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类型、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知名学者，对其著作进行研读，对我们的学习、研究具有极强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独到之处。故选择论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精读。三篇文章分别从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考古学文化命名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无论是在考古学理论研究还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都是时常碰到的核心问题。本文分别从文章的主要内容、观点等方面做介绍。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曾发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系统的介绍了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文章第一部分，详细介绍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做出指导意见的具体论述及相关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举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独到见解，如：指出应在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中应强调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文章第三部分，介绍各家对考古学文化“三要素” 的观点，同时指出考古学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创新之处，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

二、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

《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文章主要围绕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确立及关系问题展开论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1959年，类型划分问题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庙底沟、后者早于前者、两者同时并存这三种说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庙底沟早于半坡这一最初的简单论证，安志敏、马承源学者的观点。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绍了一个完全相反观点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简要的地层关系报告，它对两类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个新论证，即同时并存（犬牙交错的两个类型）。

三、对考古学文化渊源的解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从文章题目可知该文重点探讨仰韶文化“渊源”，即仰韶文化的“源头”问题。该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叙述。第一部分，80年代确定仰韶文化源头的历程。安特生将河南、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梁思永先生发现了安阳后岗“三叠层”，尹达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来说”、“六期说”。但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第二部分，从多源观到一源观。“分源”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发表了相似的“分源”观点，严文明先生建议将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将后岗―大司空和半坡―庙底沟作为两个不同系统区分开来。第三部分，关于仰韶文化与仰韶体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追本最为切要。目前学界构建的大仰韶文化体系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内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将陇东―关中―陕南―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岭下层划为前仰韶文化。周边分布区分别命名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来源问题。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来源。同时“北首岭类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一个中间类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渊源，但北首岭类型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缺环。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纪没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几点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确认”程序）中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的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这是他的创新之处。

2、通过这三篇文章的阅读，发现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出发点分别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渊源的探索问题。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在考古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呢？

3、欲对一个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应当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幅度。这项研究中通常要用到类型学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层学的运用。

4、同样的地层，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王先生在《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中指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证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怎样解决，现在似乎还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来。在考古学研究中，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基本理论，关于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内容上文已做详细阐述，但是如何正确熟练的运用这些理论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

5、通过阅读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对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是这也是我们不断改进研究方法的动力，前人在探索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长时期的坚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2]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8期。

[3]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马承源：《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考古》1961年7期。

[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1期。

[7]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4期。

[8]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篇2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

关键词：艺术考古学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一、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菩萨湾；摩崖造像；唐末五代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3-0035-11

Abstract： There is a cliff sculpture of the Pusawan， or Bodhisattva Bay， in Yueyang Town， Anyue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consisting of nineteen niches filled with various Buddhist sculptures. Many motifs and classic Buddhist figures have been found， including the thousand-Buddha motif， Pure Land illustrations， thousand-armed and thousand-eyed Avalokitesvaras， Fifty-three Buddhas， Buddhas of the Ten Directions； even an inscription explaining why these sculptures were made is present in niche five.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s and styles of the sculpture as well as the inscription， the sculptures were mainly made during two periods， the first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second from the Qing dynasty till today. The work from the former period account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sculptures.

Keywords： Pusawan（Bodhisattva Bay）； cliff sculpture； later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造像点概况

菩萨湾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安岳县东北1.5公里的岳阳镇新村一组菩萨湾东面山腰上，地理坐标为北纬30°06′39.0″，东经105°21′13.9″，海拔323.9米。现存摩崖造像19龛，2012年被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造像开凿在3个呈“品”字形排列的石包上。1号石包位置略低，平面呈方形（图1），东面开第6―8龛，南面开第3―5龛，西面开第1―2龛，北面开第10―12龛，东面与北面转角处开第9龛。2号石包位于1号石包东南15米的现代寺院建筑内，位置略高（图2），北侧崖面由东向西依次开第13―16龛。3号石包位于2号石包东北侧约10米，石包上部脱落不存，其上开第17―19龛（图3）。

2008年7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安岳县文物局对该摩崖造像点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对1号石包的12龛造像进行编号（第1―12龛）。2014年7―9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文物局联合组成调查队，对该摩崖造像点进行了仔细调查和记录，并首次对2、3号石包上的造像进行编号（第13―19龛）。

二 龛窟介绍

第1龛

该龛为单层方形龛，平面呈弧形，左壁及底部左侧破坏、残损严重，龛宽100厘米、高170厘米、深96厘米，龛向316度{1}。右壁下部有纵向裂隙，龛外顶部有圆形凿孔，正壁前低台左侧现代水泥修补。正壁前起1厘米的低台，台上造一像，连座高102厘米，像高87厘米。头顶有一个八角形华盖，装饰璎珞，华盖下方、造像头顶有一个扁圆形物。造像头戴风帽，面部方圆，有圆形头光；颈部残存两道蚕纹，着交领袈裟；左手于腹前托一圆形物；右手于右胸前持禅杖；左腿下垂，跣足踩于莲蓬上；右腿曲起，平放于身前；半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上。台座上部覆帷幔，束腰装饰立柱。座前中部有卷曲莲茎，其中伸出莲蕾、莲叶、莲蓬。低台右侧凿一兽，头部残，面向龛外，四足趴跪。龛内左侧下部似有一人轮廓，残不可识。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造像均在现代被改刻、妆彩。

第2龛

该龛为单层方形龛，顶部左侧左壁及右壁下部均残损，龛内中上部有凿孔，底部被水泥覆盖。龛残宽340厘米、残高252厘米、深46厘米，龛向316度。正壁中央开单层圆拱形小龛，平面呈弧形。龛面呈尖桃形，装饰火焰纹，左右壁及底部皆残，宽35厘米、高37厘米、深5厘米。龛内正壁造三身像。中央主尊上身残，风化严重，残高25厘米，仅可见结跏趺坐于仰莲台座上。台座底部呈四瓣形，装饰四瓣形花纹。左右侧各有一像，仅存残迹。正壁及右壁均造千佛19排，大多风化严重。千佛头上有肉髻，均结跏趺坐于上平下弧形台座上，一般连座高14厘米、像高10厘米。袈裟有三种：一为通肩式袈裟；一为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o支；还有偏衫式袈裟。姿势有两种：或双手置于腹前，或双手置于胸前（图4）。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

第3龛

该龛为方形龛，平面呈横长方形，现仅存中下部及左壁下部两侧，宽168厘米、残高180厘米、残深32厘米，龛向140度。

正壁中央雕一像，坐于高台上，头部、左右手均已无存，连座高120厘米，像高70厘米。双层圆形头光、身光，外饰一圈火焰纹。雕像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o支，其上束带打结，胸前戴圆环状项圈，项圈两侧及中部各有饰件垂下，中部饰件呈十字形；左手似托宝珠置于腹前，右手举于右胸前，盘右腿，左腿垂下，踩于仰莲圆台上，跣足。台座分两层，上层为束腰方座，底部刻二莲枝，分别自中央伸出，伸向左右，莲枝下部饰卷云纹；下层为方形，方形台上左右各置一莲台，莲台上各置一物，莲台中央似有一物突起。台座底部雕一狮子，朝向右侧，右前腿前伸，按宝珠，左前腿直立，左后腿前屈，作蹲坐状，尾部翘起，似回首龛外（图5）。

主尊头顶上方及左侧各雕祥云，仅存左侧祥云的底部。左侧祥云中有从像三身，高28厘米。左起第三身着袈裟，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圆台上。另两身从像风化脱落较为严重，残不可识。主尊左右各一立像，均高49厘米。左侧为一菩萨像，头挽髻，披巾自两肩垂下，于腹前横两道后经小臂下垂及座，下着长裙，双手执禅杖。禅杖顶部装饰复杂，风化不识。右侧立像上半身及圆台残，着袈裟，下身着裙。

主尊左右各雕四排像，从上至下第一、二排各两身，第三、四排各三身。第一至第三排像，均高35厘米。第四排像高49厘米。每身头部内侧均阴刻一竖长方形框，内磨平，字迹无存。左侧从上至下第一排左起第一身残；第二身双手似置于胸前，倚坐于方台上。第二排左起第一身头挽髻，右手执棍状物置于胸前；第二身似着袈裟，双手捧方形物置于胸前，倚坐于方台上。第三排左起第一身头戴冠，着交领广袖大衣，足穿鞋立于圆台上；第二身头似戴冠，双手捧物置于胸前，倚坐于方台上；第三身左手在下，右手在上托物置于胸前，倚坐于方台上。第四排左起第一身头戴冠，面目狰狞，髭髯，着广袖大衣，双手抱棍状物置于左胸前，倚坐于方台上；第二身头戴冠，头微右偏，左手托物置于左腹前，右手举于右胸前，倚坐于方台上；第三身头戴冠，双手交叠，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托竖长方形物置于右胸前，倚坐于方台上。右侧自上而下第一排已不存。第二排右起第一身坐于方台上；第二身头似挽髻，发辫垂肩，着广袖大衣，双手捧一竖长方形物置于胸前，倚坐于方台上。第三排右起第一身为立像，两侧披巾下垂及座，左手置于腹前；第二身头戴冠，双手置于腹前，倚坐于方台上；第三身似头戴盔，双手置于腹前，身体微左转，倚坐于方台上。第四排右起第一身双手捧物于腹前，倚坐于方台上；第二身头戴冠，髭髯，双手执竖长方形物置于左胸前，倚坐于方台上；第三身头似戴盔，上身着铠甲，双手托物置于左胸前，倚坐于方台上。

另左壁底部雕一立像，光头，着袈裟，双手合十置于胸前，跣足。龛窟年代为唐宋时期。

第4龛

该龛为双层方形龛，内、外龛平面皆呈横长方形，内、外龛右壁被第3龛左壁破坏。外龛残宽193厘米、高190厘米、残深105厘米；内龛宽180厘米、高176厘米、深73厘米。龛向135度。

内龛正壁雕西方净土，正壁中央高浮雕一佛二菩萨，均结跏趺坐于仰莲台座上（图6）。佛像连座69厘米，像高48厘米。身后有举身光，高肉髻，颈部有三道蚕纹，着通肩袈裟，衣纹于胸腹前呈浅U字形，双手交叠，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掌心向上置于腹前，仰莲座底部雕出三个椭圆状物，其上各雕一壶门。

左侧菩萨连座高67厘米，像高48厘米，头后有尖桃形头光，分为三层：内侧一层饰花瓣，中层为连珠纹，外侧一层为火焰纹。身后有内素面外火焰纹身光。菩萨戴高冠，发辫覆肩，缯带自两耳后下垂及肘，颈部有三道蚕纹，胸前戴圆形状项圈，项圈上有挂饰及缨络垂下，缨络经腹前自两膝折向身后，饰腕钏，上身斜披胳腋，两侧披帛自双肩垂下搭小肩后下垂及座，双手托圆柱装物置于腹前。

右侧菩萨连座高65厘米，像高47厘米，头光、身光与左侧菩萨同，头戴高冠，发辫垂肩，颈部有三道蚕纹，缯带自两耳后下垂及肘，胸前所戴项圈及缨络、腕钏、络腋与左侧菩萨同，双手托莲蕾置于胸腹前。

佛与两侧菩萨之间各有一弟子立像，头后均有圆素头光，着交领袈裟，双手合十于胸前。右侧弟子颈部三道蚕纹。佛与两侧菩萨座间各有一身菩萨坐像，均结跏趺坐于仰莲台座上，发辫垂肩，上身斜披络腋，两侧披巾自两肩垂下搭小臂后下垂及莲座，双手合十于胸前。

佛头顶浅浮雕华盖。华盖两端向内卷曲，顶端饰火焰纹，内置宝珠。华盖底部有挂饰垂下，中间挂饰向左右分别伸出长飘带。飘带缠绕，各形成三圆圈，飘带尾部飘向龛顶。左侧左起第一圆圈内雕一佛二弟子。佛有高肉髻，双耳硕大，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覆莲台上。两侧弟子均为立像，身体微侧向主尊。第二圆圈内雕一菩萨二弟子。菩萨头顶向上突起，两侧缯带下垂及肩，身着袈裟，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覆莲台座上。两侧弟子均为立像。第三圆圈内雕一佛二弟子。佛头顶向上高高突起呈三角状，双耳硕大，身着袈裟，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覆莲台座上。两侧弟子均为立像。右侧右起第一圆圈，雕一佛二弟子。佛头顶向上突起，双耳硕大，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覆莲台座上。两侧弟子均为立像，微侧向主尊。第二圆圈内雕一菩萨二弟子。菩萨头顶向上突起，两侧缯带下垂及肩，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覆莲台座上。两侧弟子均为立像。第三圆圈内雕一佛二弟子。佛头顶向上突起，双耳硕大，着袈裟，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覆莲台座上。两侧飘带末端各雕一朵祥云。祥云内各雕五身像，分两排。前排为三身佛像，着袈裟，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后排两身菩萨立像，头顶向上突起，两侧缯带下垂及肩，似着袈裟，双手置于胸前。

