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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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

篇1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下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研究,通过选取1978-2008年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及7个样本国的经济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利用相关分析法、图表比较法对中国经济在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协同性、差异性特征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特征的研究,得出了相关结论以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文章认为: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高度同步且协同性在增强,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第二,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第三,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以期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宏观调控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共同周期 经济 相关分析法 协同性 差异性

研究背景

世界经济共同周期是一种经济波动现象,是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个具有理性的个体而组成的整体,具有阶段性特征及协同性特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也存在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逐步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为此有必要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以及不同代表国经济间的波动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基于此,本文通过多个国家和较长时间跨度的分析证实了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发现了经济发展趋势的协同性和隐藏于国家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为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规律性和特征性,为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共同周期下的特征,本文中中国经济增长率所采用的数据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为起点,截至2008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历年《国际统计年鉴》;样本国选择不同发展阶层、不同地区的国家,本文主要选择美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和南非作为样本国,样本国家数据除美国外全部来自世界银行WDI 数据库,时间跨度从1978到2008年,都以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美国的数据来自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网站。

(二) 方法定义

针对中国经济在世界共同周期下的不同发展特征,本文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分别进行计算、比较与分析。

方法一:滚动相关系数法。该方法是基于固定样本长度的滚动相关系数法来使用分析,本文主要使用该方法计算出滚动相关系数,进而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假设i国的经济共同周期的指标序列是{sik},j国的经济共同周期的指标序列是{sjk},在样本范围内的滚动相关系数定义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

方法二:交叉相关分析法。该方法是基于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本文主要使用该方法计算中国与另一样本国间的经济发展相关系数,分别计算多个不同的样本国数据,根据交叉相关系数大小进行排序比较进而分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相关度高、中、低的国家类型(规定交叉相关系数大于0.7的为高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至0.7之间的为中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以下的为低相关度国家)。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假设中国经济变量组为U,样本国经济变量组为V,利用数学方法分别对这两组变量进行线性组合,把这两组变量化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即令x=(U1,U2,...,Um),y=(V1,V2,...Vn),计算x和y之间的交叉相关系数r,则标准化U和V的相关系数定义如公式2所示:

(2)

其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R为变量间转化的常数。

研究分析

(一)协同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协同性。所谓协同性,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由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出现的经济行为的同步性,表现为一个国家与该整体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波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还存在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本文从定量的角度,运用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分析,采用滚动相关数法,考察二者间的相关性。

首先,针对特定的数据来源,绘制从1978-200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曲线图,如图1所示。

通过图1中的波动振幅变化规律可知:从宏观上看,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位势比中国的稳定,这是因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更高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从微观上看,中国的波动变化规律是先动荡后稳定,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在探索经济发展之路,故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具有动荡性。但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渐强大并形成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故具备稳定的经济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在1994-1998年出现大的波动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导致的经济衰退。

其次,利用方法一的滚动相关数法,计算出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值,绘制成表格与图形如表1和图2所示。

由图2 可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滚动相关系数一直在0.5左右波动。在1997-2001年期间相关系数是负值,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当时正是体制转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最艰巨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诸多国家的经济动荡,使得这段时期两者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是负值。进入21 世纪之后,两者的滚动相关系数又突然升高了。因此,总的来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从研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由强到弱,再逐步转强的过程,中国经济的持续性比世界经济稍强,但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且滞后于世界经济波动,对世界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

(二) 差异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差异性。所谓差异性是指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非同步性,可以用不同国家的发展经历的跌宕起伏来理解。通过对差异性的研究可以进行类别的归类,同时为把握国家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依据。

本文选取的样本国有针对性的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和非亚洲国家两大类,分别考察这些国家在我国改革开放推进阶段(1978-1992)、改革开方深化阶段(1993-2008)的同步相关性。根据特定的数据源,利用文本方法二交叉相关分析法公式依次计算中国与各个样本国之间的相关系数,具体的数据见表2与图3。

通过对图3的观察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与发达国家(美、英、日)、发展中国家(马、新、巴、南)周期的同步相关性呈现不同的类型,在1998年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周期的相关性高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相关性,总体而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周期的同步性高于与发达国家周期的同步相关性,并且在2000 年以后差异性更加明显。

中国与亚洲国家(日、马、新)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与亚洲以外国家(美、英、巴、南)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下降。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政治上重视亚洲国家、经济上地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事实。中国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向具有很大的区域性特点,中国与亚洲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结论

本文利用1978-2008年的经济数据,重点研究分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下的协同性和差异性两种特征,并对出现该特征的原因做相关分析,同时也为中国经济所处于的位置及发展趋势做好相关依据。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高度同步且协同性在增强,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第二,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第三,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

参考文献:

1.薛敬孝,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与非同期性[J].南开经济研究,2001(4)

2.王海红.基于共同周期的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特征的测算[J].统计与决策,2012(11)

3.宋玉华,周阳敏.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与非协同性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3(12)

4.刘金全.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3(4)

5.蔡莉萍.我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及发展趋势[J].科学决策,2005(11)

6.刘恒,陈述云.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J].管理世界,2003(3)

7.方明.中国经济周期的独特性[J].宏观经济,2008(10)

篇2

关键词:经济周期;中短期投资;低风险投资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7.5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7-122-03

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信号频频显现,眼前的复苏到底能持续多久,复苏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等问题都摆在投资人面前,这将是影响投资收益的重要方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现象十分明显,抓住经济周期的本质才能抓住经济脉搏,降低中短期投资风险。

一、经济周期的内涵及阶段性特征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波动现象。这种波动以经济中的许多成分普遍而同期地扩张或收缩为特征,持续时间一般为2-10年,因此属于中短期经济的范畴。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周期并不具有钟摆似的精确性,相反可能更像天气那样变化无常。现在通行的四阶段划分法将一个周期分为衰退、谷底、扩张和顶峰四个阶段。

在投资实践中,正确识别衰退阶段最为重要。衰退是指经济负增长或停滞的时期。学界通常将衰退定义为“在一年中,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季度出现下跌”。美国政府认为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即为衰退。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则将经济衰退定义成更为模糊的“大多数经济领域内的经济活动连续几个月出现下滑”。凯恩斯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经济衰退的普遍特征:消费者需求、投资急剧下降;对劳动的需求、产出下降、企业利润急剧下滑、股票价格和利率一般也会下降。

笔者认为,凯恩斯关于经济衰退的定义更偏向于经济衰退的结果,因而本文采用美国政府关于经济衰退的定义。

由图1可以看出,自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至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一直经历着经济衰退,这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2009年1季度,我国经济处在谷底。图1中的扩张阶段是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接下而来的又是两年的衰退。这一点说明了我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依然在经济谷底徘徊,未来走势有不确定性,同时也佐证了关于经济周期不具有严格规律性的特征。

把握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十分重要。这不仅可以使我们对经济周期有一个更加清晰和全面的认识,还可以帮助我们研判现在的经济形势,为经济主体的投资决策把握方向。本文所要讨论的关键点即是这一点。

二、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的客观过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在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别是我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内外政策的改革。这些措施进一步开放了中国市场,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更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

(一)美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

美国的经济一直以来经历着周期性的波动,对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自二战后,在工业经济不断繁荣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发展。但限于自然资源以及生产规模的影响,在高速增长30年后,基本面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供求背离,导致了美国经济开始下行。上世纪90年代科技水平快速发展,在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大力推动下,美国的经济不但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且其通货膨胀率也维持低位。这是一段长达十年的黄金时期,知识化的投入有效抵消了自然资源稀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不断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段时间美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相对稳定,经济整体也出现稳定上升的态势。随着美国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金融手段不断得到创新与发展,虚拟经济快速实现了繁荣。到2007年快速繁荣的虚拟经济终于导致了美国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海啸般瞬间击垮了美国的经济,引起了美国经济再一次急剧下滑。因此可以看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一共出现了三次中周期的波动。在这三次波动过程中,美国政府分别采取不同的金融手段来应对,从而使美国经济起伏不断。

(二)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美国具有相似性特征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整理。

图2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网站整理得到的我国自1978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走势图。由图可以直观的看出,自1978年开始,我国的经济一直在大幅震荡。同时具有比较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在1978-2012年这34年间,大约可分成三次经济周期。其中三次谷底出现在1982年、1992年和2000年,平均时间跨度约十年。这表明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中周期特征,与美国情况相近。

分析我国的周期波动原因,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受美国等国际影响较大。第一次周期约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而导致的美元超发和中东战争爆发导致石油危机使国际经济受到牵连。第二次周期也是由于美国引起的局部战争导致的油价飙升和美国经济的低迷而引起。第三次中周期则是以美国和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引起。而现在我们经历的周期则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经济周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必须面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经济周期不单纯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也不是平稳的,而是同样会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即使在完全计划经济的极端情况下,也会存在过度投资、内需萎靡等情况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因此,在进行研究或者是实际投资时,必须将经济的周期性特征考虑进来,而不能将经济周期看作是毫无规律或者作用的随机波动。

2、经济周期协动性越来越明显。不仅各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越来越明显,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的相关性也越来越大。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周期之外,都会或多或少地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而产生波动。因此,在认识经济周期波动性存在于各国经济的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存在。在研究经济周期的定义、特征及地位和作用时就要对相关经济体的周期性做研究,这样,才能全面的把握经济周期的规律性。

三、经济周期的波动性特征使短期投资获利成为可能

(一)经济周期是短期价值投资的基础

投资学中有两种对立的投资派别:一是以格雷厄姆为代表的价值投资派,这一投资方法力图寻找被低估的资产,并长期持有以获取其投资收益。这一投资方法关注资产的长期价格趋势,而忽略其短期波动性。一是以西蒙斯为代表的量化投资派,这一投资方法将数学和信息技术运用到投资中去,他不对投资标的资产做价值分析,也不对其长期持有,而是充分利用资产价格在极短时间内的波动性来赚取差价。这两种投资方法都具有十分强的技术壁垒,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并不现实。

而经济周期给普通投资者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利用经济周期进行投资,并不是长期的资产持有,也不是极短期的投机行为,而是处于中间地带的中短期投资行为。同时,利用经济周期进行投资也与价值投资和量化投资具有相似之处:

