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跟航空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航天跟航空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从太空到餐桌，中国的航天与食物产生交集，民以食为天，航天的意义也由此被人们感知。

种子上天，再到寻常百姓家，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对此，记者专访了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国家农作物航天诱变技术改良中心主任刘录祥。

种子为啥要上天？

利用太空环境诱变遗传改良，从而培养出产量更高、质量更好的农作物。

作物育种，又称品种改良。航天育种并不是什么新鲜词汇，1987年8月5日，我国第9颗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发射成功，将一批农作物种子送向太空，由此揭开了航天育种的序幕。

25年来，我国已先后20余次利用返回式卫星和神舟飞船，搭载了上千种作物种子和微生物菌种，获得了大量新性状品种并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

目前，中国已拥有经过航天搭载的农作物百余种。把种子搭载上天，在太空环境里经受了空间诱变，返回地面后再经过连续几年的培育和筛选，就可能形成有明显优势的新品种。

航天育种就是利用太空中宇宙粒子、微重力、弱地磁等综合因素，诱变农业生物遗传改良，从而培养出产量更高、质量更好、抗逆性更强的农作物品种。

上天后就华丽变身？

种子在天上转一圈后，就会马上“华丽变身”并结出累累硕果吗？其实，这只是完成了“太空育种”的第一步，随后还要经过农业专家几年的地面培育、筛选和验证。

搭载回来的种子，要“晋级”为名副其实的“太空种子”，至少也要经过4—6年的周期。

太空育种，必须满足一些要素，首先要经过空间环境的飞行处理，种子受到宇宙粒子的辐射、失重等作用，使得基因发生改变。其次，种植几代后，选出跟搭载之前不一样的个体，这才是真正的太空育种。也就是说，只有改变、并且变好的种子，用来继续培育，才是太空育种。

突变是随机的，搭载的植物种子有可能发生一些果实变大、变小、变高、变矮等变异，育种家进一步筛选，就有可能筛选到一些果实变大的好品种来。

现在有些误区，比如一些西瓜种子，在太空走了一遭后，回来就从20个到2000个、再到2万个的繁殖，然后贴上“太空西瓜”的标签，这跟太空育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相比搭载之前，种子没有经过筛选，或许没有任何改变，就失去了意义。

太空食物是天使还是魔鬼？

太空辐射的强度仅为一般辐照消毒的百万分之一，再加上地面几年的淘汰筛选，太空种子的安全不必担心。

无论是太空技术或是其他常规技术孕育的品种，如果通过了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就表明它具备了某种优良的特性，比如产量提高了、品质改良了，否则不会通过审定。

太空辐射的强度仅为一般辐照消毒的百万分之一，再加上地面几年的淘汰筛选，太空种子的安全不必担心。

太空食物与传统食物没有太多区别，“太空小麦面粉做的面包就不同于普通小麦做的面包？不会，口感是吃不出来的。有些人一看到贴上了航天的标签，就蜂拥而至，炒作太空概念。太空种植的大米也是大米，我不主张卖过高的价格。”刘录祥说。

一些太空蔬菜的营养或许比传统的高一点，这可能是选种子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选择营养价值比较高的种子。但是高的产量和高维生素含量，通过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育成的。

育种方法很多，包括传统的、生物技术、航天诱变、核辐射诱变等，太空诱变只是诱发基因改变的多种方法之一。传统育种和航天育种，不是谁代替谁的关系。

空间诱变育种和“转基因”也不是一回事。太空育种不是用人工手段将外源基因导入作物中使之变异，而是让作物本身的染色体产生基因突变，这种变异在本质上和生物界的自然变异并无区别，只是改变了时间和频率而已，有的时候自然界几百万年才能完成的自然变异也许在太空中一瞬间就完成了。

