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技艺的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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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特征;价值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6-0072-05
辽西,从人文地理学上的角度考察,是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1]。从现有的行政区划考察,辽西地区是指辽河平原以西与河北省、接壤的辽宁省西部地区,共包括锦州、朝阳、阜新、盘锦、葫芦岛五市。因本文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区域文化特质,因此,这里的“辽西”采用的是人文地理学区域概念。
辽西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地域特色凸显,内涵丰富厚重等特征。这里有标志着物种发轫的“古生物化石群”①、具有人类非凡意义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标志着万年文明起步的查海文化遗址、有中华文明曙光之称的红山文化遗址。同时,较之辽海文化的其他区域,这里有着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有着数量大、品类多、高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辽西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是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对区域文化、社会发展、人文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遗存,且有着鲜明的特征和独特价值。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深远而厚重
在4000年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辽河、大辽河流域居住的原始人群是汉族的先民,他们创造的红山文化奠定了辽西地区汉文化的底色。在随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辽西成为少数民族异常活跃的舞台,他们在这里生存、争夺、迁徙,在创造本族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文化板块的结构和元素,使辽西成为民族融合特征明显、少数民族特质不断凸显的文化区域。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山戎、东胡是辽西最为活跃的少数民族。山戎包括多个大小不同的部落实体,史称“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史记》卷100,“匈奴列传”)。公元前7世纪,山戎被齐击败溃散,后返回原地,因这一部分山戎居住在匈奴东,被称为东胡,“山戎、东胡实为一族,时代不同,名称遂异”[2]。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两族自内蒙古草原东北部南下进入辽西地区。乌桓原为东胡的一部分,史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后汉书》卷120,“乌桓传”)它曾长期臣服于强大的匈奴,居住在大兴安岭南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三战击溃匈奴后,乌桓摆脱了沉重的奴役和控制,南迁至辽西的老哈河流域。公元1世纪,随着乌桓的入塞,鲜卑的一支――东部鲜卑也大批南迁至辽西地区。西晋末年,鲜卑族进入空前活跃和繁盛时期,慕容鲜卑以辽西为基地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政权,三燕政权以龙城(今朝阳地区)为都城或留都经营辽西地区,前后共计80年,创造了厚重的“三燕文化”。契丹隶属于宇文鲜卑部,公元4世纪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公元5世纪进入辽西腹地,为避高句丽和活动在漠北的柔然人之扰,部分契丹人入居白狼水(今大凌河)以东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壮大,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地区)正式建立契丹政权。后以辽西为中心,以东北为基地,几度征伐,契丹统治者占领了北部中国,并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契丹文化。女真族的先人,曾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麓一带,女真部落,长期为辽所控制。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并于1117年至1120年间,攻占了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及其腹地,将辽西纳入了其统治区域。至1215年蒙古军队占领辽西,女真人统治辽西近100年,进一步改变了该区域地域文化的诸多要素。蒙古族原居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大兴安岭山林地带。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落后,四处征伐。1214年,木华黎率蒙古军队南下,于次年基本控制了辽西地区。由于上述政治及地缘因素,辽西成为蒙古族的重要生活区域,蒙古族人长期与汉、满、朝鲜、锡伯等民族杂居,不但发展和丰富着自身的文化,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为辽西地区留下了诸多高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具有丰富性和融合性特征
辽西地域文化有着“走廊”和“熔炉”两个鲜明的特性,它既是联接东北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廊道,也是民族迁徙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诸多民族在此流转和共存,并且在文化交流中不断的得到融合。辽西走廊既是交通孔道,也是民族文化廊道,它不但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3],也是堪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相比的重要历史――民族走廊。起源于辽西的民族主要有古商族、孤竹、山戎、东胡、徒河、俞人、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迁徙流转或长期生存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粟末H、女真、蒙古、锡伯族等。且诸多民族长期同时并存,深度融合。隋唐时期,汉、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粟末H等民族在辽西混居。辽金元时期,在辽西杂居的民族有汉、契丹、库莫奚、女真、高句丽、蒙古等民族。辽西多民族文化的聚合,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少数民族之间的聚合。在历史上,这些民族最原始的碰撞状态是血腥的攻略和残酷的战争,只有他们被置于同一政权统治下时,才进入暂时的相对稳定期。这时,他们采取通好、通商、通婚等方式进行交流。暴力也好,温和也罢,无论何种方式,充盈其中的总是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第二个层面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聚合。在远古时期,辽西就有了汉文化的积淀,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了少数民族和汉文化的交融。自夏、商起,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辽西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碰撞中不断走向融合。在上述环境下产生并留存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量多,品类丰富,具有承接历史和民族融合的文化内蕴。
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堪称丰富,主要有以下七类,一是古人类活动遗迹,包括山戎、东胡、徒河等游牧民族的徒河城、紫蒙城,乌桓、鲜卑民族的龙城、徒河新城、新昌黎、棘城等城址,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宜州、懿州、显州、广宁府、乾州、辽上京、辽中京遗址等城址,朝阳西三家辽代村落、喀左南公营子王爷府、赤峰的喀喇沁蒙古亲王府等遗址。二是陵墓等建筑遗产,包括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北票北燕宰相冯素弗夫妇墓、葫芦岛大卧铺辽金画像石墓、凌源石羊石虎辽代古墓遗址、建平辽墓、医巫闾山辽代皇陵墓群、阜新辽名将古墓群、辽代萧氏古墓群、喀喇沁蒙古右翼王陵、赤峰辽祖州、祖陵遗址等。三是寺庙,包括义县奉国寺、阜新瑞应寺、普安寺、阜蒙县佑安寺、德惠寺、彰武圣经寺、北票惠宁寺、凌源万祥寺、赤峰召庙、福慧寺、寺、龙泉寺等。四是摩崖造像,主要包括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彰武千佛山摩崖造像等。五是古塔,主要包括朝阳北塔、南塔、锦州广济寺塔、广胜寺塔、阜新闾州辽塔、东塔山塔、凌峰塔、葫芦岛前卫斜塔、大塔、塔子沟塔、赤峰中京大明塔等。六是出土实物,主要有朝阳出土的慕容鲜卑族的金步摇、梯形棺、鸭型玻璃注、七宝塔、龙凤罐、阜新出土的绿釉鸡冠壶、滑石狮、鎏金铜牌饰、白釉黑彩童子灯、钧釉碗、青花玉壶春瓶、各代的墓志铭等。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阜新东蒙短调民歌、蒙古勒津乌力格尔、蒙古勒津婚礼、蒙古勒津安代、蒙古勒津好来宝、蒙古勒津刺绣、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瑞应寺庙会、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吉祥寺扎布、兴城满族秧歌、赤峰阿日奔苏木婚礼、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蒙古族服饰图案、敖汉传说故事等。
