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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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另—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o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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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经济危机就如影随形而且是周期性的爆发。从危机发生的时间上可以把他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发生在20世纪之前,这段时期内爆发的经济危机在国与国之间不具有或很少具有联动性,因此,这些危机不具有世界性危机或区域性危机的意义;另一类是发生在20世纪之后,从20世纪至今所爆发的几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波及了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危机都具有世界性危机或区域性危机的意义。而从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上看,也可以把他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发生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这段时期资本主义各国信奉的是自由主义,政府对于经济的运行不进行干预;另一类是发生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尤其是凯恩斯的《通论》问世之后,各国政府对经济运行采取宏观干预措施,以保证经济的增长。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命运的论断一直让资本主义国家感到恐慌,资本主义学者也意识到正如马克思所论证的那样每次经济危机的爆发都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但是,对于如何解决经济危机他们却一直束手无策。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经历对其理论的验证,使资本主义学者认为他们找到了解决经济危机的良方,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将凯恩斯主义正统化,采用其理论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以保持经济的发展。相比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体系几近崩溃的情况,可以说至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运行还算良好。但是,当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表面下的实质时,就会发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只不过是采用军事经济和债务经济这两种新的形式来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在军事经济方面,从二战结束至今美国政府每年都要为现在和将来的战争及潜在的战争支付庞大的开支,若考虑乘数效应,这些军费开支会对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在负债经济方面,凯恩斯认为由于挤兑效应,依靠借债来融资的政府支出对总需求的刺激会更有效,因此,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的改善很大部分是建立在大量的持续增加的债务上的。为了刺激总需求,不仅提高政府的债务,而且提高消费者的负债水平。资本家通过大量广告宣传和消费者信贷有效刺激了需求,美国消费者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1974年就达到了93%。政府和消费者信贷消费的增加有效刺激了总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企业也迅速增加其负债水平。这种迅速增长的债务状况不仅出现在企业之间,也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与国家之间。借债机构之间构成的金字塔状的债务关系,使得为支付日益增长的利息债务量必须持续快速增长,这种循环最终造成一个后果:当一个主要债务人无法分期偿还或无法偿还债务时,债务拖欠的连锁反应就形成了。以军事经济和债务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会更加容易引起经济的严重崩溃,甚至会引发世界局势的不稳定。

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债务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证,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创造出更多的“潜在收入”,使其能够偿还或分期偿还债务,也成为借贷者继续进行借贷的依据。而且,金融市场的完善发展,使世界上各个国家及企业汇入到一个系统里,所谓能够“避险”的金融工具只不过是将个体风险“规避”(实质上是转化)为系统风险,将本不具有同步性的各经济体协同起来使其运行具有一致性。这样,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就以金融市场为纽带连接起来,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的波动就会引发世界经济的波动。金融工具的高杠杆性在各经济体同步运行的过程中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繁荣时加速繁荣,衰退时加速衰退。

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由于大量信用违约的次级贷款造成,有人归咎于美联储的连续加息,有人归咎于监管当局的监管疏忽,有人归咎于放贷机构的审核不严,有人归咎于金融衍生工具的高杠杆性,有人归咎于美国公众的消费文化,也有人归罪于美元本位下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失衡。但究其根本,实质上仍然是美国的消费相对不足。资本主义的生产具有无限扩张的内在冲动,其产能会借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被增长的需求无限的激发出来。借助于增加负债的消费需求是永远无法满足于供给的扩大的,而且当消费者无法借债偿还债务或分期偿还债务时,债务拖欠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就造成如下后果:消费者的消费由于过度负债而冻结,企业由于产品无法销售和债务拖欠而出现巨额亏损或破产,大量失业人口的出现及收入的降低进一步降低总需求,这一循环持续的表现就是经济危机。当然,经济危机爆发的表象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形成的,比如金融衍生品的高杠杆性、监管层的疏忽、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等等。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本次由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的规模和破坏性之大百年不遇。

二、结论

凯恩斯与马克思都认识到爆发经济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难以找到足够的投资机会来消化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大量储蓄,资本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垄断所导致的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衡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不稳定、无理性以及表现为资本主义特征的社会机能混乱。凯恩斯认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进行调节、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等方法刺激需求,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难题,改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状况。然而,事实上凯恩斯的理论只是延缓了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无药可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生产相对过剩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的难题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永远无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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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型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从1788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28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回顾这些危机，尽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本质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基础都是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往往是产业危机的先导；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极度投机；多数危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首先发生于那些对世界经济具有支配地位国家中的那些对国民经济具有绝对影响力的行业或部门；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危机的形态也在发生转化。

