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向范文
时间:2023-12-19 18:01:5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概述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这不仅使传统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正不断拓宽学科边界研究领域,加快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在社会科学中应用大数据,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以及内容,从而使研究逐渐向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社会研究的路径逐渐增多,其中包括计量研究、质化研究、量化研究3条路径。现阶段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渐与新闻传播学联系在一起,因此,新闻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这一现象也表明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1]现阶段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越发重视新闻传播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路径逐渐发生变化,其研究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
二、大数据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外部重构情况分析
在工业革命之后,专业化程度被作为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以及社会效率的把握有所提升,但是人们对整体文化的控制逐渐降低。在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社会科学逐渐向细分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致使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性逐步增强。[2]对于整体的社会科学而言,由于专业化分工,各个学科之间的分化越加明显。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下,有可能推动学科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以数据作为支撑,从而形成了学科融合交叉的新形势。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融合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从内部来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新闻学教育建立之初,人们将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在研究定位上对两个学科的研究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学科布置方面时,教育人员会将传播学与新闻学并置。因此,新闻传播学分设了两个二级学科,即传播学与新闻学。新闻传播学在建设之初被看作人文学科,因此部分新闻传播专业都设有相应的人文学院或者中文系。受到历史原因的影响,在新闻传播学早期的教学当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师资力量,加之专业设计方式受到人文学科的影响较大,使新闻传播教师与文学以及中文有密切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新闻传播研究的人文学科研究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向传播现象的分析方向发展,在研究过程中逐渐使用实证数据调查的方式。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应用大数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学科研究路径的改变,使其更加倾向于社会学科的研究路径,在研究的过程中,实践研究方法的作用充分发挥,使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越发明确。[3]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研究逐渐向精确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该研究方法获得了新的发展。于传统的数据采集方式而言,研究人员获得的资料比较有限,在大数据时代下,研究人员获得的信息以及数据十分丰富,这突破了研究人员的经验范畴。于传统的实证研究而言,无论利用哪种抽样方式,都会存在相应的误差,获得相应的结果后,还需要进行检验。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可以获得较为全面的样本,通过简单的统计描述即可掌握其中的规律。利用大数据可以对全样本的数据进行分析,避免分析人员个人经验带来的影响,从而使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不断发现经验以外的规律。
(二)从外部来看新闻传播学逐渐与其他学科交融
在新闻传播学的形成过程中,使用了社会学中的相关知识,并且对社会学中的相关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对传播行为关系等进行了重点研究。因此,在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会利用传播学的成果对其内容进行研究,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其他学科也不断引用新闻传播学的成果。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诸多学科领域出现了融合现象,新闻传播学科也不例外,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变得越发频繁。第一,在近几年发表的新闻传播研究论文中,有很多科学背景或者计算机背景的人员参与;第二,在大数据相关研究的工作中,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这两点充分说明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
在应用大数据的背景下,社会学科与科学之间的边界越发模糊,而精确量化也被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在以往,精确量化主要应用在科学领域,这类依靠研究方法对学科进行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信息传播规律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会从这一角度对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现象进行相应的分析。[4]现阶段,各行各业要想得到较好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并对互联网及相关问题给予相应的关注以及研究。于新闻传播学而言,其可以分析信息传播规律,从而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研究而言,大数据可以为该项研究提供相应的方法。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作用,可以有效把握网络的结构以及组成,明确信息传播路径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其他学科方面的内容,因此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融也得到了推进。
三、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进路
大数据的影响越发突出,逐渐将新闻传播学带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舞台上。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使新闻传播学的实践以及理论得到了重构,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在此基础上,新的研究问题逐渐产生。新闻传播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其思维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研究思路也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变得越发宽广,在研究中,研究空间逐渐扩展,需要不断找出研究主体,并弥补研究方式的不足。
第一,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开放心态。虽然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越发模糊,但这给予了新闻传播研究更好的空间,因此,研究人员可以与其他研究人员相互合作,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新的视角和方式,从而使研究内容不断扩宽。第二,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要明确研究核心。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来保持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活力,在研究的过程中重视核心问题,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使社会科学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逐渐区分开来。
四、结语
大数据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内容,该内容在不断升级更新中,并且在各个领域不断渗透。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互联网传播规律方面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不断延伸,使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重构以及进路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新闻传播学的地位日益凸显。为了做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作用,探究新型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从而为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凯杰.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 [J].传播力研究,2019,3(09):40.
[2]奚畅波.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 [J].科技传播,2018,10(13):22-23.
篇2
当前,传媒业态和新闻传播方式发生巨大的变革,新闻专业期刊在新闻理论传播和业务研究方面负有重要使命。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媒体发展迅猛,媒介的生态环境及生存样态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媒体在实现全媒体转型和数字化建设方面硕果累累,出现了很多新的模式和经验。移动技术改变了阅读,也改变了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作为为业界和学界服务的专业期刊,应当适应新的形势,关注前沿问题,研究现实问题,为推动业界的改革发展服务,同时提高专业或学术期刊自身的影响力。
