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动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贸易的动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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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内在动因；应对策略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在动因

在现代国际贸易中，随着格局的不断变更、贸易地位的转变，我国也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贸易危机。自由贸易理论指出：关税必然引起国际效率的损失，虽然征收关税的国家可能获益，但也会导致其他国家损失更多。在以往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出口贸易占比重较多，这样的情况就决定我国将受到的损失更加严重。

在初始的现行国际价格上，关税必定会减少进口需求和出口供给，如果征收关税的国家与竞争性的国际市场相比并不小，那么其关税会降低进口的国际相对价格或者等价地提高其出口的国际相对价格，同时关税也能够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我国将要面对的必然是进出口的平衡问题，如果关税抑制了进口的国际相对价格，那么进口的国内性对价格同样并不会提高到关税完全提高时的水平。这种关系指出了在利用关税背后，征税动机的矛盾。伴随着我国贸易地位的提升，成为仅次于美、德的贸易大国，打破了全球原有的产业布局和贸易格局，而在国际贸易这个充满了罗曼蒂克的圈子里，这也将带给我国很多的贸易问题，如其他产业国的恶意竞争、抢占世界市场等情况也越发严峻。因为科技高下的区别，在面对底价也不相同的贸易物品竞争市场中的其他国家，我国因为科技低下或与国际接轨的不完整，必将带来很大的危害，长久以往我国的科技、贸易以及国家的发展也肯定会越发危险。

二、应对策略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是建立在关税的前提下，关税可以保护国家一时的状况，但国家却不能长久依靠关税来限制其发展。我国早在洪荒时代，大禹就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堵不如疏。面对国际贸易的危害，最重要的是做好应对策略，使我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处于不败之地，通过调查研究后总结出几下几点应对策略：

1.加强我国的科技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我国在以往的贸易中，出口技术含量低、结构单一的劳动密集型物品占到了大多数，但在国际贸易中，价格竞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手段，科技如果依然落后的我们将会处于贸易条件恶劣的位置，因此失去很大的竞争力。同时因为科技的不发达，企业也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散乱的布局同样会使我国的发展进入到缓慢的境地。科技发展已经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第一要素，通过技术引进等方式，完成我国的产业升级，是当前的重点。

2.积极扩大内需。在早期的国际贸易中，我国还没有成为贸易大国时。“出口创汇”是适应那一时期的发展状况的，但在我国发展强大之后，这个一时的战略却带给我们很多的误解，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非常的充足，已经度过了出口创汇阶段。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2月24日的年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04年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达到6099亿美元，同比增加899亿美元。我国出口增长过快和巨额的贸易顺差对一些国家的国内市场和产业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已经成为中外国际贸易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可能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过度的依赖国际市场而使我国国内市场需求形成支持不足，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不能保障。所以，我国在宏观调控时应更多的放在扩大内需上。

3.加快国际接轨。无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大的环境氛围。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要做到真正的世界贸易强国，就必须要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市场的制定标准。与国际接轨，加速我国国际贸易物品的质量，达到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标准必不可少。同时，多国设计、多国生产、多国销售的新营销观念也可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为进一步占有市场打下基础。

4.加大政治干预。我国加入WTO后，参加多边谈判，参与定制法规、修改各种国际法规都可以加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但是国际贸易也是贸易摩擦情况最大的地方，政府必须要加大发挥在其中的作用，在工作中提高管理能力，增强服务意识以避免我国遭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损失。采取积极的措施鼓励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并为其提供良好的条件和服务意识。

三、总结

国际经济学的核心是国家间的交换，就商品而言，国家间的交换意味着国际贸易，但在当代的国际贸易中，贸易保护主义的加重也时刻提醒着我们要不断的前进，避免落后造成的危害。

与经济学关注的其他问题不同，国际贸易问题的独特性一直带有罗曼蒂克的气息，如异国情调的诱惑，总会存在某种危险，它贯穿于国际贸易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之中。我们想一直处于安全的位置，并且丝毫不受到其危害也是很不现实的一件事情，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不断的完善自己，带着最新的科技、物品，最好的服务、环境，最优惠的价格、市场去应对即将要发生或还没有发生的任何问题，以此来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减到最小。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E凯弗斯，杰弗里A法兰克尔，罗纳德W琼斯.世界贸易与国际收支[M].张永，吴素萍，徐卫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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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加入WTO 后，国际大型企业觊觎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纷纷将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使中国短时间内成为国际闻名的制造业基地。随着中国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国际大型企业开始大规模进行企业并购，以期抢占更多中国市场。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次快速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将迎来不小的挑战。全球掀起新的改革浪潮之际，正是企业升级换代的重要机遇期。国际大型企业转向高新技术投资，在国际范围内推动新一轮工业结构调整，他们注资办法、注资范畴、注资工业等方面呈现出了新趋势、新特点、新方式。

关键词 ：外资；动向；国际贸易；影响

一、利用外资相关理论

利用外资指国外企业或个体在恪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前提下，在我国直接注资办厂，或合资经营公司的经济行为。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企业或经济组织一同注资开办中外合资公司、中外协作公司或协作开发的注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注资总额内公司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利用外资分中外合资经营公司、中外协作经营公司、外商独资经营公司和协作开发。包括补偿贸易、来料加工、加工安装等。中外合资经营公司亦称股权式合营公司。是中外两边按各自注资份额，一起注资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利用外资者注资份额通常不得低于25%。

中外协作经营公司亦称契约式合营公司。与中外合资经营公司的不同是中外各方的权力和责任没有清晰的具体规定，一切都根据两边签定的协作协议为准。

外商独资公司是指国外的一些公司、别的经济组织，恪守我国法律前提下，得到我国政府允许，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由外商单独注资开办的公司。别的注资方法包括补偿贸易、加工安装来料、来样加工及来件安装、国际租借、产权转让、矿产资源协作开发等。

二、我国引进外资的最新动向

1.以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引导外商的增加

世界直接注资工业的分布具有由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趋势，其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靠吸收外国直接注资促使本国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壮大。在技术密集型工业和高新技术工业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不断以直接方式进行直接注资。政府应引导外商对中国技术密集型工业加大注资力度。加大跨国公司在我国优势行业上的注资，实施准确的工业导向。从环境保护、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进中国国民经济继续稳定增长和中国小康社会建设为出发点，国内的优势行业对吸引跨国企业资本进入具有很大的优势。

2.引导利用外资更多地流向薄弱的第三产业

商业和交通运输，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对中国来说是外商对中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注资的主要汇聚地。而利用外资少的，所占的比重也很低的则是金融保险业、社会福利业、体育产业、医疗卫生产业、科研以及教育文化艺术等。随着中国履行WTO承诺和对外经济政策的进一步调整，第三产业部分对外开放的程度势必会进一步加大。所以，应通过《利用外资企业辅导目录》，鼓励再注资等办法的调整，进一步引导外商增加对这些产业的注资。

3.进一步完善引进外资的环境

政府应加快调整职能转型，尽快从“管理者”身份转变为“服务者”身份，为外资企业提供更优质服务，进一步营造吸引外资的优良环境；进一步完善有关经济法规及相应的规章制度，使外商注资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进一步简化外商注资批阅手续，改革税费缴纳；强化法治环境，加强社会治安和环境治理力度，为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大力度改善外商注资者生活条件以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为外商解决好后顾之虑。从工业范畴看，应当适时放开商品销售市场和新兴产业的资本市场。加大服务业开放步伐，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积极引入跨国公司参与地方经济建设，逐渐放开交通、电信、外贸、商业等带有垄断色彩的区域，稳步开放金融行业等。

