信息的诱导作用就是引领农业资源从低赢利领域退出,进入高赢利领域,使不同领域的市场赢利水平趋于均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和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的特点,导致政府必须在农业经济中有所作为。由于农业保险具有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特点,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亏损、低效益和高风险以及潜在的道德风险。与其他行业一样,保险业的发展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享受政府免费的“行政午餐”。
四、加快农险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增强农民风险意识,转变农民保险观念。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农民的风险意识还很淡薄,对风险的发生存在着侥幸心理。即使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也只依赖政府的救济,而不知道农业保险是一种重要的风险损失补偿方式。农民的保险观念不转变,则风险的威胁就很难转化为明确的保险需要。可以通过公益广告、举办知识讲座等形式向广大农民宣传在当前形势下参加农业保险的迫切性,让农民了解更多有关农业保险的知识。(二)区域经济统筹规划。由于自然、地理、历史、制度上的原因,我国各地区在要素资源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每个地区之间的资源结构也各有利弊。因此,针对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上的不同,农业保险在各地方政府的实施情况也应有相应的不同政策。比如可以根据地方经济的发达程度,制定不同的保险费率。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适当降低保险费率,由财政给予保险公司费率上的补贴。西部地区地处内陆,年降雨量少于沿海地区,因此可能的灌溉成本将高于沿海地区,那么对灌溉成本的保险补贴比率应适当提高。各试点省份也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扩大试点农作物的品种、保险责任的范围,提高保障水平以及保费补贴比例。中央根据区域的不同结构,调整对各不同保险品种的补贴。(三)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由于农业的高风险性,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尽管其发展模式存在差异,但普遍对农业保险采用非盈利性的政策性保险。对一些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作物,多是采用强制性保险。像日本等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费的补贴率高达70%。借鉴国际经验,和一般的商业保险有所区别,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四)建立健全我国农业保险相关法规,建立多层次的农业再保险体系。我国现行的《保险法》是一部商业保险法,而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用现行的《保险法》指导农业保险会存在许多不足,农业保险中的许多领域都存在着法律上的不完善。因此,急切需要国家立法部门尽快制定和颁布《农业保险法》,把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农业再保险的基本职能是分散农业保险人承担的风险责任。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风险,当保险人承担的风险过大,威胁到保险人自身的经营稳定时,保险人可以利用再保险方式,将风险在保险人之间分散、转移。在我国农业风险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农业再保险就显得更为重要。国家可利用再保险体系支持农业保险,以财政收入补贴农业保险的费用和经营亏损。再保险体系的建立,可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引导经营重点、费率厘定,增加手续费收入,增强经营主体的内控制度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五)以乡镇一级为基本的组织单位,在县级建立农业保险合作联社,在省级设立总社。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一般农户的主要活动范围和信息区域主要在本乡镇,因此以乡镇为单位组织农业保险合作社的信息成本、管理成本可以实现最低。在各村可以设立非独立的合作小组,具体展业等工作可以委托社员代表办理,损失评估和理赔也要让社员充分介入。
由于我国各地农村差别较大,厘定保费的自可以考虑放到县级联社,省级总社可以提供指导性意见。损失的评估等工作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县级联社可以为基层人员提供培训和指导。基层合作社自留的保险费收入也可以委托联社进行投资。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
陕西省;农业保险;存在问题;对策
在陕西地区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都处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威胁之中,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有利于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对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业保险存在的意义及其职能
1、农业保险存在的意义
农业保险是指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如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市场风险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相应赔偿的一种保险。农业科技、农业投入、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发展,特别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我国农业保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农业承受着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的威胁,这些风险的存在和发生,严重影响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陕西省农业经济现实存在“弱质”状况,加之超小规模的农户分散经营,造成了农业风险机制的脆弱性,农民的收益和农业经济处于极度不确定性状态,客观需要创建一种转移分散风险、分摊经济损失的风险管理机制,现代农业保险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避险工具。农业保险有利于减轻农业灾害损失,稳定种植业和养殖业等产品供应,有利于建设良好的农业生产机制,也有利于促进农村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2、农业保险的职能
农业保险是规避农业生产风险的有效工具,能够对灾害损失进行经济补偿。首先,农业保险是农业生产规避风险一种有效工具。农业保险具有补偿农业经济损失、保障农业持续发展的职能,农业是弱质产业,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每年都要受到水旱、冰雹、泥石流、山洪、病虫害、瘟疫等袭扰,严重影响农业的丰收和农民的生活。农业保险则通过集合具有同类风险的众多农民,以合理计算分担金(保费)的形式对种植业(农作物)、养殖业(禽畜)在生长、哺育、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是农业生产规避风险、补偿灾害损失的有效工具,也是支持保护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次,农业保险具有补偿灾害损失的职能。在现代农业中,农业保险发挥如下的经济补偿职能:一是有利于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使农业生产在遭受自然灾害后能迅速恢复再生产,保障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二是通过农业保险的市场化运作,可以提高处置灾害或疫情的透明度,使真正需要救济的农民享受到农业补贴政策的优惠。三是农业保险通过专业的防灾防损机制,发挥风险管理优势,为巨灾风险的可预测、可衡量、可管理提供经验、技术和人力上的支持。
二、陕西省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据陕西省保监局公布的资料显示:2010年陕西省农险保费收入6 021.79万元,仅占财产保险总保费的0.7%。从承保面指标来看,2010年陕西省政策性繁育母猪承保18.27万头,占存栏数的21%;政策性奶牛承保4.88万头,占存栏数的11%;政策性苹果承保31.7万亩,覆盖率为3.7%;“银保富”设施蔬菜承保1.07万亩,覆盖率为2.4%。2011年陕西省新增了小麦、玉米、马铃薯等新的试点险种,但试点面积不到总量的十分之一。截止2011年9月末,累计承保小麦140万亩,覆盖率为8%;累计承保玉米161万亩、覆盖率为9%。部分陕西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还未开展,花椒、烤烟、核桃等保险仅在部分市县进行承保。由此可见,陕西省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比较单一,与当前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迫切需要农业保险来分散风险,补偿经济损失,保护和促进农业发展。然而,目前陕西地区农业保险呈现的状况是:一方面农民面临的风险增大(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但是农民收入水平低,手中持有的货币不足支付保费;另一方面,面对需求潜力巨大的保险市场,保险公司不愿提供农民真正需要的保险产品。
当前陕西省农业保险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断减少;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农民不愿投保,农业保险业发展困难。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开展了麦场险、种植、养殖等多个险种。在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工作的重视和推动下,农业保险得到了迅速发展,先后开办了麦场火灾、烤烟种植、地膜玉米、森林再造成本火灾、奶牛、生猪、养鸡等十几个农业险种,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由于农业险潜在风险很大,且涉及千家万户,承保、理赔均存在很大的难度。长期以来,陕西省农业保险经营大都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各大保险公司纷纷缩减了农业保险业务,加上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大背景下,部分县市取消了农业保险的政府组织,致使陕西省农业保险业务规模逐年萎缩。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是保险公司退出的主要原因。农业险陷入到“大做大赔,小做小赔,不做不赔”的尴尬境地。同时,目前很多农业保险险种的设计,大都沿用过去的老条款,缺乏新的内容,条款滞后,保障面窄,保险责任简单,无法对产业结构调整后的农业提供有效的风险保障。此外,农业险的保费设计不合理,也影响了保险公司和投保人的积极性,不利于业务的开展。近年来,陕西农业巨灾危机事件也在不断增多,这些巨灾事件在短时间内急速爆发,影响区域广,涉及人员众多,财产损失巨大,严重破坏本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地区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例如,2003年8月,渭河流域发生了20年一遇的特大洪灾,给渭南地区的华县、华阴、潼关和大荔等县乡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据统计,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102万亩农田成灾,100个村庄的19万间房屋倒塌,43万头(只)畜禽溺死。
三、陕西省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的保险意识薄弱
在陕西省内的大部分地区,农民还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参不参加农业保险无所谓,甚至在设有农业保险公司的地区,仍有一些农民没有保险意识,在他们看来,购买农业保险根本就没有必要。在农业保险还没有涉足的地区这种状况更为突出。即使是在一些以农业为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也是只有当灾难事故发生并遭受巨额损失后,一些农户才意识到保险的必要性,投保人的淡薄意识阻碍着陕西地区农业保险的整体发展。
2、逆选择问题在农业保险中普遍存在
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发生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情况在农业保险中尤其突出。随着农户风险意识的提高,也有不少人投保农业险,但由于农户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道德诚信的意识水平不够高,因此保险公司时常被农户的道德风险所困扰,同时逆向选择问题也令他们头疼。由于农民的保险意识不是很强,而且农业险也非强制险,所以投保的覆盖率就不可能达到100%,这样就很容易发生逆选择的问题。农业养殖险比种植险的逆选择风险更大,导致农险理赔的难度和成本要比其他险种高出许多,因此在实际中造成保险公司不愿意经营农业保险的情况发生。
3、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不足
当前在陕西省内开展财产险业务的23家保险公司中,但仅有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阳光农业等开展了农业保险业务,且大多数没有把旱灾列入保险责任范围,由于农业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巨大、伴生性强和覆盖面广,且具有风险高、补偿低、需求高、供给低、保费低、赔付率高等特征,从事农业保险赢利能力差、易亏损,故多数保险公司都不太愿意过多涉足农业保险,造成了农村保险业务相对萎缩。
4、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缺失
农业的产业特点决定了其受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影响较大,因此,经营农业保险的风险较高,特别是遇到特大自然灾害后,农业保险的理赔金额很大。而陕西省目前还未真正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制度和农业风险基金,造成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缺乏。在巨大灾害面前,风险职能只能由农民和承保的保险公司共担。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建设的缺失,导致农业保险发展缓慢。
5、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三难”问题
业务发展难、费率厘定难、定损理赔难是农业保险业务开展中的三项难题。农业保险业务收费低,宣传困难大,工作成本高,提取手续费少,影响业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如保费的收缴,因农业保险涉及面广,保险公司网点有限,交通又不便利,若挨家挨户去收取保费费时、费力,业务成本较高。其次,由于缺乏长期的农作物损失的可靠数据,费率厘定存在困难。此外,农业保险承保的对象十分复杂,大多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不高,并且潜在难以避免的道德风险,理赔难度相当大。