由于多民族频繁流徙承继,民族间不断融合,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呈现出强烈的融合性特征。朝阳的北塔,在政权更替与历史传承中实现了佛教与各民族及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北塔的修建,经历了三燕、北魏、隋、唐、辽五个历史时期。北塔所在的位置,是慕容鲜卑修建的和龙宫,北魏在和龙宫基础上创建了土木结构阁楼式塔――思燕佛图;隋代在思燕佛图的基础上修建了方形空洞式十五级密檐砖塔;唐代对此塔进行了装饰和修缮;辽代对北塔进行了两次重修,使其成为一座有着宽大台座、须弥座和塔身雕饰复杂的十三级叠涩密檐式密宗佛塔。今日的北塔,仅从结构上,就能领略到多重文化叠加的神韵,沿廊道可清晰地目睹雕有龙、虎、朱雀等图案的三燕时期的宫殿柱础石,北魏时期“思燕佛图”的夯土台基,隋塔遗迹,唐塔砖砌塔基和辽塔砖砌塔基,五朝遗迹并存一塔,堪称奇迹。朝阳周边隋唐时期的鲁善都墓等出土的“深目高鼻的胡商俑、满载行李的骆驼、昂首嘶鸣的战马、浓眉大眼面施粉彩的H俑”[4],体现了契丹、库莫奚、H、汉族文化及异域文化的相互渗透及融合。位于赤峰宁城县的辽中京遗址,是辽鼎盛时期的标志。城市的整体规划、街道布局、建筑风格,在吸收汉族城市营建模式的同时,充分考虑了契丹族的传统居住习俗和草原生活特点,被誉为“契丹族创造性的吸收汉文化的典范之作”[5]。号称藏传佛教国庙之一的瑞应寺,具有蒙、汉、藏、满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阜新、朝阳、赤峰地区的辽代契丹族古墓众多,古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是以中国图案画为特点的石雕艺术品。这些画像石采用的是汉族人的雕刻方法,画像石具备了中国画的特点,以线条作为主要表现手法,是装饰画和线雕、浮雕相结合的产物。画像石的题材是反映契丹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整体构图既表达了契丹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融进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深刻体现出汉文化对契丹人的影响和浸润。海棠山摩崖造像,是辽传佛教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它是由活佛请来和当地的蒙古族能工巧匠,巧妙构思,精心雕刻而成的,是“藏传佛教美术与清代阜新地域蒙古民间艺术深刻融合的代表,充分显示出蒙古族工匠精湛高超的雕刻技艺及其强烈的民族审美取向”[6]。
三、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可辨识性特征
辽西诸多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尽管是在文化传承、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中形成的,却丝毫无法遮蔽各民族文化遗产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它们有着强烈的可辨识性特征。
这些文化遗产,都渗透着各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包括价值取向、情感表达、审美情趣等。
三燕鲜卑遗存相对于三燕文化,契丹遗存相对于辽文化,蒙古勒津及藏传佛教遗存相对于辽西蒙古族文化,都是重要的辨识体和核心价值承载体。创造了三燕文化的慕容鲜卑是一个有着开拓、创造精神和艺术特质的民族。他们在公元3-4世纪首创了双马镫,后来通过高句丽人,慕容鲜卑的马具系统应用到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使骑射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越,对骑兵的发展和战争的作用十分巨大。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两件木芯包鎏金铜皮的马镫以及铁马甲等马具[7],北票房身北沟八号墓、朝阳袁台子壁画墓、朝阳十二台乡砖厂一号墓等出土的包括衔镳、鞍、镫等主要构件的马具[8],就是这一创造的明证。冯素弗墓出土的梯形棺,前大后小,前宽后窄,前高后低。梯形棺为慕容鲜卑人最先使用,并逐渐影响中原,到唐代,在全国流行。朝阳多处鲜卑墓出土的金步摇冠饰,“在双塔区他拉皋镇的木营子鲜卑墓、朝阳县柳城乡袁台子三号墓、王坟山一号墓、西营子乡田草沟一号墓、北票市章营子乡房身二号墓、八家子乡喇嘛洞三燕墓、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中都出土金步摇冠饰”[9]。形制各异,设计精巧,结构繁复,纹饰美轮美奂。此外还有冠饰、金牌饰、金扣、金钗、银钗、金戒指、指环、手镯等饰品。三燕的马具同样制作精良,在工艺和装饰上流行铜鎏金、镂孔技术,鎏金包片正面多錾刻各种纹饰,如龟背纹、三肢纹、蟠龙纹、兴龙纹、舞龙纹、单凤纹、对凤纹、鹿首凤纹、羊首凤纹、人首凤纹等。这些华贵的饰品和马具体现了慕容鲜卑人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质。鲜卑民族是草原文化的承继者,他们的艺术承接了匈奴人的造型风格,融入了自身的宗教观和艺术观,极力推崇外部自然力,崇拜神兽。同时,纹饰中龙纹的大量出现,也表明慕容鲜卑的审美观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开放、流动、进取、兼容并蓄,是辽文化的基本特征,崇山自由、奔放,是契丹人的民族性格,粗犷豪放、稚拙朴素,是辽代的重要美学特征。上述种种,在辽西的契丹族文化遗存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鸡冠壶是契丹的特色器物,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瑰丽奇葩,鸡冠壶的形制和纹样多次发生变化,由扁身单孔式,到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环梁式,壶身的纹饰、色彩等多次发生变化,鸡冠壶的产生和演变,是辽代陶瓷精美化的一部分,折射出契丹族因时而动,吸收时代精神与异质文化,充实本民族文化,发展新文化的进取、开放情怀。契丹人钟情于绿草、清水、蓝天、白云,喜爱各种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在以藏于阜新市博物馆的三彩摩羯壶为代表的三彩器上,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流,多应用了水波、葵花、、牡丹、蝴蝶等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充分体现了契丹人崇尚自然和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契丹人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如鸡冠壶压印的线条粗犷、跳脱,体现着游牧民族的艺术风格。赤峰、朝阳、阜新等地墓葬遗存的壁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早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中的《放牧图》和《契丹住地生活小景》以及喀喇沁旗娄子店辽墓中的《游牧生活图》等[10]多以契丹游牧生活为题材,用笔简约,线条明快,色彩简单,格调清新,这是契丹文化青春期的主基调。中、晚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中的《宴饮图》等[11],多以契丹贵族的宴饮、出行、归来为题材,在人物和动物造型上更趋写实和准确,构图略显繁复,色彩较之早期更显鲜艳和绚丽,这既有处于繁盛期及衰退期的契丹文化心态的反映,也有汉文化影响的印记。尽管早期和中、晚期题材、风格有异,但在辽墓壁画中,契丹民族豪放、质朴的美学追求却贯穿始终。
勇猛善战、刚毅劲健、崇尚自然、适度内敛,是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蒙古族的性格特质。他们的审美观充满着杂糅性,即糅合着阳光崇高和宁静和谐的审美因子,阳光崇高是蒙古族传统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经过藏传佛教的改造,蒙古族的精神世界开始趋向宁静和谐。以蒙古勒津文化和藏传佛教遗址为核心的辽西地区蒙古族文化遗存群,是蒙古族文化精神的集中投射点。辽西的蒙古族,源自多个部落,尤以聚居阜新的蒙古勒津部发展最为强劲,他们在狩猎、游牧和农耕生活中,创造了东蒙短调民歌、胡仁乌力格尔、安代、好来宝、民间器乐曲等非物质文化。东蒙短调民歌利用四胡、马头琴、扬琴、管、竹笛、笙、九音锣等乐器伴奏,节拍鲜明,曲调流畅,旋律风格多样,或微风拂柳,或万马奔腾,或深沉委婉,或情趣横生。歌中常出现虎豹、骏马、雄鹰、羊羔、苍松翠柏等体现蒙古族精神的元素。安代是把歌、舞、踏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音乐、装饰、造型均体现出热情奔放、朴实刚劲、节奏明快的特点。蒙古勒津民间器乐曲,既有蒙古族固有的高阔、辽远、粗犷、豪放的风格,也有着清邈、肃穆、庄重的宗教韵味。作为蒙古族聚居区,阜新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内联东北各地,外通蒙古族其他聚居区,而被选为藏传佛教东传的基地。一时间,阜新庙宇林立,建于1699年的瑞应寺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寺庙,民间有“喇嘛寺(即瑞应寺)有名喇嘛三千六,无名喇嘛赛牛毛”之说,“瑞应寺成为当时东蒙地区宗教、医学、文学、艺术的中心”[12]。瑞应寺所包含的文化体系博大精深,不仅包括习俗、礼仪、典章制度、建筑艺术、造型艺术、唐卡佛画等外部文化表现,还有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医学、逻辑、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等。如其中的“查玛舞”、“经箱乐”、“哲理论辩”等传承至今,成为融合了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传统文化、汉民族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个文化体系的最高价值理念是教育喇嘛实现人生慈悲利众精神,倡导破除自私欲望,为众生效劳、谋福,才能成就佛果。这种理念所寄寓的宗教情怀联通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瑞应寺所承载的文化与理念,就是那个时代蒙古族民众的灵魂主宰和精神归宿,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特色浓郁的辽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今人及来者,均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挖掘这些文化遗存,以及人们与文化遗存之间的主客体建构,会产生重要的历史文化认知、艺术濡染、精神提升及助推经济发展等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能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地强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认为“文化遗产在让人们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生活的意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3]。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遗迹、遗物和文化承载体,它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印记,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人们,先人是在什么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生存的困境,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中创造着历史,发展着自身,改变着世界。这些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与各阶段的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不断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二是丰富时代的艺术世界,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
