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渔业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渔业保险渔业保险经营主体渔业保险法规北海市

一、广西北海市渔业保险的现状

北海市地处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北海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捕捞的龙头,全区70%的渔船都集中在北海市，渔业也是北海的传统优势和支柱性产业。2007年北海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104.26亿元，比上年增长3.04%。其中渔业产值为54.36亿，占全市农林牧渔总产值的52.1%。水产品产量98.28万吨，比上年增长1.81%。随着渔业的快速发展，北海渔民对渔业保险的需求也更为迫切。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北海分理处下辖电建、地角、港管和涠洲等5个代办处。截止到2007年底，辖区共有大小渔船8700多艘，其中220kw以上大功力渔船2200艘，渔业人口28万人。近几年来，该分理处在上级渔业主管部门、业务部门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正确指导和支持下，认真结合北海实际，充分发挥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性，真抓实干，努力开拓渔业互助保险，使参保渔船和渔民数量逐年提高，互保费收取额也逐年增长，2007年互保费收入突破了320万元。

二、北海市渔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1.渔业互保投保率低，覆盖面不全，应对风险能力差

北海市渔业互保十几年实践证明，互保为北海渔业生产发挥了一定的风险保护神的角色。但是，这种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据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北海分理处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北海渔船拥有量达8500多艘，其中小型渔船约4000艘，中型（包括以上）渔船4500多艘，长期活动在海上作业的渔民更达4万人。可在这样庞大的数字背后，参加互保协会的渔船竟不到600艘、渔民也不足2000人。绝大部分渔民群众和中小型渔船未加入渔业互助风险保障体系。渔船投保率仅为应保渔船的13%，渔民投保率不足5%。而农业部渔业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同期我国海洋捕捞渔民和20马力以上机动渔船入保率达22%和25%。

2.保险意识淡薄，意外事故时有发生

应该说一个地区的渔业保险发展状况也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渔民保险意识。目前北海市渔民的收入普遍不高，2007年北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34元，而农民纯收入仅有3846元。当地“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又根深蒂固，家庭的生活和教育支出有很大压力。因此，大部分渔民不愿意够买保险或无力承担保费支出。一方面，北海市渔民不愿买保险或无力购买渔业保险；另一方面，北部湾传统渔场的意外事故却时有发生。这二者形成了强烈反差。近几年来，北海渔船在北部湾传统渔场遭到越南武装舰船抓扣的事件时有发生。据新闻报道，2005年9月23日，广西北海市“桂北渔82018”号和“桂北渔63055”号渔船在北部湾海域传统渔场作业时，遭到越南两艘武装船只的追赶和枪击。2007年7月4日，桂合渔80151号渔船在我国南沙传统疆界线内海域（东经112°18′，北纬5°40′）生产时，被马来西亚炮艇无理抓扣，船上10名船员被判监禁6个月，渔船被没收。此外，渔船的火灾以及碰撞事故也时有发生。

3.缺乏切实可行的地方性财政扶持制度

渔业保险是具有很强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高赔付率、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导致渔业保险的“市场失灵”，必须得到税收优惠政策才能产生有效的制度供给。与发达国家大幅度补贴渔业保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政府对渔业保险的补贴历来非常有限，对农业保险（包括渔业保险）的税收倾斜力度还非常不够。目前，北海市政府还没有出台针对渔业保险的地方性财政扶持制度，渔业保险难以走快走远。由于渔船海上作业的高风险，渔业保险赔付率非常高，所以北海市尚无一家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渔业保险业务。

4.地方性的渔业保险法规亟待建立

目前，北海市还没有对渔船和渔民保险做出相应的规定，地方性的渔业保险法规仍是空白。由此引发船东和渔民投保率低，风险意识淡薄。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渔船等财产和渔民的生命安全都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风险补偿，不利于当地的渔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相比之下，渔业发达的广东、浙江等省对渔业保险均有注明，如《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规定第二十五条：渔业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应当为海上从业人员办理人身保险。

三、推进北海市渔业保险的建议

1.建立健全渔业互助保险

针对北海市渔民投保率低，应对风险能力差的问题，渔业互保机构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渔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树立“诚信”原则，在渔民遭遇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损失后，能够主动、迅速、合理地给予经济补偿，充分体现渔业互保协会对广大渔民的关怀和温暖，力争在三年内将渔民和渔船入保率提高到30%以上。渔业互助保险机构要以对渔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行业自律，强化内部管理，规范和完善各项制度，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要发挥互助保险扎根基层、面向渔民、服务渔业的优势，协助政府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搞好渔民安全知识普及、引导渔民配备安全设备、倡导渔船编队生产，增强渔民自救能力和互救意识；协助做好灾害紧急救助，在灾害发生后，迅速开展定损理赔工作，尽快帮助受灾渔民恢复生产生活。

保险意识淡薄是阻碍北海市渔业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从北海市渔业互助保险发展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对广大渔民群众的安全教育力度。北海市相关渔政工作部门可以利用伏季休渔的有利时机，对渔民进行海上安全生产基本知识、安全操作技能和渔业安全法律法规的培训，进一步增强渔民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海上自救与互救能力，逐步提高渔民整体安全生产的素质，确保渔船安全生产，扎实推进“平安渔场”、“和谐渔场”建设。宣传形式可以多种多样，2007年浙江省举办了“互保杯”渔民安全知识电视总决赛，题目涵盖水产品质量安全、渔业互保、渔船安全生产方面的知识，要求参赛选手必须是一线的渔民和养殖户。既普及了渔业安全知识，又有趣味性，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种模式，北海市是可以很好地借鉴的。

2.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

政策性渔业保险是今后我国渔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农业部也在积极推进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自2005年以来，上海、浙江、广东和海南等省市在渔业互助保险基础上，以渔业互助保险机构为载体开展了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政策性渔业保险工作的开展，大大提高了当地渔业安全生产的风险保障力度，得到了渔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赞同。渔船、渔工入保率也有明显提高，2006年1-11月份，共有1381艘渔船和12834名渔民参加了政策性渔业保险，获省财政补贴201.7万元。自2006年4月起，浙江省嵊泗县开展了政策性互保试点工作。近两年来，该县的渔工雇主责任险投保面达到了98%，渔工投保由原来的人均2份提高到目前的人均10份以上，有效提高了渔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减轻了政府部门灾后经济补助的压力。北海市政府可以借鉴浙江省舟山市等渔业发达地区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地方政策、财政支持，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逐步建立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

3.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

由于渔业本身属于弱质产业，经济效益不高，商业性和互的渔业保险，单靠保险的收入难以支持其自身的良性循环发展，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和制订特殊的政策保护措施，如实施针对投保渔民的保费补贴和针对承保机构的业务费用贴。一方面：北海市地方财政应针对渔业保险提供相应的保费补贴，吸引渔业生产者投保，并通过自愿投保与法定投保相结合的方式，扩大投保范围；另一方面，除了保费补贴外，政府还可以向经营渔业保险的机构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补贴，以提高其偿付能力，增强经营积极性。2004年宁波市象山县政府专门拨出200万元用于支持渔业保险，当年该县的渔业保险工作硕果累累。参加渔业人身保险人数由2004年的7736人上升到2005年的10002人，渔船保险由2004年的不足70艘上升到2005年的1891艘。至2005年底，全县参加渔船财产保险的渔船达2366艘，共收取保费933万元；参保船员45075人，收取保费1853万元。共理赔3145起，理赔款1228.7万元。他山之石尚可攻玉，那么象山县的成功经验则更应该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甚至是创新。针对目前北海市水产养殖险的空白，地方政府应当“两头扶持”：养殖户购买保险时，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商业保险公司理赔达到一定风险警戒线的时候，政府在资金上也将给予相应的扶助。

由于北部湾经济区是我国政府批准启动的一个沿海开放经济区，国家对其发展规划有许多扶持和优惠政策。除了对渔业保险进行补贴外，北海市政府还可以向有关政府部门争取对经营渔业保险的承保机构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减免渔业保险承保机构的营业税。因此，如果政府对经营渔业保险的承保机构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减免承保机构的营业税，那么承保机构的税收负担就大大减轻了，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渔业保险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4.尽早出台地方性渔业保险法规

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保险理论认为，渔业保险同渔业本身一样，带有明显的公益性，经营渔业保险不能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其政策目标应与国家农业财政政策相一致，以为渔民提供风险保障，提高渔业劳动生产率、保证食物供应、稳定市场及确保渔民生活水平等为最终目的。当前，我国渔业正处于一个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同时也面临加入WTO后竞争加剧的挑战。为了贯彻国家“依法治渔，以法兴渔”的渔业方针，我国应当对渔业保险的管理体制、发展资金进行立法保证。同时，对于渔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收益主体及相关的权利义务进行立法加以规范，并立法鼓励商业保险机构进入渔业保险。为了尽快改变目前北海市渔业保险无法可依的现状，北海市人大应组织渔政、工商、海洋与渔业局、保监局、互保协会等有关单位和相关专家在依据我国《保险法》、《渔业法》等法律规定，并参照舟山、宁波等地级市制定地方性渔业保险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北海市渔业保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管理机构和相关职能，加强监督管理，引导渔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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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英:政策性渔业保险初探[J].上海保险.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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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祁祥郑伟:经济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保险业——评价、问题与前景[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6.p92-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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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辉:我国政策性渔业保险机制研究——以宁波市象山县为例[D].同济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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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虞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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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与韩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隔黄海相望，自古以来交往密切。黄海和东海北部海域渔业资源丰富，是中韩两国共同的渔业场所，两国渔民长期在此海域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清代前期，我国渔民经常到朝鲜半岛境内海域渔猎，彼此习以为常。到了近代，随着传统的宗藩体制解体，韩国政府致力于敦促双方签订渔业条约来规范双方渔业秩序。2001年《中韩渔业协定》生效，此后中国渔民和韩国涉外渔业纠纷和冲突事故频发。本文拟通过对此三个阶段中韩渔业关系发展的探讨，反映中韩外交关系转变的大过程，并对解决现代中韩渔业纠纷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中韩关系；渔业关系；中韩渔业协定

韩国地处朝鲜半岛南部，并东北亚中心，与我国隔海相望，海岸相向，在地理上拥有同一片海域，共有海洋资源，在历史上也深受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地缘战略特征独特而显著。渔业是沿海地区人民的主要生计，自古以来中国渔民习惯于到朝鲜半岛附近海域从事渔猎活动。随着传统宗藩关系走入近代外交体制，渔业往来也受到了官方的关注，双方逐步加强了对渔业秩序管理和规范，并站在国家立场之上就渔业活动进行协商和谈判。渔业关系也从最初的自由和谐转变成了现今的冲突纠纷频发，这种转变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家权益的角力。

一、清代中前期和谐的渔业关系

近代以前，朝鲜半岛被纳入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之中。尤其是明清时期，朝鲜①向中国称臣纳贡，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一个藩属地，宗藩体制是中国与朝鲜半岛交通往来的根本依据。由于朝鲜半岛与我国海陆相连，拥有共同的海域，相隔较近，中国渔民到朝鲜半岛附近海域进行捕鱼非常普遍，彼此习以为常。

