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意象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理学意象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教育起点——“圣人”的不同维度

    在儒学系统中，“成圣成贤”的教育理想可以追溯到孔子。在孔子看来，作为理想人格化身的圣人现实中基本不存在，即使是尧舜都很难做到，“尧舜其犹病诸”[1](p. 92)。尽管孔子认为圣人不可企及，但还是认为有三个标准可以衡量“圣人”：一是“内圣”，达到“中庸”的人格境界与行为准则。“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1](p. 31)二是“外王”。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算得上“仁”时，孔子认为这已经超越了“仁”，基本上达到了圣人的地步。三是好学。这集中体现在孔子对“六言六蔽”的解释上，“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p.178)这样，孔子就把道德论与知识论连接起来，认为圣人既有高尚的品德，又能给人民带来福祉，同时还能保持不断学习的状态。而到了孟子那里，圣人形象就不再如孔子所描述的那样神化与虚幻，“尧舜与人同耳”。[1](p.300)那么，圣人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何在呢?孟子认为，圣人能发挥本性之善，所谓“反身而诚”、“发明善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p.292)，“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1](p.293)，等等。这里所说的“赤子之心”、“几希”等，就是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也是人得以成圣的慧根。可见，在孟子看来，人都有先天成圣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只要能“发明本心”、“立乎其大”即可。

    按照牟宗山的划分，理学主要沿袭孔子一路，属于横摄系统，在修养原则上带有“他律”的特点；心学则主要沿袭孟子一路，属于静默系统，在修养原则上带有“自律”的特点[2]。孔子强调后天的习染，而孟子则直讲“性善”。所以孔子“仁”、“礼”并举，而孟子则认为“性善”乃人之本性，只要能发明此种“良知”、“良能”，人便能臻入圣境，“礼”的作用大为降低。

    理学与心学的“圣人观”沿袭孔孟而来。朱子认为，圣人首先是道德完美的化身，“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故大舜无一毫厘不足，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足谓之舜哉!”[3](p.232)此外，圣人还是才智与事功的集大成者，“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3](p.2830)朱熹这种兼综仁者、智者、王者统一的圣人观，比孔子都更为苛刻。而王阳明则继承了孟子的圣人观，把圣人品格集中到道德层面，这集中体现于他的“精金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4](pp.27～28)

    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不在于才力之大小，只要能做到“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即可。这就颠覆了孔子、朱熹一系的圣人“全知全能”而又“内圣外王”的说法，而把圣人的本质放在“德行”上。当然，王阳明在看待成圣修为上，并未反对“为学”之重要性。只是说，他的“为学”，重在道德自律、自省，本质上是“良知”的开窍，而不是朱熹等人所谓的“格物”，即外在知识上的学习。

    二、教育方法——“循序渐进”与“立乎其大”、“致良知”

    理学与心学“圣人观”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二者在教育方法上存有差异。

    在朱熹看来，道德的完善首先还要以知识的获取为基础，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格致”的认识上。“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1](p.6)朱子在此提出了“即天下之物”，才能“穷天下之理”。那么，如何“即物”?或者说“即物”是否就能达到“穷理”的理想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熹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表现有二：一是从“事理”到“道理”的渐进。他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3](p.677)很显然，这种学习方式，既是系统的，也是复杂的，所谓“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3](p.2831)二是强调“学、问、思、辨”的重要性，尤其是“思”与“辨”。他说：“大学之道，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书无不博学、审问、谨思、明辨，以求造其义理之极。”[5]在朱子的教育体系中，“道问学”对“尊德性”具有优先性，而由于“道问学”本身的庞大与复杂，注定了其坚持“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

    在具 体操作上，“循序渐进”也有很多细节性的表现。如朱熹根据人的年龄及心理特点，把人生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童蒙、小学、大学。其中，“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1](p.1)

    相比之下，心学关于教育方法的论述，则是另一番景象。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心学体系排斥知识与物理的获取。只是说，它更强调知识的获得根本还是在于“发明本心”。

    象山之学承孟子而来，因此他坚信，“心”乃道德之源。他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6](p.388)因此，综象山一生，发明“本心”乃其本人不变之追求与教育弟子永恒之原则。

    在具体的道德教育方法上，“先立乎其大者”是对象山学说最简要的概括。他说：“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为小者所夺，以叛乎此理，而与天地不相似。”[6](p.142)那么，何谓“大”?如何“立乎其大”?

    “大”即“本心”，“立乎其大”即“发明本心”，就是积极弘扬孟子以“四端”为核心的道德品质，“侧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本心。”[6](p.487)“发明本心”又被象山称为“复本心”或“得本心”。象山认为，人心不古，“本心”丧失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蔽”和“自贼”等，“狙于习俗，蔽于闻见，以陷于恶，而失其本心者”。[6](p.47)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发明”与“去蔽”呢?象山提供了几种方法：一是讲明与践履。他说：“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6](p.160)通俗而言，就是思考与实践的结合。二是反思与辨志。他说：“知非则本心即复。”[6](p.454)“知非”就是一种反思精神。学生问象山：“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辨志。”复问曰：“何辨?”对曰：“义利之辨。”[6](p.489)可见，辨志也是其反思精神的一种。三是剥落与减担。陆九渊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是一番清明，后随起来，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6](p.458)“减担”也有类似的意思。“发明”与“去蔽”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其“立乎其大”的教育认识论与“易简工夫”的教育实践论。

    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更是把陆九渊这一思想发挥到极致。在陆九渊那里，还要“去蔽”，还要“明是非”，才能保证“心体”之完备纯洁。而到了王阳明，“良知”本身就有辨别是非之能力，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在教育方法上，王阳明同样强调从大处着眼，“譬之树木，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4](p.6)这和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

    三、情感体验——“克己”与“求乐”

    大体而言，程朱理学一系强调学生的“克己”精神，而陆王心学一系则更强调学生的“求乐”意识，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关于“童蒙”的教育理念上。

    朱子系统地论述了“童蒙”教育的要领、理念及方法，集中体现在他的《小学》一书的编撰上。该书集录了古代圣贤的“嘉言善行”，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分，外篇包括“嘉言、善行”两部分，共285章。在此书中，朱子提到的各种道德规范多达数十条，从穿衣戴帽、起床睡觉、交朋会友、待人接物，到吃饭饮酒，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要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前已所知，朱子把人生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八岁以前为童蒙教育阶段。朱子认为，对儿童的教育一定要予以约束，否则“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7](p.146)。如果在小时候没有打好良好的道德基础，长大后，“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7](p.146)到那个时候，如果再想有所改进，已经是“习之易荒，觉已难悔”[7](p.156)。

    到了小学阶段，朱子就对教育内容做了具体的规定，“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7](p.1)无论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还是“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都是为了提高儿童“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的道德修养，养成他们的良好习惯。

    综朱子一生的教育思想，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原则贯穿始终。因此，童蒙阶段与小学阶段只是基础，而大学阶段则是关键与核心。也因此，他对大学阶段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体现在他对读书的认识上。关于“朱子读书法”，他的学生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其中，居敬持志尤为根本。“居敬”体现的是对读书做学问的态度，而“持志”则体现的是读书目的明确而生发出的意志力。从整体上看，朱子追求的是一种“克己”之学。当然，朱子自己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等 各个方面。可见，朱子“遍注群经”的学术成就正是其“克己”的态度的结晶。

    而王阳明关于童蒙的教育理念则和朱子有很大的差别，这集中体现在其《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8](p.78)

    他首先分析了“童蒙”时代孩子的普遍特征，“乐嬉游而惮拘检”，然后指出童蒙教育的一个整体原则，“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在王阳明看来，这才是先贤立教之大本。以此原则为出发点，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童蒙教育之弊病：“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8](p.78)可以看出，此文的核心便是要求顺应孩子的本性进行教育。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具备自然教育、情感教育、“求乐”教育的属性。

    四、启示

    宋明理学的教育思想与其产生时代的教育特点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书院教育，以之为主要传播场所；二是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及同时学家的著作)为主体；三是以“成圣成贤”、“内圣外王”的圣人观为教育的最高旨归；四是以“一以贯之”、“道通惟一”的哲学观来理解教育，用今天的话讲，类似于“通识教育”，而没有“科层分工”的教育理念。而当代教育，无论是教育环境还是核心教育理念，都与宋明理学时代不同。但是，宋明理学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当代教育借鉴与深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道德标准融入人才观和教育目标。宋明理学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把人的“成圣成贤”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而且严于“君子”、“小人”之辨，明确提出了道德修养的核心标准，并指明了“圣人”、“君子”、“小人”在道德修养上所达到的不同层次，从而把道德修养列为了衡量人才和教育成败的重要标准。在儒家以“内圣”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中，这种区分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而在当代“以人为本”、以追求个体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中，这种以“圣人”为最高旨归的教育目的，是需要批判继承的。今天看来，期待每个被教育者都成为“圣人”，既是荒谬的，也不具备实践性。但是，这种将道德修养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将提升道德修养作为重要教育目标的理念值得借鉴；以“君子”、“小人”之辨来彰显主流核心价值观念，引导行为规范的做法也值得参考。在当代社会，“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往往更偏重于“才”，偏重于评价个人价值的实现；伴随着教育门类的日益细化和对专业技能学习的倾斜，道德教育的地位日渐淡薄。但是，德育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核心命题，尤其是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当代，德育可说关乎教育成败大局。在衡量人才的标准中融入道德标准，应当是当代教育目标的必然要求。树立核心价值观念，并建立道德评价参照目标(“君子”、“小人”)，以之引导思想规范，指导道德教育实践的方向，显然是有效做法。程朱理学以严格繁复的道德规范系统来塑造人，陆王心学则提出“四心”来锤炼人。被他们立为核心价值观念的道德标准自然应批判甄别，但这种以核心价值观念来提掣整个道德教育框架，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做法显然简明有效而富有操作性，对于以弘扬正确价值观为重要内容的当代道德教育来说也有借鉴作用。

    二是如何发挥学校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程朱理学强调从“道问学”到“尊德性”，极其重视知识学习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认为知识学习是提升道德的必由之路，而学院则是个人道德进修的主要场所，学院教育则是完善道德的主要方式。这种观念有其时代背景。宋明理学的极致发展是与书院的繁盛相一致的，可以说正是兴盛的书院保证了宋明理学的人才鼎盛和高度发展。宋代的著名书院往往大儒云集，学生众多，既是精研学问之所，又是讲学进修之地，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也较强。因此，宋明书院的教育环境保证了较为集中的教育效果，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学习氛围；其道德教育的内容也始终与知识学习紧密结合，从“童蒙”、“小学”阶段教导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到“大学”核心阶段学习穷理、正心、修己之道，具有阶段连续性，且极为注重道德规范教育，覆盖了从生活点滴到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学院教育能够在德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其中的部分理念和做法对于如何发挥当代学校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也有参考价值。

    当代社会价值判断呈现多样化，有别于宋明时期的儒家一统局面，当代学校相较于宋代书院，其社会开放性也已大大增强，教育环境更为复杂；高度信息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高强度的不良道德信息，其负面迁移作用也向学校道德教育提出了挑战。现代学校教育更多地承担了知识传授及技能培训的功能，道德教育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道德教育更多地被归结于家庭中的言传身教和社会环境的示范教育作用。诚然，学校道德教育应当与家庭道德教育相结合，并在社会教育的大背景下共同发挥作用，营造一个 良好的整体道德教育环境，但相较于后两者而言，学校道德教育效果集中、易于规划，应当充分发挥其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教育环境的复杂化向道德教育的连续性、系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规划，形成有延续发展性的道德教育体系，将之贯穿到从学前教育阶段到大学教育阶段的整个教育过程，才能保证学校道德教育的效果。同时，应当加强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教育，从学习、生活点滴入手，把道德观念融入日常生活方式教育中，以春风化雨的形式引导正确观念的形成。宋明理学过于繁琐的道德戒律禁锢人性，自然不可取，但将道德教育融入生活规范、处世理念的做法却取得了实效，值得在批判中借鉴。

