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政治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美国参与的重大海外战争中，除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其元气大伤外，无论一战、二战，还是冷战之后的几次战争，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都大有斩获，实力得到了增强。所以，许多分析家认为，美国此次对伊战争不会亏本。1991年的海湾战争，国际社会公认美国赚了钱。美国官方称，海湾战争总费用为610亿美元(换算成目前的币值约是800多亿美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由34个国家组成，美国之外的国家派出的作战部队约占总兵力的24%，但它们支付了战争总费用的88%。仅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日本3国就承担了其中的484亿美元。美国实际在海湾战争中只花了70亿美元，不足全部战争费用的12%。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使用高科技武器的战争，美国和北约至少出动了700架战机和20艘战舰。英国《金融时报》引述金融分析员的话说，持续了78天的空袭行动，估计耗费70多亿美元，每天大约耗资1亿美元。该报说，美、英、法承担了大部分的军事开支。当然，美国出“大头”，在3/4以上。

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两个月就告结束。这是一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单是军费，美国就花了100多亿美元。国防部没有公布官方版的战争经费，但它告诉国会，战争前3个月就支付了38亿美元。目前美军在阿富汗保留了8000名美军，继续搜捕和协助卡尔扎伊政府，每月需要数亿美元的经费。出兵阿富汗的国家还有英、法、德、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约旦等。在开战之前，美国并未承诺替这些国家提供军费。这些国家只好“AA制”自掏腰包。

那么，这一次美国攻打伊拉克会付出多少经济成本、又获得多少政治利润和战略利益呢?

美国的战争费用知多少?

由于计算者角色身份和计算方式不同，目前存在不同的战争费用版本。

一种是美国官方的计算。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米切尔·丹尼尔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他估计伊拉克战争所需费用大概在500亿至600亿美元之间，这远远低于此前白宫官员的估算。这一数字，比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军费开支要少一些。如果按目前美元可比价格，当年的军费开支大约是8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不超过6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预算是建立在能够速战速决的预测基础之上的。如果战争拖延长达一年，战争军费开支可能将增加到1400亿美元。不过，这也仅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

根据美国国防部预算部门的估计，美军计划从攻打伊拉克，打败伊拉克，占领伊拉克，重建伊拉克，以及从攻入伊拉克第一天起就必须开始的人道援助，总共将花费高达950亿美元之巨。这还不包括萨达姆在做“困兽之斗”时，对伊拉克经济基础建设所进行破坏的复原经费。

美国国会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军费及相关支出将令美国纳税人在今后数年间每年承担约200亿美元费用。对战争的直接军费开支的预测只是预测军事冲突代价的一部分，事实上，冲突后的各项花费可能更惊人。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一份报告表明，维和士兵的人数将在7.5万到20万之间，维持和平的时间在5年到10年之间。如果按照目前在科索沃的美国维和士兵的花费——每人每年20万到25万美元，总额最少是750亿美元，最多是5000亿美元。

另一种是来自学界的计算。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在《对伊拉克战争：费用、后果和选择》报告中强调，对伊拉克开战的开销非常庞大。

首先是占领伊拉克和维和部队所需的庞大费用。占领伊拉克平均每年要花费170—450亿美元。如果战后的局势和阿富汗战后的局势一样敌对，这一数字可能还要更高。这还只是一年的费用，而战争可能“至少需要5年，甚至可能延长到20年。因此最保守的估计可达750～5000亿美元”。

根据诺德霍斯的估计，用于国家重建的费用可能达到300亿美元。如果马歇尔式的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二战后在德日推行的“西式民主”)在伊拉克实行，各种费用还要大幅增加。诺德霍斯估计，如果要使伊拉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伊朗或埃及持平，且伊的半片江山都有待重建(考虑到伊10年来所受的制裁和空袭的可能)。如果按照联合国为黎巴嫩、东帝汶和波斯尼亚等地重建所作的估算标准，每个伊拉克人1年应该得到不低于1000美元左右的补贴，这样算来，重建投入应该在250亿美元一年，因为伊拉克人口大约是2500万。但伊拉克重建不仅缺少资金和基础设施，也缺少社会基础，因此应该至少将时间延长到6年，这将至少增加750亿美元。这样一来，伊拉克重建将从一般性重建所需的250亿扩张到近1000亿美元。

接着是对伊拉克甚至可能是其邻国的伤病员和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费用。考虑到其中的变量，这一数字很难确定，诺德霍斯估计有100—500万人将需要援助，按照1到4年的时间计算，这笔费用可能在10—100亿美元之间。

最后是这场战争对全球造成的损失。最重要的是它给石油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最坏的局面是：石油产量减少25%，而油价攀升到75美元/桶，天然气价格也将随之上升到3美元/加仑。美国每年用于石油进口的费用将增加到2000亿美元，由此带来的震动和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美国出现经济萧条。诺德霍斯相信，如果不考虑给石油市场带来的震动或生化武器的使用，战争的损失也可能达到16000亿美元。

诺德霍斯总结说，布什上台以来已花光了美国本年度3600亿美元的联邦财政盈余，现在美国正再次面临财政赤字。令人担心的是，庞大的军费支出将扩大布什政府财政赤字，影响教育、卫生、就业培训以及其它多项社会福利支出；这仗一打下去，美国虽然赢得胜利，但实际的经济以及政治付出将难以估计。

在战争中亏本还是发财?

战争对美国经济间接的影响——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世界经济连同美国经济一并会遭到重创。

分析家认为，美国消费者信心会因为对伊战争不断下跌，消费者开支是美国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占了大约2/3，如果消费者不花钱，美国经济就迟滞不进，而美国企业因担心恐怖袭击而用于加强安全防范的费用大幅度增加，势必影响美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

目前美国利息水平是40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是随着战争可能发生，经济势将受到更大打击。但经济学家担心，利息长期处于低水准，长久下去容易造成部分泡沫化现象。美国十分具权威的经济评议会最近对5000个美国家庭所做的调查发现，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正在加重。就业市场不佳和金融市场起不来，油价只升不降，以及战争不安情绪不断升高，与可能再出现的恐怖攻击威胁，令民众无心消费。

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洛奇认为，对伊拉克的战争可能会引起新的油价上涨，而对处于缓慢增长中的美国经济来说，这种石油冲击足以让它重陷衰退。如果油价从现在的每桶30美元涨到45美元，则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都要增加，对非能源类的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也会减少。企业可能更加不愿意去投资，而投资和消费的信心都会降低。

石油产量上的减少会导致石油价格的猛升，在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造成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估计石油价格将会上涨3倍，高达每桶75美元(2002年平均每桶25美元多一点)，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因此将上涨至3美元。这样一来，美国进口石油的费用每年将上涨2000亿美元。石油价格的冲击和通货膨胀将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持续两年半的时间，因此总额就成了5000亿美元。

一些分析家认为，这场战争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让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5%，大约是200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按现在的美元价格)。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认为，如果对伊战争旷日持久，美国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今后10年的经济损失将高达1.9万亿美元。预计本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304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下财年的赤字更将高达3070亿美元。对伊动武所花费用，就算以最保守的400亿美元计算，对政府财政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不认为对伊战争会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因为“倒萨”行动成功后，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会增加。达拉斯的经济学家考斯格罗夫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能够放开，那么短期内油价会降到每桶15至20美元，这对世界经济是个利好。德意志银行伦敦分行的石油市场分析家谢明斯说得更加明确：美国正与英国、日本就石油储备问题进行协调，一旦对伊开战，以美国目前近6亿桶贮存总量的战略储备，每天可以向世界石油市场投放420万桶原油，这不仅足以弥补由于开战造成的中东石油缺口，而且还可以大赚一笔。