清兵入关后，为打击郑氏政权，从1661年开始，行迁海之令。②“今海禁既严，片板不许下海”，但山东沿海渔民惟以打鱼为生，朝廷也就放宽政策允许此地渔民出海捕鱼。1665年，康熙谕令兵部：“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向赖捕鱼为生，因禁海多有失业，……令其捕鱼，以兹民生。”③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到朝鲜半岛附近海域捕捞鱼虾的中国渔民已经形成了不小的规模，其中尤以山东渔民为最。“山东海岸绵亘，自直隶界屈曲而南以达江苏，其间大小海口二百余处。东北境之登、莱、青三府，地形突出，三面临海。威海、烟台岛屿环罗，与朝鲜海峡对峙”④，地理上的便利以及政治上的宗藩关系，为中国渔民越境去朝鲜半岛附近海域从事渔猎活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直至清末，在朝鲜半岛境内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中国渔民规模已经非常可观。“每年春季二三月份，正值渔汛时期，山东、奉天等省滨海渔民纷纷来朝鲜半岛捕捞，捕捞物有两种：鱼和虾。捕鱼渔船每年约来二百只，大船六名渔户，小船三名渔户，共约有一千余人以上。活动范围主要在朝鲜半岛的京畿道仁川港外的十八岛、白仁岛、台湾城，全罗忠清南道群山港外的初谷岛，以及黄海道的长渊、长连、金浦、延平岛等处，主要渔获物为曹白鱼、刀鱼、响鱼等。捕虾渔船户每年约来有三四十户左右，最多六七十户，每户带船二三只到六七只左右，每船载有四人，每年船约来二百只，渔民约有九百余名。活动范围主要在平安道安州的薪五江、艾岛、鹩岛，以及嘉山郡的云雾岛，龙川郡的洪岛、新岛一带。三月出洋，六月回国。由于黄海道地区海面广大，鱼类资源丰富，中国渔船来此捕捞鱼虾，并未触犯当地渔户利益，而且由于中国船户的到来，沿海地区朝鲜半岛人民能够将柴米等物销售出去，获得额外收入，所以也深愿中国渔船来此捕鱼。至于渔业纳税事项，两国对此均未有专章规定，渔户每年到朝鲜半岛时须提前向各道郡守请领许可状，并在各局所缴纳费用，之后才能进入海域捕捞鱼虾。”⑤这是1908年驻韩总领事马廷亮所呈的报告，由于渔业活动有持续的规律性，大致可以窥见清代中韩两国的渔业关系情况。

朝鲜半岛境内海域宽广，渔业资源丰富，中国渔民到朝鲜海域内从事渔猎活动不会触及当地渔户利益，反而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事实上是得到朝鲜政府的认可的，当地人民对此也很欢迎。由于朝鲜半岛经济落后，渔民仅能在当地从事渔猎活动，无力成规模的到中国海域境内捕鱼，中国渔民到朝鲜半岛境内从事渔业活动自古就有，双方渔民相处融洽，所以两国政府对此一直未作正式规定和管理。但是到了近代，随着国家间关系的重大转变，两国的渔业往来也受到了官方的关注，双方开始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对渔业活动进行规范和交涉。传统的以民间往来为主的渔业关系开始转向政府间的谈判与协商，政府在此间扮演的角色重要性不断加强。

二、清代晚期渔业关系的重大转折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和掠夺，东亚国家全面向近代社会转型。为了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和强化其影响力，列强和日本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对中韩之间原有的宗藩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日韩签订通渔章程对双方渔业活动进行规范后，中韩两国政府也开始关注双方的渔业往来，并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对渔业活动进行规范和交涉，一波三折的签订通渔章程的交涉过程具体的展现了晚清中韩外交面貌。

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发生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朝鲜事务的干预。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朝鲜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代表签订了《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其中第三条：“惟朝鲜平安、黄海道与山东、奉天等省滨海地方，听两国渔船往来捕鱼，并就岸购买食物甜水，不得私以货物贸易。”⑥《章程》从政府角度承认了中国渔民到朝鲜境内捕鱼的现状，预示着这一情形不再是单纯的民间生产活动，而是要纳入到双方贸易体系中进行管理。但对渔业范围、渔业税等事项并未进行详细和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此后双方交涉签订《通渔章程》的重要原因。《章程》签订后，清政府放宽了对黄渤海地区中朝渔业往来的限制，前往朝鲜全罗道等地海域内的中国渔民越来越多，与当地居民渐生摩擦。渔业摩擦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来此间捕鱼的渔船过多，使当地渔民利益受损，朝鲜当地政府官员进行驱赶，中国渔民“少无畏忌”，依旧照常捕鱼。更有甚者，发生武力冲突。对于此情形，从宗主国绥服属国的原则出发，于1887年告示严禁无证渔民在各口岸骚扰滋事，并晓谕中国沿海各省认真严禁，但效果并不理想。1889年，《日韩通渔章程》签订后，朝鲜外署督办闵种默同商议续订中韩通渔章程。认识到《日韩渔业章程》签订给韩国渔业带来的种种弊端，并从本国利益考虑明确拒绝了此提议。所以一直到调任回国，之前，对于此章程双方没有进一步协商。

期间，中国在朝鲜的事务由英国总领事。1897年，朝鲜改称大韩帝国。1899年，清政府与韩国政府签订《中韩通商条约》。此条约的签订，彻底结束了中朝间的宗藩关系，标志中朝两国平等外交关系正式建立，对中朝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⑦中韩两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后，两国之间贸易往来进一步增多，中国渔民到韩国捕鱼者有增无减。1904年，韩方同中国驻韩公使许台身基本上议定好通渔界限等关键性问题。据3月份香港《华字日报》报道：中国与韩国所订沿海捕鱼之约行将划押，故连日与韩国外部往返磋商，大约捕鱼之利权可以至平安道及黄海道沿海岸一带⑧。双方就各自利权范围基本达成了协议，之后又暂时搁置。过程中，双方站在各自国家立场上平等协商，说明在宗藩体制废除后双方的平等外交关系发展比较顺利。

1905年，日本与韩国签订了《乙巳保护条约》，韩国成为了日本的保护国。日本疯狂掠夺朝鲜半岛的资源，攫取韩国的各种利权，对渔业也毫不放过，放纵本国渔民大量进入韩国海域内捕鱼。日本疯狂掠夺韩国的渔业权，不容许中国渔民染指韩国渔场，但无法采取有效措施禁止其前来，于是采取严查罚款的方式，中国渔民经济损失很大。山东巡抚在答复驻韩公使马廷亮的报告中提到：“至东省渔船赴韩国海界内捕鱼者往年为数尚多，近年因常被韩国税关苛罚，加以彼处捐项甚多，因而愿往者渐少。今岁东府赴韩之渔船不满百支，到韩后获利甚微，率皆徒手而归，此后赴韩捕鱼之船更形稀少。”⑨从中可以得出，中国渔民自由地去韩国境内海域打鱼并获得丰厚渔利的情景基本不复存在。

1910年，韩国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清政府也疲于应付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韩断交，《中韩通渔章程》再无签订必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渔业发展逐渐受到了政府重视，渔业与海权紧密相连的观念已经得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认同。由于日本对中韩两国渔利的掠夺，《中韩通渔章程》的签订与否在此时与海权紧密相连。清政府面对这种形势，综合考虑了各省的意见，对日韩方面签订条约的催促，在外交上始终不采取主动态势，而以拖延方式处理，同时在国内严禁渔民再往朝鲜半岛捕鱼，一直到清政府灭亡，《中韩通渔章程》也没有得以签订，从最大限度维护我国海权的角度来看，这种外交是成功的。但是，中国渔民已不再到旧有的渔场打鱼，渔民利益受损，中国同韩国传统的渔业关系已经发生重大改变。

三、现代渔业纠纷频发

上个世纪以来，各国普遍注重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和加大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开发及利用。近年来，随着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的锐减和远洋捕捞业的发展以及韩国国家海洋权益的增强，中韩两国渔民的海上安全和纠纷冲突问题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中韩两国安全和外交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颁布，各国进入海洋资源权属管理和利用的新时代。中韩两国依据《海洋法公约》主张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划界，但在黄海中南部以及东海北部海域存在重叠区，致使中韩双方在海洋划界原则主张上一直存在分歧。由于短时间内难以达成海洋划界协议，为协调专属经济区制度下中韩海洋渔业关系，共同养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中韩两国于2000年签订《中韩渔业协定》，于2001年6月30日生效⑩。中韩两国划分的水域主要有4个部分，分别是“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各自专属经济区海域”和“维持现有渔业活动水域”B11。《中韩渔业协定》实施以来，我国渔场范围缩小，大批渔船从传统渔场撤出，加大了渔民的生存压力。由于大部分产渔区都被划分到中韩两国的专属经济区内，我国渔民出外捕鱼的主要作业地点便不可避免地也位于韩国的专属经济区，在这些专属经济区内从事捕鱼作业，需要遵守韩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交纳相应的费用。由于很多渔民法律意识淡薄，违规操作情况时有发生。韩国渔业部门对于进入其海域的中国渔船粗暴执法，也是破坏良好渔业关系，引发渔业纠纷的重要原因。

2002年5月18日，韩国海警对在其境内捕鱼的中国渔民强行驱逐，致使中国渔民以刀斧棍棒反抗，造成了6名韩国海警受伤并被迫跳海的恶性事件。这是自中韩《渔业协定》生效以来，双方首次较为严重的渔业冲突，此后我国渔民和韩国海警经常发生纠纷。针对中国渔民的所谓“非法作业”活动，韩国海警不断加强监视力度，甚至要“果断使用武力”，中国渔民经常遭遇韩国方面扣押、罚款，甚至发生流血事件，严重影响我国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活动的进行。韩国海警厅资料显示，2004-2007年的4年间，被捕中国船员达20896人，仅保释金就交了213.55亿韩元B12。这与2005年“暂定措施”水域划归各自专属经济区后，中国渔民作业空间进一步压缩有密切关系。随着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中国渔民有意或无意“打球”和“越界捕鱼”的情况越来越多B13。

2008年9月25日，韩国海警与中国渔民发生冲突，导致一名韩国海警溺水死亡。韩国海洋警察厅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加大了对中国渔民“越洋捕捞”的执法强度和惩罚力度，包括组建特殊机动队、增加部署舰艇等，韩国海警带枪执法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些措施使渔业纠纷更加激化。仅2010年韩国西部地方海洋警察厅就扣留了170多艘中国渔船，同年12月，中国渔船“辽营渔35403”遭到韩国海警执法艇冲撞翻船，造成一名渔民身亡，一名失踪。2011年3月，韩国海警首次在盘查时开枪，打伤一名中国渔民。2011年12月，中国渔船“鲁文渔15001”号与韩国海警发生武力冲突，韩国海警李清好在扣押该船时被船长刺死，另有一名海警受伤，对此韩国从民间到官方普遍反应比较激烈。2012年5月，四名韩国执法人员被中国船员打伤。2012年10月，一名中国船员被韩国海警用橡皮子弹射杀死亡。诸如此类报道，近两年来常见报端。

2014年10月10日，韩国海警在对中国渔船“鲁荣渔50987”号渔船执法时，向中国渔民开枪，导致船长宋厚模死亡。再次引发中韩两国舆论关注。从近几年的中韩渔业冲突来看，中国渔民频频“越界捕鱼”有自己难言的苦衷，韩国海警加大执法力度也有自己的理由。问题在于，韩国越是提高打击强度和罚款额度，违规的中国渔船就越是担心被捕，所以在遭到盘查时就设法逃跑，跑不了就拼命抵抗韩国执法人员上船，结果导致暴力事件频发，陷入了恶性循环B14。导致冲突的频率越来越高，烈度越来越强。