    三是“循序渐进”与“立乎其大”的教育理念。理学思想强调以知识获取的方式达成修养道德的目的，在知识传承上可说卓有成效，教育方法上强调循“序”蹈“规”，在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上都建立了详尽乃至严苛的规范，其理念体系相对清晰完整，操作方法也具体可循，在实践中易于扩大和传承。心学思想则更强调教育方法的多维性和教育空间的自由性。心学教育思想肯定了“人皆可以为尧舜”，并提出衡量人才的标准可以具备多样性(“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具体教育实践应避免对人的过多桎梏，保证一定的自由空间(“易简工夫”)。在此前提下，心学充分肯定个人的创造能力，强调开掘发扬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固有潜质，以引导而不是塑造的方式帮助人实现自我道德完善，可以说不拘一法，具有极大的自由度。理学和心学的教育理念从不同方面对教育规律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并都获得了卓越成效。宋明理学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出现了一批深通学理的大儒，并在经典编纂、解读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心学则出现了王阳明这位集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理学“循序渐进”和心学“立乎其大”的教育理念相对而相依，前者立足于确立基本尺度，保障人才批量培养的基本质量；后者则关注个人发展的差异性，为精英人才的培养提供催化剂，在具体实践中应当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篇2

【关键词】 医学生 人际关系困扰 心理社会因素

医学生是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许多研究表明，医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检出率较综合院校大学生高、严重困扰所占比例大［1-2］。2006年，李秋丽［3］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生心理咨询的主要问题中人际关系居第二位。本文旨在了解我区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便为人际关系问题咨询、治疗和辅导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抽取宁夏医科大学2004—2007级(1～4年级)15个班，共500人，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答卷483份，回收有效率96.6%。其中男生182人(37.68%)，女生301人(62.32%)；一年级129人(26.72%)、二年级107人(22.15%)、三年级137人(28.36%)、四年级110人(22.77%)；年龄17～23岁，平均(19.20±1.07)岁。

1.2 工具和方法 使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TCSDS)［4］人际关系困扰总分≤8分者为“无人际关系困扰”，9～14分者为“轻度人际关系困扰”，15～28分者为“较严重人际关系困扰”，其中得分≥20分者为“明显人际关系障碍”。父母养育方式量表(EMBU)［5］：父亲6个分量表包括情感温暖、理解(Ⅰ)，惩罚严厉(Ⅱ)，过分干涉(Ⅲ)，偏爱被试(Ⅳ)，拒绝、否认(Ⅴ)，过度保护(Ⅵ)；母亲5个分量表包括情感温暖、理解(Ⅰ)，过干涉、过保护(Ⅱ)，拒绝、否认(Ⅲ)，惩罚、严厉(Ⅳ)，偏爱被试(Ⅴ)。焦虑自评量表(SAS)［5］、个人评价问卷(PEI)［5］、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5］以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ES)［5］。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测试，统一规范测试前指导语，学生匿名笔答上述问卷，施测时间大约40min。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Stepwise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状况 医学生无人际关系困扰者占52.17%(252/483)，轻度人际关系困扰者占30.85%(149/483)，较严重人际关系困扰者占16.98%(82/483)，其中，明显人际关系障碍者占2.28%(11/483)。

表1 TCSDS总分与PEI、SAS、TCSQ、SSES总分及各因子相关分析(r值)（略）

2.2 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 ICSDS总分与SAS总分、TCSQ总分、消极应对、父亲因子Ⅱ、Ⅵ、母亲因子Ⅲ、Ⅳ、Ⅴ呈正相关(P＜0.01)；与父亲因子Ⅴ、母亲因子Ⅱ呈正相关(P＜0.05)；与PEI总分、SSES总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积极应对、父亲因子Ⅰ、母亲因子Ⅰ呈负相关(P＜0.01)，见表1、2。

表2 TCSDS总分与EMBU各因子相关分析(r)（略）

2.3 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各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ICSDS总分为应变量，从表1、2中选取所有因子为自变量，在a入=0.05，a出= 0.1水平上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进入线性方程的变量依次有消极应对、SAS总分、主观支持、PEI总分、父亲因子Ⅵ及母亲因子Ⅰ，见表3。

表3 ICSDS总分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略）

3 讨论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状况不乐观，总检出率为47.83%，高于汪雪莲［2］和刘力勇［6］对医学生的调查结果(分别为47.8%和41.01%)，严重困扰所占比例大，高于综合院校大学生的调查结果［1］，高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强人际关系相关教育。

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调查发现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本身焦虑情绪、自我评价、特质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家庭教养方式之间密切相关。从自我评价和焦虑情绪看，医学生自我评价水平越高，越自信，焦虑情绪越少，其人际困扰就越少。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看，医学生获得社会支持越多，包括精神上鼓励或物质上的帮助，体验到的支持越强烈，当遇到应激事件就越可能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能正确接纳问题、及时寻求他人支持或与朋友倾诉，其人际困扰就越少；相反，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少，经常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如对抗、逃避、幻想、自责的医学生，其人际困扰就越多。从家庭教养方式看，在成长过程中父母采取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可减少子女人际关系困扰，而过多的惩罚、严厉、拒绝、否认或过度保护、偏爱子女的教养方式可加重子女的人际关系困扰。父母更多的理解、关怀，温情和体贴，使子女感受到被爱，体验到信任和安全感，在碰到困难时，能很快缓和负性情绪，人际困扰就越少。相反，如果父母对子女非常严厉，经常采用惩罚、拒绝的态度，对待子女冷漠、疏远、漠不关心则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子女易产生无能、无价值感和自卑感，这种不信任感和对周围社会产生不安全感会在成长中泛化，扩散到新的人际环境中，从而变得敏感、多疑，不敢信任别人，同时也怀疑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因而难以与他人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由于父母的过度保护及偏爱，子女减少了与他人交往、适应社会的机会，而逐渐变得依赖、被动。因此，要改善医学生人际困扰现状，应提倡科学民主的家庭教养方式。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提示，消极应对方式是影响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主观支持因素。在平时的心理咨询中也可以看到，经常采用消极被动、非适应性应对方式的学生，他们喜欢独处，不擅于创造条件去寻找朋友，在遇到困难时总是否认现实、放弃努力、靠烟酒消愁、甚至产生药物依赖等，这种消极被动应对方式严重限制学生社会人际交往发展，造成人际交往的严重障碍，长此以往，就陷入孤独、困窘、紧张的人际状态中。

参考文献

［1］ 陈秀芹.大学生人际关系行为困扰的调查及对策［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25(1)：38-140.

［2］ 汪雪莲，许能锋，杨德辉，等.医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4)：247-250.

［3］ 李秋丽.医学院校学生心理咨询问题分析［J］.中华现代医学与临床，2007，6(10)：107-108.

［4］ 郑日昌.大学生心理诊断［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339-341.

篇3

关键词：心理现象；年龄特点；说谎；主观因素；客观因素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6-289-01

从幼儿认知和心理理论能力发展的特点来看，3岁幼儿已有说谎的经验，4岁幼儿开始出现策略性说谎，但这一时期幼儿的说谎行为基本上都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属于无意说谎，常表现为满足愿望的心理、理解性心理错觉和自信心的萌动等。有意说谎在幼儿5岁时开始萌芽，如果这时成人不注意教育或引导，有意说谎就会发展成严重的欺骗行为，从而影响幼儿的道德发展。

一、5岁幼儿有意说谎的界定

从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来看，说谎属于社会交往中的一种问题行为(或策略)，反映了幼儿在人际交往中互动与反馈的信息：从幼儿的心理发展来分析，说谎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反映了幼儿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进程。5岁幼儿正好处在思维和智力从无意性、不稳定性向有意性、稳定性过渡的阶段，抽象思维也开始萌芽，此时幼儿心理所发生的质变主要体现在认知活动的概括性和行为的有意性开始发展。由此可知，5岁幼儿的说谎行为开始带有有意性，但还处于萌芽阶段，其目的是为了满足某种愿望或避免责骂等，并常伴有紧张不安、恐惧内疚等情绪体验。

二、影响幼儿有意说谎行为的因素分析

特定的年龄特点存在特定的心理特点。幼儿有意说谎的行为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来自主观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来自客观因素方面的影响。

1、主观因素

（1）逃脱惩罚的恐惧心理。罗素说过，幼儿的不诚实几乎总是恐惧的结果。幼儿已有了“自我防御”的意识，当他们因做错事而将要受到惩罚时，他们会产生恐惧和逃避的心理。当成人对幼儿的要求和规范目益严格，为幼儿的行为设定了各种“限制”时，这些来自成人的“权威压力”使幼儿害怕成人的批评与纠正，但又不得不迎合成人对他们的期盼，从而导致有意说谎。

（2）取悦他人的虚荣心理。虚荣心是一种想要获得他人注意、赞赏、羡慕的动机和情感，这既是一种情感需要，也是希望得到别人注意的心理归属的需要。但受虚荣心支配的幼儿不能独立地估计自己的行动实质，仅对他人注意的外在效度感兴趣，为了博得他人的赞赏、夸奖以及取悦他人，在实力难以达到的情况下，便出现了有意说谎。

（3）意义障碍期的反抗心理。意义障碍是幼儿表现出的品德心理阻抗现象，它阻碍了幼儿对品德要求的完全接受和正确理解，从而对教师和家长的教育要求产生消极的反抗心理。幼儿正处在这样一个意义障碍期，有意说谎成为反抗心理的表现之一，严重者还伴有报复行为发生

（4）惰性心理。幼儿希望达到某种目的或满足自己的愿望，却不愿付出劳动和努力，因此有意夸大、歪曲或编造事实以躲避责任或获取利益。

对于想“不劳而获”的幼儿来说，有意说谎似乎是一种最轻松、便捷的“手段”。

2、客观因素

（1）“模仿”的强化。“模仿”是幼儿从他人身上获取某些信息的重要途径，在幼儿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幼儿的年龄特征、个性特点以及相似性程度等因素决定了幼儿有很强的模仿行为。

（2）“异化”的教育方法。成人“异化”的教育方法所带来的消极的“榜样作用”是造成幼儿有意说谎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好孩子”和“坏孩子”之别。幼儿的思维方式与成人不同，他们的思维形象直观，很难从多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成人认为“好孩子”不能做错事、做了错事就是“坏孩子”，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幼儿容易通过有意说谎使自己成为成人眼中的“好孩子”。第二，“承认”的惩罚。幼儿做了错事后，成人先是承诺只要诚实就不惩罚，可是当幼儿诚实地承认错误后，成人不但不原谅他们，反而加倍惩罚，幼儿就会产生“诚实还不如说谎”的想法。第三，成人的“错爱”。由于教师的“偏爱”和家长的“溺爱”，他们常以优厚的物质奖励来鼓励幼儿良好的社会行为，但评价指标却模糊而缺乏客观标准，使幼儿常常通过有意说谎来获得奖励。

（3）群体压力下的“从众”行为群体压力这一社会性因素会导致从众心理。迫于从众心理的压力，幼儿可能会产生有意说谎的行为。有意说谎是一种情境化的行为，社会互动中的情境因素也为幼儿的有意说谎提供了广阔的大环境，幼儿往往会根据情境压力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其社会。

（4）社会媒体带来的不良影响当前，幼儿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但是一些社会媒体公布的虚假信息不仅具有欺骗性，还带有误导性。有些社会媒体对一些欺骗行为不但不予以批判，甚至还从积极的角度加以宣传。受到这些社会媒体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处于发展转折阶段的幼儿很容易混淆真实和想象。

篇4

关键词：获益群体；边缘化；自我服务偏见；基本归因错误；习得性无助

一、项目背景介绍与研究对象界定

硝沟村位于宁夏固原市彭堡镇以北10公里，全村200户，1086人，气候干旱，人畜饮水困难，2012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300元。整村的情况用该村村民的话说就是“没法看”、“进不去”。为改变这一状况，国家扶植该村养殖业——兴建养殖园区养鸡。园区共建鸡棚共30栋，办公设施共300平方米，共投资420万元。进入该养殖园区只需要具备少生快富资格的硝沟村农户皆可以报名参加。截止2010年，该村已经有64户参与到了少生快富项目中去，而园区规划只有30个鸡舍，资源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必然。本文暂将获益群体定义为进驻了养殖园区的30户养鸡户，而将全村其他户定义为被边缘化群体。

根据访谈和问卷信息统计，获益群体和被边缘化群体表出以下几点特征：第一，获益群体明显谈及自身的内容比较多，也就是关注自身较多，而被边缘化群体则相反；第二，对新上任的村支书XMG，二者基本抱着截然相反的态度；第三，双方对对方的评价多使用消极词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二、相关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解释

1、 在所有人心中都存在“世界公平假象”①，实际上真正的机会均等是很难做到的，拥有更多资源的人会在下一步的资源配置中占有更加有利的地位②。要自己先修好鸡棚等到验收合格之后国家方给其发放鸡棚补贴款，一个鸡棚的成本大约5万元，从鸡苗养到可产蛋饲料钱就需要4万元左右，接近十万元的前期投入，真正贫困者不具备获得国家这项扶贫资源的经济基础，所以该项政策并不是表面上所宣传的那样公平。

