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学科建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老年学科建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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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2月～2014年11月在本社区门诊就诊的慢性疾病235例患者做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n=150）和对照组（n=85），观察组男86例，女64例；年龄37～91岁，平均年龄为（56.8±8.9）岁，病程2～30年，平均病程（16.4±9.8）年；原发性高血压病72例，糖尿病41例，冠心病35例，慢阻肺24例，高脂血症37例，所有患者均处于疾病缓解期。对照组男46例，女39例；年龄36～93岁，平均年龄为（57.1±9.2）岁，病程3～33年，平均病程（17.3±9.9）年；原发性高血压病31例，糖尿病20例，高脂血症29例。所选两组患者均处于疾病缓解期。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及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两组患者均采用药物进行预防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进行全科医学保健和健康指导。具体措施为：（1）改变生活方式：戒烟酒，低盐低脂及糖尿病饮食，注重减肥；提醒患者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澡、勤换内衣，防止皮肤感染。（2）运动干预：建议多参加体育锻炼，适量运动，根据患者体重、年龄等情况合理安排运动量，以慢跑、走步、跳操、打太极拳等作为运动方式。（3）饮食干预：应以清淡、温和为宜，多吃富含维生素及优质蛋白的食物，如鸡鸭鱼肉、禽蛋、豆制品、新鲜蔬菜、水果，干果等。（4）心理指导：慢性疾病病程较长，常需长期服药或者终身服药，使患者感觉到烦躁，焦虑和恐惧，因此，应该积极开导患者，使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也可采取听音乐等方式以转移注意力，缓解焦虑、紧张的情绪。（5）加强健康管理及健康教育：对慢性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定期监测血压、血糖及血脂，并记录在案。另外，对慢性疾病应该加强宣传教育，社区全科医生应该充分把社区的有效资源利用起来，利用板报、专栏、广播以及播放录像等形式，定期播放、张贴和更换一些慢性疾病的健康教育资料，让更多的人正确认识慢性疾病，并参与到有效防治慢性疾病的活动中来。（6）用药的健康指导：向患者详细介绍药物治疗的目的、名称、剂量、给药时间和方法，教会患者及家属观察疗效及不良反应。指导患者不能随意加减药物的剂量，严格按照医生医嘱执行。

1.3观察指标（1）收缩压（SBP）、舒张压（DBP）；（2）空腹血糖（FBG），葡萄糖耐量试验中2小时血糖（2hPG）；（3）血脂测定包括总胆固醇（TG）、甘油三酯（TC）、高密度脂蛋白（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LDL-C）。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 P

2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治疗前SBP、DBP 、FBG、2hPG、TG、TC、HDL-C和 LDL-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综合干预1年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观察组改善的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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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应广大读者要求，本刊特别推出“专家风采”一栏，逐一介绍本刊专家顾问，旨在为读者和专家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同时也衷心感谢专家们为杂志做出的无私奉献！

李秀钧，70岁。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科。

出诊时间：每周一、四上午。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候区国学巷37号

邮编：610041

个人简介：1961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医疗系。现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校及四川省重点学科（内科内分泌）学术带头人，1980～1982年公派赴美国梅奥临床（Mayo Clinic）研究院（Mayo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研修内分泌学2年，1994年11月在日本长崎大学医学部担任访问教授。曾任华西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内科副主任、内分泌科主任、糖尿病胰岛素研究室副主任。

曾任卫生部糖尿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卫生继续教育委员会第一届学科组成员，中华糖尿病学分会第一、二、三届常委，中华内分泌分会第五、六届常委，四川省内分泌暨糖尿病专委会主任委员。现任四川省卫生厅慢性非传染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糖尿病组组长，成都市内分泌暨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糖尿病杂志》、《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等多个杂志编委。美国内分泌学会会员，美国糖尿病学会（ADA）会员。