我国新闻传播类的专业期刊有不同定位与研究方向。然而,不言而喻,新闻传播在现阶段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不仅需要追求学术价值,更应直面时代课题,注入现实关怀。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类专业或学术期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由大学新闻院系办的院校类刊物;第二种是由全国各类新闻协会或学会主办的刊物;第三种也是数量最大的是由新闻媒体(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等)主办的刊物。三类专业或学术期刊的服务对象和研究方向各有侧重。然而,无论上述哪一类期刊,其办刊主旨都应是为中国新闻业界和学术研究服务。在推动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改革创新方面发挥应有作用,是我们的共同职责。
现阶段,在新闻与传播学领域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符合理论和实践要求并得到普遍认可的新闻专业期刊评价体系。我国现有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期刊的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评价功能,但有的存在侧重量化评估,忽略社会影响力评估的问题。建立以质量为导向,注重社会影响力评价,结合量化评估的更为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评价标准,不仅是新闻传播类期刊紧跟时代、服务读者的需要,也有助于新闻传播学学术的健康发展。
篇3
关键词:传播学史; 罗杰斯; 社会科学; 传记式
这是一本“有血有肉”的史册,作者运用轻松幽默的笔风,为读者揭示了最丰富生动的社会科学史。这是一本人物传奇史册,描述历史人物的个人历程,勾勒出贴近生活的历史。这是一本给人启发的史册,以史为鉴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新的传播认识在这里起航。区别于一般的传播学史,该书不仅仅从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开始论述,而且追溯到传播学相关思想的欧洲起源,通过宏观的历史大背景构建使我们对传播学史的理论来源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本书从三位欧洲学者(达尔文、弗洛伊德、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为发源,为我们勾勒了庞大的理论体系。该书以宏观的理论概述为框架,以微观的历史人物故事为填充,为读者生动地讲述人物的故事。罗杰斯运用综合的讲述和传记式的方法,不仅从学术上阐述大家们的理论,而且以一种时间推移式的手法描绘了关键历史人物的成长经历及教育背景,把人物放在成长的社会背景中去解析,结合人物的个性和特殊经历而带领读者走入传播学大家学术的世界。看完这洋洋洒洒的十几万字,对比我国现今的传播学发展现状,内心感慨良多。
1 和新闻学捆绑之后的传播学,走得越来越窄
各大高校的传播学专业基本上是在新闻学科基础了建立和发展的,新闻学本身的研究存在诸多局限,传播学寄生在新闻学的土壤之中,必然造成中国传播学理论的先天不足,相关学科的理论储备问题尤为突出。现在的传播学的人才培养和学习基本上是和新闻学的学生的培养结合在一起。在中国,提到新闻,必然联想到传播,而很多高校开办的新闻传播系中,传播学的学习只能算是采、写、编、评课程的陪衬。传播学在新闻学的映衬下,仿佛就像参天大树下的小花朵,看似朝气灿烂,却缺少了阳光的关注。最初的传播学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为二战同盟国关于战争的宣传研究和美国战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入中国的之后的传播学,地位却有些尴尬。一方面,国内没有形成一个传播学专业的培养模式,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被当作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培养。另一方面,普遍认为传播学是相较于新闻学更加偏重理论性的学科,这个观点在读罗杰斯的著作之前,笔者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很多传播理论确实是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在读完罗杰斯这个著作之后,笔者有些新的感悟:传播包含于各个领域,也反作用于各个领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回顾传播学产生的历史,回顾那些传播奠基人的理论,哪一个不是在服务社会、研究社会课题中产生的呢?而今天,我们国家引入过来的传播学,相较之下就是学到了点皮毛。就拿我们这一代传播学学生来说,能大概地了解传播学理论,但了解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学生又有几个呢?能运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的则是少之又少了!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和发展现状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对于传播学这个学科的挖掘和认识仅仅停留在新闻传播这个粗浅的层面,殊不知传播的伟大力量,信息的伟大动力。
2 传播学学生的单一背景PK传播学者的多学科背景
传播学来自于社会科学的贡献,来自于传播学者的贡献,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等理论先驱都是多学科背景的。维纳、香农的专长是数学,拉斯韦尔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霍夫兰则是心理学家,他们在传播学上的成功与他们的聪明才智有关,更与他们的多学科背景息息相关。传播是一种存在于社会运作的一种现象,时时刻刻都有传播,这些知名学者们在自己所属的领域着眼于传播在其中的作用,从而提出了相关的概念。再来对比当今我国的传播学学者状况,实在是相形见绌。首先,我们的传播学者大多都是人文学科单一学科背景,许多都是中文、新闻等专业,显而易见在视角上就缺少一种“跨学科”的眼光,而恰恰传播现象的出现是没有学科界限的,比如说以传播学为大背景,就可以衍生传播社会学、传播教育学、传播政治学、传播经济学等等学科。再者,我们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把传播学学生往“媒体人”这个方向去培养,而很少去关注传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例如:传播社会学、传播心理学、传播政治学等课程在中国高校鲜有开设,通常只作为一个学科常识在课堂上略微提及。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自传播学成立以来,“跨学科”的概念,普遍被后人们意识到,但是如何让在“跨学科”这个概念的引导下,改进自己的学习方式和拿出具体研究方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比起思想的智者来说,我们更像是行动上的傻子。
3 只关注大众传播,忽视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
追溯传播学史,西方传播学史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多学科背景,从目前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现状来看,也是多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介入研究的。与之相比,传播学在我国由新闻学界引入,其影响目前还在新闻领域。已有学者呼吁,要向社会科学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类学、经济学、组织管理等学科寻求理论支援,这成为我国传播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当前,尤其需要加大对传播学的几个领域的研究的力度,如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只有在各分支研究的前提下完成必要的积累,传播学体系才能上升到整体认识阶段,在此基础上,才能完成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构建。
传播社会学者,在大众媒体兴起之前和早期的社会研究中,较多的关注的是组织、企业的信息传播;而传播心理学家则关注人际之间的传播。我们在研究和分析组织与个人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中国的组织其实是一个比西方国家组织更加充满矛盾、变异、冲突的文化空间,显得极为复杂。因此,研究组织传播和个人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大胆预言,在未来的中国,组织传播理论研究大有可为。组织的传播能力将被视为一种资产,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种利器。各类组织管理者唯有在高效率的网络传播和优质的传播环境下,才能使组织能以生存和发展。
篇4
需要应用研究,也需要基础研究
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传媒经济学赖以腾飞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生命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对这门学科的需要程度,还取决于这门学科基础理论的扎实、深厚程度。传媒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传媒运作实际问题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应用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因此渐渐滋长了一种价值取向:传媒经济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要有经济效益,进行应用研究才是正道,研究那些抽象理论有何用?于是,在当今传媒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
这种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倾向影响了传媒经济学科的成长,现阶段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实用主义―――有不少成果乃是传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二是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营销学等等);三是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对传媒经济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层面、多方法的考察,因而,关于传媒经济的内涵、外延、要素、功能,关于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内容等问题上的见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商榷”文章不断。一些文章甚至不屑于进行此类划分和定义,完全凭自己对传媒经济的常识性理解来展开研究,使得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局面。