中韩之间日益频繁、激烈的渔业纠纷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中国渔民为了生计进行“非法捕捞”的原因，也存在韩国执法部门粗暴执法的问题，甚至与中韩专属经济区划界纠纷相联系。渔业纠纷的实质是两国海洋权益存在争议，韩国加大在黄海相关领域的渔业执法力度，目的不仅仅在于保护渔业资源，而是想通过强化争议区的执法，影响未来专属经济区的划定。如何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处理日益频繁的渔业纠纷和冲突，协调好两国的渔业关系，建立对应的长效合作机制，成为当今中韩两国间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四、结语

自清代以来，中韩两国的渔业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总体上的发展趋势是由清代自由融洽的渔业关系演变成现当代渔业纠纷和冲突频发。渔业关系的发展过程，真实的反映了中韩关系从传统的宗藩体制向近现代平等的外交体制转变的曲折过程。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政治地位以及外交政策的转变。回顾清代以来中韩两国的渔业关系发展历程，以史鉴今，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对海洋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从全球范围来看，海洋资源与战略价值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海洋权益意识不断增强，极力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中韩两国的渔业关系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海洋问题。中韩两国为了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所采取的针对渔业纠纷管理的行动手段和形式，不仅会影响到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稳定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中韩双方应高度重视和努力削减中韩关系中的渔民冲突问题，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确保渔民在符合规定的渔业作业区内从事生产活动，切实保护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合法权益。由此才能保障中韩渔业关系的良性发展，保证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使黄海海域更加和平、和谐。（作者单位：包头市第九中学）

注解：

① 韩国和朝鲜这个称呼，现今专指朝鲜半岛南北两侧的国家。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称王，向明太祖请得国号“朝鲜”。直至1897年，朝鲜半岛一直处于李氏朝鲜王朝统治下，通称为“朝鲜”。1897年，高宗称帝，改称朝鲜为大韩帝国，简称韩国。1910年，日本占领韩国，重新改称朝鲜。1945年，朝鲜半岛解放，按三八线分成了南北两侧国家，即现在的韩国和朝鲜。本文以朝鲜半岛南侧国家，即韩国，为研究对象，表述时尽量遵照当时人的称呼，因而文中偶尔会有韩、朝混杂的情况。

② 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和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③ 《清实录・圣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218页。

④ （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志一一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8页。

⑤ 郭廷以、李毓澍等：《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6806-6807页。

⑥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四《妥议朝鲜通商章程折（光绪八年八月十九日）》。

⑦ 黄湛：《略论签订前后清与朝鲜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⑧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785页。

⑨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828页。

⑩ 辛圆，黄硕琳：《中韩海洋权益问题研究》，《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B11 丘昌情：《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韩关系―以中韩渔业纠纷和冲突为例》，《中国韩国学研究博士生论坛》，2012年5月。

B12 江淮：《韩国海洋警察厅―周边邻国海上执法队伍扫描之二》，《世界知识》2011年第3期。

B13 雷志华：《渔业之殇―中韩之痛》，《南风窗》，2012年第1期。

B14 詹德斌：《海洋权益角力下的中韩渔业纠纷分析》，《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和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2] 《清实录・圣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218页。

[3] （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志一一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1页。

[4] 郭廷以、李毓澍等：《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6806-6807页。

[5]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四《妥议朝鲜通商章程折（光绪八年八月十九日）》。

[6] 黄湛：《略论签订前后清与朝鲜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7]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785页。

[8] 辛圆，黄硕琳：《中韩海洋权益问题研究》，《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9] 丘昌情：《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韩关系―以中韩渔业纠纷和冲突为例》，《中国韩国学研究博士生论坛》，2012年5月。

[10] 江淮：《韩国海洋警察厅―周边邻国海上执法队伍扫描之二》，《世界知识》2011年第3期。

篇3

关键词渔业开发；研究；沿黄地区

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消费的质量要求提高了，除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外，人们开始考虑通过摄取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营养的需要。我国目前营养水平比过去有了较大提高，但仍不符合营养需要，主要是动物性产品不足。渔业在我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并且投资少、见效快、生产专业化水平高、产业链条较长，适宜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就为渔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齐河县是山东省沿黄渔业开发重点县，发展渔业有很多优势,利用得天独厚的沿黄优势，大力发展淡水养殖业，不仅是齐河县的特色产业，而且有望发展成为整个鲁西北地区的一大特色产业，这应当成为齐河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的重要优势。

1渔业发展优势

1.1宜渔资源丰富

齐河县沿黄岸线62.5km，宜渔开发面积1万公顷，尚待开发的盐碱涝洼地约1.67万公顷，宜渔资源丰富，发展水产业条件得天独厚。境内引黄沟渠纵横贯通，60%的村为水产养殖专业村，沿黄区域已建成连片的高标准鱼塘。沿黄水域富含钙、镁、磷、钾等各种营养物质，无污染，对浮游生物的繁育生长和鱼类生长发育十分有利。随着黄河水源正常供给，渔业生态资源保护加强，展宽区域各大河流中，赤眼鳟、小龙虾、长颌鲚等天然名贵鱼类品种趋于增多。2005年，水产养殖面积0.59万公顷，实现水产品产量5.62万吨，全年实现渔业综合产值1.59亿元，水产业已成为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的主导产业。

1.2饵料丰富，电力充足

齐河县是农业大县，种植业发达，近年来已出现了低水平的粮食剩余，为水产业提供了丰富的饵料资源。因此，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做好粮食转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县内现有正邦、艾艾2个大型鱼饲料加工厂，加上运销便捷的外地专用饲料，发展水产业有充足的饵料保障。同时山东省淡水研究所生产的“天神”牌专用饲料可直接供给。电力由济南、德州回路双向供电，为养殖高产创造了条件。

1.3科技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齐河县设有渔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祝阿镇建立了服务功能完备的水产站，配有高水平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咨询、鱼病防治等服务工作。同时，黄河北展区已列为山东省淡水研究所技术推广、新品种养殖的试验基地，每年有多项科研项目在展区进行。

1.4具有相对成熟的产业优势

渔业是齐河县较早进入市场化的产业，其产业化程度明显优于其他行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由养殖、流通、休闲以及科研、技术推广相配套的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另外，广大群众具有多年从事水产养殖的传统习惯，经验丰富，对水产业认识程度高，养殖经济效益较高。

2水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齐河县发展渔业条件得天独厚，但是，渔业仍存在着投入不足、品种结构不够合理、产业化程度低、效益偏低等突出问题。就目前的发展来看，与一个内陆水产大县的水资源优势和地处沿黄的位置极不相称。加入WTO后，齐河的渔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在销售环节上缺乏水产品专业批发市场，销售呈散乱无序状态，影响规模化发展和品牌效应。目前，传统优势产品黄河鲤鱼，受各种因素影响，尚未进行商标注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养殖效益。

（2）加入WTO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价鱼类大量涌进我国各大市场，使国产水产品的价格和市场占有份额大大下降，以常规品种养殖生产为主的农民，增收增效相对困难。

（3）渔业生产整体科技水平不高，渔业基础设施较差，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因受近年来普通鱼养殖市场疲软的影响，人工养殖的淡水产品已由季节性压塘转向周年性压塘发展，并且水产品价格低廉，这将增加本县渔业农民对水产品销售的压力以及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

（4）渔业产业化水平低，区域化布局不合理。行业内的优势互补和自我保护能力不强，水产品质量以鲜活的初级产品为主，并且产品质量不过硬，缺少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产品，这样在国际市场冲击面前显得稚嫩无力。

（5）养殖品种以草鱼、鲢鱼、鲤鱼等普通鱼为主，名特优高档水产品规模小，科技含量较低，加入WTO后，将对目前的水产品结构和质量提出严峻挑战和考验。

利用得天独厚的沿黄优势，大力发展淡水养殖业，不仅是齐河县的特色产业，而且有望发展成为整个鲁西北地区的一大特色产业，这应当成为齐河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的重要优势。但从齐河县的发展实际来看，水产业尚未被当作优势和特色产业得到应有的重视，水产业仍停留在种植业副业的位置上，这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的要求不相应。因此，齐河县应该深挖并利用好这一优势，在资金、技术和市场需求上主动接受大城市辐射，在区域不平衡发展中率先壮大起来。

3发挥沿黄优势，建设内陆渔业大县的重要途径

齐河县是山东省沿黄渔业开发重点县，发展水产业条件得天独厚。随着我国国内各项法规的逐步完善和本县投资环境的逐步优化，齐河县应充分发挥优势，围绕建设城郊型渔业，发展外向型渔业的重点进行规模扩张与结构调整。

3.1加快区域高产高效渔业综合开发，扩大产业规模

把渔业开发与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利用外资的重要项目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充分重视宜渔“三荒”土地的开发，一是对全县较大面积宜渔“三荒”资源开发做出统一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方案，集中调动使用资金，开发一片，见效一片，成功一片；二是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资本，如减税政策、信贷政策、市场政策等，降低农业开发风险，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3.2发挥优势，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一是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引进名优品种，培植主导产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要重点发展河蟹、甲鱼、优质鲫鱼、白莲藕等优良品种，推广鱼鸭混养、鱼鳖混养等生态渔业模式，形成区域特色。二是大力实施渔业四大工程，即名优新品种示范带动工程，引进推广甲鱼、河蟹、南美对虾、条纹鲈、中华鲟等名优新品种，扩大其养殖面积；黄河鲤鱼高产示范工程，在每乡镇建立一处示范点，产量都要在150t/hm2以上；浅水藕种植样板工程，引进鄂莲4号新品种并大面积推广；丰收计划推广工程，以山东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为技术依托，推广80∶20模式化养殖技术、宜渔改碱综合开发项目等丰收计划推广技术，增加渔业收入。

3.3努力发展外向型农业，提高渔业对外开放水平

当今欧美经济发达国家淡水产品养殖及今后的发展趋势有两个方向：一是池塘养殖按照生态渔业养殖的要求，生产无公害、接近自然风味的产品；二是工厂化设施渔业在人工控制环境下，不间断生产大量优质鱼类，在质量、卫生等方面达到国际标准。在培植主导品种时，要符合国际市场要求，达到国际市场要求的品种、技术、质量、卫生等方面的标准。利用加入WTO后的有利条件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养殖技术、病害控制技术及名特优品种，提高养殖水平。针对一些国家缺乏水产养殖技术人员的状况，搞好技术输出，并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当地市场，发挥我们技术、设备和管理的优势，兴办农业项目，建设渔场，不断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3.4开发休闲渔业

休闲渔业是水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有利于优化渔业结构，拉长产业链条，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渔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目前，休闲渔业初具规模，形成了以御景园、瞬天园、乡村家园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休闲渔业模式。在此基础上，应通过大力引导和规范发展，形成以黄河区域为中心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集垂钓、餐饮、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生态渔业经济带。

3.5加大对渔业的扶持力度

加大对渔业开发和渔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做到水、电、路设施配套，成为旱、涝保收的丰产地。加快建设新型的渔业技术体系，制定严格的聘任制考核机制，保障推广试验经费，通过科技推广，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提高渔业竞争力。建立健全外贸信息咨询机构，尽快建设全县农业信息网，对内要连接各乡镇、生产基地，对外与全国及世界农业信息网络相互沟通。加强对现有生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培训，引进高层次人才，培养一批既懂渔业又熟悉外经贸业务的复合型人才。研究、分析国际国内渔业发展政策、形势与趋势，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发展。

