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线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证券市场线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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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盘走势最大的问题是盘面没有领涨的热点板块，导致人心焕散，量能不济。前期领涨的金改概念已经熄火，短期不可能再进行炒作，人气难聚。券商股在今年也是意气风发，领涨大盘，但本周龙头股国海证券迎来了本年度第一个跌停，在上周创出历史新高之后被跌停打回，说明了什么？如果没有良好的业绩支撑，股价是难有持续表现，即使资金疯狂炒作，股价也随时会面临巨大风险。因此，投资者必须对个股的炒作保持高度谨慎，即使参与也要做出随时撤退的准备。

在本周，涨停个股仍然不少，但是无论这些个股还是其所代表的板块，都是势微言轻，难以激发人气，都属小概念的技术层面波动，对大盘难起推动作用。有些个股波动剧烈，参与的价值或机会几乎没有，投资者只能欣赏，心理及操作都难以适应。投资者在近期的市场应该保持平稳心态，多看少动，静待市场变化，半年线的守和失都不是操作的时点。

随着监管机关对证券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证券市场运行的春天开始逐渐到来，投资享受制度红利的日子已经开始。但投资者必须保持客观心态，中国的证券市场急功近利、炒作盛行的风气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短期可以扭转的，任何一个制度体系的完善都会有一个长期和痛苦的过程，都需要体系自身的渐渐修复，并且还需得到其他相关体系的支持和配合。证券市场如果要打击或抑制炒作，那改变的是近二十年的市场风格和投资者的投资心态。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投资者，短期暴利的投机行为永远是他们追逐的一个目标，这是人的本性。市场建立完善的制度，通过对投机行为的约束和对违规行为的严厉打击，将使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和心理预期逐渐发生本质的变化，从钻制度漏洞到被动遵守制度，再到主动遵守制度，这将是一个漫长庞大的社会系统变更。我们很欣喜地看到监管层把制度建设当做了工作的重点，这也是抓住了病症的本质，只要坚持下去，证券市场会带给投资者不断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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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生态失衡；治理

中国证券市场已走过十五年的历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证券市场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达1381家，证券市场境内外累计筹资总额达18156。8亿元①。但是，我国股市在大发展的同时，股票市场的功能发挥严重不足，市场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十五年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违法违规行为，和落后的股市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中国股市陷人了低效率的状态中。

现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许多层次和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和偏离。本文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把中国证券市场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股市生态。现在出现的问题，说明中国股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失衡，证券市场生态的治理fgovernanceofecol0gYforsecuritymarket)已到了非进行不可的关键时刻。下面对中国证券市场生态及其治理进行分析。

一、股市生态现状

周小川(2004)等采用“金融生态”的概念，论文来比喻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金融生态囊括了企业诚信、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征信体系、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等内容。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生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制约金融健康发展的外部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当前的金融生态还存在四方面的主要缺陷：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法律环境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滞后、直接或间接的执法不力。

证券市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股市生态也是“金融生态”的一个重要分系统。股市生态本身又包括许多分生态系统和“食物链”。这好比是一个大海，有浮游生物，有水草，有小鱼、大鱼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环境。在股市生态系统里，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生态”，散户和机构投资者之间关系的“投资者生态”等。比如，股市中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界中大鱼和小鱼之间的关系，“食物链”非常简单。要使“大鱼”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就应该使“小鱼”保持足够多的数量，否则，“小鱼”被吃光，“大鱼”也无法生存。

美国股市生态和我国股市生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有丰富的“水草”——E市公司红利，“大鱼”不一定要靠吃“小鱼”来维持生命，而且可以直接吃丰富的“水草”。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分红多数也是圈钱的陷阱，股票分红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美国的股市生态的食物链比中国长而复杂，而我国股市生态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系统。

我国股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带来问题的严重性凸显在各个方面。

多年来，与证券市场深度下调如影随形的是，层出不穷的“股市黑幕”和花样翻新的“金融诡计”时时冲击着投资者孱弱的信心，证券市场生态环境已被逼向“严重失衡”的境地。

上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硕士论文而作为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严重地影响着整个金融环境。不完善的金融生态孕育了高管们违规的土壤，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金融生态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银广夏等案件又表明，在上市公司“造假流水线”的各个环节上，提供信息的金融中介——证券分析师、会计师、律师们都发生了道德风险行为。不光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公司治理的生态”(ecologyofcorporategovernance)也出了问题(李曙光．2002)。股市低迷、道德滑坡、信用危机等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快速发展也极其不协调，并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

如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会导致自然灾害一样，股市生态破坏以后，股灾的频率必然增加。现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被破坏，我国股市已经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前的10年间，发生过一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但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后的几年间，已发生过两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比较而言，我国股市危机的发生频率有了明显提高，股市危机的发生激烈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粗放式、掠夺式股市发展模式造成股市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正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二是我国股市的流动力提供机制正遭致不断破坏与削弱，同样已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

二、股市生态失衡成因

中国股市生态出现严重失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原因，有文化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股市的生存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组合并且具有多重影响的深层制度危机。正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股市的基本制度缺陷在长时期中被忽视、被容忍、被放纵，使得市场中的消极因素日益累积、相互交织，积极因素不断削弱、相互掣肘，以至于最终演化为危及股市根基的全面生存危机。中国股市已经成了没有自身供求关系、没有价格决定基础、没有内在选择空间的混乱与无序的市场。

其次，我国信用制度十分薄弱。当前，中国人均受教育的程度、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信誉和风气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影响社会的稳定。

信用制度为股市制度之本，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股市就正如吴敬链先生所说的连赌场都不如。但是，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合同欺诈、假冒伪劣、地方保护等恶劣行为不时动摇着信用的基石。中国证券管理层在一系列基本制度创新上，错失机遇，在套牢了整个市场的同时也套牢了自己；上市公司的造假、银行的连环担保、政府官员的寻租、证券公司挥霍挪用保证金等等的全行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市场的信用基础已经丧失殆尽。这些负面因素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导致中国股市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舆论环境与心态环境——都出现了自股市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信用的缺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市场存在与发展的信心，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再次，我国证券市场连年走低，固然与股权分置等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迟迟未能妥善解决息息相关，但市场违法违规盛行而投资者保护公信力孱弱显然也是重要原因。大量事实表明，在公司治理失灵、法律失灵、监管失灵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优质上市资源和资金资源的外流，更加重了这层隐陇。在此情况下，如果相关惩戒措施未能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护，以使其能够“与强共舞”，强势主体也因未受到足够的约束而拒绝与弱势群体和平共处，则中小投资者这些“小物种”将因受不到保护而黯然离场，其“生态灭绝”也会使基金、券商等机构这些“大物种”因缺乏“游戏玩伴”而孤独致死。

此外，我国股市的生态危机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方面的某些固有矛盾，在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中被放大、激化；二是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根据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普遍都会遇到因为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04年人均GDP达到1269美元，2005年达1703美元①。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期、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从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上升到O．4，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标准，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但确有不少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站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不稳定期，甚至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许小年有关中国股市制度建设“金字塔”的观点，与股市生态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中国股市缺乏资本文化、法律、监管、公司治理机制——四层制度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应当是一个“正金字塔”；中国的现状恰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制度结构，这样的资本市场无法发挥应有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是资本文化，包括股权文化和债权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意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对资本市场的支持，这是资本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全社会都接受的和谐的资本文化基础上，需要一套完善、有效、独立的法律体系；“金字塔”自下而上的第三个层次，是完善、有效、独立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之上，位于制度体系最上端的，是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最直接的制度安排，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其他三项制度基础的坚实程度。在现实经济中，如果资本文化的意识薄弱，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也不完善，因此，也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在许小年看来，这是一个倒置“金字塔”型的制度结构，而中国资本市场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运行。结果是上面的市场规模越大、公司越多，倒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的资本市场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

三、股市生态治理

由于中国股市的生态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股市生态的治理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远见、需要决心、需要措施、需要执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一个和谐的证券市场，改变过去政府及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只讲索取，不讲回报的常态，建立起一种彼此共生共荣的环境，追求共同的利益，即以法制为依归，构建各个利益主体都能得到均衡、和谐保护和发展的证券市场生态环境。

对证券市场的功能也要有正确认识。职称论文《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2004年2月2日颁布)提出，证券市场要“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所有这些功能都在实体经济中。一句话，股市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股市不能自我循环、自成体系。股市发展得怎么样，光看指数、交易量、开户数是不行的，最终要看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长期资本的形成，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资源优化配置，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结构调整，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完善了公司治理机制。只有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资本市场才可能健康地成长。

同时，要使股市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观，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必须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巩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虽然解决股权分置不是万能的，但不解决股权分置是万万不能的；