实际上，即使是真正进驻了养殖园区的许多农户也都是靠着亲戚朋友借钱和贷款维系，关键就在于这部分人有能力利用自身的人脉资源及其他软性资源获得前期投资所需，当与自己同样没有十万元本金的农户因为XMG的支持可以进入时，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比较，滋生了一种相对剥夺心理。由此，他们就会一再强调那些他们所不具有的非体制内因素的影响——和XMG关系不好，进而对XMG和其他养鸡户进行贬低。

2、 不公平的社会地位滋生偏见③。一旦不平等业已存在，占优势地位的阶层会对其他基层形成刻板印象。当问起30户养鸡户是如何确定时，XMG一再强调养殖园区会面临的巨大困难和风险，所以说要“兄弟一起上”，强调以他为首的团体必须是关系亲近者的必要性，在实际上让他的近亲集团在取得国家扶贫资源上占据了优势，而反复调被边缘化群体中的成员不外出务工，喜欢耍赌等等。

3、 自我服务偏见④也是导致认知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自我服务偏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容易高估自己观点和弱点的普遍性。关于自己为何未能进入养鸡场，被边缘化的农户强调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与XMG关系的疏远等，这几个原因恰好是许多未能进入养殖园区的农户所共有，他们在强调他们自己弱点普遍性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的失败开脱。第二，低估自己能力和品德的普遍性。许多人养鸡户都谈到了外出务工的经历如何增长了他们的知识与能力，其实外出务工的经历在许多未能进入养殖园区的村民中也存在。

4、不管是获益群体还是被边缘化群体都犯了基本归因错误⑤。当我们解释他者的行为时，会倾向于性格归因，高估个人特质和态度所造成的影响。解释自身行为时，更多的用情景归因——这就是获益群体在形容被边缘化群体时经常用懒惰、爱耍赌等涉及个人品性的消极字眼的重要原因。被边缘化群体则普遍性地表示对自己当前所处情景无可奈何，而非对自身能力和品行的否定，然而在论及获益群体时，他们喜欢用“看人低”、“不管我们”等消极字眼。

5、作为竞争的双方，胜负关系本来就会影响到他们对对方的评价。现实群体冲突理论⑥认为，一旦群体为稀缺资源而竞争，就会出现偏见。200户人争夺30户的养殖户名额，本来就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当养殖园区发展势头良好时，带给未能进入者的刺激更大。

7、长期在资源配置中的失败会导致习得性无助，在心理上存在严重的污名意识⑦。抑郁或者苦恼的人变得被动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作用。这种无助的心理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行为效果。群众口中常说的“小腿拧不过大腿”就是直接表现。

8、挫折——攻击理论⑧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被边缘化群体出奇一致的倾向于攻击村干部。当新的目标与挫折源有相似之处，攻击的转移最容易发生。实际上许多人真正贫穷者并拿不出几万块钱的成本来修建鸡棚，但是群众不可能去说国家的扶贫政策有不足，也改变不了自身的贫穷状况，于是他们就将矛头指向了村干部。

三、总结与反思

本文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硝沟村获益群体和被边缘化群体对边缘化现象出现原因的解释差异，归根到底多数是由资源有限、社会不平等、缺乏相互了解、偏见等引起的，而这些因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最终导致硝沟村在兴办养殖园区上出现的暂时性社会分裂。（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注解

① 勒纳（1980）指出，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公正的人，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成功者多数是勤奋的，而贫穷者多数是自己没有尽力。

② 参见胡格韦尔特著，白桦、丁一凡编译：《发展社会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65——195页。

③ 参见戴维·迈尔斯著，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社会心理学》，2006年6月一版，人民邮电出版社第251——252页。

④ 戴夫·巴里（Dave Barry,1998)指出，“无论年龄、性别、信仰、经济地位或种族有多么不同，有一件东西是所有人都有的，那就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我们比普通人要强。”

⑤ 归因理论是关于只觉着推断和解释他人与自己行为原因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首先在由F·海德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中提出。

⑥ 现实冲突理论主要是指从团体或者群体出发，认为有限的资源导致了团体间的冲突，并导致了偏见与歧视的增加，竞争是冲突偏见最明显的来源——竞争稀有资源、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

⑦ 参见［美］欧文·戈夫曼：《污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版。

⑧ 该理论最早由约翰·多拉德提出，被称为经典挫折——攻击理论。

参考文献：

［1］ 时蓉华：《现在社会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 欧文·戈夫曼：《污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3］ 王承路：《态度改变的认知说服途径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J］，1987（3).

篇5

【关键词】 羞怯；自我评价(心理学)；学生；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 R 395.6 C 9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7-0645-02

关于完美主义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Burns［1-2］认为完美主义者不停地强迫自己向高不可攀的目标努力，他们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只能导致自我挫败。Parker［3］等人采用Frost多维完美主义量表发现可以把完美主义归为3种类型，即功能障碍的（消极的）完美主义者、健康的（积极的）完美主义者和非完美主义者。Cheek将羞怯定义为在他人面前感到不自在及受抑制［4］。訾非等［5］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完美主义心理与羞怯存在正相关。本文试图研究大学生完美主义心理、羞怯心理和丢面子心理3者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杭州市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各1所，发放问卷340份，收回328份，获有效问卷320份，有效率为94.12%。其中大一学生82名，大二学生73名，大三学生80名，大四学生79名，未填年级者6人；男生162名，女生154名，未填性别者4名；城镇学生152名，乡村学生163名，未填者5人；独生子女155人，非独生子女161人，未填者4人；平均年龄(20.69±1.66)岁。

1.2 测量工具

1.2.1 完美主义量表 杨宏飞等［6］编制，量表的积极完美主义维度和消极完美主义维度各有7个项目，采用5点记分方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0.79。

1.2.2 羞怯量表（Shyness Scale） Cheek及Buss编制，有13个条目，采用5点记分方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α=0.84。

1.2.3 丢面子量表 由Zane编制，有21个条目，采用7点记分方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1。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3个量表得分比较 由表1可见，各量表得分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来自城市和乡村的大学生在羞怯量表上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乡村大学生显得更为羞怯。非独生子女在羞怯量表上得分比独生子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积极完美指标上，大一年级比其他年级学生得分都高，而且大四年级较大三年级学生得分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消极完美指标上，大一比大二、大三年级学生得分都低，而且大四与大二年级学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羞怯指标上，成绩为上等的大学生比成绩为中、下等的大学生得分都低；在积极完美指标上，成绩上等的大学生比成绩为中、下等的大学生得分都高。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的学生在各项指标上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2 羞怯、完美主义和丢面子心理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积极完美主义维度得分为（3.57±0.61）分，消极完美主义维度得分为（2.30±0.60）分，羞怯得分为（2.63±0.54）分。大学生的羞怯心理与积极完美主义呈负相关(r=-0.27,P＜0.01)，与消极完美主义呈正相关(r=0.34，P＜0.01)。说明消极完美主义越强，羞怯心理也越强；而积极完美主义越强，则羞怯心理越弱。

大学生的丢面子量表得分为（4.05±0.73）分，丢面子心理与积极完美主义相关系数为r=0.11(P＜0.05)，与消极完美主义相关系数为r=0.17(P＜0.01)。丢面子与消极完美主义相关更紧密。

大学生羞怯心理与丢面子心理呈正相关（r=0.22，P＜0.01）。

3 讨论

结果显示，男女大学生在羞怯、完美主义、丢面子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城乡及是否独生子女在羞怯维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分析显示，城市中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而乡村中大部分是非独生子女，可能解释上述结果的原因。大一年级学生积极完美维度得分最高，而消极完美维度得分最低，这可能是大一年级学生刚进大学，由于新鲜感及功课较多的缘故，在学习上愿意多用心，上进心也较强。成绩好的学生羞怯得分最低，但积极完美维度得分最高，成绩好的学生具有一些积极方面的素质，容易与人相处，而成绩好又可能使学生更努力、更开放。

大学生羞怯心理与消极完美主义心理相关程度更大。羞怯与积极完美主义负相关，与消极完美主义正相关，与訾非等［5］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说明羞怯是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而丢面子与积极完美主义和消极完美主义维度都存在正相关，可能是丢面子量表本身包含着多个维度。

4 参考文献

［1］ FEDEWA BA,BURNS LR,GOMEZ AA.Positive and negative perfectionism and the shame/guilt distinction: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characteristics. Pers Individ Differ，2005，38（7）：1 609-1 619.

［2］ BURNS LR，FEDEWA BA.Cognitive styles：links with perfectionistic thinking.Pers Individ Differ，2005，38（1）：103-113.

［3］ PARKER，WD.Healthy perfectionism in the gifted. J Sec Gifted Edu，2000，11（4）：173-182.

［4］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246-248.

［5］ 訾非，周旭.大学二年级男生的完美主义心理、羞怯与自杀念头的相关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5，13（4）：244-246.

篇6

关键词 意象；意象对话疗法；投射测验；象征

分类号 B841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6.11.008

1 问题提出

1.1 投射测验在心理测量及实际应用中的价值

心理测验集中体现了心理学的应用价值，被广泛用于心理评估、筛查、诊断等方面。心理测验根据其施测形式可分为问卷测验、投射测验、情境测验三种（童辉杰，2002）。

情境判断测验是用来评价个体对工作场所情境所做出的判断（Weekley & Ployhart， 2006）。它为个体呈现一些工作的典型情境以及可能的行为反应，要求个体根据指导语提示来进行选择或评价（刘晓梅，卞冉，车宏生，王丽娜，邵燕萍，2011）。因为模拟了工作情境，该测验也称为低仿真模拟（马庆霞，王雪，2014）。问卷测验则更为我们所熟悉，它一般由自我描述的条目组成（“我经常发脾气”），人们需要通过回答“是”或“否”，或是在李克特量表中选择一个分数来对描述的准确性打分。问卷测验更加结构化，非常直接地考察了被试的自我知觉、心理状态和人生经历，施测者可以通过计算测验分数来对被试的测验结果进行量化。

由于标准化程度较高、计分和解释简便的优势，目前问卷测验已占据了心理测验的主流地位。其实在精神分析的深刻影响下，投射测验在西方国家也一直被大量使用。它是以心理动力学理论为基础的、人格测验的一大类型，其基本假设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情境线索或他人观点的影响，一个人对模糊不清、非结构化的刺激的反应，会反映出其自身独特的人格特征（孔祥娜，2007）。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主题统觉测验（TAT）都是著名的投射测验。除了我们熟知的，临床上对精神病患者的诊断作用，投射测验在军事、教育和人事选拔中都有应用（关丹丹，2006；李良明，1993；李文姣，2015；Miller & Nickerson， 2014）。

1.2 传统投射测验的局限性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缺乏计分的标准化过程，缺少常模数据以及低的评分者一致性，罗夏墨迹测验曾经遭受过许多批评（Dawes， 1994）。虽然随后Exner（1974）发展出了综合系统（CS）来对该测验进行计分，但是考虑到罗夏墨迹测验综合系统的心理测量学特性，还是对其存在许多争论（Carter， Daniels & Zickar， 2013）。比如说，CS计分的评分者一致性变化很大（Acklin， McDowell， Verschell & Chan， 2000）。除此之外，对于使用者来说，罗夏墨迹测验的成本太高：不仅所用时间长，而且无法集体施测，必须由被测者和施测者一对一进行。在对测试结果的解读上，也只能由受过训练且经验丰富的专家来进行。

然而，与以上种种心理测量学上的局限相比，投射测验的文化适用性可能才是其在中国发展与传播的绊脚石。Nath，Lee，BelcherTimme和Chau（2014）对亚洲被试与美国被试的投射测验结果进行了的比较。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Moon和Cundick（1983）的美国文化被试与韩国文化被试的测验结果比较。研究中包含四种类型的被试：只说韩语的被试；只说英语的被试；移民到美国超过五年的韩裔双语被试以及具有传教任务、在韩多年的美籍双语被试。这样一来，研究者不仅可以比较两国文化下不同被试测验结果的差异，还可以对只会一种语言和双语被试的测验结果进行比较。测验选取了罗夏墨迹测验综合系统中的16个变量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韩的单语被试在6个变量上具有显著差异；而双语被试的结果中有5个变量具有显著差异。