从事医疗、医学教育及临床研究46年，在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尤其是对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及性腺功能低下等的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主要研究领域为糖尿病机理，着重胰岛素抵抗与糖尿病关系方面。培养博士生17人，硕士生26人，获省科技奖二（参加）、三等各1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主、参编专著31部。其中主编的《胰岛素抵抗综合征》为国内第一部专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业特长：内分泌及代谢病，重点是糖尿病。

刘建英，45岁。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出诊时间：周一上午：糖尿病专家门诊，周五上午：内分泌专家门诊。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永外正街17号

邮编：330006

个人简介：1983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医疗系。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工作至今。2004年评为江西省卫生系统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江西省干部保健专家成员。现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内分泌科科主任。江西省内分泌专业医学领先学科建设项目负责人，南昌大学优质课程(内分泌)负责人。曾任首届全国糖尿病足学组成员。现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第五届委员和江西省老年学会常委，内科学会委员、内分泌学会委员。曾参加《胚胎胰岛组织冷冻保存及其在临床移植中的应用研究》，该课题获江西省高效科技成果三等奖。成果鉴定一项，现主持课题8项，担任国际协作课题《ADVANCE》江西地区中心负责人。20余篇，《内科学试题库》副主编，参与三部书的编写。获江西医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2002年组建了江西省首家糖尿病教育中心，组织编写了《糖尿病知识手册》。目前正在进行2型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病因素的研究。

专业特长：擅长于治疗糖尿病、甲亢、甲减、垂体瘤、垂体前叶功能减退、更年期综合征、尿崩症等，尤其擅长糖尿病足病和重症甲亢的治疗。

相关科室信息：2005年被江西省团委授予“青年文明号”，2006年《内分泌学》被评为南昌大学优质课程。2006年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被评为“第二轮第三批江西省医学领先学科建设项目计划”。率先在江西省开展糖尿病教育和胰岛素泵的治疗。

叶山东，42岁。教授、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安徽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出诊时间：每周一上午，周四下午专家门诊；每周五下午知名专家门诊。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路17号

邮编：230001

个人简介：1987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1995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获内科学、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博士学位。从事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近20年。现为中华内科学会委员，安徽省内科学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内分泌学主任委员，安徽省内分泌学会常委兼秘书。以第一作者发表医学论文、综述和专题讲座80篇，指导研究生和下级医师60余篇，主编专著四部（《内科疑难杂症诊断和误诊剖析》、《糖尿病诊断治疗学》、《临床糖尿病学》、《糖尿病和冠心病》）；参编专著5部。现担任7家杂志编委或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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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语言变异 年龄 变量

一、国内社会语言学教程和研究对年龄的处理

总体来讲，国内社会语言学教程和研究对年龄这个变量处理有简单化的现象。自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147）介绍了“显象时间”（apparent time）、“真实时间”（real time）、年龄级差（age grading）等概念后，就笔者所见，只有陈松岑（1999：199）再次提到了这些概念，并介绍了国外和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国内许多社会语言学教程都没提到这些概念，如郭熙（1999）、戴庆厦（1993）、游汝杰（2007）只是多以儿童、青年、老年这样传统的划分法来处理年龄问题。从教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处理不利于社会语言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因为社会语言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不仅需要知道代际差异，更需要掌握如何看待这些差异，它们是语言变化的反应，还是仅仅在显象时间上的变异。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民族学的渊源极其密切，很多学者在没有接触到社会语言学之前就是从事方言研究或民族学研究的。因此某些材料，或许从方言学、民族学的角度看是有意义的，但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看却不具备普遍意义；另一方面，要反应真实时间的变化，需要进行趋向（trend）研究或选定（panel）研究，而这种研究时间跨度大，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需要相当的理论水平。因而，教科书上的不足亦是我国客观研究现状使然。

二、国外对年龄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年龄作为一个社会语言学变量，是任何社会语言学研究都离不开的。不过单独对年龄作为一个社会语言学变量的探讨还是非常少见的，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如同笛卡尔那样逐个用理性检验传统的观念与概念一样。上世纪80年代相关的研究成果是Age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限于资料的局限，我们只介绍Penelope Eckert（1997）。