第二，切实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改善公司盈利状况。这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第三，积极推进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

第四，科学发展机构投资者；

第五，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其中，调整股市结构、改善公司盈利状况、强化政府监管，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健全中国股市的必由之路，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够使中国股市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波涛．谁来为低迷股市提供流动力[J]．证券市场周刊，2004(12)

[2]邓妍．中国股市制度结构本末倒置[J]．财经时报2004(3)

[3]杜亮．许小年：我从来都没主张过激进改革[J]．中国企业家，2004(4)

[4]李曙光．公司治理的生态危机[J]．财经，2002年(16)

[5]刘松．低效率股市投资理论及制度创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刘永刚．中国金融生态调查报告欲根治金融“原罪”[J]．中国经济周刊，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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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资者行为；理性投资；均衡市场

一、投资者行为理论形成与发展

自从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人”思想一直统治经济学界。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市场机制如同“无形之手”支配着“经济人”行为，市场价格能够随着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始终处于均衡状态。均衡理论自从亚当·斯密创立以来，经新古典经济学派马歇尔、瓦尔拉斯及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等人的深人研究，日臻完善，成为描述市场运作方式最全面、系统的理论。均衡理论涉及到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投资者行为理论是均衡市场理论的延伸，是均衡分析方法在证券市场中的运用。

1952年，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柯威茨(harrymarkowitz)发表了题为《资本选择》的论文，运用收益、方差的分析方法，确立了风险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形成了最优资产组合的思想。该理论被认为是运用均衡思想建立的最早的资产管理模型。20世纪60年代，夏普(william sharpe)和林特(johnlinter)与莫西(janmossion)以资产组合模型为基础创立了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模型)。该理论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单个投资者理性选择而形成的整体市场均衡，用证券市场线来描述证券价格的形成机制，即在均衡条件下证券的收益与风险成正比的关系。投资者通过分散投资化解非系统风险，市场风险则是单个证券对系统风险的敏感度(b值)。投资者依据所承担的风险得到相应的风险溢价。投资收益的正态分布和收益与风险的对称性是capm模型所揭示的均衡股票市场的实质。capm模型把均衡分析、理性选择运用到证券市场，把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看成是风险证券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来决定的，把系统风险作为风险概念运用到资本市场分析中，被称之为证券市场理论的革命。但由于capm模型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对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罗斯(ross1976)认为，在平均分散的竞争性市场中，风险证券组合的收益与风险在实证中是不可能测定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罗斯创立了投资者套利定价理论(apt模型)。与capm相比，atp放松了假设条件，认为影响证券收益的不是一个因子，而是多个因子，证券的收益同影响收益的多个因子有关(因子模型)。投资人在不增加风险的情况下寻找相同因子对相同股票产生不同影响的投资机会。因子模型表明承担相同因素风险的证券应是有相同的收益，而当风险证券的价格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就产生了套利机会，套利活动将改变证券的收益，使证券市场达到均衡。

投资者行为理论的又一个分析视角是有效市场理论。如果说资产组合理论解决了均衡证券市场中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问题，那么，作为均衡市场的又一支点的有效市场理论(emh)则解决了证券价格的形成机制问题。早在1900年法国经济学家巴歇利尔(i~uisbachelier)就提出了商品价格的随机波动原理，商品的当前价格是对其未来价格的无偏差估计，商品的现在价格等于其未来的期望价格。1938年，美国投资理论家威廉斯(williams)提出了证券的内在价值是由未来股利的折现所决定的。该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完全信息及理性预期判断股票的价值，投资者的行为反映市场的信息。1959年英国统计学家坎达尔(kendal1)研究发现资产价格的变动呈随机游走规律，证券未来的价格独立于当前的价格，价格变化完全是随机的，不存在特定的规律。1970年法码(fama)在对过去的有效市场理论进行系统的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有效市场理论框架，法码(fama)给有效市场的定义是，有效市场的证券价格总是可以体现可获得信息变化的影响。托宾认为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包括：有效信息、有效组织、有效评价。即在公开信息、市场无障碍条件下，证券价格能够被市场充分反映。

资产组合理论、有效市场理论构成了现代均衡股票市场理论的基石。“理性人”与信息充分是其共同的理论假设，均衡市场和有效市场是其理论的结论。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各种“异象”的积累，基于理性分析的均衡市场分析范式在理论与实践上都遇到了挑战。首先，均衡市场假设的投资者完全理性及公开信息在理论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质疑。andreishleifer认为投资者的偏好和理念符合的是心

理学规律并不是标准的经济学模型。“投资者心态”是基于心理学的启发，而不是贝叶斯理性的概念。其次，在实证方面，席勒(shiller1981)发现股票波动不是简单“价格由未来红利净现值决定”所能解释的。就连法马也承认，基于证券过去收益所做的预测‘与早期的研究结论不相一致。正因为股票市场存在着许多均衡理论所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激起了非均衡股票市场理论的诞生。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实体经济与证券市场并非存在完整的线性关系，股票市场并非总是均衡的市场。因为投资者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时，并不能保证完全的理性，人们的投资行为仅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而且心理因素在投资决策与资产定价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影响力。

二、投资者行为理论要点及现实意义

(一)投资者行为理论要点

均衡证券市场理论由其前提条件和结论两部分组成。就研究方法来讲，均衡股票市场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和均衡分析为基础。

第一，从经济人和理性人的角度研究人的行为：在行为动机上，投资者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行为方式上，能够在环境和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的行动方案。所以，证券投资者总是在既定风险条件下追求最大的收益，或者在既定收益条件下寻求最小的风险。

第二，以“市场出清”为依据，阐述信息的作用以及投资者对市场信息的反映。首先，市场的信息是公开和真实的，不存在“非对称信息”；其次，信息的传播渠道是畅通的，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的获得市场信息；最后，投资者能够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分析、判断所获得的信息，不存在对信息反映过度或者反映不足。

第三，同古典经济学一样，均衡证券市场理论是在既定的市场制度下，来研究投资者的行为，或者说，均衡证券市场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是有效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下，理性人的竞争与选择以及对收益与风险的权衡是均衡证券市场形成的动力。

在既定的理论前提下，投资者行为理论得出的结论是证券市场是均衡的市场，均衡市场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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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多种因素影响特定市场市盈率的高低。

市盈率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它本身受多种因素制约：一是经济体系中其他金融品种的收益直接影响市盈率的高低。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市盈率与其他金融投资品种的收益率倒数存在正相关关系。例如，我国一年期储蓄存款实际收益率为1.584%，倒数是63倍，而目前沪深综合指数市盈率在40倍左右。美国以往一年期存款利率长期在4%以上，倒数是25倍，道－琼斯股价工业平均指数市盈率是20倍左右。日本一年期存款利率不到1%，其倒数高达上百倍，所以日经指数市盈率高达50倍以上；二是市盈率与股本规模相关。市盈率与总股本和流通股本均相关，总股本和流通股本越小，市盈率就会越高，反之，就会越低；三是市盈率与其股本结构挂钩。如果上市公司的股份是全流通的，市盈率就会低一些，如果股份不是全流通的，那么流通股的市盈率就会高一些；四是市盈率与公司成长性相关；五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市盈率还应考虑发行价因素。因为在较长一段时间，我国一级市场股票的平均发行市盈率在四五十倍的水平，从成本角度推动二级市场市盈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所以，我们必须客观地科学地分析不同证券市场市盈率所受制约的影响因素，而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

第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维持较高的市盈率，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资本市场在各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期，对于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经济发展提供低成本的直接融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必然伴随高市盈率现象，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未来20年国民经济仍将以高于7%的平均速度高速增长。从增长动力来看，迫切需要通过加大在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比率，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的低成本资金。而在促进直接融资比例提高、证券市场快速发展、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我国也将遵循“持续的牛市——高市盈率——实质性快速扩容——增加低成本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促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规律，这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第三，中国股市目前已具有较高投资价值。

首先从市盈率水平看，2002年11月1日上证180成分指数市盈率为31.82倍，上证综合指数市盈率为38.25倍；当日美国道－琼斯成分指数市盈率为21.4倍；英国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为61.86倍。考虑到我国基准利率较低，经济增长率高，上市公司平均股本偏小，而且存在2/3的非流通股等因素，所以合理的市盈率应高于美国的同类指标。根据当前我国的存款利率和国债利率推算，合理的综合指数市盈率水平应该在50倍以上，所以目前中国股市已经处于合理区间。其次，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在国内企业中属于上乘，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完善资本市场结构

