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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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法学;经济法;课程内容;重构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为了培养具有一定经济法律素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在经济管理、财务金融等应用型非法学专业普遍开设了经济法课程。由于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本身的边缘性，目前，该课程的内容体系，仍然是在“经济法”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所作的增减和修补；各种课程内容重构的实践，本质上还不是从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本身的性质和目标出发所作的构建。本文试图对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和路径做一番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法课程内容体系的具体设想。

一、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重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一个基本的理由是：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与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存在实质的区别。那么，这种实质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从逻辑上说，认定一门课程与另一门课程存在实质区别，可以从课程的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应用场景这些基本面去判断。事实上，与法学专业相比，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在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应用场景三个方面存在实质差别。以下是具体的分析：

（一）课程目标不同，决定了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法学专业总共有十四门专业核心课程，这十四门专业核心课共同服务于奠定各法学专业的基本法学素养这一人才培养目标。作为法学课程的经济法，其课程目标是：养成经济法领域的法学素养。相应地，经济法课程在内容上必定是涵盖了经济法学科领域的学科发展背景、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法律制度在内的完整知识体系。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只是非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课程目标是：养成非法学专业人才的经济法律素质。很显然，经济法律素质与经济法领域的法学素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因此，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不可能采纳或“借鉴”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必须重构其内容体系。

（二）课程性质不同，决定了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是法学课程。而且，属于法学专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这门课程，是对“经济法”这一法学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本反映和完整展示。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是法律课程，是服务于培养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口径要求而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法学课程强调法学理论以及从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完整知识体系；法律课程显然是以现行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具体运用为主线。二者在性质上的这种实质区别，决定了：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在课程内容上一定要反映出“经济法”这一法学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基本制度；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在课程内容上则应反映企业经营管理常见的法律问题、法律制度及法律规则。

（三）应用场景不同，决定了课程内容重构的必要性

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培养出的法学专才，具有共同的法律价值观，也掌握了法律逻辑思维的一般方法，同时，在各自的法学专业领域具有自己的专长，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名副其实的专家。其知识应用的场景应该主要是公、检、法、司、法律教育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领域。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培养出的经管财经类复合型人才，是经济领域的专门人才，其知识应用场景主要应该是与企业的创设、经营管理和管理咨询等企业经济活动相关的职业领域。上述两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决定了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达到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所具有的培养法学专才的深度和广度，因此，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必须构建属于自己的课程内容体系。

二、课程内容重构的路径

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必须进行课程内容重构，以反映该课程自身的培养目标、课程性质。那么，应如何进行课程内容重构呢？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在非法学专业开设经济法的基本目的，是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满足法治的要求，增强企业员工的法律素质。那么，经济法课程作为非法学专业开设的一门法律课程，应当全面地反映和满足这种来自社会、来自企业的需求。因此，重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的路径，应当是：一是根据市场经济的法治要求构建课程内容体系；二是根据企业运行的法律需求构建课程内容体系。

（一）根据市场经济的法治要求构建课程内容体系

非法学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的基本背景在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经济学家于光远曾经撰文论述：市场经济本质就是规则经济、法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法治理念是市场经济的内核和市场良好运作的前提。这一点已成共识。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进程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规则和基本制度也逐步确立和不断完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必须遵循法治要求、遵守法治规则。在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必须依法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法治观念和经济法律常识。可见，市场经济的法治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法治发展与进步，不仅是非法学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的现实背景，也是其根本动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是参与企业管理、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力军，这些人才的法治观念和法治素养决定了经济领域的整体法治水平。在一个历史上缺乏法治思想资源和法治传统的社会，推进市场经济和法治发展，尤为需要更多具备规则意识、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的经济管理人才充实市场经济的主战场。在经济管理金融财会等非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除了经济法，没有任何一门课程担负得了普及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观念、法治规则和法律常识这一使命。因此，要重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内容，就应当把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观念和法治规则这些带有普及性的内容充实到经济法课程中去。

（二）根据企业运行的法律需求构建课程内容体系

开设经济法课程的非法学专业，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金融、财会等面向市场经济主战场的一些应用型文科专业。在这些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是以企业为主要的知识应用场景的。那么，开设这门课程，就一定要满足企业的有效需求。问题是，在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中，企业一般人员对经济方面的法律的有效需求是什么？在一个日益强调专业分工的社会中，法学专业培养的法务人才当然是为解决专业性的法律实务问题而存在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若有专业性的法律问题，一般来说，会求助于自己聘请的法律顾问或交给自己内部设立的专业法务团队去解决。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事无巨细，企业经营管理涉及的所有法律问题都可以交给法务专业人员解决了事呢？事实上，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在法治越来越完善、法律专业化程度越高的今天，企业无论是对内的管理还是与外部的业务往来，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多，也很琐碎。这些法律问题，如果全部交给法务专业人员去处理，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会相当昂贵。而且，经济业务中的一些法律问题，是有很强的时效性要求、必须在第一时间得到及时处理的。这就决定了企业经营管理涉及的一部分法律问题是需要一线人员在现场进行处理的。二是同一性质的法律问题，在业务性质和经营环境不同的企业之间，往往存在极大的差异性，从而决定着解决问题的法律方案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熟悉业务或管理流程的企业一线人员如果同时具备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往往能更及时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实质，从而能更高效、更有针对性地发现法律问题或提出解决方案。那么，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哪些法律知识领域是企业一般人员可以也应当熟知的？实际上，我们可以采用排除法。首先，战略层面、较为宏观的企业决策涉及的法律问题显然和一般员工没有多大关系，是可以排除掉的。其次，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法律问题，比如，投融资、并购、公司上市等业务，也肯定是需要外部法律专家专案解决的。把这些问题排除掉之后，在一般员工的日常业务处理中可能会出现的、也需要员工进行初步识别的问题，就是企业一般人员应当熟知的领域。比如，企业采购部门接到供货单位拟定的一份供货合同，对其中的某个具体条款需要当场协商的，就需要具备买卖合同的基本法律常识的一线员工进行问题识别和诊断。大体上说，涉及市场交易的法律规则、各种经济业务活动的合规性要求、企业内部管理的基本法律要求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可以认定为企业一般人员应当熟悉的法律知识领域。

三、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内容体系的建构

有了课程内容重构的路径，下面就可以对经济法课程的内容体系进行具体的建构了。首先，从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维度出发，以普及企业管理人员的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为侧重点来构建课程内容。这个方面的内容不涉及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带有“务虚”的成分。而且，这部分内容不能只讲法律层面的知识，更多地要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精神实质。以市场经济要求的合同法律制度为例：为了增强企业管理人员的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应当从合同法对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来介绍合同法的法律理念和重大作用。根据上述分析，市场经济的法治维度大体上应包括如下具体课程内容：产权保护与物权法制度、市场交易与合同法制度、企业组织的兴起与公司制度，市场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法、弱势群体保护与社会法、经济纠纷的解决与司法制度。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市场经济的主要法律安排。第二个方面是从企业的实际法律需求出发，根据企业一般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可能接触到的法律问题进行具体的内容设计。这个部分的教学内容应该贯彻问题导向，就是说，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角度来发现和梳理常见的法律问题，然后，归纳成不同的类别，形成体系。不考虑企业的行业特点，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常见的一般法律问题，大致上应包括下列领域：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企业合同管理、企业的劳动人事管理、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的财税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这些内容，构成了企业日常运行中的主要法律领域。根据上述重构路径及具体设想，整体构建的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的内容体系如下：导论：1．市场经济的法治维度；2．法规检索与分析方法。第一部分、把握市场经济的法治逻辑：3．产权保护与物权法制度；4．市场交易与合同法制度；5．企业组织的兴起与公司制度；6．市场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法；7．弱势群体保护与社会法；8．经济纠纷的解决与司法制度。第二部分、辨识企业日常法律问题：9．企业内部治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0．企业合同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1．企业劳动人事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2．企业知识产权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3．企业财经税务中的常见法律问题；14．企业生产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

参考文献：

[1]李中圣．关于经济法体系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学．1991（4）．

[2]李正华．经济法的定位与经济法学体系之重构．河北法学．2003（11）．

[3]侯丽艳、许彩云．对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设置的重新思考．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4（6）．

[4]陈叶茂、李炼．非法学专业《经济法》内容体系的探索与实践．法制与社会．2016（7）．

[5]曾玉珊．非法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设计与改革的若干思考．中国大学教学．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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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在线》栏目是商丘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名牌栏目，5年间，通过法律知识讲解、律师在线、以案说法等形式，为听众解答法律问题数万个，得到广大听众的信赖，并成为司法部门普法的有效平台。通过参与和收听节目，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得到了很大提升，且审美也在不断提升，所以受众对广播法治节目的要求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这就迫使我们重新研究受众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治节目，我们如何提高法治类节目质量。

法治节目存在的问题

节目法治含金量不够，信息量小。近几年，法治节目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传递给受众的法律信息太少。除法治新闻外，法律信息还包括法律知识和法律精神，而一些广播法治节目过于迎合受众的口味，精心策划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很吸引人，这样的节目虽然故事化强，收听率高，节目结束后却发现传递给受众有用的法律信息太少，太单一，缺少共性，并不能充分发挥媒体这个普法窗口的作用。

采、编、播人员缺乏法律专业素质，难以驾驭节目。广播法治类节目担负着传播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为广大听众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职责和任务，因此，要很好地做到这些，采、编、播人员自己首先要学法懂法，如果我们自己法治观念淡薄、法律知识欠缺，就有可能做的是法治节目，说的却是外行话。在广播法治节目中，频频出现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报道和提法，最典型和常见的是一些有罪推定的惯用语，比如有些法治节目主持人将法人和法人代表混为一谈，将民事诉讼里的律师说成辩护人，称民事案件中的被告为被告人等语言不准确、不规范的现象，还有些主持人在节目中和嘉宾专家交流时，由于专业知识欠缺，再加上没能及时做好案头工作，难以准确、通俗地将内容传达给听众。甚至有些记者由于法律知识不足和意识不强而成了被告甚至捅出大娄子。这种宣传上的偏差，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具有相当的负面作用。

节目模式化，形式单调。由于法治类节目的特殊性、专业性、严肃性非常强，所以在制作节目时，很多台的节目都采用提前录制，然后进行编排和播放，节目的设置流程等都带有极大的相似性，缺乏新意。

如何提升法治节目的整体质量

重选题，重编排，重互动参与。首先，选题要有贴近性。商丘广播电视台《法治在线》节目拟定设立3个独立成篇又相互贯通的节目板块。每期节目的“举案说法”板块：以新近发生在该市各县市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受到广大听众普遍关注的案例为切入点，在讲故事的基础上，对其包含的法律知识进行点评和介绍，让听众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比如《法治在线》节目中就有一个环节叫做《律师在线》，这个环节就是让律师做客直播间，以热线电话和短信参与方式，为听众现场解答难题，为维权支着，这样就避免了毫无根据的说教，让法律节目实用好听。其次，选题要具有聚光性。不同选题的内在逻辑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每个选题都要“卖”同样的东西，有的选题深刻；有的情感和理性高度的矛盾；有的选题卖的是情感的气势；有的选题能处理得非常新锐，涉及国家最新鲜最前沿的问题；有的选题新闻重大，是百姓高度关注的问题。由此可见，选题实际上是对题材价值的挖掘和发现。就如《法治在线》节目曾就农村婚约彩礼的问题做了一期《彩礼的风波》，通过一起彩礼纠纷案件告诉大家农村婚约彩礼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如果没有结成婚，则应该退还。通过本期节目，向受众传递了实用的法律知识，清楚了民俗和法律规定的区别和应用，指导了农村婚约行为，且由于婚约彩礼在农村的普遍性，真正起到了普法的作用。