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工作者有必要区分语言在显象时间上的变异与真实时间的变化。Penelope Eckert（1997）在文中第一部分就提到解决这样的分歧涉及到一些根本的语言学争议：说话人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在人生路上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嵌入人生阶段和人生事件中？年龄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诸如阶层、性别、民族这样的社会学变量发生互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理解语言人生路径（linguistic life course）。接着他解释到语言是为数不多的例行纳入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变量之一，但还没有从人生路程视角上来看变异的专项研究。和性别一样，年龄是凭借其社会性而不是生物身份与变异发生关联的，所以对作为社会语言学变量的年龄的研究需要我们关注年龄与年龄增长的本质和社会性。

在第二部分作者介绍了调查显象时间和现实时间语言变异的基本研究材料、方法以及研究现状。要提供现实时间证据，需要把显象时间变异和语言早期阶段一般材料结合起来，比如用古老记录、地理证据、需要研究的方言之解释把当代数据语境化。现实时间证据的有效性和解释力大小在于反映不同时间的标本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比较项关系多密切？当然社区研究的在某一时间的重复是最好的证据，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稀少。自从拉波夫1966年纽约市调查后，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重复研究了，不过更多的还是趋向研究。

第三部分主要谈不同概念意义上的年龄。对变异的社区研究绝大多数依赖实际年龄（chronological age）来给言语者分组。但是，（人的）社会化、生理成长并不和实际年龄同步进行。当实际年龄基于日历时间把年龄设置为同质连续体，实际上年龄被镶嵌了各色各样的人生标志，它们不一定是均匀分布在人生历程中的。我们经常是用一些普通的人生阶段的事情来解释行为的，比如第一天上学，第一天退休，第一次来经血，掉了第一颗牙，生了第一个孩子，等等。虽然实际年龄与生理年龄和社会年龄是近似的关系，但在工业社会中它被赋予了优先地位。的确，家庭身份、机构身份和生理成熟被用来作为实际年龄的标志，而非相反。然而在一些传统上不使用实际年龄的社会中，相反的情况也成立。跨文化年龄系统的差异有着重要的社会语言学含义。举个例子，某一社会以十年为一段来分，而这十年看成相对静止、孤立的状态。而在年龄等级社会中，个人前进要依照人生发展的标志。年龄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也是跨文化不同的。比如，成人年龄对男女来讲就不同。工业社会中的民族差异将不同年龄系统并置于单一个社区中，所以我们不能必然地指望实际年龄与社会年龄整齐地对应，即使在同一个言语社区中也是如此。既然，人生路线的许多方面都是基于阶层的，那工业社会中的阶层差异也涉及年龄系统的不同。举例来讲，工人阶级步入早期成人阶段就要比中产阶级早一些。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认识到：中年视角主宰整个社会研究。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年偏见：对儿童的研究聚焦在社会化进程上，对青少年和年轻人则聚焦在学习成人角色上，对老人的研究则聚焦在成人能力的丧失上。因此，只有中年人生阶段处于发展视线之外；只有中年人在使用成熟的语言，而不是在学习或丧失语言。这样的偏见忽视了特定年龄的语言使用和相互解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发展视角（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这种视角认识到发展是伴随一生的。生命就是关于变化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各有其道。每一人生阶段的语言在对应的那一个时间段都有其社会意义。