事实上，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虽然沙特和科威特分别在战争中损失了600亿和400亿美元，但是由于海湾战争后的每桶原油比战前高出20多美元的价格持续了一年，这又使得它们从出口石油的利润中得到了补偿。照此分析，这次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完全可以一边打仗一边让全世界石油消费者替美国支付战争经费。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做到让军火和石油为战争埋单。再考虑到战后美国还可以从伊拉克获得巨大的战略与石油利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在此次“买卖”中绝不会亏本。

军火买卖也会在战后成为美国经济亮点。据专家估算，一架售价5000万美元的F—16战斗机，其利润在50%以上。近年来，借助实战展示新式武器的性能越来越成为美国推销新型武器的新方式。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是先进武器的展示平台。战争中大发神威的美国主战坦克、飞机、精确制导武器等，成为战后各国追逐的对象。在这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将使用最新的适合信息化时代战争的武器。例如，最新型的主战坦克M1A2，其数字化电子设备的比重达到90%。这些高科技新型武器，往往是其他国家的科研水平所达不到的，要想拥有就得找美国买。所以，一旦仗打完了，就会引来大批订单，美国只需要做好收钱的准备就行了，美国的军火商们又要大发一笔了。

战争费用不等于经济成本

伊拉克仍将存在，虽然萨达姆政权、萨达姆时代行将结束。美国“改造伊拉克”的基础就是仿照阿富汗的方式重新安排伊拉克的权力格局。这就是美国不惜血本要萨达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篇2

【关键词】迪士尼乐园 市场营销 政治障碍

一、文化障碍及克服

文化风险是跨国企业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面临的一项相对较“软”的风险。它包含两种含义，一是这种风险不似政治风险一般，拥有诸如强制没收一样强劲的威力；二是这种风险有时对于刺激反应较慢，对于在此方面犯错的企业，改正的时间成本较大，因此更需要企业从始至终保持警惕。本案例中，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差异理论，在西方世界里，美法两国差异相对较大。因此更需要着重考虑以下问题。

（一）应当事前考虑的因素及防范措施。

1.产品形象的可接受性

由于历史（法国历史上帮助美国建国）和现实（现时国家地位）的原因，美国和法国都认为自己处于文化上的强势地位。这时，如果美方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不加改变的的强置于法国，就如同强行喂药的医生，不会被患者接受。

2.消费方式的差别

由案例所言，美国人习惯在乐园中消费多日而欧洲人多习惯一日游。

3.劳工状况

我认为，迪士尼公司大可以通过事前的准备进行化解以上因素。

首先，迪士尼可以通过一些类似“选秀”的方式试探法国人对于乐园的热情，扭转法国人对美国文化的轻视。奥运会的申办，可以被认为是可行的先例。凭借这个方式，迪士尼可以通过多个城市、国家的角逐，与各国人民的反应，判断出最佳的投资地点。

其次，如果迪斯尼确定把法国作为投资目的地，则应根据市场调查的方法，判断至少以下几个情况：1）目标客户的消费习惯（防止出现对周一消费者人数少的误判和对消费者多一日游的误判）；2）当地劳动力情况（熟悉当地相关法律及工会状况和潜在员工的工作习惯，防止员工对原先组织设计的不适应）。

第三，根据以上步骤得出的结论修改计划，包括乐园的硬件设施、产品的提供以及对经典组织结构的变化方面。具体而言，迪士尼乐园可以将乐园的功能按照欧洲旅客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并将乐园分成数期建设或者开放（这与我国改革时“先试点后普及”是一个道理）。同时，在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更多的吸收法方人员而不仅仅在底层招募法方员工。

（二）事中应考虑的问题。

1.文化协调

我认为，尽管迪士尼公司事先能够做一个更加详尽、谨慎的调查，小的问题依然不可避免。这时，应该充分发挥公司中的法方人员的作用，使得欧洲人的意见得以表达，也使得乐园的细节得到改善。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片在案例截止的2004年以后的新闻，里面讲乐园方根据法国人的审美，给唐老鸭等卡通文物戴上了三角帽，穿上了法国传统衣服，这可以被看作是迪士尼“接地气”的一个表现。如果这样的改进能够在被批评后更快的做出，我想迪士尼应该会处在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上。

2.突发的文化公关

如材料所示，法国农民将拖拉机开到迪士尼乐园示威是因为美国对法国提出了关于农业的不合理要求。虽然迪士尼在此事件中并无过错，但乐园方显然也因此吃了大亏。我认为，在这就是由于迪士尼危机公关准备不足的原因了。

二、政治障碍及克服

与文化障碍相比，政治障碍就相对较“硬”了。这主要体现在相比于一家公司的力量，政治变动的威力实在是过于巨大。

因此，“定性”的判断十分重要。在案例中，迪士尼乐园选择了法国这个政治相对稳定的法制社会，在大的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的。

然而，在细节处理上，迪士尼还可以做的更好。例如，迪士尼可以通过分期建设的方法，拉长工期，从而防止法国政府改变态度。

另外，针对迪士尼被法国农民误伤的情况，迪士尼应该吸取教训，更多的使迪士尼本土化，在控股比例、管理层构成与企业形象上更多的吸收欧陆因素，以此增加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人民对于“欧洲的迪士尼”认同。

参考文献：

[1]曹艺凡，童锋.文化冲突背景下跨国传媒公司文化整合的路径——以迪士尼公司为例[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10）.

[2]刘杨.迪士尼乐园跨文化企业管理探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01）.

[3]张秋艳. 从迪士尼乐园看香港与巴黎的文化距离——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出路[J].天府新论，2009，（S1）.

[4]肖树青.迪士尼乐园经营现状的文化解读[J].商业时代，2010，（32）.

篇3

纵观中国房价国情，高房价的问题已经日趋在几乎每个人心中留下了根深蒂固地观念。针对于此现状，不少猜疑接踵而至，但是，不管原因如何，归根结底，政府应该为此买单。诸如，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的腐败不作为；从房产商层面来说，无疑是房产商老总的巧取豪夺；从国际层面来看，国外人士利用在中国发行外汇、股票等一系列衍生产品，借机寻找盈利机会；看似除了政府监管这一层面之外，还有别的其他原因，仔细分析，政府层面的责任不得不说是最主要的，同时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我们的政府在房地产价格的涨幅问题上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或许，我们每位国人都应该熟知，政府利用一些宏观调控的手段，比如说，严格控制有关部门针对于房产商需要的土地这一固定资本，也可以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有效地使银行的贷款利率降低，使得房产商的投资成本下降，从而起到房价有所缓和的状态。当然，以上的分析，只是一些\显的知识概述。本文主要是要从政治经济学这一角度，来对房价持续走高的问题进行剖析。

中国房价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作为既是商品，又是生活必需品的住房，当前过高的房价问题，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日益加大的。这种现象，带有严重不健康的经济运行态势，而且还会使得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国家社会发展不安定、不和谐。那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中国房价的一直上涨问题，究竟有什么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呢，本文将针对此展开相关的论述。

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学，它主要是站在阶级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脉络。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理论分为三大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与高价房产紧密联系的，利润率、地租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理论都在政治经济学当中有所体现。

房地产企业既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那么不得不考虑的就是企业的成本，其中包括有成本价格理论、地租理论、以及利润率理论。通过分析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房价问题。从成本理论来看，在房地产构建中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折旧以及土地成本这些均作为不变资本，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然，除了不变资本，还有流动资本，包括沙土、钢筋等。因为当前煤、电、油等能源价格的提升，相继带来的连锁反应，使得原材料价格、运输成本的增加进而带来的建筑材料价格的提升。属于固定资产范畴的建筑设备折旧，在房地产价格中所占的比重不高甚至是下降。这个趋势，同样适用于前面所讲到的建筑材料这一成本所表现出来的趋势，随着中国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建筑材料成本依然是下滑趋势，印证了马克思曾说的：“随着劳动力水平的上升，带来的是与之相关的生产部门产品的价值降低，进而，生产费用减少。”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折旧都不是中国房价上涨的原因。

