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庭暴力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家庭暴力的含义。

目前我国的诸多法律都有关于家庭暴力或具体或概括的规定，《宪法》第 48 条、第 49 条规定了妇女在我国的地位以及禁止虐待老人、 妇女、 儿童的规定；《婚姻法》 总则第 3 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禁止性的规定， 第 43 条对被施暴者的请求权予以明确规定， 并且赋予居民委员会以及村民委员会以劝阻的职能；《民法通则》 第 105 条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 作为妇女权益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在第 2 条、第 38 条、第 43 条、第 46条、第 52 条、第 53 条对妇女的各项权利保护以及迫害妇女的行为的认定都有所规定， 但是以上这些规定都是宏观的、 原则性的规定， 都属于禁止性的规定，并没有家庭暴力的具体含义。 关于家庭暴力的含义我国学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间一方侵犯他方人身，而造成他方人身伤害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间以武力或胁迫手段侵害弱者人身权利并对其肉体或精神造成一定损害的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家庭暴力包括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殴打、虐待行为； 第四种观点认为根据国家反家庭暴力的形势，凡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生理的、精神的、性的暴力均应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1］。 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下列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 造成身体和精神等方面损害的行为：人身方面的侵害、强制；精神方面的凌辱、胁迫；性方面的强迫、虐待；财产方面恶意损毁、剥夺；其他造成家庭成员身体、精神损害的行为。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传统思想因素。

封建思想中的男尊女卑以及封建家长制长期以来在我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有很大的影响。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不仅仅使得男性在家庭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他们把妻子、儿女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更使得女性甘于被奴役，缺乏反抗意识，这就导致暴力被男性视为解决家庭纠纷最为快捷的方式。

（二）现实生活因素。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负担的加剧会影响正常的家庭生活，容易导致家庭暴力的产生。 夫妻之间的感情破裂会使双方两看相厌，但在传统观念以及现实因素的影响下，双方勉强维系摇摇欲坠的婚姻关系， 最终双方反目成仇， 从而导致家庭暴力的产生。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国家庭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都是男性，主要体现在男性的收入远远高于女性， 并对家庭经济处于支配地位。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女性逐渐突破了原有的桎梏，积极参加到各种工作中去，有些妻子的收入甚至赶超丈夫， 当原有家庭经济格局被打破后丈夫就会由自尊过渡到极度的自卑， 甚至将家庭暴力作为维护其自尊的手段。 最后，工作中的压力得不到合理的排解极易带到家庭生活中，因此，也为家庭暴力的产生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三）法律保障因素。

上文指出的我国诸多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都是禁止性的规定，规定的范围非常有限，并且在实践中存在着司法人员对家庭暴力类案件的不重视， 一些公安人员认为家庭暴力属于家务事不能及时立案侦查。 而司法工作者的忽视主要是由于我国缺乏健全的法律体系，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的现状， 我国家庭暴力案件日益增多， 长此以往会对家庭乃至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一）伤害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

数据显示，60%以上的人在对配偶实施家庭暴力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实施暴力。 家庭暴力影响的不仅仅是被实施家庭暴力的家庭成员， 对于目睹家庭暴力发生的家庭成员也同样会造成伤害， 特别会给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带来心灵上的恐惧、 孤单等心理障碍，甚至会影响未成年人的成长。

（二）影响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

家庭暴力不仅会造成身心的伤害更会导致一个家庭的解体。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如果家暴横行则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导致以暴制暴，危害社会。

长期处于家暴阴影下的家庭成员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容易导致被施暴者采取极端的方法摆脱家暴，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这就使得可以经过民事法律规制的问题发展成刑事案件，从而加剧家庭暴力案件的社会危害性。

四、我国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迫切性。

综上所述，家庭暴力不仅会影响一个家庭，家庭暴力泛滥更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由于我国目前对家庭暴力缺乏明确的规定，因此，制定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际社会反家庭暴力浪潮的影响。

家庭暴力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截至目前，全世界已经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家庭暴力进行了专门的立法。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以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都表达了消除家庭暴力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二）我国对《反家庭暴力法》的需求。

我国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在不断探索和借鉴的过程中我国已有 3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关于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策， 这些法规和政策为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实践经验， 并且说明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五、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

结合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规定的不足， 充分发挥《反家庭暴力法》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笔者认为《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定：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调整对象。

目前，我国现行的《宪法》《刑法》《民法通则》《妇女权益保障法》 等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都有相关的禁止性规定， 但是对于家庭暴力的具体调整对象缺乏认定、制裁以及救济条款，可操作性差。 比如《刑法》第 260 条中关于虐待的规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在程序上将其列为自诉案件，除非出现人身伤害甚至更严重的情况才可以划入刑事案件范畴，因此，应当在《反家庭暴力法》中详细规定调整对象。 家庭暴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而《反家庭暴力法》 的范畴不仅应当包括狭义的夫妻之间的暴力行为， 还应当包括广义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

（二）《反家庭暴力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

家庭暴力取证难已经成为家庭暴力案件的关键问题，为了更好地保护被施暴者的正当权益，应当增加家庭暴力案件证据的种类。

（1）增加专家证词为家庭暴力案件的证据。 由于家庭暴力中涉及到一些私密的领域，如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因此，由专家介入这些领域可以解决证据收集中的尴尬问题。 当然，在家庭暴力案件中提供证词的专家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 其证词也必须科学并且客观，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家庭暴力鉴定机构，由专家组成，对被施暴者遭受的暴力行为进行认定，在两位以上专家就鉴定作出的结论， 这一结论可以视为“专家证词”作为证据使用。

（2）被施暴者向法院提交的 “前证据材料 ”作为家庭暴力案件的证据。 所谓“前证据材料”是指在首次家庭暴力发生后， 被施暴者向法院所提交的可以证明施暴者实施暴力行为的证据， 在实践中的家庭暴力往往是连续性的，因此，在最新的暴力行为发生后， 如果被施暴者在这次暴力行为中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收集到施暴者实施暴力并造成损害的证据，那么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前证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辅证施暴人实施家庭暴力并造成损害。

（3）对于证明当事人品性的事实 ，如酗酒 、吸毒等容易造成家庭暴力案件的诱因应当作为认定家庭暴力案件的证据。

（三）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方式。

由于“举证责任倒置”这一举证方式是对传统理念“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补充、变通和矫正，充分体现了民法中的正义和公平，因此，家庭暴力案件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相关立法可以充分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 也就是说，家庭暴力案件中只要被家暴者向法院提出其遭受家庭暴力， 并且有关证据能证明其在家庭暴力中受到了伤害， 施暴者就应当承担被施暴者所遭受伤害不是由其造成的举证责任， 如其举证不能，则应当认定“家庭暴力”的事实成立。

（四）《反家庭暴力法》救济机制的规定。

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相关权益在我国现行《宪法》《民法通则》《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均有规定，但是，这些法律法规未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案件的法律救济，在理念上应当秉持以“矫治”为主，“惩罚”为辅， 应当在立法中对因家庭暴力案件造成的损害予以救济，即赋予被施暴者的民事赔偿请求权，被施暴者有权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同时，家庭暴力类案件更需要建立多层次、 全方位的社会救济体系，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以方便相关机关介入，帮助被施暴者摆脱家庭暴力。

（五）设立专门的家庭暴力法庭。

篇2

[摘要]反家庭暴力立法中，家庭暴力的定义及受害人范围的界定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将美现行法律中相关规定与我国《家庭暴力法（草案）》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对比，对我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的部分问题进行探讨。

[

关键词 ]反家庭暴力；草案；受害人范围；界定

家庭暴力的发生是一个社会常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家庭暴力如普通暴力一般难以在人类历史上得以消除。这不仅是某个国家特有的问题，而是跨越国界、意识形态、阶级存在的全球性问题。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已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及民众的基本权利。据此，家庭暴力应如国际统一认知，纳入公法的管制范围，必须介入国家强力来保证受害者得到相应的保护。我国在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中首次提到家庭暴力一词，宣告性的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其后，有在多部法律和相应解释中提及“家庭暴力”，但多是概括性、模糊性条文，但此种立法措施，并不能从实践或司法的角度解决现在社会所面临的此类问题。2014年11月25日，我国终于出台《反家庭暴力法（草案）》，这意味着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即将诞生。而纵观世界其他国家，部分已经在立法时间先我们一大步，在此类法律实践中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中，以美国来说，家庭暴力属于社会性事务，而非简单家庭纠纷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各类针对家庭暴力展开的宣传、问题咨询及法律援助体系相对较为健全。特别是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展开的一系列立法活动，推动了美国反家庭暴力事务的快速发展。

中国虽与美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等方面有一些差别，但在防制家庭暴力以及家庭暴力引起的实际问题方面是有相同性的。 因此，通过比较美国及借鉴美国在家庭暴力立法及司法上的具体做法，可以使我国找到现有问题的解决方法，并实现立法的前瞻性，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系列问题上提前关注。

从立法层面上来看，反家庭暴力法中涉及家庭暴力的定义、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范围等多个重要问题。首先，家庭暴力中“暴力”的定义。根据各国的立法情况来看，暴力大体包括身体、精神、心理等几个方面。美国各州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对家庭暴力又不同的立法说明，但在暴力的内容中都包括了非身体形式的精神虐待。而美国律师协会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当一方亲密伴侣使用身体暴力、胁迫、威胁、恐吓、隔绝孤立以及情感、性、经济暴力试图保持对另一个亲密伴侣的权利控制时，即发生家庭暴力。”这种定义的关键点在于权利控制，是指施暴者的施暴行为有明显的控制性，而被施暴者的某些权利在此过程中处于被剥夺的状态。以经济暴力为例，经济暴力本身能否作为家庭暴力的一种是存在争议的，因为经济暴力不像肉体暴力一样具有人身损害或惯常认为的暴力性。但施暴者在经济上对弱势一方的完全控制，家庭主妇或无经济来源的妇女在家庭中可能遭受此种暴力，是对方对其财产权的剥夺。家庭中很难将双方的贡献以经济的形式进行表述，但经济权却可能遭到一方的控制而使另一方完全陷入一个类似精神暴力，甚至是身体暴力的漩涡。可以说，此种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方式是延展性的界定，包涵了家庭暴力可能存在的各方面表现形式。而我国在《反家庭暴力（草案）》中，将家庭暴力描述为“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此种定义方式的好处是将家庭暴力的含义以一种概括性的方式来说明，给之后立法以一定的空间。但仔细分析，这种描述的延展性与上述美国对家庭暴力的延展性是不相同的。同为对家庭暴力的扩展性说明，后者是明确的拓展，整个定义可以说是包涵整个具体实践情形但反过来明确指导实践中的各类类似情况。很好地实现立法的明确性及可参照性。而前者的描述过于模糊与概括，此类描述不利于司法的规范及法律的正确适用。笔者认为，对于家庭暴力，可直接借鉴美国对此类问题的定义进行更加细致、系统的界定。其次，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范围。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范围牵涉到一般暴力与家庭暴力认定的矛盾。若受害人范围过窄，就是去单独立法保护的意义；若受害人范围过宽，同样也会导致上述问题。所以，对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范围界定，应从我国实际出发，并参照其他国家的部分经验。我国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将“家庭成员”直接描述为“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及“具有家庭寄养关系的人员”。此种规定具有明显的限定性。而美国在此类立法中规定为：（1）配偶或前任配偶；（2）同居者或曾经同居过的人；（3）具有约会关系或曾经有约会关系的人；（4）或曾经为的人；（5）有血缘或收养关系的人；（6）因婚姻或曾因婚姻而具有联系的人；（7）同有子女的人；（8）符合前7项之人的未成年子女。可以看出，美国在对家暴受害人范围界定时，更加贴近现在社会的生活现实，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囊括了并非传统所认为的家庭关系中的部分“家庭事实”。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家庭的定义在发生改变，“家庭成员”的范围相对于以往也有所不同。如果参照社会事实，对家庭暴力受害者范围进行适当扩大，更有助于实现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意图。

