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植物的建议范文
时间：2023-12-19 17:50:0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植物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您好！我是学校六年级的学生。我经常在上体育课时发现，一些盆景的叶子被个别不文明的同学拔得七零八落，让校园变得不那么美观，同时也伤害了一个个小生命。
大家都知道，任何植物生长都需要时间。校园里的盆景也要长很久才能长出几片新叶子的。如果不经常提醒那些同学，植物们将受到严重地破坏。日积月累长期下来，植物还没有长出新叶子，旧叶子便被那些不文明的个别同学拔光了，植物也就枯死了。缺少植物的恶果将会影响我们的学习环境。
之所以发生这种破坏植物的现象，我想有很多原因。可能是个别同学调皮，还有可能是因为植物刚好摆放在了同学们的必经之路上……如果不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提出合理规定和做出相应调整，植物们很快就会面目全非了。所以，我建议：
1.把植物摆放在同学们不经常走的地方。
2.常常修剪植物，避免新枝叶突出，从而不让同学们乱拔植物，同时美化了学校的学习环境。
4.在全校进行保护植物的宣传。
5.给大的植物周围上一层比较结实的围栏，防止同学们踩踏植物的根。
6.在校内制定保护植物的要求，鼓励同学们互相提醒，认真做好。
这些小小的建议，希望校长参考。如有不当之处，望多多指正。
学生：吴倩婷
篇2
[关键词]职业暴露; 职业防护; 针刺伤
[中图分类号] R1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0）-10-001-01
31 cases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medical staff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LIAN Guizhen, ZHANG Lili, HUANGHaiwang
( The second hospital of Xia men， Fujian xiamen， 361021 )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medical staff professionalexposure status and find how to prevention them. Methods31 cases ofneedle-stick injuries in our hospital in 2009 were se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nurses were the main group of professional harm, in 31 cases,22 cases were nurses,about 70.97%. Syringe needle caused 13cases harm, about 51.61%. It was the most common instrumental caused injuries.Most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was caused by themselves. Conclusions Needle-stick injuries was an important potential dangerous caused professional harm. Clinical guideline must be standardized and professional safety training must be strengthened to reduce professional harm.
[Keywords] professional exposure; professional prevention; needle-stick injuries
职业暴露是指医务人员在从事诊疗、护理等工作过程中意外被患者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破损的皮肤或者粘膜，或者被含有乙肝、梅毒、艾滋病等病毒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的针头及其锐器刺破皮肤，有可能感染血源性传染病的情况。职业暴露损害了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现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为了防止职业暴露后血源性传染病的发生，提高医务人员自我防护意识，自2006年开始我院进行了职业暴露的监测管理，并于这几年进一步完善。
1 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09年 1～12 月全院发生锐器伤的医务人员 31例次。
1.2 锐器伤监测方法
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发生锐器伤时即填写《医护人员职业暴露防护登记表》，登记内容包括发生锐器伤医务人员健康信息，作病人健康信息，锐器伤发生时间、发生原因、锐器种类、受伤程度、受伤部位、锐器污染情况、伤害后处理情况等信息；定期随访,并将数据录入进行统计分析。
2 监测结果
2.1锐器伤害人员的岗位分布
在锐器伤害中，护士22人，占70.97%;医生 7 人，占22.58%；其他 2人，占6.45%。
2.2 导致伤害的锐器种类（见表1）
表1导致伤害的锐器种类
2.3 锐器污染情况（见表 2）
表2锐器污染情况
2.4 锐器伤发生原因（见表 3）
表3锐器伤发生原因
2.5 锐器伤害后处理情况（见表4）
表4锐器伤害后处理情况
3 讨论
3.1 锐器伤是造成职业性伤害的潜在危险因素
从锐器伤害的岗位分布及表1、表2来看，医务人员的皮肤被刺伤是职业暴露感染乙肝、梅毒、艾滋病等血源性疾病的传播途径之一。长期以来，医院感染控制主要是针对病人，而对医务人员因职业暴露而感染血源性疾病的情况关注甚少。近年来随着血液传染性疾病日益增多，医务人员因锐器伤害所引起的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医务人员职业感染的危险程度取决于人群中血液性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率。1992～1995 年全国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目前人口中乙肝总感染率高达 57.6%，乙肝病毒携带者已有 1.2 亿人，现患慢性乙肝病人200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医院工作人员中乙肝的感染率比一般居民高3～6倍。艾滋病的流行在我国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 ，随着AIDS 的流行，到临床就诊的 HIV 感染者和 AIDS 患者将越来越多，临床医护人员进行医疗活动时，HIV 暴露的机会也会增加[1]，因此，医务人员正面临着严峻的职业暴露的潜在危险之中。
3.2 规范操作行为是降低针刺伤的重要环节
从表3所示结果看，操作中刺伤自己的占 58.84%；配合中被刺伤及处理污物各占 19.35 %。伤害发生的原因与工作粗心、技术不熟练、配合缺少默契、不严格执行操作规程、自我防护意识淡薄有关[2]。为了避免针刺伤的发生，应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工作中细心、沉稳、忙而不乱，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操作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3.3 正确的处理措施可以避免伤害后血源性疾病的发生
从表 4 所示结果看，发生31 例锐器伤后均采取了正确的处理方法，即用肥皂水或流动水冲洗伤口，挤出伤口的血液，并用75%酒精或0.5%碘伏消毒伤口，24小时内（除个别拒绝外）均行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梅毒血液检测。同时抽取病人血液行以上四项血源性传染病（HBV\HCV\HIV\梅毒）检测，根据暴露源的种类采取有针对性用药等预防控制措施，并定期行血源性疾病检测。值得一提的是一名HIV暴露的医务人员，在发生暴露24小时（当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生建议暴露超过24小时后一般不主张用药，因为效果不理想。）后仍服用齐多拉米双无定片预防性用药，追踪一年后均正常末发生感染。尽管这样，也给受伤者带来了身心危害，同时也给医院造成沉重的经济压力。
3.4 加强对医疗废物处理的管理
严格按要求使用防渗漏、防刺破的锐器收集箱(盒), 操作完成后应及时将使用过的针头、刀片、缝针丢进收集箱(盒),减少污染锐器的暴露时间,避免引发锐器伤。
3.5加强医务人员职业安全的专业化培训教育是避免职业伤害的必要措施
医院管理者应高度重视防护教育，通过各种规范操作训练，纠正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不良的操作习惯和行为，提高自身防护意识，减少职业危害的发生。目前，我国针对医务人员较专业化的培训尚存在欠缺，因此，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及对血源性疾病传播知识的认识，树立良好的消毒灭菌观念是十分必要的。
3.6 加强职工健康体检
我院全院职工每年健康体检一次，并于2007年起对检验科等高危医护人员开展乙肝、丙肝、梅毒、HIV 一年监测一次，及时发现血源性疾病感染者。
总之，随着各种血源性疾病感染者的增加，医务人员接触机会也随之增加。因此，提高医务人员对各种血源性疾病的认识，增强医务人员的自我防护意识，预防职业性感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主体
【作 者】甘明，贵州凯里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光梓，贵州凯里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贵州凯里，556000
【中图分类号】D923.4；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72-005
The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of the Main Right Body in Protection Law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the Miao & Dong Autonomous Eparchy of 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Gan Ming，Liu Guangzi
Abstract：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and law analysis，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inheritor and colony have formed the duality main bo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nd gives some advices on legislation protection for the inheritor and colon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ins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heritor；Colony；Main right body；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Miao；Dong
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正在紧锣密鼓的起草过程之中，在这个法案当中，权利主体制度构建是最大的难点。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法学教授迈克尔・D・贝勒斯认为：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均须由特定的主体拥有。[1]目前，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主流文化通过理性扩张，正在利用一整套文化话语，全方位地消解和吞噬着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个性和历史传统，使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安全陷入危机。因此，保护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成为全球化语境中引起广泛共鸣的话题。由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具有个人(传承人)与集体(群体)相结合的二元主体结构的契合。[2]所以可以期望构建一种新的立法制度，既能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需要，又能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宗旨。
一、传承人与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任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和传承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传承人和群体，都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6年10月发表的《保护传统文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草案：政策目标与核心原则》，在第1条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定义诠释中，明确揭示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特征之一是“个人和集体的智慧创造物”。[3]另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了“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4]