仅以传媒经济学的定义为例,就出现了许多纷争。现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者中除了原来研究传播学的以外,还有许多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各学科的研究者都试图把传媒经济学朝着自己研究方向上靠。原先研究经济学的学者认为:传媒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一些知识来回答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经济现象,必须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传媒问题;研究管理学的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关于传媒业经营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传播学研究出身的学者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研究媒介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学科。定义的纷争加剧了“传媒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确实,它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研究范围难以确定,那么传媒经济学是单单考察报刊、广电、网络等媒体,还是包括印刷、造纸、采编、广告、出版发行等支撑其发展的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抑或包括数字技术支撑、电信、网络、数字信号处理、传输技术等?是以媒体为研究主体,研究媒体在传媒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和获得的成效,还是以受众为研究主体,研究受众在传媒运作中获得的利益和受到的影响?是研究单纯的传媒经济活动,还是研究包括影响传媒经济活动的政策、法律、社会大背景?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传媒经济学的归属也成了问题,一些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个独立的应用学科。这里又可分为很多观点:
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下属的应用学科的,如周鸿铎教授:“传媒经济是应用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播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也有人认为它应属于管理学、营销学等。无论是哪种划分,似乎传媒经济学就是个大杂烩。
显然,从这些纷争中建立一门与各相关学科相区别的、有自己独特而确定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的传媒经济学是困难的。必须借助基础理论研究,对寓于各相关学科中的要素进行理性抽象,从而把与各相关要领相关学科混合、粘结在一起的概念、原理从这些概念、学科中剥离、独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明确传媒经济学独特的不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并制订出传媒经济学的发展战略。
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传播学刚引进时也呈现出与今天的传媒经济学研究纷争不断的现象,这或许是一个新学科引进的必然过程。
当时也有一批学者发出呼吁,要重视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仅仅关于新闻、传播的定义就讨论了很多年。检索当时的论文,有关新闻定义、传播功能、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研究的讨论比比皆是。当然,大讨论的结果是可喜的,至今,关于新闻学、传播学基础理论已基本定型,新闻学、传播学都已走向成熟,形成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同样,传媒经济学的引进也应实施这样的重视基础研究的思路,根扎得深了,才能枝叶繁茂。
在当前传媒经济学界厚此薄彼,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下,有必要强调重视传媒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但在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上,所有国内学者提交的几十篇论文中,只有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梅笑冬提交的论文《对传媒业流通产业性质的初步认识》属于探讨基础理论问题的。看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需要宏观研究,也需要微观研究
传媒经济学需要宏观研究,但更需要贴近实际、指导实践的宏观研究;需要微观研究,但更需要能抽象出来、引申为普遍原理的微观研究。
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从宏观方面研究传媒经济的论文居多,探讨传媒体制改革思路、研究报业发展趋势、思考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论文比比皆是,这主要源于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传媒的市场化还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话题,此后,传媒市场逐渐放开,这是个变化的过程,传媒管理机构在逐步完善和发展适合国情的传媒政策体系,调整和变革不断,文化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在此前提下,研究传媒经济,就不得不紧跟传媒政策变化,研究影响传媒运作的大环境变化及对传媒运作造成的影响和前景展望,这是特定研究阶段的必然。
同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传媒经济运作都与它们的媒介政策、法律法规分不开。与中国相比,只是西方国家的传媒政策法律体系已趋于完善,不需太多调整。表现在传媒经济的研究上,就是研究宏观传媒环境少,研究微观传媒运作多。
但是,现在传媒经济的宏观研究却存在着不贴近实际,难以指导传媒实际运作的问题。建议引入报刊的退出机制,但却不提及报刊退出之后,原有人员怎么安置、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问题怎么解决;呼吁传媒集团整合由物理变化转为化学反应,但如何去实现,如何有效合理整合资源,却拿不出有效措施来;讨论打破行业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却未考虑引进多元资本后,如何管理多元资本、多元资本如何利益分成的问题;强调应明确传媒产权,强化产权责任,却忽视了传媒产业的现状……。传媒经济学要成为显学,要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必须加强学界与传媒业界的沟通与交流,以实践来推动理论,以理论来指导实践。
传媒经济的微观研究少,而且,许多微观研究属于媒体的成果展示,或经验介绍,业内人士戏称为“述职报告”。此类研究的特点表现在:
以偏概全,常将某媒体的成功归功于某一项新措施的实施,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说问题,研究深度不够;重感性思维、轻理性研究,很少运用数理逻辑及经济学理论构建传媒经济模型;研究中描述性、解释性成果居多,预测性成果较少;理论性不够,对于媒体运营实践的指导性不强。这些微观研究不具备科研成果特性,无法抽象成普遍原理,很难被推广,成果作用也得不到发挥。
针对这种微观研究现状,应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使其成为一般性的媒体经济实践决策的科学依据。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很可能并不完全等同传媒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况,但是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抓住传媒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只要灵活应用,便可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分析、预测传媒经济运行的规律,帮助传媒经营者制定运营策略。
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传媒经济学不仅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既要避免过分重视定性,轻视定量的研究方式,也要避免过分重视定量,轻视定性的研究方式。
已有多篇文章批判过现今传媒经济学过分偏重于定性研究,而不重视定量研究。如陈积银的《试论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不足与突破》(《今传媒》2004年第7期)、潘力剑的《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闻记者》2004年第7期)、郭炜华的《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路》(《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等。有许多学者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教育报刊社的陈中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教授也曾谈到传媒经济学研究缺少定量方法。数据论据能使研究成果的论点更具说服力,量化研究指标建构数理模式也能使研究更具可读性和科学性。但为什么中国的传媒经济学者还是偏重于用定性方法来研究传媒经济呢?为什么在前几年就有人批判这种现象,到了现在依然普遍存在呢?
这主要与当前传媒学术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有关。最早开始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学习新闻传播及其相关专业出身的,中国新闻学传统上更主要地是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经济学的数理统计分析研究手段,缺乏实证研究成果积淀,因而很难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其次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缺乏进行定量研究所必须的数据。国外传媒许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它们必须定期披露运作信息,这就为他们的传媒经济学者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公开数据源。从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收到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外学者所做定量研究的数据很大部分都源于上市媒体公司的公开数据,如瑞典延雪平大学国际商学院、瑞士卢加诺大学的CinziaDalZot toandBenedet taPrario的《全球化传媒公司:如何应对跨国传媒实体组织?》、韩国首尔女子大学JaeminJun g的《全球传媒巨鳄的合并与并购:对经营领域、整合模式、国外地区的偏好》、美国乔治亚大学的JunXu的《美国传媒产业的集中:复制与延伸》等。
而国内传媒上市公司极少,非上市传媒则往往将传媒运作视为内部机密,决不外泄。因此传媒研究者无从获得信息,只能依靠传媒运作者偶尔、随意的公布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上市传媒的信息披露显得尤为珍贵。去年北青传媒的半年报、年报数据成为传媒经济研究者的宠儿,绝大部分探讨报业经济的研究论文都引用了北青传媒信息披露的数据。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学者也非常重视传媒经济学的定量研究,但苦于没有可供利用的数据,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定性研究。
篇5
一、打破传统媒介研究思维僵化模式,将信息传播分成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 消费和再生产
传统的媒介研究方法是以“主体”对“客体”的两元对抗思维模式,简而言之,主体是作为创造者的传播者,客体是接受信息的受众者,信息从主体到客体之间过程是中间的传播过程,这种传统的媒介研究思维方式僵化了受众者的地位,被直接物化或对象化。传播者以直线传播的方式将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给受众者,传统的媒介研究将媒介作为传播者,把其看成是国家权力机构的传播工具,受众者缺少自和话语权。霍尔打破传统媒介研究的思维模式,将信息传播分成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 消费和再生产,这四个环节概括了信息传播的循环过程,彼此既联系又保持独立性,同时提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传播主体的目的和传播内容,技术、物质工具也在制约着信息的传播,传播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主客体对立意义上直线性,具有间接性。传播过程还要考虑传播者和受众者双方的社会关系、差异性和多元性。