广播法治节目要给人民群众提供申诉的渠道，搭建沟通的桥梁。广播法治节目作为宣扬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载体，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舆论监督，对不法行为者进行言论谴责。现在一些群众在遇到了困难或者不公的时候不知道应该去哪里申诉，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解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新闻媒体，这就为我们实现广播事业的“三贴近”夯实了基础，提供了海量的素材，但同时也为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节目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对于传播力公信力则更是广播法治节目的灵魂所在，我们要让申诉者看到，我们是权威的，我们是可信的，我们的渠道是畅通而且安全的，民众能说出自己掏心窝子的话，我们的公信力就会提高，就会让受众体会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优越性，从而形成节目发展的良性循环。

提升服务理念，创新形式，壮大法治建设队伍。随着节目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参与听众越来越多，面对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一些民间义务普法队伍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排头兵，节目组给予他们司法资源及法律知识的援助，而他们则为及时化解纠纷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其中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河南省十大爱心个人蔡文建就是许多民间义务调解员之一，通过参与节目，掌握了大量的法律知识和民事调解的技巧，对节目中出现的一些法律纠纷，主动联系当事人，化解矛盾，收到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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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法治教育;实施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8－0289－02

一、引言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关键构成部分，承担着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光荣责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职业教育又迎来了新的春天，蓬勃发展，呈现出与以往、与其他高校不同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新形势下，面对新的任务，在高职院校中有效推进法治教育活动的实施，在现代职业教育中塑造具有法律素质和法治精神的现代职业人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新局势下，高职院校进行法治教育的必然性

(一)依法治校环境下，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法治观念的引领

不久前“中国式过马路”在生活和网络中成为了人们谈论的热点。这不只是说明了群众规则意识的浅薄，更体现了人们对法治认知的不足。法律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正如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说，全部的法律中最主要的法律是刻在人们心中的法律。显然，只有当法律成为内化在人们思想中并自觉自愿遵守的强大观念，才能真正实现法制社会。然而人生成长的主要时期是青少年阶段，是价值观、人生观渐渐生成的关键阶段。因此，在人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法治观念不断强化的法制社会，高职院校将会依据学生特征进行现代化职业培养，这将是教育和时展的共同方向。

(二)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需要法律知识的充实

与高等院校相比高职院校的最大特征是它的职业特点。它发展和存在的旗帜是以就业为导向。在该类院校培育出来的学生，在校期间少，动手能力非常好，特别是在毕业前的顶岗学习，不只是让学生快速的适应社会、融于社会，更能够迅速的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在有限的在校时间里，让学生学会守法并运用法律在就业甚至以后的人生中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构建和谐校园，需要法治文化的熏陶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丰富，离不开法治文化的支持。通过创建和谐校园文化，形成统一的交流平台，学校的学生、老师、管理者可以进行良好的互动交流，增强彼此的和谐关系，推动校园文化风气的提升。为响应国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各院校要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法治文化使其中的重要一环，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法治文化，才能保障校园管理工作依法进行，全面提升校园管理工作水平。充分全面理解学校法治文化的本质，能有效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实现依法治校，有利于加快我国社会法制化进程。

三、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的现状问题

(一)法治教育体系有待完善

高职院校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它由多项内容构成，主要包括专业知识、人文素养、社会经验以及法治观念。现阶段，在国内高职教育领域还未意识到法治教育的重要意义，没有确立它的基础培训地位。由于没有独立的承担学生法治教育的机构和充沛的师资力量，学生法治教育工作大多由辅导员或班主任来承担，而这支队伍的法学知识贫乏，缺少法律实务经验，精力分配更是不得而知。目前，高职院校的法治教育只停留在社会实践、入学教育、讲座等一次性的教育活动中，没有建立长期完整的教育教学战线来完成对学生影响深远的大学法治教育，无法真正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

(二)法治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

高职院校有区别于普通高校的特点，因此对高职学生进行法治教育要充分结合他们的自身特点，进行有高职教育特色的法治教育，培训他们专业方面的法律知识。现实情况中，绝大多数的高职老师在进行法治教育的时候，讲授的法律内容与学生的家庭、职业发展没有紧密的联系，所讲内容大部分都是告诉学生，当和同学产生矛盾，爆发冲突时该如何解决。根本上，这种法治教育不能起到保护学生的作用，不利于他们身心成长。

(三)普法工作水平需要提升

法律内容为适应社会的变化，需要进行不断完善。教育的普及，提升了公民的法治观念，但是法治教育体系的落后，使得他们不能全面理解法治内涵，当他们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经常会置法律条款于不顾，做出不理智的举动，激化矛盾。显而易见的是，大部分的职业院校中，都设有保卫部，甚至是当地公安机构进驻校园，维护校园秩序。从另一角度考虑，当对学生进行了全面的法治教育，他们的法治观念得到提升，当发生矛盾纠纷时，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就能有效避免校园斗殴事件的出现。

四、新形势下如何在高职院校中开展法治教育

(一)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对接双方法治教育机构

高职院校善于将专业教育融于实际的企业生产活动。有的企业在高职院校中，会出资设置定向培养班，经常会安排公司高层领导到学校进行企业文化宣传，讲解公司的发展历程，向学生们灌输企业价值观念，还会定期组织学生们到公司进行参观，尽早的增强学生对企业的了解，提升对企业的认同感。在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中，校企双方相互合作，努力将每位学生培养成才。公司的法务人员可以与院校的法治培训部建立沟通，在对学生进行企业文化宣讲的时候，增加法治教育的内容，最大程度的提升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二)利用“人才培养立交桥”拓宽学生法治教育途径

在去年，北京市在职业教育领域已经展开改革，将背景科技技术学院当成试点院校，该校实行“2+3+2”的创新型教育模式，与在京的多所本科高校以及研究生培养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在教育过程中不仅注重技能教育，还融入了学历教育，为提升毕业生综合素质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实行这种新型教育模型之后，高职院校的学生有机会去本科院校学习，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在这一平台上，还能够与那些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进行专业知识的探讨。在大部分的本科大学中，都设有法学专业，有大批的高素质法学专业学生，他们专业知识扎实，内控能力比较高。在他们即将毕业的时候，需要找寻实习单位，检验他们的专业知识掌握能力，职业院校的法治教育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教学资源，邀请他们来为学生们进行法治教育。这种方式一举两得，一方面能让法学专业学生更深刻的掌握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还达到了高职学生法治教育的目标，提升了他们的法治观念。

(三)高职普法教育要与职业技能教育相结合

我国高职学校有其自身特性，没有足够的师资对在校学生进行全面的整体性的法治教育。所以，在该类型学校中进行法治教育，要与技能教育高度融合在一起，对于理论性的知识要求不是很高，法治教育要与他们的从业领域紧密结合，与他们的职业技能相融合，多接触与他们从业领域相关的法律内容，要加强该方面的培训。例如，产品设计专业的学生要充分虚席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内容，汽车专业的学生要知晓交通安全法规对企业再制造方面的要求。那些马上要毕业的学生，就要步入社会，要对他们进行劳动关系法律法规知识的教育，保证他们能在以后的工作中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高职院校法治教育，必须与学生的就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注重教育内涵，法治教育不能走过场，要充分体现内在应有价值。只有如此，职业教育的根本目标才会实现，确保学生在毕业后能立足社会，贡献社会。此外，第二课堂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可以发动社会各方力量对学生进行引导。聘请校外法制辅导员，定期为学生解答身边的法律疑难问题，让学生从分析和思考中明白法律就在我们身边，从付出和维权中切身体验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达到法治教育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徐慧敏．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燕山大学，2013．

［2］刘桂云．高职院校大学生法治精神培育研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04: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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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法；法治建设；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权利观念

宪法确定我国基本治国方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为我们描绘了法治国家的蓝图，指明了法治国家是我们国家建设的理想。“我们希望法治精神弥漫全国，也希望有一个以人权为唯一正当政治目标、以人民意志为唯一权力来源的法治政府，还希望建立一种消除任何权力超出合法限度而不被制止的体制，因为这些都是法治社会所应具备的。”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阶梯。因此，良好的法律是法治建设的基础与核心。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民法作为与人类经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法治建设依靠法律，民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关键和最基本的标志。在众多的部门法中，发展历史最悠久，因而也是最完善、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民法。民法源于罗马法，是对罗马市民法的简称。古罗马地处地中海沿岸，经济形式以商业为主，不同城邦以及同一城邦之间由于交换形成了市场，这就是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罗马法是当时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体现了商品经济最一般的规律。尽管后来以《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典都体现了本国区别于它国的特殊的经济制度，但商品经济是其共同的经济形式，从罗马法流传下来的许多基本原则(如平等自由、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等)与基本制度(如所有权、债权制度等)都驻扎在这些国家的民法中。我国的民法也不例外。虽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的经济一直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没有形成商品经济，民法作为调整手段发展也相当薄弱。但解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由于民法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特性，民法逐渐受到重视，《担保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的出台就是体现，老百姓也逐渐认识了民法，了解了民法。如今我们翘首以待《民法典》出台，因为它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将会更上一个台阶。

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运行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组合生产要素和分配多元的利益，这对市场主体的自觉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所具有的平等、公平的品质是对这种自觉性的最好扶持与保障，这正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相符合，因而民法必然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并发挥着主导作用。民法的发展历程说明了“民法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其他部门法可以说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民事法律关系和基本原则的保护、充实和发展，或者为它们的完满实现创造必要的法制条件和环境”。又由于民法被实践所证明的正义性，其他法律也逐渐吸收了民法蕴涵的平等、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以及源远流长的基本原则。“有关平等、自由的观念，往往都是先在民法中予以确认，而后才见诸宪法的。民法的许多观念几乎不需要经过任何加工即可成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成为整个法学发展的向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对多元利益的调整功能使竞争激烈的社会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因此，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它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较之其他法律部门更加密切。民法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民法的进步将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市民社会是法治产生的社会基础，民法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一词在其刚刚产生时就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被人们当作一种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每个市民都被看作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具有理性的“经济人”。然而利欲的发展必然会造成对他人利益即权利的侵犯，这是必然的。而这样的冲突有时市民无法自己解决，为了和谐地生活，市民需要把他们的权利以契约的形式授权给一个组织以解决这个难题，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个组织就是国家。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领域。可见，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个人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合理地追求着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上，先有市民社会，后有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产生的前提，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如果“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那么，这样的政治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是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选择的进路，因此市民社会的建立是中国法治之路的不归选择。

但是，如何建立市民社会?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情况，我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一样自发形成，只能靠外部力量的规范与引导。这一外部力量直接表现为民法。“民法在市民社会的表现形态就是私法自治，私法至上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内在信念。”这里的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市场经济培养了人们独立的人格、主体的意识与自决的能力，因而有可能孕育一种与国家相对应的力量即市民社会，以真正实现社会自治与政府权力的平衡，因为市民社会越完善，国家得以存在的必要性越小，市民社会是对国家的限制。“市民社会中人的价值在法律上反映为两个方面，即私权的充分享有和私权的不受侵犯。”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这一历史使命唯有民法才能完成。民法对市民社会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用权利本位、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平等公正的价值及具体制度来保证私法主体的利益和经济民主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界定国家权力运作的范围，来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尊重私权，真正实现私法自治的美好局面。民法实质调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法越发展，市民社会越发达，政治国家的领域也就越狭小，民法成了市民社会建立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可见，确立民法的基本地位是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民法重要作用的又一体现。

三、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法治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建立将是空中楼阁。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法治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关，而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国家垄断为内容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无缘。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法治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依法治国依赖充实完备的法律，法律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需要。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交换的不发达使得社会对复杂的法律规范需求很少，更多求助于习惯、宗教等；在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关系由行政命令来调整，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经济关系靠经济规律自发调节，社会需要大量的法律规范，法治国家才有实现的可能。市场经济本质上必然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构成了法治的基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自我权益的关注更自觉、更积极，对法治的要求更强烈，民法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因为市场范围的大小、市场成熟程度、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主体的独立程度。首先，民法以确认市场主体的独立资格为首要任务。赋予市场主体以法律资格相当于为市场经济注入鲜活的血液，它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起来。这种对主体资格的确认彻底摒弃了等级特权思想，培养了人们独立人格与自由权利的观念。市场经济的张扬个性、追求平等、自由、效率的特性正好满足了民法公平、正义、自由的精神内涵，从而民法的作用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次，民法以通过设置并不断壮大民事权利的方法，使人们得以自由地从事民事行为并受到民法的保护。再次，民法通过规定基本制度与原则来对多元的利益冲突加以协调，促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进行。最后，民法的责任制度能保障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竞争环境。“总之，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意思自治为基本理念，以权利为基点，以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为手段，以责任制度为保障，为市场经济法治化作了科学的构建，使市场经济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法制基础以及成功的法治模式。”