1.运用田野调查法来论证传承人与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主体地位
通过笔者对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的调查，主要有祖传传承、师传传承和社会传承三种方式。其中传统医药、宗教祭祀、民间文学表现形式等主要采取祖传方式；苗族民居、侗族鼓楼、风雨桥的建筑工艺，苗族服饰、银饰工艺、宗教祭祀、傩戏、苗族议榔、侗族议款等主要采取师传方式；社会传承是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主要方式，民间文学、民间歌舞以及传统医药中的公共知识部分则采取社区全民传承的方式。祖传传承和师传传承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社会传承又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全民性。这三种方式虽然各自有所侧重，但又相互补充，由此构成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完整体系，加之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即雷公山、月亮山的阻隔，使得当地的农耕文明顽强地抵御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使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一脉相承，并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难怪世界乡土文化基金会把黔东南确认为中国“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十大旅游胜地之一(另一个是拉萨)。
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对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医药(苗族医药、侗族医药、瑶族医药和民间中草药)和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即苗族古歌、反排木鼓舞、锦鸡舞、蜡染、鼓藏节等；侗族大歌、琵琶歌、萨玛节等所有权归属的问卷调查表明：传统医药方面选国有占11.9%，选民间共有财产占74.3%，选家庭或个人私有财产23.85%；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方面选国有占16.14%，选民间共有财产占85.6%，选家庭或个人私有财产占10.7%。[5]可见无论是传统医药还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近97%的支持率，认为传承人和群体是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
2.现代知识产权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2.1.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知识产品特性决定了其应当受知识产权的保护
知名学者吴汉东教授综合各家之言对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所具有的法律属性作了高度概括：一是非物质性即知识信息是区别于物的另类客体，属于非物质财富的范畴；二是创造性即知识、信息与人们智力活动有关，产生于知识或精神领域；三是价值性即知识、信息作为民事客体，其意义在于它们构成了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利益。[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7]因而这种知识或信息也具有上述知识产品的法律属性[8]。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来自某一社区中个体或群体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认同感的表达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的来说反映了某一个体或群体在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感情上的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还包括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传统信仰等方面。可见它属于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但没有外在的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人们对它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而是表现为认识和利用。
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属于一种智力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反映劳动人民思想感情、表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艺术特色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智力成果，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智力成果的范畴，所以决定它适合用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为人们带来经济利益，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基于传统的以语言、音乐、舞蹈、手工艺品、故事传说等形式表达。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商业性使用可以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在大力提倡“返璞归真”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黔东南雷山西江苗寨、黎平肇兴侗寨[9]
2.2.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前面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接下来进一步来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关于知识产权的主体：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平等，是一种主体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自由选择，是一种取得创造者权利的机会均等；同时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平等，是一种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调，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合理分享。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了知识产权主体制度区别于一般财产权主体制度的重要特征。即一是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以创造者的身份资格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条件；二是知识产权的继受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限制取得，从而产生数个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享利益的情形。[1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主体资格，作为民事主体在民法上(包括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资格，是自然人及其群体成为民事主体的法律前提。而法律地位的平等与主体人格独立则是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主体资格的基本原则。同样在法律上有着自身的特征：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取得，是以创造者的身份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前提。无论是传承人或群体都是基于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取得创造者的身份，而授予行为是属于行政法律行为，与创造性的劳动一样，对权利的原始取得具有重要意义。借用美国学者的说法：创造性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源泉”(source)，而法律(国家机关授权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根据”(origin)。[11]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受取得，即祖传、师传和社会传承，这三种传承方式都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从而就会导致产生数个权利主体或群体对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享的情形。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立法保护构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更明确地指出“个人在传统文化表达的发展和再创造中起着中心作用”[12]可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再创造主要是通过传承人的活动来体现。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通过再现、模仿、表演、改编、收集整理等智力劳动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人或群体，尤以自然人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口传心授，人在艺在，人亡艺亡”的特点。所以应该主张：
1.成果确认权并给予相应的奖励。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群体性及成果形式的复杂性，基于保护要求，可以通过特定程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内容、表现形式、权属等方面进行确认。例如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7年6月3日命名首批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166位，其中苗族5位，侗族1位；《光明日报》2007年6月11日公布国家级目录中代表性传承人226名，其中黔东南有8名。(见附表1和附表2)据悉文化部办公厅2008年1月26日下发通知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州又有8人入选，他们分别是：《侗族大歌》吴品仙；《侗族琵琶歌》吴家兴、吴玉竹；《苗族芦笙舞》(锦鸡舞) 李金英 、余贵周；《木鼓舞》(反排苗族木鼓舞)万政文；《侗戏》张启高、吴胜章。目前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正在申报之中，建议各基层单位做好候选人名单积极申报。
另外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对于已经获得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称号的人员，有关部门应尽快地及时给予物质或资金上的奖励。应该给以定期定额生活补助，保证与同族其他人同等生活水平，使其能够有时间去传承文化。
刊《光明日报》2007年6月11日国家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226名 黔东南自治州8名(1)
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7年6月3日命名首批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116位
苗族5位 侗1位(2)
2.原创维护权。人们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修改、补充，但不能背离原创主体以及基本表现形式，不能歪曲、滥用或实施其他不正当利用和侵害。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在使用时应当明示原创群体或原创地名称。如台江苗族反排木鼓舞、侗族大歌、苗族古歌等等。
3.无期限保护权。这一权利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最本质的区别，其缘由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比如侗族大歌，据专家考证侗族大歌大约产生于500年前，是通过歌师世代相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每一个历史单元都是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而无法确定其起始点和终结点。