三、利用外资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

1.利用外资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所涉及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行业，如交通，通讯，石油化工，机械，电子，房地产等支柱产业和商业，餐饮和其他方面的跨国公司的注资。近年来，我国开始逐步开放保险业、电信业、专业服务、银行四个新的投资范畴。面对这个新的发展机遇，很多跨国企业摩拳擦掌，开始为抢占我国市场做准备。一些外国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十家股份制银行有密切联系。在资本市场上，主要体现在股票市场上，我国并购的现实案例中，跨国企业并购占不小比例，并购活动的首要力量，主要是一些资金来源广泛的跨国公司。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将起到正面效应。

2.利用外资技术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在制造业上，跨国企业实施纵向笔直的全球化分工协作，实施一整套完善的制造质量体系，降低了其在华子公司与中国工业的前后关联度，不利于中国工业的均衡发展。跨国企业为了保护其全球领先地位，对自身技术实行严密的保密工作。掌握先进技术的跨国企业容易被中国企业长期依赖，使得创新与创造无法在中国企业身上出现，本土企业就无法超越跨国企业。外商注资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十分明显的技术革新，即使跨国企业对中国所投入的技能只能算中等水平，所投入的更多的是成套制造设备、流水线等，所涉及的行业短期内产品制造水平得到很大进步，表现出很高的短期效益。但是，因为缺少研发创新和关键技术，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对产业水平的提升、产业的发展创新并无益处

3.利用外资出现方向性偏差

中国工业产业系统大多形成于对前苏联的仿照，面对经济全球化已显得力不从心。由于部分企业技能水平和管理水平落后，又存在资金的严重不足，严重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现状得以改观。工业设备水平的进步是中国工业水平进步的前提条件，中国以优惠政策引导外资企业的高新技术进入到中国工业产业中去，促使原有技术设备落后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变。但是，外资企业通过投入扩大生产的意图是赚取利润，他们真正投入进来的现代化工业设备、尖端高技术设备并不多。

针对国际大型企业在注资办法、注资范畴、注资领域等方面呈现出的新趋势、新特点、新方式，我国应出台与其相对应的政策、法律、法规措施，使其按照我国的既定的路线图发展，以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企业技术和管理的转型。

参考文献

[1]范玮.改革开放30年——江苏外向型经济发展历程与展望[J].江苏商论,2009(01).

[2]戴桂林,刘鑫.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升级路径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 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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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有常,冯夏.金融危机下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思考[J].中外企业家,2009(14).

[5]高华,张洁梅.浙江省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绩效[J].科技经济市场,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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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自跨国界商品、要素流通和生产分工发展伊始几个世纪以来便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及前沿问题。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到今天的新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历经五个阶段已逐步形成完整而成熟的理论体系。与之相比，大数据却是理论界较新且同样具有前沿研究价值的概念。虽然，数据作为世界的本原和人类认识世界的客观标度，对其认知历史可追溯到人类科学发展的起始（黄欣荣，2014），而大数据这一名词却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提出后直至2008年9月Nature刊登的一期以“Bigdata”为主题的专辑才得以广泛传播。此后，理论界虽以大数据为研究主题，从不同视角和学科、交叉学科领域对其进行探索，但这些研究或集中于对其概念和特点的探讨，相关文献如陶雪娇等（2013）、黄欣荣（2014），或集中于其技术具体运用途径和方向的分析，如黄晓斌、钟辉新（2012），李莉、顾春霞和杨亚楠（2014），邵鹏、、齐杰（2014）等。将大数据与国际贸易学这两个前沿研究问题结合研究的文献资料很少。需求催生供给，近年来随着交通、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方式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物品资源和数据流通速度加快、流通方式日趋复杂，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挖掘信息以促进贸易发展成为大势所趋。王碧宏（2014）、李连飞（2014）等从跨境电商、在线国际贸易等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发展的角度解读了大数据海量规模及其挖掘技术和利用效率的提升对于我国国际贸易管理及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及相关挑战；曹云、王东（2014）和谢健明（2014）则选择紧跟时事，将大数据研究置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和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具体操作案例中，研究大数据对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还有研究将大数据与贸易进出口直接关联起来，辩证地对大数据时代下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机遇及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如薛静辰（2014）。从上述文献梳理分析可发现，目前学者对大数据下国际贸易发展的研究虽不是空白，但研究的角度比较单一，多停留在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信息分析及其挖掘技术运用到某一具体贸易流通环节（如消费者行为分析、营销模式变革或物流效率提升等）而促使贸易企业效率提升的表象上，并未涉及其深层作用体制或传导体制的分析，因而所得出结论的普遍指导性不强，对大数据时代国际贸易学理论及架构变化的研究稍显不足，也无法形成对国际贸易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的全面而系统的认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大数据下国际贸易学发展的研究还处于基本空白而亟待理论研究者们的探索与创新。已有的国际贸易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发展创新，经过总结大都可以沿着贸易动因、贸易结构和贸易结果等层次进行归类总结（彭徽，2012），沿用这一研究主线，本文将就大数据时代下国际贸易在贸易动因、贸易方式、贸易内容、贸易结果和贸易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发展进行探讨，通过抽象具体商务和贸易操作中的大数据运用，深入剖析其深层作用理论，希望能从理论发展的层次去分析大数据时代给国际贸易学带来的新发展，填补研究空白。

二、大数据时代国际贸易学的新发展

随着数据信息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推广，我们所能分析和利用的数据的4V特征日益明显：数据总量规模增长巨大且呈指数级增速；来源和类型不断增加；数据价值突显。大数据的强大影响力已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科技、经济、卫生、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有学者称大数据将成为开启人类社会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红旗手”，更有甚者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直接意味着“第四次科技革命”。那么，就国际贸易学而言，大数据究竟在多大范围、多深程度上影响其理论发展呢？

1.大数据提供了贸易动因的新来源

深层解构国际贸易理论不难发现，无论基于何种发展层次的理论，贸易主体间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开展的动因这一结论已成为不可撼动的真理，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贸易主体的具体比较优势来源不同。已有的理论或从技术、要素禀赋等供给的角度，或基于相互需求、产品生命周期等需求的角度论述了贸易主体的优势来源。而数据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它是知识的源泉，是企业创造价值和利润的原材料，是知识竞争的重要支点。拥有海量规模的大数据已为国际贸易主体带来新的优势来源：基于国家主体层次，庞大的数据资源储备被各国提到战略高度，将成为新的“知识基础设施”，构建国家综合竞争力；基于行业或企业主体层次，大数据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和发展机遇，并作为新的、重要的生产因素成为行业或企业发展的“未来新石油”，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些新的比较优势的培育，将成为新的贸易动因，推动贸易进程。

2.大数据促进了贸易方式的多样化

传统的贸易平台为实体贸易，商品或贸易主体需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特定交易地点以供选择或进行面对面的磋商，这样大大加大了贸易的成本和风险。而今，大数据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所带来的商品参数的可传递性、消费市场需求的精确分析和交易货币的电子化等巨大变化已突破了传统交易的时间、地域限制，使得交易流程数据化；此外，大数据技术的推广促进了跨境电商或在线国际贸易平台的构建，完善了国际贸易的供需链条。大数据时代下，国际贸易突破了传统实体贸易形式，发展出了跨境电子商务或可称为在线国际贸易的新型虚拟网络贸易平台，这种贸易平台的强劲发展丰富了国际贸易方式，成为实体贸易方式强有力的补充。