第四部分一开始介绍了不同年龄阶段语言变异研究的现状：越是年龄大的阶段，其研究程度越低。虽然关于异与年龄的关系集中在一组人生阶段上：儿童、青少年、成年、老年，却只有成人被视为不需要成人照顾和关照的人生阶段，因而独立性作为青少年和老年的重要方面也就不奇怪了。对儿童早期变异的定量研究只是近几年才开始的。Robert在费城对三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和作为其模型的长辈语言一样，早期儿童语言呈现固有的变异性。三岁儿童在对稳定的社会语言学变量（如-ing，t/d省略）和反映进行中的变化的当地变异模式（如费城短/a/的高化）的使用中显示了变异。Labov发现了年龄分别是四岁、六岁、七岁的三名儿童的语言里发现了存在于t/d省略和-ing中的制约条件。还有大量证据表明一定年龄之后一些模式不可能被习得。儿童可能在发展出语言制约性之前学习到一定变体的一些社会功能，他们可能偶尔应用这些变体，或许一些特定的词汇项是作为清醒的标志来使用的。也可能在将一些变体付诸社会使用之前，他们先发展出精细的语言限制条件来。既然在某一方言中不同变体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儿童可能对各个变体的意识时间不一，我们不建议将单一变体作为整个系统的标记来取证。青少年时期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来讲是特殊的人生阶段。具有特殊社会语言学意义的是，在青少年阶段，正步入成人的人们在通常情况下不承担成人角色，而在教育机构里脱离成人圈子。在高中以及高校主要的综合机构里，大量象征性活动发生在这样一个需要丰富的语言创新的语境中。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创新是一群同龄人构建的圈内差异以及区别于儿童和成人的差异。如果说青少年是推动语言变异的人生阶段，那么成人阶段便是趋向于保守的阶段。许多研究证明成人比年轻人趋向于保守的规律性。这种保守性已被归因于工作单位对标准语的要求。用同样的方法，社会网络研究发现了使用口语变体与参加地方社会组织的关系。Labov所说的交叉模式很可能是过渡群体同时参与地方社会组织和标准语言机构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来自现实时间研究的不大普遍的证据。Paunonen在芬兰的发现显示：女性从成人早期步入中年时，在/d/的使用上变得更加标准化，但其他女人从中年步入老年时，这方面的标准化降低了。他把这种不同归因于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变化。然而，可以期待在年轻女性与老年妇女之间，该结论的真实性更高。另一方面，老年妇女摆脱了家务，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许多妇女因为要抚养孩子，需要特别注意语言规范。Labov曾指出母亲在灌输儿童标准语言的角色。如果真是如此，那大家可以认为抚养儿童对妇女而言构成了一个标准语言场所，正如同家庭之外的工作单位那样。简言之，成人阶段在变异研究方面呈现为一片广袤的荒原。与逐岁研究的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相对照，成人阶段被作为一个多多少少是同质的年龄群体来对待。目前尚无尝试用主要人生转变如家庭身份、工作身份或退休等来取代位学年龄范畴（etic age categories）的研究。的确，虽然有人断言人们在退休之后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其保守性，但这一点还没有得到明确的验证。老年人构成一个异质群体，其成员持续减少。Labov的研究发现当老年人失去了对权力关系的关注后，其语言行为似乎放松开来了，该研究基于一些表示老年人言语保守性与略年轻后辈相比而减弱的证据。另一方面，许多老人失去了权力，他们身体虚弱了，手头拮据了，从工作单位的退出也丧失了大量的影响力。加之，作为一个年龄群体，其数量在减少，这样带来群体影响力的减弱。Edwards解释了临近底特律的一个内城的60岁以里、60岁以外的人们的两个不同。年龄只是对与那些60岁开外（包括60）的老人而言是重要的变量，该老年群体使用变体AAVE的比例比另外一个群体高。划分这两大年龄群体的一个重要社会不同在于社会网络：更老的那个群体当地社会网络比例大。

三、结语

本文主要在揭示国内社会语言学对年龄变量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译介了Penelope Eckert（1997）。其中有一些地方不符合国内实际情况，有待我们做实际调查研究。比如，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比例呈现上升趋势，总体人口结构逐渐步入老年型结构。另外从世界范围看，老年群体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基础最薄弱的。因此，国家社会建设和本学科发展都需要加大对老年人的语言关注和研究。这方面，国外已经起步了，我们亟需拓宽思路，结合老年学成果进行社会语言学跟踪调查。

