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困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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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住房；供给需求；住房需求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2-0055-06

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7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只有6.9平方米，到2012年达到32.9平方米；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84%[1]210。与发达国家相比，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与住房自有率并不低。然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成果和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尚未全面惠及数量不断增长的城市新移民群体―进城农民工。2014年中国外出就业农民工已达到16 821万人[2]，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发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却狭窄而简陋，住房问题已成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与举家迁移的最大障碍。“体面的住房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便利子女在家学习，也能解放妇女的时间，有助于他们参与劳动力市场，更微妙的是，住房状况影响自尊和身份。同时，住房也是最重要的有形资产，如果农民工拥有城市住房，将大大提高其财富水平”[3]。在就业地获得宜居的住房，对提高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福利水平，实现包容性、可持续性城市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多数城市居民住房紧张状况趋于缓解的背景下，农民工成为城市住房条件最差、住房需求最迫切的群体，理应成为城市保障政策的基本目标群体与城市商品房市场的有效需求主体。农民工对住房的需求将成为化解产能过剩，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制造业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本文在研究农民工住房的基本特征和需求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探讨农民工住房困境的制度与政策根源，进而提出通过制度变迁与政策改革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途径。

一、农民工住房的基本特征与需求变化

目前，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却无力购买城市商品房，也难以获得城市保障房权利。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需求将长期存在，而且将成为城市商品房的有效需求者。

（一）农民工住房的基本特征

1.农民工住房存在多种供给类型，以非正式住房为主。用工单位是农民工住房的重要供给主体。2014年，28.3%的进城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宿舍，在生产经营场所和工地工棚居住的占17.2%[2]。租房是农民工居住的另一重要途径，租赁住房的占36.9%[2]。许多农民工通过在城中村租房缓解了居住问题，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1]212估计，大约一半流动人口居住在5万个城中村或者城乡结合部。

2.农民工住房普遍存在居住面积狭小、环境恶劣等问题。2005年成都市的调查数据显示，1/4的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1/3的农民工居住面积为5～10平方米。2005年底，上海市74.9%的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66%的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在7平方米以下[4]。2008 年，郑思齐等组织的北京“城中村”调查也显示，40%的农民工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5]。2010年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对106个城市的调查显示，东部城市的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为11.7平方米，中、西部城市的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为15.3平方米和14.3平方米[6]。农民工缺少购买和租住城市社区住宅经济能力，大量蜗居在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这些地方往往是城市扩张进程中留存的农村居民点，没有城市的空间特征[7]。城中村大都未纳入城市住房管理体系与城市规划，普遍缺乏市政基础设施，道路狭窄，建筑质量较低，居住拥挤，90%以上的住房缺乏独立厨房和厕所。因为城中村住房租金较低，住房可支付性较强[5]。集体宿舍等农民工住房类型往往多人合住一间宿舍，不仅面积狭小，设施简陋，而且缺少私密性，不利于农民工成立家庭，也给农民工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困扰[8]。

3.农民工住房自有率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仅有1%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有自购房[2]；即使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1]21较高的估计，农民工在城市拥有自有住房的比例也仅为10%。农民工收入低，就业流动性大，积蓄有限，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支出更为紧迫，对城市商品房的购买力相对有限。

4.农民工基本上得不到城市政府的住房补贴和保障性住房。2006 年，国务院要求将农民工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住宅发展规划，有条件地方的农民工个人和用人单位可缴存住房公积金。2007 年，国务院又要求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建设住房向农民工出租。2010 年，建设部等部门提出可将在城市居住达到一定年限并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公租房供给范围，在农民工集中的工业园区和开发区建设公租房向用工单位或园区职工出租。2011 年，国务院提出到“十二五”末，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公租房面向稳定就业的城镇外来务工人员供应[9]。2014年，国务院进一步提出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实施范围。但是在地方政府的操作中，除了成都、重庆、长沙等少数城市尝试为农民工提供公租房、廉租房外，外来农民工基本上处在保障对象的边缘地位。例如，北京的公租房虽规定可向外省市来京人员开放，但要求满足一定工作年限，如何具体实施这一规定仍有待细化；上海要求外来人口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且持有居住证，从而将农民工排除出保障范围[10]。

（二）农民工住房需求的变化趋势

1.未来仍将有大量农民工及其家庭进入大中城市，其住房需求将长期存在。亚洲开发银行万广华[11]估计，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80%，城市人口将比2010年增加5.34亿人。目前城市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35.3%，未来十几年占全国人口35%～45%的城市新移民需要城市新建住房或者改善住房条件。

2.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大中城市主要的住房需求群体。从农民工群体内部对城市住房的需求趋势来看，第一代农民工可能愿意回到农村，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将以城市为迁移目的地[12]。新生代农民工势必成为未来大中城市主要的住房需求群体。

3.农民工对成套住房的需求将逐步增加。近年来，农民工显现出家庭化迁移的特征，居住长期化的特征逐渐增强[13]。农民工对职工集体宿舍、工地或工棚等过渡性、临时性住房的需求将趋于稳定，甚至可能逐步下降，而对成套住房的需求将会逐步增加。

4.农民工还将成为城市商品房市场的有效需求者。虽然目前多数农民工还没有能力购买昂贵的城市商品房，但从长期来看，工资不断增长的农民工队伍将逐步成为城市商品房市场的有效需求者。农民工家庭化、长期化的住房需求，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将成为未来中国大城市住房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10年末，全国城镇住房存量为203亿平方米[14]。要满足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增城市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到2030年，即使仅达到2010年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1.6平方米的水平，至少得净增110亿平方米城市住房；如果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5平方米，至少需要净增150亿平方米的住房。而据麦肯锡估计，从2009年开始的后20年，中国需要新建400亿平方米住宅[15]。新房投资、住房折旧投资及住房相关产业发展仍将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当然，住房产业需要逐步将供给重点从满足高收入阶层的居住与资产积累需求转向为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和农民工提供多种类型的可支付住房，调整住房供给结构才可能扭转许多城市房地产市场目前存在的下行压力，使房地产行业重新进入稳健发展的轨道。

二、农民工住房难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城市各项制度与政策试图实现促进经济增长、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满足城市户籍居民的住房需求等多重目标，并未建立分层次的房地产市场和可持续、包容性、普惠性的住房保障体系。从而导致可支付性住房供给严重不足，住房供给与需求错位，农民工的住房困境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一）从需求面来看，现行制度和政策使可支付住房严重不足，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得不到社保与金融制度的支持

1.在管制性制度与政策条件下，高收入阶层的住房投机需求使可支付住房供应不足。我国缺少稳定而可靠的投资渠道，许多高收入者在投资机会缺少的情况下囤积住房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导致过去多年住房投资与投机需求盛行。住房户型管制政策也不合理，“对城市新建住房单元的最大面积进行限制，使高收入群体转向对旧存量住房的需求，而这些旧住房原本可以流向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16]。同时，没有实行针对存量和增量住房的房产税，持有住房的机会成本低，进一步助长了住房投机需求。长期以来中高收入者的过度购买与购房投机行为，推高了城市商品房价格，助长了住房资产过度累积，许多城市家庭拥有多套住房；商品房市场主要满足中高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真正住房困难的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农民工的住房选择极为有限。政府前些年为对付投机需求推行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提高了住房供给成本与交易成本，也从总体上抬高了城市住房价格，使住房的可支付性降低。

2.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条件下，农民工难以具备对住房的支付能力。农民工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条件，很难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工作稳定性差，收入偏低，难以具备购买城市商品房的能力，也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基本福利和社会保障。2014年，农民工住房公积金的参保率仅为5.5%[2]。

3.农民工住房需求缺少金融制度与政策的支持。在现行金融组织结构与制度条件下，农民工潜在的购房需求难以得到住房抵押贷款等金融工具的支持，不利于农民工逐步通过商品房市场解决其住房困难。

（二）从住房供给面来看，政府、市场与企业不能有效承担农民工住房的供给责任

1.地方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不利于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1）地方政府缺乏意愿与能力为农民工提供保障房。从国际经验来看，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公租房、廉租房等形式缓解农民工的居住困难。但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大部分优质税源由中央政府征收与支配，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大约占省级政府预算收入的40%～45%，地方政府当然不愿将可获得可观公共收入的土地用于难以产生净收入流的保障房用途。近年来不断增加的保障房主要面向城市户籍居民，难以惠及农民工。尽管国家开始要求地方政府将保障性住房覆盖的范围扩大至农民工，但在实际操作中，农民工一般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涵盖范围之外。不仅如此，保障房政策还存在严重的“保不应保”等腐败现象。（2）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主导的城中村改造政策，导致农民工租住的可支付性住房供给减少。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改善城市形象，将城中村改建成高档社区或者各类市政设施，大大减少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可支付住房供给，从而把农民工挤到远郊，甚至挤回农村，增加了农民工的居住和通勤成本。（3）现行土地政策推高了城市房价，不利于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一方面，对18亿亩耕地面积的严格限制政策，使农民工集中居住的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住宅用地供给不足。大城市住宅用地不足导致住房总供给赶不上需求增加的速度，房价和房租居高不下，农民工租房困难不断加剧。如在2000-2010年，上海市城镇住房存量只增加70%，明显低于全国水平，但同期城镇人口增加42%，城镇人均住房只增加4平方米，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偏向工业土地政策，也造成住宅用地价格过高，推高了城市房价。在城市化进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以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名义大量囤积土地，工业用地往往以协议方式出让，只是商业地价的10%左右。留给住宅和服务业的土地不仅数量有限，而且价格过高，从而导致房价上升、住房短缺和服务业发展不足[1]11。1990-2006年间，中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以年均7.77%的速度增加[11]，在城市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城市住宅用地面积增加相对不足，造成住宅短缺和城市用地浪费并存的现象非常普遍。

2.商品房市场目前难以成为解决农民工住房的主渠道。商品房市场是当前城市住房供给的主导模式，但是城市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而农民工收入偏低，积蓄有限，基本上没有购买城市大中户型商品房的能力。

3.住房租赁市场不完善，增加了农民工住房支出负担。住房租赁市场不完善导致农民工租房选择有限，商品房房屋租赁价格过高，租赁支出也成为其沉重的负担。《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17]调查显示，76.2%的农民工能承受的居住支出占月收入的20%左右，然而在2014年外出农民工每月居住支出人均445元，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7.1%[2]，居住支出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的最大项开支。