3.大数据充实了国际贸易的内容

在以往，商品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相关的要素流动占据国际贸易的全部内容，人们或有注意到由贸易所产生的贸易主体间的信息流交换，但也未将其放置在与商品、服务、要素等贸易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以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而是将其笼统地掺杂在贸易商品或服务商品内做细小的分析研究。大数据时代的诞生革新了这一现象。作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所衍生的“数字贸易”、“信息贸易”便是基于日益频繁及扩大的国际贸易中对信息流重要性的强调及价值分析，认为数字所包含的市场定位分析、消费者行为分析、生产者供应行为分析等重要信息是比具体商品更为重要的贸易内容。一旦某一国家或企业能够掌握这些信息，那么其市场决策及预测的有效性便可大大提高。因此，许多知名企业纷纷投入到数据库收集及分析的行列中，大数据也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许多大型跨国企业在进行市场分析与产品定位等决策前，花费大量成本进行数据采集及购买，这也成为了商品成本的构成部分。数字信息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内容。

4.大数据为改变世界贸易格局提供了机遇

自二战以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便形成了南北两极分化的格局，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或资源因素占据着贸易优势地位，主导着世界贸易长达一个多世纪并呈长期保持优势的态势。近百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曾尝试多种改革手段，企图实现贸易额的快速增长、贸易条件的改善和贸易地位的提升，但一直收效甚微。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大数据发展的大环境下，国际贸易并不太多强调国家的天然资源基础而依赖于数据信息技术的开发利用，其优势的获取能力具有后天的可培育性，这为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大数据信息的充分识别和挖掘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对国际市场消费需求的合理定位和预测，从而减少供求失衡的可能性，实现资源的最合理配置。这样，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的贸易竞争中有望提升其竞争力，获取贸易地位的提升，进而改变世界二元贸易格局。

5.大数据带来了新的贸易风险

大数据作为一种符号，在拥有大量科学标示符号所共通的优点之余，也包含着致命的隐患。除却大数据运用中所包含的提取数据信息的技术壁垒，大数据作为即时、快速的信息，其高速的流动性在便利贸易流通、拉近贸易主体距离之余，也增加了贸易信息扩散或被贸易对手恶意攫取的风险，这将带来不可预估的贸易损失。更为严重的是，贸易的数字信息中包含有大量与居民生活、国家安全、军事防卫等安全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一旦被恶意破解、攫取和利用，将对国家关系、国家安全提出挑战。大数据背景下，贸易安全应该是国际贸易理论关注的重点。

三、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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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经济论文" target="_blank">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经济师，2009，（ 07） : 115 －116.

［2］老子，。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4］李坤望，张伯伟。 国际经济学（ 第二版） ［M］。 北京： 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篇5

关键词：知识经济；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对策

一、知识经济的特质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正向知识经济迈进。尽管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知识经济还只是一种萌芽，然而，现代经济中知识正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重要资源,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

应当指出，知识的运用,是一个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起就与人类生产行为紧密联系的现象。知识经济的形成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这种质变的标志主要有经济资源、劳动资料、产业结构三个层面。

1． 经济资源层面。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发生质的变化。在农业经济中,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工业经济中,基本生产要素是资本和能源。现代经济中又有了新的变化。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时,就发现知识对于经济增长的特殊贡献。罗默提出新增长理论 当知识被纳入生产函数后,不是效益递减,而是效益递增。但当时并不能认为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资料表明,知识与信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超过50%,更有专家估计,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知识和信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可能由20世纪初的5%～20%上升到90%。可见,知识和信息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生产要素。

2． 劳动资料层面。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工具发生质的变化。农业经济中,关键性生产工具是犁、锄头等手工工具；工业经济中,关键性生产工具是机器设备；而知识经济时代,计算机和网络成为关键性生产工具。计算机软、硬件不断创新,以Internet为核心的网络革命,成为知识经济的助推器。

3．产业结构层面。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主导产业发生质的变化。美国经济学家F马克鲁普1962年就发现美国在1947～1958年期间,知识产业以平均每年10.6%的速度递增,是同期GDP增长率的两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出现知识产业或信息产业的GDP占GDP50%以上，对知识产业或信息产业的投资占总投资50%以上等转折性迹象。

二、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

1．国际贸易的动因将发生转移。按照斯密、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一俄林传统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国际贸易理论，一国与另一国发生国际贸易的动因，主要是各国拥有的生产成本和要素禀赋不同，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绝对优势或相对要素，按照生产成本不同和资源要素丰缺盈余程度进行国际分工，然后进行国际交换，贸易双方均能由此获得贸易利润。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优势必然包括知识优势、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等，这种优势将代替资本成为竞争的根本要素，智力资源的丰缺盈余程度将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禀赋状况的重要性被削弱，以自然资源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逐渐被以知识和技术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所代替，科学技术知识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因。

2．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直接资源，因此，以知识产品为交易对象的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将不断发展，日趋专业化、规模化，将导致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智能化、高级化。智能的物化产品将成为世界产品市场的主体，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以及一般技术密集型产品将让位于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未来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3．网络贸易将成为新兴的国际贸易方式。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网上贸易市场。据美国《商业周刊》预计，2002年全球网上贸易总额将达3490 亿美元。正是由于网络贸易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才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关注，纷纷制订各种政策和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和促进网络贸易的发展。此外，象WTO与APEC等国际和区域经济组织对网络贸易也十分重视。显然，网络贸易将会得到迅猛的发展，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

4．技术贸易壁垒将成为最主要的非关税措施。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各国逐步取消关税，各种传统的非关税壁垒将明显减少，自愿出口限制等灰色区域措施亦将被限制使用，因此，今后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将更多地运用高技术标准的措施来抵制外国商品的进口，达到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目前，国际贸易中盛行的绿色壁垒，正是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工业国家借保护本国环境之机，制订出非常苛刻的环保技术标准，使其他国家的商品无法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这些措施将会被更广泛地运用。

5．高技术产业的合作与交流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知识经济时代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支柱产业，高技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一方面具有很高的风险性，对资本、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量大，因此需要多个公司甚至多个国家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另一方面，由于它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广泛，即使最大规模的跨国公司，最先进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可以预见，未来的高技术中心不可能集中在某一个国家，而是形成多个中心的格局。同时，人类面临的许多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也需要人类携手运用所掌握的高技术共同攻克。这一切都使得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产业的合作与交流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

6．涉及知识经济的产业将成为国际贸易协调的重要领域。随着电子通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网络贸易的兴起，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贸易所关注的问题也就从自然资源转向了知识资源，从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向了知识密集型产品，国际贸易协调的范围和重点也转移到以服务业、电信业、知识产权为代表的知识经济领域。

三、对策与建议

1．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外贸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我国高科技投入在外贸领域上虽然有较大的增长，但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仍有很大的距离。我国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知识经济的顺利发展和外贸的良性循环。要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力争在知识资源的形成、积累、创新中形成自己的知识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重点发展信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因此，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有重点地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并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我国产品的知识含量与技术含量，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及其附加值，才能推进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技术产品，才能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才能提高外贸的经济效益。

