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庭暴力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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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庭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单位，因此家庭成员内部的和谐相处不仅关系到内部成员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但随着社会发展加快，社会中的各种因素导致家庭中因家庭暴力出现很多问题，本文中笔者试从家庭暴力的问题出发，提出相应对策，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暴力给受害人、家庭、社会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 家庭暴力； 法律规制；法律界定

一、 家庭暴力的现状

（一） 家庭暴力的具体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家庭暴力的界定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理论上，我国的法律学者对于家庭暴力的界定也主要根据（（解释（一）））做出的，认为家庭暴力不仅包括身体上的暴力，还包括精神上的压迫。

笔者认为，关于家庭暴力的理解应对家庭和暴力两个概念分别进行广义理解。所谓家庭，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的长期居住的共同体。而且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家庭的出现，还包括目前社会上存在的非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单亲家庭与继父母家庭等等。所谓暴力，从受害者的角度看，暴力指夫妻间的暴力、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暴力、成年子女对父母的暴力。暴力，从概念上讲包括身体的暴力、精神的暴力、性方面的暴力。因此，我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性方面造成一定后果的行为。

（二）我国法律关于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部门法，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法律规制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法律或政策性文件中。我国的现有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行政法》《地方性法规》。

（三）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

首先，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是产生家庭暴力的历史原因。封建思想中的男尊女卑、女子必须遵守的三从四德思想，使得家庭的男人处于主导地位，促使了家庭暴力的产生。

其次，社会相关部门的惩治力度和监管力度不足是产生家庭暴力的社会原因。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家庭内部之间，具有隐蔽性使得相关部门介入较难，除非当事人自己去相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再加上，社会相关部门缺乏针对家庭暴力的相关规范。

再次，我国现有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没有关于家庭暴力相关的惩治措施，并且法律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可操作性差，这些都是产生家庭暴力的法律原因。

二、 家庭暴力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暴力的法律界定模糊，给法律适用带来难题

根据婚姻法解释一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可以看出，首先，家庭暴力一般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但由于社会的多元化的发展，家庭的形式的多元化的出现，那么家庭成员的具体标准出现不确定性，使得在司法判定时出现难题。其次，家庭暴力的手段的多样性和隐蔽性，使得家庭暴力的手段的界定模糊，解释一中仅列举了几个暴力手段，在实践中并无多大意义。最后，解释一中规定了家庭暴力造成的伤害包括身体上和精神上，但对具体伤害的界定标准和鉴定方式很难确定。

（二） 因家庭暴力导致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是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并且此种离婚损害赔偿需要具备下列条件：存在侵权行为；有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主观上有过错；离婚。

从上可知，首先，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的前提是离婚，也就是说只有离婚才能请求损害赔偿，相反，不离婚的而导致的损害赔偿会受到共同财产的制约，这使得执行出现困难。其次，关于主观过错的界定出现问题，法律没有对过错的程度作出解释，司法实践中也不存在同一的界定标准。

（三） 立法分散，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的现行法律关于家庭暴力方面的规定，比较原则化，缺乏具体性，关于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模糊，不便于当事人知法、守法，也不便于执法部门执法，给立法、执法带来困难。从立法内容上看，尽管有很多法律规定家庭暴力，但是没有专章专节规定家庭暴力，使得家庭暴力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

三、 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

（一） 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针对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律规定比较分散，缺乏实际操作性，因此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供当事人维护权益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很有必要，在这部防治法中，我觉得应重点规定以下内容：第一，明确界定家庭暴力的概念，扩大家庭成员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还包括社会上新出现的非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单亲家庭、继父母家庭等等。第二，具体阐明家庭暴力的具体特征及界定标准，给广大群众和受害人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增强可操作性。第三，规定相关部门对家庭暴力的具体防治措施，规定有关部门对家庭暴力的监督检查。

（二）加强司法对家庭暴力的制约

在完善立法的同时，还需要相应的执法措施来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法律的权威，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加强相关司法部门对执法的干预，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切实加强司法机关对法律的监督和实施。首先，加强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的监督与制约，要求公安机关对受害人关于家庭暴力的报案和控告时及时做出相应的处理，不拖延，同时，公安机关也可以在相应场所设置相应的应急措施来为受害者提供便利。其次，加强法院对家庭暴力的监督，基于家庭暴力而诉至法院的案件，若当事人不履行法院的文书规定的内容，法院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对当事人进行相应制裁。最后，加强检察院的监督，要求检察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不仅要正确履行监督职责，而且要针对执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法制宣传，使受害者在遇到家庭暴力时使用正确的维权渠道。

（三）构建多渠道、多方式解决纠纷的途径

和谐社会的建设不要求任何问题的解决必须权力的部门的干预，当然，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家庭暴力防治过程中的威慑作用，但是当此种方式不能够很好协调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时，需要社会组织，如妇联，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组织的积极配合，同时作为受害者个人也不能只依靠别人，受害者应在遭受家庭暴力时积极搜取相应证据，提供自己人身权受到侵犯时的权益的相应证据，也可以通过网络来维权。同时，我们社区应积极履行基层组织的职能，社区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方便与受害人进行联系，与当事人进行充分协商，有利于迅速、及时的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参考文献：

[1]赵红.家庭暴力及其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J〕. 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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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家庭暴力现象不断显现出来。根据 1994 年国务院的《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我国每年约有 40 万个家庭解体,其中 25% 是由于家庭暴力引起的。②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人造成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它还表现为对家庭中弱势群体人权的严重侵犯。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包括所有社会公民取得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还体现在家庭生活领域,而且只有在家庭生活领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才能为整个社会的人权保障提供必要的前提。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对于受害者的关怀,更体现了对于他们人权的尊重。

    中国家庭暴力的研究存在不足,不仅表现为政府决策部门和普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忽视,还表现在学术研究上,缺少有关家庭暴力实证调查的数据,有关家庭暴力的论文和着述也不多见。而在实践中,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隐藏在家庭中的暴力犯罪逐渐显露出来,有关家庭暴力事件的报道日益频繁。这种状况不仅要求决策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问题,更要求学术界能研究并提供家庭暴力的标准,通过实证的调查,分析家庭暴力的原因,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为立法机构制定和完善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基于此,笔者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以期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规范的基础。只有明确家庭暴力的范围、形式以及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区别,才能为实证的调查,原因和预防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笔者认为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 一 ) 家庭暴力的家庭性和违法性?

    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性是家庭暴力犯罪和其他暴力犯罪的基本区别。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的特点,也使得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同对于其他暴力行为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

    违法性是指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而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行为的性质。正当防卫是阻却家庭暴力违法性的唯一事由。有人认为,如果是出于合理的目的和动机,对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不属于家庭暴力犯罪,比如丈夫因为妻子的婚外恋而对妻子的毒打,父母出于教育的目的而对子女的肉体惩罚。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反对家庭暴力,是因为暴力行为本身侵害了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对于家庭暴力犯罪预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够决定家庭暴力的性质。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进行解决和救济,但是决不能诉诸暴力的手段,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 二 ) 家庭暴力的严重性?

    研究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家庭暴力应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行为。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家庭中的各种暴力冲突,诸如夫妻之间偶尔的诉诸轻微暴力的争吵,父母对子女没有严重后果的体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未造成伤害的偶尔殴打行为等。?

    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严重程度的要求应比《刑法》规定的家庭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轻微。家庭暴力不仅包括刑法的犯罪行为,还包括具有社会危害性,用刑法方法以外的方法进行处罚或者应当通过修改以后的《刑法》进行处罚的行为。③家庭暴力的外延应该比刑法规定的犯罪外延更为宽泛,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同于其他暴力行为,家庭暴力的施暴人和受害人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它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表现为一次严重的暴力伤害,而表现为长期的不严重的暴力侵犯,不是表现为肉体的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精神压抑。对于一次轻微的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如果不认定为家庭暴力,并由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介入处理,这实质上是放任了施暴人的暴力行为,忽视了受害人利益的维护。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一方面要强调其行为的严重性,否则家庭暴力行为过于宽泛而失去理论研究和实践处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强调行为的一般严重性,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的切身利益。

    家庭暴力行为的种类应以《刑法》规定的有关家庭暴力罪名为基础。可以适用家庭暴力犯罪的刑法罪名主要有:伤害罪、虐待罪、遗弃罪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伤害罪是指必须给被害人造成达到法定伤害标准的伤害,包括轻伤、重伤。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给治疗、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手段,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是指以暴力手段干涉他人结婚和离婚自由的行为。④我国刑罚的有关罪名基本涵盖了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我们可以总结出家庭暴力行为方式的基本范围: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伤害行为、长期的暴力行为以及长期的精神伤害、拒绝抚养行为和暴力干涉家庭成员的婚姻自由行为。?