市场层次和品种丰富、投资主体和对象多元化是成熟资本市场的显著特征。与之相比，我国资本市场结构单一的缺陷十分突出，已成为制约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首先，缺乏适应市场需求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在国外发达的资本市场，除了主板市场外，二板、三板市场也比较发达，有的甚至还开设了四板市场。而我国目前只有主板市场。

其次，我国资本市场投资品种十分有限，目前只有股票、基金、国债、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等五个品种，其中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规模很小，至于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则还处于空白状态、结构性缺陷明显。而美国资本市场上包括衍生产品在内的投资品种有上千种之多。

第三，投资者结构还不完善，总体而言沪深股市仍属典型的“散户市”，机构投资者无论在数量还是资金规模上都存在很大差距。

第四，作为资本市场基石的上市公司也存在结构性缺陷，尤其体现为国有企业比重过高，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比例偏低。

解决资本市场结构单一的矛盾，首先应着手多层次市场体系的建设，积极创造条件，适时推出二板市场，不断完善壮大三板市场。其次，要在完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再次，进一步加大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在大力发展以开放式基金为主的各类投资基金的同时，加快退休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的发展步伐。以QFII的形式引导外国资金进入我国证券市场，组建中外合资或合作的基金管理公司并逐步加以规范，使之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新兴力量。同时，应尽快改善上市公司结构，改变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的观念，为民营、中小企业及外资企业上市消除政策障碍。

实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对接和渗透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我国，分业体制下两个市场的分割也已经引发了许多问题，诸如：人为限制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交易以及资金的流向；商业银行资金运用渠道狭窄，风险不断累积；金融市场发育不充分，利率形成机制不合理，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等等。

目前需要审时度势，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创造条件：

扩大进入市场交易的对象。1999年以来，人民银行批准了一批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目前还应探讨扩大参与者的范围。银行间债券市场也应该改造成为覆盖全社会的债券市场，使之逐渐演变成为大型机构参加的公开市场。通过与商业银行柜台交易市场的连接，与广大中小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相联结，从而形成全国统一的债券市场。

探索银行资金安全合理进入资本市场的途径。可以考虑的方式包括：继续允许并扩大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证券公司向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的规模和范围；设立券商融资公司，向券商融资。先期融资可以采取担保贷款或完全抵押贷款的方式，适当的时机逐步开放信用交易；商业银行可以为券商开展一些创新业务，比如为企业重组并购提供贷款等。

拓宽股票质押贷款的对象。积极准备在适当时候推出非券商股票质押贷款，包括开办企业股票质押贷款和个人股票质押贷款。并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登记制度、通过对质押率和质押利率的调节、增加或减少信用交易保证金等有效控制风险。

组建银行业和保险业的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和保险公司通过购买基金间接进入股市。同时，政府对这类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进行控制。

妥善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出路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我国国有股、法人股比例高并且不能流通，必须通过国有股减持和流通加以解决，但这是一个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需要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思路：

减持方式多元化。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和各种方案的不同特点，由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共同协商决定采取哪一种具体方案，如配售方案、包括回购、缩股或扩股的股权调整方案、存量发行方案、基金方案、股债转换方案以及包括协议转让、拍卖、新建国有股市场等在内的第二市场方案等。

定价机制必须统一。以净资产值为基准，再综合考虑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行业发展前景等各种因素确定一个权数，用净资产值来乘以这个权数，进而确定减持价格。

以净资产左右的价格卖给老股东，来取代目前正在实施的国有股以净资产左右的价格转让给外资企业。国有股以净资产左右的价格转让给外资企业，仍然存在今后外资法人股的流通问题，而且失去了通过低价配售对老股东进行补偿的手段，反而为今后解决其流通问题设置了障碍。

市场在资金方面不存在障碍，非流通股的流通给市场带来的压力也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非流通股总量在3600亿元股左右，按净资产左右的价格减持，只需要1万亿元左右的资金规模。只要通过股票质押贷款等方式，从银行8万亿元储蓄存款中分流出15%左右，就能满足需要。然后将部分减持获得的资金通过投资基金的形式回流到股市，化解流通带来的市场压力。

只要政府采取的减持和流通方式得当，那么国有股和法人股完全可以在国有资产不流失、投资者不受损失、股价指数保持稳定而市盈率平稳回落的情况下进行减持和流通，从而在非流通股问题的解决上形成一个多赢格局。

深化发行制度改革

由审批制向核准制改革标志着我国的发行制度已经迈出了市场化的一大步，但监管部门的行政控制仍然存在，其结果是扭曲了资本市场融资、投资方的供求关系。而中国证券市场上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发行制度的不合理以及行政干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一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瓶颈。

目前我国新股发行的认购刚刚采取市值配售法。但这一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股发行速度过慢，新股发行积压等老问题，同时又产生了中签率过低导致市值配售的收益率过低、对法人机构投资者吸引力不够等新问题。

要修正这些扭曲，就必须从根源入手，遵循渐进式改革的原则，对现行的发行制度作适当的调整，实行“批量招标发行、全额市值配售、集中上市”的模式。首先，将拟发行新股公司按市盈率高低进行招标，选择一批公司待发行，同类公司中市盈率较低的优先发行；其次，选择某一天的市值作为基准，投资者按其拥有市值多少，决定申购多少新股，申购什么新股，但是每一单位有效市值额度仅能申请集中上市股票中的一只，市值不能重复利用；然后，每一发行公司按照发行数量和申购量多少，进行配号抽签，决定哪些账号中签；最后，中签投资者存入足够资金，购买中签股票。在一定时间后，安排发行新股集中上市，该批股票发行上市完毕。另外，为明确市场预期，稳定市场信心，证监会发审委可预先确定每年的发行批次，以及每批发行的家数。

新发行方案的发行顺序由招标市盈率决定，那些最急需资金的公司将会愿意以较低的市盈率发行，保证了资金配置到最稀缺的公司，使发行制度更加市场化。同时以市盈率高低作为发行依据，能有效抑制拟上市公司以高市盈率“圈钱”的不良动机。而且，通过批量发行和集中上市，能合理改变一段时期内新股和资金的供求关系，有效降低新股发行市盈率以及新股上市后的市盈率，使沪深市场在综合指数不下跌的情况下大幅降低整个市场的市盈率，从而降低证券市场风险。此外，通过集中配售，可以增加每次发行的新股数量，将提高市值的利用率，提高单次申购的中签率，增加市值配售对二级市场大户投资者的吸引力，同时还可解决长期困扰券商的不合理的通道问题。

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截至2002年8月底，我国中小投资者在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开户数为6794万户，占投资者总数的99.47%。中小投资者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需要法律法规来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首先是要建立全社会的诚信系统，培育诚信意识；其次是加强法制建设力度，完善相关配套的实施办法和操作细则。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制定《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建立健全证券民事诉讼（如集团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证据、听证和民事赔偿制度，使得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有法可依；第三是可以考虑设立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中心（或协会），为投资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及咨询服务；第四是提高证券市场监管效率，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第五是为利益遭受侵害的中小投资者设立赔偿基金；第六是加强投资者教育的基础工作，增强投资者的维权意识，并引导投资者树立科学的投资理念。

打造中国证券业的“旗舰”

目前我国证券公司不仅规模偏小，还普遍存在业务单一、粗放经营的特点，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业务创新的能力明显不足。这些问题导致整个证券行业效率低下，生存和发展环境恶劣，行业资源浪费严重，优势券商做不大，劣势券商死不了。面对加入WTO的挑战，必须尽快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首先，政府要规划好证券行业的发展，明确行业的发展目标，同时重点扶持规模大、内控力强、资产质量高、经营业绩好的大型证券公司，培育国家级的大投资银行。鼓励券商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其次，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封锁，实施市场化的退出机制，通过行业内、地区间并购，壮大规模和实力，改变目前“小而全”、“小而多”的低水平发展模式。再次，借鉴国际惯例，建立和完善证券公司治理结构，加快证券公司股份制改造和上市。此外，管理层要为券商业务开拓创新提供制度保障，例如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金融债券、开展和扩大证券质押贷款，解决证券公司长期存在的融资难题等。

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积聚

在股票市场大幅调整的情况下，我国证券市场品种过少，结构单一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对市场发展造成阻碍。这种状况不仅使投资者投资渠道狭窄，而且无法进行风险对冲。由于缺乏风险对冲机制，还使得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受到扭曲，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释放，导致市场风险不断累积。单边市也造成投资者的盈利渠道受阻，限制了其发展空间。另外，缺乏对冲机制也将对吸引国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国内股票市场造成障碍。因此，建立风险对冲机制既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内在要求，也是证券市场规范化、国际化的惯例。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具备了建立相关风险对冲机制的条件：现货市场迅速发展，机构投资者迅速增加，法律和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投资者风险意识不断强化等。根据成熟市场的经验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阶段，可以按风险的可控程度和产品相互配套的要求，采取首先推出股指期货、其次推出信用交易机制、再次为股票期货、最后为股票期权的顺序，逐步推出风险对冲产品。

