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家庭暴力的看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于家庭暴力的看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年来，__镇妇联认真贯彻上级部门的文件要求，以强化服务、依法维权为主线，多措并举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切实维护了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了家庭和谐平安和稳定。

1、加强宣传，做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重要基础。一是充分利用有线广播、宣传栏等宣传媒介，设咨询台，广泛宣传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理念和知识。二是积极协调司法部门联合开展“三八”妇女维权周、法律宣传咨询服务日等活动，面向社会，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动员鼓励妇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坚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与整合社会资源相结合。近年来，镇妇联与司法、公安、民政等部门的合作越来越紧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成效不断显现。一是调整了镇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小组，成立镇妇女儿童法律援助站，在村、社区分别建立家庭暴力投诉站和家庭暴力投诉点，为有效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奠定组织基础。二是与镇司法所法律援助中心联手，维护遭受家庭暴力贫困妇女合法权益；与公安派出所联建家庭暴力 110报警机制，使受暴妇女儿童及时得到救助。

3、坚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与强化源头参与相结合。

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中，妇联组织充分发挥了网络的妇女儿童之家阵地、婚姻家庭调解室来矛盾化解和个案维权的作用，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协调、咨询、指导等各种服务。不断推进五好文明家庭建设为重点，以加强妇女培训，提高妇女素质为途径，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一是开展“和谐家庭”、“绿色家庭”、“学习型家庭”、“廉洁型家庭”创建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家庭成员讲文明，讲诚信，讲团结，树新风。二是举办“感动母亲”、“孝亲敬老之星”等活动，表彰各类典型，倡扬尊老爱幼、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三是与劳动部门开展下岗妇女、流动妇女就业和法律培训，帮助她们自立，提升自身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成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

尽管镇妇联在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时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遇到不少问题与困惑。

1、源头预防措施还不够完善。针对产生家庭暴力的原因，如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影响，草率婚姻引发家庭矛盾，婚外情导致家庭暴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等。此外，社会上仍然存在“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现象，不少受害妇女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意识淡薄，自我维权能力较低，特别是当她们受到暴力侵袭后，并不想以离婚来远离家庭暴力。

2、制裁体系还不够健全。现阶段，我们对家庭暴力的处罚依据主要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有在达到轻伤害以上的程度时，才能采用拘留或以上的处罚。但是，由于家庭暴力的伤害程度普遍达不到轻伤害，这样就使对于一般性的家庭暴力处罚停留在说服教育上，对于“冷暴力”（即精神虐待）更是无所适从。

3、跟踪服务成效还不够明显。由于家庭暴力案件存在反复性、长期性，基层妇联组织在家庭暴力维权时应进行阶段性指导，定期回访。但是，现阶段妇联维权只限于当事人的上门求访，一事一受理，一次一办，事后如何、当事人的婚姻发展状况如何却不得而知，不能为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全方位的援助，使家庭暴力在隐蔽性状态下长时期存在。

反对家庭暴力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预防暴力发生、制裁施暴者、向受害人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和保护，是反对家庭暴力的三个重要环节，缺一不可。这有待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参与，更需要基层妇联组织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下大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1、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源头预防家庭暴力。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现象，最关键的问题是转变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基本看法。通过广泛的、多渠道的教育宣传和培训，让全社会知晓家庭暴力并不是个人和家庭间的私事，而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违道德的犯罪行为。一是加强伦理道德教育。要通过创建“五好文明家庭”、“平安家庭”等活动，开展多形式、多途径宣传教育，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二是加强普法知识宣传。联合相关部门利用“三八”、“11.25”、“12.4”重大节庆日对广大群众进行法制宣传，通过开展法律进农村、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家庭活动，以举办培训、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形式为载体，向广大群众宣传法律法规和家庭暴力有关知识，帮助妇女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勇于与暴力行为作斗争。三是加强各级各类培训，提高维

护妇女权益的意识。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中的施暴者的培训，只要有家庭暴力案件发生，就要强制施暴者到指定地点进行一定时间的法律知识培训，使其认识到自己错误。开展妇女素质培训，鼓励女性特别是贫困妇女、流动妇女通过各种渠道，增强文化素养，掌握就业技能，提高家庭、社会地位。2、加大部门合作力度，抵制家庭暴力。执法部门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最有效途径。镇妇联要善于取得这些部门的支持和配合，积极构筑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社会工作机制。一是构建有效的反家庭暴力预警机制。结合“零家庭暴力村、社区”的创建，建立以生产组组长牵头的村信息员队伍，及时观察有家庭暴力隐患或倾向的家庭，进行全程跟踪调解，预防矛盾激化，防患于未然。二是推动相关政策的指导和完善。针对妇女权益受侵特别是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妇女劳动权益保障、弱势妇女群体救助帮扶等问题，联合劳动、工会、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进行调研，提出相关措施和建议并协调有关部门加以落实。充分利用妇联平台参政议政，参与推动地方性反家庭暴力法规政策的制定完善，为制止家庭暴力提供制度保证。

篇2

出于对自身的安全考虑，46岁的“吉尤里阿娜”不愿意公布其真实姓名。由于她丈夫企图用一把12英寸的厨刀刺杀她。自从7月份以来，这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一直栖身于罗马市郊的一个庇护所。当时，她为了抵挡丈夫的攻击，双手被严重刺伤，总共缝了五十多针。一个邻居听到了她的尖叫，立即打电话叫来警察，才使她侥幸捡回一条命。

吉尤里阿娜身上的累累伤痕是其20多年地狱般家庭生活的见证。她的胳膊上许多被灼伤的疤痕是其丈夫用烟头按在皮肤上的“杰作”，她的鼻梁骨三次被打断。她缺失了一个脚趾，是她丈夫穿着工作靴踏在她的脚趾上踩掉的。

除了这些外在的创伤外，她内心的创伤更加严重。这名意大利女性极其害怕她的丈夫发现她。“他在等待我走出庇护所，”吉尤里阿娜神情紧张地抽着烟，说道：“我现在不敢回家，因为他会由于我离家出走而杀了我。”像意大利90%的家暴受害者一样，她惧怕报复而拒绝提起指控。吉尤里阿娜唯一庆幸的是自己还活着。

瓦妮莎·西阿尔法，20岁，2012年春季的一天，由于她在称呼34岁的男友弗朗西斯科·洛帕莱斯蒂的名字时不经意地叫了另一个男人的名字，导致他醋意大发，竟然在西西里的家中将西阿尔法勒死。

这一事件发生的几天之后，在米兰，一个名叫拉法勒·佛拉坦托尼欧的男子先是暴打他64岁的妻子莱达·考尔比尔里，然后用汽油浇在她身上，点火将其活活烧死，而事情的起因仅仅是她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就外出购物。

在图林，44岁的妇女阿尔菲娜·格兰德因为看电视频道与男友发生争执，结果被男友从顶楼阳台扔了下去。一个月后，在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城镇，52岁的卡尔莫拉·阿姆迪由于要求分居，被丈夫用一支7.65口径的手枪射中腹部，起因则是多年来遭受丈夫的残酷虐待（鼻部、肋骨和手腕曾被打断）。在首都罗马附近的一个社区，50岁的安娜·玛丽亚被子弹射中头部，开枪的是其丈夫，他认为老婆去教会时与一个妇女组织待在一起的时间过长——而这个组织支持他老婆向他发难，挑战他的权威。在米兰郊区，安托妮娅·比安科被她的前男友打的失去知觉，然后用她的细高跟鞋跟击穿心脏致死，而原因是他发现她找了新男友。

社会人士的看法

自从2012年1月1日以来，在意大利，至少有100名女性被曾经深爱她们的男人杀害。这一数字打破了一个令人心寒的平均数：每隔一天就有一名女性因家暴被杀。据“我们不是同谋者”——一个反家庭暴力维护妇女权利的民间组织统计，在过去的三年中，意大利因家庭暴力而被害的女性数量每年增长10%，高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其中约70%是被与她们一起生活的男性杀死的，其余的大多数是被前男友或前夫所害；只有很少的人被自己的儿子或陌生人杀害。但是这并不表明男性力量的强大，相反，它表明男性应对家庭生活中女性的地位逐渐增强这种社会变化时做出的懦弱举动。

曾协助妇女界人士成立女性维权组织“只争朝夕”（If Not Now When）的文化研究学者杰奥尔加·塞鲁格蒂指出，一些男士担心被自己视为占有物的女性在目睹了那些在自己周围的强悍妇女之榜样的影响下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这个社会的妇女角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所以家庭暴力也就随之出现，”他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指出，“这源于妇女的解放。”

一些持有不偏不倚观点的人士认为，意大利是一个拘泥于旧观念的国家，在这个拉丁语系民族，性情急躁的情侣常因超越本分而备受指责。不过根据统计资料，多次的法律条款修改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使一度被视为激情犯罪的家庭暴力行为列为典型的谋杀案而更易于，这意味着家庭暴力犯罪的数字最终反映出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真实的变化。从历史角度来观察，在1996年之前，意大利并不把家庭“”列为一种犯罪行为。在法律的视角中，对于因嫉妒性发作，实施“狂暴行为”而杀害配偶仍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女性因家暴死亡往往作为一种家庭内部的“过失事件”来对待。