3．大力发展知识型服务贸易。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使各国的经济竞争进一步转向以服务为基础的竞争。服务业在21世纪将成为我国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它的振兴将大大改善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同时也将有效地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在加大对技术服务领域投入的同时,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少进口、多研制,并形成相应的生产开发能力,以促进我国科研技术水平的提高；建立健全有关知识产权的法规,保障和促进知识型服务贸易健康发展,并结合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来进行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参与适合知识经济特征和顺应国际贸易大趋势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走出一条保护性开放的道路，对当前比较薄弱的知识型服务行业实行合理必要的保护。

4． 推行网络贸易,开拓国际市场。政府在加强对网络贸易宏观规划和管理的前提下，要加大投资，改善电信及网络设施的硬件环境,加速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加快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络的建设步伐,使我国对外贸易的信息技术与国际间的企业贸易接轨；加紧制定有关电子商务安全保障规范性法律条文，规范并促进网络贸易的发展。

企业领导者应充分认识发展网络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现从传统贸易方式到现代贸易方式的观念转变，努力制定切入电子商务系统的计划和网络基础设施；大力培养既熟悉传统外贸业务流程,又掌握新经济的操作规程和网络贸易方法的复合型人才；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积极探索网络贸易的运作规律，积极采用高效率、低成本的网上商业模式，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5．培养我国的跨国公司，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对外跨国经营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目前我国的跨国企业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质量、效益及国际地位上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实施走出去战略,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鼓励和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实行跨国经营,采取合资、兼并等形式到境外开展加工贸易、开发资源以及技术经济合作等。对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国家应在财政、金融、外贸及行业指导等方面提供支持,抓紧制定和规范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的监管制度,加强我国在境外企业的管理和投资业务的协调。

6．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关系的协调,以维护我国外贸利益。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将更加激烈,由此而来的矛盾和纠纷也将不断出现。为维护我国外贸利益,仅靠外贸企业自律是不够的,还应当在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关系的协调,这是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进行国际贸易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必要保证。

参考文献：

1．陈宪等．国际贸易原理、政策、实务．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

2．张详．知识经济与国际经济贸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

篇6

1.1促进国际贸易的开展国际贸易融资不仅涉及到融资，更是涉及到国际性贸易，这样增强了贸易双方的流动性，进而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国际贸易融资活动还使国际贸易双方加强了相互交往，极大地减少了贸易双方进行贸易的交易成本。1.2有利于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因为国际贸易融资总体来说门槛较低，发展中国家和企业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活动，借助于国际贸易融资的平台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国际性，有利于扩大资金供应主体，融资形式也会多元化，这样不仅加强了融资活动的灵活性，还可以促进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

2我国在国际贸易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不同性质的银行国际贸易融资资金分配不均可以融资的银行有两大类，一是商业银行，一是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资金较为雄厚，但是做的多是流动性强、金额小的短期贸易融资；而政策性银行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可以进行中长期投资，银行性质不同融资的资金来源出现了结构性不均衡。2.2我国企业进行国际融资担保一般都存在担保难的问题据相关市场资料显示，我国的很多外资企业都存在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因此在进行国际贸易融资时便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很多外贸企业负债率高可供抵押的资产不多，授信额度不够，也较难找到合适的担保方，因此面临融资难的问题。2.3融资方式单一,融资对象集中当今国际贸易都走向了高度化、复杂化的发展之路，国际贸易融资渠道也越来越多。虽然我国也在尝试一些新的适宜的融资方式，但是具体应用还是以传统的融资方式为主，传统的出口打包贷款、进出口押汇等方式,占到了贸易融资总量的70%左右。从融资对象来看主要集中于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一般来说大型企业财务管理较为完善、信用等级较高，因此它们受到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的全方位青睐。2.4审批程序繁多,操作流程不畅国际贸易融资虽然可以为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流，但是现实情况是，,申请国际贸易融资所需程序复杂、办理耗时较长,办事效率过低。很多银行没有采取合宜的方式来应对国际贸易融资，仅仅将国际贸易融资等同为一般的融资，缺乏一套符合其特点的快速、高效的审批方法，因而给企业申请造成了一定的困难。2.5欠缺有效的国际贸易融资风险防范机制国际贸易融资涉及面很广，因此在工作过程中极易安全问题。但是企业没有注意到在国际贸易融资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没有采取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传统的风险应对方法，不能适应国际贸易融资的新特点。一些外贸企业也没有认识到国际贸易融资与一般融资活动的区别，因此国际贸易融资安全问题一直存在。2.6我国的国际贸易融资很容易同其他国家发生贸易纠纷国际贸易融资是围绕国际贸易结算的各个环节所发生的资金和信用的融通活动。因此它至少涉及到两个国家，甚至是多个国家，因此必须有一套规范的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但是我国的国际贸易融资还是采取的传统方式，与国际上现行的做法不相符合，违规操作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也经常会有贸易法律纠纷。

3解决对策

3.1进一步加大国际融资的信贷力度在发展传统的出口打包贷款、进出口押汇等融资方式的同时，还要大力开发新的新融资方式，有效降低信贷利率，减轻企业成本压力。此外，各类银行还应该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加强对外贸企业国际融资的业务培训。　3.2建立外贸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制度我国的很多外资企业都存在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因此在进行国际贸易融资时便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为此我们探索出一条适合外贸企业经营特点的贷款审批制度，大力创新企业自身授信管理新模式。3.3加强各方合作，使得融资走向多样化加强企业与银行的合作，同时发挥政府在国际贸易融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必须加强政企银通力合作，有效降低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成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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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一、引言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我国与世界接轨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指出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作为贸易出口国，往往必须具备领先于其他国家较为先进的技术，因为只有技术创新，拥有了新产品与新工艺，才能保持其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具备出口的潜质，因此，对于出口国而言，国际贸易的进行是其开展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

作为贸易进口国，由于国际贸易所存在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势必会对进口国技术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果贸易双方人才、设备等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更会激发进口国去适应外来的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在知识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中，世界网络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形式，从静态角度出发，我国的技术创新的发展势必会提高自身的出口潜力，因而增强其国际贸易水平;同时，从动态角度出发，国际贸易的开始势必会给我国现存技术带来一定的冲击，从而给其技术创新带来动力。因此，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其技术创新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来技术大力开展自身的技术创新，为其经济飞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技术在其发展中的内生化演变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传统贸易理论向现代贸易理论演进的过程，其中有两条主线尤为明显：一是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二是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从传统贸易理论开始，就对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涉及。经济学认为商品的生产不仅依赖于具备各种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如何组合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这是最早的把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提法之一，这种技术可以在固定的生产要素条件与一定的规模下实现产出最大化以及产品多样化，而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以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绩效，即劳动生产率。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早在19世纪早期，Torrens(1844)就意识到在知识与国际交流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技术的发展应该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Mill(1848)对基于技术发展的国际贸易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与讨论。Bloomfield(1978)系统分析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并认为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对技术差距理论中涉及的要素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将有关国际贸易中技术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定义显然与现代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相对来说比较狭隘，认为技术就是提高劳动者能力和设备水平，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贸易发展中存在技术的影响，但在理论发展中对于技术创新的见解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分工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分工的改善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斯密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劳动的分工，会对国家的贸易模式及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基础上，把国家自身存在的比较优势归因于贸易所带来的外在技术创新。

