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对金融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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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整合国内外金融危机传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北京特点，对国际金融危机通过三大传导机制对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影响进行路径研究，并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积极探究危机中北京实体工业的生产运行特点，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导机制 实体工业路径研究 对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0)06-063-03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国际大环境下，2007年下半年逐渐显现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变得日益严峻。同样，北京实体工业经济面临着外部市场持续低迷、内部市场需求不振、企业产能利用不足、流动资金趋紧、利润下滑加剧、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减少等压力和困难，工业下行态势自2008年年中开始显现。

鉴于此，本文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上，通过路径研究以及统计建模分析，梳理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影响，探究危机中北京实体工业的生产运行特点，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支持。

一、金融危机传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姚国庆(2003)在《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一个综合解释》一文中指出：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李小牧(2001)在《论金融危机的传导性问题》一文中认为：金融危机的传导可以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非常庞杂，其系统研究始于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之后。目前，被广泛认可的主要传导途径包括，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国内对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始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基础、传导路径以及影响程度等方面。

总的来看，国内外关于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已达到初步共识的是：传导机制是一个动态的逐步扩散的过程，通过贸易、金融和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于实体经济。但也应该看到，之前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理论层面，对于如何客观、科学地描述及判定这一动态深化过程所做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结合北京这种大都市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

二、金融危机传导至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路径研究

本次金融危机在国际层面的传导过程是由于美国金融业发展存在货币流动性缺乏、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加剧以及金融监管不利等问题，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最终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全球，演变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见图1所示的路径分析，除受到经济周期下行因素的影响之外，北京市实体工业正经受着从实体贸易渠道、金融投资渠道以及心理预期渠道的共同影响，并最终通过实体工业在出口、内销、投资、价格、信心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表现出来。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影响的特点及过程的判定

(一)研究思路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在实体经济中的延伸过程，本文首先通过分析危机对主要行业造成影响的程度，探究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特点；之后进一步深化，描述三大传导机制所表现出来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聚类分析揭示危机影响的行业特点

为了量化分析行业特点，选择了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主要行业进行分类。

鉴于北京工业体系的特点：采掘业所占比重较低且多为总部经济_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不仅受总部经济影响，而且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包括保障奥运需求)，在金融危机期间生产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因此本文综合分析2007年1月至2009年6月以来北京10大制造行业月度增加值的标准化数据(进行了季节因素调整)，应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离差平方和法以及皮尔逊测度方法进行R型聚类分析，结果见下表：

综合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根据主要行业的自身情况，将其分成4类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共同特点：

第一类：电子和黑色行业，特点：受危机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最深。主要原因在于北京电子和黑色行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共同表现为，受国外市场需求低迷影响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程度较深。

第二类：交通和医药行业，特点：受政策扶持影响，在危机中保持了生产的平稳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受燃油税、汽车购置税改革、汽车下乡、黄标车置换等一系列政策的鼓励，北京市汽车市场虽有小幅波动，但依然活跃。而医药市场在促进民生等政策影响下需求稳定。

第三类：化学及石油行业，特点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在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启动后，2008年国内成品油价格在小幅震荡中，渐渐与国际油价走势趋同。在2009年前半年历经了三次上调和两次下调之后，成品油价格小幅上升。

第四类：专用、通用、电气和仪器仪表等装备制造行业，存在产品价值含量高、生产周期长以及危机影响滞后的特点。

(三)对应分析探究传导因素与行业发展的密切关系

1　方法的选择及改进

为描述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所表现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一步验证上述聚类分析的结果，拟选用对应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而相比较因子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对应分析重在考察类别间差异的特点，结果直观、简单，生成的对应分析图易于理解。

而传统的对应分析方法侧重研究分类变量之间的联系，其基本原理是假设行、列变量间无关联，将原始的频数阵进行标准化，再测度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并绘制相应的散点图。本研究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对传统对应分析的改进，即使用欧氏距离来表示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同时选择了消除各指标均数和量纲的标准化方法，使对应分析可应用于连续性资料的分析。

2　指标及时间段的选择

本文在第二部分路径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工业出货值”、“工业内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五个指标，作为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所表现的传导因素。

同时考虑到对应分析的静态性特点，为客观地描述传导程度的动态变化，人为设定了三个时间段进行比较分析。以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作为危机影响前期，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作为影响中期，2008年6月至2009年6月作为影响后期。在三个时间段内构建模型对比10个行业与5个传导因素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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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产生时间，可知实体经济在金融经济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金融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是金融经济发展的背景。实体经济的发展对金融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金融经济的实物会随着实体经济实物的增加而增加，金融经济的发展会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实物的增加对金融经济的资产比例不一定有促进作用。

（二）随着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提高，金融经济的发展日益迅速，并逐渐摆脱了实体经济对它的制约和影响，出现了分离现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盛行，金融经济的发展空间日益加大，类型日益增多，金融经济的资产比例不断提高。

（三）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受制度因素的影响，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现象日益明显。

（四）资本结构的变化。资本结构的变化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它也是这两者分离产生的结果。

（五）与金融相关的制度的接触，金融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经济的发展，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有一定影响。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表现和危害

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有了一些新的特征，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产生失衡。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表现和危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一)实体经济受挤压

金融经济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其地位日益提高，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发生在金融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受到挤压，生存空间逐渐减小。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体系出现恶化。

(二)兼并现象的出现

兼并现象在很多金融企业出现，这使得经济体高度集中。企业兼并的行为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模在不断扩大，并且不需要承担破产风险，就算破产，政府也会对其进行资助，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金融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很低。

(三)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调

由于金融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流出。金融经济中投机现象很多，投机行为严重，致使金融经济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现象，这种繁荣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得整个经济的发展出现失衡。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根源及防范

(一)技术和制度的影响

技术和制度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具有重大影响，是两者分离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技术层面来说，由于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经济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这促使了金融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比例升高。从制度层面来讲，金融经济的发展，随之也带来了投机、非理性投资行为和跟风行为的出现，这些情况均受制度的影响。

(二)金融资金比例的扩大

实体经济的发展应优先于金融经济，实体经济是金融经济发展的基础。金融经济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中介的作用，它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外汇的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相比于金融经济，其增长速度较慢。长时间下去，随着金融经济的比例不断增加，在整个经济体系中，金融经济一旦出现集中现象，对社会经济将造成重大影响。

(三)管制因素的影响

管制因素是根本原因，它对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相分离现象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缺乏管制，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大，交易量增多。由于管制的弱化，金融机构的运行越来越自由，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现象越来越明显。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是由很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以上我们所分析的三个点是造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最主要的方面。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应处理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采取的措施应从以上三个方面着手，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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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

一、引言

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加速，金融产业的日益强大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断增强。但是，金融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金融泡沫化、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实体产业空心化以及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学者们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问题。当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金融资源配置是否有效，金融要素投入能否高效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从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绝非仅仅是简单的数量关系①，中国金融信贷的“输血”工程必须重新审视。基于效率维度，重拾并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是现阶段的占优策略（谢家智、王文涛，2013a）。因此，全面测评中国各省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准确找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为解决金融乏力困境和调整实体经济结构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外关于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直接研究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效率的非常少。M60n和Weill（2010）基于47个国家1980-199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金融中介发展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Gheeraert和Weill等（2015）基于7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伊斯兰银行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国内也有少数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比如：Suo和Wang（2009）运用DEA方法测算了金融支持在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效率问题；熊正德等（2011）将DEA和Logit模型相结合，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率及影响因素；周智和万洪斌（2013）测算了1980-2011年温州信贷资金投入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效率；张海波（2014）利用DEA方法测算了内蒙古12个盟市2009-2012年的金融效率。孙爱军等（2011）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10年中国各省市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并细分到三大产业，结果发现金融在不同省份所发挥的效率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俞立平（2012）利用DEA非径向超效率模型测算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结果发现中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绝对效率较低，相对效率较高。谢家智和王文涛（2013a，2013b）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各省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传递机理，前者发现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可以提升金融创新效率，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同时提升金融配置效率和金融创新效率，二元经济结构会降低金融配置效率，政府信贷干预会冲抵金融市场化对金融效率的促进作用；后者发现中国的金融效率偏低且没有明显改变，金融创新效率低于金融配置效率，金融控制程度影响金融创新效率，金融创新效率不足制约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停留在数量扩张和要素堆积阶段。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相关研究都更多的是关注金融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鲜有文献专门研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蒋智陶（2014）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2003-2012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及其省际差异，但其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他所使用的同期Malmquist指数以同期的生产技术为参考，不具有可传递性特征，且在利用线性规划求解混合时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时可能存在无可行性解问题；二是他仅选用了实体经济融资额和总产值的单投入单产出指标，忽略了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对实体经济产出的影。另外，在“内陆经济崛起”的新区域经济格局下，研究区域实体经济增长问题采用“新三大区域”方案，即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张毓峰等，2014）来进行区域划分可能更为科学①。基于此，本文采用两阶段研究方法，将首先同时利用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对此进行省际横向和时间纵向的比较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沿海、沿边、内陆地区的区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因素。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根据前面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借助M戕DEA Pro 6.0软件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及效率变化情况。为了比较，本文同时测算了全局Malmquist指数、同期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