1、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是进行短期投资的基础。波动性对于经济而言是一个中性词。波动并不等同于损失,相反,利用好波动性可以为自己的投资套利。经济周期具有的波动性,使得投资者可以在经济的谷底买入资产,持有至经济复苏乃至顶峰。这样就可以看作是较长期限的量化投资。

2、经济周期的规律性造就短期投资,而非投机。投资是指将资金投入有价证券以实现其资金增值的目的。而投机则是在证券市场短期买进或卖出一种或多种有价证券以赚取差价的行为。对于两者的风险性来说,投机的风险程度远远大于投资。经济周期的波动性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最大的不同点是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是有规律的波动,通过细致的研究可以把握。

因此可以看出,经济周期有利于投资者进行短期价值投资。短期价值投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投资,它依然着眼于对于资产价值的发现,力图在一个短的经济周期中发现经济的谷底,买进并持有相应资产。

(二)经济周期有利于投资者把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投资离不开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而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国家颁布的许多政策都具有十分明确的指向性,即尽量熨平经济波动。

以我国2003年开始的这一中周期为例。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快速扩张,再度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此我国的金融政策再度转为适当紧缩,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等措施降低市场的热度。2006年我国经济热度继续升高,为此央行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大规模回收市场的流动性。2007年我国延续2006年的金融政策,持续收紧。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和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继续回收市场的流动性。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受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日益增加,为了确保GDP的正常增长速度,政府出台四万亿投资来拉动经济。这一政策举动是放了巨大的流动性,使我国的经济形势不至于下行。

这一系列货币政策的实行,均是用来平滑周期。因此,若能对经济周期认真研究,仔细研判,利用周期规律的波动性即国家颁布的相应政策指导投资,就可以基本消除投资的风险,基本做到无风险投资。

四、结论:利用经济周期指导中短期投资

一般的经济学理论都认为,投资是有风险的,并且风险不能完全消除,收益越大则风险越高。而经济周期理论则给投资者提供了这一种低风险交易机会。这就赋予了经济周期研究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使得经济周期理论脱离了原有的纯形而上学的特性,而具有了更加实际的实用意义。本文认为:作为投资者首先要认识到经济周期实际存在且影响广泛,同时要深刻理解经济周期的地位和意义,努力学习经济周期规律,顺经济周期行事,以降低中短期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 曼昆(美).宏观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 孙晓娟.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与金融政策的选择[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 .

[4] 熊豪、李天德.关于当前本轮世界经济周期特点的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0,(05):60-64.

[5] 郭靖、肖文帅.美国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J].财经问题研究,2011,(06):111-115.

篇3

【摘要】本文在回顾黄金经济属性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了黄金非货币化后作为商品和资产所遵循的价值规律;在对金价变动的历史经验进行分析后,得出了金价存在领先的逆周期性特征以及外生冲击在金价变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结论;利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通过实际冲击及其传播机制研究经济周期的框架,研究了外生冲击引起的资产替代效应对金价的影响,分析了固定资产、金融资产、信用货币三种传播途径的作用方式,说明黄金价格具有实际经济周期预警信号的作用。

 

【关键词】黄金价格;逆周期性;外生冲击;传播机制

一、引言

国际黄金市场发展已经历了过百年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黄金市场已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期货市场一样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黄金交易自2002年上海黄金交易所运营以来才仅仅发展了十年时间,理论实践全面处于落后。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频发,人们对于黄金在信用货币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政府和个人对黄金的关注都越来越高;尤其是次债危机后世界经济形势产生新变化,以美国出台的量化宽松为代表的扩张性政策不断提高着世界经济中信用货币总额,对黄金价格规律的研究将越来越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在对金价的分析中,现有研究一般会从黄金的货币、商品、资产等经济职能出发,分析黄金市场上的供需变化,侧重于微观分析,而对黄金价格与宏观经济尤其是经济周期现象的联系较少。本文将黄金价格变动具有的领先的逆周期性质与借助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结合起来,探索一个经济系统所受到的外生冲击,是如何从实体经济传播到金融市场并引发资产之间的相互替代,再如何在黄金市场这样一个独特的具体的市场中通过供需变化引起价格波动的过程。正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二节讨论黄金经济属性的历史演变,分析黄金交易所遵循的价值规律;第三节解释黄金价格逆周期性的形成机制;第四节给出结论和建议。

 

二、黄金经济属性的演变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黄金承担着货币、商品、资产三种相互融合的职能。在货币属性主导时期,作为具有二重使用价值的货币商品1,黄金价值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价格;当黄金非货币化后,黄金价格则更多地受到市场黄金存量和需求状况的影响,尤其是当黄金发展到资产属性主导的时期,黄金所有者以保值增值为目标,市场预期和利率、股价、汇率等金融市场信号又进一步成为影响金价的重要因素。

 

(一)自由竞争时期的货币制度

在商品交换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中,黄金等贵金属逐渐凭借其良好的自然属性成为了固定的一般等价物。到19世纪,世界主要经济体先后过渡到金本位制,黄金普遍成为交换中地位最高的全职能的货币。金本位制充分适应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曾被称为最理想的货币制度。但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植根于自由竞争经济的金本位币制已然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经过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的过渡,最终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取代。在货币体系中,黄金的约束开始被突破,信用的野马逐渐脱缰而出。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虽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规定在金汇兑本位制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黄金对货币制度的约束,但由于黄金平价在固定汇率形成中还起着决定性作用,黄金的货币属性仍旧存在。美国凭借占据世界60%的黄金储备和1/3的国际贸易额,奠定了美元的信用基础,将金价长期稳定在每盎司35美元。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美国经济的优势地位不断降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固有的“特里芬两难”和他国维持固定汇率的两难等内在矛盾开始凸显。世界美元总量过剩和信用不足引发了美元危机,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此时,信用货币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日益增长,黄金的货币属性越来越淡化。到1976年牙买加体系形成后,黄金条款被废除,黄金官价被取消,汇率钉住“一篮子货币”的趋势逐渐形成,黄金在表面上进入了“非货币化”时代。

 

此后黄金逐渐成为受价值规律约束的市场化的商品,标准化的黄金投资品更成为遵循资产价值规则、时间价值规则、风险管理规则的资产。在有效市场环境下和套利行为基础上,黄金价格成为敏感反映预期和供需变化的市场信号,这为外生冲击影响黄金价格提供了条件。

 

(二)黄金非货币化后的价值规律

微观决策中商品的交易价格是由边际效用或边际产出价值决定的,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尽管短期内商品价格可能受供需状况的影响而不断波动,但长期内的价格平均值是在无数交易者的套利行为下趋向其价值路径的,资产亦同。黄金作为商品抑或资产,尽管有其特殊性,但仍然遵循上述价值规律。

 

1.黄金商品

黄金作为商品2,其价值规律也表现为由市场当期供需状况决定的市场价格,围绕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上下波动。一般而言,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会逐渐缩短,但该结论只适合于劳动对象无限制的前提条件。对黄金而言,由于地壳中的黄金存量是固定的,且未开采黄金中的贫矿比例将会不断增大,黄金的价值最终会呈现上升趋势。所以尽管目前黄金生产还在稳步增长,但最终它将拥有垂直的供给曲线。所以可以观察到,经过移动平均处理后的黄金价格走势是不断上升的。

 

在市场供需上,黄金供给由矿产金、官方售金、再生金、生产商净对冲等构成,每年约以2%的速度稳定增长,其中再生金的供给弹性较大。而黄金需求中消费需求约占50%,国际储备约占20%,私人投资约占20%,工业原料等需求约占10%,其中投资需求的价格弹性最大。消费结构中消费品需求取决于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增长、消费者偏好以及文化因素等,工业原料需求是消费品需求的引致需求,二者相对较为稳定。总体上,相对于供给量而言,黄金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是推动黄金价格大幅波动的主要力量。

黄金市场供需最特殊的地方是,由于具备恒定的物理属性,黄金的供给量是由市场存量决定的,而不像普通商品那样取决于市场供给流量。因此,黄金就具有一定程度的资产属性,尤其在在现代经济中,黄金的商品属性与资产属性几乎是相伴而生的。为区别黄金的商品属性和资产属性,可将黄金作为消费品和工业原料的属性视为商品属性,将黄金行使价值贮藏职能,实现保值增值的属性视为资产属性。

 

2.黄金资产

在牙买加体系建立后,资产属性逐渐成为黄金在经济中的主导属性,虽然黄金的投资需求在总需求量中并不占优,但却是最为活跃,对金价影响最大的部分。作为资产,其根本特征是未来经济利益,此外其流动性、风险性、信息不对称性等方面的特征也将是资产交易者关注的重点。

篇4

【关键词】 房地产 经济周期 综述

一、引言

20世纪30年代以来,房地产市场在世界市场中经历了几次大型的波动。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各国经济周期及全球经济周期有着高度的相关性。迄今为止,经济学界对房地产经济周期进行了持续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国外对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研究以实证分析方法为主,分析了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建立了指标体系,探讨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及其在国际间的传导。国内对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研究起步较晚,前期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主要包括对房地产周期概念和阶段的界定,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分析。进入21世纪后,国内开始尝试用实证分析工具对房地产周期波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初步建立了反映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指标体系。

二、国外房地产经济周期研究综述

1、国外房地产经济周期研究阶段划分及其主要内容

国外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起源阶段;沉寂阶段;专业化发展阶段;多样化发展阶段。

(1)起源阶段。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的大萧条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关注,房地产周期作为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成为了经济学界的研究对象。如霍伊特确立了房地产周期波动的概念,这一阶段被称为这一研究的起源阶段。

(2)沉寂阶段。二战后的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各国经济复苏,在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的推动下,经济进入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阶段。对未来经济的乐观预期,使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几乎不重视,因而房地产周期研究就进入了沉寂阶段。