法律能够使得杀害女性的行径变得较为可行，但很明显不能使妇女免受伤害。要使意大利妇女在家庭内摆脱男性的虐待，只有在改变这个国家民族心态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

女作家罗莱拉·查纳尔多所撰写的《一位女性的肉体》（Body of a Woman）一书以及最近出版的《未获允许》（Without Asking Permission）一书中有关媒体过分渲染女性作用对社会结构的破坏性的内容都震动了意大利社会。她认为，由于女性们走出了卧室，愈来愈多地在电视、其他媒体，甚至会议室抛头露面，被人们视为行为榜样，从而令男人们感到恐惧。他们害怕自己的妻子、女朋友甚至母亲也因此觉悟。“这种状况的激增来自那些无能的男性所持有的概念：在这个国家发生重大变化之前，我们要坚决抵抗住。这种变化意味着，数千年来原本一直处于从属和软弱地位的女性，如今不仅在家庭中，而且要在各种社会组织和机构中扮演起决定作用的角色”，查纳尔多认为，男人对此很不适应。

女性正在觉醒

确实，在意大利女性长期以来陷入一种误导的理念，即在这个由父亲、丈夫甚至儿子主宰的男权世界，以及世界上不少国家播放的带有某种性别歧视的电视节目的影响下，与男性是无法具有平等地位的。不过，事情正在迅速改变。随着理念的变化，女性终于开始意识到在与男性的关系中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和自信；而男性则因为没有尽快适应变化的社会，导致两性关系的鸿沟逐渐扩大。于是，危机就出现了。

篇3

2011年6月，救助儿童会了一份《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国实施状况》的报告。报告分为两部分，主体报告和儿童报告。其中的儿童报告记录下孩子们对“儿童权利”这个议题最直接、最真实的看法。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听到，《旅伴》能做的，只是在有限的篇幅摘录一部分。也许就在身边，正有一个孩子期待你倾听。

关于老师

“老师们在课堂上玩的游戏越来越多，我们也很快乐。”

“有的老师比较偏爱学习成绩好、漂亮或是家境很好的同学。”

关于学习压力

“成绩不好，上课听不懂，回家又得不到辅导。老师以学生的成绩，对学生划分等级，导致差生非常大的压力。”

关于学校设施

“学校缺乏试验仪器，因此只靠理论，无法动手做各种试验。”

“有些学校有实验室和电脑室，但怕我们乱动打坏了，经常锁着。”

关于校园欺凌和歧视

“学校中高年级欺负小学生。强行抢钱、带坏小学生，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同班同学中。歧视问题也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有时学习差的同学在学校中会被老师和同学瞧不起，长得不好看的同学很少有机会参加文艺演出等活动，身体不方便的同学在集体活动中容易被忽略。”

关于跟父母的沟通

“有些父母认为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得听什么，当我们试图解释时，他们不听我们的解释，还会（因为）认为我们是在顶撞他们而生气，甚至责怪我们。”

关于父母的教育方式

“（我）担心家人强迫我做不喜欢的事，父母不支持我的爱好，只能偷偷做。”

“父母还喜欢把我们和别的孩子比，比学习成绩，比谁的奖状多，这些都让我们很有压力。”

关于家庭暴力

“关于家庭暴力，很多人都认为是‘家务事’，一般都不太会关注，对于家庭暴力中的孩子，人们只会表示同情。”

“社会救助只关注孩子的吃穿，对于孩子心理的需要得不到更多关注和满足。”

关于虐待和忽视

“平时父母只顾挣钱，从而忽视了我们内心的想法，有时会让我们在家中遭到误解，我们内心很孤独。”

关于娱乐

“有的孩子在教室里被迫补课学习，他们的闲暇时间被剥夺，他们多么渴望能像外面打球的人一样自由玩耍。”

关于残疾儿童

“在聋人学校里，大家都觉得聋人老师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但现在的学校里聋人老师不是很多。”

关于流动和留守儿童

“父母外出打工后，很少打电话回来，就算打电话回来，也只是询问我们的钱够不够花，但是我们更希望父母关心我们的学习和心里想的，也希望父母能早点回来。”

“父母不在家，经常有人嘲笑我，还有自己烧不好饭。”

关于流浪儿童

“应该为孩子们建立一个流浪儿童学校，让他们受到教育、学到知识；也应该建立娱乐场所，让他们玩，因为小孩子天玩；另外孩子们吃的也要好，因为小孩子正在长身体。”

关于贫困儿童

“生病时没钱治病，身心也受到伤害。”

“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差，为了挣学费，很小就开始做小生意，又为了钱，被别人拐卖到内地城市。”

关于父母离异

“现在父母双方的关系也越来越脆弱。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给儿童留下心理阴影。现在的孩子有时会孤僻，和家庭问题也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原因。”

关于健康和医疗

“得病时，很多孩子因为经济条件差而得不到适当的治疗。有些经济有困难的儿童得了病，父母也不会把小孩带到正规医院去看病，他们为了省钱使用土方法治病，导致孩子的病情更加严重。”

关于环境

“有些小区人是把垃圾随便堆在小区的角落里，然后不闻不问。”

“有小伙伴说他们那里有一句流行话描述了他们村子里的环境是：北风那个吹，垃圾那个飞。”

我们的建议

老师最好能单独告诉学生的考试成绩，不要当着全班公布考试的排名和成绩，也不要“展览”学生做得不好的作文。

老师不要只看学生的学习成绩，也不要只看学生的缺点，不要用考试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学校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活动时间，能多一些学生喜欢参与的、能自己决定的集体活动，如春游、课外实践。

家长不能以成年人的要求代替孩子们的需要，也不能以成年人的意见代替孩子们的意见。

孩子们有自己的爱好，他们希望父母不要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很多事情他们自己可以做决定。

父母和孩子应该像朋友那样相处，孩子也是家庭的一分子。

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的隐私，争取同意后才能去看孩子的日记、信件等。

在日常生活中不要用命令的口吻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少一些责骂，多考虑到孩子的心理与利益。

篇4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制必要性现实意义构成要件适用范围赔偿方式赔偿情形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的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失予以物质赔偿的法律制度。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或其它地区立法却甚至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在因一方配偶单方过错而宣告离婚的情况下，该一方对另一方配偶因婚姻解除而受到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损失，得受判处负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地区《民法典》第1056条也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所以早在19世纪即登上人类的立法舞台，是因为该制度体现了惩罚、保护与补偿的功效。我国新婚姻法在“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确立这项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2001年4月28日通过的《婚姻法》修正（以下简称《婚姻法》）中新增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即第46条之规定。该规定提出：“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同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的（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中就如何适用损害赔偿制度作了明确规定，是在充分考虑我上婚姻家庭现状，为维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物质、精神权益，具有重要的立法意义。

二、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现实意义

我国新的《婚姻法》修正中新增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又于同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离婚赔偿制度无疑是一种崭新制度。所谓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予以赔偿的法律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该制度体现了惩罚有过错方、保护无过错方的功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婚姻关系是一种特殊合同关系，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体现了违反合同要受到惩罚的实质

合同，又名契约或协议。我国对合同的传统定义，是从法理关系的角度进行阐述，如表示为设立、变更、终止某种关系的表述，并最终定位为“一种协议”。婚姻实质上是男女双方的一种民事约定，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形式，它是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同。这项特殊的合同由国家行政机关管理、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体现了夫妻双方的自愿，它保证夫妻双方享有各自所应该享有的婚姻权利，同时要求各自履行应尽的婚姻义务。婚姻合同所包涵的婚姻权利与婚姻义务也主要由婚姻法所赋予的，它是婚姻的核心之所在。

合同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我们因此可以认为，一方面婚姻意味着权利；另一方面婚姻权利是靠婚姻义务的履行来实现的，所以婚姻也意味着义务，或者说意味着责任。从这个方面说，配偶双方在享受婚姻这个特殊的合同形式所带来的权利时，必须履行相互忠诚、相互扶助等义务。当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如重婚、虐待、遗弃、同居等，必然会导致对方的财产或精神损害，而这种损害即使当事人双方离婚也无法得到平息和补救，但若是不对过错方进行适度的惩罚、对无过错方进行适度的补偿，就会助长过错方侵害的气焰，对无过错方造成更大的不公平。所以只有通过赔偿的方式才能使无过错方得到财产补偿和精神慰藉。这也从另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婚姻的本质就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形式。或者说，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其实是在履行一种合同违约责任，是合同一方不能完全履行婚姻义务而致使对方婚姻权利受损失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2、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体现了法律支持婚姻中的过错方必须履行法定赔偿义务的精神

婚姻中的男女双方不论是因为何种目的而走到一起，一旦确立了婚姻关系，就是确立了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行为，这种行为是严格依照婚姻法规定相关规定进行的，并经国家行政机关明确予以确认。例如：现行的《婚姻法》第3条规定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的义务；第4条规定了配偶双方必须履行相互忠诚，相互扶助等义务。当一方不履行上述义务时，如虐待、遗弃、重婚、实施家庭暴力等，必然会导致无过错方人身或精神损害，而这种损害已经不能通过离婚得到补救，或者说即使是离婚也会在无过错一方的身心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痛。所以，只有通过经济赔偿的方式，才能使无过错方得到财产补偿和精神慰藉。显然，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体现了法律中支持无过错方得到补偿、过错方要受到惩罚的精神。