3.6坚持科技创新，推行渔业标准化生产技术

齐河县应紧紧抓住“沿黄”这一优势，健全渔业科研与推广应用体系，一方面加大科技投入，强化渔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另一方面重点做好科技推广和服务工作，改变基层科技推广经费短缺、服务手段落后的状况，为科研成果向实用技术转化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广泛开展信息服务，充分利用网络、报刊等媒体为渔民提供政策法规、市场行情、养殖技术、鱼病检测及防治、种子、饲料供应等信息服务，保障渔业发展的信息渠道畅通。

4参考文献

[1] 周志祥.农村产业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篇4

东南亚、大洋洲的热带沿海地区渔业经营的特征是，以珊瑚礁和红树林区域的多种生物为对象，利用丰富的渔具和捕鱼法从事小规模渔业。尤其热带沿海区域是可明显观察多种生物的海域，因此是研究利用这些生物的小规模渔业的重要对象。

从经济观点来看小规模渔业，其特征有：个体经营或家族、小集团（最多为10～20人）经营形态，采用机械化和动力化程度低的渔具和捕鱼法、使用独木舟或5吨级的小型渔船、低资本积累、低产量及低收入等等。

而在捕鱼活动方面，围绕热带沿海小规模渔业中的渔场的利用及鱼获物的分配和利用方法等，存在着各地区特有的种种习惯和规定，如珊瑚礁海域渔场的所有权问题和禁止捕鱼期、禁止捕鱼区等问题。因此有人指出捕鱼活动本身不单是一种经济活动，它还具有社会和宗教的意义。

此外，利用小规模渔业所获取的各种水产资源还被广泛地用于自给用的食物及在地区市场或国际市场流通的商品等。资源被利用于生活用具、装饰品、货物等非食用目的，是因为其具有各种可利用的价值。这一点充分表明了小规模渔业所具有的复杂性质。

1、印尼东部摩鹿加群岛的传统的资源管理

摩鹿加群岛位于印尼东部，行政上属马鲁古州管辖，16世纪以来作为香料贸易的中心地发达起来。群岛中的安汶、塞兰等各岛均实行着以村落为单位规定沿海资源利用的称为“证人（sasi）”的惯例。

据调查，“证人”制度的对象以海参、浅滩贝、夜光贝、珍珠贝等瑚瑚礁海域中的海底生物资源为多。这些资源是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各村均禁止随意捕获。这称为“证人封闭（sasitutup）”。而每年或几年一次解除“证人”制度，又称为“证人解禁”（sasibuka）”。“证人”的解禁和封闭时期由村会议决定。

但有些地区并不实行这种制度；信仰基督教的居民则收集解禁后捕获的资源出售，并将所得资金用于建设教会、修整道路、改建学校等村落的公用事业；另有些地区规定了个人应得份额和公用部分的比率，分割渔场按日轮流采捕；等等。可见各村的“证人”制度的作用和社会意义显然已多样化。

而“证人”制度的对象也已扩大到回游性鱼类，如安汶岛东部每年一次从沿海区域逆河川而上的一种沙丁鱼也已成为该制度的对象。不仅水产资源，陆地上的椰子树、西谷椰子树等植物及极乐鸟、海燕窝也成为该制度的对象。

如上所述，摩鹿加群岛所实行的“证人”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已经具有多重意义。因此，在论及传统的资源管理时，除了对其对象及适用范围和机能加以探讨之外，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其整体具有何种作用。

2、所罗门群岛马莱塔岛的渔场利用及其变化

所罗门群岛马莱塔岛的东北部有一个称为“劳·拉贡”的环礁湖。在环礁湖中用珊瑚石灰岩造的人工岛上，居住着称为“劳”的渔民。渔民们在陆上几乎没有耕地，他们通过向居住在马莱塔岛的居民出售鱼获物换取芋头、甘薯等主食及蔬菜等维持生活。他们以辽阔的环礁湖为中心，合计用96种捕鱼法进行捕鱼活动。重要的一点是环礁湖海域的主要部分归特定的个人和集体所有，其利用受到限制。通常有归属的海域被封闭，只有大量需要鱼获物时才开放。例如举行祭祖仪式和葬礼时、或马莱塔岛农民为举行教会建成仪式和喜筵需向其购鱼时。这种由特定集体拥有环礁湖并限制其利用的习惯在大洋洲地区普遍存在。

这样，“劳”的渔民们利用渔场的习惯在限制不规则的资源利用的同时，也通过物物交换对维持与农民的关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上的作用。

但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无偿提供保冷库及运往城市的鲜鱼流通机构的开发、以及80～90年代商业性渔业的开发，渔民们的渔场利用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平素封闭的渔场有时会开放几天供采集浅滩贝，并将一部分贝送给所有者，其余用于赚取现金；以往禁止的夜间利用电灯捕鱼也开始在自由海域进行，产卵期的蓝子鱼被大量捕获，冷冻后被运往城市；在专属海域利用解禁捕获的珊瑚礁鱼类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也就是说，以往在与农民交换或举行重要仪式时才开放的渔场已被用于赚取现金，即具有了鲜鱼流通这种经济性目的。

这种变化显然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而产生的，这不单对资源利用，对传统习惯所具有的意义的失去和生活时间或集体关系的变质等所产生的影响也极为重大并涉及到许多方面。因此围绕渔场利用的新规定和人们的对策今后将受到注目。

3、印尼西部的廖内群岛

廖内群岛位于印尼西部的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的海域，该群岛有着许多鱼村。在较平稳的海域，红树林和泥质地带相当发达，沿海部分盛行钓鱼和撒网捕鱼。

19世纪后，该地区拥有了作为国际贸易港得到发展的新加坡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在廖内群岛捕获的鱼介类除用于当地消费外，还被运往可高价出售的新加坡。

鲜鱼则由周边小岛的渔船利用绳钩、刺网、撒网等捕获，并且开始出现利用鱼塘饲养的活鱼。这些活鱼不仅运往新加坡，而且由新加坡华人运往香港。尤其在7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人与印尼华人达成协议，开始直接运输活鱼。其种类主要是石斑鱼，其中被称为“驼背鲈”和“拿破仑鱼”的波纹唇鱼的价格特贵，是中国菜肴的上等材料。活鱼的收购和运输与华人网络密切相关。其中潮洲人在印尼西部、新加坡及香港的流通机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运往中国的水产品除了海参、鱼翅、燕窝等之外，还有海蜇、海马、干贝等。这些资源均是在珊瑚礁海域通过小规模渔业捕获的。他们通过捕获商品价值高的水产品出售给华商等以维持生计。他们的资源利用战略是否几百年间保持不变？或者从某时开始已产生何种变化？此处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论证，但围绕石斑鱼等的资源利用动向今后仍有必要加以注意。

讨论—水产资源利用及其变化

1、70年代的转换期

从以上叙述可知，珊瑚礁海域的水产资源由诸多种类组成，同时利用该资源的目的和流通网络也是多方面的。70年代后半期以后，3个地区的资源利用情况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行“证人”制度的印尼东部海域的浅滩贝需求量的增加并不仅仅是印尼的问题，东南亚至大洋洲各地在这一时期浅滩贝的捕获量也大有增加。

所罗门群岛的独立及其现代化的推行始于70年代末期，而70年代又是自1973年联合国第3次海洋法会议后提出200海里问题和地球环境问题的时期，可说是海的问题受到全世界注目的时代。香港和新加坡的活鱼需求量的增大也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可以认为与某种时代背景相关联。

70年代后又过了15年的现在，全世界都在呼吁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往从事的渔业是极小规模的，而增加捕获量又会引起滥捕。这一点海底生物资源尤为严重。而且在推行现代化和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人们采取何种对策也因地区而异。资源状况或恶化或改善，不尽相同。因此今后也应对各地区所采取的各种对策加以注目。

2、传统性管理问题

篇5

论文摘 要：渔业在非洲各国是受管制的，一般不允许外国人独立经营捕捞业。如何选择当地合作伙伴以及如何共同管理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该文通过分析近年来中国渔业公司在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洲国家的成功合作，摸索出中国渔业走入非洲的扩张合作战略模式，以便中国渔业投资者能从中获得借鉴。

1.引言

非洲开发是我国在21世纪的一项战略性经济政策。.非洲渔业资源，水域没有受到污染，不仅鱼的品种丰富，而且利润丰厚。而中国国内的情况是，水产捕捞能力过剩，对中国渔业投资者来说非洲是充满机遇的热土。但是，如果不做充分的准备，不了解非洲各个国家当地的政策和国情，机遇就可能变成陷阱。

投资者在来非洲投资之前一定要认真研究各国的具体情况。中非民间商会楚顺堂说：“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了解政策，这个国家需要什么，鼓励干什么。”本文通过分析中国渔业公司在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洲国家的成功合作，摸索出中国渔业走入非洲的扩张合作战略模式。

2.管理模式

2.1在赤道几内亚购买自由捕鱼证，“游击式”捕捞。赤道几内亚海岸线很长，拥有的自然资源特别丰富。但是有很多不利条件：第一，赤几属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在第三世界尚属比较薄弱。平均每户居民每年只消费一公斤鱼。在本地销售鱼价每吨还不到400美元，根本不够生产成本。第二，赤几实际上因手工渔业从业者居多而保护手工渔业。赤道几内亚的渔业法规定，渔业部不向外国船籍工业船只发放长期捕鱼证。所以外国船籍工业船只只能每月或每半年购买临时捕鱼证才能作业。第三，赤几不支持工业渔业。因其港口缺乏基础设施，尤其港口没有冷库，使得捕捞物无法在赤几储存。也就是说，我国渔业公司无法以赤几为基地，捕捞物不得不被运到拉斯帕尔马斯（属西班牙海岛）。从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模式：购买自由捕鱼证，“游击式”捕捞。

所以，当资源好时，中国渔业公司可以通过购买临时捕鱼证的方式合法地派船队进驻赤几进行作业。当资源不好时，中国渔业公司可立即撤出赤几，从而避免损失。这种管理模式经济而灵活。

2.2卖方信贷

地中海海岸线1300公里，摩洛哥的渔业资源特别丰富。其渔业政策与自然资源都适合在渔业方面投资。世界银行向摩洛哥人发放贷款鼓励购买船只。但是摩洛哥船主缺少管理经验和捕捞技术，大部分摩洛哥船主都无法盈利，从而无法向世界银行偿还到期的船本。

1990年初，摩方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拯救国家渔业。首先停止了世界银行对船东的贷款支持；其次吊销了经营不善的船只的捕鱼证。然而，恰恰中国渔业公司占有优势。中国渔业公司拥有船只和捕捞技术并急于为其船只寻找渔场。

鉴于中国渔业公司没有现金流动，只有船只。而摩方与中方在合作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的合作管理模式为卖方信贷，也就是说，中国渔业公司作为售船者，向双方共同组建的合资公司进行实物贷款。贷款由合资公司在共同商议的时间内偿还。

这种合作模式的四个特点：1）合作双方无一方在合资公司内投入资金，但双方各占50%股份。2）中方高估船的价值，以高价卖给合资公司。通过双方的共同管理经营在规定的期限内获取高额船本。3）共同经营所捕获的鱼品销售来支付共同管理成本，还包括优先向中方支付船本。4）扣除支付各项管理成本，剩余的则是利润，由双方平均分配。