4.企业职工宿舍和生产场所作为农民工住房也存在一定缺陷。目前企业职工宿舍和生产场所是农民工住房的重要形式，企业提供职工宿舍有利于降低员工居住成本，方便企业管理，是农民工进入城市重要的过渡性居住形式。但是，企业宿舍与城市社区的空间隔离不利于社会融合，这一模式更适用于未婚农民工短期居住。改革前后的历史证明，从总体上看，主要通过住户、市场和政府而不是企业提供职工家庭的住房，不仅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社会性和政策性负担，也有利于建立灵活高效的劳动力市场。

总之，城市各项制度与政策使农民工可支付性住房供给严重不足，政府、市场、企业未能有效承担农民工住房的供给责任，面向城市居民的城市住房供给与农民工的住房需求严重错位，农民工住房困境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三、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有效途径

在现行制度与政策框架下，房地产供给与需求错位导致可支付性住房供给严重不足，农民工住房困境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只有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出发，通过制度变迁与改革才能有效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困境。

（一）从需求面看，应消除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制度与政策障碍，提高住房可支付性

1.减少大户型住房的管制与征收房产税，纾解住房投机需求与房价上涨的趋势，提高住房可支付性。解除对大户型住房需求的过度管制，既可为商品房市场发展提供动力，保障商品房市场的持续运行和发展，避免商品房市场大起大落；也可减少高收入者对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的住房挤占，逐步形成阶梯型的住房需求体系。同时，针对大户型的存量住房与增量住房实行房产税，不仅有利于转变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推高房价的动机，稳定与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利于提高住房投机的机会成本，减少住房的投机需求，逐步降低居高不下的房价和房租，提高住房的可支付性。

2.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工的基本住房权益。农民工在城市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身份、社会福利与公民权利，是农民工提高住房支付能力、获得住房保障的制度基础。

3.完善农民工住房补贴与住房公积金制度。政府可以对住房异常困难、收入偏低的农民工家庭实施需求方住房补贴政策，也可对提供农民工住房的企业进行补贴。同时建立和完善针对农民工的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公积金制度帮助农民工买房租房。

（二）从供给面看，制度与政策改革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必要条件

1.通过制度与政策改革转变地方政府行为，为改善农民工住房创造条件。（1）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民工市民化挂钩机制，改善地方政府提供保障房的意愿与能力。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缺乏财力和动力为农民工改善公共服务，提供保障房。通过健全与常住人口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促使地方政府将农民工纳入保障房的供给范围，增加保障性住房开支。保障房的供给也能压低普通商品房市场价格，减少商品房市场的波动性，提高城市商品房的可支付性。（2）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时，应充分考虑数亿农民工未来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为农民工所需住房与学校、图书馆等公共设施规划和预留住宅用地与建设用地空间。地方政府也可将未充分开发的土地用来建设可支付住房[1]47。（3）有条件地解除耕地面积占用的红线限制，使人口不断增长的大城市能够根据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城市居民的空间需求合理拓展住宅用地与建设用地面积，消除房价和房租不断上升的土地政策基础，从根源上扩大住房供给。（4）逐步消除城市土地用途的过度管制，使城市工业用地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顺利转为住宅用地。中国目前一些大城市将25%以上的建成区土地用于工业，与首尔7%和香港5%的水平形成明显对比。将工业用地转为住宅和商业用地，可有效增加住宅用地，提高地方政府收入[1]129，消解高房价的土地瓶颈。（5）改变对城中村的强制性改造政策，将城中村改造为可支付性正式住房。由村委会和村民在服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配套、缴纳相关税费的前提下自主选择城中村的改造类型和方式，将城中村改造为农民工公寓或者其他类型的可支付性居住场所，可大幅减轻政府财政支出负担，增加可支付住房供给[18]。

2.通过制度与政策改革使农民工逐步通过商品房市场解决居住困难。规范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制度与政策，降低住房贷款利率，使农民工的潜在购房需求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农民工购房还应享受购房契税和印花税等优惠政策。使收入较高的农民工逐步能够利用商品房市场解决住房困难，在城市中获得资产性收益。

3.进一步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完善租赁市场的监管，将会增加现有住房的流转速度和利用效率，便利农民工在城市租房，稳定和降低住房租赁价格。

4.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提供农民工可负担住房。在现阶段，应鼓励用工单位在一定条件下利用企业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建设农民工集体宿舍，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增加农民工过渡性住房的有效供给。支持私营企业和非营利社会机构成为国家可支付住房政策重要的实施单位，成为可支付住房的管理者、供应者和所有者[19]，通过多渠道、多主体、多种形式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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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融资；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05)11-0043-04

21世纪是真正的城市化的世纪，继发达国家之后以中国为首

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将再次掀起城市化浪潮。2004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1.8%,已经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城市化进程加速要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快速跟进,但由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相对滞后，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瓶颈”。造成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滞后于城市化进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严重匮乏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存的融资方式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问题，难以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满足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实际需求。因此，寻求一种新的融资方式，以解决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困境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现存融资方式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主要有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发行基建债券、自我积累和BOT。但这些融资方式在为城市基础设施筹集资金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和问题，所提供的资金上升幅度有限。

1、财政拨款

在发达国家，财政资金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家财政无偿投入一般都占到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50％以上，而目前中国财政投入的比重仅占35％。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财政收入中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有限，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财政收入中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税收、收费和土地收益。首先，从税收收入来看，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发生联系的只有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公共事业附加两项，而且这两项税收收入规模比较小，与城市基础设施维护和建设的需要相差甚远。以2000年为例，全国两项税收的收入总额为291.44亿元，仅占当年城建投入资金的14.65％，尚不够支付城市基础设施维护费用。其次，从收费来看，目前针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政策性收费有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出租车牌有偿使用费、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等。尽管收费项目较多，但这些资金与建设所需要投入的资金相比还是相差很远。最后，从土地收益来看，由于目前国有土地利用的市场机制不完善，通过市场配置比例不高、划拨土地大量非法入市和随意减免地价挤占国有土地收益等原因，我国每年国有土地收益流失近100亿元，而且巨额土地收益在体系外循环。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1997年，全国共收取土地出让金2418.5亿元，绝大多数由地方政府作为预算外资金进行体系外循环 。目前，全国城市土地出让收入中仅有10％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财政拨款具有无偿性、无风险的优点，但是目前政府财力有限，所提供的资金无法从根本上改善资金短缺的局面，满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投资需求。

2、银行贷款

（1）国家开发银行等作为向基础设施贷款的政策性银行，一贯遵循保本微利的经营方针，虽然融资成本低，但资金来源有限，且贷款对象侧重于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使之不可能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

（2）商业银行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贷款存在诸多局限性。第一，商业性信贷融资大量进入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客观上存在风险。一方面，因为目前城市建设从规划到融资体制、风险控制，以至于整体信用平台都很落后，需要大力构造、建设，以简单的商业性信贷的融资方式大量进入，不利于这个领域的风险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多是短期存款，按照资产负债管理的期限匹配原则，其发放的长期贷款比重不能过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数额大、投资回收期长的特点，以大量的短期储蓄资金承担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长期贷款，隐藏着严重的流动性风险。而且从国际上看，主要依靠信贷融资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案例，大多是不成功的。第二，融资成本高且申请过程复杂。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转换经营机制后的商业银行开始注重风险管理，控制信贷风险。商业银行对贷款的审批越来越慎重和严格。对于城市基础设这类贷款，由于数额大、贷款期限长、风险高，银行从自身风险角度出发，一般不愿轻易提供，或者要求高贷款利率以补偿其风险。因此，商业银行不可能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大量长期贷款。

（3）国外银团贷款的不利之处在于：首先，银团贷款一般要求与出口信贷一起使用，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采用国外设备及国外总承包，否则不愿提供；其次，为保证贷款安全，国外银团介入项目的程度较大，要求也较高，取得资金的时间也较长；最后，采用国外银团贷款会加重我国的外债负担。

3、股票融资

就高速公路企业来说，国内就早有沪杭甬高速、宁沪高速、成渝高速等上市融资的先例。但股票融资对企业的业绩要求较高，申报程序、监管和信息披露很严格，上市发行的费用比较大。而且，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尚未进行股份制改造。因此，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方利用股票融资的还非常少。

4、发行债券

发达国家利用债券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比重达到30％。而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券融资额仅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的3％。诸多原因限制了债券市场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所起的作用。第一，我国《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对发行主体的要求很高，它规定，发行企业债券的企业需要经济效益良好，发行债券前三年盈利。而众多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方都处于亏损状态，难以满足该发行条件，无法成为发行人进入国内债券市场融资。第二，企业债券的发行额度有限制，仅能作为建设资金的补充。第三，由于发行企业尚未建立起成熟的约束机制，债务规模、成本与其偿债能力不匹配，有可能造成还本付息的困难，严重时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第四，1999年10月以来，企业债券征收利息所得税，使企业债券相对于国债的利率优势顿失，发行更加困难，融资成本明显提高。第五，虽然国家多次发行基建债券为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但是国债的发行量不宜过大，否则会导致通货膨胀，或“挤出”社会有效投资，损害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国债规模大约在4万亿――5万亿元以上，债务负担率1998年就已在50%以上。此外，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我国国家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在75%一100%之间。由此可以出我国政府运用国债手段有限。第六，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信用级别很低，大多数在BBB级以下，难以进入高信用等级的国际债券市场吸引构成国际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

5、自我积累

一直以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部门被视为福利部门，按照事业单位而非按照企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导致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部门缺乏竞争意识，运营和维护方式守旧，经济效率不高。现有城市基础设施大多数处于运营亏损和维护不善的状况，这不仅使政府的投资无法获得收益，而且也无法收回投资和进行再投资。根据建设部统计，1996年在公交、供水、煤气、液化气、天然气和热力六个行业中，除热力和天然气行业略有盈利外，其他在国家政策性补贴后依旧亏损，亏损面平均达到57.2%，累计亏损达16.1亿元。因此，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自我发展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通过自我积累筹集资金的渠道受到限制。

6、BOT（Built-Operate-Transfer）

BOT，即建设一经营一移交。我国于1984年在深圳市的沙角B发电厂的建设中开始采用BOT。随后，广东、福建等省和上海、北京等城市出现了一批BOT项目。BOT的合资方也逐渐由外资拓展到内资。BOT虽然具有有效地吸收各种投资（大部分是外资），借鉴和利用私营机构高效的经营管理方法的优点，但是其弊端也不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相对于其他融资方式而言，BOT项目的运作程序较为复杂。而且，政府与承包商通常需就BOT合同的内容、条款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这对于那些十分急需的基础设施项目来说，有可能贻误建设时机，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2、融资成本高。由于项目投资大，而且投资商不能随便放弃和转让其投资，投资风险高，因此投资商往往要求高投资回报。3、BOT的应用范围有限。BOT的实质是在特许期内的民营化，使发起人在特许期内丧失对项目的控制权。鉴于控制权这样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政府对BOT融资方式中的外商进入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而且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也不宜采用BOT。