四、法治建设是人的工程。民法推进人的观念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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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法学家首先应当是一个从事法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法学家”既不是一种荣誉称号，也不代表着某种社会地位，法学家无论多么出名，地位多么显赫，他也只是一个法学理论工作者。不清楚这一点，就很难认识到法学家与法官、政府官员或者律师的社会责任究竟有什么区别。

作为一个从事法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法学家应当尽可能为国家、社会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法学智力成果。法学家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一是为国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提供理论上的论证。法学家应当积极参与国家的立法活动，为各项具体法律规则的拟定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二是为司法公正献言献策。比如法学家可以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去确定现行法上所确立的各项法律规则的含义，为裁判者适用法律解决纠纷提供借鉴和参考。三是传播法律文化、普及法律知识。中国推行法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倡导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机制，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要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素养，培养全体人民对法治的忠诚，为此就必须进一步大张旗鼓地宣传法治，使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学家在弘扬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方面负有天然的职责，法学家应当努力通过讲授和撰写各种论著在社会上不断的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文化，弘扬法治的理念与精神，特别是传播权利的意识与观念，从而为中国法治的大厦奠定坚实的基础。

法学家提供的理论产品应当尽可能是社会所需要的，也就是说，要符合社会法制建设的实际需要，产生积极的作用。那么，法学家怎样才能更好地尽到其对于社会的责任呢？

法学家要尽到其对于社会的责任，必须把握时代精神。法学家需要顺应历史的潮流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准确的把握时代的脉搏。法学家应当对法制建设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法学家要尽到其对于社会的责任，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学术良知。法学是一门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学问，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司法工作，都需要法学家的参与，需要法学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和主张。因此，法学家思想是否清纯、品行是否高洁，对于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公正性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法学家必须实事求是、客观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能看某个领导的脸色或者某个部门的利益行事。法律与道德本身就是密切联系的，法学家应当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行，心存良善，不惧权势，憎恶邪恶。

法学家要尽到其对于社会的责任，要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创新意识。法学家应当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要有强烈的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努力探索新问题，并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当然，法学家主要是就法治建设而言提供理论支持，而不应当动辄指点江山，忘记自己的位置之所在。

法学家要尽到其对于社会的责任，必须要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法学研究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与学术规律，法学家也要有“板凳坐的十年冷”的精神，坚持严谨治学、求真务实的学风，不能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故意违反学术常识，人为制造一些问题，诱发毫无价值的争议，更不能离开已经达成共识的学术平台，自说自话，自弹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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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治 人治 价值 理想国

智慧的古希腊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先河。希腊人眼里，法律因宇宙之神宙斯的赐予而套上了神圣的光环，法律成为了他们心中不可侵犯的神圣秩序。尔后，古希腊人又认为它是世俗的规则，“仍然承认法律的统治地位，把法律和自由并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城邦的和谐的两个基本政治原则，主张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约束，法律比人还要有权力。”然而对这种想法并不是鸦雀无声。与毕达库斯提出的“人治不如法治”不同，柏拉图却期待着那份“哲学家王”的人治，从而在《理想国》中构建了“一长串的乌托邦中最早的一个”，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贤人治国，抑或“知识”任何“用法律条文来束缚哲学家――国王的手脚是愚蠢的，就好像是强迫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从医学教科书的处方中去抄袭药方一样。虽然在其晚年《法律篇》中，一再肯定了法律在国家地位中的重要地位，但仍是“第二等好国家”。我们不难看出这是超脱现实的近乎空想的理论，不免质疑：我们能保证社会中有这样的闲人吗？即使存在这样的人，我们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保证找到他呢？这样，似乎又回到了法治的层面上。或许是青出于蓝，亚里士多德则鲜明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法律是许多人制定出来的，而众人所做的判断总比一个人的判断要可靠；第二，人难免感情用事，而法律则无偏私；第三，法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第四，实行法治可以反对专横与特权；第五，法治虽比较原则，但不能成为反对法治的理由。不仅如此，他还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从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似乎是由人治转向法治的一个艰难的抉择。

而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则前进了一大步。虽然古罗马人没有古希腊人如此善思能变，但他们却更加务实，更懂得如何把法律运用于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去。从习惯法到公民法，从万民法到自然法，俨然一套法制体系，令人称叹。古罗马的社会，法律是中心。塞尔苏士认为它是“善良公正之术”，乌尔比安认为“是有关正义和非正义的学问”，西塞罗更是一语惊人：“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使我们可能获得自由”。这似乎达到了对法律顶礼膜拜的程度了。我们虽然不能因此就认为古罗马完全摆脱人治的阴影，但这无疑给奴隶制的社会形态中增添了几分浓重的法治色彩。

顺着历史的步伐，启蒙运动的洗礼中，近代法制观念才真正确立下来。近代法治主义的英国。詹姆斯哈林顿提出了对法治共和国的构想。“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洛克认为“使用绝对的专断的权力，或不以确定的经常有效的法律来进行统治，两者都是与社会和政府的目的不相符合的”，从而在本质上排斥人治。激进的法国，秉承着洛克理论的孟德斯鸠根本不满足于讨论对法治的取向或仅仅概括法治为“法律下的自由和权力”，而创造性地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即通过权力制约权力，野心对抗野心的方式将法治落实到具体层面上，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法治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一位巨擘卢梭则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创建法治共和国，他认为，“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有个人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人必然会受到这个人任意支配。”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理念：法律至上。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人的创造力，潘恩，杰弗逊，汉密尔顿等人转眼间将启蒙运动的精华在新大陆转化为巨大的事实，为世界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使得法治阶梯一跃上数层。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而今法治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局限于资本主义的圈之中，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如火如荼。

中国古代关于法治和人治的理论阐释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儒，法两家之说。《论语》，可以看出满篇基本都在讨论仁、礼、德等，而有关刑或法则的则少之又少。孔子云：“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孟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矣”。到此可以看出孔孟有异口同声是赞成人治的，而儒家战国后期的代表荀子也仍旧持此观点。法家的言论也许会让我们感到为之欣慰：“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臣，赏罚不遗匹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与儒家相比，法家则更突出了法律的治理作用，而没有幻想把国家的兴衰寄托于帝王个人身上，主张“垂法而治”，“依法治国”，似乎确实进步了不少。

那么，至此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儒家主张人治，而法家主张法治呢？这个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稍作分析即可明了。儒家主张仁、礼只是更强调了人在管理中的作用侧重于人的效用发挥，而法家则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来统治国家，发挥法律这一工具的职能。“儒法两家的理论分叉点只是对法的功能理解的差异，而不是法价值观的差异”这个分歧只是在于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的镇压和教化的功能，而儒家则不排斥法的功能的前提下更重视礼和德的作用。而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君主专制这一制度前提下，这一阶级压迫社会本质下而言的，也都是服务于压迫人民的，剥削百姓的少数派统治。以此来维护“君权神授”，“王权至上”这一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理论。所以，归根到底都是人治的，是讨论人治下的具体管理方式、压迫手段。如果去除君主专制的基础，恐怕也就失去了其时代的意义。儒法两家所说的人治和法治显然与今日的人治和法治大相径庭，历史的进步早已赋予他们新的时代内涵。

在强势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如何进行法治建设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人重要课题，更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法治是主要是用来解决所谓的专制或者权力行使无限制的问题，这是一种法律线性化理论模式的结构。所以，法治的关键，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约束，法治就必然遭到权利的挑战而归于失败，这也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根本标志。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其“社会控制任务以及由此而来的我们称作法律的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其目的是控制这种满足个体欲求的侵略性的孤行专断的个体倾向”，而权力的行使运行于通常被称为“官”的手中，所以治权在某种程度上即“治官”。这与古代“明珠吏民不治民”的观点不谋而合。人是不可靠的，必须依法而治之。正如汉密尔顿所指出的：如果人类是天使，就不需要有任何政府了；如果人类是天使统治者，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者内在的控制了。这样，才能保证公共社会让渡权力为公共谋利。当然这不是说不治民，因为在民众和权力之间，民众总是弱者，治民容易，治权力难。治官的同时也要治民的，只是治民与治官相比较，治民退居其次罢了。治权之外，我想便是治法。所谓治法，一是指创制良好的法律或者可称之为良法。其中，主要就在于制定良好的法律。现代的法治，一定是要良法之治，如在恶法之下，恐怕与封建君主专制之下无什么两样，是不可想象的。最早亚里斯多德那里，便提出了良法。而当代的法学者李步云认为良法必须具有真、善、美三个特点。归纳起来良法似乎合乎两个条件：一是法律的内容要达成社会认同的实质正义；二是法律的制定过程中以及法律的执行都要符合程序正义。此外值得补充的一点是价值上的，即良法因顺应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服务于社会的普遍利益。良法之治应是我们法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再说由谁来治，在以往的剥削社会中都是由少数的统治阶级来治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取决于个人的意志。显然，在迄今人类最高的社会意思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中，由君主抑或少数集团统治则是历史的倒退。所以，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还是对社会本质的分析，现代法治无疑是广大人民的法治。我们推行法治，就需要打破传统观念，将法律去掉其神秘化，让广大人民知法、懂法、用法。脱离人民的法治，肯定是空中楼阁，为此，我们心中一定要留存着一份信念，让法治意识普及国人，切根深蒂固。

出于人性美好的本能指引，许多学者也对未来的法治国家提出了各自的构想。李步云教授认为，法治国家作为最文明的国家模式和政治法律制度的类型，应该具有十项特征：即法制完备、在民、人权保障、权利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之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党要守法。卓泽渊教授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民主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之上、法制完备、司法公正、制约权力、依法行政、权利本位。张文显教授则又添了社会自治这一条。

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法治的基础下并不排除人治。这里所说的法治不排斥人治主要是指法治不排除人的因素。任何情况下，法治都无法排出人的因素。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实施、法律的维护、法律的遵守都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法治对于人的因素不是排斥而是需要如何控制人的因素以保证法治的正确实施。这就需要有程序来保证法治的稳定性，以良法来保证法治的根本目标，在这一点上，良法之治与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哲学王之治就是相通的。法治并不排除人治，而是如何去控制人治的因素，美国的最高法院由九名大法官组成，这些大法官通过案件可以制定法律、修改法律、废除法律。而如何保证法治不会被这些大法官变为人治，这就需要有正当的审理程序保证；高尚法官的遴选过程等。法治如果排斥人的因素则无法自我推行。法治很重要的前提和保证就是选择正确的法律制定者，法律的维护者、法律的执行者。人的因素在正当程序的保证下和法律的授权下来对社会进行治理，以实现法律之至。

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是法治的基础。为何法律能高于统治者的地位，这就需要我们探求国家与人的关系、国家存在的目的等。国家是人们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生活，保证自己的安全通过与他人的协定，同意让步自己的一些权利，遵守共同定下的秩序规则，共同推举出一个维护此秩序规则而组建的政治机器，这就是公民契约论。公民契约论解释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国家的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所以国家是为了人民服务而产生的。我们常说的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服务者，社会秩序的守护者。法律则是人民共同制定的各种规则来保证社会的正常有序的运转。而统治者是维护此规则的，所以统治者本身必须服从于规则，所以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一旦统治者高于了法律，也就破坏了法治的根本基础。这就是我们需要加以防范的。我们国家当今对法治破坏表现在种种特权的存在，导致了对法律的肆意践踏，损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未来的法治国家是充满正义的。正义一直是人类社会孜孜不倦追求的美德和崇高的理想，没有正义，法治徒有其表。所以，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何为正义？一直以来也众说纷纭，因为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视的脸。结合各家观点，正义应当是一种人各得其所，各取所需的利益平衡机制。这一机制将会在法治的保驾护航中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与发展，因为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治是其高级手段，而本质也是法治的终极价值追求。

