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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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金融与经济的区别

篇1

一、sna与mfs概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迅猛发展,但在统一向前的大步伐中,世界各国的发展仍体现出明显差异。为了增强统计的国际可比性,协调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统计制度,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先后制定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gfs)等国际统计准则。2008年联合国专家组又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进行了修订,推出了08sna。

sna以全面(综合)生产理论为基础,运用会计账户方法对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的统计核算,为宏观经济分析、决策和管理提供客观依据。sna作为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准则,其中包含相当丰富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

但是,在2001年,经过长期研究和多次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颁发了一部专门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用于指导和协调世界各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概念和原则上,mfs与1993年sna保持一致,并与《国际收支手册》(简称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简称gfs)等国际统计准则相互协调。

本文尝试从宏观上把握sna与mfs的区别与联系,并以金融工具分类为切入点,细致探讨两者的具体不同。

二、宏观把握sna和mfs的区别与联系

sna是关于整个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mfs则是专门针对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仅就货币与金融统计而言,两大国际准则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

(一)核算目的不同

sna是为了核算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而设计的。它以整个社会再生产为主线,全面核算再生产的条件、过程与结果。全面测定生产、收入、分配、使用和资产负债的总量。在sna中,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指标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国民收入(ni)、个人可支配收入(pdi)等。国民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全部活动以账户和矩阵的形式列出。账户形式即会计账户的借贷格式,借贷双方平衡,最基本的是生产、消费、积累和国外(即国际经济往来)四大账户。体系中包括:国民收入计算,投入产出表,资金循环表,国民资产负债表与国际收支表等内容。

mfs是关于货币与金融统计表述方式的国际准则,是为了测定整个社会的金融活动状况、分析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而设计的。mfs范围覆盖了广义金融的各个方面及相关经济活动,内容包括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定义、分类、指标、方法和表式等。它以经济体中的资金运动为主线,侧重于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金融资产负债的流量和存量核算,在金融领域自成体系。

核算目的的不同是sna和mfs最根本的区别

(二)理论基础与指标体系不同

mfs和sna两套核算目的的不同导致他们建立的理论基础也不同。sna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生产活动是一个生产-分配-流通-使用不断循环的过程,是一个综合物质运动与价值运动的过程,生产活动是一起经济活动的中心,以此为指导,sna全面核算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流通-使用各环节的价值和实际的流量与存量。其总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储蓄和资本形成总额等。

而mfs以金融理论为依据。金融理论认为:货币供应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货币供给可以制约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以此为指导,货币与金融统计全面统计了金融交易形成的流量和存量,根据金融性公司的职能不同,核算了影响经济和金融过程的重要指标,详细描述了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债权和债务。

(三)sna和mfs的主要联系

1 核算主体一致

一国之内的单位、个人和国外的单位、个人参与的经济与金融活动,是sna和mfs核算的主体。

2 核算客体一致

尽管sna和mfs在核算内容上与有关于生产、分配、使用等方面的差异,但是金融资产和负债额流量与存量是二者相同的核算客体。

3 基本概念一致

sna和mfs在经济核算的许多基本概念上取得完全的一致。比如常住单位。机构部门、金融交易、金融资产、负债等,两套核算体系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定义。

三、sna与mfs金融工具分类比较

mfs的统计标准是以sna的统计标准为基础的,sna的统计标准是组织、计量、处理经济体中非金融和金融活动的完整框架。因此,sna的基本原则决定了mfs的统计原则。但是,由于两者统计的目的不同,因而sna货币与金融统计与mfs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下面就以金融工具的分类为例,具体来比较sna和mfs的不同。

sna没有明确提出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只从存量(金融资产)与流量(金融交易)出发将金融工具分为不同的七个类别。它采用复合分类法,在第一层次上把金融资产和负债划分为七种: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通货和存款、股票以外的证券、贷款、股票和其他权证、保险技术准备金、其他应收/应付账款。同时对一些一级分类做了二级分类,例如保险准备金分为住户对人寿保险准备金和养老保险的净权益。保险费预付和未决索赔准备金。对于贷款和债券分为长期和短期。

篇2

现阶段,我国很多地区仍存在较为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纵观近期文献,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表现得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阻滞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威胁。

一、相关关系原因分析

(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金融市场

从2000年开始,在我国农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撤出县级及县级以下地区。从而导致农村金融供应机构以及资金供应出现严重缺口,与当时农村经济机制改革产生重大矛盾,随着矛盾的日益尖锐,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积重难返的威胁。

(二)缺乏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现阶段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良好的农村金融运行环境:一是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二是缺乏有效的宏观政策支持;三是缺乏对农村进行教育、医疗、法律等公共产品充分供应;四是应加强农村社会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行业冲击金融市场

在农村,私人借贷极为普遍,构成了农村借贷的主要方面。农户的支出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教育、生活、医疗和生产,当入不敷出时,农户往往更倾向于通过私人借贷的方式获得资金。有数据显示,农户从正规金融获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借款非常困难。调查显示,农民借贷的问题并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是根本借不到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显然有其必要性,但问题是非正规金融游离于法律之外,可能蕴含着极大的风险。

(四)存款保险体系不健全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因素,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防止挤兑危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现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缺乏相关的存款保险制度,从而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二、政策建议

(一)改革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外部支持环境

现有农村金融监管力量,分别来自于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省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出现职责上的分工问题,或者造成监管漏洞,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过度。因此应该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

农村金融改革同时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一是需要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二是需要相关准备金管理,再贷款利率等方面的宏观政策的支持;三是需要对农村进行教育、医疗、法律等公共产品充分供应,促进农村商业金融服务的改善;四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与城市金融协调发展

金融改革始于城市,这就造成了农村金融改革与城市金融改革脱节。农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城市金融,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农村经济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带来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经济发展的过程在逐渐地削弱二元结构特征,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也成为政府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心。池小萍在“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互动式发展”一文中提到,与城市金融相比,农村金融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服务地域的广阔性而导致经营管理难度较大,而使以利润为导向的金融机构望而却步。因此,应注意农村金融系统改革与城市金融系统改革推进的协调性。

(三)完善我国农村存款保险制度

鉴于我国目前存在的良莠不齐的农村信用环境,设置强制投保可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并且强化准入机制,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将经营效益差的信用单位排出农村金融市场,确保农民的财产安全。

(四)注重农村金融的多元化发展,实现小额信贷组织创新。

虽然非正规农村金融市场充斥了正规农村金融市场,但我们不能否认非正规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同性质市场的存在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双方会不约而同地改善经营模式,加强管理,而最终获益者为广大农民,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保障。

例如,进行以利润为导向、成本收益平衡、运行效率高的小额信贷组织创新,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利率的方法从多个渠道减少对捐赠的依赖。

(五)区别化对待,满足不同地区的农村建设要求

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经济状况、耕作环境、教育水平等方面差异显著,因此出台政策应区别化对待,切勿“一刀切”。比如,将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行政区的等级划分,逐层削减规模,使农村信用合作社真正的深入农村,切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这样,既可以节省农民办理事务的成本,又能提高合作社的工作效率,从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六)完善金融所有制结构,加快资金回流

有数据显示,农村建设常出现资金运用不合理的情况。因此可规定对资金运用达不到规定比例的,要求其增加信贷资金投入,或者减少存款,或者自动退出农村存款市场。加快资金的回流,为农村的建设提供充分的资金流支持。

参考文献

[1] 周霆,邓焕民.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M].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

[2]薛红,赖景生.基于城乡统筹视角下重庆市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关关系分析[J].管理学家.2009(04).