二、解决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困境的有效途径――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存的融资方式在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中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能提供的资金量有限，而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由于行业限制、行政壁垒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又很难直接进入。建设资金短缺所造成的基础设施滞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急需寻求一种新的融资方式为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开辟新路，以解决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就是解决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困境的一种有效途径。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就是以城市基础设施的未来收费权产生的现金收入流为支撑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ABS)进行融资的方式。它是资产证券化这种金融创新工具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

1、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的运作过程

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涉及收费权的转让、组合、信用增级、证券发行等过程，需要多个中介机构参与支持，基本的运作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由上图可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运作过程主要是：（1）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方根据项目的资金缺口，确定融资规模；（2）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方将与融资规模相当的一定期限的收费权转让给以资产证券化为唯一目的的特设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 , SPV）；（3）SPV聘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资产支持证券（ABS）发行之前的内部信用评级；（4）SPV根据内部信用评级的结果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经营方的融资要求，采用相应的信用增级手段，提高ABS的信用级别；（5）SPV再次聘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发行信用评级；（6）SPV在国内或国外的资本市场向投资者发行ABS，以发行收入支付收费权的购买价款；（7）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方将ABS的发行收入投入项目的建设；（8）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方或其委托的服务人向城市基础设施的消费者收取费用，并将款项存入SPV指定的收款账户，由其委托的托管人负责管理；（9）托管人按期对投资者还本付息，并对聘用的中介机构付费，若有剩余，则按协议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方与SPV之间分配。

2、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的优势

（1）对发起人的信用等级要求低。这是因为资产证券化是一种资产收入导向型融资。传统的融资方式，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都是凭借资金需求者本身的整体资信能力来融资的。外部的资金供给者在决定是否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企业投资或提供贷款时，主要依据的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企业整体的资产、负债、利润及现金流量情况，

对于该企业拥有的某些特定资产的质量状况关注较少。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则不然，它是凭借原始权益人的未来收费权来融资的。资金供给者在考虑是否购买资产支持证券时，主要依据的是未来收费权所产生未来现金收入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交易结构的严谨性和有效性，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企业本身的资信能力则被放在了相对次要的地位。我国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企业信用等级较低，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为其开辟了新的融资途径，使其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成为可能，还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优质资产的作用。

（2）实现低成本融资。虽然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复杂，有众多参与主体，需要支付多项费用，如支付给托管机构的托管费用，支付给证券承销商的承销费，支付给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费用，但是当基础资产到达一定规模时，它的融资成本仍低于传统的融资方式。这是因为：（1）资产证券化运用成熟、完善的交易结构和信用增级技术，改善了证券的发行条件，使资产支持证券达到了较高的信用等级，投资者的投资风险相应减小，从而不必采用折价销售或提高利率等方式招徕投资者。一般情况下，资产支持证券都能以高于或等于面值的价格发行，并且支付的利率比原始权益人发行的类似证券低得多。这大幅度地降低了发行人的融资成本。（2）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虽然需要支付名目众多的费用，但各项费用占交易总额的比例很低。有资料表明，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中介机构收取的总费用率比其它融资方式的费用率至少低0.5个百分点。

（3）资产支持证券是一种低风险的证券。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中独特的“破产隔离”和“信用增级”的设计能有效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1）“破产隔离”有两层含义：首先，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企业将资产真实销售给特设机构的情况下，被证券化资产与原始权益人完全隔离。因为特设机构是一个以资产证券化为唯一目的的独立实体，即使原始权益人发生破产、清算、接管等情况，该资产也不会处于破产、清算、接管的行列，其它债权人不能对该资产享有求偿权，从而实现破产隔离；其次，为了保证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实施，有关法律规定了特设机构不能破产，以及一般不应发生资产证券化交易之外的其它负债。这就保证了没有其它债权人对其资产享有收益权，保证了资产支持证券的持有者对该资产收益的完全所有。2）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中采用的信用增级技术使资产支持证券达到远远高于原始权益人和发行人信用级别的信用水平，使投资者承担的信用风险大大降低，从而获得良好的发行条件。这些信用增级技术包括：原始权益人提供超额担保，建立差额帐户，对发行人的直接追索权，银行开立信用证，担保公司提供金融担保，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划分优先／从属证券等。

3、我国实施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的意义

（1）有利于我国深化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数额大、投资回收期长的特点决定了其投融资长期以来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完成，

而没有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市场手段，导致投资的持续力度不足，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并大大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事实上，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仅靠政府投资显然是不够的，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高效的市场手段，它开辟了更广阔的筹融资渠道，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筹集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巨额资金，改变以往投资主体单一、融资渠道狭隘造成的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的不利局面，同时，而推行资产证券化，将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应有的筹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原因如下：首先，资产证券化能有效地解决资金供求双方的矛盾。一方面，为我国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风险明确、收益稳定、容易把握、能满足不同投资策略和风险偏好的投资工具，丰富了我国资本市场的金融工具的品种，使我国大量的居民储蓄能高效地转化为投资，扩大了机构投资者投资资产的选择范围；另一方面，由于资产证券化对发起人的信用等级要求低和低成本性，我国信用级别较低的企业可利用它低成本地吸引到急需的资金。其次，资产证券化的实质是一种直接融资方式，它的发展客观上突出了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的作用，使间接融资的地位相对下降，促使资本市场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完善资本市场并提高其运作效率，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

（2）ABS融资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存量资产的利用。我国很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电厂、水厂、港口、机场、高速公路等，其当前及未来现金流产生稳定，同类资产历史统计数据完备，资产权益相对独立，因而收益稳定、风险性小，本身具有较强的投资价值。但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像资产证券化这种类型的融资方式，因而存量资产难以变现，未来的现金流难以变成现时可用的大规模资金。通过发行资产支撑证券，将缺乏流动性的基础设施存量资产转化成流动性强的金融产品，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方得到即时可用的资金又可以马上投入到新的建设项目中去。如此循环，城市基础设施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能力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3）能够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行政壁垒，我国政府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城市基础设施形成垄断经营，结果造成城市基础设施部门长期以来缺乏竞争意识，在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管理上既违反了价值规律、又违反了供求规律，形成“谁投资、谁亏损”、“建设越多、亏损越大”的恶性循环局面，经济效率低下。采用资产证券化筹资后，投资主体多元化，民间资本和外资有了进入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合法途径。持有资产支持证券的各方投资者出于对投资利益的考虑，就会监督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行管理，关注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促使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方转换经营理念，改变其管理模式，从而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

（4）能够有效地保护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所有者权益和控制权。由于我国较为看重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控制权，因此对民间资本和外资的进入有相当多的限制。而利用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融资，作为原始权益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经营企业，出售的只是资产在未来一定时期的现金收入流而非企业的所有权，不会因为资产证券化而改变自身的所有权结构，也不会失去本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在证券到期后则享有资产收益权。与BOT相比，资产证券化能够有效地保护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所有者权益和控制权，不必担心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项目被外国投资者控制。这使得原来一些不能采用BOT方式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如重要铁路干线、大规模发电厂等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融资。

（5）开辟了吸引外资的新渠道。由于我国企业自身信用等级较低，BOT应用范围的限制，以及增加我国外债负担的担心，外资流入基础设施领域的比重极低。据有关资料统计，只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量的3%。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收费资产证券化既可以采用境内模式，在国内资本市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也可以采用离岸模式，在国际资本市场向国外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离岸模式具有引进外资的功能，资产支持证券高信用等级和低风险的特点对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且不以出让产权、出让市场为代价，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促进中国企业直接参与国际资本市场，逐步建立起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地位，还能推动本地市场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何小锋等. 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71－372

2. 王开国等. 资产证券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36-38

3.明杰,姚宏善. 城市建设资金渠道的创新：城市土地证券化[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1（10）：11－13

4.高勇,刘涛,江湘洲. 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融资研究[J]. 建筑管理现代化,2003.（2）：44-45

5.张巍巍， 资产证券化与我国基础设施项目融资[J].当代经济,2005（1）：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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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ERP环境；会计信息化；困境；解决措施；效果

社会的稳定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促进现代企业对于会计工作的要求在不断的提升。通过会计信息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提升企业会计管理决策的正确性效果，这对于有效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良好的作用和影响。但是从当前企业会计信息化的应用情况来看，我国总体的会计信息化水平还处在比较低的地位，需要积极采用有效方式不断提升会计信息化的应用效果。

一、ERP环境中会计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一）当前会计软件总体的配置程度不够高

想要全面有效实现会计信息化，需要先进软件的重要参与，这样能够促进会计信息化工作的顺利进行并取得良好成果。现价段中针对ERP的软件进行选择的时候，常见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企业购买的软件没有从自身的实际需求出发，侧重点不对，很多企业在选择软件的时候，只是一味的选择较为昂贵、拥有先进技术的软件，但是和企业的经营发展情况不够适应，同时企业中的财务会计人员本身的技能水平有限，无法真正的有效适用到这些软件，不能够有效发挥这些会计软件的作用和价值。第二，对于软件的性价比过于重视，一些企业选择的会计软件，外在功能较为明显，但是企业忽略了软件供应商提供的各项服务和技术，这样很不利于企业的全面发展，不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经营效果。第三，企业没有针对软件供应商的发展趋势进行全面正确的判断，ERP和传统办公软件在使用寿命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这就要求软件本身有着良好的技术支持度，对于软件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企业针对会计信息化的思想认识不足，相应的管理制度也不够完善

很多企业在购买相应的会计软件之后，对于供应商的依赖过高，而企业自身的配合度却不够高，这主要是因为企业自身关于会计信息化的思想认识不够高，同时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在开展会计信息化的过程中，需要将该项工作和企业自身的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有效的结合。企业可以制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到会计信息化的相关内容，但是从当前企业的运营情况来看，能够发现，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还不够十分完善，针对会计信息化方面的内容还较为缺乏[1]。

（三）财务控制方面容易出现问题

ERP时代环境中，容易出现财务控制方面的问题，当前会计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需要不断改革传统的财务控制模式，这样能够有效提升财务控制工作的整体效果。实施ERP系统之后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对于财务控制工作还不够十分完善，容易导致财务管理控制环节出现一些问题，影响到财务管控工作的顺利进行，主要是财务信息的安全问题、出纳查询的便利程度等[2]。