(3)专业化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滞涨“再度引发对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房地产经济周期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西方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研究,对房地产周期进行识别和解释,区分研究各种类型的房地产周期波动规律。在此基础上,许多新的理论工具被应用在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研究上,将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研究带入了一个专业化发展的时代。如布朗考察了1968―1983年间美国单栋住宅的销售周期波动情况,发现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与房地产周期波动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赫克曼分析了1979―1983年间美国14个城市写字楼市场的综合数字,发现写字楼的减少和租金之间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而租金又和当时的空置率有很大的关联。

(4)多样化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三个经济事实改变了国外房地产周期研究的传统方式,使房地产周期研究开始进入了多样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首先,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了人们对房地产周期波动机理研究的重视。其次,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新发展引发了“投资导向”型房地产周期研究的出现。最后,发达国家房地产周期波动的普遍存在,以及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对国际房地产周期的研究得到重视。

一是对房地产周期波动机理的研究。如唐斯在研究美国房地产周期和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后指出,房地产周期受到3种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即社会体制变革周期、技术革命周期和经济革命周期。埃德尔斯坦和保罗利用土地价格预期模型解释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保罗对OECD17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利率、宏观经济周期等因素进行分析,作出了这些国家商品房价格可能在2007年到达顶峰的预测。

二是对“投资导向”型房地产周期的研究。如鲁拉克指出,房地产投资决策应考虑影响市场周期的5种相互作用力,即经济结构调整、物业供给、物业需求、资本流动和投资特征。凯泽通过比较房地产总收益率与机构房地产投资回报率,发现了波长30年、50―60年和上百年的房地产长周期。彼特在对美国房地产周期和经济周期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动产投资对策。

三是对国际房地产周期的研究。如伯特兰分析了形成周期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各国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管制的放松、扭曲的财政政策和土地使用制度是全球房地产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

2、对国外房地产经济周期研究的主要评价

纵观国外房地产经济周期研究,可以发现国外比较偏重实证研究,旨在通过对房地产行业运行的归纳性总结,试图规避行业运行风险。通过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建立了许多确定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指标体系,但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指标体系,一些专业研究方面缺乏连续性。对经济周期的判定和预测方面的研究工作也相对较少。另外,国外学者对理论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广泛性和普遍性。

三、国内房地产经济周期研究综述

1、国内房地产经济周期研究的历程及其主要内容

(1)起步。我国房地产业起步较晚,国内经济学界对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80年代以前,由于房地产经济发展时间过短且资料不全,我国房地产周期研究基本空白。唯一可以追溯到的研究是薛敬效1987年在《南开学报》上发表的的《试论建筑周期》一文。相对与西方国家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我国是起步晚、差距大。

(2)初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为房地产周期研究提供了现实的经济环境。但刚开始有关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房地产周期概念的探讨以及现象的描述上。如谭刚对房地产概念进行界定,指出房地产周期包括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梁桂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来刻画中国不动产供给与需求相互产生的波动情况,认为年销售量波动率和增长率曲线清楚地反映了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内在波动。刘洪玉从房地产市场总供求相互作用的原理出发,对房地产周期进行定义。他认为,房地产市场自然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市场周期的谷底;第二阶段超过平衡点,需求继续增长;第三阶段是供求平衡之后供给增长速度高于需求增长速度;第四阶段供给大于需求。同时,他还根据对应的资本流动给出了房地产市场投资周期的概念。

(3)新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房地产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学者和业界人士对房地产周期的研究越来越多。从近几年发表的文献上看,国内学者对于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房地产波动的周期研究。如汪晓宇、华伟的文章提出了房地产市场周期的理论,并对我国1987―1998年间房地产市场周期进行了实证研究。曲波、谢经荣、王玮以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率为指标,得出中国房地产周期的基准周期。

二是关于关于房地产周期波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如谭刚提出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冲击―传导模型。任栋梁提出了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外部冲击机制和内部传导机制,分析了影响中国房地产周期的宏观政策因素、经济因素、产业因素和心理因素。倪鹏飞通过对房地产周期的成因分析,发现我国历次房地产周期波动均有国家重大经济政策或房地产制度改革背景,得出结论:我国房地产周期是典型的“政策性周期”,它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房地产周期具有显著差异。张瑜从房地产经济周期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特征,进而从宏观经济、投资、消费、政策等方面分析了不同因素对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影响。

三是关于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研究。如王勉、唐啸峰根据我国的有关数据,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对我国房地产投资波动与经济周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尹惠媛采用GDP增长率作为反映经济周期的指标,选取国房景气指数作为反映房地产周期的指示指标,实证分析了我国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才元实证研究了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个层面之间的联动关系,包括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以及房地产价格和经济体系其他资产价格的关系。

四是关于具体城市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研究。谭刚通过选择相应指标,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房地产周期波动现象,并与宏观经济周期和全国房地产周期进行比较,最后探讨了影响深圳房地产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沈公律、鞠成晓、李倩、余健、顾建发则分别对杭州、大连、北京、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的房地产周期波动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2、对国内房地产经济周期研究的主要评价

综上所述,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房地产经济周期研究主要贡献是对国内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存在性取得了共识,初步探讨了国内房地产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和影响因素,并建立了国房景气指数。但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国内对于房地产周期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一是确定中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指标不完全,同时由于统计数字的完整性、真实性有限,使得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二是中国计算周期的标准并不统一,许多专家计算出的周期数不一致。三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跟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有很大的不同,在考虑和研究房地产经济周期时,以往关于中外房地产市场差异对中国房地产经济影响的研究非常薄弱,应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四是应把对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研究建立在基于市场供需的研究之上,从市场角度出发看问题。五是应从宏观经济利益角度出发,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反映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的指标体系,充分发挥指标对国民经济的监测和预警作用。

【参考文献】

[1] Helbling,Thomas,and Marco Terrones.ChapterII:When Bubbles Burst.World Economic Outlook.IMF,2003.

[2] Van den Noord,Paul.Are House Prices Nearing a Peak?A Probit Analysis for 17 OECD Countries.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488.2006.

[3] Hoeller,Peter,and David Rae.Housing Markets and Adjustments in Monetary Union.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2007.

[4] Catte,P・etc.Housing Markets,Wealth and the Business Cycle.ECO/WKP.OECD,2004,17.

[5] 谭刚:房地产周期冲击――传导模型及其主要因素分析[J].建筑经济,2000(7).

[6] 鞠方、周建军: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及其扩散传导机制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2008(4).

篇5

今年年初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等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已伴随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成为当前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的明显标志。一方面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今年以来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缩小,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今年上半年实际出口增长10.8%,由去年20.1%的速度减半;另一方面国内需求存在下滑,特别是住房等消费热点面临调整,消费需求增速出现调整。经过连续几年的价格暴涨和需求扩张之后,今年房地产需求进入调整期。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巨幅动荡或收缩,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必将回调。

我们认为,要全面认识本次增长下行周期就必须准确把握经济运行调整本质。美国次贷危机无疑是引发我国经济调整发展的导火线。一方面会影响我国对美出口贸易,另一方面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下滑并非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种十分深刻的周期性调整,其核心原因在于,次贷危机是世界经济增长下滑的导火索和表象因素,决定世界经济周期的三大核心力量――“新技术扩散效应”、“全球化红利”与“全球经济不平衡”都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首先,世界技术创新的周期和扩散效应的作用规律决定了以信息技术为主题的新技术扩散效应步入下滑期,世界经济将告别“高利润时代”。美国经济衰退并非“次贷危机”等表面因素,而是技术创新效应和扩散效应开始处于阶段性衰减的实质。这不仅标志着本轮世界增长根本动力的衰竭,更为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世界经济告别了新技术创新与快速渗透阶段,世界经济周期开始进行大幅度调整。其次,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难以维系,以相对价格调整和汇率调整为主导的调整力量必然能通过次贷危机等事件为导火索,对世界经济不平衡进行反向调整,世界将告别“贸易流量大幅度增长时期”。世界不平衡问题在近五年出现极度恶化的趋势。不平衡的扩大必将意味着以美元为主体货币的国际流动性过剩,而过剩的流动性必须寻找其合适的载体和恰当的途径,这决定了各种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成为必然现象。而这些泡沫的破裂就意味着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世界经济必须通过储蓄―消费结构的调整来逆向调整全球的不平衡。

“新技术扩散效应的衰退”、“全球化红利的递减”以及“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将直接作用于中国宏观经济。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基本上是在压低要素价格、高资源环境耗费、重速度轻分享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样的增长不可持续。在经济赶超的大背景下,过去30年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扭曲要素价格的方式进行的,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同时,只注重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分享的做法,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的不匹配。无论是资源环境所形成的自然方面的约束,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差距所形成的社会方面的约束,都意味着过去30年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从国际比较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增长率超过9%、持续增长超过30年的经济体只有博茨瓦纳(平均增长率11.5%,持续32年)、中国台湾(平均增长率9%,持续33年)和中国(平均增长率9.8%,已持续30年)。前两个经济体规模小,不具有可比性。中国的持续高增长是仅有的奇迹。但经济发展是有其自身规模的,中国也不能例外。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在十年左右。上一个低迷期始于1997年下旬。目前的周期在2007年或2008年到达一个峰值。过去五年,受益于宏观经济的良性快速发展,商业银行的总体发展形势良好,盈利能力不断得到提升。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我们必须审视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和发展速度,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发展形势,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做好充足的准备。

经济增长下行周期中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

从业务本质上看,商业银行具有亲周期性,即在经济高涨期,银行收益通常会增加;而在经济萧条期,银行收益会下跌。德意志银行采用弹性分析方法(弹性方法即GDP增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银行的相关指标发生多大幅度的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与美国商业银行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是:(1)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美国大型银行的不良率将上升0.3个百分点,小型银行的不良率上升更为明显,达到0.6个百分点;(2)美国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2.4,即经济增长率下滑1个百分点时,商业银行的ROE将下降2.4个百分点;(3)美国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0.8,非利息收入的弹性为1.65,即当经济增长率下滑1个百分点时,银行的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将分别下降0.8个百分点和1.65个百分点。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商业银行对利差收入的依赖程度,还是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都要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由企业经营困难所导致的银行不良贷款上升、盈利增长下降的问题可能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为严重。具体说来,中国商业银行将面临以下挑战。