华盖后雕一楼阁（图7），可见围栏、圆柱、屋顶，屋檐两角向上翘起，鸱尾回首相向。圆柱将楼阁分为三开间，左右二开间前方各雕一立像，风化不可识。屋檐外侧各有一飞天，朝向楼阁，回首看龛外，身后飘带高高飘起。左侧飞天双手举物于身体两侧，双腿向后翘起；右侧飞天双手托物于胸前，双腿向后翘起。

两侧菩萨外侧各雕一经幢。幢座分五层：从下至上第一层为圆形覆莲状；第二层为圆球状，上饰卷云纹；第三层为素面盘状；第四层同第一层；第四、五层束腰；第五层为圆形仰莲台座。幢身为八棱柱状。幢顶分七层：从下至上第一、三、五、六层为圆形仰莲状；第二层为圆球状，上饰卷云纹；第四层为方形，中央开小龛，内一坐佛；第七层为尖桃形。经幢下方各雕一坐像，头后均有圆形素面头光、身光，挽高发髻，两侧缯带下垂及肩，上身斜披络腋，披帛自两肩垂下，搭两臂后下垂及座。左侧菩萨盘左腿，右腿曲起；右侧菩萨盘右腿，左腿曲起，身体微转向主尊，坐于仰莲方座上，脸朝向龛外。经幢外侧各雕八边形双层楼阁，雕出围栏、圆柱、屋檐。从下至上：第一层中央雕一佛二弟子，佛帐自顶部及两侧垂下。佛有高肉髻，双耳硕大，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两侧弟子均立像，双手置于胸前。第二层中央雕一佛二弟子，佛帐自顶部及两侧垂下。佛有高肉髻，双耳硕大，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两侧弟子均立像，双手置于胸前。第二层上为八角攒尖顶。双层楼阁底部外侧各雕一立像，头后有内圆外尖桃形头光，肉髻较高，双耳硕大，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置于腹前。双层楼阁底部内侧各雕一菩萨立像，尖桃形头光，挽高发髻，发辫垂肩，颈部有蚕纹，上身披络腋，下着长裙，披巾自两肩垂下，于腹前横过一道后经两臂下垂及底。左侧菩萨双手托圆盘，内盛火焰状物置于胸前；右侧菩萨双手托物置于胸前。二者均微侧身向主尊，回首龛外。

主尊及二菩萨底部雕通壁围栏。围栏上部中央雕二菩萨立于方形莲台上，均有圆形头光，头挽高髻，发辫垂肩，上身披络腋，下着长裙，腰束带，裙腰外翻，双手执飘带，身体微内倾。二立菩萨左右各雕七身菩萨，结跏趺坐于覆莲圆台上，均有圆形头光、身光，挽高髻，颈部有蚕纹，上身披络腋，下着裙，腰束带，裙腰外翻，披巾自两肩垂下，搭小臂后下垂及座，双手合十于胸前，身体微侧向主尊，头微偏，仰视主尊。

围栏下部中央雕双头鸟，双翅张开，尾部翘起，两头相背，踩于圆台上。圆台左右各雕一鸟相向而立。双头鸟两侧各雕人首鸟身形象，头后有双层圆形头光，头挽高发髻，尾部翘起，双手执物置于胸前。人首鸟身造像外侧各雕四身伎乐，均朝向主尊而坐，回首向龛外，头后有圆形头光，挽高发髻。左侧左起第一身似捧笙，第二身捧圆形物，第三身似抚五弦琴，第四身似执横笛。右侧右起第一、二身仅存轮廓，第三身似执横笛，第四身捧柱状物。乐器均置于头前做吹奏状，两侧伎乐外侧各雕一菩萨立像，头后有内圆外尖桃形头光，挽高髻，发辫垂肩，上身披络腋，下着长裙，披巾自两肩垂下搭两臂后下垂及底，双手举于胸前，身体微转向内侧，回首龛外。菩萨外侧各雕一佛，均结跏趺坐于仰莲台座上，有内圆外尖桃形头光，高肉髻，双耳硕大，颈部有蚕纹，着通肩式袈裟。左侧坐佛左手置于胸前，右手置于右膝处；右侧坐佛右手置于胸前，左手置于左膝处。

双头鸟及伎乐下部又雕一重围栏。围栏中央雕水池。水池中伸出莲叶及莲蕾，其周围雕有水波纹。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

第5龛

该龛为外方内圆拱形龛。外龛顶部及左右壁皆残损，底部被凿去，现为水泥地面，宽210厘米、残高232厘米、残深135厘米。内龛顶部及左右壁上方残，平面呈长方形，宽187厘米、高230厘米、深87厘米，龛向135度。龛顶左部有巨大裂缝贯穿左壁与后壁交界处。龛外左右壁上部有方形凿孔，左壁有圆形凿孔。

龛内正壁底起低台，正壁中央开圆拱形小龛，龛面呈尖拱形，平面呈长方形，宽81厘米、高62厘米、深10厘米。小龛正壁造三佛（图8）。中间一佛头部残，连座高51厘米，像高31厘米，肉髻，双耳硕大，有内圆外尖桃形头光，颈部三道蚕纹，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o支；双层椭圆形身光，双手掌心向上置于腹前，上覆布帛，上有圆形物，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仰莲台座上。台座上部覆帷幔，下部装饰双瓣莲花。左侧佛像头部残，连座高51厘米，像高32厘米，肉髻，双耳硕大，有内圆外尖桃形头光，颈部三道蚕纹，着通肩式袈裟，有双层椭圆形身光，双手于腹前结弥陀印，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上。台座上覆帷幔，束腰装饰立柱。右侧佛像头部残，连座高52厘米，像高32厘米，肉髻，双耳硕大，有内圆外尖桃形头光，颈部两道蚕纹，着通肩式袈裟，有双层椭圆形身光，左手于腰前托宝珠，上有火焰，右手抚右膝，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上。台座上覆帷幔，束腰装饰立柱。

正壁除中央小龛三尊佛像外，另造五十佛，从上至下共分为六排，第一排造佛9身，第二排10身，第三排6身，第四排4身，第五排11身，第六排10身。佛像除两身戴风帽者，均有肉髻，双耳硕大。所有佛像均有尖桃形头光、颈部三道蚕纹，结跏趺坐于方形仰莲台座上。莲座下皆有莲茎相接，莲茎上伸出莲蕾、莲叶。佛像连座一般高28厘米，像高21厘米。

第一排左起第一身，残不可识；第二身，双手置于胸前；第三身，双手于腹前托圆形物；第四身，双手置于腹前；第五身，同第二身；第六身，着通肩式袈裟，掌心向上，持圆形物于腹前；第七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于腹前托圆球形物；第八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于胸前合十；第九身，双手笼于袖中置于胸前。

第二排左起第一身残不可识；第二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掌心向上托圆形物于腹前；第三身，戴风帽，双手笼于袖中置于胸前；第四身，双手置于腹前；第五身，残不可识；第六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于腹前结弥陀印；第七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于腹前托圆球形物；第八身，着通肩式袈裟，左手抚左膝，右手置于胸前；第九身，同第六身；第十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置于腹前，上似搭布帛。布帛上有一圆形物，分两层。

第三排佛像均着通肩式袈裟，左起第一身，双手托宝珠于腹前；第二身，双手托；第三身，双手于胸前合十；第四身，同第三身；第五身，戴风帽，双手笼于袖中置于腹前；第六身，双手于腹前托宝珠。宝珠上有火焰。

第四排左起前三身均着通肩式袈裟。左起第一身，双手置于腹前，掌上搭布帛，上有圆球形物；第二身，左手置于胸前，右手抚右膝；第三身，左手抚左膝，右手置于胸前；第四身，双手置于腹前，掌上搭布帛，上有圆形物，分两层。

第五排佛像均着通肩式袈裟。左起第一身，双手笼于袖中置于胸前；第二身，双手于腹前结弥陀印；第三身，双手于腹前托；第四身，双手于胸前合十；第五身，双手掌心向上置于腹前；第六身，双手于腹前托圆球形物；第七身，同第二身；第八身，双手于胸前合十；第九身，同第三身；第十身，同第五身；第十一身，同第一身。

第六排左起第一身，着偏衫式袈裟，双手置于袈裟之中；第二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笼于袖中置于腹前；第三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于腹前托圆球形物，分两层；第四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于腹前结弥陀印；第五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o支，腹前束带打结；第六身，同第二身；第七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于腹前托；第八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置于腹前；第九身，同第一身；第十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于腹前托圆球形物。

龛内右壁中部刻一碑，有碑首、碑身、碑座。碑首呈梯形，中部装饰卷云纹；碑座呈梯形，装饰覆莲瓣；碑身呈长方形，宽51厘米、高110厘米，阴刻楷书题记12行，满行18字，共存181字（图9），全文如下：“敬造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并二菩萨一龛/敬造五十三佛一龛/右弟子白绍少在使劾职卅余年累主持/使钱投重务罢归乡久蒙差署勾覆官阻为征/讨宦（）人迫作十恶五逆无门忏悔今已年七/十有恶之身然远遂发（）心于此上代/内石上件功德今已成k伏/为白慕道见后发愿求来世中常于/十生诵持不退转何多罗三藐/三菩眷属往生净土/……二果永为供养/……可……男儿使官可求。”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

第6龛

该龛为单层方形龛，平面近方形。龛顶右侧表层脱落，龛口、四壁风化严重。宽226厘米、高170厘米、深55厘米，龛向120度。龛外右壁上部有两圆形凿孔，右上角坍塌处延伸一道裂缝，纵向贯穿右壁。龛内有大面积烟熏痕迹。

龛内正壁底部开高22厘米的低台，台上正壁造千手观音及其眷属、十坐佛（图10）。千手观音位于正壁中部，面部、手部、足部及台座残。连座高131厘米，像高124厘米。千手观音戴镂空卷草纹高冠，面部方圆，双耳垂肩，头两侧缯带下垂，颈部有三道蚕纹。胸前戴宽带圆形项圈，中部装饰几何形花纹，项圈下部装饰卷草纹。胸前至膝前垂饰璎珞。着双领下垂式袈裟。披巾自左右肩垂下后，横过身前，持于膝前两手中，垂于座前。身后有尖桃形身光，边缘装饰一圈卷草纹。跣足，倚坐于方形台座上，足下踏方形仰莲台。左右侧各残存20手，最上两手捧化佛于头顶；胸前两手合十；腹前两手拇指和食指相连，捧圆形物；膝前两手掌心向上，执帔帛。左侧由上到下，可见一佛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方形双层台座上，身后有尖桃形身光；其下一手持圆形铜镜，中部有日形钮，右侧一手持莲蕾；其下一手持盾牌，盾牌前雕出狰狞兽面，右侧手持弓；其下数手持物皆残；最下一手掌心向外，置于身左侧。右侧从上至下，一手持圆形物；其下一手持宝塔，宝塔为方形楼阁式，分两层；再下一手持一环形物；再下一手持方形物，上有一“人”字形顶；再下一手持短棍形物；最下一手掌心向外，置于身右侧。

台座左右前方分别跪饿鬼贫儿。左侧饿鬼头部、左肩及双手残，残高124厘米，双手置于身前，上身，腰束带，下着裤，面向右侧而跪。右侧贫儿面部风化，高37厘米，头戴冠，冠带垂于身后，着圆领长袍，腰束带，双手于身前持长条形口袋，面向左侧而跪。饿鬼左侧及贫儿右侧分别跪一男一女。左侧男子的头冠、面部残，高46厘米，面部丰圆，颈部残存两道蚕纹，帔帛自左右肩垂下，横过腹前，绕左右臂后垂于身侧，腰束带，下着裤，跣足，双手于胸前合十，面向右前方伏跪。右侧女性左胸残，全身风化严重，高40厘米，头束高髻，面部丰圆，颈部残存一道蚕纹，右侧帔帛自右肩垂下，绕右臂后垂于身侧，腰束带，下着裤，跣足，双手腕戴镯，于胸前合十，面向左前方伏跪。

男子左侧立一男子，面部、足部残，高77厘米。头上有小髻，双目圆睁，面容狰狞，下颌存三角形胡须。衣服从左肩处垂下，经腹前于右腰侧绕向身后，腰束带，下着裙，足部着“T”字形履。左手握拳置于右胸前，右手持锏置于身侧，微向右前方而立。

女子右侧立一身像，头部及双手残，高62厘米。着圆领广袖大衣，腰束带，下着裙，双足着云头鞋，双手置于腹前，微面向左前方而立。

龛内后壁左右侧上部各有五身坐佛，皆坐于方形台上。台座高8厘米。座前装饰似花纹，外部为四花瓣形，内部装饰卷云纹。台座上左侧五身佛像头部残，均高12厘米，结跏趺坐。左起第一身，双手笼于袖中，置于腹前；第二身，着交领袈裟，双手置于胸前，手上覆盖布帛；第三身，着通肩袈裟，双手笼于袖中置于腹前；第四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置于胸前，手上覆盖布帛；第五身，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置于腹前。右侧五身佛像均风化严重，均高12厘米，结跏趺坐。左起第一、三身双手置于腹前；第二身双手置于胸前；第四、五身姿势残不可识。