辽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种类繁多、价值丰厚的艺术作品,主要有建筑、石窟、壁画、陶瓷艺术、摩崖造像、装饰、音乐、舞蹈等。通过对上述艺术品的发掘、保护、展示和艺术性阐释,会不断地丰富着时代的艺术世界。除了具有审美、愉悦、欣赏和史料价值外,历史文化遗产还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历史文化遗产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14]。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价值。
三是参与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建构,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文化遗产保护服务和景区游览服务是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是与文化产业关联度较高的行业。因此,充分保护、整合和开发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发挥它的游览、观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挖掘它的文化价值,联通图书出版、影视制作、文艺表演、旅游商品制销等产业,能够有效地参与地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建构。同时,上述产业的繁盛,还会带动餐饮、交通、旅店业、娱乐等相关行业的繁荣,有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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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身形憔悴的屈子行吟汩罗江畔,向我们蹒跚而来;衣袂飘飘的李白持酒仰天放歌,向我们狂奔而至。古老的历史与文化的流程中,我们的民族曾有着太多的辉煌与记忆。假若记忆可以移植,我甘愿让我的父老乡亲们永远铭记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记住我们神色庄重的祖先,如何从绿草如茵的古黄河流域,踏遍荆棘跋涉到今天的艰难历程,以及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远古文明和中华儿女……
掩卷沉思时,首先从记忆的湖面泛起的,便是历史尽头那一道道 光彩的背影。穿越时空的苍凉与沉重。抵达我们刻骨铭心的记忆深处。 三国时的羽扇纶巾,先秦两汉的明月关,长安城上的紫气辉云,江河两岸的饿殍哀鸿,都在历史的书页中栩栩如生。假若记忆可以移植,我情愿在这一段凝重的记忆中感受民族的盛衰交替和前进之路的坎坷崎岖。当唐宋的民景一片歌舞升平,当忽必烈的铁骑驰骋中亚的土地,我们可以在那一段灿烂的记忆中激动欢呼喜极而泣,当大清帝国的势力衰微,列强的屠刀残杀我中华儿女,我们可以在那一段痛心疾首的 记忆中,唤起民族的觉醒,奋发图强,一雪国耻。正是这一串串凝血含泪的记忆给了我们顽强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我们没齿不忘。
假若记忆可以移植,我们还要记住近百年天翻地覆的变化,记住如今的繁荣昌盛。即便历史终究成为历史,一去永逝,我们也要在仅存的记忆中留下一幕祥和安静的图景,尽管我们的民族在这个世界里有着血与泪的创痛,有过骨肉离散,有过奇耻大辱,毕竟记忆中的刀光剑影和滚滚硝烟,曾让我们痛定思痛,铸就了一批民族的精魂,我们会在记忆中用苦难的血泪擦亮智慧的善良的眼睛,让我们自己以及后代,生生世世懂得我们的民族有着苦难的遭遇和不屈的尊严。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他深爱着的土地,也染红了亿万民众的记忆;使馆的废墟再也无法唤醒长眠于此的纯情儿女,却唤醒了炎黄子孙的爱国激情,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就让我们把这一段记忆,涂得最浓最重。
我们的历史,除了记忆不能再留给我们什么,我们的民族除了奋 发图强不能再蹉跎等待什么。留住记忆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自信和自强 的理由,我们要记住的不仅是远古的文明与辉煌,更需记住我们的民族饱经苦难,她渴盼着她的儿女能够扬眉吐气,能够被人敬重和尊崇!
篇3
一、保障范围和对象
本意见所称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对象,主要是指本意见实施后,因政府依法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失地,且在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16周岁以上在册人口。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对象的名单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居)民委员会依法提出,报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初审、公示、确认,经征地机构、国土资源、农业部门审核后,予以公示无意见的,报当地人民政府审定。以有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权限的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征地之日为基准日,确定被征地农民的年龄是否符合养老保险对象条件。
二、补贴办法
征地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多渠道筹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在征地成本中单列,不得纳入征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按征地涉及人数、征地次数和征地规模进行提取。每次征地的最低补贴标准为:征地时上年度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被征地农户人均征地亩数。
一次或多次征地后,被征地农户人均征地面积累计超过8亩的,超过部分不再计发养老保险补贴。土地完全征收,被征地农户人均征地面积累计不足1亩的,按1亩计发缴费补贴。
三、参保办法
各级政府应依法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保障其基本养老保险权益。被征地农民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享受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不得享受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
被征地农民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先从养老保险补贴资金中列支,养老保险补贴使用完后,由个人负担。已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一次性发放给其本人。
四、补贴资金的筹集管理
(一)足额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征收土地方案批准后,申请用地单位(含单独选址用地业主)应根据征地涉及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对象名单、征地面积、养老保险补贴标准,提请征地机构、国土资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测算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供地前一次性足额划入政府指定账户。地方政府收储土地的,由当地政府及时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划入政府指定账户。
(二)对新征土地坚持“先保后供”原则,申请用地单位或当地政府应划拨的养老保险补贴资金未到账的,国土资源部门不得办理供地手续。
(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
五、实施方案核批
(一)征地报批前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在征地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商国土资源、财政等部门拟定,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核。
篇4
关键词:新华村;小锤文化;品牌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7-0041-02
2014年8月,云南鹤庆银饰锻制技艺正式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1]。
品牌就是公众对于组织及其产品认识的总和[2]。鹤庆银饰锻制技艺主要流传于大理州鹤庆县新华白族村。新华村民族工艺闻名海内外,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 000年以前。新华的每一件银器产品都是艺术品都承载着新华白族的民俗和文化。新华村的一代代匠人从老一辈那里学到基本的银器加工制作工艺,又融合各种加工技法,形成了新华独具民族特色的银饰锻制技艺文化。新华村的“小锤文化”品牌就是公众对于新华独具特色的银饰锻制技艺文化认识的总和。品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名气”[3]。新华村的“小锤文化”品牌就是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文化的品牌,是新华村的“名气”,是新华村工匠在“走四方”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借鉴、吸收各地文化和在传统银饰锻制技艺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下来的凝结在银饰锻制技艺中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社会认可度。
根据传说,早在唐代的南诏时期,新华村就开始有“小炉匠走四方”,制作各地所需要的农具。在“走四方”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边疆少数民族生活中对银饰品的需求,便转向制作以银器为主的少数民族日常用品、饰品、宗教用品等各种手工艺品。而今,新华村形成了一种传统:小银匠们十四五岁就随父兄周游全国各地,在游历中学习各地文化,丰富自己的技艺[4]。