虽然对投射测验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较少，且受现实因素限制，在被试的选取和数量上存在争议，导致我们对投射测验的跨文化差异还不能有一个较为明确地定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投射测验的出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它是在临床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计分方式与常模也是在西方被试的基础上经过研究者的不断探索获得的。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投射测验都是在辨别精神病患者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即便有不以此为目的的投射测验，其发展依旧基于临床上的不正常标准。这无疑限制了投射测验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

1.3 意象投射测验的研究意义

在过去20年中，关于投射测验的研究数量在下滑（Nath， Lee， BelcherTimme & Chau， 2014）。如何改善投射测验在应用上遇到的问题，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或许将我们本土的意象对话心理学与投射测验进行结合，能够帮助我们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意象投射测验首先是一种投射测验（ProjectiveTest），但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测验使刺激本身具有意义――而且是象征意义――不为人的意识所直接分析、判断和转移。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象征意义，在不为受测者所知觉的情况下，“看到”其背后所包含的受测者的不同层面的心理内容和心理健康状况。

与以罗夏测验为代表的传统投射测验相比，意象投射测验更适合东方文化下的被试。西方的投射测验大多来自创立者的某个灵感，或是临床实践中的某种偶然性。而意象投射测验则是在源自东方的意象对话心理学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其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方法论，因此可以根据学术研究或者临床实践的需要进行延展性的研发，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测量工具。

2 意象投射测验的起源与发展

2.1 意象投射测验的起源

意象投射测验是在意象对话心理学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创新型投射测验，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意象对话心理学的起源和应用主要是意象对话疗法（Imagery Communication Psychotherapy），它是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朱建军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创立的一种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苑媛， 2006）。它以意象为媒介、用原始逻辑的方法进行深层交流，强调体验和互动。临床上由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两个人进行。当双方处于意象对话状态时，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对话是在潜意识层面进行的，即使没有在理性的认知层面挑明，来访者当时的潜意识也完全听得懂，所引发的改善终究会发生。换言之，心理咨询师通过运用意象的象征意义与来访者在潜意识层面进行沟通，以达到化解消极情绪、消除情结、深入探索自我、整合人格的目的，促进来访者的自我成长与心理健康发展。

意象对话是精神分析方法的新的分支和新的发展，但其与荣格心理学的渊源更深更近。荣格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分歧之一就在于前者用理性的逻辑思维理解原始逻辑，后者是用原始逻辑本身理解原始逻辑。意象对话是以意象为媒介、用原始逻辑的方法进行深层交流，这与荣格的主动想象技术十分相似。除此之外，意象对话疗法还融合了佛学和道学的精神，吸收了J・E・肖尔的意象治疗中的一些方法。在临床操作上，意象对话疗法也经常与认知、行为疗法结合使用（苑媛，曹昱，朱建军，2013）。

2.2 意象投射测验的发展

自2007年开始，意象对话疗法的专家苑媛与读你心意心理机构多次合作举办与意象对话相关的各种培训、课程研发以及社会服务工作。在大量的实践操作过程中，逐渐研发出一套成体系的意象投射测验。经过5年的临床实践，研发成果迅速发展，并渐趋成熟。2012年12月，《心理健康状态意象投射测验》在中国心理学会登记注册。已有的意象投射测验包括人际关系之权威关系投射测验、心理免疫模式投射测验、成人婚恋观投射测验、行为模式投射测验、教养方式投射测验。

2.2.1 人际关系之权威关系投射测验

本测验通过意象投射的方式，测量人际关系中权威关系的特点和规律。它由4道选择题构成，选项涉及动物意象14种。主要适用对象是成人。

该测验以动物意象的象征意义及被测者的内心感受为主要依据。因为动物意象往往以行为模式来象征人格特点，因此可以用来投射行为模式中的权威关系。

2.2.2 心理免疫模式投射测验

本测验通过意象投射的方式，测量心理免疫模式的特点和规律。它由8道选择题构成，选项涉及房子意象9种，武器意象13种。主要适用对象是成人。

该测验以武器意象的象征意义及被测者的内心感受、需求、防御状态为主要依据。其中，武器意象象征愤怒、攻击或敌意，可以用来测量心理防御状态及其心理免疫模式。

2.2.3 成人婚恋观投射测验

本测验通过意象投射的方式，测量婚恋观及婚恋行为模式。选项涉及花意象10种，昆虫意象9种。主要适用对象是成人。

该测验的理论基础是意象对话疗法中的一个经典理论：“花与昆虫”。花意象和昆虫意象分别象征人的女性心理特征和男性心理特征，花与昆虫的关系意象则象征两性关系。因此，借用这两个意象可以测量带有性别特质的心理特征、两性关系状态以及两性关系的行为模式。

2.2.4 行为模式投射测验

本测验通过意象投射的方式，测量行为模式的特点和规律。它由9道选择题构成，选项涉及动物意象40种。主要适用对象是成人。

该测验以动物意象的象征意义及被测者的内心感受、应用情境为主要依据。其中，动物意象往往以行为模式来象征人格特点（朱建军，2015），因此，可以用意象投射的方式测量行为模式。

2.2.5 教养方式投射测验

本测验通过意象投射的方式，测量教养方式的特点及其持续性影响。主要适用对象是成人。

该测验由意象投射测验和结构式测验共同构成，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意象投射测验，第二部分是对核心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状态进行描述，第三部分测量教养方式中的资源遗传，旨在引导积极资源。

3 意象投射测验的原理和应用

3.1 意象投射测验的原理

在意象对话心理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就是意象。“意象”（Imagery）源于无意识，是指想象中的、并不真实存在的某个心理形象。这里的“形象”一词，泛指一切类似感官知觉的内在心理符号。意象对话心理学认为， 一切的心理的事物都可以用意象来表达，因为在意识或潜意识活动当中，人经常使用意象来进行符号化，并建构心理现实。具体来说，当我们的心理经验接受了信息加工，就会被符号化――心理经验变成了符号。符号具有固定性，符号化的过程，就是把流动的心理经验用符号固定下来的过程，也是把新的经验归于旧的经验的过程。作为一种符号，意象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具有象征性（朱建军，2005）。它所象征的意义往往不是形象表面的、直接的意义，而是反映出潜藏在形象背后的心理活动（苑媛，2006）。

符号化的过程是存在着一般规律的，这也是其象征意义的来源。心理学界早就对这种象征意义进行过探索，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荣格的原型理论。荣格认为，存在着比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更为深层的结构，那就是集体无意识。相比之下，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只是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是个人的，而是具有普世性，“其内容与行为模式在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体身上大体相同”。个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是情结，而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是原型。原型是能够进行种族遗传的反应倾向（荣格，2011）。荣格（2011）在他的《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一书中将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幻想与希腊哲学家的著作进行比对，通过找出其中相同的典型形象并对其意义进行分析，向世人阐述了原型的存在。在荣格的影响下，他的学生芭芭拉・汉娜对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过更进一步的阐释，在其著作《猫・狗・马》中对三种动物的意象进行过详细分析（芭芭拉・汉娜， 1998）。弗洛姆则更为系统地对象征物和象征物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类，将其区分为习惯性象征、偶发性象征和普遍性象征三种（弗洛姆，2007）。

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联系组成结构，这些结构相互之间再联系，组成更大的结构，最后，形成了符号体系。这就是一个人的全部价值观、语言等认知结构。在意象对话的临床治疗上，正是由于符号之间的联系具有暂时性、可变性以及任意性，我们才有机会改变这些联系，进而改变或转化来访者的心理现实，建立起新的、更健康、更有效的心理现实，使心理治疗成为可能。

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在这个符号系统中不仅仅包含来源于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也有着属于个体无意识内容的情结。情结会将相似的心理经验聚集在一起，如同滚雪球一般形成一个大的“结”。情结是构成我们人格结构的重要基础，每个个体都会有许多情结。情结有好有坏，如果有负载了很大心理能量的“坏”情结引起了个体的心理障碍，那么这个情结以及他所聚集的心里内容都会在意象上有所体现。因此，在意象对话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象投射测验能够呈现被试的情结或创伤。比如在《成人婚恋观投射测验》中，昆虫意象中的“苍蝇”和“天牛”意象，就能够反映出被试的性创伤：可能仅是性创伤，也可能是以性创伤为核心的情结。

3.2 意象投射测验的应用

我们以《房子意象投射测验》为例，说明意象投射测验原理的应用。该测验考查的是被试的人格状态和心理健康状况。我们之所以选择“房子”这个意象，是因为在意象对话心理学中，“房子意象”能够相对独立地呈现出被试的整体人格和心理健康基本状态。题目的每个维度本身也是意象，都具有象征意义，且不为人所知。

修订后的《房子意象投射测验》共包含五个维度。以其中一个维度――房子的材质为例。测验的指导语会引导被试想象自己看到一座房子，然后在接下来的题目中对房子进行考察。首先是房子的材质，它象征人格的基本特质。选项中的“草房”代表为人朴实、自然，缺乏安全感，在现实生活中害怕人际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消极情绪，习惯于压抑和忍耐；“金属房”代表理性，即使内心有消极情绪或感受，也善于用理性思考的方式进行合理化的解释；“玻璃房或水晶房”则代表较强的展示性，善于表现自己的优秀，害怕别人看到自认为不够好的方面。不同的选项代表着不同的人格状态和心理健康状态，我们通过专家评分的方法，根据这些选项背后的意义，对其所代表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赋分。人格状态越完整，心理健康状态越好，则分数越高。在不同维度上将被试的得分相加，就能够得到一个量化的心理健康度得分。

4 意象投射测验的创新性

首先，作为一种创新的投射测验，意象投射测验继承了投射测验的优势。它是对人格的深层结构或无意识进行测量的工具，是对人格进行间接测量的非结构化测验。这使其有效避免了社会赞许性等问题。其对结果的解释体现出投射测验原有的整体性，关注人格的整体评估，而非单个特质的测量（孔祥娜，2007）。

此外，意象投射测验使用了大量图片，能够避免文字叙述对测量结果带来的影响。

与以罗夏测验为代表的传统投射测验相比，意象投射测验更适合东方文化下的被试。西方的投射测验大多来自创立者的某个灵感，或是临床实践中的某种偶然性。而意象投射测验则是在源自东方的意象对话心理学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其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方法论，因此可以根据学术研究或者临床实践的需要进行延展性的研发，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测量工具。

最后，意象投射测验题量少，应用过程耗时少，可以集体实测，相比以往的投射测验更加经济实用。

5 意象投射测验的未来展望

将意象对话心理学引入投射测验，能够在保留传统投射测验原有优势的基础上，改善其现有的局限，使得不论是投射测验还是意象对话心理学都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如何使意象对话心理学更好地指导投射测验，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更为深入和广泛的探索。特别是，在意象对话的临床治疗中，咨询师不仅可以通过与来访者的对话了解其不同层面的心理状况，还可以通过观察来访者外在的表现获取信息，包括其穿着、表情、肢体语言等。与之相比，意象投射测验所收集的被试信息则相对有限，且这些信息难以在测验中被量化。换言之，虽然同样是受意象对话心理学的指导，相比意象对话疗法，意象投射测验可获得的信息大大减少。如何在数量有限的信息中提取到意义最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意象，从而更加准确地量化被试的心理状况，需要研究者在未来进行更多探索。

参考文献

弗罗姆 （2007）. 被遗忘的语言.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汉娜（1998）. 猫、狗、马. 见 弗兰茨 （编）. 猫、狗、马.（pp. 89-220）. 北京： 东方出版社.

关丹丹（2006）. 投射测验与人事选拔. 中国考试（4）， 39-42.

孔祥娜（2007）. 投射测验的研究与应用现状. 河西学院学报， 23（6）， 94-97.

李良明 （1993）. 军事飞行员选拔. 心理科学（5）， 299-304.

李文姣（2015）. 心理投射技术在学校心理咨询中的实践与应用. 心理技术与应用（1）， 50-55.

刘晓梅， 卞冉， 车宏生， 王丽娜， 邵燕萍（2011）. 情境判断测验的效度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9（5）， 740-748.

马庆霞， 王雪（2014）. 情境判断测验的研究和应用进展.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7）， 64-70.

荣格 （2011）. 象征生活.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荣格（2011）.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徐德林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童辉杰 （2002）. 审视与瞻望：心理学的三大测验技术.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 81-88.

苑媛（2006）. 自我接纳与意象对话. 安徽： 安徽人民出版社.