参考文献：

[1]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3]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游汝杰.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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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西；社区老年服务；服务需求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3-0092-05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要求，这是我国新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决择。201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指出社会养老服务主要包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三种服务方式，其中“居家养老服务涵盖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以上门服务为主要形式。”“社区养老服务是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具有社区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支持两类功能，主要面向家庭日间暂时无人或者无力照护的社区老年人提供服务。”据此，本文将此规划中所指的居家养老服务和社区养老服务统称为社区老年服务，其实质在于以居家养老为核心、社区服务为依托，向居家老人提供社会化的养老服务。

广西是后发展欠发达地区，“未富先老”问题尤显突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9.2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7个百分点；虽然广西人均GDP在2011年突破了2万元，但却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0%左右。相比机构养老服务，社区老年服务不仅充分尊重了老年人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情感眷恋，还有利于减轻家庭和政府对社会养老的资金投入压力，大力发展社区老年服务由此成为广西破解“未富先老”养老难题的重要出路。城市是我国社区服务的发端地，回顾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发展历程，剖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探讨应对之策，对促进广西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发展历程

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是在全国社区服务发展的总体框架下起步和成长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89年

与全国其他省区一样，广西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由民政部门对城市中的“三无”孤寡老人给予救济性安置，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具体承担了相应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工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区人口迅速增长，居民生活节奏加快，消费水平稳步提高，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和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客规上产生了建立城市社区服务网络的迫切要求。为此，民政部于1986年提出了发展城市社区服务的倡议，一些大城市率先响应，广西也随即在柳州市展开了试点工作。1987年民政部在武汉召开全国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会后南宁市、梧州市、桂林市、北海市相继承办和推广社区服务[1]。至此，广西当时的五个地级市全部启动了社区服务工作，社区老年服务作为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随之起步发展。

（二）逐步发展阶段：1990年至2000年

1990年3月广西颁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兴办老年人的活动场所列入城乡建设规划。各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创造条件，兴办老年人活动场所。文化、体育部门应当支持和组织老年人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有条件的部门和单位应当办好老年人学校，以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要。”这部法规虽未像199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那样明确提出发展面向老年人的社区服务，但对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3年8月民政部等14部委局联合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这是我国社区服务发展的第一份政策性文件，它对发展以老年人为首的特殊群体的社区服务提出了目标、基本任务和工作要求，为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发展构筑了框架雏形。

（三）加快发展阶段：2001年至2007年

以2001年5月民政部在全国启动“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为契机，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空前增强，城市社区老年服务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到2004年，广西共建成“星光计划”项目755个，“星光老年之家”成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重要载体。2003年1月的《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老龄工作的意见》，不仅从政策法规上确保了“星光计划”的继续推进，还明确提出了“构建老年社会照料网络”的目标和措施。2007年1月自治区老龄办等11个厅局《关于加快发展我区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提出“在我区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村）养老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与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养老服务。”这两份文件为跨入新世纪的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

（四）深化定位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1月全国老龄委等10部委局了《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确立了居家养老服务在我国社区服务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内涵、基本任务和保障措施。全国各地出台相应政策，积极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桂林于同年3月在广西率先启动“居家养老”工作，11 月成立了广西首家居家养老服务站。柳州也于当年3月开始着手调查居家养老的可行性，在下半年确定了全市居家养老试点社区。2009年6月广西召开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现场会，总结了桂林和柳州的工作经验，确定了“培育试点，示范带动，全面推广”的工作思路，部署了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推进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2011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居家养老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设置与建设，服务对象和内容进一步明确规范。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推进深化了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发展定位，加快了社区老年服务网络的构建。

二、广西社区老年服务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近30年的发展，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已初具规模，以南宁、柳州、桂林为代表的城市初步形成了以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体娱乐、权益维护等为主要内容的社区老年服务格局。截至2010年底，广西提供养老服务的社区服务机构151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85个；老年学校787所、老年活动室（站）7258个、老年法律援助中心439个、老年维权协调组织1380个。社区老年服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有力促进了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但总体而言，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社区老年服务供给未能较好地满足居家老人的需求，发展中存在着以下突出问题。