霍尔引入了符号学的观点,信息以符号为载体,组合成语义链进行传播,这个符号载体是以“语言”的规则构成,在符合和意义或者图像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保证了信息的正常流通。传播过程看成是意义能指和所指双重、复杂的符号建构过程,从而展现出传播活动复杂维度。霍尔的理论打开了受众者研究的开端,恢复受众者在传播过程中的本位,他们是有主体意识的个人,不单单是被动接受、被信息制造者操纵的客体。
二、将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形式和受众的解码战略联系起来的编码/解码模式
一般认为,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有着两种范式:其一是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实证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拉斯韦尔、施拉姆、拉扎斯菲尔德等。拉斯韦尔在 《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和取得什么效果。另一条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创的批判范式,强调对传媒进行意识形态效果批评。在霍尔之前,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尽管不认同这一学派对于媒体社会功能的一味贬低,但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意识形态批评路径。
研究霍尔就不得不提到霍尔在媒介文化研究创立的编码 /解码模式。霍尔以广播为例来说明”信息来源”和 “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动,他们期待‘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 ”霍尔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传播者按照某种意识形态进行编码之后进入流通环节的信息,在面对负杂的、有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社会时,信息便摆脱了传播者编码时的真正意图,受众者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不断变化、对信息积极接受、解构和再生产的过程。霍尔的解码、编码模式的意义在于超越了实证主义流派的媒介传播模式,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开启了文化研究模式的新纪元。
三、霍尔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传播学研究新范式带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霍尔开创的这一研究范式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虽然存在诸多理论疑点,但对媒介和文化研究产生了迄今犹在的巨大影响,值得中国学界继续深入研究”。斯图亚特・霍尔的传播学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过程分析”方法引入到传播研究中,反对僵化、概念化、封闭化的研究,这对于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在我国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今天,传播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是绝对不能够忽视的。如果忽略了社会日益被划分为多个话语领地的事实,忽略观众的话语权,传播就可能遭遇失败。因此新闻事业只有充分认识到话语实践对于信息建构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意识到只有观众认同主导社会的文化秩序才能实现传播的真正目的。霍尔的这种暗含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意识形态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之下的,更加符合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需求。
在我国,文化生产的主导权在于国家权力机构,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文化主导最为核心的部分。文化受众主体主要是大众群体。价值观是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体现着我国现阶段的意识形态,需要的到社会民众的普遍认同。根据霍尔传播学的理论,新闻工作者不能仅仅解读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在编码时考虑到受众的利益、以及以观众信服的民主的形式展现出来,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属性上来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因此,由国家权力机构生产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民大众之间并没有利益的冲突。我国的新闻工作的重点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其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新闻事业将原先处于精英位置的文化传播视点转向大众生活,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新闻传播形式通俗、易于接受,正逐渐成为新闻事业的工作指向,新闻工作者应该考虑如何承担起新闻时代的社会责任,真正发挥建构主导意识话语权的功能,霍尔的“文化主义”范式强调文化贯穿于人类的所有社会行为,认为文化建立在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霍尔的这一理论启示我国新闻工作者应该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基础上,以新鲜活泼、观众喜闻乐见的表现风格来传达严肃、深刻的新闻主题,以走入大众平常生活的报道方式完成对于新闻的传播。
在新闻媒介现代化的今天,信息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在再生产中进行建构,所以需要新闻工作者有意识、有计划的报道事实和发表言论。对于深入民心的舆论现象加以直接的影响,从而促使舆论向着新闻传播者所期望的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们应该注意,斯图亚特・霍尔的传媒理论作为西方文化研究的代表,带有浓厚的阶级观点和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在吸收和运用时应有所选择和保留,抛弃其中的阶级对立的因素,发展其中传播学的合理要素,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M].第二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社,2007.
[2]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篇6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一位一直关注中国传播领域的专家,据说您参加了所有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并以精彩的授课受到了学员的欢迎,这些培训班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史安斌(以下简称史):我有幸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历次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对象涉及中央和各省市的新闻发言人与相关的负责人。国务院新闻办人事局汪兴明局长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共同设计了培训班的课程框架。根据他们的要求和我本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讲授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全球传播时代从宣传到传播的理念转换;第二、介绍美国政府的新闻制度以及新闻会的运作;第三、新闻发言人的传播策略和语言技巧。
我个人认为,政府新闻制度和新闻发言人的确立与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理念是相契合的,也适应了全球传播的时代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对此都十分重视。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各省市,我和其他老师的授课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和学者,能够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所得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另一方面,这些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都是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培训,课后还通过各种方式虚心求教,这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在培训班中,您感觉对学员触动大的案例有哪些?培训班结束后,学员们从中取得了哪些明显的进步?
史:案例教学是我和其他老师采用的主要方法。我们通过案例的分析,让学员们掌握新闻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理念,拓宽他们的思路,从而更有效地面对媒体。
北京市政府在SARS期间召开的新闻会,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回答周正毅案等敏感问题、南京市政府发言人徐宁举行新闻会等本土的案例是我在教学中经常采用的。美国国土安全部有关《网络安全保护法案》的新闻会、健康与公共服务部和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有关炭疽热的新闻会等海外的案例也是学员们较为感兴趣的。这些案例都较好地体现了“突出新闻性”、“以我为主”、“人性化传播”等新闻的基本原则。
通过教学,我感到大多数学员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第一,他们逐渐淡化了固有的“官员意识”,而强化了新闻传播的职能,从而完成了由政府官员向新闻发言人的角色转换。例如,他们抛开了以往的长篇大论、面面俱到的信息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作总结”式,而有意识地挖掘新闻点,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形式传递信息,很好地贯彻了人际传播中的“三十秒十九十个字+六年级水平”的原则。第二,他们明确了政府与媒体的角色和关系定位,从而以更加建设性的态度来面对媒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曾经碰到过有的政府官员面对记者提出的具有挑衅性的问题要么以“无可奉告”搪塞,要么对记者大为光火、反唇相讥或拂袖而去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培训,能够让政府官员进一步了解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从而使他们善待记者,树立政府部门的“以民为本”的良好形象。
记:从2003年9月22日第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始至今已走过了近一年的历程。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都在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您认为当前培训班的培训内容能否满足新闻发言人的工作需要?