市民都能接触到太空食物

可能我们吃的青椒或大米中，就有一些是来自太空的食品，但从外观上很难区别哪一个是太空的品种。

太空育种的农作物品种有自己特用的适用范围，生产的量远不能占到市场的绝对份额，就像杂交稻一样，面积很大，但也很难说超市哪个卖的就是杂交稻。

刘录祥说，如果哪一个公司专营，比如就做某一个太空品种的小麦面粉，就可以形成一个专有化的订单农业，从分出来种子到最后的面包。但现在很难，中国的农业一般不以某一个品种作为惟一的原料去加工。

如今，航空育种基地已是遍地开花，大批优质的太空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航天育种推广种植基地大大小小的有100多个，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近2000万亩。

在北京航天城旁，有一个航天蔬菜种植基地，“我们种植航天蔬菜有四五年了。”该基地的丁经理称，基地的一些作物种子，曾随神舟四号和神舟五号飞船上天。

该基地官网显示，出售的种子包括辣椒、茄子、番茄、豆类、瓜类、花卉，一袋种子的价格几十到几百元不等。“航天辣椒能长到30—40厘米，产量高，亩产达到万斤以上，且航天辣椒维生素C含量比普通辣椒高出不少。”丁经理表示，跟他们合作的大型农场居多，一些产品也不会贴“航天”标签上市。

太空育种进一步实验空间大

太空技术直接导致基因突变，选出新的品种，品质改善、产量提高，这跟老百姓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其实人类目前对空间资源的利用非常有限。即便是空间诱变，也只是利用了其中一部分，因为空间环境的宇宙粒子很复杂，目前我们把种子放在返回舱里，这等于有一个很厚的保护装置，把很多宇宙粒子屏蔽掉了。如果把种子直接放在强的宇宙粒子下会有什么改变？还需进一步实验。

另外，空间有一个长期的微重力状态，这个是很好的资源，比如生物医药，在失重状态下制作的药物纯度很高，效用远远高于地面。

太空实验1

太空中的“细胞婚礼”

在神舟四号上有一个不大的黑色小盒子。在盒子中举行了两场“婚礼”，其中一对新人是植物细胞。“新郎”是有液泡的烟草细胞，开的是黄花，“新娘”是脱液泡的革新一号烟草细胞，开的是粉花。它们结合后杂交出的后代开的是黄花，与父亲相同，但它的形状却遗传了母亲的特征，它们结婚后生出的孩子将具有它父母的特性。结果显示，“联姻”（融合）成功率比在地面高出10倍。

太空植物育种

培育高产良种作物

我国首次应用细胞融合技术进行的这次太空植物育种实验，为培育抗病高产的良种作物开辟了崭新途径。有些作物，如大豆、玉米，有的高产但抗病抗虫能力差、有的口味单一、有的抗病抗虫能力强但不高产，将不同品种的细胞进行融合（联姻），就能培育出既高产又抗病抗虫的新品种。

为什么细胞的“婚礼”要在太空中进行呢？这是因为“新郎”和“新娘”的重量是不同的，在地球上有地心引力，它们在融合液中沉降的速度不同，不容易结合在一起。太空中是一种失重环境，所有的细胞都没有了重量，它们在融合液中就很容易结合在一起，这样可以提高它们的生育能力和活力。

太空实验2

太空乌鸡“身体倍儿棒”

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飞船将9枚乌鸡蛋送上太空遨游了7天，历经了发射、飞行、着陆、震动等恶劣条件的考验。回到地面后，其中3枚孵化出了两雌一雄3只太空乌鸡。

据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一家养殖场的温经理介绍，几年前，自己也曾养过太空乌鸡，“当时太空乌鸡孵化项目是大兴区和中科院一起合作的，2000多只太空乌鸡陆续孵化成功，也推进了太空乌鸡投放市场的进程。”当时只是个合作研究项目，并没有投放到市场。