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效弥补了道德手段的不足，是对现有法律的有益补充

千百年来，这样一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将道德教化和王法典刑作为治理国家的两种利器，它们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因此，对婚姻中出现的问题，要么运用道德手段说服，要么运用刑法制裁。即使在社会中，在城市中由于接收外来事物较多，相对较多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不能否认的是仍有一部分人在无过错而又受到伤害时选择忍气吞声；在广大，这个现象更加严重，绝大部分农民认为家庭的纠纷只能依靠德高望重的长者出面训斥教育、家庭成员自身的道德约束、公众舆论对过错方进行谴责来控制，认为是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不宜惊动官府；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也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由，乐得不插手这种处理起来往往较为棘手事情，这反映出道德在约束婚姻过错方时的苍白无力。

从现实来看，道德在约束婚姻过错方时的苍白无力，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是收效甚微。有些损害婚姻家庭关系的现象，如：家庭暴力、家庭成员间的虐待、遗弃，婚外恋，包二奶、或、一方不顾另一方基本生活需求挥霍家庭共有财产、一方隐瞒另一方吸毒等呈愈来愈多的趋势。单靠刑事制裁也不行。首先是现行刑法只设有虐待罪、遗弃罪，而没有规定家庭暴力罪；其次多数家庭暴力由于损害轻微，达不到伤害罪的量刑标准，甚至有时当司法介入时，无过错的受害方抱着“反正还要一起过日子”的心理，反而多方为过错方开脱；三是刑法对重婚罪的构成要件有严格的界定，且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不宜放宽重婚罪构成条件，任意扩大重婚罪的适用范围，使得较轻微的侵害行为受到较严厉的制裁，从而使法律有失公允。但现实生活中，许多包二奶的行为并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那么，对尚未达到伤害罪的量刑标准，没有构成刑事责任的家庭暴力、虐待、婚外恋、包二奶等行为，从法律上强制过错方的对自己的侵害对象无过错方予以经济赔偿，能弥补现行刑法失之过重及其道德功能失之过轻之不足，达到了过错方受到制裁，无过错方得到抚慰的目的。

4、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赋予了婚姻审判的法律依据。

婚姻审判实践中，在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前，遇到的无过错方的损害，由于没有明确的可操作的法律依据，通常无过错方得到了同情、过错方受到了谴责，而无法得到实质的经济赔偿。而受侵害的无过错方的损害不但有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例如：过错方虐待、遗弃无过错方，对其实施打骂等家庭暴力，会造成无过错方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过错方重婚、与他人同居、包二奶、、等不忠诚行为也会使无过错方受到精神打击，心灵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痛。这些侵害因为于法无据而无法得到经济赔偿。另外，修改前的婚姻法仅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照顾无过错方。因此一些当事人就会想要钻法律的空子，故意夸大对方的过错或极力掩饰自己的过错，实现多得财产的目的，这也会使离婚诉讼充满了指责、敌对和怨恨的气氛。特别恶劣的是，有的过错方在离婚诉讼之前或过程中擅自变卖、转移和隐匿本应是夫妻共有的财产，有时使用销毁证据的手段导致无过错方受到财产和人身的双重损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这都给审判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惑与麻烦。许多离婚案件虽然以婚姻关系终止结束，仍然会留下的一系列无法通过审判手段消除的问题。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赋予了婚姻审判的法律依据，使得这些问题得到迎刃而解。

5、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给了弱势一方摆脱不幸婚姻的动力和保障

“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同”。这说明了幸福的婚姻是双方尽力履行各自义务，以使对方享受到对等的权利，从而使双方都能够感到满意。这就是说，不论结婚双方地位、财富、知识差别多大，一旦缔结了婚姻这个特殊形式的“契约”，双方就要忠实地履行各自的义务，从而使婚姻关系得到巩固。但是，如果这个“契约”不能够使双方得到想要的东西，甚至使得一方受到婚姻外衣掩盖下的欺凌，无过错方就能够行使解除这个婚姻的并取得赔偿以弥补自己受到的伤害的权利。因为婚姻中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义务；又因为婚姻是一种合约形式，在对方严重违约的情形下，守约方有解除合约的自由。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新的《婚姻法》生效之前，相当多遭遇婚姻不幸的人不愿离婚，即使已经身心俱疲，依然要继续忍受，为什么他们不选择离婚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离婚后生活将更加没有保障，甚至将会陷于困顿。由此，离开不幸婚姻受到了无形的手的干预，婚姻自由原则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也违反了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以后，就可以使无过错方根据受侵害的程度得到相应的经济赔偿，这样就消除了当事人为解除婚姻这个特殊形式“契约”带来的许多顾虑，从而给了弱势一方摆脱不幸婚姻的动力和保障，使他们冲出无形的牢笼，去寻找想要的幸福。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离婚在形式上范围上包括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两种方式。新的《婚姻法》对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适用于主要是针对导致离婚、发生于婚姻中的侵害行为而言，在实质上它涵盖了所有因侵害而导致离婚的范围，不会因为离婚的方式不同而不同。所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既可适用于协议离婚，也可适用于诉讼离婚，其效力不因形式而改变。

诉讼离婚是经过司法程序裁决的，其侵害的性质、侵害的程度、造成的后果、适用的法律、赔偿的多少都要由法庭做出裁决，其执行也是具有强制性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体现了国家干预的基本理念。协议离婚主要强调双方协商达成共识，只要双方认为能够接受这个结果就行了，损害赔偿的方式、赔偿的数额均可由双方商定，达成一致，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诉讼离婚主要是借助司法手段，所以，如果双方不能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则法院要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裁判。

离婚损害赔偿尽管是一个离婚的法律后果，它与离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我国《婚姻法》在“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内容中设置的这项制度，说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就是说不一定所有的离婚案件都会遇到损害赔偿的情形，如果当事人在离婚时并未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诉求，侵害方则可以对无过错方不予赔偿。这一点在司法解释第39条第3款有明确的意思体现。

所以，离婚赔偿制度不仅包含诉讼离婚，也包含协议离婚；不仅在离婚时无过错方提出赔偿诉求是可以实施，也可以在离婚时无过错方未提出赔偿诉求而不实施。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方式

我国规定的对伤害的赔偿情形包括了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种，在司法实践中，同样依据司法解释第28条规定的离婚赔偿方式包括两种：一是物质损害赔偿，二是精神损害赔偿。在婚姻存续过程中，可以认为物质损害赔偿主要是指未经合法配偶的同意，一方由于重婚、同居等行为使另一方遭受的物质损失。我国婚姻法中规定了夫妻双方的财产属于夫妻双方共有，也明确规定了夫妻可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属依据夫妻财产约定制度订立协议：1980年制定的《婚姻法》为适应、、家庭关系的需要，在第十三条的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系夫妻双方共有，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使约定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在新得以正式确立（从上看，我国的首次夫妻约定财产制立法则是始自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而后，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的若干处理意见》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对财产归谁所有以书面约定的，或以口头形式约定双方无争议的，离婚时按约定处理，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使我国的夫妻财产约定制有了较为明确的表述和较高的法律地位。

在2001年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中，新增的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作为已经生效的法律规范，我们可以从这一条文中参悟我国现行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具体适用。由于这样的原因，在有该财产协议的情况下，重婚方或同居方将其自身的财产赠给与其重婚、同居的第三方的行为应该是有效的，无过错方当然无权对该部分赠与财产主张权利。但是，如果该赠与行为到《婚姻法》第20条所规定的“夫妻间互相抚养义务”的履行时，无过错方仍可以要求过错配偶方赔偿因其不履行抚养义务而给无过错方带来的物质损失。

过去因为没有精神赔偿这方面的直接法律规定，遭遇精神损害的无过错方没有要求过错方对自己赔偿的法律依据，赔偿就无从谈起。直到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陆续出现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判例。根据这一解释的有关规定，无过错方因其人格尊严受到了损害，可以根据侵权人过错程度、分割手段、场合等具体情节，侵权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经济能力和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多重因素，来确定对重婚、包二奶、同居等情形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五、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

按照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的特性，离婚损害赔偿属于侵权责任范畴，其构成要件也应当符合侵权责任的特点，其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五点：

1、夫妻一方对离婚有主观上、行为上的过错。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不仅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在行为上也有过错的事实；而且该过错必须是导致离婚的过错，因为如果不离婚，就无法依据离婚损害赔偿制主张赔偿。如果对于导致离婚双方均无过错，则双方互不承担赔偿责任。

2、受害人无过错。这是《婚姻法》明确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受害人要件，即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必须没有主观过错。如果受害人对导致离婚也有过错，甚至是双方婚姻走向终结的始作俑者，那么，该方当事人就不能请求损害赔偿。

3、一方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规定，已经是违法行为了。如《婚姻法》第4条规定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第20条规定了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等，如果一方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情形，则明显违反了《婚姻法》规定的义务，已经具备了违法的性质。

4、请求权人有损害事实。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包括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的事实，否则就是于法无据了。《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是因破坏婚姻家庭关系行为而导致离婚的，才能够请求赔偿。离婚是这一结果的表现，如果没有出现离婚这一最终结果，即使侵害方的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另一方实质性的损害，也不能请求赔偿。