[3]彭艺,彭紫云. 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J]. 理论探讨.2010(04).

[4]池小萍.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互动式发展[J]. 中国流通经济.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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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性差异 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引言

不同经济区域制定和执行有差异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体现在其政策目标上,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促进区域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实现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效应体现区域协调的统一,是提高国家货币政策总绩效的治本之策。相对而言,从我国整体货币情况来看,只有在国家金融政策的倾斜下制定区域金融政策、解决完善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投融资制度、提高金融市场运作效率、解决资本不足等问题后,才能构成一个有效刺激区域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环境,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如果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带来高的通货膨胀,造成币值的不稳定并波及其他地区,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货币政策传导的是一种渠道,是一个地区可能比另一个地区有更强的经济效应,即不同地区的具体经济金融状况以及特定经济环境下,政策操作会产生不同的区域效应。

一、货币政策的区域间差异表现

1.1 区域间信贷资源配置失衡

我国货币政策是以人民银行总行为调控主体,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单一总量集中调控模式。这种调控方式提高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实现了货币政策的总体调控目标,但同时也促成了基础货币的集中投放与信贷资金的集中供给,使得信贷资金在发达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配置失衡,客观上从货币层面加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目前,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通常是人民银行总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投放于各金融机构,随后形成的货币供给经由金融机构信贷渠道依照效益原则流向各个行业和地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分割明显,资金趋利性使其必然更多的流向产业化水平较高、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的经济发达地区,造成了发达地区货币供给集中,欠发达地区供给不足的货币供给不平衡配置状态。这种总量货币政策在调控区域间信贷资源配置上表现乏力,影响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情况,使得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总供给曲线产生差异,相同货币供应增量在经济发达地区会导致更大的产出效应,反过来更进一步强化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流向,加剧了区域差异。

1.2 区域间货币乘数差异

根据Moore等人的研究成果,全国货币乘数与区域货币乘数并不相同,因此在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发达与欠发达区域,统一的货币政策会产生不同的货币乘数效应。在统一货币政策下的不同区域,货币乘数应在全国货币乘数的基础上增加对区域漏出效应的考虑。

由于在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化进程、融资渠道宽窄等方面的区别,欠发达地区的信贷和储蓄资金流出总量要大于区域外的投资资金流入总量,同时本地区银行等机构发放借款用于本区域“出口性”产业,产品将会被出口到其他区域,货币产生漏出。因漏出效应,货币政策在各区域就可能产生不同的货币乘数效应。在全国统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前提下,一方面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资金外流,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生产发展水平较低造成其需要消耗大量资金来获得所需的生产消费资料,最终导致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货币乘数效应小于东部地区。

1.3 区域间货币政策传导差异

在资金使用上,东部发达地区目前正处于高投资、高效益、高收入、高储蓄、货币需求和货币供应同步增加的良性循环状态;而欠发达地区则积累严重不足,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相对薄弱,信用评价较低,资金效益偏低。相对于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对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放采取更为严格的控制。这些因素导致不同区域间在货币传导顺畅性上的差异,欠发达地区对货币政策导向的敏感度及传导能力大为降低,形成不同区域之间的货币政策效应差异。例如,中央银行利用准备金、再贴现等政策手段对流动性进行调控时,流动性不易因此而发生预期变化,货币政策传导受阻;又如,在近年利用利率杠杆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同时,东西部不同区域之间货币传导主体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从金融机构数量来看,除了国有金融机构按省区设立分支行外,新兴的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多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东部城市商业银行机构数量是中西部地区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从近年发展趋势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从资金盈利和安全性出发,也纷纷精简中西部地区机构设置,同时略增东部地区的分支机构数量。伴随着这种主体发展程度的区别,存贷业务规模上也存在很大差别,这些因素也加大了区域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的差异。

自1999年以来,中国近十年一直实施着“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显著成效。事实上,从2003年起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货币政策持续呈现收紧态势。2007年中国经济在高位上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为防止经济过热, 2008年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原因是:首先,我国改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由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过热的苗头所决定的。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使我国的资源、环境等已处于不堪重负的状态,经济结构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而要使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温,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要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抽紧银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其次,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品物价走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物价上涨水平大大超过预期,因此必须严把货币闸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最后,货币政策向从紧方向调整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即在流通中资金规模大大超出了经济运行正常的需要。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合理引导社会通货膨胀预期,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来缓解通胀水平的进一步上升。

二、区域差异下货币政策实施的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领域,因为“市场力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逐步缩小以至消除区域差异,使各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为此,一方面需要积极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同时也必须正视区域差别,在统一的调控政策下,采取有区域差别的灵活的货币政策调控办法。

2.1 引导区域金融市场发展,完善金融市场基础条件

在保持对发达地区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同时,政府应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引导其金融市场的加快发展。首先,根据“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各项区域发展战略,除了银行信贷渠道外,有必要尝试设立区域开发基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上的支持;其次,推动中西部地区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根据资源禀赋及人文历史的沉积,选择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发挥区域联动效应,带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其完善金融渠道和市场条件;另外,在完善保障机制的前提下,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力度,尤其要加大中西地区非国有企业的扶持力度,增强经济活力,提高中西部资金收益能力和实体经济的信用程度,理顺货币传导渠道。

2.2 跟踪分析区域货币乘数,制定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根据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可以不断推行利率市场化,扩大资金的市场来源渠道;在中西部地区,则有必要在一定的国家担保下,根据不同区域货币乘数的测算制定实施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适当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同时,采取一定优惠的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和央行再贷款政策,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能力,通过区域间的结构调控,最终促成货币政策目标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区域间实现均衡,进而促进经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2.3 加强利率杠杆作用,实施差别利率政策

由于区域间货币政策传导上的差异,欠发达地区的利率杠杆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在统一的基准利率下,赋予央行各大区分行一定的利率浮动权,通过不同地区间利率的反向差异调整资金的流动方向。同时,为避免资金自我增殖本性导致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外流,有必要通过政策法规的方式对此进行限额比例管理,限制欠发达地区的向外净拆出资金规模,避免区域漏出效应。此外,也可以探索政府的利率倾斜,通过利息补贴鼓励投向落后地区的开发资金。这方面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比利时政府即曾为了鼓励对落后地区的投资,采用为期5年、5~7%的利息补贴方式,补贴额可达投资总额的75%;80年代初,法国政府为推动老工业区“再工业化”计划和老工业区企业技术改造,专门设立了优惠的“再工业化”贷款基金,以9.75%(通常为16.18%)的利率直接发放给企业,或者先按9.75%的利率发放给信贷公司,再由信贷公司以13~14%的利率发放给企业。