所以，1）通过这种合作，中国工业船只找到渔场，合资公司成为船只的主人；2）中方以两倍的价格卖出船只。在规定期间内，中方又赚出了新的同样的船只；3）在规定期限到期后，中方并没有完全丧失船只的所有权。因为船只属于合资公司，而双方各占50%。可以说，中方仍是这些船只的半个主人；4）摩方仍然依靠中方的捕捞技术，尤其是船只的机器维修，摩方替代不了。只要船只还在，双方的合作互补性就一直存在；4）在摩洛哥捕捞需要中国进口渔需物资（零件，网具，浮子，铅，缆绳），中方可从中赚取利润；5）即使摩方政府坚持船只船员摩洛哥化，但重要岗位如船长，轮机长，大副，鱼品加工员都由中方担任，摩方无法替代。从某种意义上，中摩合作缓解了两国的船员就业问题。

2.3船只租赁

以喀麦隆为例，喀麦隆地处赤道无风地带。海面平静无浪，经常性的大雨使营养物质泛到海水表面。雨季多产虾而旱季多产鱼。

管理模式的分析：

根据喀麦隆渔业法的规定，渔业部只向当地渔业公司发放捕鱼证，而不向船只发放捕鱼证。针对这种规定，所有外国渔业公司必须寻找能够短时间内为合资公司获得捕鱼证的当地人作为合作伙伴。

这种管理模式为：中方向合资公司出租船只；喀方授权中方独立自主经营合资公司；中方向喀方支付捕鱼证年包干费。

所以，1）中国的双拖捕捞技术在喀麦隆渔场得到允许并得以最好的施展；2）中方有权独立自主经营合资公司。这样会避免很多喀方干扰问题；3）中方每年只向喀方支付捕鱼证使用的包干费。然而在使用双拖技术作业中中方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3.结语

上文对非洲渔业的合作管理模式作了研究和分析。“合作管理模式”不能生搬硬套，应顺应“天时”、“地利”、“人和”，讲究的是“双赢”。把握了这个尺度，合作才能持久、牢固。

参考文献：

[1]让-路易蒂里,经济与企业法语.北京: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2000.

[2]张红，国际贸易实务.北京：河北遵化胶印厂印刷，1996.

篇6

关键词：休闲渔业；发展对策；大连旅顺口区

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不同的是，它依托渔业资源，结合市场需求的导向，将旅游业与传统渔业相结合，实现了产业上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了渔业的经济、社会、以及生态效益。总的说来，休闲渔业比起传统渔业，更加适应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通过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相结合，相互推动了两个产业的发展。大连作为国内著名的港口旅游城市，其发展休闲渔业的条件比其他城市更具有优势。

1 大连旅顺口区发展休闲渔业的优势

1.1 滨海旅游资源丰富，海洋渔业资源丰富

大连旅顺口区作为我国东北部具有代表性的滨海城市，其滨海旅游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其各项基础设施也较为完备，海洋渔业发展时间长并且规模较大，渔业资源同样十分丰富。不仅如此，大连地处暖温带，气候也十分宜人，冬季没有更北部的严寒，夏季也没有南方的炎热，四季分明，且每一季都有其特定的景色，都适合游人游玩。在夏季，游客可以随游船出海，欣赏渤海的波澜壮阔之余更能体验海上捕鱼等项目，此外，还有冲浪、快艇等游乐项目可供游客娱乐休闲。

此外，大连海水养殖面积广，养殖的鱼类品种也十分繁多，以鱼类为主的美食更是数不胜数，以渔业为主的渔村、渔场都是构成休闲渔业的重要元素。

1.2 拥有特色人文资源

大连不仅有沙滩、海水、阳光、渔场，更拥有充满异国情调的特色建筑群，近代战争所留下的遗址以及国际和平公园、金石滩风景区、圣亚海洋世界等诸多著名旅游景点，这些景点同样可以作为休闲渔业的一部分加以开发利用，使大连旅顺口区的休闲渔业形成系统化体系化的旅游景区。

此外，大连当地渔村、渔场的渔业文化也可以作为特色的人文资源进行开发，其悠久的海洋渔业历史对外地游客而言，同样具有着非凡的吸引力。

2 大连旅顺口区发展休闲渔业的劣势

2.1 休闲渔业项目开发不够丰富

虽然大连旅顺口区发展休闲渔业具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条件，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依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阻碍了其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大连的旅游基础设施相比较其他城市，已经相当完备，但就休闲渔业项目而言，仍有一些不足。就项目开发这一项，目前大连旅顺口区休闲渔业项目种类较为单一，对游客的吸引力也较弱，质量也不够高，服务态度也有所欠缺，品味更是难以满足多种层次人群的不同需要。

2.2 经营者缺乏足够的管理经验，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营者缺乏开发休闲渔业项目的经验，在项目开发与资源管理上还未形成整体的系统的认识，在营销与宣传上仍存在一定欠缺。此外，相关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连旅顺口区休闲渔业的扩大发展。卫生条件与服务水平难以达到游客预期，不仅影响了大连的城市形象，更有损大连休闲渔业的口碑。

3 大连旅顺口区发展休闲渔业的对策

3.1 注重休闲渔业产品开发设计

大连旅顺口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区域位置，滨海旅游条件优越，海洋渔业资源丰富，多方位的优势都促进了大连旅顺口区休闲渔业的发展，但同时其在管理、技术上的不足也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要发展大连旅顺口区休闲渔业，首要工作便是提高对产品开发设计的重视，加大投入资金进行产品设计。结合大连特色的城市风格，开发一系列将旅游与休闲娱乐合为一体的休闲渔业项目，如“海上乐园”、“东北渔文化村”等等，在“海上乐园”内，游客可以垂钓，体验大连渔民的养鱼、捕鱼生活，通过亲身实践感受海上生活的乐趣；而在“东北渔文化村”，游客则可以更加细致的了解东北地区渔业，特别是大连渔业发展的历程，从而更加了解渔村的民俗风情。

3.2 构建休闲渔业产品体系，形成品牌特色

开发休闲渔业的产品，不仅需要经营者们加大投资力度，更需要他们结合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构建大连休闲渔业的产品体系，从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卖点。在大连旅顺口区休闲渔业开发过程中，应注重挖掘东北渔村民俗文化、海洋渔业发展文化等内涵，形成具有吸引力的、丰富多样的休闲渔业产品体系，将文化旅游与休闲渔业相结合，扩大大连旅顺口区休闲渔业的发展体系。

在宣传方面，将文化旅游与休闲渔业整合进行强化包装，将旅游项目与休闲渔业结合，从而形成“1+1>2”的收益效果。在宣传时确定好主要宣传对象，将广大城镇居民作为主要突破口，从而进一步提高大连旅顺口区休闲渔业项目知名度。

3.3 提升休闲渔业服务质量

提高休闲渔业相关人员服务质量，提升旅游景区整体服务素质，是增加景区效益的有效方法。通过进行相关的业务培训，从安全技能、行业规范、政策法规等方面对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化的培训，从而使大连旅顺口区休闲渔业从业人员整体水平得到有效发展，同时也能够让游客在体验时充分感受到休闲渔业项目所带来的乐趣。

4 总结

综上所述，大连旅顺口区作为大连滨海旅游的重要地区，发展休闲渔业具有着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同时其特色人文资源也有助于其进一步发展休闲渔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由于项目开发过于简单、经营者缺乏足够管理经验等问题，大连旅顺口区的休闲渔业发展也面临着挑战。想要进一步发展大连旅顺口区的休闲渔业，经营者们不仅要注重休闲渔业的产品开发设计，提升服务质量，更需要构建起休闲渔业的产品体系，形成自身的品牌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使大连的休闲渔业得到充分协调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天林.休闲渔业发展现状及思考[J]. 农技服务.2016（3）：209-210.

[2]冉孟宁，姚雪琳.休闲渔业的发展模式探讨[J]. 南方农业.2016（3）：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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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包特力根白乙，韩瑜倩，李晓娜.大连休闲渔业：发展基础・实践现状・推进方策[J]. 生态经济.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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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玮，勾维民.大连市休闲渔业的SWOT分析[J]. 中国渔业经济.2008（1）：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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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休闲渔业 北部湾 广西

一、引言

休闲渔业是超越传统渔业框架的经营活动,是渔业与休闲娱乐业结合,它是海洋经济中的朝阳产业。海洋经济发达的国家,传统海洋渔业虽然仍是一个重要产业,但在海洋经济中的比重已大大缩小,美、日、英等国已降到10%以下(1、2)。滨海休闲、旅游业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四大海洋支柱产业之一。

二、海洋休闲渔业

1.海洋休闲渔业的概念

在海洋休闲渔业的生产实践和科学理论研究中休闲渔业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休闲渔业是指利用海洋或淡水渔业资源以及渔村资源,提供垂钓、休闲娱乐和观光旅游服务的商业经营行为。 广义的休闲渔业是指利用海洋或淡水渔业资源以及渔村资源,提供沿岸渔村地区人们全方位服务的商业经营行为。

休闲渔业项目约可归类为11 项:(1)海上钓鱼活动;(2)海水养殖塘活动;(3)体验性渔业活动;(4)参观渔业作业;(5)观光(或假日)鱼市、海鲜料理中心;(6)具有渔业特色的综合渡假区;(7)教育性渔业活动;(8)渔业景观活动;(9)兼具渔业性活动的综合性园区;(10)渔村生活体验;(11)参观渔村或渔业之相关民俗活动。

三、广西发展海洋休闲渔业的资源优势

广西滨海休闲渔业资源丰富,既有丰富的海洋渔业生物资源,优美的暖亚热带、热带滨海渔区、渔村风光、又有浓郁的渔村文化、民族文化、珍珠文化,丰富独特的休闲渔业资源为广西海洋休闲渔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优势;同时,广西滨海未受到大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空气清洁,海清天蓝,具有开发休闲渔业的良好生态环境;

1.民族文化、渔文化、珍珠文化、古代海洋贸易――独特的海洋文化优势

文化是旅游、休闲资源的灵魂。广西滨海各民族在长期与大海抗争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渔文化和珍珠文化,丰富了海洋文化的内涵,这为广西滨海休闲渔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基础。

首先,广西沿海各族人民,在长期耕牧大海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风情。这里有全国唯一海洋民族京族,也有被称为“海上吉普赛” 的家,和散布于沿海的客家。广西沿海有渔业市(县、区)10个,渔业乡镇35个,渔业村130个,渔业人口705300人。这些渔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风情独具的渔文化。渔港、渔场、渔村是发展休闲渔业的绝佳资源,能够帮助游客了解渔民、渔文化和海洋文化。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企沙镇的渔村、京族三岛的京族渔村、外沙和地角的家渔村、钦州犀牛角镇的渔村等。

广西北海是“南珠”的故乡。广西所产珍珠――“南珠”在世界上素有“ 东珠不如西珠, 西珠不如南珠” 的美誉。广西珍珠历史悠久, 名闻中外,发生于东汉时期的“合浦还珠” 的故事流传至今已1800多年。2004年11月4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告,宣布对广西北海合浦南珠实施原产地域保护。广西沿海围绕着“南珠”的开采、收集、贸易等,形成了众多的历史文化和古迹,如白龙珍珠城遗址,以及合浦汉墓、北海古窑址( 群)遗址的形成等都与历史珍珠的生产都有很大的关系。