史:目前参加培训班授课的专家学者,既有国务院新闻办的主管领导,也有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者,还有实践经验丰富的业界人士,应该说从政策、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满足了这些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的需求。
与西方的做法不同,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多是从官员直接转换而来。虽然他们是所在部门的领导和行家里手,但普遍缺乏对新闻媒体的了解以及直面媒体的经验和技巧,鲜有机会接触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新兴学科的理论。因此,目前的培训把重点放在新闻传播学理论和应对媒体的实务方面,我个人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为我国各级政府新闻制度的专业化和规范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目前培训内容的一个缺陷是本土化的程度不够。就我个人的教学来说,绝大多数的理念和案例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我一直跟各位学员强调这一点,提醒他们要在各自的实践中加以“扬弃”,避免产生“淮橘为枳”的效应。随着我国新闻制度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我将努力在今后的教学和研究中充实本土的案例,提出具有本土特色和可操作性的理念,让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更具有中国特色,这一点当然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记:有些业内人士认为,要想尽快促进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建设,仅对新闻发言人进行技巧和技能的培训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构建政府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史: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新闻发言人的传播策略和语言技巧是我们培训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就我个人而言,能够把新闻传播学的有关理念融入到培训当中,旨在帮助学员完成从政府官员到新闻发言人的角色转换,以及从宣传到传播的理念转换。在全球传播时代,媒体既非政府的朋友,也非政府的对手,更不是政府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十六个字:积极合作、讲求策略、维护利益、实现双赢。
我国许多政府官员对新闻媒体(包括西方媒体)缺乏一个客观和全面的认识,因此有“防火防盗防记者”之说。我们的培训正是以此为突破口,构建政府和媒体之间的专业化、规范化的合作关系,促进中央所倡导的信息透明和政务公开,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传播权,这也是我们所进行的培训工作的要旨所在。
诚然,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新闻会的运作需要相当程度的策略和技巧,这对于参加培训的学员来说是必需的。但我本人认为,策略和技巧一定要有合适的理念作为保障。因此,有人认为我们只讲技巧,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另一方面,如果只讲理念而忽视技巧,也失去了培训的本义,我们面对的是即将上岗的新闻发言人,而不是进行学术讨论的专家学者。
我赞同这样的说法:新闻发言人制度需要政府和媒体之间建设性的关系作为保障,而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政府和媒体都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我们所进行的培训工作就是其中一项。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虽然我是以教员的身份参与了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但在与学员的交流过程中也发现了许多在日常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例如:如何在中国现有的行政体系下为新闻发言人定位?如何使新闻发言人在我国现有的多样化的媒体生态中发挥作用等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有关新闻发言人的学术研究和培训工作有助于实现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从而使这门学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史安斌教授还对下面一个案例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篇7
关键词:媒介融合 基层新闻传播人才 培养策略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融合,使人们的工作、生活与传媒的联系更加紧密,如今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已成为与能源一样的重要资源。不仅如此,信息传播逐步由专业化走向普及化,一般的基层组织甚至一些个体经营者也可以申请建立自己的网站及其它自媒体。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我国基层的传媒需求不断增加,如居民社区、企业、农村的广播、电视、报刊、网站等传媒,这些基层传媒需要高校新闻专业为其培养应用型人才。因此,面向基层组织培养新闻传播类应用人才,已经成为各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改革的方向。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基层新闻人才需求变化
媒介的融合改变了传媒自身的生态链条,使媒介内容传播与传播技术粘合度增加。基层组织原有的广播、报刊、电视等单个媒介形态逐步融合到网络,媒介的壁垒逐渐消失了,于是对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才知识结构由专业化转向立体化。过去传统大众传媒占据主导地位,传媒机构所需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呈现专业化的特点,即传统新闻学专业培养的人才以纸媒采编为主、广播电视新闻学以广播电视采编制作为主,知识结构以新闻传播专业理论知识、采访写作知识、编辑常识等基本专业知识为主体,且媒介特征突出。但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媒介泛化,每一个个体或终端都可能成为传者,基层组织无论是规模大的组织还是规模小的单位,大都有一个自己的网站,有的组织还有内部的报刊、广播等媒体,这些媒介信息最终都在网站上显示出来,因此,各基层组织内部有限的新闻传播类人才,必须是既具备各种媒体采写编知识,而且还掌握一定数字技术,有跨媒体、跨学科知识的立体结构的新型人才。
(二)人才能力结构由单一化转向全媒体化。媒介融合并不是传统媒介的消失,只是介质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报刊书籍等媒体由单一的纸质形态,发展为既保留原纸形态又有电子报纸杂志和书籍的新形态。因此,在融合媒介背景下,基层组织所需要的新闻传播类人才,还必须具备跨媒体采写编的能力,全流程、一体化的实践操作能力,比如既有一定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还要有较好的使用录音、摄影、摄像设备录制拍摄较高质量音频、画面和视频,并编辑这些音频、画面和视频的能力。因此,媒介融合时代,基层所需新闻传播人才的往往是一个“多面手”,能力结构呈现全媒体化的趋向。
(三)人才非智力因素显性化。一个基层组织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往往兼有多项职责,不仅要做好新闻信息的对内对外传播,还兼有办公室的秘书事务,危机公关等多项事务。上传下达、内联外引的工作性质,要求工作者既熟悉新闻传播业务,又具备一定的行业常识或专识;既要在内处理好上下级、中高低层关系,还要与各种上级领导机关、相关业务部门和大众传媒建立广泛的联系;既要做好日常宣传工作,还要能够危机公关。这些复杂的事务处理要求基层新闻传播人才具备良好的非智力条件,这些非智力因素,需要高校开设一定的专门课程,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开展一些专业化训练,以胜任将来的基层工作。
二.当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积极应对的措施与不足
新闻传播类专业最近十年得到迅速发展,不仅部属院校设立专门院系,而且地方院校也开设相关专业班。最近几年为了进一步适应时代需求,有的院校开设了大众传播和摄影摄像专业。随着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增加,各高校对新闻传播类教学改革研究也在发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研究:
(一)新闻传播课程设置改革研究,如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倪万、许维江、唐子恒主持的“数字化时代的新闻传播类专业计算机课程教学体系研究”等;
(二)新闻传播类专业理论教学与实践结合研究,如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实验实践教学改革研究”,华中科技大学“新媒体时代的广播电视实践教学创新模式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专业实践教学与管理研究”,中南民族大学“新闻理论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系统化训练研究”,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实验教学复合型模式研究”,三峡大学“地方高校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类专业多维度实践教学模式研究”等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三)新闻传播类专业跨学科教学研究,如华中科技大学“创新导向、文工交叉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实验实践教学研究及实践”。
但上述教学改革研究与基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新闻人才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尤其是面向基层的企业新闻传播和企业文化传播、城市社区新闻传播、乡镇村新闻传播等方面没有涉及。