从时空维度来说,新华村“小锤文化”品牌,是指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文化具有历史与现实贯通的格调,是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文化从过去到现在的延伸情况。在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新华村的“小锤文化”品牌的延伸史就是一部新华村的银饰锻制技艺文化在与异文化的交流、沟通中,银饰锻制技艺文化从文化资源转变成为资本,变成品牌,并不断挖掘和追求文化资本的价值实现的历史。历史的尘埃虽然隐没了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的过往,却无法遮掩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的光芒。品牌就自然地成为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调和与自身与外界关系的标志,表征着新华村“小锤文化”历史与现实的贯通。新华村“小锤文化”在时空维度之中,被深刻打上了历史的烙印,留下了社会作用的痕迹。
为充分发挥新华银饰锻制技艺的优势,着力打造新华银饰锻制技艺品牌,新华村手工艺品开发商云南新华村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把“小锤敲过一千年”作为标志性宣传的切入点,突出新华的悠久历史和精湛银饰锻制技艺,并将旅游、手工艺品开发产业与新华民族文化资源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化来开发、拓展旅游市场,带动产业的发展[5]。千年传承与时代创造的有机结合,使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从民间手工艺产业发展成为了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民族文化产业。目前,新华村基本形成了“一村一业、一户一品、前店后坊”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模式[4]。
新华村“小锤文化”的深度,是指新华村“小锤文化”在长期不断积累、借鉴、吸收传统银饰锻制技艺发展并逐步积攒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体特质的历史凝集与积淀。这种积淀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文化积淀,是新华“小锤文化”的一种“应然”。作为一种存在,它却是无形的,但是可以感受到的;它寓意于新华银饰锻制技艺品当中,在这种意义上,它表现的是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的整体风貌,彰显的是新华银饰锻制技艺文化的内涵。这是新华“小锤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底蕴和历史传承性。
近年来,新华银饰锻制技艺文化作为手工艺文化的物化形态积极地进入旅游商品市场,满足了旅游者追求文化差异的动机,有力地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新华村旅游业始终以富含文化底蕴的银饰锻制技艺品购物旅游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又被认为是其文化产业[6]。因此,它的发展体现了文化中有经济、经济中有文化的产业特征,促使人们既用经济的眼光看待文化,又用文化的眼光看待经济,重视手工艺文化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促使人们看到“新的”文化被发现[7]。
随着新华村旅游业的发展,村民与外界沟通、交流互动的机会越来越频繁。许多游客参观了新华村家庭作坊以及银饰锻制技艺品加工工艺以后,纷纷赞赏传统银饰锻制技艺文化保存的完整性及其精湛的技艺水平,甚至部分国外游客以自己民族文化衰亡的遭遇为借鉴说服新华村工匠要务必珍视银饰锻制技艺文化。不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新华村村民对自己银饰锻制技艺文化价值认识从无意识状态转变为有意识的“新发现”,突然认识到祖祖辈辈通过小锤打造出来的“小锤文化”品牌才是推动新华村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动因。社区群众认为新华村能够成为享有盛名的旅游村,主要归功于成百上千的手艺人云集该村,形成“家家有手艺,户户是作坊”的手工艺品制作加工格局,他们是“小锤文化”品牌的塑造者和天然主体。
2000年,新华村被文化部和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分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民俗文化村”[4],这是对他们作为文化资源主体的肯定,是授予他们的作为文化品牌所有者的“营业执照”。企业正式运用这些作为广告内容开拓市场,尽管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但是社区群众认为企业侵犯了他们的“小锤文化”品牌,他们开始追逐银饰锻制技艺文化作为无形资产的价值实现。经协商谈判,2005年4月24日云南新华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所在地的新华南翼村村民小组签订了《鹤庆县新华南翼自然村旅游资源开发协议书》,达成有偿使用新华村文化资源的原则。公司同意从合同签订之日起,每年支付给新华南翼村35万元,每3个月支付一次;从2011年起,每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增加5%,合同暂定20年,合同期满后,补偿额再由双方协商确定(该资料由新华村居民委员会提供)。该合同的签订,标志着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文化资源的价值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实现。
总之,在与异文化的交流、沟通中,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在观念层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村民作为文化主体意识到银饰锻制技艺文化资源能够成为资本、变成品牌,并不断挖掘和追求文化资本的价值实现。他们积极与企业塑造“小锤文化”品牌,实现在产业发展中的文化品牌效应。
传统民族工艺具有多重功能,包括生活功能、审美功能和文化功能。在传统社会中,购买民族工艺的首要目的是看中其生活功能,其次会考虑具体工艺的造型、色彩、装饰效果等审美功能,然后才是民族工艺背后潜含的文化功能。作为工艺制作者,生产具体的工艺品的首要动因是获得必要的经济利益,用来维系个体、家庭和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为获得更多的购买者,生产者将地方知识、文化意义糅合进工艺品生产过程中,同时也将个体的审美感受、创造性、个性才情注入产品之中[8]。从现实维度来看,任何客观的物都有重量,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新华村“小锤文化”品牌是一个概念,不属客观世界的物,它是无形的,但却能为我们所感知。
文化是一个特定社会中代代相传的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包括技术、价值观念、信仰以及规范[9]。云南鹤庆新华村工匠在长期不断积累、借鉴、吸收传统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银饰锻制技艺文化,为传统手工业向现代手工艺产品产业蜕变奠定了文化资源禀赋基础。文化的“三元结构说通常是把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或‘实物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三层面分类法”[10]。据此,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文化就是由手工艺中所蕴涵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或“实物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面构成的文化整体系统。
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文化的物质层面,指工匠制作出的、各种产品,以及所使用的材料和工具,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易感受性,是银饰锻制技艺文化中最活跃的层面。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文化的物质文化层主要包括工艺材料、制作工具和手工艺产品。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的精神层面,指工匠设计制度体系,它规定着手工艺文化的社会性质,制约着手工艺文化的传播和演进,属银饰锻制技艺文化中比较稳定的层面。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文化的精神文化层主要包括工艺材料采购、加工技法和产品销售。新华银饰锻制技艺文化的观念层面指工匠自觉和不自觉地对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所持有的心理、意识和观念。它处于银饰锻制技艺文化的核心,是银饰锻制技艺文化的精神所在,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银饰锻制技艺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走向,属银饰锻制技艺文化中最保守的层面。新华村在长期的银饰锻制技艺发展中不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产品,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手工艺文化资源,促使产品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机器工业不断扩张的现代化潮流中,机器能够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的实用性产品,压缩手工业的市场生存空间。但是机器工业缺乏文化底蕴,无法替代手工业中的文化因素。促使手工艺文化在蓬勃发展的工业化潮流席卷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产业能够长盛不衰地发展的文化基础。新华村工匠在现代化的宏观环境中把隐藏在手工业背后的银饰锻制技艺文化提炼出来,融入到需要文化含量的银饰锻制技艺生产,滋生了现代银饰锻制技艺产业的萌芽。
以上分析表明,新华村工匠长期积累和形成的银饰锻制技艺文化是聚拢工匠群体自我认同的凝聚力,负载着长期从事银饰锻制技艺生产这种生活方式的价值取向。在传统自然经济的背景中,它与物质资料生产和人们生产生活相融合,维系着手工业的延续性发展。今天,它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已经形成有目共睹的稀缺性文化资源,并塑造成为一枝独秀的“小锤文化”品牌。稀缺性意味着垄断性,孕育着市场竞争力。“小锤文化”使新华村工匠生产的银饰锻制技艺品富含独特的文化价值,保证银饰锻制技艺品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文化竞争力,是推动银饰锻制技艺品产业持续性发展的文化动因。
参考文献:
[1] 大理鹤庆银饰锻制技艺被命名为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EB/OL].云南网,2014-08-12.
[2] 余明阳,朱纪达,肖俊崧.品牌传播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3] 王文鹏.论大学品牌的长度、厚度和重量[J].学术论坛,2013,(4).