合浦石湾港口,是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南方航道(又称徐闻、合浦南海道)的始发港。中原及岭南各地的货物多在此集散,许多外国人来华朝贡或通商过合浦经广西北上中原。合浦港的兴盛促进了合浦地区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合浦大型汉墓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华美,全国罕见。

总之广西滨海的文化特点是中原汉文化与本土民族文化、渔文化、海外文化的结合。珍珠文化、客家文化、家文化、京族文化和古今的海上渔文化和海洋贸易在广西沿海相互交织,形成了鲜明的地方文化风貌。

2.红树林、珊瑚礁、沙滩、海水、阳光――独特魅力独具的暖亚热带、热带海域、海岸景观优势

广西滨海和海域地处暖亚热带、热带地区,有我国分布最为广泛的红树林海岸,部分海岛有珊瑚礁分布,暖亚热带、热带风光浓郁,自然风光优美,这里既有多姿多彩的地质地貌、分布广泛的岛礁、独具特色的滨海和潮间带植被,又具有温暖的气候、洁净的空气、绵长的海滩和碧绿的大海。

3.海水养殖与远洋捕捞――多种渔业生产的生物资源优势

海洋渔业资源是发展海洋休闲渔业的基础,广西海洋渔业发展的资源丰富。广西浅海滩涂广阔,水质肥沃,生物品种繁多。北部湾海域属热带海洋,适于各种鱼类繁殖生产,为中国高生物量的海区之一。出产的鱼贝类有500多种,其中具有捕捞经济价值的50多种,以红鱼、石斑、马鲛、鲳鱼、立鱼、金线鱼等10多种最为著名。

北部湾不仅是中国著名的渔场,也是中国海洋生物物种资源的宝库。分布于沿海滩涂的红树林,面积占全国的40%左右。分布于浅海附近,处于中国成礁珊瑚分布带北部边缘的珊瑚礁,作为重要的热带海洋生态系,具有极大的生态和科研价值。

四、广西海洋休闲渔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1.产业定位――以海洋渔业为主体、结合滨海旅游业,利用渔业资源和渔民劳动力优势提供休闲娱乐服务的新型经济业态。

首先,海洋休闲渔业要是海洋渔业为主体,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依托,以解决渔民就业,改善渔民生活为其主要目的,配合国家渔民转业、转产大形势,争取相关政策优惠,获得地方休闲渔业的发展,以促进地各方经济的发展,为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做贡献。

其次海洋休闲渔业要与旅游业相结合,利用旅游的市场、技术、信息和经营管理经验,与旅游部门和企业密切融合。特别是广西海洋休闲渔业尚处于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自身的行业系统,市场、信息、技术乃至资金和管理上都缺有效来源和途径。同时发展休闲渔业是对滨海旅游业有力的支持,可以丰富滨海旅游内涵和产品,为旅游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也契合了当前旅游由观光游览向休闲度假转变的需求趋向变动的要求。

另外,在将休闲渔业看做为新型行业,未来渔业经济的增长点进行培育,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以使广西的休闲渔业从萌芽到壮大,为渔业经济增长和渔民就业做出贡献。

2.市场定位――以本地市场为主体、两广市场为基础、泛珠江三角市场为主要腹地,拓展全国市场和入境市场。

根据目前旅游和休闲行为短途化发展趋势,依据休闲渔业的产品特点,将本地和相对比较近的两广(广西、广东)最为基础市场。广西休闲旅游业的市场,应定位为以本地市场为主体,结合外地市场,以本地带动外地,逐步培育高端休闲渔业市场。做为今后海洋休闲渔业的市场腹地的泛珠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利用广西“沿海”、“沿边”的优势,吸引内陆省份的旅游者,逐步拓展广西海洋休闲渔业的市场。

广西滨海有全国一流的自然旅游资源,尤其具有独具特色的渔村,沿海有许多风情独特的渔港,以及北海等地总量不菲的海洋渔业,所以广西具有培育高端海洋休闲渔业潜力,在发展海洋休闲渔业过程中,应一方面坚持以周边市场为主体,同时依靠广西休闲渔业具有资源和区位优势,要目标高远,以全国和入境市场为远期市场目标,将广西休闲渔业定位为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上一个响亮品牌。

3.产品定位――以休闲、度假和体验、生态类休闲产品为主体

广西海洋休闲渔业应与目前休闲旅游市场的多样化、体验化和由游览观光向休闲度假方向转变,以及休闲旅游注重生态环保的趋势相适应,依靠广西的资源优势发展以休闲、度假和生态为主体的休闲渔业产品。大力开发以渔业生产体验、渔村风情、渔业观光、渔业科普教育、特色观光渔市、海鲜餐饮料理、渔港风情、滨海或海岛疗养、度假场馆等以休闲、度假和体验、生态为特色的广西海洋休闲渔业产品。

4.经营管理机制――政府、企业、渔民

在经营管理上要坚持政府主导、企业领头、渔民为主体的管理经营机制,只有依靠政府主导,才能完善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平衡好各方的利益;只有以企业为领头才能走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道路将休闲旅游业做大做强;也只有以渔民为主体,才能改造渔村面貌、促进渔民就业和改善渔民生活,最终促进休闲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广西海洋休闲渔业发展模式

1.产业模式――与旅游业紧密合作的“行业+行业”模式

休闲渔业具有很强的服务性质,和旅游业关系紧密,特别是在市场、信息、技术等方面,尤其是在市场方面,有时候是直接承接旅游行业的客源,所以在经营上要注重和旅游行业的配合,最好能做到行业的结合。

2.布局模式――依托文化、依托资源、依托市场、依托城市和旅游区、港口、依托交通线、依托企业

依托特色文化 广西滨海的文化特点是中原汉文化与本土民族文化、渔文化、海外文化的结合。珍珠文化、蛋家文化、京族文化、客家文化和古今的渔文化和海洋贸易在广西沿海相互交织,形成了鲜明的地方文化风貌。在布局中要依托特色文化,以文化做为海洋休闲渔业的灵魂,内在纽带,建立广西海洋休闲渔业产业。

依托资源 休闲渔业的发展离不开渔业资源,广西沿海具有丰富海水养殖生物资源和海洋捕捞生物资源。发展休闲渔业要发挥资源优势,在遵守广西海洋功能区划及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广西滨海滩涂、浅海增养殖区域和滨海捕捞区,结合周边的自然风光,发展海洋休闲旅游业。在布局上,依托资源优势,进行集中连片开发,尽量集中经营,做大规模,做强品牌。

依托市场 根据一般休闲活动的规律,人们花在路程上的时间和游玩的时间比,也就是行游比,应当在一定的比例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旅游目的地越接近市场,休闲活动的行游比效益越突出。所以在对休闲渔业的布局上,应当尽量布局在城市的周边以接近市场,增加人们访问的机会,从而增加收益。

依托城市和旅游区 在产业布局中,也要充分考虑广西经济和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充分考虑广西旅游业目前正处于观光游览阶段向休闲度假阶段过渡的时期,并且以观光度假为主。游客消费能力有限,考虑到消费者的休闲效率和经济能力,在休闲渔业的布局上宜展布于城市周边,以一日或两日游为主。

依托港口 港口具有基础设施优势,能过为海洋休闲渔业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如休闲渔业码头、住宿、餐饮交通等,同时港口也可以为休闲渔业提供市场、信息方面的支撑。

依托交通干线 交通便利,利于出入,能够增加受访机会,从而在竞争中能处于有利地位,所以在布局中要充分考虑其交通的便利性,尽量布局在主要交通干线附近。

依托企业 休闲渔业的发展,如果单单靠渔民自己很难很好的发展,必须依托一些具有渔业优势的企业,利用大型企业的管理经营经验、技术、成熟的体制和资金和人才优势,结合渔业资源和渔民,将各方面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很好的发展海洋休闲渔业。

平衡布局 在休闲渔业布局中,要考虑到当地就业的问题,做到各地区之间的平衡,同一地区,在考虑到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当地渔民的分布尽量平衡布局。

六、总结

总之广西北部湾海域休闲渔业具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合理布局与规划,北部湾海洋休闲渔业将会给本区渔业经济和旅游经济发展的提供一个契合点,一方面可以解决当地渔民转产专业的困局,另一方面又可以丰富旅游业的产品类型和渗透范围,促进两个行业的合作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方百寿卢飞宫红平:《国外休闲渔业研究述评》,《渔业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第2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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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思行:《美国休闲渔业现状》,《北京水产》2005年第1期第4-6页

[4] 吴惠娟:休闲渔业涵构之研究――以王功渔港码头为例,台湾朝阳科技大学建筑及都市设计研究所,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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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库管理；生态渔业；特色渔业

1.生态渔业的发展

生态渔业，就是利用水库优越的产地环境、优质的水、生产优质的水产品。要求按绿色水产品或有机水产品的标准进行生产。以水库优美的、无污染的库周环境及优良的水质，主打健康的优质的水库鱼类品牌来提升水库渔业的效益。如山东省潍坊市峡山水库是该省最大内陆水库，是一座饮用水源的水库，2010 年水库所生产的鱼类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后，该库鱼价近乎天价被抢一空，鱼肉质嫩滑，味道鲜美很少有泥腥味，鱼鳞鲜亮、发青，被人们所认可，水库渔业取得较好的效益。千岛湖是获得有机认证的鱼产品，鱼的美味、鱼的效益更是闻名全国。因此水库的自然环境条件最优越，如果加以自然环境的保护，控制污染源，定能产出优质的健康的绿色水产品和有机水产品，以鱼的质量、鱼的品牌来提高水库渔业的效益。也就是走生态渔业之路。必须要对影响水库水质的污染源进行控制，严格水资源的管理，严禁“三废”污染源进入水库。对已经富营养化的水体，要利用生态修复技术进行改善，确保水库的水质符合绿色水产品或有机水产品的养殖标准。注重产地环境的保护，注重库区生态林的建设，利用良好的环境生产优质鱼类，以鱼的品牌来提高水库渔业的效益。要求按无公害水产品或绿色水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加强投入品的监管，严格按标准化进行操作，切实把好鱼种的进购质量安全关，严禁投施任何肥料或渔药。作好养殖全过程的记载，建立好生产操作规程，严把水库养殖的水质检测关，以及鱼的质量安全检测。提高养殖过程的技术操作，确保鱼的皮毛、鱼的体质、鱼的规格达到优质的无公害水产品标准或者绿色水产品的标准，积极挖掘水库优质鱼的不同水库的水产品地理标志，完善水产品的商品注册，提高水库优质鱼的知名度。这样才能达到安全、优质、高效的生态渔业之路。目前走生态渔业之路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清江鱼、丹江白鱼、千岛湖鳙鱼、峡山鱼等等。关键点：优质的水库环境，优良的水质，标准化的生产，无公害（绿色、有机）的水产品质量。控制技术：①要达到无公害或绿色、有机水产品的产地环境要求，水质养殖标准的要求。②要制定好优质的水产品标准化生产操作技术规程。③要建立好质量追溯保证体系。④加强对水产品养殖过程的质量安全监管。