左右壁前各造一身天王像。左侧一身，左手、足部残，风化严重，高90厘米。戴冠，冠上部后侧立呈拱形，冠前装饰放射形纹饰，头后垂发。双耳下垂及肩。身着盔甲，飘带绕过膝前飘于身侧。右手腕戴手镯，叉腰，呈立姿。足着履，足下有低台，上部刻斜井字形凹槽，可能表现山形座。右侧一身头部、右臂及双足残，残高97厘米。头戴冠，头后垂发。身着盔甲，腰束带，飘带绕过膝前飘于左右侧。双手掌心向下，于腹前持剑，呈立姿。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

第7龛

该龛为外方内圆的拱形双层龛，内外龛除右上角外，四壁均残损殆尽。外龛残宽53厘米、残高78厘米、残深4厘米；内龛残宽45厘米、残高67厘米、残深3厘米。龛向120度。内龛正壁中部造一像，全身及台座均残损严重，连座高84厘米，像高50厘米，仅存轮廓，可见一像坐于束腰台座上。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

第8龛

该龛为单层圆拱形龛，平面呈弧形，四壁均残损，左下角坍塌。龛残宽60厘米、残高98厘米、残深5厘米，龛向90度。龛内正壁造一像，残损严重，仅存轮廓，高90厘米。头戴三尖冠，下着长裙，呈立姿。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

第9龛

该龛为圆拱形龛，平面呈长方形，仅存上壁及左右侧壁上部。龛宽77厘米、高170厘米、深7厘米，龛向70度。龛内正壁磨光，无造像。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

第10龛

该龛为内方形双层龛，内龛平面呈长方形，外龛顶部、右壁及左壁上部不存。外龛残宽152厘米、残高149厘米、深106厘米；内龛右壁中部残损，宽145厘米、高149厘米、深52厘米。龛顶有数个凿孔。龛向70度。

正壁近壁处造12厘米的低台，台上造一佛二菩萨。佛像头部、双臂残，风化严重，连座残高102厘米，像残高96厘米。有尖桃形头光，边缘处装饰火焰纹，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o支，左手抬起，跣足，立于圆形仰莲台座上。左侧菩萨头部残，风化严重，连座残高102厘米，像残高85厘米。双重头光，缯带自头左右侧垂下，帔帛自左右肩垂下，横过身前，绕左右臂垂于身侧。左手托净瓶，右手持净瓶颈部，置于腹前。腰束带，下着裙，右膝微曲，微向左扭胯，跣足，立于圆形仰莲台座上。右侧菩萨头部、双臂及台座残，连座残高108厘米，像残高90厘米。有双重头光，缯带自头两侧下垂及肘，双手置于胸腹前，帔帛绕左右臂垂于身侧，腰束带，下着裙，左膝微曲，微向右扭胯，跣足，立于仰莲台座上。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

第11龛

该龛为方形双重龛，外龛顶部及右壁不存，宽163厘米、高167厘米、深100厘米。内龛右壁部分残损，平面略呈长方形，后壁略弧，宽147厘米、高147厘米、深86厘米。龛向37度。

正壁及左右壁的近壁处造15厘米的低台，正壁台上造一女性主尊及二侍女，中央主尊面部、双手、双腿及台座残。连座高110厘米，像高97厘米。主尊头束高发髻，前戴镂空卷草纹发冠，右后侧插步摇，一端装饰花朵，下垂珠饰；面部丰圆，颈部三道蚕纹，着双领下垂式长袍；内着抹胸，胸前束带打结；左手抬起，右手置于右腹前，垂足，坐于方形台座上。台座分两层，由转角处立一柱支撑。左侧侍女足部残，高100厘米；头上双丫髻，面部丰圆，颈部三道蚕纹；着双领下垂式长袍，内着抹胸；双手笼于袖中，置于胸前，怀抱扁圆形物，呈立姿。右侧侍女全身风化严重，高93厘米；头束高发髻，面部丰圆，双手于右侧抱小儿，头部残，面向内侧，右手持莲蕾状物，呈立姿。

左壁台上立二像。左起第一身，头部、双臂残，全身风化严重，高55厘米；戴高冠，左手于右侧抱物，右手置于身侧，下着裤子，呈立姿。第二身全身风化严重，高53厘米；头左右侧束髻，左手置于腹前，右手曲于身侧，手中持短杆，杆上有圆形物，呈立姿。左侧台前有一物，残损严重，上圆，下似一台。右壁台上立二像。左起第一身，头部残，全身风化严重，高54厘米；头似戴冠，左手置于左腰前，右手置于胸前，下着裙，呈立姿。第二身，头部及双臂残，全身风化严重，高45厘米；颈部残存两道蚕纹，帔帛自左右肩垂下，飘于身右侧；下着裤，左手置于腰侧，右手置于腹前，呈立姿。台前有一物，上部呈圆形，下似一圆台。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

第12龛

该龛为双重方形龛，龛底左部残损，宽264厘米、高183厘米、深200厘米。内龛平面呈方形，龛口风化严重，右壁略有残损，宽247厘米、高168厘米、深57厘米。龛向9度。

正壁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底部造8厘米高的低台。台上造五身坐佛，均连座残高65厘米，像残高45厘米。左起第一身头部残，内圆外尖桃形头光，圆形头光边缘装饰双层花瓣，外层头光边缘装饰火焰纹；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o支；双层椭圆形身光，边缘装饰火焰纹；双手掌心向上置于腹前，手上搭一布帛，上有圆盒形物；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仰莲台座上。台座束腰和底部均装饰卷云纹。第二身头部及双臂残，头光与第一身相似，着通肩式袈裟，身光与第一身相同，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上。台座上部覆帷幔，束腰处装饰立柱，下部装饰双瓣仰莲。第三身头部残，戴冠，缯带自头两侧垂下，头光与第一身相同，着偏衫式袈裟，身光与第一身相同，内层身光边缘装饰莲瓣，结跏趺坐于方形仰莲束腰台座上。上层莲座覆帷幔，束腰处中部有一人头，左右手向上撑起台座；左右侧各有一兽头，双手向上撑起台座，下层装饰卷云纹。第四身头部、右手残，头光与第一身相同，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o支，腹前束带打结，身光与第一身相同；左右手抚膝，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仰莲台座上。莲座上部覆帷幔，束腰分上下两层，平面呈八角形，上层凸出，每面均有方形框，下层转角处装饰立柱。台座下部亦呈八角形，装饰双瓣莲花。第五身头、胸残，头光与第一身相同，着通肩袈裟，身光与第一身相同，双手掌心向上，捧圆形物于腹前，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仰莲台座上。台座束腰分为四瓣，每面装饰四瓣形壶门。台座下部装饰卷云纹。

正壁下部近壁处起低台，大部分残损。台上造五身坐佛，均连座残高65厘米，像残高45厘米。左起第一身头、胸部及台座下部残，头光与上层第一身相同，着通肩式袈裟，身光与上层第一身相同，双手于胸前合十，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上。台座上部覆帷幔，束腰装饰立柱。左侧台座前部有一小人，下身残，仅存轮廓，面向右前方而立。第二身头部、右手及台座下部残，头光与第一身相同，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o支，腹前束带打结，身光与第一身相同，左手掌心向上托圆形物于腹前，右手置于胸前，结跏趺坐于圆形仰莲台座上；左上方阴刻“东方阿”。第三身头部及台座残，头光与第一身相同，着偏衫式袈裟，内着僧o支，双手掌心向上置于腹前，身光与上层第三身相同，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上。台座上覆帷幔，左上方阴刻“南方佛”。第四身头部、右臂残，腰部以下风化严重，头光与第一身相同，胸部肌肉发达，着袒右袈裟，身光与第一身相同，左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上。第五身头部、双臂、双腿及台座残，头光、身光与第一身相同，双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台座上（图11）。

左壁下部造二像。左侧一像仅存轮廓，残高20厘米，呈立姿。右侧一像头部、左臂及腿部残，残高43厘米，着广袖衣，双手置于胸前，呈立姿。

上层低台左侧前部，第二身佛像台座下，阴刻1行12字楷书题记“养佛志明僧金秋”。左壁上部中侧有阴刻楷书题记“十方佛……”。左壁下部，阴刻楷书题记：“……永为供养”（图12）。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

第13龛

该龛为外方内圆拱形龛。外龛右壁略存，宽190厘米、高180厘米、深134厘米。内龛呈圆拱形，平面呈竖长方形，宽140厘米、高156厘米、深77厘米。龛向45度。造像及台座均有后代改刻痕迹，造像现代妆彩。正壁中央造一坐佛，有肉髻，内圆外尖桃形头光，左手掌心向外，右手抚右膝，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左右壁内侧前部各造二像，均立于方形台座上。其身后各有四身立像。左右壁外侧下部各造一力士，均有圆形头光，面向中部而立。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造像均在现代被改刻、妆彩。

第14龛

该龛为圆拱形龛，平面呈拱形，龛顶部分残损，宽205厘米、高155厘米、深84厘米，龛向32度。正壁及左右壁前起1厘米高的低台，上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中央主尊有内圆外尖桃形头光，头部略大，面部方圆，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左手托圆形物置于左膝，右手垂于身侧，结跏趺坐于方台上。弟子位于主尊左右两侧，立于圆形台座上。弟子外侧各一菩萨立于圆形束腰台座上。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造像均在现代被改刻、修补和妆彩。

第15龛

该龛为内圆拱形双层龛。外龛除底部和左侧下部外，均残损，底部前有后代垒砌条石，宽170厘米、残高134厘米、深125厘米。内龛平面呈横长方形，龛顶及左右侧壁均有残损，宽100厘米、高116厘米、深55厘米。龛向45度。龛内正壁前造一佛，有尖桃形头光，面部方圆，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o支，双手于腹前托扁圆形物，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上。左右壁内侧前部各造两立像，均立于台座上。右壁前部两立像身后又有两身立像。左右壁外侧下部有二力士。龛窟年代大致为唐宋时期。造像均在现代被改刻、妆彩。

第16龛

该龛为单层龛，龛及右壁皆残损殆尽，形制不明，残宽80厘米、残高101厘米、残深15厘米，龛向27度。正壁左侧造一像，仅存轮廓。龛窟为现代所造。

第17龛

该龛位于3号石包西南侧的一大龛内。大龛上部残，仅存下部，残宽270厘米、残高125厘米、残深35厘米，龛向315度。第17龛上部残损，残宽48厘米、残高30厘米、深8厘米，龛向315度。龛内正壁前造一像，头、胸残，像残高30厘米；双手置于腹前，广袖下垂于龛外，结跏趺坐于龛底。龛窟年代大致为清代。

第18龛

该龛顶部残，宽51厘米、残高22厘米、深10厘米，龛向315度。龛内造一像，结跏趺坐于台座上，其余残不可识。龛窟年代大致为清代。

第19龛

该龛顶部及右壁残，残宽98厘米、高66厘米、深9厘米，龛向315度。正壁前造四像，均坐于高21厘米的低台上。左起第一身，高62厘米，戴冠，胡须下垂，身着铠甲，左手置于腹前，右手托举圆形物置于头部右侧，左腿下垂，右腿盘坐。第二身，高66厘米，戴三尖冠，披巾自双肩垂于座前，左手置于胸前，右手托尖圆形物置于头部右侧。第三身，高63厘米，戴三尖冠，披巾自双肩垂下于座前，双手置于腹前。第四身，仅存残迹，残高18厘米。龛窟年代大致为清代。

三 年代及价值

菩萨湾是安岳一处保存较好的佛教摩崖造像。通过调查可知，第1龛左壁打破第2龛右壁，第3龛左壁打破第4龛外龛右壁、右侧打破第2龛左壁，第9龛左壁打破第10龛右壁，第15龛右壁打破第14龛左壁，第16龛打破第15龛左壁。由此可知，第2龛早于第1龛，第2、第4龛早于第3龛，第10龛早于第9龛，第14龛早于第15龛，第15龛早于第16龛。

在此基础上，通过观察石包打破关系，结合现存造像的题材、风格和题记看，菩萨湾摩崖造像可分为两组，一组为第1―15龛，另一组为第16―19龛。两组龛窟的年代差异较大，第1―15龛为唐宋时期；第16―19龛为清代至现代，其中第17―19龛为清代龛，第16龛为现代龛。

第2龛的千佛，此种题材的造像主要出现在川西、川东地区及川北的巴中地区，主要流行于8世纪末至9世纪[1]，其题材与造型风格与四川蒲江石马沟第3、第8龛以及蒲江花置寺的第3、第5、第6、第8龛极为相似，后者皆为晚唐时期的造像[2]。第4龛为西方净土变，此类题材全川皆有分布，约从7世纪开始出现，流行时间较长。像第4龛一样的一佛二菩萨坐像、左右两侧雕刻天宫阁楼者主要集中出现在川西以及重庆的大足地区，流行于8世纪至9世纪左右[1]194。第4龛与安岳灵游院第7龛年代大体一致[3]，其年代亦应为晚唐、五代时期。据第5龛碑刻文字，五十三佛与西方净土变俱为白氏发愿所造，二者为同一时期的造像，故第5龛的年代亦应为晚唐、五代时期。第3龛打破第2、第4龛，其年代比第2、第4龛略晚，从造像的风格看，其年代也应为五代时期。第6龛为千手观音，类似的题材主要出现在安岳和大足地区，多为五代时期的造像，其造像风格与造像内容与重庆佛湾第243、235、218、273龛以及四川安岳圆觉洞南崖第21龛相似，重庆佛湾第243龛的年代为唐天复元年（901），其余均属前、后蜀时期{1}，故可判断第6龛的年代大致为五代时期。第12龛根据题记可知其造像为十方佛，此类题材目前发现不多，根据其造型风格，其年代应为晚唐时期。

菩萨湾摩崖造像的主体年代为唐宋时期，保存较好的6龛造像年代均为唐末、五代时期，造像题材丰富，雕刻精美，西方净土变、千手观音、五十三佛等都是当时社会流行的造像题材，反映了安岳地区佛教信仰及文化等情况，而西方净土变底部雕刻的伎乐，为研究唐代生活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1]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09.

