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和思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和思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家庭暴力司法干预

引言

家庭暴力作为我国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又是一名人民警察，我将要从法律方面探析这一现象。深入剖析其成因和特点，特别对家庭暴力事件的司法干预提出建议。

一、我国家庭暴力现象的现状

相信有部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很多人都看过，它是我国首部反映家庭暴力的电视连续剧，剧中女主人公梅湘南和男主人公安嘉和结婚才不久，就不断遭到安嘉和施暴，被打的肋骨断裂，胎儿流产。这部电视剧在全国范围内热播，说明了家庭暴力现象已经受到人们极大关注。

家庭暴力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同样也是全国性的问题。虽然，对于家庭暴力的状况，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全国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竟有9000万个家庭笼罩在暴力的阴影之下。我国家庭的离婚率为1.54%，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祸起家庭暴力。据了解，当前，我省家庭暴力发生率居于全国前列，家庭暴力在我省农村，特别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发生率较高；在城市，大多发生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和流动人口中。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夫妻之间，男性施暴者占95％以上，施暴者年龄在45岁以下的占调查总数的58％，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0％以上，农民，个体户和无业者占大多数。我省妇联统计显示：2005年，家庭暴力案件占婚姻家庭案件比例达到46.8％比上年升了20.8％。省妇联2004年对我省一所女子监狱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女犯的犯罪原因与家庭暴力有关①。

二、家庭暴力的含义，特点、危害及成因

（一）家庭暴力的含义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明确规定，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另外，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的界定还采取了较为客观、严格的标准，没有把日常生活中偶尔的打闹、争吵理解为家庭暴力。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家庭暴力主体主要是家庭成员，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的亲属，一般来说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生活两个特征；家庭暴力的客体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等；施暴者在主观上必须有实施暴力的故意；施暴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法的施暴者，要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对于一段时间持续发生的一般的伤害行为，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受害人给予保护，符合民法上的侵权行为的，要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责任，责令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家庭暴力主体主要是家庭成员，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的亲属，一般来说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生活两个特征；家庭暴力的客体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等；施暴者在主观上必须有实施暴力的故意；施暴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另外家庭暴力还具有暴力场所的特定性，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外界介入的困难性，受害程度的不可测定性等特点②。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

1、导致婚姻破裂和家庭解体

家庭暴力的最恶劣的后果就是夫妻感情破裂，家庭解体。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原素，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家庭的解体必然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见，反家庭暴力将成为全社会的口号。

2、对女性的危害

家庭暴力对女性最普遍，也是最直接的伤害无疑是对妇女身心健康的摧残，一方面，妇女在经常受到暴力后，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常疾病缠身，痛苦不堪，同时遭受粗暴的对待后，妇女精神上往往产生了障碍，种种痛苦的回忆常常伴随她们一生。使她们时时从恶梦中惊醒，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会引发女性犯罪，在妇女忍无可忍，求告无门的时候，往往选择最后一搏，将丈夫送进了地狱，也将自己送进了监狱。

3、对未成年人危害

常常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幼小的身心受到伤害，今后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

（四）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1、思想上的原因

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女子作为男子的依附品而存在，社会要求女子的便是“三从四德”延嗣宗族而已，婚姻更是关系女性一生命运和生死存亡的大事，婚姻，是妇女的苦难，又是妇女的希望；是妇女的囚牢，又是妇女的依靠。中国的女性往往视婚姻为唯一的归宿和目标，千百年来，婚姻如同一道坚强无情的铁索，拴系着妇女的身心，演绎着一幕幕扭曲变态的悲观离合③。我国现今社会仍存在封建思想的流毒，受传统价值观和不良习俗影响，家庭暴力仍在发生。

2、认识上的原因

现今社会冷漠，宽容的态度是滋生家庭暴力的温床，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看成是“家务事”。在实践中，只有10%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报警，而且很多警察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的私事，不属于他们日常管辖范围，因而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受害者继续生活在阴影下。在我国，单位、居民委员会、邻里及亲友们对家庭暴力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极少认真过问。

3、经济上的原因

现今社会由于不公平的就业因素等原因，导致妇女争取到职位以及升迁的机会较少，因此经济无法完全独立，常处于从属被动的状态，受到伤害后也只能忍气吞生，我认为经济原因是造成家庭暴力事件居高不下最根本的原因。

4、受害人的态度

其一、受害人在家庭中往往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在受到暴力侵害时表现之一就是默默忍受，同时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交织的利害关系也使相当多的受害人不敢反抗，逆来顺受，他们往往认为施暴者毕竟是自己的亲人，如果自己对外宣扬或向执法机关告发，自己和家人的声誉也就全毁了，家也散了，为了这个家，能忍则忍了。其二很多受害人愚昧无知，她们因为文化水平低，受到暴力侵害不知寻求外援和法律保护，而是认为是自己命苦，命中注定，无可奈何，正是由于受害人的容忍和麻木，更加强化了被害人的角色，不仅不能让施暴者良心发现，停止危害，反而是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

5、法律上的缺陷

虽然我国在法律上明令禁止家庭暴力，但相关法律仍有一定缺陷，该问题还将在下文详述。

三、家庭暴力事件的司法干预

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间有关家庭暴力存在问题的司法干预

美国规定：对施暴男人使用“禁止令”。警察有权将施暴者立即带入警察局予以关押或逮捕，并对受害妇女的伤痕进行拍照，以备日后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在紧急情况下，给受害妇女开具“保护令”，或给施暴者开具“禁止令”。“禁止令”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威胁妻子、禁止伤害妻子、禁止靠近妻子（如妻子的汽车、住房、办公室）、禁止打电话与妻子联络，如果施暴者违反了禁止令，则很可能因违法而面临被指控。在挪威，在1994年修正案基础上，1995年1月1日，一项禁止施暴者进入特定区域、禁止其跟踪、探访或以其他方式与受暴妇女接触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修正案规定：受到暴力的妇女，即使还没有对施暴男性提出刑事指控，仍然可以得到保护。所以，现在，那些受到身体、犯、虐待的妇女可以通过申请限制令，避免再次遭到暴力。对施暴者限制令的实施也为公诉机关发现某一男性有可能实施威吓行为，提供了充足根据。加拿大的许多省份，都颁布了“家庭暴力法”和“紧急状况下保护令”，如果妇女受到暴力威胁，随时可以打电话向警察求救，在没有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警察可以破门而入并把丈夫带走，限定一段时间内不许回家，以免其继续虐待妻子，直到警方认为解除暴力威胁为止④。

（二）我国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

1、有关法律规定

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已有很多涉及到了家庭暴力。

除了《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外，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条款，《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第四十五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其中加入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款，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以及“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另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已有湖南、四川、宁夏、江西、陕西、湖北、黑龙江、山西、安徽、山东、辽宁、贵州、河北、海南、青海、甘肃等省、自治区制定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有关条例、意见或办法。我们河南省也在2006年3月29日省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河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定》。

2、我国司法干预存在问题

现行法律虽然对家庭暴力问题作了一些规定，但是存在许多缺陷，并且操作性也不强。缺陷表现为两点。一是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比较模糊，比如《婚姻法》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并未对家庭暴力作界定。在草案中，专家们比较倾向于联合国关于家庭暴力的新近定义：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虐待、、剥削以及其他有害于传统习俗的行为。二是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措施规定不够完善，没有具体的操作措施。虽然我国《宪法》、《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具体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对家庭暴力没有明确的规定和制裁的条款。比如，丈夫对妻子施暴造成身体损害，如果按照《民法》，妻子可以获得经济赔偿，但是夫妻财产一般都共同所有的，这就使得对施暴者的制裁变得没有实际意义。

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有了反家庭暴力的社会共识，有了必要的援助和支持，才可以有效制止家庭暴力，防止各类家庭悲剧的上演。

四、对我国家庭暴力事件司法干预的建议

下面是我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方面几点自己的建议：

（一）推进立法完善

我国多项法律、法规中虽然涉及家庭暴力的问题，但还是应该有一部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以及颁布司法解释或者修改政策，将家庭暴力行为明确纳入法律规范或司法活动调整的范围，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在立法条件成熟的时候，制定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

（二）明确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干预义务

司法人员中对我国家庭暴力的定性、定量上认识不一，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家庭暴力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人员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例如：公安人员缺乏社会性别观念，一些派出所以家庭纠纷不属其工作范围为由不予处理，立案不及时，直接导致鉴定难。派出所对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给受害人出具委托鉴定函。而没有法医鉴定书，就无法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据有关统计，被调查的司法工作者普遍认为对家庭暴力应该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干预（辽宁省为74.8%，北京宣武区为72.5%），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在评价所在地区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现状时，近一半的人选择了一般，还有10%～15%的人选择了不力或很不力，而且学历越高、职位越高对家庭暴力处理的现状评价越低。大多数被调查者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认识不足和无法可依，这一结果也真实地反映了目前我国反家庭暴力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⑤。

实践证明，法律的刚性权威对家庭暴力现象具有有效的威慑效应，司法机关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应当使司法人员明确对家庭暴力的意识和责任，尤其是基层公安派出所处于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第一线，应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应当重视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应该联手形成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网络，向社会公众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家庭暴力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有人担心，如果公安检察机关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将使警力发生困难因而顾此失彼。事实上，国外的成功司法实践表明，这种有效的干预将大大减少其发生率。如果现场拘留施暴者并对其提起公诉，使受害人再次遭其殴打的概率减少了一半；如果不对施暴者提起公诉，受害人往往会再次受到暴力威胁或殴打。

我作为一名人民警察，针对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方面也做了相关调查，有这样一种做法：《干预家庭暴力社区警务理念》，它改变了民警干预家庭暴力的单一做法，通过社区民警沉入社区开展工作，加强与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妇联等机构的合作，让社区民众了解警察、认同警察，警察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一方面指导社区居民研究社区中的家庭问题，提高当地社区的道德水准、改善居民行为方式；另一方面，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协助警方做好家庭暴力的干预工作。邻里守望职能实现所达到的效果即为警力的整合，它依托社区基层组织，关注和培养社区居民的自助和互助,强调的是互动与共同参与，从而不仅使家庭暴力发生的隐秘性降低，使家庭暴力发生的信息动态化，而且使警察干预家庭的途径由被动的事后制止拓宽为主动的预防与制止相结合，缓解因警察单兵干预家庭暴力而导致的诸多不利，多机构、多层面干预行为的实现，使法律赋予受害人的社会救济与司法救济在最大限度内发挥各自的作用，较好地缓解了警力不足与家庭暴力多发性、反复性、当事人宽容性之间的矛盾，既可有效地化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将家庭暴力防控于萌芽状态，同时又可使受害人短期与长期安全得以保障。建立这种多元化群防群治方式，构成了家庭暴力防控的常效机制，真正使家庭暴力防治成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它有效地拓展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空间⑥。我认为同时公安机关应当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出警工作范围，在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报警求助时，应当迅速出警，及时求助，在受害人需要时，为其提供有关证据，对实施暴力危害的行为人，公安机关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对触犯刑法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当依法立案侦查。

（三）改变司法人员观念，加强培训

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各种培训，特别是有关社会性别和家庭暴力干预的培训，使司法人员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彻底改变对家庭暴力认识上的误区，理解受虐妇女的困难和处境，掌握防治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工作原则、处理程序和方法等，更公正地审理各种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案件。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有效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综合治理，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法律意识，加大执法力度，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真正纳入正规化、法律化轨道，同时各部门也要积极探索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好思路，好办法，保障家庭和睦、和谐、稳定，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赵顺利：《制止家庭暴力110将出手》郑州日报2006年3月28日5版

②腾蔓：《家庭暴力的内涵及法律特征》，《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年1期

③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85页

④佚名：《论家庭暴力事件刑事司法干预》

篇2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女性暴力犯罪的诱因也层出不穷。但在大量的实践调研中，都表明其最大诱因为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对女性犯罪的影响具体体现在部分女性犯罪的“恶逆倾向”。经受家庭暴力的女性犯罪对象一般为对自己施加暴力的家庭成员，所以，此类犯罪社会危险性并不高。本文将对家庭暴力的含义，家庭暴力诱发女性犯罪的原因及家庭犯罪的防制等方面进行阐述。