信贷业务受限。信贷业务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在经济下行周期,信贷结构不合理现象加剧。一是银行通常将有限的贷款规模向也已作出承诺并签约的项目贷款、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战略性大客户和大型企业倾斜,当效益较好的企业随着行业景气度下降或受新一轮经济调整影响而出现问题时,会给银行带来集中风险;二是目前不少银行机构在贷款投向上、偏好电力、电信、教育、交通等行业和建设项目,各家商业银行贷款结构趋同现象加剧。由于这些授信对象大都具有项目工期较长,自身资本较少、资金需求量大、受政策影响较大等特点,存在着严重的风险隐患。

中间业务遭遇瓶颈。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与资本市场相关的,那么,在经济下行周期,资本市场持续低迷,银行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中间业务收入增速放缓,基金代销和理财产品销售都会有较大的下降。当前中间业务的扩张仍然以传统的业务为依托,或以模仿、借鉴为主,缺乏技术含量和独创性。比如说,2008年第二季度,国内基金新增份额大概在280亿元,而去年四个季度的数据分别高达976亿元、3189亿元、5217亿元、1711亿元。仅代销基金一项,银行的这部分中间业务收入就将比去年同期下降90%以上,对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增幅的影响在50%以上。在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的总体情况下资本市场很可能会经历漫长的调整期,这会在很长时间内限制银行相关中间业务的拓展。

不良贷款有可能上升。统计表明当前商业银行有60%的贷款余额都是在这一轮经济扩张时期发放的。而这一轮银行信贷是没有经过完整经济周期检验的。2007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企业市场预期并不乐观。根据央行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上半年企业盈利能力指数和支付能力指数都低于前两年。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等都不同程度下降,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资金短缺的现象十分突出,加上受人民币升值、外部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珠三角等地区不少出口导向型的纺织、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已停产或倒闭,导致不良贷款上升的风险加大。日本的经验表明,在经济萧条期间,中小企业的倒闭数上升近20%。

房地产行业的贷款风险明显加大更引人关注。根据国内某家商业银行对住房开发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压力的测试结果,若房价分别下跌20%、30%、40%和50%时,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率分别为3.18%、3.51%、3.88%和4.32%,个人按揭贷款不良率将分别为1.08%、1.32%、2.49%和3.12%,均远高于当前住房开发贷款不良率1.8%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0.74%的实际水平。统计表明:从1998到2001年,香港房价下跌了30%,按揭违约率从0.2%上升到1.4%。在所有市场,按揭违约率上升在经济放缓时都难以避免,但由于中国房地产商市场集中度极低(前10名占市场份额仅3%,99.9%的房地产商是中小型),经济放缓时地产商倒闭的可能性大于香港。

资本市场的持续低迷使风险向银行体系传导。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尚不完善,难以完全有效地防控违规资金进入股市,在资本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风险很可能向银行转移。企业资金与资本市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本市场的风险会通过企业资金渠道向银行体系传导,股指的调整也将导致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还贷能力降低,这也是当前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客户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客户是银行经营的基础,是银行的业务之源和利润之泉。面对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我们需要对客户重新做出评估,是否仍然是核心客户?这个行业是否仍然可以带来比较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及国际分工的变化也会造成市场结构的变化,有的行业的发展会受到限制,有的则会受到鼓励,所有这些对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贷款风险可能由于经济周期的变化出现恶化。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在两年降低2~3个百分点。按不良资产率对GDP弹性为0.4计算,GDP增速下降2.5个百分点,可能导致不良资产率上升1%,从而使银行盈利增长下降25个百分点,加上其他不利因素(经济减缓带来贷款的需求减速和利差收窄、中间业务收入减速、两税合并利好消失等),今年银行业盈利增速可能降至15%以下。

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着重加强对经济周期波动敏感行业的信贷结构调整。大力调整信贷结构,努力使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在经济周期波动中风险可控、质量稳定、经营稳健。使有限的信贷资源向国家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向经济资本回报率高的地区、向商业银行发展的战略业务领域和重点目标客户倾斜;进一步把信贷增量与流量管理、把信贷与其他融资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房地产、电力、公路、钢铁、纺织、汽车制造、城建等行业的市场敏感度高,为此要完善行业信贷政策,加快行业内客户结构的调整。

把改进房地产信贷业务经营管理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要密切监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项目销售进度和价格变动情况,动态评估企业风险状况和市场前景,完善名单制和资金封闭管理。完善个人住房按揭信贷业务的发展策略、严格掌握信贷政策和条件,加强借款人真实还贷能力的审查。要完善制度建设,加强自身的管理控制。建立按揭贷款风险报告制度和信息披露,对潜在的风险早发现、早处理,防患于未然。

在高度重视系统性风险同时优化结构。要充分评估企业所在行业的经济周期是处于上升阶段还是下行阶段,判断在整个社会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商业占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细分市场、有进有退、区别对待,对受下行周期环境影响相对较轻、创新能力强、产品有竞争优势的优秀小企业,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对受下行周期环境影响大,不再具有低成本发展优势的小企业应果断退出;积极探索各种创新方式,多渠道支持小企业的合理资金需要,分散信贷风险;从稳健经营、强化风险控制的角度来把增量资金投入到相对风险较小的客户;对于节能减排项目,要积极响应中央政策,加大投入力量,注重绿色信贷业务的推广。

积极采取措施增加存款。要持续保持商业银行现有的发展势头,就要依靠负债业务,特别是核心的负债业务。要通过深入挖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组织存款,扩大负债规模,特别要充分发挥银行的综合优势积极竞争优质客户,同时,更多地通过产品创新,以提供多元化增值服务吸引客户,以增加客户的综合回报来赢得市场;认真研究储蓄业务的内在规律,促进对公和同业存款的持续增加,努力在社会资金的大循环中,巩固和扩大商业银行存款的市场份额;抓重点业务领域客户,抓吸存稳存的长效工作,不断创新业务领域和产品。

努力增收节支扩大盈利。进一步加强对可用资金的投向管理,优化资金运用结构,继续认真执行贷款定价标准,切实利用好贷款供求关系的变化实现合理的定价水平;及时优化本外币投资结构,丰富交易产品、完善交易策略,努力提高债券、同业资金存拆放等业务的收益水平;强化竞争意识,严格依法合规发展中间业务,不断突破中间业务发展的瓶颈,分项分析中间业务市场占比变动趋势和主要竞争对手,有针对性地完善竞争策略,落实责任、严格考核。

强化压力测试加强风险预警。要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环境对业务发展的压力测试;调整关注类贷款定义和损失类信贷资产预判标准,执行更为严格、审慎的资产质量管理标准;增加对部分信贷资产分类结果认定的局限性规定;加强贷款质量的监测分析工作,密切关注重点行业、地区、企业的贷款质量变化情况,落实退出政策、监测到户;要特别加强风险预警,尤其是行业风险预警。在经济周期性调整中,要密切关注抵、质押资产价格变动;关注政府行业政策、环保政策、出口退税政策等相关政策变动风险,关注集团客户和关联交易风险,原材料涨价等企业经营风险,及时做出风险预警提示,并提出风险防控措施。

积极采取措施化解潜在风险。在经济下行周期,商业银行面临的隐性风险越来越复杂。我们要对已经预见的隐性风险贷款积极主动地进行压缩和退出,增强退出的主动性、预见性和超前性。要对产业、行业、企业和产品等发展趋势进行超前研究,及时做出预测和预警,增强退出的主动性。在准确把握行业经济周期、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企业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基础上,根据信用等级和财务指标的变化,适时进行信贷退出,保证及时和科学地退出。重点关注以下几类客户:连续几年资产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多元化投资、过度投资、非正常经营性资产占用过高的企业;存在明显短贷长用,财务杠杆风险较大;收入、利润增长来源以投资或非主营业务为主的企业;与钢铁、电力、煤炭、造船、食品、进出口贸易、房地产、施工、建材、汽车、土地储备等行业高度相关的企业及其上下游客户。要进一步警示分行关注敏感行业、重点区域、出口依赖型企业的经营发展变化情况,加强贷后检查,确保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安全。

篇6

【关键词】 航运市场;经济周期;航运周期;航运供需

在近代300多年的世界航运发展史中,航运市场几乎一直演绎着繁荣与衰退交替循环的变化,即所谓的周期性。航运业出现这种交替循环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引起的,也可能是伴随着战争、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产生的。每次繁荣与衰退的交替都有相似之处。数百年来,航运业这种繁荣与衰退的循环平均每隔10年发生一次,周而复始,呈现出极其相似的运行轨迹。

1 周期理论概述

1.1 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一般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过程一般分复苏、繁荣(顶峰)、衰退、萧条(谷底) 4个阶段,也可对应分为扩张期(上升)和收缩期(下降)两个阶段。根据经济学理论,按照周期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短周期,即基钦(Kitchen)周期,平均3~4年;中周期,即朱格拉(Juglar)周期,平均9~10年;长周期,即库兹涅茨(Kuznets)周期,平均20年左右;还有更长的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周期,周期长度在50年以上。

1.2 航运周期

航运需求是全球经济贸易的派生需求,航运市场的发展与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航运周期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说,在全球航运发展史中,剔除一些不可预测的历史事件影响因素,航运周期实际是全球经济周期在航运市场上的反映。但是,航运市场的供给具有自身的特征,比如,沉淀成本大、船舶建造周期长等,从而导致航运市场船舶供给的价格弹性较弱,船舶供给的增减(新造船、拆解船)具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性。因此,航运供给的这些特征使得航运市场周期和经济发展周期又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根据经济学对经济周期阶段划分,航运周期可分为复苏、繁荣、衰退、萧条4个阶段。根据周期的长短分类,航运周期还可以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3个主要的类型。航运市场长周期和经济发展长周期基本吻合,一般为20~30年左右,甚至更长一些;中周期则不固定,可能为7~8年,也可能为9~10年,还可能为10~15年;而短周期一般则只有3~4年,或者更短一些。短周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影响未来预判的因素相对较少,因而可预见性相对较强,企业相对较容易驾驭。航运市场的中周期和长周期持续的时间较长,影响市场走势的因素在长时期内具有很多的可变性,企业很难把握市场的走势和未来的发展状况,一些企业经过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周期已经消亡或者早已退出市场。因此,一般来说,对航运市场中长周期的把握和预判比较困难。[1]

2 航运周期的历史轨迹和规律

2.1 全球航运市场周期的历史轨迹

关于市场周期理论的研究有很多,但在航运理论界,来自英国的马丁匪雇衅崭L兀Martin Stopford)博士是对航运周期理论研究颇为深入的专家之一。在其出版的《海运经济学》一书中,回顾了全球干散货海运市场260多年的历程(1741D2008年),并将这段时期划分为3个时代:帆船时代(1741D1871年)、不定期时代(1873D1939年)、散货船时代(1947D2008年)[2];同时,马丁匪雇衅崭L亟舛问逼诘娜蚝T朔⒄够治?2个繁荣高峰期。

在这段发展历史中,剔除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战争等)的影响,对这段时期每个航运周期的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阶段进行整理和修正后得出:全球航运市场在2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21个完整周期,22个繁荣高峰期;从完整周期的时间长度来看,大于20年的0次,16~20年的3次(库兹涅茨周期),5~15年的16次(朱格拉周期),3~4年的2次(基钦周期)。因此,从总体上看,全球航运周期长度一般集中在5~15年。

2.2 航运周期的规律

根据马丁匪雇衅崭L囟越皆朔⒄怪芷诘哪甏趾褪菡恚梢缘贸龊皆酥芷诘墓媛伞?

