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本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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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教学；生态课堂；构建策略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18-087-1一、生态语文的内涵和意义

1.从语文学习的面貌上看，生态语文是生机语文。生机，指生命力的勃发状态。我们应该意识到语文是借助于语言形式外壳，诠释宇宙规则和生命序列等内容的。语文学习的本质是人本与文本的碰撞，若能将文本生命图系与作者构思相契合，并与读者产生心灵感应，就能触发审美的共鸣，从而使得语文学习在课堂中呈现勃勃生机，也会彻底改革语文读本在学生眼里的“冷硬面孔”，变得娇美可爱，活力四射。

2.从语文学习所需情感介质分析，生态语文是生命语文。语文教学包括“教”和“学”两个层面，教师和学生是合作伙伴。因此语文教学和学生要力求寻找情感上的平衡点，“尊师爱生”是课堂呈现生机的必要条件。

3.从语文学习的外延分析，生态语文是生活语文。语文课堂有第一课堂，也有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等。语文学习不能仅限于一个“小小读本”，语文学习天地广阔，语文学习的外延必须伸展。而且语文学习不能割断与生活的血脉联系，语文生活也必须成为语文学习的补充形式。

4.从语文学习中的师生地位看，生态语文应该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语文。所谓教学相长，教师在教学中不能摆架子，不能总是教师正确，学生和教师在学习中处于平等地位，两者应该是相互进行学习交流的伙伴。

5.从语文学习的形式上看，生态语文应该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语文。语文学习中要持“做事”观，具体，可操作。只要按既定程序、方法去做，就能收效。这样，学习成就感成为了学习渐进的动力，语文学习的价值得以体现。

二、生态语文课堂的构建策略

1.以课堂环境为例，要有和谐、自然的师生关系。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事可做，否则要避免。当前做课前伏笔也相应多起来，其实这都是让学生不耻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以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邓日的生态环境建设为例：他抓阅读和训练两条线。突出的阅读的做法包括：指导学生摘抄、剪贴；召开课外阅读讨论会等。加强课外练笔，以指导学生写生活速记为主要形式。使学生的得到了良好的指导，接触生活和大量的读本，潜移默化地接受熏陶。教师虽没施加强制力，但学生乐得完成。其中语文环境所起的导向作用不言而喻。

2.紧密围绕教学媒体进行优化整合。新的语文课程标准要求语文教学要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的需求，要积极开发，合理运用课程资源，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和现代教育技术，努力探索网络环境下的教学方法。可是纵观语文教学课堂，不少人充分运用新的教学方式，但倾向性的问题则令人不能相信这些新的教学方式的达成度，因为我们在现代教育技术运用过程中忽视了学生体验性的实践；因为我们忽略了传统媒体的作用，过多的是学生和多媒体的互动；因为我们重视课程资源的积极开发利用，但利用的合理性值得怀疑，所以语文教学课堂在看似十分精彩的背后却隐藏着诸多的不利于生态课堂构建的弊端。因此，新的课程方式不是完全摒弃一切传统教学方式。生态语文课堂的构建必须是创造性地优化整合教学媒体，必须是通过优化媒体的整合去推进教学流程，让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在启迪学生智慧、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方面达到应有的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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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茶道；发展；历史；精神

所谓茶道，实际上是“茶汤之道”的简称，茶汤最初在由中国宋代盛行，在镰仓初期传到日本，并逐渐日本化。关于茶道的历史，室町时代中期，即所谓的东山时代，出现了能阿弥和珠光两位杰出的艺术大师。能阿弥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大师，他原来是一位武士，武士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充满了活力，能阿弥不光是茶道大师还擅长文学，精通连歌。他规定了在书院茶室做茶道时壁龛，高低隔板的装饰方式。壁龛中首先要挂两三副挂轴，挂轴一般是裱好的唐绘，它的前面要放置‘三具足’，即香炉，花瓶和烛台，这一系列做法大体引用了佛像装饰的手法。此外的高低搁板，搁板上层放香盒，茶叶罐，天目茶碗和汤瓶。据考证台子一式运用到茶道的第一人就是能阿弥。除此之外，他还对台子点茶以及东山御物的制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谈起珠光，他被誉为是茶汤的创始人。珠光主张人类平等的茶汤之道。在他之前，茶汤中阶级差别明显，而在《珠光一纸目录》中写道：“应对上怠慢，对下礼遇”。学习茶道的过程中，他也强调“事事需谨慎，处处关照人”“真心爱洁净”“节制酒色”这一系列理念，他还给我们留下“茶会之常客，亦应待其如名人”这一至理名言。到了室町时代末期的战国时代，出现了武野绍鸥和千利休这位集日本茶道之大成者。绍鸥是利休的老师，他发明了铁制细锁链，竹藤炭筐等一系列茶具，他主张：“应咀嚼般小口饮用，大口饮用不知其味”，他还说“如若茶不凉，甘愿一日饮”。《山上宗二记》中还记载绍鸥对弟子们说过：“虽说六十定命，然壮年仅二十载，唯不断潜心茶道，方可擅长此道，如若缺乏横心，必将不善此道”，真正的人生与生存价值存在于“鼎盛二十年”之中。如果能领悟这一点，年轻人就会珍惜光阴不会虚度时日了。他还强调“然须用心书籍”，不管是茶道还是研究其他学问，都要广泛阅读扩大知识面。

说到利休流的茶道，现在已经发展成日本茶道的核心。明治之后，开始盛兴的三千家，即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的先祖就是千利休。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以“鳌辈栉琶于世。从宗旦开始，千家分成了三千家，他的次子辞官隐居，并在京都的武者小路有宅邸，于是被称为武者小路千家。不审庵原本是利休的茶室，后被传给三子江岑宗左，成为了表千家的茶室。后宗旦又在不审庵的北侧后方建立了今日庵，传给了四子，由于今日庵在不审庵后方，于是被称为里千家。于是日本便形成了三千家，弘扬茶道直至今日。

茶道在德川时代开始趋于秩序化，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前日本处于长期的无规则状态，人们渴望有秩序的和平的生活，于是自然而然的，人们建立了规范的茶道标准和精神。而此前一直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茶道精神，随着时代的需求渐渐被转化为儒家思想。孔子认为，每个人需要做自己身份相符的事，如果僭越身份去做事，就会导致社会混乱，自身也会灭亡。于是，为了建立和平秩序，逐步形成了身份制度，阶级差，到了德川时代，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被最终确立。而利休在《山上宗二记》中明确规定了成为茶道名人的资格，第一必须是“茶汤者”，第二必须是“茶汤爱好者”，第三必须拥有唐物的名物茶器，第四必须专于此道。

而这些标准，随着武家茶道的兴起很快遭到了破坏。茶道首先出现在寺院和市町，到了江户时代，随着武士力量的崛起，迫切需要建立武士流茶道。石州流是公认的武家茶，大名茶的代表。其中武家茶的著名石州流茶人松平不昧就是代表之一。他将茶道精神运用到政治理念中，成为了著名的明君。与此同一时代一位叫做川上不白的天才茶人，以表千家为中心参与制定了“七事仪式”。所谓的“七事仪式”，包括品茶，花月，回炭，回花，一二三，且座，数茶。虽然这只是一种游戏但也是修炼茶道的一种方式。这一时期的町人茶的地位逐渐下降，为了抵抗武家茶，形成了家元制度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明治维新之后，也迎来了茶道的新时代，随着日本社会的大变革，“文明开化”及“欧化主义”开始流行起来。现代社会中，举办茶事或者茶会大多出现在企业家名流之中。日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从热衷于外国文化转向于本土文化，但一般的茶会，往往是地位显赫之人比较天下名器之处，忘记了茶道的根本精神。女士们在结婚前也会学习茶道或者花道，但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模仿，并不能理解而去改变自身。总而言之，茶道应该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社交生活规范，消除人与人心灵之间的隔阂，所谓“和敬清寂”及“一期一会”等至理名言应努力理解消化，怀着“茶之心”去不断努力发现，改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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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中学段 生态文明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校本化开发与实施

福建教育学院基础教育研究课题――《生态文明主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校本化开发与实施之研究》（项目编号：JYZD-2013067）课题组，按照研究规划选择建瓯第一中学、吉阳中学、建安中心小学为研究样本校，分别同步开展高中、初中、小学三个学段的生态文明主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校本化开发与实施研究。本研究选择建瓯第一中学、吉阳中学、建安中心小学为研究样本学校，是因为这三所学校均为南平市青少年水土保持普及教育基点校，具有至少十年持续规范开展以水土保持为突破口的生态文明普及教育的历史积淀。

本报告是福建教育学院基础教育研究课题――《生态文明主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校本化开发与实施之研究》（项目编号：JYZD-2013067）结题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暨高中学段的生态文明主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校本化开发与实施之研究结题报告。

一、高中学段研究完成的内容、取得的成果及达到的目的和水平。

（一）本学段研究完成的内容、取得的成果

1.开发了《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基础级课课程（必修）和升华级课程（选修）。

基础级课程（必修）的课程对象为全体学生。本课程倡导责任使然、人人可为、人人应为的理念。该课程设18课时。学生修满18课时并经过考评合格者获得1学分。

升华级课程（选修）的课程对象为部分学生。本课程倡导责任使然、兴趣所至、特长展示的理念。学生可自主选择参加其中的一项或者若干项活动，若经过考评合格者可获得相应的学分。

2.实现了《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常态开设。

基础级课程（必修）已在2013―2014学年、2014―2015学年、2015―2016学年的建瓯一中高一年段分别开设，有2900多位学生完成了该课程学习并获得了一个综合实践活动学分。

升华级课程（选修）已在2013―2014学年、2014―2015学年、2015―2016学年的建瓯一中高一年段分别开设，有2900多位同学自主选择参加其中的1项或者若干项活动，并获得相应的综合实践活动学分。

3.建构了《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施教机制。

为了保证《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有效实施，同时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学生更好更快更直接地优化自己的生态文明知情意行模式，提升学生践行生态文明的能力，特别创建或者建构八方面的制度（机制）。