[

关键词 ]家庭暴力；女性犯罪；诱因

我国女性犯罪中，暴力型犯罪逐年上升，且其中大部分犯罪是针对家庭成员的暴力犯罪。女性作为暴力性相对较弱的性别，其暴力型犯罪有一定的特征。这其中包括女性在犯罪中的双重身份，即承担受害角色的同时，拥有害人的角色。这体现在绝大多数女性暴力型犯罪都建立在此前被施暴、欺凌等情况下，所作的一种过度“自卫”表现。还有部分人是在长期受尽折磨与虐待后，产生极度的绝望感而酿成最后悲剧式的结果。在这一部分女性暴力型犯罪中，大部分是由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才导致犯罪行为的产生。这种犯罪行为与一般的暴力犯罪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其社会危害性相对于其他犯罪也较小，最终导致此种暴力行为的发生某种程度可以看作是“延时防卫”。而正因为此种“防卫”，或者说由于长期处于家庭暴力的女性心理方面的改变导致的过激行为，是不被我国现有法律所正面评价的，所以此种暴力犯罪才更值得社会给予更高的关注。

家庭暴力在女性暴力型犯罪中属于一个关键因素。由于其同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各国及联合国对家庭暴力的界定都比较类似，大多数界定中都包括一定形式的身体、精神及性暴力等，并将家庭暴力视作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连环行为，而并非前述的单一行为。据此，家庭暴力有其有别于一般暴力的特征。首先，一般家庭暴力的发生都在隐蔽的家庭场所，在我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不论施暴者，抑或是被施暴者本身则把此类行为看作“家丑”，或者是“家庭内纠纷”。这导致家庭暴力被隐瞒于社会监督或法律救助的范围外，并更容易产生经常性、反复性家暴情形。再者，家庭暴力并非单一伤害行为，也不同于一般暴力犯罪的目的性、瞬时性。家庭暴力双方因处于亲密关系中，并在空间上也处于长期互相暴露的情形，所以其暴力形式更加多种多样。因施暴者可基于长期惯性，或某种概括目的对被施暴者进行一连串的伤害行为，其中包括：身体暴力、精神伤害、冷暴力、性暴力等。这是家庭暴力中“暴力”界定的关键。最后，家庭暴力发生在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而且具有长期、反复的特点，所以其行为后果及其严重。会造成被施暴女性身体及心里各方面的不可修复的伤害，长此以往，当暴力达到一定限度，女性有可能产生一种在绝望中求生的逆反行为方式，最终导致女性暴力性犯罪行为的产生。

家庭暴力一直以来在女性暴力犯罪中都是重要诱因之一。据江苏省妇联权益部对南通监狱女子分监1477名女犯所作问卷调查显示，家庭暴力已成为女性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在513分调查问卷中，有237个家庭存在家庭暴力问题，其中有125人的犯罪直接与家庭暴力有关，有93人长期受丈夫的殴打、虐待；有62人因家庭暴力问题犯故意杀人罪，制造了伤害、投毒、爆炸、纵火等危及社会安危的恶性案件多起；有41人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另外，陕西省女子监狱对家庭暴力犯罪进行的调查中，杀夫型犯罪占63%，而其中有一半的人曾遭受家庭暴力。以上事实都进一步表明，家庭暴力犯罪与女性暴力型犯罪的联系。而家庭暴力引发女性暴力型犯罪的原因又只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社会的性别结构中，女性处于相对较弱势的地位，特别是在传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地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是难以得到保障。女性在遭受家庭暴力过后，自身不愿将“家丑”宣扬，即使“宣扬”，也很难获得周边人的支持和理解，这会进一步恶化被施暴者的处境。第二，女性本身应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种定义是根据女性的社会角色及生理构造所决定的。但女性在面临突发状况或是压力情形下，更容易产生情绪波动及危险心理，而在反复、强烈的刺激下，部分就转化为女性激情犯罪。第三，女性对待家庭暴力的态度及反应也会决定自身陷入暴力的怪圈。2家庭暴力中一部分女性会由于对家庭的眷念，对丈夫的依赖和对儿女的不舍，产生侥幸心理。总以为自己有能力或义务为家庭去忍耐，或者认为丈夫的暴力行为只是一时的。这种心理从某种程度上会为长期循环性的家暴埋下罪恶的种子。这种说法并非将家庭暴力的发生归责于受害人本身。而是说长期的压抑以及退让也是造成最终以突破法律界限行为进行反抗的一个因素。

在女性暴力型犯罪中，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诱因，笔者认为可以从源头处对家庭暴力行为施以规制。首先，可从立法角度，将家庭暴力行为和一般暴力行为相区别，并对家庭暴力进行合理定义以及考虑其延展性。特别是在家庭暴力获得司法救济的过程中，完善相关司法主体并明确此类司法主体各自职能，使家庭暴力的保护除开传统的家庭救济、行政救济外，介入有效的国家强力救济。其次，从社会舆论及社会力量出发，应多宣扬家庭暴力和普通家庭纠纷的区别。让民众对此类暴力行为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而并非以往舆论一致将普通家庭纠纷与家庭暴力相混淆，导致部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很难及时得到身边力量的救助，这也变相加重家庭暴力对社会和谐的影响。家庭暴力的提前防制能有效应对其所导致的一系列恶劣的连锁反应，对女性暴力性犯罪的研究和关注更要求社会能从根源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

作者简介

徐萌：女，（1991—）四川通江人，四川大学2013级法律硕士。

注释

篇3

关键词： 虐待罪；家庭暴力；刑事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1-0037-06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10月19日，26岁的北京女子董珊珊被其丈夫殴打致死。2010年7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一审判处王光宇有期徒刑6年6个月，同年9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该案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也引起本文对虐待罪与家庭暴力刑事责任追究问题的思考。

（一）什么是家庭暴力

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但是要研究家庭暴力中的犯罪与刑罚问题，这样定义便不够明确。在我国，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并非一致，争论主要集中在性暴力比如婚内、精神暴力，尤其冷暴力，是否应由法律明确制裁，家庭暴力的构成是否需要“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等问题上。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定义有如下三个：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01）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最高人民法院应用司法研究所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2008）中阐明：“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目的的行为。”

3.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提出的《建议稿》中的定义：“家庭暴力，是指以下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性或财产上的损害的行为：包括：（一）对受害人实施或威胁实施身体上的侵害，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等控制行为；（二）对受害人实施或威胁实施性暴力，实施、骚扰、贬低或其他损害受害人身体完整，伤害受害人自主、自尊的；（三）实施侮辱、诽谤，严重侵害受害人的名誉、隐私、人格尊严的行为；（四）破坏或损害受害人的财产，对受害人实施任何剥夺、减少或妨碍其获得经济来源的行为；（五）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并强行堕毙胎儿的行为；（六）其他造成家庭成员间身体、精神、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1]

（二）家庭暴力与刑事责任

关于家庭暴力刑事责任的追究，我国《婚姻法》第45条明确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当家庭暴力行为严重，构成犯罪，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时，适用刑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此亦“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之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虽然我国《婚姻法》、《刑法》或其他法律中，没有“家庭暴力罪”这一罪名，但这并不等于刑法对家庭暴力不予调整。相反，我国刑法中有多个罪名可以适用于严重的家庭暴力，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虐待罪、非法拘禁罪、遗弃罪等。但家庭暴力到底能够构成哪些犯罪，仍然取决于对家庭暴力的定义。

对家庭暴力的不同定义，尤其是对它所包括的行为类型的不同认识，将导致家庭暴力可能构成哪些犯罪的问题上有不同认识。比如，前述《建议稿》将家庭暴力犯罪确定为一种类犯罪，定义为：“家庭暴力罪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故意造成家庭成员身体、精神、性伤害或财产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本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包括：（一）现行刑法规定的、针对家庭成员实施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绑架罪、强迫罪、罪、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遗弃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等；（二）本法增设的针对家庭成员的暴力犯罪包括：强制堕胎罪、婚内罪、致命暴力恫吓罪、违反保护令罪。”[2]可见，由于该建议稿将家庭暴力行为界定得较为宽泛，导致它所定义的家庭暴力罪里包含进更多的罪名。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接受的是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一般认为家庭暴力行为可能触犯的罪名有虐待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遗弃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这显然比前述《建议稿》中规定的罪名少得多。

无论如何，即使是根据现行刑法并结合司法解释的定义，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也已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刑法》没有将家庭暴力确定为一种单独的罪。目前学界就家庭暴力刑事责任问题基本形成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方是大多数学者提出修订刑法增设家庭暴力罪。[3]另一方认为，若新增设家庭暴力罪，必定与刑法中原有的虐待罪发生重合，因此需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途径对虐待罪加以完善，而没有必要另设家庭暴力罪。[4]本文认为，从家庭暴力行为的多样性来看，虐待罪无法覆盖家庭暴力的所有行为类型，只能是家庭暴力犯罪中的一种，因此，有必要设立家庭暴力罪。

（三）虐待罪与家庭暴力刑事责任问题

本文讨论虐待罪在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中的适用问题，不仅因为新增家庭暴力罪也好，只对虐待罪加以完善也好，最终都要面对虐待罪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适用这一问题（即便是主张新增家庭暴力罪的观点，一般也认为家庭暴力罪是一种“类犯罪”，其中仍然包括虐待罪）。更主要的是，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虐待罪已经成为我国追究家庭暴力刑事责任主要和普遍适用的一个罪名。可以说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对长期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即便有重伤、死亡情形，也多以虐待罪定罪量刑。而虐待罪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7年，造成对家庭暴力犯罪的刑事处罚偏轻。董珊珊案便是这种司法实践的一个典型产物。

董珊珊与王光宇2008年结婚，婚后不到半年，董珊珊就因无法忍受丈夫的家庭暴力离家出走。之后她回娘家并提出离婚，但王光宇不同意。从2009年4月5日提出协议离婚开始，董珊珊多次遭到王光宇的劫持、拘禁、殴打，即使在怀孕期间和做人流手术之后也未能幸免。根据医院2009年8月12日的诊断书，董珊珊“多发外伤；腹膜后巨大血肿；右肾受压变形萎缩性改变；头面部多发挫伤；右耳耳甲血性囊肿；双眼部挫伤淤血；多发肋骨骨折；胸腔积液；肺挫裂伤；腰椎双侧横突骨折；贫血；四肢多发性挫伤。”8月14日董珊珊住院治疗，19日病情恶化，22日休克，到10月19日，董珊珊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尸检报告显示，死因为“被他人打伤后继发感染，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被告王光宇先是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拘留并被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批捕。2010年1月12日，朝阳公安分局侦查终结后亦是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朝阳区检察院审查。但朝阳区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后，认为应该按虐待罪追究王光宇的刑事责任，并于2010年4月1日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之后对该案适用虐待罪的判决，引起公众普遍质疑。

二、虐待罪在家庭暴力案件中被扩大适用的原因

（一）虐待罪与家庭暴力有着“天然”的联系

我国《刑法》第260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学通说认为虐待罪是指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有病不予治疗、强迫过度劳动或限制人身自由、人格等方法，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5]

邬明安在《论虐待罪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根据刑法学通说对虐待罪定义，将其诠释为“虐待罪就是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故意地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或精神上的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这个诠释除了“情节恶劣”的后果，几乎与当今对家庭暴力的普遍理解完全一致（该文中“暴力与非暴力的手段”应该是指“身体暴力”与“非身体暴力”，后者理解为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等）。[6]从构成要件来说，虐待罪与家庭暴力“天然”的密切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主体和所侵害的对象而言，都必须是共同生活在同一家庭里的成员。

其次，虐待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又包括其人身权利。这与家庭暴力侵害的对象完全一致。这里的人身权利指被害人（受害人）的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婚姻自、人格尊严权以及性权利等人身权。

再次，虐待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有病不予治疗、强迫过度劳动或限制人身自由、人格等方法，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这样的虐待行为本身就是家庭暴力。此外，虐待罪在客观方面要求虐待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因此，虐待罪可以说是“经常性的”、“情节恶劣”的家庭暴力行为。

最后，在主观方面，虐待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动机可以是多种多样。同样，家庭暴力行为的主观方面也只能是直接故意，动机可以是多种多样。