5、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过错一方的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谓直接因果关系，是指这些损害行为是导致离婚的根本原因。如果过错方对另一方的损害不至于导致离婚，则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畴；如果过错一方的过错与婚姻破裂无关，也不能构成此要件。

在审判实践中，必须同时以上五个构成要件才能依法判决离婚损害赔偿。

六、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情形

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有以下4种：

1、重婚。何谓重婚？我国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款第258条已做出了如下规定：“有配偶而再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以重婚罪论处。”此处的结婚既包括登记结婚也包括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虽然现行《婚姻法》已放弃了“事实婚姻”的提法，但司法解释第5条对此仍作了具体认定。即：在1994年2月1日前，有配偶而与他人发生事实婚姻，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发生事实婚姻的，也应构成重婚。因此第46条所指的重婚是指有配偶而再结婚，而并不是指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因为在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重婚的情况下，若该明知方原本未婚，那么由于重婚的一说本身就是无效的，无效婚姻不为国家法律认可，当然不会涉及离婚问题，从而也不会有第46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发生；或明知对方有合法配偶，那么该无过错的合法配偶只能依据“有配偶而再结婚”的重婚情节要求明知方根据第46条的规定给予离婚损害赔偿。因而第46条所指的重婚应仅限于有配偶而再结婚这一情况。由于重婚将一方有法定配偶的事实成为虚设，使原来法定的婚姻关系名存实亡，这本身就是对法律规定的践踏。同时，它又使无过错一方陷入精神痛苦。因此，因一方重婚导致离婚的，无过错一方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司法解释第2条中将同居定义为“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从上述规定来看，认定同居的充分条件是“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故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的“情人关系”、“艳遇”、“”、等都不应属于司法解释所指的“同居”范畴。而且从现实来看，“情人关系”、“艳遇”、“”、等对婚姻关系的损害也往往是致命的，它导致另一方陷入极大的精神苦恼，破坏了婚姻的稳固性。

3、实施家庭暴力。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是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近年来，家庭暴力事件升级以至于产生严重后果的报道经常见诸于报端，是影响婚姻稳定的一大突出问题。婚姻法从完善立法以惩治家庭暴力着手，多层次、多角度对家庭暴力作了限制，但家庭暴力事件在许多导致离婚的原因中仍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凡是夫妻一方有虐待或遗弃家庭成员行为。为什么法律不仅仅规定为“夫妻一方虐待、遗弃另一方”呢？因为家庭关系是复杂的，夫妻各自都有自己的血缘亲属，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违背了另一方的意志，也严重伤害了另一方的感情。因而这种行为导致离婚的，则无过错的另一方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七、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法律对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有严格的规定：

1、只能在离婚时行使。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下两种赔偿请求：一是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离婚而单独依《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的；二是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

2、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将离婚损害赔偿权利义务告知离婚当事人。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离婚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行使赔偿请求权，或者选择放弃行使赔偿请求权，人民法院不会在当事人未提出诉求的情况下判决某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赔偿。

八、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仍待完善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实施以来，对进一步保护公民特别是妇女的权益起了积极作用，但还有以下一些地方等待完善。

1、关于赔偿的权利主体。有的人认为，离婚案件中配偶双方均可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因为离婚当事人可以自由行使诉求权。同样，离婚案件中很少存在绝对过错，如果配偶双方均有过错，可按过失相抵原则处理。也有人认为，只有无过错配偶方才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事实上，在婚姻关系中绝对的无过错几乎没有，无非是过错的大小、情节的轻重有别而已，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过错都能导致离婚。对“过错”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它不仅仅是一种主观过错，在非主观情况下，由于过失造成严重影响婚姻关系的行为也算是“过错”，亦即是一种行为过错；其次，它是直接导致离婚这一结果的过错。也就是只有行为人实施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才能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那么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的“情人关系”、“艳遇”、“”、等行为不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法定过错”行为，受侵害方能不能成为请求赔偿的主体？

2、赔偿的义务主体。在离婚损害赔偿中，有“过错”的一方婚姻关系当事人为承担赔偿义务主体，实践中没有争议，但第三人是否可以成为赔偿义务主体？配偶以外的第三人不是婚姻的主体，但是在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中又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能不能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

3、关于请求赔偿的途径和时效

请求赔偿的途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没有明确的规定，“解释”也未做出解释。关于时效问题，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在司法实践中会给判案的把握带来难度。

：

1、《十三届四中全会汇编》

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4、《法国民法典》

5、地区《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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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领导，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推进依法治理进程

建立健全了普法、学法制度，我街道在上半年开展了街道干部学法活动，经过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进一步明确了工作中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定。提高了依法决策和依法管理的能力，增强了搞好法治创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夯实了依法治理基础。

普法教育领导小组加强了对全街普法工作落实的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和服务。采取街头宣传、法制讲座、标语、普法培训等灵活有效的形式，广泛开展社会治安、婚姻家庭、计划生育、义务教育、土地管理、拆迁安置等与群众自身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教育，开创了上下联动，互相呼应，丰富生动的法制宣传教育新局面，进一步提高普法宣传效果。

街道各级领导干部学习了《刑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五五”普法读本剩余内容及其它法律法规知识。在八月份还组织了机关干部的普法学习考试。考试合格率达100%。街道党工委中心组开展了专题学法讲座，有效提高了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同时，我们还征订了《物权法》读本，为下一步的学习做了准备。

广泛开展“法律进社区”等“六进”活动。为进一步推动街道居民学法活动的开展，我们在社区广泛开展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条例》、禁毒、反警示教育等法律宣传活动。“三八”节期间，我们组织开展了妇女维权知识讲座、法律咨询和创建社区“家庭零暴力”活动。3月7日下午，街道在太平村社区举办了创建“家庭零暴力”讲座，讲解了什么是家庭暴力、为什么会产生家庭暴力、如何在家庭暴力面前保护自己以及制裁家庭暴力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并就大家在工作中的实际需求讲解了与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劳动保护、家庭纠纷、婚姻等相关法律知识，还现场对代表们的一些现实案例进行了详细的解答，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意识，受到了广大妇女的好评。活动现场发放宣传材料1800多份，张挂展牌20块，为300多名妇女群众提供了咨询帮助，实实在在为相对弱势的妇女群体办实事、办好事，在妇女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各社区、各单位也积极通过板报、宣传栏、座谈会、专题讲座、法律咨询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法律知识。5月31日，街道司法所、关工委、妇联、计生办、团工委联合组织开展了“弘扬‘四自’精神，共创文明社区”社区行活动，我们在燕华花园社区举办了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等法律咨询宣传活动，为160多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配发宣传资料700多份，受教育者达1200多人，悬挂展板20多块，解答了社区群众在房屋产权纠纷、赡养、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家庭暴力、劳动工伤、妇女、青少年维权等问题，效果良好。根据区司法局部署和今年普法的要求，我们深入开展对基层普法的“六进”活动，共完成普法教育32场，辖区内18209人受教育，发放资料21712份，咨询3857人。

着力开展社区青少年法律学校活动。为了进一步加大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力度，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教育效果。年初，街道制定了青少年法律学校活动教育计划，根据计划内容，我们主要进行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反法制警示教育，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坚定理想道德信念。开展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案例分析会和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并结合暑期特点，举办家长法制教育培训班，并建立健全了相关工作制度。我们以社区为依托，以社区青少年法律学校为载体，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组织中小学生看法治教育片和军营一日游活动，举办了56期法制讲座，辖区2783人次受到了教育，学生上课覆盖率达98％。同时我们还大力加强在校学生法制教育，配备了8名法制副校长，并按照要求完成教育任务。在学校开展了青少年法制信箱工作，全年开箱94次，收到学生来信930件，解答学生提出问题892次。学生法律意识有了明显增强，辖区无青少年违法犯罪，受到了社区、学校、家长的欢迎和好评。7月21日，由市文化局、区禁毒办、区治安大队、xx派出所和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司法所共同组织在“别样年华”歌舞厅进行了主题为“珍爱生命，关爱自己，杜绝娱乐场所黄、赌、毒”的法律宣传。

二、以创建平安街道，促进社会稳定。

以加强平安创建工作建设为载体，以维护社会稳定为抓手，不断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坚持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法律保障。

（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紧紧围绕办事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作用，努力做好排查社会不安定因素和调处社会矛盾纠纷工作，及时掌握动态，积极预防矛盾纠纷的激化，充分发挥调委会在调处矛盾、纠纷中的生力军作用。进一步完善基层组织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将素质高、能力强、威望高的人员充实到调解组织，不断提高调委会队伍的整体素质，确保调解质量。并通过会议组织各类培训活动，为调委会成员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知识水平，熟练掌握调解技巧，把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健全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组织网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大调解”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每月进行排查疏理，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全部得到妥善化解和处理。通过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努力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技能和水平，主动、及时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做到对矛盾纠纷早发现、早调处、早解决。