因此，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斯密一派认为技术创新是源于劳工分工的内生变量，而李嘉图一派则认为技术创新是贸易所带来的外生变量。虽然，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对于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分歧，没有明显的界定，所以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对技术本身缺乏系统的定义，导致技术在贸易理论中被纯粹的认定为外生变量，即便如此，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关技术的认知在日后其理论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之后的很长时期中，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技术方面的演进远远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虽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对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贸易模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少有理论再将技术创新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当中。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中，由古典贸易理论中所提出的技术的重要性被忽视，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以生产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而忽略了贸易中各国间存在的技术差异，其中以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

H-O模型主要从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不同的要素禀赋及不同产品的生产函数角度阐述其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之前古典贸易理论的区别在于：古典贸易理论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而新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与经济增长分成两个独立的概念，忽略了技术在贸易模式中的重要性。实际上，H-O模型把经济增长排除在其模型之外，关注的只是贸易的静态层面，单考察了生产要素差异所带了的比较优势，而忽略技术之间的扩散对贸易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由于H-O模型对于贸易中技术因素的忽视，从而使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很长时间处于迷失阶段。

直到20世纪中期，众多学者又逐渐开始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即技术因素重新被纳入贸易理论模型的研究中。随着新禀赋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将RD(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知识视为国家非常重要的禀赋之一，同时强调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技术同样视为国家重要的禀赋之一。国际市场存在的竞争越发激烈，新产品不断增加，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在经济增长中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内生技术创新对于经济进一步增长显得更为迫切，这就使众多学者从外生技术对贸易的影响转为更深一步的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其模式的变化。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中，由于各个国家在产品各个环节所存在的差异，从技术创新以及传播的角度研究贸易的产生及其所带来的贸易模式的变动，为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发展奠定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新贸易理论兴起，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转变为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开始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Krugman(1979)开始将技术引进到贸易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技术创新还局限在外生的，无法对其产生的原因作以解释。

20世纪80年代所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融合，为之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之后贸易理论研究超越之前静态层次的研究，使得技术成为贸易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随着21世纪的到来，企业异质贸易理论成为当今贸易理论的代表，即新―新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Melitz(2003)提出来的，主要是在企业异质性、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基本假定下，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生产率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优胜劣汰的选择使得拥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步入出口市场，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淡出出口市场，与此同时，同一行业内的资源也将低生产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率的企业，使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及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从而使整体行业生产率及整体经济实现增长。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贸易理论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为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释，企业为了追求高的生产率及利润必定会加大技术创新的步伐。由于该理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模型框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但该理论为今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三、基于中国国情下的国际贸易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对发达国家相比，作为经济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新产品进入市场，必定会给我国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地位造成很大的冲击，本土企业若想继续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就务必开展技术创新，赶超外来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此与外来竞争者相抗衡，因此，国际贸易间接地成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动力;其次，国际贸易开展的过程中先进的出口国在将新产品传输到我国的同时，也将其产品所具有的工艺与技术水平传递过来，由于技术溢出的发生，给我国同行企业带来了模仿的契机，在模仿先进技术的同时，使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第三，如果先进出口国本身的产品具有一定的领先技术水平，我们在引进这些产品以后本身就具有了先进技术设备，这可以称为有形的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产品的同时会要求具有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企业员工经过培训之后吸收了外来先进技术，这就相当于给本土企业带来一定隐形技术创新;第四，由于我国与世界接轨，国际贸易过程中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同时会影响我国积极改善创新的内外部环境机制，对引进技术的企业而言，为了更合理的使用先进技术往往需要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做出相应的创新及转变，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创新意识以及管理机制的创新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起始的贸易谈判阶段，先进的出口国为了使进口国更加全面与详细的了解产品特性，促成贸易实现的目的，出口国会在合理的限制内演示产品性能，若交易失败，出口国的技术已经产生一定的技术扩散，而这种扩散也会一定程度的给进口国带来技术创新;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是贸易双方技术传播与创新的最直接方式，进口国在国际技术贸易的开展中不仅会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还会从人力资本、生产水平等其他方面认识到自身与出口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从而引发进口国的再次适应性创新。总而言之，上述的各种方式都会增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我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同时，掀动自身的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逐渐减少对此先进技术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加之我国自身的二次创新，很有可能领先于国际市场上同产品的技术水平，成为产品垄断供给者。

因此，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不仅能够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激发自身的技术创新，从静态层面上看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增加自身的技术存储量;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从动态层面提高了我国技术创新意识，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加强了创新制度环境的形成，为今后我国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甚至赶超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与技术水平呈高幅度的增长，而出口能力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贸易的出口国一般具有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技术，因此，国际贸易对于作为贸易出口国的中国有关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首先，从静态层面来说，我国只有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才更有可能拥有新技术与工艺，这才具备出口产品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我国为了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就会充分的进行技术创新，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其次，从动态层面来说，出口贸易必将会带来一定的技术扩散，我国的技术优势会在对外贸易的进行中逐渐丧失，因此，我们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放任其流失而无作为，在技术丧失的同时会逐渐丧失其出口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出口地位，

另一种是持续的开展技术创新，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出口地位加大创新的力度，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制胜，当然，我国遵循了后者选择;第三，在贸易双方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出口国可以根据进口国反馈回来的市场信息，寻找产品技术的不足改进技术，开展新的技术创新;第四，我国作为贸易出口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得为之后开展技术创新提供经济保障，同时，技术领先国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在资金强有力的保证下，技术领先国为了保持这种优势，更加激发了其对于技术创新的动力;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作为技术传播与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虽然可以给进口国带来先进的技术，看似是出口国技术的流失，实际上是出口国传播的次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在本国经济中已经明显落后，因此，适时的转移次核心技术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对于出口国进行核心技术的创新提供经济后盾。总而言之，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同时更要保持自身的先发优势，持续开展技术创新，适时的将逐渐淘汰的新技术转换成国际贸易中的利得，对于我国积累资金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

四、结语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中技术的演变，由最初肯定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到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经历了相当长的迷失阶段，直到今天，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支柱之一，是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的源动力。不管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新贸易理论，都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具有一定的肯定，在这里，我们只着重探讨了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事实上，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依存的，两者之间存在有互动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技术创新提高了我国新产品的研发水平，改变了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因此产品技术含量更高，品种更加的多样化，是我国作为出口国占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二，技术创新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促进我国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导致分工专业化，更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三，技术创新提过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与产品核心竞争力，而一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与自身优势上，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扩大我国产品价格等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生产技术与产品技术的创新发展，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地位;

第四，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模式的创新，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他们迅速的改变着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的效率与效益，网络技术创新更加剧了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因此，技术创新反作用与国际贸易，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进行就是在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中飞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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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几个主要理论，如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往往不提贸易损害问题，关注的重点是贸易利益。贸易利益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要素收入等指标来衡量，在有政府政策介入的条件下，在贸易利益中还包括政策导致的利益。与此对应，贸易损害的测量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这意味着贸易损害同贸易利益一样，包含国际贸易活动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参与国际贸易的经济主体的各种行为的后果。就目前有关国际贸易中的损害问题的研究来看，人们往往较为关注产业损害问题，而对消费损害等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前面说过，国际贸易中的产业损害仅仅是生产损害的一个方面，它可以用某个行业中生产者剩余的下降来表示。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产业损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忽视由于其它贸易损害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从而不能全面了解国际贸易摩擦的起因，也就难以有效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二，经济变动过程中的贸易损害。