我国此次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对家庭暴力界定及暴力受害人范围定义等方面都属于概括性或模糊性的条文。与之前在各类法律中所作的宣示性条文虽有着实质性差异，但表面差异却不明显。如果我国效仿国际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公权力防制，那么至少要求法律具有可实施性。从我国现实来看，本身由于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在家庭暴力法思想方面薄弱的民众基础，导致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后的实施环节困难重重。由此，更应该以较明确的立法来实现立法意图，并起到法教育的部分功能。

作者简介

徐萌：女，（1991—）四川通江人，四川大学2013级法律硕士。

篇3

关键词：家庭暴力；身体攻击；亲子间暴力；夫妻间暴力；代际传递

中图分类号：DF5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201-09

和谐美满的家庭是人们向往的生活愿景，但是家庭暴力的出现却成为人们追求幸福家庭的绊脚石。家庭暴力可能发生在夫妻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亲子之间。它既表现为身体层面的攻击，也表现为心理层面或与性相关的攻击。本文涉及的家庭暴力形式为身体攻击，其手段包括殴打、折磨（限制人身自由、超强度劳动）、捆绑甚至拘禁和残害 [1]。在美国，每年大约有一千多万儿童经历家庭暴力，并有七百万儿童生活在严重家庭暴力环境中[2]。在中国大约每4～5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存在暴力行为[3]。研究发现，家庭暴力具有代际传递的倾向，即原生家庭中发生的暴力现象很可能会在新生家庭关系中继续发生[4-5]。对此领域，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特点、理论、影响因素、干预等。根据已有研究，本文首先界定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效应，在此基础上从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类型、理论解释和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和评析；最后，从四个方面提出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未来研究方向。

一、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效应的类型

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概念建立在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6]基础上，它是指儿童在目睹其父母的夫妻间暴力行为或遭受来自父母的亲子间暴力行为后会认为暴力在人际交往中是合理的，并在他们成年关系中模仿儿时学到的暴力内容[4]。该定义指出原生家庭的夫妻间或亲子间的攻击行为会继续传递到个体子代成年后的家庭关系中。然而，有学者发现同时经历夫妻间暴力和亲子间暴力的儿童更容易在成年后的夫妻间暴力中扮演受害方的角色[5]。可见，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效应不仅表现在攻击方面，也表现在被攻击方面。综上，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效应是指在原生家庭中，夫妻间或亲子间的攻击行为传递到子代，并在子代成年后的新生家庭中表现出继续侵害或者遭受侵害的现象。根据暴力对象划分，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效应主要有夫妻间暴力、亲子间暴力和前两种暴力共存的三种类型传递。

（一）夫妻间暴力的代际传递

夫妻间暴力是指夫妻之间的攻击行为（身体攻击、虐待）。该暴力的代际流向是通过儿童目睹其父母的夫妻间暴力行为而间接传递到成年后新生家庭的夫妻之间。Ernst等[7]研究指出，童年目睹父母的夫妻间暴力则成年后也成为施暴者的人数显著高于非施暴者。此外，从家庭三代情况看， Cannon等[8]发现在控制了种族和受教育程度差异后，童年期目睹父母有夫妻间暴力的女性，她的子女也更容易在童年期目睹父母发生夫妻间暴力。以上研究显示个体原生家庭的夫妻间暴力具有代际传递效应。

（二）亲子间暴力的代际传递

亲子间暴力是指直接发生在原生家庭亲子之间的攻击行为，通常指父母对子代的直接攻击。该暴力的代际流向是直接通过个体遭受其父母的身体攻击而传递到其成年后家庭的亲子之间。研究显示，儿时遭受父母身体攻击的个体更有可能在成年对自己的子女实施身体攻击行为[9]。针对女性的研究显示，女性童年遭受亲子身体攻击的经历可以直接预测她们的子代会继续遭受侵害[10]。可见亲子间暴力也具有代际传递效应。

（三）夫妻间暴力和亲子间暴力共存的代际传递

夫妻间暴力和亲子间暴力不仅各自具有代际传递效应，也能相互转换传递。原生家庭到新生家庭的代际流向可以是夫妻间暴力到亲子间暴力，也可以是亲子间暴力到夫妻间暴力，还可以两种暴力共同发生传递。例如，有研究显示儿童遭遇亲子间暴力与成年后成为夫妻间暴力中的施暴者显著相关[11-12]。Straus等[13]最早通过《国际家庭暴力调查》显示个体在儿童期遭受亲子间暴力的程度越高越容易在新生家庭中实施亲子间暴力和夫妻间暴力。童年期同时经历过父母的夫妻间暴力和亲子间暴力的个体更容易在成年后的夫妻关系中再次成为受害者[14]。可见暴力共存的代际传递具有复杂性。

二、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相关理论解释

家庭暴力通过什么心理机制传递到下一代呢？根据相关理论解释，可以归纳为社会文化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依恋理论，理论间的差异、优势和局限详见表1。

（一）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15]强调社会文化对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所起的主导作用，当家庭成员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文化具有认同感时容易促进暴力的代际传递。最显而易见的是由于社会习俗和偏见造成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如在父权主义的国家中，男性在社会各个层面（如国家决策、工作场所和家庭）都拥有至高地位和对女性支配的权利，而女性则被期望为顺从、温柔及听从管理的形象。为了维持这样的社会秩序，当家庭中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社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男性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文化背景就成为暴力传承的根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男性的施暴者要多于女性。这样的观念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并显示男性多充当施暴者，女性多充当受害者[16]。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男权社会的男女差异以及“男性掌权、女性服从”的观念使得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认可从而实现代际传递。这可以解释夫妻间暴力的代际传递效应，以及男性更可能是施暴者的代际传递。

除了父权文化外，父母严厉教育子女的文化可能影响亲子间暴力的代际传递。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除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外，还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家庭等级制观念，父母对待子女的传统观念，也为家庭暴力的传递埋下了祸根。这样的文化观念能够解释亲子间暴力代际传递的现象。

社会文化理论试图从文化这个宏观的视角解释家庭暴力及其代际传递现象的原因。该理论认为，文化就好像基因一样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暴力文化的氛围下，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会受影响，耳濡目染，容易接受暴力信念、形成暴力态度。他们对于挑衅行为非常敏感并容易愤怒，从而对随后的刺激做出暴力行为反应[17]。而女性出于文化中的服从观念，也内化了暴力对其的支配，所以能够将遭受暴力不断持续。

社会文化理论可以解释集体行为模式，但对个体的具体信息加工、行为反应模式缺乏具体阐述。例如，社会文化机制下无法解释男性个体童年期目睹父母的夫妻间暴力或遭受亲子暴力后在新生家庭中继续遭受暴力的现象，也无法解释目睹父母的夫妻间暴力，其成年后产生的夫妻间暴力的代际传递情形。Yamagishi[18]认为个体表达他们文化倾向的方式取决于特定情境，而非

一成不变。可见，文化对每个个体的行为并不总具有共同影响力。因此，

对暴力行为传递的解读需要同时考察个体内部因素和环境背景因素。

（二）社会学习理论

经典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6]强调子代通过模仿来传递家庭中的信念、价值和行为规范。他们在家庭暴力环境中学习到了父母攻击的行为方式，所以在成年后的关系中再次表现这些行为。然而这个理论没有层次感，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来描述夫妻中受害方的学习机制[19]。也即经典社会学习理论可以解释施暴者做出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但对个体

再次成为受害者的循环机制却无法解释。

针对经典社会学习理论的缺陷，Akers[20]的社会学习理论对其进行了补充。该理论提出了四个关键的因素来预测受害者对暴力的维持行为：第一，模仿（imitation）因素。即受害者对于其原生家庭受害者反应的模仿。当受害者直接观察到其崇拜的榜样对家庭成员做出伤害行为可能会增加其在未来家庭暴力发生时对暴力的维持。例如，受害者童年时看到崇拜的父亲对母亲实施暴力，会在其成年后的家庭中效仿母亲遭受暴力时的反应，从而维持了暴力。第二，定义（definitions）因素。即受害者对暴力的价值观和态度确认。当个体对遭受暴力的行为越认同，他们越容易容忍暴力的侵害，相反，个体对遭受暴力的行为越不容忍，他们越不容易参与其中。第三，差异联结（differential associations）。即受害者对暴力的态度和行为会受其重要关系人物（如家人、朋友）对暴力的态度影响。重要关系人物对个体遭受暴力的态度越积极，受害者越可能维持暴力的延续。第四，差异强化（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即受害者对暴力行为会有收获-付出的权衡。例如，当他们评估抵抗暴力会比忍受暴力付出更多代价时，就更可能选择忍受暴力。Cochran等[19]对大学生的自我报告研究显示，仅差异联结和差异强化两个因素可以解释那些童年在家庭暴力环境下成长的受害者是如何在成年后继续扮演受害者角色的。而该理论的模仿和定义两个因素可能更能预测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效应。其中，前者与经典社会学习理论的模仿类似，后者与社会文化理论对暴力认同类似。

Akers[20]的社会学习理论在传统社会学习理论基础上增加了认知和关系层面的维度，可以解释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也对受害者遭受暴力代际传递进行了解释。而该理论是建立在夫妻间暴力代际传递的基础上，对亲子间暴力代际传递并没有进行解释。