（1）课程导师制。《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基础级课程（必修）所有活动和升华级课程（选修）序号为1―6号的活动实现学校指定课程导师制，即这些课程活动必须接受学生所在班级的班主任或者任课教师的指导。升华级课程（选修）序号为7―19号的活动实现学生聘请课程导师制，即序号为7―19号课程活动的指导教师由学生自主聘请。

（2）课程代表制。在开设《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高一各班级设置课程代表，各班课程代表分别由高一各班班主任各自指定。各班课程代表负责指导各自班级学生完成《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修行记录卡填写等相关事项。2013―2014学年、2014―2015学年、2015―2016学年总计完成5700份《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修行记录卡填写（注：各班课程代表须与《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组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有偿劳务合同。各班课程代表只要完成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就有权获得相应的勤工助学金）。

（3）方案征集制。基于升华级课程（选修）序号为19号的活动要求，每学年向高一或者高二学生征集生态文明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方案。2014―2015和2015―2016学年共征集40个生态文明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方案。

（4）资金资助制。为了激励学生踊跃参与生态文明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方案的设计，每学年从征集到生态文明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方案中选择五项作为资金资助的活动项目。

（5）课程评鉴制。在每学年的6月上旬，召开《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评鉴会，该会由高一各班级《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课程代表和部分指导教师⒓樱共同完成生态文明学分认定。2013―2014学年、2014―2015学年、2015―2016学年总计完成5700人次的生态文明学分认定（注：生态文明学分证书见附件1和附件2）。

（6）骨干培训制。在每学年的10月上旬，对包括各班课程代表在内的水土保持志愿者进行生态文明素质提升培训。2013―2014学年、2014―2015学年、2015―2016学年共培训100位学生。

（7）分享引领制。要求学生在参与《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与同伴分享参与活动的收获，以此引领同伴更有效地参与课程活动。例如：在每学年的“三节”期间开展“水保绿网杯”装置艺术作品竞赛获奖品展示活动；在每年中国水周期间举办“水保绿网杯”美丽乡村寒假环保行手机微拍作品展示分享活动；在每学年的10月和3月期间分别举办资金资助活动项目的设计说明课、成果汇报课；在每学年的上下学期各举办1期感悟展评活动。

（8）评优准入制。把学生参与生态文明综合实践课程所得学分作为评优（先）的准入条件之一。

（二）高中学段研究达到的目的和水平

1.达到的目的。

第一，促进了学生更好更快更直接地优化自己的生态文明知情意行模式，提升了学生践行的生态文明能力。

第二，实现了《〈我与生态文明携手同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被纳入建瓯一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系。

2.达到的水平

本学段研究不仅填补了建瓯一中在生态文明主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校本化开发与实施方面的空白，而且为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的实施提供了有借鉴价值（在实践层面上）的范本。

二、比照原申请书制订的研究工作计划，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评与原因分析。

高中学段研究严格按照课题组设计的研究路线图和研究步骤，开展课程开发研究子方向、课程设置研究子方向、课程指导研究子方向、学业评估与管理研究子方向、课程激励研究子方向五个子方向研究，且高质量地完成了课程开发研究子方向、课程设置研究子方向、课程指导研究子方向、课程激励研究子方向四个子方向研究。之所以能完成这些研究任务，最主要的原因是契合了福建省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改革试点实验项目――建瓯一中《完善立人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验研究之需要。

学业评估与管理研究子方向特别是学业评估没有完全达到预定目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各项综合实践活动学业评估细则制定得较粗放（客观上评估细则的制定是很难的），再加上活动过程的记录有失周详和缜密。

三、同期国内外同类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对本项目后续研究工作的设想和建议。

（一）同期国内外同类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

目前，国内外开展高中学段的生态文明主题综合实践课程的校本化开发与实施方面的研究较少。在开展研究过程中，对养成化原则、趣味化原则、精细化原则、乡土化原则、校本（课程）化原则疏于恪守，存在五方面的缺陷或者不足。具体表现：

第一，由于疏于养成化原则的恪守，开发出的高中学段生态文明主题综合实践课程不能发挥较好的养成教育作用，即没有较强的养成性。

第二，由于疏于趣味化原则的恪守，开发出的高中学段生态文明主题综合实践课程不易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即没有较强的趣味性。

第三，由于疏于精细化原则的恪守，开发出的高中学段生态文明主题综合实践课程，即没有较强的操作性。

第四，由于疏于乡土化原则的恪守，开发出的高中学段生态文明主题综合实践课程不会较好地贴近学生家乡的生活生产实践，即没有较强的针对性。

第五，由于疏于校本（课程）化原则的恪守，开发出的高中学段生态文明主题综合实践课程不会较好地融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即没有较强的持续性。

（二）高中学段研究后续研究工作的设想与建议

1.开展课程目录优化研究。

2.开展课程学业评估优（细）化研究。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教基二司〔2014〕4号，2014.

[2][美]阿姆斯特朗.当代课程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3]余文森.有效教学的理论和模式[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4]马桂新.环境教育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5]董奇.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洪明，张俊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导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7]肖成全.综合实践活动――教学实施指南[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李臣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9]叶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与途径[J].教育实践与研究，2011（6A）.

[10]贾艳秋.挖掘综合实践活动资源，提高学生实践能力[J].中国民族教育，2011（2）.

[11]钱维菊.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资源的几点思考[J].现代阅读，2011（5）.

[12]余谋昌.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

[13]余\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14]李锐锋，罗天强.论和谐社会的生态支撑[J].与现实，2007（3）.

[15]张德昭，徐小钦.重建人和自然界的价值论地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3）.

[16]金涌.工业生态：原理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17]卢风，刘湘溶.现展观与环境伦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18]彭慧芳.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研究[D].武汉：武汉科技大学，2008.

[19][美]卡逊（Carson，R.）.寂静的春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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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舆论　生态系统　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中国计量学院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杭州31001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民意传达的一块沃土。与传统媒体信息的强势性单向流动不同，网络赋予了受众相对平等的话语权。作为赛博空间的传播范式，网络以其独有的传播生态衍生出带有似真性特征的网络人际关系，满足着人们多方面的心理需求，成为现代舆论形成的重要阵地。

网络舆论的兴起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Dholakia、Bagozzi和Pearo(2004)是较早关注网络舆论的学者，他们认为，web 2.0赋予用户进行内容的创作(如博客，播客)、编辑和筛选可能所引发相关“社会变革”；希尔(Hiller，2003)也指出网络增加了公民参与政治和公众议题的新热情和可能性。这种公众对时政和社会话题的参与和关注，典型地体现在西方新闻学者所谓的“公民新闻学”、“草根新闻学”的实践上，以及网民通过内容上的贡献对公众日常话题和媒介议程设置的参与。国内学者对网络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着重分析在公共突发事件中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应对能力与建设能力；从媒体的角度，分析网络等新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宣泄功能，在舆论引导中所扮演的媒介功能与角色；从网民心理的角度分析网络舆情的形成机制及特点。

总而言之，网络舆论主要研究网络与舆论之间的关系，包括互联网对舆论的影响以及网络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对网络舆论的研究并不能仅局限于网络本身，因为网络只是从技术层面使得每一个舆论主体能更为自由地进行自我诉求，也使得主体能够快速聚集，形成共鸣。网络舆论的本质是公众诉求与意见在互联网中的全方位映射与多角度重组。网络舆论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网络舆论系统的各个要素，如舆论信息的资源、信息生产加工者、信息传播者和消解者，与其生存的环境因素构成了一个整体，各要素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最早运用生态学来研究传播现象的学者是尼尔·波兹曼，他在1970年提出“媒介生态学就是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它试图使媒介环境中隐蔽的具体规范清晰起来”，“它试图发现媒介究竟迫使我们扮演着什么角色，媒介如何构建着我们的所见、所言、所行”。随后，国内学者开始将生态学引入传播学与媒介研究，如林文刚(2000)认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应集中在各种传播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了解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支庭荣(2004)则认为传播生态的内涵广于媒介生态，他将传播生态做了三个层次的划分，传播原生态、传播内生态与传播外生态。还有学者提出网络生态的概念，张庆峰(2000)指出，“所有的影响网络发展的其它社会系统构成了网络发展的生态环境，当我们用联系发展的眼光分析网络与网络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时，便形成了网络生态……”。

以上研究都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参照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生态种群、生态集群等概念，以生态学的角度来探寻媒介和大众传播领域中的生态学规律和原理，为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拓展了视野和思路，但都集中在传播学和新闻学等领域，关于舆论生态方面的研究较少，目前尚无学者提出一个完整的舆论生态模型，至于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更是空白。鉴于此，本文认为由于网络已经成为民意宣泄的重要平台，网络舆论的分散性在反映民情、民意，促进社会民主进步方面固然体现出其自身的优越性，但网络意见表达的分散性与低成本，也使得舆论的形成及传播非常迅速、复杂并且难以控制。因此，本文将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其运行机制，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可行的框架。

二、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含义与构成要素

由于生态学的一些基本规律存在普遍的适应性，因此本文借用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核心来探讨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含义和构成要素，同时强调和突出系统中的互动性。

(一)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含义

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是一个以信息资源为核心，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信息主体因素与环境因素构成的一个整体。信息资源与信息主体因素构成舆论微观生态；环境因素构成舆论宏观生态，是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生态因子与舆论信息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这个整体具有相对稳定的大小和结构，信息生产者利用信息资源生产信息，传播者、消费者、分解者和规制者借助信息的传递、消耗和管制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同时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最终形成具有自我组织、调节和修复功能的复合体。

在网络舆论生态内，如果信息的产生、流动和消解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舆论主体因子都能进行信息、能量和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那么这个生态系统就是健康安全的；否则，就需要对系统构成的各个子要素进行调节，促使其微观系统、宏观生态保持协调和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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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学；实践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4-0085-03