未来的法治国家是十分理性的。早在启蒙运动之处，康德便将理性作为人类追求目标之一，他认为所谓理性，即是未经别人指引的一种成熟状态。而美国当代思想家布兰德认为，理性通常都是表示把握必然联系的官能与功能。理性不单单指心里的状态明智，更是行为的合法与合理。经受法律观念的陶冶的未来民众，应该个个十分清楚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知道如何去行使权利和义务的履行。如果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盲从，那法治将无所适从，也不可能名副其实的法治。所以，人民的理性僵尸法治状态的前提。

未来的法治国家是善于驾驭民主的。民主，和其神圣的字眼，当然是理想社会不可缺失的特征之一。西方著名学者悉尼胡可认为，民主的最大敌人竟是口头表示和蛊惑忠于民主的人，这正是一个雄辩地标志，表明民主的理想对现代心灵来说本来就是觉得有道理的，而是普遍具有号召力的。由此可见民主的重要性。虽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一旦失去控制就会发生苏格拉德的悲剧。民主是可以通过良性机制保证民主的质量的。当下民主面临三个问题：一是人口的扩张以至于增加了普及的难度。二是物质条件加以限制难以保证民主的质量。三是人群智力的的差距以致民主平衡的问题。为了摆脱专制，我们选着了民主。

未来的法治国家应是充分自由的。只要一个个体避免损害另一个个体或者多数个体的正当利益，自由的空间是足够任何一个有正常心理状态的自由民所享受的。

篇7

乌鲁木齐市流动人口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对实体性的法律知识掌握得比较多，对程序性的法律知识掌握得比较少。虽然有流动人口赞同程序公正是保障实体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在实际生活工作中，不少流动人口对于法律规定的保障自身权利行使的程序不加遵循，对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应当遵循的程序步骤也不以为然。

提高乌鲁木齐市流动人口法律意识的对策措施

乌鲁木齐市来自区内的流动人口多数信仰宗教，而非法宗教是极端宗教势力生存的土壤，极端宗教势力会利用浓厚的宗教氛围，组织人员进行各类非法宗教活动。因此在乌鲁木齐市多民族聚居区流动人口中，要旗帜鲜明地阐明非法与合法宗教的区别，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自治区颁布的有关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的法规，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暂行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活动管理暂行规定》等，对于非法的地下讲经学校或讲经点，随时发现随时铲除。认真总结全民普法教育的成功经验，注重发挥宗教教职人员的作用，引导宗教教职人员利用宗教活动宣传法律法规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提高流动人口中广大信教人员的法律素质。采取调和、宽容、稳妥的方法对待少数民族传统习俗和文化，使流动人口中的信教人员的传统法意识和现代法意识能够有机结合起来，促进法律意识的提高。(五)强化流动人口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力度，形成流动人口法律意识的宣传基础对流动人口的法制宣传教育应当形成合力，在全社会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动员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界共同来关心爱护流动人口，使流动人口尽快融入到居住地新的社会环境，既能依法保护自己，又能自觉遵纪守法，逐步地减少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率。《乌鲁木齐市法制宣传教育条例》第13条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安、民政、建设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失业人员、流动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其依法从业，依法维权”，但综合部门在开展工作过程中，针对上述群体的法制宣传教育做得还不够，法制宣传教育覆盖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六)推进“六五”普法和“法治六进”活动，实现增强流动人口法律意识的工作基础1.自198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实施了五个五年普法规划，到目前为止，法律知识的普及已全面展开，并初步实现了从法律知识的启蒙教育向提高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全民法律意识的转变，从单一普法向全面推进依法治理实践的转变，普法工作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继续在流动人口中开展好乌鲁木齐市“六五”普法宣传教育活动。2.在开展“法治六进”活动中，坚持“贴近生活、以人为本”的思想，由于民族间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条件不同，不同民族对法律的认知和观念也不同。因此要针对多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特点，编印各种语言的法制宣传材料，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宣传教育的生动性和有效性;还必须通过新闻媒体、网络宣传、志愿者服务和学校教育等多种途径广泛宣传，将法律的触角延伸至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次，引导和强化流动人口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3.不断探索和创新法制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一是传统的宣传栏、宣传材料不应摒弃。二是充分发挥视听材料的作用，建议司法行政部门组织专家，以宣传片、幻灯片、动漫的形式，制作法制宣传音像资料，发放社区。三是建立市一级的法制宣传阵地，定期在公共场所组织普法广场活动。四是提高法制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于多民族聚居区流动人口，需要宣传出租房屋登记管理、计划生育、劳动维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五是开展集中的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活动，每年定期开展“宪法、法律宣传月”、“综合治理宣传月”、禁毒宣传日、消费者保护宣传日等活动。4.整合社会组织和法律专业人员以多种形式支持和参与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吸引广大的法律专业人员组成专门的法制宣传教育队伍，充分利用社会司法资源，引导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流动人口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5.认真贯彻落实2011年10月1日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办法》，积极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依法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认真受理举报投诉，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认真查处侵害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打击拐卖拐骗流动人口以及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残疾人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对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以及为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流动人口，给予表彰奖励，积极主动引导良好的社会风尚。总之，提高乌鲁木齐市流动人口的法律意识，增强流动人口遵纪守法观念，在流动人口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形成流动人口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尚，是维护乌鲁木齐市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定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流动人口法律意识状况，不断探索提高流动人口法律意识的实现途径，最终实现乌鲁木齐市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作者：刘林

篇8

1 两大法学派关于法律与道德的经典论战

说起法律与道德的争论，不得不提及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这两大法学派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

（一）“恶法非法”之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

自然法学派的法学家们认为“恶法非法”，即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内在正义的法律才能成为真正的法律。他们认为，在实在法之外，存在着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然法，实在法必须符合自然法的基本准则，违背自然法的“恶法”实质上并非法律。正如洛克所言：“自然法是所有人、立法者永恒的规范。”而实在法是存在于自然法的基础之上，其自然也应当蕴含着道德的选择和标尺。至当代，新自然法学派继续秉承了这一思想，其代表人物富勒、罗尔斯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法律与道德必须保持一致性，富勒进一步提出，法律要想得到人们的遵从，必须具备一些值得人们尊重的东西，即它必须体现一些人类文明的精神和成就，而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权力的法令。如果是坏的法律也要求我们尊重，那么必定偏离了人类所要努力实现的一般的价值方向。因此，法律与其内在的道德性密不可分。①

（二）“恶法亦法”之忠于法律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则坚持“恶法亦法”的观点，即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法律的好坏是另一回事，强调法律是“事实上存在着的法律”，而区别于应然的、规范意义上的“法”， 即道德。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创始人奥斯丁提出“法律的应然”与“法律的实然”之分，“最为有害的法，即使是与上帝的意志是十分矛盾的，其也从来都是并且继续将是司法审判机构强制实施的法。”非正义的恶法，即使内在违背了道德，也丝毫不会影响其作为“主权者命令”的强制力。哈特坚持了这一基本观点并加以修正，他认为，法律与道德有联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法律与道德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哈特提出“最低限度自然法”的理论，对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之间的对立进行了调和，从单纯重视概念分析，强调法律与道德的绝对分离，过渡到对法律制度以及法律社会性的考量和重视，强调忠于法律的同时，也融合了法律体现最低限度道德的观点。

两大法学派的争论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所谓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道德具有介入法律的正当基础，比如道德不仅可以在内容上为法律规范提供正当性支持，而且还可以充当法律之优良善恶的重要判断标准。恶法非法，没有道德支撑的法律繁重而没有根基，不会得到社会的遵守，会引起人们对法律的厌弃。同样，没有法律的道德软弱可欺，尤其面对陌生人社会更是无能为力，也不利于法治权威的建立。

2 我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土中国》中以农业和农村为背景的传统熟人社会正在逐渐被城乡二元格局下的陌生人社会所取代，道德的作用大打折扣，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见到老人摔倒不敢扶，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如2011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被车碾轧而无人施救”的事件。面对各种严重的道德失范事件，人们表现出了对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现状的深深忧虑，纷纷呼吁要“认真对待道德”，在形形关于重振道德的呼声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主张，也就是“以德入法”和“以法固德”，诸如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

事实上，中国一直比较注重对优秀的道德因素和价值的吸收、弘扬，甚至有时会直接将某些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如刑事法规范中关于故意杀人、伤害、、等禁止性规定就体现了一些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对于那些有伤风化和有碍社会健康发展的性活动必须用刑法来加以干预，即使这些行为并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而在民事法律领域同样存在大量的道德立法，比如《民法通则》中关于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规定，婚姻法中关于夫妻之间相互忠诚和相互尊重的规定等，无疑为人们的行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早在2012年11月1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已经制定了《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常回家看老人”作为一项法律义务也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被纳入。

然而当年，学者们围绕婚姻法的修改曾做过激烈的探讨，其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将“夫妻之间的相互忠诚”这一道德义务写进法典。法律制度总是要求能够精细操作，而不能只是用诸如“夫妻有相互忠诚的义务”这样的很难操作或者操作起来容易出纰漏的道德话语建构的应然要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时将“常回家看老人”规定为一项法律义务，曾一度被视为该次修法的最大亮点，却反倒成了最大的争议。乃至“小悦悦”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死不救行为”是否刑事化的热议。这些道德规范所要求的内容或宣扬的价值在常理上无疑是值得接受和辩护的，然而从“道德义务”到“法律义务”之间却存在一条鸿沟，任何“越界”的立法举措必须要给予足够的合法化理由。

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而任何社会评价的合理性都是相对的，社会作为社会评价的对象具有价值非中立性，由价值非中立性必然引起社会评价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同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和道德必然在社会中相遇，就发生了合理性并存的两种社会评价的“比较”问题，比较的过程在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矛盾中凸现出来，表现为合法的不一定合乎道德，符合道德的不一定符合现行法律。如泸州“二奶继承案”因其为“第三者”违反了道德，遗嘱合法但不合理，导致败诉。近年来经常有乘公交车因没让座被打的新闻报导见诸媒体，不让座违背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打人却又违反了法律，此为合理但不合法。

3 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

中国处于快速转型和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利益多元、利益分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西方文化、不同地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不同，造成社会价值观多元化，此外旧道德规导力减弱，新道德正待艰难成长，出现了暂时的道德无序和真空带。加上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每个人的道德观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符合道德的，什么是不符合道德的评价标准不同，甚至可能是相反的。这就反映为人们对于和自己不相一致的价值观念的声讨和审判。中国这一特殊的国情让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更加复杂，对于法官的司法裁判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一种观点认为，法官在判决当中考虑道德，必然会导致司法腐败，损坏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在他们看来，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人情氛围浓厚的社会，一直以来都会有情、理、法这样的价值排序。当生活中出现法律纠纷时，人们往往最先去寻求托人情的解决方式，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而即便在司法程序中的当事人，也会想法去透过关系去影响法官的决策，这种思想与观念给司法公正和依法的?行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同时，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法官本身也有自己的各样社会关系，有着自己的喜恶和价值选择。当法官过多的受到这些情理因子的影响而过多的顾忌私情和舆情时，很容易做出违背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的判决，就会极大损害司法权威以及司法判决的社会效果。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若是司法审判受到太多情理的干扰或者影响，司法权威就难以建立，也很难使得社会公众树立起法治社会所必需的法律信仰。另一种观点认为，司法也要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司法审判也要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法律是为人类社会服务的，人是法律之本，所以法律的实施以及司法审判都应当对社会情理给予充分尊重。重视道德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可以使得判决更具温情效果，也更能获得社会对司法的认同与尊重，法官只有不机械地适用法律，才能做到司法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两种观点都是很深刻地指出了司法实践中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与联系，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将持续存在下去，如何减轻道德对司法审判的不利影响，又在判决中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是值得司法工作者去思考面对的问题。在判决中处理好法律与情理的冲突，对于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树立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探寻一种在判决中达到法律和情理和谐互动的可行路径，以此来推动社会的司法认同、从而建立法律信仰。