4.持有使用权。凡经确认的持有人和持有群体可以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使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基本形式，不同于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之立法保护构建
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群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主体之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传统部落、土著民族、或少数民族等群体在集体主义知识产权主体制度下，培育和滋养了集体创新机制，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加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现代知识产权激励理论来看，能够保障对个人创造性给予补偿的以集体为基础的所有权也可以达到激励创新的目的。[13]另外，承认集体主义财产权，可以使群体控制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减少，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的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主义知识产权模式，不仅一般地保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了产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背景。[14]更重要的是，承认群体作为集体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可以通过著作权特有的人身权制度，从法律层面强制性地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者，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的身份，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觉”，并逐渐把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性宣示转换为法律机制层面的操作，最终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
笔者以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为例，提出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建议以供专家学者参考。1.署名权。对外姓民族可以署名“侗族大歌”，这充分体现了对整个侗民群体权益的维护；对内则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而定：1)以地名或专属地流行曲调署名。如“小黄侗族大歌”、“茅贡侗族大歌”、“肇兴侗族大歌”等。2)以侗族大歌原创人员署名，如“嘎大用”即陆大用(乾隆末年“六洞”肇兴人)；“嘎万麻”即吴万麻(乾隆四十三年“十洞”宰拱人)创作等。3)以歌曲表现的内容署名，如“蝉之歌”，“上山歌”，“杨梅歌”等。
2.改编权。对侗族大歌的翻译、配器、填词等改编，首先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其改编的作品由改编人享有合法权益。根据改编的作品分以下情况：1)以侗族大歌的音乐曲调为素材，稍加艺术加工处理的作品，应注明“改编自侗族大歌×××，由×××创作。”2)没有具体的侗族大歌原形，但运用了侗族大歌的元素，应注明“作曲选自侗族大歌由×××改编或整理，×××作词”。
3.个人或群体的演唱权及相关的邻接权。为了保持其纯正，不被仿造和恶意歪曲，只能是侗民族才享有表演的权利。凡未经侗民族允许而使用的行为应视为侵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侗族大歌的艺术价值是由其演唱者实现的。因此对其演唱者应主张相关的邻接权。具体表现为：1)演唱者对其演唱的曲目享有复制、录音、录像的所有权；2)演唱者对其演唱应享有获取报酬的权利(包括他人现场直播和公开传播其表演、他人未经表演者许可录音、录像复制发行等行为)。
4.传播权。必须取得侗民族的允许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但为社会公共福利和传承侗族大歌弘扬侗民族优秀文化的除外。
5.经济利益的追偿及分享权，值得注意的前提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外姓民族要依法取得侗族大歌的使用权，并支付相应的报酬。对民间出现的一些私人制作并销售侗族大歌光碟的行为，也应持有经济利益分享权，使其获得的利润部分支付给侗族大歌所有权人。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创作和传承模式，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制度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两者都是一种集体与个人相结合的二元主体结构。因此，承认传承人和群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制度的权利主体地位，对于创设一种新型知识产权制度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张文显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90
[2]张耕.论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主体制度之构建[J].中国法学，2008(3)：55
[3]WIPO，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Expressions of Folklore：Draft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WIPO/GRTKF/IC/10/4ANNEX)，PUBLISHED ON October 2，2006，p.13.http：∥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10_4.pdf。2008-7-20
[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15条，http：∥baike.省略/view 1006148.htm，2008-12-06)
[5]贵州省黔东南传统知识个案研究报告集[C]，出版者不祥，2004年7月第14页
[6]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7-22
[7]《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http：∥baike.省略/view 1006148.htm，2008-12-06
[8]黄玉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J]，中国法学，2008(5)：139-104)：)
[9]
[10]刘春田主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 》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0-195
[11]L.Ray Patterson&Stanley W.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A Law of Users ’ Right，The University of Georgina Press，p.49―55，1991
[12]WIPO，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Expressions of Folklore：Draft Objectices and Principle，Publishedon October 2，2006，p.11，http：∥WWW.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10/wipo_grtkf_ic_10_4.pdf.2008-12-8
篇4
《亚鲁王书系》以《史诗颂译》《歌师秘档》《苗疆解码》三个分册呈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评价、保护、传承的原则为指导，全景展现了《亚鲁王》的传承地域、传承族群、传承地域的生态环境、传承族群的生活习俗、传承人的状况、传承的方式、传承中的变异情况等。贵州籍学者乐黛云先生在总序中称它“构建出一部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卓越典范”。
政府支撑：贵州各级文化机构层级互补践行文化担当
《亚鲁王》以其珍贵的文化价值于2009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点项目，被文化部列为2009年中国文化的重大发现之一，2010年5月被文化部列入国家级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亚鲁王》是一部研究古代苗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的活态百科全书，是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与精神承载，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贵州各级文化机构在搜集、整理、保护《亚鲁王》的过程中践行文化担当的重任。
贵州省文化厅积极履职整理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贵州“非遗”保护工作的主导者，省文化厅在“非遗”整理保护传承中认真履职，恪尽职守，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要求。《亚鲁王》被发现后，积极发挥在“非遗”保护中的政府主导作用，动员省社科院、贵州人民出版社等单位以及民间的学术力量、文化人广泛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亚鲁王书系》的成功，无疑是《亚鲁王》保护传承中的一个大台阶，是政府文化部门充分吸纳与整合社会和民间力量共同创造“非遗”保护传承精品的典型案例。
贵州省社科院大胆创新建设本土特色学科。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亚鲁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会时，省社科院院长吴大华即敏感地意识到，这将对贵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且能够为苗学平添前所未有的学术增长点，极大推高其影响力，促成苗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随着《亚鲁王书系》的推进过程及其精当呈现以及“亚鲁文化”概念的提出，省社科院大胆创新，顺应特色学科建设的新要求及时成立了“贵州亚鲁文化研究中心”，对未来可能诞生的、发端于贵州本土的“亚鲁学”进行前瞻的顶层设计。
紫云县扎实开展基础工作倾力打造文化新形象。2008年，刚上任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卫雨在向乡镇青年干部杨正江了解紫云地域特色文化的过程中，看到了16000多行用苗文记录的苗族东郎（歌师）的唱诵内容。深受感动的卫雨隐隐感觉到其中潜藏的抢救价值并展开工作。2009年，贵州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启动，紫云县文广局随即将发掘和抢救紫云地域特色文化列为工作重心，《亚鲁王》的正式搜集整理工作由此开始并向上逐级申报，由冯骥才领衔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专门派出专家调查组到紫云麻山地区采集信息，这部作品才真正进入当代文化界的视野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作为《亚鲁王》搜集、抢救、整理、保护、传承工作的最基础单位，紫云县始终高度重视并指导各项基础工作扎实有序推进，致力于将“亚鲁王”打造为紫云县的重要特色文化品牌。
编创团队：特色差异互补打造创作新模式
历时两年，整理史诗《亚鲁王》的选题经历了从单本（《亚鲁王・歌师秘档》）到双册（《史诗颂译》《歌师秘档》）到最终以全三册（《史诗颂译》《歌师秘档》《苗疆解码》）呈现的过程。这个探究民族史诗多维度呈现民族史诗文化的艰难历程，正是编创团队特色差异优势互补打造创作新模式的过程。
曹维琼：整合资源探索出版引领编创新模式。作为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的领头羊，曹维琼始终立足于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实际，致力于使其充分发挥文化聚集地、发散地和创新地的功能，为地方民族民间文化提供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为社会公众、专业学者与地方民族民间文化搭建优质的互动平台。《亚鲁王》发现之初，曹维琼从出版的角度切入，意识到可以跳出单纯整理史诗文本的局限而以创新整合的思路来展示《亚鲁王》；提出要充分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整体性展示，要置放于文化生态环境中去认识的建议。随即迅速整合资源与学术力量开始立项操作，探索出一条由出版引领的编创团队新模式。