    因此,笔者认为,家庭暴力应包括符合伤害罪的伤害行为,未造成伤害的长期暴力行为以及其他的长期虐待行为。这些行为不需要情节恶劣作为犯罪的要件,但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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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暴力；原因；社会工作；防治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56-02

家庭暴力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各个领域的理论实践者都积极投身到这个影响家庭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的研究中。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专业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型学科，提供了解决家庭暴力的新视角。

一、家庭暴力概念简析

无论在文学影视作品还是人们的印象中，家应该永远是那个让人感到温情和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但家庭暴力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社会问题，它不仅破坏家庭，伤害家庭成员，也阻碍了人类文明进步。我国每年的解体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而百分之九十的受害者是女性。

由于人们的认识程度、社会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以及研究角度及侧重点不同，至今仍没有形成对家庭暴力公认的标准。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行为[1]，可分为四类：身体暴力、言语暴力、经济暴力和性暴力。（本文仅指丈夫对妻子实施的暴力行为）。家庭暴力，已成为困扰全球实现男女平等和各个家庭实现和睦稳定的重大障碍之一[2]。

二、家庭暴力原因分析

（一）封建男尊女卑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思想根源

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女性是男性的私有财产甚至奴隶，丈夫可以对妻子为所欲为。“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3]，打老婆是丈夫的权利，女性地位极为低下，任凭男性操控却不能反抗。

（二）经济收入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根源

经济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成员往往成为发泄的对象，且百分之九十是女性。一方面，很多女性不够独立自强，委身于丈夫[4]，对丈夫百依百顺，有了委屈也不敢说。另一方面，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女性在就业上遭受各种歧视，经济地位相对低下。遭遇家庭暴力时，她们首先不是寻求法律保护，而是认为自己没工作或工资低，靠男人养活，底气不足，一味隐忍迁就，助长了施暴者的戾气。

（三）成长环境是家庭暴力产生的隐性原因

家庭暴力的施暴者行为可追溯到幼时，那时直接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的人，成年后有可能成为施暴者。受家庭成员施暴的影响，使他们认为暴力才是解决家庭问题的有效方法，却不知除了殴打和谩骂外还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沟通。

（四）法律不完善是家庭暴力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

目前关于家庭暴力事件的处理和制裁在法律中并没有具体明确规定，缺少对受害者的法律保护机制，而且很多人认为，家庭暴力是一个家庭的私事，法律工作者应该少干预。可见，法律不完善，家庭暴力的处理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执法不严，家庭暴力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在社会起不到应有的告诫作用。

（五）受暴者的心理纵容让家庭暴力事件不断恶化

遭受家庭暴力后，很多人往往忍气吞声，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使家庭暴力存在很大的隐蔽性。一些受害者即使求助了，也只希望施暴者受到思想教育，不愿对方受到严厉制裁，这明显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

（六）心理辅导机制的缺失是家庭暴力恶化的内在因素

我国目前心理辅导涉及家庭暴力这一领域还比较少，一是缺少专业性的心理人员和辅导机构，二是不论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没有寻求心理咨询的意识。殊不知，心理疏导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他们的心理障碍，认清各自存在的不足，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三、社会工作视角介入家庭暴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社会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应用学科，其介入家庭暴力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家庭暴力的危害性

其一，家庭暴力严重伤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受暴者不仅遭受身体上的伤害，精神上也受到摧残，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甚至会出现精神疾病。其二，家庭暴力破坏了子女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氛围，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耳濡目染家庭暴力的成员长大后很可能成为新的暴力实施者。其三，家庭暴力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后，很多人选择自杀、凶杀或恶意杀害他人的方式发泄自己的遭遇，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发展。

（二）传统的家庭暴力处理手段存在很大缺陷

一方面，很多人遭遇家庭暴力后，不是忍气吞声就是态度温和，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另一方面，目前缺少完善的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体系，施暴者气焰嚣张；另外，社会救助机构和资源没有为受害者提供必要倾斜，受害者往往求助无门，迷茫困惑。

（三）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家庭暴力的优势

首先，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自助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服务活动，家庭暴力事件的受害者长期遭受身体、心理和社会压力，显然属于社会工作的服务范围。其次，保密与案主自决的社会工作伦理符合受害者的心理要求，不仅保护了案主隐私，也使他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三，社会工作有一套科学的方法体系，以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构成的方法体系可以有效缓解家庭暴力问题，帮助服务对象更好地生活和发展。

四、社会工作视野下家庭暴力的防治

从社会工作视角防治和解决家庭暴力，主要途径有以下几点。

（一）个案工作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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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家庭暴力　妇女权益　法律救济

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问题呈不断上升趋势，据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在全国2.7亿家庭中，有8100万个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约在全国家庭总数的30%，且施暴者90%是男性；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解体。大量的家庭暴力事件不但导致受害者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家庭解体，更严重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重要一环就是促进亿万家庭的稳定和谐。本文试就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危害及预防与对策进行研究探讨。

一、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

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对家庭暴力界定比较宽泛，认为“家庭暴力涵盖了对身体的暴力、性暴力以及语言上、心理上的暴力等诸多内容，甚至将已离婚的前夫前妻之间，同居伴侣和原同居伴侣之间，同性恋者之间的暴力行为也列入家庭暴力”。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家庭生活的传统显示，国外学者的观点不免过于宽泛。而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中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婚姻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发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可见现行的《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将家庭暴力只限定为一种作为的方式，即殴打、捆绑等伤害到家庭成员的身体和精神的行为。

近年来，笔者对所在地区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进行了分析，发现心理暴力及不作为的暴力和性暴力占家庭暴力的比例越来愈大。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将家庭暴力界定为作为的身体暴力形式，远远跟不上家庭暴力的演化，严重存在立法的滞后，也导致了司法实践过程中的诸多不便。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家庭暴力究其本质而言，是指行为人（男性公民或者女性公民）基于家庭关系内部的经济上、知识上、体能上以及精神上的“综合优势”地位，为了实现对家庭及其成员的控制而针对家庭其他成员身体或者精神实施的暴力伤害及折磨。本文所要讨论的家庭暴力仅指针对女性公民的家庭暴力。

二、家庭暴力行为的社会危害

（一）家庭暴力违背社会责任原则

社会责任原则要求婚姻当事人双方都对家庭负有道德责任。而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任性、自私、心胸狭隘，自制能力差，任意的虐待、遗弃、伤害受害者，从而恶化家庭环境，有损于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也有可能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据调查，上海某区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诉讼的比例从1975年的28%上升至1995年的44%。上升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而在离异的近两千个无锡家庭中，因家庭暴力而诱发的占到50%以上。

（二）诱发犯罪率上升，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家庭暴力行为会诱发犯罪率的上升，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此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导致青少年的犯罪率上升。由于受到家庭暴力施暴者的感染，孩子们从小就会产生强烈的统治欲望，在成家之后采取暴力的可能性也会上升。据对无锡市171名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的调查显示，有44%的未成年人从小就是受虐者，从小就缺少照顾和温暖。第二，家庭暴力会间接地导致女性暴力犯罪率的上升。多数妇女在受到暴力伤害后会产生报复心理。有的纠集自己父母家的家庭成员，对施暴的男性报复；有的还出现雇人行凶报复的情况，酿成的血案也不在少数。据对辽宁省女性犯罪的情况调查，50%以上的女性犯罪是因为她们受到了家庭暴力的伤害，犯严重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女性罪犯中有80%是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下走上犯罪道路的。

三、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行为的主要对策

（一）完善立法，增强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

我国目前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框架基本形成，但一些具体的法律法规仍不完善。从解决对策上讲，最优的选择是制定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确立对家庭暴力防治处罚的一系列措施和机制，建立一套独特的家庭暴力诉讼程序，让受害者能方便、快捷的利用司法程序救济自己的权力。次优的选择，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构建反家庭暴力的社会救助体系，特别是要完善《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加大对施暴方的处罚力度。

（二）设置专门家庭暴力调解机构同时成立“庇护所”

1．尝试在政府机构设置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暴力调解中心。对于大多数的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而言，其实她们并不想直接走进法院去起诉离婚，也不想自己的丈夫入狱，只是希望自己的家庭生活回归平静幸福。所以，可以在居委会和村委会中设置专门的家庭暴力调解中心，通过专业人士或村中的老者的劝说，让施暴者从法律和道德方面了解继续施暴的后果，分析由于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的可能性以及因此带来的法律后果。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施暴者起到警示作用。

2．在社区等基层组织中设立“妇女庇护所”。在此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据资料显示，70年代的伦敦就首创了“妇女庇护所”，之后荷兰、瑞典、加拿大、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出现了类似的庇护所。而在我国香港也有两家被称为“和谐之家”和“惠安中心”的妇女庇护所。妇女庇护所的宗旨是为受害妇女提供所需的支持与帮助，帮助受害妇女获得力量、自信和其他的社会资源，使得她们不再继续受到伤害和暴力威胁。当然，尽管这些机构只能提供给受害妇女应急救助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但是有地方可以暂时栖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伤痛和绝望，增加妇女的选择。

（三）促进女性人格独立，建立女性就业保障机制

女性的自立是应对家庭性别歧视的最好办法，也是女性摆脱家庭暴力的终极办法，但是自立需以自强为基础，在提高女性自立能力方面我们应该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1.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权力。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理念根深蒂固，要想让女性独立，必须提高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因此笔者建议在适当的时机重点推进女子教育专门体系的建设，并分阶段给予女子教育事业以优先于男子教育的政策优惠。从而在全社会倡导关怀女子教育的良好风尚，促进“女人也是传后人”的政策观念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行动，以便迅速提升女子教育与培训的层次与水平，尽快缩短女子素质水平与男子素质水平的巨大落差。

2．建立健全女性就业保障机制。一方面我们要为女性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禁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保证女性在就业选择方面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对女性就业和创业等方面提供优惠和帮扶，比如，女性在开办实体企业时国家在一定范围内的税费减免政策等等，从而实现女性的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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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家庭暴力法；主体；非婚同居

一、《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主体范围

《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该征求意见稿的说明明确了“至于有恋爱、同居、前配偶等关系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没有实质区别，则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调整。”