生态学专业是一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知识体系涉及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与人类和生物生存、现代工业发展、城市建设息息相关。[1]目前，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国家对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最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2年）》中，将生态学由原来隶属于生物学的二级学科提升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这说明了国家对生态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视。培养高素质生态学专业人才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而实践教学是完成高素质生态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2][3][4]开展实践教学是将生态学基本理论与实际应用相耦合的重要步骤，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工作技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挖掘学生潜力的重要试验场。[5][6][7]林业院校具有深厚的林学背景，如何更好地发挥林业院校特色，推动林业院校生态学的实践教学水平，是提高林业院校生态学整体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在分析生态学专业人才培养面临问题的基础上，针对实践教学这一薄弱环节，提出生态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一些思路，旨在为学生创新培养和生态学专业建设提供参考。

一、生态学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生态学是以生物学、地学等为基础的综合性、实践性都较强的学科。然而，受传统教育观念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实践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问题。

（一）教师和管理人员主观上不重视实践教学

学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普遍存在重理论教育而忽视实践教学的倾向。应试教育体系下培养的年青教师实践教学经验欠缺，一些骨干教师也因科研任务繁重，投入到教学工作中的时间不足，尤其是实验和实习教学，这导致学生专业知识结构不够系统，知识理解留于表面，甚至存在盲区。许多学校教学质量检验标准不科学，学校教学管理人员的教学检查也只针对理论教学的教学效果，而实验及野外实践教学的质量好坏则很少关注。此外，生态学野外实践教学人员偏少，一位任课教师要承担1个甚至多个班级的实习教学，实践教学质量很难得到保证。这种教学思维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实践教学重视程度不够，如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实验仪器设备严重短缺，实践教学队伍人员偏少，实践教学过程敷衍化和形式化。这是大学生态学实践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二）实践教学内容综合性和系统性较差

很多学校的实践教学内容以单一课程为依托，自成体系。这种单科的实验实习模式把相互联系的知识体系割裂开来，导致学生知识掌握的连贯性、系统性较差，学生缺乏宏观、综合的思维训练。在实践过程中笔者发现，许多学生无法将其他学科的实践内容与生态学实践内容有效结合。同时，以单一课程为依托的实验实习模式还存在实习地点和实习内容重复的现象，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由于实践课隶属于不同的专业课程，再加上生态学的交叉学科发展较快，各门课程都制定了相应的实践教学大纲和内容，这造成了各课程的实践内容与操作方法的重复，以及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如普通生态学、气象学、林学概论和地学基础等课程都设置了生态因子的测定实验，但多数高年级学生在完成多门相关课程后仍无法将生态学与相关基础学科的知识有效耦合。

（三）学生主动意识不强，缺乏学兴趣

教学是“教”与“学”相结合的过程，仅仅依靠教师的 “教”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要改变生态学野外实践教学的窘境，学生必须参与到教学中来，去感受实践学习中的乐趣，这恰恰是实践教学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但由于我们整w上对实践教学重视程度不够，经费投入不足，考核体系及标准不科学、实践内容走马观花、与实际生产管理活动相关性较差，造成学生对实践教学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学习兴趣。在实践过程中，学生组织性、纪律性散漫，对学多采取应付的方式。加之部分学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对生态学野外实践教学产生抵触情绪。学生对提出的科学问题不能做深入研究，教学实习更像是一次科学研究的“演习”或者“旅游参观”。毕业论文（设计）是实践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该环节往往与学生的择业产生严重的冲突。按过去的教学组织模式，毕业生产实习和论文设计安排在第八学期进行。此时，大多数学生都在为就业而奔波，频繁参加各种招聘会和毕业生供需见面会，甚至参加试用单位的各类培训，学生无法安心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这导致其毕业论文质量大打折扣。

二、生态学实践教学的改革实践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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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公共关系学;生态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本论文是在新媒体背景下对公共关系学本体论的一种创新思考。在社会科学中,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探讨的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在传播学领域,本体论聚焦的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本质问题(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关系学中,本体论探讨的是关于世界观、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等一般性的本质问题。本文选择此研究视角是基于对新媒体的互动性、关系性特征的本体论思考。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激发了人们对传播学研究的乐观想象。从早期的印刷术、无线电、电视、录影机、到现在的无联网和移动通讯,关于新媒体带来的对传播学术研究的种种挑战和颠覆,似乎成为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标准叙事。而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传播学研究的挑战和颠覆首先是发生在本体论层次的,这种本体论的转换可能发生在信息传播和关系传播之间,一直以来,传播作为“信息传导”的主流想象,导致传播学对嵌入传播之中的“关系讯息”的忽视。而多年之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对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导人们对新媒介社会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传导”和“运输”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通道等,这些比喻虽然为人们理解新兴的互联网及其社会功能提供了形象的进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视野,使得关系传播又一次在新媒体的研究中被边缘化。

随着web2.0技术的实现,使得新媒体的关系特征更加明确,与麦克鲁汉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个科技哲学家伊德从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出发,将科技视为人类存在的延伸,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体现”的关系,这种关系延伸了、转换了人身体的与知觉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体现观点”观之,新媒体是一种关系媒体,新媒介作为‘关系的居间者[1],分别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从关系传播的观点来看待新媒介系统对于人与人之间沟通行为、关系方式的影响,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层面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的层面;把新媒介传播研究从以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引导向以对话性的关系传播为主;把以网站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学”,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传播学”(陈先红,2006)。正如莫伊所说的,新媒体传播所提供的技术沃土已经为我们培育出各式各样新颖的叙事方式,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和创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体时期,是公共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时期,一个新的词汇“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进入公共关系学者的研究视野,人们开始发出这样的追问:“个体从哪里结束,关系从哪里开始?”、“把关系还给公共关系”、“关系应该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领域”。在此之前,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如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都忽视“关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终是以传播为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public,即对公众的传播策略的制定,传播效果的评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点开始从“传播”转向“关系-relationships”,即开始研究如何建立、维持和提高组织-公众关系的质量,关系观点的倡导者玛丽.佛格森指出,“以关系为研究单位的组织-公众关系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机会,它将会加速公共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Ferguson Mary,1984), 关系管理观点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关系开始从对民意的操纵转向关系的建立,这是公共关系根本使命的重大变化,也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巨大创新 。

但是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西方的关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际传播理论为基础,重点研究组织-公众关系的维度要素、发展过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较微观的关系研究层面,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致认为,虽然公共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关系范式转移,但是仍然没有出现权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认为,这种权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关系学理论框架的缺失,更确切地说,是生态学范式在公共关系学理论建构中的缺失。

当代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模型都是以公关在组织-环境关系中的意义和角色为基础的,都具有生态学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从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调整与适应模型,到格鲁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关系实践的对称模型,都是属于生态观点。另外,在公共关系领域先后出现的系统论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整合营销学派和关系管理学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关系研究的生态学意蕴,毫无疑问,借鉴生态学思想和方法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

但事实上,公共关系领域的生态研究成果是比较分散零乱,不成体系的,或者说是比较微观的,这些研究都是从研究单个组织出发,利用个体生态分析方法,研究微观公共关系活动中各有关利益主体的决定及其变化,试图解释组织公关行为与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互动规律。尽管上述公关研究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生态学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个公共关系活动为考察对象,采用生态系统分析法,研究公共关系活动中各利益主体的相互调整与适应,解释一般公共关系原理、概念、范畴、方法等问题,公共关系学一直缺乏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理论或典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运用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这一命题,也就是说,运用生态学范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建构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该学科的理论传统,并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公共关系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公共关系学科成熟的标志,这对理清时下混乱不清的公共关系学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主要从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展开论述。

二、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

在公共关系学研究领域,对生态思想的运用非常普遍,生态学由于其所主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生态思想,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建构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证明和认可,但是运用不同的生态学范式,来建构不同的公共关系学理论体系,似乎尚未被人们广泛关注和重视。

对公共关系理论建设最有影响的学者皮尔森(Pearson R,1990)曾经提出:“生态思想为公共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两种方法:伦理方法和策略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系统思维方法,他们能够引导公共关系学进入两个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个方向更适合公共关系学?这是公共关系所面对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这个选择会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来的命运”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的研究命题因为皮尔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断。在此基础上,格鲁尼格进一步把公共关系世界观可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不对称世界观是以劝说操纵为目的,对称世界观则是以解决冲突和促进理解为目的。

本人认为,我们可以运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层生态学观点,来解释和建构公共关系。他认为,生态学范式可以分为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两种范式,他们提倡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价值观 。浅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不削弱人类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保护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而深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则是“生态中心主义”,它是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中一切事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张走中间道路,对自然过程做出谦卑的默认,更倾向于人性化的、对环境有利的技术,它把生态危机归结于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而不是技术危机,因此深层生态学的危机处理主张是集中在个体意识的转变上,要求每一个个体改变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举例来说,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来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它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二者同为生态学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生态思想为基本假设,但是他们的生态学世界观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如果运用格鲁尼格的对称和不对称世界观来分析的话,不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功利型伦理观,遵循功利主义,强调策略方法,侧重对公众的说服,民意的操纵,偏向于微观层面的公共关系;而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义务型伦理观,强调伦理方法,强调对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强调关系的质量,社会整体的和谐,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公共关系。不同的偏向对公共关系学具有不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其理论差异表现如下图:

本文认为,宏观而言,公共关系学强调“社会组织”这一研究对象的关系论、系统整体论和有机论,组织存在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无缝之网”,组织和公众、环境都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他们都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之分,所有的整体都是由他们的关系所组成的;公共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关系居间者” ,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一种“主体间性”,公共关系坚持第三方立场的中间道路,通过伦理方法,通过文化影响和制度改造,追求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统一,最终建立信任和谐的关系生态。总之,公共关系的目的是要组织“拥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让组织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从个体自我,逐渐转化为社会自我,最终成为“生态自我[2]” ,从而“最大化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达成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的真善美。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说,就是“第三方立场”。简单地说,公共关系是一种“组织-公众-环境”关系,一种组织与相关公众的沟通对话关系,一种组织与所处环境的研究监测关系,在这种复合性的关系中,公共关系是一只脚站在组织里,一只脚站在公众关系和社会环境中, 既要对组织负责,又要对公众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属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关系居间者”。