四、陕西省发展农业保险的对策思考
1、加大宣传力度、采取政策引导
目前,保险公司涉足农村领域较少,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农民对保险知识了解甚微,甚至一些农民根本不知道保险为何物,主要是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和宣传方式不合理造成的。针对此状况,在农村设立宣传阵地,营造保险氛围。一是保险公司可以与乡镇联系,在乡、镇、村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段,由保险公司投入建立宣传橱窗、版报等,定点不定期或定期宣传保险业务知识,把保险常识和最新的保险信息潜移默化传输给广大农民。二是在有条件的县、乡镇,保险公司可以与政府部门定期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保险,使农民逐步增进对保险知识的了解,提高农民参保意识。三是加强对养殖大户、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的宣传力度,鼓励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积极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合作体系,促进农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快转移风险,保障经营效益。同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财政补贴政策,通过机制设计诱导农户参与保险,如果符合投保条件的农户不按规定投保,则失去相匹配的农业优惠政策扶持。
2、推广“以险养险”的经营模式
虽然农业险是公认的风险大、赢利小的高难度业务,但除农业险外的其他险种的经营利润空间还很大。所以,对于专业性的农险公司,推广实施“以险养险”的经营模式,通过一些有效益险种的赢利经营,可弥补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可能产生的亏损。而对于一般的寿险财险公司,更是可通过其它各种险种的开发和销售来贴补农险。另外,对于农险基金,也可参照其他保险基金的运用方式,在国家的政策规定范围内加以有效投资,所得利润可作为农业保险基金用于农业险的赔付。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财政扶持和相关政策法规的推动,否则,无法真正发挥其经济补偿职能。对于陕西省来讲,农业保险应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模式,将农业风险分为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两大类别,商业保险公司无力承担的“农业巨灾险”一般由政府以农业巨灾保障基金的形式负担,商业保险公司可独立运作的“一般农业风险”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
3、逐步将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相结合
探索将农户参加保险作为获得信贷的基本条件之一,由保险公司、农户和银行共同承担风险。农户在获得信贷支持后投入生产,如果因保险事故发生损失,由保险公司归还一定额度的贷款。这样可以使农民逐步走出农业贷款难的困境,减少银行支农贷款的信贷风险。在这种“特殊”的农业保险贷款担保体系中,保险公司利用其信誉、实力基础和风险分析机制解除银行对农民信贷风险的担忧,同时也使农户的经营行为得到更有效的指导,这有利于改善农村的信用环境。在农业保险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可对农业保险的投保人提供贷款担保或对向投保者提供低息农业贷款的金融机构给予利息补贴,待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参加保险作为贷款发放的条件之一;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出现流动性资金不足时,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无息或低息贷款;鼓励农业保险公司利用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销售保险产品。
4、加大政府经济扶持力度
第一,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保费补贴,刺激农户的保险需求。农业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其他种植养殖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根据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导向区别对待。 第二,对承办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给予税收优惠,并根据其承保的业务提供费用补贴;每年进行财政预算,对巨灾保险专业公司的经营费用、基金赤字进行差额补贴;提供再保险支持。第三,建立农业保险发展基金,用以支付农业保险的各项补贴。
5、转变农业保险产品经营策略
各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时,要根据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保障需求以及农民的支付能力,来提供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对于传统种植、养殖业的需要,适时开办需求较为集中的险种,如棉花种植保险、烟草种植保险、收获期农作物火灾和水灾保险、渔业保险和大牲畜保险等,为广大农民提供农业灾害保障。对于重点领域的农业保险,例如,高新种植业和高科技养殖业,这些产业具有高成本高收益特点,应加强农业保险的技术含量,对于农民房屋、机械、家禽等财产保险实行“以险养险”的政策。
6、扩大政策性保险范围,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
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鼓励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及时兑现。“高成本、高风险、高赔付”,正是这三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特点,而商业保险公司恰恰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自然不愿积极去开展这样的业务。所以在管理模式上可考虑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或实行两类业务分账核算、分别考核的办法,这样做其优势在于既可以与商业性保险业务分开,又可以利用现有资源,节约成本,开拓市场。
7、设立农业巨灾补偿基金
巨灾风险一直是农业保险必须面对的艰巨挑战。为使保险业务能够在农村得以顺利开展,应将农业的一般风险和巨灾风险区分开,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法。对农业巨灾风险业务采取强制保险,可以通过农业巨灾财政出资或通过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建立省级巨灾保险专业公司,承担大灾巨损的经济补偿,并向农业再保险公司办理分保。巨灾保险能够对受灾的农户直接给予及时、快速、足额的赔付,转变目前巨灾损失补偿过分依赖政府财政的局面,并且通过专业的防灾防损机制,为农业的巨灾预测、衡量和管理提供经验、技术和人力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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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五种不同的制度模式
目前,大约有40多个国家推行农业保险,根据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历史、特点、操作方式和法律制度,主要形成了五种制度模式:美国、加拿大模式(政府主导模式),日本模式(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前苏联模式(政府垄断经营模式),西欧模式(民办公助模式),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
美国、加拿大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国家专门保险机构主导和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
日本模式,一是政策性强,国家通过立法对主要的关乎国计民生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农作物(水稻、早稻、小麦、大麦)和饲养动物(牛、马、猪、蚕)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作物和饲养动物实行自愿投保;二是直接经营农业保险的是民间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镇、村农业共济组合和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后者只接受前者的再保险业务。
前苏联模式目前已逐渐消失,其特点是以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对全国农业保险实行垄断性经营。
西欧模式的特点是没有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政府一般不经营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公司、部分相互保险公司或保险合作社经营,但一般只经营雹灾、火灾和其他特定灾害保险。
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中,大多数国家的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专门机构或国家保险公司提供;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且保险责任范围较为狭窄;参加农业保险都是强制的(孟加拉国除外),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只是建立这种联系的方式有区别。
综观以上模式,许多国家采用了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法,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了法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优惠以及行政上的保护。其中,大多数国家通过财政手段对农业保险给予必要的支持,从而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各国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
各国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主要有:低费率高补贴政策,政府分保、承担部分费用支出、超额补偿,税收优惠等。
各国为了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使农民能够买得起保险,往往由政府对农民支付高额的保费补贴。同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相关的业务费用补贴,从而减少其经营方面的损失,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农作物保险费率补贴比例在50%―80%之间,因不同作物而各异,比例按费率的高低递增。
为了使财政补贴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有的国家还建立了专门的基金。如法国政府根据《农业灾害法》的规定,建立了国家农业灾害保证基金,对农业灾害进行补偿并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基金一部分来源于农业保险税收,另一部分来自国家财政预算。
一些国家为了提高农业保险经营者的积极性,采取税收优惠的措施予以支持。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对农作物保险免征一切税赋。法国对所有农业保险部门都实行对其资本、存款、收入和财产免征一切税赋的政策。
许多国家由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美国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一定比例的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加拿大直接经营农作物保险的是各省农作物保险公司,省公司与联邦依法签约,由联邦政府(农业部)提供再保险。日本政府为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灾害发生后承担保险责任的比例为:共济组合10%―20%,共济组合联合会20%―30%,政府50%―70%;遇有特大灾害,政府承担80%―100%的保险赔款。意大利2000年设立农业风险再保险基金,用于对部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再保险给予补贴。
农业保险补贴的局限性
农业保险过高的赔付率与过高的管理成本,必然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补贴力度的情况下,农业保险并非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其中一大困境就是政府陷入沉重的财政负担。
以美国为例,1980―1999年政府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总成本是150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政府给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就达22.4亿美元,其中保费补贴13.53亿美元。按2000年的《农业风险保障法》,此后每年政府给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都超过30亿美元。
保费补贴对提高农作物保险参保率的作用有限。从部分国家的情况看,即使像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对农业保险投入非常大的国家,参保率也没有达到100%。在美国,目前还有1/4的农民仍然不习惯或不愿意使用农业保险这个现代农业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
经营管理费的补贴降低了商业保险公司的风险责任,有导致私人保险公司只追求业务的数量而不考虑项目风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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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王辉之所以选择阳光财产,就是因为买车时听了导购员的推荐,“也图个方便快捷”。但他从心底里认为,国内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都差不多,选择哪个保险公司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购买时是爷,理赔时是孙子’虽有些夸张,但总是反应了业内形态。所以,看似选择很多,其实很无奈。”王辉说。
但如果交强险也对外资开放了,王辉认为,起码对于像他这样的车主来说,在多了一份选择的同时,还有可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有竞争,这总是好的。”王辉憧憬道。
和他有类似想法的人还不少,看了数则报道,王辉才知道,这半个月来,关于是否该对外资“松绑”交强险的讨论早已成舆论探讨的焦点。且相比以往非此即彼的讨论,此次关于开放交强险的讨论,更是难得地出现了多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松绑”交强险?