对此，有人认为这符合我国国情，如果把非婚同居等情形纳入法律，会对伦理及公序良俗产生负面影响；有人认为规定的范围过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薛宁兰则认为，“考虑到家庭暴力法与现行法律的衔接和公众的接受程度，可以将同居关系、恋爱关系、伴侣关系，以及前配偶关系者也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具体做法是在法律中增设准用条款。”①

本文认为应把非婚同居家庭归入《反家庭暴力法》，正如送审稿所说的“家庭暴力通常是指发生在私人生活或家庭内部，婚姻关系或同居关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所犯的虐待行为。”

二、非婚同居有别于单纯的恋爱关系和曾经的家庭

（一）非婚同居的概念。狭义上的非婚同居是指法律没有禁止，无配偶的同性或异性没有进行结婚登记，自愿、稳定、长期、公开地生活在一起的行为。广义上的非婚同居是指同性或异性双方公开生活在一起的行为，包括未婚同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

这里所说的非婚同居是指狭义上的非婚同居，即无配偶双方不办理结婚登记，以自愿在一起共同生活为目的，持续性地公开共同生活的居住方式。

（二）非婚同居有别于单纯的恋爱关系。非婚同居是以共同长久生活为目的、自愿、稳定、公开居住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具有不亚于夫妻关系的亲密度， 在情感、经济和性活动等方面与夫妻关系具有极大的类似性。而单纯的恋爱关系并不存在这种类似于夫妻关系的特性。

首先，亲密程度不同。非婚同居者之间具有单纯恋爱关系所不能达到的亲密关系，表现在心里、性、生育以及经济支持和社会功能等各个方面。而单纯的恋爱关系爱往往不涉及性、生育和经济方面的问题，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也不及非婚同居。

其次，控制与被控制的程度不同。由于非婚同居者之间存在特殊的亲密关系，使他们很容易形成一种相对牢固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从而更容易发生暴力行为。而单纯的恋爱关系各自独立、自由，很难形成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不易产生暴力行为。

（三）非婚同居有别于曾经的家庭。曾经的家庭包括曾经的婚姻家庭和曾经的非婚同居家庭，即前配偶和前非婚同居者。其实，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和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已经随着关系的解除而消失。尽管有人认为即便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二者之间曾经的关系依旧能够牵绊彼此，但是这种牵绊只是基于曾经情感上的关系，而不是在经济或家庭功能等方面的控制。

三、现代“家庭”应作扩大解释

曾庆编的《法学大辞典》将家庭定义为“由婚姻、血缘或收养产生的一定范围的亲属组成的生活共同体”②马忆南将家庭定义为“是以婚姻、血缘和共同经济为纽带而形成的亲属团体和生活单位。”③这两种解释都认为家庭的基础是“婚姻、血缘、收养等关系”。然而，家庭的概念不断地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家庭的形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婚姻、血缘组合的形式，而出现了许多非婚同居家庭、同性结合家庭。

家庭是将其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组织，具有生育、性、感情、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功能。从功能和形式上看，同居和已婚家庭并无区别，双方保持着亲密关系和生活伴侣关系，提供情感慰藉、生理满足、养育孩子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非婚同居、老年人非婚同居都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据调查目前80后婚前同居的比例是45%，且该比例势必会不断上升。

四、国外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的立法例

目前，世界上有120多个国家已颁布反家庭暴力法律。美国是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先行者之一，对反家庭暴力立法的适用主体相当宽泛。如1994年通过的《针对妇女暴力法》法案对家庭暴力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由配偶、原配偶、共同育有子女的人、以配偶身份正在同居或曾经同居的人、或者与配偶身份相当的人对另一方或者儿童实施的受家庭或家事法律所规定的暴力犯罪行为。”④英国的反家庭暴力立法的适用主体为配偶和亲密伴侣。英国内务部对于家庭暴力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你受到与你共同生活者的身体或性的侵害，或受到此类威胁，这就是家庭暴力”。⑤

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成员，包括下列各员及其未成年子女：配偶或前配偶；现有或曾有事实上之夫妻关系、家长家属或家属间关系者。现为或曾为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现为或曾为四亲等以内之旁系血亲或旁系姻亲。”这里的“事实上的夫妻”即是指同居关系。香港1986年颁布了《家庭暴力条例》，2008年和2009年进行了修订，2010年更名为《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修订扩大了主体适用范围，纳入了同居关系。

五、扩大至非婚同居家庭的必要性

第一，从非婚同居关系的特殊性出发，非婚同居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亲密性质不亚于夫妻关系， 应当具有高于一般关系的法律地位。

第二，非婚同居间的暴力由于其行为的隐蔽性、多样性致使它区别于普通人的暴力行为，仅依据治安管理法或刑法来调整，不能有效维护受害方，也不能有效预防和惩治施暴方，将会促使非婚同居家庭暴力现象的增长。

第三，随着非婚同居家庭暴力的不断增多，如果受害一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将会引发各种恶性报复的犯罪事件，从而扰乱社会秩序，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从世界立法趋势出发，随着非婚同居家庭暴力的普遍出现，将反家庭暴力立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亲密伴侣之间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既是人权保护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法律对家庭暴力的高度重视。

结束语

现实社会生活中家庭暴力高频发生，其中非婚同居家庭所发生的暴力比例不在婚姻家庭暴力比例之下，根据前文对非婚同居的特殊性质，现代家庭的扩大解释、借鉴国内外相关立法例以及扩大现有主体的必要性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建议《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第二款应当这样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成员，包括配偶、非婚同居者、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作者单位：烟台大学）

参考文献：

[1] 杨鸿台：《同居法律规制研究》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4月。

[2] 蒋月：《婚姻家庭法前言导论》著，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

[3] 杨大文、龙翼飞、夏吟兰主编：《婚姻家庭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4] 陈明侠、夏吟兰、李明瞬、薛宁兰主编：《家庭暴力法基础性建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

[5] 黄列：《家庭暴力：从国际到国内的应对》，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春季号。

注解：

① 来源于新浪网新闻中心：http：//.cn/c/2014-11-27/022731208207.shtml。

② 曾庆编：《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③ 马忆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

篇6

对于家庭暴力，目前国际国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根据《国际妇女百科全书》的解释，家庭暴力是指威胁使用或者使用体力，来强迫或者控制成年亲密伙伴；它发生在亲密关系之中，不论性倾向如何或者结婚与否。暴力的两个重要方面是威胁和控制。

据世界银行的调查，20世纪全世界有25％～50％的妇女都曾受到过与其关系密切者的身体虐待。根据全国妇联2004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大约有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一直是全国妇联维权的重点问题之一。据全国妇联处统计，2004年度妇联系统受理家庭暴力41277件，2005年度受理家庭暴力39350件，分别占该年度婚姻家庭类量的21.41％和19.69％，均位于第一位。

家庭暴力的类型和特点

从施暴的行为来看，家庭暴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1)精神暴力，如威胁、恐吓、限制人身自由、造谣、侮辱等；(2)身体暴力，如殴打、体罚，超重、超时的体力劳动等；(3)性暴力，主要指不顾对方的精神和身体等情况，在违背对方性权利的情形下，采用暴力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国际妇女百科全书》中认为家庭暴力还有两类，一类是破坏财产(故意破坏受害者所拥有的财产)；另一类是伤害动物(伤害对受害者很重要的家庭宠物)。据调查，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精神暴力位居第一，身体暴力排在第=，性暴力排在第三。

一般来说，家庭暴力具有普遍性、反复性和多样性等特点。但是，各种研究数据显示，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家庭暴力现象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改善而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却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和新的情况。主要表现为：(1)婚外情、婚外性的问题明显增多；由此引发的家庭暴力也在增多。(2)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女强男弱”、“女高男低”却成了一些丈夫施暴的由头；(3)知识分子家庭暴力呈现上升趋势。据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报告称，在存在家暴问题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为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总数的50％以上，主要以冷暴力和性暴力为主。

男性统治是家庭暴力的根本原因

很多时候，引起家庭暴力的原因会被解释为经济窘迫、教育落后、心理压力过大，或者酗酒吸毒、脾气不好、受害者的挑衅，或者曾出身于有暴力的家庭，或曾受到过暴力等。可是这些是施暴者施暴的真正原因吗?家庭经济窘迫、教育水平低、心理压力过大的不只是男性，也有女性，而为什么更多的是男性对女性施暴?况且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会施暴。所以，这些因素，包括酗酒吸毒，出身于暴力家庭等都只是家庭暴力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暴力案件更是对这种解释的讽刺。

男性统治则是家庭暴力的根本原因。男尊女卑的夫权统治、男权统治，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使得男性背负着统治者的责任意识，而这往往被认为是上天赐予的，是天经地义的。男人首先不是统治天下，而是统治女人，用暴力统治女人则更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在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低的情况下，就更加容易发生暴力。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女强男弱”、“女高男低”成了一些丈夫施暴的由头。这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家庭中的男权文化不相适应，男性心理失去平衡，于是“不如你，就打你”。尤其是在我们当今的社会氛围中，家庭暴力最初往往被认为是家庭私事，“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等观念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受害人不告、邻居不劝、居(村)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的局面，不能使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致使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缺乏来自社会的及时救助。再之，社会上存在的暴力行为对家庭暴力的滋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男性更容易受媒体的影响，从小沉迷于动作片、暴力影片，误把动作当暴力。