麻勇斌：深度挖掘复原苗族传统文化碎片。作为一个以苗族原生宗教文化为主要研究方向的贵州本土苗族学者，麻勇斌对与亚鲁王相关的舞蹈舞步、饮食风俗、节庆原由、服饰纹理花色、祭葬习俗等进行深挖，他认为这种复合的民族记忆方式，是适应没有文字而记录刻骨铭心的英雄和事件的群体记忆模式，是令人称奇的传承智慧。所以，《亚鲁王书系》以史诗文本为基础，将苗族传统文化中分离的、散乱的苗族口传史诗诵唱、服饰纹样表意、舞步造型展示、节庆活动演绎、祭葬轨仪礼演等“文化碎片”复原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卢现艺：转换视角探索多学科摄影新途径。作为一个在外打拼多年最终选择回归贵州本土并长期致力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摄影工作者，卢现艺长期行走于贵州乡野，积淀了丰富的民族文化摄影经验与素材。这位在中国摄影界率先开创将民俗摄影与文化人类学田野考察相结合来记录文化的摄影家，在偶然发现“亚鲁王”线索之后，便穿行于麻山地区在当地“潜伏”了一年多，用精美绝伦充满张力的图片对《亚鲁王》进行了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的记录与诠释。
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坚守田野拓宽基础研究空间。作为一个在2012年只有6个农民、3个借调老师、1个专职人员构架却蜚声中外的亚鲁王工作室，如今已在政府的重视下升级为副科级单位。其带头人，一个改写了苗族文学史的“80后”苗族青年、《亚鲁王》的最初发现者和整理者――杨正江，正在亚鲁王文化热中大展拳脚，带领着一批《亚鲁王》的传诵者和热爱者，坚守在麻山腹地做好更广泛更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史诗挖掘，同时拓宽视野向相关基础研究迈进，《亚鲁王书系》之《史诗颂译》因其兼通苗语与汉语而保证了史诗整理编译的准确、原生与古朴，《歌师秘档》更是他们访谈整理歌师口述史的汇总呈现。
成果呈献：多维度有机互补探索民族史诗整理新范式
当“跨学科搭建民族史诗整理展示的新平台”这一目标找到了立足点――史诗本体、传承族群、传承人、传承方式、传承地域、传承地生态环境、史诗传承变异这“七根柱子”之后，关于非遗整理保护的一条学术路径逐渐初现，一个多维度有机互补探索民族史诗整理的新范式被成功构建。
三条新路径探究《亚鲁王》学术价值。《亚鲁王书系》基于新理念、新视角、新方法的三条新路径造就了对苗族英雄史诗整体探究的集大成者：《史诗颂译》用苗汉双语对照的方式整理编译《亚鲁王》，是对《亚鲁王》文本价值、文典价值、文献价值的研究；《歌师秘档》对68位传承者歌师进行访谈研究，是具有“步骤可逆性”的文化人类学记述文本；《苗疆解码》对《亚鲁王》千百年来得以活态原真、传承有续地在民间口头流布的自然生态之码、社会生态之码和文化生态之码进行观察研究。三个分册共同以口传史诗《亚鲁王》为主要线索，把碎片的、平面的、专业的事相描述，拓展为完整的、立体的、普同的文化叙述。
篇5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分类
准确地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分类，是我们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前提。只有明确目标，才能有的放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可以分为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活动与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六类。
从上述概念和分类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主要表现为技能、技术、知识的传承；在特定的区域内由创作成员世代相传（100年以上）；与生活密切相关；是活态的遗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物质文化遗产中，注重的是具象的物，比如说“剪纸作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注重的是精神的、无形的，是通过固态载体和活态载体的相结合来为人们所认知的，比如说针对于剪纸而产生的“剪纸技艺”、 “剪纸相关习俗”等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系
在我国，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最传统的方式保留在农村。但是，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加快，现代工业文明正逐渐取代古老的农耕文明，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壤正日益消亡。更由于一些地区对“新农村”的片面理解，认为一切都要新，搞一刀切，走极端，使得农村的文化生态环境恶化，传统的文化记忆不再。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切新的民族文化赖以根植的母体和本源。珍爱和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守住我们民族的根，维护我们民族文化的特异性，不被强势文化所侵蚀。
由此，我们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保护、继承了“旧”，才能更好地发展、创“新”，二者并不对立，而是有机地融合、渗透在一起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程。如何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实践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摆在我们基层文化部门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秀洲区是浙江嘉兴市的一个县级区，地处杭嘉湖平原，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千百年来，秀洲人民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遍布乡间的灶画纯朴粗犷、造型夸张、色彩艳丽，是秀洲现代民间绘画的母体语言之一。
在过去，秀洲区农村每户人家一日三餐全都依赖灶头做成，家家户户都建灶画灶，因而造就了众多的民间灶画艺人，每个村都有三至四名，其手艺为前辈传授。但是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原先做饭的灶头大多都已经被现代煤气灶所取代，灶画也自然消失在城市化的进程之中；有些人家既保留了传统的灶头，又添置了现代煤气灶，但灶画已经部分或全部被印有图案的瓷砖所替代；只有居住在偏僻地方的农户，仍依赖着灶头过日子，传统灶画艺术得以保存。由此，秀洲区的民间灶画从艺人数日益萎缩，一些灶画艺术已经失去了传人。
为保护、传承和发扬这一江南独有的民间灶画艺术，近几年来秀洲区文化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围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16字方针，制定和采取了多项计划和措施，来打造民间灶画之乡。
首先，投入资金用于本区民间灶画艺术的挖掘和保护。早在2004年，秀洲区对全区12名优秀灶画艺人就进行了先期立档。在以后逐年的非遗普查工作中，对全区115个行政村进行了调查摸底，全面记录、拍摄了民间灶画制作工艺流程，搜集、收藏了民间灶画艺人祖传的灶画图案资料，制作了内容详实的系列档案。
其次，加强民间灶画艺术的研究工作。建立区民间灶画艺术研究专题组，负责制定五年保护发展规划，陆续建立民间灶画艺人的数字档案并发放从艺补贴。创建浙江省第一个民间灶画传承基地，邀请民间艺人传授灶画艺术，并在学校开展灶画艺术教学专课等等。
最后，与农村文化活动相结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弘扬传统的灶画艺术。通过开展 “百村文化长廊”――乡村艺术表演擂台赛之民间灶画比赛等系列活动，将传统技艺与新颖活动形式相结合，既丰富了农村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宣传展示了优秀的传统灶画艺术，并不断引导着广大农村群众的文化自觉，去发现和保护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6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七）总体要求。现代植保体系是适应经济、社会和生态总体要求，以服务现代农业为主要任务，以现代科技、现代装备、现代人才和政策保障为支撑，实现农作物病虫害可持续治理的新型农业防灾减灾体系。通过集成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物质装备，实现植保体系监测预警信息化、物质装备现代化、应用技术集成化、防控服务社会化、人才队伍专业化和行业管理规范化。着力促进防控策略由单一病虫、单一作物、单一区域防治向区域协防和可持续治理转变，着力促进防控方式由一家一户分散防治向专业化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转变，着力促进防控措施由主要依赖单一化学农药向绿色防控和综合防治转变。
三、建设重点
（八）建立健全植保信息化平台。完善国家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网络、防控指挥调度网络和检疫监管网络。国家重点加强跨国境、跨区域迁飞性、流行性和检疫性病虫的区域性监控站点建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因地制宜加强当地病虫害监控网点建设，建立县级标准观测场和乡镇观测点，重点作物、重大病虫和重点疫区要增加监测站点的密度。充分应用物联网、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以及雷达遥感监测等现代信息手段，加快构建国家和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信息系统、病虫诊断和防控指挥系统、检疫审批和疫情追溯系统，全面提升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防控指挥和检疫监管等信息化水平。
（九）强化重大病虫害防控能力。建立健全县级以上重大病虫害应急防控指挥体系，加强重点区域的应急防治设施设备建设，完善重大病虫疫情应急预案，强化分类管理。着力加强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小麦条锈病等跨区域迁飞流行性病虫害的区域联防联控，推进源头治理和统防统治；着力加强蝗虫、草地螟、粘虫等暴发性、突发性害虫的应急防控，建立一批高效应急防治队伍，做好应急防控演练，增强突发灾害应对能力；着力加强小麦赤霉病、稻瘟病、小麦吸浆虫、农区鼠害等常发性重大病虫害防控指导，提高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控能力；着力加强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建设和非疫区建设，完善疫情与扑灭补偿机制，提升重大疫情阻截防控能力。
（十）加强植物保护执法监管。严格引进种子种苗的检疫审批管理，建立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的追溯体系，加强重点种苗繁育基地的检疫措施。严格种子繁育企业、种子批发市场、销售大户等关键环节的检疫管理，建立有效防范植物疫情传播的联合执法与检打联动机制。加强植物检疫员队伍管理，严格考试、考核、准入和退出制度，规范植保植检执法队伍的持证上岗、着装管理和执法行为。强化农药监督管理，加强农药质量监控、风险评估和使用指导，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药坑农害农等不法行为。
（十一）强化植保科技创新。加强植保科技创新和团队建设，密切农科教和产学研协作，加强病虫害发生规律、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强农作物区域性重大病虫综合防治试验室和野外观测站建设，大力研发植物疫苗、病虫分子诊断、抗病虫品种、航空植保、物联网应用等高新技术，着力研究解决植保基础性、前沿性和实用性技术问题。加快植保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鼓励科研、教学单位专家深入基层开展植保新技术示范推广。加强病虫害生物防治、生态控制、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等关键实用技术的集成应用，做好农机农艺融合和良种良法配套，强化科学用药指导和农药抗性监测评估，大力推广绿色植保技术，全面提高农药利用率和病虫害科学防控水平。
（十二）加强植保公共服务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县级以上植保公共服务体系，强化植保机构的公益属性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综合防治、植物检疫、农药应用指导等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发展基层植保实用人才队伍，县级植保机构原则上每10万亩作物不少于1名植保专业人员，环境复杂或病虫害多发重发地区应适当增加植保人员；重点农业乡镇原则上不少于1名植保员，逐步建立村级农民植保员队伍，并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深化植保用人制度改革，采取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择优聘用的方式，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植保公共服务队伍，确保县级以上植保专业人员比例不低于80%。着力培养植保科研人才、执法管理人才、对外交流人才和推广应用人才，不断提升植保队伍的整体素质。