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

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在监管目标、监管手段、法律依据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目前在认识上和具体操作上也存在不足，具体表现为：

——对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上有偏差。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强调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非国有企业融资上市的制约始终很高；同时在功能定位上也没有从单纯的融资功能转变到资源配置和价格发现功能上来。

——在规范和发展的认识上存在偏差，把发展与规范对立起来，使两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把规范理解成单纯的治理整顿，以牺牲证券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寄希望于把证券市场打扫干净再来发展；把发展理解为简单的数量堆积，割裂规范和发展的内在关系，人为地使证券市场陷于规范和发展的两个极端之中，没有建立一套把发展和规范有机融合在一起的动态的监管理念；

——缺乏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往往政策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在操作手法、时机选择、调控力度等方面的选择不当，导致一项本来有利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政策被歪曲而延误。

对于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逐步加以解决：

准确定位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坚持在发展中规范的方针。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正确看待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对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证券市场的高市盈率有正确的认识。

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尊重市场客观规律，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施手段、实施力度和时机选择予以充分重视，以达到合意的政策效果。

搞好监管当局的协调。目前与证券市场相关的监管部门除了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各级证管办之外，保监会和人民银行也对其有很大的影响。三个部门之间的监管工作需要加强信息交流、协调监管，以保证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三者的资金可以有序地相互融通，互促发展并控制风险。

全方位、多层次、有步骤地推进国际化步伐

中国已经加入WTO，证券市场国际化已经是必然选择。证券市场的开放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选择最佳的开放路径，避免开放可能带来的危机性风险，减轻开放带来的阵痛，以较小的代价享受国际化带来的利益。

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证券市场的开放必须有稳定、成熟的宏观经济环境作保障，必须有合理、科学的配套政策相配合，而且，完全开放前的证券市场必须是机制健全、监管成熟、且有丰富、立体化层次的市场。

篇5

在我国，蓬勃兴起的互联网金融成为了终结“金融抑制”格局的市场自发力量，股权众筹亦不例外。在高度管制的证券市场上，众筹融资模式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监管者对证券发行的实质性审批权力，企业融资的自由度得到了扩展；而众筹平台事实上扮演了证券公司（承销商、保荐人）的中介角色，直接淡化了严格管制条件下高度稀缺的券商牌照的价值。

证券法两大价值的权衡：保护投资者与便利融资

一个公认的看法是，投资者保护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一国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法和金融学”领域代表性学者LLSV（1998）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了，法律给予投资者提供保护的强弱程度与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成正比。说到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人们直接想到的就会是证券法；不过，要知道证券市场的历史要远远长于证券法的历史。在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问世之前，各国并无专门的法律规范和特定的监管机构来保护证券市场投资者权利，而是通过司法诉讼并适用合同法或侵权法来实现对投资者权利的救济。证券法的出现意味着通过行政性监管机构的“公共执法”模式的出现，以往通过法院的“私人执法”模式不再是投资者权利救济的唯一渠道。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制度核心的证券法律规则的出现，就使得证券发行不再是纯粹私法意义上“你情我愿”的自由买卖了，而把公法规则带入了融资交易之中，简单地说就是要求某些证券发行活动必须履行向监管当局注册并公开披露信息的义务，以减少筹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不对称信息。

显然，这样一种监管规则会给发行人带来融资成本上的负担，进而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形成对金融交易的抑制。因此，证券法规则在价值取向上必须权衡投资者保护和便利融资这两大市场目标。理论上讲，某些特定类型的投资者是不需要通过证券法来对其进行保护的，例如与发行人有特殊关系的投资者，具有较丰富投资经验的人以及拥有一定金融财富的投资者。因此各国证券法都会把证券发行在大类上界分为公募发行和私募发行两种情形，对于后者豁免发行注册的法律要求，以避免给融资活动带来过大的成本负担；但对于私募融资，证券法规则通常会设置投资者数量的限制和公开劝募的限制。

可以说，传统证券法律制度正是通过在公募与私募之间划分一条界线，来确定哪些融资活动要受到证券法的严格约束，即在价值目标上偏重于投资者保护；而哪些融资活动可以豁免证券法的适用，从而有利于融资交易的开展（参见附表中所详细列明的法律规则）。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融资模式的更新，股权众筹正在冲击着证券法的立法理念：原有划分公募与私募的界线逐渐显得不合时宜，甚至通过公募与私募的划分方式来甄别出哪些投资者属于“弱势群体”，从而由证券法和证券监管机构对其给予特别保护的做法也面临着被颠覆的可能。

究其原因，无非有二。其一：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股权众筹实现了融资活动的普罗大众化，大量并非富有的公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金融活动，成为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其二：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证券法和证券监管机构之所以存在的理论基础，而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股权众筹融资具有大幅度降低信息成本的潜在力量和功能，这将根本性地削弱甚至否定证券法的存在意义。简而言之，股权众筹的兴起有可能成为证券法发展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关于投资者保护与便利融资这两大公共政策目标的权衡如何在法律规则层面实现这一问题，以往证券法给出的解决方案必将受到挑战。

小额发行豁免制度的确立

传统上来讲，划分证券公募发行与私募发行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人数，例如我国《证券法》所规定的200人标准，又如美国《1934年证券法》第12（g）（1）条中的500人法则（可以想见中外监管者都害怕“”）；另外一种豁免监管的情形则是向那些可以自己保护自己，或者说具有较大投资损失承受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发行证券，而合格投资者参与私募融资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要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最低投资金额，例如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所规定的“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美国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则将大额投资者（购买或同意购买总额为15万美元或以上证券的投资者）不计入发行对象的总数。

也就是说，传统上法律规则是通过设定人数的上限和单笔投资金额的下限来划分“公募”与“私募”，进而决定证券法的不同适用程度。然而，股权众筹的融资模式恰恰与这种划分模式是完全相反的：互联网的无远弗届本性决定了股权众筹必然是一场“群众的盛宴”，如果没有了海量互联网用户群体转化而来的投资者群体，股权众筹也就不是股权众筹了，200人的限制将使得互联网的虚拟空间特性在融资活动中变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股权众筹的普罗大众化特征决定了其不可能设置一个极高的门槛，只允许“富人”参与其中，而没有了草根的互联网金融根本就不能称之为互联网金融。

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14年12月18日的《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仍未跳脱出旧有的证券法观念，把股权众筹定位为一种证券私募行为，禁止公开劝募（要求众筹平台不得向非实名注册用户宣传或推介融资项目），而200人的投资者人数上限和100万元的合格投资者单笔投资下限规定就使得这一《办法》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并无实质区别。如若遵循这一逻辑，那股权众筹就没有存在空间了，专门为其制定规则事实上也就不必要了。

其实，股权众筹的兴起提供给我们一个反思以往划分“公募”与“私募”这两类融资模式的契机，不应简单地把人数上限和单笔投资金额的下限作为区分投资者是否需要证券法特殊保护的法律标准。相反地，证券法应当确立一种可以豁免证券发行注册的小额发行机制，设定每一个投资者单笔投资的上限，而非下限，对于这类融资活动允许采取公开劝募的方式。这样一来，融资活动即便超越了人数标准，构成了公募融资，但由于每一位投资者潜在的投资损失是可控的，因此保证了其具有一定的风险自我承受能力；对于司法者和监管者来说，投资者提讼（或参加上访）的实际成本要超过潜在的投资损失，因而可以避免过重的司法负担以及所谓的“”发生，进而有利于导入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来低成本、高效率地化解市场纠纷，实现投资者权利的保护。

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小额发行豁免机制在主要资本市场发达国家均已开始付诸实践或启动规则制定。例如，美国于2012年颁布的《工商初创企业推动法》（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 JOBS法案）规定了，若要获得互联网众筹发行的豁免，发行人每12个月筹资额不得超过100万美元，同时对投资者参与众筹投资的总额也进行限制：以年收入和净资产额10万美元为划分界限，低于10万美元的，其在12个月内参与众筹的投资不能超过2000美元或者年收入的5%，取高值；若年收入和净资产额高于10万美元的，则允许在12个月内参与众筹投资的总额是10%，最高不超过10万美元。在加拿大，魁北克等省于2014年3月20日联合了《众筹融资招股说明书豁免联合规则》（Integrated Crowdfunding Prospectus Exemption）并向公众征求意见。该《规则》为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小额融资豁免设定的标准是：单个发行人每年度发行总额不超过150万加元，单个投资者单笔投资不超过1500加元。意大利则规定了对于单笔投资金额少于500欧元并且年度投资总额少于1000欧元的投资者在互联网众筹平台上注册时可以免于提交风险承受能力信息表。