苑媛， 曹昱， 朱建军（2013）. 意象对话临床技术汇总.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建军（2005）. 我是谁――心理咨询与意象对话技术.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朱建军（2015）. 你有几个灵魂――心理咨询中人格意象的分解.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Acklin， M. W.， Nd， M. D. C.， Verschell， M. S.， & Chan， D. （2000）.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intraobserver reliability， and the rorschach comprehensive syst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74（1）， 15-47.

Carter， N. T.， Daniels， M. A.， & Zickar， M. J. （2013）. Projective testing： Historical foundations and uses for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3（3）， 205-218.

Dawes， R. M. （1994）. House of cards：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built on myth. New York： Free Press.

Exner， J. E. （1974）. The Rorschach： A comprehensive system， New York： Wiley.

Weekley， J. A. & Ployhart， R. E. （2006）. Situational judgment tes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Moon， T. I.， & Cundick， B. P. （1983）. Shifts and constancies in rorschach responses as a function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7（4）， 345-349.

Miller， D. N.， & Nickerson， A. B. （2014）. Projective assessment and schoo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validity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California School Psychologist Casp， 11（1）， 73-84.

Nath， S. R.， Lee， A. J.， BelcherTimme， Z.， & Chau， C. P. （2014）. Projective Testing with Asian Clients. Guide to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with Asians. Springer New York

篇7

关键词：话剧；表演艺术；空间性

一、影视作品中的艺术意象

“意象”最早被单纯的视为“观念”或“表象”，是人凭借自身的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后留下的最直观的认识，是对事物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基本的感性认识。由于认识的过程包含多种感觉和思维，当知觉自觉摒弃无关重要的感觉，寻找到自认为最重要却很模糊的部位时，就会产生一种既具体又抽象、既清晰又模糊、既完整又不完整的形象，意象就在此时悄无声息地诞生了。意象被赋予三种特殊的功能，即记号、符号和绘画。这三种功能均在强调意象的思维性，当意象出现的时候，思维便会被赋予一种较为抽象的观念以可见的形体，联想、想象由此产生。“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等成语皆是较好地描绘意象，不过这些都是象征性的意象，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出现过的场景、存在过的物品留下的情感的意象，来象征内心的某些情感。狮身人面像、猪八戒等则是想象性的意象，通过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刻画留给人无限地遐想，是主观的“意”客观化、物象化的创造性想象。艺术意象一般是指艺术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就影视作品来说，艺术意象包括影视中的人物形象、物品形象，也泛指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却合理贯穿于作品中的东西，它可以是作品中人物情感的寄托或反映，亦或是作品中具体意象的心理内涵，是情与理、物与人、人与人之间多层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主客交融、情理统一、丰富又复杂的心理剖析。影视作品中的艺术意象常作为符号出现，把剧中人物的情感与现实中的某样客观物品联系起来，作为思维与感觉统一的媒介，来强调事物或事件的突出性质。如《红楼梦》的黛玉葬花一幕，剧中的花已不单单是一种植物，而是被黛玉看做是自己的化身，怜花就是怜自己，她看到鲜花凋零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在贾府中虽有宝玉的照顾，但黛玉本性消极颓伤，父母双亡还寄人篱下，悲观的性格使其总觉风刀霜剑严相逼，自怜之心常在，见落花而感身世，不觉满目凄凉。黛玉认为花落了只有埋进土里才是最干净的，这也象征性的说明了黛玉不甘沉灭，不愿与封建社会同流合污。此处“花”与“葬花”的意象极为明显，后人每每提起“黛玉葬花”也总是联想起红楼中的爱恨情仇与悱恻缠绵。

二、对影视作品艺术意象的心理分析

艺术意象是影视作品情感的符号形式，是传达创作者情感、思想、内容的重要手段，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内容。影视作品中的艺术意象看似是无意识地摆放在作品中，却承担着有意传递信息的功效。因此，任何一种艺术意象的使用都代表了创作者的心理特点和诉求，体现了人类心理的规律，都有一定的心理依据和心理内涵。可见，艺术意象的运用不是随心所欲的，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意图地穿插和和运用。在电影《八部半》中，有一个重复出现的酒桶，是主人公基多心理情感映射的承载物，是创作者象征性意象的突出代表。在基多的两次回忆和狂想中，酒桶的出现让基多的想象有了着落点。一次是基多在童年时期被母亲强行抱紧酒桶沐浴时的回忆；一次是在妻子与情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基多陷入尴尬境遇后的狂想。在后者的狂想中，基多变成了一位苏丹国王，在众多后宫嫔妃的簇拥下进入酒桶沐浴，尽情享受着众多女人和睦相处时被爱包围的感觉，从此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这两处出现的酒桶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装酒用的木桶，而是象征着母亲的子宫和女人的，象征着温馨、幸福和安宁，象征着基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如电视剧《金粉世家》中，女主角冷清秋最爱的百合花在剧中不止一次的出现过，它被视为金燕西与冷清秋爱情的象征。在金燕西第一次遇见冷清秋的时候，一身学生装扮的冷清秋手捧一盆百合，清新素雅，美丽动人。二人结婚后，百合花也出现在了他们的卧室中，被视为感情和睦的象征。但后来金燕西的花心和堕落，让冷清秋亲手打翻了瓶中的百合花，也寓意二人感情的结束。此处的百合花是一种象征性极强的意象，见证了男女主角从相识到相恋、分离的全过程，也作为全文的一条暗线贯穿始终。在百合花最后一次出现前后，理想与现实的对比相当强烈，极富象征地隐喻着金燕西与冷清秋的爱情理想的破灭。这意象地巧妙安排显示出创作者对纯洁、理想爱情的渴望心理，同时也象征着对深刻、现实的情感社会的复杂与不安。当然，艺术意象除了上述的个体意义上的意象外，还有集体意义上的意象，即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例如英雄原型、上帝原型、老祖母原型、大地母亲原型等等。按照上述理论，我国古典诗词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意象，如黄昏夕阳意象、明月意象、风花雪月意象、落花流水意象、牛郎织女意象、蝴蝶双飞意象等等，皆可以称之为集体意义上的意象原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意象表述，只要合理地进行运用，都有助于观者更好地理解整个作品及创作主体的创作意图，满足创作者和观者的心理需求。

作者:曹翔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参考文献

[1]秦俊香.影视艺术心理学［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2]余秋雨.观众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3]金维一.电视观众心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篇8

关键词:通感意象;诗学功能;审美功能;认知功能;语言建构

Abstract:Synaesthesiaisalinguisticandalsoapsychologicalphenomenon.Thesynaestheticimagesresultingfromtheactionmechanismofexperienceofmingledsensationsembodytheindividualperceptionsofmatters.Also,thestudyonsynaestheticimagesthrowsaestheticandevenpoeticlightonthelanguageresearch.Inthecognitivedomain,thesynaestheticimageinvolvesthemappingofimagefromalowermodalityontoahigheronemorefrequentlythanitsinverse,themappingfromthemoreaccessiblepropertiesofthesourceimagetothelessaccessibleoneofthetargetimage.Intheaestheticdomain,thesynaestheticimage,asanovelmetaphoricalimage,providesmuchfoodforthesubject''''saestheticexperience.Meanwhile,intheliterarydomain,theimagerevealsitspoeticfunctioninnarration.Andthedeconstructionoflinguisticpatternsrelatedtosynaestheticimagesmayfacilitatetheunderstandingofsynaesthesiafrommulti-perspectives.

Keywords:synaestheticimage;poeticfunction;aestheticfunction;cognitivefunction;linguisticconstruction

在生活的经验中,人的眼、耳、鼻、舌、身诸种感官在特定的环境下往往是彼此相通的。这一点可以从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中得以证实。人的各种感官虽然各司其职,对各自的适宜刺激(adequatestimulus)经内导神经传到大脑的皮质,进入能够引起兴奋的相应区域。这种兴奋的“分化”使其他区域相对“抑制”,因而不同的区域刺激物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出现个体(individual)感觉域的表现。但大脑皮层的各个“区域”间不是彼此孤立的、相互隔绝的,它们的边缘地带有许多“叠合区”,具有连接、协调、沟通的作用,在兴奋分化的同时,产生兴奋泛化,引起心理感觉的挪移,在心理上表现为一种幻觉,甚至是错觉。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1］之说。在语言呈现的策略上,通感是用属于乙感官范畴的语义单位去组配属于甲感官范畴的语义单位,或用乙感官域的心理表征去描写甲感官域的心理表征,通过语言的表意功能将不同的官能感觉综合化,以创造新奇意境的积极修辞方式。这种艺术语言所唤起的通感意象较之一般意象更具有诗学、审美与认知的价值。有鉴于此,本文拟就通感意象的诗学、审美和认知功能及其语言的建构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探讨。

一、意象与通感意象

意象是“语言借以映衬和匹配指称(referent)的融合了主体的主观感受的情感意味的心理表征(representation)”［2］。具象性与情感性是意象的显著特征。意象来源于经验,但它不同于来自经验的概念,它不是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抽象,而是一种取象,它以具体表现一般,它凝聚着主体的心境、情绪等因素,因而是一种象和意之间的融合,是一种象征。意象成形的基础是人的心理想象,或者进一步说是文化心理想象。在文学作品中,意象是一种以语言单位为载体的修辞艺术的基本符号。意象的运用折射出修辞主体的观物能力、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以及独特的情感郁结方式。

意象具有多种存现形态,其一就是通感意象。通感首先是建立在生理的联觉上,进而上升到心理的联觉表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它是建立在感觉的联觉上,建立在知觉的统觉(多维感知)上,建立在表象的综合性的基础上,而具有生理和心理联觉表现基础的通感意象则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活动,是审美主体经验的筛选,渗透了特定的情感和意味。无论在文学艺术创作的活动中,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活动中,通感意象是一种塑造意境的实现手法。可见,通感意象是主体为了创造审美效果、表达心境,借用跨感官域之间的映射藉以言语呈现策略而营造的意象,是一种交感意象。

二、通感意象的功能:诗学、

审美与认知

感觉范畴中的联觉是初级的、简单的认识,带有普遍性,而修辞语言中呈现的通感意象则更复杂、更高级,是一种艺术性创造,它集文学性、审美与认知于一体。言其文学性,是因为它具有诗学功能,透视出叙事的文学性。言其审美,是发话主体以独特的审美视角、精湛的语言技巧,营造出一种“陌生化”的意象,使不同感觉共同影响,相互渗透,从而产生丰富的感受效果。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共通感[ZW(DY]共通感是指“将个人感受事物时所享受的愉快、崇高传达给他人的必然性心理规律”。参阅林同华:《美学心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ZW)]的观念、审美相似律和超时空的思维机制,接受主体就能够发挥想象力,模拟创造(发话)主体的审美定式,去审视、关照和感受通感意象,品味其真意,从而为之动容、为之生情。同时,从认知的角度看,通感意象又映现了发话主体认识客观现实、表达意念的思维方式。

[1.诗学功能

诗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艺术,其研究的范畴已超越传统的诗歌领域,涉足到整个文学领域。诗学语言的本质是语言的自指性,聚焦于自身的音响、词语、句法、修辞的审美意义。这样,在诗学的视野下考究文学语言的运用问题时,文学性就会凸显成为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根据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的定义,文学性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形式有关(自指性),指的是那些打破常规的变异的、反常的、前景化的表达方式。”［3］所谓的诗学功能就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诗学观的一种发挥,是对诗学语言风格效用的一种认识。通感意象是变异的、陌生化的意象,是意象范畴中的非典型意象,具有标记性特征,即感觉的移借、沟通的表现特征,其诗学功能是构建前景效果。在语言结构上,通感意象能造成语言感受上的陌生感、新奇感,使语言表现具有诗学价值,让人体验到通感意象语言的多感性,语言意境的丰富性和完美性。如“青色的夜流荡在花荫如一张琴,香气是它飘散出的歌吟”(何其芳《祝福》)。视觉的“夜”、“一张琴”,动觉的“流荡”、嗅觉的“香气”和听觉的“歌吟”融合在一起,致使意象在多个感觉域间移动,由此构筑出新颖独特、无理而妙的意境。同样,下例所营造的诗学效果也跃然纸上。

(1)Herewillwesitandletthesoundsofmusic

Creepinourears:softstillnessandthenight

Becomethetouchesofsweetharmony.