（十三）大力扶持发展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快培育多元化、规范化的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鼓励支持科研单位、教育机构、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和基层农技组织等开展植保社会化服务。完善病虫害防控补贴机制，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病虫防治服务的方式，推广技物结合、全程承包防治等服务模式，优先支持粮食主产区、经济作物优势区和重大病虫源头区实施专业化统防统治。建立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的备案制度、效果评价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推进专业化防治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和规范服务，强化病虫害信息服务和指导，引导植保专业服务组织持续健康发展，切实提升植保社会化服务水平。
（十四）着力改善植保物质装备条件。继续实施植保工程项目，强化重大病虫监测防控设施建设，完善县级病虫监控站点建设，在迁飞性流行性病虫发生的关键通道建设一批国家级的区域应急防治中心和航化作业场站。配备病虫调查监测、信息传输、检验检疫、防控处置等仪器设备；大力改善重大病虫防控作业条件，因地制宜装备大中型高效植保机械，鼓励有条件地区发展无人机、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防治病虫害。加快高效环保型新药剂、新剂型、新器械的研发。积极支持开发病虫害监测防控专用产品，推进害虫天敌、生物制剂和高效低毒农药等绿色植保产品产业化发展，不断丰富植保物质基础，改善防灾减灾手段，提高现代植保物质装备水平。
（十五）大力开展植保从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各级植保服务人员的分级培训制度，县级以上植保公共服务机构的在岗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每5年轮训一次；乡镇植保员和村级农民植保员，每个聘期培训不少于一次。省级植保机构人员和市级植保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培训由农业部统一组织实施，其他人员培训由地方各级农业行政部门或植保机构组织实施。积极组织开展病虫害综合防治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活动，强化对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从业人员的培训，切实提高植保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新技术的应用普及率。
四、保障措施
（十六）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部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完善县级以上重大病虫防控指挥协调机构，密切部门间的协作与配合，切实落实重大病虫疫情“政府主导、属地责任、联防联控”的防控机制，将病虫害监测防控、疫情处置和农药管理等工作纳入农业部门考核事项。在病虫害防控关键时期，要加强工作督导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篇7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生命健康权 刑法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命健康权特殊刑事保护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包括刑法在内的许多部门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命健康权保护，只是停留在将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阶段上，还没有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殊身份进而构建更为有效的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标准和程序的严格性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政府在认定传承人之后，其他任何公民因恶意对传承人的生命或身体机能进行损害导致其无法进行传承或无法进行有效传承，都将对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如将剪纸艺术文化的传承人的巧手砍掉，这样无疑使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更好地体现其社会价值，甚至最终导致传承的断裂。
关于生命权。政府在认定传承人之后，其他任何公民为对传承人资格的侵占或阻碍传承而对传承人进行杀害，虽有刑法的故意杀人罪进行保护，以及民事法律中的死亡损害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但对传承人的杀害所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自然人的死亡，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某项独特技艺的失传。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独特性及不可替代性，单单对传承人进行一般的保护，并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特殊性要求，也与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相吻合。
关于健康权。政府在认定传承人之后，其他任何公民因恶意对传承人的身体进行损害导致其无法进行传承或无法进行部分，如对剪纸艺术文化的传承人的巧手砍掉，这样无疑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断裂。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命健康权侵害的刑法保护路径
2.1将其确立为特殊罪行并适用单独罪名
应考虑将部分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毁灭罪单独予以处罚。实践中，部分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可能会符合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主观上知道对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晓自己的杀害或伤害行为可能会对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效果造成不利影响；第二，其伤害或杀害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目的动因就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丧失其传承功能；第三，其杀害或伤害行为直接造成传承人不能履行其作为传承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当某一行为符合上述特征时，无疑构成犯罪，在确定罪名时课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毁灭罪是可行的。以该罪对其进行处罚其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法律原则，既能够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对于符合上面条件的传承人生命权的损害，我们需要的是制定特殊条款，在故意杀人罪中增加一项对传承人这个特殊主体予以特殊保护，
2.2 视为通用罪行的加重情节从重处罚
当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侵害行为符合前述特征时，适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毁灭罪尽管是适当的，但从立法和实践上需要完善的地方更多，这涉及到对刑法罪名的增加，需要对刑法进行修正，技术上认定该行为要件也并不十分容易。同时，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身权伤害行为适用单独罪名，还可能涉嫌违背平等原则，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置于普通公民之上，实行特殊保护。因此，应该考虑，适用一般罪名即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但加重处罚。
在考虑对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身权行为施行刑法处罚时，将其视为加重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量，则同样能够起到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身权的功效。对于应否从重处罚的判断也必须考虑以下几点：一是行为人是否明知受害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否明知行为会或者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危害结果；二是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否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丧失其传承功能或者其传承功能受到限制；三是行为人最终结果是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构成重大危害，即是否发生行为人所希望的结果。当然，不应仅靠刑法上加重处罚，还应由多部门法联动，如从民事赔偿角度导致传承人丧失或部分丧失传承能力的，其赔偿金还应包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赔偿，从行政处罚角度，还应考虑此行为主观恶性及较大社会危害性，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参考文献
[1] 韩雪冰.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J].辽宁经济，2011（7）.
篇8
在哪
【关键词】 槲寄生生物碱；P53；RT-PCR；人肝癌细胞株SMMC-7721
Abstract Objective：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mistletoe alkali on P53 expression in Human Hepatocarcinoma cell SMMC-7721. Methods:MTT assay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mistletoe alkali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Hepatocarcinoma cell SMMC-7721. RT-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technique was used to evaluate P53 mRNA expression in human Hepatocarcinoma cell SMMC-7721. Results:Mistletoe alkali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growth of SMMC-7721 cells in a time and dose-dependent manner. After exposure of SMMC-7721 cells with mistletoe alkali at 0.100mg/mL for 24 hours, the relative intensity of P53 mRNA expression level as determined by RT-PCR increases markedly (P＜0.01). Conclusion:The stimu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anti-oncogene P53 by mistletoe alkali may underlie the molecular basis for it to inhibit tumor growth
Key words Mistletoe alkali； P53; RT-PCR； Human hepatocarcinoma cell line SMMC-7721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居恶性肿瘤的第二位[1]，且原发性肝癌具有起病隐匿、进展迅速、高度恶性、易转移复发、治疗难度大、生存期短等特点，被称为“癌中之王”[2]。目前肝癌以外科手术为首选治疗方案，但术后5年生存率并不理想，总体只有62.9%，大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仅34.6%。近年来应用传统的中药治疗日益受到重视。槲寄生为桑寄生科植物槲寄生［Viscum coloratum(Komar)Nakai］的干燥带叶茎枝，其味苦、平，归肝、肾经，有祛风湿、补肝肾、强筋骨、安胎作用[3] ，且槲寄生有较好的抗肿瘤效果[4] 。本文从分子水平探讨槲寄生抑制肝癌的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在哪
1.1 材料
1.1.1 细胞株 人肝癌细胞SMMC-7721，购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研究所。
1.1.2 主要试剂和仪器 RPMI1640(GIBCO)，胎牛血清(杭州四季青公司)，二甲基亚砜、MTT(Amersco)，RNA提取试剂盒、RT-PCR试剂盒（宝生物公司），琼脂糖（Promega），引物（上海生工）、Forma CO2培养箱（美国），ELX-800酶标仪（美国），Enpddorf低温离心机（德国），PCR仪(美国)，紫外分光光度计（日立），倒置显微镜、凝胶成像系统（上海康乐）。