我们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不应该过多的纠结于是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还是结合，而应该将眼光更多地放在我们应在什么意义上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在什么意义上坚持法律与道德的结合。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论战提示我们在追求实现法治的努力中存在着两种危险：一是在强调法治的道德和正义目标时简单地用社会的道德观和正义观代替法律的内在目标，从而在法律实践中简单地将道德的逻辑代替法律的逻辑，用道德的标准代替法律的标准，最终致使法治秩序根本无法建立或使已建立的法治秩序遭到破坏；二是在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正义的独立性时放弃了对法律自身道德目标的追求，从而忽视法律自身内在道德的培育，并使法律无力抵抗以法律名义实施的种种邪恶。法治的实现意味着成功地避免这两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我国在迈向法治的征途中同样存在着这两种危险，而且有理由相信我们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遭遇这两种危险。当我们注重借鉴西方成功的法治经验，并明显意识到我国传统法律思维对实现法治所形成的障碍而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的独立性时，可能会出现后一种危险；而当我们强调承继我国法律传统中对实质正义的重视以顺应当今国际社会对法律实质正义的高度关注的趋势时，就有可能出现前一种危险。

鉴于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现实，以及我国目前法治信仰尚未形成、道德批判泛化，我们更应该警惕前一种危险--法治秩序遭受破坏的危险。这也是重新思考法律与道德的争论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启示。

4 结语

建立法治中国必须摆脱道德对法律的压抑，树立法律权威。法治社会必然要求法和道德适度分离，但这不意味着二者关系的割裂，相反法治以良法之治践行道德的基本原则，以严格执法和自觉守法营造道德氛围。和谐有序的社会，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和法律两大支撑都不可少。关键是实现平衡，做到相辅相成，一旦失衡就会恶性循环。比如只看到法的规范作用，认识不到缺少法的精神与道德支撑，产生的法有可能是恶法。同样，只看到道德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和排斥法的基础作用，就可能导致道德绑架法律，迟滞法治社会的来临。

篇9

【关键词】赡养抗辩权；抚养义务；赡养权；赡养义务；法律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思想观念日新月异，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思想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糟粕，造成一些道德的沦丧。比如说，离婚率的不断攀升体现了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春幸福的时候，却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的父母甚至恶意地不抚养、放任孩子，使他们失去父母的关心和爱护，从而使他们对生活和社会失去了信心，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即使有些孩子没有犯罪，但是在他们的心理永远都会留下一片阴影，这成为人格不健全和心理不健康的潜藏因素。

对于这类事情，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进行完整调整和规范，只是有零星的法律条文或者是法律原则涉及这个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婚姻法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以及第二十三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即使是在刑法中也只是规定了遗弃小孩只有到达情节恶劣的时候才构成犯罪，才能剥夺父母老年的赡养权。其他的情形比如说，父母只给钱抚养但不教育，或者既不给钱抚养也不教育，或者遗弃小孩但是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法律都不能调整或规范，而这个时候靠的仅仅是道德的调整。我们只能说这个父母不好，那个父母狠心，但却不能为这些孩子做什么。法律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也规定了他们不履行抚养义务时子女可以要求他们给付抚养费用，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救济措施，唯一的救济方法也只不过是社会舆论谴责一下，并不能切实的给以未成年人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将道德谴责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承担，使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从而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一、什么是赡养抗辩权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权是指：父母在子女未成年时没有善意的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并且没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时，成年子女得享有对其年老父母赡养义务的抗辩权利。善意履行包括为子女健康着想，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抚养不但包括物质的抚养也包括精神的抚养。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算是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关爱未成年人，关爱未成年子女，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的职责，一切都要从娃娃抓起。

目前，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因为家庭原因，父母或离婚，或疏于管教，或放纵任由。对于没有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父母，法律并没有规定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和调整，仅规定了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当父母连这一规定都违反的时候，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余下的也只是由道德进行谴责。但是，道德的谴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道德化的法律。因此，在婚姻法中明确赡养义务的抗辩能有效的解决履行未成年子女抚养义务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犯罪。一个父母，当他意识到如果他不善意的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便会失去老年被人赡养的权利时，或许鉴于法律的威慑力，父母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孩子。中国人都有养儿防老的古话，但大家是否想过，你生而不养，养而不教，试问，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会对你尽孝吗？关爱是相互的，抚养和赡养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同态复仇。同态复仇是屠戮的，残暴的，混乱无秩序无休止的报复行为，而赡养抗辩是合法的，合理的，是符合社会秩序要求的。

二、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如下：

1.道德不能穷尽一切，法律是弥补道德缺陷的有效规范。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一系列缺陷。比如，非确定性易导致过度弹性、自觉自律性易导致缺乏普遍有效性，非普遍性易导致标准多元化，过多至善理想性易导致缺少宽容和衡平。它们使得道德治理相对于法治而言，不能作为单独的国家治理方式而起作用。换言之，法律化了的制度文明比道德化的人格魅力在防止人性缺陷方面更重要、更可靠、更持久。唯有法律化的制度文明方能提供一种既能使坏人改过自新又能使好人不蜕化变质的可靠机制。所以当父母不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时，而违反这样的义务又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可制裁性的法律后果时，仅依靠道德谴责尚不能实现本质秩序时，应将这样的道德法律化，使其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2.抚养和赡养是互负对等给付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不可能在他应该尽责任的时候逃避责任，而在日后却可以享受他原本应履行义务而得享有的权利，笔者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义务的履行才有权利的享有，有权利的享有，必定有义务的履行。

3.公正的法律是体现正义的法律，正义的法律包含道德化的法律。正义的法律笔者认为包括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和具有实际操作性和执行性的法律。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又包括纯正的技术性法律和内涵丰富的法律，而道德化的法律正是内涵丰富的法律的体现，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向，法律不应该仅具有技术性而无内涵性，有内涵有人性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良法，才是真正具有正义核心的公正的法律。

4.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婚姻法赋予未成年子女受父母保护和教育的法定权利。如果不对未成年人依法进行保护，孩子这一国家未来的源泉就很容易被恶性的世界观侵蚀，从而使人才更替出现断层。因此，“德教”应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就受到爱的教育，由自爱到爱人、爱国、爱动物乃至爱所有优秀的传统教育并形成良性循环。

三、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1.家庭抚育既是道德调整的内容，也是法律调整的内容。道德偏重于强调抚育的精神方面，法律偏重于强调抚养的物质方面。由于道德和法律起作用的手段不同，导致实际生活中家庭抚育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有所失衡。抚养义务人履行物质赡养义务较好，履行精神抚育义务较差；抚养权利人在精神抚育权利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并未因物质赡养权利的实现而感到幸福、快乐。因此，从法律重视这一问题，是实现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要求。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道德是立法的价值基础，是执法和守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法律是内在道德提升的外在条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跨越道德的底线，因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法律能使道德规范化，使其上升为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或是威慑力，和权威性。道德对人的约束，是从内到外；法律对人的约束，是从外到内，两者是有机的结合，相辅相成。赡养抗辩权立法创意来源于道德对不善意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的谴责，而通过对赡养抗辩权的立法又可以提升人们的内在道德修养。由此，赡养抗辩权不再是法律和道德的背离和相对，它将法律和道德有机的结合起来，原来仅能依靠道德来约束恶意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现在可以通过法律调整得以实现，从而有法可依，有法可惩。使得那些漠视道德的人不能再漠视法律。

2.赡养抗辩权不但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同时也说明了法律与道德是有区别的，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混为一体：

（1）法律和道德虽然都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法律的功能主要是明确规则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指示和预示，是人们在进行行为操作的时候有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是从人们的内心调整人的行为，使其调整具有自觉性，体现一定的内在素质和文明程度。赡养抗辩权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后，就意味着相关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明确起来，也就是说父母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时候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做，否则就有可能承担失去年老由成年子女赡养的法律风险，因此就使得人们行为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不具备这一功能，能尽心抚养孩子的父母在道德层面上体现是内在的优良素质和文明程度，是他们对子女的爱，所以他们在履行抚养义务的时候依靠的仅是道德的自觉性的体现。

（2）法律和道德两者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法律以有形的形式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方法，而道德则是以隐形的方式调整社会秩序，由内而外的控制人的外在行为。在立法上明确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统治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群体，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法益，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是国力的生力军，如果不以有形的法律对他们的受抚养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还仅是以道德这种隐形的社会秩序调整方式来调整就有可能会造成恶性循环。

（3）法律和道德的效力也不一样，法律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具有直接的可执行性，而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其约束性有存在局限，仅仅是依据道德谴责，或是社会舆论来实现起效力。赡养抗辩权在法律上的确立，使原来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道德谴责得以在现实实现，有了强制力和执行力。综上所述，赡养抗辩权弥补了道德机制的缺陷，同时也体现出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它们不是一体的，它们有各自功能，它们的表现形式以及效力都不一样。

四、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优秀立法精神

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是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体现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完成的不单单是自己家庭延续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完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延续的使命。对子女的关爱，抚养，是社会道德的普遍要求，将这一道德要求上升到法律规范的保护，是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而婚姻法将这一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并加一规定和调整，以这一道德为立法基础，蕴涵道德要求，正是法律道德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有必要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

1.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符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2.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结合的重要途径。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思想，是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制约下的德治的结合，离开法治空谈德治或离开德治奢谈法治，都不可能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正确结合。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其重要途径。

3.在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过程中应当警惕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轻视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的作用，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混同起来，曲解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必须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

五、赡养抗辩权法律地位突显的必要性

1.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少年儿童，家庭、学校应把尊敬长辈，爱护老人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使他们从小懂得敬老尊老是晚辈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公民进行有关家庭抚育的法制宣传教育，要把《宪法》、《婚姻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宣传教育，使公民自觉自愿地履行抚养义务，维护抚养权利，促进关爱未成年人，爱护幼小，托起明天的太阳等风尚的形成。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抚养和教育孩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这一美德上升为法律规范，有助于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范之下调整家庭关系，促进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

2.在立法中明确赡养抗辩权的地位，有助于从道德和法律中提升人性。赡养抗辩权是一种具体的权利，它明确了应当进行抚养和教育的先行义务。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是一句古话，明示着有因必有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千年古训。要是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其应当履行本应履行的义务时却逃避履行，那么我认为，他当然的应该不享有由于履行此义务而带来的相应的权利，子女在成年后，父母年老需要赡养时，得享有赡养抗辩的权利。只有明确这样的相应因果，才能使人们明白不履行对未成年子女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相应法律后果，规范日常行为，从而在法律和道德中提升了作为一个人本应具有的善良和负责的人性。

3.突显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是正义的法的要求。亚里士多德称:“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于正义与善德的制度”

（1）奥古斯丁主张:“法律就是正义。”

（2）格老秀斯指出:“法律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为是否与合理的自然相谐和，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

（3）简言之，法律应以正义作为其主导性价值早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正如:“法律若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价值标准，法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

（4）同样，道德所体现的内在精神也是对社会理想的追求。理想性是道德的灵魂。道德总是想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的幸福、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等，同时也包括人类所一直执著追求的公平与公正。

因此，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孩子未成年时不抚养他，不教育他（她），使他（她）的物质生活和心理健康遭受损害，而这个受了损害的孩子长大后还要赡养他的不称职的，甚至可以说是逃避法律责任的父母，这样的法律是正义的吗？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吗？笔者认为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六、结语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现代法治国家，不但公民的法律意识要提高，更要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要使平等享有权利，积极履行义务的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美国法学家米尔恩指出:“其实并非如此: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是在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中展示出来的。但是，在得以具有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之前，必须先有职责。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概念是以义务概念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圣徒和英雄们比道德要求于他们做的更多。”我们当然不能忘掉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够让一个不称职的父母滥用权利，我们应该树立独立的法律意识，在法律中体现优良的传统美德，在道德中升华正义的法律。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4]徐显明.论“法治”的构成要件[J].法学研究，1996，(3).