2.4 完善区域经济金融运行分析制度,加快金融一体化进程

差别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必须以准确掌握我国货币政策的地区性差异的基本情况和货币乘数等关键数据为基础,为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区域经济金融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掌握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状况,定期对区域经济金融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为区域差异化货币政策的有效制定与执行提供可靠的前提依据。另外,必须看到,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是源于不同地区在要素禀赋、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区别,因此在制定差异化货币政策的同时,必须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市场条件的完善、提高地区信贷效益与规模等方式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加快其金融一体化进程,从而更好的解决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区域间资金配置失衡等方面的问题。

三、结论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基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和人文历史的沉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常形态和基本特征。许多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到协调发展、区域差异缩小以至消除的过程。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差别明显,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区域间差异及由此导致的区域资金配置失衡对区域间的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在未来的一段较长时期内,货币政策的差别制定与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控上的不足,而大力促进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才是解决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治本之策。

参考文献:

[1] 吴伟军.我国存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实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07)

[2] 宋旺,钟正生.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原因[J].经济研究,2006,(03)

[3] 汪增群,周宁东.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一个综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03)

[4] 耿识博,谢士强,董军.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J].金融研究,2005,(07)

[5] 于则.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分析[J].管理世界,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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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关系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而对于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相当重视,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尽早找出存在于经济增长中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经济生活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经济增上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物质方面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经济发展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经济结构的改变,即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以及经济形态的变革。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国家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意味着质的变化;而经济增长在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是经济效益问题,也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匮乏、能源和工程的成本较高等;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我国人均GDP处于低谷时期,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国家和人们必须面临的挑战;资源消耗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煤电油紧张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分配不公问题,我国城乡的贫富差距的拉大速度相当快,同时随着人口增长、城乡之间的差异以及结构调整导致的就业压力等原因,都会导致分配不公问题的扩大;道德建设问题,因腐败问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逃税漏税和乱收费等问题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上述情况可知,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期,而要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往往要注重内涵也就是质的提高,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必须深刻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正确解决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增长重在数量,而经济发展重在质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增长与发展共同构成数量与质量,结构与总量的统一;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包含、相互促进。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追求好快省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经济增长是基础,经济发展是结果,离开了经济增长就不能谈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体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的增长,而实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充分条件是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而经济发展则依据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均衡发展理论等;其次,二者的目标取向不同,经济增长着眼于经济的短期变化,而经济发展则关注的是经济的长期变化;再者是衡量的指标不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总量以及人均GDP等,而经济发展除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外,社会个发展指标、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以及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也是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二者对于实现路径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经济增长方式追求的是在增长中求发展,侧重于先实现经济增长,而后再谈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则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必须从发展中求增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发展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

三、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途径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增长的上升期,随着市场推动力的增强逐渐形成自主的经济增长机制,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将生产力的释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来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国民经济发展得到有效提高;循环经济以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提高人的素质和知识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从而构建出和谐的社会。

当今社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来实现经济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真正解决经济增长背后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会议强调稳中求进,这体现了实现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我们只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涵有了更透彻、精准的把握,才能实现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最终实现稳中求进经济结构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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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经济发展;商业银行;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是指: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越低、不良贷款比率越高,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就越高;反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越高、不良贷款比率越低,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就越低。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在我国除了指金融机构根据不同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状况等指标来适用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层意思,即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来适用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

一、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发展现状

我国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时间起步较晚,1980年人民银行就曾为了满足改革试点的要求,对一些地区性银行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对上海地区的银行按存款增加额的10%缴纳存款准备金,而对深圳地区银行则按存款增加额的3%缴纳存款准备金。

2003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进度较快,规模发展迅速,部分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扩张倾向明显。一些扩张较快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及资产质量等指标有所下降,呆坏账风险增加,而且国内经济过热倾向明显。因此,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倾向,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同时为了区别对待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从2004年4月25日起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呆坏账比率过高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贷款,为了防止金融宏观调控中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央行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

这些说明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已经成为我国中央银行实行金融监管、调节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和调控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工具。

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四川地区为例

(一)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对资金流向的影响。我国根据地理标志将全国分为三个区域,即东部地区: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中部地区:晋吉黑皖赣豫鄂湘桂和内蒙;西部地区:渝川黔滇藏陕甘宁青新。而这个地理分界线同时也是经济分界线,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中部次之,西部地区最落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货币市场也较为发达,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参与货币市场交易的金融机构较多,货币市场的交易量较大。由于地区间资金收益率不同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东部地区虽然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但实际上利率已经市场化。而西部地区的实际利率长期处于低利率或负利率之下,资金的逐利天性,必然加剧西部资金流向东部。相反,西部地区的金融业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仍然与全国经济发展平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西部省份的金融机构体系建设和业务发展仍然十分滞后。这是因为受西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在贫困地区,金融机构设施落后,网点分布少,人均收入水平低,从而边际储蓄倾向低。法定准备金要求全国同一水平,但西部地区的总体存款水平低于东部地区,按同一水平上缴存款准备金加剧了西部地区的资金紧张状态,商业银行筹集信贷资金难度大,同时由于西部地区信贷机制发展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存款中所需现金比率较高,在统一的法定准备金率下无法得到照顾,因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长期低于东部地区以至全国平均水平,各行信贷资金运营一直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缺口。而且当东部发达地区经济活动呈现过热时,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往往才处于起步阶段,此时实施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给刚刚开始发展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各行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对我国四川地震灾区经济的影响。地震发生后,四川省也开展了积极的灾后重建,希望能尽快恢复生产,但四川省经济基础薄弱,灾后自救能力较差。数据显示,至2008年6月25日,四川省财政厅向灾区拨付资金57.5亿元,其中省财政拨付41.9亿元,市州财政15.6亿元。但与灾后重建所需资金相比,缺口很大。四川地区地震灾害发生时,我国经济总体偏热倾向明显,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迅速,房地产等固定资产类投资项目发展过快,为了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央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压缩商业银行可用资金,以减少信贷规模,抑制经济过热。但是,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十分明显。如果四川地区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商业银行同时提高,就会导致当地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规模缩小,信贷规模压缩,这将进一步扩大灾后重建所需要资金的缺口,而且商业银行的可运用资金数量大大减少,其贷款行为将更加慎重,审批过程更为严格,甚至实行贷款配额。这样,灾区企业融资成本加大,融资难度明显加大,资金来源途径变窄,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发展;资金的稀缺性也必然会带来企业融资活动中的寻租行为,不利于灾区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我国当时的经济宏观面又不可能为了仅仅照顾四川地区的情况而保持存款准备金率的不变,因此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全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时,保持四川地区存款准备金率的不变,这样既解决了四川地区经济恢复所急需的资金问题,又不影响总体货币政策的实施。首先,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则备付金总体相对保持不变,可用资金规模与以前相比没有受到压缩;地区商业银行的存贷比率不变,这就为四川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其次,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没有受到影响,其在贷款对象选择上将有更多的余地,而且贷款利率将不会因为其他地区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而受到影响,这样西部地区更多的企业就能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这对帮助四川地震灾区企业的恢复发展壮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再次,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商业银行货币供给量规模相对增加,市场上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将刺激地震地区居民的个人消费,有利于灾区消费市场的拓展,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推广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在解决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上的应用前景。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统一的存款准备金率不仅在政策实施的效果上大打折扣,而且会对地区经济产生很多不利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货币市场不完善,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缺口大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如果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不考虑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而采取东西部地区“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则在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西部地区的“抗震”能力必然低于东部,受到的冲击会相对较大,严重影响到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一来,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西部地区货币政策目标的首选始终应是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只有实施加速发展战略,才能尽可能地在短期内缩小东西部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而且推进西部地区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化解,也都需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国家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上必须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强,地区融资能力强,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热的局面下可以对其采用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以遏制其经济信贷增长过快和投资过热。而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适度向其倾斜,采取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或保持存款准备金率的不变,以促进其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给央行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使得央行能够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采取相适应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样就避免了在调控全国的经济时“一刀切”现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给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大的自主空间,给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这对帮助解决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我国总体经济的影响