（三）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21]认为，人类的行为是通过决策加工机制实现的，它从人类思维加工的视角划分了攻击性个体社会信息加工阶段并揭示暴力代际传递的机制。该理论认为，认知加工包含两个主要的控制机制：近端和远端控制机制（proximal and distal control mechanisms）。近端控制机制是个体内部的一系列社会信息加工。一旦个体接收到社会线索，信息就会经过一系列的加工阶段。这些加工阶段包括编码、信息含义的心理表征、决策、行为反应。而近端控制机制仅是认知加工的一部分，它会受到远端控制机制影响。远端控制机制与个体图式结构（过去事件的潜在记忆）有关。图式结构是通过经历和组织长时记忆而形成的。这些结构会被情景线索信息所激活，尤其是与结构内容相关的信息。

关于暴力循环的机制，Dodge[21]认为这是由于个体在早年暴力环境中形成了社会信息加工偏差的缺陷模式。个体在早期习得攻击行为可以不断获得回报（如通过攻击会使他人顺从）而形成敌意图式结构。形成的敌意图式结构会使社会信息加工模式产生偏差，使个体容易对他人行为进行敌意性归因。该模式可以预测个体未来家庭环境中的攻击行为。社会信息加工机制可以解释夫妻间的暴力或亲子间的暴力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效应，却无法解释遭受攻击的代际传递。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聚焦在微观分析个体内部的心理加工进程上。该理论对于图式结构是如何获得、维持以及改变具体加工过程并没有得到详细阐述；社会文化如何影响社会信息加工以及所起的作用地位并没有得到整合[17]。由此可以认为，该理论无法全面解释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机制。

（四）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指出，儿童婴儿期与母亲的互动关系会对未来家庭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强调原生家庭的夫妻间暴力（主要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对母婴互动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儿童成年后家庭关系中的行为表现。简单来说，家庭中的夫妻间暴力会影响母亲的照料行为，使得婴儿在无安全感环境下成长[22]。母亲动用防御机制（如投射和投射性认同）会影响母婴互动的养育行为，进而破坏儿童早期依恋系统以及对自我和他人的表征。儿童可能会内化这些投射并将早期形成的不安全依恋模式带到新生家庭关系中[23]。

母亲由于无法应对夫妻关系中遭受暴力的羞耻感、无助感或恐惧感，可能会将这些无法接受的感受投射给自己的孩子。一方面，她们可能对孩子的各种反应知觉为无助。当母亲自己感到无能，也不能为孩子提供保护时（尤其她们早年自身还经历过依恋关系的破坏），她们就可能逃避养育责任，导致对婴儿各方面的忽略。另一方面，她们也可能将夫妻关系模式（对方为施暴者）投射到母婴关系上，并将婴儿的反应觉知为攻击性、敌意性或对她们的拒绝或伤害，进而表现出对婴儿的敌意、冷漠等，甚至对婴儿的虐待[23]。不健康母婴关系下成长的儿童容易在新生家庭建立不安全成人依恋风格的个体内部工作模型，进而通过暴力或继续遭受暴力的形式维系家庭关系。

依恋理论从不安全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性别差异上解释暴力循环机制。不安全依恋风格的男性在日后对妻子使用暴力，很大程度源于早年担心被照料者抛弃的焦虑感[24]，这种不安全依恋被称为依恋焦虑。由于担心被抛弃，男性会对妻子动用暴力来防止妻子弃他而去。还有一种依恋回避与男性实施暴力有关。Silverman[25]认为，依恋回避为了实现两个目的：一是男性儿时受照料者的虐待从而采取攻击来防止妻子对其相似的潜在伤害。有研究显示，男性儿童遭受虐待经历能够预测成年夫妻关系中成为施暴者[26]。二是男性在母婴关系时经历的恐惧、愤怒等情绪在妻子身上得以调节和发泄。不安全依恋风格的女性却有着与男性不同的内部工作模型。女性婴儿期经历父母虐待会形成受到攻击是不可避免的错误预期。当女性建立成年亲密关系后，就可能再次进入受害者的角色。她们将内在形成对其虐待的父母投射给丈夫，该投射与抑郁等情绪症状会诱发丈夫的攻击性，使丈夫更容易维持暴力行为。

依恋理论能够解释夫妻间暴力和亲子间暴力攻击和遭受攻击的代际传递机制。但该理论过于强调男性作为攻击方，女性作为被攻击方，没有对角色互换的情况进行解释，也没有解释为何男女会出现不同内部模型。此外，依恋理论聚焦在母婴关系的互动在暴力代际传递中的作用，缺少阐述父亲与婴儿互动的机制。最后，该理论过于强调依恋关系，忽略了文化、学习等机制的相互影响。

三、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

（一）人口统计因素

1.性别

性别差异可带来暴力代际传递的不同。对于新生家庭的男性，Eriksson和Mazerolle[27]研究显示，童年期目睹父母的夫妻间暴力，无论是丈夫单方面或夫妻双方实施暴力都可以预测其在新生家庭中成为夫妻暴力的施暴者；而妻子单方面实施暴力和童年直接遭受亲子暴力却不能预测。对于新生家庭的女性，Moretti等[28]研究显示，童年期目睹父母在夫妻间暴力中仅妻子单方面实施暴力可以预测其在成年后的夫妻间暴力中成为攻击者，其中女性对于被拒绝的敏感性在攻击行为循环中起中介作用。这能解释少数女性做出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可见，性别会影响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

2.年龄

家庭暴力发生在子代的不同年龄段也会对代际传递产生影响。依恋机制提到，个体在婴儿期（6个月左右）形成不安全依恋与其成年后家庭暴力相关[29]。对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研究显示，个体在童年期目睹父母的夫妻间暴力会预测其成年后的夫妻间暴力行为[7]。除此之外，青少年时期个体目睹严重的夫妻暴力也可以预测他们成年早期（21～23岁）发生夫妻暴力，并且成年早期的夫妻暴力还在青少年时期目睹暴力和成年后期（29～31岁）发生夫妻暴力之间起中介作用[30]。从婴儿早期到成年，个体暴力的代际传递都可能一直在受到影响。有所不同的是婴儿早期是通过和母亲建立的不安全依恋模式，而青少年和成年期是目睹父母的夫妻间暴力来影响代际传递的。

3.收入和受教育水平

收入和受教育水平都可能是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预测因素。有研究显示，亲子暴力和夫妻暴力都与家庭低收入水平有很大的联系 [31-32]。研究还显示，家庭暴力在发展中国家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33]。可以推断收入水平不高的原生家庭如果伴随家庭暴力，新生家庭更可能继续发生家庭暴力。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水平呈正相关[34]，受教育水平低的个体家庭可能更贫穷，其家庭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更低。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更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做出暴力行为[35]。那么，也可推测原生家庭存在暴力，若伴随家庭子代受教育程度低，更可能在成年家庭关系中继续表现暴力行为。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是否作为暴力代际传递的中介或调节变量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社会环境因素

1.社会文化规范

社会文化机制阐述了人们接受有关暴力的社会文化规范的态度会影响暴力的代际传递。Markowitz[36]研究显示经历亲子暴力的子代易对暴力文化规范持积极态度，该积极态度会在早年遭受亲子暴力和成年后的夫妻暴力间起中介作用。另一项研究显示家庭周边的邻居对年轻人攻击行为的文化规范持容忍态度可以预测成年的家庭暴力[37]。可见，

在接受暴力文化规范的情况下会促进暴力的循环。

2.社会孤立

缺少社会支持意味着社会孤立。Capaldi等[38]总结相关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可以对攻击者或受害者提供保护，父母支持也可以对青少年提供保护，所以如果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中，受害者缺乏社会支持可能更容易在成年家庭关系中实施或遭受暴力。所以，社会孤立可能会增强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效应。社会孤立是否作为暴力代际传递的中介或调节变量也有待深入研究。

（三）个体心理因素

1.精神病理学因素

精神疾病作为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Gowin等[39]发现精神疾病（包括焦虑障碍、人格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能够增强儿童期遭受的亲子暴力对成年后攻击行为的影响。另外，Daisy和Hien[40]发现女性的分离症状（dissociation）在童年遭受亲子暴力和成年夫妻暴力中成为施暴者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因此，精神疾病作为代际循环的预测作用也不可忽视。

2.认知

社会信息加工中攻击性反应偏差和归因偏差为代际传递重要影响因素。在亲子暴力代际传递中，攻击性反应偏差（aggressive response biases）在女性儿时遭遇亲子暴力和成年对其子代做出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10]。在夫妻暴力代际传递中，当目睹暴力的儿童将该行为归因为施暴者不能控制好情绪以及稳定的人格特质，而受害者出于挑衅才遭到攻击时，就会增加儿童在未来夫妻暴力中施暴的可能[41]。

3.情绪

除了认知加工的偏差，情绪管理的失调很可能也是影响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情绪就是愤怒。Reyes[42]等研究显示愤怒管理失调在亲子暴力与个体成年后的约会暴力

之间起中介作用。约会暴力是还未结婚成家的伴侣间发生的暴力，所以借此推测他们成家后会受愤怒情绪影响而发生夫妻暴力。

4.交往技巧

当儿童将在暴力家庭中学到的一些不良交流和互动模式运用到和其他同龄人接触的时候，他们很可能缺乏良好的人际交流技巧，无法解决人际冲突，所以容易招到遵守社会准则的同龄人拒绝。而这些儿童就容易与和他们相似的同伴成为朋友，从而强化了攻击倾向，最终和同类人成为伴侣并结婚[43]。这可以解释代际传递中夫妻相互攻击的双向暴力类型。所以，人际交往技巧的缺失可能部分预测家庭暴力代际传递。

5.近期事件导致的心理压力

近期生活事件导致的心理压力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Roberts等[44]研究显示，在童年经历高水平负性事件（包括夫妻暴力或亲子暴力）的男性在过去一年的心理压力事件经历会增加8.8%的夫妻暴力施暴风险，童年经历低水平负性事件的男性只会增加2.3%。而在童年经历高水平负性事件的女性在过去一年的心理压力事件经历会增加14.3%的夫妻暴力施暴风险，童年经历低水平负性事件的女性只会增加2.5%。可见，近期事件带来的心理压力可能是个体童年遭受家庭暴力和成年夫妻暴力施暴方的调节变量。