此外，成本学说还体现在可变资本中。房地产的价值是由建筑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期间，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为人口大国，所以不缺乏的就是我国的劳动力。现阶段，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农村地区，还留有大量的农民（作为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看似没有直接在房产生产资料上做贡献的，其实这部分人也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建筑工人的劳动、设计人员的劳动，根据当前现实情况的分析，两者所占的比例在房地产价格中只降不升，在总体房价价格比重中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可变资本中的建筑劳动和设计人员的生产劳动也不是构成我国房价上涨的本质原因。

对于地租理论，土地成本费用要和建筑物机器折旧费连在一起进行计算考量的。而非是计算入无形资产，这样会破坏产权人在土地试用到期之日的重新购置。在中国，国家的土地所有者是国家。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定义为：房产商以一定的资金形式向土地的所有者一一国家，交付一定的租金，来获取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土地使用权在房地产生产中被一次性使用完，所以也是一种固定资本的表现形式。然而，土地所在的城市、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用途等方方面面的条件决定了土地的地价款。换句话来理解，即为在不考虑房屋本身构造的前提下，土地价格的高低与所处位置的是否发达程度以及距离市中心的远近程度呈正相关的。由此，我们可以考虑到政治经济学中提到的级差地租这一概念，涉及与此的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这一概念的涵义就说到了它是针对于绝对地租而言的一种相对概念。其中，中优等地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和劣等地农产品的社会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了超额利润。

从利润率角度来看，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利润率是资本主义企业，或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投资项目的相对收益。这一概念正是体现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利润率公式。利润率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利润水平的相对指标。研究分析利润率这一概念，对于明确企业的收支状况以及企业间的横向比较都具有不可多得的作用。回到房地产问题而言，作为一项特殊的商品，房产，开发商在投资房产时候，要求企业有更高的利润率。显然，利润率成为房产商衡量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本身房产商有着房价的价格权，当风险来袭，那么，自然而然房产商对于利润率的要求程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一般来说，房产商销售土地到下次再次进行土地购买生产都需要四至五年的周期。对此，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的是，任何企业只要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都是具备一定风险的，但是房产商往往每次都能顺利度过难关。其实，这正是周期的秘密。蕴含了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也是房产商进行投资的一系列周期与房产商实际运营操作之间的关系。

中国房价引发的相关问题

列宁说：“奴隶就是劳动工人把劳动果实交给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本身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充分说明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意义，那么，经济无论对于国家而言，还是对于我们居民个人而言，都是必不可获缺的物质保障。此外，经济给国家、个人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如何协调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各个民族演进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国家政治保护制度和官僚集团进一步瓜分人民财产利益的再分配政策，国家的这种强盗行为若换成私人，则称为“偷盗”，是违法乱纪的行为，要受法律处置的；人民被政府所管辖，我国政府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高房价还需要政府这个强有力的主体及时进行调控、管辖，否则不仅对国家经济发展还是人民带去的只能是愈演愈烈的灾难。

篇4

在当前国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继续有效地运用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其中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确定则是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运用的重要环节。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的适度合理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到国际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应对当前世界新一轮减税浪潮所引发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结合轨迹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收入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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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装备制造业 产业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

装备制造业作为我国“工业的心脏”和制造业的核心要件，一直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力量，早在2011年我国装备制造业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工业产值就已居全球首位。2014年初，总理在两会提到：“中国经济要升级，出口产品也要升级，我们不能总是卖鞋袜、衣帽、玩具，中国装备走出去要在世界市场上接受竞争的检验，提质升级”。所以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经济环境下，分析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探索如何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优势是紧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

我国大多数学者都是通过2位数产业即大行业的数据进行市场集中度的计算。例如，白文扬和李雨（1994）测算了从1980年至1992年我国工业整体市场集中度水平，以及各不同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刘佳等（2006）通过对2002和2003两年装备制造业4企业集中度和8企业集中度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6个装备制造业子行业的CR8都小于20%，从而得出装备制造业属于原子型的市场结构类型。胡静寅（2009）通过对2002到2006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的计算得出，除交通设备制造业外，其他装备制造业子行业的CR4、CR8都分别小于30%、40%，所以得出，装备制造业子行业大多属于低集中竞争型行业或原子型行业。通过2位数产业的数据进行集中度的计算往往造成结果比实际情况偏低，因为由于大行业包含的子行业的产业性质和产业特点往往差异较大，所以从市场和产业的界定来看普遍比较宽泛，由于2位数产业内的产品并不能满足替代性的要求，因此根据2位数产业数据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会低估装备制造业实际市场集中水平。目前国内学术界只有魏后凯及李绍东计算过4位数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判定装备制造业市场结构。魏后凯（2002）基于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库及521个四位数小行业的数据计算中国制造业CR4并根据测算结果将28个制造业分为三大类：CR4加权平均值在15%以下的行业为低集中度行业，共有11个；CR4加权平均值在15%以上，30%以下的行业为中等集中度行业，共有11个；CR4加权平均值在30%以上的行业为较高集中度行业，共有6个。李绍东（2011）通过四位数产业数据考察了2007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通过实证得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度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整体处于中、高寡占型市场结构。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关于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的研究仍较为缺乏，所以本文主要根据集中度指标从产业角度、区域角度及纵向角度分析并权衡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

1.产业比较

本文基于样本来源的特殊性，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基础，根据行业代码选取装备制造业209个小行业的15多万个企业的原始数据作为市场集中度的计算依据。从表1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水平不高，无论是CR4还是CR8都未超过30%，在七个子行业中市场集中度明显比其他子行业高的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说明大企业具有相对较强的规模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最低的是金属制品业，且CR4仅10.77%，说明市场竞争相对激烈，大企业竞争优势不明显。总的来看，第一，七个子行业市场集中度绝大多数偏低，说明前几名企业的规模优势不明显；第二，4位数行业存在CR8等于100%的情况，说明装备制造产业中存在企业数目不足8家的情况，例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潜水及水下救捞装备制造业和其他飞行器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农林牧渔专用仪器仪表制造业。若按照Bain及植草益市场类型的判断标准来看，无论是装备制造业还是子行业的市场类型都属于竞争型的市场（CR4及CR8都小于50%），说明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很激烈。

表1 2011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

数据来源：根据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原始数据计算而得

2.区域比较

以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有关数据为基础，通过区位熵的集中度指标分析我国省际间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情况。通过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11年我国装备制造业β值超过1的地区只有10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占6个，以上海β值最高（1.7314），其次依次是广东（1.5024）、北京（1.4625）、江苏（1.4417）、天津（1.0893）及浙江（1.0394）；东北部地区2个，即吉林（1.1162）和辽宁（1.0093）；中部、西部地区都仅有一个省份的β值超过1，分别为安徽（1.023）、重庆（1.5639）。装备制造业β值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科技水平较强的发达地区与沿海经济强省，例如北京、上海、重庆等，以及国家产业扶持政策明显倾斜的地区，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欠发达地区β值相对较低，产业没有形成较高的集聚度（如表2所示）。具有较高的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的省份与其他省份具有较明显的差异，这也印证了我国政府干预东部、东北部地区产业发展，并给予大量扶持政策与保护壁垒的遗留痕迹。