(一)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于帮助西部地区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对于巩固国家的安定团结,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西部地区多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部地区的落后,也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会造成不平衡心理,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正常的差距有利于竞争,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但差距过大且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就极有可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产生不公平感。民族地区的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若长期落后,发展缓慢,就不能形成良好的发展能力。它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这种强烈的反差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的民族团结,成为阻碍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还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良性循环,进而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发展。

(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促进西部地区发展,使得东西部地区优势互补,能够促进我国总体经济的和谐持续发展。当前,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正面临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批高投入、高排放、低增长的企业被淘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果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则会直接影响到我国总体经济的增长率。所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难题。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是形成国民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大举措。西部地区发展滞后,是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对西部地区实行货币政策上的倾斜,增加西部地区货币市场活力,促进西部地区信贷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发挥西部地区优势,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空间;有利于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推进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后劲。西部地区的市场、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与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也有利于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逐步形成区域经济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新局面。这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保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胜利,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有利于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团结。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的企业很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的对外出口额大幅下降,很多企业因此而倒闭。而且我国的劳动力人口较多,在往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就业人群的需要。但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极有可能会下滑,得益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岗位也会减少,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员,如果国家不采取有效措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通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发达地区采用较为合理的存款准备金率,给东部地区的优质企业提供较低利率的贷款,以促进其发展壮大。而针对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则采取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扶持当地企业的发展,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是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重大改革,它将改变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对我国今后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使之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的实际国情。这是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在我国的一种制度创新,它将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四、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措施

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虽然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边际储蓄率低等原因,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核心资本不低于4%,一级资本不低于8%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一般对于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金融机构,我国金融当局为防止金融风险过度积累,引发金融不稳,会及时要求其补充资本金,或实行兼并,甚至强制清算。在这种审查制度下,资产负债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资产扩张较快,而资产负债状况较差的金融机构扩张将受到限制。

但是,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实施则使这一惩罚机制的效果大大减弱。为了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采取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样不良贷款率较高本应受到限制的地区商业银行反而没有受到限制,这就给地方商业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可用资金,使得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进一步扩张,极有可能加剧呆坏账比例的增加。由于西部地区商业银行本身资本充足率就达不到国家审查要求,信贷规模的扩张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情况,再加上西部地区银行贷款审批机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还不完善,风险资产增加过快,很容易引发地区金融秩序的混乱。因此,对经济落后地区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使得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对当地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下降。

另外,存款准备金率是我国央行调节经济的三大货币政策之一,由于它的调整会直接收缩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力度大、效果明显,所以是央行调节经济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如果对西部落后地区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则会使央行调节措施的边际效用大大削弱,警示效果不明显,以至于不足以引起商业银行的重视,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理想。

所以,西部落后地区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必须经过央行的仔细审查,必须加强对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的控制。首先,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西部地区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调节和控制,保证信贷规模的供给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防止信贷过度扩张影响银行业的稳定;其次,加强对西部金融机构的监管,严防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发生,以此来弥补实施差别准备金率所导致惩罚机制的削弱;再次,加快西部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健全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改善资金来源单一、金融法制不健全的情况,增加西部地区融资渠道,避免对商业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蔡竞,邱荣.论西部经济成长中的金融约束及其消除[M].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

[2]蔡黎,肖驰.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6.

[3]王薇,郭景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民族发展面临的问题[M].北方经济,2006.

篇6

目前,互联网经济中增速最快的行业是网上支付,近年来交易额规模年增速达100%。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在2010年6月份的资料,第三方支付在《非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出台之前,企业数量就已经达到320家。截至2012年,已经101家企业获取中国人民银行第三方“支付业务许可证”牌照。互联网经济在融资创新主要以互联网借贷平台发展为代表。广义的互联网借贷平台主要有B2B、B2C、P2P三种模式。B2B市场规模2011年达到了140亿元左右。我国P2P借贷平台2012年已注册成立110家,2012年全年成交量21.14万笔,成交额104.13亿元,潜在规模超过了500亿元。

二、互联网经济的金融创新特点

1.扩展融资渠道,提高市场效率。以往的金融创新主要以金融机构为主体。金融机构虽然依据市场变化会进行一系列产品创新,但信贷产品一般执行国家的利息政策,对借款人有严格的资格审查,借款人为达到银行要求条件会面临较高的资质验证带来的融资成本。由于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使得对不符合资审查的借款人进行信贷配给成为银行的理性选择。一些优质低风险的借款人由于自身资产较少、抵押品不足,无法有效显示自己的信用品质,因而无法取得金融机构的融资。银行选择抵押品和利率的传统信贷合约无法完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致使大量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降低了市场效率。互联网经济的金融创新主体为互联网经济的参与者,通过机制创新,主要通过利率来区别风险,降低了借贷门槛,对借款人条件相对宽松,借款人为达到资质验证条件的成本较低,降低了在等待银行融资过程中会面临的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使更多人群享受到了互联网借贷融资服务。互联网经济的金融创新使金融市场融资难的问题得到了部分缓解,提高了市场效率。2.支付、融资与交易结合,提高了网络效应。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网络平台为媒介的信贷市场迅速发展,网络效应也改变了原来金融机构的网点优势模式。互联网借贷平台凭借其广泛的易接触性、方便快捷的操作模式、友好的操作界面、低廉的费率和差异化的融资利率,促使网络借贷成为重要的创新型融资模式,并已出现了美国、英国规模较大的互联网借贷企业。同时,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基于互联网交易实现,互联网网上支付和融资与交易密切结合,可以从互联网交易中获取大量客户需求信息,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依赖互联网进行预测和决策,能减少客户融资搜寻次数并满足融资的时间偏好,最大限度挖掘客户需求,进一步加强了网络效应。3.完善征信机制,实现信用经济。在传统的银行融资方式中,由于中小企业单笔融资的额度较小,而每笔贷款都需要专人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单位资本的监督审查成本过高,导致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成长和发展的瓶颈。与金融机构信用体系相比,互联网平台可以详实记载会员在平台上的所有交易,将客户的网上交易年限、交易活跃度、交易对手评价等建立成一个信用体系和数据库,形成企业的网络信用。在决定企业贷款时,可以把网络信用体系作为客户分类、准入的参考标准,从而有效弱化融资风险和成本约束。互联网融资在增大企业违约成本、获取企业信息、实行风险共担、发挥规模效应方面可以缓解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互联网平台可以选择对违约企业的惩罚力度控制企业的违约成本。一旦授贷企业出现坏账,可对其进行“互联网全网通缉”,以“网络公示”和“终止服务”等手段有效提升了企业的违约成本。传统贷款模式下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优质中小企业,可凭借互联网平台上的网络信用资本,显示信誉和风险类型,获得资金支持。随着使用互联网平台的企业数目的增加,使用互联网平台的企业越多,单个企业分担的成本越小,互联网融资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增强,从而产生良性循环,使更多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需求得以满足。