值得欣慰的是，在我国《证券法》的修订过程中，立法者已经意识到小额发行豁免制度对于促进企业融资活动，降低金融体系制度成本的必要性，因此将被确定写入修订之后的我国《证券法》。

证券法基石的动摇

证券法和证券监管机构之所以存在，其理论基础就是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与发行人或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就产生了“市场失灵”。以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在华尔街股灾之后颁布《1933年证券法》以及《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起点，各主要国家通过制定证券法和设立专门性证券监管机构来执行证券法成为了证券市场法制发展的主流，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监管式国家的兴起”。

不对称的信息使得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可能作出欺诈投资者的行为，例如财务造假，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又有四种选项：市场竞争机制、政府监管（通过证券法）、事后的司法裁判以及国有化（意味着资金需求者和供给者合二为一）。换句话说，证券法和证券监管机构不是唯一的选择，尤其考虑到存在“政府失灵”的情形，证券法在理论上也绝非一种最优的选择，现实的代价之一就是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

LLSV（2006）就曾收集49个国家涉及证券发行的法律条文，希望通过实证检验来判断证券法是否对证券市场起到了作用以及其中是哪方面的因素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发现信息披露要求和侵权责任标准与证券市场发展呈显著的相关性，相反设立证券监管机构对发展证券市场的作用却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按照LLSV的研究结论，通过法院的私人执法比监管机构的公共执法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来说更为重要。可见，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它与通过证券监管机构的公共执法来实施证券法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

传统证券法对于“公募”和“私募”的划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带来的弊端，只是把证券法执法的重点定位于保护那些因为信息劣势而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的公众投资者。

那么，在互联网时代，除了前文已经分析的小额发行之外，股权众筹的广泛应用对证券法又意味着什么呢？简单地来说，虽然股权众筹并未改变证券发行的商事交易基本法律结构，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证券发行活动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投资者获取信息和甄别信息的成本，同时也会大幅度增加发行人欺诈的成本。

信息载体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成本的高低。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中国证券市场初创时期，股民们主要通过电台收听准点行情播报，在每天交易结束之后又会自发地聚集在证券公司营业部门口来分享各种亦真亦假的信息，而当时上海的一份报纸《新闻报》在每周二会刊登一版“证券市场专辑”的内容，因此这一天的报纸格外抢手。而现如今，这一切的信息获取和信息交流的方式都因互联网的出现而根本性地改变了。借助于技术的进步，投资者的信息成本急剧降低，而股权众筹的兴起也正是印证了在互联网时代普通投资者信息劣势减少的大趋势。

同样的道理，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也使得证券市场筹资者失信成本急剧上升，这缘于投资者发现信息成本以及彼此之间传递、沟通信息成本的巨大节省，发行人和中介机构（众筹平台）为了获得良好的市场口碑而形成了自我行为的约束。尤其是众筹平台，在外部竞争条件下，它会产生监督发行人行为，保护众筹投资者的自我激励。这一变化并非通过加大证券法的执行力度，而是市场声誉机制本身在互联网时代的强化。经济学家曾经基于美国1978年至1987年间132个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行为约束方面，声誉机制比法律机制更为重要，上市公司受到处罚的直接损失要低于声誉上的损失。而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一种市场约束机制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可望成为股权众筹交易活动的重要制度基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18世纪就有互联网股权众筹的话，那么英国南海公司谎称在南美发现金矿，欺诈投资者的行为很快就会被揭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就不会有之后导致证券市场关闭一百年的《反泡沫法案》了。

互联网技术大幅度节省了投资者的信息成本，而网络的公开性令欺诈者无处遁形。互联网时代普通投资者的“集体智慧”很大程度上缓解甚至消弭了证券法制定者所担心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投资者保护这一公共政策目标是否一定要通过证券法和证券监管机构来实现，这一既有的疑问在互联网时代将会被重点提出，而关于证券法存在价值的讨论则很有可能产生重大的转折。

结语

在我国，实践中的大量股权众筹融资活动无论从人数标准上来判断，还是基于合格投资者标准来审查，都很难符合现行证券市场法律规则对于“私募”的要求，因此严格来说都面临着被界定为“非法集资”的刑事法律风险。

如何解决？令行禁止是一种选择，也是看起来最省事的方案，但如此行事的代价也是极大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的制度空间就被压缩了，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战略将继续得到维持。另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放宽证券法对资金募集的监管，除了小额发行豁免之外，考虑到股权众筹具有节省投资者信息成本，提升其自我保护能力的特质，故而应当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股权众筹活动也列为证券法发行注册的豁免情形之一。

篇6

现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许多层次和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和偏离。本文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把中国证券市场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股市生态。现在出现的问题，说明中国股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失衡，证券市场生态的治理fgovernanceofecol0gYforsecuritymarket)已到了非进行不可的关键时刻。下面对中国证券市场生态及其治理进行分析。

一、股市生态现状

周小川(2004)等采用“金融生态”的概念，论文来比喻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金融生态囊括了企业诚信、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征信体系、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等内容。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生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制约金融健康发展的外部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当前的金融生态还存在四方面的主要缺陷：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法律环境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滞后、直接或间接的执法不力。

证券市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股市生态也是“金融生态”的一个重要分系统。股市生态本身又包括许多分生态系统和“食物链”。这好比是一个大海，有浮游生物，有水草，有小鱼、大鱼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环境。在股市生态系统里，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生态”，散户和机构投资者之间关系的“投资者生态”等。比如，股市中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界中大鱼和小鱼之间的关系，“食物链”非常简单。要使“大鱼”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就应该使“小鱼”保持足够多的数量，否则，“小鱼”被吃光，“大鱼”也无法生存。

美国股市生态和我国股市生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有丰富的“水草”——E市公司红利，“大鱼”不一定要靠吃“小鱼”来维持生命，而且可以直接吃丰富的“水草”。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分红多数也是圈钱的陷阱，股票分红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美国的股市生态的食物链比中国长而复杂，而我国股市生态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系统。

我国股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带来问题的严重性凸显在各个方面。

多年来，与证券市场深度下调如影随形的是，层出不穷的“股市黑幕”和花样翻新的“金融诡计”时时冲击着投资者孱弱的信心，证券市场生态环境已被逼向“严重失衡”的境地。

上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硕士论文而作为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严重地影响着整个金融环境。不完善的金融生态孕育了高管们违规的土壤，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金融生态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银广夏等案件又表明，在上市公司“造假流水线”的各个环节上，提供信息的金融中介——证券分析师、会计师、律师们都发生了道德风险行为。不光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公司治理的生态”(ecologyofcorporategovernance)也出了问题(李曙光．2002)。

股市低迷、道德滑坡、信用危机等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快速发展也极其不协调，并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

如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会导致自然灾害一样，股市生态破坏以后，股灾的频率必然增加。现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被破坏，我国股市已经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前的10年间，发生过一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但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后的几年间，已发生过两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比较而言，我国股市危机的发生频率有了明显提高，股市危机的发生激烈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粗放式、掠夺式股市发展模式造成股市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正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二是我国股市的流动力提供机制正遭致不断破坏与削弱，同样已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

二、股市生态失衡成因

中国股市生态出现严重失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原因，有文化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股市的生存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组合并且具有多重影响的深层制度危机。正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股市的基本制度缺陷在长时期中被忽视、被容忍、被放纵，使得市场中的消极因素日益累积、相互交织，积极因素不断削弱、相互掣肘，以至于最终演化为危及股市根基的全面生存危机。中国股市已经成了没有自身供求关系、没有价格决定基础、没有内在选择空间的混乱与无序的市场。

其次，我国信用制度十分薄弱。当前，中国人均受教育的程度、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信誉和风气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影响社会的稳定。

信用制度为股市制度之本，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股市就正如吴敬链先生所说的连赌场都不如。但是，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合同欺诈、假冒伪劣、地方保护等恶劣行为不时动摇着信用的基石。中国证券管理层在一系列基本制度创新上，错失机遇，在套牢了整个市场的同时也套牢了自己；上市公司的造假、银行的连环担保、政府官员的寻租、证券公司挥霍挪用保证金等等的全行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市场的信用基础已经丧失殆尽。这些负面因素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导致中国股市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舆论环境与心态环境——都出现了自股市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信用的缺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市场存在与发展的信心，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再次，我国证券市场连年走低，固然与股权分置等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迟迟未能妥善解决息息相关，但市场违法违规盛行而投资者保护公信力孱弱显然也是重要原因。大量事实表明，在公司治理失灵、法律失灵、监管失灵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优质上市资源和资金资源的外流，更加重了这层隐陇。在此情况下，如果相关惩戒措施未能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护，以使其能够“与强共舞”，强势主体也因未受到足够的约束而拒绝与弱势群体和平共处，则中小投资者这些“小物种”将因受不到保护而黯然离场，其“生态灭绝”也会使基金、券商等机构这些“大物种”因缺乏“游戏玩伴”而孤独致死。