2.技术渔业的发展

结合市场、结合水库渔业快速发展的成熟操作技术，在走生态渔业之路情况下，提高水库渔业的效益。一是利用现在成熟的水库养殖技术，在不投饵不施肥确保环境优良的情况下，生产无公害优质水产品，或绿色水产品、有机水产品的前提下，如何充分利用水库的资源，投足投放好鱼种，产出质优量多的成鱼；二是如何结合市场的需求，充分利用现有的成熟操作技术及时向市场提供质量保证的优质鱼类。关键点： 如何建立适合该库的养殖结构和养殖模式，如何完成起捕的问题，如何利用水产养殖来调控好水库的水质，保护好水库水质环境的问题。控制技术：①养殖模式的确立，生产计划的制定，鱼种投放规格、投放比例以及投放量的确定。②成熟的捕捞技术能达到与市场相适应的与水库水体空间相对应的捕捞计划及其实现。③要达到以养殖来保护水库水体环境的目的。

3.特色渔业的发展

特色渔业，就是利用水库鱼类资源的生物多样性，天然鱼类丰富的特点，生产优质的凶猛性鱼类及其它杂食性鱼类。这些具有特色的能在水库自然产卵形成种群增殖的鱼类，过去我们为了追求放养的花白鲢鱼类，而对它们进行清除，现在这些鱼类的经济价值都比较高，也是水库渔业的一大特色，应该积极进行挖掘，进行种群增殖。主要是优势的种群建立或改良，有的水库以翘嘴鲌鱼为优势种群，有的水库以红尾（蒙古红鲌）为优势种群，有的水库鳜鱼丰富，有的水库黄颡鱼资源多，还有黄尾密鲴等鲴类杂食性鱼类，有的水库有资源，没有形成种群，另常见的鲤、鲫品种水库较多，可以进行优质鲤、鲫鱼的投放进行品种的改良，有的还可以引进银鱼、沼池公鱼等等，这些特色鱼类，也是水库渔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关键点及控制技术： 一是形成特色优势鱼类资源，建立自然增殖的种群；二是严格控制取水规格及产卵期间的自然保护措施；三是提高特色鱼类的起捕技术；四是加工成特色风味的鱼产品。

4.休闲渔业的发展

休闲渔业，就是利用水库水利风景区的优越条件，开展涉渔休闲旅游项目，做好休闲渔业、旅游渔业的文章，这是与水库自然环境相和谐的、环保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项目。这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结合水库的自然景观进行休闲观光，品尝渔家乐，进行水上趣味旅游，观赏水库涉渔的活动，如大网捕鱼，有的还有珍稀观赏鱼的观光鉴赏等等，主要以观光旅游为主线。这就要求有观赏资源的开发与建设，不仅有涉渔项目还要结合水库本身所独特的优美的自然景观以及人文景观的开发与保护。二是以垂钓为主的游钩业的发展，要在水库地理位置上，垂钓的开发形式上，水库投放垂钓鱼的品种上，以及配套的休闲、餐饮等项目上进行开发。休闲渔业可以通过发展垂钓业来带动观光休闲业，也可以以水库风景区的优越条件以观光旅游来促进垂钓业的发展。总之休闲渔业、旅游渔业要有水利风景区的优势，要结合人文景观，结合涉渔的休闲、旅游的开发，还可以结合其它的主题旅游进行深度挖掘，从而利用水库的水面资源、周边生态环境的资源，实现人与自然、人与水、鱼与自然、鱼与水的和谐发展。关键点： 一是秀丽的水库自然风光的保护与开发。二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建设与开发。三是涉渔旅游项目的开发。如垂钓业的开发等。四是基础条件的逐步完善，要有发展规划，要有资金的投入。过去为了发展水库渔业，很多地方都是想尽办法去除凶猛性鱼类，如翘嘴鲌、鳜鱼、鲶鱼等，也不注重杂食性鱼类如鲤鱼、鲫鱼、鲂鱼、鲴类及银鱼、沼池公鱼等鱼类种群的增殖。这些天然鱼类过去在没有投施肥料开展半精养、精养之前人放天养时期，大型水库天然鱼产量要占水库总产量的30%-40%，中型水库天然鱼产量也占总产量的10%-20%，这些能在水库中自然增殖的天然鱼类现在就是水库所具有的特色渔业，开发潜力很大。四是结合旅游资源的开发，走休闲渔业、旅游渔业之路。美国的游钓业发达，目前我国不少水库垂钓业发展也很快。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水库山水资源的优势开发水利风景区的建设，进行旅游开发也是一个发展方向。因此，以涉渔为内容进行旅游、休闲开发这将是水库渔业快速发展的方向。

5.结论

今后水库渔业的发展要从过去单纯追求养殖渔业效益量大化，不注重水库水体环境保护的渔业发展方式转变过来，形成以水库水质的环境保护为目的，以优质的水库渔业环境为出发点来进行生态渔业、技术渔业、特色渔业、休闲渔业全面发展。实现水库渔业健康、绿色、环保、持续发展，这是水库渔业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根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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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科研业务工作需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2018年拟以项目聘用的形式向社会公开招聘科研人员若干。

一、应聘条件

1.政治素质高，思想品德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水产养殖、水生生物、渔业资源、生态学、环境科学、动物学、临床兽医学相关专业学士及以上学位;

3.身体健康，吃苦耐劳，能适应野外工作;

4.科研业务基础扎实，有创新的思想和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责任感强;

5.文字表达能力强，具有良好的计算机运用能力和英语水平，能独立完成有关科研报告;

二、工作任务

1.从事渔业资源调查评估、早期资源分类鉴定、维管植物、浮游动植物监测等工作。

2.从事长江江豚声学、行为学、生理生态学、野外种群考察、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工作。

三、聘后待遇

聘用方式实行社会化聘用，聘后待遇按国家相关政策和中心相关规定执行。

四、联系方式

有意者请填写

附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2018年项目聘用人员简历.doc，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红磊,徐东坡,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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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人类学；渔业社区；海权问题；话题转向和前沿趋势；海洋中国话语

【作 者】赵婧D，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张先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 C912.4；P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4 - 0074 - 007

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化带来急剧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海洋人类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学科诞生初期弗思（Firth）对马来亚渔民及其渔业经济的“单纯”关注①，[1 ]28-63而在文化生态或社会文化的研究范式，[2 ]49-94研究态势开始日渐显现。在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当下，海洋对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意义不言自明。

一、传统研究主题：渔业社区发展与人海关系

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深入，渔业社区传统的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乃至人际关系注定无法挣脱“被变迁”的命运。渔业社区的发展与良性人海关系的建立历来都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核心话题。

王嵩兴对宜兰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进行的民族志书写，[3 ]49-91阿伦贝皮文化变迁的考察，[4 ]3-3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等早期出自人类学科学研究“实验室”的海岛民族志都是人类学对渔业社区研究的经典。在延续这些传统讨论的同时，人类学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动向。

Breton延续了人类学对于亲属制度的讨论，他注意到加拿大魁北克圣保罗河流域的渔业社区通过社会经济组织所展现出对特定地理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回应，以及双边亲属制度（bilateral kinship）如何为适应性策略给予了巨大的弹性。[5 ]他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检视了两个渔业社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家庭结构，认为尽管这两个社区的工作组织与食物结构都类似，但一个社区与大型社会呈现出中间人式的联系，另一个则是直接与大型社会进行单线联系。[6 ]

choembucher和Byron的研究旨趣与人类学经典研究相契合，前者探讨了印度南部渔业种姓中的平均主义和等级秩序，并提供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7 ]后者在历史脉络下分析了北欧渔民家庭与家户的关系，[8 ]obben从社会系统中紧密相关的社会分层、社会规模、社会等级着眼，解析了两个巴西渔业社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9 ]

后来的研究者们扩展了其研究视野并拓宽了研究兴趣的范围，Volkman关注渔业社区中的性别话语问题，他以80年代后期印尼东南沿海渔业社区中妇女在生计方式上的转变为例，强调文化弹性（culture flexibility）是使女性得以从“传统”织布机上抽身出来转投渔业贸易行当，并成为国家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与贸易快速扩张获益者的原因。[10] Taway等人分析了人们对乌干达湖滨渔业社区艾滋病高发病率所产生的刻板印象，认为渔民往往给人以不负责任的高危人群印象，但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计和健康支持，渔民和渔业社区应该避免这种刻板印象的出现。[11 ]

然而，尽管海洋人类学对于渔业社区的研究已经逐渐多样化，但是对于渔业社区更急迫的现状仍然关注不足，难以顾及渔业社区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致力于在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与保护海洋生态之间寻求制衡，为发生正在变迁的社区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及谋求长远发展的策略，关怀正在经历变迁的人们，帮助建立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为海洋生态保育提供更大的保障。

如何平衡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者们所面临的困境。Siri.u.S・reng尝试在保护资源与继承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兼顾两者的方式，在对挪威近海的渔村进行考察后，他认为维持渔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方法在于建立体察当地捕鱼技术与文化差异的多元法律途径。[12 ]渔业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生产技艺的传承问题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内，Smith关于印第安人独桅艇制作技艺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13 ]

拉玛莱拉村所经历的遭遇是当传统生活方式遭遇现代化挑战的典型个案。这是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南海岸的小型渔村，延续着在每年的5月-11月期间用鱼叉捕捉附近海域鲸群的传统。但是，随着邻村频繁采用炸鱼的方式进行非法捕渔，近海生态的破坏以及抹香鲸种群数量的减少，拉玛莱拉村已经面临无鲸可捕的窘境。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以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改变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为代价，拥抱现代科技可能成为该村① 剩下的唯一指望。[14 ]

拉玛莱拉村是全球范围内众多发生剧烈社会变迁的渔业社区的其中之一，对渔村进行新闻式的报道显然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目标。在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与现实中寻找渔业社区的出路与建立良性互动人海关系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宗旨。当然，设立海洋保护区（MPAs）的国际通行做法对渔业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为渔业社区带来了食品安全、资源权力、雇佣、社区组织结构和收入等方面的福利，并赋予当地社区争取政治经济诉求的力量，但是获益的渔业社区和渔民只是少数而已。[15 ]

对海洋社会和渔业社区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人类学的方法与关怀去帮助架构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如何平衡渔业生产与海洋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海岛社会中维持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因此，虽然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肩负渔业社区发展与良性互动人海关系建设的责任，但未来的研究路途仍然任重道远。

二、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作为海权问题之核心的产权问题

当今，海洋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战略重点，基于海洋权益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各学科、各层面讨论的焦点。这些看似为围绕着争端、海上安全利益、捕捞权（fishing rights）、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权益（maritime rights）等核心展开的各方博弈，实则根源于海陆（ocean/land）不同的资源属性以及产权（property rights）这一关键概念本身的扑朔迷离。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回应。

产权问题从其概念本身再到产权的确认与属性的辨析就是不乏争议且令人困惑，其被视作一系列相关权利（bundle of rights）并涉及一套复杂区分系统。但是不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认同在所有者享有的进入（access）、管理（management）、排他（exclusion）、转让（alienation）、撤销（withdrawal）等基本权利中确认产权的关键在于排他性。[16 ]13-41动性特点显然使得人们难以套用在陆上区分资源或财产属性的逻辑去轻易判断其排他性。因此，海洋到底属于公共资源还是私有财产并非一目了然，这也使得产权确认、海域（territoriality）所有权与海洋资源使用权的界定和区分问题陷入难解的循环论争中。