二、ERP环境之下会计信息化问题的有效解决对策

（一）针对会计软件的配置进行全面完善

企业开展会计信息化的各项工作，需要不断加强软件的配置工作，这项工作中，企业需要积极结合自身的实际发展需求，选择合适的会计信息软件。企业在选择ERP系统的时候，需要从自身制定好的期望目标出发，对软件进行综合性的考量，主要包括软件本身的质量、软件的成本、软件供应商的售后服务和技术等，这些都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重点考察供应商的行业经验和资格，同时还需要对供应商的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分析。不断完善软件的配置，需要选择有良好发展潜力的供应商，这样企业所购买的软件能保持长期的使用效果[3]。

（二）企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认识，健全管理制度

企业在ERP时代环境下的思想认识不够完善，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影响到了会计信息化工作的顺利进行，因而企业需要有针对性的改进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企业需要不断提升会计信息化过程中其他各项工作配合度，在购买会计软件之后，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逐渐依靠自身的技术力量克服会计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其次，企业需要不断建立健全自身的管理制度，针对会计信息化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考虑，从而设置出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根据会计信息化的具体要求，对企业会计核算和管理的业务进行有效重组，这样能有效提升企业自身会计信息化的水平。再者企业健全自身的管理制度，需要和现代管理制度理论进行充分结合，提升自身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4]。

（三）不断加强财务控制的各项工作

企业需要针对会计信息化环境下财务控制中容易出现的一些信息安全问题等进行全面控制，针对财务控制的具体流程进行不断优化和调整，提升财务资源的配置效率，针对传统的财务控制模式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使其能够充分发挥会计信息化的优势和作用。企业使用ERP系统的时候，需要对一些财务权限进行有效控制，尤其是系统的访问权限，在设置软件控制的方式时，需要和企业财务方面负责人进行有效交流和沟通，这样能够有效促进财务控制取得良好效果[5]。

（四）不断提升会计信息化人员的综合素养

企业积极开展会计信息化的工作，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会计信息化人才。企业需要不断提升会计信息化人员的综合素养，增强财务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实践经验，这样能够有效促进财务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并取得良好成果。当前企业需要针对会计信息化人员开展相应的培训工作，主要针对会计信息化专业知识、软件使用技能、计算机应用技巧等方面，同时还需要不断增强会计信息化人员的道德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企业在开展会计信息化人员的培训工作时，需要制定相应的培训课程，针对会计信息化人员的课程完成情况，可以进行相应的考核，只有考核通过的人员才能够真正全面负责会计信息化工作。同时还需要针对会计信息化人员的分工进行全面有效的划分，做好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增强会计财务工作的整体效果[6]。

三、结束语

处在ERP环境之下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积极使用会计信息化的手段，能够有效促进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加强企业自身的财务控制，从而为企业的各项经营生产活动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企业在开展会计信息化工作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需要采用积极有效的方式和措施加以应对，比如说企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认识，健全管理制度，针对会计软件的配置进行全面完善，不断加强财务控制的各项工作，以及不断提升会计信息化人员的综合素养，这样能够起到良好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1]张立永. ERP环境下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化问题探究[J]. 企业技术开发月刊， 2014（7）：35-36.

[2]唐霜妮. ERP环境下企业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研究[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12（12）：200-201.

[3]管悦. 会计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面临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 时代金融旬刊， 2012（10）：3-4.

[4]杨晓敏. ERP环境下集成化财务管理在电力企业实施的困境及对策[J]. 中国外资， 2013（5）：152-153.

[5]李飞飞. ERP环境下成本控制系统存在问题及对策[J]. 商品与质量：消费研究， 2015（5）：26.

篇4

一、引言

在全球金融危机余波的冲击影响下，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在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下，企业经营发展面临的压力，尤其是资金压力越来越大，资金匮乏、融资困难成为制约企业扩大发展的瓶颈。针对当前企业融资困难的局面，作为企业应该积极的分析融资难的深层次原因，寻找解决融资困难、降低资金压力的途径，进而确保企业经营发展的稳定，为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分析

1.企业的自身管理体系存在较多问题。企业自身结构、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企业融资困难的重要原因，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存在着内部运营管理不规范、治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财务管理体系的薄弱，甚至存在着虚假财务、乱改报表的行为，对企业的信用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更是加剧了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2.企业的抵押担保能力不足。企业通过银行进行抵押贷款融资，必须具有足够的可用于抵押的资产以及相应的担保机构，这是企业进行银行贷款融资的基础条件。但是一些企业由于规模不大，企业的总资产不足，难以通过抵押获得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还有一些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不动资产相对较少，更是难以进行抵押贷款。此外，担保机构费用高，担保抵押中间环节较多，不仅增加了融资的成本，也造成了贷款周期的延长，不利于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

3.企业发展盈利能力不足，风险性高。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企业的经营发展不再是暴利时代，市场竞争的激烈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性增加了企业经营的压力。赢利方式简单、盈利能力有限、利润低、外部政策环境依赖性强、经营风险隐患大，难以吸引社会资金以及银行资金涉足企业的发展。

4.外部融资环境不利于企业上市融资活动。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上，针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便捷融资渠道较少，一些无法上市融资的企业主要依赖于银行的贷款。而且由于对于民间融资的管理不规范，抵押以及担保市场的不成熟，股票市场融资的高门槛，导致企业能够选择的融资渠道非常单一，破解企业融资困难的效果也较差。

三、破解企业融资困境的可行策略分析

1.强化企业自身的建设。提高企业的自身管理水平，完善企业的结构体系是破解融资困难的基础条件，只有运营管理规范、治理结构优良的企业才有可能获取外部资金的进入。企业的管理部门应该将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作为核心，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尤其是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诚信经营，杜绝各种虚假报告以及攥改财务数据的行为，通过诚信管理赢得社会投资者以及银行贷款机构的信赖，为企业的融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选择最适合企业的融资方式以及融资渠道。破解企业的融资困难局面，必须改变传统陈旧的融资理念，积极的探索多种融资渠道，除了争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之外，还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综合考虑各种民间融资、信托、债券以及风险投资等融资方式，拓宽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来源渠道。此外，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应该注重合理，符合企业的发展经营实际情况。在创业阶段除了以股权投资机构为主之外，还可以采取职工持股等内源融资手段。在企业的成长阶段则应该注意收益的留存、股东的追加投资或者是在股票、期票、债券等金融市场上募集资金。在企业的发展扩大阶段，则重点可以采取发行债券、资本市场主板上市、资产重组、并购或者是回购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3.逐步开展企业的集群融资。对于企业经营规模小、利润低的中小企业应当积极的探索企业产业集群的融资模式，即通过大量的中小企业作为主体，通过产业集群来克服经营规模小的问题，进而通过规模化的经营运作，提高其他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对于企业的信任。同时，还可以借助集群融资的模式，建立相应的互保制度，促进集群内部企业的业务合作以及融资互保，降低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

4.充分合理的利用企业的内源资金。内源资金也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企业在发展经营过程中应该时刻注意内源资金的有效利用，重点是通过保全留存企业盈利、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纳税筹划、向员工配股吸收发展资金以及调整应付应收账款策略等措施，提高企业内源资金的利用率，进而缓解企业的融资困难局面。

5.积极呼吁政府改善外部融资环境。融资问题是关系到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企业应该有着责任感与危机感，积极合理的呼吁政府对于融资环境的改善。通过政府加强企业的担保、融资以及投资基金方面的立法与执法，为企业的融资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应该呼吁政府积极的完善企业融资资本市场的完善，尤其是针对资本市场准入条件、企业股份、私募债券发行、并购投资基金等方面，出台合理的政策制度，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便利的条件。

篇5

【关键词】 3“s”模型 中国式导游困境

一、3“s”模型解析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理论，人的需求大致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几个层面。导游作为个体，自身需求自然也不外乎这几个层面。结合马斯洛需求分析理论与人力资源管理薪酬管理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基于薪酬（salary）、社会地位（status）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3“s”模型。

本文突破了常有的从外部制度层面等解决导游与游客间矛盾的桎梏，试图从人性等人力资源相关层面寻求解决之道。3“s”模式从导游自身层面出发，结合导游自身需求等内部因素，并综合考虑薪酬管理等外部层面因素，以内部因素为主，结合使用内外部层面因素，试图实现内外联动机制。

二、从3“s”模型看中国式导游困境

所谓“中国式导游困境”，是指一方面总体而言导游社会地位较低，收入结构不合理、没有或少有工资，收入不稳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导游又存在强制游客消费、甚至殴打游客等强势行为。中国式导游困境实则反映了导游因社会地位较低、工资收入不稳定等因素导致的过度自信或过度自卑行为。因而本文立足于导游心理层面及自我需求层面构建3“s”模式。

结合3“s”模型，导游薪酬结构不合理，没有或少有工资、却反而要付给旅行社“人头费”等费用[2]助长了导游收取回扣的不合法行为。长期以来导游社会地位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部分导游对社会大众不满情绪的增加和服务意识的降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导游打人事件的发生；在另一层面上，部分导游又由于对导游和游客不平等地位的认知选择忍受游客“凌霸”。导游门槛低、社会地位较低、职业上升空间较小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导游自我实现感较差，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式导游困境。

三、基于3“s”模型探求中国式导游困境出路

（一）完善薪酬管理体制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尽管在201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八条中明确规定“旅行社应当与其聘用的导游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导游没有基本工资及基本的社会保障。

为从薪酬层面上解决这一困境，应积极完善、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直接、间接经济薪酬制度，实现适当、公平、平衡、安全、能提供动机、能被员工接受的薪酬管理目标。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超时薪酬补助，完善保险等福利项目，从而从法律层面上建立健全导游薪酬管理体制。

2.健全薪酬决定机制

建立导游档案和年度星级制度[3]，改变以回佣为主的单一薪酬体制，加入游客评价等新的量化机制，实现“导游工资和游客评价挂钩，导游晋升和游客满意度挂钩”的“双挂钩”机制，从而在薪酬层面上鼓励导游强化服务意识。

3.完善薪酬等级制度

在原有初级、中级、高级、特级导游分级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导游层级。并参照西方国家引入特殊人才。同时增加层级间薪酬梯度，配合“双挂钩”机制，从而促进导游服务质量的提高。

（二）促进导游社会地位的提高

1.完善导游队伍建设

在原有导游队伍建设的基础上，积极引进高学历人才、聘请民间导游和专家型导游[2]，提高导游讲解层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公众摒弃导游素质低、文化水平较低的偏见。