三、存在的问题

1.处于监管灰色地带,易发生风险。互联网经济的金融创新一般使用金融市场价格-利率来甄别风险,市场定价较高,由于避开了正规银行监管所带来的成本,因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互联网经济的金融创新在金融市场上会引入越来越多收益高的产品,对资金产生较大的吸引力,低风险、低收益的资产反而可能因为无法给出较高的收益率,而吸引不到资金。互联网经济的金融创新的定价机制会对金融市场的价格体系带来冲击,使得资源错配。互联网经济的金融创新在规范性、透明度、监管度上都远低于正规银行。相对银行成熟的审贷流程来说,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资金运用并没有完整而严格的制度可循,无法完全识别风险较高的业务,而且在操作过程中易产生人为操作层面的风险,甚至出现违法乱纪的情况。一些互联网借贷平台变相吸收客户存款发放贷款,建立类似的银行资金池,倾向于较高的收益率,并不注重区别融资客户资质。有些互联网借贷平台还开始了资产证券化,将其债权打包转化为投资理财计划卖出,形成批量业务,用融资再进行投资。这样造成了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创造信用,大规模放大资金杠杆;二是没有风险控制,由于没有完全的资金担保机制,一旦出现大规模挤兑,回旋余地有限,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互联网经济的金融创新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在金融监管之外累积,一旦发生问题,将会是系统性危机,比监管内发生的风险更具破坏力。2.缺乏相应金融监测指标,易影响货币政策。互联网经济的金融创新未纳入货币和监管政策的范围,也没有相应监测指标体系,缺少对其规模的精确统计。由于互联网经济的金融创新具有信用创造的功能,使得非银行融资信贷大幅增加,大规模融资信贷体外循环。这部分融资信贷总量不受中央银行控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信贷、货币供应量等政策制定和调控效果,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力度,增大了风险。互联网经济金融创新的发展已显现了行政控制与金融市场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互联网经济金融创新逐步深化和相应产品日益丰富的背景下,降低了宏观调控措施的效率。如果金融监管较紧,而整体宏观政策较松,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会促使互联网经济的金融创新的发展,让风险在金融监管之外累积,加大宏观层面的调控风险。

四、发展建议

篇7

关键词:民间金融;二元经济结构;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35 献标识码:A 章编号:1003-9031(2006)09-0050-04

一、问题的提出

民间金融是自发形成的,属于正式金融体制范围之外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或其他组织之间的资金筹借活动,基本上没有被纳入国家金融管理机构常规金融监督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按照Mckinnon和Shaw的金融发展理论,非正规的传统民间金融是一种落后的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是经济的二元性在金融领域的表现。[1]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部门间生产函数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区域间、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导致的经济两极分化现象。[2]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领域的一个典型特征。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先进的现代部门和落后的传统部门并存,城乡差别大,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金融组织和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不断适应实物经济部门的需要和发展,为实物经济部门提供服务,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要改变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现状,金融的作用不容忽视。

我国的民间金融过去一直是政府限制的对象,但多年来始终存在,且近几年趋于活跃,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进行了实地调查,测算出2003年全国民间金融的规模在7400亿元至8300亿元之间。[3]200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了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肯定了民间融资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紧急支付和民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求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我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当地的民间金融发展也很迅速,规模大且发达程度高,通常被看作是民间金融的典型代表地区,温州地区更被称作是“民间金融之乡”。这是否说明民间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性呢?民间金融的发展是否可以对改变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发挥作用?本文正是基于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试图从民间金融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联出发,对民间金融发展的作用进行分析,探讨民间金融的定位和今后的发展与规范问题。

二、二元经济结构下民间金融的兴起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其经济的二元性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在于: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能迅速集中国内储蓄资源支持国家发展规划,利用组建起来的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体系来“泵取”社会资金,流向政府支持的产业部门及企业。

另一方面,分布广泛的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个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却得不到国有金融机构很好的满足,他们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钱庄、合会、典当行等金融机构来获得零星的金融资源。有组织的现代国有大金融机构与无组织的传统金融形式并存的二元格局构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的特色。[4]虽然经济的二元性是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生产力限制而客观形成的,而金融的二元性除此之外更多地是政府人为干预的结果,但是现阶段民间金融的兴起扩大与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现状不无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的经济结构表现出产业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多重二元结构的特征。而这多重二元结构制约着国家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选择、实施,同时也为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国家通过计划体制将稀缺的资金投入工业,造成城市和农村进一步的分离。1978年首先进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曾使城乡差别一度缩小,但随着改革向城市推进,城乡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得更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农村资金供求一直就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这已经成为一些地区,尤其是某些农业省份严重的经济问题。正是在这种农村金融市场有需求,但大银行几乎不给农民贷款,农村信用社由于经营管理混乱不能完全满足农村贷款需求的情况下,农村民间融资便开始活跃起来。正规金融体制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国有经济垄断了正规金融的金融资源,而非国有经济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民间金融也因此得到生存空间,发展迅速。[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实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战略,使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扩大,而民间金融的发展也因地域而不同。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当地非国有经济发达,资金需求较大,正规金融途径无法满足,再加上当地民间信用传统沿袭的影响,使得民间金融相对发达。

金融制度本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但我国原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制度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让位于聚集与控制金融资源,金融体系高度垄断。政府对市场准入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国家垄断一切金融资源,服务于国有经济。在经济主体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的时候,金融体制却一直围绕着国有经济进行。这样的金融制度下,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也必然存在,这就为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土壤。正是金融制度供给不均衡造成了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可以说,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异常发达,规模异常之大,是政府实行金融控制,金融体系不健全、利率政策管制过严、金融垄断的结果,但从深层次看也受二元经济结构背景的影响。我国民间金融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和政府金融控制的双重特征下日趋活跃起来的,其发展过程是典型的市场主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三、民间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解决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城乡差别大的问题,其根本在于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大力发挥金融对农村、农业和农户的支持作用,充分考虑并尊重农村经济主体的内生金融需求。