8月5日,“中国保监会正在考虑向外资保险公司开放交强险”的消息因为一条短新闻的报道,开始在坊间快速传播。
8月10日,国际商报的报道指出,3个月前,保监会相关部门就已经起草了关于汽车交强险向外资开放的条件,并递给了国务院法制办。而保监会相关部门的官员们也私下认为,应该将汽车交强险向外资开放。
国际商报还援引彭博社的报道指出,“中国商务部也支持向外资开放交强险的提议,尽管按照世贸协定的承诺,中国并没有这一义务。”
而在此期间,很多相关媒体都先后以不同的形式发表了就这一事件的观点和看法。交强险对外资“松绑”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一条本不算很起眼且并未被官方“证实”的消息,为何会在短时间内掀起如此波澜?
“交强险是法定强制险,国家一直对交强险的经营资格有严格的规定。外资保险公司根本就没有资格涉足其中,而即使是中资保险公司,想要申请从事交强险业务经营,均需保监会批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界人士告诉记着,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消息一出来,就会掀起热议。
作为国内第一个法定强制保险,交强险于2006年7月1日正式实施。其依据是国务院2006年3月28日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该条例指出,自条例公布当年的7月1日起,全国所有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包括汽车、摩托车和拖拉机,都应当在3个月内前往保监会指定的保险公司办理交强险。原有商业三者险尚未到期的,保单继续有效,期满后需及时办理交强险。
由于交强险并不属于必须要向外资开放的险种和领域,因此,目前国内市场的车险业务全部由保监会审批的22家中资保险公司经营。在部分专家看来,这正是造成今天车险市场备受争议和质疑的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必要的标杆性企业,而国内有资格的险企的水平和经营模式基本相同,这直接影响了行业竞争水平的提高,也助长了国内车险业务经营者的散涣意识,从而间接导致了长期以来一直笼罩在车险市场上的亏损和以及服务等问题。”上述人士指出。
而北京市保监局局长助理刘跃林在在北京保险行业建立车险理赔时效测评公布制度新闻会上的讲话更是直接印证了上述观点。“由于车险打价格战,北京仅2008年车损险全行业的亏损额就达7亿元人民币。” 刘跃林指出,价格战导致了保险公司的两败俱伤,保险公司赔钱后的结果自然是理赔难。
一直对向外资开放交强险“鼓”与“吹”的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些外资险企在本国车险市场做得非常成功,而且费率很低,甚至按照中国的费率打3折,仍然可以盈利。“既然这样,为何不让外资进入车险市场,同时给老百姓多一种 选择?”
在他看来,放开和引进外资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可以吸引外资保险公司先进的管理经验,改变行业的落后状态,从而推动行业进步。同时也有助于本国的车主在投保时有多元化的选择,享受国际化 服务。
外资的掣肘
“保监会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即使真的向外资开放交强险市场,对中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也不会有太大影响。”这是《国际金融报》记者就保监会拟向外资开放交强险市场的传言采访多家中资保险公司有关负责人所得到的一致回答。(详细报道见8月6日《国际金融报》)
中资保险公司的自信和镇定自有他的依据。
保监会网站上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6月,外资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共计21.32亿元,约占同期全国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087.38亿元的1.02%,相比中资产险公司共计2066.05亿元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
而比较近三年的统计数据,外资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更是呈现逐年下滑趋势:2007年、2008年、2009年同期的外资产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占比数据分别为同期全国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的1.13%、1.10%、1.04%。中资产险公司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
在这些中资产险公司看来,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有限,也没有足够的客户源,通过销售交强险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可能性不大。
在分析人士看来,这固然是外资产险公司在中国势弱的一部分原因,但真正令外资产险公司在中国车险市场上无法施展拳脚的原因是政府的政策限制。
政府之所以对外资保险公司加以限制,初衷有三:首先,保险资金作为重要的金融资产,对国民经济亦有重要影响,采取有利措施防止保险行业被外资控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其次,保险公司采用合资形式有利于中方引进技术,培养人才,提升自身竞争力。最后,与国外保险业相比,我国保险业开始发展较晚,行业技术和管理水平尚不成熟,对外资保险公司加以限制可以为年轻的民族保险业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中国产险市场最特殊之处就在于车险占据了整个市场70%的份额。这在别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上述分析人士指出,“限制外资险企经营交强险,就等于将外资险企的业务范围排除在了这块增长速度最快、收入最稳定的业务之外。”
对此,麦肯锡的报告就曾指出,外资公司不但面临根基稳固的本土一线业者的挑战,也要防御逐渐崭露头角的小型本土业者的进攻。外资公司受限于严格的政府规范,无法迅速拓展地理布局。除法规限制之外,他们在运营上也面临员工流动率过高等严峻挑战。
盛宴?陷阱?