三.融合媒介背景下基层新闻传播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策略
面向基层组织培养新型新闻传播类应用人才,地方高校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地方高校可以立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情,增强专业教学改革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特色性,培养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帮助学生实现人生价值。
在面向基层组织培养新型新闻传播类应用人才的过程中,各地方高校新闻专业教学要立足地区实际,尤其要考虑学生将来更多到基层工作的具体情况,转变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理念、思路和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教学。具体可采取以下策略:
(一)拓宽新闻传播专业培养思路
近年来我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发展迅速,无论是本科院校还是专科学校,也无论是公办高校还是民办独立学院,绝大多数高校都开设有新闻传播类专业。所有新闻传播院系的人才培养思路和目标的表述大同小异:培养具备新闻传播基本理论和宽广的文化科学知识,能从事报刊、广播电视新闻采编、节目制作与管理的人员;培养从事播音主持工作的人员;培养网络和新媒体需要的栏目策划与编辑人员。人才就业去向也主要面向各级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音像出版、文艺团体及其他单位。这样的思路和目标既没有各自特色,也没有区分人才层次,都顺着培养专业新闻人才的思路,以专业新闻机构就业为目标。且不说专业新闻机构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才(全国具有新闻从业资格的人员总共20万左右,而目前全国新闻传播专业在校生就有10之多),即使如此,也要考虑广大基层组织日益增加的新闻传播人才需求,拓宽就业出口。因此,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思路应该适应基层社会、经济、生活发展需求,培养的学生应该具有新闻学基本理论和现代传媒的全面知识和技能,以及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面向基层组织培养一批有志于基层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型人才。
基于这样的新思路,高校面向基层组织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理念也应相应更新,即要体现以尊重个性的人才培养规格为依归,以大传媒全流程的课程教学为平台,以现代教育科学为手段的“创新、实用”理念;在教育与教学中坚持“三并重一结合”,即人文思想素质和专业素质并重,素质培养和能力培养并重,新闻传播理解能力和动手能力并重,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并重,课堂实践与课外实践、校外实践结合。在扎实的专业基础上,强化人文科学通识和专业修读方向教育,增加基层新闻传播实务选修方向,强化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强化学生基本技能和动手能力的训练。以提升学生的社会竞争能力、社会适应能力、未来发展潜力。
(二)建立动态的课程体系
目前,我国高校新闻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大多以新闻专业领域的分工来划分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基本照搬著名新闻传播院系。这种传统课程体系由于媒介壁垒分明,专业划分过细,很难适应媒体融合的趋势。因此,基于基层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需要突破传统的专业课程体系,体现媒介融合的实际需要,体现基层组织新闻信息传播工作的实际需要,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有利于培养基层所需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多面手”。
首先要建立动态的专业课程体系,即先按专业类别设置专业课程,主要包括人文素质类、新闻类、传播类、创新类课程等;再将每类别细分成基础性课程和动态性课程。其中基础性课程是新闻传播专业基础知识模块,具有“奠基性”作用,如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教程、新闻史、新闻采访写作学、新闻评论等,即使是这样的基础课程,也应该根据融合媒介背景下新闻实务的变化和基层新闻信息传播工作的实际,适时主动调整。比如传统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将新闻业务里的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分开设立的课程体系,客观上造成了学校教育与新闻实践活动的脱节,在新闻实践活动中,新闻的采编、写作、评论只是连接新闻业务各个环节的桥梁和纽带,它们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尤其是在融合媒介背景下采写编评已是一个互动的流程,应该在对这些课程进行融会贯通,建立较为系统、科学的新闻实务通论模块课程。
动态性课程具有开放性、现实性、前沿性的特点,包括专业方向课程和技能实践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如新媒体方向、广播电视方向、企业传播方向等,技能实践课程包括报纸采编制作、电子杂志制作、电视节目制作、网站开发制作等技能模块,这两类课程往往可以分设若干贴近现实需要、体现学校和地方特色的课程模块,这些课程是新闻专业基础课程的延伸,具有“延展性”作用。
按类设置专业课程既能保证课程模块的相对稳定性,也有利于经验累积和学科发展;分设基础性课程和动态性课程,能将快速发展的业界实践成果及时充实到课程体系之中,充分体现新闻教育的特殊规律和时代要求,满足各个层面和组织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按照模块设置的动态课程体系,初步形成了培养“多面手”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养成基本专业新闻素养、熟悉多种媒介操作技能,从而更灵活地适应媒介融合背景下基层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
(三)构建融合性实践教学平台
新闻传播专业是实践性强的专业,技术主义主导的当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该专业的实践性特征。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闻专业的实践教学需要结合媒介形态变化进行重构和再造,要突破传统的专业局限,以跨媒体、跨学科、跨文化的思维观调整或打破传统的实践教学方式,构建教学实融合性的新平台。该平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实验、实习平台,是融合了日常教学平台建设在内的多种专业功能、多种使用目标、多种媒体模拟训练的融合性教学平台。其融合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理论教学、实验、实习的融合,采、写、编、制作全流程的融合,以及多种媒体技术平台的融合。这种融合性具体落实在每一门课程中就表现为,将每门课程教学划分为知识学习和实践两个模块,各个课程作为一个单元最终构建成为融合性教学系统,各个单元之间可以实现资源的共享、流程的衔接。这种多功能、跨媒体、可融合的实践教学平台是媒介融合环境下新闻教育的基础性实验设施,能让更多的新闻实务课程的教学,在仿真或真实的媒体环境中进行,培养学生的实战能力。而且这种实践教学平台应该是开放式的,可以与主流新闻机构和前沿科技企业携手共建,将前沿技术、能力要求等引入教学,建设成为具有媒介融合功能的数字化学生媒体实习平台,让学生不出校门就可以模拟职场团队按周期运作,全流程体验新闻实务职业岗位工作。这种实践教学平台有利于学生在迅速、直观地掌握相关技能的同时增长社会竞争与合作能力,有助于新闻人才培养的方法既合乎高校教学规律又合乎媒体的生产规律。
融合性实践教学平台还有助于高校培养基层新闻传播人才。比如让学生承担校内的信息传播沟通工作,将校内新闻传播资源整合为可供学生学与做的“传媒集团”;立足本地资源建立实训基地,选择社区、企业和农村等典型基地建立实践教学网络。
面向基层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最终目的是促进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朝着更贴近实际、贴近社会、贴近基层的方向发展。面向地方基层教学,可以让地方院校立足本地及时反馈人才信息,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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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多次荣膺金棕榈奖、金狮奖、金熊奖……新世纪以来的德国电影在政府鼎力资助下,在美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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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司晨.德电影基金增长五倍[N].中国电影报,2006-01-26(30).
[5] 严敏.德国电影稳步发展中又显辉煌[J].电影新作,2010(04).
[作者简介] 占(1987― ),男,湖北英山人,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学; 汪少明(1969― ),男,湖北团风人,电影学硕士,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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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视觉修辞;新闻图片;图像修辞;修辞手法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6-0106-02