(1)1741D2008年,全球航运市场的波动周期平均长度为10.3年,属于朱格拉周期(中周期)。

(2)除战争时期之外,全球航运市场的周期变化一般都比较平稳,从波峰到谷底一般要经历衰退、萧条期,从波谷到波峰一般要经历复苏、繁荣期。

(3)航运市场的繁荣期比衰退期要短得多,大多数情况下衰退期持续的时间约为繁荣期的2~3倍。

(4)一般相对较长的周期(12~15年)会出现在连续几个相对较短周期(4~9年)之后。

3 航运市场未来展望

3.1 航运市场未来走向预测方法的提出

进入21世纪,自2003年开始的航运周期,在2008年达到周期波峰,之后步入衰退、萧条期,但目前市场还未完全见底,至少在2015年尚未明确出现到达周期波谷(理论上的市场萧条和复苏时间临界时间点)的迹象。因此,本轮航运周期历时已超过13年,至少属于朱格拉中周期,还可能属于时间更长一些的库兹涅茨长周期。

航运市场变幻莫测,影响航运的因素众多,且具有不确定性和无序性特征。影响海运需求的因素众多,主要包括全球经济、海运商品贸易、航线布局、运输成本以及金融环境等;影响海运供给的因素也非常复杂,主要包括全球商船队规模、船舶使用效率、新造船交付量、新造船拆解量、船运收入等;除此之外,航运市场还会受到政治、战争和科技等因素的影响,而短期性的市场波动甚至还会受到市场心理、汇率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准确预测航运市场走向难度较大。

但是,并非一切活动都是无规律运行的,航运产业链间的因果关系、市场供需特征、历史周期轨迹都是有序可循的。比如,运费的上涨必定推高船舶价格,同时刺激新造船订单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新船大量交付,使运力供给增加并挤压运费;运费下跌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船舶价格的回调。这种航运产业链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又如,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全球航运需求激增,随之出现船舶供不应求、运费上涨的现象,但紧随其后带来的影响便是大量新造船下水、供给过剩、运费下跌。由此可见,市场供需似乎始终围绕着市场均衡价格左右波动。从航运历史周期分布看,周期长短、周期的波动性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规律。因此,从供需理论、周期理论两方面重点研究,分析关于未来航运市场的走向,判断当前航运市场所处的周期阶段,或者初步预测出周期性拐点可能出现的年代范围。

3.2 具体预测方法

3.2.1 基于市场供需理论的预测

供需失衡可能是导致任何一个航运周期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的最直接原因,但这种失衡的诱因可能千差万别。因此,分析供需状况是研究航运周期何时出现拐点的最好方法。比如,本轮周期从2003年开始,在2008年开始衰退,但供需失衡的状况早在2005年就已显现端倪。当时市场具有上升惯性,加之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海运需求国且动能充足,行业内外更是一哄而上,势不可挡,直到2008年这个失衡的现象才显现出来。之后,市场需求增长率几乎一直处于运力增长率下方运行,只在2010年出现昙花一现的跳升(见图1)。

从理论上分析,供需逆差如果出现反转且可持续,就可理解为市场已经开始修复,并慢慢消化前期累计的过剩运力,复苏之日指日可待。但是,通过假设参数和建立数据模型预测当前航运市场供需走势和周期拐点发现,不确定因素太多,准确性难以保证。如果直接分析航运市场的某单一要素,或许可以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例如,从船舶载货航行效率指标看:当市场悄然复苏时,船舶出现“多拉快跑”现象,市场供需逆差状况很快得以改善,市场最糟的周期性“波谷”可能即将过去;当市场衰退时,船舶出现“有货就装、降速降本”现象,市场周期性“波峰”可能已成为“明日黄花”,危机即将降临。因此,“多拉快跑”指标可以作为判断航运市场走势和周期拐点的一个风向标。

假设,全球船舶的历年平均载货航行效率是 %^,海运周转量公式为

Q=(DaiLi)

式中:Q为海运周转量,tn mile; D为船舶载质量(近似代替船舶满载装货量),t; %i为船舶航次装货率,%; Li为航次载货航行距离,n mile; n为全年载货航次数,航次。

那么 %^=Q/D=(aiLi)

显然,载货航行的速度越快,全年能装载的航次越多,全年装货航行里程数就越长, %^值就越大;同理,航次的装载率越高, %^的值也会越大。

2016D2018年,在运力供给方面,根据相关机构统计的船舶订单量数据和拆解船厂现有生产能力估算,年均新增运力约7 000万t;在海运需求方面,假设全球航运市场年均增长率为3%,根据目前的航运市场发展形势,未来几年全球航运需求超过3%的可能性不大。结合历年数据,得出全球船舶历年载货航行效率指数发展趋势(见图2)。

从历年船舶载货航行效率上看,2003年出现的航运周期运行轨迹与本轮航运周期的走势基本吻合,甚至在2005年就已出现市场供需失衡的迹象,相比于运费市场的运行轨迹更具先导性和敏感性;同时,2018年前后极有可能出现周期拐点(波谷)。换言之,航运市场仍将面临2~4年的萧条期,之后市场将迎来缓慢复苏阶段。

3.2.2 基于航运周期分布规律的预测

(1)航运周期的长度分布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全球航运周期长度最长尚未超过20年,基本处于一个有序的区间运行。尤其是在蒸汽机发明后的轮船时代,航运市场的周期长度基本维持在3~15年。基于航运周期长度分布规律(见图3),可以基本判断出本轮航运周期的波谷应该出现在未来的2~5年。

(2)通过对每个航运周期的再细分(即细分扩张期和收缩期的时间跨度),同时剔除8年以下的较短周期,再对每个周期的扩张期长度和整个周期长度数据进行散点分析,可以得出5年左右的扩张期对应的整个周期长度大约为15年。鉴于此,本世纪初出现的航运周期长度可能为15年左右,对应的周期波谷年份则为2018年。

4 结 语

基于一些假设数据和参数,从全球航运市场的历史周期运行轨迹和规律出发,结合考虑航运市场的供需状况,对21世纪初开始的航运周期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可得出几乎相同的判断。尽管假设数据和未来情景发展极有可能发生变化,且任何微小的细节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但至少提供了一种预判航运周期走势的理论方法,供业界参考。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 经济周期 信贷风险 亲周期性 逆周期

一、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的变动趋势

经济周期亦称为经济循环或商业循环,是指总体经济活动的发展趋势有规律的出现扩张和收缩的一种经济现象。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峰点和低谷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转折点。经济周期可以据此划为扩张期和收缩期。当经济变量从谷点运行到峰点时,经济处于扩张期;当经济变量从峰点运行到谷点时,经济处于收缩期。如果我们把经济扩张阶段的前半阶段称为复苏阶段,则后半阶段称为繁荣阶段,把经济收缩的前半段称为衰退阶段,后半阶段称为萧条阶段,整个经济周期便可划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

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不能在到期后全部收回信贷本金和利息或只能部分收回本金和利息的可能。正确认识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特征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管理、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减少损失、增加收益和增强银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信贷风险主要是由债务人自身因素和宏观系统因素所决定,宏观经济因素作为一种系统风险,很难在银行贷款组合中进行分散。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周期对银行信贷风险具有显著的影响,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信用风险具有明显的不同,一般表现为在经济扩张阶段信贷风险较低,而在经济衰退阶段信贷风险较高。经济周期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违约风险、违约损失和信用质量迁移风险随着经济周期变动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

二、经济周期下影响信贷风险的因素

1、商业银行自身因素

商业银行在信贷经营活动中表现出明显的亲周期性。在宏观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信贷需求旺盛,银行此时也往往过于乐观,对风险估计不足而制定出较为激进的经营政策。信贷的过度扩张使得部分资金进入低盈利、高风险的项目。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收缩时,低盈利、高风险项目风险不断暴露,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银行对未来经济产生悲观情绪,此时银行可能会制定出保守的经营政策,甚至会过度收缩信贷规模,导致银行惜贷现象的发生,使得部分经营稳健的企业出现融资困难,使其正常的经营受到影响,致使银行不良资产进一步增加。

另外,商业银行一般会选择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稳健和发展潜力大的企业作为贷款对象。但是企业的盈利状况除了受自身因素影响外,还要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的变化会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周期影响信贷行业结构、期限结构和客户结构选择上:在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银行相对增加对周期性行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其贷款期限也较长。这就会造成一种结果:当商业银行没有把握好经济周期变动规律时,商业银行就很难及时调整放贷对象,造成比较严重的信贷风险。因为在经济下行时期,周期性行业受宏观经济下行的冲击相对比较大,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弱小,同时期限较长的贷款也增加了银行信贷资产风险暴露的可能。这些因素都会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信贷资产质量下降。