组织导游行业协会定期开展专业知识及文化知识培训。并开展选拔，积极推荐、资助优秀导游出国交流，从而进一步完善导游队伍建设。

2.加强导游形象宣传

建立健全旅游行业工会，定期加强导游形象、素质等教育工作。并定期开展导游形象评比工作，形象评比应综合考察导游专业素养、文化素养与道德素养等因素，促进导游自身加强综合素养的提升。

结合使用电视、报刊、海报、展板等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型媒介，加强导游形象宣传工作。并积极创新导游形象宣传方式，综合使用广告宣传、事件营销等传统方式与cinemagragh、3d技术等新型方式，从而树立较好的导游公众形象。

（三）促进导游自我实现意识提升

1.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提高导游终身学习积极性

结合薪酬机制，综合考察导游专业素养、服务能力、文化知识等因素，结合“双挂钩”机制，增加导游互评、游客评论比重。对成绩优异者进行多方面奖励，从而促进导游加强自我学习。奖励应综合考虑直接、间接经济薪酬，在增加薪金的基础上，增加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等的缴付比例。同时，奖励也应增加学习机会等自我提升层面。

2.加强导游职业规划

在鼓励导游自身加强规划的同时，旅游行业工会等应定期召开导游培训活动，对导游进行职业规划指导。改变以往导游只适合吃青春饭等老旧思想，强调导游阅历丰富等优势、鼓励导游向更高层级进取。

创建导游职业规划服务平台，应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微信、微博公众号等，定期推送专业职业规划意见，并及时解疑答惑，给予导游人才队伍更加及时、专业的帮助。

3.加强导游职业粘性

赋予导游职业更大的吸引力，在结合上文中提到的薪酬制度的基础上，侧重从导游自身层面及导游职业层面基于导游更多的自我实现感。

增强导游地域流动性，促使导游有更多机会在不同地域间了解风土人情、历史人文，亩增长见识、拓宽视野，进而使得导游能在工作中有点更大的愉悦感与自我实现感。通过鼓励导游借由微信、微博等公众平台吸引粉丝等方式增强导游对自身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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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浙江萧山一诚贸易公司的李总最近异常苦恼，新招聘的主管酒水的销售经理，干了不到三个月就“脚底磨油——溜了”。而经他亲手培养起来的几个业务骨干，现在也越来越不听话，要求的稍微严格一点，他们甚至就想“撂挑子”。空降的不好留住，自己培养的，一旦翅膀硬了，总想着“孔雀东南飞”。针对此情此景，李总烦恼不已。

分析：类似李总的用人困惑，很多经销商对此恐怕都深有体会。的确，不论经销商规模大与小，用人都是少不了的。在经销商创业前期，往往可以通过用“自家人”的方式，解决在产品销售工作当中人力的不足问题，但随着经销商品类的不断增多，或者是经销商在经过了创业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后，有的经销商已经具备了企业化运作的“雏形”，或者已经实施了公司化运作，这时，仅仅靠找几个“装卸工”类型的亲戚帮忙已经远远不够了，用专业人做专业事，就必须提上日程。于是，到社会上招聘自己需要的人员，便成了一些时尚经销商的首选。但是，限于经销商自身的素质，包括管理的粗放，甚至没有管理，缺乏流程化、规范化等，一些招聘过来的人员往往缺乏归属感，缺乏提升的空间，他们想象不到未来发展的前景，加上经销商缺乏对他们系统的培训提升体系等，因此，他们在看不到“钱”景的情况下，走，便成为了他们的选择和上策。

解决之道：经销商目前普遍存在着人难招，招来了留不住的现象。经销商要想突破用人瓶颈，就必须从根子里先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只有先革了自己的命，自己改变了，才能改变用人窘境。

1、改变自己的思想。很多经销商由于缺乏学习力，思想观念往往还停留在80、90年代，他们小富即安，不图太大的发展。也缺乏对未来的远景规划。他们往往奉行经验主义，言必称过往辉煌，甚至还残留一些坐商的习性。这些习惯，其实都给这些80后一族，带来了不好的印象，因此，经销商要想更好地留人，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不断地能给这些营销人或者职业经理人带来新思潮，新观点，提高自己的内涵，用人格魅力来吸引人才。

2、用文化留人。通过构建企业文化，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开放的氛围，也是经销商企业留人的一种较好的方式。不仅有制度约束大家，而且还有良好内部企业文化，来调剂员工的工作生活，形成一种充满温馨的大家庭氛围。比如，建立诸如企业理念、企业宗旨、企业使命、企业口号等等方面的企业文化平台，通过经销商老板对员工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关心与照顾，形成一种员工对经销商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能够铁心为企业工作，而不是整天思变，让老板费心费神。

3、用薪酬留人。用薪酬留人，是经销商企业留人的最有效的方式。作为经销商，很多都具有“小家子气”的特点，其实，作为经销商，完全可以敞开胸怀，就象当年的“贴牌”经销商牛根生一样，“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秉承“财聚人才”，“财散人聚”的用人宗旨，跟员工提供富有挑战性的薪酬考核机制，通过薪酬的高标准，高要求，摈弃“大锅饭”，这样，才能吸引住有能力的人才加盟，并铁下心来工作。

管理困惑

案例：某啤酒品牌经销商老张是当地最大的啤酒经销大户。他手下现在有20几号人，可近年来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员的不断增多，他感觉管理起来越来越吃力了，有的员工经常隔三差五的上班晚点，有的员工在铺货途中偷懒休息，有的营销人员在销售当中吃差价等，这些闹心的鸡毛蒜皮的繁琐小事，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以至他感觉力不从心，很多工作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如何来提高工作效率。

分析：很多经销商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管理难，难管理的现象。很多经销商在创业前期，往往靠着几个人，几杆枪，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可随着企业的快速成长，人员的增多，那种靠命令和指挥的“口头”管理，越来越没有效力。由于这些经销商在一开始创业阶段就缺乏管理意识，没有成型的管理手段，因此，在“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情况下，管理就成为让企业继续高速成长的助推器。可如何管理，管理什么？仍然是摆在经销商面前的实际难题。

解决之道：管理问题，是经销商在发展过程当中，必须突破的瓶颈。管理也是生产力，在没有管理做保障的经销商企业里面，很难想象会有秩序井然，一片生机勃勃的大好前景出现。经销商要做好自己的管理，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公司化运作。公司化运作，或“模拟”公司化运作，是经销商企业提升自己管理水平的有益尝试。在此基础上，作为经销商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设置自己的组织架构，比如，设立财务部、销售部、市场部、物流部、客服部等；明确各部门在架构中的位置，清晰对口负责人，制定合理的岗位职责，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安置人员，明晰工作流程，实施“流水线”式的作业管理。

2、建立健全制度。管理混乱，是最让经销商头痛的事情。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作为经销商就应该建立、健全制度，搭建管理平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建立管理体系，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形成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局面，形成人人遵章守纪的良好团队氛围，通过完善制度，打造纪律严明，效率高超的内部团队。

3、管理贵在坚持。很多经销商企业，并不是没有规章制度，关键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变形走样了，或者是管理制度没有坚持下来。比如，经销商的员工里面，有很多是自己的亲戚，因此，会给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造成该罚的不能罚，制度流于形式。其次，由于人员流动性大，或者实施“一言堂”式管理，也造成当经销商不在时，管理就大打折扣，或者就不能长期坚持，让管理实际上起不到作用。

4、引入职业经理人。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协助自己打理企业，也是经销商实施规范化管理的必由之路。通过让专业人做专业事，经销商就可以弥补自己的管理短板，从而就可以通过别人的力量，达到管理自己企业的目的。

资金困惑

案例：某著名白酒品牌郑州商赵老板，现在已经是三家白酒，一家国外葡萄酒品牌的经销商，早在3年前，他已经实现了公司化的运作，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感觉资金的缺口越来越大，最近，他想一款保健酒，可周转资金的紧缺，让他壮志难酬，资金瓶颈，成为了阻碍他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他该怎么办？

分析：很多经销商，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竞争的日益激烈，产品利润一再缩水，挣钱是越来越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通过自己的资金积累来实现大发展，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由于经营酒类产品资金占压较为严重，以及商超、卖场以及餐饮酒店的大量赊销，让很多经销商资金捉襟见肘，想要再进一步大发展，几乎是“蜀道之南，难于上青天”，面对“造血”功能不足，“掏东墙，补西墙”又不现实，经销商应该怎么办？

解决之道：资金不够用，永远是各类企业老板共有的心病。作为经销商也不例外。经销商在发展过程当中，要想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下方法可供参考：

1、套用企业资金。这种方法，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商业信誉，来为自己获得资金的使用。比如，现在很多企业会对经销商进行信誉评估，根据不同的等级，给于不同额度的授信，通过树立自己良好的商业口碑，作为经销商就可以套用企业的“信誉金”，从而为我所用，让自己有充足的资金可以调配和周转。

2、巧用下游渠道资金。聪明的经销商，还会利用下游渠道的资金，来为自己赚钱。比如，有些经销商，总会在一年当中不同的时段，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召开订货会、联谊会、新品推介会等形式，来变相吸纳客户资金，不仅可以利用这些资金，争取厂家更好的政策，而且还可以加大对渠道的掌控力度，有效地挤压竞品。

3、实施强强联合。实施强强联合，也是壮大自己实力，实现快速发展自己的有效途径。比如，格力空调通过厂商组建销售公司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资金瓶颈问题。有的经销商通过产品互补的方式，组建合资公司，也很好地解决了资金不足、渠道难进的市场难题。

4、抵押贷款。这也是一种融资方式，即经销商通过抵押自己动产、不动产的方式，通过银行评估，然后争取银行贷款，从而利用银行的钱，来赚自己的钱。

品牌困惑

案例：河北某糖酒公司批发部的孔总，是改革开放，通过“倒卖”产品而发家的经销商，近年来，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成功套路进行操作，结果发现，这一招越来越不好用了。由于自己经销的都是不入流的产品，甚至是一些“仿冒”产品，因此，虽然也能挣到一点小钱，但后患越来越大，不仅退换货增多，让看似挣钱的产品实际上挣不到钱，而且，还让自己的声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现在都是倡导做品牌，他也一直再思考，是不是该转变自己的发展模式了，品牌怎么创？