可能正是由于虐待罪与家庭暴力在构成要件上这样密切的联系，使之成为追究家庭暴力刑事责任时的最主要选择，同时也奠定了虐待罪在家庭暴力案件中被扩大适用的基础。

（二）错误的思维意识

虐待罪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罪名，可以说是专属家庭暴力的犯罪。但这绝不等于涉及家庭暴力的犯罪就可以普遍适用虐待罪定罪量刑。那种不自觉地将虐待罪作为调整家庭关系的“特殊法”而优先于其他罪名适用的思想，那种将虐待罪普遍适用于家庭暴力案件而忽略甚至排除其他罪名的做法，是造成家庭暴力案件刑事责任追究不当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1979年的《刑法》将虐待罪规定在“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中。该部刑法将妨害婚姻家庭类犯罪单设一章规定，突出了刑法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保护。 1997年的《刑法》将妨害婚姻家庭罪全部转移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中”。这一改变一方面是因为“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只有6个罪名，与分则其他章的条文、罪名的数量相差悬殊，单设一章不尽协调。[7]另一方面也表明刑法保护家庭成员人身权利、民利的明确立场。但是虐待罪对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民利的保护力度，与其他类似犯罪相比，却似乎要轻。比如，对同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的过失致人死亡罪与虐待罪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在主观上对致人死亡的结果都是过失，量刑却有所不同。现行《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第260条对虐待罪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是“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如，第238条第2款对非法拘禁罪的结果加重犯规定的刑罚是：“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处罚比虐待罪的结果加重犯严厉得多。现实中有以非法拘禁行为实施虐待的，在这种情形下，同样的行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虐待罪处罚将远远轻于非法拘禁罪的处罚。事实上，法官对家庭成员之间的非法拘禁行为，往往适用虐待罪而不是非法拘禁罪。虐待罪无形中成为一种对家庭成员犯罪的特殊规定。

1999年10月27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中明确指示：“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200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再次强调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些通知、决定都贯穿着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轻刑化的刑事政策。正是由于对婚姻家庭案件的区别对待，给法院、法官指引了一个处理案件的路径：首先识别案件是否属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案件，一旦作出判断，就给予特殊化、轻刑化处理。这样的思路将引出两种后果：一种是，如果法官判明是婚姻家庭案件，便在各种可能的处罚方案中适用量刑最轻的方案。另一种是，如果法官想轻判被告，就会倾向于将案件识别为婚姻家庭或邻里纠纷案件。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1年3月李昌奎案二审时将一审的“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在社会巨大的舆论压力下，2011年 8月2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李昌奎案件并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该法院解释“慎杀”的理由时，就认为该案属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案件。但该案是故意杀人案（两个被害人，其中一个是未成年人）和案，罪犯与受害人不存在婚姻家庭关系，也并非邻里纠纷，而依据我国的刑事政策，对妇女和杀害未成年人的都应依法严惩。可以说，云南省高院在二审时的错误判断正说明了对婚姻家庭案件区别对待的意识已经深入地根植于法院和法官的头脑中，这个意识是如此强烈，以至他们无意间扩大解释了婚姻家庭案件的范围。

同样的思维意识也存在于家庭暴力刑事责任追究中。尽管家庭暴力案件可能触犯的除了虐待罪以外还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但法院、法官还是愿意将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尽量解释为虐待，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更合理，也更能让人接受。所以，家庭暴力案件普遍被适用虐待罪来处理，可能是婚姻家庭案件轻刑化刑事政策的一个副作用，是一种存在于检察官、法官心理中的思维意识。

（三）犯罪构成上的错误认识

前文指出了婚姻家庭案件轻刑化刑事政策与司法人员思想意识中的偏误相结合、造成家庭暴力刑事责任追究中扩大适用虐待罪而排挤其他罪名的问题，如果说尚属于较为宏观的价值判断，本文下面将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分析虐待罪结果加重犯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这一与董珊珊案密切相关的问题，以此进一步揭示虐待罪在家庭暴力案件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刑法学一般认为依犯罪构成理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将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区别开来：

1.在犯罪对象上，虐待罪所侵害的对象仅为共同生活且彼此之间存在相互扶养义务的家庭成员；而故意伤害罪并不以此为限，可以发生于任何人之间。

2.在主观方面，虽然二者都是故意犯罪，但故意的内容有所不同。虐待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只是对被害人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意图使被害人痛苦，但并不想直接造成被害人伤害或死亡的后果；而故意伤害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有意识地造成被害人身体上的伤害，表现为行为人对于造成被害人伤害结果的追求或放任。

3.在客观方面，虐待行为属连续犯罪，具有经常性、一贯性，表现为一种长期的或连续的折磨和摧残；而故意伤害不存在连续性和长期性，往往是一次行为。虐待罪致人重伤与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的情节类似，但引起重伤的原因却截然不同。虐待致人重伤是由长期的打骂、摧残行为导致的结果，被害人的健康因长期或经常受虐待而逐渐被损害，是日积月累的结果；而故意伤害造成的危害结果，无论多么严重，往往都是一次行为造成的。如果在虐待过程中，行为人狠下毒手，故意重伤被害人的，那就不能只构成虐待罪，而应另外构成故意伤害罪。

关于董珊珊案，检察机关在媒体上对该案所涉罪名由故意伤害罪改为虐待罪进行了解释，其主要观点为：实施殴打行为的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实施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有意识地造成被害人身体上的伤害和死亡；而虐待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只是意图使被害人痛苦，并不打算对其直接造成伤害或死亡。所以，在本案中，被告人是故意还是过失成为关键点。根据行为人供述，结合该案其他证据，认定行为人并不是希望被害人重伤、死亡结果的发生。被害人病历记载有“多发性外伤2月余”，多处挫伤、囊肿、骨折、淤血继发感染，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符合长期被暴力虐待致死的特征，因此适用刑法第260条第二款规定。[8]

对此，有网友辛辣地指出：虐待是专门为家庭成员之间的长期折磨设定的罪名，如果把它的处罚逻辑翻译成通俗的语言，那就是：因为双方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为是长期摧残迫害而不是一次伤害，所以就可以给予相对轻得多的处罚。

检察机关认为该案属于虐待罪的结果加重犯，即行为人实施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产生了基本构成要件结果以外的重结果，因而符合刑法规定加重刑罚的犯罪形态。根据《刑法》第260条第2款的规定，虐待罪的结果加重犯，即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检察机关的解释，在本案中王光宇是实施了虐待罪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虐待，导致了董珊珊死亡的加重后果，而这后果并不是加害人实施暴力时所期望的。所以他构成的是虐待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

本文认为，仅以主观要件来确定该案的性质是有欠缺的。因为对加害人的主观状态的判断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容易受司法人员的固有思想意识影响。对这样一个疑难而且行为人主观状态颇为复杂的案件来说尤其如此。在对本案的众多质疑中，有多名法学专家根据王光宇于8月5日对受害人进行了集中殴打的证据以及被害人的伤势和死亡原因，指出被告具有故意伤害的主观行为和故意。[9]

判断虐待过程中是否发生故意伤害，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董珊珊案中，检察机关坚持被告人主观上只有虐待的故意，被害人死亡的后果系长期殴打所致，否认故意伤害的存在，认为只符合虐待罪的犯罪构成。本文认为这一认定存在的问题是：尽管被害人在最后一次殴打完两个月后在住院期间死亡，但本案争议的是故意伤害而不是故意杀人。死亡的原因系身体遭受重伤，而重伤系由两个月前的集中殴打（而不是长期殴打）所致，没有当时死亡不等于没有当时受到重伤，不能将最后一次造成重伤的殴打掩盖在长期的虐待行为中。至于这次集中殴打行为的主观故意是虐待还是伤害，无论从行为的暴烈程度还是伤势的严重程度来看，很难说被告人不存有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

本文认为，区别虐待罪结果加重犯与故意伤害罪，应该注意到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统一，应将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造成重伤的家庭暴力行为主观要件的判断，由于举证的困难，更多依赖于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心证，他们内心的倾向性往往起到决定作用。在处理家庭暴力刑事责任案件时，司法人员即便是在运用犯罪构成的专门知识，也深受他们自己所固有的思想意识所支配。所以，只有将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与其行为的强度和后果相结合进行考察，才能得出较为有说服力的结论。毕竟，如果说“虐待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只是对被害人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意图使被害人痛苦，但并不想直接造成被害人伤害或死亡的后果”[10]的话，从一个一般理性人的标准，像王光宇那样导致被害人脏器重伤的殴打很难解释为只是意图使被害人痛苦，并不想直接造成被害人伤害。

三、结论

从我国立法规定虐待罪的意义和目的来看，虐待罪是否如网友所指责的那样，其目的就是对婚姻家庭内部的暴力行为姑息迁就，给予更轻的处罚呢？本文认为并不是这样。因为虐待罪规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犯罪人持续不断地实施各种虐待行为，如果分开看，每一次行为均达不到犯罪的程度，都不具备独立的意义。但综合看是行为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虐待罪行为。它恰恰弥补了故意伤害罪在调整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上的不足。如果没有虐待罪，在家庭成员之间经常发生的虐待若其中单个行为又不足以构成故意伤害罪的话，将无法追究虐待者刑事责任。所以虐待罪对家庭暴力的刑法防治具有不可否认、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尽管如此，它也代替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故意伤害罪。

确实，在家庭暴力刑事责任追究中，因为虐待罪在客观上会给被害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造成严重的损害，在实践中极易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发生混淆。但这不能排除在长期虐待过程中发生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对长期的虐待行为与一次或数次性质已经转化为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行为的准确划分是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的关键。要将长期家庭暴力中发生的性质更为恶劣的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行为从一般的虐待行为中识别出来，除了要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结合起来以一般理性人的行为标准进行考察，更要深刻反省那种不自觉地将虐待罪普遍适用于家庭暴力案件而忽略甚至排除其他罪名的做法。那种将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不论轻重统统归于“对被害人进行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和折磨”而不愿承认家庭成员之间也会发生实实在在的伤害与加害的思想，无疑是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是在残酷的家庭暴力的现实面前，它只是愿望而已。在家庭暴力刑事责任追究中，虐待罪不能代替故意伤害罪，因为它的存在是为惩治家庭暴力而绝不是为姑息家庭暴力。

参考文献

[1][2]陈明侠，夏吟兰.家庭暴力防治法基础性建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5； 81—82.

[3]李明舜.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4）： 23.

[4]全竹影.增设家庭暴力罪还是修改虐待罪[J].消费导刊，2007，（9）：127.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501.

[6]邬明安.论虐待罪中的几个问题[J].法学评论，1985，（4）：71.

[7]颜茂昆.关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的修改与适用[J]. 人民司法，1997，（6）：3.

[8][10]闫彦.为什么定虐待而不是故意伤害.搜狐新闻：[EB/OL]：http：///20101201/ n278017701.shtml，2010-12-1.