“修辞”(rhetoric)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是指人们依据具体的言语环境,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言语交际行为[1]。最近几十年,西方学者开始把修辞研究的视角拓宽到图像和实物上来,并将其名为“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这是修辞学发展的新领域,具有时代意义。我们以图像修辞为研究重点,以新闻图片为研究材料,对视觉修辞进行分析和认识,为更好的达到新闻效果提供有益建议。
一、视觉修辞的内涵与发展
视觉修辞是一个舶来品,国内对其的研究尚属探索时期,对其含义的界定也没有完整明确的观点,从传播学角度讲一般认为“视觉修辞是一种以语言、图像以及音像综合符号为媒介,以取得最佳的视觉效果为目的的人类传播行为。[2]”下面论述是以新闻图片为样本,分析其视觉修辞的形式、意义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视觉修辞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修辞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量的不断增大和媒介技术的进步,图像已经充斥了人们的生活,使人们已经卷入了“读图时代”。图像的巨大作用让修辞也与时俱进,从文字扩展到图像等一切视觉因素,出现视觉修辞。关于视觉修辞的研究,最早是以法国的著名文学理论家与评论家、結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与其弟子、传播学专家杰克斯·都兰德(Jacques Durand)为代表,他们提出了视觉修辞的概念和理论内涵,为以后视觉修辞在其他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的专家学者也在不断学习和研究,但因为其传入国内较晚,受关注度还不高,故我国在对其研究上还不成熟,还需要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和进行“为我所用”的转化。
二、新闻图片视觉修辞的表现形式
新闻图片是一种对新闻事实的视觉报道,和文字相比,拥有更具说服力的视觉优势,有一种现场见证性。大多数的新闻图片都给人们提供了新闻事实的真实视觉信息,并且构成了人们的视觉记忆。也可用到多种修辞手法达到劝说的效果,实现新闻摄影的社会功能。由于视觉修辞是修辞学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将已经发展成熟形成完整体系的语言修辞手法运用到视觉修辞之上,常见的图片视觉修辞方法有:比喻、夸张、排比、借代、双关、通感、示现、象征、对比等,每种手法适用的情形,作用也不同, 因而其目的和效果也存在差别。下面結合案例对新闻图片中视觉修辞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效果进行简要分析。
(一)比喻
表现为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似点,把某一事物比作另一事物的修辞现象。在文学语言中分为明喻、暗喻、借喻三种手法,而在新闻图片中,因为不能够出现喻词,便只能运用隐喻的方式进行,通过不同事物之间在某一方面的相似之处进行类比,刺激读者受众的联想和想象,取得引申意义。通过这种比喻形式可把抽象的事物变具体,深奥的事物变浅显,使事物鲜明生动,以形象释理深入浅出,使受众易于理解。如搜狐焦点刊载的关于巴黎街头的画家图片,表面来看这是巴黎街头很常见的画家路边作画的场景,作者实际上是想配合文字说明,引人联想,表现出巴黎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画家们浓厚的艺术气息,凸显法兰西民族的热爱艺术、善于创造艺术的精神风貌,他们画出的不仅是能够解决生计的画,更是灿烂的法兰西文化。
(二)夸张
指为了启发读者的想象力和加强所写内容的力量,用夸大的词语和形象来形容事物。将视觉元素的局部和整体改变,从而改变人们对事物固有的、常规的看法,制造出荒诞的画面效果。视觉修辞的夸张是通过图像来完成的,包括图像本身的夸张和图像本身没有夸张,却通过图像产生了夸张的作用,能强调突出作者所要传达的观点和态度,达到报道目的。它具有化平淡为神奇的魔力,在打破人们对事物的常规认知模式的同时增强视觉冲击力。
(三)排比
排比在新闻图片中表现为由三个或以上意义相关或相近的场景排在一起的修辞现象。图像运用排比修辞进行视觉说服,可收到举证真实、诉求充分、说理有力的传播效果。将相同或类似的人或事排列在一起,以产生强烈效果。在很多事件性报道中,往往通过不同侧面或不同内容的多张图片进行综合报道,以验证主题。像在进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报道中,对不同时期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的多张图片进行刊登,相互对比,相互映衬,以加强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社会得到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結论,使论证更有理,更具说服力。
(四)借代
指不直接表现需要表现的事物,借用与它有密切关系的事物来代替的修辞现象。借代的应用可使表达更含蓄委婉。在新闻图片中往往会用到借代的修辞手法,用一个具有比较典型象征意义的形象来指代想要报道的形象。如某期《时代周刊》的封面图片,图中后面的一条被困在笼子里的龙,是象征着陷入困境中的中国。用龙来借代中国时,既使读者都能够理解,同时也比较明确地指出更形象,使人接受。
(五)双关
是指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借助语音或语义的联系,使语句同时关涉两种事物,一个图像具有双重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可使图像的意义表现的含蓄、幽默,而且能清楚诠释并加深图像的意义,以留给受众深刻的印象。如《四川日报》刊登的阿拉法特去世的报道“阿翁走了”, 这张图片具有极强的双关性,图中的门,一方面只是阿拉法特朝着门内走去的一个日常性瞬间,选在阿拉法特离世之时刊登,便似乎象征着阿拉法特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六)通感
又叫“移觉”,是指在描述客观事物时,用形象的语言或图像使感觉转移,将人的不同感觉互相沟通、交错,彼此挪移转换,将本来表示甲感觉的词语移用来表示乙感觉,可使意象的表达更为活泼、新奇。图像的通感比语言文字中的通感更灵活,更容易打动人心。
(七)对比
是指把具有明显差异、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的表现手法。它通常把好和坏、善和恶、美和丑这样的对立揭示出来, 鲜明地显示两种矛盾对立事物的差别, 让读者在比较中分清好坏、辨别是非。新闻报道往往具有明确的导向功能, 因此, 在新闻报道的图片中常常用到这一修辞手法, 达到突出强调主题的表达效果。迈克威尔斯在非洲大陆拍摄的《手》可以堪称典型。在传教士白胖的大手的对照下乌干达儿童的手像只干瘦的鸟爪子,充分地表现了乌干达等非洲国家人民饱受饥饿之苦,也与富裕的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在新闻图片的视觉表现上,还有示现、映衬、摹状、积累、比拟等修辞手法,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是多种修辞手法综合运用。一张新闻图片上运用了不止一种修辞的现象十分常见。通过这些修辞手法的使用,使新闻图片内容表达的更真切、更含蓄,更易于吸引读者阅读和思考,达到新闻报道目的,增强新闻效果。
三、视觉修辞和语言修辞的对比
视觉修辞作为一种新兴的、与时俱进的修辞形式,它和语言修辞是一脉相承却又对立统一的。
二者是对立的即是源于二者具有不同点。首先视觉修辞和语言修辞二者使用的符号不同。前者是以线条、光线、形状等构成的,后者则是以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的优化组合为符号。其次二者诉诸的感官不同。视觉修辞主要是诉诸视觉,而后者主要诉诸于听觉。再次,二者编码解码的方式不同。前者是通过形象构成传播文本,而后者是通过语言单位建构传播文本。此外二者在传播时序性、功能发生方式上和在人类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上也具有不同之处。二者又是统一的,因为二者都属于修辞学的一部分,是修辞学不同的发展阶段,二者修辞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另一方面,二者修辞的方式相似。图片视觉修辞利用自己的图像构成修辞效果,而语言修辞中一些修辞格,如排比、夸张、借代等也都在图片视觉修辞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四、视觉修辞的发展前路
视觉修辞已经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重视,正在不断地完善相关内容,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由于目前中国国内对视觉修辞的研究还尚属初步阶段,所以应进一步加快步伐,深入研究。在对视觉修辞的研究上应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路径。所谓“古为今用”,即是利用我们国家悠久的文明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汲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文艺理论等对视觉修辞的研究进行启迪。同时也要坚持“洋为中用”,视觉修辞是由外国先兴起,由国外传入中国的理论课题,在国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较为系统和深入,国内学者应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对外国相关论著等进行翻译研究,进行借鉴[3]。但切不可以唯洋是用,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和方法,因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语言决定了要有自己的特点,要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方式进行研究。在进行视觉修辞的研究时,要时刻牢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古代文明和国外相关理论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完善我国的视觉修辞之路。视觉修辞是修辞学发展的新阶段,是修辞学发展与时俱进的結果。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
本文仅通过对视觉修辞在新闻图片上的体现进行分析,在分析其修辞表现形式的基础上,了解其与语言修辞的异同。通过视觉修辞的研究效果对新闻图片的拍摄以更好体现新闻报道目的提供良性建议。
参考文献:
[1] 陈汝东.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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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验教学;实训实践;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2)01-01-0119-03