男人和女人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家庭暴力的存在，首先危害婚姻的感情基础，使赖以建立家庭的感情基础逐渐受到损害以至荡然无存，使婚姻和家庭关系分崩离析。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介绍，我国的离婚率为1.54‰。在每年解体的约40万个家庭中，1/4缘于家庭暴力。

女人往往是家庭暴力的直接受害者。根据全国妇联2004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大约有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而这其中，有95％以上都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家庭暴力严重威胁妇女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长期遭受暴力的妇女多数在精神上处于惶恐和惊吓中，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信和自尊，性格敏感、脆弱、孤僻、自我封闭。

篇7

关键词：家庭暴力；身体攻击；亲子间暴力；夫妻间暴力；代际传递

中图分类号：DF5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201-09

和谐美满的家庭是人们向往的生活愿景，但是家庭暴力的出现却成为人们追求幸福家庭的绊脚石。家庭暴力可能发生在夫妻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亲子之间。它既表现为身体层面的攻击，也表现为心理层面或与性相关的攻击。本文涉及的家庭暴力形式为身体攻击，其手段包括殴打、折磨（限制人身自由、超强度劳动）、捆绑甚至拘禁和残害 [1]。在美国，每年大约有一千多万儿童经历家庭暴力，并有七百万儿童生活在严重家庭暴力环境中[2]。在中国大约每4～5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存在暴力行为[3]。研究发现，家庭暴力具有代际传递的倾向，即原生家庭中发生的暴力现象很可能会在新生家庭关系中继续发生[4-5]。对此领域，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特点、理论、影响因素、干预等。根据已有研究，本文首先界定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效应，在此基础上从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类型、理论解释和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和评析；最后，从四个方面提出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未来研究方向。

一、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效应的类型

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概念建立在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6]基础上，它是指儿童在目睹其父母的夫妻间暴力行为或遭受来自父母的亲子间暴力行为后会认为暴力在人际交往中是合理的，并在他们成年关系中模仿儿时学到的暴力内容[4]。该定义指出原生家庭的夫妻间或亲子间的攻击行为会继续传递到个体子代成年后的家庭关系中。然而，有学者发现同时经历夫妻间暴力和亲子间暴力的儿童更容易在成年后的夫妻间暴力中扮演受害方的角色[5]。可见，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效应不仅表现在攻击方面，也表现在被攻击方面。综上，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效应是指在原生家庭中，夫妻间或亲子间的攻击行为传递到子代，并在子代成年后的新生家庭中表现出继续侵害或者遭受侵害的现象。根据暴力对象划分，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效应主要有夫妻间暴力、亲子间暴力和前两种暴力共存的三种类型传递。

（一）夫妻间暴力的代际传递

夫妻间暴力是指夫妻之间的攻击行为（身体攻击、虐待）。该暴力的代际流向是通过儿童目睹其父母的夫妻间暴力行为而间接传递到成年后新生家庭的夫妻之间。Ernst等[7]研究指出，童年目睹父母的夫妻间暴力则成年后也成为施暴者的人数显著高于非施暴者。此外，从家庭三代情况看， Cannon等[8]发现在控制了种族和受教育程度差异后，童年期目睹父母有夫妻间暴力的女性，她的子女也更容易在童年期目睹父母发生夫妻间暴力。以上研究显示个体原生家庭的夫妻间暴力具有代际传递效应。

（二）亲子间暴力的代际传递

亲子间暴力是指直接发生在原生家庭亲子之间的攻击行为，通常指父母对子代的直接攻击。该暴力的代际流向是直接通过个体遭受其父母的身体攻击而传递到其成年后家庭的亲子之间。研究显示，儿时遭受父母身体攻击的个体更有可能在成年对自己的子女实施身体攻击行为[9]。针对女性的研究显示，女性童年遭受亲子身体攻击的经历可以直接预测她们的子代会继续遭受侵害[10]。可见亲子间暴力也具有代际传递效应。

（三）夫妻间暴力和亲子间暴力共存的代际传递

夫妻间暴力和亲子间暴力不仅各自具有代际传递效应，也能相互转换传递。原生家庭到新生家庭的代际流向可以是夫妻间暴力到亲子间暴力，也可以是亲子间暴力到夫妻间暴力，还可以两种暴力共同发生传递。例如，有研究显示儿童遭遇亲子间暴力与成年后成为夫妻间暴力中的施暴者显著相关[11-12]。Straus等[13]最早通过《国际家庭暴力调查》显示个体在儿童期遭受亲子间暴力的程度越高越容易在新生家庭中实施亲子间暴力和夫妻间暴力。童年期同时经历过父母的夫妻间暴力和亲子间暴力的个体更容易在成年后的夫妻关系中再次成为受害者[14]。可见暴力共存的代际传递具有复杂性。

二、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相关理论解释

家庭暴力通过什么心理机制传递到下一代呢？根据相关理论解释，可以归纳为社会文化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依恋理论，理论间的差异、优势和局限详见表1。

（一）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15]强调社会文化对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所起的主导作用，当家庭成员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文化具有认同感时容易促进暴力的代际传递。最显而易见的是由于社会习俗和偏见造成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如在父权主义的国家中，男性在社会各个层面（如国家决策、工作场所和家庭）都拥有至高地位和对女性支配的权利，而女性则被期望为顺从、温柔及听从管理的形象。为了维持这样的社会秩序，当家庭中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社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男性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文化背景就成为暴力传承的根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男性的施暴者要多于女性。这样的观念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并显示男性多充当施暴者，女性多充当受害者[16]。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男权社会的男女差异以及“男性掌权、女性服从”的观念使得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认可从而实现代际传递。这可以解释夫妻间暴力的代际传递效应，以及男性更可能是施暴者的代际传递。

除了父权文化外，父母严厉教育子女的文化可能影响亲子间暴力的代际传递。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除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外，还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家庭等级制观念，父母对待子女的传统观念，也为家庭暴力的传递埋下了祸根。这样的文化观念能够解释亲子间暴力代际传递的现象。

社会文化理论试图从文化这个宏观的视角解释家庭暴力及其代际传递现象的原因。该理论认为，文化就好像基因一样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暴力文化的氛围下，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会受影响，耳濡目染，容易接受暴力信念、形成暴力态度。他们对于挑衅行为非常敏感并容易愤怒，从而对随后的刺激做出暴力行为反应[17]。而女性出于文化中的服从观念，也内化了暴力对其的支配，所以能够将遭受暴力不断持续。

社会文化理论可以解释集体行为模式，但对个体的具体信息加工、行为反应模式缺乏具体阐述。例如，社会文化机制下无法解释男性个体童年期目睹父母的夫妻间暴力或遭受亲子暴力后在新生家庭中继续遭受暴力的现象，也无法解释目睹父母的夫妻间暴力，其成年后产生的夫妻间暴力的代际传递情形。Yamagishi[18]认为个体表达他们文化倾向的方式取决于特定情境，而非

一成不变。可见，文化对每个个体的行为并不总具有共同影响力。因此，

对暴力行为传递的解读需要同时考察个体内部因素和环境背景因素。

（二）社会学习理论

经典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6]强调子代通过模仿来传递家庭中的信念、价值和行为规范。他们在家庭暴力环境中学习到了父母攻击的行为方式，所以在成年后的关系中再次表现这些行为。然而这个理论没有层次感，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来描述夫妻中受害方的学习机制[19]。也即经典社会学习理论可以解释施暴者做出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但对个体

再次成为受害者的循环机制却无法解释。

针对经典社会学习理论的缺陷，Akers[20]的社会学习理论对其进行了补充。该理论提出了四个关键的因素来预测受害者对暴力的维持行为：第一，模仿（imitation）因素。即受害者对于其原生家庭受害者反应的模仿。当受害者直接观察到其崇拜的榜样对家庭成员做出伤害行为可能会增加其在未来家庭暴力发生时对暴力的维持。例如，受害者童年时看到崇拜的父亲对母亲实施暴力，会在其成年后的家庭中效仿母亲遭受暴力时的反应，从而维持了暴力。第二，定义（definitions）因素。即受害者对暴力的价值观和态度确认。当个体对遭受暴力的行为越认同，他们越容易容忍暴力的侵害，相反，个体对遭受暴力的行为越不容忍，他们越不容易参与其中。第三，差异联结（differential associations）。即受害者对暴力的态度和行为会受其重要关系人物（如家人、朋友）对暴力的态度影响。重要关系人物对个体遭受暴力的态度越积极，受害者越可能维持暴力的延续。第四，差异强化（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即受害者对暴力行为会有收获-付出的权衡。例如，当他们评估抵抗暴力会比忍受暴力付出更多代价时，就更可能选择忍受暴力。Cochran等[19]对大学生的自我报告研究显示，仅差异联结和差异强化两个因素可以解释那些童年在家庭暴力环境下成长的受害者是如何在成年后继续扮演受害者角色的。而该理论的模仿和定义两个因素可能更能预测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效应。其中，前者与经典社会学习理论的模仿类似，后者与社会文化理论对暴力认同类似。

Akers[20]的社会学习理论在传统社会学习理论基础上增加了认知和关系层面的维度，可以解释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也对受害者遭受暴力代际传递进行了解释。而该理论是建立在夫妻间暴力代际传递的基础上，对亲子间暴力代际传递并没有进行解释。