(WilliamShakespeare,TheMerchantofVenice)

译文:我们就在这儿坐下来,让音乐的声音悄悄送进我们的耳边;柔和的静寂和夜色,是最足以衬托出音乐的甜美的。(朱生豪,译)

2.审美功能

通感意象的营造是审美的需要,它凝聚着取象的情状以及发话主体的“情”和“意”。它是发话主体从“以眼观物”发展到“以心观物”的心理产物。通感意象的潜在张力就在于人的感官体验的心理表征。发话主体对意义的传递不是靠语言线性组合律来实现,而是建构在对语言超常规组配所营造的跨感官域意象的感悟上。换言之,通感意象是从新颖的角度[CD2]跨感官域的视域[CD2]去把握概念系统中感官域之间感受的相似性,来勾画、渲染取象的主要特征,从而唤起包含情感意味的拟态意象。这种意象是情感意念的外化形式,是客观“象”(实存“象”)的审美化。它可以超越其客观形质以寻求与情感的契合。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时,“立象”可以传达情意,那“象”与一般意象不同,其美的特质体现在把相异感觉域的情感色彩赋予核心意象上,使核心意象被追加了本身不具有的特征,而新特征的追加意味着对核心意象审美空间的扩大,由此便生成了像《荷马史诗》中那样绚丽多彩的通感意象:“Likeuntocicadasthatinaforestsituponatreeandpourforththeirlily-likevoice”(像知了坐在森林中的一棵树上,倾泻下百合花似的声音)。诗人把百合花的视觉意象给了知了鸣叫声的听觉意象,同时又把“pourforth”(倾泻)的动觉赋予了听觉,使蝉鸣似乎有了色泽,有了动感。

发话主体借艺术语言营造的通感意象所遵循的理据(motivation)不是理性逻辑,而是情感逻辑。情感逻辑是“以情感为内趋力,调动感知、想象、理解等多种心理功能,推动心象思维的过程,本质化与个性化的交融统一”［4］。因而通感意象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所创造的“陌生化现象”极富新意。如长于营造通感意象的唐代诗人李贺,在其笔下的“绿”就有寒绿、凝绿、颓绿、静绿;红,有笑红、冷红;雨,有红雨、香雨;风,有酸风;光,有冷光等。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受话主体对通感意象的接受是一种意象性的审美活动。在艺术语言的刺激下,受话主体在认知域中建构起审美意象,并对其进行意象性解读和关照,将其整合、充实成一个完美意象,即心理学上的格式塔完形[ZW(DY]“格式塔”概念最早由奥地利心理学家艾伦菲尔斯在《论格式塔性质》(1890)一文中提出,经由德国心理学家韦特墨、柯勒、考夫卡发展,于1912年正式创立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认为知觉是对整体的感知。格式塔心理学最主要的美学代表是阿恩海姆,他强调了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并把主体所具有的完形能力纳入审美活动的研究中。[ZW)],再通过审美判断以把握通感意象底蕴的情和意。这种审美活动是一种高层次的创造性活动,既要依赖于外部输入的信息(语言语境),也要依赖于解读者的认知语境和心理图式。

在审美的过程中,由于想象与联想、共通感等心理功能的作用,通感意象开拓了受话人的情感世界,使受话人可以感觉到通感意象的表情冲力。这两者是统一的[CD2]“表情”是在通感意象的可感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因此,对通感意象的解读就是对发话主体的情感流露、价值取向的重构。

可见,通感意象一方面使发话主体“情趣意象化”,另一方面使受话主体“意象情趣化”,它架构起审美主体之间的情感交流,成为审美的中介。例如:

(2)Softmusiclikeaperfumeandsweetlight

Goldenwithaudibleodoursexquisite

Swathemewithcerementsforeternity.

译文:[HTK]柔软的音乐声飘逸着芳香幻化成甜美的光,

金光闪闪让人听来品味出极精美的味道,

包裹着我让我沉寂在永恒之中。

诗人西蒙斯听了肖邦的乐曲,情感涌动,官能相通,创造了艺术语言特有的境地。乐曲优美动听,诗人仿佛有了“soft”(触觉)、“perfume”(嗅觉)、“sweet”(味觉)、“light”(视觉)、“golden”(视觉)、“odour”(味觉)、“swathe”(触觉)所包含的官能体验。诗人内心的感受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渲染,音乐之美也得到了栩栩如生的描绘。由于读者呈象能力的存在,承载着通感意象的艺术语言便能激活读者的知识草案(script)与情景模型(situationalmodel)去体验诗人情感思维的运行过程。这就是通感意象的审美功能。

3.认知功能

通感意象的呈现向我们揭示了主体认识事物的一个新视角。它是把属于乙感官域的意象特征映射到甲感官域的意象上,使甲感官域的意象染上乙感官域的意象色彩。在认知的范畴里,通感是隐喻的一种特殊表现。无论是从认知路径、认知原则还是从认知功能来看,通感的认知性都可以从Lakoff和Johnson［5］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中得到启发性阐释。但通感毕竟不是普通的隐喻,其源域(sourcedomain)与目标域(targetdomain)的基点是感觉,即两域均为感觉域,这种感觉域的表现意象自然不同于一般隐喻意象。例如,我们把温觉映射到听觉,就会得到像“coolthesoundofthebrook”(让小溪的叮咚声冷凝下来)这样想象突兀新颖的通感意象句。

通感是概念系统中感官域之间特征相似性的心理联想,而不是简单的词义特征之间相似性的联想。这种相似性究其实质就是从不同感觉域的意象中所体验到的心理美感的相似性。由于这种心理基础的存在,在特定的语境、情感的作用下,就会产生以一种感觉域的意象特征去映射另一种感觉域的意象特征的认知方式,人类凭借这种认知方式来发展、丰富和升华其对主客观世界的认知。以心理美感的相似性为基础、情感为逻辑的感觉域之间的映射也透视出通感智能(intelligence)(包括意象的形成和感受相似性联想的流利性)［6］。例如韩愈《听颖师弹琴》对颖师所弹的琴声的描绘:

(3)浮云柳絮无根蒂,

天地阔远随飞扬。

……

这两句是把视觉映射到听觉。诗人写琴声的轻快、流畅,像无根的浮云、随风飘扬的柳絮。轻快、流畅的声音是听觉感知的,而这种感知在此境中类似视觉感知的状态:像无根的浮云,飘扬的柳絮那样。于是,两种感觉域中的意象就相通了。

在通感意象中,意象特征的映射方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即感觉的移动方向主要表现为由较低级向较高级、由简单向较复杂的映射。对此,Ullmann［7］从共时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得到例证:他分析的2?000个通感例句中,有80%呈向上的等级分布(hierarchicaldistribution)。他将调查中的六种感官由低级、简单到高级、复杂依次排列为:触觉、温觉、味觉、嗅觉、听觉、视觉。在通感意象的运作中,由触觉域向听觉域映射的现象最为普遍,其次是由触觉域向视觉域的映射。这是因为视觉域的语词比听觉域的语词丰富得多。据心理学的统计,正常人大脑贮藏的感觉信息,80%来自视觉,10%来自听觉。因此相对视觉域的心理表征而言,听觉域的心理表征更多地诉诸于其他感官域特征的补充。此外,其他感官域中自下而上的映射现象也不乏其例。

(4)Howdoestheroomstrikeyou(你对这个房间的印象如何/这个房间给你的印象如何)?

(5)Themustardishotenoughtobiteyourtongue(这辣椒辣得咬舌头)。

(6)Theviolingaveasoursound(小提琴发出酸的(刺耳的)声音)。

(7)Sheflashedasweetsmile(她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8)a.aloudshirt(花哨的衬衫);b.quietcolors(朴素的颜色)。

(9)Hisvoicewasacenserthatscatteredstrangeperfume(他的嗓音好似香炉,散发着奇异的芳香)。

上述例句中,感官域的体验特征均呈现出从低级感官形式到高级感官形式的映射。例(4)中的“strike”是从触觉映射到视觉;例(5)中的“hot”是从温觉映射到味觉,而“bite”一词则是从触觉映射到味觉;例(6)中的“sour”是从味觉映射到听觉;例(7)中的“sweet”则是从味觉映射到视觉;例(8)中的“loud”与“quiet”是从听觉映射到视觉;例(9)中的感官的心理体验特征是从嗅觉映射到听觉。

三、通感意象的语言建构

通感意象的语言呈现策略是,在情感逻辑的统摄下,突破语言规范,把隶属于不同感官域的词语组配在一起,使语法产生变格,或用一感官域的感觉去描述另一感官域的感觉,跳越了思维逻辑的常规性,使核心意象的语义兼容了相异感官域词语所特有的语义色彩或确切地称之为情感色彩,从而造成一种独具效果的“陌生化”意象。

在词语的层面上,任何一个词语都是伴随着其语义特征的存在而存在。尽管词语的语义特征存在模糊的边界,但仍具有相对的范畴稳定性。那些意义相关联的词构成一定的语义范围,即语义场(semanticfield)。这样,表示感官体验的词语依据其语义的心理表征不同可以归属为相应的感觉的语义场,例如视觉感知的色彩词就应属于视觉感的语义场。正常的语义搭配发生在同一义位汇聚下的语义关联域[CD2]语义场中。具有相同义位的词以其语义特征的相容性而能组合在一起,而不同义位的词往往存在着相斥性,这就是语言结构规约的结果,也就是语词之间构成的逻辑制约和语法规则。然而在语言的现实应用中,常规的语义组合在表达个体感受与体验时有时显得极为乏力,词作为选择的对象一下子陷入贫困之中,于是一种“陌生化”的语义组配形式就成为必要,这是修辞艺术中的普遍现象与基本规律。在这样的修辞活动中,主体鲜活的感受得到升华,人们也获得了一个崭新的语言视野,语言本身也因此而意味隽永。通感意象生成的语言形式就是有意打破语言的线性组合规律,把不同感觉语义场的语词组配在一起,造成语义结合上的“错位”,即语义特征的不相容性。从这一点上看,语义组合的“错位”是通感意象构成的灵魂。产生意义“错位”的词语类型可以分述如下。

1.名词型

多数名词可以独立唤起意象,构成名词性自足显像词。在相异感官域的超常规语义组合中,一个名词性自足显像词能把属于自身语义场的感觉特征映射到核心意象上,从而生成通感意象。例如:

(10)Themusicbreathingfromher[ZZ(Z]face[ZZ)].

面庞的美丽本是一种视觉感知,是视觉意象的心理表征,它却产生了一种音乐美妙的听觉感受,这种听觉体验在特殊的情境下映射到了视觉域的心理表征上,由此生成的陌生化意象语句写尽了“她”那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的美。

(11)Jean''''sreallyquitea[ZZ(Z]dish[ZZ)],isn''''tshe?

美貌女子的视觉形象本诉诸视觉,却以佳肴类比,顿有嗅觉和味觉的美感,视觉通达了嗅觉和味觉。在通感意象的营造中,名词“dish”触发的嗅觉和味觉的语义特征赋予了视觉域的感知上,从而在言语的呈现上就有了“秀色可餐”的通感语句。

2.动词型

运用与核心词语分属不同感觉语义场的动词,造成语义特征的映射关系,从而构成一种陌生化意象即通感意象。例如:

(12)ThesamebrightfaceItastedinmysleep,

Smilingintheclearwell.Myheartdidleap

Throughthecooldepth...

(13)Hisnamestinks.

例(12)描写情人那张动人的脸,作者不是藉以视觉行为来表现,而是用味觉域的动词“tasted”(品尝),以味觉代替视觉,生成的意象别具一格,感彩显得更浓、更重,也更渗透着亲切感。例(13)运用了动词谓语“stinks”(发臭),使主语“name”(名声)似乎有了嗅觉域的行为意象特征。这是感官域中的感觉特征从嗅觉映射到听觉的语言呈现。

3.形容词型

形容词的运用基本涉及两种构造功能:一是充当定语,二是充当表语,两大功能依据形容词的语义分野或是描述对象的性质,或是表述对象的状态。在营造通感意象的语词范畴中,形容词是一个很活跃的词族。形容词型通感意象的成因是形容词超越其自身的感觉语义场与相异感觉语义场的词语配置在一起,造成语义结合上的“错位”,这样,形容词就把属于自身语义场的感觉色彩赋予核心词语,使其词义具有了某种超常属性。例如:

(14)Shealwaysflashedthatsweetsmile,evenwhenencounteringdifficulties.

(15)Hersweetvoicemademerelaxedattheverymoment.

(16)Hernameisfragrantwithgooddeeds.

例(14)、(15)中的修饰成分味觉“sweet”(甜蜜)分别转向视觉和听觉,使“smile”(微笑)和“voice”(声音)都有了甜蜜的特征,使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分别染上了味觉域表现的特征。例(16)以嗅觉“fragrant”(芳香的)修饰“name”,激活了嗅觉域的表现,使“名声”似乎有了芳香的特征。

4.副词型

在语义关系的构造中介入了来自不同感觉域的副词的语义特征,由此生成的通感意象也能产生奇特的意境美。例如:

(17)Itisabitterlycoldnight.