（一）基于省际平均的分析

总体来看，各年间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各不相同，但其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如下图1所示。1999-2015年间，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全局全要素生产率（MGc）平均增长率为-0.9%，同期全要素生产率（Mc）平均增长率为-1.6%。分阶段来看，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在2000-2005年均小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负增长；在2004-2008年间，两个指数均大于1（2006年除外），说明这段时间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所提升；在2009年，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均出现大幅下降，分别达到最小值0.776和0.720，可能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所致；2009年以后，两个指数均又大幅增长，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1.179和1.168，这可能与中国金融危机后的40000亿投资计划有关；2011年开始，两个指数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到2013年分别下降到0.832和0.767。

下图2显示了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总体来看，EC、SC、PC三个分解指数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稳，波动较小，而BPC指数和TP指数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特别是2003-2005年间和2008-2014年间。从全局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来看，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c）的平均增长率为-0.8%，技术进步指数（BPCc）的平均增长率为-0.2%，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由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c）和技术进步指数（BPCc）的共同下降所致，且以效率的下降为主导；从同期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来看，技术进步指数（TP）的平均增长率为-0.8%，纯技术效率指数（PC）的平均增长率为-0.5%，规模效率指数（sC）的平均增长率为-0.3%，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也是由技术进步指数（TP）、纯技术效率（PC）和规模效率（SC）的下降共同所致，但以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的下降为主导。

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大于1的年份中，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而技术变化指数（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5年、2007年和2015年，说明这三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技术效率的提高所贡献；相反，效率变化指数（ECc）小于1而技术变化指数（BPCc）大于1的年份有2000年、2004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说明这些年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的上升所贡献。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小于1的年份中，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效率变化指数（ECc）同时小于1的年份有2001年、2002年、2012年和2013年，说明这4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步下降；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而技g变化指数（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3年、2006年、2009年和2014年，说明这4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原因为技术进步的下降。

（二）基于时间平均的分析

分区域来看，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全局Malmquist指数（肜）的均值分别为1.007、0.982和0.985，同期Malmquist指数（Mc）分别为1.021、0.961和0.977，这说明在1999-2015年间，沿海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增长趋势，服务效率最高，而沿边地区与内陆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下降趋势，其中内陆地区的服务效率最低。从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来看，沿海地区的全局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同期技术进步指数（TP）、规模效率指数（SC）均大于1，而效率变化指数（ECc）和纯效率指数（PC）均小于1，说明沿海地区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不断提高；而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两个Malmquist指数及各分解指数的均值都小于1，说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的下降由技术效率的下降、规模效率的下降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而成。

Malmquist指数小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下降，大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上升。分省市来看，沿海地区中辽宁和福建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小于1，而其他8省的则大于等于1；内陆地区全局Malmquist指数大于1的省市仅有宁夏，其他12个省市全部小于1；沿边地区全局Malmquist指数大于1的有吉林、内蒙古和新疆三省，其他5省的也全部小于1。同期Malmquist指数也具有相似的省际分布情况，沿海地区除河北和福建以外的其他8省、内陆地区的青海和宁夏2省、沿边地区的吉林、内蒙古和新疆3省的同期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省份的指数全部小1。

综合各省市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数来看，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大于1的省份中，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和内蒙古5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ECc）和技术变化指数（BPCc）同时大于1，说明这5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推动；北京、河北和新疆等3个省市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均大于1，说明这3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技术进步所贡献；江苏、山东、宁夏和吉林4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说明这4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效率改进所贡献。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小于1的省份中，福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黑龙江、广西、云南和共13个省市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效率变化指数（ECc）同时小于1，说明这13个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下降；湖北、湖南、陕西、青海4省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小于1，但其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说明这4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下降而非技术效率下降；相反，辽宁和海南2省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大于1而效率变化指数（ECc）小于1，说明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由技术效率下降所致。

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指标与数据

本文将分别以前文测算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所有可能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Y1和Y2分别为各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MGc指数和”指数；a为截距项，β为K*1维的参数系数向量，xij.为1*K维的影响因素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εij为随机扰动项。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很多，本文将从金融产业、实体经济、宏观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指标选择。

在金融产业方面，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产业规模、金融体系结构、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等。金融产业规模（FSC），采用各省金融业增加值来代替，并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金融体系结构（FST），采用各省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代替。本文综合李树、鲁钊阳（2014）和张林等（2014）的方法，各省市金融总资产由各省流通中的现金（M0乘以各省市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股票市值、保费收入等加总计算得到，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直接融资比重（DF），采用实体经济直接融资额占融资总额的比重代替。2000-2012年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数据来源于各省市2005-2006和2012年的《金融运行报告》，2013-2015年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采用社会融资规模中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总额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来代替。

在实体经济方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等。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采用各省第二产业产值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来代替，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有经济比重（SOE），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省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来代替，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在宏观环境方面，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度、信息化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政府干预程度（FIS），采用各省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代替。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代替。信息化水平（INF），采用各省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产值占GDP比重代替。劳动力素质（EDU），采用各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针对面板数据，理论上存在三种可供选择的面板估计模型：混合效（POLS）、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实际运用过程中，可以根据样本数据特征选择合适的估计模型，具体的选择过程为：以F检验确定是选择POLS模型还是FE模型，F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更优”；以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确定是选择POIS模型还是RE模型，LM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更优”；以豪斯曼（H）检验确定是选择RE模型还是FE模型，H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更优”。如果F检验和LM检验均不显著，则说明应该选择POLS模型；如果二者中有一个显著则进行H检验，当H检验显著时选择FE模型，反之用RE模型。确定好面板估计模型以后，还需要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如果选定的估计模型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则需要改用可行广义二乘法（FGLS）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以消除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利用Statal4.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限于篇幅，全国及各地区的模型检验结果均未列出，以同期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也未列出。下表2显示了以全局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表2可以看出，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负，说明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不协调的背景下，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相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反而起到阻碍作用。这与蒋智陶（2014）和李强、徐康宁（2013）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前者也发现金融业的规模扩大阻碍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后者发现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却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都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金融业自身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出现这种明显区域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突出，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而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一结论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某种门槛效应，同时说明推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体系结构（FST）的回归系数在绝大部分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少数模型中不显著。从理论上讲，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越大，说明金融体系结构越趋于合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实证结果与理论刚好相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直接金融的发展，但直接金融特别是股票市场发展的滞后和剧烈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负向影响，因此出现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总额占比越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反而越低。直接融资比重（DF）的回归系数在全国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在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显著为负，在其他地区不显著。这说明直接融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效率，从而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目前直接融资比重在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总量中的占比还非常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非常高，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和不健全使得实体经济直接融资的利用效率较低。

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正，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显著。这说明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第二产业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越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在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的快速成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吸引了更多的金融资源，而在东部沿海地区，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使得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金融资源也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国有经济比重（SOE）的回归系数在绝大多数模型中都不显著，说明经济性质并不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金融部门在向实体经济部门提供金融服务时，特别是在信贷审批发放过程中会全面评估实体企业的财务状况，而不会明显偏向于国有企业。

政府干预程度（FIS）的回归系数在几乎全部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即政府干预会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这说明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快经济市场化发展。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东部及沿海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正，在其他地区不显著。不难理解，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各省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国际贸易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其他地区，各省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实体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因此，在全国、东部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显著。信息化水平（INF）的回归系数在几乎全部模型中都不显著，表明各省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发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截止当前，全国各省的交通运输业都相对较发达，交通运输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是可以理解的。劳动者素质（EDU）的回归系数在部分模型中显著为正，在部分模型中不显著。从理论上讲，劳动是每个经济系统的主要投入要素，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特别是金融业这种知识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素质越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回归结果中出现部分模型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较低，对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较小。

（三）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进一步讨论

前文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实际上是均值回归，并不能体现解释变量x对整个条件分布的y x影响。因此，本文拟采用Koenker和Bassett（1978）提出的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QR）方法来进一步分析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各影响因素对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方向、大小及趋势等综合情况。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了全国样本模型回归的系数表和中位数回归的分位数图，如下表3和图5所示。