篇4

关键词： 安阳地区； 商周分界； 西周遗存； 分期

Abstract：Based on the criterion of boundary betwee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Anyang region， a pile of Western Zhou remains are distinguish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ttery patterns and combinations， Western Zhou remains are divided into 3 archaeological phases and the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y of Western Zhou in Anyang region is initially established.

Key words： Anyang region， boundary betwee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dynasty， Western Zhou remains， archaeological phases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遗址曾是商代晚期的都邑所在。根据文献记载，周公二次东征后，“大邑商”遭废弃，“殷遗多士”被强行迁往洛阳等地。然而，商王朝灭亡之后的殷墟遗址并未变成无人区，殷墟遗址以外仍然存在众多小型聚落。本文对安阳地区①的西周遗存进行全面系统梳理，提出安阳地区商周分界的全新判断标准，新辨识出一批重要的西周遗存，在分析陶器形制与器类组合特征的基础上，对安阳地区西周时期陶器进行系统分期研究，初步建立安阳地区西周时期的陶器分期年代框架。

一、 考古材料与以往研究

根据以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安阳地区发现西周遗存的地点有30处②（图一），经过考古发掘并已公布材料的有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③、刘家庄北地（电业局）④、刘家庄南地⑤、孝民屯⑥、西北冈⑦、小屯东北地⑧、西高平⑨、黄张⑩和大寒南岗11等9处。此外，侯家庄南地亦发现有西周车马坑和墓葬12。

发掘者曾将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清理的26座西周墓分为四期，推测“四期应是紧密相衔接的，墓地的总体时间跨度不长”，“与关中地区的西周墓葬进行比较，可以推测刘家庄西周墓的年代大体在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偏早阶段”13。有学者将西高平遗址西周时期遗存的典型单位分为四组，认为“应该是从早到晚的四个发展阶段”，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晚期偏早14。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对安阳地区的西周遗存进行过全面梳理，安阳地区尚未系统建立西周时期陶器分期年代框架。

二、 典型单位及层位关系

本文选取典型单位的原则：（1）所出陶器的时代特征较为一致，陶器的类型和数量较多；（2）尽管所出陶器的类型和数量较少，但时代特征较为一致，能够填补分期上的缺环。依此选取的典型单位有西高平H18、H24、H88、H89、H90、H91、M1、M4，黄张H19、H64，孝民屯M742、M788、M843、M872、M882，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M81、M82、M85、M97、M104、M129，刘家庄北地（电业局）96T1⑧+96T2⑧15、M27，刘家庄南地M64，侯家庄南地M4、M13，大寒南岗M5、M7和小屯东北地M2。上述典型单位间可用的层位关系仅有“西高平H90H91”和“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2M81”两组。

三、 陶器形制分析

安阳地区西周遗存所出陶器的常见器类有鬲、簋、豆、罐、盆、甑、瓮等，以鬲、簋、豆、罐最为常见，且特征变化最为显著，故选取为典型器类进行形制分析。

鬲

皆为夹砂陶，多为灰陶，颈部以下饰绳纹。根据足部特征可分为三型。

A型 肥袋足，无实足根。根据器体、颈部、口沿、腹部和袋足特征可分为五个亚型。

Aa型 扁方体，无颈，宽斜沿，斜腹微鼓，袋足外撇。根据沿面和腹部绳纹特征可分为三式。

I式 沿面无凹槽，腹部饰纵向绳纹。标本刘家庄南地M64：2（图二，2）。

II式 沿面有粗细不均的凹槽，腹部饰纵向绳纹。标本西高平H18：25（图二，3）。

III式 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腹部饰纵向左曲绳纹。标本西高平H24：11（图二，4）。

Ab型 扁方体，无颈，宽斜沿，鼓腹，袋足内收。根据沿面、腹部绳纹和裆部特征可分为三式。

I式 沿面有粗细不均的凹槽，腹部饰纵向绳纹，裆。标本西高平H18：27（图二，6）。

II式 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腹部饰纵向左曲绳纹，裆。标本西高平H88：10（图二，7）。

III式 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腹部饰纵向左曲绳纹，裆下鼓。标本小屯东北地M2：2（图二，8）。

Ac型 扁体，无颈，宽斜沿，斜腹微鼓，袋足外撇。根据沿面特征可分为二式。

I式 沿面无凹槽。标本孝民屯M788：2（图二，9）。

II式 沿面有粗细不均的凹槽。标本西高平M1：1（图二，10）。

Ad型 扁方体，无颈，宽斜沿，微鼓腹近直，袋足内收。暂不分式，已有标本的式别特征为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标本黄张H64：2（图二，11）。

Ae型 扁方体，束颈，窄斜沿，鼓腹，袋足内收。暂不分式，已有标本的式别特征为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标本侯家庄南地M4：1（图二，12）。

B型 柱足。根据肩部和腹部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 肩部无戳印纹，腹部无扉棱。根据器体、沿面、颈部和裆部特征可分为五式。

I式 扁方体，沿面无凹槽，无领，低裆。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5：1（图二，13）。

II式 扁方体，沿面无凹槽，矮领，低裆。标本孝民屯M872：2（图二，14）。

III式 接近方体，沿面无凹槽，矮领，高裆。标本孝民屯M843：4（图二，15）。

IV式 接近方体，沿面无凹槽，高领，高裆。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3（图二，16）。

V式 接近方体，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高领，高裆。标本侯家庄南地M13：1（图二，17）。

Bb型 肩部通常饰一周戳印纹，腹部通常有扉棱。根据器体、颈部和裆部特征可分为三式。

I式 扁方体，肩部的戳印纹与折沿之间留白形成一道“假领”，低裆。标本西高平M4：2（图二，18）。

II式 扁方体，矮领，低裆。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97：3（图二，19）。

III式 接近方体，矮领，高裆。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04：2（图二，20）。

C型 尖足。根据器体、肩部和裆部特征可分为二式。

I式 长方体，肩部无旋纹，高弧裆。标本刘家庄北地（电业局）96T2⑧：1（图二，21）。

II式 扁方体，肩部饰旋纹，低弧裆。标本大寒南岗M7：4（图二，22）。

簋

皆为泥质灰陶。根据口部和唇部特征分为二型。

A型 侈口，厚唇。根据口沿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口沿外折。根据口部、腹部和圈足特征可分为四式。

I式 口部微侈，腹部微鼓，粗圈足。标本孝民屯M788：3（图三，2）。

II式 口部外侈，腹部外鼓，粗圈足。标本孝民屯M882：2（图三，3）。

III式 口部外侈，腹部外鼓，细圈足。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04：6（图三，4）。

IV式 口部外侈更甚。标本西高平H89：44（图三，5）。

Ab型 口沿内错。根据口部可分为二式。

I式 口部外侈。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1：1（图三，6）。

II式 口部外侈更甚。标本西高平H90：32（图三，7）。

B型 敞口，薄唇。根据腹深、腹部纹饰和圈足特征可分为三式。

I式 深腹，腹部饰S形卷云纹，粗圈足较矮。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04：9（图三，8）。

II式 浅腹，腹部饰S形卷云纹，粗圈足较高。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1（图三，9）。

III式 浅腹，腹部素面，细圈足较高。标本侯家庄南地M13：2（图三，10）。

豆

皆为泥质灰陶。根据腹深以及盘和柄外壁的纹饰特征可分为四型。

A型 深腹，盘和柄外壁素面。根据口部和唇部特征可分为二式。

I式 侈口，厚唇。标本西高平M4：1（图三，11）。

II式 敛口，尖唇。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1：7（图三，12）。

B型 深腹，盘和柄外壁饰旋纹。根据口部、唇部和柄的特征可分为二式。

I式 敛口，尖唇，粗柄。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04：4（图三，13）。

II式 侈口，方唇，粗柄稍细。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5（图三，14）。

C型 浅腹，盘外壁下部多饰旋纹。根据盘和柄的特征可分为四式。

I式 盘圆折，腹较浅，盘外壁下部饰数道旋纹。标本西高平H18：30（图三，15）。

II式 盘方折，腹稍深，盘外壁下部饰数道旋纹。标本西高平H89：18（图三，16）。

III式 盘方折，腹稍深，盘外壁下部饰少量旋纹，细柄，柄上有粗凸棱。标本大寒南岗M5：1（图三，17）。

IV式 盘方折，腹稍深，盘外壁素面，柄更细，柄上有细凸棱。标本小屯东北地M2：3（图三，18）。

D型 深腹，盘外壁有密集凸棱，柄素面。根据腹部和盘外壁凸棱特征可分为三式。

I式 鼓腹，盘外壁凸棱靠下。标本黄张H19：5（图三，19）。

II式 直腹，盘外壁凸棱靠下。标本大寒南岗M5：3（图三，20）。

III式 直腹，盘外壁凸棱靠上。标本小屯东北地M2：1（图三，21）。

罐

皆为泥质灰陶。根据器表纹饰可分为四型。

A型 肩部饰旋纹。根据器体、口沿、肩部和底部特征可分为四个亚型。

Aa型 长方体，窄折沿，近折肩，小平底。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97：2（图四，2）。

Ab型 长方体，宽卷沿，圆肩，平底。根据口部、颈部、肩部和底部特征可分为四式。

I式 大口，高领，高肩，小平底。标本孝民屯M788：1（图四，4）。

II式 大口，领稍矮，肩稍低，小平底。标本孝民屯M882：3（图四，5）。

II式 中口，领稍矮，肩稍低，小平底。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04：1（图四，6）。

III式 中口，领稍矮，肩更低，小平底。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2（图四，7）。

IV式 小口，矮领，肩部低至通高的一半，大平底。标本侯家庄南地M4：3（图四，8）。

Ac型 方体，宽卷沿，折肩，平底。根据肩部旋纹特征可分为二式。

I式 肩部饰稀疏旋纹。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2：3（图四，9）。

II式 肩部饰密集旋纹。标本小屯东北地M2：4（图四，10）。

Ad型 扁方体，窄折沿，折肩，平底。暂不分式，已有标本的式别特征为肩部饰密集旋纹。标本大寒南岗M5：2（图四，11）。

B型 素面。根据器体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 长方体。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29：2（图四，12）。

Bb型 扁方体。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1：6（图四，13）。

C型 肩部饰旋纹，腹部饰绳纹。根据口沿和肩部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Ca型 卷沿，圆肩。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27：1（图四，14）。

Cb型 折沿，折肩。标本孝民屯M742：1（图四，15）。

D型 肩部和腹部饰绳纹。标本侯家庄南地M13：3（图四，16）。

四、 分组及相关问题

根据上述器物形制分析，可将典型器物中式别特征相同、文化面貌近似的典型单位归为6组。

第1组：刘家庄南地M64，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5，西高平M4、孝民屯M788。

第2组：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97，刘家庄北地（电业局）M27，孝民屯M742、M872、M882。

第3组：西高平H18、H91，黄张H19，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1、M104，孝民屯M843。

第4组：西高平H89、H90，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M82、M129。

第5组：西高平H24、H88，大寒南岗M5，侯家庄南地M4、M13。

第6组：小屯东北地M2。

根据可用的两组地层关系“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2M81”和“西高平H90H91”可证第3组早于第4组。检验各典型器物的式别顺序，应为由第1组依次发展至第6组，无颠倒现象。各典型器类及其型、式在典型单位中的分布情况见文后附统计表（表一、表二）。

五、 分期与年代

考虑到除第3组与第4组以外的其它组之间缺乏层位关系，典型器物的式别特征存在上下浮动的可能，另有部分典型单位暂无法细分入上述分组，因此有必要根据式别特征之间的差异大小进行并组。