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几个主要理论，既有静态模型，也有动态模型。不过，不管是哪种模型，对经济变动过程中，利益变化的比较只有一个基点：自给自足状态。这些理论模型都是将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相比较来确认国际贸易利益。不过，关注贸易损害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此不同，这种理论模型不仅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而且把经济变动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过程，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除了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外，还对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进行比较，由此来明确贸易损害的起因与程度。例如，两个国家间的贸易状态在开始时，第一个国家对第二个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但其后，则对第二个国家出口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业制品，因而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不仅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而且更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工业制品贸易状态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依据希克斯-萨缪尔森国际贸易理论，在后一状态的评估中，就会出现贸易损害问题。显然，在已经出现国际贸易、且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现实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的比较并不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的比较，这关系到进行贸易的各个经济主体能否获得它所需要的贸易利益问题。这意味着，从贸易损害的角度来理解国际贸易摩擦，不仅需要全面了解贸易损害的范围，而且需要综述评估各种不同的贸易状态下的贸易利益得失，从动态的角度理解国际贸易摩擦。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认识国际贸易摩擦的动因，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三，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

就目前来看，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主要有下列几种：

（1）消费损害机制。一般来说，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消费者能够用更低的价格消费其商品；同时，由于进口更多的商品，消费者的选择更大，从而能够获得来自产品种数增加的利益。因而在消费机制方面，占主要地位的是贸易利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消费者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消费行为，随着国际贸易状态的变动，消费者的约束条件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导致消费者出现贸易损害问题。

（2）生产损害机制。这种机制表现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商品大量的进口，造成国内生产秩序的混乱；二是十分低廉的价格，导致国内生产者出现损失；三是商品替代，外国生产的商品完全替代本国的商品，导致原有生产者破产和失业增加；四是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国内生产者退出生产领域导致的损害问题；五是产业调整，就像格雷哈姆提出的那样，也将导致贸易损害。前面的两种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中进口激增引发的产业损害、倾销和造成的产业损害相同。显然生产损害机制的表现较多，是贸易损害的重点。

（3）要素收入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所描述的机制，各种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会在国际贸易状态的不断变化中，出现收入方面的变动，特别是收入减少问题。这必然导致这部分经济主体对国际贸易的反感，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4）政策机制。这是由于相关政策变化引发的贸易损害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中补贴造成的损害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一种。此外还有综合机制，即上述几种机制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可能会形成引发贸易损害和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的和特殊的通道。

四，谨慎与合理的经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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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深化，国际商品竞争也日趋激烈。能否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并不断拓展销售市场已成为衡量商品国际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指标。因而，各国厂商纷纷瞄准消费大国，通过价格、技术及品牌等手段相互竞争来占领目标市场，获取贸易利益，已成为当前国际贸易格局的基本态势，而“买方市场”的集聚力和影响力随之日益增强。据此，对于一个拥有“规模大、层次高”国内需求的“大国”，相比较“规模小、水平低”国内需求的“小国”，是否为该国商品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创造了商品的价格及非价格竞争优势，从而铸就了该国商品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呢？若国内需求与商品的国际竞争存在这种关系，那作用的途径和机制又是什么呢？伴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日渐提高，中国的国内市场优势将日益突显。而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充分发挥中国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有助于调整和优化中国贸易商品的结构，从而实现内需与外需的相互促进，协调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推动国际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需求与国际贸易的动因

国家之间为什么要进行贸易？贸易的模式究竟由什么来决定？这是国际贸易学研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Davis 和Weinstein，1996）。时至今日，两种最为广泛的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一种是比较优势理论，另一种是规模报酬递增理论。其中，“比较优势论”（David Ricardo，1817） 和对其发展的“要素禀赋论”（Heckscher，1919；Ohlin，1933） 均认为由价格差异所体现的比较成本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区别在于价格差异的来源不同，前者是技术差别，后者是生产要素禀赋差异。然而，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是基于众多严格假设的，如市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运输成本为零及需求偏好相同等，并且该理论撇开了“需求因素”，仅从生产即供给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

比较优势理论虽能较好地解释“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但对现实经济中越来越多的“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 现象难以诠释。为此，“新贸易理论”（Paul Krugman，1980；Helpman，1985 等） 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有关市场“完全竞争”和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其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将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多样化偏好等思想纳入国际贸易分析范畴，认为即使在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可以成为引致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杨小凯和张永生（2001） 所说，新贸易理论实际上阐述了一个企业规模性生产和消费者多样性偏好两难冲突的问题，通过国际贸易将会使规模经济和多样化两难冲突的折衷余地增加，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并增加产品种类。新贸易理论从供给、需求、技术差距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并不与那些认为国内需求能为国内厂商创造在一定行业发挥其专长的条件并反过来获得一国比较优势的观点相抵触。正如这种贸易理论所主张的，国际贸易格局仍旧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然而，如果比较优势是外生性的，那么传统的贸易理论就无法解释国内需求与国际贸易格局的关系了。新贸易理论的模型基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因而似乎为分析国内需求在形成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基础（Rolf Weder，1996）。Linder （1961） 认为“重叠需求”即两国之间都有共同需求品质的情形，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独立条件，需求偏好（由一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决定） 越相似，两国间贸易范围则越大。若两国中一国具有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而另一国没有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则两国无从发生贸易。因此，各国应当出口那些国内需求规模大，或如他所声称的“具有代表性的需求”的产品。Giorgio Basevi （1970） 指出：当不存在运输成本和进入国外市场的其他壁垒（如关税） 时，国内需求并不是一国出口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且传统的比较成本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国际贸易。

然而，当运输成本和其他贸易壁垒存在时，倘若出口商在国外市场所能获取的净价格（Net Price） 小于最低平均成本，同时出口商对于国内需求拥有垄断势力且出口前国外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在此情形下，国内需求则成为出口的一个前提条件。

此外，“技术差距论”（Ponser，1961） 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Vernon，1966） 也都强调了国内需求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例如，新技术或新产品虽然总是在工业发达国家最先问世，但必须在国内销售之后才可能进入国际市场（存在需求滞后）， 创新国初期比较利益的获得是受国内市场制约的。而W. Gruber（1967） 等人提出的“研究开发要素说”，认为产业发展的条件中，丰富的资金、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与高质量的劳动力固然是先决条件，但国内对新产品有巨大旺盛的需求，则是这种产业能够得以发展的基础。

由此可见，无论从理论发展还是从现实需要来看，在国际贸易研究中，似乎不应再把“需求”处理成一个假设，而应探讨“需求”作为独立变量对贸易格局及贸易利益的影响。

三、国内需求与国际贸易的格局

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型认为，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对某种商品若存在强烈地异质性偏好的话，那么该国将成为此种商品的进口国。然而，在报酬递增模型中，拥有超常需求的国家将会成为生产区位并出口该商品（Davis andWeinstein，1996），此即Krugman （1980） 提出“本土市场效应”（Home MarketEffects） ①。具体而言，“本土市场效应”认为：如果两个国家需求偏好差异显著，则每个国家将专业化生产于其拥有较大国内市场的产业。显然，每个国家将成为其专业化生产的商品的净出口国（此种为完全专业化生产情形）；而在非完全专业化生产的条件下，如果一国在某种商品上拥有较大的国内市场，则该国将成为此种商品的净出口国。而Amiti （1998） 及Holmes and Stevens （2005） 通过模型分析均认为：国际贸易的模式确实依赖于国家的市场规模。