（三）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21]认为，人类的行为是通过决策加工机制实现的，它从人类思维加工的视角划分了攻击性个体社会信息加工阶段并揭示暴力代际传递的机制。该理论认为，认知加工包含两个主要的控制机制：近端和远端控制机制（proximal and distal control mechanisms）。近端控制机制是个体内部的一系列社会信息加工。一旦个体接收到社会线索，信息就会经过一系列的加工阶段。这些加工阶段包括编码、信息含义的心理表征、决策、行为反应。而近端控制机制仅是认知加工的一部分，它会受到远端控制机制影响。远端控制机制与个体图式结构（过去事件的潜在记忆）有关。图式结构是通过经历和组织长时记忆而形成的。这些结构会被情景线索信息所激活，尤其是与结构内容相关的信息。

关于暴力循环的机制，Dodge[21]认为这是由于个体在早年暴力环境中形成了社会信息加工偏差的缺陷模式。个体在早期习得攻击行为可以不断获得回报（如通过攻击会使他人顺从）而形成敌意图式结构。形成的敌意图式结构会使社会信息加工模式产生偏差，使个体容易对他人行为进行敌意性归因。该模式可以预测个体未来家庭环境中的攻击行为。社会信息加工机制可以解释夫妻间的暴力或亲子间的暴力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效应，却无法解释遭受攻击的代际传递。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聚焦在微观分析个体内部的心理加工进程上。该理论对于图式结构是如何获得、维持以及改变具体加工过程并没有得到详细阐述；社会文化如何影响社会信息加工以及所起的作用地位并没有得到整合[17]。由此可以认为，该理论无法全面解释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机制。

（四）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指出，儿童婴儿期与母亲的互动关系会对未来家庭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强调原生家庭的夫妻间暴力（主要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对母婴互动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儿童成年后家庭关系中的行为表现。简单来说，家庭中的夫妻间暴力会影响母亲的照料行为，使得婴儿在无安全感环境下成长[22]。母亲动用防御机制（如投射和投射性认同）会影响母婴互动的养育行为，进而破坏儿童早期依恋系统以及对自我和他人的表征。儿童可能会内化这些投射并将早期形成的不安全依恋模式带到新生家庭关系中[23]。

母亲由于无法应对夫妻关系中遭受暴力的羞耻感、无助感或恐惧感，可能会将这些无法接受的感受投射给自己的孩子。一方面，她们可能对孩子的各种反应知觉为无助。当母亲自己感到无能，也不能为孩子提供保护时（尤其她们早年自身还经历过依恋关系的破坏），她们就可能逃避养育责任，导致对婴儿各方面的忽略。另一方面，她们也可能将夫妻关系模式（对方为施暴者）投射到母婴关系上，并将婴儿的反应觉知为攻击性、敌意性或对她们的拒绝或伤害，进而表现出对婴儿的敌意、冷漠等，甚至对婴儿的虐待[23]。不健康母婴关系下成长的儿童容易在新生家庭建立不安全成人依恋风格的个体内部工作模型，进而通过暴力或继续遭受暴力的形式维系家庭关系。

依恋理论从不安全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性别差异上解释暴力循环机制。不安全依恋风格的男性在日后对妻子使用暴力，很大程度源于早年担心被照料者抛弃的焦虑感[24]，这种不安全依恋被称为依恋焦虑。由于担心被抛弃，男性会对妻子动用暴力来防止妻子弃他而去。还有一种依恋回避与男性实施暴力有关。Silverman[25]认为，依恋回避为了实现两个目的：一是男性儿时受照料者的虐待从而采取攻击来防止妻子对其相似的潜在伤害。有研究显示，男性儿童遭受虐待经历能够预测成年夫妻关系中成为施暴者[26]。二是男性在母婴关系时经历的恐惧、愤怒等情绪在妻子身上得以调节和发泄。不安全依恋风格的女性却有着与男性不同的内部工作模型。女性婴儿期经历父母虐待会形成受到攻击是不可避免的错误预期。当女性建立成年亲密关系后，就可能再次进入受害者的角色。她们将内在形成对其虐待的父母投射给丈夫，该投射与抑郁等情绪症状会诱发丈夫的攻击性，使丈夫更容易维持暴力行为。

依恋理论能够解释夫妻间暴力和亲子间暴力攻击和遭受攻击的代际传递机制。但该理论过于强调男性作为攻击方，女性作为被攻击方，没有对角色互换的情况进行解释，也没有解释为何男女会出现不同内部模型。此外，依恋理论聚焦在母婴关系的互动在暴力代际传递中的作用，缺少阐述父亲与婴儿互动的机制。最后，该理论过于强调依恋关系，忽略了文化、学习等机制的相互影响。

三、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

（一）人口统计因素

1.性别

性别差异可带来暴力代际传递的不同。对于新生家庭的男性，Eriksson和Mazerolle[27]研究显示，童年期目睹父母的夫妻间暴力，无论是丈夫单方面或夫妻双方实施暴力都可以预测其在新生家庭中成为夫妻暴力的施暴者；而妻子单方面实施暴力和童年直接遭受亲子暴力却不能预测。对于新生家庭的女性，Moretti等[28]研究显示，童年期目睹父母在夫妻间暴力中仅妻子单方面实施暴力可以预测其在成年后的夫妻间暴力中成为攻击者，其中女性对于被拒绝的敏感性在攻击行为循环中起中介作用。这能解释少数女性做出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可见，性别会影响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

2.年龄

家庭暴力发生在子代的不同年龄段也会对代际传递产生影响。依恋机制提到，个体在婴儿期（6个月左右）形成不安全依恋与其成年后家庭暴力相关[29]。对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研究显示，个体在童年期目睹父母的夫妻间暴力会预测其成年后的夫妻间暴力行为[7]。除此之外，青少年时期个体目睹严重的夫妻暴力也可以预测他们成年早期（21～23岁）发生夫妻暴力，并且成年早期的夫妻暴力还在青少年时期目睹暴力和成年后期（29～31岁）发生夫妻暴力之间起中介作用[30]。从婴儿早期到成年，个体暴力的代际传递都可能一直在受到影响。有所不同的是婴儿早期是通过和母亲建立的不安全依恋模式，而青少年和成年期是目睹父母的夫妻间暴力来影响代际传递的。

3.收入和受教育水平

收入和受教育水平都可能是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预测因素。有研究显示，亲子暴力和夫妻暴力都与家庭低收入水平有很大的联系 [31-32]。研究还显示，家庭暴力在发展中国家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33]。可以推断收入水平不高的原生家庭如果伴随家庭暴力，新生家庭更可能继续发生家庭暴力。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水平呈正相关[34]，受教育水平低的个体家庭可能更贫穷，其家庭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更低。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更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做出暴力行为[35]。那么，也可推测原生家庭存在暴力，若伴随家庭子代受教育程度低，更可能在成年家庭关系中继续表现暴力行为。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是否作为暴力代际传递的中介或调节变量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社会环境因素

1.社会文化规范

社会文化机制阐述了人们接受有关暴力的社会文化规范的态度会影响暴力的代际传递。Markowitz[36]研究显示经历亲子暴力的子代易对暴力文化规范持积极态度，该积极态度会在早年遭受亲子暴力和成年后的夫妻暴力间起中介作用。另一项研究显示家庭周边的邻居对年轻人攻击行为的文化规范持容忍态度可以预测成年的家庭暴力[37]。可见，

在接受暴力文化规范的情况下会促进暴力的循环。

2.社会孤立

缺少社会支持意味着社会孤立。Capaldi等[38]总结相关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可以对攻击者或受害者提供保护，父母支持也可以对青少年提供保护，所以如果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中，受害者缺乏社会支持可能更容易在成年家庭关系中实施或遭受暴力。所以，社会孤立可能会增强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效应。社会孤立是否作为暴力代际传递的中介或调节变量也有待深入研究。

（三）个体心理因素

1.精神病理学因素

精神疾病作为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Gowin等[39]发现精神疾病（包括焦虑障碍、人格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能够增强儿童期遭受的亲子暴力对成年后攻击行为的影响。另外，Daisy和Hien[40]发现女性的分离症状（dissociation）在童年遭受亲子暴力和成年夫妻暴力中成为施暴者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因此，精神疾病作为代际循环的预测作用也不可忽视。

2.认知

社会信息加工中攻击性反应偏差和归因偏差为代际传递重要影响因素。在亲子暴力代际传递中，攻击性反应偏差（aggressive response biases）在女性儿时遭遇亲子暴力和成年对其子代做出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10]。在夫妻暴力代际传递中，当目睹暴力的儿童将该行为归因为施暴者不能控制好情绪以及稳定的人格特质，而受害者出于挑衅才遭到攻击时，就会增加儿童在未来夫妻暴力中施暴的可能[41]。

3.情绪

除了认知加工的偏差，情绪管理的失调很可能也是影响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情绪就是愤怒。Reyes[42]等研究显示愤怒管理失调在亲子暴力与个体成年后的约会暴力

之间起中介作用。约会暴力是还未结婚成家的伴侣间发生的暴力，所以借此推测他们成家后会受愤怒情绪影响而发生夫妻暴力。

4.交往技巧

当儿童将在暴力家庭中学到的一些不良交流和互动模式运用到和其他同龄人接触的时候，他们很可能缺乏良好的人际交流技巧，无法解决人际冲突，所以容易招到遵守社会准则的同龄人拒绝。而这些儿童就容易与和他们相似的同伴成为朋友，从而强化了攻击倾向，最终和同类人成为伴侣并结婚[43]。这可以解释代际传递中夫妻相互攻击的双向暴力类型。所以，人际交往技巧的缺失可能部分预测家庭暴力代际传递。