篇4

论文摘要 儿童本应在父母呵护下健康快乐的成长，但近年来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件却频频发生，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十起涉家庭暴力典型案例中，就有二起是明显涉及儿童家庭暴力的案件。虽然儿童家庭暴力事件已引起社会大众普遍关注，但“饿死女童”、“父亲打死抄作业的女儿”等惨剧却还在上演。本文从多角度分析频繁出现家长虐待儿童的案件的原因，并为今后预防和制止儿童家庭暴力提出建议和参考。

论文关键词 儿童家庭暴力 监护权转移 监督

一、儿童家庭暴力的现状

家庭暴力问题一直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但对于家庭暴力的解决，过去往往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妇女的角度思考，而缺乏对于家庭暴力的另一主要受害者——儿童的特别重视，即在解决儿童遭受家庭暴力问题上缺乏“儿童视角”。随着近年来，媒体不断报道出“饿死女童”、“父亲打死抄作业的女儿”、“继子遭继母虐打”等一系列惨剧，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儿童家庭暴力问题。

但是，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件往往是造成严重后果并经媒体报道之后才被关注， 一般的暴力还没有引起重视。根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2008年1月至2011年1月三年期间媒体报道的300个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的调研发现，在300个未成年遭受家庭暴力案件中，造成受暴未成年人死亡的有161件，超过了案件总数的一半。

谈起暴力，总是被理解为对身体的虐待、殴打等伤害行为。但是，近年来，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还存在另一种与暴力同一性质的伤害行为，如遗弃、家庭拐卖、等，这种伤害行为虽然不是直接造成儿童的身体伤害，但造成的后果却更恶劣。

二、儿童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儿童家庭暴力案件之所以层出不穷，并不是某一单一的因素引起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针对造成儿童家庭案件的原因，本文主要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一）法律层面的原因

1.未明确监护人的职责

《民法通则》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涉及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责任问题。但这一条文在表述上却很模糊的。“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对监护人承担何种责任以及履行职责不当是否应承担责任却没有清晰的界定。

2.没有设定专门的监督保护机构

依据《民法通则》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法律只是规定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控告。这是一种模糊的规定，对未成年看似进行了全面的保护，其实因没有明确规定监护的监督主体而缺乏可操作性。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尽管家庭暴力性质比社会上一般暴力恶劣，但它成了相关部门不管不问的真空地带。

3.缺乏明确的救助机制

目前特别严重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已经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但一般性家暴行为和尚未出现严重后果的案件则比较隐蔽，仍未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和公开讨论。实践中，只有当儿童被虐待至重伤或者死亡等严重后果被外界知道时，司法机关才会介入调查和追究；而更多的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由于构不成犯罪或者因为是自诉案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对于公权力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介入儿童家庭暴力案件，应由谁来接替失职的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以及受虐儿童的后续治疗和心理辅导等问题，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4.制裁手段单一

针对案件和施暴人的处理方式大多简单，除后果特别严重的实施刑罚外，对一般性案件缺少有效处理方式。在一些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中，对家长只是进行简单的批评教育。目前我国对父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非刑罚处置方式简单，导致很多施暴者得不到有效教育和处。不予介入，惩治过轻，实际上是对施暴者姑息纵容，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

5.受法定人制度和自诉限制，儿童家暴案件往往很难进入司法程序

《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人。这条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它忽视了儿童被监护人侵权的现实情况。倘若儿童遭受父母一方虐待，而另一方不敢或不愿孩子起诉，或父母双方都对孩子施暴，儿童自己起诉就会因为诉权难以被法院受理。而且，法律规定虐待案件只有出现严重后果，才能从自诉案件转为公诉案件。因此，在一般儿童家暴案件中，司法机关也很难介入。

（二）社会层面的原因

第一，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父母将法律法规的抚养义务当成人身依附关系，将子女视为私有财产，并不认为儿童也有人权。在暴力发生家庭中，“不打不成材”、“棍棒之下出孝子”、“恨铁不成钢”等就成了教育子女的信条，认为父母有权力打骂，甚至认为打骂、体罚等如没造成严重伤害都应属于合理范围。

第二，对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社会大众往往采取包容或习以为常的态度，认为管教孩子是家庭内部事务，清官难断家务事，外人不便干预，通常不会主动报案。根据广州妇联调研，多数人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暴力认识不足，仅37.5%的受访者认为家长打孩子属家暴行为。

（三）个人层面的原因

父母对孩子施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家庭关系不和谐或家庭矛盾而拿孩子发泄或报复，错误的管教观念，生活困难、生活压力大或未婚先育没有条件抚养，孩子身体智力有缺陷、残疾，父母有恶习、品行不良和精神心理异常等。

受虐儿童由于年龄小，根据北京青少年援助与研究中心的调查，受虐儿童多数在十周岁以下，相对于成年人而言，儿童在体力和智力上都处于明显的弱势，根本无法反抗。在感情上，儿童又对父母所具有的那种亲密依赖又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父母的施暴行为。而且，有些年龄虽大的儿童，由于依法维权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淡薄或缺失，以及亲情的影响，在家庭暴力发生后，也极少报案。

三、解决儿童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

（一）加强普法宣传

加强普法教育，尤其是关于儿童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使社会大众普遍意识到儿童也有人权，形成家庭暴力即犯罪行为的观念。学校应积极普及防范儿童家庭暴力教育，提高儿童的法律意识，教育儿童面对家庭暴力应如何保护自己。同时，社区应向通过分发宣传单、开展各种讲座等形式，向家长宣传有关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矫正家长“因为爱你，所以打你”的错误教育思想，树立正确教育孩子的观念。

（二）设立专门的反儿童家庭暴力的监督保护机构

实践中，一个儿童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会涉及公安、民政、卫生、教育、社区、妇联等多个部门，协调难度很大，无法及时发挥公权力对儿童家庭暴力行为的积极干预的救济功能和约束、监督监护人的行为。因而，需要建立起专业化的儿童保护机构，赋予其负责儿童监护问题的管理、监督、执行的公共职责和权力，代表国家承担监护的实体职责，对于儿童的监护进行动态监督。当发生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后，可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对于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可以提供临时安置场所。在不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儿童保护机构可以进行事前干预。

（三）建立监护权转移制度

受虐儿童倘若仍由父母担任监护人，呆在原来的生活环境，存在继续遭受家庭暴力的危险，因此有必要建立监护权转移制度。对于家庭监护失当的，可先送到相关儿童保护中心，通过专业评估机构对其家庭监护状况进行评估，不符合儿童健康成长条件的，启动监护权转移的程序。撤销父母的监护权后，关键应由谁担任受虐儿童的监护人呢？撤销其监护权，由国家进行代为监护。

此外，监护权转移之后，父母确有悔改的，还能否有重新取得监护权呢？诚然，监护权转移制度，只是法律在监护缺失时设立的底线，它的目的并非剥夺亲权。当父母在孩子被转移监护权后，如果确有悔改表现，在经济条件上也能有所保证，法律应该提供监护权回归的渠道。监护权回归后，必须由专门监督机构进行跟踪监督。

（四）完善对失职监护人的追责制度

目前对于未成年保护的法律法规多数仍停留在原则性规定层面上，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应完善法律法规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干预和救助措施，健全儿童家庭暴力责任追究制度和非刑罚处置方式，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批评教育的非刑罚处置方式。儿童家庭暴力案件因受法定人制度和自诉限制很难进入司法程序，追究监护人的责任，对于这种情形，可以由法院在审判时为其制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诉讼人，保障受虐儿童诉权的行使。此外，应明确规定不履行监护职责和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具体情形，界定监护人不当行使监护权的情形，使监护人明确自己的职责，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

（五）建立强制报告儿童家庭暴力制度

面对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缺少及时发现的渠道的现象，国家应建立强制报告儿童家庭暴力制度，要求学校、医院、社区等与儿童密切相关的单位和人员，在发现童遭受家庭暴力时，有义务向有关部门报告。强制报告制度应对义务报告人的范围、报告的时间、接受报告的部门、不报告的法律责任等进行规定。强制报告制度的推行，可以逐渐让社会公众和相关责任人员形成家庭暴力即犯罪行为的观念和对任何虐待儿童的行为零度容忍的思想，主动报告。同时，设置相应的奖惩措施配合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促使强制报告制度在预防和解决儿童家庭暴力的行为中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篇5

冲出围城是唯一选择吗？有没有两全齐美的良策？2015年5月初，湖南长沙望城，一场特殊的婚姻保卫战拉开序幕。

家暴让幸福打了折扣

时间回溯到1998年初，度过了30岁生日的黄婕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姑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大事儿女不急父母急，黄婕父母不停地托亲告友，操持着为女儿介绍对象。拗不过亲朋的关心，何况年纪也真不小了，黄婕内心对婚姻的渴望也愈来愈强烈。不停地相亲中，一个叫刘育林的男人走进了她的视线。

刘育林比黄婕大6岁，家庭条件一般，长相也很一般。这谈婚论嫁，多多少少讲点“门当户对”，不是“高富帅”的刘育林与同样不是“白富美”的黄婕走到一起，倒是十分般配。第一次见面，彼此都对对方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有了眼缘，继续交往顺理成章，都是奔着结婚的目的，两人感情发展驶入快车道。刘育林没有正式工作，农活之外，便是闲时外出务工，人勤快，口碑好，也没什么不良嗜好，就是喜欢喝酒，而且还经常把不住量，一喝就喝高。喝酒，谈不上缺点，当然更谈不上优点，好在，这嗜好没有影响到他和黄婕的恋情……

1999年底，相恋一年多后，黄婕和刘育林手挽着手走进了婚姻殿堂。婚后不久，黄婕怀孕了，要当爸爸的刘育林很兴奋，每天忙完地里忙家里，对妻子更是百般呵护。黄婕享受着丈夫的关爱，感受着腹中胎儿一天天地长大，她觉得，日子过得蜜一般甜。幸福期待中，一声婴儿的啼哭将这个家庭的欢乐推上云霄，2000年11月，刚过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他们的女儿降生了。

有了孩子，便有了无穷的欢乐，可伴随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家务事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生活继续，日复一日的操劳中，新婚的激情和孩子带来的欢乐都在消退，日子更多地沉浸在柴米油盐中。这时，黄婕突然发现，她的丈夫变了，更爱喝酒，醉酒成为家常便饭。更让黄婕无法忍受的是，丈夫酒后还经常对她使用暴力。

第一次遭遇丈夫暴力的具体时间，黄婕已经记不起来了，她只记得，发生在一次晚饭时，女儿还不到3岁……

“育林，你少喝一点，没人劝你，自己把自己搞醉，不怕人家笑话。”那天傍晚，黄婕三下五除二把饭扒完后开始喂女儿吃饭。刘育林呢，一个人独斟独饮，米酒一杯又一杯地下肚。丈夫靠着外出打小工挣钱，十分辛苦，喝酒能消除疲劳，有助于恢复体力，黄婕并不十分反对，可喝酒不能过量，喝多了，对身体可没有一点好处，看着丈夫又没有了节制，黄婕忍不住劝道。“喝杯酒，你也要管？我爱喝多少就喝多少，你甭管。”也许刘育林白天在外面受了气，心情很不好，妻子好言相劝，他却恶语回应。“喝，喝，喝，看这马尿喝不死你。”黄婕气上来了，声音提高了好几度。“啪……”妻子竟然顶嘴，这还了得，刘育林一巴掌向妻子身上打去。黄婕完全没有防备，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一巴掌，痛得咧嘴大哭。这还没完，刘育林扬起手，又一巴掌要拍过来。黄婕见情况不妙，赶紧抱着女儿跑开了。

第二天，酒醒的刘育林后悔不已，不停地给妻子道歉，请求妻子的宽恕。毕竟是初犯，黄婕原谅了丈夫。除了原谅，她还能怎样呢？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这日子得有丈夫才能过下去啊。黄婕希望，她的大度能够换回家庭的安宁，然而，她错了。那次家庭暴力只是开始，自此之后，刘育林对她开始了经常性的家暴行为。

婚姻遭遇家暴，黄婕的幸福感一点点地被蚕食……

抗击家暴≠冲出围城

除了饮酒后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刘育林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表现还是不错的。他虽然没有一技之长，但不怕苦，不怕累，建筑工地上，总能看到他勤快忙碌的身影，挣的钱不是很多，一家三口过日子，精打细算的话，经济上倒也不拮据。正因为这样，尽管丈夫酒后施暴成为习惯，黄婕对家庭，对婚姻，对孩子，却总是不舍。

可无休止的家庭暴力没有个尽头。只要饮酒，只要过量，刘育林轻则对妻子恶语相向，重则对妻子拳脚相加。黄婕的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还多次不得不到医院治疗。酒后施暴，刘育林是一副面孔，次日酒醒，他又是另一副面孔，对妻子充满愧疚，不停地乞求妻子原谅，还信誓旦旦地作出保证。黄婕耳朵软，丈夫认错了，或许这一次，丈夫就真改了呢？每一次，她都这样自我安慰，然而，丈夫的话只有几天，至多几周的约束力。饮酒过量，打骂妻子，乞求原谅，获得宽恕，再饮酒过量……恶性循环，周而复始中，黄婕一次又一次地忍受着丈夫的暴力……

乡邻们伸出了援手，听到动静，总是主动过来劝阻，可只治标不治本，这一次保护得了黄婕，不能保证下一次还会及时出现啊。黄婕也多次到社区反映，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出面调解。当着社区工作人员的面，刘育林也是一副立马改正的态度，可回到家里，对妻子的家庭暴力并没有收敛。怎么办？痛苦、无助中，又一次家暴来临……