Helpman and Krugman （1985） 在对垄断竞争模型（Krugman，1980） 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在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企业比重将超过其消费者比重。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本土市场效应”的存在，依赖于各种严格的形式假定，如D-S 的需求偏好、“冰山”（Iceberg） 运输成本等。由于严格的假设条件，“本土市场效应”存在的普遍性和稳健性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随后他们纷纷对经典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和模型拓展。

从实证检验来看，Davis and Weinstein （1996） 率先构建了区分CRS-PC 和IRS-MC 两种理论范式②的理论模型并采用计量方法来推断可识别的假设。为此，他们基于Krugman （1980） 的IRS-MC 模型发展了一个识别标准：超常需求（IdiosyncraticDemand），它体现了一个大于1∶1 的专业化模式，从而引起“本土市场效应”。Davis and Weinstein （2003） 在将市场准入因素考虑进模型之后，在OECD国家重新找到了支持“本土市场效应”的证据。Behrens 等（2004） 的实证结果也强烈支持了“本土市场效应”，尤其是在OECD 国家之间。而Hanson and Xiang（2004） 采用倍差引力模型方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来检验“本土市场效应”，结论也是肯定的。Crozet and Trionfetti （2008） 在去除传统模型有关“外部产品”（Outside Good） 假定的情况下，通过理论和实证模型来检验“本土市场效应”的稳健性，结果得知：该效应仍然是稳健的，但程度有所减弱，且是非线性的③。因此，“本土市场效应”的普遍存在性得到了有力证明。

从模型拓展来看，首先关于CRS-PC 部门零贸易成本的假设，Davis （1998） 发现，同质产品部门的零贸易成本假设并非无关紧要，若假定同质产品部门的运输成本与制造品部门相同，则“本土市场效应”就消失了。而Yu （2005） 进一步拓展了Davis （1998） 的模型，其假定同质产品间没有贸易，得出了“本土市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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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转移；现实动因；动力机制

基金项目：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问题和对策研究”（项目编号：07BJY082），项目负责人：苏华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产业转移的动因及分析框架――理论研究综述

收录日期：2014年4月5日

经济行为的动因，顾名思义是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导致行为发生的推动因素。要研究产业转移的动因，首先要了解产业转移的内涵，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产业转移是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活动，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产业从某一个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是一个包含国家间与地区间投资和贸易活动的综合性的要素和商品流动过程，在客观上表现为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移动，是国家或地区间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加速，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日益普遍，关于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也日益展开，涌现出许多研究成果。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的动因、类型、模式和效应、政策等方面。本文从产业转移动因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外关于产业转移动因研究的文献梳理和总结，以产业转移动因的理论依据为出发点，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分析我国产业转移的现实动因，最后从推力和拉力的视角分析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以期能够建立一个清晰的关于产业转移动因的分析脉络和框架。

一、产业转移动因分析的理论依据

产业转移是一个涉及多主体（产业、企业和政府）、多空间（经济空间和地理空间）、多学科属性（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的复杂的经济现象，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在研究产业转移的动因时主要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核心-边缘理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他认为各国在生产相同产品时，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导致各国之间生产优势的不同，因此各国专门生产本国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品。绝对优势理论解释了产生国际贸易的部分原因，首次论证了贸易双方都可以从国际分工与交换中获得利益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对绝对优势理论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创立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在国际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即各国只有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便可进行对外贸易，并从中获益和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了国际贸易的一般基础。20世纪初，赫克歇尔和俄林针对李嘉图模型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这一缺陷，以现代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以生产要素比例和生产要素密度为出发点，提出了按要素丰裕程度进行国际分工的要素禀赋学说，以此解释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通过以上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简单介绍，可知各国在国际分工中应生产适合本国要素禀赋的产品，发展能够充分发挥本国优势要素的产业。伴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各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会发生相对变化，从而导致国际间产业转移。例如，阿瑟・刘易斯通过分析20世纪六十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跨国转移，指出发达国家因人口增长率下降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其丧失了比较优势，从而使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产业转移动因的研究成果有很多。雁行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动态比较优势基础追赶型经济发展理论，它是日本学者赤松要在研究日本纺织工业时提出来的，该理论基于后发工业国家的视角，认为后起国某一特定产业的发展依次经历进口―生产、进口替代―出口这种雁形形态。雁行理论被形象地用来说明后发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现了工业化后，再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梯度转移的全过程。可见，该理论是从产业转移的过程特征或形态的角度归纳产业转移的动因的。但是该理论未触及先进国家的产业转移问题，同时对许多东亚国家经济结构的趋同问题，该理论也无法解释。

日本学者小岛清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分析，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该理论从比较优势变化的视角，更深层次解释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因。即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产业（也可称为边际产业或夕阳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把产业转移作为促进国际贸易的一种手段，是能带给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利益的一种形式。该理论能解释七十年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但无法解释逆贸易导向性的对外直接投资。

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用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解释产业转移想象。他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新产品、成熟、标准化三个不同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不同，从而引起产品的生产在要素丰裕程度不一的国家或地区间转移。即产业转移是企业为了顺应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回避某些产品在生产上的劣势。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是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前提的，但是却独辟蹊径，从产品属性变化的角度研究产业转移。Tan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从产品系列的角度建立模型来解释产业转移现象，赋予该理论深层次的涵义。

（二）中心-理论。经典的产业转移理论对产业转移动因的解释仍旧没有摆脱“比较优势”理论及新古典分析框架的束缚，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条件下，把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不同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的差异，或者不同产业在特定发展阶段对所在地区要素条件的不同要求。传统产业转移理论的假定往往不符合现实社会且缺乏对产业转移微观机理的论证。以克鲁格曼为代表发展起来的空间经济学，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运输成本为理论基石，基于集聚力和扩散力的相互作用深入探讨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为研究产业转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空间经济学主要以中心-理论（核心-边缘理论）为脉络来解释产业转移的动因的。最早提出中心-理论的是劳尔.普雷维什，他将资本主义世界划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生产结构同质性和多样化的“中心”（即发达国家）；一个是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的“”（即发展中国家）。普雷维什据此解释产业转移：由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而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弹性高，导致发展中国家巨额贸易逆差，迫使发展中国家实施国内工业化替代大量进口工业品的替代战略，因此进口替代战略成为产业转移发生的根源。普雷维什强调发展中国家被迫性的产业移入需求对产业转移的重要作用，但却没有意识到产业转移是区域间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后来克里格曼在继承和发展劳尔・普雷维什和弗里德曼中心-理论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空间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并以此解释产业转移。克鲁格曼认为导致两个对称的区域分别发展成为核心和周边区域的原因是由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向心力使得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分布反映在产业层面上就是产业集聚。克鲁格曼认为产业集聚主要受市场准入效应、生活成本效应的驱动，这两种效应通过循环累积因果链引发更大规模的聚集，形成“核心-边缘”模型的向心力，而产业扩散受市场挤出效应，要素瓶颈效应驱动。通过分析产业集聚和扩散具体过程的差异，对产业转移机制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区域要素迁移模型、产业垂直关联模型和要素累积驱动模型。区域要素迁移模型将产业转移归结为要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大规模迁移所导致产业空间布局变化。产业垂直关联模型则认为产业转移的原因在于前、后向联系，在运输成本不断下降和工业品需求长期增长的情形下，核心和地区的工资差距持续扩大，最终导致核心-边缘结构不能维持，进而发生产业扩散。要素累积驱动模型则通过引入资本形成、资本折旧以及知识资本溢出强度等概念，认为产业转移只不过是不同地区产业份额此消彼长的过程。