2、借款人因素

经济周期变动会导致借款人经营状况的波动,并最终对借款人违约产生重要影响。当经济从萧条转为复苏时,经济增长使得企业利润增加,利润的增加刺激企业增加投资,投资的增加一方面使得总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资会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并使得下一年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增加。经济形势的乐观和投资的增加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加企业的利润,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投资,导致经济高涨。在经济高涨时,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对收入的比率会提高(企业成本构成中可变成本对不变成本的比重下降)。这种情况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扩张会导致消费需求的相对减少和产品成本的上升。在现行价格水平上,工人买不起企业的产品,市场无法出清。企业如果选择降价则会导致利润减少甚至亏损,企业投资随着利润的下降也减少,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引起企业盈利下降,商业银行将会减少信贷供给和向企业追债,导致企业破产,引发商业银行信贷损失。

3、监管层监管因素

金融监管的外部规则大大强化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这些外部规则主要包括监管层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监管、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等。商业银行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顺周期性,在资本监管等外部规则下进一步得到强化,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1)资本监管。资本要求会随着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经济衰退发生时,监管层会要求商业银行有更多的资本来抵御风险,而当经济扩张时资本要求会随之降低。这样做虽然实现了对资本要求的动态管理目标,但经济扩张和衰退所导致的资本要求变动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能力,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强化宏观经济的波动程度。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动对信贷风险直接产生影响,进而会影响到监管层对资本的要求。在经济衰退时期,一方面商业银行坏账的增加会冲减银行资本;另一方面借款人信用等级的下降又会迫使商业银行增加银行资本。这无疑会大大制约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最终会加大经济的衰退程度。而在经济扩张时期,资本的顺周期性又会使得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促使经济进一步过热。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大,无疑使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面临着更大的宏观系统风险。

(2)贷款损失计提规则。在监管体系下,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也是导致其信贷行为顺周期的一个重要原因。贷款损失拨备计提的周期性波动强化了商业银行信贷周期性特征,其结果会增加宏观经济的波动性,最终对银行信贷资产产生不利影响。在经济繁荣扩张阶段,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和损失率降低,计提的损失拨备减少、利润增加,促使银行扩张信贷,推动宏观经济进一步扩张;在经济紧缩衰退阶段,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上升,使得银行大量增加拨备计提,导致银行紧缩信贷规模,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延缓经济复苏进程。

通过在经济周期背景下对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周期、信贷周期、信贷风险周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信贷供给波动会增加实体经济波动的风险,这又会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 转贴于

三、对策与建议

1、完善信贷经营机制

商业银行在信贷经营中应该做到:一是商业银行总行应该组建具有较高水平的、能够掌握经济周期变动的专家团队,前瞻性的预判宏观经济走势,为制定信贷经营战略提供依据。地区分行应该建立区域和行业风险控制部门,制定出较为稳妥的区域和行业信贷投放策略,控制信贷区域和行业风险。二是商业银行应该在把握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规律基础上,根据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调整授信额度,建立逆经济周期信贷授权机制。在经济繁荣上升时期,适当的控制银行分行的授信额度,在经济紧缩萧条阶段则适度扩大授权来增加信贷投放,以此来避免信贷过度扩张和收缩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

2、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水平,建立跨周期的信贷风险计量模型

建立适当的跨经济周期信贷风险计量模型,对商业银行进行信贷风险预警和管理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来看,大部分风险计量模型多采用“外推法”,违约率或信贷质量的变化只是评级机械式延伸的结果,显然这些计量方法,不适应计量由于宏观经济波动而引起的系统性风险变化的需要。因此,商业银行可以考虑改进信贷风险计量模型。一方面要建立至少跨越一个完整经济周期的违约数据库,完善数据库的建设,以此缓解数据期限跨度不够导致违约率易产生偏差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设计更为科学的计量风险模型,利用历史数据找出经济繁荣时期和衰退时期不同的违约区分指标,在考虑经济周期各个阶段指标差异的基础上,对信贷风险进行计量。

3、进行审慎的金融监管

监管层应当采取适当的逆周期政策和机制来弱化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性行为,避免其加剧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1)前瞻性的资本监管要求。由于内部评级法本身的亲周期性,使得计算出的监管资本随着经济周期变动表现出较大的波动。因此,必须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增加针对宏观系统风险的逆周期性资本要求,减弱银行信贷行为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由于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筹集资本要比在经济下行时期容易得多,而且成本也低很多。因此,监管机构可以考虑在经济繁荣时期要求商业银行增加资本的持有,提高资本充足率,为经济衰退阶段大量损失提供足够的缓冲。这样可以保证经济衰退来临时商业银行有足够的资本金来增强银行面对危机的承受力。

(2)跨周期的拨备计提制度。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在损失准备金计提时,会计处理上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使得商业银行损失准备金计算在经济繁荣时期计提的少,而在经济衰退时期计提得多,导致商业银行在经济衰退来临时缺乏足够的准备金来缓冲违约损失,加剧了商业银行的亲周期性行为。因此,为了缓和信贷损失的顺周期性,建议采用跨周期的拨备计提方法,提高贷款损失拨备计提的前瞻性。

此外,可以设计一种将逆经济周期因素引入到现有的拨备计提制度中来,在这种制度下,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的数据应当基于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我们可以用整个经济周期中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除以该时期信贷总额,得出完整经济周期中的平均拨备比率。这样,在经济和信贷扩张时期应当使贷款损失拨备比率高于制度设计计算得出的平均拨备比率;在经济和信贷收缩时,由于在前期计提了额外的贷款损失准备,只需计提低于平均水平贷款损失拨备即可。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由于商业银行的亲周期性行为带来的宏观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1] 陈昆亭: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滤波方法的应用[J].世界经济,2004(10).

[2] 李悦:经济周期对信用风险的影响[J].浙江金融,2006(8).

[3] 温信祥:信用周期与银行风险拨备行为[J].南方金融,2006(4).

[4] 余玲、谢鹏霞:宏观经济波动规律的实证研究[J].商业研究,2006(1).

[5] 孙连友、胡海鸥: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结构模型[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

[6] 温信祥:资本充足率监管下银行资本监管顺周期性及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J].经济问题探索,2005(8).

[7] 刘百花:银行资本监管对东亚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管理与研究,2006(2).

[8] 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篇8

关键词:波罗的海原油运价指数;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持续期依赖;非对称

中图分类号:U695.28;F552.5;O211.62 文献标志码:A

AnalysisofMarkovswitchanddurationdependenceof BDTIbasedonDDMSmodel

JIANGDina

(SchoolofEconomics&Management,ShanghaiMaritimeUniv.,Shanghai201306,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stateswitchingandthedurationdependenceinthecyclesofinternationalcrudeoilfreightrate,aDurationDependentMarkovSwitch(DDMS)modelisemployedtoanalyzethe fluctuationofBalticDirtyTankerIndex(BDTI).TheresultsshowthatBDTIhasobviouscharacteristics oftwophasestates;theprobabilityoftheswitchfromcontractiontoexpansionincreaseswiththeincrease ofthedurationtimeofcurrentstate;theprobabilityoftheswitchfromcontractiontoexpansionislarger thanthatfromexpansiontocontractionatthesamedurationlevel;theasymmetricaldurationdependence ofBDTIiscloselyrelatedwiththeoligarchicmonopolymarketstructureoftheinternationalcrudeoil transportmarket.

Keywords:balticdirtytankerindex;Markovswitch;durationdependence;asymmetry

原油运价指数作为原油运输市场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能及时、灵敏地反映市场的波动,被称为原油运输市场变化的晴雨表.历史研究表明,周期性波动是原油运输市场乃至国际航运市场的基本特征之一.准确把握原油运价指数的周期性波动规律,对于原油运输市场参与者判断市场走向、规避市场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20世纪,国外就有不少学者采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研究油船运输市场乃至国际航运市场的运价波动和航运周期性,取得大量成果.1978年HANDON建立第一个油船运输市场运价模型,为后人在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KAVUSSANOS分别于1996年、1998年和2002年研究不同船型和运价的波动规律、原油远期价格与即期价格之间的关系,探究运价波动的内在规律.GOULIFLMOS和PSIFIA于2006年利用R/S分析模式、GARCH模型及JarqueBera检验,研究1971年至2002年的Trip DryCargoCharterIndex的月度资料,发现运价周期呈现不规则变化.RAOR等[1]建立油船运输市场运费率的广义非参数马尔科夫扩散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指数油船运费在短期内并不平稳,其波动与运费水平有关.

在国内,姜丽娉[2]构建4种船型的油船运价指数的收益率时间序列,总结出国际油船运价指数的波动规律.陆克从[3]分析国际干散货航运市场中波罗的海好望角型船市场运价指数(BalticCapesize Index,BCI),发现BCI半月对数收益率序列有明显的波动集聚效应,该结论可用于改进国际干散货航运市场预测方法.杜昭玺等[4]以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alticDryIndex,BDI)为研究对象建立ARMA模型用于BDI的短期预测.顾贤斌等[5]对BDI是否具有长记忆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反映国际航运市场具有一定的长记忆性.翟海杰等[6]利用GARCH族模型研究BDI,结果表明在描述BDI波动率的杠杆效应时,采用正态分布假设下的TGARCH(1,2)对其进行描述较合适.刘建明[7]运用复合移动平均线和相对强弱指标(Relative StrengthIndex,RSI)观察航运周期特征,划分航运周期.

从现有文献看,目前部分学者侧重于油船运价的波动特征研究,部分学者专注于国际航运市场或干散货运输市场的波动性问题研究,但是较少有学者研究油船运输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而由于该市场特征与干散货运输市场特征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采用合适的分析工具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HAMILTON于1989年提出的马尔科夫转换模型是捕捉经济周期特征的有效武器,近年来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广泛使用,并已取得良好的拟合效果.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目前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发生巨大变化,马尔科夫模型中区制转换概率为固定的假设在新时期不能完全适用,而采用具有持续期依赖特征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DurationDependentMarkovSwich,DDMS)模型[8],可以更有效地掌握周期性波动特征,有助于认定周期波动的转折点.ALIZADEH等[9]运用DDMS模型探索减少投资组合风险的方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本文试图通过建立DDMS模型,分析波罗的海原油运价指数(BalticDirtyTankerIndex,BDTI)的区制转换和持续期依赖特征,以刻画国际原油运输市场的周期性特征.