1.1.3 药物 槲寄生购于包头益仁堂中药房，山西医科大学药学系扬官娥教授鉴定该中药为槲寄生并非其他寄生。槲寄生生物碱由本校化学教研室予以提取。将提取物以碘-碘化钾试剂、碘化汞钾试剂检验呈阳性反应，证明提取物为槲寄生生物碱。
1.2 方法
1.2.1 体外细胞培养 细胞培养于含10%胎牛血清、100mg/L青霉素、100mg/L链霉素的RPMI1640培养基中, 37℃、5%CO2培养箱中培养,每2天换液1次。
1.2.2 MTT法测定槲寄生生物碱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取对数生长期的肝癌细胞调整至1×105/mL，取0.200mL接种于96孔板，置37 ℃、5%CO2培养24h后弃原培养液,加入浓度为0.200mg/mL、0.100mg/mL、0.050mg/mL、0.025mg/mL槲寄生碱培养液各0.200mL，每个浓度设6个复孔，分5次重复，并设阴性对照、5-Fu阳性对照（10μg/mL）和空白对照孔，同时作3个板。分别作用 24h、48h、72h后倾去上清液,用D-Hanks洗涤2次，各孔加入5%MTT 0.020mL，37℃4h后吸去上清液,加入DMSO 0.150mL,振荡10min使结晶充分溶解后上酶标仪490nm处测吸光度A值。抑制率(%)=(对照孔A值-实验组A值)/对照孔A值×100 %。依据MTT结果用改良寇氏法计算IC50。
1.2.3 槲寄生生物碱对人肝癌细胞SMMC-7721P53 mRNA表达影响的测定 （1）细胞给药：取对数生长期的SMMC- 7721细胞调整至2×105/ mL,2.500mL接种于6孔板,置37℃、5 %CO2培养箱，培养24h后弃原培养液,对照组加入不含药物的培养基2.500mL，试验组依据MTT结果加入含浓度为0.100mg/mL槲寄生生物碱培养液2.500mL培养24h(抑制率为38%)。（2）总RNA的提取：用RNAiso Reagent提取试剂,经氯仿抽提、异丙醇沉淀，分别提取实验组和对照组细胞总RNA。提取的总RNA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260nm和280nm下检测其吸光度值，以A260nm/A280nm比值表示其纯度。（3）引物设计：参考文献[5-6] 及GenBank中基因序列设计引物。P53上游引物：5′-TGTCCCCGGACGATATTGAAC-3′，下游引物：5′ -TTCCTTCCACTCGGATAAGATGC-3′；β-actin上游引物：5′-GTGGGGCGCCCCAGGCACCA-3′，下游引物：5′-CTCCTTAATGTCACGCACGATTTC-3′。（4）RT-PCR反应：逆转录取总RNA 1μL按反转录试剂盒要求配成10μL反应体系，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进行逆转录PCR反应。转录条件为30℃ 10min、50℃ 20min、99℃ 5min、5℃ 5min，共一个循环。（5）PCR反应：β-actin扩增条件: 94℃预变性2min，94℃ 30s，55℃ 30s，72℃ 1min，35个循环,72℃延伸8min。P53扩增条件：94℃预变性2min，94℃30s，56℃30s,72℃1min,35个循环,72℃延伸8min。
1.2.4 半定量分析 将扩增的RT-PCR产物在2%琼脂糖凝胶中电泳45min。电泳结束后在紫外透射仪下观察电泳条带,于凝胶成相仪上进行目的条带的密度定量,以目的基因条带的密度与内参β- actin的密度之比作为该目的基因的mRNA的相对含量。
1.2.5 统计学处理 实验结果用SPSS 11.5统计分析软件处理，数据用x±s表示，行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在哪
2.1 槲寄生生物碱对细胞增殖的影响 槲寄生生物碱对SMMC-7721细胞有显著生长抑制作用，且呈剂量和时间依赖方式，0.100mg/mL和0.200mg/mL浓度组在24h、 48h、72h均表现出抑制SMMC-7721细胞生长作用，抑制率分别为38%、52%、75%和52%、74%、93%，且作用强于5-Fu。 0.050mg/mL组及0.025mg/mL组也表现出抑制SMMC-7721细胞生长作用，在3个时间点抑制率分别为9%、21%、49%和0%、5 %、23%，但作用弱于5-Fu。
2.2 RT-PCR结果
2.2.1 总RNA抽提结果 所提取RNA经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A260nm/A280nm比值为1.8，说明提取的样品为较纯的RNA。
2.2.2 槲寄生生物碱对人肝癌细胞SMMC-7721 P53 mRNA表达的影响 0.100mg/mL槲寄生生物碱作用24h后能增强人肝癌细胞SMMC-7721 P53 mRNA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电泳及P53 mRNA/β-actin mRNA半定量见图1及表1。
图1 槲寄生碱对肝癌SMMC-7721细胞P53 mRNA表达的影响（略）
M为Marker，1、3为对照组，2、4为药物组，1、2为P53，3、4为β-actin内对照
表1 槲寄生碱对肝癌SMMC-7721细胞P53 mRNA表达的影响（略）
*与对照组比较P<0.01
3 讨论在哪
槲寄生是我国传统中药，分布广泛，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地区，资源丰富。为了开发利用天然资源，国内外的学者作了大量的工作。目前证实槲寄生有抗肿瘤、抗病毒、抗菌、免疫调节、抗氧化、抗衰老等作用。目前研究较多的是槲寄生苷类的结构及槲寄生毒肽的抗肿瘤作用，对生物碱的研究不多。彭海燕等[7]的研究表明槲寄生生物碱在120mg/kg计量时对小鼠肝癌H22 的抑瘤率可达73.8%。肿瘤抑制基因是肿瘤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热点。P53基因与肿瘤关系最为密切。野生型的P53基因产物监控基因组的完整性，当DNA受到损伤时，野生型P53产物通过转译后的稳定作用，蓄积、促进细胞周期停留在G1期，用这额外的时间进行修复[8]。野生型P53基因的结构和表达异常是肝癌中最多的基因改变之一[9]。
本实验从分子水平探讨槲寄生生物碱的作用机理与基因表达的关系。我们选择了与肿瘤发生关系密切的基因P53作为研究对象，检测其mRNA的表达。研究发现，槲寄生生物碱0.100mg/mL作用于肝癌细胞株SMMC-7721 24h后，野生型P53表达增强。这表明槲寄生生物碱可能激活抑癌基因P53而使癌细胞死亡从而发挥其抗肿瘤作用。对于槲寄生生物碱作用后其他浓度及时间点基因表达的改变有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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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什么是民间文艺
民间文艺，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总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她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勤劳、勇敢、乐观、聪慧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繁衍生息过程中，在数千年的农耕时期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精神财富。民间文艺来自民间，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审美观点和艺术情趣，从古至今，在人民的生活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民间文化艺术，是一代代人创造的，又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和磨砺，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式与特色，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的民族根基。它形态姿彩各有殊异，价值作用各有所别，但无论怎样，按其不同的特征与属性，可用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予以概括。动态艺术也就是表演艺术，包括民间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以及具有民族民间代表性和传统节日中的庆典活动，民间游艺活动等。静态艺术也就是造型艺术，包括民间绘画、雕塑、瓷艺、纸艺、刺绣、染织、编织、灯彩以及反映民族民间生产、生产习俗和历史发展的服饰、器物、用具等。在这些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中，由于分布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风俗习惯、流传时间的长短等因素，而表现较大的差异性。有的地方动态艺术尤为突出，有的地方静态艺术相对集中。
二、民间文艺的品类和特征
俗话说：“十里不同俗”。民间文艺，具有地域性，但又不绝对受到地域所限制，有着广泛的流传性。民间文艺除了产地不同，风格不同和上述所说的基本特征、属性外，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具有不计名利的群体性，充满自尊的豪情性，自我表演的娱乐性。尤其是表演艺术，其热闹的场面、涌动的人气，更能吸引人。因为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节奏的，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没有张驰。生产中不可无节日，节目里不可无活动。民间文艺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多彩的，内容有庆丰收，有庆祝历史上本民族战胜自然灾害或抵御外强的胜利，也有庆祝历史上某一事件的圆满解决，从而增强民族团结等。由于节日是喜庆节日，其形式无不带有民族民间自娱自乐气息。通过传统节日活动，以示新年大吉大利，百业兴旺等美好祝愿。民间文艺活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活动的民办性，节日活动大多都是非官办的，而是群众集资、群众操办、自我表演、自我欣赏、自得其乐；二是活动的重复性，节日活动的内容，也如活动本身一样，一年四季、年复一年沿袭数十年以至数百年。尽管如此，表演者积久成习，上传下承，群众年年观看，年年百看不厌。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文艺尽管会不断充实许多新内容，创造许多新的品类，但它总是沿着自己的根脉向前延伸的。直至今天，乃至未来，特别是与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距离较远的某些民间文化形态，其传承性表现更加强固、更为久远。这其中，民族民间语言和艺术，民族民间习俗、礼仪、节庆，共同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基本方式，传递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一个民族来说，民间文化习俗、民间的文学艺术、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等，是民族特征与个性最鲜明的表现，是本民族基本的识别标志，它是民族情感的载体，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之所在，也是维系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中华民族来说，它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是文化发展的根基，也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资源。
三、民间文艺的载体和受众
民间文艺不靠文字记载，也不靠文字来传播，它是一种活动着的文化现象。它的载体是人的自身。它依赖人的信仰、追求、生活环境与人的语言、行为、思维心理活动广为传播、世代相承。人的一生，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礼仪民俗。诸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礼相往来、婚葬习俗等等。这些民间礼俗、迁延了数千年，至今依然还在广大人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实行着。议程的内容与形式虽随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有所增减或变化，但它的基本因子还是随着民众生活的延续而得以传播与保存。所以我们说，民间文艺的根须，一直延伸到当代各种层次的现实生活里，依然存活在当代各种人物的千差万别的情态与心态之中。
民间文艺，无论大小，无论动态、静态，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段歌舞、一片刺绣、一幅剪纸、一个故事，都是民风、民俗的再现，历史的浓缩，它永具魅力，对我们后人来说，都弥足珍贵。民间文艺中的有些形式，也许已经不是我们今天群文工作一定要开展的活动。但是，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性质、特点及其演变规律，我们却不能不研究。因为群众文化工作主要参加者（或称对象）依然离不开广大民众，广大民众本身既是民间文艺的载体，又是民间文艺的受众。
篇10
种子管理法规等方面论逑了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规则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