表2 2011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地区产业集中度测算结果

3.纵向比较

对我国装备制造业集中度的纵向测度主要是采用空间基尼系数来分析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的十余年变化趋势。通过对2001年至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有关数据的整理与计算来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可知，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纵向变化历程可分三个阶段，在2000-2001年间，我国装备制造业集聚度呈平缓爬升特点，说明产业集中度较平稳变化；2002-2007年间，集聚度开始出现快速增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2.8%，说明产业集中度水平有了增强趋势；2008-2011年间，集聚度虽然也在增长，但增长幅度较小，甚至在2011年出现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0.27%，说明产业集中度出现减弱趋势。总的来看，我国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度在2000至2007年间较高，企业有明显的聚集现象，说明由于这段时期产业发展前景良好，各种经济要素不断汇聚，提高了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效率，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在进入21世纪初期，我国为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契机与动力，产业扶持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十一五”规划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都为我国装备制造业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奠定了基础。自2008年伊始，我国装备制造业集聚程度下降，说明这个产业在我国的分布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产业集聚发展，产业发展优势弱化，其造成原因可能是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装备制造业众多中小企业退出市场，只有那些资本雄厚或有先进技术保身的大企业仍留在市场中，造成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明显下降，地方化程度不高造成市场分散而导致装备制造产业发展速度减缓，但是在国家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目的的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下，推动了我国外贸稳步复苏，从而推动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在2010的产业集中度达到历史最高（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装备制造业集中度变化趋势

4.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集中度指标的三种算法分别从产业角度、区域角度、历年变化三个方面实证测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目前的情况。通过市场集中度指标得出我国装备制造业无论是整体还是子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普遍都不高，市场类型属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市场竞争相对激烈，产业内大企业发展优势不明显。通过区位熵指标得出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发展不均衡，集中度较高的地区普遍集中在科技水平较强的发达地区或经济强省，以及国家产业扶持政策倾斜的东北工业基地。通过空间基尼系数指标得出十余年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度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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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政府结构； 职能部门；参与机制；地域因素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4-0035-05

决策的本意是决定的策略或办法。当决策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时，决策就是公共政策。本文所讨论的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参与机制，是指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本级公共政策制定的机制。政府本级的政策制定不仅仅是政府本级的一项决策行为，还是涉及到政府体制内外诸多影响因素的政府行为。其中，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本级政策制定的机制是决定政策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也是政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决策参与机制与政府结构密切相关，通过对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参与机制的分析，可以了解政府结构的设置是否合理，职责划分是否得当，政府运转是否协调和高效。可以从微观层面考察政府结构，为调整政府结构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不同的地域政策系统，由于其内部结构不同，外部环境相异，各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程度不同，自然也会在宏观上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特点。以地域因素为主要考察变量，能从新的角度构建政策分析和政策知识生产的新语境，在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参与机制、政府结构特征和内外关系方面获得新的结论。

一、实证材料的获取

本文以不同类型地区和不同类型省份两类地域维度为考察对象，对我国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参与机制进行分析，以解释地域因素对决策参与机制的影响。在本文中，不同类型地区是指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不同类型省份则是指普通省和直辖市。如果说不同类型地区是一个描述经济发展程度的空间，那么不同类型省份则是一个体现政治制度安排的空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不言而喻，政治、经济等因素所起的作用更是首当其冲。基于两种不同地域维度的分析能够更好的认识我国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参与机制的差异，因地制宜的推进政府结构调整，解决由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参与机制不完善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为了考察地域因素对我国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参与机制的影响，本研究对上述两种地域维度的公务员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所设计的问题是：您所在部门或组织主要通过以下何种机制参与政府决策？备选答案有6项，分别是“政府主动征求意见时积极回应”；“受委托进行部门立法或牵头制定规范性文件”；“通过分管领导反映部门意见”；“部门政策文件会签时表达观点”；“进行政策调研，并将调研报告提交政府决策层”；“其他”。向用于研究的不同类型的地区共发出问卷3275份，收回有效问卷3175份；向用于研究的不同类型的省份共发出问卷2600份，收回有效问卷2546份。

不同类型地区的公务员和不同类型省份的公务员对于其所在的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决策机制的认知情况见表1。

公务员对于其所在的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决策机制的认知，实际上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本级决策实际状况的心理反映。由于数据来自于行政管理第一线的实证调查，是公务员亲身观察和体验的结果，因此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以视同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本级决策的实际过程来处理。以下的讨论将围绕表中数据展开。由于表中数据只是一种特定政策实践形态的表征，挖掘其蕴含的深层次规律将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对于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参与机制的评价，应该着眼于两个重要参考标准。一是政策信息的传递结构，这直接决定了政策信息能否顺利获得和输出，二是机制本身能否有效调动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决策的主动精神。这直接决定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参与绩效。以下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二、不同类型地区：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参与机制的信息传递

对表1中各类地区公务员在各参与机制上表示认同的人次百分比分布绘图，可以发现不同地区公务员对各种参与机制认同的人次分布具有很高程度的相似性。见图1。

图1 四类地区的公务员对各种参与机制认同的人次分布 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在四类地区中，公务员对1，3，5 三种参与机制的认同比例都非常高，而对2，4，6 三种参与机制的认同比例都比较低。这是对四类地区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决策机制在认同方面的主要相同之处。对四类地区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所有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982至0997之间，同样可以证明各类地区的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决策机制具有高度相似性。这种现象与政策诉求的传递方向有关。从政策诉求传递的方向来看，1，3，5 三种参与机制均属于纵向传递，即发生在政府构成部门向政府本级的自下而上的传递；2，4，6 三种参与机制中，除了第6种参与机制的政策诉求传递方向不明确之外，其余两种参与机制中政策诉求传递过程的第一步都属于横向传递，即发生在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传递。上述现象可以表述为，四类地区公务员之间相比，对于以纵向传递为特征的参与机制认同度都比较高，而对于以横向传递为特征的参与机制认同度都比较低。这种现象与我国的决策权力结构强调纵向决策权力划分而忽视横向决策权力的职能整合不无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扩展，现代政府与传统政府的分野逐渐清晰，最明显的区别之一是政府结构由重视直线制到更加重视职能制。因此，现代政府应该是一个更加重视信息沟通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横向信息沟通的政府。从政府结构的层面理解，纵向信息传递强化集权，横向信息传递强化分权。真正高效率的政府，必须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求得一个稳定的平衡，所以在政府内部应该是全方位的信息传递畅达。不仅纵向政策信息传递畅达，而且还应横向政策信息传递畅达。仅仅有纵向政策信息传递畅达，势必影响政府内部的横向沟通绩效及政府的回应性。官僚制结构的最大失败之一就是横向信息传递不畅达。这种现状虽然强化了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促进了官僚制结构的稳定，但另一方面却直接影响到官僚制的效率，是官僚制遭到诟病的原因之一。我国属于直线职能制的政府结构。这就意味着，除了保持纵向信息沟通的质量之外，还必须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信息沟通，这是由我国政府结构的特征所决定的。

直线职能制政府与直线制政府的不同主要在于具有政府职能部门，因此必须具有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存在相适应的、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没有完备的横向信息沟通，也就没有高效的政府职能部门，因为很难保证其职能的有效发挥。在高度集权的管制经济背景下，各种信息的传递主要以纵向的政府行为为主。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的发展，公民对政策信息提出了多样化的需求，实质上也是对政府政策制定中的横向信息传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强化政府职能部门在政策信息方面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凸显了政策信息的横向传递在参与机制中的重要性。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等方法进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政策诉求进行整合以实现制度创新。此外，加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政策诉求的沟通力度，还能够均衡政府职能部门的影响力，制约某些政府职能部门过大的行政权力，实现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网状信息传递格局，有效避免“文件打架”、职能重复等积弊。

三、不同类型地区：政府职能部门对决策参与机制的偏好

对分布在诸参与机制上的认同人次的相关数据进行Kruskal Wallis检验，可以得到：

结果表明，在第4、5两种机制上，不同地区公务员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更多的体现在政府职能部门利用某一种参与机制参与政府本级决策的主动性方面。为了探讨这种主动性，定义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动参与指数如下：