（四）个体生理因素

生物学因素是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研究从神经递质角度发现基因编码的神经递质代谢酶单胺氧化酶A（MAOA）对虐待具有调节作用，童年遭受虐待并具有高活性MAOA的男性比相似情况但具有低活性MAOA的男性更少出现暴力行为[45]。这在一定程度暗示了基因对暴力产生的影响。Weder等[46]也发现，受虐待儿童的攻击行为受MAOA基因型的调节，但仅仅可以调节遭受中等水平的创伤。另一项实验用动物模型来避开文化因素的影响，发现对配对雌鼠非常具有攻击性的成年雄鼠，其子代雄鼠也表现出对雌鼠的攻击性[47]，这又暗示夫妻暴力代际传递的生物基础。此外，COMT 基因（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也成为攻击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候选基因之一。多数研究表明COMT 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显著相关[48]。这些生物因素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学习和社会文化理论都有着冲击和动摇。

四、总结与展望

家庭暴力可以发生在夫妻或亲子之间，本文暴力形式限定为身体攻击。暴力通过子代继续传递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且不仅是攻击行为的传递，遭受攻击也能进行传递。社会文化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及依恋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了解释。具体来看，在人口统计、社会环境、个人心理和生理方面存在影响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因素。尽管目前对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有了一定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显示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机制非常复杂，还有待学者进一步进行以下探究。

（一）细化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类型及交互作用研究

本文考察的家庭暴力形式是身体攻击。而心理攻击和犯也是家庭暴力存在的形式。研究显示也存在心理攻击和犯的代际传递效应[49]。心理攻击和的代际传递机制是否与身体攻击代际传递机制相同？如何在理论层面进行解释？哪些因素可以预测代际传递？这些问题需要未来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另外，本文并未对子代对长辈的攻击、同性家庭暴力及家庭其他成员暴力等纳入代际传递的研究中，这类攻击行为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也有助于对家庭暴力及代际传递现象获得更深的理解。

针对身体攻击概念进行具体分类研究。国外研究对于身体攻击相关概念有physical aggression、physical violence、maltreatment、physical abuse等，这些概念含义相似但可能存在程度或形式上的差异。相关的研究和综述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导致研究可能存在不一致结果。所以研究应该从攻击行为程度和类型入手考察不同家庭暴力代际传递差异。另外，夫妻暴力和亲子暴力混合的代际传递仍需要具体考察。

（二）强化理论解释和整合

第一，更具体地探讨各理论间的关系。本文总结了4种理论解释，也归纳了各自能够解释和不能解释的现象，它们各有侧重和局限。侯娟等[50]对夫妻暴力的代际传递研究发现起中介作用的因素可能是认知归因而非社会学习。Kim[17]总结三种理论发现文化在不同理论中的作用地位不同。那么各机制之间是否可以相互替代或补充，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二，理论与影响因素之间联系不够。从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诸如社会孤立、物质使用障碍、近期压力事件、生物因素等代际传递的中介或调节变量都不能纳入到4个理论机制之中。Corvo和Johnson[51]认为应遵循奥卡姆剃刀简单有效原理，理论焦点该放在心理和神经心理这样的近端发生机制上，而不是远端（如文化）很难得到实证证据的机制上。所以，未来理论丰富的重点可能会放在心理与神经心理机制上。

第三，遭受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机制受到忽略。虽然社会文化、社会学习及依恋理论都对遭受攻击的传递机制进行了解释，但多从性别层面进行差异论述无法了解男性个体遭受攻击的代际传递现象。未来机制研究方向应该聚焦引发遭受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的情景和个体变量以及其具体的加工过程。

第四，缺少整合性的理论。每个理论都无法囊括和解释所有形式和类型的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现象，未来需要整合性的理论来解释不同表现形式攻击行为的家庭暴力代际传递。

（三）深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暴力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研究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善和深化。第一，深入生理机制研究。基因的作用往往受到忽视，研究显示基因可以解释54%代际传递中伤害伴侣的行为[52]。此外，研究者也揭示了特定基因（如：MAOA、DRD2、DRD4）与行为的关系[53]，这也在某种程度预测家庭暴力的传递。但基因在不同表现形式的家庭暴力传递中解释的程度还没有相关的研究。例如亲子间暴力和夫妻间暴力代际传递的生理基础是否存在差异？身体攻击和心理攻击代际传递的生理基础是否存在差异？所以，需要深入生理机制的研究并考察不同基因对于代际传递的作用和影响。

第二，进行影响因素程度研究。如文化因素一直被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为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主要原因，父权社会文化的男性拥有更高地位可能引起家庭中夫妻间暴力；家长具有至高无上的教育权威的社会文化又可能引起家庭中亲子间暴力；而这些文化因素在预测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时所起的作用的重要程度如何？是占了相当的比例，还是起到的影响甚微？这需要未来研究的深入考察。

第三，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影响因素部分已揭示家庭暴力代际传递会受很多中介或调节变量的作用。那么各因素间又是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代际传递，目前还缺少实证研究支撑。

第四，加强对遭受攻击的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研究。本文总结的影响因素基本都是预测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除了与性别有关之外，可能还与原生家庭中攻击行为的类型、频率和强度有关[54]。因此，未来焦点可更多放在遭受攻击的代际传递上。

（四）加强本土化研究

关于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研究集中在西方国家。中国的家庭结构往往会更为复杂，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除父母、子女外，亲兄弟、外公外婆、婆媳关系等在代际传递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促进还是阻碍代际传递的作用？国内研究还处于起步期，需要研究弥补。中国人主要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除了男尊女卑的思想、父母教育权威的观念外，还具有把不幸（如：家庭暴力）归咎于命运的宿命论观点[55]。此外，好面子、孝顺和尊重长辈、家丑不外扬等文化观念也可能增加了家庭暴力的隐秘性并削弱受害者向外求助的动机。这些中国特有文化观念可能会助长了暴力的不断传递。本土化文化因素研究还十分缺乏，有必要进行跨文化和本土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亚林.论家庭暴力[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5， 14（5）： 385-387.

[2]MCDONALD R， JOURILES E N . Estimating the number of American children living in partner-violent families[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6， 20（1）： 137.

[3]张亚林， 曹玉萍， 杨世昌， 等. 湖南省家庭暴力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方法与初步结果[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4， 18（5）： 326-328.

[4]EGELAND B. A history of abuse is a major risk factor for abusing the next generation[J]. Current controversies on family violence， 1993： 197-208.

[5]FRANKLIN C A， MENAKER T A， KERCHER G A. Risk and resiliency factors that mediate the effect of family-of-origin violence onintimate partner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J]. Victims & Offenders， 2012， 7（2）： 121-142.

[6]BANDURA A. Aggression： A social learning analysis[M]. Prentice-Hall， 1973.

[7]ERNST A A， WEISS S J. Adul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or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have witnesse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s a child than nonperpetrator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2009， 27（6）： 641-650.

[8]CANNON E A， BONOMI A 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witness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2009， 163（8）： 706-708.

[9]LUNKENHEIMER E 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hysical punishment： Differing mechanisms in mothers’ and fathers’ endorsement？[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06， 21（8）： 509-519.

[10]BERLIN L J， APPLEYARD K， DODGE K A.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 in child maltreatment： Mediating mechanism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on[J]. Child development， 2011， 82（1）： 162-176.

[11]FERGUSSON D M， BODEN J M， HORWOOD L J. Developmental antecedents of interpartner violence in a New Zealand birth cohort[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08， 23（8）： 737-753.

[12] MCKINNEY C M， CAETANO R. Childhood family violence and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couples[J]. Annals of epidemiology， 2009， 19（1）： 25-32.

[13]STRAUS M A. Behind closed doors： 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family[M].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81.

[14]JIRAPRAMUKPITAK T. Family violence and its ‘adversity package’： A community survey of family violence and adverse mental outcomes among young people[J].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11， 46（9）： 825-831.

[15]NISBETT R E. Violence and US regional cultur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3， 48（4）： 441.

[16]TJADEN P， THOENNES N. Prevalence and consequences of male-to-female and female-to-mal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s measured by the 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rvey[J].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00， 6（2）： 142-161.

[17]KIM K. 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orie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iolence[J].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2012， 17（4）： 395-405.

[18]YAMAGISHI T. The provision of a sanctioning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88： 265-271.

[19]COCHRAN J K， SELLERS C S. Repetitive intimate partner victimization： An exploratory application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J]. Deviant Behavior， 2011， 32（9）： 790-817.

[20]AKERS R L， KROHN M D. Social learning and deviant behavior： A specific test of a general theor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9： 636-655.

[21]DODGE K A， BATES J E， PETTIT G S. Mechanisms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J]. Science， 1990， 250（4988）： 1678-1683.

[22]LEVENDOSKY A A， LEAHY K L. Domestic violence， maternal parenting， maternal mental health， and infant externalizing behavior[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6， 20（4）： 544.

[23]LEVENDOSKY A A， LANNERT B， YALCH M. The effect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n women and child survivors： An attachment perspective[J]. Psychodynamic psychiatry， 2012， 40（3）： 397-433.

[24]ZEANAH C H. a secure bas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healthy human development[J].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90， 178（1）： 62.

[25]SILVERMAN D K. A clinical case of an avoidant attachment[J].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2011， 28（2）： 293.

[26]GMEZ A M. Testing the cycle of violence hypothesis： Child abuse and adolescent dating violence as predict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young adulthood[J]. Youth & Society， 2010.

[27]ERIKSSON L， MAZEROLLE P. A cycle of violence？ Examining family-of-origin violence， attitudes，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ion[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14（30）：945-964.

[28]MORETTI M M， BARTOLO T. Gender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isk： A prospective study of adolescent girls exposed to maternal versus paternal interparental violence[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14， 24（1）： 80-92.

[29]HENDERSON A J Z， BARTHOLOMEW K. When loving means hurting： An exploration of attachment and intimate abuse in a community sample[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05， 20（4）： 219-230.

[30]SMITH C A， IRELAND T O.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two-generational prospective study[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11： 26（18）， 3720-3752

[31]KRUG E G， MERCY J A. The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J]. The lancet， 2002， 360（9339）： 1083-1088.

[32]ERNST A A， WEISS S J. Witness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s a child does not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becoming an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J]. Academic emergency medicine， 2007， 14（5）： 411-418.

[33]GARCIA-MORENO C， JANSEN H A F M. Prevalenc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indings from the WHO multi-country study on women’s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J]. The Lancet， 2006， 368（9543）： 1260-1269.

[34]BLANDEN J， GREGG P. Family incom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 review of approaches and evidence for Britain[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4， 20（2）： 245-263.

[35]SPRIGGS A L， HALPERN C T. Family and school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 Interactive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dating violence victimization[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9， 68（11）： 1956-1965.

[36]MARKOWITZ F E. Attitudes and family violence： Linking intergenera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01， 16（2）： 205-218.

[37]WRIGHT E M， FAGAN A A.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 context： Exploring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 and cultural norms[J]. Criminology， 2013， 51（2）： 217-249.