[4]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鹤庆工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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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吉发,等.文化产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7] 马伟,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论[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李炎.再现与重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当下性[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篇5
关键词:满族刺绣;价值;传承
在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中,文化遗产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到各界的关注,而充分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民间刺绣手工艺,一直以来深受国内外广大旅游者的喜爱。在被誉为“冰雪世界”的我国北方地域有着独具特色的刺绣文化———满族刺绣。满族刺绣在清代被称为“皇族刺绣”,俗称“针绣”“扎花”“绣花”,最初主要流行于满族混居的广大农村,是满族学习汉族刺绣后的产物,刺绣的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寓意深刻,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憧憬。
一、满族刺绣旅游文化遗产发展和研究现状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传统手工业渐渐被人们忽视甚至遗忘,民国时期满族刺绣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因为地域的关系,满族刺绣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目前满族刺绣仅在锦州、兴城、长白山几个地区发展的比较好。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日益重视,满族刺绣被列为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刺绣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研究民族文化和习俗的“活化石”,关于它的保护和传承,成为许多专家组研究的课题。国内关于满族服饰的刺绣纹饰工艺和风俗的研究主要有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王辅世主编的《中国民族服饰》和扬锡春编著的《满族风俗考》。关于介绍满族刺绣的著作有金欧的《满族民间工艺》和徐万邦的《中国少数民族工艺》。国外对我国满族刺绣的著作主要有格拉迪斯•简伯克•孔(Gladysjan-bickkong)的《中国丝绸概览及满族服饰研究》,将满汉服饰进行了比较研究。目前,国内对满族刺绣文化的研究只停留于对其服饰和技艺的考究,而对其传承、保护和产品的研究较少。而国外对这一民族手工艺术品还未进行深入研究,但满族文化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重点。
二、满族刺绣旅游文化遗产的价值
(一)历史价值
满族的历史可以从商周时期的肃慎人开始追溯,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字和语言是一个民族历史的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而在清朝时期形成的满族刺绣是满族文化美丽而又富有内涵的载体。满族刺绣具有区域性、多样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它反映出古代满族民间的生活方式、人文地理和民俗习惯等最平常却又最真实的景象,刺绣上的内容表达了满族人的愿景和期望。研究满族历史和文化的专家学者可从满族刺绣的形式和内容上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民族,探寻满族文化历史发展的痕迹。
(二)艺术价值
与“四大名绣”一样,满族刺绣也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在构图方式上,为了完成构图的需要,在有限的二维平面上实现广阔无限的三维空间,塑造复杂的形体,凭借设计者个人的生活经验、审美情趣以及对艺术的顿悟,用娴熟的表现技法将客观对象在构图平面展开。在图案内容上,更是体现出满族的民族特色,经常出现喜鹊、乌鸦、狗、鹿和马等满族的保护神。制作者在完成精美的手工艺品的同时,更是加入了对本民族的热爱之情。
(三)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
满族刺绣可以在衣服、裤子、鞋、荷包等服装和配饰上使用,大面积使用可以使服装更具有民族特色;在服饰上绣上花纹或图案,可使服饰颇为新颖,让消费者眼前一亮,从而产生购买的欲望。由此可见,满族刺绣不仅实用价值高,还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三、满族刺绣旅游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改进传统工艺
一方面,将传统刺绣工艺与高科技相结合,采用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形成满族刺绣手工艺产品生产线,将生产线转换为具有观赏性的旅游产品,让游客可以近距离地参观手工艺产品的制作和生产过程。另一方面,保留传统的手工业制作方法,秉持发展和保护纯手工技艺的原则,组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技艺传播小组,现场教授游客简单的刺绣手工技艺。在制作工艺上不断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刺绣的优点,博采众长,弥补自身不足。开发和设计独特的刺绣作品,形成独特的产品设计风格。
(二)建立满族手工刺绣基地
规划特定区域建设满族手工刺绣基地,由专业师傅手工刺绣,制作机器无法完成的刺绣作品。建立基地不仅仅是为制作和销售手工刺绣品提供场地,还可以让旅游者在这里亲眼见到满族刺绣手工制作的全过程,在惊叹其技艺高深之同时深深地爱上满族刺绣艺术。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美丽壮观的北方雪景,还能体验满族刺绣的制作全过程,完成属于自己的专属作品,并将其作为旅游纪念品购买留念,在了解满族刺绣文化内涵的同时也体验了独特的女工技巧,充分享受这一过程。手工业基地的建立不仅能带来旅游业收入的增加,而且能为满族刺绣技艺培养更多的继承人,在这里打破性别界限,不只是招收女绣工,更欢迎男绣工的加入,在培养继承人的同时还能解决部分就业问题。
(三)提升满族刺绣产品的实用性
在诸如毛巾等生活用品中加入刺绣元素,让满族刺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将满族刺绣与服饰、鞋子等设计相结合,创立独特的民族品牌;在普通的香包上添加刺绣图案,使其变成极具东北特色的配饰,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满族刺绣。在刺绣内容上可以添加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特色景观或者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通过刺绣展示东北地方风貌,体现不同地域的相互融合,使其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实用商品。
(四)打造满族刺绣旅游产品品牌
满族刺绣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主要在东北地区,因此应全力将满族刺绣开发成为东北特色旅游产品,让满绣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像“四大名绣”那样大放异彩,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根据客源市场的需求,充分考虑产业融合及产品新意,秉持主题鲜明、要素齐全、预算科学合理等设计原则,采用先进设计理念与技术方法,有效整合散乱分布的满族刺绣文化遗产。以“雪域满绣”为主题,打造参与型特色旅游产品。
(五)加大对满族刺绣的宣传和推广力度
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与本地和其他地区电视台、报纸等媒体合作,投放满族刺绣的广告宣传片;利用网络营销方式,如建立满族刺绣网站,上传满族刺绣的简介以及经营产品的种类和价格,让消费者不出家门就能了解其简单信息;还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微营销方式提高满族刺绣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旅游主管部门可请一些满族明星作为形象大使拍摄广告,为本民族的文化做宣传,增加人们对满族刺绣的关注度。政府部门可在每年定期举办满族刺绣作品展览,展览现场还可请一些技艺高超的刺绣大师现场制作,吸引更多的满族刺绣文化爱好者、旅游者来到东北,欣赏并学习满族刺绣。同时争取得到旅游主管部门和政府的支持,将满族刺绣产品全面推向市场,打造满绣风味十足的旅游观光地,让更多的人知道,东北不仅有冰雪,在白雪皑皑中还闪耀着一朵璀璨的“奇绣”。
[参考文献]
[1]陈永岗.锦州满族民间刺绣的区域性价值研究[D].西北大学,2010.
[2]刘荣超.满族民间刺绣的艺术特征与意蕴[D].山西大学,2012.
篇6
(一)传统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含义的阐释
我国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对生产性保护的概念作了界定,即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方式。传统技艺保护是建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平台之上的。2009年中国申报成功的28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6项属于传统技艺类,分别是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南京云锦、浙江龙泉青瓷、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安徽宣纸和雕版印刷等。在我国已经公布的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7.4%也就是212个项目属于传统技艺,在311项扩展目录中有52项传统技艺项目,占总数的16.7%。这种保护蕴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为了保护,甚至进行“抢救”;另一方面为了利用,不断发展。这两个层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完整内涵。
(二)传统技艺的生产性保护模式
生产性保护是传统技艺保护基本方式和原则。传统技艺在传播过程中与周围环境不断融合,不断创新,体现了传统技艺的活态流变性特质。所以,传统技艺的保护不可以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遵循其内在衍变规律的同时又能继续向未来发展的。因此,传统技艺的生产性保护模式首先就是充分利用传统技艺的活态流变性带来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文化生产力,作为经济资源或为持有者或所在地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其次在做好抢救与保护的前提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经济资源加以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其经济价值,在市场化、商品化的时代背景下发挥其经济价值,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互动,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
二、传统技艺在设计类教学中的价值体现
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如果还停留在初始状态的口口相传或师徒相授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加强传承人的传习活动以外,还要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公众了解传统技艺的内涵与意义,并学会享用传统技艺带来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同时也使传统技艺后继有人,不断发展。这是保护传统技艺极为重要的一条路径。首先,在设计类教学中融入传统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内容,既是对设计类专业教育资源的补充,为设计类教学提供肥沃的文化土壤,也能在教学的课程设置、教学体系上体现地域教学特色,体现出独到的文化特色和竞争优势。其次,通过在教学中融入传统技艺,还能增加学生的兴趣,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将生产性保护的理念融入到设计类教学中,可以启发师生设计的思路,提供创作的灵感,“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有利于设计出真正具有民族文化精神与内涵的现代艺术设计作品。