19世纪之前，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所以绝大多数危机首先发生于英国。20世纪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转到了美国。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的主导产业是毛纺织业，生产过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行业，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个行业往往是重灾区。20年代之后，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上升为主导产业。整个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包括与它有直接联系的部门）较之其他所有工业部门有绝对优势，所以这个行业始终是那个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它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对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19世纪下半叶，大机器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矿产开采、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使这些行业逐渐上升为可以与纺织工业并列的主导产业，并在19世纪末最终取代纺织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于是，这个行业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同时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这些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行业或产业，在二战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机械制造、煤炭等行业;二战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转向汽车制造、造船、发电、石油、化工、电器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转向房地产业、金融业、IT产业等行业。随着这种转移，生产过剩危机的发源地也随之转移到相应的行业或产业。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危机史表明，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和数量不等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总的说来危机还是最突出地表现在产业领域，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是最主要的现象，而金融危机仅仅是伴随现象，带有附加性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逐渐与产业危机融合起来，使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原来突出地表现为产业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90年代以来，世界接连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以来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金融危机。从2000年4月开始，以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为起点，美国主要资本市场的股票指数出现狂泻，金融风暴席卷了美国金融业。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一路演变成世界金融风暴和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给美国金融系统带来了百年一遇的冲击，造成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灭，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资救助花旗银行……，等等。在这些危机中，除了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属于单纯的货币危机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产业危机基础上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尽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发生机制、伴随现象、本质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产业扩张与信用膨胀相互推动，在一些成长性较强的行业（例如房地产、新技术产业）形成投机热，并推动其极度泡沫化。（2)信用经济畸形发展，造成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3)生产过剩是危机的起点，生产过剩危机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过来推动生产过剩危机走向深入，并使整个危机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危机。（4)主周期的长度逐渐向古典周期回归，同期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总之，这些新现象的出现，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转型。

二、转型的原因及转型后的基本特征

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属于信用危机的类型之一，它是由信用关系中断引起的强制性恢复。由于金融业建立的基础是信用关系，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核心的时候，一旦这个领域发生信用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的金融危机，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已经很高，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信用关系也已经相当发达。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表明，金融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信用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_。

信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和发展，使交易关系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经济活动的交易媒介以货币为主逐渐转化为以信用关系为主，这种变化意味着商品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信用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信用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马克思虽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种经济形式对等并列，他指出能够和自然经济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经济，但认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并且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商品经济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如果从交换方式的发展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物物交换阶段、货币经济阶段和信用经济阶段。在物物交换阶段，产品所有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进行，这种交换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局限，扩大了生产的社会性，但它无法解决交换次数难以确定和交换目标难以实现的矛盾。货币经济阶段的到来克服了物物交换阶段遇到的困难，拓展了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货币而又需要交换时无法交换的矛盾。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信用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为，无不体现着信用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也同样渗透到了世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信贷、国际汇兑、国际债券、国际商业信用、国际银行信用、国际消费信用等等，总而言之，从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信用关系，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向世界扩散，它使货币经济让位于信用经济，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性流动。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拓展了商品经济的活动空间，增加了其内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为货币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对货币和信用关系的创新本身能够对象化为商品。在实物货币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无论是一般物品还是贵金属，都是商品，只是因为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随着经济生活中信用关系的出现，有了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信用产品，随着信用关系的不断创新，有了股票、债券、期权、票据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类衍生产品，这些信用产品，多数作为资本商品进入交易市场，成了社会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对象。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为资本积累开辟了道路。资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创新为资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如果说，在货币经济时代资本积累的出路和资本家消化过剩资本的基本途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创新，而在信用经济时代则主要转向信用创新。信用创新推动了信用扩张，而信用扩张一方面表现为信用种类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信用链条的延长。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产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产品。由于金融领域是信用创新的主战场，先进的创新手段、庞大的专业创新队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强度创新，使这一领域的信用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信用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多数国家的信用产品市值规模远远大于同一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关系的发展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能力。它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节省了流通费用，缩短了流通时间，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充分动员和利用了社会资源。只要信用创新能够带来足够的收益，资本主义就会尽其所能地推动其发展，就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创新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也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技术基础，它-般包括技术、制度、组织、管理、金融创新等多种形式。对资本而言，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个别资本获得超额利润；通过技术发明和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增加就业；通过延伸信用链条创造出更多衍生产品，促进了投资，分散了风险；通过放大杠杆的撬动作用使更多的大资本控制在小资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由于信用形式的创新，为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创造了条件；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而这又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望，形成消费热；消费热拉动实体经济迅速扩张并形成泡沫，而这又为虚拟经济及其泡沫化创造了条件。

这些年来，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推动中，虚拟经济的交易规模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衍生产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杠杆交易使信贷规模极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灭，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机。本来，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实体经济危机，它之所以首先表现为强烈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当泡沫破裂时，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现为剧烈的金融危机，危机使股市、债市、汇市、期市狂跌不止，财富大量蒸发，恐慌蔓延，赔本效应凸显，消费急剧缩减，结果使起初不甚明显的实体经济危机浮出水面，这时真正的危机才开始了，原来的金融系统已经被拖垮，正在进行重组，实体经济进入破产、倒闭或重组阶段，下一个需要度过的阶段是萧条。萧条阶段往往是新一轮创新的开始阶段，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即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也是新一轮创新的物质基础。由于新周期的物质基础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术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随着复苏阶段的到来，实体经济不仅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对虚拟经济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是虚拟经济存在的主要领域，所以虚拟经济的创新也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又主要表现为交易方式、金融产品的创新，近些年来，尤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为突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还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社会购买力。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不完全受实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它可以独立发展。从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看，由于期权交易、合约交易、杠杆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创新，以及多层级多种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使虚拟经济有了更大的独立发展的空间。由于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交易方式、交易对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经常伴有“羊群效应”、“博傻现象”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这意味着当事人受非理性行为的支配，很容易忽视系统风险，过度投机和使用金融创新，过度使用杠杆交易，造成虚拟经济的极度泡沫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实体经济触顶回调，就会引起信用链条初始环节的中断，进而引起整个信用系统危机，形成剧烈的金融危机。