β：政府职能部门关于某一种参与机制的主动参与指数

a：在某一种主动参与政府决策机制上分布的认同人数的百分比

将所有选项分为三组。第一组的类型为被动参与政府决策选项。包括“政府主动征求意见时积极回应”，“受委托进行部门立法或牵头制定规范性文件”两项；第二组的类型为主动参与政府决策选项，包括“通过分管领导反映部门意见”，“部门政策文件会签时表达观点”，“进行政策调研，并将调研报告提交政府决策层”等三项；第三组只有“其他”一项。

根据上述主动参与指数的定义，对不同类型地区的政府职能部门关于某一种参与机制的主动参与指数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3。

不同地区之间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动参与指数有差异，原因可能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关。为了证明这个命题，将各个地区2008年的人均GDP与主动参与指数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除了“通过分管领导反映部门意见”的参与机制外，人均GDP与对于“部门政策文件会签时表达观点”的人数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62。人均GDP与认同“进行政策调研，并将调研报告提交政府决策层”的人数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10。显然，在这两种主动参与政府决策的机制中，前者的主动参与指数与人均GDP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后者的主动参与指数与人均GDP具有中度的正相关关系。之所以出现不同地区之间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动参与指数有差异的现象，地域因素只是一个显变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则是真正的潜变量，正是经济这个潜变量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之所以出现一个高度相关、一个中度相关现象，说明经济发展对不同的政府决策参与机制的影响程度并不是均等化的，而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可以认为，不同的政府决策参与机制的完善对于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

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意识的增长具有很高的关联度。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民主意识越强烈。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动参与指数与GDP的相关关系表明，这种现象不仅仅表现在政府体系外部，也表现在政府体系内部，表现在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本级决策的主动精神上。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本级决策的主动精神正是创造这种空间的意识基础之一。对于一个正在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本级决策的主动精神能够对全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起到鲜明的昭示作用和促进作用。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动参与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弥补由于决策参与机制不完善所带来的参与不足；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动参与精神不足的事实，凸显了在这些地区加强参与机制建设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决策体制改革呈现出的基本趋势之一，是“从被动参与决策向自主参与决策的转变”。[1]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加强参与机制建设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本级决策的机制建设，应该放在优先地位进行考虑和实践，而未必仅仅顾虑经济发展程度对参与机制完善的影响。经济发展能为民主政治创造有利的基础和条件，但并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完善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参与机制，是新一轮大部制改革中，进行顶层设计难以回避的问题。

四、不同类型省份：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参与机制的信息传递

对表1中不同类型省份公务员在各参与机制上表示认同的人次百分比分布绘图可看出，与不同类型地区一样，直辖市与普通省的公务员对各个参与机制认同的人次分布也具有很高程度的相似性。见图2。

图2 直辖市与普通省的公务员对各种参与机制认同的人次分布 人次分布的相似性能够折射出直辖市与普通省的公务员对于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决策机制认知的相似性。直辖市与普通省的公务员对1，3，5 三种参与机制的认同比例都非常高，而对2，4，6 三种参与机制的认同比例都比较低。这是直辖市与普通省的公务员对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决策机制的共同看法。即对于以纵向传递为特征的参与机制认同度都比较高，而对于以横向传递为特征的参与机制的认同度都比较低。对直辖市与普通省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为0.997。这种看法的共同性并不是偶然的产生的，有必然的决定因素在起作用。从地域因素来考虑，无论是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的不同类型地区，还是按照行政区划原则划分的直辖市与普通省，公务员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说明高度的相似性不是由地区类型和省份类型所能够影响或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其他关键因素所决定的。

这个关键因素即我国的政府结构特征。目前的政府结构强调纵向决策权力划分而忽视横向决策权力的职能整合，忽视政府职能部门的横向信息传递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横向沟通。其深层次原因前已述及，这里不再赘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所反映出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传递问题，而是一个政府内部的协调机制运转是否灵便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认真解决，整合多部门分割问题只能是停留在简单的合合分分层面，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整体政府已经成为现阶段国际上政府结构改革的方向之一，其网络结构及其注重横向沟通的优势已经在协调政府职能部门的过程中得到了清晰显现。借鉴整体政府实践中政府结构设计的合理成分，应该是行政体制改革中需要加以探索的问题。最近成立的国家海权办公室，应该认为是在协调机制方面的一种积极探索，但要解决政府协调机制的根本问题，应该从政府结构的整体设计上多花工夫。

五、不同类型省份：政府职能部门对决策参与机制的偏好

行政区划是一种有意识的国家行为和行政制度。自元朝开始，“省”的建制在中国已经沿袭了七百多年。作为我国行政体制的基本组成制度之一，普通省是连接中央与地方的中介层级，省以下管辖市、县、乡三级政府。直辖市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地位且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城市。我国在1978年利用宪法的形式规定直辖市分为区、县。从而明确定位了直辖市为辖县的省级行政单位，界定了普通省和直辖市在政府结构序列上的层级区别。即普通省的政府结构序列比直辖市多出一个省辖市的政府层级。任何行政区划所引起的社会变化都会在其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得到直接反映，政府结构序列上的层级区别直接影响到普通省和直辖市的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决策机制的偏好。

分别考虑直辖市和普通省公务员对所在部门参与政府决策机制的偏好。依然按照前已定义的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动参与指数，分别计算出各个主动参与机制的主动参与指数。然后分别将直辖市和普通省的主动参与指数分别构成数列并模拟为直线，求出其斜率。见表4。

显然，由普通省主动参与指数数列构成的直线的斜率大于直辖市。这意味着，如果参与机制向参与主动性增强的方向发展，那么，在普通省获得认同的公务员人数的增加比率将高于直辖市。由此可以推断，直辖市的主动参与精神不及普通省，普通省的主动参与精神高于直辖市。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本级决策的积极性，在普通省和直辖市两种不同的行政区域内表现出了一定的不同。表1中除了主动参与机制之外，还存在被动参与的机制。为了进一步探讨整体状况，对相关数据进行秩和检验，结果说明，不同省份类型的公务员在对于“政府征求意见时积极回应”这一被动参与机制的看法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22）。表1中的数据显示，直辖市对该机制的认同人数占总人次的80%，而普通省对该机制的认同人数占总人次的73.4%。由此看出，直辖市的公务员对于被动参与机制的认同度大于普通省。换言之，秩和检验的结果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直辖市的主动参与精神总体上不及普通省。

行政区域是行政管理的载体，也是具有地域局限性的政策活动的空间，这是由行政区域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活动带有很强的地域系统性所决定的。行政区域内行政管理体系的层次差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政策制定系统的纵向复杂程度。“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域的政治发展在国家层面上是基本均衡、协调一致的，但由于地缘生态因素、区域行政因素、区域经济因素、区域文化因素的作用，而在区域层面上存在差异性。[2]”由于普通省地域辽阔，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政府职能部门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各种矛盾比较繁杂，主动参与政府决策，可以为寻求符合自己特定利益的政策、解决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为普通省的政府职能部门积极参与政府决策提供了更强烈的利益动机。而直辖市地域狭小，直辖市内各区之间政府职能部门所面临的问题区别不大，远远没有普通省所面临的问题复杂，从而使其参与政府决策以寻求符合自己特定利益的政策的动机远没有普通省强烈，所以，直辖市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决策的主动性必然会被大打折扣。应该说，地域狭小是造成直辖市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由于政府层级的不同，相对而言，普通省的上级政府职能部门对下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控制力较弱，这无疑将有利于培养普通省公务员的主动参与精神；按照管理学的一般原理，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力度随管理层级的减少而强化。行政层级的减少必然意味着行政集权的强化。虽然这种强化在保证政府调动资源和政令统一方面可圈可点， 但其对政府职能部门或基层单位分权力度不够的弊端也常常相伴而生。在管理国家和地方行政区域内部公共事务方面，政府是进行政策制定的主导性主体。直辖市由于行政层级较少，政府本级对政府职能部门的控制力较强，垄断型行政模式的特点分外突出。比之于普通省的政府，直辖市政府更明显地表现出“‘父爱主义’的臆设” [3]，在构建公共政策问题，创设政策议程，规划公共政策并监督政策执行过程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恰恰不利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务员主动参与精神的养成。所以，对于直辖市，要重在培养公务员的主动参与精神，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决策的机制建设。