第1组与第2组的B型鬲皆为扁方体，第3组与第4组的B型鬲均接近方体，第1组与第2组的A型簋为粗圈足，第3组的A型簋为细圈足，第1组与第2组的Ab型罐为大口，第3组与第4组的Ab型罐为中口，可见第2组与第3组之间的差异较大。第3组与第4组的Ba型鬲的沿面无凹槽，第5组的Ba型鬲的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第3组与第4组的B型簋腹部饰S形卷云纹，第5组的B型簋腹部素面，第3组与第4组的豆为粗柄，第5组与第6组的豆为细柄，第3组与第4组的Ab型罐为中口，第5组的Ab型罐为小口，可见第4组与第5组之间的差异较大。尽管第3组与第4组之间有明确的层位关系，但这两组的器物形制差异明显小于第2组与第3组以及第4组与第5组之间的差异。据此可将第1组与第2组合并为第一期，第3组与第4组合并为第二期，第5组与第6组合并为第三期。

在对上述各期进行具体断代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第一期的年代已进入西周，而非商代晚期或“商末周初”16。之所以判断第一期的年代已进入西周，标准如下：

1. 西周早期周式联裆鬲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刘家庄北地（电业局）所出C型I式鬲96T2⑧：1（图五，2）的长方体、高弧裆、饰细绳纹的特征与周原IVA1H4：217（图五，3）相似，后者为周式联裆鬲，年代为西周早期。96T2的地层堆积与邻方96T1相同，96T1所出Aa型I式鬲96T1⑧：1（图五，1）为商式分裆鬲，形制特征与殷墟四期相同，但年代已经进入西周早期。

2. 柱足鬲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至殷墟四期，殷墟遗址普遍流行无实足根的A型鬲（图二，1），少量鬲有小尖足（图二，5），极罕见柱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发现的西周墓葬随葬陶鬲皆为B型鬲，最初形态的M85：1（图二，13）是在典型商式鬲的基础上增添柱足而成，属于商式鬲的变体。相同形制的陶鬲亦发现于洛阳摆驾路口M167（陶鬲015号）（图五，10），与之共出的有西周早期周式联裆鬲（陶鬲016号）（图五，11）18。

3. 扁体肥袋足无实足根鬲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殷墟四期流行的肥袋足无实足根鬲多为扁方体，洛阳北窑铸铜遗址在西周早期出现扁体肥袋足无实足根鬲H83：219（图五，24），相比商末周初的陶鬲标本苗圃北地PNM238：120（图二，1）器体更扁，邢台南小汪遗址的西周早期遗存亦出有形制相同的陶鬲H89：3421（图五，25）。孝民屯M78822的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簋、罐，随葬Ac型鬲M788：2为扁体肥袋足无实足根鬲（图五，21），共出的陶簋M788：3（图五，22）较商末周初的侈口厚唇簋标本后冈圆形祭祀坑H10：2623（图三，1）圈足增高，但仍具备粗圈足特征，共出的圆肩旋纹罐M788：1（图五，23）是西周早期新出现的器型，相比商末周初的圆肩素面罐标本GM233：624（图四，3），在肩部新出现数道旋纹。

4. 高圈足侈口厚唇簋的复出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安阳地区在殷墟三、四期流行侈口厚唇簋（A型簋），腹部通常饰三角划纹内填细绳纹，演变规律为由高圈足变为矮圈足，商末周初的侈口厚唇簋标本后冈圆形祭祀坑H10：2625（图三，1）为粗矮圈足。进入西周，侈口厚唇簋的圈足重新由矮变高，同时也有由粗变细的趋势（图三，2、3、4）。另外，Aa型簋在商末周初为窄折沿，进入西周变为宽折沿，且外侈逐渐明显（图三，1、2、3、4）。

5. 敞口薄唇簋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商末周初墓葬小屯西地GM233出有仿铜陶簋GM233：4126（图六，1）；西周早期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27所出陶簋M1：397（图六，2）的形制几乎与之完全相同，惟腹部新出现S形卷云纹，长子口墓所出陶簋M1：395（图六，3）已摆脱仿铜作风，腹部亦压印有S形卷云纹；西周早期墓葬洛阳摆驾路口M16728和洛阳车站6：0129已出现典型形制特征的敞口薄唇簋（图五，13、19）。可见，敞口薄唇簋脱胎于商末周初的仿铜陶簋，成型于西周早期。目前的材料显示，腹部压印S形卷云纹的敞口薄唇簋（图六，4、5）在安阳地区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

6. 豆的复出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至殷墟四期时，居址中的豆已近绝迹，墓葬中的豆基本被盘取代30。西高平M4随葬柱足鬲M4：2（图五，5）和豆M4：1（图五，6）各1件，柱足鬲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豆的复出也表明年代进入西周。洛阳摆驾路口西周早期墓葬M16731亦有豆（014号）（图五，12）复出的现象。

7. 圆肩旋纹罐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商末周初墓葬小屯西地GM23332新出现圆肩素面罐GM233：6（图四，3），由于该墓为仿铜陶礼器墓，其形制可能是由铜简化而来。与殷墟文化流行圆肩绳纹罐的情况不同，圆肩旋纹罐（Ab型罐）常见于周原33、沣西34等地，亦见于西周早期墓葬洛阳摆驾路口M16735（01号）（图五，14）和洛阳车站6：0136（图五，20），为西周时期的常见器型。

8. 墓葬随葬单鬲或鬲、罐组合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殷墟商墓的随葬陶器组合以明器化的陶觚、爵为核心37，也有部分墓葬随葬陶鬲，甚至有以随葬单鬲为主的墓群38，但这些墓葬通常随葬典型商式鬲。安阳地区西周墓葬随葬陶鬲多为柱足鬲，但也有西周早期墓葬随葬肥袋足无实足根鬲，由于后者的器物形制与殷墟四期无明显差异，故对其年代的判断需要借助考古背景进行综合考量。如，刘家庄南地M64出有肥袋足无实足根鬲M64：2（图五，15）和柱足鬲M64：3（图五，16）各1件，柱足鬲M64：3的折沿、微鼓腹、低裆、柱足的特征与洛阳车站西周早期墓葬6：0139所出陶鬲（图五，18）相似，据此推知肥袋足无实足根鬲M64：2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刘家庄南地M64还出有陶罐残片，表明该墓的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罐组合。

鬲、罐组合应是受到了周人的影响40，鬲、罐组合出现在安阳地区表明年代已进入西周。如，刘家庄北地（电业局）M27为鬲、罐组合，随葬陶鬲M27：3（图五，26）的扁方体、低裆的特征与张家坡M175：5（图五，28）相似，随葬陶罐M27：1（图五，27）的卷沿、圆肩、下腹斜收、平底、肩部饰旋纹的特征与张家坡M175：2相似（图五，29），张家坡M175的年代被定为昭穆时期41，可知刘家庄北地（电业局）M27实为西周墓葬。

上述标准并非孤立，也并非绝对，必要时需要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判断。由于陶鬲在安阳地区西周遗存的居址和墓葬中最为常见、数量最多，且为器物组合的核心，故将上述分期成果中陶鬲的典型形制与周原、洛阳、邢台、琉璃河等地西周遗存已有的年代分期标准中陶鬲的典型形制进行比对，佐以上文的判断标准，对上述分期成果的绝对年代进行推定。

第一期：上文已论证Aa型I式鬲、Ac型I式、Ba型I式鬲和C型I式鬲的年代为西周早期。Bb型II式鬲的扁方体、矮领、低裆的特征与洛阳北窑M93：442相似，后者的年代为西周早期。Bb型I式鬲、Bb型II式鬲与Ba型I式鬲、Ba型II式鬲除肩部饰戳印纹以及腹部有扉棱外，其余式别特征相同，故可将年代均定为西周早期。

第二期：A型鬲的沿面有粗细不均的凹槽、腹部饰纵向绳纹的特征与琉璃河97LG10H11：10相似，Ba型IV式鬲的接近方体、口沿无凹槽、高领、高裆的特征与洛阳北窑M186：143相似，Bb型III式鬲的接近方体、高领、高裆的特征与洛阳C3M198：144相同，后者的年代均为西周中期。Bb型III式鬲与Ba型III式鬲除腹部有扉棱外，其余式别特征相同，年代应为西周中期。

第三期：A型鬲与Ba型V式鬲的沿面上有粗细均匀凹槽的特征与琉璃河95LF10H106：245相似，Aa型III式与Ab型II式、III式鬲的腹部饰纵向左曲绳纹的特征与邢台南小汪T13④：3446相似，C型II式鬲的扁方体、肩部饰旋纹、低弧裆的特征与周原H98：1847相似，后者的年代均为西周晚期，据此可将第三期的年代定为西周晚期。

六、 小 结

根据出土陶器及层位关系，本文对安阳地区西周时期陶器典型器类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总结，将以陶器群为核心的安阳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为三期，年代大体与西周早、中、晚期相当。通过对安阳地区西周遗存所出陶器的系统梳理，初步建立安阳地区西周时期的陶器分期年代框架。该年代框架的建立，为判断安阳地区西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分期年代，以及进一步探索西周时期商人故地的文化、聚落与社会提供了一把比较详细的年代标尺。

注释：

① 本文所指的“安阳地区”包括今安阳市辖区和安阳县在内的洹河中游地区。

② a.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洹河流域的考古调查》，《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c.安阳市博物馆：《豫北洹水两岸古代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④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⑤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行文简洁起见，本文将“刘家庄南地85AQMM64”简写为“刘家庄南地M64”。

⑥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遗址西周墓》，《考古》2014年第5期。

⑦ a.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b.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 c.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 d.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e.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八本・1550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

⑧ a.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市西高平遗址商周遗存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6年第4期。行文简洁起见，本文将西高平遗址的器物单位编号进行了简写，如“04AXH41”简写为“H41”。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张发掘队、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安阳市黄张遗址两周时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4期。

11 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考古》1965年第7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安阳大寒村南岗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资料。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14 豆海锋：《太行山东麓地区西周文化分期研究》，《华夏考古》2013年第2期。

15 刘家庄北地（电业局）96T2的地层堆积与邻方96T1相同。

16 已有的研究认为：“殷墟第四期文化IV4段以前都属晚商时期，而IV5段文化跨商末周初。”（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33、47 黄曲：《周原遗址西周陶器谱系与编年研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3年。

18 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1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21、4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商周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

22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遗址西周墓》，《考古》2014年第5期。

23、24、25、26、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2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8、31、35 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29、36、3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二队：《洛阳的两个西周墓》，《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30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4、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8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徐家桥村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40 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2、4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

篇5

关键词：语言学概论 教学研究 反思

一.与现代汉语课程关系的探讨

“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的性质已得到广泛认同，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但也有明显不同的目标。教育部在两门课程的教学大纲里明确说明：现代汉语课程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系统地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语言学概论课程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观阐明人类语言的性质、结构、起源及发展等基本理论，通过教学，要求学生初步树立科学的语言观，掌握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运用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

“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两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也存在密切联系。具体教学活动中，两门课都追求自身内容的完整性，很容易造成教学内容的重复。一些学者就此问题进行过探讨，也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彭泽润、陈长旭、吴葵（2007）提出“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这两门课程教学存在许多问题，认为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有：把两门课程结合起来协调改革、合理安排教学计划、统一术语、适应现代生活、语料互补等。梁驰华（2008）就高等师范院校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语言学概论教学应当突出课程的普通语言学性质，提升课程的语言学习指导作用，联系现实的语言生活，课程的语言教学指导作用和正确处理语言学概论与现代汉语的关系。蔡旭（2011）提出现代汉语课程与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存在很多重复，应当对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教学的衔接问题进行探索，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三方面提出改进的策略。甘智林（2008）、聂志平（2010）、张先亮（2010）也探讨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用普通语言学的眼光看待语言现象，对于两门课程相重复的内容，要根据课程不同的性质与教学目标，有选择、区分重点与非重点地安排授课内容，对重复的内容有所取舍，有所详略地加以讲授。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探讨

彭泽润（1998）提出，在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中，要结合国家语言建设中的政策，介绍和强调理论问题，更好地使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国家语言政策，介绍与强调其理论问题：运用系统理论，帮助人们分析语言使用中的得失；运用符号编码的原理，帮助人们理解不同文字的优点；从共同语与非共同语的关系，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学习母语和学习外语的问题；运用抽象与具体、相对与绝对的哲学原理，解释汉语拼音方案等的设计原理等。徐越（2000）结合多年的教学实际，就“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程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如何把语言学的一般理论和汉藏语系的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实际相结合，如何吸收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及如何安排和进行该课程的教学工作等问题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李二占（2009）认为老师授课，不但要具有常规教学法的基本功，而且还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知识，采取不同的灵活具体的教学方法，即“非常规教学法”：推导法、直感法、量化法、穷尽法、背景法、批评法等。谢奇勇（2010）就教学内容中的“语言学理论”与“语言理论经”、“语言学理论”与“语言学方法论”、“普通语言学”与“语用学”、“国外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言学理论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聂志平（2010）认为语言学概论的教法还应该是讲授式，不是简单的就书衍说，而是融入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多媒体课件不能取代教师教学，板书教学是课件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强调每次课推荐阅读书目的重要性。童湘屏（2011）提出“情景创设”在“语言学概论”课程实践与教学设计方案中的应用及探索。根据实施情况，从课堂“情景创设”实践教学和课外“情景创设”实践教学两个方面，阐述了其主要做法及实施效果。岑运强（1997）、李映忠（2008）、池昌海（2009）、赵宏（2004）就语言学概论教材进行了探讨，许云（1996）、纪秀生（1997）、李树新（2004）、郜峰（2006）、洪水英（2006）、罗耀华、柳春燕（2006）、郭新雨（2009）、刘云（2010）、赵贤德（2010）、徐红梅（2011）、叶川（2011）等也分别对“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行了探讨。