“这些太空乌鸡外观跟普通的乌鸡没什么区别，由于自身产生抗体，它们身体倍儿棒，完全不需要吃消炎药、抗生素之类的免疫用品。”他说。

太空乌鸡产蛋比普通乌鸡高30%

篇2

1976年毕业留校当教师。现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硕士生导师、穆青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曾获首届全国普通高校教学优秀成果奖（省级），2005年荣获河南省十佳师德标兵。

伴随着科学的进步、技术的更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冲击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深重影响就证明，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局部市场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影响到另一个看似遥远的市场。为了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每个国家在大量了解别国的同时也努力将自己推出国门。此时，各国媒体是责无旁贷的。而网络、多媒体等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的生成，使全球文化传播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人们不再像以往一样简单地、被动地接受信息，网络的交互性让人们掌握了传递信息的主动权，甚至可以和新闻工作者共享新闻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打开了前所未有的信息空间。

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媒介技术的进步，使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地位日益突显。可以这么说，跨文化传播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分享思想、感情和信息时所发生的一切。它既包括国际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信息流通，也包括国内不同亚文化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按照“媒介文化”（mediated culture）研究的观点，新闻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新闻文化是一种传播文化和文化传播⑴。东西方媒体的跨文化传播是国际间的新闻传播活动，所以必然具有跨文化流的特征。

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现状

步入21世纪，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科技的进步让信息渐渐成了最普遍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特别是网络，它将声音、图像、照片、数据、文本等信息符号融为一体，让各种人群成为文化传播的主体，称得上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习惯于通过看报纸、听广播来了解新闻的人群中已经有不少开始坐在了电脑前面，挪动手中的鼠标，一切感兴趣的东西都可以在瞬间落在自己的硬盘里。信息时代让跨文化传播突破了时空的间隔，世界各地的人们共享信息成了现实。

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曾预言，由于电子媒介的产生，信息传播瞬息万里，整个地球在时间、空间内缩小为弹丸之地；电子媒介的同步化性质，使人类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无法静居独处的小社区；以媒介为标志的文化从口语时代经过印刷时代进入了电子时代，人类则从部落化经历非部落化进入了重新部落化的阶段，也就是说，人类告别了印刷文化所塑造的那种视觉的、横向组合的、文字型的“市民”形象，重新成为电子文化所培育的那种触觉的、马赛克式的、图像型的“游牧民”。⑵谁承想，短短几十年之后，麦克卢汉描绘的这个神话离我们越来越近。有学者说，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传播系统的潜能取得了大规模的发展，“地球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我们更近。⑶也有人说，“麦氏所描绘的世界在我的有生之年已经形成”。⑷

然而，美国传播者罗伯特・福特纳（Robert Fortner）却不这么认为。他指出，尽管全球传播系统的速度和复杂性在飞快地增长，但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设想仍遥遥无期，人们实际上所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地球都市”（Global Metropolis）。⑸福特纳认为，“地球村”的概念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因为依靠听与说进行交流的村落生活关系密切，村落里的人彼此认识，互相了解，还分享生活环境，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历史观和知识，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人所共知的；而电子传播虽然可以显示事件、描述生活、促进彼此了解，但是正因为它是跨距离的，所以不能将作为村落生活标记的紧密关系加以复制，相反，它提供了控制日常生活的基础，这种控制既可采取自我控制的方式，也可采取精英控制以及官僚控制的方式。也就是说，生活在“地球都市”里的人们对彼此的事情知之甚少，信息的流动是不均等的。

看来，信息技术革命虽然加速了各种国际主流和非主流思想文化的传播与渗透，但它也会引起各国现有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与观念产生冲突，它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后果。特别是对于“信息贫弱”的国家来说，负面的后果可能会大一些，有可能会出现信息时代的“帝国主义”，形成“信息宗主国”与“信息殖民地”的局面，“信息弱国”的信息资源、信息产业、信息传播、信息安全将被控制在“信息强国”手中，失去他们在世界上的声音，甚至他们原有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有可能被“信息强国”加以改造。