综合表3和图5可以看出，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在各分位点上全部显著为负，这与前文的静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一致，说明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结构（FsT）的回归系数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0.75和0.9分位点不显著，说明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在长期内将显著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在短期内效果不明显；直接融资比重（DF）的回归系数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在0.75和0.9分位点不显著，说明实体融资比重的适度提升会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都为正，但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在中位点上系数最大且显著性水平也最高，在0.1和0.25分位点上不显著，这说明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在实体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必须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国有经济比重（SOE）的回归系数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在0.1和0.25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在0.75和0.9分位点显著为负，在0.5分位点上不显著，说明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上升，民营经济所占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将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也间接说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政府干预程度（FIS）的回归系数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0.75和0.9分位点上为负但不显著，说明政府干预会阻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显著为正，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国际形势下，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信息化水平（INF）和劳动者素质（EDU）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为负，且不显著，这跟前文静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别。为此，我们将这两个变量剔除后重新做了回归，其他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所以本文列举的是包含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回归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本文拟从以下3个方面做稳健性检验：（1）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以SFA为代表的参数法、以LP为代表的半参数法和以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法。为了检验不同方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SFA、LP半参数法（Levinsohn、Petrin，2003）和窗式DEA（李谷成等，2013）方法来重新估算。首先，本文利用上文所选定的投入产出变量设定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采用SF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然后采用LP半参数法和窗式DE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同样进行了r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比较分析。检验结果发现，虽然有不少年份或地区的测算结果有细微变化，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不断下降的总体变化趋势和东高西低的区域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表明相关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论文也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利用SFA、LP和窗式DEA所测算的结果，选取上文同样的影响因素及替代指标，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稳健性检验。二是更换影响因素的替代指标，比如用金融总资产替换金融规模（FSC），用金融市场效率（金融机构贷存比）替换金融市场结构（FST），用服务业规模（除金融和房地产以外所有服务业的产值总和）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例替换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去掉在大多数模型中均不显著的变量“信息化水平（INF）”。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尽管七个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度有细微差别，但其系数的正负方向和显著性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说明本文实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篇4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4－0021－05

“虚拟资本”一词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虚拟经济源于虚拟资本。十九世纪70年代以前，产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从资本批判的角度，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货币经营资本和借贷资本发展变化的新形式。二十世纪以来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逐渐引发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发展研究的关注。成思危(1999)将虚拟经济定义为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国内学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一般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界定虚拟经济研究范畴和理论框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以及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等研究方面提出了诸多见解。国外关于虚拟经济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文献主要是关于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影响方面，侧重于金融市场的收益分析及实际产出分析。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虚拟经济的发展对整个经济运行方式影响的研究较少，有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产价格与实际产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以及相互影响方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作用机制方面，可追溯至魏克赛尔及凯恩斯的研究，他们在以货币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方面做出了先驱性分析。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中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累积过程理论，该理论揭示了以利息率为中介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方式。凯恩斯将投资者预期考虑进分析过程，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行为趋于复杂，认为当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市场利率，投资扩张；反之，投资缩减，但利率的传导机制并未发生变化。

Guttmann(1994)通过研究美国1972--1982年萧条期间的重大结构调整，认为这10年美国虚拟资本的爆炸式增长，为其经济结构转变提供了巨大动力。Carter(1989)、Crotty与Goldstein(1993)、Goldstein(1995)、Tobin(1984)和Zinn(1993)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经济结构转变对实体经济部门造成负面冲击。Binswanger(2003)认为投机泡沫可以持续的三个前提条件是实体经济面临动态无效约束、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使得金融约束得以放松以及实体经济中的总需求面临约束。Green(2003)通过研究资金流量、利息率和资产价格之间的密切联系，提出了金融部门发展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思路。Caporalea和Spagnolob(2003)通过构建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模型，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产生机制。

卢卡斯，门克霍夫(2004)通过对德国金融资产比率分析，认为以金融部门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已经与实体经济分离，并辨别了三种分离假说，对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分离现象构建了典型的“背离假说”论证模式。“背离假说”认为，过去实体经济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虚拟经济部门扮演辅助实体经济发展的角色，但现在这种支配地位发生了颠倒，金融市场依据自身的逻辑和规律运行，实体经济不得不适应虚拟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卢卡斯，门克霍夫等总结了三类分离假说，进一步拓展了对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分离现象的认识，具体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及独立信用扩张能力，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分离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这种分析思路较接近于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将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看作是必然的。Strange(1986)引用Minsky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从金融市场不稳定性角度分析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必然性。Chick(1993)通过对银行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认为信用扩张促使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日益分离。Schulmeister(1996)通过分析日益增长的政府贷款及相对下降的私人投资现象，认为债务上增加的利息支出必须由相对减少的实物资本及公司利润弥补，从而产生了利息与利润的分离。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部门应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趋势对实体经济具有根本性破坏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Tobin(1984)、Schlesinger(1987)、Ehrlicher(1989)、Hesse等(1994)、Filc(1996)以及Emunds(1996)等。其中Tobin(1984)着重从金融市场中的短期投机行为进行分析，在《关于金融系统的效率》一文中，通过分析信息套利效率、基本价值效率、完全保险效率及功能效率，认为金融部门逐渐关注存货与交易量，持续的交易和具有最小交易成本的金融市场吸引了短期投资者，大量的投机行为扭曲了价格并引起了负面的外部效应。Schlesinger(1987)通过分析企业融资行为改变的动因，认为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金融上层建筑出现不成比例的增长。Emunds(1997)认为，由于“羊群效应”及“权益要求”的外生增加促使投资者兴趣转向金融资产，从而使有限的金融资源以限制实物资产投资的形式被金融部门吸收，最终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由此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会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

第三种观点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性，但破坏性程度取决于政府的政策选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Tietmeyer(1995)、Stottner(1997)及Borio等(1994)等。其中Stottner(1997)总结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情况，主要从价格泡沫引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角度进行分析，并认为如果存在绝对支配，投机者们可能更为富有，但实体经济却可能遭受严重损失，造成的后果是金融部门的投机破坏了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基础；相反，在不存在绝对支配的情况下，因价格泡沫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存在一定极限而不可能无限扩张。Borio等(1994)通过对资产价格膨胀进行分析，解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现象，其通过对13个工业化国家1970－1992年间资产价格变化的分析，认为资产价格与实物资产价格的脱离主要源于解除管制导致的信用扩张。

Sachs(2004)研究认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两者的发展逐渐背离，在宏观经济体系内，实体经济处于首要位置，其次是金融。Krippner(2005)提出金融化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

易和商品生产渠道的一种积累模式，并利用数据分析验证美国经济正深入地进入金融化发展模式。Crochane(2005，2006)利用时间序列及横截面数据，通过建立以股票溢价和消费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关系，并认为金融市场回报率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

Jacobson等(2005)从宏观及微观角度具体分析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问具有联动效应，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对金融市场波动会造成直观影响，而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Hudson(2008)分析二十世纪以来多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探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问的关系，认为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需与实体经济发展规模保持在一定水平范围内，在该范围内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需防范超出该范围而引发的危机。Gregoriou等(2009)运用ARCH模型，利用1980年1月至2004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分析美国股市回报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股市波动情况能较直观反馈实体经济变动状况，并对金融部门决策产生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消费及短期内实际货币供应量情况，并认为消费在短期及长期内都是相较于股市回报更为敏感的经济变量。

二、国内研究

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学者纷纷展开了对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及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刘骏民(1998)给出一个加入证券交易的新货币公式，进一步说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分流向两个市场即代表实体经济的产品市场及代表虚拟经济的证券市场。刘骏民(2003)指出，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虚拟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实体经济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相互作用关系。

刘骏民和伍超明(2004)通过构建货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三部门关系模型，推导出货币量增长率是实体经济增长率和虚拟经济增长率的函数，通过对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分析，描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经常性背离关系。伍超明(2004)认为世界经济虚拟化的趋势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成为一种常态，由于货币循环流模型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资金流量占比和其规模之比不能保证保持相等状态，虚拟经济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消极影响。近年其他学者的研究如表l所示。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李宝伟等(2002)提出资产定价的微观基础是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关联的重要途径。彭卫民等(2002)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虚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有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以及虚拟资本中的长期资本会以某种方式与产业资本融合。刘东(2003)认为实体经济良性运转将有力支撑虚拟经济发展，虚拟经济的稳定性最终以虚拟资本是否能够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财富为基础，虚拟经济发展需与实体经济发展保持协调关系。