分析：做产品，还是做品牌，现在成了很多经销商的心头困惑。这些靠做产品发家的经销商，仍然对做虽然没有品牌，但却有利润的产品，心存怀念和流连，而做品牌，虽然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知名度，但利润的微薄，还是让很多经销商犹豫再三，毕竟，扎扎实实做品牌，谋求利润的道路好像太漫长，太让人焦虑。

解决之道：WTO的日益深入，促使中国的经济，快速进入了财经阶段。这个阶段的最鲜明的特征，便是资本、品牌以及整合手段的运用。这在经销商发展层面，同样适用。因此，经销商要想在发展的道路上，长治久安，就必须要踏上品牌发展之道。

1、要从做产品，转向做品牌。随着人们消费的日益理性，品牌意识越来越强，作为经销商就必须转变操作模式，要从单纯地做产品，为卖产品而卖产品，转向为长期赚钱而卖品牌，只有品牌的产品，才是有生命力的产品，做品牌，是经销商保证自己基业常青的必经之路。

2、要打造自己的品牌。在做厂家品牌的过程中，作为经销商，还要“风物长宜放眼量”，从而实施双品牌战略。所谓双品牌战略，就是除了运作厂家的品牌外，还要学会打造自身品牌，甚至拥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品牌，才是持久地，才是属于自己的，通过双品牌战略，作为经销商可以实现持续赚钱和长久发展的战略目的。

渠道困惑

案例：郑州的某啤酒经销商张建，这两年在渠道运营模式上越来越困惑。作为经销了6年之久的老牌啤酒经销商，他同时运作着商超、餐饮酒店、士多店、大排挡、KTV等多达6种渠道，可这两年，随着市场和渠道日益细分，他感觉现在运作这么多渠道越来越吃力，对于这么多让人眼花扰乱的渠道，他该怎么办？是四面出击，还是成为某些细分渠道的品类经销商。

分析：渠道困惑，也是经销商面临的现实问题。由于很多经销商都是大流通时代走过来的，他们往往粗放地运作着也许他们并不擅长的渠道，结果造成了很多渠道都做，但很多渠道都没有做好的现状。这些经销商，一般占有欲比较强，往往在拥有了一个品牌后，也不考虑自己能力如何，资源是否匹配，就想自己独家垄断对产品，对市场的控制权，容不得别人染指，其实，不懂得舍弃的经销商，也是一种不会有大得的经销商。舍得，舍得，有舍，才会有得。

解决之道：要想更好地解决经销商的渠道困惑，以下几种方式，是可以参考的。

1、 渠道运作细分化。作为经销商，一定要不断地盘点和检视自己，明白哪些渠道可以

做，哪些渠道不能做，哪些渠道是自己擅长的，哪些渠道是自己陌生的。在将自己操作的渠道进行细分之后，作为经销商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和资源状况，合理选择自己的运作渠道。

2、 渠道运作专业化。经销商要努力成为某一细分渠道的经销商老大，通过资源聚焦，

不断地取得和夯实在某一细分渠道的优势，最终让自己“又专又精”，从而取得在行业、在市场、在渠道当中的领先地位。

篇7

关键词：视频分享网站；版权侵权；主观过错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一、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问题现状

2007年4月，国内视频网站版权第一案“新传在线诉土豆”案在业内、法学界引起了强烈的讨论。2008奥运年视频转播权的争夺战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2008年7月7日，国家版权局、工信部和国家广电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严禁通过互联网非法转播奥运赛事及相关活动的通知》，并成立奥运侵权反盗版工作组，将奥运侵权列为2008年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的重点。2009年更是视频分享网站发展的阻击年，土豆网、优酷网、酷6网等视频网站遭“反盗版联盟”的版权清算风暴，索赔上亿元。自2010年7月，国家版权局、公安部、工信部三部门联合启动了2010-2011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网行动”，国家版权局在实施网络主动监管中,一方面选定新浪、搜狐、优酷、土豆、酷6、迅雷等18家重点视频网站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另一方面选定这些网站的300部重点作品进行监控。2010年9月15日，国家版权局对相关网站发出主动监管通知，要求其针对300部作品的传播使用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同样，在美国，2007年3月，美国娱乐巨头Viacom对YouTube提讼，索赔金额更是高达10亿美元，2010年6月23日，在长达三年的审理之后，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终于对在业界引起极大轰动的Viacom诉YouTube案下达了一审判决。

由于YouTube胜诉，此案立即给身处诉讼浪潮中的中国视频分享网站以极大的希望。但是与Viacom诉YouTube案不同的是，目前我国主流视频分享网站的商业模式与YouTube存在很大区别，同时我国有关监管部门对视频分享网站也有独特的要求。司法实践中视频网站也大部分被认定构成侵权，在梅术文、温博收集到的一百余例侵权纠纷案例中，优酷胜诉2起，败诉29起，土豆胜诉3起，败诉70起。笔者收集了2009年-2011年北京和上海两地法院的判例64起案例中，视频网站胜诉3起，败诉55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吴汉东教授曾说：“版权问题已成为网络视频产业的致命弱点。”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也曾指出，在当期网络侵权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应该在法律框架内从重处罚。

二、视频分享网站“明知”、“应知”的判定

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不是损害而是过错使侵害者负有赔偿责任。”因此，要将不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认定为侵权，该行为必须具有可责备性，即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1款对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作了一般规定，从而确立了网络侵权的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网络服务者主观注意程度便成了司法实践中要面对的问题。相对来说，“明知”的判定认识比较一致，即视频网站对内容进行了编辑、宣传等行为以及权利人发出删除侵权作品的通知，可以认定属于“明知”。关于“应知”的判定问题，国内学者根据美国《数字千禧年版权法》（DMCA）的规定引进了“红旗标准”。“红旗标准”是指，如果有关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已经像一面鲜亮的红旗在网络服务者面前公然的飘扬，以至于网络服务者能够明显发现他人侵权行为的存在，而继续放任侵权行为，则可以认定其主观上存在过错。实践中，视频分享网站通常会将用户上传的杂乱无章的内容分为不同的栏目，如电影、电视剧、原创等，对此，北京、上海两地法院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对于电影、电视剧视频，视频网站应当尽较高的注意义务。

三、视频分享网站的“避风港”――《条例》第22条之规定

《条例》第22条规定的免责条款共五项，视频分享网站满足全部条件后，不承担侵权责任，此即“避风港”规则。然而，从目前收集到的案例来看，视频分享网站败多胜少，很难进入“避风港”。现对《条例》第22条予以解析：

（一）明示存储空间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并公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联系人、网络地址

关于这一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争论最多的是视频文件上传者的认定。在“国际电影诉酷溜”（《连环局》）案中，北京二中院认为，酷溜网未标示其提供信息存储服务，无法确认涉案视频系网友上传，也无法确认酷溜网对涉案作品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笔者认为，该项要求是视频网站进入“避风港”的前提条件，是确认其为信息存储空间提供者法律身份的证据。如果视频网站没有标示该项信息，无法证明自身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那么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被推定为视频内容提供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二）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很多视频分享网站在播放的视频上均会加注其网站的标示，如“酷6”、“土豆”等。关于这一加注网站标识的行为是否构成《条例》第22条规定的“改变”，对此，不同法院尚存分歧。2008年，在“华夏树人诉合一（优酷）”案中，海淀法院认定此种行为属于改变行为。但在“慈文影视诉北京我乐”案中，一审朝阳区法院、二审北京二中院认为此种行为未改变作品内容。2010年，在“搜狐诉土豆”（《麦兜菠萝油王子》）一案中，浦东法院、上海一中院也均认为被告添加土豆网名称、网址和广告的行为，未改变作品的内容。笔者认为，对于“改变”的理解应以《著作权法》为准，以这种改变是否构成对作品的修改权或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为判断标准。视频分享网站在视频播放界面加注标识，对于作品内容本身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改变。

（三）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

该项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的判断依据。如上文所述，在权利人发出通知或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视频内容进行了编辑、宣传等情况下，可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知道用户上传的视频侵权，如果仍怠于履行删除义务，则主观恶意明显。对于侵权行为十分明显的情况，即使没有权利人的通知，视频网站也应当及时制止侵权，此时即为“红旗标准”的适用。而且，在国内视频分享网站普遍存在栏目分类的情况下，作为专业性的视频网站，有能力也有义务对电影、电视剧进行重点审查。

（四）未从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关于此项规定的解读，诚如华东政法大学王迁教授所言，“这应属于借鉴，美国DMCA中‘替代责任’的结果，但《条例》的借鉴却是不完善的。”首先，《民法通则》中的“替代责任”仅指企业法人对其工作人员侵权行为所承担的责任。除此以外，《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及相关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均未拓展这一雇主对雇员的“替代责任”。其次，《条例》对此“替代责任”借鉴不完善。DMCA中“替代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两个，网络服务商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和具有控制侵权的权利和能力，两者缺一不可。而《条例》却只规定了一个，这样就会导致让网络服务者承担比美国更严厉的责任。

（五）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在视频分享网站侵权案中，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会以此来抗辩，认为只要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及时删除就不承担侵权责任。这种认识忽视了“通知”的前提为视频网站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视频内容存在侵权这一事实。反之，如果视频网站明知或应知侵权发生予以放任，即使受到通知后删除了侵权视频，视频分享网站依然要承担其引诱或帮助侵权的责任。

四、加大技术投入，调整经营模式――破解版权侵权难题

“视频分享网站”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美国人查德・赫利和史蒂夫・陈在2005年2月创建的YouTube网站。2005年7月，YouTube正式投入运营，2006年6月，其市场价值已超过10亿美元，2006年10月，YouTube被Google以16.5亿美元收购。2007年3月，YouTube被Viacom告上法庭，2010年6月，一审YouTube胜诉，身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视频网站运营商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然而，仔细研读判决书和分析YouTube经营模式之后，不难发现，国内视频分享网站在技术投入和经营模式上与YouTube存在巨大差异，YouTube案的胜诉对身处侵权诉讼漩涡中的中国视频网站的影响有限。首先是在技术上，YouTube已采用Adudible Magia公司开发的过滤工具制止侵权视频的上传，但遗憾的是，YouTube只对与其合作的公司的影视公司的作品进行过滤保护，而对非合作者不予保护，这也正是YouTube备受争议之处。但这至少说明这种过滤技术是有效和可靠的。其次是在经营模式上，YouTube只允许100M以下，长度不超过10分钟的视频短片上传。相比YouTube，国内视频分享网站步子迈的则大得多，对视频大小、长度均无限制，而且还专门划分了电影、电视剧频道，在此情形下，视频分享网站深陷诉讼泥潭就不难理解了。

个别行业的发展绝不能建立在牺牲其他行业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基础之上。在为YouTube胜诉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的视频分享网站运营商们也要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目前，国内视频网站已开始引进先进的视频音频“指纹识别”技术对网站上的内容进行过滤，这种技术可以识别拥有版权的视频文件，从而将盗版视频从网站服务器上清除。在经营模式上，鉴于国内网民对视频网站中的影视节目的巨大需求，网站运营商可以通过加强与影视公司的沟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可以说，在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法律严惩盗版侵权的大背景下，视频分享网站只有加大技术投入，调整经营模式，才能真正走出版权侵权的困境。

参考文献：

[1]梅术文,温博.视频分享网站版权注意义务的政策考.(2011-10-13访问)

[2]吴汉东,肖尤丹.网络传播权与网络时代的合理使用[J].知识产权,2004,(4).