由于被排斥在最大也是最赚钱的车险市场,外资产险公司在中国的经营范围主打产品只能是责任险、货运险等,除此之外就是少量的健康险、意外险。但凭借领先的保险经营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他们在这些领域还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可即便如此,这并不能改变目前国内车险市场“一方独大”的局面。
为了谋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外资财险很快便找到了切入口――和国内机构建立同业合作。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已经有包括美亚、东京海上、太阳联合在内的13家外资财险公司获得了保监会车险商业保险的经营许可。
但由于有外资保险公司不得从事交强险业务的规定,这实际上就基本上堵死了外资分羹车险的大门。因为交强险的经营限制意味着消费者到外资公司买了商业险后,还需要到中资保险公司购买交强险,存在诸多不便。另外,车险的保障范围覆盖全国,相比国内财险公司,外资财险的分支机构、营业网点过于量少,这就意味着投保人一旦异地出险,勘查定损等相关服务将很难及时跟上。
由此,多家曾经染指车险的外资财险公司最后多以停业告终。以最早涉足车险领域的先驱者美亚财险为例,去年底,车险保费收入为-1.26万元,连续第二年遭遇了车险保费的负增长,目前美亚已暂停了车险领域的相关业务。
三星保险成为染指车险的外资险企中唯一仅存的“硕果”。在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6月份车险数据报告中,三星财险的车险保费收入达3.22万元。媒体将之称之为“踩响外资经营车险业务的马达”。
但三星这个“马达”之所以能转动起来,还要拜“灵活的变通”所赐。
“我们一直在尝试着新的解决方案。”三星财险中国区董事长兼总经理郑贤俊在接受一家媒体记者专访时表示,“三星会将客户的资料传输给中资公司的合作方,然后给出一个包含交强险和商业险的完整车险报价与单证。不需要客户自己寻找中资公司投保。”
即便如此,业内专家仍认为,外资财险涉强险,并不会对中资财险公司产生什么威胁,而且对外资财险市场份额影响可能也会有限,主要是因为外资财险公司网点问题。
“外资会在中心城市布局设点,但他们不可能去中国的城镇设点。而中资保险机构的优势在于四通八达的网络,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城镇都有中资保险机构的分支,这是外资无法做到的。而且,中资机构还拥有外资不可能得到的国有机构团体车辆保险业务。”郝演苏表示。
南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系主任江生忠也认为,在外资财险的经营理念里,利润是先于规模而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外资财险目前的重点还是会放在自己的优势业务上,而不是不顾业绩的规模扩张。
不明朗的前景
尽管王辉很期待交强险对外资开放,因为在他看来,这让他有机会“以更低的代价享受到更国际化的服务”,但看了更多的报道后,冷静下来的王辉也很纠结。
他的纠结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他很希望更多的外资险企进入交强险市场,在为行业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迫使中资险企提升竞争力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他又忧虑外资险企能否很好的适应中国市场的生存环境。
事实上,王辉的纠结和担忧也代表了目前国内两种最普遍的心态。
“尽管占据了国内财险市场9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很多中资保险公司却并未在做大规模和业绩的同时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业内专家指出,具体的表现就是产品可复制性强、市场细分不足、销售渠道雷同、缺乏个性化服务等。而这些方面恰恰是外资险企的强项――了解车险行业的运行规律和风险状况,具备先进的营销体制、科学的精算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
“向外资险企开放交强险,可以使外资险企在公平竞争中使出浑身解数,拿出看家本领,为我国保险业注入新鲜血液。”上述专家表示,与此同时,这也有助于国内险企学习和借鉴外资险企的经营模式、市场细分、营销渠道、产品研发、技术创新、风险控制和资本运作经验,快速缩短与国际先进保险公司之间的差距,进而提升行业整体水平,,最终使广大消费者切实受益。
话虽如此,即便对外资开放交强险市场,摆在外资险企面前的也绝非坦途一条。
“在国外,外资险企的核心是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反观国内现状,监管部门为扭转车险业务的无序竞争,采取了行业统一的条款和费率。如此一来,外资险企的优势几乎丧失殆尽,业务增速将会受到极大影响。”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指出。
在他看来,如何将自己的经营方针和经营手法以及保险产品和服务“带进来”,使之适用于中国市场,对外资险企来说就是不小的挑战。
而这也可以从一些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险企的经营状况中看出端倪――美国保险公司只做美资企业的业务,而日本保险公司都在做日资企业的业务,将业务对象只限定在本国的关联企业或股东业务,这是外资产险业务发展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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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健康保险,市场特征,客户需求,服务网络,营销渠道,产品开发
深圳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远远高于国内其它地区。在商业健康保险市场领域,由于深圳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观念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显著差异,呈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地区特征。
一、深圳健康保险市场的环境分析
(一)政策环境
深圳市自建市以来,一直把建设现代金融中心城市作为发展方向,保险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都受到了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推出了一系列鼓励保险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特别是2004年12月,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推动保险业创新发展若干意见》,提出了五年建成全国“保险中心城市”,使深圳成为六个中心,即保险机构聚集中心、保险市场辐射中心、保险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创新中心、保险产品研发中心、保险人才交流培训中心、保险资金运用中心。同时,深圳市政府借助地理优势,加强深港保险业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通过多种措施吸引保险公司在深圳设立保险机构,这些措施包括对新设立的全国性总公司一次性奖励500万元,对新设立保险机构地区总部的一次性奖励200万元等等。除此之外,深圳对吸引优秀保险人才也非常关注,出台很多针对境内外保险人才的优待条件,比如优先解决户口、提高待遇水平、解决家属就业等等。
(二)经济环境
深圳市是我国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之一,经济发达程度居全国前列,全年GDP由1979年的1.96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3422.80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达59271元。2004年末深圳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625.39亿元,居民可支配收入达25935.84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9960.32元,人均医疗保健类支出1162.32元,远远高于国内其它地区。同时,深圳市私营企业发达,已发展到8.5万家,注册资金1407多亿元,上缴税金额200多亿元,从业人员已近150万人,占全市就业总数的45%以上,这就给团体健康保险市场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社会环境
深圳地区居民的消费观念比较超前,由于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比较高,因此健康投入意识强,对健康产品、健康服务需求特别强烈,摆脱了“看病靠政府,报销找单位”的原有传统观念,而向“看病靠保险”的消费观念转变。从深圳地区的城市文化氛围看,深圳属于移民城市,年轻人很多,拥有兼容并蓄的多元化移民文化,同时,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也增加了深圳的国际化氛围。深圳的社会医疗保障情况发展滞后,根据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深圳常年平均人口已达到1200万人,其中能享受社会医疗保险的人口总数为231万人,仅占人口总数的19.25%。职工家属、部分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城市流动人口、自由职业者、中小学生等均不能充分享受基本社会医疗保障。
二、深圳健康保险市场状况
2004年深圳市人均保费约150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5倍,保险深度2.75%,居全国首位。但健康保险覆盖面低,据深圳保监局2004年度对全市保费收入的统计显示,商业健康保险提供保障的人群只占深圳人口的3%,提供的医疗费用支出只占全部医疗费用支出的6%,而这两个数字在美国分别为60%和50%以上,在法国有80%以上的家庭拥有商业保险公司等机构提供的医疗保障。
(一)市场总体状况
截至2004年底,深圳保险业总资产为2496.98亿元,累计实现保费收入781.71亿元,保费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深圳地区对健康保险的需求非常旺盛,呈现出按照收入水平划分的层次化需求结构,2004年实现健康险保费收入2.16亿元,企业和居民的购买能力很强,对健康险产品的选择和服务要求也比较高。
由于深圳的保险市场相对比较成熟,竞争也比较激烈,费率水平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较低。一些团体客户往往从自身需要出发,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不断压缩保险公司的利润空间。在各家经营主体的竞争方式上,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价格竞争,尚不能通过服务和产品优势取得竞争优势。
(二)市场经营主体
截止2004年底,深圳市场上共有保险法人机构6家,保险分支机构270家,外资保险机构代表处8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74家,保险兼业机构2515家,从业人员约19400人。深圳市场上的主要寿险公司都开办了健康保险,主要包括平安、中国人寿、太平洋、友邦等公司。自2003年1月修订的《保险法》开始实施以来,财产险公司也可以经营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深圳市场上经营健康保险的市场主体日益增多。2005年11月,国内第一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人保健康深圳分公司开业,推出了“健康保障健康管理”的创新理念,为深圳地区的健康保险市场增添了新的活力。
(三)市场上主要的健康险产品
深圳市场上的健康保险产品,只有人保健康、平安、国寿等少数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和专业健康保险公司拥有以主险形式的住院费用和住院补贴个险产品,一般都对这些主险辅之附加型的住院类、手术类和意外医疗类产品。其他一些保险公司的健康保险产品大多属于附加型产品。相对来说,团体健康保险产品类型比较灵活,目前主要有团体门急诊费用医疗保险,团体住院费用医疗保险、团体住院补贴医疗保险、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和团体疾病医疗保险、女性和生育健康保险等。高额补充医疗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或第三方管理这些险种虽然较多公司已经开发,但实际操作中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还不是市场中的主要产品。
三、深圳健康保险市场的特征
(一)客户需求旺盛,对服务要求较高