三、转型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导机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产业危机周期”向“金融危机周期”的转型，虽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经济形态的演变引起，所以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经济个体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积累与扩张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本来，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发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产业危机趋于缓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最近30年来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一次趋于尖锐激烈。无独有偶，这一过程恰巧与信用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相重合，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加速转型的同时，其频率和周期长度再一次出现回归的趋势，其程度也在逐渐加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前，固定资本更新、商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推动是高涨走向繁荣的基本形式，尽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链条短，信用关系较为简单，信用产品的泡沫化较为有限，而且多数间接地通过股市非理性暴涨表现出来。萧条时期，随着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的启动，技术创新与信用创新同时进行，信用资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长潜力大、风险小的产业。到了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开始重点流向那些成长势头较为强劲、财富效应较为突出的产业，并且与这些部门的产业形成相互推动之势。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在继续大规模流向热点产业的同时，开始全面出击，既支持产业扩张，也支持商业繁荣，直至热点产业严重泡沫化，并最终走向破灭为止。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后，产业、商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与转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种类的增多，再加上杠杆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规模逐级放大，衍生产品的数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个倒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否稳定，外来冲击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关键在于实体经济是否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于日本、美国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三次转型后处于逐步完善过程中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尽管其具体层面上的发生和传导机制存在差异，但其一般形式已经基本相同，即：第一阶段，金融系统深度介入扩张潜力较大的产业，例如房地产和处于发展初期的房地产业，使这些产业在金融机构、开发商、投机者、游资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一产业扩张基础之上的信用链条也在延伸，数量在逐级放大，形成一个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体。在这一阶段，经济加速走向繁荣，整个经济活动表现出普遍的财富效应，当事人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较明显。第二阶段，极度泡沫化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拐点，泡沫开始破灭，随着物价下跌、利润减少、产品滞销，投资开始缩减。第三阶段，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信用链条沿着当初延伸的方向开始逐级断裂，庞大的虚拟经济开始倾斜、倒塌。第四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影响，使危机进一步放大，并沿着金融系统、贸易系统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扩散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心理，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纷纷采取避险行动，从而出现了“羊群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危机迅速蔓延、加速见底。

当然，以上说法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由于引发危机的直接因素有两类，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的冲击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由内部因素自发作用引起。内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泡沫的自动破灭，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游资的剧烈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英等国的推动下，出现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国际金融寡头裏挟长期以来用虚拟经济创造的庞大货币资本，像洪水猛兽一样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这种现象从日本资产泡沫破灭过程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结论

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自然状态下，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往往是那些对世界经济拥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响作用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那些占绝对优势的产业、行业或部门，它们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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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纳对战后资本主义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的解释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围绕布伦纳的争论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在其文章《新的增长机制》中，反驳了布伦纳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将日益走向萧条和危机的观点。阿格利埃塔认为：“布伦纳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这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的历史。他的书虽然也涉及了德国和日本，但主要还是以对美国的分析来阐述他的全球观点。”[2]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是基于其研究出现了以小见大的问题。本•法因等人则从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方面进行批判和研究，认为“布伦纳的理论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1）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的理论分析体现的是亚当•斯密和主流经济学而不是的本质；2）布伦纳忽视了货币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3）他完全忽视了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3]