三.基于课程建设的探讨

学者们就“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及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具体策略。曾毅平（2001）认为，教学内容调整要体现语言观的进步，要处理好与其他语言学课程特别是“现代汉语”课的关系；要注意补充汉语方言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等方面的材料。彭泽润、邱婧、方安琪（2010）必须加大语言学概论课程和教学队伍的建设力度。聂志平（2010）从“课程地位与培养目标”、“师资”、“教法和教学手段”、“与现代汉语的区别与衔接”、“教材与课程体系”五个方面探讨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的问题。纪秀生（1997）、杜道流（2004）、申小龙（2005）王健（2005）、杨宏（2008）、商艳霞（2009）、黄育红（2010）、刘淑霞（2010）、刘丽丽（2010）、张丽（2011）、靳开宇（2011）也就“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的问题及策略展开了探讨。

篇6

【关键词】初中科学；科学概念；能力考查；评估工具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科学教科书习题质量评估工具的开发与应用”（批准号：2015SCG35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课题“追求卓越：职前教师PCK的发展研究”（批准号：2016M592019）的系列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3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6）31-0073-03

一、研究缘起

试题能力考查倾向不仅是其作为选拔性考试命题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更是有效教学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课程标准借助布鲁姆――安德森的认知过程水平对各类教育目标进行相应的层次划分，每一层次间缺少必要的说明而导致各层次间的界面不是特别清晰，从而在实际教学评价过程中出现操作性不强的现象。

以初中科学为例，我国各地的初中科学试题大多重在知识考查，而忽略了知识背后的能力要求，这不仅影响着人才选拔的质量，更对初中科学教学起着不良的导向作用。因此，本研究选取当前具有代表意义的初中科学试题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基础上应用所开发的能力考查评估工具来分析试题的能力考查倾向，探查当前初中科学试题在能力考查倾向上存在的共性及差异，以期为由“知识考查”转向“能力考查”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二、初中科学试题特点分析

本研究从全国不同地区选取了不同年份的初中科学试题，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考查题型过于传统

经研究发现，当前初中科学试题题型种类丰富，有单选题、不定项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说明题、作图题、推断题、实验开放题8种之多，但其中最主要的考查题型为单项选择题与填空题，考查分值比例分别为34.75%、46.32%，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能力考查的灵活性。

2. 信息呈现方式单一

实验图、模型图、数据图、关系图以及实物图等解释性工具必将是学生进行科学学习的辅助手段，也理应成为科学试题考查学生能力的重要载体。本研究所选样本中绝大多数试题只使用语言文字表达信息，少部分试题采取了其他呈现方式和组合多种方式，这样，就降低了由于信息识别、加工、运用所带来的难度。

3. 试题结合生活情境

科学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紧密，科学试题需有目的地创设真实情境，让考生在一种模拟的实际中分析、解决问题。所有样本中，近40%的科学试题情境素材选自社会与生活，达到了“让学生在考场感受考题生活化”的目的，只有2%左右的试题情境对学生而言有些陌生，这样有助于减轻考生心理紧张而使得试题较为准确地测查学生的能力水平。

4. 重点考查科学概念

本研究根据相关参考文献，将科学学习分为5个学习领域，分别是科学概念、科学符号、科学模型、科学实验、科学计算，图1是全部样本中各学习领域考查分值比例的平均。由图可看出，初中科学试题对各学习领域考查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科学概念学习领域的考查，分值比例最大，其次是科学实验与科学计算学习领域的考查分值比例在19%左右，而科学符号与科学模型学习领域考查的分值比例仅为9%左右。

上述分析表明，初中科学试题题型、信息呈现、情境设置各有特点，但这些均属于试题的外部特征，不能揭示试题的考查本质。因此，分析试题背后的能力考查要求就显得十分必要，不仅可以把握试题考查的本质特点，还能为教学实际提供有意义的反馈指导。鉴于初中科学试题中考查科学概念的分值比例最大，本研究将以科学概念学习领域为例，构建能力评估工具并进行具体应用，为我国教学评价改革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三、科学概念学习领域能力水平层次界定

概念在人们的认知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帮助人们将现实世界中纷繁复杂的现象、事物加以抽象、概括以及分类并建立起相互间的广泛联系，最终形成对世界整体化、结构化的认识，即概念帮助人们将其认识从简单的知觉水平提升到思维水平，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世界。

对于科学概念（Scientific concept）的理解有两种：一是“科学”，指“正确、合理”的意思，科学概念就被理解成“科学的概念”；另一个比较广泛的理解是“科学领域的概念”，而由于对“科学”所指范围的界定不同，科学概念也有着不同的理解。本研究所指的“科学概念”是“科学领域的概念”，而且将科学领域限定为狭义的“科学”，仅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自然地理等自然科学领域，即本研究所指的“科学概念”是指“在科学研究中经过假设和检验逐渐形成的、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概念”，“可用言语进行科学的解释并可在教学条件下获得”。科学概念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必然也是科学学习的基础内容，科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习者改变他们的已有概念，而不是仅仅增加记忆中的信息量。

由相关学习理论可知，概念学习（Concept learning）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不同的学习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概念学习过程，但概念学习过程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心理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具体的行为变化表现出来。Ebert等人设计了概念渐进发展的概括化模型（图2），该模型的主要思想是认为“大多数概念都太复杂，不能让人在一步之内对某个概念从不了解到了解，基于人们自己的建构，概念经常被再分解成渐进发展的几步”。学生在概念发展过程中，必定还受到一定外界环境的影响，经过复杂的生理心理刺激、强化、转换而习得。

由此，本研究根据学生学习科学概念的发展历程将科学概念学习领域能力从低到高划分为4个水平：识别（回忆和识别相关科学概念）理解（从多方面释译科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区别（区别和联系相似概念，建立概念间的联系）应用（对科学事实进行原理阐述），具体规定如表1。

本研究为考察科学概念学习领域能力水平层次结构的合理性，通过专家咨询对水平界定进行评估，并由两位研究者选取特定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所提出的科学概念学习领域的能力、水平及层次、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实际的试题分析中具有可操作性和稳定性，可用于进一步的研究。

四、初中科学试题科学概念学习领域能力考查倾向分析

本研究按照既定水平界定结果，针对所有研究样本中有关考查科学概念的试题进行分析，分别从考查水平、历时变化、学段差异几个方面来揭示我国当前初中科学试题科学概念学习领域能力的考查特点。

1. 考查水平特点分析

本研究对所用研究样本进行综合发现，水平1考查的分值比例为27.4%，水平4考查的分值比例仅为5.7%。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初中的科学概念考查仍以基础为主（水平2和水平3之和占据66.9%），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理解为主”，而且需要记忆的内容过多、高层次水平考查要求较低。本研究通过进一步分析考查知识点的选取状况发现，考查内容过分集中于物质科学中的部分内容，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前初中科学试题偏重知识考查。

2. 历时变化特点分析

本研究以课程改革的开始年份为节点，分别对课改前、课改初期、课改深化阶段的初中科学试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同样不令人满意：随着课改的进行，科学概念的考查比例不断增大；高层次考查要求在课改初期有所提高，但课改深化阶段却又减弱；“理解”层次要求考查比例始终高居不下。

3. 学段差异特点分析

本研究选取了某个初中为特定研究对象，对该校的月考、期中/末考、地区综合考、最终的中考试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月考试题中只涉及水平1、水平2、水平3的考查；到了期中/末考，仍然是加大水平2、水平3的考查要求，更加重视学生对科学概念的理解；综合考对科学概念各水平的考查已经非常接近中考情况，这再一次体现了我国当下的终结性考试对整个教学评价体系的制约。

五、研究启示

本研究聚焦科学概念学习领域，通过对能力评估工具的研究和具体应用，得到如下启示：①我国当前的初中科学评价仍以知识评价为主，“能力立意”考查的倾向并不明显、能力考查似乎还是一纸空文，这亟待统一的科学能力评估标准去指导评价工作的开展，本研究正是这一标准研究的尝试；②本研究发现中考作为“指挥棒”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这样势必会阻碍初中科学教学的有效开展，教学仍然重视知识的识记与理解，本研究所建构的能力评估工具客观上为初中科学教师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操作性框架；③本研究作为一种尝试性探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不足之处：能力水平是否可以进一步抽象？能力水平之间的逻辑关系究竟如何？能力水平是否存在下位水平？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去探索。

参考文献：

[1] 龚伟.义务教育阶段（7～9年级）科学学科能力测评框架构建及应用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2] 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心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78.

[3] 理查德・迈耶.教育心理学的生机――学科学习与教学心理学[M].姚梅林，严文蕃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65.

篇7

关键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实践环节；考试；学分制

作者简介：邵艾群（1974－），女，四川南江人，四川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教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邵晓枫（1967-），女，重庆永川人，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成人高等教育及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三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术发展史（1978－2010）”（项目批准号：12YJA880095）的阶段性成果，课题主持人：邵晓枫。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6－0026－06

教学是所有教育过程中最核心的环节，由于自学考试是一种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制度，特别强调考生的自学，这就决定了其教学具有与普通高校教学不同的特点。三十年来，人们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约有300多篇，另外，在一些著作中也有相关的一些论述，本文拟对这些研究作比较系统的回顾与反思。

一、三十年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研究回顾

三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一）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过程的研究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作为一种现代教育形式，当然也就有教学过程，而自学考试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教学过程也具有特殊性。学术界普遍认为，自学考试中的教学过程和自学过程是同一过程，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任福昌把这两个同一过程概括为自学助学教学过程，强调这一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认为这种自学助学认识具有间接性、组织性、教育性三个基本特点。[1]自学考试中教学的基本形式，是个体自学者学习、认知指定教材的过程。[2]陈斌认为，自学考试中有两种教学形式：一种是社会助学中的面授辅导形式，另一种是师生通过媒体进行间接交往的教学形式。[3]教师编写教材，是教学双边活动中教这边的活动，教的活动凝结在教材中了，个人自学者学习教材就是在接受教师教的活动，并转化为自己的学习活动。[4]张世俊认为，自学考试教学过程是以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为中介，以教材为载体，由教师的教和学习者的学所组成的双边活动过程。他认为这一教学过程有以下特点：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没有固定的教师队伍，教师的指导作用主要通过教学媒体对学生学习的指导来体现；教学过程中的教材及媒体起着比常规学校教育中的教材更突出的作用；是以统一考试科目安排为导向，学生按自身的选择而进行的教学活动过程，学生是这一教学过程的选择者、设计者，是教学过程的主体和主人；教学评价和考试，表现为平时的形成性评价和国家合格性考试两种。[5]

（二）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实践环节考核的研究

1.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内涵与目标的研究。有人认为，自学考试实践环节的考核是指在对应考者课程理论知识进行考试外，对其运用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检验，考核其动手操作、解决工作和生产实践技能的环节。[6]有人认为，高教自学考试实践环节考核是要促进自考生以多种形式自主创新地学习实验知识与技能，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整体实验能力，初步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他们认为实验环节考核的目标体系由实验知识和技能、实验情感两大部分组成。考核的形式有实验笔试与实验室操作测验两种。[7]

2.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意义的研究。首先，人们认为实践性环节考核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学环节，是相关专业考试计划中所规定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主考学校的工作职责之一，[8]是实现考试专业或课程目标的重要步骤，是保证考试质量的重要方面，[9]是自学考试向科学评价制度发展的需要。[10]其次，人们认为搞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有利于培养自考生的创新意识，促使自考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及主体性的建立，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11]此外，还有一些人指出，搞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是经济社会发展对实用性人才的需要。[12]

3.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的现状与问题研究。人们认为，自学考试在实践性环节考核中，不断增加了实践性环节考核的内容，实践性环节考核走向规范化。[13]但实践性环节考核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一些主考学校和考生对实践性环节考核重视程度不够；难以确定实践性环节考核中的质量标准；难以解决考生的分散性与实践性环节考核方式的集中性矛盾；学校设备消耗大、考生管理难度大、理论教学和实践性环节考核难统一、基础教学与技能训练的关系难以处理等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14]；国家对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概念、要求的规定普教化；实践性环节考核的质量两极分化严重；考试大纲常跟不上趟[15]；重考核轻培训；考核模式单一；实习鉴定和毕业论文中诚信缺失问题严重[16]。