深圳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居全国前列,对个人健康状况的问题更为关注。通过对一些居民的访谈,发现他们对健康保险的需求非常旺盛,特别是高端客户,希望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深圳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大多数居民对待工作的态度不是追求稳定,而是追求工作的挑战性,造成他们换工作的频率也较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的保险意识,特别是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意识。同样,由于深圳的商业氛围,人们拥有成熟的经济头脑和理财观念,愿意投资买健康保险,特别对储金型产品感兴趣。深圳发达的服务业使得客户对服务的要求较高,这就要求保险公司能够提供丰富的服务内容和优良的服务品质,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和满意度。
(二)外来劳务工形成了巨大市场空间
深圳有500多万外来劳务工,这些劳务人员缺少基本的医疗保障,合作医疗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劳务工就医难”在“移民之城”深圳表现非常突出,也最为典型。这个市场特点对于深圳的健康保险经营主体来说,既是机会也是很大的挑战。外来劳务工具有流动性大、收入低的特点,如何针对这一特殊市场设计出健康保障方案,对于取得深圳政府支持、占领深圳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三)市区医疗网络比较成熟,有利于搭建健康管理服务网络
作为新兴城市,深圳市的社区规划非常完善,整个城市可以按照社区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深圳市卫生局利用这一优势,根据地理位置划分医院辖区,由各医院在所属辖区内建立了若干“社康中心”,负责社区内居民的医疗和卫生保健。截止到目前,深圳市拥有卫生医疗机构856家,其中医院87家(不合妇幼保健院),卫生机构拥有床位15069张,全市有卫生技术人员2.29万人,建立健全了市、区、镇及社区级的疾控中心、健康服务中心、卫生监督所和市、区及较大型医院医疗急救中心或医疗急救组织。”这一特点非常有利于保险公司搭建健康管理服务网络,搜集客户信息,最大限度地贴近客户。
(四)地区发展不均衡,关内关外市场差异较大
由于特区设置的历史原因,深圳地区被划分为关内和关外两个地区,关内包括罗湖、福田、盐田、南山四个区,关外有龙岗和宝安两个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规划定位的不同,各地区的发展不均衡,关内关外的健康保险市场区别较大。关内市场比较类似于内地发达城市的市场,而关外的小型民营企业很多,这些小型团体客户对服务和保障拥有与关内客户不同的要求,比如更倾向于基本的医疗保障、需求的层次性更突出等等。同时,由于关外地区本地人较多,大多讲客家话,性格、风俗习惯上都具有明显的客家人特征,因此,在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过程中,需要结合客户的购买偏好进行策略研究。
四、深圳健康保险市场的营销策略建议
(一)营销渠道
综合深圳地区的特点,健康保险的营销渠道除了传统的渠道类型以外,应大胆进行渠道创新,重点关注一些新型渠道。首先,要重点发展门店销售渠道。健康险业务具有理赔次数频繁、单笔业务金额较小等特点,而深圳地区的社区医疗、社区管理、社区文化活动等发展比较成熟,居民对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因此,门店销售渠道比较能够适应深圳地区健康险的特点,使渠道触角往纵深发展。其次,要重视职团开拓渠道模式。深圳市的企业比较密集,针对这些大型客户,通过开展职团开拓,能够充分开发团体客户的资源,拓展个险市场。第三,要探索延伸渠道模式。针对劳务工市场,保险公司可以积极与政府合作,推进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康保险业务,参照“深圳市工伤意外补充保险”的销售模式,与社保机构开展深层次合作,利用社保网点等代办外来劳务工医疗保险。
(二)产品设计
根据深圳健康保险市场的需求特色,保险公司一方面要注重针对高端客户的产品设计和开发,包括社保补充型、老年护理型、收入损失补贴类和保障类产品等。另一方面,要针对特定客户群开发与之相对应的产品。比如针对建筑业客户开发建工类产品,针对关外小型民营企业开发不同保障层次的医疗费用补贴保险等。
(三)服务策略
服务是实现产品差异化的关键途径,同时也是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根据深圳市民需求的现状,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与医疗机构合作,建设以医院、社康中心为网点的服务网络,不断丰富服务内容,为客户提供预约专家、陪同检查、慢性病管理、健康体检、住院预约等服务项目。在服务品质上,要建设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通过服务绩效监督考核制度、客户投诉制度、服务过程跟踪制度等一系列控制手段提高服务质量。
(四)促销方式
健康保险在深圳地区的发展潜力巨大,有很多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因此,通过有效的促销方式可以快速占领市场,形成先人优势。在促销方式选择上,保险公司可以针对深圳市居民重视服务质量和服务内容的特点,采取“买产品、送服务”、“产品服务优惠套餐”等方式拓展市场,既达到产品销售的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服务增强客户对新型健康管理内容的体验,为进一步开拓市场打好基础。
(五)价格策略
深圳市的高收入人群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较多,同时也存在收入较低的劳务工群体。因此,在健康保险产品的定价策略上应深入分析客户群的心理因素、消费偏好,针对不同目标客户群、不同产品、不同市场定位进行区别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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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竞合;损失补偿原则;保险立法
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4-0078-04
保险竞合在实务当中十分常见, 而在我国立法中属于空白,在理论研究中的相关文献也较少,同时争议颇多且存在概念模糊等不足之处。 随着保险市场的日益发展,保险竞合的案例会越来越多,怎样合理解决这类缺少法规依据的保险问题, 需要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探索。 本文将基于前人的研究和国内的实际状况重新界定保险竞合的概念, 并分类型讨论其具体表现以及处理方式, 提出原则性的政策建议。
一、保险竞合的概念界定
关于保险竞合至今缺乏准确的定义, 所见最多的是:保险竞合是指同一保险事故发生导致同一保险标的受损时,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保险人对此均负保险赔偿责任的情形 [1-4] 。虽然此定义概括出了保险竞合的一些主要特征, 如同一次保险事故使得多个保险人均应负责,但存在明显缺陷。一是定义中“同一保险标的受损”的提法不妥当,使其不能解释涉及责任保险的竞合;二是该定义难以涵盖人身保险,因为人的生命和健康不能“保险赔偿”;三是此定义尚不能把重复保险排除在外。
合理界定保险竞合的概念首先需要明确其基本构成要素。笔者认为,保险竞合的构成要素应包括:
第一, 存在两个以上的保险合同或保险关系①,且它们约定的保险范围及责任期限相同或部分重叠。 这是因为, 如果没有两个以上的保险合同或保险关系,或者它们的保险范围及责任期限没有重叠, 那么就不会有多个承保主体同一时间面临索赔, 从而在责任履行上产生交叉重合及处理困难, 也就无所谓保险竞合了。
第二,须是同一保险事故引致竞合的出现,因为不同保险事故的处理不涉及多个承保主体赔付责任的交叉与重合。对于这一点认识,大家几无分歧。
第三,保险事故中,须存在同一个受害主体。关于此问题许多研究者提出, 保险竞合须强调一次保险事故损及同一保险标的 [1-4] ,笔者对此存在质疑:一方面,责任保险也有竞合的现象并且非常普遍, 但责任保险的标的(即民事赔偿责任)本身不会受损, 真正受损的首先是保险事故中涉及的人身或财产, 其次是依法向受害者给予了经济赔偿的责任保险投保人本人;另一方面,部分保险竞合也不一定只有一项保险标的受损, 而可能是多项标的如财产与人身均受损, 决定是否会有多个承保主体参与理赔进而产生责任交叉的不在于受损保险标的的多寡。因此, 把同一保险标的受损作为保险竞合的构成要件并不合理。
实际上, 保险事故发生后但凡相关承保主体需按约进行理赔的话,则此次事故总会存在受害者,前者直接或间接地向后者给予赔付。其中,若受害者本来就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参保人,则承保主体应直接向其支付保险金,即直接履行赔付职责;若反之,则为间接履责,即保人或被保险人向受害人进行赔付①。而在保险竞合下,事故受害人可同时行使两项以上的赔付请求权, 如果是自身享有多份保险合同则可向多个保险人要求赔付, 若是事故由多个致害责任人所造成则可向他们要求赔付, 并最终使提供责任保险的多个承保主体面临索赔。 从这个意义上讲,保险竞合根源于请求权的多重性,是民商法中的请求权竞合在保险法律关系上的特殊体现。所以,笔者认为保险竞合的要件之一是同一保险事故导致了同一受害主体的出现,而他(她)从致害主体或承保主体那里实现赔付请求权的具体方式不惟一。
第四,须存在多项保险利益。保险竞合往往与重复保险相比较, 后者的成立要求多份合同均基于同一项保险利益,而前者却不一定。从理论上看,保险利益的多项性是保险竞合区别于重复保险的关键因素,后者相当于前者的特例,即保险利益惟一的保险竞合②,有研究者据此提出了保险竞合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包含重复保险的保险竞合谓之为广义,否则为狭义 [5] 。我们之所以要严格区分二者,一方面是因为业内对重复保险的处理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制度,故研究重点应当是留有立法空白的保险竞合。 另一方面,根据保险学原理可知,同一个保险标的或经济主体可以存在不同的保险利益, 并可成立多个保险合同或保险关系, 故当一次保险事故的发生直接或间接损及多项保险利益时, 可导致多个承保主体同时予以理赔的困难, 而这正是产生保险竞合的学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保险竞合的实质是保险利益的竞合。
综上所述,本文将保险竞合的概念归纳为:保险法律关系中,同一保险事故损及同一经济主体时,导致源于不同保险利益的多个承保主体可同时理赔的情形。
二、保险竞合的分类与处理
(一)人身保险之间的竞合
所谓人身保险之间的竞合, 是指竞合关系中的多份保险合同都基于人身保险利益。 其中最典型的情况是, 一个被保险人分别基于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保险利益同时享有了多份合同保障。例如,某人的父亲和妻子各向一家保险公司为其投保了同期限的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则保险事故导致的人身伤残和医疗费用可分别提出索赔, 即此人拥有的两项请求权产生了竞合。应当说,这类情况的处理尚不算困难, 因为人身伤害给付与医疗费用补偿互不冲突, 两家保险公司均向同一个被保险人理赔即可。
但是,若以上案例出现如下不同之处,例如被保险人的妻子也为其附加投保了健康保险, 则处理起来具有争议。 分歧主要来自于存在两份健康保险的情况下, 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支出是否可以获得两次理赔。类似此案例,现行《保险法》第68条排除了保险人对医疗费用赔付的代位追偿, 不禁止被保险人二次获偿。 王树森和梁振华援引民商法中专属债权的相关原理, 认为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赔偿请求权不能代位行使,从而赞同《保险法》第68条的立法主旨 [6]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医疗费用支出与普通财产损失一样具有补偿性质, 其理赔过程适用补偿原则和代位原则 [7] 。
笔者倾向于以上第二种意见, 因为健康保险涉及的医疗费用和误工损失等项目的确类同于普通财产损失,而与残疾给付及精神损害补偿等相异,是可以足额弥补的。因此,上述案例中的两家保险公司应当对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加以分摊。 现实中的具体做法可仿照对重复保险的处理, 涉案保险公司或相互达成分摊协议的从其协议, 或法定为按保险金额的比例分摊,从而满足权责对等的公平原则。
(二)财产保险之间的竞合