天气的冷热程度本应诉诸感觉域的副词来修饰,这里却用了味觉域的副词“bitterly”,于是寒冷似乎有了苦涩,一种奇冷的感觉也随之而生。又如E.Spencer的名句“SweetThames!Runsoftly,tillIendmysong”(Prothalamium)句中“Runsoftly”的语义超常规共现使人感到流水潺[FK(W][TPpz1,+3.4mm。3.5mm,Z][FK)],轻柔可触,视觉意象中顿生触觉的感受。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通感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手段,开拓了语言美学领域的新境,是语言美学领域的一朵奇葩。通感意象的语言营构形态可以超越语词范畴的单一类型或多级类型共现的界阈,达到较高层面的语言范畴,如句与段。文中例(3)便是一例,再引英文一例以窥一斑。

(18)Thenagaintherewasaburstofsound,andaburstofbrilliantlight,themoonhadexplodedonthewater,andwasflyingasunderinflakesofwhiteanddangerousfire.Rapidly,likewhitebirds,thefiresallbrokenroseacrossthepond,fleeinginclamorousconfusion,battlingwiththeflockofdarkwavesthatwereforcingtheirwarin.Thefurthestwavesoflight,fleeingout,seemedtobeclamouringagainsttheshoreforescape,thewavesofdarknesscameinheavily,runningundertowardsthecentre.(D.H.Lawrance,Womeninlove)

译文:[HTK]突然,又传来一阵响声,接着是一道耀眼的光亮。月亮在池面上炸开了,白炽、凶险的光焰如碎片一样四处飞溅。完全破碎了的月光像白色的小鸟迅即在池内扩展开来,沸沸扬扬地四下乱窜,与强压过来的层层黑浪搏斗着。逃窜到最远处的粼粼波光喧嚣着,似乎在和池堤喋喋不休地进行争吵,企图逃到岸上去。黑暗的浊波汹涌地压过来,朝着池中翻腾。(李建,等译)

例(18)是用一种感觉去描写另一种感觉。在对月亮的描写中,作者创造出由视觉向听觉、触觉挪移的通感意象:月亮的视觉形象得到诸如“炸开”、“喧嚣”、“争吵”等听觉形象和“沉重”(heavily)触觉形象的渲染。这例通感意象的语言表现形态使人读之联想奇妙,产生一种视之有象、闻之有声、触之有物的复合性心灵感受。

四、结语

通感意象的客观存在有着自身本质性的基础。在揭示通感本质的过程中,其内涵的丰富性获得了不断的扩展与延伸。事实上,我们已看到,在美学的范畴里,通感蕴涵着主体对取象的审美体验,即通感的审美功能,在认知的范畴里,通感揭示了主体对事物的一种认知方式,一种跨感官域的认知方式,而在文学的范畴里,通感意象则具有诗学的功能,表现出叙事的文学性。无论从何种角度来透视通感的内在属性,通感的表现形态是离不开语言的,借助其语言的构建模式,我们能更深入地洞察艺术语言所要表达的感觉的经验。这种经验是感觉在不同感官域中泛化的表征过程。我们也由此能更完整地认识感官联袂所营造的意象的多面特性。

参考文献:

［1］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64.

［2］邱文生.语境与文化意象的理解和传译［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8(3):135.

［3］王东风.从诗学的角度看被动语态变译的功能亏损[CD2]《简•爱》中的一个案例分析［J］.外国语,2007(4):50.

［4］骆小所.浅谈艺术语言和情感逻辑的关系［J］.修辞学习,2001(1):31.

［5］LakoffG,JohnsonM.Metaphorsweliveby［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

篇9

关键词：单元结合 意境整合 语言空间-心理结构-物理空间模式

一、引言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以维台墨于1912年发表题为“似动的实验研究”的论文为诞生标志，亦称完形心理学，主张用“格式塔（Gestalt）”（即整体）的观点研究心理现象（Kohler，1967）。核心理论是“异质同构”，指在任何情况下，真实的知觉不是盲目地与其相应的心理过程结合，而是在本质的结构特征内的同类连接（Koffka，1935）。异质同构不仅为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而且还解释了人的审美经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但它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和现实世界对人的情感活动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格式塔心理学角度、“异质同构”这一空间维度，提出“语言空间-心理结构-物理空间”模式，为理解《天净沙·秋思》的空间语义提供新的视角。

二、相关研究回顾

维台墨在实验中发现格式塔的性质不在部分，而在主体之中，所以分析部分不能解释全体的性质（转引自Wolfgang Kohler，1967）。这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第一个重大发现引起了各个领域专家的思考和研究。文学艺术方面，姜秋霞（1999）、姜秋霞和权晓辉（2000）及孟瑾和冯斗（2005）讨论了格式塔的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及其价值。对《天净沙·秋思》的研究多在译文对比和翻译策略方面（殷召荣，2008；江媛，2008），刘丽（2009）简要探讨了《天净沙·秋思》的意境之美。但以上研究均未实现格式塔心理学与文本的结合。本文将从格式塔心理学角度，通过单元结合和意境整合两个方面探寻这首小令的语义空间，提出“语言空间-心理结构-物理空间”模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天净沙·秋思》的空间语义。

三、《天净沙·秋思》的空间语义

（一）单元结合

格式塔心理学中的结合表示单独的视觉单元完全契合在一起。这可以使原来并不相干的视觉形象自然而然地关联起来，从一个视觉语义延伸到另一个视觉语义。本小令前句可分解为九个单元：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它们的性质、形象各不相同，意义也是分离的。作者分别在中心语的前面加上相同语义色彩的修饰语（人家除外），叠加结合起来，中间不插入任何连接词，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个独立的单元，却给读者以观看幻灯片的视觉效果。从“枯藤”到附着于上的“老树”再到归巢栖息于树上的“昏鸦”，由外向内描写了一个相互关联且有序的整体——暮秋环境这一静的界域（静域）。功用上的联络拓展了单元语义的空间容量，不是之前的那个独立单元在读者的知觉中的对应物。“小桥流水人家”这三个单元给人以温暖、亲切之感，迎合了诗人此时思念家乡的心情，诗人用明朗的色调再造一重动的界域（动域）。而“古道西风瘦马”则展现了一个色彩惨淡、气氛阴郁的动态环境。后两小句是一明一暗的两种动域和第一小句的静域结合在一起，形成对照。不仅如此，诗人此时遇见的“人家”与其所处的环境也形成对照，这使情更悲、景更哀。“夕阳西下”和前面的单元景物一样继续铺排，但此单元带来了色彩上的丰富性。这无疑增强了视觉上的格式塔效果，可见这里不仅增加了一个单元，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气氛。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基-形关系（figure-ground relation）”是“形（figure）”由于其自身特点，而依赖于其所在之“基（background）”；“基”相当于一个结构，“形”载于其中，因而受其制约（Koffka，1935）。至此，诗人所做的“基”的工作已完成。“断肠人在天涯”是整首小令的点睛语，道出了诗人极致的悲苦和孤独，该小句在“基”的背景下充当了“形”的角色，从而达到了“形基”结合。形基现象在表达了诗人的羁旅之愁、传达了本小令的中心语义的同时，还提供给读者以广阔的想象空间。我们发现这样的单元结合、界域融合所达成的相符不仅仅是能指与所指事物之间的一一对应，而且“所指”使其语义更加饱满、使空间更富整体感、和谐感，实现了语言空间和物理空间的最佳融合。

（二）意境整合

孟瑾（2005）认为从格式塔心理学角度看，整体意象又称为格式塔意象，它以篇章为载体，接近于意境。整首小令是客观对象和主观感情的结合，其中客观对象由多个个体意象组成，但其形成的意境又超越意象之外，这一点和格式塔意象不谋而合。格式塔心理学认为整体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个体性质的结合不代表整体的性质。本小令由两个句子组成，前句包含九个词语，每三个构成一个小句，每一小句即自成一幅场景，这一场景并非词语的简单叠加而成，一字一词均代表一个意象，这些意象看似离散，但作者在每小句后做押韵处理：鸦ya、家jia、马ma，使整个描写不但形合而且音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意境。诗人紧扣“秋思”，并置七个静态的个体意象：“藤、树、鸦、桥、人家、道、马”。如果说前句写景，那么后句则是着眼于“断”字抒情，描绘“夕阳西下”和“断肠人在天涯”这两个动态意象，并注意以“下xia”和“涯ya”收尾，与前句保持音韵上的一致。前后衔接连贯，前句除“人家”以外，作者均采用修饰语+中心语结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古+道、西+风、瘦+马）。通过这一结构中的修饰语：“枯、老、昏、小、流、古、西、瘦”，作者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投射到景物上；后句与前句情景交融，形成映衬，突显了诗人此时四处漂流、无处落脚的悲苦。王国维（2003）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内”指情，“外”为景，他认为“情”“景”两个元质构成了“境界”。可见，情景乃创造意境的必要条件，前者直抒胸臆，后者创造气氛，两者结合组成了格式塔意象。本小令的意象传递

境：一个秋天的傍晚，寥无人烟，诗人身旁只有马儿陪伴，且无寄宿之所。

情：“断肠人”是全诗的诗眼。诗人此时只身在外、孤苦无助，心中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自身处境的无奈。

意境：在一个凄凉的秋天的傍晚，诗人满腹辛酸地走在古道上，身边只有一匹瘦弱的马儿陪伴，秋风瑟瑟，连乌鸦也归巢栖息，而自己却漂流无所，心中的疾苦悠然而生。

诗人用这种凄美的意象：枯藤、老树、昏鸦（其中“藤、树、鸦”是物理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事物，分别被赋予了“枯萎的、僵老的、已经归巢的”精神世界的意义，映射出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形成了客观的境、主观的情达到传情造境的效果，完整地再现了《天净沙·秋思》的意境。语言结构、心理结构和外部事物完美契合，其空间语义远在意象之上。同时，还赋予了诗句本身极大的整合空间，给身处物理空间的读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样语言空间和物理空间通过心理结构这一媒介在意境中得到完美的融合。

四、结语

本文通过单元结合和意境整合探讨了诗人通过外在事物表达内在情感而呈现出的凄凉清冷的意境，化抽象的语言为直观的意象，并提出“语言空间-心理结构-物理空间”模式，为探寻《天净沙·秋思》的空间语义提供一定的参考。该模式可以简单图解

心理结构

↗（知觉、情感）

语言空间 物理空间

（诗句语言） （现实世界）

……

在理解诗句的空间语义的过程中，读者不是将诗句语言直接转换成现实世界的直接对应物，而需通过自身的情感知觉加工这一中介过程，从而形成一个三角图示。这样，诗句的语言经过诗人的个人情感这一心理结构的融合而可能与物理空间形成一对多的对应关系，变得复杂，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这一模式体现了诗句语义空间理解上的灵活性。

参考文献

[1]江媛.“归化”“异化”理论下的《天净沙·秋思》英译文赏析

[J].安徽文学，2008，（8）.

刘丽.别有诗情画意生 此处无思胜有思——浅谈马致远《天净

沙·秋思》的意境[J].资治文摘，2009，（7）.

姜秋霞.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J].外语与外

语教学，1999，（12）.

姜秋霞，权晓辉.文学翻译过程与格式塔意象模式[J].中国翻译，

2000，（1）.

孟瑾，冯斗.古诗格式塔意象和意境的传递[J].外语学刊，2005，

（4）.

殷召荣.从形合、意合看古诗增译——个案分析《天净沙·秋

思》[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5）.

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Kurt Koffka.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M].Great

Britai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1935.