2 数据说明

目前,在世界主要的油船航线上以1989年伦敦和纽约油船协会制定的《新世界油船基本费率表》表示航次油船运费率,全世界各类海运研究机构根据搜集到的航次报告计算各种船型在不同时期的油运费率,并以指数形式.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公布的波罗的海国际油船运价指数(BalticInternationalTankerRouteIndex,BITR)可较为客观地刻画油船运输市场运价的变动态势,成为很多航运经营人操作市场的重要工具.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于1998年4月20日开始BITR,该指数起初是由7条油船运输航线构成的综合运价指数.为适应国际油船运输市场的发展,BITR包括的航线逐渐增加,截至2001年8月1日达到12条,包括9条原油运输航线和3条成品油运输航线,每条航线的运价在指数的制定中权重相同.同时,BITR指数正式分解为BDTI和BCTI(波罗的海成品油运价指数).同时所覆盖的航线不断增加和调整,至2010年波罗的海运价指数中包括18条原油运输航线和9条成品油运输航线,成为油船运输市场波动的风向标.

2001年8月之前的BDTI可通过各时期原油航线平均运价乘以换算因数获得.以2001年8月1日为例,当天原油航线的平均运价为WS94.22,BDTI确定为1000点,那么换算乘数为1000/94.22=10.6135,要计算这一天的原油运价指数,将当天原油航线平均运价乘以10.6135即可.

选取1998年9月至2011年8月的BDTI的月度数据作为本研究原始样本数据,见图1.数据来源于Clarkson网站,2001年8月之前的数据已经作过换算处理.

从表1可以看出,BDTI存在较明显的两阶段区制特征.第一区制中,原油运价指数的平均值为872.80,标准差为33.71,可视为原油运输市场处于扩张期,并且波动幅度不太大.第二区制中,原油运价指数的平均值为698.28,标准差为44.10,可视为原油运输市场处于收缩期,其波动幅度比第一区制的波动幅度大.

图2显示,DDMS模型对国际原油运输市场行情的划分能较好地契合实际原油运价指数轨迹. 1998年至今,国际原油运输市场经历3次较大的和4次低谷.第1次低谷始于1997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世界各国经济衰退,石油贸易量锐减,给国际原油运输市场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第1次发生在2000年左右,主要是由油船运输需求推动的.当时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导致世界经济出现强劲增长,石油需求不断增加,油运价格也水涨船高.油船运输维持1.5a后又陷入第2次低谷.2002年底出现第2次,主要是由原油运输市场的运力供给稀缺导致的.鉴于该年“威望”号单壳油船事故的经验教训,国际海事组织(IMO)通过《MARPOL公约》(《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修正案.该项修正案限定单壳油船在2010年前全部淘汰,大批单壳油船提前报废导致全球油船运力紧张,加上世界各国采用宽松的经济政策,使原油运输市场步入快速增长轨道,持续时间约3a,后又陷入第3次低谷.第3次出现在2008年.全球制造业的转移以及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从中东、非洲和南美洲进口原油的比重越来越大,促进VLCC运输市场的增长.2009年至今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油船运输市场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原油运输市场运力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导致原油运输价格指数的周期性波动.运力的供不应求导致运输价格的上升,从而可以吸引更多企业造更多的船.造船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因此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缓解供求状况,可以保证运价在较长时间内高位运行.当运力供大于求时,运价下跌,部分运力也在此时退出市场.

实证结果发现估计值β2和β4取值均不为零,反映国际原油运输市场具有持续依赖特征.β2为-0.1788,说明BDTI在该区制退出的概率会随着扩张期区制持续时间的延长而增大.β4为0.0061,说明BDTI的收缩期区制持续时间越长,从该区制退出的概率越大.两者均具有正的持续期依赖特征.

图3表明BDTI在区制转换过程中的持续期依赖特征:当BDTI处于扩张期持续超过12个月时,其退出概率超过0.5;当BDTI处于收缩期持续超过5个月时,其退出概率超过0.5.说明两者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扩张期的持续期依赖明显强于收缩期的持续期依赖特征,这可能与原油运输市场结构有密切关系.目前世界上的绝大部分石油资源被控制在全球前50家石油公司手中,货主的高度集中强化他们在航运市场上的话语权.石油公司往往采用CIF获得海上运输环节的利润,并以较低价格与大型船舶所有人签订长期运输合同,以保证在国际贸易形势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国际油船市场的行情也不会在短期内发生较大波动.因此,原油运输市场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特征,这与在干散货市场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特征差别巨大.

4 结 论

运用DDMS模型分析BDTI的区制转换概率和持续期依赖特征,得出如下结论:

(1)国际原油运价指数存在明显的区制特征.在国际原油运输市场扩张阶段,BDTI平均值为872.80,标准差为33.71,在市场收缩期BDTI平均值为698.28,标准差为44.10,这与原油运输市场的实际情况比较相符.

(2)国际原油运价指数的区制状态具有比较明显的非对称持续期依赖特征.随着目前状态持续时间的推移,由收缩期(扩张期)状态向扩张期(收缩期)状态的转换概率不断增大,说明国际原油运价指数具有明显的持续期依赖特征.在相同的持续期水平下,国际原油运价指数由收缩期状态向扩张期状态的转换概率超过扩张期状态向收缩期状态的转换概率,说明该指数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国际原油运价指数的非对称持续期依赖特征与国际原油运输市场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特征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ROARAdland,KEVINCullinane.Thenonlinerdynamicsofspotfreightratesintankermarket[J].Transportantion:E,2006,42(3):211224.

[2]姜丽娉.基于GARCH模型的国际油船运价指数波动性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8.

[3]陆克从.波罗的海好望角型船运价指数波动分析[J].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08,29(4):2933.

[4]杜昭玺,李阳,靳志宏.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预测与实证分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1):7880.

[5]顾贤斌,李序颖.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长记忆性实证研究[J].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09,30(1):4044.

[6]翟海杰,李序颖.不同分布的GARCH族模型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波动率[J].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09,30(3):5964.

[7]刘建明.国际干散货航运市场周期划分与期租时机选择[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9.

篇9

Abstract:Asanintegralpartoffinancialglobalization,theglobalizationofcapitalflowsisinfluencedbybusinesscycleandtradefactors,internationalinterestrateadjustments,capitalaccountmanagementpolicies,thedevelopment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aswellasotherfactorssuchasthepolicyintentionsof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andrelevan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nditresultsfromthecombinationoftheobjectivecertaintiesofhistoricaldevelopmentandtheman-madedrivingforcesbyrelevantcountriesororganizations.Theglob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ofcapitalflowsischaracterizedwithunprecedentedcomplexity,whilethedistributionofitsbenefitsispossessedofvisibleinequality.However,thecomplexityandinequalitywillnotinfluencetheobjectivesustainabilityofcapitalglobalizationdevelopment.

关键词:全球化,资本流动,推动因素

keywords:Globalization,Capitalflows,DrivingForces

作者:

吴念鲁,男,1936年10月生,重庆市人。现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

鄂志寰,女,1966年3月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现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97级博士生。

地址:北京西交民巷17号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31,电话:66057976,66014422-217

当我们为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全球化是主导这个世纪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在所向披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资本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金融市场边缘日渐模糊,日益一体化。但是,就在人们弹冠相庆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功绩的时候,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为全球化的进程蒙上了阴云,促使人们反思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善恶,并提出疑问:金融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个别发达国家别有所图?quot;阴谋",进行所谓"运用金融杠杆掠夺财富的战争"?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这个过程的性质如何?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如何自处?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驱动因素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属性作出初步判断。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资本跨越国界的大规模活动,表现为多向及多边的资本流动,是资本实现全球范围重新配置的过程。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及实物形态的生产资金的国际转移两种形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促使资本流动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为主转向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及无边缘化。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世纪初,资本流动一度达到很高的全球化程度,1929-1933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和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动荡使这个进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流动重新走上了全球化道路,经历了欧洲资本时期、石油资本时期、债务危机时期等阶段,最终进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时期,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张,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从具体内容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具有如下表现形式:

1、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急剧扩张。

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

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较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

三、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影响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首先,从总量上看,在利率水平大幅度调整时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额也出现比较大的增减变动,而在90年代以后利率波动幅度明显收窄之后,国际资本市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显然,利率的波动性高低直接影响资本流动的波动程度。

篇10

关键词 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经验模态分解:能源政策:预测

中图分类号 F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2-0007-06

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和高风险金融创新引发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投资者对全面信贷危机的担忧,造成股市和信贷市场剧烈波动,并迅速蔓延殃及许多国家。由于美国经济放缓和全球信贷紧缩,我国做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国不可避免受到了冲击。能源作为工业的血液,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这种外部经济环境下,能源生产会受到多大程度和多长时间的影响、未来能源生产将走向何处,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为了应对这场复杂的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出台至2010年底约投资4万亿元以进一步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能源局将拨付超2 000亿元建设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增加清洁能源比重,调整能源结构,填补西南地区无炼油厂的空白。本文基于经验模态分解法,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进行因素分解和提取,着重分析能源政策和金融危机对能源生产发展演进特征的影响,研究政策出台的实际效益是否能对冲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引导能源生产继续稳定发展。

1 我国能源生产演进态势测算方法选择及其特征分析

为了研究次贷危机影响下,我国能源生产态势,本文从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态势演进特征入手,提取演进特征的影响因素。