二、我国产业区域转移的现实动因

伴随国内区域产业转移趋势的加剧，关于产业转移动因问题的研究成为产业转移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者对区域产业转移动因的研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主要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

（一）宏观层面。对我国产业转移动因宏观层面的研究即从国家或区域的层面研究产业转移的现实动因，比较典型的有梯度和反梯度理论以及产业成长演化理论。

1、梯度转移理论。夏禹农、冯文浚、周起业等认为梯度转移理论是区域经济学家在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构成了不同的经济梯度，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决定于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势，后者又取决于区域主导部门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主导部门处于创新和发展阶段前期，则该区域为高梯度地区。高梯度地区是产业创新活动集中的区域，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主导部门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区域主导部门趋于衰退并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简言之，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是产业转移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

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来看，梯度转移理论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国内产业转移的主要特征。技术的跨梯度转移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把技术梯度转移作为主导国内技术转移的规律来认识必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此，一些学者提出“反梯度”理论。郭凡生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转移有三大基本走向：一是向商业和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转移；二是向智力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转移；三是向自然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转移。由于我国自然资源大多分布在内地和不发达的西部，国外先进技术便会有相当一部分采取跨梯度方式，不经沿海的消化吸收直接向内地和西部不发达地区转移。王珏认为，欠发达地区只要有需求，又具备必要条件，落后的低梯度地区可直接引进、采用世界最新技术，发展高新技术，实现跨越发展。

2、产业成长与演化理论。从产业成长、演化的角度分析产业转移动因的观点有重合产业竞争论、产业成长论和产业演化的空间形态论。

卢根鑫从重合产业调整的角度研究产业转移的动因，所谓重合产业即产品的技术构成相似而价值构成相异的产业。他在分析不同国家的产品价值构成和产品技术构成基础上，认为产业转移的经济动因在于发达国家重合产业产品生产的绝对成本大于发展中国家的绝对成本，这样导致了产业从高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低成本国家和地区。他还指出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是产业转移的两种基本形式。

陈建军从产业成长的角度考察产业转移。他认为，产业转移是产业出于市场扩张、产业结构调整、追求经营资源的边际效益最大化以及企业成长的需要而实施的空间运动。

陈刚、陈红儿从产业演化的空间形态视角解释产业转移，他们认为，产业转移有扩张性产业转移与撤退性产业转移。发达区域的衰退性产业在内部调整压力和欠发达区域外部吸引拉力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为保持和提升竞争优势将寻求空间上的迁移和重组。因此，产业竞争优势的消长转换是衰退性产业空间移动的内在根源，也是其转移的基本动机。

（二）中观层面。对我国产业转移动因中观层面的研究即从产业或产品的视角研究产业转移的现实动因，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占国、王先庆、胡兴华、杨丹辉等学者的观点。

李占国等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导致产业转移滞缓的原因是产业集聚的极化效应和锁定效应。他指出，目前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核心-边缘”模式是向心力（拉力）大于离心力（推力）所致。东部地区产业聚集所产生的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增加了向心力，而由市场拥挤效应和要素瓶颈效应决定的离心力并没有明显增加，因此导致我国东中西部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扩大，形成了产业聚集的“极化效应”；另一方面，企业迁移成本、集聚的外部经济和制度因素等产业聚集的“锁定效应”使得内部企业不会自动迁出。

王先庆认为由区域在经济技术方面的“成长差”以及产业主体间的“利益差”组成的“产业差”是产业转移基础，“成长差”导致区域间无休止的产业升级，“利益差”使各类产业向能获得最大利益的区域转移。

余慧倩认为产业势差的变化是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科技进步是产业势能变化的物质基础。不同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转化能力会使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产业势能，企业的逐利是推动产业由高势能向低势能转移的最直接动力。

臧旭恒将产业转移动因归纳为产业租金和地理租金耗散，当生产要素集聚超过一定程度，拥挤成本上升，要素价格提高，产业租金和地理租金将逐渐被高昂生产成本抵消，要素开始向其他产业转移，或迁移到其他地区，寻找新租金源。

（三）微观层面。对我国产业转移现实动因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基于企业这个微观视角，运用企业迁移，集成经济理论解释产业转移的动因。

1、企业迁移理论。魏后凯认为，产业转移是大量企业迁移的结果，它可以看成是企业迁移的决策过程，并运用史密斯的盈利空间界限理论解释了企业迁移的决策行为。他指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迫使企业沿着逐利性这条主线进行各种形式的企业迁移及产业转移。企业是否迁移不仅取决于来自现有区位的推力和来自目标地区的拉力的大小，还取决于一些促使企业留在现有区位的阻力因素。

2、集成经济论。石奇用集成经济的原理解释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他认为产业转移是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市场集成的手段。所谓集成经济，是指企业通过市场重组和集成的方式对产业链中不同价值环节的最优利用而实现的经济。从微观层面上看，产业转移服务于企业寻求集成经济的目的，所以这一过程以产业中较少要求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职能转移、分销职能转移以及物流服务职能转移为主，并且总是从加工装配开始，经过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的积累，最终过渡到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本地化生产并实现产业转移。因此，产业转移是企业在技术手段之外通过对市场的重组和集成实现经济性的结果。

三、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及分析框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包括产业转移动力来源以及约束条件。产业转移的动力来源是转出地推力和承接地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来自转出地和承接地的阻力又形成了产业转移的约束条件，这一动力机制也成为国内理论界对区域产业转移动因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图1）

1、转出地的推力。推力是促使产业离开现有区域向其他区域转移的要素。它受转出地经济发展战略及政策导向、市场拥挤效应、要素瓶颈效应、转出地成本上升压力和市场结构调整压力的驱动。其中，转出地经济发展战略及政策导向对转出地推力的影响表现为当地政府采取一系列限制性政策措施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向其他区域转移。市场拥挤效应和要素瓶颈效应通过产业扩散形成转出区的推力。转出地的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日常经营管理成本及制度成本等商务成本的上升，都会对产业转移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企业为保持和提升竞争优势而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也是形成推力的重要因素。

2、承接地的拉力。拉力即承接地对转出地产业的吸引力，它受承接地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综合成本优势、产业优势和政策优势的驱动。拥有这些优势的地区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吸引有促进作用的产业转移到该地区。

3、产业转移的阻力。阻力因素是指促使产业继续滞留在本区域的因素，导致产业转移滞缓的阻力因素受企业迁移成本、集聚的外部经济、制度环境因素等驱动。李占国等认为包括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在内的企业迁移成本会形成产业集聚的锁定效应，导致企业不会自动迁出该地区。外部规模经济能在人力资本积累、市场培养和协作配套条件方面为当地企业带来便利和节约，可能导致产业转移滞缓。因制度创新而导致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也形成了产业转移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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