[5]米尔恩.人权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篇10

[关键词]国家法治发展；区域法治发展；多样性统一；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

一、若干概念之涵义与本文的讨论范围

在对本文的论题展开之前，有必要先行厘清若干概念的内涵，这里主要有区域、法治发展以及区域法治发展等相关概念，以便确定本文的讨论范围，认识论题的时代意义。

“区域”亦可称之为“地区”，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多层次的范畴。从全球的角度而言，区域不仅仅意味着以地理因素为基础的空间结构，而更多地是指通过稳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协议所建立起来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甚至是跨地域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的或政治的乃至军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作为重要法律文件，《联合国》第八章专门设定了区域体系的法律框架，这样区域体系就成为介于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次级国际体系。“二战”以来，这种基于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生态的乃至军事安全的诸种共同联系的区域性次级国际体系，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深刻地改变着当代国际关系格局及其发展走向。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讲，区域一词则表征着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以特定的行政管辖层级为基础的地区单元，或者是以一定的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若干个行政管辖层级所组成的地区单元的集合体。在传统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形态，既有着相对稳定的构成机理，又有着各具特点的表达形式。比如，郡县制构成了古代中国行政区划的一条主轴。秦帝国以来的各个王朝的行政统辖区域，大体上都按照郡县制的架构，结合一些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因素加以划分，进而形成一幅皇朝统治的疆域版图。而在不同的皇朝统治年代，郡县制的外在表现方式又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历史特点，藉以裨于皇朝更加有效地辖驭四方、治理天下。在当代中国，区域与行政统辖层级往往交织在一起，因而区域概念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诚然，郡县制这一传统中国行政辖区的基本主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建国之初曾经一度实行行政大区制度，但是，“省”和“县”依然成为中央政府实施国家治理的基本行政依托。然而，时下中国的行政统辖层次繁复多样，在建国之初省级政府分出的行政公署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大市”或“较大的市”这一介于“省”和“县”之间独立的行政管辖层级。加之，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东方大国，基于国家统一、民族和谐和有效的边疆治理等多方面的考虑，确立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区域以及行政管辖层次亦有着鲜明的特点。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区域与行政统辖层级彼此交错的非均衡格局开始形成，超越现行行政管辖层级的省份与省份之间、“大市”之间的区域性协调发展机制迅速成长起来。中央政府对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设定各有侧重的发展目标，作出不同的政策安排，省级政府亦是如此。因之，当代中国的区域概念的内涵与形式确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总的看来，省域以及以特定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若干省域的结合根据我国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本上把全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等等。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更为细致的区分，诸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湾地区等等。市域（设区的市）以及同样一般以相邻的地缘为纽带的若干市域的结合，和县域这样的基本的地区单元，大体上构成了当下中国的多层面的区域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多层面的区域或地域概念的基础上，融入特定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历史的、文化的乃至地理环境等等诸多因素，便会相应地形成区域经济、区域社会、区域政治、区域法律、区域历史、区域文化和区域地理等等历史和现实的概念，从而给我们认识国家范围内（包括当下中国）的区域生活状况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思想天地。

区域法治发展是与国家法治发展密切相关的。关于法治发展，这个概念与法制现代化概念具有相通的意蕴。正如我们多年来不断论及的，法制现代化反映了从传统的人治型价值一规范体系向现代的法治型价值一规范体系的历史性转型与变革过程。时下正在历史性地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正是在这一转型与变革的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呈现出创新乃至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因之，当下中国的国家法治发展，就是要致力于从前现代社会法律系统向现代社会法律系统的转变，实现从传统法制向现代化法制的历史性跃进，而这个时代进程的基本目标，乃是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一国家法治发展趋势和走向，意味着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从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到法律行为的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进而确立与全球法治发展进程相协调而又充满浓郁的民族意味的制度安排、价值观念及其生活准则系统。很显然，作为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构成要素的区域法治发展，乃是国家法治发展在国家的特定范围内的具体实现，它所展示的乃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一特定过程中法律文明及其价值基础在特定地域中展开的具体生动的法治场景。所以，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在基本性质、主体内容与总体目标诸方面，都是内在一致、并行不悖的，绝不存在一个脱离国家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孤立的区域法治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至于说区域法治发展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主要是指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能否成立，这无疑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论题。在这方面，学界的认识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大体上已经或正在形成共识，即：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本文的以下部分将要对这些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论证与阐释，这里所要提出的原则性的看法是：尽管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在法治发展的起点、条件、过程、动力机制、实现方式等等诸多方面，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之间无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或个性特征，恰恰是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对待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区域法治发展对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以及国家法治发展与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及其互动过程，从而确证区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

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工作。而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系统。本文拟从法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以期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分析工具。

二、“多样性统一”的命题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第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原则，反映在经济学产生时期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之中。比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与此相反，第二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则反映了这样的思维过程，即：“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或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这就是说，通过思维的抽象力，抽取一类对象的共同点，把握客观对象的某个方面、某个片断的简单规定，构成思维或叙述的起点，进而从局部的、简单的规定，上升为全面的、综合的、深刻的概念系统或普遍的理论概念体系。很显然，这是两种迥然相异的方法论原则。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第一种方法以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论述通常“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最初的认识对象，表现为无限丰富的现象，成为认识过程中的直观和表象，进而“蒸发”出一些抽象的一般关系。而第二种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则是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家那里开始的。“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依据这样的方法论原则，“如果我们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混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这样，通过理论思维，把作为思维的起点的那些抽象简单的规定，再现被认识对象的内容，使之不再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浑沌的表象和感性的直观，而是一具表现为必然的和综合起来的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合体，从而获得整体的具体规定。

由此，马克思强调，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乃至一切科学思维的两个阶段，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或者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二者处于同一思维过程之中，二者彼此依存，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然而，对于形成和建立一个理论概念体系来说，“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并且是科学思维“所专有的方式”。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科学理论思维所特有的、把直观和表象材料加工改制成概念的方法。也就是说，把在经验上得到的直观和表象材料，放在应有的逻辑联系之中，考察它们之间的客观必然的相互联系。经过这一过程，人们就可以在概念运动中反映、再现、复制所考察客体的自我发展的客观过程，使“整体的表象”成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的整体。

马克思关于“多样性统一”的整体的具体规定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第一，要使国家法治发展这一概念成为“整体的具体规定”，就必须着力探讨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若干单方面的、比较简单的基本单元或要素，即以特定空间形态[省域、市域（设区的市）、县域及其有机联结的相关地域]表现出来的法治发展状况为基础或出发点，考察这些基本单元的区域法治的一切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性。离开了对特定区域法治发展状况的深刻把握，国家法治发展的概念就可能流于“整体的表象”。第二，如果说国家法治发展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总体”，亦即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合体，那么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则是对于这个“具体的总体”的单一性、直接性和形式的普遍性的抽象。也就是说，区域法治发展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这个“具体总体”的若干单一的规定性，它不断地从自身中进一步规定自己，从而愈加丰富起来，最后重新返回到国家法治发展这一普遍性的“具体总体”之中。第三，国家法治发展不应当是若干个区域法治发展的简单罗列，而是各个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必然的有机联系的严密结构。每一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都是国家法治发展这个体系之网上的纽结，因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井然有序的。因此，就必须把每一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来看待，揭示各个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进而把握由若干个“局部的规定性”所表达出来的“整体的具体”或“具体总体”。因此，马克思关于“多样性统一”的辩证逻辑命题，构成了我们认识和思考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法哲学方法论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因此，如同整个法的现象以及国家法治的运动发展一样，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总要受到一定规律的支配，不是区域法治发展决定这些规律，而是这些规律决定区域法治发展。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社会主体的能动意志和一定社会经济必然性之间的矛盾。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社会主体的能动意志，归根结底总是受到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和统摄。所以，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之所以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要从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系统中划分出支配区域法治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系统，并且把它们当作决定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全貌的基本关系，进而把区域法治发展看作是一个受到一定规律支配的活的有机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区域法治发展具有不可抹煞的客观性质。但是，同其他社会现象的运动发展一样，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通过社会主体的能动的自觉活动表现出来的。这是因为，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体从事区域法制实践的规律，是区域法治发展的进程中社会主体活动的产物和条件。因而，区域法治发展运动规律和社会主体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总是处于内在的相互联系之中。因此，在区域法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的社会主体对本区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其规律性的认识深刻而准确，从而有意识地把本区域社会经济关系法权要求转化为生动的区域法制实践；反之，有的社会主体对本区域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权要求无法自觉地加以把握和转化，从而妨碍或延缓了本区域法治的进步与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差异性。因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看出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亦具有不容忽视的主观性。

更进一步地来看，区域法治发展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实际上反映和影响着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统一的运动样式。如前所述，由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有着内在的客观规律，所以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呈现出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因之，所谓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就是指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在这里，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意味着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不同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不可能是处于互不相关、绝对排斥的状态，因而必定会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总体”；意味着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乃是一个法治的发展与命运的共同体，国家法治发展这个“具体总体”统摄着区域法治发展这个具有丰富关系的“许多规定”，区域法治发展必须以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和权威为基本前提；也意味着在不同的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确乎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存在着共同的必然的区域法治发展的运动规律，这就要求我们从不同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中，努力探寻区域法治发展的共同的普遍的规律。

不仅如此，区域法治发展亦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的品格。从广泛的法律文化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法律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不同民族或国度的法律文化，在不同条件的作用下，总是循着特定的路径发展演化。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之内，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思想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它们的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也有差异，每个国家又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习惯和民族传统特点，况且这些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状况等也不尽相同，等等。这些复杂的因素，势必会使法律文化的运动呈现出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的历史特点。对于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来说，它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具体性。国家法治发展是由一定的国家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及其法律实践、法律思想、法律心理所联结而成的运动之网。作为这面运动之网上的每一个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都独具个性，并且这种个性不是仅仅具有相对意义的特殊性，而是一种不可绝对重复的个体。尽管在区域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区域法治发展之间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也只能是“相似”而已。正因为不同的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富有如此鲜明的个性色彩，所以当下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才呈现出这般的丰富多姿。诚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国家法治发展的加快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个性有可能逐渐减弱，但是，国家法治或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呆板划一的群体的堆积。伴随着国家法治发展的时代进程，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容与方式只会愈来愈绚丽多姿。这是毋容置疑的客观趋势。因此，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各种不同的区域法治的特殊的发展进程，进而深刻揭示多样性的区域法治发展的特殊的本质性特点。

很显然，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多样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过程。一方面，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是统一性的基础。离开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就无法科学地解释历史上存在的和现实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千差万别的区域法治现象，也就无法科学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其结果只能使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成为超越时空的神秘的力量，从而成为捉摸不定的虚幻之物。另一方面，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又是多样性的必然表现形式。认识和考察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层面之上，而应当深入下去，从复杂多样的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的多样性的表象背后，揭示出制约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否则，我们就只会把区域法治发展的空间展开，看作是一个充满了一大堆偶然现象的杂乱无章的法治序列。

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性统一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域法治发展所赖以存在的一定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差异性。这里重要的是，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条件等关键性因素的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下，区域社会及其区域法治形成了经久相沿的空间差别。正因为如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迥然相异的面貌。这也从一个侧面映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从而展示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的特质。但是，这种多样性与统一性并不是绝然分立、互不相容的，它们之间乃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的关系。一定的区域社会生活条件的诸因素与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经济条件归根结底还是“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这是区域法治发展运动的多样性统一的最深刻的根据所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何以会产生那些不同点和相似点，也才能揭示各种特殊的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从中加深对支配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透彻把握。