（一）社区老年服务发展不均衡，受益老年人数量少

广西现有109个街道、1722个社区，城市老年人口超过86万人，约有100多万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照料服务。而2011年广西已建成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为404个，平均每4个社区才有一个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从总量上看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尤其是14个市的社区老年服务工作进度相距甚远，走在前列的南宁、柳州和桂林，城市社区老年服务体系框架已初步搭建，其余地市却显得相对滞后，到2012年3月还有3个市未建有居家养老服务站点。社区老年服务的受益群体也很有限，全广西只有50万老年人能享受到这一服务，并且主要是作为民政对象的孤寡困难老人，广西社区老年服务发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二）社区老年服务层次不高，服务设施欠缺

一方面社区老年服务层次不高，未能全方位满足居家老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从类型上看，社区老年服务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服务方面的方便，满足其生存需求，而忽视了其精神需求和发展需求，未能较好地提供文化娱乐、社会参与、心理慰藉等方面的服务。从技术含量上看，社区老年服务还只是一种简单化服务，主要是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等一般日常生活的需要，而技术含量较高的医疗护理、康复训练、临终关怀等专业化服务较少，甚至是空白。从服务对象看，社区老年服务项目多适用于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而忽视了失能、半失能的老人，许多高龄老人和卧病在床的老人急需的家庭病床、照料护理、无障碍改造等服务未能有效提供。另一方面作为社区开展养老服务载体的服务设施，不仅数量供不应求，而且设施种类少、管理薄弱。

（三）社区老年服务组织功能缺位，服务供给能力弱

社区老年服务组织是社区老年服务的直接供给主体，主要包括社区居委会、社区民间组织和专业化企业。在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中，它们尚未能较好地发挥服务供给功能。首先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浓厚，相当多的居委会依然扮演着政府部门及派出机构行政工作执行者的角色，各种繁杂琐碎的政务性工作占据了其大部分工作时间，在需要投入耐心和细心的社区老年服务工作上无暇发挥本应履行的社区服务职能。其次是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缓慢，2011年广西社会团队8795家，民办非企业4443家，基金会23家，分别占全国的3.47%、2.20%和0.92%，参与社区老年服务的民间组织寥寥无几。在上海、南京、北京等社区老年服务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民间组织已成为推动社区老年服务发展的重要力量。最后是专业化企业参与社区老年服务缺乏配套机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财政补贴是促使企业当然也包括民间组织服务项目能为社区老年服务所用的重要途径，广西还未建立这方面的运行机制，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往往以慈善的方式进行，服务供给具有不稳定性。

（四）社区老年服务资金资源匮乏，发展缺少物质保障

资金是社区开展老年服务的物质基础。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区老年服务的资金资源主要由政府资金投入、彩票公益金资助、社会捐赠和社区服务项目收入的再投入等四部分构成[2]。长期以来，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资金资源以前两项为主，后两项资金来源非常有限。2011年广西社会捐赠规模638.5万元，仅高于新疆、海南和青海三省，社会捐赠对广西社区老年服务而言还只是社会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由于宣传不到位，许多老年人误认为社区老年服务都是无偿服务，没有形成购买服务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区老年服务收费项目的运行。当然社区老年服务收费要遵循微利、低价的原则，且不说通过微薄利润积累的财力很难进行再投入，很多社区老年服务机构还面临着生存危机。作为社区老年服务资金最重要来源的政府投入，事实上也因地方政府的财力不强或重视不够而投入规模有限。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资金资源处于匮乏状态。