如果说，从整体来看直辖市的经济发展程度要高于普通省，往往作为区域性的经济增长极，在带动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普通省所难以替代的作用。那么按照经济越发达，参与意识越强烈的一般原理，直辖市公务员参与政府决策的积极性要高于普通省。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和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的互动，不仅会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并且会强化民主化的价值观，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似乎应该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变项）足以解释所有国家或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也没有一个因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是各种原因结合的结果。[4]”行政区域不仅有地理、经济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综合体，政治因素具有更为凸显的地位。经济发展不是决定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唯一因素。中国是一个以行政权力为先导的社会，在特有的行政语境下，行政权力、政府层级等因素对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机制的影响往往会超过经济因素。也正是这种原因，导致了直辖市的参与精神不及普通省。

六、结语

本文分别以不同类型的地区和不同类型的省份为研究变量，考察地域因素对于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本级决策的参与机制的影响。参与机制分为两个维度来考察，一是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参与机制的信息传递，一是政府职能部门对不同类型的决策参与机制的偏好。通过实证分析可知：我国政府结构设计中忽视横向信息传递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机制，不利于实现政府的整体协调。公务员对于以纵向政策诉求传递为特征的参与机制认同度较高，对于以横向政策诉求传递为特征的参与机制的认同度较低，这是由政府结构所决定的，而不是地域因素所能够决定的。地域因素可以影响政府决策机制的其他方面，与地域因素的影响力密切相关的是：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济发展对不同的参与机制的影响程度不同，不同类型决策参与机制的完善对于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也不同；就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政府本级决策的主动性而言，直辖市不及普通省，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及经济发达地区。这是区域幅员、行政权力、政府层级，经济发展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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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经济模式的政治学分析

（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背景下，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体制机制，同时又彰显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在这一经济制度下，我国也逐步展开了所有制、产权制度等的改革与发展，也收到了较好的执行效果。该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一方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也从本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的时代背景，体现了中国特色。该经济制度不仅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社会制度，同时也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更加灵活、变通，丰富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形式。

（二）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支持我国经济变革、政治建设、社会发展的必备之举，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仅承认了公有制的主体经济制度，也同市场经济体制有效配合、相互支持、同步促进。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既有区别又有一定联系，其中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调节各个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发挥市场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提倡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具有强大的国家干预功能，能够有效规避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影响，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

二、我国经济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经济模式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过程，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我国经济模式发展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

（一）比较经济学范式

经济改革初始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理论改革也持续进行，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演变方面缺少理论支撑，因为无论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不足以形成支撑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此时，比较经济学地位开始上升，当时中国极为推崇科尔内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理论，以及其他著名政治经济学者提出的股份制理论、企业改革主线论等，都为中国当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比较经济学理论对于我国的经济模式的发展指明了出路，支持我国最广泛、深入地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经济发展模式，促进我国灵活吸收、积极借鉴国外经济发展中的先进制度，它推动着我国逐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脱离出来，逐渐探究、探索，直至走向市场经济制度，支持并促进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发展与正向变革，然而，其劣势与缺陷也极为明显，体现在：缺少规范性，虽然可以立足于实践来对比、分析当前的经济制度，然而，却忽视了制度转移理论的发展。同时，该理论的发展相对抽象、无法实用与实际。

（二）政治经济学的范式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发展进入全新阶段，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获得了突破性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运作并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日益兴起，不断地发展并完善着中国经济模式。我国开始依托于政治经济学范式来探究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总结出以下关键点：中国特色经济模式受到关注，严格区分于普通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模式明显体现出：四大主体形态，具体为：公有制为主的多样化产权体制，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发体制，国家主宰型的多结构市场体制及自力主宰性的全方位扩展体制。自从实行了改革开放制度，我国越来越放眼看世界，逐渐吸收并学习国外先进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将国外先进的经济制度同我国国情相结合，打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现了中国模式、彰显出中国特色。总的来看，我国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同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经济模式的完美结合，是将中国国情融入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敢于灵活运用，解放思想、事实就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建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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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收支；货币供给；传导机制

一、引言

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并且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对外经济也取得了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随着我国进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组成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失衡也在继续扩张，继而带来的是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在促进我国经济积极发展的同时，也对货币供给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我国国际收支的变动与货币供给的关系，从而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

针对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最早的是货币主义学派提出的货币供给量决定论，Johnson（1972）等学者认为，一国国内的货币供给超过需求时，超过需求部分的货币就会流向国外，从而使本国现金减少，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决定了该国的外汇储备需求，因此本质上国际收支失衡是一种货币现象。还有如克鲁格曼（1999）基于内外经济均衡的“三元悖论”，认为开放条件下国际收支变动所带来的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将对一国货币供给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国内学者在理论上（田华臣，张宗成，2005；陈岱孙，2011）从货币均衡模型、国际收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IS-LM模型与不可能三角等不同角度对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基本的结论是我国国际收支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较大，从而增强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同时，国内学者还进行了实证研究（周铁军，刘传哲，2009；黄武俊，2010），这些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并且国际收支通过外汇储备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的扩大，国际经济学界开始较多地关注中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但对中国的货币供给研究很少。而国内经济学界虽然对中国的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关系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给后续研究带来了很多启示，但是结论并不一致，且缺乏对其传导机制的研究。本文试图运用实证方法，运用2008～2014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并揭示其传导机制，为改善中国的货币供给提出政策建议。

三、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理论分析

我国央行以“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其中，“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保持国内物价稳定；二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要实现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必然涉及汇率制度安排。因此，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货币需求，最终影响货币供给，简称“货币需求机制”；二是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简称“汇率安排机制”。

（一）货币需求机制

根据货币供给内生论的观点，货币供给决定于货币需求。而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地引起货币需求的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带来经常项目变动，形成对货币的直接需求。对外贸易活动扩张导致的实体经济增长要求与之适应的货币信用形式表现为货币需求量增加。具体表现在：贸易扩张带来总需求上升，物价稳定要求下，总需求上升引起货币需求上升，最终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其传导机制是：出口量国内生产规模生产资金需求贷款货币供给。其次是直接投资活动带来资本与金融项目变化，形成对货币的间接需求。资本流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国内的配套资金，诱发了更多的国内投资，从而提高了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引起货币需求增加，进而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二）汇率安排机制

汇率安排机制是从供给侧分析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下，1994年中国确立了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和结售汇制度，并形成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外汇储备形成机制，从而使汇率制度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成为影响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其传导机制是：国际收支变化外汇储备变化外汇供求关系变化稳定汇率要求下，中央银行进入外汇市场买卖操作基础货币投放变化货币供给变化。

四、我国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关联性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根据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分析，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的传导途径有“货币需求途径”和“汇率安排途径”，但前者从属于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最终通过国际储备表现出来，而国际储备又会通过“汇率安排途径”影响基础货币，最终影响货币供给量。基于此，本文选择M2和基础货币MB作为货币供给的变量；选择国际收支状况的直接反映指标――外汇储备FR和国际收支状况在货币形态上的反映指标――外汇占款PFE作为国际收支的变量，分别从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和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关系这两个角度上不同、实质关联的两个方面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方向和程度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我们采用X12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季度调整，为消除异方差，对调整后的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后的变量分别用LFR、LM2、LPFE、LMB表示。由于2005年7月至今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本文选择市场较为成熟的2008.1-2014.09月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量M2的关联性分析