三、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公众―环境关系

公共关系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规定了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有角度,规定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开展公共关系实践的方向和主要途径,从而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

透过目前的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学研究对象主要存在以下误区:1、模糊性,笼而统之地将“公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与社会学发生较大程度的重合,其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而难以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2、片面性,将公共关系研究范围中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国际上对“关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公众关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视对组织-环境关系(OERS)的研究,这导致了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的缺失。3、单一性,孤立地从主体层面、客体层面或者目的层面揭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比如仅仅是把“单一的组织”、“孤立的公众”或者“有效的传播”作为其研究对象,而没有把“关系”,没有把“组织、公众、环境”作为一个关系整体进行研究。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只是研究组织与顾客、竞争者、消费者等生命系统的公众变量,而忽视了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统的环境变量的研究,环境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的,这样就使得公共关系理论限于一种战术层面的微观研究,而无法涵盖宏观层面的战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虽然“环境变量”和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很难测量,但是其作为一种战略公众的观点已经被广泛认可,比如,格鲁尼格等人认为,环境对于公共关系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变量的研究上,对其他环境变量的研究关注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三个环境变量对公共关系实践极其重要;Dejan Vercic则进一步提出了五个影响公共关系实践的环境变量: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经济体系(经济体制和发达程度)、激进性水平(组织面对压力集团活动的程度)、文化属性和 媒体系统(媒介体制和舆论环境)。 他认为,“环境变量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公共关系知识体系的非常重要的开端,只有当研究超越了对一个国家中公共关系如何实践的描述,把公共关系和其他变量如文化、政治体制、媒介环境等联系起来,真正的理论建构才能够实现”(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识别环境变量有助于提高公共关系研究者的预测能力,也能够帮助从业者制定正确的公共关系战略或技术。但是,如何把环境变量纳入公共关系学的知识体系呢?这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将两个研究对象合二为一:或者把组织-环境关系包括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组织-公众关系放在组织-环境关系的框架内,我认为,无论哪一种表达都是不妥当的,因为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并不是“人与自然”、“自我-他人”、“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应该被分成“作为主体的组织”和“作为客体的公众或环境”,而应该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的社会存在物,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因为一个社会组织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它与较为广阔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与更为复杂的各类公众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组织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 社会组织既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外,也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上,而是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场景之中去完成公共关系行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生态的评价和选择。

因此,本文提出“组织-公众-环境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提法并不是主观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层生态学基本假设的,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了关系而不是公众是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关系是公共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是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强调了组织-环境关系是最广泛的存在,是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按照“组织-公众-环境关系”来理解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纠正一些模糊的、不确切的、片面的说法,既能够较好地体现公共关系学的总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够贯串它的全部内容。总而言之,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以组织-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四、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织网、造流、占位

作为学科的公共关系学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将一盘散沙式的研究主题和兴趣,整合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框架。纵观当今国内外的公共关系教材,其内容就像一个“社会科学的大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包,从伦理到法律,从政治到环保,从历史到文化,从媒体到广告,从品牌到礼仪,从策划到演讲,从……到……,说的学术一点,就是“泛传播”“大文科”的概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大杂烩”、“大拼盘”,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对公共关系学基本范畴的界定。

本文提出,应该在生态学范式和关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来建立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首先,生态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调整与适应,和谐与均衡,生态网,生态流和生态位等,这些概念可以直接为我们所借用。其次,就关系过程理论而言,布鲁姆和格鲁尼格提出的 “关系形成模型”和“关系策略模型”,为我们奠定了宏观公共关系学范畴的基本雏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两个模型中,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关系概念”和“关系后项”来描述组织-公众关系的形成。而格鲁尼格则进一步修正为“情境前项”、“保持战略”和“关系结果”,并强调了关系维持的策略 ,这两种模型的共同特点都是讨论组织-公众关系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以及关系资源的特殊结构和在网络中流动的方式。它类似于生态链中从供应原点的前向关系,通过组织活动流向消费终点的后向关系,这两个理论模型只是强调了一维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种整体关照,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关系管理层面,正如生物学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说的那样:“自然以网络而不是链条方式联结万物,然而,由于人类的语言不能同时处理几件事情,所以,人类只能以链条的方式跟随。”

因此,作者对关系发展三阶段模型进行横向分解,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作为宏观公共关系学的三个基本范畴,从而使关系管理的结构体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一阶段,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定义了构成关系资源的要素,它们是社会和文化规范、集体认知和期待、资源的需要,对不确定环境的认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鲁尼格则用“情境前项”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的六种类型:组织影响公众、公众影响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公众、组织影响组织-公众联盟、多样组织影响多样公众等。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网”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成员要素和关系结构问题。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资源网”。

关系资源网就是“由组织-公众-环境系统所构成的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关系网络”(陈先红,2006),具体的说,它包括两大子网络:组织-公众关系网和组织-环境关系网,其中:组织-公众关系网主要包括组织-员工关系、组织-持股者关系、组织-消费者关系、组织-社区关系、组织-媒体关系、组织-政府关系、组织-竞争者关系、组织-金融关系等等。组织-环境关系网主要指组织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按照生态关系的性质,这两大子系统又可以分为合作者关系网、联盟者关系网、威胁者关系网和制约者关系网(见图1)。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与管理关系网络,让各种资源畅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处,止于其当止之地。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二阶段,布鲁姆认为关系代表了一种信息、能量或资源的交换和转移,具有交换、交易或转移等属性,这些关系属性既描述着系统中的关系,也体现了系统中的结构。格鲁尼格则从关系维持的角度提出了对称性整合战略和不对称性分配战略。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这一关系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流”的问题,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在信息传递的引导下流通变化的过程,我把它称之为“关系传播流”。

关系传播流是指传播在组织-公众-环境关系发展中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过程,它在组织内外不断产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种有源头的“流”。任何一个组织中的关系传播都不是一维流动的,而是多维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鉴人际传播和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个关系传播流的三维框架:目的维度,性质维度和内容维度。目的维度包括由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构成的连续统一体,性质维度包括由强关系到弱关系的连续体;内容维度包括从信息流向文化,从文化流向情感的连续统一体。目的维度和性质维度构成了四个象限,而内容维度以三个同心圆置于其中,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传播分析框架(见图1)。从目的维度来看, 关系传播流是一个从完全无意识、无计划的日常性传播到完全有意识、有计划的战略传播的变化连续体;从强弱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就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传播变化连续体,从内容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体地说就是由“社会层面”的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和“人际层面”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传播连续统一体;其中,社会层面的关系体现一种以社会分工信息为主的角色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文化信息为主的价值观关系,人际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情感关系。 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是从信息、文化和情感三个层面来研究维持强弱关系的日常性传播策略和战略性传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议题有:各种关系类型的强弱测量和变化规律;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的实现和转化策略;战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内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信息传播模型; 强弱关系的文化传播研究;日常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投资模型;战略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表达;情感维度与关系结果评估,等等。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最后阶段,布鲁姆的“关系后项”包括目标达成、依赖和丧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为四个结果,格鲁尼格的“关系结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号关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动关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满意,承诺等)。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都是关于“生态位”的问题,即关系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及其机能,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生态位”。

关系生态位是指一个组织的关系要素及其性质的集合,它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关系的某种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仅包括空间概念,而且包括时间概念,它反映了一个组织对关系管理的适宜程度和对公众的吸引力程度(陈先红,2006)。它包括两层含意:一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价值,这是一种抽象的性状描述。比如关系管理是一种花费还是一种投资?关系管理的结果是建立了信任还是促进了合作?关系管理是否增强了组织魅力,增加了社会资本?关系管理在形成、维持和改变社会资本方面扮演何种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结果,即组织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每一种组织在多维生态空间中都有其理想生态位,而每一种环境因素都给组织提供了现实生态位,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差就产生了生态位势。关系管理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帮助组织去寻求、占领和竞争良好的生态位,建立声誉,塑造品牌,能动地去改造环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组织不断地适应环境,调节自己的理想生态位,通过议题管理,危机处理,实现组织和环境关系的和谐发展,使现实生态位与理想生态位之差最小。所以,从公共关系角度看,可以把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看作是某种生态位的具体体现。从功能性质角度看,品牌体现了组织所处的市场生态位,声誉反映了组织的社会生态位;从时空角度看,危机体现了组织在某一时间点的特殊生态位,议题反映了组织在某一时间段进入的空间生态位。可以说,对关系生态位的管理就是对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的管理(见图1)。

因此,本文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共同构成了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公共关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结网”,“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关系学的理论建构模型

根据社会科学的性质, 公共关系理论模型共分为四层:最高层是世界观层,第二层是方法层,第三层是核心概念层,第四层是理论观点层。世界观体现了理论建构的基本假设,生态思维所提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世界观是公共关系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在这一世界观指导下,公共关系学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这两种生态方法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迄今为止,围绕“传播”和“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主要理论成果有劝服操纵模型、双向对称模型、调节-适应模型、社区模型和文化调节模型等,如下图:

在此模型中,在图的最左侧,是纯粹以传播为中心的劝服操纵型公共关系,即理性主义的策略型公共关系,其特征就是以传播为中心,以劝服为手段,最终达成利己单赢关系状态,关系只是一种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观点为米勒的“劝服说[3]”。

在图的最右侧,是纯粹以关系为中心的社区型公共关系,即社群主义的伦理型公共关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区感”为己任,通过积极主动承担社区责任,来减少社会冲突,提升社会关系,它强调关系质量和承诺;强调社会认同感,强调核心价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权。其代表观点为克鲁克伯格和斯达克的“社区感假设[4]”。

在该图中间的上方,是以传播为核心的双向对称公共关系,即理想主义的对称型公关,在双向对称模型中,组织-环境关系主要是一种研究背景,作为传播的外部变量或者干扰变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伦理的也是策略的。该模型奠定了公共关系的世界观基础。同时也受到广泛争议和攻击,其代表观点是格鲁尼格的“传播管理说”和“卓越公共关系”。

在该图中间的中部,是调整-适应模型,此模型强调了传播与关系的相关性 ,在组织-环境关系的适应与协调中,传播的协调作用改善了组织对关系变化的适应性。该模型仍然是以传播策略为重点,组织-环境关系为调节变量的。其代表观点是卡特利普,布鲁姆的“关系管理说”。

在该图中间的底部,或者说整个区域的底部,是文化调节模型。该模型以关系为中心,把原来处于背景地位的组织-环境关系纳入到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复合关系生态中,从组织的社会文化角色出发,通过对话和研究,达到伦理和谐的关系生态,其代表观点是陈先红提出的“关系生态说[5]”。

从以上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公共关系学将公共关系理论的建构从策略方法导向伦理方法,从强调外在的公共关系技术、手段和策略,到强调内在的公共关系理念、文化和哲学,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还原公共关系建立社会信任,追求真善美这一本来价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发展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科学共同体,它表示了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而没有一门学科是完全不变的,正如皮亚杰所说的:“所有学科,包括高度发展了的学科,都是以不断发展为其特征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还总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Jean Piaget,1996)。”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公共关系学来说,新媒体时代正好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转换的良好开端,而不是终结,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学理论”,主要是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讨论和更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仅以此文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指正!