刘霞辉(2004)利用资源转换概率模型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认为从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来看，任何一方面的偏离均对增长无益；从短期看，任何投资不均衡均有可能引起宏观经济大幅波动。刘金全(2004)通过相关定量研究，进一步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规模与活性上的相互作用，认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具有显著的反馈影响。

王国忠等(2005)利用1919－2004年的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实证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的时变特征，验证了经济虚拟化后虚拟经济作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的经济系统的独立性特征。马卫锋等(2005)利用我国27个省市区1978－200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我国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通过投资总量而非效率提高的途径实现。周业安等(2005)在国外学者现有研究基础上构造我国金融市场化指数并将其引入标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型中，发现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实体经济增长，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相反关系。近年其他学者的研究如表2所示。

(三)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

国内一些研究认为需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形成泡沫经济，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关系的研究，不能只关注虚拟经济引发泡沫经济这一负面影响，需进一步研究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间的更深层次关系。刘骏民(1998)认为，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存在密切关系，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泡沫经济是虚拟资产价格膨胀的结果。陈文玲(1998)认为，当虚拟经济脱离实物经济过度膨胀时，形成了虚拟经济的经济泡沫；但把虚拟经济等同于泡沫经济并不确切，只有过度虚拟部分形成经济泡沫，并认为决不能抑制虚拟经济的发展。李晓西等(2000)在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过程中，引入泡沫经济形态的中介作用，认为泡沫经济主要体现为产品名义价格与基础价格的严重偏离，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结果。近年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总结如表3所示。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外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侧重于研究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贡献在于：(1)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奠定基础。(2)从经济发展的宏微观层面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关理论已较成熟，应用的具体实证方法对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此外，国外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主要体现在：(1)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定量研究较少，关于应用何种计量方法判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状况尚未有统一定论。(2)对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的原因提出了背离假说，缺乏应用于实际经济分析的有利论证等。

篇5

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概念入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提出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如果协调之间的关系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使人们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了解与掌握。

关键词：

金融体系；实体经济；关系反思；实体经济关系

金融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它是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市场经济的波动和周期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金融体系能够体现出社会资金的流动趋势和发展方向，其中包括了社会经济和运行规律，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状况的语言描述而反映出的人类思想。而实体经济是表现出当前社会经济运作的情况，也可以切实地展现出金融体系运作。分析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可以高效的规避经济风险，从而达到更高经济效益。我们可以看出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是有着必要联系的。

1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概念

金融体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它的概念：①宏观概念角度；②整体角度。宏观概念角度是金融制度在国家整体经济中运作时所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模式，每个国家之间都不尽相同，都有一定的差异性，这根据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有些国家是根据金融市场发展的情况来决定国家的金融体系，还有些国家是由国家来进行宏观调控或者金融管理机构来决定的。整体角度分析，可以把金融体系看作是国家的综合性体系，能够体现出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框架，金融交易平台、中介管理机构、市场资产联合构成了金融体系，而企业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更好的生存，需要了解市场环境的不稳定性来综合分析全局情况。金融体系能够实现登上融资、整合企业流动性资产，这是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还具有细化股权、指导资源配置、加强风险管理、激励经济运行、提供企业关键性信息的作用。实体经济包括所有物质产品生产和精神消费的内容，从宏观的经济学概念角度包含了各种经济经营活动，涉及到交通、工业、文化、信息等各个方面的不同产业，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经济社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从经济特点的角度来看，经济实体主要包含了提供人类基本生活生产资料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作用。实体经济活动能够保障人们发展经济和生产消费活动的关键所在，可以通过实体经济活动实现人们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化消费［1］。

2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中，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趋于金融体系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实体经济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比较倾向于利益的获取，发生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脱节的现象，这就需要侧重于优化配置实体资源和生产要素。金融体系的金融机构在发展中需要有完备的信息支持，但在实体企业进行融资贷款时许多金融机构通常都有求必应，使金融体系出现门槛低、缺乏稳定发展的情况，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协调。还有一些金融体系发生非理易，使很多企业只追求经济利益而不切实际地进行金融交易，出现了金融体系失控的现象。只有加强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政府部门也积极主导，给实体经济提供大力的支持，促进经济的发展，并对实体经济加强构建进度，给实体企业提供便利的资源支持和物质保障。近几年，我们国家对各行各业加大了相关的扶持力度，促进了实体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实力都有所提升，资本市场也随之快速发展。出现经济危机的时期，出现了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脱节，这是由于金融体系当中的理财规模过于膨胀，使银行的可贷款资金快速降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随时会出现金融泡沫的现象。我们国家的债务问题比例虽然已经很相似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很成熟，不会出现经济增长量透支的影响［2］。金融体系需要从不同的阶段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而不断进行完善，前提是需要了解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及时总结出它的运作规律，这样才可以使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更稳定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使实体经济从初期的单纯货币式交易发展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金融体系。实体经济的运行规律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发展，同时金融体系的发展可以适当的规避实体经济运行中所遇到的各种风险，可以看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稳定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的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可以给实体经济提供可信度较大的中介平台，为实体经济转移相应的经济风险，以保障实体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3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

3．1金融体系自身的运行规律

金融体系的发展是有一定的逻辑和固定规律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金融体系已经演变得非常复杂，它涉及多个方面，从“投机”我们可以来解释金融体系自身的运行规律。“投机”交易在金融体系的运行中起到剂的作用，投机所存在的高收益和高风险同时也扩大了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和风险范围。金融投机是在供大于需、价格比较低的时候买进，在供不应求、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卖出，投机者不参与消费和生产，而从买卖之中获取差价而谋利。掌握好投机的适度更加方便实现资金的跨期配置，同时促进了市场的价格波动，增加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另外，有些金融体系的交易看上去是与实体经济脱离的，但是却具有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的功能，所以，这也是实体经济发展所经历的过程之一。

3．2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匹配程度

在传统金融体系的发展影响下各个国家都希望通过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不断推出对外开放、促进金融自由化的相关政策与举措，这也成为放松金融监管的依据。在大多数国家的金融体系还在不断的发展中，不断加强金融全球化的时候还是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一些经济学家为了解释传统理论和经济实践的对立现象，重新说明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金融发展不只是单一的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存在一定的范围，金融发展超过了范围反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在评估私人部门信贷规模、银行信贷供给增长、金融体系就业比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发现，金融体系的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阈值效应”［3］。这种“阈值效应”说明过度复杂化的金融体系会加大监督资源的投入范围和规模。在国际性的金融安全发展滞后、政府制度治理缺失的情况下，政府是每个国家的政府，而金融市场却是国际的市场，金融过度国际化并不一定能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反而会有一定的风险和不稳定的负面影响。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讲，金融全球化会带来更多的运作资金，能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比如像我国这样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资金流入国内，反倒向高收入的国家进行投资。另外，金融体系过度发展也不利于监管机构与市场参与主体充分了解金融体系的风险情况。所以，需要政府通过市场准入限制以及利率管制等系列管理政策，来加快资源合理配置，不但使金融机构主动降低风险，还能防止金融抑制的危害，从而促进金融体系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4协调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有效措施

4．1金融体系自由化改革

金融体系想在整体的市场经济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就需要进行未来自由化发展，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使金融体系在复杂的金融行业内发挥更大的功效。政府要在金融体系进行自由化改革时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指引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利率的变化来实现稳定经济的控制，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有利保障。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改革不但能加强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盈利能力，还能实现多元渠道拓展经济融资，从而增加实体经济效益，更加协调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全面发展。

4．2完善实体经济资本市场的发展

无论是金融体系的发展还是实体经济的发展都受到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如果想加快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对资本市场进行改革，这样才能稳定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可以分为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直接金融就是资本市场，而间接金融就是各类的金融机构，这两者结合成为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在经济发展中对于实体经济来说起到了中介的作用，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是直接金融。所以，在进行资本市场改革时，要依靠各类金融机构的宣传与推广，让实体经济及时了解到资本市场的各种金融信息，促使资本市场更加完善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也要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制约，从而避免实体经济用非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另外，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还要对金融信用结构进行完善，增加融资渠道，以保障实体经济拥有良好的金融体系环境，提供资金保障，进一步促进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共同发展［4］。

4．3加快金融体系发展发挥实体经济更多作用

实体经济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起到主动的作用，需要发展经济需求的导向，完善金融体系，解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出现脱节的问题。比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强调实体资本的积累，然后融入到金融体系中，使金融体系扩大规模。对实体经济进行有效的改革，激活市场金融需求，促进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使二者发展目标达到最佳融合状态。现在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已经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金融体系往多元化发展，为金融体系扩大规模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