我们采用ADF法对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量M2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1是相关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两序列均为I（1）序列。因此，可以进行Granger检验，判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根据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2。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LM2与LFR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显著，说明外汇储备是货币供给量M2变化并不显著的原因。

（三）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关联性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两序列均为I（1）序列。因此，可以进行Granger检验，判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根据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2。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发现MB不是PFE的Granger原因，而PFE对MB有99.9%的解释能力，说明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变动的明显原因。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首先，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呈一定的正向关联性，而且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其对货币供给的正向作用也增强；结合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和外汇储备形成机制考察，可以得出：外汇储备作为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直接结果，其对货币供给的显著影响具有制度条件下的高度可靠性和稳定性，这里的制度因素就是现行的外汇储备形成机制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目标下的“汇率安排”。

其次，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呈现高度而稳定的正相关性，而且随着外汇占款的增加，其作用于基础货币的效力也随之增强，说明在现行结售汇制度下，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投放的比重不断提高，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不断增大，外汇占款成为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使得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内生性进一步增强。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高度关联性成为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主要和直接的传递途径。

（二）政策建议

1.货币供给决定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大要素。在以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格局下，要减轻国际收支失衡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短期对策是调控货币乘数，具体措施是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而从长远看，必须弱化或切断外汇储备、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间的传导关系，其解决之道在于推进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加速从强制结售汇制向意愿结售汇制过渡，或者寻找其他合适的渠道来形成外汇储备，如由非央行机构（财政部或专设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筹措资金购买外汇储备等。

2.对于处于“新常态”状态下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应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一目标。汇率稳定有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更是因为中国影响自身贸易条件的能力不如发达国家；同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预期、防范由于本币汇率的过度升值抑制出口进而导致经济下滑，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更为重要。

3.若人民币汇率不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意味着央行可以不必为“稳定”汇率而进行入市干预，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也不会太多，不会成为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占款部分。也就是说，国际收支活动不会通过“汇率安排机制”影响国内货币供给，只会通过本身经济活动产生“货币需求”。

4.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1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过大反映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并带来一系列挑战。要解决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应该坚持双管齐下，解决好流量问题，控制好收支平衡。主要措施就是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使经济增长由较多依赖投资、出口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以及在稳定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促进贸易收支平衡。另一方面要盘活存量，不断创新和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及方式，提高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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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 癌症；疼痛；药物；治疗效果

DOI：10.14163/ki.11-5547/r.2016.33.015

Analysis of clinical and drug therapy effect for cancer pain LI Fe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Shangqiu City First People’s Hospital， Shangqiu 476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and drug therapy effect for cancer pain. Methods A total of 128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advanced malignant tumor， with 35 mild pain cases， 45 moderate pain cases， 48 severe pain cases， all received standard three-step analgesic therapy. After treatment， their curative effects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is research showed total remission rate in mild pain cases as 100.00%， total remission rate in moderate pain cases as 95.56%， and total remission rate in severe pain cases as 91.67%. After three-step drug therapy， the total remission rate in 128 patients was 95.31%. There were 11 cases with constipation symptom， which were remarkably relieved by diet guidance and stool softener for treatment. Conclusion Implement of three-step analgesic therapy for cancer pain patients shows excellent analgesic effect， along with low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high safety. This method is worth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Cancer； Pain； Drug； Therapeutic effect

随着现今医学水平以及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 临床上治疗癌症也有了一定的经验。但是， 对于癌症疼痛一般还是采用止痛治疗的方式， 对于癌症患者的疼痛进行减轻， 进而帮助癌症患者提高生活质量[1-4]。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癌症的特殊性， 因此， 对于癌症患者仅仅进行止痛治疗， 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癌症患者来说， 疼痛症状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 尤其是在中晚期癌症患者中出现较为普遍。总的来说， 癌症患者出现癌症疼痛的几率在70%～90%， 对于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心理状态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 临床上加强对癌症患者疼痛症状的研究是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的。现今， 临床上普遍接受的针对癌症疼痛症状的一种治疗方式是三阶梯治疗方法， 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药物对患者的疼痛症状进行缓解， 进而使得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也能显著提高， 提高患者预后效果。本文选取2014年1月～2015年12月本院收治的中晚期恶性肿瘤患者128例， 并对患者行规范的三阶梯止痛治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5年12月本院收治的中晚期恶性肿瘤患者128例， 所有患者均经手术验证或病理穿刺活检验证为中晚期恶性肿瘤。其中男58例， 女70例， 年龄49～76岁， 平均年龄（58.9±5.8）岁。其中肺癌患者24例， 乳腺癌患者28例， 结肠癌患者32例， 直肠癌患者26例， 胃癌患者11例， 骨肉瘤患者7例。经临床分期， 其中Ⅰ期患者11例， Ⅱ期患者13例， Ⅲ期患者56例， Ⅳ 期患者48例。

1. 2 疼痛分级标准 根据患者的疼痛情况， 对患者的疼痛情况进行分级。0分为无痛：患者未出现疼痛感觉， 且对于患者的睡眠状况不产生影响。1～3分为轻度疼痛：患者出现轻微疼痛， 可忍受， 对于睡眠状况可产生轻微的影响。4～6分为中度疼痛：患者出现较为严重的疼痛感觉， 对于患者睡眠状况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且患者出现疼痛表情。7～10分为重度疼痛：患者的疼痛感觉很严重， 患者很难忍受， 且对于患者睡眠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在本组研究中， 轻度疼痛患者35例， 中度疼痛患者45例， 重度疼痛患者48例。

1. 3 方法 对所有患者使用规范的三阶梯治疗方法， 具体如下：患者第一阶梯使用消炎止痛药物， 剂量为25～50 mg， 每隔4～6 h服用1次；第二阶梯使用弱阿片类药物进行止痛治疗， 患者行丙氧氨酚复方片， 每隔4～6 h服用1次， 剂量为1～2片；第三阶梯使用强阿片类药物进行止痛治疗， 患者服用美施康定， 12 h/次， 剂量为30～60 mg[2]。患者用药进行止痛治疗1～2 d后， 若患者的镇痛效果不太理想， 则治疗等级递增一级。患者若同时伴有睡眠障碍， 则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 酌情添加5 mg安定， 口服。患者若同时伴有食欲减退等症状， 可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 予以强的松或地塞米松口服治疗[3]。所有患者的止痛治疗时间要保证在2周以上。

1. 4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标准 根据患者的实际治疗情况， 将治疗效果分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一般缓解、无效4个等级。完全缓解：治疗后患者的疼痛症状完全消失， 且睡眠不受影响；部分缓解：经过止痛治疗后， 患者的疼痛症状得到有效缓解， 且睡眠受到影响较小；一般缓解：经过疼痛治疗后， 患者的疼痛得到缓解， 但仍出现明显的疼痛症状， 患者的睡眠状态仍然受到影响；无效：患者经过止痛治疗之后， 患者的疼痛症状没有得到缓解， 或症状更加严重；总缓解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一般缓解）/总例数×100%。并且对治疗之后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情况进行分析记录， 如便秘、呕吐、头晕等。

2 结果

2. 1 治效果 在本组研究中， 轻度疼痛患者35例经治疗后， 疼痛症状完全缓解29例（82.86%）， 部分缓解3例（8.57%）， 一般缓解3例（8.57%）， 无效0例， 总缓解率为100.00%。中度疼痛患者45例经过治疗后， 疼痛症状完全缓解32例（71.11%）， 部分缓解5例（11.11%）， 一般缓解6例（13.33%）， 无效2例（4.44%）， 总缓解率为95.56%。重度疼痛患者48例经过治疗后， 疼痛症状完全缓解35例（72.92%）， 部分缓解5例（10.42%）， 一般缓解4例（8.33%）， 无效4例（8.33%）， 总缓解率为91.67%。经过三阶梯药物治疗后128例患者的治疗总缓解率为95.31%。