注释:

[1]“关系居间者”的概念来自马丁布帛的关系哲学,他认为人是关系的居间者。

[2]“生态自我”的概念来自奈斯,他用生态自我来表达形而上的大写的我,来表明这种自我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时,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竭尽全力用符号控制某些环境的过程”. 见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鲁克博格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建立社区感的努力。见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陈先红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具体说来,就是社会组织运用调查研究和对话传播等手段,营造具有公众性、公开性、公益性和公共舆论性的关系生态,以确保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参见《公共关系生态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参考文献:

[1]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北京:现代传播,2006,3,p49

[2]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邱志勇.数位媒体与科技文化,台湾达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9,P15

[4]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27.

[5]陈先红.新媒介推动下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 北京: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6.4: 72

[6]陈先红.公共关系生态论.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138-140.

[7]孟建.中国公共关系发展报告(2005-2006).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271

[8]Ferguson M. A.. Building theory in Public Relations: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Gainesville, FL. 1984, August.

篇7

[论文摘要]在对生态伦理学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生态伦理学所涉及的主要流派对其内部自然观念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指出生态伦理学发展的基本理论趋向；进而厘清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发展路向，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关于生态伦理学的界定问题，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生态伦理学是环境伦理学内部以生态学为依托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的环境伦理学。…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生态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自然界有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生态系统，所以生态伦理学强调人只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而非其中心。正由于生态伦理学以生命实体乃至整个自然为研究范围，关注生态系统中所有自然存在物，强调生态的整体利益，所以理论相对较为激进，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

就生态伦理学的特点和关注的问题而言，可以把动物权利论／解放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涵盖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其中，生物中心主义立足传统伦理学理论，以生命个体的权益作为自己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生态整体主义立足于生态学，以生态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试图把伦理关怀的范围由生命个体拓展到整个自然系统。

在生态伦理学内部，针对自然的伦理观念从生物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经过了一个从关爱生命实体到关爱整个生态系统的过程，其目的都是要扩展人类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而这种自然伦理观念的转变恰恰体现出它的两条基本致思理路，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一、生物中心主义视角：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物中心主义包括施韦泽‘傲畏生命的伦理学”、泰勒“生物平等主义伦理学”以及辛格“动物解放的伦理学”、雷根“动物权利论的伦理学”，它们的基本观念是把人以及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个体纳人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之内。

1923年，施韦泽提出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冲破了传统伦理学只限于关注人与人之间行为和关系的观念束缚，力图把善赋予其他的生命。在他的哲学视域里，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不在于他是否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不在于他是否具有内在的善，而在于他是否把一株植物、一个动物的生命看得与自己的同胞的生命同等重要，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敬畏生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菩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生命原理。”这一伦理观念的显著特点就是要求我们对生命采取一种敬畏的态度，其目的是通过直觉、体验等培养、提高我们的德性。本质上，这种伦理观对以往的传统伦理观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使人们发现伦理在本质上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

泰勒尊重自然的伦理思想是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生命在施韦泽的观念中不仅仅指的是人类的生命，还包括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像动物、植物等。泰勒继承和发展了施韦泽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以善为基础概念提出，任何生物均是由自己的本性决定了它们都拥有自己的善，善是对其生命事实的描述，所以，人类与其他的生命形式一样都拥有绝对平等的天赋价值和道德价值。

从理论形态上看，这类生态伦理学关心的对象仅限于生命个体，只重视生命个体的权利和价值，而对生物共同体所具有的实体属性却视而不见，而且也没有看到人对生物种群及生态系统的道德责任。但是，无论是动物权利论还是动物解放论，乃至生物平等主义都是从关爱个体生命出发，试图重建人类对自然的伦理观念。

二、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从生态整体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态整体主义以生态学思想为理论范式，利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把自然界的有机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整体都预设为道德主体。其目的是通过道德主体范围的拓宽，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伦理解答。生态整体主义主要有三个流派：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伦理学。

三个流派通过对问题的解答，力图转变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建立一种生态的、整体的观念。例如，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基本思想是要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他说“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0141193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被大地伦理学视为最高的善。利奥波德同时认为现代生态学已经证明人类只是生物共同体中的一员，他曾这样表述道：“……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我们人类要学会像山一样思考，大地伦理学的建构不能缺少人类对自然的情感体验，共同体的拓展过程不光要依托生态学所提供的知识，而且也需要我们的情感。

从理论形态上看，同前类生态伦理学相比，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不仅生命个体具有道德主体的地位，而且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道德主体，所以人类应把自己伦理关怀的范围从个体生命延伸到整体生态系统，应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道德义务和责任。为此，生态整体主义的哲学家们都从整体生视角出发，依托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力图对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道德主体地位的合法性进行确证。他们认为，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其他有机个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其中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处于相互依存、内在关联之中，生态系统本身固有的整体性、过程性、相关性使其具有不依人为判据的内在价值，所以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主体、伦理主体。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理论视角，生态伦理学内部形成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条基本进路。这一方面是源于生态伦理学内部自然伦理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担负着一个责任，即为解决环境危机所表征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指导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但在理论实践上，它却无现成的伦理原则可以直接运用。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从起源上说，应用伦理学不是单独发展了传统伦理学中‘原理’之后的‘应用’这一部分，而是起源于现实生活中无法‘应用’传统伦理学的原则来加以理解和解决的问题领域，换言之，是起源于现有的原则在同一问题上的相互冲突、以至相悖而使现实实际上无原则的问题领域”。所以，生态伦理学采用了多元化的方法来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它的两条基本路向。

三、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进路：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如何把道德身份拓展到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既是个体主义路向，也是整体主义路向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一般意义上，传统伦理学只承认人的道德身份，认为人对自然并无直接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所以，道德身份范围的拓展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拓展的问题，是生态伦理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作为个体主义路向主要流派的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是以人之外的生命个体作为道德的主体，从个体生命的权益、价值出发论述它们应具有何种道德地位、道德权力和责任等问题。在本质上，这些理论是建基于传统伦理学的情感范畴框架之内，用人的情感来感知动物，所以具有西方传统情感主义的理论特质。就具体而言，个体主义路向的生态伦理学是对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康德的道义论思想的借鉴和运用，其实质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及概念的延伸和移植。例如，辛格对平等的基本准则进行重新诠释和扩充，试图使平等原则运用于其它物种，论证了所有动物拥有平等权益的正当性。他提出，各种动物之间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成为他们能否享有平等原则的依据。这一思想直接源于边沁功利主义伦理学，边沁认为感受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力是获得权益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整体主义路向在对个体主义路向进行批驳时，首先肯定了个体主义路向以生命本身作为判据对道德身份的拓展，是伦理思考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思想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推及到自然界的大多数生命存在物，从而赋予伦理学新的理论意义。但是这一思想过于强调生命个体的权益，而没有考虑非生命自然存在物和生态共同体的实在性以及整体性，使其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显得过于片面。而‘一个完整的伦理学必须给非生命的自然物体(比如河流和山川)和生态系统予以道德关注……生态伦理学应当体现‘整体性’，比如物种和生态系统以及存在于自然客体间的关系等生态‘总体’应当受到伦理上的关注”。整体主义路的这种观念的确立，完全得益于生态学思想蕴涵的整体性。现代生态学的深入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的物种是普遍联系的和相互依存的。受到现代生态学对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间紧密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启发，整体主义路向的学者通过强调系统的整体『生使道德身份拓展到人类以外的其他非生命存在物。他们基于生态学的相关知识提出，这些非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系统整体的观点来看，它们本身就具有价值，这种价值是道德身份的判据。

篇8

关键词：生成本体论人本生态观美学生态化自然向人生成

当代科学的生态化趋势，促使生态学与美学结合，催生了生态美学。法国社会学家J--M·费里在其《现代化与协商一致》中指出，“美学原理”可能有一天会在现代化发挥头等重要的历史作用，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示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他认为，环境整体化“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①。但是，并非任何一种“美学原理”或“美学知识”，都能发挥这种作用。现行的美学中，像“究竟什么是审美和审美价值？”“人的审美需要和审美活动功能的生命依据为何？”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切实的解答，这样的美学本来就同人类生命活动和人性生成的生态实际相隔膜。所谓生态危机，从深层上说就是人性危机，人的素质的危机。而自来被看成人学的美学，不可能不受到人性危机的影响。那种为人性的分裂和异化张本的“美学”，并非就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要真能对人类的生态优化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从生态学中吸取智慧，获得必要的学理启示和价值诱导，使美学自身生态学化。

以生成本体论为哲学基础的人本生态观②，在自然——社会——文化的网络状整体关联中，揭示出“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态进化规律。这种生态观不仅树立起“为了人”的生态目的原则，同时也坚持“通过人”的工具原则，在两者的统一中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生成，实现自然与人的积极统一。人本生态观认为：“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即是一个生态进化的过程，人只有遵循生态规律而不是违背它破坏它，才能够健康地生成，在生态和谐的自由中进入美的王国。这种以人本生态学为主导精神的美学，作为美学的生态化形态，就是人本生态美学。本文仅对人本生态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个初步的阐释。