2007年全街道共调解各类纠纷226起，调解成功226起。调处率、调解成功率都达到100%。我街道幕府山庄社区调委会还被评为江苏省“人民优秀调解委员会”。

（二）切实加强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为提高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和控制力，我们采取灵活多样的帮教方式，确保安置帮教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全街道2007年刑满释放人员13人，对所有刑满释放人员全部建立了个人档案，并确定了具体的帮教人实施帮教，完善刑满释放人员年度帮教考察记录。对外出打工的刑满释放人员，采用书信、电话等形式落实帮教考察。社区矫正工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抓好这项工作，对于促进地方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07年全街道累计接收57名社区矫正对象，现已解除矫正27名，有30名在矫正，无一名重新犯罪，矫正秩序持续稳定。建立健全了监管安全责任制，确保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到位、管理到位。拓展了公益劳动的形式和组织方式，提高了个案矫正的效果。矫正工作档案和服刑人员档案全部规范化，做到档案齐全、标准统一。全面强化了帮教组织机构建设，严格落实“一对一”帮教小组，选聘政治素质较高、责任心强的人员担任帮教小组成员，切实发挥基层帮教组织的作用。紧抓社区矫正的重点环节，规范“接收”、“解矫”程序，落实矫正对象分类帮教，教育专题化和改造人性化，监管考核分级等，为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确保了全年不出现重新犯罪。

（三）认真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地区稳定

突出重点，搞好服务保障。今年，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在全街范围内组织“双拆”，任务繁重，点多面广，涉及户较多。为了确保地区稳定，根据街道统一安排，由司法所牵头组织街道机关各科、室深入社区，宣传新拆迁政策，明确“双拆”范围和标准，消除群众疑虑，争取广大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支持，经过思想发动、组织协调、宣传政策、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顺利完成了拆迁任务。9月份，吉祥村社区陆家洼地段及幕燕风景区拆迁，工程的进展直接影响任务的完成。街道本着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思想，专门组织了司法所、办、城建科、农副科、经济科等工作人员深入社区第一线，上门做老百姓思想工作，了解可能发生纠纷矛盾的重点人和重点户，加强对社区工作的指导，通过宣传政策做思想工作，到10月底工程基本顺利完成。

强化措施,认真做好排查凋处工作。按照上级关于加强“两会”、“两节”期间的社会稳定工作会议部署和有关文件精神，街道在全街范围内组织力量做好集中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分类调处各类纠纷，重点防范社区矫正对象、安置帮教人员中的重点人头，集中排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学区划分、农民撤队等纠纷。为了确保“四会一节”期间的社会稳定，9月份，我们在全街范围内组织进行了社会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集中排查，坚持边排查边调处，认真疏理，切实做好集中排查调处工作，认真仔细地反复查找出可能影响地区稳定的不安定因素，真正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努力把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矛盾控制在源头，化解在基层，为十七大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载止目前，街道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共调解社会矛盾纠纷19起，调处率100%，成功率100%，劝阻群体性上访15起215人次。没有因调处不当或者措施不力而引发的“民转刑”案件。

（四）进一步规范法律服务，建立健全了对法律服务人员的监督、处罚机制。法律服务所全部实行统一收案、统一收费，财务手续齐全，并实行风险告知、首次接待、事中联络和事后回访制度。截止目前，法律服务所共为企事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12家，案件41件，非诉讼案件6件，解答法律咨询240人次，写作法律文书65件，参与司法行政37次，为全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服务。与此同时，加强对法律服务人员的投诉查处工作，对群众投诉法律服务人员的问题，我们制定了工作制度，并由专人接待，登记在专门的投诉登记簿上。对每一起投诉，我们认真调查取证，做好认定和处理，并及时反馈给投诉人。街道法律服务工作者规范执业，无违法违纪和违反职业道德行为。

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突出问题。认真贯彻《栖霞区对困难群众实行法律援助的实施办法》，按照“应援尽援，尽援优援”的原则，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让法律援助取信于民，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开展了法律援助宣传月活动，积极宣传148法律援助知识和《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全年为部分“双失双下”困难职工家庭和“低保”线以下的残疾人家庭发放法律援助爱心卡29张，切实解决了这些弱势群体的实际问题。法律援助人员以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负责的工作态度，认真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6件，开展送法进社区12场次，使法律援助这一民心工程取得明显实效，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和满意度。

三、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一）、普法工作资金缺乏，普法宣传工作须进一步加强。

（二）、个别社区调委会业务水平急待提高，未能起到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三）、两劳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须进一步加强。

总之，在今后的工作中，xx司法所将针对存在的问题，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十七大精神，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统揽全局，以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及切实搞好自身建设为保障，努力提高队伍素质，增强工作力度，进一步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四、2008年度工作要点

一以党的十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二继续推进法治创建工作，抓好“五五”普法教育，并探索将普法教育和公民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三、践行“三个代表”，发挥大调解中心的优势，积极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真正构筑起“第一道防线”。

四、加大安置帮教工作的力度，努力消除各种重新违法犯罪隐患。

五、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切实帮助困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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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离婚率 上升 不良影响 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1中国近年来离婚情况的现状

以常德市鼎城区民政局近几年的离婚登记数据为例： 2008年离婚登记1337对，2010年1923对，2011年已达到2120对，占整个婚姻登记的26.1%。统计中，我们发现离婚的对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2结合上述资料，离婚率逐渐增高的原因

2.1社会因素

（1）家庭功能的改变，且对家庭的重视程度降低。在以前，由于是传统社会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组织，上至六七十岁的父母，下至一二十岁的孩子都住在一块，对家庭有很大的依赖，因为家庭为其能提供社会教育、经济、娱乐等功能，人们对家庭的依赖程度很高。随着社会一天天的发展，人们对事业的追求逐渐上升，对家庭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下降，只是把家庭作为吃饭睡觉的地方，少了以前对家庭的迫切需要性，当家庭的重要性逐渐下滑时，必要性也就跟着下滑，同样会导致离婚率越来越高。

（2）有关离婚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法律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定。这就大大的增加了人们潜在对离婚无所谓的意识。对于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赔偿也只是规定了相应的补偿，但是没有确定的标准，实际操作也很难。只是规定了有过错的一方要损害赔偿，而没有规定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这就对受害配偶方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婚姻的维持。

2.2个人因素

2.2.1个人思想观念的转变。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太过开放，逐渐出现了网恋、闪婚等“超脱”婚恋观。而且主要集中出现在新新女性身上。这是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对新鲜事物比较敏感，对其模仿能力强，道德观念底。很多新新人们认为，现在的恋爱、婚姻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自己的感觉最重要，自己的爱情最重要，爱的时候很甜蜜，等时间长了发现不合适就散伙、就离婚。婚姻观念很淡薄，对待离婚上太过随便、没有发现婚姻的重要性而离婚。

2.2.2相互在一起的时间短不够了解对方就结婚

现在的很多夫妻都是由中间人介绍相亲后，觉得差不多就结婚了，再加上现在生活节奏快，使得双方都在忙碌自己的工作，了解的机会就很少，使得更加没有感情基础，有的地方还保留下聘礼，给彩礼的习惯，且数额也很“可观”在婚前男方父母把彩礼凑齐，婚后生活困难，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夫妻间也就会因为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不断使婚姻难以维持。

2.2.3家庭暴力思想的日益增长，使得婚姻难以维持

家暴是使得家庭分裂最危险也是最特殊的现象，在婚后由于、第三者、经济问题、心理变态等实施家庭暴力，这样对婚姻的伤害是致命的，很多夫妻就是因为家暴太严重而导致离婚。

3针对上述的原因提出相对应的对策

3.1应该不断完善对违反夫妻双方忠实义务的损害赔偿制度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婚姻法〉第28条规定：“在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中，过错方配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根据有过错一方对另一方造成的损害程度以及婚姻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决定赔偿的数额。但是仅仅是不忠行为只拘泥于金钱上的赔偿，或者是赔礼道歉这些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民事责任方式，是很多并未收到太多损失的人重新走前面的老路，甚至出现二次离婚，如此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只有加大惩罚力度，才会让侵害方在以后的婚外行为上悬崖勒马。

3.2应该提倡晚婚，以加强自身对离婚所带来的危害的概念

很多夫妻很早就结婚了，因此对婚姻重要性的思想很淡薄，有的人在20左右就结了婚，这个时候还属于花季年龄，心智不够成熟，很容易将爱情视为儿戏，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笔者觉得应该在27，8左右结婚，这个时候的人们都已经由幼稚蜕变为成熟，懂得为家人想想，懂得离婚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就会善待自己的婚姻，而且既然结婚再不合适的夫妻也能维持半年左右，这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偏大，男性女性都会想到怕离婚后因为年龄偏大而再找不到下一个，因此在离婚上面就会三思而后行。

4小结

家庭是生活的港湾，稳定的家庭都是用感情作婚姻的基石，用互相信任、理解和包容作婚姻的纽带，用共同兴趣、爱好作婚姻的色彩，用责任和忠诚作婚姻的堤坝，筑构完美的家庭，才是婚姻的常青树。缺乏互相信任和沟通，不能相互理解和包容，即使再婚，也一样生活沉重。再者，要规范婚姻登记，婚姻登记要实行全国联网，对离婚当事人要给更多调解、审批的时间，避免草率结婚和盲目离婚。

参考文献

[1] 巫昌祯.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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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道德规范法律化及其适用