实际上，论争的核心在于海洋到底是无疆还是有界，即海洋究竟是理所当然的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与开放资源（open resources），还是设有准入限制和产权归属的私有资源（private property）。换言之，各种丰厚的海事权益应是均享抑或专属。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海事权益相关者而言，产权问题 ① 决定了他们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享有海洋资源，对所有权一事置若罔闻，还是必须遵循海洋产权的划分和所有权的归属并对各自在海洋上的行为保持克制。

就通常意义而言财产（property）无所不在，而产权则处于法律、经济、国家、政治、文化的交叉地带，甚至涉及社会认可的经济权利（economic rights）。Carruthers和Ariovich根据其在经济学和法学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提出了进行产权确认需要参照五个维度的新观点，即财产的客体与主体、财产的使用、强制权以及财产的流转。[17 ]人类学家主张，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制（tenure）受到从资源本身条件到技术水平、人口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尽管大部分文化中陆地与海洋都隐含了作为公有财产的预设，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环境资源变得稀缺，调节资源占有形式，转换资源公私属性的社会机制（social property regime）便应运而生。当然，也存在人口增长后人均资源占有率下降，但是公共资源仍然保持其公有性质的案例。因此，简单而仓促地对海洋作出公私属性的判断无疑武断而粗暴地忽略了社会现实。[18 ]

Acheson长期致力于海洋人类学的研究，他早年坚持将海洋生物等海洋资源视为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但同时也承认陆地、海洋、江河等公共资源存在被过度开发或滥用的事实。Acheson认为私有资源由其所有者维护，因为他们必须通过对资源的投资来获益，故而不会出现过度开发或滥用的情况。于是，被贴上公共财产标签的开放资源就陷入了只有无限制开发才符合逻辑的悖论中，[19 ]因为个体缺乏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动机而造成的公地悲剧一样。[20 ]对美国缅因州龙虾产业和捕虾人进行了跨越近30年的定点研究后，Acheson发现人们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的预设受到现实中各种划分地盘（territoriality）的非正式规矩的挑战，[21 ]逐渐意识到人们在海上的地盘之争是包含一系列冲突与策略的复杂博弈。[22 ]

Durrenberger 与Pálsson在其联合研究中就捕捞领地与海洋资源的可进入性进行了探讨，尽管他们也同样质疑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和集体资源的刻板印象，但是他们对于产权与海洋资源准入资格之间因果关系的推定难免显得有些简单。其实，Durrenberger 与Pálsson也承认正是由于缺乏对产权、所有权（ownership）、可进入性（access）、海域控制（control of sea territories）等概念的系统区分才导致了争论的延续。[23 ]

随着研究的深入，Ostrom注意到了资源管理机构从政府到社区再到私人的三级分层对资源在公私属性的转换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4 ]Quires等人为在对跨国金枪鱼渔场进行了多点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后，提出产权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分离产权和使用权（use rights），也未能区分不同层次的公共产权设置受限的准入权。[25 ]25-59

在最近的研究中，Acheson企图调和众人的说法也力求对这个令人纠结又众说纷纭的问题做出一个“了断”。他通过分析民族志资料和比较海陆所有制形式的不同个案（case study of Land Tenure and Sea Tenure），系统阐述了产权的概念及其产生机制，提出资源存在从公有到私有财产转化的可能，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维护资源的代价（defense cost）。[26 ]言下之意在于强调海上生计方式的不稳定性以及在海上高昂的排他成本，使得海上资源的所有形式转化变得不那么简单。

然而，实际上包括Durrenberger与Acheson在内的人类学家发现其研究，不过是验证了海洋环境本身的复杂性造成了海洋属性与产权问题的似是而非与模棱两可。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场景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他们找到了影响资源属性转化的因素，但并非完全揭示了判断资源性质和进行产权确认的普适性标准。

于是，在此之后的海洋人类学研究试图冲破过去研究思路的掣肘，不再挣扎于界定产权的概念。扩宽思路后的海洋人类研究着力于分析人们争夺海洋资源背后的动因和行为逻辑，而不同于经济学家为了寻求提高渔业生产效率的渔业管理政策，而对政府控制海洋准入资格的权力寻租行为进行无力指责。[27 ]

Levine相信人类学关于产权的讨论已经从对人类领地的适应与不适（adaption and maladaptation）转移到控制进入空间和资源的消极/积极因素上来，在涉及地盘（territoriality）争夺的诸多变量中，产权问题应该跻身更中心的位置。在对三个以捕捞鳌虾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新西兰村庄进行的比较研究中，Levine归纳了准入控制（Controlling Access）的三种类型并对这一行为作出了解释，他认为人们争夺海洋资源就像争夺地盘一样，准入控制代表正是渔民保护财产的方式。据此，他反对在渔业管理中对公共财产的无限制应用（unqualified application）。[28 ]

此外，人类学家还关注渔业社区的社会结构以及社区在争取资源和权益时的诉求与进行的表达，尝试用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产权问题对渔业社区和渔民们所具有的意义。Taylor在对爱尔兰Donega郡辖下的一个沿海居民点Teelin进行的考察中讨论了捕捞大马哈鱼（salmon）与表达社区认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Teelin居民在夏季捕捞大马哈鱼的行为并非旨在创造更多的家庭收入，而是以此作为表达社区认同和个人认同的方式，并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最终起到将当地社区凝聚成一个社会整体的功用。[29 ]

总的来说，海洋资源的属性难以一概而论，而实际上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和文化脉络之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化的（convertible）。在人类学家看来，产权问题的复杂与可变恰恰源于世界各地的海洋社会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乃至认知体系上的多元。因此，在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脉络下理解产权问题，并分析资源以及产权对于当地社会的意义，才有最终可能厘清该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实际远比研究者的预设更为复杂。Gatewood观察了西南阿拉斯加采用围网捕捞技术（seiners）的大马哈鱼渔场，他发现渔场的性质以及渔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长期被忽略了：渔场本身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组织和信息分享单位，人与人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并非简单的人群集合。[30 ]Vinck在对斯里兰卡北部长期受内战影响的渔村进行定点考察后发现，北斯里兰卡的捕渔权、产权纠纷以及渔场准入问题涉及多个主体（个人和渔会都善于表达自身的诉求）与多维度的权力斗争。[31 ]

在加入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学维度的研究与反思后，不免发现静态地就产权而论产权的人类学研究可能是研究者自己天真的一厢情愿。产权的概念其实由来已久，在明清以来的中国乡族社会就不乏争夺水资源分配权利的个案，围绕水的使用与管理进行的斗争往往以宗教仪式作为展演形式（performance），并由此促成了区域联盟的产生。[32 ]现代意义下的产权制度只是人类整个产权进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一种产权形态。按照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体系，资本可以分为客观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客观资本包括源于经济资源的经济资本，实质为信息资本的文化资本，以及作为资源与政治权力连接形式的政治资本，还有叠加于实际与潜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上的社会资本。此外，象征资本则是一种一般性的认知资本，各种客观资本都无法脱离隐含于自身的象征存在。用布迪厄的话说，“象征资本就是不同种类资本所取的形式。”[33 ]119作为产权依托形式的经济权属之外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角度出发，[34 ]对具有再生产性的象征产权的重视而言，关于产权的人类学讨论还有重新检视的必要。

三、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海洋治污与管辖权问题（jurisdiction）

在全球化及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的压力下，海洋生态环境受困于生产-污染的吊诡对立，海洋污染不仅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普遍问题，而且是既牵涉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影响地区与国际利益的疑难杂症。

从20世纪中期开始，海洋污染问题就已经引起海洋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在这些数量庞大的研究中，关注海洋污染现状，分析污染原因，寻求污染解决办法是其中主要的研究线索。[35 ]在经历了前期以寻找污染源和划分污染类型为重点的研究阶段后，后期的研究侧重于从技术手段上提出治理海洋污染的新方法。[36 ]

此外，解决海洋污染的主流途径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国际合作，力求在国际法范畴内探索处理海洋污染的办法。尽管通过国际合作来治理海洋污染已经取得不少突破，但是海洋污染问题的处理仍然亟待“直达病灶”的良方。《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正式生效，并日渐成为裁决国际海洋争端、海洋资源问题、海洋污染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然而，管辖权的暧昧与模糊成为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的障碍。因此，为了处理涉及具体国家与责任认定的污染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次会议界定了海洋污染来源的类型，其中包括陆基来源（land-based sources），国家管辖权内由海底行为（seabed activities）引起的污染，超出国家管辖权范围由海底行为引起的国际海域污染，倾倒引起的污染，由空气或通过空气传播的污染，船舶引起的污染。[37 ]

但是，在涉及经济活动和国际政治博弈的复杂海洋生态问题上，面对具有不同诉求的主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海洋污染的难度与壁垒可想而知。Diehl和Siqueira在巴西的观察就说明，尽管人们明确海上商品运输是海洋原油污染的首因，而且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心知肚明，但是海事水域司法监管职责的履行（marine waters guardianship）却未能配合当地的司法命令（judicial ordering）。[38 ]

人们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对海洋生态、海岛社会、渔业社会乃至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影响和危机。[39 ]面对复杂的海洋污染问题，难以找到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或补救途径。“谁污染，谁清理，谁赔偿”的假定原则只能起到有限的效力，这在试图寻求海洋污染解决办法的研究者们中几乎成为一个默认的共识。Levy在对海洋原油污染的分析中认为，海洋污染之所以成为顽疾，是因为对污染责任方的简单责难起不到震慑作用，而彻底禁止海事活动又难免对合法权益者有投鼠忌器的担心。[40 ]

事实上，尽管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渔业社区的传统生计方式，以及海洋社会的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然而在针对海洋污染问题进行的诸多研究中，对海洋社会、渔业社区、人海关系进行深描，关注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和地方文化造成的影响，并重点解析造成海洋污染中文化变量的人类学研究却并不多见。人类学研究在该话题上的方兴未艾也许才是海洋污染问题“久治不愈”的原因所在。

关注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参与攸关民生的社会议程讨论，以人类学理论指导社会应用实践是人类学发挥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必要方式，也是建构负责任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的基本准则。[41 ]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处理海洋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用文化的视角体认并“翻译”人们在不可逆的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与感受，揭示海洋污染对生计方式、地方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影响，为受到海洋污染影响的社区谋求利益，[42 ]259-280提出社区应对生态危机的具体措施。[43 ]如何摆脱开发即污染的“诅咒”，在关注海洋污染治理和海洋生态环境保育的同时，以不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为前提，为变迁中的渔业社区寻求新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才是未来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所面临的艰巨挑战。

四、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海洋人类学话题转向下的机遇

海洋因其承载着人们有关食物、资源、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量已经成为人类越来越重要的庇护所。 [39 ]在从“海洋”出发又重返“海洋”的人类学研究大趋势下，[44 ]人类学的研究前景势必可期。

然而，伴随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是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前所未有的海洋环境危机，海洋社会与人海关系均呈现出愈加复杂的趋向。这使得人类学家们体认到从传统、经典的研究主题，转向旨在以推动解决当下实际社会问题为目标的新话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华强国梦想得以实现的前提。“海洋”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维度，对于顺应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至关重要。然而，相对于内陆农业社会来说，“流动”的海洋社会并非我国人类学界最为熟稔的研究对象。但是，只要系统梳理国际海洋人类学成果并及时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动向，方兴未艾的中国海洋人类学研究将会为厘清当下海洋热点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将为理解我国传统海洋文明和传承海洋文化，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海洋强国梦的实现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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