二、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与发展

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路易斯•吉尔和罗伯特•布伦纳都跟随约瑟夫•吉尔曼和萨恩•马格在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足迹,对利润率的趋势进行了经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识:第一,利润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从80年代初期起利润率开始部分恢复,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现停滞。虽然以上学者都承认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其研究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和发展。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Magdoff)题为《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的文章，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资本主义就通过使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弥补停滞趋势的后果，这使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和实体经济的表现越来越脱离，这最终导致了当前美国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福斯特和马格多夫虽然也从实体经济层面考察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但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这个视角出发，他们似乎超越了布伦纳仅将当前经济危机原因归因于全球制造业过剩这一实体经济层面。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将当今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业生产过剩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学者都是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角度进行论述经济危机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学者则从布伦纳论述经济危机理论的另一个维度———生产过剩进行阐述其经济危机的理论。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尔(Gil,l2009)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不是工资不足造成的消费不足危机;是积累过剩与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生产过剩危机[4]。他们从生产过剩这一角度论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布伦纳论证危机理论的路径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视角出发去论证，没有用更多的经验数据进行阐述，相对于布伦纳用大量数据进行论证显得缺乏更强的说服力。以上西方学者都是从生产过剩或利润率下降这两个视角中的某一个进行论述的，和布伦纳的危机理论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哈曼则从这两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发展了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他对发达工业经济体(即实体经济)所做的研究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末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润率出现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纪90年代反复出现了突发的复苏。但直至2000年，利润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那个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认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认为“当前危机源于60年代末以来的利润率下降压力。资本主义体系对这一压力的反应就是通过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恶化来提高剥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规模破产这样的资本破坏,这些反应不足以维持利润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产积累率的长期低下。积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虽然是暂时减缓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剥削率上升期的积累率低下,扩大了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能力与市场吸收这些商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源于‘消费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6]。哈曼通过用实证分析，考察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论证了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差距的拉大最终导致了生产过剩。从这个维度讲，哈曼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对于生产过剩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两者的论述则不尽相同，哈曼认为生产过剩产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虽然布伦纳提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造成生产过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样进行有逻辑的论证。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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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资本主义的批判史。作为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思想理论，生态学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把生态学与相结合，充分吸收借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想，以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为核心，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集经济、政治和文化批判于一体的生态批判，开辟了资本批判理论的新维度。

一、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经济维度

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自毁其发展根基的趋势，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形态，其理由有三。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资本积累，其手段是扩大生产和剥削劳动，其后果是经济的危机与生态的危机并存。生态学认为，资本积累、经济危机以及生态危机之间是有着内在关系的。至于资本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马克思已做过论述。在资本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上，由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限制，并且资本低估自然界的存在价值，因此，资本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上的局限性。在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上，奥康纳认为，经济危机可导致生态危机，反过来，生态危机也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其二，资本存在新形态对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生态学认为，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的存在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石油资本、金融资本等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秩序带来的破坏性更大。奥康纳就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不仅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而且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而建立在消费信用或抵押信用基础上的金融资本，“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会带来债务、金融投机以及金融结构的不稳定，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体制的危机。”[1]261奥康纳的这一观点也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其三，资本的全球化带来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学认为，资本为了克服其自身扩张带来的生态危机和发展限制，必然会突破地域的限制，走向世界，把世界范围的资源纳入其生产体系，并为了实现由扩大再生产带来的剩余价值而抢占世界市场。因此，生态学认为，资本通过操纵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把全世界都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机遇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挑战就是资本通过全球化也把自身造成的生态危机进一步全球化了，并且由于资本全球化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因此，进一步造成了南北的不平衡发展和世界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二、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政治维度

生态学从其独特的生态危机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并将其提到与整个生态系统以及人的发展相联系的高度，得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生态本性及其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结论。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生态性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道：“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其中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2]486生态学认为，生态危机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与自然界的危机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

为了说明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理论，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其中，生产条件是一个关键概念，它包括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奥康纳认为，生产条件“它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1]229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能够在政治上获得保证。但奥康纳又认为，从生产条件的这种政治化视域中来看，如果生产条件被忽视了即它们的生产性能力遭到了破坏，将会出现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危机或者执政的党和政府的政治危机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得以运行的，它身上还负载着意识形态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冲突与妥协。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家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功能的实现必然会引发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复杂的斗争和运动。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条件，以及生命本身的条件。所以，国家政权无视甚至保护资本对其自身的生产条件进行有计划的损害或破坏，致使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生态危机和社会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将不可避免。

三、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文化维度

生态学认为，资本在积累过程中不仅要通过资本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领域的支配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来实现，而且受求利性的驱使，资本必将突破经济领域，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的依赖、渗透和控制等来实现积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逻辑也从经济生产领域扩张到了意识形态和精神生产的部门中去。因而，人们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也全部渗透着交换原则的资本运作逻辑，马克思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的文化整体也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逐渐被肢解。资本逻辑通过操控科学技术和人们的消费来为资本增殖服务，这必然会会对人们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的内容和要素造成冲击，以致技术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在资本的推动下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生态学认为，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里，不但人们头脑里只有可供销售的商品，而对人类的历史、道德、文化、科技和环境的知识一无所知，并且资产阶级政权为了满足个人通过高消费来追求幸福的异化需求，必然会扩大工业生产规模，以生产尽可能多的消费品。这必然会 带来对自然剥削的加强，从而给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由此，生态学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成了资本剥削自然、追求价值增殖的工具，具有反生态的特征。

很明显，生态学把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也作为自己资本批判理论的内容之一，并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和重构来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例如，莱斯和阿格尔就试图把人们的幸福追求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来消除消费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奥康纳试图赋予人类的社会劳动以文化的和自然的特征，致力于探索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与传统的的劳动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从而使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中介的社会劳动具备一种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构建起文化、劳动、自然三位一体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人文关怀维度