三、在设计类教学中融入传统技艺的创新实验
(一)在设计类人才培养目标中引入传统技艺文
化以无锡为例,该地区传统技艺内容丰富,种类较多,其中大量的代表性项目已分别被列入国家级、省级以及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在探索将传统工艺融入到设计教学的过程中,整合无锡的传统技艺资源,让无锡的传统艺术作品走进校园,使之服务于艺术设计课程的教学。首先,聘请掌握这些传统技艺的大师走进课堂,将高超的技艺展示给学生,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2013年,无锡展开了非物质文化传承的“社会化、基地化、常态化、项目化”运行尝试,由中国泥人博物馆牵头,与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携手,与无锡市区、江阴、宜兴的8所幼儿园、小学、大学建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活动基地,并开展一系列教学活动,让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不定期的走进学校,面对面,手把手的,对学生进行辅导和培训。其次,结合第二课堂的开设,将更深层次的传统技艺研究课程融入教学中,使学生更深入的了解、掌握无锡的传统技艺以及地域文化。利用学校、政府、企业和行业的紧密合作关系,建立校内外实训基地或艺术家工作室入校,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为设计教学服务。2013年,无锡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与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正式签订了政校深化全面合作协议,建立了无锡传统文化设计人才培养基地和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与文化创意产业设计研发中心,针对无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发展战略、文化创意产业优化升级、无锡地域文化产品开发与营销等主题,开展无锡地区传统技艺文化人才培养的专项研究与合作。同时,还建立了首个高校“非遗”班,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的27位学生成为这个班的首批学员。
(二)在构建设计类课程体系中融入传统技艺
文化传统技艺的地域文化特色要融入到设计类课程,不能局限于某门课程,还要从整个课程体系入手,将传统技艺的精神内涵渗透于整个教育教学课程体系。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在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与文化创意产业设计研发中心的平台上,创建了一套完整体现无锡传统技艺传承的教学体系。在艺术设计学院的室内设计专业、服装设计专业以及建装装饰专业中,都融入了传统技艺的主题,建立了各专业之间既互相联系又各有特色的课程体系,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应用能力,同时也传承了无锡的传统技艺文化。
(三)在设计类课程教学过程中切入传统技艺文化
我国的传统技艺形式多样、资源丰富,但更多的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要在艺术创作中运用,就必须将其中的元素或工艺经过加工、解构以及艺术再创作,设计出既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又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及实用要求的作品,在设计类的教学中,就是要在教学的过程中找到两者完美契合的方式,找到结合点。如无锡的惠山泥人,2006年被正式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无论是捏造技艺还是彩绘技艺,都有独特的魅力。在教学中,鼓励学生通过收集相关资料了解惠山泥人的制作流程和工艺要求,掌握惠山泥人相关的造型特点、色彩形式、纹样以及作品蕴含的地域相应人文背景,如阿福的传说、春牛的故事、蚕猫的由来等,并深入发掘惠山泥人更多的价值,在后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将其中的部分元素提炼、加工,在广告设计、产品设计、多媒体设计以及室内设计教学中加以运用,使惠山泥人成为设计的创意来源,从而创作出既富地域特色又有鲜明个性的作品。
四、结语
篇7
关键词:传统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产品设计
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有着一定的关联,搞清楚二者的关联,有利于对设计水准有进一步的提升。为此,本文将从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同现代设计理念的结合与共进入手,研究承继传统工艺美术技艺代表着现代设计理念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承载与体现,并就现代设计理念较比传统工艺美术技艺承载了更多的艺术内涵展开研究。
一、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同现代设计理念的结合与共进
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对现代设计具有一定的影响,将传统工艺美术同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是十分有必要的。1.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对现代设计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的杰出艺术代表之一,传统工艺美术技艺有着其独创性和民族性,在中国日益注重同域外各国深化文化交流的当下,工艺美术技艺对现代设计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举例而言,中国传统山水画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要所在,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美术画作,更囊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理念、价值理念以及人生理念,通过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艺术内涵发掘,将极大地丰富现代设计理念,为广大艺术设计者提供全新的设计空间与设计思路。2.传统工艺美术技艺的“造血”效能作为诞生于中华大地的传统工艺美术技艺而言,其形成与产生乃是深深地根植于华夏大地这片艺术土壤之中。因此,在传统工艺美术技艺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其彰显出浓厚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以及生态特色,进而反映出中华各族人民独特的艺术价值观与艺术审美观,如中华传统剪纸艺术、雕刻艺术等,同其所产生的艺术土壤是密不可分的。在社会公众的意识、思维、价值观发生转变的情形之下,工艺美术技艺必然随之发生自我创新,并对同其相关的周边美术作品产生影响,此即传统工艺美术技艺所体现和承载的“造血”功能。
二、承继传统工艺美术技艺代表着现代设计理念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承载与体现
任何一个民族,在其诞生、发展与演变的漫长过程之中,必然形成该民族所独有的精神文化内涵。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本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衍生出本民族独具特质的民族精神文化内涵。正如张道一指出的那样,工艺美术技艺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艺术表征之一,其更是中华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彰显出中华各族所独有的艺术格调和审美观。随着上世纪后八十年代我国同域外各国加大了文化交流频次,从而使得现代设计理念得以传入中国,并迅速实现了对传统美术领域的影响。不过需要看到的是,现代设计理念最初缘起于西方,因而其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特质,故而其有着同中华传统工艺美术相异的艺术表征,有鉴于此,国内工艺美术设计者在重视对现代设计理念的吸收与应用过程之中,应当思考如何实现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同西方现代设计理念的完美对接,如此方才能够在有效地对现代设计理念进行借鉴和吸收的过程中,彰显出传统工艺美术技艺的独特魅力。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应有效的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丰富中国现代设计的精神语言与表现形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产业,设计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产品,让负载着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国现代设计真正走入世界先进行列。因此将传统的工艺美术融入到现代设计中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十分中要的意义,也对我国的相关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现代设计理念较比传统工艺美术技艺承载了更多的艺术内涵
从内涵层面加以审视能够发现,现代设计理念的实质在于依托现代化社会生产活动,借助科学的设计步骤与精巧的设计过程,从而实现了技术应用同艺术设计二者之间的完美契合,进而确保所设计出的产品同时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双重特质。具体来看,现代设计理念涵盖下述三点内容:第一,产品设计。此种设计最为显著的特质便在于其实现了外观造型同工业生产的结合,进而在确保产品实用性的同时,使产品的外观、形状、结构更为契合现代社会公众的审美诉求。此种设计乃是现代设计领域最为典型的代表。第二,环境设计。环境设计具有非常强的综合性,包括很多的方面。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划分为“室内”和“室外”两个大块。在室内方面,环境艺术设计又可以分为“室内陈设设计”“室内灯光设计”等很多方向,同样在室外方面也可以分为“园林艺术设计”“城市景观设计”等多个方向。造型、光色、比例、质地等形式美,是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词汇,功能、声音、温度、气味甚至是空气流向,都是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的。这也正是这门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类型的地方,它集视觉、听觉、嗅觉为一身,将动态美和静态美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这样来看,“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项不折不扣的“综合创造”。第三,视觉设计。此种设计通常在实践中又被称之为平面设计,诸如展示设计、产品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均在此列。在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当下,视觉设计已然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平面设计的范畴,其通过对光线、色彩、图文等要素的综合应用,实现了设计载体的跨越,进而将设计领域扩展和延伸到电子计算机等领域之中。随着改革开放传入我国,逐渐取代了表述极不准确的“装潢设计”。其实,从这时起视觉传达设计已经发展成为包含多个专业的学科类型。设计既要符合审美性,又要具有实用性,替人设想、以人为本,视觉传达设计是一种需要而不仅仅是装饰、装潢。
四、结语
以上,我们从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同现代设计理念的结合与共进入手,分析了承继传统工艺美术技艺代表着现代设计理念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承载与体现,对现代设计理念较比传统工艺美术技艺承载了更多的艺术内涵进行了阐述。希望本文的论述能为广大读者朋友深入理解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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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少数民族工艺饰品;营销模式
一、广西少数民族工艺饰品及其价值