一、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

审美活动究竟是一种什么活动？为什么审美乃人之天性？对于这个美学的根本问题，生态学可以帮助我们从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的生态本体中找到更为切实的答案。

自然向人生成，是一个生成性的生态过程。在人的生态生成中，不仅有物质和能量变换的生态关联，还存在着信息变换的关联。而在信息关联中，根源于运动本性的节律感应最为原始。这种节律感应的生命活动方式，作为生命体的一种普遍的生态调适方式，正是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所在。

心理学对生物的反映功能的研究成果表明，生命的诞生本身就意味着陆个生物反映形式——感应性的出现。感应性作为生物对环境的最自然的反应活动，是一切生物所固有的特性。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所有其他更高级的反映形式都在感应的基础上产生。在原始结构的机体中，生物体的各个部分都有同等的受环境影响的感应力。到了较复杂的生物组织，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周围环境的直接接触逐渐减弱或消失，分化出几种专门组织来。这些组织，作为生物体和环境的媒介，形成了专门的反映器官，以接受不同形态和阈限的节律性信息。人的视觉和听觉就是这种专门的器官；除此之外，还有触觉和运动觉等。人的这些器官分别接受各种不同的“波”即节律，在从中获得信息内容（意义）的同时，也在节律感应中引起生命节律状态的相应变化。节律感应需要节律形式（光、声、形体及其运动等是节律形式最基本的形态）作信息中介，使节律形式成了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构成生命的生态环境，对生命体进行生态调适。正因此，视觉和听觉才成了动物和人的最重要的反映——感应器官，触觉和运动觉才有辅助的作用。

节律是运动在时空中的结构表现，包括事物和信息在运动中的力度、气势、节奏、韵律和张力结构；质言之，任何一种节律都是一种有方向性的张力结构。它以物质为载体，既是信息，也具有能量。作为信息，节律以特定的尺度表现物种的本质并传达生命的意义，因而具有意蕴。作为能量，节律通过“力”的传递激发、调节和引导生命活动的节律并达到物我同一，因而富于生气。生命意义的感悟和生命节律（形式）的激活，共同造成感应的效果。一切生命都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的节律感应中生成自己特殊的生命节律的。生命嘱具有节律，节律感应就是以节律形式为中介对生命状态的体验和调节。正是这样，节律感应成了生命存在和活动的一种生态基础和生态机制。声音、光（色彩）、形体及其运动，包括人类的实践活动等节律形式对生命节律的影响，都是通过这种节律感应发生的。所谓审美，无非是通过节律感应对生命节律状态及其生命意义的优化追求而已。在动物，还说不上对意义的追求，且不自觉。在人类，则意义追求成了主调，并逐步超越自发达到自觉了。由于物质变换和生理刺激也会对生命节律发生优化调节效应，引起身心愉悦，才有“食色”之美的说法。也正因为审美实源于这种生态性的生命本能，“节奏”才在审美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一切艺术才无不趋向于音乐。

人们早已认识到人是宇宙节律的产物，其结果就是人的生理节律。但是，人的生命节律并不只在生理领域（或层次），在人的心理活动和意识活动中，节律也存在着并更为精致和复杂。人的生命节律是以生理为基础、心理为中介、意识为主导的节律活动系统，它不仅受自然生态的影响，更要受社会和文化生态的更直接的制约。人的感官和大脑都是以节律的方式活动的。福尔迈根据有关发现指出：“能够体现脑活动的最令人吃惊和清楚的生理标志，是脑电波。……按照脑电波的频率，人们把它区分为Alpha、Beta、Delta与Theta波，每一种这样的节律，都和某种确定的心理过程相联系。”③正是节律，不仅使人的生命成为气灌注、灵肉合一的有机整体，也使其与环境建立起万物相通、天人相生的生态关联。也正是节律作为普遍中介（因为万物皆有节律），才使自然与人、物质与精神、肉体与心灵得以沟通对应，使世界的生态性以最广阔而又深幽的形式表现出来。

节律感应作为生物的生态调适活动，使生物本能地有对节律形式的选择和适应。达尔文把动物性选择中对色彩、声音和形体动态等节律形式的特殊敏感称为“美感”，这种美感活动实际上就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生物性前提。在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中，它最终随着人的生成而上升为一种主体性的审美“关系”。

二、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

在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态进化运动中，人作为自然迄今所生成的最高成果即主体化的自然，理应是生态价值的终极主体。一切价值都产生于自然界生成为人的生态关联中，因此人也是审美价值的终极主体。从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看，人在生命节律活动上的生态需要所要求的尺度，也就是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

马克思在论及人的生产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时，明确肯定了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内在尺度”（或“内在固有的尺度”）与“美的规律”的密切联系：正是由于人的“内在尺度”内在地符合美的规律，经过这一尺度衡量的产品才可能因体现美的规律而成为美。这个“内在尺度”作为体现了人的本质的量和结构，也就是具有人的本质的节律形式。这个节律形式，既表现了人的生命意义，又充溢着人的生命张力。由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态规律所决定，只有适合于这个内在尺度的生成需要，使之在人的本质的水平上得到激活和调适的节律形式，才对人具有肯定性的生态意义，因而也才是具有审美正价值的对象。

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就这样具体而微地体现在节律形式所具有的生命内涵之中。一方面，节律形式要发挥生态作用所具有的动力性，以其动势显示出生命的动的本质，并创生主体的动。通常所谓“力”、“活力”、“生命冲动”等，就是指的节律的这种动的特性。柏格森的“绵延”、尼采的“强力意志”、弗洛伊德的“性力”等等，正是对这一生命特征的强调和推崇。另一方面，节律形式既然有“节”有“律”，就具有生命机体所要求的秩序性。愈是高级的生命体，其序化程度也就愈高，而最基本的生态秩序就是多样统一的“和谐”和综合超越的“进化”。这种秩序性在一种有机组织状态中创生出更高水平的生机与活力。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和统一，使节律形式显示出生态的气象，发挥出生态的功能，从而具有向人生成的价值。在审美活动中，这种价值得以实现，或激发生命活力，或调节生命秩序，使人在身心和谐物我和谐的生命状态中，达到存在与本质高度统一的生命之境。

中国古代哲学具有深厚的生态意识。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以“和”为生命之大义。儒家以“仁”为本，“仁者爱人”，“爱”即相和相生。后世儒者迄将“仁”释为“生”，生即是仁。其中以二程传人谢良佳的说法最为生动，他说：“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一核可种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④以“生”释“仁”，着眼于“仁”的功能，其中内含着“和”的生态秩序。道家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乃源于“充气以和”，仍然标榜一个“和”字，并以“游于自然之道”的“和”为护生持性之术。在人天关系上，儒家主张“上下与天地同流”，道家倡言“浩然与溟滓同科”，仍然以“和”为尊。所不同者，儒家着眼于人世的社会生态建构，道家则执意于返归自然生态之中。但是，由于儒家的出发点是“孝梯”和“法先王”，就与道家的“法自然”同样具有“向后逃”的倾向。

人本生态学认为，生态平衡乃是动态的平衡，生态系统是生成的，进化的运动体。正是在生态的进化中，才有自然向人的生成，才有人的本质的不断跃迁和进步，生命的真义在于生成性造成的进化，而决不是为活而活，也决不能只是在同一水平上的循环或对原始和谐和的复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马克思所揭示的“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态进化规律为生态价值立极，同时也就是以之为审美价值立极。这也就意味着，审美价值的尺度本身也是在生成之中的。

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的生成性，使人类总是面对着古老而又常新的“终极关怀”：人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正如舍勒所说：“人只是一种‘介乎其间’，一种‘临界’，一种‘过渡’，……一种生命对本身的永恒的‘超越’。”⑤处在自然向人生成进程中的人，因此得不倦地自我超越，自觉的超越性也就成了人的本质所在，永恒的超越就是人的宿命。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怀状况仍然堪忧。现代人的实利主义、消费主义和唯我主义中存在的、反人类倾向，说明人类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为此提出进行“人类革命”即人的素质革命的主张，建设性后现代思潮呼吁普及生态意识，高扬创造性的精神。在他们看来，人类若无对自身本质的深刻反省，没有对自己的未来目标的合理选择，就不可能走出生态困境。正视生态困境，合理设计无愧于人的本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遵循生态进化的规律进行目标自律，已经成为审美价值生态尺度调整的根本内容。

美国神学家托马斯·伯里把后现代文化说成是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他认为，生态时代的文化意识的核心是宇宙发展过程中固有的如下三种价值：分化（生命形式的多元化）、主体性（一切事物的内在性）和交流（通过交往来实现团结和对一切生命的热爱）。⑥这里除了泛化的主体性观念需要商榷之外，“分化”和“交流”的生态意义及其审美价值，都是毫无疑义的。“分化”造成的“生命形式的多元化”，不仅表现了生命的自由和繁荣，更为进化提供了丰富的基因和机遇。“交流”是以互补共生为前提的，它既表现出生命的活力，又使生命作为关系实在的互生性得以实现，进而在差异的综合中获得跃迁。这里不只是，而是使差异互补并且创生出更高水平的生命形态。至于“主体性”，如果只是在“事物的内在性”上来理解，无非是肯定了一切事物相对独立的存在价值和作为生态生成目的规律看，这些事物作为向人生成过程中的“中间物”和“过渡者”，只能说是具有“准生体”或“非现实主体”的意义。也正因为这样，这些事物的“主体性”理应受到尊重和爱护。而自然事物的审美价值，正是由这种非现实的“准主体性”赋予的。

三、精神之美的生态定位

人本生态观所说的，不只是物质一肉体即生理的人，而是以物质为基础、以精神为主导的，能实践的人。在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中，人的精神是同人的肉体同步生成的。信息是精神的本原。不仅人类生态系统的信息—精神（文化）圈是精神生成的生态基础，人的物质—肉体构成本身也以其机体活动的信息作用于精神的激活，人的精神也难以活化和生成。人本生态观以人为本，既把人的生成看作生态运动的目的。人本生态观以人为本，既把人生成看作生态运动的目的，又把人看成生态运动优化的工具。在“为了人”和“通过人”的统一中确立人在世界生态系统中的终极主体地位。基于此，就理应重视精神的本体地位及其在本体生成中的超越和创生作用，给精神美在美的本体世界中以合理的定位，肯定和重视精神之美的客观存在。