1.1能源生产演进态势测算方法选择

关于能源方面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Jia HaiYuan通过协整分析,证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投资和能源使用水平,并指出总体能源消费和GDP之间存在双边因果关系;Xun Zhang用经验模态分析法,提出影响原油价格的3种因素分别为日常供求不平衡或其他市场活动导致的短期波动,显著性事件的震荡和长期趋势。Alloer Unler经过对算法的优劣比较,提出粒子群优化技术能有效降低预测误差,并对土耳其2025年的能源供求进行了预测;Murray G.Patterson总结了传统意义上能源效率的内涵,从热力学、物力热力学、经济热力学、经济学的角度对能源效率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对能源效率的计量方法进行了总结。《中国能源战略研究总报告》根据煤炭的资源条件开采技术和供需关系,采用系统动态模型,考虑储量、需求、投资环境和运输等因素,对煤炭生产进行动态模拟预测。《世界能源展望2007》根据经济增长、人口、能源价格和技术设想的变化,分参考情景、可选择政策情景、高经济增长情景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的供求进行了长期预测。

文献[4]中提出经验模态分解可用于分析非平稳数据,进行特征的提取,对提取的因素可根据数据本身的含义给予合理的解释,其中显著性事件震荡效应分析和长期趋势预测,和本文研究内容不谋而合。因此,本文选择经验模态分解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进行演进特征因素提取,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危机背景下能源生产态势进行预测,这在以往理论研究中仍属空白。

经验模态分解(EMD)是Hilbert-Huang变换中的一种信号分解方法,经过这种信号自适应的分解方法处理后,原始数据(Signals)即可由本征模函数(Intrinsic Mode Function,IMF)分量及一个均值或趋势项(res)组成:

目前EMD分解在交通、医学、电力等许多领域都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1.2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特征分析

1982年“十二大”确定了“能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的重大方针,有力推动了能源事业的发展,1986年国务院颁布《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国技术政策・能源》蓝皮书,要求把节约能源作为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挖潜、革新、改造的重点来抓,自此我国能源生产才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本文选取了1986―2007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数据进行END分解,所得分解结果见图1。

2 我国能源演进特征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数据通过EMD分解后,得本征模函数IMF1,IMF2和趋势RES,下面将对每一项的演进特征所对应的现实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进行详细分析。

2.1金融危机和能源政策对IMF1特征的作用机理分析

(1)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金融危机由于投机攻击的力量,突然间爆发,并通过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信心的感染等渠道在不同领域、不同地理空间快速传导和扩散,产生极强的破坏力。由于我国1992年才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82年、1983年和1992年的金融危机都未能殃及中国。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1997年7月泰铢贬值,同年迅速引发新加坡元、台币、韩元的贬值和一大批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破产,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坚持严格资本管理和人民币不贬值,最大限度地抵御了外部冲击,虽然如此,还是出现国内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外贸出口困难等问题,能源行业也受到一定影响,能源生产作为能源行业的重要供给,当能源消费、能源价格、生产成本、能源运输等方面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从图2中可以看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已下行2年的IMF1进一步下滑,并出现了负增长,1998年危机席卷了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最终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年IMF1跌至近10年的最低点,其恢复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2000年才基本恢复至危机发生时的水平,2003年开始才进入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危机的发生进一步恶化了能源生产态势,对于我国能源生产发展产生了“雪上加霜”的影响。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是否会加剧原本已经下滑的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趋势,对能源生产的影响将持续多久,取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破坏力和持续时间,当然也要看我国自身能源政策的调控。

(2)我国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演进的影响。能源政策对我国能源生产的导向作用,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论述,文献[15]提出征收资源税有利于减少国有垄断石油企业的垄断租金及因垄断获得的超额利润,使企业自觉改进

低效生产,提高稀缺油气资源的开采效率。文献[16]指出对于节能环保,清洁技术的发展,政府起着很重要的影响作用,国家有政策规定,有节能减排的目标,企业就会依照政府建议的模式进行。

从图3中可以看出,能源生产发展的态势受我国能源政策引导,在每一次IMF1转折点,我国都有相应的影响能源生产的政策出台。

转折l:1992年建成大秦线,是雁北等地煤炭外运的重要通道,年运量可达1亿t,对西煤东送,煤炭外运具有重要作用,1993年底国务院做出“三年放开煤价,三年抽回亏损补贴,把煤炭企业推向市场”的重大决策,将能源领域推向了市场。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能源生产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转折2:为了保持能源与国民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从1996年开始我国能源行业的发展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并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转折3:1998至1999年全国实施关闭破产65个煤炭项目,核定生产能力4 000万t左右,1998年,我国能源生产降至近几年的最低点。转折4:实施继续扩大开放并加快西部开发的能源政策,我国能源生产增长率节节攀升,能源生产总量逐年递增,2005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升至187 341万t标准煤,是2000年的1.45倍。转折5:我们把节能降耗作为工作重点时,能源生产又开始了缓慢下降。

2008年,国家投资超2 000亿元进行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在未来5年进行资源开发性西部干线铁路建设,政策的出台是否能使我国的能源生产发展迅速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取决于这些政策的执行程度。

综上所述,IMF1中所表现的1993至1994年的小幅调整,1996年急速下滑,2001年的平稳增加,至2005年后缓慢下降的特征,揭示了我国能源政策和金融危机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态势的影响。

2.2经济周期对IMF2特征的作用机理分析

经济周期是推动创造性毁灭和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关键力量。关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他的分析结果显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走势总的特点就是“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

从图4中可看出,IMF2和GDP增长率有基本一致的周期变化,在90年代以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稳,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1993年进入发展的高峰,到1997年之后增速减缓,2000年之后开始复苏,但是增加的水平不及1993年,2007年发展的速度开始减慢,这也与文献[19]中我国经济走势特征一致。

经济周期的动态变化和其中的人口统计学趋势,引发了革新、新技术的推广、GDP增长、通货膨胀、股市繁荣和下跌、贷款、投资和买卖房产。能源生产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份子,势必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遵循市场经济运行秩序,能源生产态势变化基本保持了和经济周期一致的脚步,从图5中可以看出,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和经济周期变化有同样的趋势,经济低迷时,能源生产总量水平低,经济快速发展时,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也呈现较快的势头,2008年是否是本轮经济周期的拐点,目前一致看法是,中国经济在2008年GDP增长有可能放缓,但是放缓不等于说就是“拐点”,也可能属于高位调整。克服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对于能源生产稳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3能源生产发展自身规律对RES特征的作用机理分析

国务院能源办副主任徐锭明在《新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政策解读及新能源机构战略定位》的主题演讲上指出,能源发展转换的规律是从高碳到低碳,最后走向无碳。能源开发利用的规律是从低效到高效,煤碳发电效率从30%到40%,天然气发电效率从55%到58%,从不清洁到清洁,从不集中到集中,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发展过程。根据这样的规律,我国政府为了解决能源资源不足问题和能源供需矛盾,在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的基础上,从1986年至今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控制高耗能产业盲目扩张。伴随着我国能源生产效率和利用效率的提高,能源技术进步,节能降耗政策出台以及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庞大的能源生产总量基数,虽然能源生产总量仍呈现平缓增长态势,但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自身呈现非常缓慢的下降规律。

3 次贷危机与政策出台对我国能源生产影响态势预测

至2008年8月,我国的能源生产增长率与2006年和2007年同期相比并未出现异常变化,说明到2008年8月次贷危机对我国能源生产总量的影响还未显现,但是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11月的《中国经济季报》(以下简称为《季报》)中指出,2008年秋季开始,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次贷危机给我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带来的影响与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是否一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是否会在危机中跌到谷底,危机结束后何时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并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稳定发展。

依照EMD分解结果的分析,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破坏力和持续时间,我国自身能源政策的调控作用,经济周期和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自身发展趋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从危机和能源政策层面,分析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下我国能源生产态势,以1997年和200"1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演进特征进行对比,可得到以下结论:

(1)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能源生产趋势基本一致,但2007年的整体发展要好于1997年,减缓的幅度也低于1997年。

(2)两次危机发生时,国家出台能源政策的关注点不同。1998年我国能源政策主要关注点在治理国内的非法矿藏开采,国有能源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1997年有所下降。而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能源局也做出积极响应,加大能源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这项能源政策的出台对能源生产发展有促进的作用。

(3)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态势的影响具有长期效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伟教授根据他的研究数据指出,宏观政策显效有时间的延误性,有些短期政策出台后7个月能见效,有的政策则要用2年时间才能陆续见效。从图6中可以看出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态势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每次能源政策的制定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的影响都历经很长时间。

(4)金融危机对能源生产冲击作用是暂时的。文献[22]指出由于我国资本实行管制,市场开放度还尚待提高等,使得外部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冲击的传导渠道受到一

定阻滞,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性,对能源生产的冲击也是暂时的,到1999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就已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恢复高速增长。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季报》中指出,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通过广泛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因此不能逃脱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各大银行对与次级贷款相关的资产涉入不深,国家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使得迄今为止,国际金融危机仅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了有限的直接影响,并且目前这些影响都是可控的。由此看来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在危机的作用下会有所下滑,但下滑的幅度不会很大。

(5)政策出台对危机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对冲作用。政策防御外生负面冲击的作用不可低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政府坚持严格资本管制和人民币不贬值,经济发展实现了软着陆,宏观政策对熨平中国经济波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提出了增内需、保增长的十点方案,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领域的投资,《季报》中指出近期宏观政策立场迅速转向刺激性政策,这是非常正确的,更高的政府主导性支出将在2009年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政策对于危机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对冲作用,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下滑的时间不会超过1997年的水平。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将1997―1999年作为参照(见图6),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变化态势给出如下预测: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将在2009年继续保持和前5年一致的下行趋势,并跌至近6年的最低水平,但是跌幅不大,不会超过1997―1998年的跌幅水平,不会出现负增长,2010年随着经济的复苏,能源生产增长率有所上升,升幅也不会很大,不会超过1999年至2000年的幅度,但会恢复至2006年的水平。综上可以看出,次贷危机后,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会有一个小幅的调整,但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仍会呈现平缓的增长趋势。

4 结语

本文基于经验模态分解方法,分析了能源政策和金融危机,经济周期,自身发展规律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态势特征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特别地从危机和能源政策层面对比1997年和2007年危机和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演进特征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2007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本身趋势下行,下行趋势缓于1997年。

(2)金融危机加剧我国已经下滑的能源生产趋势,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持续了18个月左右。

(3)我国能源政策在引导能源生产发展上发挥着长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