此外，我国股市的生态危机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方面的某些固有矛盾，在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中被放大、激化；二是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根据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普遍都会遇到因为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04年人均GDP达到1269美元，2005年达1703美元①。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期、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从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上升到O．4，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标准，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但确有不少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许小年有关中国股市制度建设“金字塔”的观点，与股市生态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中国股市缺乏资本文化、法律、监管、公司治理机制——四层制度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应当是一个“正金字塔”；中国的现状恰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制度结构，这样的资本市场无法发挥应有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是资本文化，包括股权文化和债权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意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对资本市场的支持，这是资本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全社会都接受的和谐的资本文化基础上，需要一套完善、有效、独立的法律体系；“金字塔”自下而上的第三个层次，是完善、有效、独立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之上，位于制度体系最上端的，是公司治理机制。

篇7

关键词：证券交易所；公司化；自律监管；跨国并购

JEL分类号：G20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1-0047-05

一、紧迫性：全球新一轮证券交易所并购浪潮的频现

(一)全球证券交易所并购潮的再次涌起

2010年10月，全球新一轮的交易所跨国并购潮初见端倪。10月25日，新加坡交易所欲收购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并于12月25日获得了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批准。在紧接着的2011年里，交易所跨国并购浪潮风起云涌。2月8日晚，多伦多证券交易所集团(TMx)对外宣布将与伦敦证券交易集团(ISE)寻求合并的可能性。9日，LSE证实其已经和TMX达成协议，采用全股票交易的方式进行合并。2月9日，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和纽约一泛欧交易所集团就合并事宜进行了深入谈判。2月15日，双方共同宣布已经签署了合并协议，将联合组成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运营商。2月19日，美国纳斯达克(OMX)集团和洲际交易所(ICE)进行谈判，准备联手对纽约一泛欧交易所集团发起主动收购要约，而且纳斯达克(OMX)集团已经聘请了美国银行作为本次合并协议谈判的咨询顾问。

相比较之前的交易所并购浪潮，这次全球交易所的跨国并购活动对国际证券市场产生了极大撼动，全球范围的证券、期货交易所竞争格局将发生巨大的变化。TMX和LSE合并后，新上市公司会超过5700家，成为全球第七大交易所以及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上市平台；德国证券交易所和纽约一泛欧证券交易所合并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标志着全球最大证券交易平台构建的完成，而股票交易额将超过20万亿美元，预示着巨型证券交易所集团时代的到来；新加坡交易所收购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后将会成为全球第五大证券交易所。

(二)新一轮证券交易所跨国并购的主要动因

首先.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和增长，而传统的股票交易呈下降趋势，因此，交易所的合并能够为全球客户提供全方位更便捷的服务。其次，以互联网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科技革命为新一轮交易所跨国并购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技术的进步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全球二十四小时交易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电子化市场的崛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瓜分了传统交易所的市场份额，当传统交易所面临竞争压力时，就会积极采取更有效率的业务规则和治理机制。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促使全球交易所跨国并购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二、必要性：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重要前提

(一)公司化改制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

1、有利于推进政府监管的市场化。

市场化改革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证券交易所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承担着证券产品的挂牌上市、交易以及自律监管等职能。因此，要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水平，必须改变当前我国政府对资本市场控制与管理过于行政化的不适当做法，实施我国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通过公司化改制，我国的证券交易所将会成为公司法下的公司，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形成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经营管理层之间相互制衡的机制，证券交易所的管理者直接对股东负责，并依法促进和推动市场的规范发展，进而对其监管者负责。公司化的证券交易所可以进一步明晰中国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的各自职责权限，使证券交易所摆脱证监会等行政机构的直接控制和约束，转变证监会对市场监管的角色，即对市场从“过多管制”向“适度监督”方向转变，从而更好发挥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进程。

2、有利于自律监管的市场化。

我国证券交易所在证券市场监管体制中是属于自律监管组织，履行对证券交易的一线监管职能，是监管的“灵魂”所在。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化，目前证券发行的核准制将逐步向注册制过渡。在这个变革过程中，证券发行和上市将实现分离，证券交易所也将逐步按照新的设定上市标准方式履行其对证券上市的审核职能。这将会逐步淡化其作为证监会“附属机构”的行政色彩。证券交易所作为一线监管者。能够更好地防范市场风险。以确保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但是这一变革过程的重要前提是我国证券交易所的去行政化，其中较为理想的方式就是实现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待发展成熟后可以借鉴境外交易所做法择机上市，利用市场机制推进我国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和一线监管水平的提升。

(二)公司化改制有利于我国证券交易所参与全球竞争

随着我国金融业逐步对外全面开放，证券交易所势必面临与国际大型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正面较量与直接竞争，要想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国证券交易所只有通过公司化改革，改善治理模式，使其从行政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激发自身自我竞争、自我创新、自我重组的发展战略，从而促进和提高我国证券交易所的国际竞争力。我国证券交易所应未雨绸缪.预见到未来全球交易所竞争格局的严峻形势，加快公司化转型，通过并购与合作，学习和融合海外资本市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我国证券交易所的国际竞争力。

三、挑战性：公司化改制对自律监管的影响

(一)证券交易所商业角色与监管角色之间固有利益冲突的加剧

证券交易所作为市场主体，本身代表一定的商业利益，只是因组织形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表现，传统会员制证券交易所主要代表会员的利益，公司化证券交易所则主要代表股东的利益。同时，证券交易所作为市场的监管主体。承担着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有序运行与健康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当证券交易所从会员制模式变革为以营利为最大化目标的公司法人之后，毫无疑问，证券交易所的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会更加明显。一方面，公司化证券交易所以商业化为导向，往往会专注于盈利的持续增长而忽视自身的自律监管职责，在内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可能降低监管标准以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如为了吸引市场上更多发行人的股票在其上市交易会竞相降低上市门槛标准。另一方面，公司化证券交易所的管理层和股东在作出商业运营的决策时，可能会漠视社会公共利益，在外在竞争压力推动下减少监管资源的投入，影响自律监管职能的发挥，难以为市

场的健康有序提供一个强有效的监管环境。因此，公司化证券交易所可能会“弱化证券交易所应具有的公共性职能”，这将成为我国证券市场深入发展亟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证券交易所自我上市与自我监管之间新利益冲突的产生

公司化证券交易所的一个最主要优势在于可以上市进行更多的融资，从更广泛的投资者群体处获得更多的资本，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实践中，境外大多数证券交易所在公司化改制后立即公开发行股票.并迅速在自身市场进行上市交易，融通更多资金。这种情形将会产生新的问题：为了提高公司竞争力、筹集更多资金等目的，转制后的公司化证券交易所会积极上市交易，此时，证券交易所自身上市与其他公司上市很难处于平等的地位，也会导致监管的复杂性，证券交易所上市可能会使其对其他上市公司产生一种歧视性的监管待遇，另外，自身上市也很难有效地行使其作为监管者的职责。显然，对于“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公司化证券交易所，人们不免质疑其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能否真正发挥一线监管的作用。因此，公司化证券交易所自我上市后所产生的利益冲突的严重性可能会超过证券交易所固有利益的冲突，将可能对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地位带来最为明显的挑战。

(三)证券交易所滥用监管权力风险的增加

公司制证券交易所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运营会更加市场化，在遭遇竞争对手或者市场存在较高准入壁垒时，证券交易所极有可能为了获取更多商业利益而滥用自身的监管权力。这种滥用监管权力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对竞争对手的歧视性监管。证券交易所在市场运营中，很有可能会和自己的监管对象包括其他上市公司或者提供市场服务的证券经纪商成为相互竞争的对手，此时，证券交易所可能会采取一些不合理的监管措施，致使竞争对手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如证券交易所可能利用其监管职权在关于市场准入门槛、上市交易条件等诸多方面设置一些限制竞争壁垒，采取不合理的差别性处罚与制裁措施.以削弱竞争对手的市场地位，甚至有时可能还会利用其监管地位去获取竞争对手的商业信息，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其二是滥用监管权力进行融资，把监管收入用于商业目的。公司化证券交易所收入主要有商业收入和监管收入两部分，但是两者很难区分.也正是因此构成收入合理使用的不确定性.为证券交易所利用自身监管权力为其经营活动融资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四)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和证监会公共监管之间利益冲突的引起