[3]阎晓宏.提高公众认识和加强执法是两个重点[J].中国版权,2009,(1).

[4]张耕,陈文.完善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责任制度的思考[J].电子知识产权,2007,(11).

[5]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初字第11514号判决书.

篇8

关键词：老年电视节目 老年受众 问题现状 对策探求

一.我国及国外老年电视节目发展背景及现状

1.我国老年人口现状及电视节目发展需求。

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全国总人口为137053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万人，占13.26%；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万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另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2001年至2020年是我国快速老龄化阶段，平均每年将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2020年以后，几乎每10年要纯增1亿多；到2051年，要达到最大值约4.37亿，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国老龄化人口不仅绝对数量大，而且呈加速增长的趋势。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养老、医疗以及精神赡养等问题，与此同时，老年人传播的重要性也必将随之提高，老年人应当被作为媒介进一步发展的重点关注对象。在新媒体盛行的今天，关注老年人的媒介需求具有更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老年人因为生理、心理等多种因素，相较下运动量小且生活封闭单调；另一方面，老年群体闲余时间充裕自由，对精神文化需求也较高。接触大众传媒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是视听合一的传播，直观性强，有较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而且超越了读写障碍，与报刊和广播等媒介相比具有不能比拟的优势，成为广大老年观众所喜欢接受且影响力最广的大众传媒。据调查显示，89.47%的老年人对电视媒体的接触比较密切，远高于66.67%的报纸接触率和39.47%的广播接触率。

经过百年发展，大众传媒达到饱和状态，同时社会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越来越旺盛，这种需求使得专业媒体时代的到来成为必然。②在专业媒体时代，满足老年群众个性化需求，提供各种类型样态，为老年受众进行细分，建立丰富多彩的老年电视节目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使用与满足”理论无疑直接影响着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电视媒介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应更重视老年群体的收视需求，创办符合老年口味的节目，更好地发挥电视对老年人的服务功能。

2.关于老年电视节目的国外经验及我国现状总概。

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比我国更早地面对老龄化问题，电视媒体踏上探索老年节目发展的道路也较早，在老年节目的设置编排设置上，有许多可取之处。以日本的NHK电视台为例：从1984年4月至1991年3月每周播出两次的 “银发座”，介绍老人护理、长寿饮食、老人公寓、老人运动器械、支援老人的民间组织活动等；从1993年到2000年每周播出两次的“老人健康护理”，内容有中风护理、家庭康复体操、老人独居生活、护理者心理关怀等；从1999年4月至2000年3月播出的“银发人生塾”，内容是老人生活的意义、夫妻感情问题以及老人关心所在和生活智慧等；此外还有“社会福利时间”、“人间悠悠”等节目，在上述节目中，老人大多处于弱势地位。但也有不少电视台更加重视报道老人的正面形象，如千叶电视台从2004年5月开始播放的栏目“朝气蓬勃的老人”，专题报道老人如何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如群马电视台已经组织了20年的老人歌唱比赛，有些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唱得仍十分出色。总体来看，在各种电视节目中正面的老人形象增多，老人形象更加丰富多彩，这说明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老人不再只是被同情的对象，电视更加注意全面地反映老人的现状。NHK还开辟了老人电脑写作等老人教育节目。除此之外，日本电视台还播放大量老人喜欢的文艺节目，如著名时代剧《水户黄门》《平清盛》等，这些超长连续时代剧是老年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日本电视台对于培养老年人的欣赏情趣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和了解。

二.我国老年电视节目发展困境分析及原因

1.数量匮乏、片源不足是我国老年电视节目最大的问题现状。

2005年CSM媒介研究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各年龄段观众中年龄较大的观众群收看电视的时间增加，65岁以上老年观众每天收看电视时间最长，达到242分钟，比4～14岁的少年儿童的人均收视时间多101分钟。而与之相对的是数量缺乏、片源不足且质量较低的老年电视节目发展现状，节目发展速度明显滞后于受众需求。

电视媒介对老年节目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一些媒体热衷于经济创收，把关注点全放在节目收视率上，收视期待高的节目就不惜成本全力而为，反之则漠然处之无动于衷，或消极以对应付差使，错把办老年节目这一社会责任当成负担。据统计，目前全国开办老年栏目的电视台（频道）只占总数的2%左右，一些台因为政策思想上认识不足直接忽视，一些台开办后也因缺乏制作经费及设备和优秀采编人员而黯然收尾。老年观众这一庞大收视群体的需求与实有栏目数的奇缺现状形成了巨大反差，也使各种年龄段的目标观众比例严重失衡。这一现状，不仅愧对媒介的社会责任，也不利于老年电视节目均衡健康地发展。

2.对老年群体购买力及需求的轻视导致的经费欠缺阻碍了老年电视节目的发展潜力。

“受众即市场”是大多数媒介机构的基本观点。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在职人群相比的确偏低，但是由于老年人口基数庞大，总体购买力仍不可小觑。据估算，我国城镇离退休人员一年的离退休金（不包括医疗费和其他）高达3440亿元，按80%消费计算金额是2750亿元；社会上没有退休金的城镇老人和农村老人约6200万人，按居民最低消费额2000元计算共约1240亿元，两者共计约4000亿元。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现在处于天命之年且普遍收入水平较高的人进入老年后，老年人的购买力将会更充分地显示出来。更何况如今的老年人消费观念也正在改变。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收入的提高，老年人正在逐步抛弃“重积蓄、轻消费”、“重子女、轻自己”的传统观念，花钱买健康、买潇洒正成为现代老人的时尚追求。现在的多数老人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贫瘠的五六十年代度过了最好的青春年华，留下了许多尚未满足的追求遗憾，随着现在生活条件的改善，老年人的补偿、购买欲望强烈喷发。经济学上有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市场规模=人口+购买力+购买意愿，而老年人同时满足了人口、购买力和购买意愿这三个因素，老年消费市场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块诱人的大蛋糕。有需求就要有满足——发达国家的老龄产业已成功地走向市场，我国的“朝阳产业”大有发展潜力。

在这一点上由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创办的老年福频道为老年电视节目经营结构开辟了先河，创作了良好的架构。电视媒介与老年企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不仅是与市场接轨，更是通过电视美感进行诱导，能动引导需求进而创造市场；并且经过老龄委与老年企业合作搭建平台，通过宣传企业获得媒介运营经费，设立专栏招商引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谐发展达到共赢。③

三.老年电视节目内容良莠不齐、乏善可陈的现状亟待解决

我国现有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老年电视节目在反映老年受众群体时，往往偏重于反映疾苦、关注病弱、防灾治病和延年益寿，老有所乐也只是些琴棋书画的传统娱乐而已。不是说这些节目不好，恰恰相反的是这些节目非常必要，问题是当这类节目一旦成为唯一并形成扶弱模式时，它的节目定位就成了老年人仰视式的弱者诉求。节目形式单一化、同质化，主持人面对观众居高临下、正襟危坐，缺乏亲切感。一旦节目为无助的老人办成了什么事或维护了什么权益，接下来的采访肯定是老人千恩万谢的感激涕零。这些问题最大的症结是定位上缺乏平民化，缺乏服务意识，缺乏尊重和欣赏的态度。

杭州电视台在2003年推出的《精彩人生》，专挑才艺杰出、业绩辉煌的老者做保护性拍摄采访，如书法家郭仲选、作曲家周大风、中医泰斗何任、京剧表演艺术家宋保罗等，，把本来的夕阳节目办成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朝阳节目，原则是变消极为积极，变旁观为参与，譬如在学习节目中，不仅要琴棋书画的娱乐，还要传递多种文化知识的讲座、论坛、竞赛等，让他们掌握世界上最新的信息资讯；在健康节目中不仅有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一般健康节目，更要有那些消除和减缓不健康心理障碍的节目，如孤独感、被遗弃感、恐老怕死感和封闭感等消极心绪的排遣；在人物专访节目中多介绍一些“老骥伏枥”，正热心服务社会和做出成绩的成功典型，激励老年人从暮气中走出来，多为社会作贡献。④更要开辟一些可以提高老年人媒介素养的特定节目、法制节目，甚至可以跟随现时潮流创办老年相亲节目。

注释：

①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7，161.

③张景平、郭小红：《老年福数字电视频道与老年产业关系试分析》，《三晋声屏》，2005，08.