小农经济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特色,以家庭为核心,由小家到宗族、到村邻,由村到镇、到县,再依次到地市、省等,逐渐向外辐射延伸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所特有的“圈层结构”。小农经济还呈现出典型的“拐杖经济”特点,农户以土地作为生活的基本保障,非农收入作为家庭经济的 “拐杖”,是农业经营的重要补充。因此,小农借贷的基本逻辑顺序是,在农业收入不足时寻求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内源融资,如果仍有缺口再寻求外源融资。寻求外源融资时,首先在家庭圈层结构内寻求友情借贷,其次则谋求国家信贷支持,最后不得已求助于带有商业特点的民间借贷或高利贷。[6] 正是“圈层结构”和“拐杖经济”的农村经济特征奠定了农村民间借贷的基础。我国农村地区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和交通状况等基础条件都远远低于城市。农业生产周期长,受限于自然条件,农民收入的总体水平低而且波动性大。商业性的正规金融机构不愿在农村开展业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因而民间金融的替代作用非常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和人员素质的限制,或者基于成本的考虑,往往不能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财务信息,甚至财务制度都不健全。中小企业贷款期限短、额度小、频率快,而且由于征信体系的不健全,正规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加上这类企业大多规模较小,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很难向贷款机构提供足够的抵押和担保。金融机构出于风险的考虑,支持的对象往往是优质客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正规金融途径的满足。而民间融资通过民间信用和亲朋好友的纽带与民营企业联系起来,借助亲缘和地缘优势能很好地掌握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特殊的失信惩戒机制也比较有效,再加上其手续简单、便利,为民营和中小企业顺利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民间金融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省份甚至是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对民间金融的容忍程度都是不一样的,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差异性的地方金融是可能导致区域性的经济绩效差别的,也就是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是可能加剧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的,而民间金融在这其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实证研究发现了以下规律:民间金融在经济发展初期或者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增长主要表现为总量扩张。而当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后或者说在经济本身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将不再显著,甚至成为正规金融的一种补充,民间金融的占比会相对下降。[7]

中央财经大学的调查显示:全国15省份农户只有不到一半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3成的融资来自民间金融途径。[8]从东、中、西部三地的情况比较来看(见表1),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融资占比最高。调查结果也说明了民间金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相关联的规律。在经济落后地区,民间金融能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比重较大,而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正规金融逐渐完善,民间金融的比重下降,作用相对减弱,但民间金融的绝对规模已发展到一定水平,更发达,组织化程度更高。可以说,越是贫穷落后地区,政府越应该开放民间金融市场,以促进经济的起飞。

四、民间金融的规范和发展

大多数的民间金融组织都受人数和地域的限制,超过一定人数和地域范围后,其贷款成本开始上升,若不引进现代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技术和组织形式以降低成本,就只能走向业务萎缩和倒闭。现代正规金融对民间金融的压力也迫使其逐渐从互助型金融组织走向过渡性金融组织,最后成为营利性金融机构。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发展中国家,民间金融组织多保持其互助合作性,而在市场经济得到相当发展的国家,民间金融均有向正规营利性机构演变的态势。既然民间金融机构有进一步演化的内在逻辑,在保证民间金融产权独立的前提下,只要给予合适的环境,它就能很好地发展起来,如果一味地强调风险,强行管制,实际上割断其自发地向规范化发展的路径。民间金融合法化,在法律和正规金融监管下才能有效避免其经营的不规范和不确定性引起的金融纠纷和金融市场、社会的不稳定。

首先要承认民间借贷和合会等民间金融形式的合法地位;然后形成民间互质的正规民间金融组织,纳入国家金融监管范畴;随着其逐步规范和成熟,通过发展民营中小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逐步取代它们,最终转化为高级阶段的有组织的金融机构。传统的互质的民间自由借贷,其组织程度低或无组织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对此类民间金融形式,只要通过政策引导和规范使之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政府可监控的对象即可。与黑恶势力相联系的高利贷或非法乱集资、洗钱等黑色民间金融需要通过法制途径来打击遏制,不在正常金融发展的考虑之内。而针对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规模更大,影响范围更广,运做不规范容易造成的社会危害,这才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研究,将其引导到规范化发展道路的民间金融。比如,日本1915年较早地颁布了《无尽业》法,日本的无尽(合会)于1951年转化为相互银行,进而于1968年升级为普通银行;台湾在1916年引入此法,当地的合会公司最终在1976年转化为中小企业银行。[9]

其次,对于民间金融的发展,还要注意其一个特点――区域性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对资金的需求形式不同,民间金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产生了集资、合会、银背、钱庄等多样化的形式,各地民间金融的发展程度也不一致。考虑到我国各地的地区差异,对民间金融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按照经济欠发达和相对发达地区分别对待,区别发展。

一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民间金融。从金融发展史来看,正规金融也就是从民间金融发展演进而来。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民间金融的交易规模已经较大,参与者的组织化程度也较高,资金的逐利目的明显,交易方式较为规范。这类民间金融已具备了正规金融的主要特征,可以将其逐步规范,转换为正规的赢利性现代金融组织机构。比如可以给予目前以地下形式运作的钱庄等组织化程度高的民间金融机构民间融资形式合法地位,之后通过市场机制鼓励它们收购、兼并,促进民间金融机构之间的优化重组,或者采取措施吸收民间资本进入民营银行,以行政区划或经济区域为单位形成若干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中小型民营金融机构。浙江省的银座信用社、泰隆信用社等城市信用社就是由钱庄发展而来。同时还可以利用民间资本的趋利性,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担保、典当、保险、证券等多种金融机构。随着国家对民间金融的态度改变,政策允许下,民间资本在市场导向下的扩散是不难实现的。

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间金融。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民间金融交易规模较小,参加者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方式较为传统。民间金融在这些地区的作用发挥更加重要,其发展方式和路径也更值得研究。基本原则是,民间金融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应该以发展合作金融和小额信贷为主,鼓励民间合作金融机构或组织以及民间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

合作金融机构是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组织,发展中国家民间金融组织多保持其互助合作性。目前我国广泛存在的各种合会、抬会等,都可以通过严格的监督管理,规范运作发挥其互助合作的积极作用,成立民间互助合作金融组织。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将互助合作型的民间金融向正规营利性机构转变。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本质也是农民自发组成的合作组织,服务于合作组织内的成员,但我国农村信用社也纳入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银行管理体制中。对于我国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应该严格按照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革,限制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干预,还其服务三农的合作性质的真正本质。同时,在放开民间金融管制后,可以让农户持有互助合作金融组织的股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持有信用社的股份,建立自下而上、真正贴近农户的金融网络。

国际上与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相联的小额信贷模式早就十分盛行,在拉丁美洲、亚洲、中东以及西欧,广泛通过这种金融产品来帮助中低收入家庭改善生存状态、满足住宅需求。我国的民间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目前只在山西、贵州等省进行试点。第一批民间小额信贷公司于2005年12月在晋商故里、票号发祥地―山西省平遥县正式揭牌成立。率先组建的日升隆和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纯粹由民间投资,分别出资1700万、1600万,公开招标后正式组建而成。国家对小额信贷公司的政策是:只贷不存;对小额信贷利率实行放开,但不得超过法定利率的四倍;主要服务于“三农”;只能在所在的行政区域经营,原则上不能跨区域;成立方式为工商登记注册。

以山西的“日升隆”和“晋源泰”小额信贷公司为例,“日升隆”是兴起于清代的山西的老字号钱庄,昌盛时曾经遍布全国。从2006年3月份正式营业以来,在3个月的时间里发放贷款已经达到了800多万元,占总资本金将近50%的比例。贷款都投放在农村,额度分布集中在5万元以下,10万元的贷款比例很少,目前只有一例。 而位于平遥县城的晋源泰小额信贷公司,贷款以分布在县城附近居多,额度是3000元到10万元,其中5万元到10万元的比例最大,放贷范围集中在农村的流通、运输、旅游、加工和养殖。日升隆和晋源泰这种相互形成补充的战略布局,基本上覆盖了农村小额信贷的全部空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出现为小额信贷市场引入了有效的竞争,为民间金融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10]

只贷不存的规定是出于风险的考虑,但是也会限制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存款能够提供帮有助于客户实力和信用状况的信息,而且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对客户来说同样重要,这些机构不能提供储蓄服务,不能满足客户日益增加的贷款需求,对客户也就缺乏吸引力,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为规避小额信贷运作中的金融风险,可以借鉴印尼的监管政策,允许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机构从公众募集资金、发放信贷。但是不允许接受经常账户、参与贸易交易以及外汇交易。如果存款超过一定规模,就应要求其改为农村银行,归属于银行体系。另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将其纳入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制定存款保险计划来规避风险。通过规范运作逐步成熟之后,民间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前景可以是社区银行或民营中小银行,而这也正是民间资本进入这个领域所看中的投资前景。

参考文献:

[1] 韩延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 彭建刚,周行健.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的加速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J].2005,(10).