新《婚姻法》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总则中的第4条指导性的规定，即“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相互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受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这条规定充分说明，立法者已经把道德规范法律化，把家庭美德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因此，这些道德规范已经不再是一般的社会道德，或者单纯倡导性条款，而是法律化的道德，属于法律调整的规范，按法律要求应当遵守的道德。

大家知道，法律与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维系社会正常关系的社会规范。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调整和规范婚姻家庭关系，既要靠法律，也要靠道德，二者缺一不可。这是由于涉及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既有保障人身权、财产权的问题，也有思想品德，旧的习俗方面的问题，因此，既要有法律强制性的规范，也要有道德劝导的规范。家庭美德作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这种差别不容忽视。现在的问题是：当道德规范纳入了法律规范，上升为法律条文，会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它是不是仍属于一般的道德规范，而不属于法律规范，不具有法律规范所特有的强制性。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存在不同的看法。具体说，对《婚姻法》第4条的规定，不少人认为，本条是纯属倡导性的规定，是与德治相结合的体现，是道德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还有人认为，尽管把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定，但并不能因此改变道德规范的性质，它既不具有法律规范的强制力，也不能因为规定在法律上就成了法定的义务。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上升为法律规定的道德规范，是已经将那些经过社会检验和筛选，又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一些社会公德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上升为法律规定，或者说转化为法律规定。因此，这些道德规范就不再同于一般的道德规范，而是已转化为法律，具有了法律的表现形式和法律效力，也就具有了法律规范所特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含义，赋予了它法律的属性，是法律化了的道德。一旦违反这条规定，就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也应当说明，新《婚姻法》第4条由于是把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因此，比较抽象、比较原则，在审判实践中适用这一条规定时，必须有相应的具体行为。比如，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必须要有不忠实、不尊重的具体行为才能依法追究。所以，在适用法律时，就既要适用本条的原则规定；又要运用具体行为的法律规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道德法律化的规定，才能成为一种法定的义务，而不只是向人们宣告一般的倡导，或只是一种内在的信念。诚然，如果仅仅是违反第4条规定，而没有相应的具体行为，不但不能以违反法定义务或者以侵权而给予制裁、惩罚，或追究其他法律责任，就是单独提起诉讼，法院也由于缺乏具体的诉讼请求而不能立案受理。这就如同《民法通则》第4条所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5条、第6条、第7条中所规定的“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尊重社会公德”等条文一样，虽然都属于法律化了的道德条款，是一种法定义务，但并不是具体的民事行为，因而单独提起诉讼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作为道德法律化的条款，法律与道德是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违反法律的行为，就必然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但违反道德的行为，不是必然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即使是已经成为法律规定的道德规范也是有区别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执法指导思想上忽视这些道德条款，更不能认为不直接为此承担民事责任，就不能给党纪、政纪方面的处分。

二、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与适用

新《婚姻法》确立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这是原《婚姻法》所没有的新规定。我国1950年和1980年的两部《婚姻法》，都规定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以及必须符合法定婚龄结婚和禁止结婚的条件，违反这些规定，按新《婚姻法》的规定就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应当宣告婚姻关系无效，或者五条件取消违法的婚姻关系。不过作为对《婚姻法》的解释，这并不是新规定，早在1952年，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司法部在解答未达婚龄的离婚案件处理问题时就指出：“《婚姻法》颁布后，未达婚龄而私行结婚或同居的早婚男女，任何一方提出离婚时，应视为婚姻无效，无于条件取消其违法婚姻关系。”但这只是答复意见，在《婚姻法》上并没有规定，也没有形成制度。新《婚姻法》则明确规定：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到法定婚龄的。凡是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新《婚姻法》还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新《婚姻法》对无效和被撤销的婚姻后财产的处理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对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除法律己明确规定之外，在实际执行中还有若干问题需进一步明确。一是谁有权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也就是说，除了婚姻关系的当事人之外，是否还允许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二是婚姻无效的情形在申请时已经消失的，是否还认定婚姻无效？三是对因胁迫结婚而请求撤销婚姻关系的，如何认定胁迫？哪些人有权申请撤销？对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一年的时间其性质是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间？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而在实际执行中又必须予以明确的问题。对申请婚姻无效，除了婚姻关系的当事人之外，还应当允许其近亲属有权提出申请，比如监护人等。因为婚姻无效的情形，实际是法律禁止结婚或不具备结婚条件，属于公法调整范围，允许近亲属有权提出申请，既有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执行，又有利于保护婚姻关系当事人和近亲属自身的权利，包括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方面的权利。在审判实践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判决婚姻无效要十分慎重，尤其对那些未达法定婚龄而“结婚”的男女，如果在人民法院判决作出前双方已经达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无论是否经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了登记，也无论是男女一方未达法定婚龄，还是双方未达法定婚龄，只要是在判决作出前，已符合法定结婚条件，就不能再宣告婚姻无效，而是应当按照《婚姻法》第11条的规定，责令去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不管是原来没有进行过婚姻登记，还是欺骗了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了登记，为了维护法律和婚姻登记的严肃性，都应当重新或者补登记。对未到法定婚龄的男女已经“结婚”，在宣告婚姻无效时之所以要重视婚姻的实质要件，这是新《婚姻法》的重要立法精神，如果我们把未达法定婚龄而“结婚”的男女，在判决时已经达到法定婚龄而宣告婚姻无效，就等于宣告已符合结婚条件的家庭为非法，也会使一些不很稳定的家庭加速分裂，甚至可能给重婚找到借口，所以，对“结婚”时未达法定婚龄的，宣告婚姻无效要严格审查，慎重从事。

新《婚姻法》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这里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受胁迫。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受胁迫是指婚姻关系中一方以给另一方本人及其近亲属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进行威胁，迫使其违背婚姻自由的原则而结婚。在这里，婚姻关系的一方，宜作比较宽泛的解释，即不仅应包括婚姻关系的当事人，还应当包括婚姻关系当事人的近亲属；不仅应当包括对人身权利的损害进行威胁，还包括以对财产的损害进行威胁，从而达到结婚的目的。由于因受胁迫而结婚的，显然与无效婚姻在程度和范围上对近亲属以及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都会有所不同，但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对本人或近亲属进行哪方面的损害，其目的还是为了达到使婚姻关系的当事人一方违反结婚自愿原则而结婚的目的。如果不是以此为目的而进行威胁，就不属于“因胁迫而结婚”，也就不属于《婚姻法》调整的范围。因此，因胁迫而请求撤销该婚姻的主体，不应当是婚姻关系以外的人，而只能是受胁迫结婚的本人，如果受胁迫者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里规定的一年，为除斥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延长的问题。

三、关于夫妻财产的具体规定与处理原则

新《婚姻法》与原来两部《婚姻法》相比，在夫妻财产制上完善了许多。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只对夫妻共有财产作了原则规定。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使得《婚姻法》上第一次有了夫妻约定财产制。但同时也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所得的财产均为法定夫妻共有财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如果夫妻共同生活时间较长，婚前一方的个人财产就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比如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活资料经过8年，贵重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有财产。婚后8年内双方对婚前一方所有的房屋进行过修缮、装修、原拆原建，离婚时未变更产权的，房屋仍归产权人所有，增值部分中属于另一方应得的份额，由房屋所有权人折价补偿另一方；进行过扩建部分的房屋应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这些规定，实际上对约定财产制作了很大的限制。

1980年第二部《婚姻法》颁布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夫妻婚前、婚后财产日益丰富，财产关系也日趋复杂，不但有各种不同财产形式和数额巨大的夫妻共有财产和婚前个人财产，而且有个人特有财产，这就给夫妻约定财产制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不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财产需要有约定，夫妻婚前个财产需要有约定，而且对夫妻个人特有的财产也需要约定。约定财产制是现代社会夫妻财产制度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力度，强调对财产所有者个人对财产独立的支配权。也可以说，为了使财产更加个性化，给予更有力的法律保障。所以，新《婚姻法》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可以约定，个人婚前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也可以约定。这就大大扩大了约定财产制的内容。新《婚姻法》第十七条具体列举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不能作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新《婚姻法》第十九条还增加了夫妻一方特有财产的内容，即一方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另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均可以约定，这是新《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的一个重大发展。至于夫妻对财产是约定还是不约定，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由于夫妻对财产的约定，不但对夫妻任何一方具有约束力，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抗第三人，因此，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也就是说夫妻对财产的约定是一种要式行为。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就适用夫妻法定财产的规定。