5结束语

金融体系的发展变化在我们国家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不断的探索，并且成为一项研究项目。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近些年发生了对这方面课题的研究产生了偏差，使一些地区的金融业没有正确的指导而增加了金融风险的几率。所以，有必要深刻认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使地方经济能够健康稳定发展，掌握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规律，制定出适用的相关决策，从而规避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出现失调的现象。

参考文献：

［1］余悦．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J］．财经界（学术版），2015，（10）．

［2］王艳枝．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J］．中国外资，2013，（18）．

［3］蒋智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4．

篇6

关键词：金融体系；实体经济；关系

我们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我们要能够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科学地进行处理，让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朝着更加有利的方向进行发展。当前，由于对我国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就导致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发展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就业压力问题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分析，能够帮助于我们对这两者的了解，并且也能够更好地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使得我国的经济能够更好地得到发展。

一、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1.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得以构建的基础

实体经济是作为金融体系得以构建的基础而存在的，在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金融体系才被提出和发展，同样地，在金融体系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同样能够应用到实体经济当中，可以这样说，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是离开不了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实体经济除了提供经济基础，还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果金融体系的发展过程当中缺少了实体经济，那么金融体系当中就会发生资本的改变，在投资市场当中可能会导致大量的资本的进入，这就容易造成无法很好地进行资源的配置，市场失调的情况也会因此发生。而长久以往，金融体系也会受到威胁，甚至会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瘫痪。因此，实体经济是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而存在的，金融体系是不能离开实体经济而独立发展的。

2.金融体系的构建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体系能够充当实体经济的支付中介，通过金融体系这一支付中介，实体经济能够更好地完成其原始资本的积累，实体经济的原始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那么实体经济自身的范围就能够得到一定的拓展，除此之外，由于生产量增加而带来的风险也能够得到有效的降低，使得实体经济能够稳定得到增长，并且使得实体经济更够更加完整。实体经济的发展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作为支撑，而金融行业是经济发展以及增长的纽带和驱动力，它能够给实体经济带来更多的资金作为支撑，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

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当前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在最近几年当中，随着政策的大力支持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势头十分良好，这能够帮助我国的就业压力有效得到缓解，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因此更加快速。金融体系主要是通过对一些剩余的资金进行一系列的投资，最终使得剩余资本的价值能够进一步得到提高。我们就当前我国的金融相关行业的现状来看，很多投资者及相关人员并不能够自身的职责进行很好地践行。相关数据也表明，做为我国实体经济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在贷款方面有着很大的困难，中小企业向银行进行贷款往往要受到很苛刻的条件的限制，贷款的额度甚至也只有15%。由于银行贷款所存在的问题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更加困难，资金短缺问题十分严重。而中小企业除了能够帮助我国的经济增长，对于我国就业压力的缓解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关数据表明，中小企业能够帮助缓解我国70%的就业压力。中小企业在实体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实体经济的发展势必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我国的就业问题也会更为严峻，就业问题又很容易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很多中小企业当中，如果银行贷款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么这些企业就会通过其他途径来对资金进行筹集，比如民间信贷等等，而民间信贷等筹集资金的方式比起银行贷款往往存在更大的风险，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遭到了限制，同时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三、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的方法

1.通过对实体经济效用的推动来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

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实体经济要能够对自身的位置进行摆正和重视，现有的交易应该要向着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进行转变。对于未来的发展问题，实体经济要能够在交易过程当中对自身进行定位，通过市场的需求来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定位。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能够帮助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同样地，金融体系的完善也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将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这二者进行联合，通过这二者的相互作用来促进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这样说，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这二者实际上是一体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我们可以进行举例：随着我国当前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原始资本也不断被创造，在金融体系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原始资本，大量的原始资本使得金融体系的规模得到扩大。这样一来实体经济就会进入到市场当中，更多的资本需求也随着衍生出来。金融体系也会通过这些资本的需求的引导而不断得到发展。要想使得实体经济能够更好地在金融体系当中融入就需要对实体经济进行改革，改革要从根本上进行才能使得这二者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2.不断促进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

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起着直接影响作用的，原因如下：（1）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能够使得利率得到升高，这样一来就会带动储蓄利率的升高，储蓄当中会有更多的资本的进入，大量的资本进入使得储蓄的规模进一步得到扩大；（2）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能够使得融资的途径直接得到改变，储蓄也朝着简单化的方向发展，企业进行融资会更加方便和直接；（3）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模式使得来自政府的干预以及影响大大减少了，而市场调节的作用则大大增大，资本配置也势必会朝着更为合理、公平的方向发展；（4）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和监督的依赖性大大加强了，这样一来金融市场当中的监督能力以及管理能力会进一步得到提高；（5）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会使得金融市场的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调节，也会进一步使得金融体系的层次更为丰富。总而言之，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能够促进实体经济更加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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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黄金比例;滤波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

一、 引言

近期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重申支持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虚拟经济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目前，经济领域学者对虚拟经济在合理范围内能够较好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而过度膨胀则会危害到实体经济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标准（Standards）和警戒线（Boundaries）。

二、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概况

1. 中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概念界定及发展现状。结合国内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划分理论，并考虑我国的经济结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分类等因素，文章将虚拟经济范畴界定为以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为主的经济总量，主要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证券基金市场、期货市场和商品房销售市场的交易规模。同时将工业增加值规模界定为实体经济方面。

从规模上看，2006年之前，虚拟经济总量与GDP、工业增加值呈相对协调发展，而2007年后，虚拟经济总量开始加速上涨，远超工业增加值等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

2.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内在比率关系。金融相关比率FIR （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是国内外学者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内在比率关系的重要指标，它是指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在总量上的关系，即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率。金融增长快于实物经济增长，金融相关比率上升，但上升不是无限制的。文章将M2/GDP作为金融相关比率，虽与严格意义上的金融相关比率（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国民财富之比）存在差异，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我国1999年以来的金融相关比率和工业增加值变化趋势看，2009年之前，金融相关比率保持相对稳定，与工业增加值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而2010年之后，金融相关比率攀升而工业增加值增速不断下行，形成“剪刀差”。

3.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体现在三方面：第一，虚拟经济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虚拟资本一开始是从实体经济中产生的剩余资本里转化而来，因此，实物资本或实体经济是虚拟资本存在的依托，同时，实体经济是虚拟资本的利润源泉;第二，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第三，虚拟经济中的长期资本又会以某种方式与产业资本融合，以实体经济的形式存在。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对实体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实体经济的融资提供较大便利，利于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经济效益的迅速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快速升级;但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容易造成泡沫经济，使经济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实际上，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时，虚拟经济的发展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一国经济增长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当虚拟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实体经济时，便会产生金融抑制现象，导致资金的低效运用和市场分割，并进一步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时，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

三、 全要素生产率

1. 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生产率综合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生产率与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均会促进经济增长。从效率角度来看，生产率等于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中总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以索洛（1957）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种是增加要素的投入，另一种是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率。但长期来看，资本边际效益递减，仅仅依靠增加要素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是无法持续的。因此，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主要是依靠提高技术水平以推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衡量技术水平时，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比单要素生产率更优越，更合适。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可以看成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剩余值”。

2. 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假设中国经济的生产函数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分别代表资本k和劳动l的产出弹性;当规模报酬不变时， 表明生产效率并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才会提高经济效益。

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模型1：

采用1991年～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亿元）做为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的指标;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数据（万人）做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资本存量数据（亿元）（该数据是根据历年全社会固定投资完成额测算，按照10年期平均折旧，残值为0计算得到）做为资本投入量;但是模型1结果显示自变量间存在共线性，系数因偏小而不尽合理，于是采用哑变量代替模型1中的时间变量t，进而模型1变为：

根据1991年～2015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情况，假设当处于2000年～2008年期间，哑变量取值为1。模型2结果如表1，从模型2结果也可看出，哑变量的取值是符合中国实际经济情况：即在2000年～200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较明显。

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总的来说，中国经济TFP是先升后降的，TFP在2003年之前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从2004年开始至今基本处于下降趋势，只是在2007年稍有反弹后继续下降。而TFP增长率在2003年前虽下降但也是正增长，而从2004年开始变为负增长。