2012年12月的一天中午，黄婕和刘育林边吃边聊，一日三餐，酒不离手，这一次，刘育林像平常一样，也端起了酒杯。聊着，说着，本来还很融洽，不知怎么的，突然起了争执，黄婕把碗狠狠地往桌上一丢，响声有点大。妻子竟然敢在自己面前耍态度！喝了点酒的刘育林气血上冲，一下子就怒了，高高地扬起手，一巴掌重重地打在妻子脸上，之后，拳脚又相继落在了妻子身上……与以往有所不同，这一次夫妻俩的争执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附近群众围观上来劝阻无效，有人拨打了“110”报警。不久之后，当地派出所民警赶到了现场。刘育林渐渐平静下来，在民警和群众的劝说下，黄婕也表态愿意原谅丈夫。事情平息，余波未了。这一次，刘育林下手格外重，黄婕受的伤不轻，脑袋上有一个3厘米左右的裂口清晰可见，到当地医院就医，诊断为头部外伤、头皮挫裂伤，花了好几百元医疗费才痊愈……

这次家暴事件又如往常一样降下帷幕，然而，留在黄婕心里的伤痛却难以抚平。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她看不到希望。结婚以来，面对丈夫的暴力，黄婕逆来顺受，以退让换取安宁，把希望寄托在丈夫改过自新的承诺里，可丈夫对承诺一次又一次地食言，她的希望便像肥皂泡般一次又一次地破裂。这样的日子，她不想过下去了，她要逃离，可怎样才能逃离呢？离婚，从内心深处冒出来两个字。说实话，这么多年来，对于离婚，黄婕不是没想过，可一想到年幼的女儿，她始终无法下定决心。

以离婚来对抗家暴，这是唯一的选项吗？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既能远离家暴，又能挽救婚姻，黄婕纠结着，思考着。

人身安全保护令开启婚保新模式

迟疑中，两年时间过去了。2015年4月，在遭遇丈夫又一次家暴后，黄婕终于下定决心，一纸诉状将丈夫告上法庭。黄婕诉称，她与刘育林经人介绍认识不久即登记结婚，婚前缺乏了解，婚后难以沟通，加之性格不合导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而且，自结婚后，刘育林经常对她恶语相向，并对她实施暴力致其受伤并多次到医院治疗，致使夫妻矛盾愈加不可调和，已无和好可能，诉请法院判决离婚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双方的女儿，已年满14岁，正在读初中，离婚后女儿归谁抚养，黄婕在诉状中并未提及，离婚最对不起的就是女儿，她不忍提及，更何况，对这桩婚姻，她其实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

状递到望城区人民法院，承办法官在与黄婕的交谈中看出了其对婚姻的不舍，于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性，展开了调查。通过与黄婕所在社区工作人员联系，法官从侧面全方位地了解了黄婕的婚姻状况，在向刘育林送达状副本时，又听取了刘育林的意见。得知被妻子告上法院，刘育林很紧张，对于离婚，他坚决不同意，并请求法院再给他一次机会。综合各方的意见，承办法官定下了处理方案。

2015年5月，法官实行巡回审判，这起特殊的离婚纠纷案件在黄婕和刘育林住所地附近开庭审理。

法庭上，黄婕宣读状后，刘育林答辩道：“我不同意离婚。有时候我喝了酒，脾气会有点大，才打了她，我不是故意打她。”经过法庭调查，当庭举证、质证，庭审进入法庭辩论。“我不同意离婚，希望黄婕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不想把这个家拆散了。”刘育林的话几乎是恳求。“……现在我可以给刘育林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有下一次的家庭暴力，我就坚决离婚。”黄婕说道。“我可以当庭保证，以后绝不再打她，如果还打她，她说离婚就离婚。”见妻子的态度有了回旋余地，刘育林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承诺。“口头讲的我不信，你要当庭签署保证书。”黄婕提出要求。

对于签保证书，刘育林马上应允，可多年以来，他都是当面悔改易，信守承诺难，这保证该如何作出，里面可有学问。法官早有应对之策，建议黄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是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方的人身安全而作出的民事裁定。家庭暴力，是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遭遇家庭暴力怎么办？《婚姻法》指明了两条救济途径，其一是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受害方可以据此提出离婚;其二是离婚时，作为无过错方，还可以请求过错方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除此之外，受害方还有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如果婚姻中遭受了对方家庭暴力，可以先行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在规定时间内提起离婚诉讼，也可以在提起离婚诉讼后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保护当事人在离婚诉讼期间免受“分手”暴力，还可以保护当事人在离婚后免受对方暴力骚扰，除了为离婚提供保障，这人身安全保护令还可以为婚姻护航。如果愿意给家暴者机会的话，人身安全保护令会给家暴者戴上“紧箍咒”，较之于凭借自愿遵守，违反了也无任何惩戒的保证书之类，这种手段作用更大，一旦违反，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婚姻破裂，还有法律惩戒，能够给家暴者更大的威慑力。

“有了这个保护令，刘育林就不敢打我了，一旦违反禁令，法院就会惩罚他。是这样的吗？”黄婕仍然有些疑惑，问道。得到法官肯定的答复后，她马上向法庭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被申请人刘育林，本院向你送达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禁止你打骂申请人黄婕，如你违反上述禁令，本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之规定，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裁定即时生效。”法官当庭向刘育林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在得到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这张“护身符”后，黄婕同意与刘育林调解和好，双方都表示要努力把日子过好。

和解后的黄婕和刘育林一起回了家。闭庭后，法官向社区和派出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请他们监督刘育林不再出现家暴行为。

人身安全保护令开启了婚姻保护模式，一场特殊的婚姻保卫战降下了帷幕，黄婕是胜利者，刘育林也是胜利者……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编后：

篇6

这次表彰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经验、部署工作、表彰先进，进一步深化全市“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会前，市妇联作了认真谋划和精心准备，为我们开好这次会议奠定了基础。刚才，市妇联沈根花主席代表市“平安家庭”创建活动领导小组作了工作报告，总结了*年工作，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会议还安排了典型发言，启发了思路，相信对各地都有很好地借鉴意义。希望大家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年以来，尤其是8月27日在龙泉召开全市“平安家庭”创建工作推进会后，在各级妇联的牵头组织下，依靠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依托各成员单位的紧密配合，我市“平安家庭”创建氛围更加浓厚、创建力度进一步加大、创建合力进一步形成、创建效果更加明显，为建设“平安丽水”、构建和谐丽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5年至*年，我市连续三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平安市”。3月31日，在全省建设“平安浙江”电视电话会议上，市委书记、市长陈荣高代表我市捧回了象征“三连冠”荣誉的“平安宝鼎”。全省11个地级市仅有4个获此殊荣。九个县（市、区）继2006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平安县（市、区）”后，*年再度榜上有名，连续两年实现平安建设“满堂红”。除莲都、缙云外，青田、龙泉、云和、庆元、遂昌、松阳、景宁等7个县（市、区）与市本级一样，也成就了“三连冠”，捧回了“平安宝鼎”。

回顾过去一年“平安家庭”创建工作，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组织有力度。各级党委、政府着眼于以小平安促大平安，把“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作为平安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作为基层创安的一个有效载体，纳入到整个平安建设的总体部署中，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做到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同表彰。市、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村）四级普遍成立了组织领导和协调机构，制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确保了整个创建活动的顺利实施。

二是宣传有声势。各地各部门着眼于营造共享共建氛围，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既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又采取建立宣传一条街、发放倡议书、举办专题讲座、组织义务宣传队和举办广场文艺晚会等多种形式，使广大基层群众对“平安家庭”创建活动的认知度、认同度进一步增强。

三是创建有效果。各地各部门，尤其是各级妇联组织注重从源头上消除家庭不平安、不和谐的各种因素，积极探索妇女维权新载体，从机制上、渠道上为妇女维权提供保障。目前，全市80%以上的社区、60%以上的村开展了“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和“三项内容”（法制、道德礼仪、科学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建立了妇女维权服务站、姐妹谈心室等妇女维权和家庭纠纷调解组织，“平安家庭”户达到80%以上。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正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为，“平安家庭”创建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开展创建活动还不够均衡，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仍需进一步调动，活动的针对性需要进一步加强，工作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尤其是成员单位的配合还要进一步加强等等，上述这些问题有待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下面，我就下一阶段“平安家庭”创建工作再强调三点：

一、要继续深化认识，进一步明确创建要求

“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作为基层平安创建系列活动之一，工作有职责，考核有要求，群众有需求，工作要求比较高，要继续在深化认识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做好“平安家庭”创建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首先，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工作有职责。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组织，没有千万个家庭的“小平安”，就没有整个丽水的“大平安”。建设“平安丽水”、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市委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作为整个“平安丽水”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平安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所在。

其次，开展“平安家庭”创建工作，考核有要求。从去年开始，“平安家庭”活动创建，已列为平安考核的内容之一。去年新修订的省平安考核评审条件规定：“发生家庭暴力事件，向省级部门投诉经查实的，每起扣2分；造成重伤或轻伤的，分别加扣2分、1分”（第78条）。“开展创建‘平安家庭’活动，组织宣传工作未达到要求的扣2分；创建面未达到规定标准的，扣3分”（第84条）。我们要以考核为契机，做好工作，争取少扣分，甚至不扣分。

再次，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群众有需求。通过“平安家庭”创建，有效化解家庭婚姻纠纷，防范打击侵害儿童、妇女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符合群众利益，满足群众愿望。为此，我们要提高认识，把“平安家庭”创建工作放到整个“平安丽水”建设的大局下去思考、去谋划、去推动，夯实平安建设的基层基础。

二、要继续加大力度，进一步落实创建举措

一要在抓宣传造氛围上下功夫。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宣传栏、黑板报、宣传横幅等各种宣传工具，立足社区、农村，深入家庭主阵地，真正做到“报中有文，视中有影，播中有声”，形成强势推进的舆论氛围，不断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参与度，使创建“平安家庭”的宣传深入到每个家庭和妇女群众中，使家庭知晓率达到90%以上的要求。

二要在抓维权强服务上下功夫。要完善反家庭暴力联合救助网络和妇女法律援助联络站，针对家庭暴力情况和有关妇女儿童维权问题，及时发现，有效控制，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要继续开展归正人员、吸毒人员的结对帮扶活动，健全社区（村）、派出所、家庭三位一体的帮教机制，做好教育转化工作。要做好关怀留守儿童工作，开展“家长”结对献爱心活动，教育引导他们健康成长。要做好困难家庭的帮扶工作，推动发展来料加工业，引导就业困难妇女参与到来料加工中实现就业。

三要在抓网络建队伍上下功夫。重点要抓好社区、农村的巾帼维权志愿者和女性人民调解员两支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她们在基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三、要继续加强配合，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

“平安家庭”创建涉及方方面面，仅靠哪个部门，或几个部门是难以抓好的，必须紧紧依靠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共同推动。各级妇联作为“平安家庭”创建活动的牵头单位，任务重、责任大，要在工作中更加注重调动“三方面积极性”：一是调动各级妇联干部的“积极性”。制定并落实内部创建工作考核奖励办法，树立导向，激发活力，营造氛围，鼓励干事；二是调动领导的“积极性”。要积极有为，主动工作，争取当地党政领导的支持，借助领导力量推动工作；三是调动上级妇联组织和同级创建成员单位的“积极性”。要加强上下左右联系，经常沟通，争取上级妇联组织和同级“平安家庭”创建工作成员单位的业务指导和工作支持。市“平安家庭”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其它成员单位对于职能范围内的工作，要切实负起责任，坚持把创建活动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参与创建活动推动业务工作，以业务工作的成效来检验创建工作的成效，主动履行职责，主动发挥作用，体现整体合力，