生态学认为，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克服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危机，又需要依赖危机确保资本逻辑实现，因此，其不得不采取扩大生产规模与操纵消费市场的途径。而其带来的结果却是人的进一步异化和生存危机。首先，资本所创造的大规模产品必须要销售出去才能实现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便通过制造人们的需求、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改变人们的消费观，以达到实现剩余价值的目的。资本所制造出来的需求是与人的真实需求相异的虚假需求，因此，生态学认为，在劳动异化的基础上，人的虚假需求进一步加深了人的异化。其次，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之一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态学认为，作为人类解放手段之一的科学技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成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从自身解放的手段转变成了资本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最后，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另一个手段是全面加大对自然的开发，使自然全面资本化。生态学认为，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自然从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前提转变成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蓄水池”。只不过是“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1]296这样，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类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了，人从异化的困境走到了生存的困境。在此，生态学认为，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消费、科学技术、自然界等都发生了异化，在这种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了资本逻辑的附属品。

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而且其依赖于危机而存在。在生态学看来，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所采取的一切手段，不仅不能很好的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而且会使危机形势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具有自毁根基的趋势。所以，从生态维度出发，生态学提出了构建具有生态理性的、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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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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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的演变 原因 启示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

一、在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方面：制度因素和有效需求不足因素占主导

西斯蒙第把经济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它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的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他认为消费不足是经济危机的前提，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了生产和消费的平衡，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尖锐矛盾，这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源。

凯恩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经常出现失业和危机，那是由于在通常的情况下，社会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即需求不足造成了失业和经济危机。

需要强调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相对的，即社会生产的产品同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比而言是过剩了，而不是绝对过剩。但不管是相对过剩 ，还是绝对过剩 ，都是过剩。这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共识之处。

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他研究和解释经济危机波动的基石，从而把各种经济周期波动统一起来，以创新活动去加以说明，创造西方经济学中统一研究各种经济危机波动的理论体系，开创了研究经济危机波动的一大流派。熊彼特热衷探索商业周期中萧条走向繁荣的基本动因。

二、分析经济危机角度方面：矛盾分析法和心理分析及边际分析的较量

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法进行深刻的制度分析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与马克思相反，凯恩斯避开了矛盾分析法，避开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采用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

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总需求是消费和投资之和，把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说成是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马克思的矛盾分析和制度分析要优于凯恩斯的心理分析，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表现在流通领域，而根源于生产领域，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此外，熊彼特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从理论分析、历史过程和统计资料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进行分析；第二，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经济周期的起因和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第三，不给出任何有关对策的建议。

三、在经济危机的特点方面：周期性是一大亮点

西斯蒙第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永续不断的、永久性的经济危机而不是周期性的，因为今年的产品是用去年的收入购买的，只有今年的生产与去年的收入相适应才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但资本主义下生产年年扩大，今年的产品总是超过去年的收入，这就发生了一种永恒的收入不足因而经常存在着过剩的产品，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会永远处于生产过剩的危机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并非持续存在，而是每隔一定时间爆发一次，具有周期性。马克思写到"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把经济周期分为高涨、恐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后期，资本家对资本品之未来收益作乐观的预期，故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加大，俱不足阻遏投资增加。由于资本家不能对"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作出合理的估计"，使得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投资大幅度下降，于是经济危机就降临了。

在经济周期性的研究方面，熊彼特的四阶段模式把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 和"复苏"四个阶段。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分别由创新和诸如投机、恐慌、经济政策不当之类的外生的、非实质性的现象所引起。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不同的。

四、对摆脱经济危机的设想

西斯蒙第认为这一途径是回到小生产去，发展小生产。因为小生产是为消费而生产，生产不是无限的；其产品就近销售或为人定做，最能了解市场需求状况，不会发生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而作为革命家和旧制度的批判者，马克思认为克服经济危机的途径只能是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让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的统一计划指导下避免盲目性，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理沦为依据，得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结论。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 资本主义经济就恢复均衡了，经济就能发展 ，资本主义则能坚持下去，就不能灭亡。熊彼特并没有对周期现象提出什么政策建议，但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冒昧地推断出，他可能承认人为的政策干预会有助于缓解或消除来自外生振源的影响，但除非禁止创新活动，来自内生源的振动将不能被任何人为政策加以消除。

五、对次贷危机的反思

从制度的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依然是马克思当年分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所导致的生产过剩，这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

首先，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没有变，其结果造成在社会财富不断膨胀的同时，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为了实现资本的贪婪本性，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采用信息技术等技术革命成果，并运用企业并购重组等组织创新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通过相对减少员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支付以更快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这样，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导致在私人经济利润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工人实际报酬持续下降。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调自由市场的存在与扩张，削弱政府宏观调控；强化自由竞争和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付等等。这些政策主张在实践中使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得以进一步强化。为维护私人经济利润率的持续提高，形成了"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工人实际工资（报酬）持续下降。

最后，在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为了避免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只得通过无限度扩大消费信贷（如"次贷"）的办法来刺激需求，结果无可避免地导致严重金融危机。扩大消费信贷的办法就是为劳资双方共同认同，并为政府肯定的"透支消费"。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为相对过剩的生产创造"虚拟消费"条件，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所以，21 世纪初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本原因看似一些人所认为的"消费过度"，实则还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生产过剩。