以电视新闻为例，由于电视节目的流向跟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成正比，所以美国、日本和英国等经济强国，其节目是流出而不是流入，是出口而不是进口。美国的廉价电视节目倾销第三世界，西方通讯社支配和垄断着对外新闻（国际新闻）的流动。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各种娱乐媒体将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及西方文化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好莱坞影片、音乐电视充当着西方文化的推广大使，西方新闻媒体播出的新闻背后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也渐渐影响到媒体所及的地区。这种文化互动的不平等或不平衡使西方文化获得了某种优势地位。于是，有人担心这种垄断的结果必然导致西方的“文化霸权”以及第三世界对西方的“文化依附”，最终造成全球资本主义化。⑹

从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现状来看，全世界人民之间的交流在不断增加并将日益增长，但并不是大多数人口都参与这种交流，即使在将来，短时间内也不太可能达到这一点。在西方，新闻学家们一方面在实现着新闻学研究的文化与技术转向，另一方面又以文化与技术的名义推

行着媒介帝国主义的发展战略。拿美国来说，它的娱乐业是美国仅次于航空航天工业的第二大出口业。美国凭借其强大的传媒实力把它的价值观强加在世界各国之上，促使各国与美国的信念和价值融合，从而放弃本土的语言、传统和文化。消融国际边界、威胁着其他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不是那“永恒的集体无意识”，而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是美国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全球化。⑺由此看来，国际传播技术、国际信息流动的不平衡，使“重新部落化”的过程仅仅局限于少数发达国家或西方文明世界。

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不可否认，“文化帝国主义”的现状是阻碍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顺利进行的因素之一。某些经济强国利用经济形态的交流方式对大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侵略，进行所谓的“商业外交”，妄图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引入别国，宣传自己的“普世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不畅。那么，除了“文化帝国主义”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呢？

(一)文化差异――制约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天然屏障

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背景势必会使人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和语言习惯。实际上，在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整个过程中，文化的差异始终存在。

首先，从传播者来看，文化观念的差异必然首要地表现在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事件的取舍乃至在报道中采取的态度、立场和方法上。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记者个人的偏好，但实质上却是东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观念在起作用。

比如，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报道，美国媒体多半只报道战争进程，对无辜平民的伤亡却简要介绍几句，做“隐形”处理。佛罗里达州的《巴拿马城市新闻先驱报》(美国地方报纸)就阿富汗战争报道给编辑记者发了一个报道须知：“不得在报纸头版使用由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造成平民伤亡的照片。我们的姊妹报《佛特沃尔顿海滩报》由于头版刊登了这样一张照片，收到了数以百计的威胁性电子邮件；不得使用以由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造成平民伤亡为导语的通讯社消息。这种伤亡的内容可以在稿件的最后提一下。如果这篇通讯社消息需要改写，要设法淡化平民伤亡的内容。”而中国媒体不仅对战争的进程进行报道，还对无辜平民的伤亡给予了大量的关注。看来，西方媒体视为有价值的新闻未必为东方媒体所看重，而东方媒体报道的侧重点也未必与西方媒体的侧重点相一致。

其次，从传播方式来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记者，由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带有各自民族的特色，因此他们在编码和译码的过程、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以及话语或篇章组织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

以中美为例，按照文化语境的观点，中国文化属“强势语境”，其传播的重点不在“怎么说”，而在“如何听”，其语言表达往往表现出“重意会”、“轻言传”的习惯，因而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很难有效地理解汉语语言。与此相对，美国文化属“弱势语境”，其传播的重点不在“怎么听”、而在“如何说”，其言语表达通常表现出“直观性”的习惯。当然，由于新闻传播的特殊性，语言风格的差异在新闻写作方面表现得并不是很突出，但不等于说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