篇7

一、推行妇代会直选，推进妇女参与村民自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政治保障

目前，在我国各地农村中,村党支部、村委会中的女村民很少,女支部书记、女村主任更是凤毛麟角,广大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十分有限，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妇联组织应寻求各种途径，鼓励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民自治，努力改善农村民主政治生活，使妇女在参与中提高，在参与中受益。我们迁西县妇联在妇女参政议政上大胆突破，勇于实践，于1999年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创造性地在全县21个试点村实施了农村妇代会直选，并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直选，极大地唤醒了农村妇女的竞争意识和参与热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对妇女及妇女参政的种种偏见和误解，体现了广大农村妇女的价值，展现了其才能。2002年，农村妇代会直选被评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二等奖。2003年第六届村委会换届时，我们又成功地在全县417个行政村中进行了妇代会直选，为促进农村妇女积极参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为进一步畅通农村妇女参政渠道，使农村妇女参政纳入党政主流，逐步实现农村妇代会直选制度化、规范化，*年，全县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县妇联积极努力，使全县第七届村委会选举和妇代会选举动员会同步召开，实现了妇代会选举与村委会选举统一安排部署、统一进行培训、统一选举程序，对全县农村妇代会进行了第三次直接选举，实现了农村妇代会选举的制度化、规范化，推动了农村民主政治生活的进步。

妇代会直选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农村妇女，她们在改善农村民主政治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妇代会直选为广大的农村妇女搭建了展示才华和实现理想抱负的平台，使一批优秀妇女脱颖而出，她们大胆竞争，在村民自治中勇于建言献策，使我县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稳步推进。如兴城镇红石峪村党支部书记路秀荣、白庙乡八里铺村妇代会主任任翠连等，直选换届前，她们在村中威信不高，工作没有积极性，直选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让她们实现了自我加压，追求进步，积极主动地为妇女服务，在改善农村民主政治生活方面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二、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为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始终把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科技文化素质放在首位，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培育出更多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女农民，为建设新农村提供人力资源，努力改善农村文化和经济生活。迁西县妇联针对农村妇女整体素质与建设新农村的要求与很大差距这一现实，通过举办特色培训班、开展特色活动等，最大限度地满足妇女实际需求，在提高农村妇女综合素质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举办女能手大专班。县妇联加大对农村妇女的教育、培训力度，与河北农大合作，共同开办了迁西县农村女能手大专班，旨在让农村妇女接受系统化、正规化教育，真正实现靠科技致富的梦想。县妇联克服了资金、师资、场地等困难，在原有课程安排基础上，又增加了微机课、心理咨询课、法律知识、卫生保健、礼貌礼仪、健身操等课程，极大提高了学员们的学习兴趣，扩大了知识面，此外，采取一系列措施，制定优惠政策，使更多的农村妇女得到上大学的机会。从2007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3期女能手大专班，共有204名农村妇女参加了学习。女能手大专班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学员的赞扬和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认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一是实现了依托高校抓农村妇女工作的新突破。女能手大专班开辟了跨部门、跨地区合作的新境界，为广大农村妇女提高素质、增强技能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对于提升培训层次、提高培训质量、全面推动我县妇女培训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二是提高了妇女的创业意识，增强了致富本领。许多妇女从大专班上学到了果树嫁接知识、鸡猪牛羊养殖与管理的专业知识与技巧，并都运到了实践中。尹庄乡东刘庄村姚淑瑞通过大专班的学员交流认识了东荒峪苇子峪村养猪大户裴玉芬，并上门参观学习，回来后建了占地0.6亩的养猪场，共8个圈,养猪8头,计划建圈达16个,养猪60头，目前经营良好。三是女能手大专班真正成农村发展的“助推器”。204名女学员将成为204粒火种，充分发挥示范辐射效应、经济发展效应，引领、带领和帮助更多的农村妇女走上致富路。

二是开展创建科学发展示范家庭活动。县妇联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县开展“创建科学发展示范家庭，营造幸福家园”活动。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县发出倡议，要求全县每个家庭成员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实现以德治家、阳光发展、节能减排、绿色生活、科学生产、平等和谐的目标。另外，在县城大街小巷悬挂宣传标语203条，横幅16条，发放创建科学发展示范家庭明白纸2万份，使科学发展示范家庭创建活动真正深入人心。并设计系列活动，如“科学发展在我家”讨论会、免费发放花籽、购物袋、举办四项实用新技术（沼气、吊炕、太阳能灯、博士灶）培训班等，动员全县广大家庭争创科学发展示范家庭。迁西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科学发展示范家庭创建工作，并将四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作为重要举措，出台了一系列奖励优惠政策，到目前全县已有5000多个家庭建了沼气池和吊炕。

三、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提高妇女依法维权意识，为新农村建设营造和谐氛围

切实维护妇女群众的合法权益，改善农村的法治生活，是妇联组织的职责。但如何更加行之有效地地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为新农村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妇联组织应针对女性在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中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从增强妇女法制意识入手，立足家庭促和谐，积极开展基层矛盾调查工作，稳定情绪、化解矛盾，防止恶性案件的发生，为促进家庭稳定、社会和谐作出积极的努力。在维权工作中，迁西县妇联探索出一条适合维护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的路子。1995年迁西县妇联成立了全国首家农村妇女法律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积极探索农村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的基础上，创立了以中心为龙头，乡镇妇女法律咨询站为骨干，村妇女维权联防小组为基础，上下配合、协调联动的三级妇女维权工作网络，形成了妇联与中心、公安、司法等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得到了广大妇女群众和社会的认可，被广大妇女称为“维权卫士”，2004年又荣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多年来，县妇联坚持标本兼治，举办各种普法宣传、创建零家庭暴力社区、开展平安家庭创建等活动，提高了妇女群众的依法维权意识。此外，县妇联非常重视开展政策倡导，推进妇女维权社会化。*年县妇联建议县人大常委会对县“一府两院”及相关职能部门贯彻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工作进行执法检查。县人大常委会采纳了县妇联的建议，制定了执法检查实施方案，并于*年6—7月组织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县人大采取“听、看、访、谈”的方式，先后深入到“一府两院”及政府5个重要职能部门和问题较多的5个乡镇政府、4个乡镇派出所、20个村进行了重点检查。通过执法检查，切实解决了几个老大难问题：一是县法院加大了执行工作力度，解决了妇女土地权益胜诉案件多年来一直得不到执行的问题。二是县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了对家庭暴力施暴者的处罚教育力度，解决了对施暴者的处罚难问题。三是县政府解决了女职工生育保险问题。

四、借助外力发展自己，依靠项目推动，在新农村建设中创新妇女工作模式。

篇8

2004年2月13日云南大学马加爵因琐事与同学积怨，产生报复杀人的恶念，经周密策划和准备，先后将4名同学残忍杀害。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驾车撞人后，发现伤者在记录自己的车牌号码，拿出刀子刺了伤者八刀致其死亡，驾车逃逸至郭杜十字路口时再次撞伤行人，被附近群众抓获。

整整10年过去，2014年1月29日早上7时许，江苏扬州某乡村发生留美博士王某杀害父母案。他用砖块拍父母脑后，又用菜刀割父母颈部，随后自杀，不过很快被邻居发现。王勇的父亲因抢救无效死亡，母亲轻伤，王勇自杀未遂。

犯罪嫌疑人王勇从小到大都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优越感很强。2004年王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科大，2007年毕业后赴美5年硕博连读。今年1月回国后，目睹昔日同学开宝马、住豪宅，成双入对，堂哥、堂姐住别墅、开小车，内心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深感失落，加之与一位北大女孩相亲失败，他觉得生不如死。考虑到死后父母会很痛苦，便产生了带他们一起走（死）的想法。

王勇父母含辛茹苦将儿子培养成为留美博士，供职于美国著名的公司，这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何等的风光！天子骄子成为杀父凶手，这又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从马加爵、药家鑫到留美博士王勇杀父伤母，10年来一起起触目惊心的悲剧多次重演，究竟是谁的过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思，不得不让所有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学校和社会对教育的各个环节进行理性反省和深度思索。

定点钻探>>

一、从学校、家庭教育的现状看，重智育、轻德育应该休矣

很多家长过分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成绩一好遮百丑，其它都好商量，甚至在生活上无原则地迁就孩子，“惯养忤逆儿”的古训早已被一些家长丢到了九霄云外。家长对子女过分娇宠，有意无意养成了孩子自私冷漠的品性，无疑是孩子步入社会的一大祸根。

学校教育同样如此。长期以来，升学率一直是衡量一所学校好不好的重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学校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却显得空泛无力，甚至可有可无。学校对老师的业绩评估只剩下学习成绩和升学率。

教育事关民族的未来，国运的兴衰。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说过：“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应当纠正“英雄只问成绩”的错误倾向，把教学生如何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放在首位，让教育回归求真育人的本真。

二、重视心理咨询及正面教育

王勇在同学亲友面前强烈的挫败感，让他人生价值杠杆严重失衡。而社会上价值观扭曲，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是非善恶不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悄然滋长，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现象也确实存在，这些每时每刻都在毒害青少年。有心理问题的学生甚至老师在增多，学校应重视心理咨询及教育，让学生明辨是非，并对已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或老师进行专业治疗。

高学历人才往往被视为社会精英，被赋予很高的期望，这种期望会转化为无形的压力。一旦这种压力无法排解，有的人可能采取极端方式逃避或寻求解脱。因此要重视心理疏导及正面教育。

教育不仅仅是教知识，还要教学生学会理性思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多关注高学历人才的心理健康，发现问题，及时沟通疏导，解开他们的心结。

三、教育离不开爱和被爱

药家鑫的父亲望子成龙心切，在他小时候对他过于严厉，打他，还曾把他关在地下室。更让药家鑫无法接受的是父亲的讽刺：“你那么丑，没有人会喜欢你。”药家鑫自述：“（从4岁开始）从小到大，我的生活几乎除了学习以外就是练琴，妈妈陪我练琴。为了练琴，妈妈也会打我，甚至拿皮带抽我，回到家先弹琴，弹完琴才能写作业。”“天天压力特别大，我经常想自杀。”正是因为缺乏与父母的沟通，得不到关爱，心里的情绪长时间压抑而得不到释放，造成心理不平衡，性格偏激，人前温顺如羊，内心粗野癫狂；表面顺从乖巧，内心愤怒如海。一旦情绪失控就会如沉睡多年的火山爆发一样，杀伤力更大。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人之间的沟通是与人交往的第一步，王勇只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只读圣贤书，没有与时俱进，视野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但对突如其来的变革无法接受，世界不再是书读得好就有钱、有出息的唯一标准，他觉得被社会愚弄了。如果他走进社会融入时代，观察认识社会，学会与人沟通，不死读书，与父母分享自己的成就，调整心态，就能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家是心灵的港湾，成员之间应多一些理解与支持，避免恶语相向或家庭暴力，营造良好的家庭生活气氛，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每个人从客观上都存在一些天然的社会支持系统，如父母、老师、领导等。如果平时有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有需要时，会得到亲朋好友的支持，就不会一意孤行走向毁灭。

四、无聊自闭使人易走极端

篇9

【关键词】父母教育学；失职；不称职父母；高校；合格父母

父母是一个圣神的称呼，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可如今很多父母严重失职，不称职，作为父母只有称号，没有实现自己应该尽的义务和职责，有些父母不懂教育，违背教育本质，伤害孩子的身体和心灵，忽视孩子的情感教育、情绪教育、沟通教育、健康管理、等等，具体表现有：1.只生不养有些父母只生孩子，对孩子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对孩子关心，不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遇到孩子不听话就拳脚相加、指责谩骂，给孩子带来的不良的心理障碍。2.溺爱孩子有些父母溺爱孩子，孩子被照顾得无微不至，处处顺着孩子。给孩子带来不良后果，养成了自私的坏毛病。也缺乏养成独立自主性格的机会。3.父母本身有恶习，却要求孩子品行端正有的父母在未成年孩子面前抽烟喝酒、赌博、带孩子超市偷东西等，因此做父母的必须要以身作则，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很多父母光口头承诺，很多事情自己做不到也做不好。长此以往孩子也会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品行不端。4.家人在孩子面前吵架，打架有些父母或家人在孩子面前无谓的吵架，无谓的指责，甚至父母一方无理的谩骂，或者家庭暴力，这些对孩子的未来的情感生活都伤害非常大。5.事业与生意更重要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些父母的忙工作，忙事业，照顾家庭的时间越来越少，陪孩子的时间更少，这无形中造成了亲情的缺失。因此不管有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和孩子谈一谈，玩一玩，交流一下彼此的想法，保持融洽的沟通。现在的孩子接受的信息很多，所以父母也要跟上孩子的脚步，不断学习，不要总是倚老卖老。只有这样，孩子与你是朋友就不会拒绝和你交流，关系更融洽。6.对孩子物质奖励大于精神奖励很多家长由于忙碌，陪伴孩子少，感到愧疚会给孩子买许多的玩具衣服等作为补偿，做这些不如和孩子去看电影，去做一件孩子最愿意做的事，能给孩子温暖和安全感。因为长期的感情缺失会让孩子不懂得表达爱。太多的物质会将孩子物化，觉得什么都可以用钱买，什么都可以用钱解决。7.对孩子指责太多，教导太少有些父母总是对孩子居高临下、声色俱厉的呵斥是不好的，和蔼可亲的态度非常重要。孩子有了进步，要及时表扬，并奖励一些小东西。即使孩子做错了，也不要一味批评，而要告诉他错在哪里，教育他不可犯同样的错误，同时接受必要的惩罚。8.过多的看孩子的成绩，不看综合能力有些父母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孩子每个成长阶段都有他的特点，不要以自己的想法塑造孩子，不要逼着孩子学这学那，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家长只做必要的指点和引导。