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中，中国证监会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其对整个证券市场进行监管。以实现市场的公平、公开与公正，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证券交易所作为监管体系中重要的自律监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着履行证监会公益性职责的任务。但是公司化证券交易所以商业化运作为导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可能会导致其不能正常发挥自律监管作用。放纵市场中的一些投机行为，漠视社会公益性监管的存在，从而产生与政府监管机构即证监会公共监管职能的冲突。

四、对策性：公司制证券交易所利益冲突的解决

(一)自律内涵的更新

自律是证券业的基石。自律(self-regulation)，从字面上看，是指由行业自身制定和执行一套伦理道德制度，潜在含义就是行业自身在自律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中能够同时充当立法者和法官的两种角色。就证券交易所来说，其自律主要表现为由会员制定和执行交易所的规则，交易所解决会员之间的纠纷。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发展，传统交易所监管职能除了对会员的监管以外，还承担着对上市公司、交易过程的监管。因此，“自律”的提法已经突破了其固有涵义.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律含义。

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改制后，由于证券交易所的所有者并不完全局限于传统的会员，证券交易所也就不完全由会员控制，其规则当然也不完全由会员制定.而是由证券交易所的股东来决定。因此，在公司化证券交易所中，其对会员的监管也不再完全是自律的本来固有含义，而是对自律的内涵提出了挑战，相应地，证券交易所不再是完全的自律组织。基于这个原因，有学者提出将证券交易所“自律组织”改成为“一线监管组织”，或者用“市场监管”代替“自律监管”。这两种观点中，“一线监管组织”更能准确地反映证券交易所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地位，也符合证券交易所组织结构的发展现状。如今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实践中，尽管我国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改革尚未实施，但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组织”的地位已经得到证明和认可。目前基于传统和惯例，人们仍使用自律的提法，仍将证券交易所界定为自律组织，但这并不影响公司制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职能的履行。不过，在证券交易所公司化转型的浪潮中。当传统自律的内容和范围受到变化和挑战时，应该适时更新和重塑自律的内涵。而不能一味固守陈旧观念。

(二)自律监管模式的选择

公司制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模式的重新设定，是有效消除利益冲突、防止证券交易所滥用监管权力扭曲竞争的一种方式。纵观国际趋势，公司化后的交易所自律监管模式基本可以分为三种：(1)在证券交易所内部设立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市场运作，另一个则是非盈利的相对独立监管机构。如澳大利亚。(2)将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分离出去，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独立性的自律监管机构，或者将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监管职权转移给政府监管机构。如伦敦。(3)将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分为会员监管和交易监管两个部分。如欧洲。。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都强调政府对证券交易所自身的监管，以防止公司制证券交易所由于商业利益导向而滋生监管腐败的特点。在这三种模式中，由于第一种模式比较合理，在公司制证券交易所内设置一个具有独立性的、非盈利性的市场自律监管评估机构。负责监督和评估证券交易所监管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既可以避免自律组织与市场的分离，又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律监管的公平与正义。另外，这种模式选择也比较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按照我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沪深证券交易所都已经成立了上市复核委员会，职责是对相关当事人就上市、暂停及终止上市决定提出的异议进行复核。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以及会员管理规则还规定.相关当事人对证券交易所作出的严重纪律处分及监管措施不满意的，可以申请复核。因此，审时度势，当我国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改造完成后，就可以将其上市复核委员会变革为一个独立性的监管评估机构。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为了确保公司化后的证券交易所在决策和运营过程中能够注重社会公共利益.完善公司制证券交易所的内部治理结构就成为解决交易所商业角色和监管角色利益冲突的一个重要措施。从维护证券交易所会员利益、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的国情。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需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将一些国有产权按照会员在证券交易所发

展过程中的实际贡献程度进行分配或置换.为防止避免证券交易所被个别或多个股东所控制，应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形成股东结构的多元化及股权的全流通，从而实现公司制证券交易所市场的资本化以及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合理的公司制证券交易所董事会构成，也是缓解其盈利目标与监管目标利益冲突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我国公司化后的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会构成应该符合以下特殊的要求，一是建立独立董事或者公共董事制度，通常是代表公众利益监督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活动，防止利益冲突发生；二是控制证券经纪商和上市公司在董事会构成中的数量或表决权，以保证董事会在决策上不袒护其监管的对象。这种董事会组成的特殊要求可以在股东利益、被监管者利益和公众利益三方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

(四)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制度的健全

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改制后自身也可以上市.对于其在上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健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来对其进行约束和监管。对于证券交易所这种特殊上市公司，不仅应依据《公司法》、《证券法》规定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制度，还应加强证券交易所投资决策的透明度，强化其外部监管，即实施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强制性监管措施。建立健全证券交易所作为上市公司的双层监管机制，可以有效平衡证券交易所监管目标和上市目标之间的关系。一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主要是关于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重大事项的公开，而对于作为上市公司的证券交易所来说，由于其特殊性。除了以上要公开的信息外，还应当定期地向证券监管机构和社会大众公布其市场运营和自律监管的重要信息。此外，证券交易所还应公布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慈善活动、政治活动等重要信息。因此。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改造过程中，建立完善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更好地优化其自律监管职能。

(五)外部监管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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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资本利得； 开征； 可行性； 趋势

引言

当股市持续高涨，连续突破5 000点和6 000点大关时，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对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声音，对其进行的学术讨论也是层出不穷。但是结论总是无法统一，而资本利得税的征收也迟迟没有通过。在当前大盘持续低迷时，已经没有人再去谈论资本利得税了，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能够真正静下心来讨论资本利得税开征的意义，为资本市场未来的成熟稳定提供更好的税收法制制度。

一、资本利得与资本利得税的概念

资本利得是资本所得的一种，它是指纳税人通过出售诸如房屋、机器设备、股票、债券、商誉、商标和专利权等资本项目所获取的毛收入，减去购入价格以后的余额。而资本利得税是对资本利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税种。

对于资本利得税，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被广泛接受的概念。观点一：资本利得税是对资本利得（低买高卖资产所获收益）的征税。常见的资本利得主要有：买卖股票、债券、贵金属和房地产等所获得的收益。观点二：资本利得税是指对出售或转让有价证券、房地产等动产和不动产而产生的资产增值所征的税。观点三：资本利得税，是指对个人或公司企业因出售或交换资本项目所得到并实现了的收益所征收的税。

二、资本利得与资本所得的异同分析

就内涵来看，所得是纳税人作为所得税课税对象的全部或部分净利润的税收术语或税法术语，介于利润与计税依据之间。而利得是来自资本的收益，它虽然也是税收术语或税法术语，但同所得相比，它既是全部资本收益的指证物，也是纳税人作为所得税课税对象的全部或部分净收益。

就外延来看，二者存在包容关系，利得属于所得的组成部分，所得额包括利得额。许多经济学家出于他们的一般分析目的而不是专门出于税收目的，将所得定义为或多或少的可预测和经常性的收入，而且许多资本利得是虚幻的，仅仅反映价格水平和利息率的变化，而投资者的实际所得并没有发生变化，两者在定义上、征税对象上及税收优惠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不该将其和真正意义上的所得放在一起。

但笔者认为从所得增值观的角度分析，资本利得与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的性质是相同的，资本利得应该作为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的一种进行征缴。

所谓所得增值观指应税所得从本质上而言是用以衡量个体（企业）支付税收的相对能力，这体现为他们的经济行为带来的年度财富净增并加上他们的消费支出。而资本利得就像其他的个人（企业）所得一样增加了投资者购买消费性商品或投资的能力。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我国目前所得税征收情况

近三年来，我国的税收收入年年上涨，2007年更是达到了494万亿，比2006年同期增长了近120万亿。其中主要是由两大部分的税种构成，一部分是流转税，占了49%；另一部分是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企业所得税（2008年新税法中被取消）和个人所得税，占了26%。从表1中可以看出，流转税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所得税的比例有所上升。特别是企业所得税，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印花税这一项，由于2007年牛市的情况，导致交易量大幅提高，而且印花税率于去年5月从0.1%提高到0.3%，使得印花税的税额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增加了近6倍。

以上数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印花税率的过重，为征收资本利得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如果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并将资本利得税纳入所得税征收范畴，那么企业的所得税额将在此基础上会有进一步的提高，而印花税将大幅的下降，这样的纳税比例更加符合成熟市场的标志，对我国与国际市场接轨更有利。表2是国际上部分国家对证券交易的征税情况，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四、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趋势分析