另外，除了语言环境的差异外，东西方媒体在传播取向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有研究表明，东南亚国家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视社会关系为一切关系的核心，人们的活动必须以维护社会和谐为原则，在传播模式上以集体主义取向为主导。与此相对，北美社会的传统强调的是个体，社会是独立的个体的集合，人们的活动以满足个体的利益为目的，在传播模式上则以个体主义取向为主导。因此，大多数西方媒体视个性化和独具特色为生存的条件，报纸、杂志、电视、网络无不以特色为本，强调标新立异，而抢独家新闻、追逐奇闻轶事则是记者的惯常行为。相比之下，大部分的东方媒体往往以集体主义为导向，“重整体而轻个人”。

最后，从受众来看，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具有不同的认知习惯，因此，不同国家的人民面对同一新闻报道时的解码往往是不尽相同的。

众所周知，语言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符号，它是人交流、沟通的最重要的工具。然而，不同的民族语言却成了麦克卢汉所谓电子媒介欲以“支持一种普遍的寰宇意识”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同一新闻报道的解码。也正因为如此，像“星空集团”（Star－Group）这样的跨国公司在与他国合作时纷纷采取了“本土化”的策略：雇用本地职员、用本地语言、制作播出本地的节目。

（二）技术差异――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客观障碍

目前，世界各国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发展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因而，以“制信息权”为核心、面向21世纪的国家信息战略也被提上各大国的安全规划日程。然而，技术关系总是受制于非技术关系。任何一个技术体系的理念、知识形态和传播行为总是被技术体系所能发挥的社会制度、市场结构和文化观念所决定。“目前，富国和穷国在因特网用户数量方面的差距比其在国民收入方面的差距更为悬殊。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全球收入最高国家中的1／5人口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其因特网用户总数占世界因特网用户总数的93％，而收入最低国家的1／5人口则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其因特网用户总数只占全球因特网用户总数的0．2％。”⑧西方大国――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占有极大优势？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经济上的不发达导致了信息技术上的落后，而信息技术上的落后又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由此，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致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间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处于不利的被动地位，同时也造成了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不顺畅。

（三）国家政策――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锁链

传媒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产品，因此，东西方各个国家在政策上对境外媒体在本国播放和发行是有一定限制的。虽然这是阻止“文化帝国主义”的手段之一，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顺利进行。

以中国为例，2001年岁末，经过15年的艰难谈判，中国终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5年之中，媒体开放一直没成为龙永图的谈判筹码，对此曾有人戏称：“WTO”与传媒“无关”。然而，一旦加入世贸就必然会面对境外媒体的挑战与入境。因此，广电总局规定：从2002年1月1日起，20多家已被批准在中国大陆落地的境外卫星频道必须把信号放在官方规定的鑫诺卫星上，通过对这个中央平台的信号再度加密，达到对这些境外电视频道节目的监控和管理。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们普遍关注的媒体领域，由于国家政策法规的限制，境外媒体在短期内只能依靠特批才可以获得进入中国的权力。虽然它们都希望拥有媒体平台，但是它们决不会冒政策风险而轻举妄动。像时代华纳、维亚康姆这样的超级航母在策略上会寻求通过同有政府背景的境内传媒机构的合作而直接进入媒体平台，但这样的机会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国家在政策上对境外媒体进行限制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政策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对本国的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保护，同时也会像锁链一样锁住东西方媒体的跨文化传播。

如何跨越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但是，“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文化的全球化，而是世界各国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交流与沟通。毫无疑问，媒体必然要担负起这种“交流与沟通”的重任。然而，正如本文中提到的那样，东西方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如何才能跨越这些障碍呢？

（一）加大东西方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发达国家可以借助雄厚的物质财富与现代技术手段，使自己居于文化传播中心，而其他民族文化则相对处于边缘地位。但是，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化的内容通过民族形式的表现，反映了该民族特定的色彩。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个模式。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全球化只是加强了各种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而不是统一天下的各种文化，使丰富多彩的世界变成一种颜色。只有在与其他民族文化实行自由平等和互相尊重的交流中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发挥文化的活力。