4.对如何加强自学考试中实践性环节考核的研究。人们对加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提出了一些基本措施：以国家有关规定为指导，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对自考实践性环节考核要有计划；主考院校公布论文题目和考生的论文研究方向是多样化、多向化的；不随便变动主考院校对实践性环节考核的计划和考生选择的论文题目；处理好自考实践性环节考核与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实践性环节及考生的共性与个性等问题；坚持教师是考核的主体，考生是实践的主体原则；力争做到以考养考；评分标准合理[17]；结合自学考试具有的特点，做好实践性环节考核工作[18]；考核的各个环节，既要严密组织，又要方便考生[19]；确定“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构建新的测试目标体系；努力开发实践课程学习和课件[20]；规范实践环节考核大纲；加强实习基地的建设；提高实践环节考核的辅导效果[21]；开展实践教学的教研活动[22]；增加企事业单位对实践性环节考核支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23]有人从实验室管理与建设、考核管理与科研工作三个方面构建了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的评估指标体系。[24]

（三）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教学与考试关系的研究

在自学考试中，由于考试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就使得自学考试中教学与考试的关系也具有了与普通高等教育中教学与考试关系不一样的特点，学术界普遍认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教学与考试一方面是统一的关系，另一方面二者又是对立的，必须坚持教考职责分离的原则。

1.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教学与考试是统一的。人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教学与考试的关系首先是统一的关系。两者相对独立地存在于实现总体目标的过程中，在形式上表现为分离，内容上表现为统一。人们认为使自学考试中的教、学、考三者统一的途径有二条: 其一：统一于“考”，这有力地保证了自考质量，但容易导致“教”从属于考，使自考成为应试教育，甚至难以以一种独立、完整的教育形式存在；其二：统一于“教学”，这有利于充分发挥“教”的主体作用，其缺陷是自考不可能按每个自学者的学习计划、办学者的教学计划进行，而且难以正确把握考试标准和确保考试质量。有人认为应该既坚持考试的独立主导地位、又积极发挥教学的主体作用。[25]还有人指出，自学考试中的教学与考试均以考试大纲和教材的内容为依据，教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教什么。考试与教学水平必须相当，教多难，考多难；考多难，教多难。[26]

2.对“教考职责分离”的研究。为保证自学考试的质量， 1995年11月，国家教委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工作的意见》中作出明确规定：“‘教考职责分离’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基本原则，‘办考者不办学，办学者不办考，命题者不辅导’”。[27]人们对教考职责分离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一，对教考职责分离涵义的研究：有人认为，“教考职责分离”是办考人员、办考机构与办学人员、办学机构在工作职责上的分离，绝非教学与考试的目标和内容上的分离。[28]还有人认为，教考职责分离这项原则的真实含义是自学考试系统中的实施“国家考试”的职责与社会力量对部分考生实施“助学辅导”职责的分离。[29]第二，对教考职责分离原则作用的研究：人们认为，“教考职责分离”突破了旧的传统教学论，把考试从常规的教学环节中分离出来，将考试制度和教育形式统一起来；促进了命题理论和题库的建设；[30]既保持了办学方式和经费来源的多样性，又坚持了教学标准的统一性；保证了自学考试这种充分开放的教育的质量；保证了自学考试作为国家考试所特有的严肃性、公平性和权威性[31]；第三，对贯彻教考职责分离提出了一些措施：制定自学考试法；加强教师队伍精神文明建设；制定规章、明确职责、加强管理；加强对社会助学活动的指导和监督；实行分卷考试；在经济上给命题教师以补偿；全面推进题库建设；阅卷必须实行流水作业；形成社会舆论监督机制[32]；坚决制止自学考试机构举办助学班；对违背“教考职责分离”原则的单位或个人要严肃处理。[33]

（四）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分制的研究

自学考试制度试点伊始，教育部就在1981年颁布的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中规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采用学分制。人们对这一教学管理制度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1.对自学考试学分制特点的研究。有人认为，自学考试制度与学分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首先，自学考试考生对象的差异性与学分制管理制度上的灵活性相吻合。其次，自学考试制度和学分制在重视目标管理上相通。[34]还有人认为，自学考试学分制具有以下特点：考试计划的“刚性”与修业、修读时间的“无限度”、“弹性” 的统一；选修专业、修读方式的“自主性”与修读课程的“指令性” 的统一；取得学分依据的“单一性”与确定课程学分因素的“双重性”的统一。[35]

康乃美等人还对自学考试学分制与普通高校学分制、成人高校学分制及与美、日、英等国的学分制进行了比较。[36]此外，他们还对自学考试学分制与专业考试计划、课程设置、教材建设、考籍管理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37]

2.对自学考试学分制现状、局限性的研究。康乃美等人认为，自学考试中已基本形成了“单科考试、学分累计、零存整取”的学分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侧重于目标管理，具有开放性、灵活性等特点，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但在自学考试学分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专业学分数偏低；考试实践环节考核占的学分比例较小；选考课总体上门数偏少；强化了考试结果，淡化了教学过程环节等。[38]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学考试考生必须严格按照考试计划中所规定的课程进行学习，对发挥考生的情趣、爱好及自身特点起了一定的束缚作用[39]；现行的学分制封闭性、单向性较强，不能更好地适应当今的社会对人才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不利于构建高等教育的立交桥；对建立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教育考试新体系，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40]；自考专业培养目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使得各专业之间共有的部分较少，不具有学分制要求的灵活性；自学考试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优化组合、管理手段、方式方法及助学媒体建设等方面还不完善。[41]

3.对改革自学考试学分制的研究。康乃美等人提出改革自学考试学分制要以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受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学科特性、自考独特的教育考试特性、自考现行学分制的局限性、国内外学分制的成功经验为依据，他们认为改革学分制的总的指导思想是使自考更主动适应社会对人才多方面的需要和个体差异，促进个体充分发展和各学科的发展以及学分制自身的完善。为此，要进一步扩大自考学分制计划的开放性、灵活性和自由度；建立灵活、科学的学分管理体系；促进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他们认为自学考试学分制改革的目标与主要内容是：调整课程比例，构建弹性模式、中性模式和刚性模式三种学分制专业考试计划模式；建立适合于学分制需要的课程体系；实行区间制，形成一套新的学分计算与评定体系；实行“单科考试、学分累积、零存整取、分等毕业”的管理模式；增加考试次数，延长每次的考试天数；改进考试手段；实行协作开考模式；开展技能考核；变专业管理为课程管理；改革准考证和报名程序及报名手续；建立学习支持服务系统。[42]此外，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改革自学考试学分制的措施。如有人提出要实行选考制、学分绩点制和导师制。[43]有人主张建立自学考试“超市”，由以专业为核心转变为以课程为核心。[44]有人提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要将课程设置为专业核心课程和选考课程两个部分，每个专业只规定选考课程的最低学分，考生可以任意选取考试课程。[45]

二、对三十年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研究的反思

三十年来，学术界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一）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

1.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自学考试教学的研究。由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先是以一种考试制度的形式被大家所认识，而且如何完善这种考试制度，使其更加科学化也是自学考试制度建立之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学术界在自学考试制度建立之后的十来年间把主要方向放在了如何完善考试各环节的研究上。这些研究固然是重要和必要的，但自学考试作为一种教育，只有对其教学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才能提高自学考试的质量，也才能使自学考试实现内涵式发展。这一点正在为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从相关研究成果出现的时间就可以看出。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也即是最近十多年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表明人们对自学考试的研究正在从表面走向深入。

2.在研究中紧密结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实际。由于研究者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的第一线，因此，在研究中体现了紧密结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际进行的特点：一是注意把自学考试教学的有关问题与其他教育形式，尤其是与普通教育中的相关方面相区分。二是注意从自学考试制度本身及考生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少改革的建议与措施。这样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充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的相关理论，构建具有自学考试特色的理论研究体系；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在实践中有的放矢，真正发挥指导自学考试教学工作的作用。

3.对自学考试教学的不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人们对自学考试教学中的较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既有一般性的教学问题研究，又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别突出的问题的研究，如人们不仅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的过程和基本特点等教学的一般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还针对自学考试中实践性环节薄弱，难于进行考核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还对自学考试中教学管理方面的问题，如教学与考试的关系、教考职责分离原则、学分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后几项是自学考试教学中最具特色，也是问题最多最突出的方面。在研究中，人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如在对自学考试教学过程的特点进行了较好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学考试中，教学过程和自学过程是同一过程的观点，这就准确地揭示了自学考试教学的特殊性，也符合自学考试教学过程中师生既可以直接交流为主，也可以间接交流为主的实际。再如，人们提出了自学考试中，教学与考试是既统一又对立的观点，尽管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但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自学考试制度兼具考试制度与教育制度的特殊性，使其教学与考试的关系与普通教育相比，既有共同处，又有不同点，只有弄清了这一问题，才能正确处理自学考试中教学与考试的关系。还有，人们对自学考试中实践性环节的考核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建议，对改革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其中提到的自学考试实践性考核与普通高校实践性考核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要从自学考试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普通高校实践性学习内容进行必要的精简与合并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还有人尝试构建了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的评估指标体系，迈出了对自学考试实践性考核评估系统化和量化的第一步，是非常可贵的。另外，学术界在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分制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突出表现为对自学考试学分制与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学分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比较，较好地总结了自学考试学分制中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较好的建议。确实，在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分制中，存在的一个最突出问题就是考生可选的课少，而学分制的核心就在于选课，其初衷在于使学生能在较大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等选择不同的课程，并灵活地安排学习时间，最终达到促进学生个性和潜能健康发展的目的。但如果可供考生选择的课程太少，上述目的也就难于达到。而如果多开课程，则难度很大，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在自学考试中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也是长期以来遭到人们诟病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提出的诸如扩大免考顶替范围，学分互通，打破课程在专业之间的界限，使其尽可能共享与组合，与普通高校沟通等对策，为解决现存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二）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的研究还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

1.对自学考试教学的研究总体较薄弱，特别是对教学具体实施的研究不多。要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人才，同时，也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自身得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其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较之把自学考试作为一种考试制度而对考试各环节的研究，对自学考试教学各个方面的研究总体比较薄弱，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异常薄弱，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研究不全面、不系统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学术界的研究集中在教学管理方面（如实践环节考核、教考职责分离、学分制等方面），对于教学的具体实施的研究较少，表明人们对于自学考试的研究重心还没完全从办学（办考）体制转向培养体制。如，自学考试是一种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教育制度，其更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那么，如何借鉴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主体性教育等相关理论来指导自学考试的教学，树立更加科学的教学理念，是很重要、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目前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再如，自学考试的教学目标是什么？确定教学目标的依据有哪些？对教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针对自学考试的特点选取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教学策略、教学手段与方法组织教学，实现有效教学，如何在教学中培养考生的自学能力和主体人格，如何在教学中建立更加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如何衡量自学考试教学质量的高低，其评价标准、评价对象、评价过程是什么？等等问题的研究很少，有的甚至没有，对如何改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虽然有人进行了一些探讨，但一是数量少，二是只是提出了一些最粗略的观点，谈不上多少学理性，也没有多少可操作性。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和现代远程教育的兴起，网络教学越来越成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重要教学形式，如何开发网络教学资源、建立良好的互动平台、创新网络教学管理模式等问题本应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程，但现在人们对此的重视还很不够，只是刚刚开始研究。

2.研究的深度不够，学理性比较欠缺。在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的研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研究停留在比较表浅的层面，有的甚至只是一些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没有把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也就是说，在整个研究中，都存在着学理性比较欠缺的问题，极少以相关的理论作指导，而教学论作为独立的学科，国内外都有着比较成熟的、丰富而系统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自学考试的实际出发，在深入研究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其中有益的观点和思想，指导我们对自学考试教学的研究，但学术界显然对此关注和研究不够，致使研究的理论性不强，大多数研究缺乏理论依据，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工作总结的水平上。如人们提出在自学考试中，教学过程和自学过程是同一过程，师生以直接和间接交往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观点本来是很好很正确的，但在研究中明显表现出深度不够的缺陷，还可结合教学过程的相关理论和自学考试的特点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再如，在研究自学考试教学过程时，现有的研究都只是泛泛地提出要提高自学考试教学质量的观点，但却没有从相关的教学和学习理论去作比较深入的研究。

3.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和思考。人们在研究中提出了较多有益观点的同时，也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和思考。如有人认为所有学生都是教学过程的选择者和设计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自学考试中，学生确实具有最大的自主性，但在全日制助学的教学中，学生不能被称之为是教学过程的选择者和设计者，因为要学习些什么内容，如何学，学到什么程度等都不再是学生自己决定的，此时，教师起着主导作用。再如，一些人提出了自学考试中教学与考试统一于考试，考什么学什么，考多难学多难的观点，这个观点带着明显的功利性和应试教育色彩，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在自学考试中，教学固然不能决定考试，但考试本身也不应该决定教学。因为如果完全以考定学，则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应试教育。从教育的基本规律看，考试和教学都只是教育的一个环节，都要统一和服从于培养目标。自学考试既然是一种教育形式，则必定要遵循教育的这一基本规律，虽然自学考试中考试的地位特别突出，起着导向的作用，似乎在指挥和决定着教学，但实际上一切的环节，包括考试在内，都要服从于培养目标的要求。因此，应该说，在自学考试中，教学与考试不能统一于教学，也不能统一于考试，而只能统一于培养目标，即二者都要以共同的培养目标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是培养目标决定着考试与教学。