夫妻财产不仅是涉及夫或妻的婚前财产，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而且涉及到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夫妻结婚时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性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对离婚时财产的分割有预决的意义。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处理的原则是不同的，夫妻离婚财产分割，在充分考虑到保护子女和妇女的权益前提下，有约定的从约定。所以，新《婚姻法》增加了这方面的保护力度。比如夫妻离婚时，对共同财产在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这对保护女方权益也是十分有利的。在处理夫妻财产适用法律时，还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新《婚姻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有人认为，这一规定就是指有权任意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只是这种处分是不是有效待定，也就是夫或妻虽然有权处分，但处分可能是无效的。很显然，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既然法律规定有权处分，或者通过司法解释为有权处分，就不能说处分无效。所以，确切地说应当是有权按照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原则进行处分，说明处分是受限制的，任何一方都无权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而任意处分。二是新《婚姻法》第19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这又是一项新的规定，对此规定中“第三人知道的”如何判断，什么情况下就认定为“第三人知道”，这也是需要明确的问题。“第三人知道”不包括应当知道即通过其他事实推定出其知道，这是在适用这一规定时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对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所得的财产进行约定，甚至对婚前财产、婚姻存续期间特定归一方所有的财产进行约定，夫妻以外的人是很难知道的，当前也没有要求其进行公示，即使对这种约定进行了公证，或者有其他形式的登记，第三人也是难以知道的。事实上对大多数夫妻来说，他们也不会愿意将这种约定进行公示。因此，在夫或妻一方对外负有债务时，债务人是很难知道他们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否有约定，在此情况下，如果苛求于债权人或其他第三人知道，或者推定他们应当知道，就势必容易造成损害债权人或其他第三人的利益，使其合法债权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也容易使夫或妻以有约定为借口而逃避债务。所以，第三人是否明知，应当是由夫或妻已明白、清楚地告知了第三人。是否已告知，也应当由夫或妻负举证责任，否则就不能以有约定而对抗第三人。

四、关于离婚的有关规定及相关问题的处理

新《婚姻法》对与离婚相关的问题，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大家知道，实行婚姻自由，这是《婚姻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离婚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另一种形式是男女一方要求离婚，而另一方不同意离婚，因而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前者双方需要通过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准予离婚，或者通过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后者则只有由人民法院判决。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掌握离与不离的界限，或者说判断该离还是不该离的标准，仍然是看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这是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与新《婚姻法》一致的规定。所以，在离婚的标准界限上，两部《婚姻法》没有任何变化，也就谈不上离婚条件是严了还是宽了的问题。从审判实践来说，自1980年《婚姻法》颁布以来，一直是强调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离与不离的标准。坚持离婚自由，让当事人告别那些已经“死了”的婚姻，但也尽可能维持婚姻家庭稳定，避免草率离婚，给双方及子女带来不幸。对于在离婚条件上所谓的“唯理由论”，早巳被审判实践所摒弃。

新《婚姻法》除了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外，还具体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也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此外，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也应准予离婚。以上这些规定，是新《婚姻法》增加的内容，也是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早在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的司法解释中，就已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说明准予离婚的情形并不完全是按照过错原则来决定的。对于因上述几种情形之一而导致离婚的，是把有无过错区分开来，无过错方有权在离婚时请求损害赔偿。也就是说，有过错和损害赔偿是因果关系：有过错才赔偿，无过错不赔偿；有过错并导致离婚才赔偿，虽有过错，但未导致离婚不赔偿。由此可见，因过错而导致离婚的损害赔偿，只能发生在夫妻之间，不应当向夫妻以外的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即使第三人对造成夫妻离婚有过错，也不能构成新《婚姻法》所规定的损害赔偿。对于有过错一方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提出损害赔偿，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当无错方作为被告时，能不能提出损害赔偿，可能有不少人会提出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新《婚姻法》第44条及相关条文的规定精神，对这项诉权应当给予保护，人民法院可以与离婚诉讼一并审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必须判决准予离婚，如果是判决不准离婚，则不应当单独判处赔偿，这也是主诉讼与附带诉讼的关系，有如判决不准离婚，就不发生分割夫妻财产和子女归谁直接抚养一样。此外，对于有的当事人在离婚时没有提出损害赔偿的，而在离婚后又提出请求是否受理，也需要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作出回答。为了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离婚后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的，应当允许。但期限最长不应超过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如果无过错方作为被告在一审期间没有提出损害赔偿，而在二审时提出，如何处理，这在新《婚姻法》中未作明确规定。由于离婚诉讼是一种复合之诉，事实状态与法律关系相一致，所以，如果二审不能达成调解协议，就应当发回重审，以便更好地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进行道德和法制的宣传教育。至于这类案件的赔偿范围，除了物质赔偿外，还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并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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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婚姻则是家庭的前提和基础。家庭和谐，社会才能稳定。然而，近年来，不和谐婚姻数量的攀升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诸多的不安和困扰。为维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充分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现行《婚姻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了四种情形下，无过错方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但由于规定尚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笔者试图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以求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精神损害赔偿法定事由的完善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及《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八条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四种情形下，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四种情形是：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本文由收集整理除此之外，不能请求损害赔偿，范围明显过窄，不利于无过错方利益的保护。

（一）通奸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确立

从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看，配偶一方有通奸行为，另一方是无法获取精神损害赔偿的。而笔者认为，婚姻法确立通奸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必要和可行的。婚姻法应当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内容作例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陈述，并明确将通奸行为作为另一方配偶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直接将通奸规定为提起精神损害损害赔偿的事由，法官可以根据造成损害的大小判定精神抚慰金的多少，这样对行为人和受害人而言应当是公平合理的，也不会出现滥诉的情形，能更好地起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二）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

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离婚时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由于偶然的事情发现自己抚养多年的子女并非自己的骨肉，自己多年来对子女的感情付出突然付之东流，面对这样的打击男方往往会愤而提出离婚，要求女方返还抚育费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对于这样的情形如果处理，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情形，不给予受欺骗的男方适当的精神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受欺骗者不仅无端支出的抚育费有去无回，受到欺骗后心中的郁闷、愤怒、伤痛是可想而知的，法律对其伤害视而不见，有失公正。

（三）配偶一方有行为

配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事实行为，显然与通奸一样，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其应当作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法定事由的理由与通奸相同，笔者不再重复。

（四）婚前隐瞒患有精神病

对于有精神病史或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配偶，在婚后发作，而另一方在婚前基于一般的接触又是无法发现的，并且患病一方具有故意隐瞒情形的，受害人因此受到精神损害，应当赋予其赔偿请求权。

（五）一方骗取结婚证导致婚姻被撤消或无效的

一方在结婚时隐瞒对方，弄虚作假，如未到法定结婚年龄而虚构，或隐瞒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最后导致婚姻被撤消或无效的，另一方在这个过

程中势必有可能身心受到打击，特别是对于女方而言，在农村结过一次婚会影响其再次择偶，或错误的婚姻浪费了其宝贵的青春，使其失去许多择偶的机会，这样往往会使其精神受到伤害，法律赋予其精神损害赔偿权方显法律的公正。

（六）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重大犯罪行为

配偶一方犯罪，势必会使另一方感到在公众面前无法“抬头”，影响其正常的社交、生活，特别在农村，另一方配偶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某些重大犯罪行为，如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犯罪，会使另一方配偶同样产生蒙羞感，使其身心受到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赋予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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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高职院校；校园暴力；调查；对策

一、校园暴力的界定

“暴力”经常与其他描写类似现象的术语（如“胁迫”或“侵犯”、“攻击” ）混在一起[1]。有些定义集中于身体暴力，也有一些将语言或心理上的侵犯包括在内。校园暴力是暴力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此研究中笔者将校园暴力界定为：校园暴力是发生在校园内外，且其施暴者和受害者至少有一方是在校学生的暴力行为。

二、校园暴力的现状调查

（一）研究目的

近年来，校园暴力在全球范围内有愈演愈烈之势。我国国内校园暴力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当今严重的公共社会问题之一。高职院校由于其办学模式、生源素质等原因也成了校园暴力的重灾区。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江西省两所高职院校校园暴力现状的调查，了解高职院校校园暴力的真实状况及高职学生对校园暴力的看法和认知；探寻高职院校校园暴力的相关影响因素；寻求解决高职院校校园暴力的对策。

（二）研究对象

在江西省南昌和九江两地区各选择一所公办高职院校作为调查学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分别对这两所学校三个年级各随机抽取一个班级共6个班级360名学生作为研究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和空白废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321 份，有效率为 89.17%。

（三）研究工具及方法

（1）采用秦万山编制的《烟台市高职院校校园暴力调查与研究》问卷。该问卷是在我国司法部“校园暴力研究”课题组所设计研究问卷的基础上，根据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做了相应修改而成的一份调查问卷。

（2）采用档案研究法，以某高职院校保卫及学工部门的档案为依据，对该校2009—2010学年度发生的有档案记载的严重校园暴力事件进行调查。

（四）研究结果

1.省内某高职院校一年内严重校园暴力事件调查情况

为了更好地了解江西省校园暴力的真实情况，笔者对省内某高职院校2009—2010学年度一年内严重校园暴力事件进行了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学校保卫部门档案记载的校园暴力事件；学生管理部门（如学工处、各系部）记载在案或处理过的校园暴力事件等。调查到的严重校园暴力事件总共有32起，并对其中的部分暴力事件的当事人进行了访谈，开展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1）典型暴力事件

事件一：因2009年10月20日晚上，08级方某（男）伙同其他三位同学对05级何某（男）进行殴打，造成何某怨气未消，2006年5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在宿舍中，何某用左手勒住方某的脖子，右手持水果刀吓唬方某，说：“你不要动，我要杀了你。”在争夺中方某的手受伤，后被同学送往医院。事后双方均受到相应处分。

事件二：2010年3月16日05级董某（女）在校外受到不名侵害，由于惊吓过度，说话语无伦次、言行举止变得异常。3月21日上午，董某父母接到女儿老乡的电话后从云南老家赶到学校保卫部门报案，称该生于上周六到邮局办事时遭遇数名歹徒持刀抢劫并被刀划伤。经调查，发现该生背部脊椎骨两旁被划了两排整齐的浅浅的刀伤口，不像是持刀抢劫的歹徒所为，怀疑该生是否遭到害。校方遂将此案情向公安刑侦部门作了报案。