[38]CAPALDI D M.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isk factors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Partner abuse， 2012， 3（2）： 231.

[39]GOWIN J L. The role of cortisol and psychopathy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J]. Psychopharmacology， 2013， 227（4）： 661-672.

[40]DAISY N V. The role of dissociation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14， 29（2）： 99-107.

[41]DEBOARD-LUCAS R L， GRYCH J H.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coping[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11， 26（5）： 343-354.

[42]REYES H， FOSHEE V A. longitudinal mediators of relations between family violence and adolescent dating aggression perpetration[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5.

[43]KNIGHT K E. Assortative mating and partner influence on antisocial behavior across the life course[J].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2011， 3（3）： 198-219.

[44]ROBERTS A L， MCLAUGHLIN K A. Adulthood stressors， history of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risk of perpetrat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11， 40（2）： 128-138.

[45]CASPI A. Role of genotype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 maltreated children[J]. Science， 2002， 297（5582）： 851-854.

[46]WEDER N， YANG B Z. MAO. A genotype， maltreat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changing impact of genotype at varying levels of trauma[J].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09， 65（5）： 417-424.

[47]CORDERO M I， POIRIER G L. Evidence for biological roots in 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2012， 2（4）： e106.

[48]王美萍， 张文新. COMT 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的关系[J].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8）： 1256-1262.

[49]刘莉， 王美芳. 父母心理攻击： 代际传递与配偶对代际传递的调节作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3）： 328-335.

[50]侯娟， 喻莉， 方晓义. 夫妻暴力的代际传递： 社会学习过程还是认知中介作用？[C]∥增强心理学服务社会的意识和功能――中国心理学会成立 90 周年纪念大会暨第十四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2011.

[51]CORVO K， JOHNSON P. Sharpening Ockham’s Razor： The role of psychopathology and neuropsychopathology in the perpetra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3， 18（1）： 175-182.

[52]BARNES J C. Indicators of domestic/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re structured by genetic and nonshare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J].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3， 47（3）： 371-376.

[53]CHARNE D G， BEVERSDORF W D. Improving microspore culture as a rapeseed breeding tool： the use of auxins and cytokinins in an induction medium[J]. Canadian journal of botany， 1988， 66（8）： 1671-1675.

篇4

她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她们的遭遇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家庭暴力。

特邀专家 古晓丹

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家事律师

核心提示

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这里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身体暴力，但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国外立法以及被普遍认可的学界理论研究成果，除身体暴力外，家庭暴力还包括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三种类型。

家暴之 身体暴力

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害人或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等使受害人产生恐惧的行为。

妻子年轻犯错 家暴被殴30年

上世纪60年代，朱某和杜某结婚后，先后生育了5个子女，生活过得清贫却很幸福。30年前，朱某为改善家境犯了法锒铛入狱，在他劳改期间，妻子“红杏出了墙”。出狱后的朱某对于妻子的不忠始终难以释怀，动不动就辱骂，时不时就揍一顿，来发泄自己的心头之恨……甚至在子女们面前也不收敛。

如今的朱某和杜某都成了白发苍苍的金婚夫妻，但两人之间的“战争”依旧没有得到缓解。在数次劝解无效的情况下，杜某不堪忍受丈夫给自己带来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伤害，在子女们的支持下到法院离婚。在法官面前，说起自己这些年遭受丈夫的打骂，杜某不由得提高了嗓门：“我这些年来辛辛苦苦为他持家，抚养子女们长大，对于他的打骂我实在受够了，今天我一定要离婚。”妻子话音刚落，朱某就激动地说：“你说我为什么打骂你，你当着法官面说清楚，当年你是怎么给我戴绿帽子的……”

子女们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始终难以释怀，“与其让他们这样整天打闹，还不如分开好好过几年日子。”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老两口协议离婚。

专家说法

家庭暴力具有三大特性，即偶发性、间断性、暴力性。现实中，一旦遇到家庭暴力，当事人应当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或找社区居委会给予协调，或到妇联请求帮助，切忌以暴抗暴。用法律手段维护权益，于己于家都有利。

但事实上，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夫妻之间行为具有隐蔽性，外界介入困难，建议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及时报警，或联系居民委员会出面调解、劝阻，并入医就诊，从而形成派出所询问笔录、调解笔录、诊断证明以及人证等证明材料，这样如果遇到更为严重的情况时，到法院诉讼才能够提供充足的证据材料。

家暴之 性暴力

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害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或残害受害人性器官等犯行为。

丈夫妻子 最终难逃刑责

因为一直在和丈夫闹离婚，小吴和丈夫已经分居数月。分居期间，丈夫多次表示想与她复合，但是都被拒绝了。

一天，丈夫来到小吴单位门口，借口说要与她就离婚事宜交换一下意见，让她跟自己走。遭到拒绝后，丈夫又拉又扯，强行将小吴拉上一辆出租车带至自己的暂住处。进屋后，丈夫再次提出要与小吴和好，但小吴坚决不同意。丈夫狠狠扇了小吴两记耳光，之后强行与小吴发生了性关系。两人的争吵与小吴的哭闹声惊动了邻居，邻居随即报警。

最终，检察院以丈夫涉嫌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庭上，小吴丈夫并不服公诉机关的指控：“我和小吴是合法夫妻，何谈？”而法院审理后认为，小吴丈夫是在非正常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违背小吴意志，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强行与小吴发生的性关系，已构成罪。

专家说法

目前对于“婚内”的认定存在很多争议。对“婚内”持肯定态度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手段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的行为。这里的妇女并没有把妻子排除在外，也未将丈夫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而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则认为，夫妻之间互有性的权利义务，因此丈夫不可能成为罪的主体，或者说对罪丈夫具有豁免权。

本案的判决体现了目前关于婚内问题的主流观点――在婚姻状况处于非正常的情况下，如分居、提起离婚诉讼等期间，可视为双方已不具备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基本结束，夫妻关系已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此时，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与其他妇女的社会危害性无本质上区别，以罪处罚符合法理。

家暴之 精神暴力

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

丈夫如陌生人 与妻子零交流

夫妻同在屋檐下，却似陌路人一样不说话不交流……

3年前，李某经人介绍与赵某相识，不久确立恋爱关系。在家人的催促下，两人很快步入婚姻殿堂。新婚燕尔，本应该甜蜜幸福，可赵某话很少，对妻子也漠不关心，下班回家就是上网、玩游戏。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李某总是主动寻找共同话题，制造浪漫气氛，然而李某的良苦用心并没有换来丈夫的改变，他依旧我行我素，对妻子不理不睬。赵某的长期“冷战”给李某带来很大的精神伤害，近乎崩溃。

饱受折磨的李某无奈之下向法院离婚。法官接手案件后，第一时间与赵某进行沟通，但赵某的态度十分冷淡，直言自己性格内向，无法改变。法官对赵某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指出这样对家庭不负责任，希望他努力寻找夫妻感兴趣的话题，改变现状。在法官劝说下，李某也同意回去冷静思考，多主动与赵某沟通，看双方感情是否好转。

然而今年10月，李某再次向法庭提讼要求离婚。李某诉称，上次调解后，赵某态度一如往昔，一天不说一句话，即使有只言片语也是敷衍了事，她已经“快被逼疯了”，婚姻关系无法维持。最终，因李某态度坚决，赵某也同意离婚，在法庭主持下，这对夫妻协议离婚。

专家说法

“冷暴力”是一种精神虐待，而精神虐待比显性暴力造成的危害更大。该案中，赵某长期对妻子冷漠，致使其精神受到严重伤害，是一种典型的家庭暴力行为。

目前，这样的情况在众多离婚案中比例正逐渐攀升。那么，该如何应对家庭“冷暴力”呢？当事人应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具体建议：1、考虑向对方提出以协议方式约定双方具体权利义务，虽然不能解决根本冲突，但在不离婚的前提下应该是可行的。2、在长期遭受冷暴力下，受害方应该注意保留证据，在合适时机下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家暴之 经济控制

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 摧毁受害人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害人的目的。

丈夫经济控制 花钱绞尽脑汁

“老公家底颇丰，却极度抠门，平常跟他要个几百块钱都颇费周折。”在晓丽的控诉中，老公俨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版“葛朗台”。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赌博不交朋友，唯一的爱好就是管钱。老公是做生意的，房子好几套，存款至少几百万元，所有银行的卡我们都有。他没事儿就把钱从这个银行转到那个银行，再从那个银行转到这个银行，看着数字一点点增长。我们结婚也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根针一尺线，每次向他要钱都要绞尽脑汁。”

晓丽说，有一次老公谈成一笔生意，心情很好，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看电视。她就势坐过去说：“你看，快过年了，有些亲戚要走，我想买两件衣服。”老公一听要钱就有点警惕。晓丽就带点撒娇说：“我穿得好看，你脸上不是也有光吗？”最后他给了晓丽500元。

“这种爽快的情况特别罕见，一般问他要钱，他一定会讨价还价。我想出去工作，自己赚钱，他不同意，没我看店，他还得花钱多请个人，家里没人买菜做饭做家务，他请保姆也得花钱。我说那我们离婚，你给我一套房子加30万，我走人。他还是不干……”

专家说法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拥有相近的人生观、价值观至关重要，而金钱观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对家庭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认识差异过大，那么对双方都无异于是一种折磨，严重的则会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

我国有关部门出台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明确了经济控制的含义。只是目前，指南还未能以法律的形式出台。因此，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家庭暴力的相关规定，从而更好地保护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

（案件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

专家观点

家暴猛于虎 法律频缺位

我国的家庭暴力几乎很少受到社会干预和制约。当暴力几乎不用付出什么法律代价时，悲剧的发生就会特别容易。法律规定的欠缺使很多家庭暴力受害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和保护，无形中助长了施暴者的嚣张气焰，导致以暴制暴等恶性案件的发生，直接侵害妇女的人权，也影响到家庭的安宁，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

篇5

关键词：女性犯罪；法律原因；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90-03

一、女性犯罪的定义

分析女性犯罪的法律成因，进而提出有效的法律对策，首先要弄清女性犯罪的定义，因为定义是表征此种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的重要因素，也是将其与其他类型犯罪区别开来的基本界限。我国刑法学虽对女性犯罪问题有所研究，但并未将其作为一个专题。相反，在犯罪学中，女性犯罪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对女性犯罪概念研究并没有得到重视，在很多相关专著中也没有作具体的定义，只是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提及。