因此，加大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将有助于改善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只有了解了对方的社会文化背景，才会在进行新闻报道时注意考虑具体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推断出对方的感情和需要，充分认识对方的行为价值观，寻找共同点，使双方都能够对对方的文化产生一种认同感，从而收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二）加快东西方信息技术的均衡发展。我们知道，人类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全面转变的重要历史过程中，加快信息技术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目前，世界许多国家正在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学竞赛，他们都把提高国民科技素质列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但是技术的发展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关联的。因此，经济强国的信息技术必然是发展得较快，相比之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作为“信息弱国”，要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前提下，积极吸收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并不断创新，加大信息技术教育、信息技术产业的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力度。而“信息强国”则要在发展自身技术的同时，尽自己所能来帮助“信息弱国”的技术发展。新华网2003年12月12日报道说，“率团参加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的美国负责科技事务的总统顾问约翰・马伯格11日在日内瓦说，美国打算将加强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信息技术。马伯格对新闻界说，美国已在塞内加尔推行了一项《促进信息技术的倡议》，并推广到了秘鲁和印度尼西亚，今后5年间将逐步扩展到另外12个发展中国家。这项倡议旨在帮助企业领导广泛使用信息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新技术管理。”

（三）国家政策的松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封闭的国家能够永远在世界上立足。特别是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涨的今天，任何国家都只有在开放中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与壮大。

开放必然带来挑战和冲击。每个国家的传媒业迟早会对国外媒体开放。拿中国来说，加入世贸之后，中国已成为WTO基础电信协议的成员国之一。根据协议，到2003年，中国将开放全部的电信服务，允许外国占有49％的投资。中国将允许外资在电信服务领域持股。互联网业务将同电信业务的一部分，与其他电信业务同等程度开放。我们知道，电信业、网络业所涵盖的信息传播与新闻传播业所涵盖的新闻信息传播，关系非常密切。电信业、网络业或者为新闻信息的传播提供便捷的通道，提供技术手段，或者干脆与新闻传播业直接地争夺受众。虽然，国家政策上对境外媒体有限制，但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业如果不作相应变革，将难以应对加入WTO以后电信业、网络业对它形成的巨大冲击波。于是，2001年的秋天，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被允许进入珠江三角洲；维亚康姆的儿童频道节目被允许变成“尼克知识乐园”，通过唐龙国际的在全国200家电视台落地；AOL时代华纳斥资一亿美金入主香港华娱卫视；TOM・COM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广告公司开始合资经营；2002年12月19日，新闻集团与湖南广播电视集团签署战略联盟框架协议。中国国内媒体与境外媒体频频展开从股权到项目层次的紧密合作。

有开放才有发展。国家政策的锁链稍稍松动一下，就可以取得跨文化传播的双赢。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担心，有例为证――美国将本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通过商业的方式大量引入中国，妄图影响、同化中国的年轻一代，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良苦用心并未收到多大的成效，美国一政界人士惊呼：“没想到中国年轻的一代竟是爱国心最高涨的一代。”

最后，媒体从业人员在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传播活动起点、传播活动中心环节，传播者在负责搜集、整理、选择、处理、加工与传播信息时，不但要充分了解自己国家和别国的文化背景，还要在这些差异中找到认识的“共同点”；不但要了解各国受众的共性，还要了解各国受众的个性，以及不同受众群体之间的区别，然后才可能在满足大群体需求的基础上兼顾小群体及个体需求的原则来制作节目，使受众“各得其所”，从而实现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的最佳效果。

注释：

⑴刘智：《新闻文化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8页，第137－170页。

⑵（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宪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9页。

⑶（美）罗伯特・福特纳著，刘利群译：《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68页。

⑷（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宪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14页。

⑸（美）罗伯特・福特纳著，刘利群译：《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2－23页。

⑹路扬、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83页。

⑺路扬、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84页。

⑻胡延平：《数字鸿沟――如何化危机为机遇》，摘自新浪网2000－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