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规则；借鉴；政策建议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形式。由于其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巨大促进作用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国际间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组织――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也于1961年成立，使世界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UPOV公约对植物品种的授权条件做了统一的规定，要求植物新品种必须具备特异性、稳定性、新颖性和一致性，并分别对“四性”做了具体的规定。为了适应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生物技术发展对植物新品种提出的新要求，UPOV公约先后经过了三次修订，分别形成了三种文本：被1972年补充公约文本修正的1961年文本；1978年文本和1991年文本。UPOV的现有的49个成员国分别适用不同的文本，其中有2个国家受被1972年补充公约文本修正的1961年公约文本的约束；包括中国在内，有33个国家受1978年公约文本的约束，还有14个国家受1991年公约文本的约束。1991年文本与1978年文本相比，在对新品种的保护力度上进一步加强，虽然我国现在适用的是1978年文本，但是随着我国科技和农业的发展，及加入WTO之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加入公约1991年文本是必然的趋势，我国应当为此在政策法规和配套措施方面做一些准备工作，争取早日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
1 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管理规则
UPOV的成员国受不同的公约文本的约束，同时各国的国情也不一样，因此，各国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管理规则也各不相同。
1．1 国外实施植物品种保护的管理模式
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管理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
1．1．1 专门立法实施保护
这种管理模式是根据UPOV公约采取专门保护的方式，通过国内专门立法对植物品种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这种模式由于管理部门的不同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农业部统管，如加拿大、日本、瑞士等；二是在农业部的领导下，在农业部之外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单独设立独立的有关植物新品种管理办公室进行管理，如德国、英国、荷兰等。
以加拿大为例来说明第一种情况。加拿大于1990年8月制订了植物育种者权利法，并于1991年3月加入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加拿大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职能的是植物育种者权利办公室，该办公室是农业部粮食生产检查分部植物产业局植物产品处的一部分。同时，还成立了由农业部部长任命的植物育种者权利顾问委员会，来协助育种者权利办公室工作。委员会包括各种组织的代表，如植物品种的培育者、种子零售商、农民、种子生产者等。
以荷兰为例来说明第二种情况。荷兰是较早开展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家，早在1941年，荷兰就通过了一项法律，以育种者权利的形式，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1967年，荷兰加人了UPOV。目前，在荷兰负责育种者权利申请的主管机构是植物育种者权利委员，这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和育种者的机构，由与育种者没关系的技术专家和法律专家组成。委员会共有5名成员，共同决定是否批准对植物育种者权利的申请，决定的依据是对该品种的技术检测，测试工作在委员会的测试中心进行。
1．1．2 利用专利法实施保护
这种管理模式对植物新品种采取专利保护的方式，由专利局统管，如意大利、匈牙利、新西兰等。这种模式究其实质内容而言是符合UPOV公约的规定的，但在某些程序或行政事务方面与专利保持不同程序的联系，有时又把这种模式称为“由专利衍生的专门方式的保护”。以意大利为例。根据意大利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令规定，专利局受理有关品种权的申请事宜并处理授权等日常事务，但申请是否批准及授权则必须征得农林部的建议后做出；农林部负责对品种进行审查、检测，申请人应向农林部提供新品种繁殖材料，接受审查；专利法中有关强制许可的规定适用于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但是该许可须由专利局根据农林部的建议颁发；为了对植物品种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农林部内部还成立了包括专利局局长和审查员在内的顾问委员会。
1．1．3 专门立法和专利法保护相结合
这种管理模式是专利和专门方式两者并存。即在同一国家内，针对不同植物新品种采取的繁殖方式采取了由专利局管理和由农业部领导下进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混合管理，采取这种管理模式的国家是美国。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有较长的历史和比较成熟的制度，在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过程中，美国首创了植物新品种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实际保护。1930年5月23日美国出台了植物专利法，将无性繁殖的植物品种(块茎植物除外)纳入了专利保护范围。1970年国会颁布了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并于1971年实施。目前美国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采取两种方式：对无性繁殖作物(但不包括块根、块茎植物)和遗传工程方面的品种通过植物专利保护，由美国专利局与商标局负责审批；对于有性繁殖作物的品种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保护，由美国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负责审批，该办公室设在农业部农业市场服务司科技处内。
1．2 国外檀物新品种保护的审查制度
目前，国际上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审查制度包括三个部分：申请、审查和授权。即品种权人向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管理部门对申请进行审查(包括测试)，授予品种权人品种权。以美国、法国为例介绍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审查制度。
1．2．1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审查制度
美国植物新品种的审查完全依靠申请人提供的书面资料来进行，具体的审查程序和操作方法如下：
首先，申请人向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提交申请书和繁殖材料。申请书包括五张表格，说明表A――品种起源及育种过程；说明表B――特异性说明；说明表C――品种的客观描述；说明表D――品种的其他信息(选择性)；说明表E――品种权人声明。繁殖材料一般为2500粒种子(如果申请品种为杂交种，则要求申请人同时提供杂交种和自交系)。审查员除留下极少量种子用于审查外，将剩余种子送到科罗拉多大学的种质资源库保藏。
然后，审查员根据申请人所提供的信息审核品种权人的佥性及申请品种的新颖性。一般情况下，审查员在一周之内完成形式审查，之后，审查员将申请文件中有关品种特征特性的信息录入到审查数据库中，并检索数据库，与已知品种进行比较，最终得出申请品种是否符合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结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27个月。
最后，审查合格后，签发证书和公告。审查员将打印出的检索结果与审查意见一并送交办公室主任
审核，如果审核意见是肯定的，主任再将授权建议和申请品种档案(复印件)呈交农业部部长核定，如果是肯定意见，将由办公室主任和农业部部长共同签发授权决定和签署品种权证书，同时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公报上予以公告。
1．2．2 法国植物新品种的审查制度
法国的植物新品种审查制度包括两块：一是植物品种审定，二是种子检测。在法国，植物育种者将植物新品种提交政府部门审定的目的是为了登记注册，然后获得品种保护。植物种子检测包括商业种子生产过程的控制、种子质量分析书面证书的颁发。只有获得官方发给的合格证书的种子才允许投放市场。从总体来看，法国植物新品种的审查共三步：申请登记注册、申请保护、种子检测，只有通过登记注册的品种才能申请品种权保护。
1．3 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技术准则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技术准则是指一项植物新品种被实施保护必须具备的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国际上通用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技术准则要求植物新品种必须具有新颖性、特异性、稳定性和一致性，同时植物新品种必须有合适的名称。其中，新颖性和必须有合适的名称是授予品种权的形式条件，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是授予品种权的实质条件。
1．3．1 新颖性
新颖性是授予品种权的形式条件之一，它要求申请保护的植物品种是一个新的品种，确定植物新品种的新颖性主要是以商业销售为依据，所以有的国家又把新颖性称为商业新颖性。UPOV各成员国都根据公约对本国植物新品种的新颖性做了规定，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可能在语言描述上有一些差异。
美国对新颖性的规定是，一个在申请日前未被销售，或在美国销售未超过1年、在境外销售未超过4年(木本植物为6年)的品种被认为具有新颖性，是新品种。而对于杂交作物如玉米而言，销售或使用杂交种被认为是销售或使用了其亲本自交系。
日本对新颖性的规定和美国相似，要求申请品种的整株或植株部分在日本于申请之日前，不能在贸易活动中转让，在日本之外，不能超过四年(林木和藤本植物不超过6年)。
在英国，新颖性要求品种是新的，即在申请品种权前该品种的繁殖材料或收获物未被销售，或以育种者同意在英国销售不超过1年，在英国以外的地区销售木本植物不超过6年，草本植物不超过4年。
1．3．2 关于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
植物新品种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是授予植物品种权的实质性条件。对植物新品种的特异性、致性和稳定性的检测又叫DUS澜试，DUS测试是植物品种审定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只有通过DUS测试的植物新品种才能被授予品种权。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准则的与众不同之外在于其对特异性、致性和稳定性的审查是所有UP-OV成员国中唯一通过书面材料进行实质审查的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自己没有建立DUS测试中心，一般不组织DUS测试，也不进行田间实地考察，只是要求申请人提交对申请的品种的详细客观描述和对特异性的详细说明(必要的时候还要对特异性状进行数量说明，给出具体数值和统计分析结果)，以证明申请品种权的新品种是明显区别于在递交申请以前任何公众知晓或已知的其他品种。这里的明显区别指基于一个或多个可鉴别的性状，且在系谱图上有差异可以为此提供证据。审查员就依据这些书面信息做出是否符合授权条件的判断。
在法国，植物新品种要获得保护，就必须进行实际的DUS测试。品种检测的手段以田间观澜为主，实验室分析为辅，田间观测的期限一般是2~3年。为了排除农业土壤与气候环境对植物品种的影响，每一个物种一般都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测点，所有观测与实验室分析都是由法国品种鉴定与种子检测中心的专门人员负责进行。每一个物种都有一个农业部任命的DUS检测专家组，在作物生长季节，品种鉴定秘种子检测中心的负责人要邀请专家组在两个不同的实验点进行至少两次集体实地观察与评价。最后，通过测试的品种才能授予品种权。
1．3．3 关于新品种的名称
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必须具备适当的名称，并与相同或相近的植物属或者种中已知品种的名称相区别。《公约》1991年文本中规定，植物新品种的名称应具有区别品种的能力，不能仅用数字表示，不应导致误解，或在品种特征、特性、价值或类别或育种者身份方面造成混淆。
2 国外实施植物品种保护的管理规则对我国的借鉴
我国于1999年加入UPOV，成为其第39个成员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我国也才仅仅实施25年多的时间，还存在许多问题。借鉴其他国家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促进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实施。
2．1 管理制度的借鉴
从管理模式上来看，我国是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是采用专门立法的形式，根据UPOV公约，制定了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目前，我国从管理制度上来说迫切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修订目前的植物新品种申请、审查和授予的程序，以利于加快植物新品种申请的审批速度，使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及早得到保护。