参考文献：

[1]曹苏红、王立强.运用理论方法透析当前西方经济危机.研究.2009年第4期

[2]孙仲涛.对这次"百年一遇"全球经济危机的思考. 科学社会主义. 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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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研究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1.运用理论解释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一直发展下去，必然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引起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无法正常运行。二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引发生产过剩的情况，一旦生产过剩越加严重，加上经济体运行不协调，积累到一定时候，金融危机就会爆发。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所引发的，次贷危机将美国的虚拟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诱因。

2.从美国金融体系制度的方面研究

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让美国人形成了超前消费的方式，在这段时间内虽然成就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也在发展的背后潜伏了巨大的泡沫和坏账隐患。其次，美国的大部分金融机构将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巨大的泡沫转嫁给投资者。加之美国经济结构比例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高，制造业所占比例很低，使得美国在制造业方面一直以来依赖进口，贸易逆差大，居民储蓄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最后，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求利润而盲目扩展业务范围，致使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美国本土本来就缺乏实体制造经济，而在这种环境下，信息科学技术成为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马克思《资本论》关于金融危机的相关论述

（一）从马克思信用理论看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提出的信用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信用的二重作用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现阶段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有着很好的解释。

马克思在讨论信用与虚拟资本时就指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加快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产生和爆发。马克思认为，所谓信用就是借贷行为，借者和贷者之间发生的关系就是信用关系。他指出：“信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可见，信用就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从马克思危机理论对金融危机本质的分析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危机理论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那么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决定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金融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了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

关于金融危机，马克思说：“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我们用马克思危机理论对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行系统分析后可以发现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华尔街里贪婪的资本家和最大限度盈利的欲望，使其借助信用关系和房地产行业相互推动以及信用链条的衍生功能，从而掩盖了生产无限扩张和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此，借用马克思的逻辑：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金融危机。这样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金融危机的产生过程。

三、《资本论》对我国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启示

（1）要一如既往的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前所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要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己任，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图，保证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2）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而言，应该加快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提高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正确确立企业的发展目标等，这样才能构建起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这是其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疏通和扩大融资渠道、保持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

（3）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是影响社会有效需求的直接因素，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两级分化严重，劳动者收入过低，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过小，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而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日益严重了。因此，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4）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经济活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有效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自身的一些缺陷，如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不足，防止市场失灵，我们就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另外，我国国民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正确的投资消费观念，具备应有的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4]张克难.金融危机“捧热”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热销说明什么[N].报，2008-06-25（A10）.

[5]高航.金融危机下企业经济性裁员问题与对策探析[J].经济视角，2009（8）.

[6]顾钰民.用理论科学阐释金融危机[J].研究，2009（1）.

[7]吴挺.马克思不是预言家，是路标 [N].东方早报，2008-10-31（A16）.

篇9

关键词：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着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着作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成为—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传统社会里，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市场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一)危机概念及标准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上来建构自己的危机概念的。“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别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在他看来，危机的确是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在于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共同的文化价值出现问题，也即是说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系统陷入了危机之中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其二、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根据这三个危机标准，哈贝马斯断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及其产生根源

在对“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以合法化危机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发生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这四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这种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合理性危机实质上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决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尽管合理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比合理性危机更主要、更严重的危机是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就是合法化危机，也可以称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合法化危机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二，最为根本的是，国家的干预和行政指令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侵入到社会文化系统。对文化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将它原有的规范力量消耗殆尽，社会文化系统越来越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需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成员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统治对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长，以致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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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92-05

2010年4月27―28日“第十二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经济学家》、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新闻出版机构共61家单位的92位专家学者就“经济危机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一、经济危机的成因研究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

西南财经大学蒋少龙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的危机,虽然表现形式新,但其本质未变:生产过剩源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源于消费下降,消费下降源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

东北财经大学邓春玲通过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读,认为马克思强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基因决定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爆发,而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停滞只不过是其具体表现而已。

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解释世界经济危机。他认为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归,从根本上看这次经济危机是全球化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国际资本的逐利本性、全球化经济的无序竞争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缺失是其深层根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晓华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外,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最后,资本主义制度会加剧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台州大学张明龙从对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依存条件和固有要求的分析入手,得出结论:经济危机不是竞争作用的结果,而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在两者与经济危机关系上他认为竞争加剧经济危机,而生产无政府状态引起经济危机。

(二)西方经济学的解释

与前者不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主要解释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此这一理论对2008年经济危机成因的针对性较弱,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几点猜想:(1)经济危机直接成因在于生产与消费互为前提从而均衡脆弱;(2)经济危机成因是多因素的;(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及与经验脱离;(4)金融市场的波动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成因。基于以上分析,他认为政府面对经济危机应同时采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在利用金融市场时注意防范风险。

清华大学赵准从危机后“效率市场假说”之争入手,引出对该假说及其相关模型的理论内涵、政策寓意、经验验证和预测功能,揭示了它们给宏观经济调控及金融业带来的危害。通过剖析该假说所期望的金融市场稳定过程,指出它所假设的市场稳定因素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精明的投资者”实际上正是泡沫的“助推者”而非“戳破者”,因此金融市场出现危机是难免的。