对于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活动来说，精神占有主导的地位，因此也是人的美的主导因素。比起物质世界来，精神世界具有更丰富、精微而活跃的节律形式，并且更直接而鲜明地表现着人的本质，显示和推动着人性的生成，因而乃是一个更具审美内涵的领域。文学艺术作为物态化精神，把精神的节律用生动的形式予以物化、感性化，就展现了精神美无比丰富多彩的气象。

对于美学来说，精神美的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当代美学论争中的“美在客观”说，以唯物主义或实践论的名义不承认精神美的存在，更不承认精神美的客观性。从人的立场看，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试想，既然物质世界有美，为什么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却没有美呢？排除了精神的美，人的美岂不成了一具空壳或僵尸？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决定和表现了美的规律的“内在尺度”，它所具有的人的本质的内涵和它的存在方式，不都是精神的吗？人的精神之美不仅是在人身上客观地存在着，而且由于人能在精神上把自己一分为二，他也能凭着内感官去感知和体验精神之美。以想象把文学作品描绘的形象再现于意识之中，或把曾经游历的景色在记忆中重新唤醒，还有文艺家尚未形诸笔墨的审美心象和审美情致，无不是精神美存在的事实。否定了精神美的存在，文学艺术之美岂不是大半要被驱逐出美的领地吗？

人本生态学对精神美的本体地位的确定，不仅有助于消弥长期以来在美本质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和分歧，更把精神美纳入人性生成的生态系统之中，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精神美对于人的审美生成的生态意义。

首先，精神美在人性美的内在结构中的生态意义。在人的生命存在和活动中，精神与物质之间，诸精神因素之间，无不存在生态关系。什么样的精神结构才能使人的物质机体和整个生命状态达到优化，臻于美境？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这个问题已经作为人类困境的中心问题提出来了。人欲横流、物质主义、享乐至上，似乎已成天经地义。对精神的放逐和严重的“精神污染”⑦已使人性的现状受到尖锐质疑，并引起对人性前进的严重关注。针对这一现实，人们发表了各种主张，或重振人文主义，或高扬科学主义；有的诉求于强化人的社会性和合作精神。中国的现代化正竭尽全力发展物质文明，同时也在聚精会神地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说这正是对世界性人性困境的战略对策。

其次，精神美作为人性生成的生态环境对于自然向人生成运动的生态意义。在人的生成中，精神美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因素，其生态意义巨大而又复杂。一定时代的文化资源，时代精神、风俗时尚对人们精神面貌和生活追求的深刻影响，就是这种生态作用的表现。而任何一种特殊形态的精神美，又总是以别的精神美为其生态前提的。审美文化广泛而又有力地发挥着精神美的生态影响，成为人类活动和生成的十分重要的生态条件。现代传媒特别是广告，正以全方位的轰击和煽惑策动和创造市场所需要的精神生态，不断打破和重建人们的精神平衡，以实现不可拒绝的欲望诱导。进入电子网络的人，更是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信息化精神世界之中，这个精神世界的生态效应已引起人们的关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是要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态环境，为人们的精神美化和人性生成提供良性生态保证。

社会精神美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也有其得以生成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如何优化社会精神美的生态环境，创造必要的生态条件，乃是精神美生态建设的重大的基础性课题。社会精神美的生态条件，首先是物质条件，以及由物质提供的能量和信息。经济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条件作为精神生态基础的重要性理所当然。除此之外，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对社会精神的生态作用也很直接。列宁在论及提高人民群众的文艺生活质量时，既强调了面包与和平的必要性，也强调了文化和民主的意义。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即社会性的精神美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以美化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推动人的本质的真正生成。

四、自然之美的生态意蕴

自然生态是生态学的本义所在，当然也正是生态的核心精神所在。人作为自然向人生成的成果，本来就是自然属人的本质的生态化结晶。人的生成源于自然，自然在自组织进货中生成了人。这个生态进化的规律，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之美与人的本质的生态关联，而这正是自然之所以具有审美意蕴的根源。一句话，自然之所以会美，就因为它是人性生成的生态之源。

自然与人类生成的生态联系，使自然具有肯定和表征人的本质的意义，而成为美。宇宙诞生，天体演变，生物进化，人从动物中提升，在这个漫长的生成过程中，自然不断地创生着人的本质，呈现出某些人的征兆，并最终在各种形态的自然属人本质的综合中生成出人。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早就存在，其节律形式表现就是美---自然世界最本真的天然之美。美的规律在自然美中存在和表现出来，并有力地推动自然美的生态演化，终于在人的身上得到充分而自觉的表现。自然美对于生物进化的作用，达尔文对动物美感的性选择诱导和激发的描述，就提供了生动的证明。显然，即使是自然生态，也少不了节律感应这种“原美感”⑧的生态调适方式。这种方式后来成为人类理所当然地以更高的形式加以继承。

人生成于自然的节律之中，自然的节律形式不仅通过感应给我们的生命注入活力和秩序，而且也使我们在感应中领悟到生命的智慧和意义，这种意义感悟又进一步激发和调适我们的生命节律，使之升入美的境界。自然的生态之美，不仅是活力之美，更是整体上的和合与生成之美。多样分化，协调和谐，互补共生，综合超越，这就是自然生态的基本秩序。在这里，即使相互对立的事物也相反相成，相克相生，在整体性的综合中彼此超越而具有互生共长的意义。热带雨林开辟橡胶园造成的生态破坏，就是违背这种生态规律的结果。20世纪世界性的社会改造实践的严重挫折，也证明了这个生态规律的重要。自然生态之美对于人类生存智慧的启示，显然决不仅限于审美生命之中。

自然生态之美是人类审美智慧永恒的教科书和启示录。但是，诚如普利高律所说：“自然只对那些承认是自然的一部分的人作出回答”。对于那些否认自己的自然根基，“弑母情节”深重的人，蔑视自然生态规律、践踏自然生态之美的结果必然是使自己沦为陷人类于困境和危机的罪人。现代高科技无疑为人类的审美文化打开了一个神奇的领域，它的美学意义有待于冷静的考察和思索。但是，高科技把人置于各种创造物（包括人工信息）的层层包围攻之中，使人失去了同自然的直接联系和真实感受。由于丧失了这种生命体验的直感，也就使人的与生俱来的同大自然相沟通的灵气逐渐枯萎。大自然从那生命整体中发出的节律如果被单向的电磁波所取代，人的生命的整体和谐和整体向力也就会发生畸变。人是自然的系统生成之物。被现实生活的片面性、破坏性和间接性弄得身心交瘁、灵魂无根的人，只有在自然生态之美的怀抱中才能手实现生命及其灵魂的康复。这既是人类古老的经验，也一定是恒久的法则。

由于生态观念本来就涉及自然与人之间和人自身生命存在和生成的最本真、最深层的奥秘，人本生态学与美学的关系就既是根本的，也是全面的。所谓“美学革命”，首先应当是美学自身的“革命”。向生态思潮吸取智慧，就是这场“革命”启动的重要途径。只有从人本生态学出发的美学，才可能对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努力给予切实有力的学理支持。而这也正是关系着21世纪中国美学理论走向的重要课题。

①见《文艺研究》1994年第4期第159页。

②对于本体论这个哲学根本问题，马克思从世界的生成性作出了综合的、整体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包括人类及其社会历史在内的自然史，乃是自然界生成为人即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世界的本体就是自然向人生成的本体。这个思想，把哲学史上先后出现的物质本体论、精神（理性）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等的合理因素加以综合，并通过实践中介予以序化建构，揭示出本体的生成性。这就是笔者所说的“生成本体论”。从生成本体论看生态，就应把生态学建立在生成本体论的基础上，即使是生态学的原生形态自然生态学，也不能孤立地看待自然而应当立足于自然向人生成及人与自然之间被实践和社会中介化了的关系，去确立人在生态生成中既是目的（“为了人”）也是工具（“通过人”）的主体地位。这种生态学主张以人及其生成为终极价值标准的观念，因此称为“人本生态观”。详见《从生成本体论到人本生态观——对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说的生态哲学阐释》，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③[德]福尔迈：《进化认识论》，第125页。

④《上蔡语录·上》。

⑤[德]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第187页。

⑥比利时学者P·迪维诺在所著《生态学概论》中论述了由于文明化而带来的精神污染。

篇9

一、课程生态观的内涵

课程生态观从本质上说，就是强调自然、社会和人在课程体系中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发展。生态主义课程目标致力于充分自由和完全解放的公民的培养，注重课程目标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意识与潜意识的统一以及课程目标的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的辩证统一。课程生态观要求课程应当关注生命，回归生活，注重学生的持续发展。

（一）关注生命。个体蕴藏在生命本质之中，教育的本质即是与生命同在。课程的设置不能单纯以传授知识为唯一目标。而要使学生的情感、意志、行为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生命的成长、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课程的发展也应是动态的，其动态性的特征能够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窒息生命、压抑生命必然表现在对个性的束缚上！因此体现人文情感关怀是课程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回归生活。学校课程重返生活世界，找回失落的主体意识，确立一种新的课程生态观，是当代课程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它关系到21世纪教育的成败与人类自身的命运。设置课程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获得完整、系统的知识能力，获得持续的成长与发展。课程必须以人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而超越理性生活。建构一个真切可能的完整生活世界。

（三）注重可持续发展。“由于人在本质上既是一种生理意义上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超越生命的存在。因此人的存在的本真涵义更趋于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人的可能性存在实际上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2]“从表面上看，可持续发展解决的主要是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它要解决的则是人本身的持续发展问题。人的自我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3]，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透视课程，首先应着眼于使个体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即终生学习的能力。