5.近期事件导致的心理压力

近期生活事件导致的心理压力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Roberts等[44]研究显示，在童年经历高水平负性事件（包括夫妻暴力或亲子暴力）的男性在过去一年的心理压力事件经历会增加8.8%的夫妻暴力施暴风险，童年经历低水平负性事件的男性只会增加2.3%。而在童年经历高水平负性事件的女性在过去一年的心理压力事件经历会增加14.3%的夫妻暴力施暴风险，童年经历低水平负性事件的女性只会增加2.5%。可见，近期事件带来的心理压力可能是个体童年遭受家庭暴力和成年夫妻暴力施暴方的调节变量。

（四）个体生理因素

生物学因素是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研究从神经递质角度发现基因编码的神经递质代谢酶单胺氧化酶A（MAOA）对虐待具有调节作用，童年遭受虐待并具有高活性MAOA的男性比相似情况但具有低活性MAOA的男性更少出现暴力行为[45]。这在一定程度暗示了基因对暴力产生的影响。Weder等[46]也发现，受虐待儿童的攻击行为受MAOA基因型的调节，但仅仅可以调节遭受中等水平的创伤。另一项实验用动物模型来避开文化因素的影响，发现对配对雌鼠非常具有攻击性的成年雄鼠，其子代雄鼠也表现出对雌鼠的攻击性[47]，这又暗示夫妻暴力代际传递的生物基础。此外，COMT 基因（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也成为攻击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候选基因之一。多数研究表明COMT 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显著相关[48]。这些生物因素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学习和社会文化理论都有着冲击和动摇。

四、总结与展望

家庭暴力可以发生在夫妻或亲子之间，本文暴力形式限定为身体攻击。暴力通过子代继续传递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且不仅是攻击行为的传递，遭受攻击也能进行传递。社会文化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及依恋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了解释。具体来看，在人口统计、社会环境、个人心理和生理方面存在影响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因素。尽管目前对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有了一定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显示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机制非常复杂，还有待学者进一步进行以下探究。

（一）细化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类型及交互作用研究

本文考察的家庭暴力形式是身体攻击。而心理攻击和犯也是家庭暴力存在的形式。研究显示也存在心理攻击和犯的代际传递效应[49]。心理攻击和的代际传递机制是否与身体攻击代际传递机制相同？如何在理论层面进行解释？哪些因素可以预测代际传递？这些问题需要未来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另外，本文并未对子代对长辈的攻击、同性家庭暴力及家庭其他成员暴力等纳入代际传递的研究中，这类攻击行为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也有助于对家庭暴力及代际传递现象获得更深的理解。

针对身体攻击概念进行具体分类研究。国外研究对于身体攻击相关概念有physical aggression、physical violence、maltreatment、physical abuse等，这些概念含义相似但可能存在程度或形式上的差异。相关的研究和综述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导致研究可能存在不一致结果。所以研究应该从攻击行为程度和类型入手考察不同家庭暴力代际传递差异。另外，夫妻暴力和亲子暴力混合的代际传递仍需要具体考察。

（二）强化理论解释和整合

第一，更具体地探讨各理论间的关系。本文总结了4种理论解释，也归纳了各自能够解释和不能解释的现象，它们各有侧重和局限。侯娟等[50]对夫妻暴力的代际传递研究发现起中介作用的因素可能是认知归因而非社会学习。Kim[17]总结三种理论发现文化在不同理论中的作用地位不同。那么各机制之间是否可以相互替代或补充，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二，理论与影响因素之间联系不够。从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诸如社会孤立、物质使用障碍、近期压力事件、生物因素等代际传递的中介或调节变量都不能纳入到4个理论机制之中。Corvo和Johnson[51]认为应遵循奥卡姆剃刀简单有效原理，理论焦点该放在心理和神经心理这样的近端发生机制上，而不是远端（如文化）很难得到实证证据的机制上。所以，未来理论丰富的重点可能会放在心理与神经心理机制上。

第三，遭受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机制受到忽略。虽然社会文化、社会学习及依恋理论都对遭受攻击的传递机制进行了解释，但多从性别层面进行差异论述无法了解男性个体遭受攻击的代际传递现象。未来机制研究方向应该聚焦引发遭受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的情景和个体变量以及其具体的加工过程。

第四，缺少整合性的理论。每个理论都无法囊括和解释所有形式和类型的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现象，未来需要整合性的理论来解释不同表现形式攻击行为的家庭暴力代际传递。

（三）深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暴力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研究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善和深化。第一，深入生理机制研究。基因的作用往往受到忽视，研究显示基因可以解释54%代际传递中伤害伴侣的行为[52]。此外，研究者也揭示了特定基因（如：MAOA、DRD2、DRD4）与行为的关系[53]，这也在某种程度预测家庭暴力的传递。但基因在不同表现形式的家庭暴力传递中解释的程度还没有相关的研究。例如亲子间暴力和夫妻间暴力代际传递的生理基础是否存在差异？身体攻击和心理攻击代际传递的生理基础是否存在差异？所以，需要深入生理机制的研究并考察不同基因对于代际传递的作用和影响。

第二，进行影响因素程度研究。如文化因素一直被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为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主要原因，父权社会文化的男性拥有更高地位可能引起家庭中夫妻间暴力；家长具有至高无上的教育权威的社会文化又可能引起家庭中亲子间暴力；而这些文化因素在预测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时所起的作用的重要程度如何？是占了相当的比例，还是起到的影响甚微？这需要未来研究的深入考察。

第三，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影响因素部分已揭示家庭暴力代际传递会受很多中介或调节变量的作用。那么各因素间又是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代际传递，目前还缺少实证研究支撑。

第四，加强对遭受攻击的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研究。本文总结的影响因素基本都是预测攻击行为的代际传递。除了与性别有关之外，可能还与原生家庭中攻击行为的类型、频率和强度有关[54]。因此，未来焦点可更多放在遭受攻击的代际传递上。

（四）加强本土化研究

关于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研究集中在西方国家。中国的家庭结构往往会更为复杂，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除父母、子女外，亲兄弟、外公外婆、婆媳关系等在代际传递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促进还是阻碍代际传递的作用？国内研究还处于起步期，需要研究弥补。中国人主要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除了男尊女卑的思想、父母教育权威的观念外，还具有把不幸（如：家庭暴力）归咎于命运的宿命论观点[55]。此外，好面子、孝顺和尊重长辈、家丑不外扬等文化观念也可能增加了家庭暴力的隐秘性并削弱受害者向外求助的动机。这些中国特有文化观念可能会助长了暴力的不断传递。本土化文化因素研究还十分缺乏，有必要进行跨文化和本土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亚林.论家庭暴力[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5， 14（5）： 385-387.

[2]MCDONALD R， JOURILES E N . Estimating the number of American children living in partner-violent families[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6， 20（1）： 137.

[3]张亚林， 曹玉萍， 杨世昌， 等. 湖南省家庭暴力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方法与初步结果[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4， 18（5）： 326-328.

[4]EGELAND B. A history of abuse is a major risk factor for abusing the next generation[J]. Current controversies on family violence， 1993： 197-208.

[5]FRANKLIN C A， MENAKER T A， KERCHER G A. Risk and resiliency factors that mediate the effect of family-of-origin violence onintimate partner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J]. Victims & Offenders， 2012， 7（2）： 121-142.

[6]BANDURA A. Aggression： A social learning analysis[M]. Prentice-Hall， 1973.

[7]ERNST A A， WEISS S J. Adul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or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have witnesse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s a child than nonperpetrator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2009， 27（6）： 641-650.

[8]CANNON E A， BONOMI A 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witness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2009， 163（8）： 706-708.

[9]LUNKENHEIMER E 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hysical punishment： Differing mechanisms in mothers’ and fathers’ endorsement？[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06， 21（8）： 509-519.

[10]BERLIN L J， APPLEYARD K， DODGE K A.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 in child maltreatment： Mediating mechanism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on[J]. Child development， 2011， 82（1）： 162-176.

[11]FERGUSSON D M， BODEN J M， HORWOOD L J. Developmental antecedents of interpartner violence in a New Zealand birth cohort[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08， 23（8）： 737-753.

[12] MCKINNEY C M， CAETANO R. Childhood family violence and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couples[J]. Annals of epidemiology， 2009， 19（1）： 25-32.

[13]STRAUS M A. Behind closed doors： 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family[M].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81.

[14]JIRAPRAMUKPITAK T. Family violence and its ‘adversity package’： A community survey of family violence and adverse mental outcomes among young people[J].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11， 46（9）： 825-831.

[15]NISBETT R E. Violence and US regional cultur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3， 48（4）： 441.

[16]TJADEN P， THOENNES N. Prevalence and consequences of male-to-female and female-to-mal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s measured by the 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rvey[J].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00， 6（2）： 142-161.

[17]KIM K. 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orie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iolence[J].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2012， 17（4）： 395-405.

[18]YAMAGISHI T. The provision of a sanctioning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88： 265-271.

[19]COCHRAN J K， SELLERS C S. Repetitive intimate partner victimization： An exploratory application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J]. Deviant Behavior， 2011， 32（9）： 790-817.

[20]AKERS R L， KROHN M D. Social learning and deviant behavior： A specific test of a general theor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9： 636-655.

[21]DODGE K A， BATES J E， PETTIT G S. Mechanisms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J]. Science， 1990， 250（4988）： 1678-1683.