现代父母的悲哀是把对孩子的投资全都放在成绩上。拿到高学历、好成绩，并不是竞争的结束，而离开学校才是竞争真正的开始。父母除了在乎孩子外在的分数、学历、学校之外，对于孩子内在的美德、快乐和健康等，更需要关心。所以，不能以成绩来衡量孩子成功与否，孩子的品格，情商也是其中需要培养的重要部分。9.对孩子过于要求完美有研究表明，有些父母对孩子用的最多的字是“不“字。比如：不能，不行，不许、不可以、不应该等命令语言。这些带“不”字的命令好象许多条条框框在禁锢着孩子的思想和行为。许多需要进行心理治疗的孩子，往往都是父母造成的，他们被父母的要求与期望逼得喘不过气，最后只好宣布放弃。父母应该给孩子一条活路，也给孩子一条退路，不要给孩子沉重的期待。对孩子要宽容，给孩子尝试犯错误的机会，也给孩子尝试成功的体验。给孩子独立思考、独立选择的机会，让他们自己成长，而不要过分的限制他们。10.对孩子缺乏品德和心理健康的教育现在的孩子由于是独生子，大多不知道关心别人，自我中心，耐挫力差。这就是一点小事就会发生自杀或他杀的主要原因。孩子出了问题，丈夫抱怨妻子，妻子抱怨丈夫。家长抱怨老师、老师抱怨家长，甚至抱怨孩子。因此家长在培养孩子过程中千万不要忽视了做人的教育，比如，好习惯的培养和人格塑造等方面的内容。针对以上家庭教育的误区，要整体提升全民做合格的父母的意识和能力，让孩子在家庭中，愉快地成长。所以应该在高校所有专业都将父母教育学设置为必修课，有利于我们每一代孩子的成长。大学阶段，学生空余时间多，孩子均已成年，毕业后也都属于法定婚龄，进行这一方面的教育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在大学期间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父母，培育好每一代的祖国花朵，使他们成为有担当，有作为，身体和心理都健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尤为重要。因为为人父母，最简单，也最复杂。生而养之，不仅仅是让他衣食无忧、保他周全。人生的道路上，父母将与孩子一同遭遇各种烦恼，并需要在各种难题面前寻求解决之道，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拥有健全的人格操守。为人父母，既要确保孩子的身体健康，又要确保心理健康；既要重视孩子的智力发育，又要做到各方面能力均衡发展；既要教给孩子知识，又要教他学会做人。

为人父母，要律人，更需律己，要明白身教胜于言传。只有坚持科学引导、规范管理、依法推进，深化家庭教育科学研究，才能了解家庭教育的奥秘，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才能做好为人父母的这门大学问。所以我们希望父母通过学习，具有以下素质：1.现代的教育观念现代的教育观念是父母教育素质的核心，对家庭教育的目标、方向以及父母的教育行为起着制约和指导作用，也是影响家庭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教育观念至少包含儿童观、亲子观、人才观、教子观等四个方面。儿童观，即父母对儿童的本身及其发展的认识，如孩子是人，是走向成熟的人，是终将独立的人等等；亲子观，即父母对子女与自己关系的基本看法，如两代人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等等；人才观，即父母对人才价值的理解，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路是成功之路等等；教子观，即父母对自身、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力和本身能力的认识，如把人格的教育视为家庭教育的核心等等。2.拥有科学的教育方法科学的教育方法是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综合体现，并直接关系到孩子在家庭中所受教育的效果。3.健康的心理健康的心理是指父母心理健康才会给孩子以积极的影响。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父母在以身示范前提之下，引导孩子力求做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控制自己，而这正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这就要求父母有自知之明，自知而自信而自强，不因成功得意忘形，也不因失败惊慌失措，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稳定情绪，这将使孩子终生受益无穷。4.良好的生活方式良好的生活方式是保证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石。人是环境的产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切都是从童年开始的。教育就是培养习惯。良好的生活方式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而忘不掉的习惯才是真正的素质。在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方面，父母的榜样作用尤为重要。5.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必备条件。没有平等，培养不出现代儿童；没有民主，建设不成和谐家庭。因此，教师•学生父母不仅应尊重儿童的权利，还要善于发现孩子的独特个性，真诚的学习孩子身上的优点，使教育过程充满理智之爱。6.做个勇于学习的父母。做个成功的父母需要学习，需要相当的资格，更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父母应该调整好心态，欣然向孩子学习。当代中国已进入信息化时代，而信息化动摇了父母的权威地位。在变化迅猛的时代，理智的亲子关系趋向于相互学习共同成长。“三娘”可以教子，子也可以教“三娘”，两代人均以能者为师。对于父母来说，需要调整好心态，欣然向孩子学习。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教育知识。除了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家长学校，还可以从电视上听专家讲座。其实，父母朋友之间聊天，如果有心探讨，也会大有收获。另外本人强烈希望其他没有考入大学的人员可以参加社区或者民政部门举办的相关课程，让每位孩子都有一个称职的父母，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社会和谐，安居乐业，国富民强。

参考文献：

[1]《父母改变孩子改变》

[2]《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家出版社

[3]《好妈妈不吼不叫》中国华侨出版社，张卉妍

[4]《好妈妈不急不躁》，中国华侨出版社

[5]《孩子要严管———规则成就孩子未来》，广东人民出版社

篇10

1.错误的伦理选择，混乱的伦理身份

莫里森在访谈中曾谈到她的写作目的:“我写爱或它的缺失”(参见Taylor-Guthrie1994：:40)。爱是莫氏小说贯穿始终的主题，她在作品中表现了众多扭曲而又痛苦的爱，爱恨交织，难以选择。《最蓝的眼睛》(T?BluestEyes,1970)中，乔利因为无法表达对女儿佩科拉的怜爱而了她?’《秀拉》（Swk，1973)中，伊娃放火烧死了深陷毒瘾的爱子;《所罗门之歌KSo叹ofSolomon，1977)中，露丝与父亲、奶娃和堂姐之间的;《宠儿~KBel0ved，1987)中，赛丝“爱得太浓”，手刃爱女;《爵士乐KJazz，1992)中，乔枪杀情人多卡丝；《天堂KParaiiise，1998)中，迪肯与康索拉塔发展婚外情;《慈悲》(AMercy，2008)中，母亲卖女为奴……莫里森在写“爱”的同时，也为“读者的叙事判断精心设置了伦理道德难题”（彭杰2013:75)。

进人新世纪后，莫里森继续以“爱”为题，对“爱进行新的思考”(王守仁、吴新云2004:195)。《爱》的故事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情节发生在二战前后几十年和民权运动期间，依旧承袭莫氏一贯的多角度叙事风格，层层剥茧，慢慢披露（同上：196)。两小无猜的女主人公希德和克里斯廷儿时就结下了深情厚谊，梦想一起快乐地成长。但克里斯廷的祖父比尔?科西在见到希德后丧失理智，兽性因子失控，突破伦理禁忌，强娶年仅11岁的希德为续妻。科西续弦这条主要的伦理线索令家庭成员的伦理身份因此发生巨大的移位和变化，妻子希德、儿媳梅和孙女克里斯廷均产生严重的身份危机，引发重重矛盾，伦理结就此形成，家庭伦理关系由于家长科西有违伦常的选择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的产生”，因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2010a:21)。由于科西再娶，伦理身份变化最大的是希德和克里斯廷，二者的伦理关系从朋友变成祖孙。克里斯廷的父亲在她5岁时就去世了，作为科西唯一的孙女，她认为自己是科西遗产的法定继承人，现在希德和52岁的祖父结婚，伦理身份由闺蜜变成祖母，令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她恨希德的“忘恩负义”和“背叛”。她“永远不会忘记自己为希德而战斗，为了保护她，为了给她连衣裙、短裤、泳衣、拖鞋穿，为了和她单独去海边野餐，她与母亲抗争”（Morrison2003:132)。她恨母亲梅的“抛弃”，因为梅“就是那里的奴隶，她一辈子都在努力让科西家的男人得到他们想要的。父亲甚于儿子，父亲甚于她自己的女儿”。她恨祖父的“夺爱”:他不顾自己和母亲的反对，强娶希德为妻，“他把你从我这里整个拿走了”。伦理关系混乱导致两个女孩无法适应在新家中的伦理身份，她们之间爆发了多次战争，为了争夺遗产以及争夺谁是科西“最心爱的孩子”而大打出手，俩人之间的友谊彻底破裂，50年间不断争斗，势如水火。

梅与希德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是一片混乱。她看不起希德，反对女儿和她交朋友，反对公公娶她为妻。一是因为希德来自上滩的约翰逊家族，家境贫寒，缺乏教养;二是希德父母把未成年的女儿嫁人就是为了攀高枝。“婆婆”希德的到来让她本来井井有条的生活陷入一团乱麻:一方面，教年幼的“婆婆”管理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在这种混乱的伦理环境下如何教育步入青春期的女儿？气愤之下，梅挑唆女儿一起对付希德，只有这时候母女俩才有一丝共同语言。克里斯廷对希德说恨你是我妈喜欢我的唯一原因”。梅在科西家没有地位，从不计较得失，生命的目的只有一个确保科西家的男人得到了想要的”(102)。即便是如此任劳任怨地付出，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丈夫以早逝的方式抛弃了自己，女儿带着仇恨离家出走，公公不顾自己一生操劳把所有财产留给了外人，最后自己只能和最讨厌的“婆婆”留在冰冷的大宅里。

导致家庭成员伦理身份发生巨大移位的科西是黑人度假胜地的老板，为什么他的两次婚姻生活如此天壤之别？伦理意识对他选择结婚对象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科西身上的伦理意识可以用斯芬克斯因子来解读。聂珍钊（2010b:5-6)指出，“所谓的‘斯芬克斯因子7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将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表现出不同的道德教诲价值”。在科西两段婚姻中，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在其身上不断地发生组合和变化，因此他的生活和事业也随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当他身上的人性因子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婚姻美满、生活幸福、事业成功。与美丽的妻子朱丽叶郎才女貌，儿子比利聪明伶俐。他待人宽厚，给社区黑人提供很多工作的机会，在黑人中间树立了慈善家的形象，“他帮助过的黑人比政府项目四十年里帮助的还要多”。人性因子在他身上大放光芒，L评价他“心像圣诞老人一样。如果哪家无法负担葬礼，他就悄悄地与殡仪馆联系。他与治安官的友情把许多孩子从手铐下营救出来。多年来，默默无语地，他为一个中风病人付医疗费，为她孙女付大学学费。在那些日子里，忠诚献身的人压到了嫉妒猜忌的人，饭店沐浴在他的光辉里”。他是社区男人的偶像，女人争宠的对象。

但是在得知“他夸耀的那个父亲其实是靠向政府告密挣钱的”之后，妻子对他的看法就改变了。妻子死后，科西把感情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但是儿子又突然早逝。妻儿的相继去世对科西的打击很大。此后，科西身上的兽性因子开始作祟、膨胀，脱离了人性因子的控制，他无视其他家庭成员的情感和意见，一意孤行,娶了比自己孙女还小八个月的女孩，“他是大人物(theBigMan)，没有人能阻止他,他可以满不在乎，为所欲为”。科西的行为破坏了伦理禁忌，颠覆了传统的伦理规范，改变了家庭成员的伦理身份,使她们陷人伦理困境和伦理混乱，牺牲了她们一生的幸福。