三、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上）

为了进一步揭示区域法治发展多样性统一这个命题的价值意义，有必要深入考察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丰富的“具体总体”的基本地域单元的区域法治现象这个生动的“许多规定和关系”。从法哲学意义上讲，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之所以构成统一性基础，是因为一般只寓于个别之中，并且通过个别来实现。这里的作为“一般”之载体与实现途径的“个别”，显然具有特殊重要地位。运用个别化的分析方法研究区域法治发展现象，有助于我们透视区域法治发展运动多样性的内在奥秘。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经对一般、特殊与个别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按照他的看法，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概念只是单纯的抽象的普遍性，不是关注概念形成的特殊部分，而是坚持其共同之点，其结果导致人们在情感上觉得这种概念是空疏的，只认为概念是抽象的格式和阴影。其实，概念是丰富的、生动的、具体的东西，它包含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或个别性三个环节，普遍性“是指它在它的规定性里和它自身有自由的等同性”，特殊性亦即规定性，在这里，“普遍性纯粹不变地继续和它自身相等同”，而个体性或个别性则“是指普遍与特殊两种规定性返回到自身内。这种自身否定的统一性是自在自为的特定的东西，并且同时是自身同一体或普遍的东西。”因此，概念的普遍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与独立自在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的东西，而是不断地自己在特殊化自己，必须把真正的普遍性与单纯的共同之点加以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极其重要。在黑格尔看来，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这三个环节是不可分离的，而在这三个环节中，概念的个体性或个别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个别就是从区别出发而在绝对否定性中自身反思的概念”。概念之所以是完全具体的东西，就在于概念同它自身的否定的统一，作为自在自为的特殊存在，这就是个体性或个别性。而个体性或个别性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构成了概念的自身联系和普遍性。“当概念的统一把具体物提高到普遍性，而又把普遍的东西仅仅了解为被规定的普遍性时，这就正是个别性，它是作为自身相关的规定性而发生的。因此，抽象是具体物的分离及其规定性的个别化。”概念作为具体的东西，乃是个别内容与抽象普遍性的统一。不仅如此，“出于同一的理由，特殊的东西也是个别的东西，因为它是被规定的普遍的东西，反过来说，个别的东西也同样是特殊的东西，因为它是被规定的普遍的东西。”所以，普遍和特殊一方面显现为个别之变的环节，另一方面它的本身又是总体的概念，而“只是在个别中被建立为它们自在自为地所是的东西”。由此，黑格尔提出了如下的重要论断：“个体的即是普遍的”。“一切事物都是个体的，而个体事物又是具有普遍性或内在本性于其自身的；或者说是，个体化的普遍性。在这种个体化的普遍性中，普遍性与个体性是区别开了的，但同时又是同一的。”

很显然，黑格尔关于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个别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无疑被包裹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的外壳之中，在他那里，现实事物不过是概念的普遍、特殊、个体（个别）三个环节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已。因此，“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后来的德国思想演进过程中，黑格尔关于“个体化的普遍性”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所谓“世俗历史主义”中又有了新的意义表达。按照有的学者的看法，历史主义的本质在于它用个体主义的观察视角取代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主义的观念，取代了任何试图寻找人类生活的一般法则和一般类型的企图。这种试图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截然分开的方法论原则也受到了批评，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具体的普遍性”的分析原则。实际上，这种“世俗历史主义”的思潮旨在于同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实证主义历史观相抗衡，以便为德国的历史主义正名。这一思潮在社会学领域，通常被认为是理解社会学的发源地，它由威廉・狄尔泰所开启，经由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到马克斯・韦伯而集大成。作为“解释学之父”，狄尔泰把理解的方法视为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的方法，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它的对象通过建立其在生活、表达和理解三者关系之间的态度而与我们发生联系的时候，才属于人文科学。”狄尔泰极力强调个体或个别对总体或整体的价值意义，指出：“理解总是以个别物为其对象”，“但我们理解个体是借助它们彼此之相似性，它们内部的共同性。这一过程假定了普遍人性与个体化之关联，个体化在普遍人性基础上延展于精神生存之多样性之中，而在这一关联中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上解决内心仿佛经历朝向个体化之提升的任务。”㈤正是通过理解，单一的个体性与总体性或普遍法则之间建立了联系。生命的总体只有在种类的意义被理解之后，才能被把握。“在这里，对个体的理解有助于对总体的理解。所有其他类型都是如此。意义在于对类型的理解，只有通过它，生活本身才能被理解。”由此，狄尔泰对理解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认为客体化仅仅对个体化说来乃是异己的需要加以解释的他人精神世界的符号和密码，在理解的主体与对个体的理解之间应当存在某种介质或媒介物，这就是客观精神，理解的主体正是通过客观精神来把握个别的客体化，因为在客观精神中，客观化已经表现为属于共同的东西，即属于某种类型的客体化。通过客观精神，我们理解了“不同个体在由可感世界的客观化而构成的共同背景中所形成的各种形式”，“它的范围从生活方式到经济形式直至这个社会所形成的最终的整个系统，包括道德、法律、国家、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在狄尔泰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文德尔班从方法论上区别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法则科学与个体科学，重复性、常规性与个体性、独特性之间的区别，进而强调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分类，是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分类。“自然科学追求的是规律，历史研究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科学中，思维总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研究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在这里，文德尔班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的主张，不赞同所谓的“从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的口号，指出：“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必须坚持：人类的一切兴趣和判断，所有与价值有关的评价，全部是建立在个别的、一次性的东西之上”。这是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历史学的内在价值之所在。作为文德尔班的学生，海因里希・李凯尔特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原则区别。他提出所谓“形式的分类原则”，认为这种分类原则是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对科学加以分类，据此可以把文化科学概念与自然科学概念截然划分开来，而二者的区别体现了历史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形式对立。在这里，李凯尔特阐述了一个他认为对于方法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即：“科学需要一个选择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科学就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所有材料中的本质成分和非本质成分区别开来。相对对于现实的内容来说，这个原则具有形式的性质；这样一来，科学的‘形式’这个概念便清楚明白了。”因之，“科学方法的特点显然取决如何分开现实之流以及如何把本质成分挑选出来的那种方式”，进而把现实的直观内容纳入概念的形式之中。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握概念形成的原则和方式。李凯尔特强调，普遍化方式是自然科学方法的本质性特征，认识自然就意味着从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发现自然规律的概念就意味着形成关于现实的绝对普遍的判断。“如果没有通过普遍化的方法对世界进行简化，那就不能对世界进行计算和支配。在个别和特殊之物的无限多样性没有通过普遍概念得到克服以前，这种多样性是使我们感到头晕目眩的。”而对于文化科学问题来说，则是不能用普遍化方法加以详尽研究的。文化科学总是力图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不同，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旨在于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比如，历史总是“力求使它的叙述仅仅符合于它所研究的某个与所有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一个人物，一个世纪、一个社会运动或一个宗教运动，一个民族或其他等等，历史学借助于这种方法使听众或读者尽可能接近于它所指的个别事件。”当然，文化科学并不排斥普遍概念，但是对于科学的逻辑学的区分来说，文化科学使用的普遍概念，仅仅涉及它用以构成其个别化叙述的那些因素的或大或小的“精确性”。不论文化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普遍概念，都不可能对文化科学构成奠基性的意义，因此，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与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这两种方法所固有的思维目的、思维形式恰恰是相互排斥的，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原则性的逻辑区别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李凯尔特通过对“解释”与“理解”的涵义的辨析，力图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作进一步的界定。他指出：“在解释中，是将不同的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而在理解中，则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将整体分解为部分”。对于作为文化科学的历史学来说，历史理解通常意味着“既是对真实存在的个体性的‘再创造’，又是对那些存在于个体性之中的非真实意义的‘理解’。”这里所说的“非真实的意义”，乃是所有文化都共同遵循的某些共同的价值基础。李凯尔特进一步分析说，作为体现个别化方法的文化科学的历史学，它的历史概念的形成是受一定的原则指导的，这就是文化价值。文化现象以及那些被我们当作文化萌芽阶段或类似之物而与文化现象相联系的现象，与价值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必须从与文化价值相联系的观点去观察现实。这一文化价值立场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意义就在于，“只要把对象看作整体，那么对象的文化意义就不是依据于它与其他现实的相同之处，而是依据于它与其它现实的相异之处。”这就是说，基于文化价值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对特殊的个别之物及其一次性过程感兴趣，要求应用历史的、个别化的方法去认识特殊和个别之物，认识现实与现实之间的相异之处，进而把去观察的现实看作是特别的和个别的。因此，文化与历史之间的价值联系，表明文化概念能够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也就是说借助于文化概念来形成“个别化的概念形成的方法”。认识到这一点，是至为关键的。这种“个别化概念形成方法”的功能意义就在于，在价值联系原则的指导下，它能够从那些纯粹的不能加以科学表述的异质性中把可表述的个别性提取出来。“文化概念给历史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条选择本质成分的原则”，“通过文化所固有的价值以及通过与价值的联系，可叙述的、历史的个别性概念才得以形成。”因此，李凯尔特关于选择性原则的先验判断带有显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色彩。但是，他坚持把文化科学看作是以个别化方法为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征的客观而严格的科学，突出文化价值对于个别化的概念形成方法的指导性原则地位，并试图调和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关系，强调个体的统一性基础来自独特性，证明个性统一性或独特个性的不可分割性（而这仅仅是和某种价值相关的个体的统一性）。这一思想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的学者把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准则称之为“个体性因果分析”方法，这是有道理的。面对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相互关系及其方法论问题的激烈争论，韦伯坚定地承继着自狄尔泰以来的理解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捍卫着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或个体性的方法论准则。但是，韦伯的方法无疑有其独到之处，因而具有深遂的原创意义，散发着炽烈的理性之光。与以往的思想家把理解与解释加以彼此对立的看法不同，韦伯强调理解与解释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彼此补充的互动关系，认为理解与“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意义”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在给定的特殊行动者的具体情形中实际存在的意义；二是指理论上被设想出来的主观意义的纯粹类型，这种主观意义被归之于给定的行动类型中假设的活动者，当然，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主观意义都不是指某种客观上的“正确”意义或者某种形而上学层面上的“真实”意义。而对这种主观意义的行动即主观上可理解的行动的解释，就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这样的关于行动的经验科学的基本使命。因之，在韦伯看来，关于“理解”的概念，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是对诸如此类的给定活动包括言词的表达的主观意义所作的直接观察理解。其次，它是指解释性的理解，对于关注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经验科学来说，说明需要被这样解释的可理解的有意义的行动的现实途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理解都牵涉到出现在下列情况之一中的意义的解释性把握：（a）历史研究中的情形，即对具体的个体行动的实际预期的定义；或（b）社会学的大众现象，即现实的预期意义的平均值或相似性；或（c）适合于科学阐述的纯粹类型（理想类型）的普通现象的意义。”社会科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进而对原因和结果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而这里所说的“行动”是在行动着的个体把主观意义附着在他的行为之上的意义上加以界定的。因此，探讨行动着的个体的行为动机及其后果，进行因果性的解释，就成为属于文化科学范畴的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对具体行动途径做正确的因果解释，只有在这种明显的行动和这些动机被正确地理解，且同时它们的关系成为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对于此项工作，自然科学是无法胜任的，因为它只局限于阐述自然过程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功能关系以及诸客体和事件中的因果统一性；而个体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是社会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的主题，对作为社会的集体状态组成部分的个体行动作出主观的理解，则是社会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知识的特有性质与任务，这是在自然科学中绝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在这里的因果解释问题上，韦伯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片面的曲解，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对历史实在作出因果解释的公式，“只有经济的原因被说明（或者显现出）在什么地方或者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时，他们对一个历史文件作出因果解释的要求才会得到满足”，“相信经济‘因素’是‘真实的’因素，唯一‘真实的’因素，是一种‘最终无所不在的决定性的’因素。”当然，韦伯在评析德国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对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歪曲时，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首要目的，是要区分“物质”的东西与“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且指出无论对哪个“个别现象”进行因果回溯，都会发现对经济现象的说明，会牵涉到政治、宗教、伦理、地理及其他条件，同样地，对政治现象的说明，也会牵涉到经济条件和其他各种条件。这表明在韦伯那里，经济因素乃是对行动着的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解释链条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归根结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韦伯对马克思关于一切特殊规律和发展结构的“理想类型”思想，也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凡是使用过马克思的概念和假设的人都知道这些理想类型对评价现实的巨大的、独特的启发意义。”