[22]LEVENDOSKY A A， LEAHY K L. Domestic violence， maternal parenting， maternal mental health， and infant externalizing behavior[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6， 20（4）： 544.

[23]LEVENDOSKY A A， LANNERT B， YALCH M. The effect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n women and child survivors： An attachment perspective[J]. Psychodynamic psychiatry， 2012， 40（3）： 397-433.

[24]ZEANAH C H. a secure bas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healthy human development[J].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90， 178（1）： 62.

[25]SILVERMAN D K. A clinical case of an avoidant attachment[J].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2011， 28（2）： 293.

[26]GMEZ A M. Testing the cycle of violence hypothesis： Child abuse and adolescent dating violence as predict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young adulthood[J]. Youth & Society， 2010.

[27]ERIKSSON L， MAZEROLLE P. A cycle of violence？ Examining family-of-origin violence， attitudes，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ion[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14（30）：945-964.

[28]MORETTI M M， BARTOLO T. Gender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risk： A prospective study of adolescent girls exposed to maternal versus paternal interparental violence[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14， 24（1）： 80-92.

[29]HENDERSON A J Z， BARTHOLOMEW K. When loving means hurting： An exploration of attachment and intimate abuse in a community sample[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05， 20（4）： 219-230.

[30]SMITH C A， IRELAND T O.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two-generational prospective study[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11： 26（18）， 3720-3752

[31]KRUG E G， MERCY J A. The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J]. The lancet， 2002， 360（9339）： 1083-1088.

[32]ERNST A A， WEISS S J. Witness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s a child does not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becoming an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J]. Academic emergency medicine， 2007， 14（5）： 411-418.

[33]GARCIA-MORENO C， JANSEN H A F M. Prevalenc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indings from the WHO multi-country study on women’s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J]. The Lancet， 2006， 368（9543）： 1260-1269.

[34]BLANDEN J， GREGG P. Family incom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 review of approaches and evidence for Britain[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4， 20（2）： 245-263.

[35]SPRIGGS A L， HALPERN C T. Family and school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 Interactive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dating violence victimization[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9， 68（11）： 1956-1965.

[36]MARKOWITZ F E. Attitudes and family violence： Linking intergenera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01， 16（2）： 205-218.

[37]WRIGHT E M， FAGAN A A.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 context： Exploring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 and cultural norms[J]. Criminology， 2013， 51（2）： 217-249.

[38]CAPALDI D M.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isk factors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Partner abuse， 2012， 3（2）： 231.

[39]GOWIN J L. The role of cortisol and psychopathy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J]. Psychopharmacology， 2013， 227（4）： 661-672.

[40]DAISY N V. The role of dissociation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14， 29（2）： 99-107.

[41]DEBOARD-LUCAS R L， GRYCH J H.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coping[J].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11， 26（5）： 343-354.

[42]REYES H， FOSHEE V A. longitudinal mediators of relations between family violence and adolescent dating aggression perpetration[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5.

[43]KNIGHT K E. Assortative mating and partner influence on antisocial behavior across the life course[J].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2011， 3（3）： 198-219.

[44]ROBERTS A L， MCLAUGHLIN K A. Adulthood stressors， history of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risk of perpetrat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11， 40（2）： 128-138.

[45]CASPI A. Role of genotype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 maltreated children[J]. Science， 2002， 297（5582）： 851-854.

[46]WEDER N， YANG B Z. MAO. A genotype， maltreat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changing impact of genotype at varying levels of trauma[J].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09， 65（5）： 417-424.

[47]CORDERO M I， POIRIER G L. Evidence for biological roots in 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2012， 2（4）： e106.

[48]王美萍， 张文新. COMT 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的关系[J].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8）： 1256-1262.

[49]刘莉， 王美芳. 父母心理攻击： 代际传递与配偶对代际传递的调节作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3）： 328-335.

[50]侯娟， 喻莉， 方晓义. 夫妻暴力的代际传递： 社会学习过程还是认知中介作用？[C]∥增强心理学服务社会的意识和功能――中国心理学会成立 90 周年纪念大会暨第十四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2011.

[51]CORVO K， JOHNSON P. Sharpening Ockham’s Razor： The role of psychopathology and neuropsychopathology in the perpetra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3， 18（1）： 175-182.

[52]BARNES J C. Indicators of domestic/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re structured by genetic and nonshare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J].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3， 47（3）： 371-376.

[53]CHARNE D G， BEVERSDORF W D. Improving microspore culture as a rapeseed breeding tool： the use of auxins and cytokinins in an induction medium[J]. Canadian journal of botany， 1988， 66（8）： 1671-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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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暴力；防治；救助措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05-03

一、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

一直以来，颇受社会媒体、公众关注的家庭暴力事件从未消停。2011年9月4日，“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外籍妻子通过微博曝光了其遭受家庭暴力的多张照片；2013年10月14日，宁夏彭阳县的麻永东因婚姻纠纷杀死妻子和岳父母一家七口，家庭暴力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指出，“《婚姻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此解释以列举性、例示性和概括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家庭暴力做出了明确界定。就法理而言，家庭暴力应当涵盖以暴力手段侵害家庭成员人身权和精神权的各种行为。如暴力干涉家庭成员婚姻自由，对配偶实施性暴力，溺婴、弃婴等残害婴儿的行为，长期对处于弱势的家庭成员恶语相向、冷漠无情致使其精神紧张进而产生精神分裂等等，都是家庭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

二、我国家庭暴力发生的现状与原因

（一）我国家庭暴力发生的现状

在我国家庭暴力现象比较严重，偏远农村地区尤甚。（1）据调查，中国家庭暴力发生率为29.7%～35.7%，其中受害者90%是女性。根据温州市妇联的统计，2005年家庭暴力问题投诉量较2000年翻了一番，夫妻暴力占家庭暴力总投诉的97.6%。在温州市龙湾区法院两年审理的近400多起婚姻案件中，当事人提到家庭暴力的占四成，但是70%没有足够的证据，法院最终认定的仅有7件。（2）根据山西省妇联的调查，近年来，大同市家庭暴力问题日趋严重，不但数量激增，而且施暴手段愈发残忍，严重危害了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稳定。（3）全国妇联权益部在一项针对儿童的调查中表明：在暴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自杀的可能性比正常家庭的孩子高6倍，吸毒、酗酒的可能性高50倍，犯罪几率更是高74倍。（4）根据我国妇联的抽样数据显示，有16%的妇女曾经遭到丈夫殴打。在每年约40万个离婚家庭中，家庭暴力的发生几率达50%。（5）根据山西省太原市妇女法律服务中心的数据，2007年共收到家庭暴力案件167件，2008年收到193件，2009年上半年收到61件。在这些家庭暴力案件中，夫妻暴力占89%，同居暴力占11%，主动愿意离婚的女性受害者（包括解除同居关系）占40%，可离可不离的占31%，不愿离婚的占29%，其他占16%。可见，太原市家庭暴力在逐年下降。特别是2008年8月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等国家七部委联合出台《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后，女性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

（二）家庭暴力的诱因

家庭暴力成因形形，总体归纳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历史原因。传统男权文化是家庭暴力发生的根源之一，这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其次是主体原因。家庭成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差异性易致强势地位的成员在家庭中居于主导支配地位。再次是社会原因。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引导和救助渠道，使得受害者的安全不能完全得到保障，施暴者行为不能完全得到制止。因此，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发生须担负一定责任。最后是法律原因。立法无论先进或滞后，都需与本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认知水平相契合。从以上原因进行延伸分析，应当从个体、家庭、社会三方面深入探讨家庭暴力诱因。施暴者与受害者的个人因素、家庭暴力氛围的代际传递、社会性别非主流化以及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再生产，均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具体诱因所在。

1.施暴者特质心理。暴力的现实使用不会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然而，潜在的受害者在社会性别角色化的过程中却一直存在，尤其是在男性施暴者对女性受害者抱有支配欲和控制欲时尤甚。对于男性而言，“暴力”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习得，暴力已成为他们一种共同的“生活经验”。至少绝大部分男性可能会视暴力为一种维护尊严的有效措施，一种能够证明力量的可靠证据，一种回应他人威胁的可以接受的方式。在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化的过程中潜藏着暴力心态的倾向和暴力行为的养成。

2.家庭暴力代际传递。一般而言，从构成来看，家庭是以夫妻为核心，由子女组成的血缘集体，家庭成员情感的相互性是建立在共同的生物基础之上，遗传使父亲与子女、母亲与子女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遗传上的联系是家庭成员相互信赖的基础。有家庭暴力存在的家庭，子女发生精神障碍和暴力行为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家庭整体关系出现的问题导致家庭动力系统产生了扭曲和家庭疾病的代际遗传。“家庭暴力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不止是给其造成的肉体创伤和恐惧、痛苦等精神刺激，有研究表明，在家庭暴力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在模仿、使用暴力方面的几率是一般家庭中孩子的1.5倍。”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源于家庭成员中定位的体验，最终表现为个人在家庭中的暴力实践。

三、我国内地防治家庭暴力救助措施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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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关系 协调方式

一、家庭暴力方式的认定

总的来说，家庭暴力的施暴方式主要是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两者严重的甚至会剥夺受害者的生命或者使受害者精神失常。早期的立法防治比较偏向于肉体伤害的暴力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家庭暴力的方式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一）关于“冷暴力”的问题