篇9

[论文摘 要]以业务流程再造为理论支撑的政府流程再造改革模式日益受到极大关注，然而当代中国政府在其改革实践中存在的诸多现实困境，如何分析其产生缘由并探寻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策略，便成为我国行政改革诉求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

一、政府流程再造的理论检视

最近十几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信息技术的迅速应用以及人的素质的大幅度提高，顾客、竞争、变化的压力促使政府部门都面临着崭新而又严峻的挑战，人们越来越被工业时代形成的那种强调职能分工、层级节制的金字塔形组织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所困扰。与此同时，一些旨在提高管理绩效的企业管理工具渐渐引起了公共管理者的注意，其中就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迈克尔·哈默教授所倡导的“业务流程再造”。它是指对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彻底性再设计，从而获得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方面业绩的戏剧性的改善。其中“根本性”、“彻底性”、“戏剧性”和“流程”是核心特征。[1]新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都将来自于企业所独有的以提高客户满意度为目标的流程变革管理上。流程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企业管理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继将业务流程再造理论引入公共管理领域，实施“政府再造”，从而引发了公共管理革命的新浪潮。顾名思义，政府流程再造要求政府以服务为龙头，以是否直接面对公众提供服务为界限，将政府部门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直接面对外部订单为公众提供服务，后台为前台提供服务。前台一方面是公众服务的供应商，同时又是后台所提供服务的客户，以此类推形成整条服务链。整体来看，在政府内部各岗位之间，以服务为“齿轮”进行相互链结，形成一个全员服务链，最终将政府的服务呈现在公众面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公共行政管理机制和管理方法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特别是我国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缺乏及时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流程管理模式正日益显露出种种弊端：诸如分工过细，导致管理存在层次重叠、冗员多、成本高、对外界反应迟缓；只注重局部环节，缺乏整体协调，导致了本位主义和相互推诿现象；组织内部信息纵向横向沟通不够，导致资源闲置和重复劳动等。传统的组织结构形式和业务流程使政府部门之间沟通不畅、缺乏协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只有实现政府流程的有效再造，才能促使我国政府以前瞻的企业经营精神，转变政府职能，整合业务流程。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探索服务型政府建设时也开始尝试政府流程再造，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如成都市政府以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结合行政审批制度，对有关部门的办事流程进行优化。[2]上海市徐汇区委、区政府以贯彻《行政许可法》为契机，为了建立面向社会的快速回应机制，在13个街道、镇及委办局，对700多项政府传统工作流程进行再造。[3]

二、政府流程再造的困境解读

政府流程再造确实可以改变过去以任务分工和计划控制为核心的流程设计理念，简化行政程序，压缩政府层级，为民众提供便捷和实惠的服务。然而，如果聚焦于现实操作中政府流程再造的运行过程，政府流程再造工程在我国目前尚属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理论铺垫还是框架设计，都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政府系统复杂，流程梳理混乱

(1)职能层面：流程再造要求明确政府部门的职责，明确各自的权力界限，然而政府管理却存在越位、错位、缺位的“三位现象”。（2）结构层面：政府的“金字塔—鸽笼式”科层制结构仍没有得到变革。纵向来看，主要包括即中央、省（市、区）、（地级）市（自治州、盟）、县（市、旗）、乡（镇）五层模式。横向来看，机构设置仍然偏多，分设过细，力量分散，造成组织重叠，职能交叉，容易出现责任不清楚，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面对着这种部门众多，层级复杂的政府系统，如果不能很好地理顺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政府系统的流程再造就无从谈起。

（二）保障制度缺乏，流程实施随意

由于采用“流程”为工作重点，政府流程再造对以官本位为基础的专业职能及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产生了极其猛烈甚至是残酷无情的冲击，分析并量化工作流程将是一项复杂及崭新的挑战，对管理行为的评定将不再是各种行政级别，而要突显以下特点：以流程的结果来衡量工作业绩；鼓励以顾客为中心；倡导协作文化。[4]传统政府部门的绩效考评制度缺乏单一衡量整体绩效的指标，仍然以职能为单位进行评估，评估重点是各部门和部门内各岗位，没有人专职对具体的流程进行评估，而是把流程人为地割裂，使流程成为片断式的任务流，忽视结果与成本，整个绩效评估体系处于既不科学也不规范的尴尬状态。

（三）技术支持不足，流程操作乏力

由于业务的模块化，组织和管理流程的虚拟化特质要求，缺乏信息技术则无法实现其流程化管理方式，“流程”只能停留在概念上的模糊想象，流程再造也就无法落到操作层面。目前中国的政务信息化却不容乐观，政府的信息及时处理能力比较薄弱，政府网络技术利用率不高，网络基础设施不够完备，政府网络统一性差，网络传输可靠性低，政务在线处理技术未广泛运用，政府网站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等。“根据埃森哲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电子政务的总体成熟度为23%，尚处于正在建设平台的阶段，在24个研究对象中，落后于其他19个被调查者。”[5]

三、政府流程再造的发展策略

基于历史的原因和体制的惯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以及全能统制政府模式的影响至今犹存，我国实施政府流程再造从一开始势必就存在着诸多困境。只有对这些问题发生的机理探寻充分的认知并采取对策，才能构建适合我国行政运行模式和行政发展模式的政府流程。

（一）流程锻造：实施政府流程再造的重心举措

政府在流程再造中一般遵循以下基本步骤：构思设想、项目启动、分析诊断、流程设计、流程重建和监测评估。[6]我国政府的流程管理更多集中在流程树立和描述上，而实际上，对政府业务进行现状描述、要素分析、规范优化是重要环节。

1．构思设想：政府流程再造的实施首先要得到高层领导的支持和愿景，同时再造之前要选择好对象，发掘那些可能获得阶段性收益或者是对实现组织战略目标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流程作为再造对象。

2．项目启动：注重对流程再造团队的构建。根据业务职能的不同，需要建立领导、工作、咨询三支工作队伍。并制定项目实施计划和预算；通过设立标准、社会公众的需求分析以及成本效益分析，来确立流程再造的目标结果。

3．分析诊断：对现有流程建立可视化业务模型，描述各个流程因涉及部门、岗位、职责、活动等要素所具有的属性，并通过确定流程的需求和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实现情况，分析流程的存在问题及其原因，找出进行改造的切入点。

4．流程设计：流程的重新设计包括对多种备选方案的选择，要找出既能满足战略目标，又与人力资源、组织变革相结合的方案，并尽量将岗位和工作流程、信息技术等方面配合起来，产生新流程的原型系统，最终完成新流程的设计。

5．流程重建：根据人力资源结构和所选择的信息技术平台，依靠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的转变，来确保向新流程的平稳过渡。其间可作局部流程或某个低层级流程的试点，之后排定次序，在政府相应部门内分阶段实施。

6．监测评估：关注公众对实施新流程的反应和满意程度，对其业绩作出客观评价，以确定它是否满足预设的目标，不仅可以提供对重新设计的流程的审查，而且也为新流程的转向连续的改善活动提供依据。

（二）配套支撑：实施政府流程再造的有效路径

政府流程再造的实施步骤恰好印证了：将流程再造融入到官僚制行政体制的完善中去，已经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管理工具或者管理战术，它是一种战略管理，是政府改革从组织、制度、技术的全程体系。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它会一蹴而就，也不能轻易地任之独立独行。

1.持续政府机构改革，为流程再造提供合理的组织架构

总体来说要整合政府职能，改变过去政府管理中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传统习惯，调整归并业务内容相近的机构、联系紧密的机构或因分工过细导致职责交叉、关系不顺的机构，促使政府公务人员跨越功能界限，将专业职能部门转变为综合职能组合，在彼此行为边界上既职责分明又协同行动，实现无缝隙和协作一致的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努力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联结、程序简明、权责适当的行政关系，使传统的垂直职能组织转变为以流程为导向的水平组织模式，突破组织内的壁垒，扩大管理幅度，减少管理的层级，真正建立起一种能够灵活回应顾客需求、具有动态适应性的“扁平化—适应型”政府组织结构。

2.健全政府绩效评估标准，为流程再造提供有力的制度平台

基于流程为中心的绩效评估，是对传统的基于部门职能绩效评估体系的改进，它通过将方向、责任与审核标准清晰准确地从战略决策层传达到每一项具体的行动或任务中来，专注于人、流程、业绩之间的交互作用，使流程成为一种可以真实地观察、控制和调整的过程。不仅使评估更科学、公正、具有说服力，而且体现了“以流程为核心”的全新思路和“横向一体化”的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形成政府流程自我完善和提高的良性运行机制。评估项目主要包括新流程的表现，新人事及政府组织结构的工作效率。流程表现评价指标包括：提供服务的时间、成本、公众的满意度、协调和决策的质量等。

3.完善政务信息化建设，为流程再造提供优化的技术手段

政务信息化建设和政府的流程再造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其本质的内涵是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打破政府机关组织界限，使公众从不同渠道获得政府的信息及服务，使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通过网络进行沟通，同时向公众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选择。因此，必须通过政务信息化这个桥梁对政府流程进行持续的再造，诸如推进机关内部网上办公和政府的广域专网建设，规范和创新行政行为和程序；推进政府公众信息网建设，统一数据标准，促进信息共享，保证网络和信息的安全，在互联网上向公众公共信息并提供在线服务；实行“窗口式”或“一站式”办公，实施有效的管理和立法等等。

[参 考 文 献]

(1) Hammer M, Champ J. 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 A Manifesto for Business Revolution(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33-36.

(2) 姜晓萍.公共部门服务流程再造的实践探索——以成都市为案例(C)//郭济.绩效政府：理论与实践创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21-234.

(3) 袁昭宇，袁玮.扁平化：徐汇再造政府流程(N).新民晚报，2004-11-08.

(4) 梅绍祖，JamesT.C.Teng.流程再造：理论、方法与技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42.

篇10

要成为高级时装店或是高级时装设计师，需由法国高级时装协会认定以及法国工业部批准，而入会的标准是：一、在巴黎有自己的工作室；二、至少雇用20名全职员工；三、服装必须要量身定做；四、每年要举行至少两季服装会(1月和10月)：五、每季至少要推出65套新的设计作品：六、每年至少要对顾客做45次不公开的展示。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可以被冠上“高级时装”名号的产物。

中国真正有设计师的概念是从1992年开始，而香港在这方面发展则较早，在上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带动纺织制衣业的发展，成为香港时装设计发展的转折点。涌现了一批在质量、营销和口碑上都出色的品牌，而以为明星和富豪服务出道的“高级定制时装”设计师，也登上了香港时尚界和上流社会的权威地位。1967年首办的香港成衣节，正式展出了本地时装设计师的作品，吸引了许多欧美著名的百货公司前来香港定制时装。往后的数十年，香港培育了不少本地的时装设计师以及时装品牌，并成为东南亚主要的设计中心。2007年8月，香港沙田博物馆举行了名为“潮・香港时装设计”的展览，除了展示郑兆良、张露露、伊嘉、刘家强、马伟明、邓达智、尹泰尉以及杨远振等9位杰出的香港本地设计师历年的经典作品，香港本土时装设计的发展也是展览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在这些看似风光的时尚界骄子的背后却有着不为人道的苦衷。

这些已经在国际上博出位的香港设计师，对各大的时装周和时装展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主办单位不会负责设计作品所需的费用，全部开销都由设计师本人一力承担，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创作。当然，设计师们面对生存的压力，为了保持在业界的知名度，也会不得已参加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时装周或时装展，但谁都知道，真正能赚到钱的还是批量生产的成衣，这使得高级时装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而另一边，老一辈的设计师已经在抱怨新一代的设计师急功近利，不会自己动手缝制时装了。

这样的危机不仅仅出现在香港，法国时尚界也出现一片“高级时装已经死亡了”的呼声，由于ZARA、H&M这样的快速时尚抢滩了大块市场，高级时装的圈子越变越小，这一让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奢侈艺术变成了夕阳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