[3][8] 李建军.中国地下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杨咸月.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及其微观基础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5] 中国人民银行阜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转型中的融资便利:非正规金融的比较优势及经济效应[J],金融研究,2005,(12).

[6] 张杰.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J],金融研究,2005,(2).

[7] 徐伟,郭为.民间金融与省际经济增长[J],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9] 余赛.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变迁与政策研究[D]. 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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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奥地利学派 经济周期 经济危机

一、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景气循环,它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一般可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现在一般也叫做衰退、谷底、扩张和顶峰。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指的是一段时间内所有市场和产品的普遍性的繁荣与萧条。同时指出经济波动仅仅是指某些个别市场或产品的繁荣和萧条,这种繁荣和萧条是非普遍性的。所以,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有本质区别。新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货币因素引起的。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此外,在生产部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成为普遍的形式。由于在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

二、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发展历程

1. 奥派经济周期理论的起源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门格尔的高级财货理论、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论和维克塞尔货币和利率的关系等。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定义了“财货”的概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就是需求品。门格尔进一步引出了归算思想,即高级财货的财货性质为低级财货所制约。再进一步,由高级财货的需求派生理论,是资本的迂回生产理论。庞巴维克吸收了门格尔的迂回生产理论,提出了资本与利息的理论。维克赛尔提出了两个利率概念,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当两种利率相一致时,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积累过程理论”。

2. 米塞斯经济周期理论

米塞斯借鉴了货币学派、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威克塞尔关于自然利率和贷款利率的区别,同时结合企业家的精神,展开对繁荣一萧条经济周期的研究,并认为其是通货膨胀性信贷扩张的必然产物。这种扩张人为地压低利率,不仅导致在消费商品上投资不足,而且也引起在高级别资本品上不恰当的投资过度,也就是所谓的“不恰当投资”。对此,米塞斯认为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不可避免,首先要停止货币扩张,但不必要急剧紧缩,不要人为控制工资、价格、消费或投资,让经济自动恢复正常状态。米塞斯进一步指出自由银行制度将会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3. 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认为,通过信贷市场向经济体系中注入新货币会降低利率水平,从而导致资源的错误时际配置。因为利率降低后,投资者获得资金的成本下降了,这会使人们增加投资。在资本报酬率较高、生产周期较短的投资项目的资金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就会把钱投入生产过程较长的新增项目,构成了一个繁荣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某些生产要素会供不应求,这些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成本的上升会进一步增加信贷需求。如果此时投资者撤回投资,这样做的后果是,已经投入的成本很多是不可收回的,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同时与这些资源相配套的就业人员也将失业,经济将陷入萧条。

三、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危机的反思和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一国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普遍性的繁荣与萧条,所以就必然能做出一些预测。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米塞斯和哈耶克都预测到了。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判断经济是否过热,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

当今的奥地利学派拥护者,如彼得席夫、威家、KrassmirPetrov等同样预测到了去年的金融危机,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罗斯巴德认为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和信贷扩张政策,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产生了虚妄的繁荣假象,因为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价格机制,人们疯狂地借钱买房和进行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

在这次危机中,有人直指根源是按揭的住房消费信贷,把危机的矛头直指次级信用的住房抵押贷款。但是就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贷款的对象无论是信用评级高的优质客户,还是评级低的次级客户,都发生了信用扩张,势必造成错误投资。投资银行又青睐房产项目,通过各种证券打包业务把风险分摊或者转移到其它保险公司及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当经济处于高涨时,高风险带来高利润。而当处于低落时,放贷居民还贷压力不断加强,最终导致房产市场不景气,造成巨大的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的资源浪费。

为了应对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如数次降息,扩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额等措施来确保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从而引发了诸如固定资产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银行信贷资金投放量急速增加,但是并非全部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股市、房市等等问题。而一旦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调整金融政策收紧银根,我们就将面临固定资产投资资金链断裂,股市、房市泡沫破裂等等连锁反应(目前,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在诸如多晶硅等某些固定资产投资上存在盲目建设的情况,从而出台各种行业准入政策来限制某些项目的盲目建设),从而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因此,政府在对经济采取调控措施时,应该多考虑经济周期方面的因素,力争调整经济周期的长度,尽量缩短经济衰退期的时间,而不是试图否定经济周期或消灭经济周期,从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上力求达到平衡,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晓雷,中国的资本形成条件与货币政策效应[J].管理世界改革2003,(9):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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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集聚概述

    (一)金融集聚的含义及特征金融集聚的涵义是指在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金融产业的参与者依照市场经济准则,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形成的相互联系,从而使该地区无论是金融机构密集程度还是金融机构的种类都普遍高于平均水平的现象。宗晓武(2008)认为,金融集聚具有空间性、复合性、成长性、层次性和递进性等特征[1]。而本研究认为,金融集聚具有经济性、地域性和复合性三个特征。研究金融集聚的特征,有利于更好地把握金融集聚的内涵。

    (二)金融集聚形成的主要原因金融集聚形成的原因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一方面,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同时局部信息与地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2]。另一方面,Martin(1999)则由不同金融机构的区位分布情况得出:如果市场潜力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在不考虑价格竞争的情况下,将产生银行的集聚[3]。这些理论从不同视角分析了金融集聚产生的原因,并对此问题提供了较好的解释。不足之处在于其缺乏动态的考察过程,从而很难揭示金融集聚内在动因的动态特征。

    (三)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许多发达城市产生了金融集聚的现象,因此,很多学者对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张凤超和王亚范(2000)认为区城金融成长内含于区城经济发展状态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之中,为区域金融成长提供成长条件和空间;同时,区城金融成长的水平和能力也为支持该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内在动力[4]。而刘军和黄解宇等(2007)的研究显示金融集聚通过金融集聚效应、金融辐射效应以及金融功能三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5]。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对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但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消极影响研究较少,对此问题研究的不够全面。因此,本研究将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二、金融集聚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一)金融集聚的模式比较根据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将金融集聚的模式分为市场主导型与政府主导型两种。两者关键的区别就是发展动力不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集聚其发展主导动力来自于市场,是经济金融发展的结果,是自然形成的集聚,以伦敦、纽约所形成的金融中心为代表;而政府主导型是由政府支持,人为推动而形成的集聚模式,以新加坡所形成的金融中心为代表。两者的区别如表1所示。