与人身保险竞合的定义类似, 财产保险竞合涉及的多项保险利益均源自财产标的。而现实中,狭义产险(即财产损失保险)之间的竞合十分罕见,绝大多数产险竞合发生于广义产险间, 主要是责任保险竞合最为常见。例如,吴某乘坐一辆车主C驾驶的挂靠A运输公司的长途客车前往目的地,途中与B驾驶的汽车相撞后身受重伤且随身行李受损,B负事故主责。于是,本案产生了典型的请求权竞合,因为运输公司没有平安地将吴某送达目的地, 故可被追究旅客运输合同的违约责任; 同时车祸损害了吴某的健康权和财产权,他可以向肇事车主B和客车车主C追究侵权责任。相应地,分别为A承保了承运人责任险、为B承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以及为C承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甲乙丙三家保险公司都可能参与理赔,最终形成责任保险竞合。
此类案例中,对于受害人不应超额获偿的(如财产) 损失部分, 国际上存在源自美国的一套处理规则,即依据保险合同中订立的他保条款来加以解决,具体包括溢额责任(即本保险人只负责其他承保人应负赔付责任以外的部分)、不负责任(即存在其他承保人时本保险人不负责任)和比例责任(即存在其他承保人时本保险人只按承保金额比例分摊责任)三种方式。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他保条款并不能想当然地约束其他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真正履行起来并不顺利。并且三种处理方式本身就存在冲突,最典型的是若两份合同均约定的“不负责任”条款,那岂不是受害者无法真正得到补偿?所以,国家立法有必要介入对此类案例的处理, 基本原则是确立赔付的顺序为:侵权责任先于违约责任,过错方先于非过错方,过错大者先于过错小者。这样做,符合民事法律责任的一般原理,既可以合理弥补受害方的合法利益, 又可对过错责任方起到惩戒作用。具体到本案,由于B和C是侵权责任方,故应先于违约责任方A进行赔偿,而B的过错大于C,故B的赔偿又应先于C,最终,是乙保险公司先行理赔,丙和甲公司承担溢额责任。
除以上案例之外, 有时还会遇到强制性责任保险与任意性责任保险的竞合, 如同一次车祸造成的车辆损失可由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承保的交强险和商业性第三者责任险理赔。此时,考虑强制性责任保险的法律性质和政策意图, 应当先由强制性责任险负责损失赔偿,任意性责任险承担超出的部分。
(三)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之间的竞合
这一类型的保险竞合, 主要体现于人身保险与责任保险之间。一种情况是涉及给付性的人身保险,例如享有定期寿险或意外伤害保险的某被保险人因一起责任事故(如产品责任)死亡,则承保其人身险的公司与承保致害方责任险的公司形成竞合。显然,寿险或意外险的死亡给付不存在超额赔偿的问题,所以死者的受益人(继承人)可在获得人身保险金给付的同时获得责任保险公司的第二次赔付。
另一种情况的处理要复杂一些, 即受害人享有的是带有补偿性的健康保险, 所以责任事故所致损失中的医疗费用部分会引起保额赔付的分摊困难。这种竞合情形下, 笔者认为应对费用损失进行分摊是肯定的, 当事人不能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额外获利;其次, 就分摊的形式而论,应当是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先行负责, 原因在于导致事故的有过错一方不能被轻易免除赔偿责任, 否则违的公平正义原则。
(四)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之间的竞合
这一类型的保险竞合包括两种典型情况: 一种是同时享有商业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应向哪一方要求医疗费用补偿; 另一种是存在第三方责任人的工伤事故中,受害的雇员(或劳动者)应向致害责任人及其承保公司索赔还是向社保机构索赔,即所谓的人身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的竞合。
第一种情况中, 现实中主要存在于商业医疗保险是报销性而非预付性的场合下, 被保险人面临着将医疗费用发票交给哪一方承保机构理赔的选择。业内以前的处理是被保险人只能择一索赔, 现在是商业保险公司通常可以接受社保机构签字盖章的医疗发票复印件,即原则上允许二次报销。笔者认为,考虑社会保险提供基本风险保障的性质, 理论上应先由社保机构进行处理, 补偿不足的部分再由保险公司补足。
第二种情况中, 由于关系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础性问题当前讨论比较多, 总体上被归纳为四种处理模式。一是取代模式,即受害雇员只能申请工伤赔偿,典型的如法国、瑞士、南非和挪威等国;二是择一模式, 即受害雇员可以且只可以选择一条索赔渠道, 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早期法律制度均属此类; 三是兼得模式,即受害雇员可以得到双重赔偿,如中国台湾和现在的英国;四是补充模式,即受害雇员可向两方主张权利, 但所得赔偿不超过其实际损失, 如日本、智利和北欧诸国。
在我国的法规制度中,1996年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不允许兼得,而2002年施行的《安全生产法》和2004年新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则既不禁止兼得,也不排除补充模式。于是,在《工伤保险条例》生效后,一些地方性(如黑龙江、四川、上海、湖北和安徽芜湖等) 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政策采取了补充模式,但被认为是“自出心裁越权立法造成的恶果” [8] 。学术界中,补充模式曾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而现在支持兼得模式的日益增多 [8-9] 。
笔者认为,采取何种模式不可一概而论。对于工伤事故所致的医疗费用(包括残疾器具等)和误工损失等支出,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可以明确估算其金额大小,故应当适用补充模式,由社保机构和致害责任人共同分担。 但是, 同样考虑到对责任者的必要惩戒,应当规定受害雇员须先向责任者索赔,至少不能放弃索赔之权利, 再由社保机构给予补充赔付并允许其代位追偿。而对于工伤事故所致的残疾给付,由于其不具有损失补偿性质,所以应适用兼得模式,允许受害雇员两次索赔。
三、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理论研究
一方面,保险竞合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根源于民事主体的请求权竞合, 并且与法律责任竞合乃至法条竞合都有关联。因此,保险竞合的合理解决离不开相关法学原理的指导, 加强民商法以及保险法方面的理论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保险竞合又是一个保险问题, 其本质是多个经济主体保险利益的竞合。 而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保险利益竞合往往与保险的损失补偿过程相联系, 凡是在须遵循损失补偿原则的场合来处理保险利益竞合,都不免遇到各种困难。换言之,不涉及到损失补偿原则的保险竞合, 其研究价值将不甚突出。 从这个意义上讲, 是否须适用损失补偿原则, 似乎可视作保险竞合的第五个构成要素。所以,加强对保险利益以及损失补偿原则等保险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是准确认识和有效解决保险竞合难题的基础。
(二)补充和修订《保险法》
1. 应如《保险法》第41条对重复保险进行专门规定那样,在其中也加入对保险竞合的相关规定。立法的补充一是明确界定保险竞合的含义, 二是规定保险竞合的处理原则, 具体内容或做法可参照前文的分析。
2. 鉴于《保险法》第68条排除人身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所存在的疑问,笔者认为应对其进行修订。因为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涉及对医疗费用和收入损失的给付, 而这两个项目正如前文所述具有补偿性质,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因此,第68条规定的保险人不可代位追偿的范围应将健康保险除外。
3. 可依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及时对商业保险业务分类重新界定, 将意外伤害保险及健康保险划入非寿险的范畴。 因为保险竞合现象实际上与寿险无关,或者说涉及寿险合同的保险竞合不难处理,所以在新的业务分类下将保险竞合专门纳入非寿险制度框架进行规范相对简明。
(三)加快社会保险立法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十分密切, 二者之间的相互竞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有效处理涉及社保关系的保险竞合, 除了依据规范商业保险活动的《保险法》之外,必然也离不开规范社会保险活动的社保法。而我国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尚未出台,目前, 从中央到地方制定的数量众多的社保法规或规范性文件难免考虑不周甚至相互冲突, 不利于社保事业的和谐发展。因此,加快社会保险法的立法进程是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一环。其中,针对人身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给付的竞合问题, 社保法应当立足国情, 并借鉴国际经验明确给出统一而合理的处置原则, 既要合乎保险理论的一般规律, 又要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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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年金;养老保险体系;功能作用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2
在我国,政府之所以会鼓励企业年金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企业年金对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保证职工养老金待遇不会有所下降有重要作用,并且这种制度对于提高企业凝聚力也有着重要的帮助,这种好处是对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企业说的。但是,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看,这两个角度并没有完全阐述企业年金对企业的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有利于稳定骨干员工队伍
企业年金也是一种约束员工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公司属于待遇确定型(DB)时。在这种情况之下,通常有“权益积累的后置性”和“权益积累的滞后性”,出现权益的后置性指的是雇员的养老金权益主要是在企业工作的后期这段短时间内累计的,也就说即将退休时获得的企业年金比年轻时多许多。权益的滞后性指的是在缴费一定年限之后才有退休金的积累,一部分提前退出的员工就很难维护和取得自己的权益了。从这个方面来看,如果员工不停地换企业,他所能够拥有的养老金权益是比不上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所得的多的。按照美国国家会计署所做的统计分析,如果一个雇员在5个相同的DB型年金的制度企业工作后,每年可以为自己积累9800美元的养老金,但是如果在同样的一家DB公司工作相同总时间后,每年为自己累积的养老金可以达到19100美元,从中可以看出雇员中途离开公司和一直留在公司对于自身利益的巨大影响。
二、有利于现代企业员工福利制度和企业酬薪福利制度的构建
在不断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逐步地形成了两大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企业为了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就需要提高自己在产品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这就使得新型的薪酬福利制度开始出现并且逐步巩固企业股份制度的改革进程。企业年金是一种非现金类的货币收入,属于现代酬薪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要素。发展企业年金计划能够帮助企业逐步形成良性的分配机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企业市场化福利分配制度并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大部分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分配制度上很不健全,普遍重视短期行为而忽视长远利益,这就导致了我国分配制度形式上的单一,福利向货币化的倾向逐渐严重。借助发展员工的福利计划,尤其是当中的企业年金计划,可以为企业提供量体裁衣的个性化产品,这样就能够成功引导企业对保险的实际重视需求,同时遏制这种需求向福利货币的转化,进而可以为企业分配机制的形成提供帮助:
1.健全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发展员工的福利计划。员工福利技术作为企业酬薪福利制度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因此合理地发展员工福利计划不仅不会影响企业的效益,在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性被极大激发之后,企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也会提高,进而树立起的良好社会形象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
2.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化成对拥有高素质人才的竞争。现代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最主要目标就是留住人,吸引人。企业年金计划能够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保障,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同时企业年金使得员工同企业紧密地绑在一起,因为企业的效益决定了自己的收益,由此,员工对企业的参与性也会增强。对于如何合理选择年金的分配方法对于企业来说较为重要,例如:按照工作绩效来进行工资方法,这种激励对员工而言是有利的,同时企业也是较为看重的,许多发达国家在招聘人才时,会把年酬和法理放在关键位置作为重要的条目,从中可见福利政策对人才吸引的重要意义。
从2013年福布斯中文网进行的“美国最值得信赖的100家上市公司”评选结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公司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拥有令人值得羡慕的福利政策,用较为完美的福利来回报员工的工作,员工在这种激励下就会有巨大的工作热情。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完善企业福利计划就是一种很不错的方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企业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因此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发展员工福利计划应该被投入足够的目光。
三、企业年金成为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成员
从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看,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建立多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所在。在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中,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性质上看,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都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含有很多的共同点,此外企业年金对于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机遇。
1.企业年金同商业养老保险的联系和区别
从发挥的作用来看,在多层次、多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基本的养老保险为广大的人们提供了最低层次的保障,而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则主要提供了高水平、高质量的用于弥补社会保险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处于享受型和成长型的保障层面的。
两者的主要差别主要体现在实施的主体和承担责任,政府是基本养老保险的主要提供者,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此保险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企业年金同商业养老保险都是以自愿为原则,没有强制性,企业年金主要是企业实施,员工决定是否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则是由保险公司发起,由个人购买。
2.企业年金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根据我国企业年金的实施状况和企业的具体需求来分析,基于我国政府制定各项减税优惠政策,我国的企业年金预计会按照每年1000亿元的速度快速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大企业年金市场,企业年金的总规模预计将超过1.8万亿美元。在这种条件之下,企业年金市场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企业年金将会被企业和居民重视,政府逐步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年金市场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环境,在此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发展企业年金业务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为保险行业的提供了巨大利润和发展动力。
四、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功能不足的分析
1.企业年金在各地区的发展形式多种多样
在2004年之前,企业年金是由三种运作模式的:保险公司经办,企业自行管理和社保机构经办。新的企业年金计划出台之后,要求构建合理的理事会模式和规范的企业年金计划受托模式来进行管理,之前的三种模式仍然有企业使用。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同地方就产生了对企业年金制度的不同认识,对其给予的优惠政策也所有不同。从全国来看,广东、广州、上海、山东和江苏等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企业年金的发展速度也比较快。
2.企业年金的操作规范性应该有所加强
从我国的企业年金发展过程看,企业年金基金投入到资本市场是在2006年进入到实质阶段的。部分企业进入到企业年金的市场化投资运营企业在2006年收益率提高了9.6%。同时企业年金入市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例如“社保串案”等,这些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还是我国企业相关机构规范运作标准不够完善。
五、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功能不足原因分析
在我国,虽然企业年金制度大致已经建成,但是没有同预期一样快速成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企业不愿积极参与其中,同时居民对企业年金带来的好处也没有充分的认识。从实际情况看,导致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功能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模糊界定企业年金制度的性质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中国养老保障体系中,企业年金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并行与养老保障制度的第二支柱还是对现行基本养老制度的补充。
2.企业年金制度并没有对各方的利益进行均衡
企业年金制度的实现包括了三个重要角色,供给方、政策制定者和需求方。一般是采用企业委托受托人和多部门共同协调监管的模式。在这种受托模式下,企业年金的利益主体就成为各企业争夺的焦点了。
从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情况来看,企业年金的主体本就存在一定的“缺位”现象,这主要体现在:获得了主体资格的受托人仅仅只有5家,并且它们都几乎没有分支机构;目前有资格承担受托任务的机构在行业的分布上较为狭窄,操作的安全性也比较差;部分企业操作不规范,将企业年金纳入到财务系统中进行管理。
3.企业年金的相关法律制度有所欠缺
2004年是企业年金法律制度出台的重要年度,对企业年金的具体运作流程,包括基本框架,报备以及投资方式都进行较为明确的引导,但是没有涉及到任何有关前段性的问题。为了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应当发挥其重要作用,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六、促进企业年金发展的策略分析
1.政府加强宏观指导
企业年金是由企业组织实施,职工依法参加的养老保险制度,当前由于居民对其了解程度不高,并没有清楚认识到它带给居民的好处,因此参与的人员还是很有限的。因此对于政府而言,一定要加强对企业年金的宣传工作,要让全社会提高对企业年金的认识,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关注,要让人民了解到养老保险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特色社会主义稳定发展的重要价值,为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健全企业年金的相关法规制度
为了保证企业年金制度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必须要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作为社会保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成分,没有法律层面的相关规定,是很难保证其工作在我国基础企业进行的。当前,我国的企业年金监管部门工作存在不到位,监管不作为的情况,考虑其中原因,是各部门没有对企业年金的社会职责和职能有清晰的了解,没有足够的自觉性和协调性,导致监管工作形同虚设,很难出现齐抓共管的局面,因此,建设统一而健全的法律体系对于将强监管,促进企业年金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还要建立信息披露和报告的制度,保证在法律层次上监管服务工作能够有公平而高效的工作秩序。
3.规范企业年金的市场运作机制,完善企业管理
企业年金想要实现保值增值,同员工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成果,就必须要考虑将企业年金的运作模式转变成市场化运作,实现多元化的投资,进而产生发散化的资产配置。但是,由于企业年金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还不是很成熟,相关的制度政策也不够健全,导致了企业年金的运作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因此当前状况下,企业年金的运营应该更重视风险的控制,加强运作过程中的内部控制机制,为企业年金的安全性提供安全性。为此,就要考虑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的基金配置机制和运营机制,为保证企业年金的长期增值提供保证。
同时还要考虑到,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还是处于探索阶段,在运营管理方面难免缺乏经验丰富的专业机构进行指导,也没有相关的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因此不少地区出现了虚假信息、的现象,严重影响到了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加强教育培训,培养城实守信的管理人员是保证企业年金制度更好更快发展的关键所在。
七、小 结
对企业年金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中起到的功能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其在帮助企业人员激发工作热情,对于企业稳定员工,增加效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发展时间有限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就需要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谢和均,韩震,刘伟.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现状评估及对策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1(10).