（五）社区老年服务队伍建设薄弱，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社区工作者、专业服务人员和志愿者是社区开展养老服务最具活力的资源。广西这三支队伍的建设却都很薄弱，极大影响了社区老年服务质量。一是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程度偏低。广西各社会工作领域取得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不足千人，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工作水平、工作效益无法达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的要求，不能适应社区服务专业化发展趋势。二是专业服务人员短缺。广西社区老年服务从业人员主要由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构成，他们大都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拥有专业资质和执业资格的更是微乎其微，所提供的服务项目仅限于满足老年人的日常基本生活照顾需要，对瘫痪在床或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还很难提供专业化的照料护理服务。三是志愿者规模较小。志愿服务可以通过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弥补社区工作者和专业服务人员的不足。然而在广西，2010年的志愿者人数也不过22.3万，提供养老服务的志愿者只占小部分，还多为低龄老人，青壮年志愿者较少。

三、加快广西城市社区老年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宣传和制度建设，提高全社会对社区老年服务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实现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与时展同步提高，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后人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当前广西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养老压力日益凸显，老年人对社区老年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城市社区老年服务发展任务十分繁重。与此同时，社区老年服务需求的增长又为广西扩大消费和促进就业带来了广阔机遇。2009年开始在桂林、柳州、南宁开展的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到2010年底已为这三个城市带来了2000多个新增就业岗位。因此，全社会应树立正确的老龄观，关心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支持和参与社区老年服务发展。特别是掌控着社会服务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自觉将社区老年服务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消费结构、拉动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新的工作着力点，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具体操作上，关键是要加强宣传和制度建设。通过宣传人口老龄化形势、社会养老压力、社区老年服务优点、自治区发展规划以及区内外先进典型，帮助社会各界正确认识加强社区老年服务工作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效益，激发全社会支持、参与社区老年服务发展的责任和热情。通过建立扶持激励制度为社会各界的参与提供不竭的动力。通过实行监督考核制度敦促政府部门重视社区老年服务工作，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二）细化社区老年服务需求，丰富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供给

要全面科学的调查和分析居家老人的社区服务需求，设置多样性的服务项目和服务方式供老年人选择。例如，在生活照料服务上，对生活基本能够自理的老人，提供老年食堂、日托照料、紧急呼叫等服务；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照料护理、家庭病床、无障碍改造等服务。在服务方式上，对孤老优抚对象和低收入困难老人采用无偿为主，低偿为辅的福利化服务方式；对一般工薪收入老人，实行低偿为主，无偿、有偿为辅的福利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服务方式；对经济状况较好的老人，实行有偿为主，低偿、无偿为辅的福利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服务方式[3]。通过实行分类、分层、分级服务和管理，较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社区服务需求。

同时，要根据不同群体的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差异化需求，新建、更新和改造社区老年服务设施。相应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将社区老年服务设施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科学布局基础设施网络，并与城市建设同步实施；二是增加公共财政对社区老年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民办养老组织参与设施建设；三是加强社区服务设施资源整合，重点包括民政福利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教育服务资源的整合，驻区单位与社区现有服务设施资源的整合，辖区内闲置的国有、集体房产等资源的整合；四是制定社区老年服务设施建设和管理标准，鼓励社区结合自身的情况创新管理和运营方式，提高服务设施的维护和使用效益。

（三）强化社区老年服务组织功能，推进服务供给社会化

1．增强社区居委会的社区服务职能。进一步理顺区直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推行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制度，减少各级政府分配给社区的各种行政性任务，增强社区居委会的社区服务职能。明确社区居委会的社区老年服务职责范围主要是负责组织老年社会福利、老年文体娱乐和老年社会参与等服务项目，联系驻区单位参与社区老年服务发展，开展社区尊老爱老、团结互助教育，推动社区助老志愿服务活动，以及指导、协调和监督其他社区组织开展社区老年服务。

2．加快社区老年服务民间组织发展步伐。对从事社区老年服务的民间组织，在资金政策上，要重点增加公共财政预算资金投入比例，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和补助贴息力度，完善和落实有关税收以及用水、用电、用气、用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公众和企业向其捐赠。在非资金性政策上，要着重完善社区老年服务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加强组织负责人的管理培训、做好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等工作，推动社区民间组织尽快成长为社区老年服务供给的建设性力量。