广西少数民族工艺饰品主要有花竹帽、铜鼓、雕画、壮锦、绣球、凉席、竹制品、木制品、银器饰品等,它们是八桂人民的重要载体、是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是多年来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广西物产丰富,有少数民族工艺饰品能持续发展的原材资源,如银器、纸扇、竹织品等都采用再生材料;广西少数民族有从事工艺饰品的大量从业人员,技艺精巧,劳动力陈本较低;广西高校及研究所都设置有工艺美术的学科,负责少数民族工艺饰品的开发研究工作及技艺的传承工作。广西少数民族工艺饰品兼具美学价值、人文价值、商业价值、实用价值。美学价值:各种装饰图案、纹样都在工艺饰品上得以体现,色彩鲜艳丰富,具有强烈的少数民族气息;人文价值:广西少数民族工艺饰品类型丰富多彩,体现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且各民族的装饰方式、佩戴方式都颇具特色;商业价值:广西少数民族工艺饰品都极具商业价值,产品在远销国内外,例如铜鼓,一件铜鼓能突破几十万的价格,还有类似花竹帽、凉席等等,都是工艺饰品市场的紧俏货,供不应求;实用价值:工艺饰品首先能满足其实用的价值,然后再体现其美学价值,一些工艺饰品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具有便携性,还有其他相关的实用性能。广西少数民族工艺饰品以品种丰富、兼具美学实用的特性,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二、广西少数民族工艺饰品营销模式推广
在进行广西少数民族市场推广及创新营销模式时,我们应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解国内外工艺饰品的总体发展趋势。工艺饰品做为一种商品,有其独特的固定的消费群,现工艺饰品已经被做为投资类商品来进行;工艺饰品的市场调研。应开展长期的市场调研工作,了解工艺饰品的进货渠道、销售渠道、营销模式、受众群体等;工艺饰品应摆脱以往仅在旅游景区进行销售的单一模式,应将工艺饰品打开普通商区的门户,进驻寻常百姓家。大量开设工艺饰品的实体店,将工艺饰品实体店发展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除了开设实体店,还应该大力发展时下流行的网店、微商形式(微信平台的二次开发、微信官方的微信小店、微店、朋友圈销售)。经营提示:首先应确保货源,进货是难题,如毛南族饰品、白裤瑶饰品。广西少数民族工艺饰品除了需要进行深入的调研工作外,可以从以下几种营销模式开展市场推广:微博营销。微博营销,是指一种在现阶段流行的微博平台之上的一种手段,通过相关的市场调查研究,相关的销售信息的,展现展示特定品牌,与潜在客户进行攻关巩固关系等各种样式的营销方式和手段,通过多种类型的营销方法,在最快时间内能迅速传播开来,并与之分享,能接受客户的信息反馈并与客户联系互动,最终达到营销的目标和预期效果的一种互联网营销模式。
广告营销。广告营销是指借助数字广告形式,借助新科技传播手段和多媒体广告手段进行的营销方式,通过传统广告、报刊、电视剧、电影、广播等传播形式来实现销售目的,达到传播的宣传手段。手机营销。现金我国的手机用户已经大大了6.5亿,手机消费者年龄段跨越好几个年龄段,越累越多的人崇尚手机营销,现在有50%的人能通过手机购物,手机营销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营销手段。手机营销能最大成都的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服务态度和左右营销的一种消费行为。
视觉营销。作为市场营销手段的一个新概念和新领域,视觉营销是建立在市场营销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将视觉识别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终端卖场设计与商品展示结合起来的核心技术[10]。它产生于产品设计、传播策划和空间设计三个领域。起来,影响人们的消费心理活动,对视觉造成刺激,无论是否购买商品,这种影响都会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品牌形象和品牌联想。美国营销界曾总结出“七秒定律”,即消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只需要七秒钟,就可以决定是否感兴趣,有无购买欲望。
三、结语
广西少数民族工艺饰品是各广西各民族智慧的凝结和融合,是八桂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审美和需求的变化,广西少数民族工艺饰品只有在工艺上不断改进,不断创新营销模式,才能真正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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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传统村落;侗寨;保护;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7-64-(4)
1 黔东南侗族传统村落现状
黔东南地处云贵高原,地势高峻,丛林茂密,峰峦连绵,溪流纵横,气候温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黔东南侗族村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符合了选址和格局保持传统特色、传统建筑风貌完整、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传统村落认定条件。
1.1 选址和格局
侗族主要分布于黔、桂、湘三省毗邻地区,而贵州黔东南地区是最大的侗族聚居地,这里保留了大量的侗族传统村落,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就有60个村落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黔东南侗族传统村落在我国众多传统村落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侗族村落习惯上称为“侗寨”。
侗寨往往依山傍水,负阴抱阳,周围植被丰富,梯田层层叠叠,清溪碧流萦绕。寨内鼓楼高耸,花桥横溪,干栏式木构民居随山就势、鳞次栉比,沟渠交错,景色秀丽。
侗族人通常聚族而居,村落一般以鼓楼及公共空间为中心向外连续延伸,辐射构成蜘蛛网状格局。这种向心性的布局方式给村民一种领域感、安全感,增强了族内成员之间的联系。
侗族村落大都与所处地形地貌、山水等自然环境和谐统一,遵循因地制宜的布局原则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肌理清晰,格局完整,整体风貌保存良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侗寨格局大致有几种类型:(1)随山就势,自然衍生,朝向自由,如黎平县纪堂村;(2)建于河流两旁,坐坡朝河,呈带状延伸,如肇兴侗寨;(3)于群山环抱中,成组成团,如从江县增冲村。
1.2 村落传统建筑遗存
侗族村落传统建筑在形式、结构、材料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既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居民生活习惯,又反映侗族的传统民族文化。
黔东南地区气候温和、湿润,适宜林木生长,历史上木材资源丰富,侗族先人就地取材,多以杉木为建筑材料。侗族人民擅长建筑技艺,建筑工艺精湛、造型美观、结构巧妙。侗寨标志性建筑有:鼓楼、干栏式木构民居、风雨桥、戏台、寨门、萨坛、粮仓等,它们以鼓楼为中心,共同构成典型的侗族建筑文化空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鼓楼、风雨桥和民居。
1.2.1 鼓楼
鼓楼形似一棵巨大的杉树,一般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是单层或双层的、攒尖式或歇山式的鼓楼顶,里面置鼓;中部是层层重檐,形似宝塔楼身;下部是实用的厅堂,厅堂中央有石砌火塘,火塘四周置长条木凳。鼓楼以杉木建造,全木结构,不用一钉一铆,以榫卯横穿斜套、穿插嵌合而成,结构严谨、牢固。鼓楼是侗族建筑技艺的集中体现,也是侗寨的标志、族姓的象征。鼓楼是遇到重大事件击鼓聚众、“起款”议事、制定和执行规约的会堂,是社交娱乐、节日聚会的场所,有很高的民俗价值和审美价值。侗族一般以族姓为单元,围绕鼓楼而建,一村可有一个或多个鼓楼。譬如黎平县肇兴侗寨分为仁、义、礼、智、信五个团,全寨有五座不同的鼓楼,形成最大的侗族鼓楼建筑群,被称为“鼓楼之乡”。(图1)
1.2.2 风雨桥
风雨桥是集桥、廊、亭三者为一体的桥梁建筑,是侗族最具特色的民间建筑之一,因桥廊内外遍施绘画和雕塑又称为“花桥”,多建于溪流河水之上,也有建在田间。
风雨桥由桥墩、桥身、桥廊和桥亭组成,除桥墩多用大青石外,其余均为木结构,榫卯嵌合而成。桥廊里有长凳,供人歇息;两侧有栏杆,可倚靠。风雨桥既是交通设施,也是遮阳避雨、休闲纳凉、会友观景、欢唱歌舞、迎送宾客的地方,还是侗寨拦截财富不随水流走的吉祥物,多建在村头寨尾,起“保风水,护村寨”的作用。(图2)
1.2.3 民居
黔东南侗族民居多采用传统的干栏式,全木结构,上覆杉树皮或小青瓦,立面从下往上逐层出挑,呈倒金字塔形,充分利用空间,扩大使用面积。侗族干栏式民居依山就势,因地制宜,自然组合,既适合起伏变化的地形地貌和温湿的气候条件,又通风防潮、驱虫避兽。
侗族民居的平面布局和空间序列是根据空间的使用性质,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来设制的。民居一般有三层:底层因当地气候多雨潮湿,不宜人居,通常架空,用来堆放杂物、农具、柴草及饲养禽畜;二层是生活起居的地方,设宽廊、火塘间、卧室,纵深格局,休息和劳作的宽廊—生活起居的火塘间—寝卧空间组成的布局形式,符合外部空间—半开敞过渡空间—共用空间—私密空间的生活流线和由动到静的心理需求;顶层是阁楼层,多用作储存谷物、晾晒之用,有的局部分隔为女儿卧室。(图3、4)
1.3 非物质文化遗产
侗族文化深厚,民族风情浓郁,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传统文化艺术有侗族大歌、侗戏、侗族琵琶歌、侗族芦笙会等;传统技艺有侗族鼓楼、花桥、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统节日民俗有祭萨节等;传统手工艺有芦笙制作工艺等;民间工艺师包括歌师、戏师、掌墨师及芦笙师傅。侗族大歌是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有民谚说“侗人文化三样宝:鼓楼、大歌和花桥”。贵州省侗族大歌被列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委认为它是“一个民族的声音、一种人类的文化”。值得重视的是,村落是非物质文化的根基,离开了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不存在了。
2 侗族传统村落的保护
2.1 存在的问题
(1)村落传统风貌和建筑格局遭受破坏
传统村落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村落的传统风貌正在逐渐消失,传统格局和建筑形式被打乱。许多老旧建筑拆除重建,各式各样新式建筑随意插入。尤其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村落,盲目地增加现代建筑元素,新旧混搭,割断了侗寨传统建筑风貌的延续。旅游业等文化产业所带来的粗放式开发,使得侗族传统文化被割裂、重组,民族文化变味,其意义和价值也随之减弱。
(2)生产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改变,空巢现象严重
大量侗族青年外出务工,人口向城镇转移,侗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发生了转变,出现空巢现象,人去房空和“留守老人”是当今传统村落发展演变的一个显著特征。保护村落的主体流失,导致传统建筑无人维护,传统文化无人传承,村落发展举步维艰。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困难
侗族传统村落的民风民俗渐渐淡化,民间工艺后继无人,传统技艺、民间艺术濒临失传,客观上造成了对原生态民族文化的抛弃,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难度。以侗族精湛的建筑技艺为例,很多营造技艺正在逐渐消失。追其原因,一是缺乏文字记录,单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家族、师徒的传承模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统技艺的传承和传播;二是随着社会结构及价值观的转变,年轻的侗民不愿学习这些古老技艺,谋求其他生活方式,民间技师已严重老龄化。
(4)传统木构建筑易受火患及自然侵蚀
传统木构建筑有其明显缺陷:不耐风雨、鼠虫等的侵蚀,容易发生火灾。由于侗寨木构建筑集中连片,密集度高,抵抗火灾能力弱。民居内火塘多,底层堆放柴草,故遭受火灾的可能性大。据统计,黔东南地区很多村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火灾,给传统建筑遗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以侗族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木质结构建筑为主的村落的防火、防侵蚀问题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一大难题。
2.2 解决的措施
2.2.1 技术层面
(1)调查研究,专家参与,合理规划,科学发展
对黔东南侗族传统村落进行全面、系统的摸底调查,从选址和格局、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居环境现状等方面进行调研,采用文献资料研究分析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并建立传统村落动态档案及数字化、信息化数据库。
请相关专家学者参与,对村落进行深入研究,并科学定位,根据各村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保护性规划,编制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策略,在充分尊重传统风貌原真性的前提下,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来保护村落遗产,走保护和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之路。
(2)分级保护,试点示范