比较而言，女性犯罪除了具有犯罪的一般特征以外，还有女性犯罪独有的特征，这是由女性的心理和生理因素所决定的。比如，女性的两种特殊生理现象――经期和更年期――使得女性易情绪波动，产生激情犯罪。再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加深，女性逐渐摆脱束缚的状态，走上独立的历史地位，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必然成为一种趋势，从而使女性犯罪多以财产型为主，虽然其中也有部分因素是因为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因此，笔者认为，深刻把握女性犯罪内涵需认清两大点：第一，犯罪主体是女性，此种犯罪是依据女性在生理心理方面异于男性来分析犯罪现象的；第二，女性并不是一种特殊身份，其所犯的罪行，男性也可以实施。因此，女性犯罪的概念可以简单概括为：不仅具有一般犯罪的基本特征，同时还是一种因女性特有的心理和生理因素而具有的特殊的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现象。

二、女性犯罪的法律成因分析

当前最主要的三大类女性犯罪，是女性暴力犯罪、白领女性犯罪、青少年女性犯罪。笔者认为，女性犯罪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很多女性法律意识淡薄，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目前保护女性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对女性缺乏足够的关注，当女性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没有及时、完善、便捷的法律途径予以救济，从而使女性产生逆反心理，最终导致犯罪。

（一）对女性权益缺乏明确的性别视角的法律保护

女性由于心理和生理方面与男性的存有差异，使得女性犯罪在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类型、犯罪危害等方面与男性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应充分考虑性别差异。尽管我国《婚姻法》等一些与女性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条款，但由于立法者的忽视，缺乏应有的性别视角，导致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成为一个“双面人”，其本质目的是想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制定技术的缺憾，难以形成真正的法律城堡，使得女性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甚至得不到保护。女人天生是一种柔弱的动物，在受挫折时如果权益得不到保护，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而导致更广泛的权益被侵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二）女性维权的法律不统一

当前，女性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套内部真正达到有机协调状态的法律体系，从而使得女性合法权益缺失实效上的法律保护，从而导致犯罪。尽管我国《宪法》等法律法规，均对女性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做了相关规定，但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关于女性受害人的特殊法律保护条款的忽略以及统一的法律解释标准的缺失，使得法官等司法执法人员在这些条款上面有着更多的裁量权，进而使得受害女性寻求法律的公正对待与弱者补偿道路障碍重重。当女性权益难以通过合法途径得到救助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几率自然就会上升了。

（三）惩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

家庭暴力犯罪是女性犯罪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对当前社会影响最恶劣的一种。而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我国目前仍无一部统一的法律或法规，只是在《刑法》等法律中有零散地有所表述。根据《刑法》，只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才能构成犯罪，《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力度又不强，《婚姻法》虽将“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专门章节予以规定，但是对暴力行为与家庭暴力之间的程度界限、实施家庭暴力者应受何种处罚才能真正达到预防和减少家暴的目的，仍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法律条款的滞后、执法司法人员不高的法律和道德素质以及公众法律意识的淡薄，使得施暴者不知法或无视法而不断实施家庭暴力，受暴者由于不懂法或不知法一再忍气吞声，家暴也就屡禁不止，从而使得女性家暴受害者在无法得到正当的法律救济时，采取报复手段，如对等家暴，甚至采取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极端犯罪手段。

（四）执法不严，执法不公

执法水平是影响犯罪状况的重要因素，包括执法不严和执法不公两方面。执法水平高，整个社会的犯罪率自然降低，这样既可树立法律权威，又能抑制类似犯罪的再次发生；执法水平低，犯罪率高，就会助长不良风气，引发大量的效仿性犯罪。执法不严，最终导致作为人们心中维权象征的法变为与人们无关的令人生厌的繁琐文字。这种心理在白领女性的心里尤为突出，她们漠视法律，甚至对法不屑一顾，转而信仰金钱，认为只要有钱，即使违法了，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太高。同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正值社会转型期的我国，一部分人受到严惩，而另一部分人受到宽容甚至放纵的执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仍大量存在，这种现象会使被严惩者产生新的不公平感和愤怒情绪，进而产生极端报复行为；而得以宽容和放纵者，由于犯罪的低成本和高收益，使她们特别是白领女性犯罪人的侥幸心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更加助长了犯罪气焰。

（五）女性法律意识淡薄

据有关统计，违法犯罪女性一般文化程度偏低，法制观念淡薄，甚至无知，她们在观察力，思维力，判断力方面相对偏低，认知能力不高，往往分不清道德与法律、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她们或不知自己的行为会触犯法律，或知道却无视法律，或对法律一知半解，误以非法为合法，当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无法运用正确的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不知不觉走上犯罪道路，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都难以理解和接受。特别是青少年女性犯罪人，处在青春期这个不成熟的状态下，还没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缺乏辨别是非、好坏、善恶及自制的能力，容易受外界不良影响，因愚昧无知而上当受骗。

三、法律视角下的女性犯罪预防对策建议

（一）加强女性合法权益的性别视角法律保护

鉴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性别差异，《婚姻法》等一些与女性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应明确地从女性视角出发，制定完善的、具有强度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受害女性，这是预防、减少女性犯罪现象的一项关键有效措施。同时将原本已有的保护女性正当权益的条款真正落到实处，而不只是“纸上谈兵”。比如，《刑法》在规定量刑时，应考虑某些女性是初犯、偶犯或一时冲动，予以从轻处罚。通过这些措施，使得女性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真正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消除对女性设置的各种有形和无形障碍，充分保护其权益，为她们创造和谐安定的生活环境，保障其身心健康。由于女性的特殊地位，对女性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也是对下一代、对整个社会给予完善的保护。可见，加强女性合法权益的性别视角法律保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减少女性犯罪，甚至降低整个社会的犯罪率。

（二）建立专门的妇女法律援助机构

作为与男性相对，统治着中国“半边天”的中国妇女，如果真要将其单独作为法律客体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实现的，同时，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也会给执行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笔者认为，以建立专门的妇女法律援助机构来取代制定专门的法律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构建妇女法律援助机构，通过专门培训的律师，向妇女及时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及时查处侵害女性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予以严厉打击，以弥补当前法律法规关于女性维权的不统一，从而为女性受害者提供一条正当的法律救济渠道，防止其走上犯罪深渊，对于预防和减少女性犯罪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制定《反家庭暴力法》

法律法规是法治社会中，用以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主要武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包括《婚姻法》等各种法律法规在内的法律体系来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但令人遗憾，这套体系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并未达到法律制定者的真正意图。因此，笔者认为，尽快制定一部可操作性强的《反家庭暴力法》，使女性权益的保护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是完全有必要的。笔者认为，一部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首先要明确给出家庭暴力的具体含义，其次要明确指定反家庭暴力的执行机构，也可以学习欧美等国家，设立专门的家庭暴力法庭，为受害妇女提供更为及时、方便、有效的法律帮助。在制裁方面，新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法》不仅要对那些已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行为人施以严惩，同时对那些虽未构成家庭暴力犯罪但又确实给女性及家庭造成创伤者给予处罚。只有这样，才能让受害女性得到全面保护，从而预防家庭暴力犯罪的发生。

（四）加大执法力度，保证司法公正

立法、执法、守法是法律得以实现的基本要素。执法水平的高低、执法公正与否是法律能否真正得到实施，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真正维护，犯罪者是否真正得到了应有惩罚的关键因素，光靠立法上的完善及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不至于形同虚设；才能使犯罪者有所顾虑，不敢轻易挑战法律。笔者认为，真正做到加大执法力度，保证司法公正，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执法人员的法律教育，使其严格执法，执法机关不能因为女性犯罪者的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而对同等罪行者给予不同等的对待，这不仅不能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反而使受到不公者产生更为恶劣的报复心理，使逃脱法律制裁者更加嚣张，更加无视法律的存在。

（五）提高女性法律意识

大量事实表明，女性走向犯罪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她们不知法、不懂法造成的，法律意识淡薄，当权益受侵害时不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也不知违法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及将要承担的严厉刑罚处罚，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建立专门的法律宣传机构并配合新闻媒体，以取代专门依赖零散的社会团体和法律热爱者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势在必行。当然这种宣传不能流于形式上的发放普法读物，进行一两次普法教育，还应进行实例操作，比如说，对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案件进行公开审判，让民众更自然地参与到法律程序中，更深刻地理解法律。同时，各类法律宣传部门应从娃娃抓起，开设法律课程或定期到学校进行法制宣讲，利用各种渠道进行有效的法律宣传工作，提前教育。加强对女性的法律知识教育，提高女性的遵纪守法意识，使广大女性做到：既学法、懂法、知法、守法，又善于运用法律来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从而达到防止和减少女性犯罪的目的。

女性是家庭和睦的纽带，是现代社会的“交际花”，女性犯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整个家庭甚至整体社会来说都是无法避忌的。一直以来女性犯罪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随着近年来女性犯罪率的不断上升，这一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和敏感。解决女性犯罪这一社会现实问题不仅关乎无数个女性的身心健康，还涉及到如何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罚，更是关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

参考文献：

〔1〕唐晓庆.论女性犯罪的特点和原因[J].华商网，2008，（15）：45.

〔2〕邓珊.家庭内女性暴力犯罪之社会透视与防控构想――以南京女子监狱为视点[D].南京理工大学，2005.6.

〔3〕霍布斯鲍姆.极端的时代[M].南京：江苏出版社，1999.