3．建立健全专业化企业参与社区老年服务供给运行机制。政府在大力培育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的同时，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及地区在运用税收优惠、补贴、拨款支持、特许经营、合同外包和代金券等政策工具，鼓励专业化企业参与社区老年服务供给的经验和做法，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合广西区情的运行机制。

（四）扩充资金资源，多渠道支持社区老年服务发展

1．完善财政投入机制的制度化建设。政府必须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明确社区老年服务中由政府负责支出的项目内容，规定投入经费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及老龄化发展速度之间的递增比例，保证社区老年服务开展的基本资金需求。对社区老年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政府要另行安排财政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对财政困难的地区，要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避免因为财力不同造成社区老年公共服务水平的地区差异。建立健全福利彩票公益金对社区老年服务的资金投入机制，重点支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政府购买服务。

2．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社区老年服务供给。广西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造就了一定规模的民间资本，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社区老年服务是扩充其资金资源的重要渠道。成立和发展社区民间组织是民间资本参与社区老年服务供给的一种重要方式，此外民间资本还可通过独资、合资、控股、购买和租赁等方式参与社区老年服务机构的建设和经营，增强社区老年服务的供给能力。无论民间资本以何种方式进入，只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都应该得到政策上的鼓励和扶持。

3．加快社区老年服务社会捐赠平台建设。社会捐赠被视为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对整合、丰富社会资源，缓解社区服务中第一次收入分配（主要依靠市场调剂）和第二次收入分配（主要依靠政府调控）都未能很好解决的资金紧缺问题具有积极而重要的补充作用。广西要注重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以加强社会捐赠立法、加快社会捐赠组织建设、强化社会捐赠资金管理监督、健全社会捐赠信息披露机制、完善社会捐赠税收激励政策、营造社会捐赠舆论氛围为推力，尽快构建起一个透明高效的社区老年服务社会捐赠平台。

4．支持适度发展社区老年有偿服务。即便是在“先富后老”的高福利发达国家，社区老年无偿服务也只是面向困难老年群体，更何况在“未富先老” 的广西，更多的老年人需要以低价购买的方式获得服务，才能增强社区老年服务机构发展的内生动力。这就需要政府适当鼓励社区老年有偿服务的开展，对拟提供有偿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办证实行免费政策，对有偿服务项目的设立及收费标准进行指导和监督。

（五）打造专业人才与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提高社区老年服务质量

1．培育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各级政府要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关于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要求，培养造就一支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首先要提高社区工作者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声望，建立社区工作者成长进步机制，完善社会工作者职业认证体系，吸引优秀人才到社区工作。其次要加强广西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科建设，建立从中专到博士的多层次学历教育系统，为社区老年服务输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第三要建立社区工作者终身学习培训机制和工作督导制度，不断提升其专业化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

2．培养社区老年服务专业人才。要与职业技术院校建立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选用社区服务与管理、养老服务、社区康复技术、老年医疗护理等相关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社区老年服务队伍；要依托相关专业的院校、培训机构，或直接在社区创建培训基地，定期举行社区老年服务从业人员培训，促进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切合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要推行养老服务资格认证制度，规范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和社会福利保障，提高行业的职业化水平，显著改善从业人员的经济社会地位。

3．壮大志愿者队伍。在社区加强志愿者知识普及和先进典型宣传，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了解、支持和参与志愿服务；完善志愿者队伍年龄结构，既要进一步扩大低龄老年志愿者队伍，更要加强青壮年志愿者队伍建设，通过完善志愿者注册制度、志愿服务资金保障制度、志愿者激励制度等建设，吸引广大青壮年加入志愿者队伍，为社区老年志愿服务增添人力和活力；建立社区志愿者信息档案，合理配置志愿者资源，引导志愿者更好地运用自己的专长做好社区老年服务。

参考文献：

[1]阎革，杨伟嘉，陈喜强.广西城市社区服务调查报告[J].改革与战略,1992(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