根据村落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进行基础性、普及性保护,对典型村落重点保护,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借鉴生态博物馆模式,如中国和挪威合建的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堂安侗寨被称为人类返璞归真的范例。
(3)研究新技术、新材料
研究木结构建筑的抗腐蚀技术,对建筑木材进行防火阻燃处理,改善木材的耐燃性能,增加木材安全保护屏障,提高建筑防火、防侵蚀的能力,增强建筑的耐久性。鉴于木材资源日渐短缺,寻找可替代建材,在不改变传统建筑风貌的前提下,改进、发展传统建筑,使之与时俱进,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村落水、电、公共照明、道路、消防设施、卫生、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开展传统建筑节能改造和功能提升,改善居住条件,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为村民创造与当今社会接轨的村落人居环境,切实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2.2.2 管理层面
(1)宣传教育,公众参与
宣传传统村落保护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展示传统村落的魅力和价值,提高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了解,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指导和培训,加强保护技术和管理的专业教育。
生活于传统村落的居民是村落真正的主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有重要作用,应提升村民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热爱和认同感,加强保护意识的培养,提高全民保护传统村落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建立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良性机制。
(2)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第一,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继承人的培养,倡导年轻的侗民转变观念,积极学好学精传统技艺,成为新一代传承人;第二,依托高校等科研机构,挖掘、整理、研究、发展侗族的传统技艺、文化艺术,使其成为科学体系;第三,以普及性教育的方式,把传统民族文化引入当地中小学校园,让当地孩子从小接受本民族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第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产品进行生产性保护,增强其自身活力。
(3)增强民众防火意识,科学应对
从预防着手,防患于未然,科学地防火防灾。加强防火防灾的宣传,提高防火意识,引导居民安全的用火用电;完善电网线路、水利和消防设施的建设,提高救火的时效性。增冲村的经验值得借鉴,增冲是侗族传统文化保持最完整的村寨之一,村中有完备的水利系统和消防设施,寨内水渠密布,水池星罗棋布,消防水源充足,因而在整个以木构建筑为主体的侗族地区里,增冲村数百年来未发生过火灾。
3 结语
传统村落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人类文明的见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今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大环境中,传统村落的保护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公众共同参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科学化、系统化的实现村落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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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摘 要:本文对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现状与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并找出研究存在的不足,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体系打下基础。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体系;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顾名思义是非物质的形态存在的,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耳口相传的经验、技艺、精神。可以看出,其最大的特点是紧密地与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是民族个性“活”的体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载体,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那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更是如此。面对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现象,如何确立抢救保护的认定标准,是一个现实和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构建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体系,以客观地可度量的标准为基础,对众多传统文化现象的历史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科学价值等进行综合评判,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前提和基础,首先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体系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一、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制定并公布《人类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对如何确定这些遗产代表作的标准进行了归纳,大体有这样几个标准:①必须是高度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②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必须具有突出的价值;③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植根于当地社团;④民间文化必须对本社团的文化特性起到重要作用;⑤必须在技术和质量上都非常出色;⑥具有反映现存文化传统的价值;⑦其生存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威胁。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实际上也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标准,规定“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符合人权标准、相互尊重和顺应社会发展,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受到保护的基本尺度。这些标准虽然是就全球范围而言的,但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参考性,对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基本尺度。如表1-1所示。
现在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具备体现人类创造性的优秀作品的特殊价值。在日本,对于“无形文化财”的认定标准则凸显国家特色。
综上所述,总结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标准的特点如下: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具有突出珍贵的价值(历史、艺术、科学等);②它是独特的,具有民族、群体文化特征的;③它是依附并现存于特定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生活中的;④它是面临濒危状况、需要抢救和保护的;⑤它是符合人性、顺应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在传统工艺美术方面,1997年国务院《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对传统工艺美术保护的标准规定为:“百年以上,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世代相传,有完整的工艺流程,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手工品种和技艺。”依照此标准,国家建立了评定机构,保护了一大批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命名了二百余名“工艺美术大师”。随着全国保护试点名录的推出,文化部颁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可以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建立了一批专业队伍,形成了基本的规范和模式,这都为我们在法律上确立认定标准、建立保护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我国相关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研究比较薄弱。主要有尹华光、彭小舟二人所撰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研究》,文章从定量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四大主要价值的指标要素,初步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但该文仅有一、二级指标,缺乏三级评价因子作数据支撑,并且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参与问卷的对象仅选取高校等各界的旅游专家,有很大的局限性;钱永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与保护实践》一文,对“文化遗产主导者以自身观点、意愿决定文化遗产名录”提出了质疑,令人深思。文中从“本征价值”、主观价值与功能性价值等三方面对非遗价值进行了区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三、国内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通过对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标准相关研究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学g领域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的研究已进行了部分尝试与努力,但暂未形成科学、系统且行之有效的评估体系。大多研究成果都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某项具体的角度出发,如资源价值、旅游价值、开发价值等,极少从总体进行研究,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非遗项目价值评估体系。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不仅要从纵向、沿着历史的时间长河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这些历时性基本价值,而且还要从横的角度、视野开阔地扫视宽广空间,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和谐价值、审美价值这些共时性基本价值,纵横结合,时空交叉,立体地、全面地认识非遗的基本价值。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提出的国家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其中的四大主要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至今未展开系统的整体评估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涉及非遗的价值评估体系建构仍在探索之中,缺少科学、简便、可操作性强的评价体系。至于结合湖南本土非遗资源和非遗管理实践的评估体系更是空白。因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体系构建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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