篇6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过错;赔偿制度

中图分类号:D913.9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3(C)-0135-01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配偶一方违法侵害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过错配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和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后婚姻关系保护的现实需要,对于制裁有过错方、保护无过错方、维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人身、财产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由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崭新的法律制度,因此也存在不足和待完善之处。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概念及其法律特点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概念。所谓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由于一方重婚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对方赔偿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失的一种法律制度。离婚损害赔偿的发生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离婚是由一方特定的重大过错造成的,即离婚是因为:1、重婚;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3、实施家庭暴力;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特定因素导致的。第二,离婚损害赔偿只能由无过错方提出。第三,必须有过错存在,即必须有人身损害,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等。第四,损害是由对方的上述重大过错造成的。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特点。与一般侵权责任不同,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具有以下特点:1、其权利主体是夫妻。这种人身关系的主体,具有亲密的感情关系,一旦一方受到外遇的伤害,其精神打击较大,内心创伤更重。2、在侵权对象方面,其侵犯的是婚姻权利。即夫妻的配偶权,主要表现在人格利益及身份利益的损失。3、在违反义务方面,其违反的是婚姻义务,可能是积极义务,也可能是消极义务。4、在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方面,离婚过错方的侵权行为不仅造成受害方的精神损害事实,而且导致了离婚事件的发生。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提出和现实意义

(一)离婚损害赔偿问题的提出。近些年来,我国婚姻关系中的婚内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而因重婚、纳妾、“包二奶”等严重不道德、违法的行为而导致离婚的案例有增无减。这些都严重破坏了婚姻家庭的稳定,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进步,也使许多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虽然我国法律中都有关于保护婚姻家庭的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和概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而旧婚姻法又没有相应的具体制度来支撑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对这些严重破坏家庭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受害者得不到法律的相应救济。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现实意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旧的婚姻法没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如夫妻一方不履行义务,严重侵害另一方的合法权利,并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新婚姻法借鉴国外的经验,补充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既呼应了宪法、民法的相关规定,使之更加具体化,增强了可操作性,又展示出我国法律的人性关怀,保障了人权,体现了婚姻法尊重人、保护人的精神。2、制裁和惩罚过错配偶方,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配偶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立的人格,相互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

三、离婚赔偿制度的实现及其完善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见我国婚姻法对违法行为种类和范围采取的是列举式的规定,规定了四种损害赔偿适用的情形:一是重婚,即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的违法行为;二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指重婚以外的,不以夫妻名义但形成婚外同居关系的行为;三是实施家庭暴力,即是发生在家庭之间,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四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即指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给治疗或其他方法肆意折磨、摧残家庭成员的行为。只要夫妻一方有以上行为,另一方就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二)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时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30条规定: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讼,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可见我国法律严格规定了请求权行使的时间:离婚诉讼原告的无过错方,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离婚诉讼被告的无过错方,可在离婚后1年内就损害赔偿单独的权利。

因此,根据上面的分析,我国现行《婚姻法》对赔偿义务主体应加以完善,在立法上对受害方可以向第三者提出离婚损害赔偿应给予肯定,从而更好地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实现法律的社会价值。但法律对“第三者”的含义也应作出明确的规定,有利于实践中的具体操作。

作者单位:江西省瑞昌市司法局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初中生物；生命教育；缺失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2-0539-01

在如今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初中生显然是作为弱势群体而存在，当然作为祖国未来的花朵，也是得到重要保护的群体。然而，越来越多属于这个群体的生命消失在宇宙中，这些还没完全开放就被中途折断的花朵，是我国生命教育的失败。生命是一次性的，失去了就不会再重新来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如此漠视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呢？生物课程应该怎样开展才能让中学生意识到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呢？这些问题构成了初中生物生命教育的缺失，已经引起众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探究。

1.初中生物生命教育中的缺失及原因

1.1 父母对孩子的忽略导致初中生缺少关爱自己和他人的能力。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生命教育理应也有父母的一份，但生活的快节奏让太多的父母忙于工作，忙于赚钱养家，本是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的心意，却没想到忽视了孩子的家庭教育。长期缺乏家庭关爱的初中生，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心里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存在感，慢慢失去了关爱他人的意识和能力，甚至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出不可挽救的事情。

1.2 封建思想的残留、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和家庭结构的不稳定导致的家庭暴力，也是导致初中生漠视生命的重要原因。家庭暴力作为一种对生命极其不尊重的做法，不仅给孩子的心理、生理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还为孩子做出了错误的引导，导致孩子心理扭曲、形成了不正常的生命观，产生暴力倾向，易冲动，易采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不尊重自己和他人生命，最后酿成大错。

1.3 学校的压力和老师的忽视让初中生忽视了生命的重要性。学校是知识的天堂，同时也是我们形成人格的地方。在中国的历史上，学校一直是一座神圣的殿堂，老师是我们最敬佩的人。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升学率成为众多学校之间竞争的标杆，学生作为主体，当然会被重点培养，只是教育不再是知识与素质的结合，它很"单纯"地变成了学生的考试成绩。生物课堂不再是美丽的生命的展现，而是一道道生物题目的讲解。沉重的压力使得学生走向了"自杀"的道路。

近年来，校园暴力频繁发生，还在如花一样年纪的初中生，剥夺了他人的生命，也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初中生正是生理和心理都开始成熟的阶段，学校是他们长期生活的地方，老师是他们的指路灯，周围的同学则构成了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初中生要开始学着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和老师、和同学以及和学习的关系。在各种关系处理不好，老师也没给出关心和引导，甚至还做出体罚等行为时，部分同学开始使用极端的方式来处理生命。这是悲哀的事情，却也是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

1.4 社会的冷漠让初中生的生命意识逐渐消失。社会风气和媒体文化给初中生带来的不良影响也不可忽视。网络信息的发展给了暴力信息大量传播的机会，这些信息侵蚀了未成年人的本真，引导他们做出出格的事情。媒体过度宣扬暴力凶杀事件，助长了校园暴力的滋生。网络游戏和视频，导致初中生过度迷失自我，沉浸在虚拟的凶杀世界中不能自已，最终在现实中伤害了他人的生命。

1.5 自身的软弱让初中生对未来失去信心。父母对孩子的溺爱和包容，容易使初中生产生过度的依赖心理。独生子女的增多，让他们自我意识过强，不懂得与他人交往，遇到挫折就心慌意乱，面对失败、被人嘲笑，他们害怕并且逃避，最终因压力过大结束生命。

2.初中生物生命教育的改革方案

2.1 提高对生命教育的重视和理解。生命教育的具体含义是指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正确认识人的生命，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积极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和对终极信仰的追求。总之生命教育的目的是让初中生学会尊重生命，并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因此，首先应该引导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并保护生命。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应该重视初中生的生命教育，从教育方法、教育形式等方面开启对初中生的引导，加大力度宣传生命的可贵和亵渎生命的危害。

要通过多种途径来宣传校园暴力的危害，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更加注重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引导他们敬畏生命、爱护生命，而不是一味地提高成绩。另外，采取不同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精彩，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教导他们如何珍爱生命。

2.2 创设生命教育的良好环境。初中生的生命教育关乎我国的未来发展，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密切配合，共同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命教育环境。父母应该放慢工作的脚步，给孩子更多的关爱会让他们对生命的产生爱的情怀。老师作为教育者，以身作则更有说服力，才能让生命教育渗透到学生的心里。另外，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初中生的法律观念，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规范监督。同时，教导他们学会保护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应该全心全力给孩子一个充满爱的环境，让他们体验生活的意义，学会感恩，感谢生命带来的美好。

2.3 加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初中生的经历较少，没有足够的心理素质去解决发生在生活当中的各种矛盾。因此导致他们压力过大，产生逃避的心理。所以学校应该注重心理素质的培养，积极开设心理咨询课堂，宣传健康向上的内容，及时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帮助，引导他们积极面对失败，乐观面对生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宽容他人，理解他人，坚强地生活学习。

总结：生命是美好的事物，正是生命让我们体验到爱的力量，体验到大千世界的繁华，体验到生活的多姿多彩。初中生是一个青春的群体，是世界的活力，作为世界的未来，要爱护自己的生命，尊重他人的生命，学会宽容世界，学会坚强地面对未来。对于教育者，不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应该更多的关注孩子的成长，不要给他们增加过多的压力，让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中吧。

参考文献：

[1] 孟繁军；《校园"生命教育"的缺失及对策》；教学与管理；2012年7月；

篇8

[关键词]虐待儿童；虐待罪；严格执法；规范量刑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4-0087-02

网络上频频曝出的虐待儿童致伤、致残、致死的案件，让我们突然惊醒。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一名小女孩长期遭受亲生父亲和继母的毒打。惠州博罗5岁女童，仅因“调皮”，母亲狠下毒手。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形成这些反伦理的现象的原因绝不是单一的。对受虐儿童的救济也应是多种方式相结合，多部门协调解决。本文仅从刑法对虐待儿童行为的规制着手。

一、我国刑法规制虐童行为存在的问题

在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并未对虐待有明确的界定，学者也是各抒己见。实践中多是参照《婚姻法解释一》中对虐待的定义。《婚姻法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虐待行为要达到情节恶劣才构成虐待罪。而虐待情节是否恶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根据虐待持续时间、虐待次数、虐待方式等来认定。家庭暴力要构成虐待必须具备持续性和经常性两个特征。而持续性就是从暴力持续的时间来判定，经常性是从暴力的次数来判定，这样一般虐待行为就已经要考虑时间和次数。如果虐待行为要构成虐待罪就要在一般虐待行为的基础上再考虑持续性和经常性，这无疑加高了虐童人刑的标准。

虐待罪将施虐主体界定为家庭成员，家庭成员这一概念的明确界定对虐待儿童行为是否触犯刑法有决定性的意义。传统上对于家庭成员的范围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收养关系为基础，那些被老师、保姆等传统家庭成员外的人虐待的儿童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刑法》第260条第三款规定：“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很多受虐儿童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本不懂得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再是根据民法的规定，一般施虐者又是小孩的监护人和法定人，不可能自己。即便是邻居、近亲属发现了有虐待小孩的情况，基于“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想法也不会向法院告诉。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法》中写道：“仁慈是立法者的美德，不是执法者的美德”。实践中除了被媒体报道出来的影响重大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外，很多虐待案件都是以行政处罚或是调解结案，很难进入到司法程序。进入到司法程序的虐待案件，法院基于“人道主义”判处的刑罚也较轻。可以说司法上的“仁慈”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虐待小孩的行为，滋生了更多虐童犯罪。

二、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虐待罪修改的辨析

对于虐童行为是否应单独入罪。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应增设单独的虐待儿童罪。第二种观点认为，无需独立增设“虐童罪”，而是修改虐待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刑（九）（草案）》第十七条规定：将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修改为：“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虐待的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第十八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条之一：“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见，立法者采取了第二种观点。

（一）虐待罪修改对惩治虐童行为的积极意义

草案规定受虐待者在受到强制、威吓等没有能力告诉的情况下，虐待案件为公诉案件。不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环境中儿童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在受到虐待后通常不会主动告知，他们大都默默承受。即便案件被媒体曝光，社会大众要求严惩施虐者，司法机关也会因为是自诉案件而手足无措。虐童案件一旦转变为公诉案件，由检察机关直接，有效避免了受虐儿童不就不能追究施虐者法律责任的尴尬局面。此外，草案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此项规定拓宽了虐待罪的规制范围，虐待罪主体不局限于家庭成员之间。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者都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保姆虐待孩子、老师虐待学生、医疗机构虐待患者没有造成轻伤以上后果不会再无法可依了。