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图1）中可以看出：第一，资本投入的报酬率高于劳动投入的报酬率，一定程度说明劳动力未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发挥充分作用。第二，从2004年起TFP下降且TFP增长率由正转负，反映了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逐渐降低，说明此时中国经济的增长大量依赖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率。第三，1978年起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如1984年进行了以价格双轨制为特点的工业改革;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住房改革;2011年加入WTO，而这些改革措施带来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使得红利在2000年～2008年期间才陆续释放，导致这时期国民经济整体产出明显增加。第四，2008年之后，随着改革红利效应趋减、大规模经济刺激导致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对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

由此可见，中国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低下，生产能力利用水平偏低，设法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有较大促进作用。

4.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黄金比例及结论。文章以虚拟经济总量代表虚拟经济发展规模，以工业增加值代表实体经济发展规模，研究虚拟经济总量与工业增加值之比对上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最终回归结果如下：

@里xt表示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实体经济工业增加值规模。对上述式子求导，得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对全要素生产率起促进作用的黄金比例为：X=16.7。也就是说，当虚拟经济发展规模是实体经济工业增加值规模的16.7倍时，两者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这时对全要素生产率起着促进作用的正效应，虚拟经济的发展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图2趋势表明：在2008年该比例达到15.2，2009年～2014年该比例远大于上述黄金比率16.7，在2010年达到顶峰31.3。这充分说明自2009年开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已经不在合理区间，也就是说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可能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诱发系统性风险。

三、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1.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滤波分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既有短期波动因素也有长期的趋势性因素。从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情况看，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比如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加值等都会围绕着它们自身的确定性趋势发生周期性波动;同时，在微观虚拟经济体层面，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基金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其交易规模的变化虽然呈一定的波动，但也并不总是随机的，而是呈现出一定的趋势性。尤其对于虚拟经济体而言，趋势成分更能表明市场的机制建设和发展规模的趋势性特征，而波动成分更多的表明了短期市场的投资、投机行为。所以，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考察宏观经济的波动，还是在微观层面分析虚拟经济体的交易变化情况，既需要了解变量的趋势成分，又需要了解周期波动成分，这就需要时间序列的HP滤波法。

经过HP分解后，可以得到每一个变量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其中：变量工业增加值经过HP分解后的趋势成分可以看作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反应实体经济在较长时期内的增长潜能与变化的方向，所以其变化方向的调整也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大周期的体现;而周期波动成分反应的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额，即所谓的短期波动，反应的是由于宏观经济内在或者外部环境变化的各种冲击带来的实体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具有反映的及时性特征，其变化方向的调整可以看作是实体经济小周期的调整。相应地，对虚拟经济、工业增加值、股票交易等指标经过HP滤波分解，可以得到其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分别代表虚拟经济、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各虚拟经济体的长期趋势和短期内的波动幅度。

2.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长期趋势、短期波动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由于样本数据都是时间序列数据，且要以动态时间序列模型作为分析基础，所以在进行深入的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测其是否存在单位根，拟或是同阶单整的。因此，先检测单位根以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再对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分别进行协整分析。然后分别进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长期趋势的GRANGER因果检验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短期波动的GRANGER因果检验。

从上述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得出：长期趋势上，实体经济与各虚拟经济体之间存在明显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虚拟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可以促进虚拟经济各主体市场的发展。从短期波动的关系上看，股票市场、基金市场的短期波动能够影响实体经济的短期发展，因此对于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不仅需要重视长期的制度性、趋势性分析和风险管控，也需要重视短期市场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而期货市场、商品房市场、债券市场的短期波动对实体经济短期波动的影响较小，因此需要长期持续的制度性、规律性和趋势性的规范管理。

四、 总结与建议

自2009年开始，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可能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诱发系统性风险。

因此经济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1. 增加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在重视人力资本投入的同时要制定相关奖励措施以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注重经济结构的升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 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管与约束。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已经严重偏离最优比例，出现金融资产、不动产价格脱离真实价格水平的虚涨现象。为了保障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相关部门必须监督和控制各种促进泡沫增长的投机活动以约束泡沫经济的发展。

3. 提高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准入条件。虚拟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步伐协调，要精准、高效地资金引导至实体经济领域，避免过多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一要提高金融机构设立条件和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规范金融市场发展秩序，强化准入标准在产品设计、风险控制、资本约束、从业经验和技术运用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必要时可以采用牌照监管方式提高准入条件;二是深刻认识金融创新的实质，要以是否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降低金融和系统性风险为出发点，回归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对P2P、众筹等所谓的通道型、复制型金融创新要及时稳妥治理和规范;三是对于银行业等风险管理较为规范机构，要由业务监管向资本监管转变，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在资本约束下，倒逼和鼓励商业银行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和精细化水平，助推银行机构向低资本消耗的模式转型。

4. 深化市场经济建设，构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双向促进机制。虚拟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可以促进虚拟经济各主体市龅姆⒄埂R虼嗽谖夜市场经济建设及经济转轨过程中，各部门之间应该多沟通、多协调以确保各市场政策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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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影子银行的产生根源及影响机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2011年已经对影子银行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定义,即“游离于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不受金融当局监管或监管程度较低的信用中介体系”.由于各个国家金融结构、市场发育程度以及监管环境的差异,影子银行在每个国家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美欧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影子银行大都是证券化主导下的金融衍生工具,Gorton和Metrick(2010)认为美国的影子银行是由货币市场基金、回购协议、资产证券化以及更为复杂的结构性金融工具组成的混合体系[1];Tucker(2010)等也指出欧洲影子银行体系主要包括证券化交易活动以及对冲基金等投资基金[2].而中国影子银行则是在利率管制、金融创新匮乏的背景下产生的,主要体现为信贷中介主导模式下的信托类理财产品及民间借贷,而且国内学者对影子银行的界定口径和范围也不尽相同.巴曙松(2013)把中国的影子银行界定成四个口径,其中最窄口径包括银行理财业务和信托公司,而把正规信贷渠道以外的融资视为最宽口径[3].沈悦(2013)则把影子银行划分为内部影子银行和外部影子银行,其中银信合作、委托贷款、未贴现银票属于内部影子银行的范畴,其资金来源与传统商业银行相似;而外部影子银行涵盖了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信托公司、担保公司等)以及民间金融(网贷、民间借贷)等形式[4].金融市场化程度及概念界定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我国影子银行的内生逻辑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影子银行是利率管制环境中产生的与传统商业银行并行的双轨金融体制,是金融二元结构背景下融资多元化的具体体现,既带有经济内生的合理性和制度烙印,又是我国实现利率市场化目标进程中资金供求双方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1．利率管制是我国影子银行产生的根本原因,影子银行的发展影响利率市场化进程.我国一直实行管制下的利率双轨制,正规金融领域的利率受到严格管制并且只能在相对狭窄的区间内浮动,而在现行的经济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远远小于需求,这样就使市场利率高于正规商业银行的利率,造成体制内外资金价格存在明显的“价差”,从而促使体制内货币资金源源不断向体制外影子银行体系流入.在现阶段社会融资存在巨大缺口的前提下,资金的供给方必然要求更高的资金回报率,而影子银行可以把正规金融的管制利率进行市场化的浮动,提供一个比传统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更高的收益率,从而改变居民的储蓄行为,导致储蓄存款大量脱离正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为影子银行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的发展使参与金融市场的经济主体增多并且丰富了金融产品,各种收益率采用了市场化的运行模式和定价机制,使得资金借贷双方有了依据供求状况进行定价的权利,这样就打破了政府对利率管制的约束,是我国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有效实践.因此,影子银行既反映了利率市场化的需求,客观上又影响着利率市场化的进程.2．我国影子银行是实体经济由于特定条件限制导致融资需求无法满足下的市场选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类经济实体的融资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众多中小企业长期处于资金短缺状态.同时,利率管制的存在使得资金成本过低,从而导致正规商业银行体系外的资金需求愈发旺盛,进而为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在金融二元结构格局及信贷配给的背景下,货币资金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配置不均,信贷资源往往投向那些有保障且有偿还能力的国企等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等大量经济主体无法通过正规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渠道获得所需资金,只能求助于非正规金融体系;而且,现阶段我国正规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很少参与到金融市场,导致其无法及时按实体经济需求把储蓄转换为有效投资,这样就促进了我国影子银行的爆发式发展,大量资金“跳”出了正规商业银行体系,弥补了中小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资金需求的巨大缺口.因此,我国影子银行的出现是满足实体经济内生性资金需求的客观要求,实体经济融资缺口的存在为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影子银行在相当程度上也缓解了实体经济融资困境.“壳资源优势”使上市公司和国企把资金投入民间借贷等影子银行体系从而逐渐退出实体产业的经营,通过资金的买卖来牟取高额利润,长期如此容易导致产业空心化,使实体经济遭受重创;另外,影子银行的高利率对中小企业来说就意味着高额的借贷成本和生产成本,增加了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因此,影子银行庞大的资产规模和广泛的金融影响使其与经济系统联系密切,现阶段对影子银行的研究对于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以及提升实体经济景气度显得尤为重要.