二、经济危机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危机与经济增长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等首先分析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即先境外后境内、先沿海后内地、先外资企业后内资企业、先竞争性企业后垄断企业,指出政府应当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发展,着力发展新兴产业、抑制落后产能过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技术进步和创新;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当从五个方面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即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二)经济危机与产业结构调整

河北经贸大学母爱英等结合京津冀现实情况和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的走向,分析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现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提出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

陕西师范大学许军等指出,中国加工贸易对外依存度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高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产品多于高附加值产品;外部环境不利于我国加工业持续增长。受经济周期规律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加工贸易完成了一波陡降陡升的反转,这一方面证明了我国加工业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产业调整形成了倒逼机制,我国加工业应该利用这次调整完成转型升级。

江西财经大学万道琴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周期性敏感产业以及耐用消费类产业的不良影响,以及金融危机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指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需要得到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优化外资利用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应伴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孙宇晖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我国市场化、开放度的加深,尤其对美国贸易依存度的增强,必然深受其害。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当遵循“应对目前危机与图谋长远发展兼顾;促进内部增长与扩大外部市场并举;社会财富生产与居民消费水平同增;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双赢”的原则,实施宏观调控,以达到既将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又实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调整好内部积累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及进出口市场结构,为经济起飞打下基础。

(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中央民族大学张春敏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形态发展到国际金融资本时代,以虚拟资本为存在方式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在货币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制度设计构建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金融自由化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流动的纽带,使得全世界的经济循环流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循环圈,国际金融危机不过是这一体系出现问题的必然结果。

上海财经大学包亚钧从分析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进而指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从而在理论上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进行探究。

西南财经大学朱博从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论述入手,指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之母,虚拟经济发源于实体经济,两者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他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金融危机根源在于虚拟经济发展超过实体经济承受限度,因此我国应当科学把握两者关系,在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的同时,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可能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危害降到最低。

(四)经济危机与金融监管

清华大学陆铭利用海曼・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解读“次贷危机”。与马克思关注消费与经济危机、凯恩斯关注投资与经济萧条不同,海曼・明斯基则基于三种融资方式的安全性角度,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其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是内生的、固有的。在典型的经济周期中,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与投机性融资泡沫内生于金融市场自身。金融不稳定性观点非常重视资本资产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的融资方式,如果投机―庞氏融资所占比重越大,经济将无法维持均衡的系统,很有可能成为畸形放大的体系。对此,我们应该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保持适度审慎,正确把握创新金融工具的特点,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防治创新金融工具被误用、滥用,重蹈覆辙。

(五)经济危机与就业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梦龙通过对深圳市工商登记数据的经验研究,解释投入要素组合与金融危机的就业冲击效应关系。他认为企业对投入要素组合方式的选择会通过信贷条件的变动放大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通过研究深圳市工商数据和宏观数据,从而得出结论: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企业的信贷条件而引发就业冲击效应,即由于企业偏好选择高资本密集度的生产要素组合,一旦信贷条件恶化,企业正常经营将难以为继,随之会带来显著的就业冲击效应。

三、经济危机与宏观调控

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就我国目前为解决经济危机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三点反思:(1)投资的工具化:投资作为增加社会需求、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在规模安排上是否有限度?过去计划经济讲三大平衡,现在市场经济讲需求管理,那么在使用社会需求这一宏观调控的稀缺资源时就应当小心珍惜:在不同发展阶段(较高和较低)宏观调控对社会资源(社会需求)的利用也不同。(2)消费工具化:消费是经济目的还是经济手段?(3)GDP为什么要高增长?收入是流量,财富是存量,从长期看人民富裕在于财富(存量)多少而非收入(流量)单纯的增加,破坏旧财富,创造新财富,只求流量不求存量,为增长而增长,无益于人民福利的实际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树青从七种市场经济国家面对危机作出共同的选择――政府救市入手,认为政府救市对稳定金融市场、恢复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常态现象。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府本身作为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政府掌握、调配资源,要求其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发挥不可或缺的统领作用,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指出,从表面看美国消费不足是暂时的,而我国现状是消费不足,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长久看来解决金融危机还是要以消费为主,宏观政策应避免南辕北辙。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在研究了危机视角下的房市调控政策后指出,由于政府职能定位的混乱(职能越位――干预银行)切断甚至打击房地产开发商为社会做贡献的途径,所以要职能归位:以计划经济方式来实现对低收入群体住房的保障功能,其他人依靠市场体系解决之,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法定的资金转移供给体制,从而实现两者良性循环。