事件三：2010年3月16日早晨六点半左右，09级陈某（男）与同学在学校门口某网吧上网，突然冲进来四名陌生男子，其中两人各持一把砍刀，用刀背往陈身上打，另两名男子也对陈拳打脚踢。陈的同学杨某见状立即上前制止，于是四名男子将陈和杨强行拉到网吧门口并押上车。一路上陈和杨的头被压下，不让其看路，一直拉到郊外偏僻处，四名男子将二人押下车并带进芦苇丛进行搜身，抢走其手机及现金之后扬长而去。学校保卫处接到报案后立即向当地刑警报案并立案侦察。

事件四：2010年6月20日凌晨1点左右，黄某同学（男）与其朋友在网吧上网时，由于其朋友与一社会青年发生一点冲突致使该社会青年纠集同伙前来报复，他们突然抽出藏在衣服里面的砍刀砍打他朋友，该同学见状本能地站起来喊道：“你们干什么？”，结果那伙社会青年便拿刀朝他砍来，造成该同学头部被砍两刀且刀口很深、伤及神经，背部被砍五刀，被砍成重伤送往医院治疗。经警方努力已将暴力份子缉拿归案。

以上是一学年内发生在该高职院校的几件典型校园暴力事件。当前校园暴力的严重程度可从这些事件中窥见一斑。校园暴力已经严重威胁到在校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2）调查情况汇总表

现将省内某高职院校2009—2010学年度一年内严重校园暴力事件的调查结果以表格的形式汇总如下：

从表3可以看出，在校园暴力类型方面，学生之间的暴力行为最为普遍，所占比重最大，占65.62%；在事件性质方面，学生之间的打架斗殴行为发生概率最大，占43.75%；在事件的起因方面，因言语冲突引发的个案较多，占28.15%。

2.对省内两所高职院校的抽样问卷调查情况

（1）学校严重校园暴力事件

学校严重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学校的安全状况。本研究主要调查五种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让学生就他们学校中这几种校园暴力事件在过去半年中的发生情况做出回答。调查结果如下：

（2）学生校园暴力行为

学生校园暴力行为是指由学生自己所实施的各种校园暴力行为。本研究主要通过学生的自我报告，即询问学生在过去半年中自己是否有校园暴力行为；其结果见下表：

通过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抢劫、索要他人钱财或强迫他人做不愿做的事情 95.70% 4.30%

（3）学生校园暴力受害

校园暴力受害是指学生作为受害者一方遭受各种校园暴力行为或事件的侵害。调查结果见下表：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江西省高职院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校园暴力现象，应引起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及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三、校园暴力的应对策略探讨

校园暴力的存在严重危害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及身心健康、影响校园的安全稳定，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校园暴力的发生和蔓延。下文将就青少年学生方面预防和控制校园暴力的措施做初步探讨：

（一）增强心理保健意识，提高自身心理素质

在校学生应增强自己的心理保健意识，主动学习一些基本的心理卫生知识，了解自己所处成长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学会面对和处理好自己成长中的身心发展矛盾与冲突，努力提高自身心理素质。心理素质是人的总体素质中的基础素质和核心素质，在校学生应努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心理素质，比如，学会自制，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学会冷静，努力培养自己的理智感；学会自我调节，合理宣泄和排解不良的消极情绪；学会交往，正确对待和解决人际矛盾与冲突等。

（二）增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学生在面对暴力时，要有勇气和一定的策略，做到正确应对、及时报告，自觉增强法制意识，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加强青少年学生的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校园暴力，一方面可以减少校园暴力存在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亦可防止受害学生通过加入不良青少年团伙来反击暴力侵害以求自保而误入歧途，由此导致校园暴力的膨胀、蔓延。因此，学校、社会和家庭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自我保护意识，学会并掌握一定的防范措施，使学生在紧急情况下除积极自救外，能善于寻求他人帮助。

（三）学会适当减压，提高挫折承受能力

根据多拉德(J. bollard)的挫折—攻击假说(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目标性活动受阻时产生的挫折，是攻击的关键性前因[2]。世界儿童发展组织在调查了75个国家的教育环境后，针对各种各样的校园事件，了一份备忘录，明确列出学校生活带给青少年的20种不良压力，如学习压力、家长压力、人格贬低压力、经济比照压力、被孤独的压力、家庭暴力压力、校园内帮派暴力压力等。该备忘录指出，每个学生几乎要同时承受平均12种不同的压力，有的会更多甚至是全部[3]。学生压力过大容易引发挫折感，而强烈的受挫感又容易引发学生的攻击行为。因此，在面对来自环境、经济、学习、人际、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时，要树立积极乐观的应对态度，勇于面对、学会自我减压。心理学研究表明，能承受挫折的打击，保持自身心理平衡，是适应能力强和心理健康的明显标志。因此，大学生还应在实践中努力提高自己的挫折承受能力。锻炼自己对挫折的忍受性，练习使用建设性方式来应付挫折，提高对挫折本身的分析与认识，增强对打击的忍受力，预防攻击行为的发生。

（四）克服不良心理，培养健康人格

健康的心理是健康人格形成的基础，大学生应首先克服自卑、嫉妒、报复等不良心理，培养自信、宽容、理解、尊重他人等良好心理品质，逐步完善个性、形成健康人格，这样对防止大学生行为扭曲是十分重要的。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要完善自己的自我意识，正确地认识和接纳自我，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2）努力提高自己的情绪调控能力，学会自我调节，合理地排解消极情绪，经常保持愉快、开朗、乐观的心境；（3）学会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在人际交往中，应保持尊重、信任、友爱等肯定性态度，克服怀疑、敌视、妒嫉等否定性态度。尤其在遇到人际矛盾和冲突时，应学会镇定情绪、冷静对待、正确处理，以积极良好的心态协商解决，切忌莽撞冲动、意气用事或逞一时之能激化矛盾、用拳头或武力来解决问题，这样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人际摩擦引发的校园暴力问题。

此外，对于大学生中具有精神质、神经质人格或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个体，应利用心理筛查工具尽早发现、及早治疗和干预，及时将其矫正到正常的心态上来[4]。

总之，预防校园暴力应首先从学生自身出发，主动预防、积极应对，克服校园暴力产生的各种心理因素，消除产生校园暴力的不良心理基础，从根源上减少和控制校园暴力的发生；同时，家庭、学校和社会也应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全民预防、减少不良因素对校园暴力可能产生的诱发和刺激作用，消除校园暴力产生的各种外部条件，坚决遏制校园暴力。

参考文献：

[1]徐久生.校园暴力研究[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5.

[2][英]布莱克.犯罪行为心理学[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篇10

本案审理中，对于支持原告的离婚请求并无争议，但对抚育费和精神损失费可否支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原告对被告与他人通奸所生子女，法律上无抚养之义务，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做自己女儿抚养，被告不当得利应予偿还。同时，被告的行为对原告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应赔偿。

第二种意见认为，抚育费的请求不能支持，但精神损失费请求可予支持。原告已与“女儿”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且在履行做父亲的同时也享受了做父亲的权利，其抚育行为带有很大的人身属性，无法返还。赔偿精神损失的理由同前。

第三种意见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不予支持。原告为被告抚育女儿的花费，不能简单地与普通债务相类比，其中带有感情因素，无法计算，也无法返还。对于精神损失费，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能予以赔偿。

第四种意见认为，被告应赔偿原告的抚育费，但精神损失费不能支持。

本案在审理中争论极大，所涉问题比较复杂。分析被告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必须分析其行为的性质，对于本案的事实，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1.原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了养育非亲生女儿的责任。正因“不知情”，法律上原告的行为性质可排除以下两种定性：一是无因管理，二是法律上的父母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原告并无为被告着想而主动为其照顾抚育女儿责任的意思，他与女儿之间形成的“事实上的抚育关系”不能适用有关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规定。

2.原告在法律上并无抚养女儿的义务。有人认为原告在履行做父亲义务的同时，也享受了做父亲的权利，因此原告不能据此要求被告偿还抚育费，笔者不认同这种看法。因为这种情形与领养孩子做父亲不一样，后者是明知和自愿的，前者则是受骗和不情愿的。

3.被告获得了利益，且无法律根据。被告因通奸所生下的女儿应当负全部抚养义务?因生父未出来认领亲生女?，由于原告的不知情，受欺诈抚养被告女儿17年，此笔抚养费用，于原告来说是一笔大的损失，于被告而言则是在经济上少支出了，因此被告是直接的受益人，且取得该利益并无法律依据。当然，女儿也是受益人，但女儿作为未成年人是受抚育的对象，其受益有法律依据，非不当得利。

4.被告在主观上具有过错。被告与他人通奸，具有过错；在通奸生育女儿后，未对原告尽告知义务，又有过错；致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形下抚育其女儿达17年之久，过错责任仍属被告。

5.被告的行为对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害的同时也造成精神损害。原告一直将被告的女儿当做自己亲生养育，在突然获知非亲生之际，造成精神上之创伤是很大的。

6.原告的损害与被告的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