[2]石玲.关于大力促进企业年金发展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11(71).
篇10
一、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乡镇企业是在后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白手起家到有了一定的原始资金的积累,从当年的社队副业到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经历了一个艰苦的创业过程。乡镇企业的创始人也由青年人成为中老年人,由创业时一线到退居二线。由于乡镇企业是新生事物,国家没有投资,与国有企业比较起来,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加上发展的时间短、大部分企业还未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只是在部分发达的地区部分企业率先实行了养老保险,但不规范、不完善。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乡镇企业养老保险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投保的形式多样。乡镇企业养老保险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地根据情况自行而定,形式多种多样,有参加商业保险、参加本村实行的保险、参加镇里组织的保险、企业自办保险,参加城镇企业保险和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形式。
(二)投保人的层次不同。乡镇企业投保的层次参差不齐。有的企业给全部职工入保,有的企业给部分职工入保,有的只给本村或本镇职工入保,但有一条是共同的:凡是参加保险的企业首先给技术骨干入保。
(三)缴纳保险资金不等。参加保险的企业一般视企业的经济效益或参照周边的大环境缴纳保费。所缴保险费的比例也不等,各种比例都有。部分企业按国有企业职工比例缴纳,即最高受到每月基本工资的29%(包括工伤、医疗),每年交1000多元,最少的企业每个职工年缴纳48元,每月缴纳4元。其中个人每月缴纳2元,企业缴纳2元。
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基础薄弱。乡镇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农副产品加工型企业多,中小型企业多,原始积累少,经济实力差,还担负着反哺农业的责任。目前企业普遍不景气,职工收入比较低,要普遍建立这项制度确实有困难。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开展比较好的地方是山东省和江苏省中经济实力较好的乡镇。
(二)职工流动性强。乡镇企业有着灵活机制,企业职工有活就上班,没活就回家种地。哪家企业效益好,工资高,职工就往哪流动,也给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带来了困难,增加了保险的管理成本。
(三)改制后乡镇企业实行养老保险的难度更大。目前乡镇企业大部分已经改制,在职工养老保险的问题上,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利益是有矛盾的。在山东、江苏的调查中,无论企业经济效益好坏,大部分企业厂长都表示企业困难,不愿意缴职工养老保险费。同时在改制前一直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费,改制后已形成缴纳制度的企业经营者,也不太积极,找出各种理由企图不缴纳养老保险费。末改制企业的厂长对缴纳职工养老费表现相对积极。
(四)领导不重视。由于国家对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没有政策,各地对职工养老保险的认识也不统一。有的地方领导不重视,认为工作难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保险不积极。
(五)国家利息政策多变,群众顾虑较大,影响投保积极性。
二、对建立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几点不同看法
乡镇企业养老保险问题,是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的不断进步,老龄人口的增加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如何看待?大家认识不统一,一般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乡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承坦着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以工补农等任务,本身的责任和义务并不轻。乡镇企业与国有城镇企业在劳动关系、分配方式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出资上,国家对乡镇企业没有一分钱的投入,完全以农村集体组织或农民投资为主;在人员上,乡镇企业职工绝大多数是拥有土地的务工农民,一旦遭遇市场风波就可以重返田野,如果让乡镇企业交纳养老保险费,将会加重企业的负担,一些企业甚至会败下阵来,目前乡镇企业搞保险的条件还不成熟,缓缓再说。第二种看法认为:乡镇企业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不是养老保险。第三种看法认为:乡镇企业实行职工养老保险是发展趋势,不可回避,应该尽早着手建立,理顺关系。其理由:1、生产分配关系决定了企业经营者对劳动者的责任。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一样,只要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一成立,企业经营者就要对劳动者目前的生活和今后的养老负有责任,因为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不仅包含劳动年龄生活所必要的价值,也包含了退休后各种必需生活的价值。企业就有责任和义务为劳动者提供养老保险。2、建立乡镇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企业和国家在职工养老问题上是有矛盾的。国家追求是社会效益,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特别是近两年来乡镇企业从过去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私有制后,这个矛盾就更为突出。尽管从目前看,乡镇企业中老职工的问题还不是很突出,但在山东和江苏调查中还是感到,职工和老板的关系很紧张,职工非常渴望尽早建立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如果政府不着手考虑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将来乡镇企业老职工必然要找政府,也将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3、建立乡镇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靠人才,留住人才靠保障。乡镇企业职上流动性很大,如果乡镇企业不实行养老保险,不能做到老有所养,伤有所养,病有所养,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吸引力。4、在部分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实行乡镇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综合各因素,制定乡镇企业养老保险办法势在必行。但不能照搬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办法,“搞一刀切”。在制度中既要考虑到乡镇企业的特点及其经济承受能力,又要考虑到乡镇企业职工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分期分批试行。只有制定出合理的保障制度,才能更好地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笔者认同第三种看法。
三、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对策和建议
制定乡镇企业养老保险办法,应考虑以下八条原则:
(—)乡镇企业的养老保险性质。1、强制性。从乡镇企业的情况看,一是企业和个人的实力差;二是改制后,企业经营者从自身利益出发都不愿意缴纳保险费。因此国家要制定专门法律通过干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再分配强制实行,这是国际惯例。凡国家立法实施范围内的企业及个人,视为法定的被保险入,必须一律参加,无选择余地(经批准的企业,可以例外)。缴纳了养老费的劳动者,到了法定的年龄有权享受养老保险金。2、福利性。国家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办法,保证劳动者养老金的收入,职工养老金要体现国家福利政策,随着物价的上涨而浮动。3、优惠性。国家要在税收政策、利息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实行税前缴纳保费等。4、流动性。针对乡镇企业流动性较大的特点,乡镇企业的养老保险允许流动,在乡镇企业之间能够流动,也允许在国有企业流动,形成全方位流动的格局。5、职工养老费的组成。养老费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
(二)乡镇企业养老保险办法宜粗不宜细,不搞“一刀切”,各地根据经济承受能力确定,也可以分期分批进行。乡镇企业的经济状况差距较大,从区域上讲,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有差距;从行业讲,高科技企业和小作坊企业并存;从规模讲,大中型企业与个体、联户并存。对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
“一刀切”是不现实的,国家应制定大的原则框架,各省根据各地的情况再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如各省自行制定职工养老保险缴纳资金数额和企业、个人所缴纳的保险费比例及各类企业实施办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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