二、确立课程生态观的必要性

（一）社会发展对课程的基本要求。可持续性发展、和谐发展是21世纪对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我国自改革开放后，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但同时也逐渐破坏了生态环境。当前在我国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应当提倡生态课程，让学生面对生活、面对社会、面对现实健康成长。

（二）课程自身的特点。课程是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动态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是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素质高、能力强的公民，课程在基础教育中起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作用。确立生态课程观，让课程回到生态系统中才能回归课程本身的特点，才能使学生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有机融合。

（三）新课改的基本追求。在价值取向上，新课改强调要真正确立起系统、整体观念。学生健全的人格，丰富的个性，能处理好与自然、社会、他人及自我的关系，比考试分数更重要。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时时体现出对人性的尊重和人文的关怀，为学生提供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这些决定了课改应该以生态课程观作为基本追求。

三、课程生态观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

（一）制定生态化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大体可分为三部分：第一，教案，它是静态文本的加工物。以文本形式出现，蕴涵着能动的力量，能够为课堂教学做出前提准备，成为能动的教学内容。第二，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它告诉教师和学生一门课程到底该学什么，能够依据课程标准系统地、准确地反映出学科的教学内容。第三，教学过程中创造的教学内容，该部分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创造的。

（二）倡导生态化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1.坚持可持续发展性原则：大学英语教学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应该以培养个体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重点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此大学英语教学的可持续发展要顾及全面，以整体为出发点全面发展。

2.坚持开放性的原则：教师和学生都是有一定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主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具有了不同的个体特征，所以开放性就是每位师生个性特征和经验的开放。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也具有开放性，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水平设置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内容一成不变的形式，多设置与社会生活相关的教学活动。

3.坚持整体性的原则：不难看出，整个大学英语教学系统的主体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其他多元素因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在整个教学系统中各个成员发挥不同的作用，各要素没有主次之分，不可替代。只有各生态要素协同发展，大学英语教学系统整体功能才得以充分发挥，实现整体作用。

（三）采用生态化的教学技术。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从教育生态学视角审视当前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及其教学，可发现诸多的生态失衡现象。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改革大学英语教学，使之成为大学英语课程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实现该系统的生态平衡，促使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入兼容、动态的良性发展轨道。

（四）进行生态化的课程评价

1.课程评价主体多元化：过去的课程评价，教师按照专家和教育管理人员制定的评价目标、尺度、方法执行评价。而生态化课程评价则依据生态学整体、联系的理念，它主张课程评价主体多元化，教师、学生、学校、社会、家庭等主动地参与到课程评价中，公平、公正、全方位地对课程的各个环节进行评价。

2.课程评价方式多样化：单一的、量化的评价方式下，学生们的见解不被认可。在没有批判意识、创新精?r的学习评价中得不到和鼓励，而无法全而、真实地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这种评价方法是不符合生态学理论的。采用多种评价方式是符合生态学理念的。一般来说，评价方式主要也括质性评价方式、量性评价方式以及元评价等几种方法。这三种评价方式各有优劣，相互补充，所以在评价过程中，应充分利用这三种评价方式，发挥每种评价方式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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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生培养；存在问题；解决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6-0212-02

一、引言

随着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降低、自然资源短缺、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等问题的日益涌现，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当前，“生态文明”、发展“绿色产业”等已经上升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生态学这一学科也愈加受到公众的关注与重视。生态学原本作为生物学的分支学科，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由于生态学专业的多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现实生产生活中所出现的诸多环境与生物方面的问题多能从生态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找到解决办法，生态学专业也逐渐成为热门专业，特别是硕士研究生的报考过程中，生态学经常是学生选择报考的热门研究方向。然而，在这欣欣向荣的热闹局面下，却隐藏着许多问题并逐渐暴露出来，着重反映在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方面。而这些问题也是作者在近年来进行生态学研究生教学培养过程中所发现的，虽然不能说具有完全的普遍性，但是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希望通过提出并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过程，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并为将来生态学专业研究生甚至本科生的培养提供可供参考的方法。

二、存在的问题

（一）片面地理解生态学的学科任务

许多报考生态学专业的学生多存在对该学科认识不足的问题。大部分学生都将生态学专业与环境学专业等同，认为生态学就是治理污染、整治环境的一门学科。作者曾经就“为什么报考生态学专业”这个问题询问过多位刚刚考上生态学专业研究生的学生，半数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因为现在环境污染问题很严重，学习生态学能够治理环境”，或是“有关生态环境的问题现在都是热门问题，学好生态学以后好找工作”，等等。这样的答案充分体现出学生对生态学这门学科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知必然会影响该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后续的学习水平，甚至是学习态度。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生物的生存、繁衍、演化都离不开环境，可以说生态学的核心研究任务是探索环境对生物的影响以及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和影响。然而，由于受到当前整个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环境问题的影响，促使我们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超乎以往的关注，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社会大众普遍认为“生态学是治理环境的一门科学”或是“生态学就是环境学”。因此，帮助学生纠正这一错误理解，为他们讲解完整的生态学学科体系和正确的生态学研究任务，应该成为新生入学后的第一课。

（二）忽略或不重视生态学的基础学习及研究

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学习是每一门学科的必要学习环节，也是生态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需要进行重点理解和掌握的方面。生态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尽管具有门类众多的分支学科，但生态学兼具理论和应用、基础与创新的研究方向。因此，在针对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相关课程中，需要设定符合这门学科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培养方案，开设多门有关生态学的相关课程，如理论生态学、应用生态学、基础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另外也可以根据区域发展的特色，开设诸如流域生态学、植被生态学、农业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等方面的科目。以上的学科是每位生态学方向的研究生在一年级阶段展开全面学习的主要内容，都需要基于对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充分理解和掌握，才能够进入到对特定科学问题进行提炼并展开深入研究的阶段。

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作者发现大部分学生通常忽略了对基础知识的有效累积，部分学生往往只注重应用研究，或者宁愿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相关的统计分析软件，而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再深入理解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重要理论。这也导致了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虽然已经掌握了生态学方面的相关软件，并能够通过操作这些软件对一些问题进行统计分析，但是却不能针对研究结果展开合理解释，出现了只会做图而不会分析的尴尬局面，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部分学生都不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储备。另外，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表现出比较浮躁的学习态度，并且缺少主动思考的能力以及对科研学习的兴趣和探索精神，等等。这些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大大降低了学习和教学效果，因此这迫切地需要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寻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

（三）缺乏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

生态学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一门学科，大部分的分支学科（如植被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等）都需要进行野外的实践调查研究。因此，进入生态学专业学习的研究生，一般均被要求进行室内或室外的调查和实验。例如在一年之中，研究生需要针对所要研究的不同生物类别，分春、夏、秋等不同季节依次展开野外调查。野外实验是生态学中重要的研究方法和获取第一手数据的有效手段，也是将课堂和书本中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运用于实际，接受现实检验的有效途径。一方面，野外实验能够帮助我们发现现实世界中所实际存在的科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野外调查和实验所获取的数据能够有利于研究者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也一直是生态学这门学科进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

然而，目前在针对生态学方向研究生的教学过程中普遍遇到的情况是，大部分的学生缺乏主动参与到野外实践调查的积极性，不能独立制订野外调查计划和具体实施事宜，甚至部分学生在野外调查工作中消极应付，这些都是造成学生无法主动发现科学问题，展开实际调查研究的本质原因。此外，许多学生通常还会将理论与实际问题相分离，只会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验、处理数据、绘制图表，却无法解释清楚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真实规律。这其实是缺乏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同时也是造成目前很多学生无法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主要原因。

三、解决方案

（一）加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并出台相应的考核机制

基于对当前生态学专业研究生教学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本研究认为应该首先加强对研究生的基础理论课的教学，通过对生态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中的基础理论的讲解，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为之后实践教学的开展奠定基础。

目前我国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大多缺少严格的考核机制，加之社会影响以及学生自身的原因，导致了研究生的教育质量一年不如一年，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浪费了教学资源，也并不能成功实现科研人才的培养。因此，本研究认为，针对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教学，需要制定严格的考核机制，如可以开展不定期的随堂考，课堂上加强提问以及讨论环节，老师在课堂上随即根据学生的表现进行打分，最终按照一定的评分标准，将这部分的成绩纳入到学科成绩中。这样的考核机制一方面能够随时检验学生的课堂听课效果，同时也能督促学生的学习以及提高学习积极性。

（二）在实践教学中设置考核环节，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和相互学习的积极性

社会的发展需要能够将专业知识和客观规律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在培养生态学专业方向研究生的过程中，需要着重提高学生们提出科学问题的能力，并引导学生自己去寻找研究方法或制订实验方案，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开展野外或室内的实验工作，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学方向的科研人才的培养。

由于受到时间、人力和物力的影响，在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野外实践调查或室内实验的过程中，很少会专门针对学生的调查和实验过程设置考核环节，这就易于导致部分学生可能会产生缺少积极性、怕苦怕累的消极思想。因此，在实践教学的环节中，就需要教师主动参与进来，不仅仅是充当“指挥者”，而是要善于成为一名“旁观者”，观察学生的调查以及操作过程，真正的让学生成为实践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天实验结束后，学生都要撰写当天的调查或实验日志，需要向老师汇报每天的野外调查或室内实验的进展情况，并就调查和实验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与教师展开讨论，与此同时制订好第二天的研究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对每位学生的实际表现进行评分。这样能够为切实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们的工作积极性提供有力的条件。另外，教师可以在野外实验过程中，特意安排不同研究方向的学生在一起共同完成工作，这样可以为学生提供了解其他研究方向的机会，扩展知识面，提高学生们相互学习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王晓漫，王宗萍.研究生培养条件影响研究生质量的实证分析[J].教育科学，2008，24（2）.

[2]铁铮.研究生质量“再思量”[J].北京教育（高教），2015，（3）.

[3]宋克慧，田圣会，彭庆文.应用型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及其培养[J].高等教育研究，2012，33（7）.

[4]王守林，刘起展，张正东，李忠，周建伟，王心如.构建学术交流平台，提升研究生创新思维能力[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