（二）虐待罪条文修改设计对惩治虐童行为存在的不足分析

草案第十八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条之一。260条之一中的施虐主体与260条第一款的施虐主体是交叉关系还是补充关系？两者关系不同涉及量刑不同。若两者为补充关系：即260条之一规制主体仅为非传统家庭成员并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比如，医生、老师、保姆、师傅等。根据条文这类主体虐待儿童构成虐待罪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或者拘役。而根据260条第一款家庭成员虐待儿童法定刑是2年以下有期、拘役或管制。同一行为因为主体不同在刑罚上相区别，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否相违背；若两者为交叉关系：即260条之一中的施虐主体为家庭成员和非家庭成员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根据260条之一的规定，对儿童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包括家庭成员和非家庭成员）虐待儿童构成虐待罪的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或者拘役。那么家庭成员虐待列举类型外的人的虐待行为，根据260条第一款规定，法定刑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例如，丈夫虐待妻子构成虐待罪法定刑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父母虐待儿童的法定刑则是3年以下有期或者拘役。虐待对象不同法定刑不同。所以，应明确260条之一规制主体是否包括家庭成员。

三、对刑法规制虐童行为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虐待内涵，放宽入罪标准

对虐待儿童行为进行刑法规制，首先必须明确虐待的含义，虐待的种类才能判断某个行为是不是刑法上的虐待行为。美国联邦法律将“虐待儿童”定义为：“任何行为或父母以及照管人非能行为导致儿童的死亡、儿童身体和感情的受伤、儿童受到待或盘剥；任何行为或非能行为导致对儿童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日本2000年颁布的《防止虐待儿童法》将虐待儿童分为身体虐待、待、疏忽照顾和情感虐待四类。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对虐待儿童的专门定义和分类。在我国，尽管一些学者对虐待行为有过界定及分类，但在法律上并没有虐待的专门定义和分类。在现实生活中虐待方式多种多样，有身体上的暴力殴打还有精神上的忽视，有作为方式也有不作为方式。在虐待儿童没有单独立法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明确界定虐待罪的内涵，肯定精神虐待，才能更好保护受虐儿童的权益。前面论述的虐待的高标准性也使得司法实践上一般不把虐待作为犯罪处理，笔者建议适当放宽入罪标准。

（二）严格按照法律定罪量刑，抵制轻刑化

司法实践中对于一般虐童案件都以调解结案，严重一点的多是行政处罚，虐待案件很难进入到司法程序。这会让那些施虐者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及危害，意识不到他们的虐待行为伤害了孩子的平等生活权和人身权利。子女是自在地自由的，而他们的生命则是仅仅体现这种自由的直接定在，他们不是物体，既不属于别人，也不属于父母。虐待儿童现象层出不穷不是简单的重刑就可以杜绝的，关键还在于执法必严。“良法”也需要“善治”。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虐童行为是有法可依的，只是需要有法必依。法律应当是铁面无私的，每一具体案件中的执法者也应当是铁面无私的。

（三）明确条文关系，规范量刑

刑法条文是刑法规范的基本单位，是研究刑法规范的基础。同时是司法量刑比照的依据。刑法条文是对刑法规范所做的带有技术性的文字表述。刑法条文设置的合理性、科学性是量刑均衡的前提。《刑九（草案）》第十八条规定的260条之一是否包括家庭成员就应该明确，避免出现相同行为不同量刑的情况发生。此外，260条之一与260条逻辑上什么关系值得研究。刑法规范中条文划分为条、款、项几个层次。260条之一是单独的一条还是260条的一款？纵观整部刑法规范，共有23次使用到“之一”，两次使用了“之二”，其中177条之一、185条之一和253条之一下面有第一款和第二款。那么，多少条之一就不应该是该条的一款。笔者认为将260条之一看作单独的一条更合适。那么260条之一与260条就应该是并列关系，260条之一是否适用260条的第二款第三款？立法的初衷相信是适用的，只是这种“之一”的立法模式在刑法规范中不尽相同。刑法条文设置合理才更有利于司法的公正。

参考文献：

[1]姜波，焦富勇.《虐待儿童防止法》及统计儿童虐待事件的意义[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07（2）：147.

篇9

关键词：离婚损害制度；赔偿主体；婚姻法

1 明确离婚损害赔偿主体范围

1.1　明确权利主体范围

根据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只有无过错配偶才享有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但是无过错具体指什么，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多数学者认为，这里的无过错应指，该方配偶没有实施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4种违法行为。但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因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而导致离婚的诉讼案件中，家庭成员都可能成为受害方，那是否也应该赋予受害的家庭成员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首先新《婚姻法》明确规定只有合法婚姻关系当事人才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因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离婚配偶过错方因违反法定违法行为而给无过错方造成物质和非物质上损害的一种赔偿，只是针对婚姻当事人而言。而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遗弃的行为虽然可以是针对家庭成员任何一个进行，但若家庭成员遭受上述侵害时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另行起诉，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完全可以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1.2　明确责任主体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即只能是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而是否将“第三者”纳入责任主体的范围一直是长期讨论和争执的焦点。所谓第三者介人家庭是指，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其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而故意导致他人夫妻感情破裂，并希望与之成为合法配偶的行为。有学者认为，第三者是这一侵权行为的共同加害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有责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但我认为，第二者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各异、多种多样的，有故意介入破坏别人的婚姻，也有夫妻感情早已破裂、难以缝合，夫妻名义名存实亡，但当事人另一方又不同意离婚的，还有第三者根本不知情的，配偶一方欺骗其已结婚的事实而与之共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第三者也是受害一方。在不同的情形下应区别对待。对于那些明知对方有配偶而故意介入别人婚姻的第三者，或者是应当知道但故意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还有在刚开始时不知道，但后来知道后仍然与之在一起的第三者应纳入责任主体的范畴。但属于不知情的则不应纳入。同时，在生活实践中，到底要不要将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第三者纳入赔偿范围决定权应归无过错方。因为在离婚损害赔偿中，受侵害的是无过错方。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人们开始注重精神生活，第三者不断涌现，破坏了别人的婚姻，给配偶另一方以及家庭成员带来莫大的伤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们只有安定的小家庭才能稳定大家庭。因此，社会舆论监督、道德谴责、批评教育显然不足以对第三者进行制裁，国家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予相应的惩罚，让那些轻视、践踏婚姻的一方付出代价，让受害方得到一定补偿，并试图通过此种制度增强婚姻的稳固性。

2 明确过错方和无过错方的含义

新《婚姻法》规定只有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有学者认为应废弃过错方和无过错方的提法。认为任何一个破裂的婚姻夫妻双方都没有绝对的过错和无过错可言，只有过错的多与少之说。应删除对离婚损害赔偿权利主体的无过错要求。将其改为受害方，因为无过错的要求既会产生歧义，又难以把握，而在离婚中财产受到损害，精神受到伤害却是十分明显且易于把握的。在离婚诉讼中往往双方当事人都会有一定的过错，只不过过错的轻重程度存在差异，夫妻之间没有绝对的无过错方，一方实施的重大过错违法行为也可能就是另一方有意、无意之间引起的，也有可能一方实施了法定的违法行为，而另一方也实施了能够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但只是不在特定的违法行为之列，因此不应用过错来衡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显而易见，此处所指的过错方和无过错方是针对《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的4种行为中因实施任何一种行为而导致婚姻破裂离婚，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过错与无过错。因实施了4种特定违法行为之一导致离婚的是过错方，另一方为无过错方。其实明确了过错方和无过错方更便于公众鲜明的价值判断，更切实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 适当降低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

篇10

12月4日，“打脸图”的原作者“黄博楷bK”了作品原图，这个美术学院的学生解释道：“这个画是在毕业创作时画的，是看了小学课本的插图和宣传画后，结合我自己想的情节画出来的。网上改的图不是我的想法，‘妈妈再打我一次’也不是我起的名。没有特别含义，大家怎么理解就是什么样。”

多维解读

“打脸图”走红因现代人压力大

“打脸图”之所以走红，主要是因为满足了网络时代人们易被激发的解构欲望和娱乐心理。“打脸图”几乎满足了网络微娱乐的所有要件：一是采用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连环画的风格，画面充满怀旧感，让人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时代；二是剧情曲折离奇，突兀之际充满幽默感，能让人产生情感共鸣；三是这一漫画的语言模式与过去的“三句半”很相似，可以套用生活中的许多场景，可复制性极强，创作技术非常简单，初学者都能掌握。

“妈妈再打我一次”正如当年的“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一样，网友们一次一次将其玩出了新“”。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跟风心理，人们集体无意识地参与网络上的主题狂欢活动时，其实还带有表达自我、娱乐创造、减压放松的目的。现在很多人生活压力很大，人们更喜欢能让自己开心的东西。而这一系列的图片，消耗时间短暂，幽默效果明显，自然受人追捧。

“打脸图”实为曲线抗暴

不管“妈妈再打我一次”漫画如何改编，妈妈甩出的耳光，小女孩红肿的脸颊、委屈的表情都是不变的，于是有网民就对其中的暴力倾向产生了质疑，甚至有网民将这组漫画与“重庆10岁女童摔婴事件”联系起来，认为漫画充满“恶趣味”，宣扬家庭暴力，应该抵制。

但其实人类并没有那么软弱，绝非一说打就是暴力渲泻。事实上，人们很容易从“打脸图”中看出，与其说这是在表达暴力，不如说是曲线抗暴。原作品取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彼时还真是一个家长乐于选择棍棒教育的年代。作品所表达的恰恰是一种软反抗，用怀旧的方式曲线表达了对棍棒教育的批评。至于网友改编的雾霾版、旅游版等，也无一不是对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形形暴力现象的委婉讽刺。诚然，即使是曲线抗暴的娱乐表达，画面能够更干净些当然更好，事实上这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建立媒介分级制，进行分级管理，以免类似漫画对成长中的少年儿童形成误导。

萨克雷的“药丸”

萨克雷是英国现实主义作家，1848年发表小说《名利场》后在文坛崭露头角。儿时玩伴查尔斯听说他出了名，便常来找他借钱。

一次，查尔斯的妻子生病了，没钱买药，他只好又去找萨克雷帮忙。萨克雷安慰了他几句，推脱说：“要是你妻子知道你连买药的钱都得跟人借，该多伤心啊！”查尔斯没借着钱反被挖苦一通，灰溜溜地走了。回至4家，他意外地收到一个装着药丸的盒子。查尔斯打开一看，发现每个空药丸里都藏着钱。

那之后，查尔斯实在缺钱时，还是会去找萨克雷借钱。但往往会碰一鼻子灰。可奇怪的是，每次从萨克雷那儿回来，他都能收到匿名人寄来的药盒，而且都塞了钱。查尔斯怀疑萨克雷就是那个寄钱的好心人。于是他假装又去借钱，然后偷偷躲到他家屋后，想看个究竟。果然，没多久萨克雷就捧着药盒出了门，查尔斯走上前，紧握住他的手说：“为何你多次救济我，却不肯当面把钱借给我呢？”萨克雷笑了：“我不想让你把我当作救命稻草，一有问题就找我帮忙，而希望你自己去解决问题，改变现状。”（张书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