二是针对我国目前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及农业企业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国家应当出台相关政策，相应减少品种权申请和审查的费用，以提高育种者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积极性。
三是尽快建立我国的植物品种权与服务体系，扩大品种权人队伍，提高现有品种权人的素质。
2．2 品种审查制度和技术准则的借鉴
借鉴国外经验，我国植物新品种的审查制度和技术准则建设方面重点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建立已知品种性状描述数据库。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品种权申请以书面审查为主，DUS测试为辅。但如何依靠申请材料进行书面审查，一直是目前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美国也是实行书面审查的国家，该国按照植物属或者种统一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测试标准，申请人按照国家制定的测试标准进行田间测试，然后将测试结果填入技术问卷报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农业部据此进行审查。审查员进行书面的主要依据是美国长期建立的已知品种性状描述数据库进行书面审查，特别是对特异性状进行计算机检索。由此可见，建立已知品种性状描述数据库是进行书面审查的技术基础与关键所在。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应当尽快建立植物新品种性状描述数据库，以便科学、高效的开展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工作。
二是尽快建立相应的DUS测试中心，包括国家DUS测试中心和分布于全国各地的14个分中心。要采取中央、地方政府和承担单位共建的原则，充分调动科研、教学单位的积极性，利用已有的科研设施、仪器设备及试验场，不搞重复投资，成熟一个启动一个，到2005年全面完成测试中心建设。同时，也应当加快植物新品种的DUS测试指南的编制工作，借鉴UPOV公约的测试指南，结合我国的实际，早日出台具有较强实用性的测试指南。
三是在DUS测试中，重点规范区域测试。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实施：首先规范现在试验设计，对承担试验的单位和试验条件进行严格审核取舍，选择符合要求的测试点承担测试任务；其次，根据品种保护或审查的需要设计相应的表格，根据表格内容进行测试并完成测试报告；第三进一步统计试验分析方法，能采用显著性测验的项目尽量采取显著性测验，不能采用的要用百分比或统一的标准；第四，对品种进行综合评价并建立品种测试数据库，普及测试中的计算机管理与应用。
3 政策建议
通过对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管理规则的研究，针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加入WTO后对农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促进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政策建议如下所述：
3．1 加大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投入力度
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普遍重视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投入，因为这种投入的回报是巨大的。例如德国每年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投入高达5 000万欧元，而我国目前的投入还不足1000万人民币。因而，我国应当逐步加大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投入力度，保证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建议国家财政部拨出专款，设立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植物新品种保护审查、测试体系建立、DUS测试和品种数据库的建设。另外，还要加大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宣传投入，增强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减少侵权或假冒案件的发生，维持市场秩序。此外，还应增加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专业人员和队伍的培训的投入，重点强化对省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种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植物新品种保护中介机构的人员的培训。
3．2 强化执法体系建设
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核心环节是切实保护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由于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不强，所以我国当前植物新品种侵权和假冒现象比较普遍，品种权人维权也存在一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大打击和处理假冒与侵权行为力度，整顿种子市场秩序。
首先，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规，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提高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档次，保证司法机关在处理品种权纠纷时有法律依据。其次，尽快制定与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相适应，符合植物新品种保护特点的审判标准，使权利人能够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侵权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进一步完善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司法制度。最后，科学的制定植物品种权侵权的法定赔偿标准。
3．3 加强植物新品种使用权转让的合同管理
一方面，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法》、《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界定职务技术成果和非职务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权属，尊重农业育种科研单位对农作物品种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另一方面，严格对品种权转让的合同管理，要求农业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转让品种使用权时，必须严格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签订有关品种开发、转让、咨询、技术入股等合同，并且在合同中详细规定品种权的归屑、如何使用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等事项。
3．4 完善植物新品种审查测试体系
审查测试体系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中重要的环节，直接决定是否对一新品种授予品种权。首先，应尽快建立和健全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审查测试体系，包括国家DUS测试中心和各地14个测试分中心。其次，尽快建立已知品种性状描述数据库。建立已知品种性状描述数据库是进行书面审查的技术基础与关键所在，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应当尽快建立植物新品种性状描述数据库，以便科学、高效的开展植物新品种权的授权工作。最后，加快培养DUS测试专业技术人员。DUS测试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要求测试人员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由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开展时间较短，DUS测试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建议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学科中开设DUS测试教程，专门培养DUS测试人员，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提供人才储备。
3．5 完善植物品种权体系
植物新品种权与服务体系是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中介组织。目前，我国应当进一步扩大品种权人的队伍，发展中介组织，面向广大育种单位和育种人员，提供不同层面的品种权中介服务。鼓励各企事业单位自发组建新品种保护自律性和维权性的区域性社会组织，建立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的机制，开发研究，提供咨询，建立市场公开竞争规则，协调内部品种权纠纷，促进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
3．6 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信息网络
信息化也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例如在日本，就专门开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信息网络，在申请人提出品种权申请后，其申请报告首先在信息网络中公开，公开一定时间之后，才对其实施审查，这一做法有利于最大可能的减少品种权属纠纷，提高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透明度和效率，提高公众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因此，必须加快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信息网络建设，建议利用农业部的网站，尽早建立开通互联网络向公众提供植物新品种保护申报书全文，植物新品种授权查询系统。方便和加速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申请审查，促进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技术创新服务。
3．7 强化对种子行业的管理
在我国加入WTO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保护这方面的国际公约、惯例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有关种子管理法规的一些条款和原则存在着分歧，在适用中还需要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对接、磨合。建议农业部对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对现有的涉及到种子管理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完善，加强对种子行业的管理。
此外，建议我国也可以将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机构“合二为一”，统一由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承担。主要原因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品种审定都要进行品种主要性状的测试，这方面二者的试验内容是一致的，合二为一，可以减少费用，节省人力和物力；另外，如果品种审定和品种试验分属两个部门，那么就需要进行两组试验，在造成大量资金浪费的同时，也拖延了新品种申请保护的时间，直接影响到对新品种的保护和推广。
3．8 加快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交流
建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以多种方式加强与UPOV等发达国家农业知识产权方面的交流与交往，及时了解UPOV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并安排一些软科学研究课题，研究人世后，对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作用和影响，及时向国内大型种子公司和农业科研单位通报信息，借鉴国外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经验，促进我国农业知识产权队伍的素质，提高我国运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水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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