(二)文献综述1．从利率角度看,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已经实现了利率市场化,不存在利率管制,所以研究影子银行和利率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较少,而中国则不同.龙建成(2013)研究了利率变动和影子银行之间的关系,认为利率变动影响着影子银行的规模,而影子银行也可以影响到短期贷款利率[5].刘澜飚(2013)指出正规金融体系存在利率管制是我国影子银行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应提高利率水平以缓解大规模银行资金涌入影子银行系统进行套利的状况[6];而解凤敏(2014)也得到相似结论,认为影子银行是我国存在金融二元结构和利率管制背景下,金融主体为规避管制而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7].2．从实体经济融资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蓝虹和穆争社(2014)、Feng和Wang(2011)指出,影子银行作为由银行表外活动诱发的一种金融创新,虽然其需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整体上看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的作用[8][9].Schwarts(2012)、Claessens(2012)也认为影子银行发挥了不同于传统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功能,提高了金融和经济效率,从经济学角度看是有益的[10][11].陈剑(2012)、王晓枫(2014)在影子银行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得到相似结论,认为整体上影子银行对经济增长是有促进效应的,而经济增长也显著影响了影子银行的发展,但影子银行短期内的波动性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12][13].颜永嘉(2014)认为影子银行对满足社会融资需求、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同时也孕育了相当大的风险隐患[14].封思贤(2014)指出影子银行发展初期通过灵活的创新机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样化融资需求,所以应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及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等角度鼓励影子银行创新业务[15].综上所述,关于影子银行对利率变动、实体经济影响的现有观点比较零碎,大都局限于理论框架而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鲜有学者将三者同时纳入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而且以往研究中多使用的诸如VAR模型等实证方法无法反映出变量间的当期关系.为克服以上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影子银行规模、利率水平以及实体经济相关指标为分析对象,尝试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系统揭示影子银行与利率市场化进程、实体经济景气程度之间的联系.

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及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本文选取的主要研究变量包括影子银行规模变量、利率市场化变量以及实体经济发展变量等,采用从2012年1月到2014年6月的月度数据.本文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如下:1．影子银行规模.由于影子银行活动难以直接观察以及信息不透明导致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差,现有研究大多通过间接的方法来测算我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比如部分学者借鉴李建军(2010)“中国未观测信贷规模的变换”的研究成果来估算我国目前的影子银行规模[16];还有一部分学者用部分可以观测到相关数据的影子银行规模来代替整个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测算结果由于测算口径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在前文对我国影子银行进行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影子银行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主要参与者是传统商业银行(主要指内部影子银行业务),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未贴现票据融资又占据内部影子银行业务的大部分,且这些业务信息披露机制比较完善,相关数据已经被纳入到监管范畴,所以本文采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票据融资的月度数据之和来代表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用SB表示.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利率市场化程度.本文采取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Shibor来衡量我国利率管制或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记作RATE,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3．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变量.在衡量实体经济发展程度时,大部分学者是用GDP增长率作为观测指标,也有部分学者选取官方公布的PMI指数来衡量实体经济发展的景气程度.本文认为,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中流入实体经济领域的大部分资金最终流向了中小企业,官方PMI指数主要以国企等大中型企业为调查对象,而汇丰PMI指数的调查对象主要以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为主.相比较,本文选取了汇丰PMI指数这一指标作为反映影子银行所引起的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记作PMI,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信息网.4．控制变量.影子银行规模和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所以本文采用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作为控制变量,记作LOAN,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以及减弱数据的波动,本文对所有的原始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然后对所有变量作一阶差分处理(对数的一阶差分可解释为百分比变化),分别记作dLNSB、dLNRATE、dLNPMI、dLNLOAN.

(二)模型设定及说明虽然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在分析多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关系时得到的结果对实际经济行为解释比较合理,但是其存在着明显缺陷,即将变量间的当期关系隐藏在随机干扰项中无法显示并且存在估计参数过多的问题,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是在VAR的基础上考虑了各变量之间的当期关系,因而对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并且通过加入结构性的约束来减少模型的待估参数,因此在分析时间序列之间相互影响方面更容易被广泛接受.鉴于此,本文选用SVAR模型来分析影子银行规模、利率市场化与实体经济景气程度之间的关系.含有多变量的p阶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p)可表达。这里,本文可以将公式(1)转化为更一般的“AB模型”,即Aεt＝But,其中εt为结构扰动项ut的线性组合,是一种复合冲击;另外,应从相关经济理论或估计结果出发来对矩阵A和B的系数设置约束条件,本文按照乔利斯基(Cholesky)分解的思路对此SVAR模型设置短期约束,即把A矩阵设置为下三角矩阵并且主对角线元素全为1,而把B矩阵设置为单位矩阵.又因为所有变量数据平稳是建立SVAR模型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首先借助于软件Stata12．0对变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用ADF检验来分析所有变量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在1％显著水平上,相关的4个变量都拒绝了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即是平稳的.另外,要选择该S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AIC准则,此S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阶.

(三)实证结果分析在分析SVAR模型时,应该重点关注如何使用脉冲响应函数(IRF)来刻画当一个误差项变化时或者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绘制出脉冲响应图来分析影子银行扰动项冲击的系统影响和影子银行对各扰动项冲击的动态响应.1．图1的脉冲响应图表明,当在本期影子银行规模dLNSB受到一个正冲击后,实体经济景气程度dLNPMI在此作用下会立即上升,此正向效应在第1期时达到最大值,之后这种正向效应逐渐减弱,虽然在第3期和第4期之间略有回升,但是从第4期后下滑趋势明显,很快出现了负效应并在第5期达到了最低值,在这之后负效应逐渐减小并趋于平稳.可以看出,dLNSB的冲击对dLNPMI的变化有着明显的影响,但影响是不稳定的,波动较大.由此说明影子银行的发展在短期内对我国实体经济景气程度有积极推升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向作用逐渐消失并转向负向作用.究其原因,影子银行作为传统商业银行的补充以及社会融资的重要渠道,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短期内的融资需求,所以短期能够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但由于影子银行相对于传统融资渠道来说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会影响到金融稳定乃至经济稳定,并且国企等大型企业凭借“壳资源优势”以较低利率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转而以影子银行身份向中小企业提供高利率的资金,这样传统正规银行、国有大企业及影子银行全进入到资金套利链条中,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活力,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从影子银行融资的高利率成本负担越来越重,使得实体经济后期的发展难以为继,从而导致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渐消失并转为负面影响.2．图2的脉冲响应图表明,当在本期实体经济景气程度dLNPMI受到一个正冲击后,影子银行规模dLNSB开始大幅上升并且在第2期上升到最大值,随后这种正效应迅速减弱,在第3期达到了负效应的最大值,以后各期时有震荡,直到第8期仍有冲击效应存在.这表明,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影子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是短期内影子银行出现快速增长的动力因素,说明短期内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经济内生合理性;而在后期,随着实体经济景气度提高,国家货币政策会比较宽松,这样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会流入实体经济领域,再之实体经济自身经营资金周转顺畅,这些原因可能会导致实体经济对影子银行资金需求的降低.从以上两个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到,虽然影子银行体系规模与经济增长是相互影响的,但从图中的走势可看出,经济增长对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影响更大.3．在图3中,给予影子银行变量dLNSB一个正冲击,对利率变量dLNRATE产生了一个短暂的负效应,这可能是内部影子银行业务的信用扩张机制使得市场的信贷供给量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但这种负效应会迅速消失并转变为正效应,这种正向作用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这是因为影子银行的高收益诱使投资者主动分流银行存款,大量资金脱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就迫使传统的正规银行体系放松利率管制,提高利率水平.在第3期以后,影子银行对利率的冲击效应不断震荡但会逐渐减弱,可以看出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日趋完善,影子银行规模对正规银行体系利率变动的作用会越来越小.4．如图4所示,给予利率dLNRATE一个正向冲击,对影子银行规模dLNSB起到短暂的负效应,这可能是当正规银行体系的利率升高后,人们会增加银行储蓄,从而流入影子银行体系的资金就会相对减少一些.不过这种负效应会迅速消失并且正向作用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一直持续到第3期,原因是银行利率的提高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紧缩从而导致实体经济资金面日益趋紧,这时很需要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大来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之后利率对影子银行的正效应不断减小并在第4期达到负效应的最低值,这可能是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及所带来的风险使得货币政策对货币供给量的调控不到位,从而促使监管当局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和控制.随后冲击效应上下震荡但幅度变小,持续到第8期,这说明利率变动对影子银行的影响具有长期性.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在界定我国影子银行概念并阐述其产生的根源和影响机理基础上,本文利用相关月份数据,通过构建SVAR模型从实证分析角度检验了我国影子银行与利率市场化、实体经济发展的景气程度之间的影响关系,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是在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金融创新不足的环境下规避金融监管、实施监管套利的产物,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资金供求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影子银行所带来的一系列市场化定价的金融创新工具,突破了原有的资金价格管制,迫使传统的正规银行体系放松利率管制,提高利率水平,客观上推进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2．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影子银行的发展在短期内对我国实体经济景气程度有积极推升作用,但影响不稳定、波动较大,这是因为影子银行的高利率(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了大量资金逃离了实体经济从而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并且增加了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的经营风险,对拉升实体经济发展的景气程度起到了负面作用.另外,从图2的脉冲响应中可以看出,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景气程度的提升对影子银行的发展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得众多经济实体的融资需求多元化,这反映出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具有实体经济内生合理性,也在客观上决定了影子银行具有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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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市场化 实体经济 金融体制 问题与对策