理论界不少人认为，“夫妻双方长期不说话”也属于家庭暴力，也即是在日常生活中，当夫妻之间吵架过后的互不理睬现象，俗称“冷战”。但是往往在冷战的过程中，夫妻某一方可能会故意延长冷漠的时间，或者通过肢体语言来向对方表达更具有伤害性的不接触行为，当冷漠对方的时间和程度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另一方将不可避免的受到精神方面的伤害。冷暴力对家庭成员所造成的伤害并不低于直接作用于肉体上的伤害，只是关于如何去认定冷暴力，如果去防治冷暴力，目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论断，因为冷暴力的伤害可以未人所感知，却无法合适的以任何物理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法律强制规定家庭成员之间要互相说话，或者每天每月必须有多长时间待在一起，恐怕是没有操作性的，但是，虽然目前无法对冷暴力进行有效的防治，却不影响将冷暴力归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引起社会的重视并实现拒绝冷暴力的共识。

（二）关于“歧视”的问题

歧视强调的是因为群体或者个体之间的差异，致使其给予对方不公正的待遇。往往通过歧视的方式并不能直接作用暴力于受害者，但是因为歧视带来的精神暴力案件比比皆是，从家庭暴力的角度来说，受我国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女性一直是家庭之中受到歧视的主要受害者。虽然现今我国女性的地位有大幅度上升，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重大节日女人不能上桌吃饭，有的地方不允许女性从事理发师的职业，沿海有不让女人上船的习俗，这些种种歧视行为都是在剥夺女性作为合法权利主体的地位。本来歧视的问题应该是与人权等基本权利一起研究，但是在经过研究之后，笔者发现歧视引起的精神暴力非常严重，并且没有较为直观的形式，受害者往往无法直接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有必要对家庭之中的歧视问题进行分析。

二、家庭暴力主体的复杂性

一般学界区分家庭暴力的主体，主要是通过家庭关系来认定，分为依血缘关系来认定主体的资格，也就是通常大家所理解的家庭成员，例如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近亲属；其次是依法律拟制的关系来认定的家庭成员，主要是指通过抚养关系，收养行为组成的家庭，例如养父母与养子女等等；还有就是自然组合的合法婚姻双方主体。

笔者认为，除了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来判断家庭暴力的主体，还应该从施暴者与受害者的角度来判断，首先是在情侣同居生活之中，并]有合法家庭关系，但是发生暴力侵害的行为时有发生，是否应该将其纳入家庭暴力的主体，笔者是认同的，此时同居情侣之间就情感关系与经济情况来说，接近于合法婚姻家庭关系，如果不依据有关家庭暴力防治的法规进行防治，那么这些与家庭暴力行为本质一样的行为，处罚的时候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撑。同样的，在没有进行合法登记的情侣之中，除了自身不愿意登记的意外，还有无法进行婚姻登记的主体，也就是同性恋主体。

三、家庭暴力的救济途径

鉴于家庭暴力的隐私性，受害者往往不愿意将自己遭受的痛苦公之于众，家丑不可外扬是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这样一来就给家庭暴力的救济设置了障碍，除了通过司法程序实现受害者的救济之外，为了实现救济与隐私的平衡，我国也根据实际情况创设了各种不同的调解途径。

（一）调解的救济途径

不同于司法调解，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调解有其独特之处，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赋予了各类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人民调解组织，用人单位对于调解、化解家庭暴力问题的权力。对于受害者来说，尽管遭受家庭暴力之后十分痛苦，但是很多都不愿意基本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所以宁愿继续接受暴力的施行，而施暴者则会因为其家暴行为的曝光，变本加厉的对待受害者，这是实践的无奈。国家之所以大力支持基础单位的调解，是因为家庭暴力的双方都愿意接受熟人的劝解，在这个生活的小圈子之内，面对亲邻朋友的质问和调解，家庭暴力发生的趋势是有下降趋势的。

（二）司法程序的救济途径

我国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法律规范比较少，目前主要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宪法》《婚姻法》当中的部分条文，这些规定相对实践来说，都显得过于原则化，缺乏实际操作性，而在去年颁布的《反家庭暴力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立法，其中确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这是对美国民事保护令制度的参考，使得受害人避免二次伤害有了操作的可能，同时也增加了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处置的权限，大大有利了一线处置的反应速度。

参考文献：

[1]黄友林.家庭的本质是什么――与邓伟志同志商榷[J].社会，1983，（05）.

[2]柴效武.家庭本质是经济关系[J].社会，19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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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法 保护令

一、家庭暴力的内涵：

（一）家庭暴力的内涵：

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第3条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这是家庭暴力这一概念在我国的首次亮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范畴明确阐释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解释还说了“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这说明同是对家庭成员实施暴力，但婚姻法上的家庭暴力并不等同于虐待，这也是对家庭暴力的惩治难以到位的原因之一，刑法上有虐待罪，但却没有家庭暴力罪，虐待罪罪不及家庭暴力，因此非持续性、非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就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力度。

二、我国家庭暴力的立法情况：

（一）、宪法中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第1款、第4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二）、其他法律中的有关规定

1.婚姻法

2001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正面说明了家庭暴力的违法性。从《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的规定可以看出，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离婚的判断标准之一。而对于家庭暴力的救济方面，《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第四十五条还规定了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第四十六条规定了在离婚中无过错方有请求实施家庭暴力的一方进行损害赔偿的权利。

2. 妇女权益保障法

2005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禁止歧视、虐待、遗弃、残害妇女”，第40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而第46条更是明确提出“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并规定“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

三、我国家庭暴力的防治：

（一）建立完善的家庭暴力法律救济机制

1、建立健全反家庭暴力法律体系

在立法条件成熟的时候，国家可以制定一部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在该法中列举或概括出家庭暴力的适用范围、保护对象，详细列明家庭成员的权利义务，家庭暴力行为的表现形式及其相关法律责任，以及国家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保障等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司法解释以弥补反家庭暴力法立法的不足，使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能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对一些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不是很明确的情形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具体规定，以弥补反家庭暴力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不足。

2、建立民事保护令制度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受害人的人身安全，而国际社会的成熟经验表明，人身安全保护令是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一大有效措施。早在2008年，最高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就制定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针对司法干预家庭暴力，推进家庭暴力防治进行了探索创新。该《指南》的试点法院之一------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制订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跟我国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保护令制度如出一辙，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很多法院也以此为参考，这说明了保护令制度在我国具有可行性。

3、建立和完善家庭暴力司法制度

再完善的法律也需要通过司法来实施，徒法不能自行。针对家庭暴力的主体特定性和隐蔽性等特征，可以设立处理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反家庭暴力的目的是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因此，对施暴人的态度应当借鉴国外立法例，以“矫治”为主，而非以“惩罚”为主。我们可以设立家庭暴力法庭来专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使家庭暴力案件区别于其他违法行为，特事特办，融情于法，给施暴人一个改正的机会，给家庭关系一个缓和的契机。

（二）建立多机构合作的社会化救济机制

1、建立反家庭暴力网站

当今世界是信息时代，网络的力量不可限量。中国人的面子思想很重，对于家庭暴力，当事人一般会在“家丑不可外扬”思想的影响下保持沉默。因此，在预防家庭暴力的措施中，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反家庭暴力网站，组织专家给大众答疑解问，通过网站上向人们宣传家庭暴力的危害，从而鼓励大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妇联还可以定期组织家庭暴力行为问卷调查，以及时发现家庭暴力的苗头，从而使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能得到及时的帮助。

2、加大反家庭暴力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意识决定行为。要预防家庭暴力，首先要对家庭暴力有个正确的认识。家庭暴力多发生于落后偏远地区，很大程度上跟当地人民不懂法律有关，即使现在家庭暴力逐渐发生在高素质人群，更多的还是与当事人没有正确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有关。因此，只有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律认知水平，让人们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和违法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

后记

“国以家为基，家以和为贵。”社会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主旋律，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反家庭暴力是一项持久且艰巨的社会综合治理工程，不仅需要以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为后盾，还需要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层次的社会支持体系的配合。

参考资料

1．张红艳著：《法律透视：婚姻家庭暴力》，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2．陈苇、秦志远：《我国台湾地区防治家庭暴力“立法”与“司法”评介》，载《和谐社会中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重构》2007。

3.朱丽 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析 「J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5

4.周阿柳、冯伟远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析 「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08

5.王一丹 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剖析 「J沈阳大学学报 2006

6.陈昊 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析 「J 内蒙古电大学刊 2007

7.王亚妮 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析 「J 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8.卲岳蕊 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析 「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7

9.何瑞 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析 「J 金卡工程 2010

10.肖仁辉 家庭暴力的内涵、特征及其防治 「J 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11.赵丹枫、高欣 家庭暴力防治对策研究 「J 科教文汇 2007

12.张伟、马钰凤 家庭暴力司法干预的调查与思考 「J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

13.张悦 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分析 「J 法制与社会 2009

14.胡戈 家庭暴力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J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15.陈晗霖、王玲 家庭暴力罪及其防范和控制 「J 理论探索 2005

16.焦泉、孟春梅 论家庭暴力 「J 学海 2004

17.周长军、李军海 论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建构 「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5

18.郭义贵 美国社会的家庭暴力及其法律对策 「J 法学评论 2005

19.李芳 浅议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 「J 现代企业文化 2008

20.刘国华 我国家庭暴力法律救济体系探讨 「J 学术交流 2006

21.董士昙 我国家庭暴力犯罪及其法律规制 「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