随着我国数字媒体产业迅猛发展,一方面数字媒体产业所需专业人才相对缺乏,另一方面学校培养的学生存在着实践和创新能力不足的现象。我校新闻与传播学院提出了现代传播人才培养的新课题。以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实验教学改革为抓手,通过教研实践探索,建立与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实验教学新机制。
一、实验教改的实施与探索
“摄影・设计”实验项目开发是我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也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开放实验培育项目”和“大学生创新基地建设项目”。实验研究为期一年,在我院本科二年级至三年级学生中,选拔了40名广告学专业学生参与实验研究活动。
1.实验教学目标设计
(I)知识与技能:了解实验项目各要素的意义和作用,熟悉平面媒体艺术与数字传播艺术的不同技术特点,依据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实践要求及特点设计实践方案。处理好实践目标、工作流程、操作训练、设计创意、成果评价等实践活动的逻辑关系,开展有效的实验教学。
(2)过程与方法: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广告设计与制作,从美学和传播功能两个方面,思考和分析各种类型广告在工具材料、操作程序、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性,逐步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弄懂传播各要素和技术之间的逻辑关系,能按照实验方案要求的制作程序、方法和步骤创造性地完成设计任务。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平面广告、数字广告的设计实践,能更全面地理解各类媒体的差异和特性,更好地了解各类媒体的设计规律。形成信息加工与整合的能力,将严谨的逻辑思维、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相结合,在传媒艺术学习中达到知识、能力、情感的知行统一,努力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2.实践指导中的应对措施
在“摄影・设计”实验项目开发实施过程中,为了使学生尽快进入实践状态,缩短徘徊期,我们在实验教学中采取示范、指导、演示等方法应对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实验项目采取以案例为中心的实验教学方法,以“要领讲解、案例分析、设计鉴赏、技法运用”进行启发与指导,使学生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再配合以“借鉴练习”、“动手训练”、“参赛实践”等方式来加深理解理论知识和强化专业技能。一边操作一边吸取知识,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实验教学效果。
第二,教师以手绘示范和PPT课件演示广告设计制作过程,增强操作过程的直观性,帮助学生理解数字技术的应用要领及平面设计的工作流程。学生每人一台电脑,进行数字影像的后期处理练习,巩固了学生的软件知识和操作技能。并要求学生自主完成“摄影・设计”作品,并在所有作品中选择质量较好作品参加省级以上设计竞赛活动,鼓励学生积极投入实践提高专业能力。
第三,“摄影・设计”实验课题训练的关键环节是通过对广告的主题创意来确定设计风格与选取素材,弄懂设计各要素和制作技术之间的工艺关系,把握各设计元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内在联系。同时,通过对新闻事件、社会关注热点问题的探讨来引导学生理解社会文化与环境对设计创意的影响,避免设计构思没有价值、缺乏深度。
第四,通过设计软件操作训练、借鉴范例设计启发,来增强项目工作意识,提高学生专业技能水平。同时,安排组织设计水平较高的我校艺术专业同学与本项目组成员进行交流、互动、咨询、探讨设计中须解决的问题等,提高学生参与专业实践的兴趣与信心。
二、实验教改的成效比较
在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教学改革尝试后,参加“摄影・设计”实验项目的学生的实验成绩明显上升。
1.数字设计实践能力明显提高
“摄影・设计”实验项目组学生数字设计实践能力培养成效对比,见表1:
学生实验教学项目成果多次获得各项奖励,见表2:
本实验教学强调实际动手和理论指导并重的现代设计教育理念,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及专业能力,以适应知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更高要求,为学生拓宽未来择业就业途径。实验教学内容综合了摄影、合成、设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学生自己动手操作,小组讨论工作方案。充分发挥团队的优势作用,让学生自主完成从查找资料、拟定实验方案,直至完成作品的全过程,培养了学生在广告作品创意与制作过程中与人协作的意识。
4.择业方向进一步明确
学生通过该实验项目的培训与实践,明确了自身的长处与爱好,明确了自己的择业方向。调查问卷数据见表3:
三、实验教学尚存在的问题
1.实验课程定位不够明确
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课程仍较重视理论教学,课程设置大部分以理论课为主干,把实验课当成理论课的补充或辅修。实验目的不在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只是加深有关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实验技能训练严重不足。理论与实践割裂始终是学科课程的老大难问题。在以新闻传播理论为主导的教学环境下,对于相关交叉学科的平面设计、摄影摄像、数字技术、后期合成处理等学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以及技术要求了解不够充分,习惯于采用以理论课程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使新闻学理论与传播技术之间形成了断层。不够重视各门课程之间衔接的逻辑性,缺乏基础课程为专业课程服务的实效性,给实验教学带来了困难,很难达到高校实验教学的培养目标。实验教学是实现知识转化为能力,训练技能和形成科研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的重要途径。高校文科实验教学定位要科学、务实和有效。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落实创新教育的一种导向和保障机制。
2.创意构思感性化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创意思维多数属于发散型且较感性化,设计缺乏主题针对性、逻辑性和思想的深度性。在设计创作中,设计主题必须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只有明确了“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才能确定“用什么样的设计元素、设计技法、设计媒材去表现主题”,让设计具有明确的主题性和象征性,不会令人产生歧义。由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是非艺术设计专业的生源,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系统的、长期的艺术设计训练,其艺术素养与知识技能的积累都来自于选修课和自学。在设计实践训练中创意构想比较感性化,经常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以“主题”为中心;设计过分关注表现技法,而不重视主题思想的表达,片面追求创新,
致使设计作品“荒谬”、“怪异”,令人费解。
3.设计执行能力较弱
在实验训练中,部分学生的设计构思尚可,但设计执行能力较弱,即未能很好地将抽象思维转化为视觉形象,也未能将设计元素构成主题画面。因为设计包含了设计思维和表现形式,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设计构思能力和绘画表现能力,能概括地把思维语言转化为可视形象,困难的确很大。因此,新闻传播专业必须通过实验教学来提高学生的美术基础能力和数字技术能力,掌握摄影、图形、平面构成、色彩、字体等平面设计基础;以及数字设计绘图、合成、排版、艺术处理等基本软件技术,能较好的兼顾后期印刷和输出制作效果;并兼具手绘表现、设计软件应用能力和设计施工管理执行能力,为新闻传播专业课程学习和传媒艺术技能培养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础。
四、实验教学改革的后思考
许多院校新闻传播专业课程设置按传统的老三段安排,分为通识文化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个模块。这种课程结构虽然各阶段教学分工明确,但实际上课程之间缺少相互沟通、融合和关联性。尤其是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之间,各门课程自成体系,专业基础课往往未能起到为专业课服务的要求,不能紧密配合专业教学发挥应有的辅助与支持功能。
因此,改革课程设置模式,要打破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辅修课间的设课壁垒或界限,使专业基础理论与专业技能训练教学形成一个相互交融的有机整体,以保障实验教学的有效性。改革后的课程结构应为:综合学习课程(含通识理论课);整合后的设计基础课(含摄影基础课和设计基础课);调整后的应用设计课(含广告创意、平面设计、影像合成基础)。增设专业选修课,并加大选修课的分量,提升实践课的地位。同时,改革实验课程设置。可分为:专业基础实验课、专业实验课、综合实验课,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实验教学体系。
通过实验教学改革项目的探索与实践,我们认识到实验教学改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要把握好各学科实验教学的共性和特殊要求,按照课程设置规律和实验教学规律建设实验课程体系。转变教学方式,将实验教学转化为项目任务形式,试行以“实验项目开发”的实验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与实践的积极性,有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时还要积极探索多种行之有效的实验教学方法与途径,因材施教,建立创新型能力培养的多元实验教学模式。
基金来源:本文系华南理工大学2011年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摄影・设计”实验项目开发课题(编号:jzgw-y9100010-wkl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