篇10

关键词：格式塔；月亮意象；翻译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422（2016）06-0105-04

“格式塔”一词指统一的有意义的整体。该理论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体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反对对单个元素进行剖析。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对客体的认识有完形趋向性，人在脑海中形成的关于这个整体的意象就是格式塔意象图式（ Image Gestalt）。（库尔特・考夫卡2012： 997）在中国古诗词中，读者在阅读诗词作品的时候就在脑海中构建了一个格式塔意象图式。虽然诗词是由一个个词语构成的，但是作品整体所传达出来的意蕴和意境远远超出了表面的字词。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对整体意象的审美把握意味着对文本各个局部语言之外美感因素的体验，这一体验有助于原文本的结构和意义在译者大脑中形成有机的整体，并有助于文本意义的有效转换。格式塔理论认为，在文学创作中，作家都经历一个从意象到词语的转换过程。而当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又将词语转换成意象。（翟海霞2011：28）在理解诗词作品时，呈现在读者脑海中的不是单个词语或元素，而是整个格式塔意象，它由个体元素与格式塔整体互动而来，二者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完善。这种互动模式正是格式塔意象转换实现的基础。

当译者翻译诗词作品时，应采取自上而下的翻译模式，即先对作品进行整体的把握，在脑海中构建作品的格式塔质，把握诗词意象所要传达的情感，再选取合适的策略在目的语中再现原诗的意象。下面笔者将从格式塔心理学派提出的异质同构性、闭合性以及整体性三原则来分析诗词作品中与“月亮”意象相关的翻译，并总结每种原则下实现格式塔意象再造的具体策略。

一、异质同构性原则下“月亮”意象的翻译策略

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异质同构性主要指“非物质的心理事实与物质的物理事实之间存在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即“将内在的情感和外在事物的审美形态化作一种直观的形象呈现在诗歌之中”。（马新国2002：134）在诗词作品中，诗人常常会借用意象表达自己的情感，达到借景抒情、物我交融的艺术效果。诗人所用的意象便是格式塔中所指的“同构物”。“月亮”意象在古诗词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是诗人词人咏物抒怀常用的意象。我们将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异质同构性原则下与“月亮”意象相关修饰语的翻译策略。

例如，杜甫的《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译文1（孙大雨2007：172）：

The dew has turned to white frost tonight.

The moon is bright at home.

译文2（许渊冲2013：89）：

Dew turns into frost since tonight；

The moon viewed at home is more bright

译文（孙大雨2007：216-217 ）3：

The crystal dews are chilling from tonight forth；

Our moon at home is solely brighter in its gleams.

这首词虽然是写月夜，但诗人一开始就描绘了秋天边塞的图景：戍楼上更鼓咚咚响，道路上行人无影踪。边城荒芜秋风凉，只听见孤雁哀鸣。这样的图景给读者一种凄凉之感，也奠定了接下来诗人对家乡的想念。根据异质同构性，月亮有阴晴圆缺，这与人的悲欢离合之情是有共性的。“月是故乡明”这一句是写景，但也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因为同是普天之下共享一轮明月，应该没有差别，而诗人偏偏认为家乡的月亮更加明亮。这正好衬托了诗人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以上给出的三个译文都把握住了诗歌的整体意蕴，在翻译“月亮”这一意象时，均用了比较时。笔者在调查问卷中把其中一个版本的比较级“more bright”改成了原级“bright”。译文1和3都把“明”处理成了“brighter”；译文2是“more bright”，这是译者为了与前句“tonight”押韵而做的安排。不论是“brighter”还是“more bright”，三个译文都准确把握了诗歌的格式塔意象，翻出了原诗句意隐含的比较级，避免了意象的失真。当然，在一些情况下译者只需要直接译出“月亮”意象则可。

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异质同构性原则对于诗词而言，主要是指诗人借用意象抒发自己的感情。就“月亮”意象而言，月亮的阴晴圆缺就与人的悲欢离合有相同之处。因此，译者在大多情况下可直接把“月亮”意象译成“the moon”、“moonlight”等英文中表示月亮的词。在翻译与“月亮”意象相关的修饰语时，译者根据诗歌意境有时需要采取“增译”的策略把意象的隐含意义翻译出来。例如，“月是故乡明”中“明”虽然只是一个形容词，但是其实原诗要表达的意思是“故乡的月亮更为明亮”，因此在译文中译者要把比较级增译出来。当作品中有“月亮”意象的明喻时，译者在大部分情况下可采取直译的策略。当涉及到与“月亮”意象相关的动词时，译者要从诗歌整体意境出发，灵活选用合适的动词，不能一味追求表面字词的对应。

二、闭合性原则下“月亮”意象的翻译策略

格式塔的“闭合性”原理指人们通过知觉对一不完整、不规则的图形进行填补，使之趋于完整的心理趋向。换句话说，这属于人类心理上的“完型压强”，在观察“不完整”或“空白”的形状时，大脑中的知觉会不由自主地想要填补“空白”。中国的古诗词和山水画一脉相通，经常会采用“留白”的手法获得意境深远的艺术审美效果，给读者留下无尽的回味，正可谓“不著一字，尽显风流”。美学大师伊瑟尔曾说过：“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空自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力。”（瓦宁尔1975：236）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作品时，译者应该把握好原诗的“空白”和“未定点”，从而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传达原诗中的意象，给读者“回味无穷”的艺术享受。如果忽略对诗歌整体的把握，按照原诗照翻意象，未免会把诗歌中的“空白”翻得太死，“剥夺”了读者想象的空间。

例如李白这一首广为人知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译文1（孙大雨2007：208）：

Before my bed the moon shone brightly.

I thought it was frost.

I lifted my head and looked at the moon.

When I lowered my head I thought of home.

译文2（许渊冲2013：49）：

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Can it be hoarfrost on the 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译文3（王玉书2004：544-545 ）：

Before my bed there streams in the moonlight

It lies there on the ground， looking like frost

Lifting my head， I gaze at the moon bright；

Lowering my head， in homesickness I'm lost

译文4（王大濂1997：52-53 ）：

What bright beams are beside my bed in room！

Could on the ground there be the frost so soon？

Lifting my head， I see a big， full moon，

Only to bend to think of my sweet home

译文5（龚景浩2006：2-3）：

The bright to me like white near my cot，

Seemed to me like white around frost.

I looked up to gaze at the moon；

I looked down to think of home.

李白的这首《静夜思》是家喻户晓的月夜思乡名篇。关于首句“床前明月光”中的“床”该作何解释，学界有不同的论断。有的认为是坐具，也有认为是我们平时睡觉的床，也有学者认为是井栏。前面四个译文都是翻译成“bed”，而最后龚译则是“cot”，有床的意思也有小屋的意思。关于“床”的争论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的考究，这里不作深究。但“床前明月光”是否要把“月光”翻出来？从以上5个译文我们可以看到译文1、3、5都处理成了“moon”或者“moonlight”；译文2和4分别翻成“a pool of light”和“bright beams”，并没有直接点出诗人所见之光是“月光”。

从格式塔闭合性原理来说，译文2和4的译法更胜一筹。虽然诗人原文的表述是“床前明月光”，但是诗人夜晚初见到那道光时，是不清楚那是月光的，所以他才说“疑是地上霜”。他可能刚刚从梦中醒来，睡眼朦胧，才会把月光错当成地上凝结的白霜。如果第一句就按照原文的字而意思翻成“moonlight”，读者就少了一种心理期待。

相反，许渊冲处理成“a pool of light"便把诗人见到的光模糊处理了。根据格式塔的完型心理，读者此时心里就会想“诗人见到的究竟是什么光呢”，于是就有了下一句自问“Can it be boarfrost on the ground？ ”读到第三句“Looking up， I gaze at the moon bright”，读者便恍然大悟，原来诗人看到的是“月光”。也就是在这一刻，那如霜的月光撩拨了诗人思乡的情怀，让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闭合性”指当外界事物部分被遮蔽时，与我们有关的知识经验也会被激发，从而把被遮蔽的那部分内容通过联想补充出来，填补原来的不完整。格式塔的“闭合性”原理与中国文化中的“留白”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译者在翻译诗词作品时，要充分揣摩诗人想表达的情感，同时要把握诗歌整体的结构。需要变通的地方就应该打破原诗语言的束缚，翻译出作品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具体到“月亮”意象而言，译者可以采用上义词来代替具体的“月亮”，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也使译文更具有逻辑性。比如，“床前明月光”中的“明月光”就可以用上义词“a pool of light”来代替。而有的时候则要大胆采用原诗的语言结构运用异化的翻译方法，给读者营造丰富的审美空间

三、整体性原则下“月亮”意象的翻译策略

在格式塔心理学看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诗词作品中的格式塔质不是字词的堆砌，而是语言和意象及其结构的整合。当我们翻译诗词作品时，无沦是从异质同构性分析，还是从闭合性分析诗歌的“未定沪点”和“空白”，都离不开整体性。我们在翻译诗词时，要从作品的整体出发，正确处理意象的翻译。如果脱离了诗歌整体，孤立地翻译意象，则有可能出现错译，歪曲了原诗的意思。

例如，王昌龄的《西宫秋怨》：

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

译文1（许渊冲2013：34）：

The lotus bloom feels shy beside the lady fair；

The breeze across the lake takes fragrance from her hair

An autumn fan cannot conceal her hidden love；

In vain she waits for her lord with the moon above.

译文2（王大濂1997：20-21 ）：

The peony is not so sweet as the beauty’s grace；

Breeze sends her fragrance on hair over court lake face.

An autumn fan hides not her longing but her pain；

The moon in sky is waiting for her lord in vain.

这首诗写于作者被贬之前，表面上看来这是一首宫怨诗，但其实影射了作者的命运和宫人并无两异。无论宫中的器物如何华贵，美人如何娇艳，最终也只能是“空悬明月待君王”。从上面两个译文的最后一句来看，两位译者对月亮意象的理解显然是有出入的。许译“In vain she waits for her lord with the moon above”，主语是宫人，月亮在此是状语。读者可以想象到这样一副画面：在寂静的夜晚，一位美人在皎洁的明月下等待君王，可是君王却久久不至，唯一和她相伴的只有空中那高高的明月。这样一个失宠宫人的凄凉形象便跃然纸上。

王译“The moon in sky is waiting for her lord in vain”则割裂了与上文的联系，把主语偷换成了“月亮”。整首诗的主人公是失宠的宫人，前面对殿内奢华的描写也是为了衬托她内心孤寂的情感。如果突然把主语转换成“月亮”，诗歌整体意蕴的连贯便被打一破了。因此，译者应该考虑诗歌的整体性，不能孤立地从某一句翻译意象。

格式塔整体性认为整体大于部分。在翻译诗词作品时，译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而是通过主体认知把握诗歌整体意境。如果缺少对作品整体的把握，根据自己的臆想翻译意象，则可能曲解原诗的意思，译文也无法给读者呈现完整的格式塔意象。具体来说，在整体性原则下，译者应该注意译文主语的一致性，正确辨别“月亮”意象在句子中的语法成分；如果诗词作品中出现“清辉”等既可以表示月亮又可以表示白天太阳的光辉的词时，译者要根据诗歌的语境判断作品中的词语具体指代的是什么，避免错译。

四、结论

在格式塔视野下，“月亮”意象的翻译其实也是格式塔意象在译者脑海中意识再现以及文字再现的过程。译者在翻译作品前，应先充分理解诗词的意蕴，在脑海中构建起格式塔质，然后选用合适的译法处理“月亮”意象。具体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充分兼顾整体性、异质同构性和闭合性原则。

在异质同构性原则下，译者要把握诗歌中“月亮”意象所传递的情感，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采取直译的方法；在翻译与“月亮”意象相关的修饰语时，译者根据诗歌意境有时需要采取“增译”的策略把意象的隐含意义翻译出来；译者要根据诗歌整体的意境选用与月亮意象相关的动词，如“海上生明月”中一个“生”字，便有rise/lift up/ grow/born等词可以选用，但是如果要生动表现海上明月升起时雄浑壮观的景象，用“grow”一词效果更好。在闭合性原则下，译者要把握住诗歌的“未定点”和“空白”，根据诗歌意境采用异化或者用土义词代替具体意象的方法，如李白《静夜思》的“床前明月光”便可采用模糊意象的方法翻成“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这样就可以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去揣摩“a pool of light”究竟是什么光。整体性原则要求译者要有语篇翻译的概念。在整体性原则下，译者应该注意译文主语的一致性，正确辨别“月亮”意象在句子中的语法成分。如果诗词作品中出现“清辉”等既可以表示月亮又可以表示白大太阳的光辉的词时，译者要根据诗歌的语境判断作品中的词语具体指代的是什么，避免错译。

笔者希望能有更多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来指导诗词意象的英译，既能生动地传递原诗的意象，又保留译文的音美和形美，从而让外国读者感受到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库尔特・考夫卡著，黎炜译.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2.

[2]翟海霞.文学翻译中的格式塔意象再现[J].文教资料，2011.

[3]马新国.西方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孙大雨.英译唐诗选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5]许渊冲.宋词300首：汉英对照[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

[6]孙大雨.英译唐诗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7]瓦宁尔.接受美学[M].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1975.

[8]王玉书.王译唐诗三百首[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