    (二)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金融集聚的产生和发展是金融业由低级到高级、功能不断完善且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其发展的主要动因是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金融集聚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影响金融集聚的诸多因素中,通过对国内外主要金融中心产生与发展的成因分析,主要影响因素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政府的大力支持金融集聚无论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形成的,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8]。区域性大项目大多数是由政府主导和投资建设的,这可以有效地降低整个项目的成本,提高效率,甚至可能在短时期内形成产业集聚。市场主导型的金融集聚虽然在初始阶段是自发形成的,但是后期如果没有政府制定完善的产业政策,建立严格的市场监管机制,金融业的发展就会极为缓慢,金融集聚也就很难形成。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级政府的支持对金融集聚的形成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2.良好的地理位置金融机构在设立的时候就进行了地域的选择,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将大大促进金融集聚的产生。总体来说,金融企业的选址条件较为苛刻,一般都设立在金融需求集聚地。从世界各大金融中心分布特征来看,金融中心的所在地经常是经济贸易的中心或交通枢纽所在地,这些条件有利于各类商业活动的开展,从而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例如货币结算、保险、证券、投资融资需求等,这些需求会吸引大量的金融机构,进而为金融集聚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9-11]。

    3.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金融聚集区往往在国际化大都市,因此,城市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医疗、交通、电信、商务楼、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建设。除了先天的地理条件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与否也是众多跨国公司、国内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在选择时的重点考虑因素之一,因为发达的通讯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基础,它可以保证迅速有效的收集金融信息,进而使金融活动高效运行,如伦敦基础设施的完善就对金融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4.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政治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国货币币值的稳定、投资者的信心、商业的繁荣、金融机构的选址、经济的发展水平等许多方面。无论是从历史的经验还是发展的需要角度来看,只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才能保证投资者对该国(地区)的投资信心,才能保证资金自由、高效地在社会各阶层中顺畅流动,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稳定,必然影响到整个区域的经济和金融运行。

    5.良好的金融发展条件随着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的集中,金融创新不断得到发展,这些都为金融集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杰出的金融人才是金融业的核心资源,而人才优势也往往是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经验丰富的各类人才可以高效地处理金融业的各种事务,同时金融机构的集聚也为人才的集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此外,金融环境的自由化和规范化为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有利于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和金融集聚的快速形成。

    三、金融集聚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

    金融集聚超强的竞争力来源于金融集聚特质形成的集聚效应,金融集聚效应是由于金融集聚因素形成的额外效应,它通过正效应、负效应两方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一)正效应正效应是指由于金融集聚的形成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它主要包括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金融外溢效应、技术进步效应、自我强化机制效应等。

    1.外部规模效应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聚集会受到各方面市场因素的推动,其中,区域金融结构的合理程度是影响整个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最直接因素。金融的各项资源和机构会向某些具有相对经济优势的中心城市集中,各金融机构围绕此中心分布并逐步形成了区域性金融中心。作为一个区域性的金融增长极,极化效应将随着这些金融中心的发展而迅速发展,从而实现外部规模效应,而金融中心则在生产、商品和资金流通等方面都会产生极化效应,由此带动整个区域集聚效应的产生,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也正是随着这种金融中心的建立而形成。

    2.金融外溢效应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分布在同一特定区域,因此金融产业集聚中的金融机构之间会相互学习对方的优势,从而使金融集群具有明显的信息外溢和知识学习效应。Bossone(2003)的研究表明,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参与,使得银行与借贷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从而提高了整个价值链的利润。而金融机构可根据群内企业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更好的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拓展了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6]。Feldman(1999)指出,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集群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产业集群内经验共享、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率[7]。

    3.技术进步效应首先,金融集聚加快了技术进步和扩散速度。金融集聚区往往是知识和技术中心,知识库和创新资源丰富,形成了有利于创新的区域环境,从而使信息流转迅速,创新效率高,这为提高产品性能提供了技术保证。其次,金融集聚加快了金融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金融集聚区的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在这种强大的竞争压力下,金融企业会被迫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进而推动技术进步。最后,金融集聚加快了金融辅助产业的技术创新。金融辅助产业创新能加快新产品科研速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也高于其他地区,从而使得产品性能得到较快的提高。

    4.自我强化效应随着区域扩大和集聚程度的提高,区域网络规模也随之扩大,在网络效益的作用下,集聚区内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提高,金融规模扩大,相关企业增多,企业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必然增加。另外,随着区域集聚的增强、人员的增加和交易的频繁往来等进一步密切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效益也不断增强。创新与金融集聚是相辅相成的,金融高度集聚后,主要的金融创新中心也相应地转移到了集聚区,提高了区域经济的竞争力。金融集聚区还可以有效地降低创业风险,提高创新带来的经济回报,使创新系统更有效。因此,外部效益、网络效益、创新效益和技术进步效益都有自我强化的作用。

    (二)负效应负效应是指由于金融集聚的形成对周围经济或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金融资源分布不均匀,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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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金融危机

从中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1998~2002),中国煤炭行业确实陷入了困境,那几年中国煤炭行业的日子很难过。但是除了这几年外,历史上中国煤炭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看看解放后中国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能源(中国主要是煤炭)列为重点发展行业。为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会陷入困境呢?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致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目前,我们遇到的不是亚洲金融危机,而是美国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现在的处境应该和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因为目前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本国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和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因此,未来中国煤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资金从亚洲市场抽走,资金外流,造成亚洲经济的衰减。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没有“世界货币”发行权,资金抽走直接导致该地区货币供应紧张,造成该地区经济运行中的资金链断裂,后果是直接导致该地区经济的衰减,从而影响需求、影响贸易伙伴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能源(煤炭)需求的减少,引起我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就会贬值,就会形成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从这次世界主要央行联手降息和我国推出“两降一免”政策可以看出,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后果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是阻止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2009年煤价下跌幅度不会大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煤炭行业造成较大影响。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在近一阶段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能源各占30%左右,而对于中国来说,煤炭却提供了70%左右的能源和60%以上的化工原料。中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国家之一,因为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及水资源等相对贫乏的国家,煤炭在以后数十年里仍将作为中国比较现实的和不可替代的能源基础。因此,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同时,国家正准备对能源价格进行改革———市场化。事实上,2008年两次对电价的调整就是能源价格改革的铺垫,在这样的背景下,供求关系成为煤价走势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我国电煤合同价格依然较低(与市场价差200元左右),未来与市场价格接轨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电煤合同价格再涨15%左右是没问题的。中国煤炭市场化促使煤价上涨。2007年,国家彻底取消延续了50多年的由政府组织产运需企业召开订货会的做法,由供需双方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衔接资源、协商定价的机制。虽然在2008年国家还两次对煤炭价格进行限制,但是这两次限价是临时性措施,主要是当时CPI涨幅太大和保奥运会的稳定。对于市场煤(非合同煤)来说,2009年价格虽有调整,下跌幅度也不会很大,依然会在高位运行,市场煤(非合同煤)2009年全年平均价格应该还会高于2008年全年平均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