利率是中央银行十分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在整个金融体系的宏观调控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率实际上就是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价格，其包含了诸如存贷款利率、拆借利率、回购利率、票据市场利率在内的许多种不同的利率形式。利率市场化是指在国家间接调控下，政府逐步放松对利率水平的直接管制并取消间接影响利率水平的行政措施，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利率形成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利率体系核心的动态调整和静态调整两方面的含义。利率市场化有助于推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市场的活力，营造出一个更加积极的金融市场发展环境。但是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作用也在逐渐的加深，如何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一）贷款利率上升，加大企业融资成本

利率市场化之后，商业银行为了吸收到更多的存款，会进一步的下调存款利率，银行之间负债的压力逐渐的增大，银行的资金成本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能会呈现出持续上扬的趋势。这一冲击对于市场当中众多的中小企业来说影响更大，对于很多的中小企业来说，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薄弱，间接融资仍然是其融资的主要渠道，银行信贷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贷款利率的不断上涨，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寻找民间融资的渠道，民间借贷之风会更加盛行，民间借贷资本成本随同资金紧张的局面会一起呈现。

（二）企业非金融债务加大，银行不良贷款增多

利率市场化之后企业的非金融债务总额会进一步的加大，其实我国的非金融债务比例早已经远超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些债务比例的存在会给企业的生存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企业的债务现金流派息风险十分的集中，企业自身的财务风险会大大提高。同时，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商业银行自身的资产质量也会不断的下降，不良贷款比率会进一步提高，从而作用于实体经济，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风险。

（三）带来经济发展的下行趋势

利率市场化之后，整个社会的融资由于受到商业银行的压力，融资规模会连续下降，融资困难的出现会带来社会投资瓶颈的产生，企业的投资意愿会进一步的减弱，投资持续能力偏弱。以利率市场化为标志的改革不能够充分的激发实体经济的内在活力，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国内整个经济将会呈现出下行发展的趋势，国内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将会逐步的得到凸显。

二、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实体经济发展的策略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近些年来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利率价格机制在资源的配置过程当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也逐渐的突出明显，尤其是给实体经济融资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为此，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对利率市场化加以调节和引导。

（一）有节奏的推进利率市场化，把握好实体经济发展的动态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合作机构的存款利率已经基本放开，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全面的利率放开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如果实现了利率的全面放开，必然会加重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利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平稳有序增长。政府在后续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合理的考虑到中小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评估好企业自身的利率承受能力，合理有效的把握好、控制好改革的力度，给利率缓冲一个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保障好实体经济平稳安全的过度。

（二）发挥好货币政策的作用，切实的解决好企业融资困难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一，在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当中，政府要切实的发挥好自身的作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督导和调控，积极有效的引导好资金流向中小企业。除了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调控之外，政府还要切实的规范好民间融资的渠道，规范路径，积极的对民间融资加以引导，切实的解决好企业融资的难题。最后，政府还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督指导，相对应的监管机构要逐步的提升对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程度，规范化银行的操作步骤，保障银行业的有效运行。

（三）加快经济结构的升级发展，提升应对利率市场化的内在能力

近些年来，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一直呈现的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与市场经济改革相互匹配的经营模式并没有能够实现同步的升级和转型。利率市场化背景之下，实体经济要想实现更好的发展，必须突破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谋求自身的转型发展。

总之，利率市场化是一项十分复杂庞大的金融工程，利率市场化能够给予市场经济充分的活力但是也会给实体经济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是金融体制改革研究的重要问题，这既需要金融改革的政策支持，也需要实体经济能够不断改进。政府要有效合理的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不断的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还要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采取多种措施，带动我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惠.利率市场化下实体经济生存发展策略研究[J].经济学研究，2014，（06）.

[2]毛克贞，王超.金融危机过后的反思――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实体经济[J].经济研究导刊，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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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金融化；趋势；影响；对策

0引言

金融是指与为了获得与未来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的流动资金供应（或转移）有关的活动[1]。什么叫做经济金融化？顾名思义，对其的准确理解是经济与金融紧密联系，不可分离，市场经济也是金融经济的一种。在经济金融化中，企业利润的来源不在是传统意义上通过贸易与商品生产来获得，而主要是借助金融渠道来获取利益。

1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向的成因

在我国经济金融化现象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在发达国家已经比较常见。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金融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造成我国经济金融化有多种原因，文章将介绍以下几种：

1.1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

我国实体经济整体状态不容乐观，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经济利润都处于一个下滑的态势；两者相比民营企业整体经济利润下滑幅度最大。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当前，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的深入发展，实体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甚至出现恶性竞争挤兑对手，经营环境恶化；我国的民营企业相对来说负税沉重，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小。导致大量的实体经济进入到泡沫经济领域中。例如：大量的实体经济进入房地产行业，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业没有增值税，很轻的营业税，房地产业的整体的负税与实业要轻很多。

1.2实体经济的生产力提高

科技成果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应用十分迅速，实体经济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与以往相比，在同等的时间下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提高为经济金融化奠定了经济基础。

1.3经济的自由化和快速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的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三十年里，为我国社会积累的巨大财富；社会经济的不断积累，社会财富需要不断升值，就必须寻求新的投资渠道；社会财富以货币的形式来体现，大量的货币缺乏新的投资渠道，不得不大量投资金融领域，导致了我国资产的价格的不断攀升。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前经济自由化程度都是最高的，有利于资本的流动。

1.3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各国的资本可以在全世界比较自由的流动。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极其迅速，各行各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大都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资本具有趋利性，大量的热钱涌入我国套取利润，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金融化创造了外在条件。

2应对经济金融化的对策

2.1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

我国实体经济的利润不断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资本转向金融领域，不在进行生产与贸易。要扭转这种趋势，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为它们减负， 尤其是取消花样繁多的违规征收制度，以扩大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另外，加强金融方面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有效的控制实体企业的交易成本。重视小型金融与乡镇金融的发展，使我国的乡镇企业，可以得到金融支持，最大限度的缓解小型企业的资金压力。

2.2加强政府对金融管制

针对我国金融交易呈现出过度、短期的特点，政府需要加强管制的力度；金融交易的过程交易是金融业的特征，大量的衍生金融交易品进入市场[2]；这使得我国金融业虚假繁荣，其金融交易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金融行业短期投资过多，投机行为盛行，压制了金融的长期投资。政府应对金融交易进行管制，尤其是短期投资，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降低金融交易的频率；对其中的产生收益，可以缴纳一定的所得税，以限制获利预期。

2.3改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近些年来，我国为谋求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力推行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是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加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将投资与消费相统一，我国高投资的基础上，也应考虑到民众的消费能力；在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下，需要稳步提高民众的工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群众才敢将存入银行的钱拿来消费。较低的工资水平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共同的限制我国民众的消费能力。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3]。需要改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刺激国内消费；过度依赖出口来动经济增长我国经济不利。

3结语

当前，金融关系已经扩散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金融手段成为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的主要手段。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明显，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负面影响。我国要应对经济金融化的挑战，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金融监管立体，有效加强对金融的管制，限制金融领域的过度繁荣。对金融领域管控的得当，将直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1]蔡则祥，王家华，杨凤春《中国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研究》[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3）

[2]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对经常性背离关系的论证》[J].《上海经济研究》，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