综上所述，三十年来，学术界对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的缺陷和问题，如何完善现有的研究，是我们今后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课题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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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民族考古法；学科独立性；逻辑体系；专业语汇；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学是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利用现代民族志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再现古代人类社会文化面貌，从而进行考古学或民族学研究的方法。它“被视为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为新的一门学科”。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但笔者认为，把它定义为一门学科还是为时尚早，因其学科独立性尚缺，使其难以突破依附性，而带有明显的学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独立性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马丁・施尔在对于博物馆学的学科性时言“博物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专业的语汇体系，有自己的逻辑系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对于任何科学的学科性考察明显也是有借鉴意义，对于民族考古学的学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标准衡量。

从研究对象来看，有学者阐释“民族考古学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它的研究资料，可分为氏族遗址、民族古遗物及与民族遗址、民族古遗物相关的古气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等的遗迹或遗留”。但稍稍对比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即“遗迹和遗物”，可发现两者是有重叠的，民族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独立性很明显的依附于考古学之上，也可以说只是考古学的小范围研究对象，而不存在独立研究对象。

二、逻辑体系

至于逻辑体系，侧重是指用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属于自身领域的问题，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处于混沌状态的。《民族考古学概论》提出的几点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层学、器物形制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民族志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层位学”、“类型学”及“文化区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则主要是用民族志类比法，而这恰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学概论》则认为主要应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这些包括有：进化论、文化的传播、文化圈理论、文化辐合论等。

可见，民族考古学并未具有独立的逻辑体系，而只是借鉴考古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学的类比法，加以利用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陈淳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分析一般有两种模式，其一是直接历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学研究对象与考古学遗存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分析；而后者则是用民族学研究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来分析并无渊源关系的考古发现”。

显然，“民族考古学”缺乏自身的逻辑体系，却带有很强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将其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层位学”和“类型学”也同样可以成为一门学科，这很明显混淆了学科研究方法与独立学科的范围，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专业语汇体系

专业语汇体系的构建，前提是需要有专业研究队伍的存在。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研究队伍是存在，因为对民族文物或是遗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两位先生的研究，但专业语汇体系却还未形成，而只是借鉴了考古学的语汇体系对考古学文化进行阐述，如“城址”、“居址”、“窑藏”、“墓葬”之类术语。

专业语汇体系的建立，还需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而实际却是标榜为独立学科的“民族考古学”，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学或民族学门类之下，而只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专业之中，这同“沙漠考古学”、“水文考古学”类似，如中山大学也只是将其列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学的博士生导师许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古学的一种阐释方法论。这种方法对于阐释考古遗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遗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不可偏废，实有完善、充实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将其作为独立学科为立场而进行著作的撰写，如《民族考古学概论》之类的出版，笔者认为，是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因其根本观点即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阐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悬浮性，未能提出属于学科的语汇体系，而完全依赖于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学科的支架之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学科的建立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显然，民族考古学还是缺乏学科所需要的独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与“类型学”、“层位学”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类似性，因此，将其称为“民族考古学”法而从属于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列显得较为合适，而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带有牵强性。同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紧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学科互渗的结果，但我们不能阻止两者互渗，我们要做的在认同考古学须和民族学结合下，让两者可以得到有进一步的发展，才会有更宽的拓展空间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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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叶以来，考古学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了很大的飞跃，尤其是通过对中外考古学理论的对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学理论在以后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道路上一定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们一定要对考古学理论的认识上升到一个高度，因为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是我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它决定着我们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响，而且也决定着考古学以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们对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怀。其中有人们对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对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对古代事物的喜欢，等等。这也许是科学考古学形成的原因之一。科学考古学在形成之后就在技术和理论的影响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论的发展过程更是曲折，可以说考古学的理论是在不断的否定基础上前进的。下面就谈一谈关于考古学理论方面的认识。首先有这两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学的研究需要理论吗？第二，考古学理论是什么？

考古学的研究需要理论吗？这个问题在现在看来犹如废话，可是在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它确实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学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那么无论我们在这上面花费多大的时间和精力，那都只会是徒劳。结合我国考古学的形成和早期的发展来看，考古学的理论在我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张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时间与传统》的中文译本的序中提到，最近两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固然是对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很可靠的反映，而在这里面根本没有“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学理论在我国早期的考古学的研究中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形成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当时受国内的“五四”运动和古史辨运动的影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上古史提出了质疑，而且还对史籍中对早期国家的记载提出了质疑，于是这就遭到传统史学派的反对，但是他们又没有具体的实物证据。所以，双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实物。其次，我国早期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也陆续回国，他们大部分在国外学的是地质古生物学。李济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人类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他决定开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进行初步调查，并与1926年10月到12月开始了对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关于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的动机我们可以在《李济文集卷二》里找到，受当时安特生在对我国进行的一些考古发掘基础上形成的对我国史前文化的认识和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李济先生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调查与考古发掘找到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进行的考古发掘为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掀开了帷幕，也正是他的这一动机或发掘目的使我国的考古学在一开始就走向了历史学的范畴，其在发掘过程中对地层和出土物的观察和分类的方法还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并受了现代考古学的专门训练。1930年夏季毕业回国之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发掘，其主要贡献之一是依据考古地层学的证据，确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大问题。由于这些早期的学者将中国考古学坚定的放在了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将考古学引上了一条有别于西方考古学的发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学研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国的考古学在一开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学有着共同目标的证经补史的道路，也就是说考古学的发展是为历史学提供服务的。它的目的只是通过考古发掘来填补历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国考古学所运用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都是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考古学理论在我国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学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对于考古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积累，这其中又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获取考古材料的途径，二是对获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础性的研究，为后面的进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础。第二是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或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关于第一个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与发掘以及对发掘现场遗迹和遗物的基本信息的获取，在发掘过程中对考古地层学的应用以及对出土遗物所进行的类型学的分析，而且从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发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和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都是在无意中发现的。所以在第一个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积累方面对考古学理论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或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对考古学的理论要求非常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考古学具体理论的指导，那么对考古学的解释可能就会停滞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学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对考古材料的解释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积累的多少。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学科里一样，如果我们只是积累现象而不去总结规律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那些对后来影响巨大的定理。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是一门学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学科一样在于探索在某一领域的规律，而考古学要探索的规律不只是简单的还原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类在过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图探索考古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解释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换句话说，如果古代人们的生活是现象，那么我们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现象的发生。而我们现在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们生活的全部遗留。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质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导致了我们现在所发现的不可能是古代人们的全部遗留物。所以我们要通过仅存的不完整的遗存去探索古代人们生活的规律，其难度无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没有理论的指导，那么其结果就微乎其微。我们可以把考古发掘的遗留物划分为物质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遗留物，对精神方面的遗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论的指导，因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对象，它反映的都是人们的日常精神生活。考古学探索的问题被西方考古学家用6个“W”来表达，它们是Who（谁）、What（什么）、When（何时）、Where（何处或从何而来）、How（怎么回事）和Why（为什么）。②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学家把他们研究的重点越来越放在了后两个方面，也就是对产生事物内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产生的内在原因而不是对事物外在方面的观察和总结，所以考古学的理论是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来越被重视的一部分。

篇10

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高校；考古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264-02

高校考古教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热门学科。但目前考古学专业教学存在很多弊端，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改革高校考古教学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任。本文认为高校考古教学改革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形成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理论和方法三位一体的改革体系。

一、用“求是”的理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考古专业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21世纪中国高等院校培养考古人才的标准是懂得文物考古法规、多学科基础知识扎实、学术思想进步、具有娴熟的田野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综合人才。然而，当代考古学人才的培养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高校内部考古学科的资源仍相对匮乏。“考古学本身是一门基础的人文学科，但其研究理念和方法技术却具有文理交叉的性质，在对古代遗存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多种仪器设备，也需要具有多种知识背景的人员”[1]。如果高校过于看重招生数量和规模，依据招生盗颗渲醚Э谱试础⑷范ㄊψ时嘀疲或者简单地将考古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进行资源配置，就会严重地限制考古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另外，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也不甚合理，专业分割过细，知识结构单一，多学科融合层面相对薄弱。此外，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层面上，面临着本科非考古专业的人数较多、生源基础差的问题。很多考古专业本科生放弃了本专业的学习深造机会，改行从事其他专业的工作；大量的非本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却带着对考古学的误解步入考古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这些学生的考古学专业基础相对较差，在硕士阶段首先面临的就是考古学专业基础和专业实践的补课问题，更高层次研究能力的培养无疑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博士研究生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与研究课题相结合的田野工作难以开展，因而导致依托田野发掘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的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数量不多。要改变这一现状，关键是要实事求是，立足于人才培养现状深化改革。总的说来有两个原则：一是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成为向社会培养输出优秀人才，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二是必须尊重自身的发展规律。考古人才培养改革必须在保持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课程体系改革的全面发展。总之，在考古学的人才培养方面要实事求是，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该怎样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设置学科内容都要从实际出发，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抄。

二、根据运动理论促进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要依托于人才培养目标，而人才培养目标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培养什么样的考古学人才不同的历史时期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学科建设也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用运动的原理改革学科建设才是正确的方向。

首先，用运动的观点构建史前史。史前史占据人类历史的很大一部分，不能忽视，特别是人类、农业和文明三大起源问题。将这些考古学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时补充到学科中，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启发他们从世界历史体系角度来审视中国古史，弥补了文献古史的不足和局限。

其次，用运动的原理建设考古学学科体系。“考古学的研究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错误与偏执，将中原之外的灿烂文化揭示出来。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学科体系构建时需要重点关注，比如商时期的四川盆地出现了不低于中原文明的三星堆文明，北方草原也有极富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铜文明。通过与文献的对比，有助于学生摒除中原文化优于其他地区文化的错误史观，对于学生树立以考古学学科新知识体系为基础的正确历史观有重要作用”[2]。

再次，用运动的原理丰富历史学学科资料。教学中要适当增加史料比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讲授，引导学生对史料进行辨析、解读，将历史文化的背景与考古资料对照分析，增强学生的证据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比如，礼制在中国古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思想和民俗上都有诸多表现，文献记载相当普遍，而其物化表现形式也在考古资料中大量存在，在教学内容设计中应将这些内容突出。

第四，地方史的研究往往是地方院校历史专业的重要内容。我院考古专业根据考古新发现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红山文化等特色考古学文化内容，使学科建设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推进。这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识，并有助于学生地方文化情结和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形成。

总之，考古教学很多领域都有扩展的空间，考古学的学科建设要与时俱进，教学改革也应永远处于运动中。

三、根据实践理论更新教学理念

考古实践既是培养考古专业研究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因此，考古教学改革一定要遵循实践的原则。

首先，考古学是文理交叉学科，实践环节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考古学专业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实践的力度，进一步完善教学体系。目前，学界以及教育界己经认识考古实践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比如，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

其次，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国家各项事业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实践应被纳入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中，以便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达到高校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培养目标。

再次，考古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其发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田野调查虽然也受以上因素制约，但仍然不可或缺。同时，田野实践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根据当前对考古学人才的要求：即着重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基本技能和创新能力，我们认为田野实践的开展和推行对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落实科研、理论、实验交叉融合的保障。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在注重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应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学术创新能力”[3]。在教学改革中，除了要强调进行考古学的基础训练，即要求研究生熟练掌握国内外考古领域的基本理念、调查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同时更要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进行学术创新的能力。

四、用发展的观点促进教学方法改革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考古专业的学生需要熟悉各时期遗迹、遗物的特征和演变规律，因此教学中直观的内容占有较大比例。而传统的考古教学一般是课堂灌输，缺少考古调查、发掘和遗物等直观、动态化演示，因此，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审视课堂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在课堂教学中要采用大量r活的图片和视频资料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研讨兴趣，因为考古学本身就是直观的、动态的，学生学习方法也在不断在调整变化中，所以考古教学方法也要不断变化。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多媒体技术在考古学教学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在教学当中，多媒体教学法的高效、规范、声像结合，大大优化了考古学教学，并被学生所接受。在考古教学中采用这种教学手段，可将抽象内容具体化，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将微观事物宏观化，并能多角度地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另外，通过多媒体教学，又可以节省时间，来进行其他的课堂教学，如组织和本节课相关的课堂讨论、学生主题发言、读书报告会等辅教学活动”[4]。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教学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及课堂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对于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开拓学生学术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丰富、轻松的学习环境。多媒体技术，使教学内容形声化、表现手法多样化，对学生的感官进行多路刺激，使学生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学生听课造成的疲劳和紧张，充分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除了采用多媒体技术外，还要综合分析各个门类考古的学科特点，用“发展”的理论调整教学方法。因为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学科，它和历史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植物学、动物学、体质人类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各个门类相关的考古学信息，培养专业性强、学识精深的各门类考古学人才。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教学方法的改革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而调整。

总之，高校考古教学改革要立足于时代需要，实事求是，要不断完善学科建设，遵循考古学的实践性原则，不断改革创新，更新教学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指导高校考古教学改革，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必将取得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韩国河.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6）：137―138.

〔2〕彭长林.历史专业考古学教学改革探讨[J].凯里学院学报，2015，（0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