2. 破坏伦理禁忌,婚姻失败家庭解体

黑格尔对婚姻的定义是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婚姻作为伦理是神圣的，它的伦理性在于双方人格的同一化，以及家庭成为其实体性的目的”(转引自宋希仁2004:373)。科西选择11岁的希德为续弦对象，不是真正为家庭着想，而是迷恋少女，满足自己的处女情结，填补自己的空虚寂寞。他的再婚没有以爱为基础，是非理性的,夫妻二人在婚姻中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非但不能相濡以沫，反而琴瑟不调。科西自私而又荒唐的选择虽然遭到家人的反对，但他是一家之主，是社区黑人的偶像，没人能够挑战他的权威，“人人都原谅科西。原谅他的一切，甚至到了因为成年男人对她发生兴趣去责怪孩子的地步”。科西就是这个家庭的法律，所有的家人都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科西就像王子，L像牧师，其他的人——希德、维达、梅、服务生、清洁工——都是大臣，只为博得王子一笑”。他从不尊重妻子的人格，不顾儿媳和孙女的内心感受，他的婚姻不是以建立幸福家庭为目的，他说女人的位置只能在“床上、厨房、庭院里、餐桌前、你脚下、你背上”。无视伦理禁忌的结果可想而知。老夫少妻情不投意难合，婚后生活很不和谐，家中女人之间战争不断。科西为此非常恼火，经常出去鬼混，生活陷入痛苦的深渊，无心经营酒店，任其衰败。他把这一切不幸归咎于家中女人的不和，将所有的遗产都留给自己的情人克莱秀。.父权制的思想使他无视自己的伦理选择给两个花季少女带来的无尽伤害，不顾自己的伦理身份对家人所应承担的责任，揭示了“父亲这一形象在男权社会中拥有终极的话语权和力量”(翟文婧2011:140)。

改变了伦理身份的克里斯廷和希德无法再续童年的友谊。希德蜜月归来，试图修补与克里斯廷的关系，和她分享自己的经历，让克里斯廷试戴自己的婚戒。但是希德身份的变化使克里斯廷非常愤怒，在她看来，这是希德对自己从灰姑娘变为阔太太身份的炫耀，她认为希德利用了自己，夺走了祖父对自己的爱，她用她俩发明的秘密语言大骂希德“是个奴隶!他用一年的租金和一支糖果就把你买下了”。刻毒的话语深深地伤害了希德，从此俩人的关系冷若冰霜，克里斯廷甚至被送去寄宿学校。5年后，克里斯廷过16岁生日时，二人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令希德忍无可忍的是丈夫科西居然站在孙女的立场，打她的屁股，令她颜面尽失，一怒之下她放火烧了克里斯廷的床，克里斯廷从此离家出走，20多年没有回过一次家，一直在外漂泊。直到科西死亡，克里斯廷回来参加他的葬礼，童年好友再度见面，因为遗产问题，克里斯廷与希德拔刀相向，双方关系再度水火不容。混乱的家庭伦理关系给克里斯廷带来十分不良的影响，她17岁时的第一次婚姻只持续了几个月就结束了，从此她便否定了婚姻和家庭。在离家的20多年中，生活颠簸无序，两性伦理关系混乱，只与男人同居，甚至一度沧为。她一生漂泊，直到老年时身无分文地回家。

这场战争中受伤害最深的是希德，仅仅因为一次在朋友家玩，碰到她的爷爷，自己的一生就被改变了。当时“他摸着她的下巴，然后——不经意地，依然微笑着——摸着她的，或者说她泳衣下面会长出的地方”。从此，希德既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婚姻生活。过早地离开父母，在与科西30年的婚姻中，她一直称科西为“爸爸”，而不是“丈夫”。她说婚姻是“我的越战，不过我活着出来了而已”。新婚之夜，科西就出去鬼混了，后来也一直在外面有女人。但是为了维护科西的光辉形象，希德还要在众人面前强颜欢笑，“对科西先生言听计从”。在克里斯廷十六岁的生日上，希德和她之间发生了冲突，作为丈夫科西，居然“把她夹在腿间打她屁股。不重，不狠，有章法，并不情愿地打，就像你对付调皮小儿”。夫妻发生矛盾时，科西当众命令妻子别对着我摇你的小尾巴。我不想要它，我肯定不需要它”。如此这般，希德不仅要忍受科西不忠的精神折磨，还要承受他的家庭暴力。

即使夫妻生活不和谐，希德也不会向娘家人寻求安慰。她恨父舟200美元就把自己卖给了科西，“婚礼刚结束，她的家人就开始一窝蜂地来吸血了”,让她颜面全无，“她不知道那么多人——尤其是自家人——正等着占他便宜”，在遭到科西的拒绝后，娘家人把愤怒都发泄在希德身上，“每次回上滩，她遭遇的都是劈头盖脸的指责和谩骂”。面对毫无出路的生活，希德也曾为之抗争，生出与人私奔的念头，只是相约的情人一去不返，因而梦想破灭。

克里斯廷5岁丧父，父亲过早的缺席使得她渴望从科西身上得到更多的父爱，而非祖父之爱。希德也一样，“爸爸”科西对她有绝对的权威。伦理关系上，克里斯廷和科西是祖孙关系，希德和科西是夫妻关系，实际生活中，她们都称科西为“大爹地’’(BigDaddy)。错乱的伦理关系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打上死结，克里斯廷离家出走，梅逐渐疯癫失常，希德试图与人私奔，一家之主科西成天鬼混，原本美好的家庭解体了，欣欣向荣的酒店歇业了。

3.伦理结的解构，爱的回归

由于家长科西破坏伦理禁忌，原本正常的家庭伦理秩序失衡，伦理结形成发展近半个世纪，打成死结，祖孙关系、母女关系和姐妹关系发生了可怕的移位，众人均陷人伦理困境。克里斯廷在古稀之年还对当初的情景耿耿于怀，她对朱涅尔说我们那时候是最好的朋友。前一天我们还在海滩上堆沙堡，第二天我爷爷就把她抱在腿上了。前一天我们还在一床被子下面过家家，第二天她就睡在了我爷爷的床上了。前一天我们还在玩抓子游戏，第二天她就操起我爷爷了。……前一天这房子还是我的，第二天就成了她的了”，克里斯廷认为希德背叛了自己，科西抛弃了自己，对他们恨之入骨，然而伦理结的最终解开还是因为爱。

由于家庭伦理失衡，家人之间互相憎恨，一家之主科西虽然恼火却无能为力。他临死前立下遗嘱，竟然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自己的相好，无视妻子、儿媳以及孙女的利益，丝毫不顾自己作为丈夫、公公以及祖父对配偶和晚辈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大男子主义和父权思想使他“对家中妇女的戕害一直浑然不觉……随心所欲地剥夺她们的合法权利”（王守仁、吴新云2004:208)。这个时候是L果断地站出来阻止了科西荒唐而不负责任的行为。

L这个人物是莫里森精心安排的角色，她十几岁就到科西家来干活，为他做了50年的饭，是科西家的管家和厨师。她和梅亲如姐妹，科西对她非常信任，克里斯廷和希德都对她非常依赖。她感叹说:“在那儿，如桌我是他家的仆人，她(梅)则是他家的奴隶”，“我们俩就好像钟背面的机芯。科西先生是钟面，告诉你现在是什么时间”。她和梅把一生都献给了科西的事业，科西酒店的繁荣有她们“一半的功劳”。L一生都在关心和照顾科西家的女人，正是出于对她们的爱护，她撕了科西的遗嘱，“我不会让他把家人扔到大街上”，然后在菜单上写了份假遗嘱，“给她们一个相互联系的理由”，然后就辞职离开了。L的菜单不仅使形同陌路的家人有了互相联系的理由，而且使希德能够拥有科西的房子，让克里斯廷在遍体鳞伤时能够回家疗伤，让姐妹俩免于无家可归。L为人公正，不仅帮助梅照顾克里斯廷，而且当希德遭到众人围攻时她敢于站出来为她打抱不平。当科西像打孩子一样打希德的时候，L让他给妻子道歉，并威胁科西说，如果再发生打妻子事件，她就永远离开。在克里斯廷的生日上，出于嫉妒，希德放火烧了她的床，是L把火扑灭，化解了希德的行为可能造成的火灾。她是整个家庭的“调解员"(Peacemaker)，“倘若没有L这股暗流，她（希德）永远没法在那片危机四伏的水域找到方向”。L像一位正直的法官，对发生在这个家庭的不正常伦理行为做出正确的评判，并尽自己的能力让它保持伦理秩序平衡。

L对科西家女人的姐妹情谊开始化解科西家的伦理结,而其最终的解构是基于希德和克里斯廷之间深厚的姐妹情谊。在克里斯廷离家的20多年里，科西去世，饭店歇业，梅的身体每况愈下。希德身上的人性因子战胜兽性因子，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她放下往昔的仇恨，以德报怨，以女儿的伦理身份代替克里斯廷照顾梅，这个一直习难她，以她为敌，往她和克里斯廷之间“扔斧头”的“儿媳妇”。“梅活着就是为了折磨这姑娘，现在却得靠她扶着自己的头喝水。”希德虽然不太会做饭，但却任劳任怨。“她在梅的臀部抹肥皂，把做得很难吃的事物捣烂调成恰好的浓度。她给梅剪脚趾甲，擦掉她眼皮上的白屑。……晾晒，清洗，喂饭，擦拭，在热得让人想哭的夜里给她翻身，让她凉快一点儿。”克里斯廷在饱经风霜以后也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回家解决和好友之间的问题。她不仅接过照顾妈妈的任务，而且一直给希德做饭。梅对女儿一直很少关注，生活的中心是科西父子。她经常打骂女儿，甚至把她赶出家门，母女关系降到冰点。克里斯廷多年的漂泊生活经历以及对黑人男性的失望，让她认识到黑人女性孤立无援的生存状态，最终理解了母亲，“梅所知道的世界一直在崩溃中;她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从未是安全可靠的”。选择放下积怨与母亲和解，反映了以克里斯廷为代表的黑人女性的成长。

莫里森曾在访谈录中说我们有很多愤怒、邪恶。它们能轻而易举地控制我们。但令我惊奇的是我们也有很多真挚的爱”(参见Taylor-Guthrie1994：41)。最终克里斯廷和希德之间经年的仇恨在一次打开心结的倾心长谈中得到了化解。两人一起回忆当初两小无猜的美好时光，希德告诉克里斯廷，她嫁给科西的根本原因是想跟她在一起，“我以为，嫁给他就可以和你在一起了”，彰显了她对克里斯廷的姐妹情深，解开了克里斯廷认为希德就是来争夺财产的心结，多年的积怨被化解了，姐妹俩共同认识到是科西自私的伦理选择夺走了她们快乐的童年和一生的幸福，长久以来压制女性姐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们“理想的丈夫，完美的父亲”科西。爱的光辉重新普照在两人的身上，她们意识到彼此对于对方是多么的重要，纠缠多年的伦理结彻底解开了。

4.结语

“‘伦’意味着辈分、等次、顺序；‘理’是治理、整理、条理的意思。伦理是一种客观的关系，是一种特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领悟和治理”(宋希仁2004:3)。科西作为家长，没有处理好家庭伦理这个客观的关系，放任自己的兽性因子，年过半百还要娶少女为妻，让家中女性陷人伦理困境和无尽的痛苦之中，深刻揭示出黑人女性除了种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还要接受来自本种族男性的性别压迫，生存状态极其艰辛。黑人女性丧失主体性的痛苦的婚姻状况在莫氏小说中频繁展现:《最蓝的眼睛》中的乔利和波琳，《秀拉》中的鲍依和伊娃，《所罗门之歌》中的梅肯和露丝，《爵士乐》中的乔和维奥莉特，《柏油孩子》(TarBaby，1981)中的森和雅丹，《慈悲》中的弗洛伦斯和铁匠……夫妻反目，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动刀动枪。反同性之爱，特别是姐妹情谊却非常和谐，“姐妹情谊让黑人女性能够抵抗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McBryde2010:5)。姐妹情谊也是莫氏作品的主要主题之一，特别在《秀拉》、《爵士乐》和《天堂》中均有深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