2. 2 不良反应 本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便秘、呕吐、头晕等， 未出现对药物精神依赖的情况。其主要不良反应为便秘， 主要见于阿片类药物治疗的患者， 本组有11例患者出现便秘症状， 对患者予以饮食指导或大便软化剂治疗后， 患者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

3 讨论

现今， 我国的经济以及社会水平都得到有效提高， 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在这种环境下， 社会上癌症发生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目前， 临床上， 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 特别是对于中晚期恶性肿瘤的治疗， 仅仅是对患者进行对症治疗或者对临终患者采取相应的关怀， 对于患者出现的疼痛症状关注不大[5-9]。疼痛是中晚期癌症患者普遍存在的一种临床症状， 对于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心理状态都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有研究显示， 癌症患者在某一阶段均会出现疼痛症状， 且大部分处于癌症进展期的患者还可能出现中度疼痛或重度疼痛[4， 10-13]。因此， 临床上， 对于癌症疼痛患者的治疗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中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疗上。三阶梯癌痛治疗方法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得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缓解， 提高患者的预后。现今， 医院为了有效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症状， 对三阶梯治疗方法进行了普及。很多患者经过治疗之后， 有效缓解了自身的癌痛症状， 对于自身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有效提高。与此同时， 也对患者家庭以及社会的压力进行了减轻。

三阶梯药物止痛治疗是针对癌痛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 若癌痛患者受到规范的三阶梯药物止痛治疗， 大部分患者的癌痛症状将会得到有效的缓解。有实验证明， 对癌痛患者实行规范的三阶梯治疗方式， 可使得90%左右患者的癌痛症状得到有效缓解， 其中有80%左右患者的癌痛症状可完全得到缓解[14-16]。在本组研究中， 轻度疼痛患者总缓解率为100.00%， 中度疼痛患者总缓解率为95.56%， 重度疼痛患者总缓解率为91.67%。此结果和上述文献资料相一致。

对癌症患者进行止痛治疗时， 长时期服用阿片类药物会导致患者出现一定程度的不良反应， 如恶心、呕吐、便秘等。其中很多患者在服用药物之后会出现成瘾的情况。因此， 在对癌症疼痛患者进行治疗时， 需要遵循以下原则：①按照梯度严格给药。在治疗时， 避免对患者尽早使用强阿片类药物止痛。②口服给药。在治疗时， 选择的药物尽量采用口服的方式， 避免对患者行肌内注射或静脉滴注给药， 防止患者出现成瘾的症状。当患者口服困难时， 可适当予以肌内注射给药， 但在患者可以进行口服时， 立即换为口服的方式。③按时服药。患者在接受药物止痛治疗时， 药物服用一定要规律， 保证达到最佳的药物治疗效果。④遵循个体化原则[5]。在治疗时， 需要对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按照患者的具体情况， 制定相应的、科学的治疗方案。⑤注意治疗的具体细节。在治疗时， 需要对治疗全过程进行监测， 注意治疗中的具体细节， 避免发生不良情况。在对患者进行止痛治疗时， 需要严格遵守以上原则， 将患者对药物依赖性降到最低。在本组研究中， 未出现患者对药物出现精神依赖的情况。除此之外， 便秘也是阿片类药物治疗出现的一个主要反应。在本组研究中， 有11例患者出现便秘症状， 对患者予以饮食指导或大便软化剂治疗后， 患者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

综上所述， 对癌症疼痛患者行规范的三阶梯药物治疗， 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疼痛症状，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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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肾病综合征；诊断；治疗；泼尼松；一般治疗

【中图分类号】R6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4-0214-01

肾病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在发病过程中，各器官的功能紊乱会导致蛋白尿，进而引起高度水肿和低蛋白血症。它的早期诊断和并发症的处理都至关重要，本文通过两种不同方法治疗肾病综合征患者，均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38例经确诊患有肾病综合征患者，其中男17例，女21例，年龄16-65岁，平均年龄31岁，病程2个月-2.5年。随机分为A、B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诊断标准:根据“三高一低”原则进行诊断。诊断标准为下述表现之一：①大量蛋白尿(成人尿蛋白>3．5g／d；儿童≥50mg·kg·d)；②低清蛋白血症(血浆蛋白

1.2.2 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分别采用以下两组治疗方法： A组患者采用一般治疗方法。具体操作如下[1]：①休息与饮食：一般不需要卧床休息，可根据病情好转程度逐渐增加活动量，水肿或高血压严重时应短期限制水纳的摄入，等病情缓解后逐渐恢复正常饮食。②利尿：水肿严重患者给予利尿，可予口服双氢克尿噻，久用时伴用螺内酯，更严重者可选择用速尿。尿量增加时应注意水电角质紊乱。③预防感染：患者以呼吸道系统和泌尿系统感染多见，日常生活中应注意尿道口的清洁卫生，可用高锰酸钾溶液清洗外阴，尽量少去公共场所减少感染的机会，如果发生感染应及时接受治疗。④控制血压：给予伴发血压增高的患者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以改善肾小球局部血流动力学，减少尿蛋白，延缓肾小球硬化。

B组患者采用泼尼松进行治疗[2]。操作如下：①疗程：采用6-9个月的中疗程；②剂量：诱导缓释阶段——泼尼松1.5-2.0mg/kd，每天分次口服，等尿蛋白转阴后再巩固2周；巩固维持阶段——逐渐过渡到隔日服用，如尿蛋白持续转阴，再逐渐减量至0.5mg/kg治疗3个月，后再继续减量至停药。

1.3 数据处理统计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7周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24h尿蛋白量、血浆白蛋白(ALB)、血肌酐(Scr)、尿素氮(BUN)的变化情况，数据用SPSS软件进行处理，当p

2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明显好转，如表1所示。

3 讨论 肾病综合征是指一组临床症状，包括大量的蛋白尿、低蛋白血症、高脂血症和水肿。临床特点：三高一低，即大量蛋白尿、水肿、高脂血症，血浆蛋白低。病情严重者会有浆膜腔积液、无尿表现。肾病综合征潜在的病理生理学原因尚未完全清楚。患急性肾病综合征的儿童出现水肿的主要机制可以用更加直观的“充盈不足”学说来解释[3]， 即由于大量蛋白尿的产生而导致渗透压下降，从而引起水肿，对于成人来说，水肿的机制就更为复杂了，大量蛋白尿引起肾小管间质的炎症反应，造成水纳潴留，减轻水肿的生理机制遭到抵抗。肾病综合征的典型症状就是进展性的下肢水肿和体重增加，当患者表现出新生的腹水或水肿而无心衰或肝硬化的症状时，可初诊为肾病综合征。而关于成人肾病综合征的治疗，目前尚无临床指导或高质量的研究成果[3]。通过对该类疾病的特点进行分析，主要的治疗方向可定为：对症治疗和主要治疗。对症治疗就是针对水肿进行的消肿和利尿，可选择适当的利尿剂治疗，必要时还要考虑限制患者食盐的摄入。而主要治疗则是抗炎症的治疗，其中常用的治疗药物有糖皮质激素。西医对于肾病综合征的治疗除休息、饮食治疗、对症处理外，主要是应用糖皮质激素，因其使用方便、价格便宜、疗效可靠[4]，而从本文的研究中也可知道其疗效较好。但不可避免的是，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会有明显的副作用，主要有加重感染和水电解质平衡失调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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