四、经济危机的治理思路

清华大学张珂从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关于消费的重要性入手,指出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而我国内需以投资为主,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增长缺乏持久动力,对此一方面应该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应该实现合理税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出,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首都师范大学韩学丽认为,消费需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是目前摆脱金融危机困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而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低迷,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强,对此,应当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税制改革步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从集体谈判制度角度提出治理经济危机的思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财富分配扭曲,而治理危机途径则是变革收入分配制度,她认为集体谈判制度的缺失是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由于新旧机制的交替,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从认识到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集体谈判主体资格不到位,集体谈判机制欠完善,集体谈判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所以完善我国集体谈判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证劳动者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得到更大的份额,使社会财富分配趋于合理,防止经济危机爆发。

五、应对危机的经验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熊俊以收入分配为切入点,分析美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危机的作用机理,认为从功能收入分配格局(利于资本)到规模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差距)这一格局变化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金融危机,投资银行、贷款公司、两房次贷危机反复相互作用导致危机越来越大,危机到来时消费和投资下降,在全球化背景下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和恶化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对中国的启示是政府应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合理干预、大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这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十分重要。

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基于经济长波、货币供给与国际竞争的视角探析美国经济危机原因及其影响:他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为满足长波扩张对巨额货币供给的需要,美国进行了金融创新,但随着长波的演进,实体经济对新增货币的吸纳能力减弱,由此金融创新深化所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就只能转向“次贷”和高杠杆的金融衍生产品。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又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

华南师范大学范方志对美国次贷危机不断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反思,认为注资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而降息因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而效果不佳,因此,应该让那些资不抵债、问题极其严重的银行尽快破产,同时,剥离不良资产,进行资产重组,更换管理层。

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通过对拉美国家近60多年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富悬殊问题的研究,得出若干启示:发展经济不能本末倒置,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更不能陶醉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就之中;应该大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避免贫富悬殊和社会群体的严重分化;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积极有序地推进城镇化,高度重视农村发展。

六、可持续发展

天津商业大学王树春等基于全球化视野思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制度约束。当前国际社会主流制度约束条件造成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过分强调行为决策过程中的利己原则,而忽视利他原则,导致利他原则稀缺,使众多世界性问题因陷入囚徒困境而难以解决,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主流制度约束条件,使利他行为得到普遍培养,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程世勇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资本制约型”转变为“土地制约型”。土地价格的扭曲是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基础性因素。由于地价的传导效应比资本利率和工资率更强,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对土地差异化的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实现实体资本投资和虚拟资本投资的双重扩张。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完善土地制度及价格机制实现土地的供需均衡和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

江西财经大学肖文海指出,随着工业化推进,资源和环境质量成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本,打破资源环境无价的传统观念,建立反映其稀缺程度的价格制度,是循环经济长效发展的关键。他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源开采、产品制造、资源回收、污染物排放等环节分析资源环境价格的实现,构建“政府调控(创设)市场,价格促进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结合我国国情,以前端减量化优先为原则,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以建立生态修复和补偿为核心,推进开采环节的环境定价;(2)以能源税制改革为核心,促进节能减排;(3)多管齐下,建立清洁生产的价格激励。

信阳师范学院蒋国平、徐永新认为,构建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农民务农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二是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构建农民务工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三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体制保障机制;四是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构建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政策保障机制;五是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完善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社会保障机制。

七、其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指出,经济危机源于经济学的危机:后危机时代到来,要求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认识上从以下几方面实现创新:(1)市场价格:维护刚性原则是经济运行稳定的需要;(2)金融监管:重点在于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3)政府干预需要理性化、全面化、规范化和常态化;(4)宏观调控必须实现虚实一体化的转折与创新。

清华大学蔡继明等认为,2009年中国的GDP虽然保持了8.7%的增长,但是由于货币流动性过剩,社会公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通货膨胀的全面形成,国际市场上一些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也会促使国内发生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有可能破裂,从而导致经济衰退。政府应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国内消费。为此,建议国家释放1万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外汇储备,将之转化为国内消费资金。同时,要高度重视金融不良资产问题,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资产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

江西财经大学伍世安从探讨市场经济和绿色经济关系入手,指出绿色经济能否与市场经济接轨且统一起来,取决于绿色经济的产业链与其价值链的匹配和耦合,而绿色经济价值链的形成,取决于通过广义价格形式及其机制将外部性内在化。所谓广义价格即物品产权的货币表现和交易过程所需支付的代价条件,而不是狭义的“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绿色经济背景下,通过对初始投入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和消费回收环节等四个环节的价格安排的分析,细化出十几种具体的价格形式,并提出运用“试错”方法和市场方法来形成这些价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巧玲通过对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产品创新理论以及产业生命循环理论的分析,探究影响和制约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原因,分析主导其发展演化的根本矛盾,从而找出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规律:周期性发挥作用的产品创新导致以蜂聚形式出现的新兴产业部门的生命循环,从而进入长波的上升期;随着这些部门生命循环由成长进入成熟,宏观经济增长就会放慢,从而进入长波的下降期。目前,国际范围内初始产品的创新往往集中于发达国家,而扩散到我国的技术大多来源于生命循环后期的部门,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利。对此,我们应当发挥我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提高基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力,逐渐改变世界范围内基础技术的创新格局。

Economic Cri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 Runfeng

(Business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