总的看来，韦伯把旨在于把握个体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的解释性的理解，看作是个体性因果解释的一种基本形式，进而区分了致力于抽象规则的自然科学或法则性科学与追求特定具体知识的社会文化科学或现实实在的科学，强调我们感兴趣的那种社会科学，是一门关于具体现实的经验科学，“我们的目的就是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着的现实的独特性质”。正是从上述立场出发，韦伯对作为价值概念的文化给予高度关注，指出只有当我们把经验现实与价值观念联系起来才成为“文化”，进而在赋予现实以意义的价值指导下，对现实的关注以及根据现象的文化意义对受价值影响的现象进行选择和分类。由此，韦伯建立了一个对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文化科学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想类型的概念分析工具系统，并且把关于历史事件和形式的文化意义的认识看作是这个“概念结构”的独一无二的终极目的。

四、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下）

通过扼要地回顾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个别化的分析原则之重要意义就在于：探讨包括法的现象在内的社会生活现象，固然要注重揭示该现象的变化运动的基本规律，藉以探求社会生活的固有法则，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研究社会现实生活中历史地形成的具体的个别的关系或结构，关于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亦应如此。实际上，当下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日益显现出这种个别化的方法论取向。比如，在历史学领域，在重视民族国家总体历史研究的同时，区域研究日益兴盛，对区域社会史的关注慰成大观。这些年来，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时，一些学者把区域分析方法应用到以区域、省份或者地方为中心的较小的单位，力图反映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内容和幅度，这一方法论被视为“中国中心取向”的主要理论特征之一。又如，在中国法律史的学术领地，探讨特定地区的历史上的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区域法律史研究的新的兴奋点，诸如关于近代上海租界法制及其历史影响的考察，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地方司法档案的系统整理与研究，等等。再如，在法理学研究中，有的学者把地方法制或行业法治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这方面的探讨还在不断深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许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与史学领域的区域研究方法并不属于同一个方法论层面，但是区域社会史、法律史、经济史等等的研究，确乎体现了重视历史的具体经验现实的独特性分析这一“个别化的方法”的本质性要求。那么，运用个别化的方法论准则分析区域法治发展问题，需注意哪些基本的方面呢？

第一，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妥当地处理好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黑格尔关于“个体性的普遍性”以及马克思关于“许多规定的总体”的论断，确证了整体性依存于个体性，个体性体现普遍性且为普遍性之基础的辩证关系，思想深刻，意味深长。毫无疑问，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必须贯彻整体性的原则精神，反映国家法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和根本要求，这是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在各个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表现。国家法治发展的准则是体现在区域法治发展中的一般的、相对稳定的、不断重复的东西，因而是区域法治发展的最强大的基础和动力，制约和影响着区域法治发展的方向与效果。另一方面，也必须贯彻个体性的原则要求，实际上，国家法治发展通过区域法治发展的具体途径，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强度表现出来，不能把国家法治发展作为大写的符号同区域法治发展截然对立起来。因此，一个必然的结论也就会自然得出：不仅要重视国家法治发展，也要看到国家法治发展在实现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性，进而重视和推进区域法治发展。

第二，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注意揭示和概括个体性行动的本质性的关系和属性。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中，同样存在着本质性的与非本质性的关系的区分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讲，“本质是映现在自身中的存在”，是客观事物内部存在着的规律性的东西。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必须运用反思的观点，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本质性意义。在这里，一是要从逻辑上把握区域法治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充分认识到“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因之，区域法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社会发展的制约。二是要深入分析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分肯定区域法治发展对于区域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在这里，不仅要考察区域法治发展影响区域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要指出区域法治发展作用于区域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情形。三是要深刻把握一定条件下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规律，认识到区域法治发展并不是同区域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它有时会先于或落后于区域社会发展并与其发展要求相矛盾。这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揭示出蕴藏在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内部或背后的本质性关系，进而赋予区域法治发展问题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使之不至于成为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法学命题。

第三，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努力探寻个体性行动的因果性联系。在一定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里深入追溯社会主体在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的考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特定结果的实际过程，这是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所提出的个体性因果分析的基本要求。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法的现象，都是建立相应的经济形式上的。在任何时候，都要从一定的经济形式中，为整个社会结构、国家形式以及法权现象，找出最深的秘密和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因此，对于法哲学来说，要对区域法治发展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就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影响社会主体推进区域法治发展进程及其实现结果的原因和因素是多样复杂的，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区域法治发展及其变革进程的唯一因素，而应当正视，承认和努力揭示各种非经济因素对区域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内在机理。

第四，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要把特定的诸要素中从现实中加以升华而形成思维类型。韦伯的个体性因果分析方法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努力找寻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联系的理解尺度，进而构造了一个以理想类型为基本表征的理解社学的概念工具系统。按照他的看法，运用这种理想类型概念分析工具，可以使对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解释变得更加清晰和可理解。“理想类型的概念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在研究中的推断原因的能力：它不是‘假设’，但它为‘假设’的构造提供指导；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它旨在为这种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所以，韦伯把理想类型概念和结构的盛行，看作是一门学科处于青春期的特有的症状，强调就理想类型被认为具有经验有效性或者是一种类概念来说，“科学的成长总是意味着对理想类型的超越”。随着时光的流逝，韦伯的理想类型学说对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流淌过程中，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有必要从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出发，把特定的诸要素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进程的现实中抽取出来，加以概念的升华，形成一定的思维类型或理想类型。进而，运用这一思维类型及其概念工具，考察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这样便具有发现的功能。面对着转型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的重大历史的与时代的议题，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尝试着建立一个理论概念框架，试图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批判地继承以韦伯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的“理想类型学”方法，提出了由十一对方式变项所组成的概念工具系统，以期形成新的“理想类型学”的分析工具，进而为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时至今日，我感到这套概念分析工具的主体内容依然可以用来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探讨，但需要加入必要的区域性的变量因素和条件。这十一对方式变项运用于区域法治发展的分析过程之核心，即在于把人治的式微、法治的兴起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区域法治转型发展的基本评估概念工具。而在当下的中国，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二元结构并存的法律状态，提示我们在运用这套概念工具系统的时候，要更多地考量这一进程及其结构的复杂的历史性因素。

第五，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具体的历史性分析。在19世纪晚期德国思想界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尖锐论战中，个别化方法的理论分析原则得到了突出和强化，进而成为世俗历史主义思潮所信奉的文化科学或社会文化科学的基本的方法论信条，并且被转化为由马克斯・韦伯所建立的理解社会学的个体性的社会行动理论系统。所以，韦伯热情洋溢地说道，对于历史学科这一永远年青的科学中的一员来说，文化之河不断地向它们提出问题，“它们工作的核心不仅在于超越一切理想类型，同时也在于新的理想类型的必然出现。”因之，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本身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当我们运用这一方法论原则分析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拟应意识到这一理论分析原则及其概念系统乃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它们的规定性是从对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从而对因果性地解释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所有材料提供了思维上的方便。换句话说，我们研究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应当确立这样的历史分析基点，即：“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说，要通过深入的历史性分析，证明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证明区域法治现象从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历史逻辑。要用历史的眼光和态度去考察不同类型的区域法治现象，在这里首先要占有大量的区域法治现象的材料，阐明这些材料、事实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其差异性，分析它们的各种发展形式。当然，反映区域法治发展状况的材料和事实总是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条，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善于把握那些影响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基本格局的典型事实材料。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研究工作受到某些次要的、不典型的事实或材料的影响。此外，在考察区域法治发展现象时，要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如果不从特定的历史形式与范围来分析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就不可能理解它一定历史时期中或发展阶段上特定的区域法治发展形态所处的特殊地位，也就不可能合理地评估它的应有的历史价值。并且，各个历史时代区域法治现象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条件有所差异，因而它们的具体历史特点亦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所有这些一般的历史条件及其具体特点，那就根本无法揭示一定时期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的文化价值属性。

第六，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要高度重视价值基础和价值评价的特殊意义。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有必要结合李凯尔特、韦伯的相关论述，作更为深入的讨论。与实证主义否定价值的观点相反，李凯尔特把价值看作是一种指导历史材料的选择进而指导一切历史概念形成的东西，把“价值联系”视为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得以形成的指导原则，认为“价值能够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活动变成评价”，“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但是历史学都不需要讨论价值的有效性问题，“价值的有效性并不是历史问题，肯定的或否定的评价也未构成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否认文化价值所应有的有效性，文化概念“不仅在其形式方面是事实上被普遍承认的价值总和，而且就内容而言也是和这些价值的系统相联系”，“不管对这些文化价值的事实上的评价如何，这种有效性是这些文化价值所应有的。”由此，李凯尔特提出了文化科学客观性问题，强调文化科学的客观性是由文化概念的客观性所决定的，而后者又是由文化价值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因而文化科学的客观性的最深厚的基础在于我们大家企图促进和支持的那种一般的普遍的文化价值。韦伯吸收了李凯尔特关于价值联系原则和文化科学客观性的思想（尽管他并不赞成李凯尔特关于文化科学的客观性来自于普遍文化价值的观点）。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属于主观性的范畴，乃是个人主观情感作用的产物，它不是经验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一门经验科学不能告诉任何人应该做什么――但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特定条件下――他想什么。的确，在我们的科学中，个人的价值判断试图影响尚未被明确承认的科学观点。它们已经引起持续的混乱，甚至在决定各种事实之间简单的偶然相互联系的领域，它们也会根据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即是否有可能获得某物，而对科学论点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诚然，科学认识需要了解个体性的社会行动的动机，这就必然涉及到价值问题，但是在这里，价值的本质并不在于真实的事实性，而是其有效性。“不过，判断这种价值的有效性是一个信仰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在探讨人生和宇宙意义的思辨解释中得到解决。但是，关于价值有效性的判断肯定不属于现在人们所实际从事的经验科学的范围。这些终极目标不断地经受着历史的变化，因而是不确定的，这一经验上可证明的事实并不影响科学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这与人们经常认为的恰恰相反。”因此，韦伯强调在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在于研究者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而不要做出价值判断。应当看到，针对人们对韦伯命题的误解（即认为经验科学不能把主观的评价作为它分析的论题），韦伯郑重地说道：“不管我过去说过什么，下述‘异议’是非常严肃地提出来的：科学致力于获得‘有价值的结果’，也就是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更进一步说，论题的选择起本身已经包含了‘评估’。”在我们看来，毋容讳言，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法学，固然要解决法和法律实际上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致力于探讨法和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法律科学的学术使命之所在。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证明：法律不仅建构于非人格的关系之上，法律是无感性的，是以形式上正当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因而成为每个人行动的一般模式，从而使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预期性；法律也是对基本原则的阐释、维护和实现，诸如正义、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等。因此，在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形式问题，也要研究价值与价值评价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更为深切地关注作为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核心意义的“法治”，尽管这个概念的内涵多样，众说纷纭，但从本质意义上讲，“法治”乃是指谓一种形式法治基础上的实质性法治的概念。比之形式法治的概念，实质性法治的概念更加关注国家所确立的个人合法愿望和尊严可能得以实现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与文化的条件，重视法律下的自由与秩序的良性互动，因而强调维护法治的核心价值。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时代趋势，无疑大有裨益。

五、小结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正在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文化诸领域全方位的深入展开，这是又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必然反映到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推动着区域法治的运动、变化、发展与转型。为了给这方面的研究确立更为扎实的基础，本文着重从法哲学方法论意义上探讨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分析工具。在进入方法论的讨论之前，本文主要界定了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发展三个概念的基本规定性。一般来说，区域既有全球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又有国家层面上的区域概念，后者主要涵盖以行政辖域层级为基础的省域、市域（设区的市）和县域三个层面的地区单元，以及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若干相同行政辖域层级的地区共同体，由此构成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法治发展反映了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变革的历史过程，它与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有着相通的意蕴。而区域法治发展则是与国家法治发展相对而言的，它是国家的国家法治发展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具体展开和实现，从而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