自1996年以来，证券市场的发展，无论是就其总规模，还是就其市值的总水平，都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因而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介入。通过证券投资，获得较为丰厚的资本利得收益，已不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热点，长期与政府的税收相脱离是不可想象的。从规范市场行为，调节投资者收入等各方面考虑，税收要介入资本利得收益的分配是必然趋势。

（一）印花税制不合理，资本利得税更符合市场规律

作为国家调控资本市场的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证券税法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1.目前对证券纳税种类

（1）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印花税

这是一种具有行为税性质的凭证税，投资者不论盈亏，只要发生了证券交易行为就要征税，其特点是税率低、税负轻。

（2）对证券交易所得额征税――证券交易资本利得税

即证券投资有收益的投资者要按照一定税率纳税。这是一种所得税，只有当证券投资产生了收益时才征收，没有则免。

但是我国由于税收征管体系还不健全，为了避免税收流失，降低征税成本，同时为了发展证券市场，培养投资者的信心，税务部门把行为税和所得税合二为一，统一为印花税。

2.我国将行为税和所得税合二为一征税的行为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需要

（1）证券交易成本过高，影响投资者交易的频度，牺牲了证券的流动性

流动性是指资产能够以一个合理的价格顺利变现的能力，它是一种所投资的时间尺度（卖出它所需多长时间）和价格尺度（与公平市场价格相比的折扣）之间的关系。流动性是证券市场的生命线，是证券市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对证券市场比较敏感的经济政策主要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其中，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增减政府收支规模、调整税率等手段来调节经济发展速度，当政府通过降低税率刺激经济发展时，企业的利润就会上升，社会就业增加，公众收入也增加，会使证券市场行情上升，投资者交易频率加强，证券流动性随之加大。反之，税率上调，造成投资者交易成本上升，会降低投资者对证券的交易频度，证券流动性的降低，就意味着证券市场效率的损失，证券交易流动性风险凸现。

（2）不符合税法的公平原则

税法体系中强调公平原则，要求体现合理负担原则。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参加市场竞争的各个主体需要有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而税收的公平是实现平等竞争的重要条件。其主要体现在：一是从税收负担能力上公平，负担能力大的应多纳税，负担能力小的应少纳税，没有负担能力的不纳税。二是从纳税人所处的生产和经营环境看，由于客观环境优越而取得超额收入或级差收益者应多纳税，反之少纳税。但由于我国以印花税负担起资本利得税的功能，导致了行为税与所得税两种性质毫不相关的税种混在一起，对于投资者无论盈亏都要缴纳税款，有悖于税收负担能力上的公平原则，是对税法本身的一种破坏。

另外，对于差异化的征税范围也有失公平，只对可流通股交易征收交易印花税，而对法人股交易、期货交易以及基金交易不征收交易印花税，使不同类型的证券面临税收歧视。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失税收的公平；另一方面也妨碍了税收杠杆作用的发挥，使得税收不能全面调节证券市场。

在证券所得税方面，对个人所得股息、红利等均课以20%的税，提高了低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能发挥公平分配的作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指向交易双方，对利息、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征收所得税，都有重复征税问题，不仅增加了征税成本，也有悖于公平原则。

（3）不利于证券市场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未在不同投资主体之间实行差别税负政策。因证券投资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从事此活动人员需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这样一来，组建大规模的专业投资机构由专业人士进行规范运作，是股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而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并未体现出将大机构投资者与散户区别对待，这样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化、规范化的大机构投资者专业运作、规避风险的优势，更不利于有效促进股票市场有序、稳定地发展。

（4）证券交易印花税税基窄，征收范围有限

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局限于股票的交易市场，而证券市场的范围则不以股票市场为限。因此，征收范围狭窄的印花税不利于对所有证券交易征税。这种税的开征，并没有摆脱“高税率、窄税基、低税收”的窘境。

（二）资本利得税在证券交易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

与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相比，资本利得税有其无法比拟的长处，它可以克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局限性。

1.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较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中国加入WTO后，国内的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因而实施资本利得税是中国与国际接轨，优化和完善国内股市税制，发展中国市场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2.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法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资本利得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售或交易有价证券这种特殊商品的所得。近几年来，资本的流动性过剩造成我国股市和房市同时飙升。在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由于证券市场规范程度、信息披露真实性、机构操纵、基金市场发展等方面的差异而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若对证券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无所得甚至亏损不缴税，有所得才缴税，所得多者多缴税，这更能体现其公平原则。

3.对资本利得征税同时也是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措施。在流动性过剩的前提下，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加大，这种不公不仅在证券市场或非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之间产生，也在证券市场内部的投资者之间产生。保证各种市场和个人之间合理的收益差距是税收政策的一个重要功能。

4.征收资本利得税可以有效地防止大小非的解禁，比直接叫停更具市场化

现在市场上对于大小非的禁售，讨论得沸沸扬扬。政府更是在市场一度走差的情况下，叫停了大小非的解禁，这样的政府化行为，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救市作用，但是其反市场化的运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小非的问题。然而资本利得税的征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小非的问题。因为资本利得征收的对象中就包括手中拿着股权改置之前的非流通股，其巨额的增值利润，是其抛向社会套现的巨大动力，这也是导致市场做空的主要因素。如果对其征收资本利得税，可以减小其增值的幅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其抛售的动机，对于稳定资本市场是一种优良的信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证券交易的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的印花税成为证券市场的核心税种，是必然的趋势。开征资本利得税将有利于财富的公平分配。虽然它在推出伊始会对市场造成不小的打击，但就长期来看，不会改变市场发展的根本趋势。

五、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面对的困境

（一）资本利得税是调节股市过热的有效手段之一，但也是最严厉的调控手段

近期股市已经在扩容和解禁股的压力下步履艰难，如用此手段，无疑是在向股市扔下一枚重磅炸弹。去年5.30上调印花税后，股市出现连续下跌，这足以证明税收政策对股市的重大影响，而且当时的市场环境远比现在要好。目前股市已面临大小非解禁、巨额再融资的巨大压力，这个时候资本利得税再出台，后果可想而知。

国内外的事实也证明了实行资本利得税制，特别在实行初期，对资本市场发展具有抑制作用。我国1994年曾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在股民中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在最近几年因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2008年1月1日起使用《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而流传的将开征证券交易税的传言又引起了股市的多次大幅震荡，“2・27”暴跌也被怀疑与此相关联。而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处于发展期，由于市场根基不够牢固，制度不够完善，缺乏足够的防御风险能力等因素，因而此时并不宜征收资本利得税。

（二）与所得税接轨的技术难题有待解决

虽然“一号提案”中提到了如何解决好资本利得税与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衔接问题，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股息和差价实行“抵免法”征税，对企业投资者获得的股息和差价实行“免税法”，实现所得税在最终环节纳税，但实现资本利得税和个税的衔接还是有不小的难度。西方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在计算基本的开销后来确定税收起征点，而国内则以个人为单位征收，没有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因此把资本利得税作为资产性收益，从家庭的角度来考虑，似乎还不具备。同时，我国的征收条件方面也并不具备，其技术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需要克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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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启林.创业投资与资本利得税政策设计.暨南学报，2003，（3）.

篇9

关键词：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机构监管

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是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按照一定程序采取有关措施对证券公司风险进行释放、控制、化解和防范的过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对于提高金融制度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2年以前，我国高风险证券公司被处置属于个案，被处置的证券公司主要包括万国证券和君安证券，另外，还有几家高风险的证券兼营机构被处置。证券公司因重大违规行为受到处置的事件更多地发生在2002年8月以后。2001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公司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证券行业连续几年出现全行业亏损，证券公司多年积累起来的风险集中爆发。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加大了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力度。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证监会《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提出了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基本思路、原则、近期和远期目标，当年处置了12家高风险证券公司。至2006年7月，不足四年时间就处置了34家高风险证券公司，可见风险处置力度之大。

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几种主要模式

 

证券公司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存在着经营失败和市场退出问题。但证券公司又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其经营失败会波及到数量众多的个人和机构客户，甚至中央银行和财政，其市场退出与一般的生产企业相比具有特殊性。所以，各国（地区）对证券公司风险处置都会采取与一般生产企业不同的模式。总的来看，各国（地区）对证券公司风险的处置模式主要取决于证券公司的风险程度及其对市场及社会的影响程度，主要包括政府救助、并购重组、破产清算、行政处罚和接管等模式。

我国有着与其他国家（地区）不同的国情：我国证券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受政策保护；证券公司数量多而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差；证券公司对风险没有清醒认识，几乎所有证券公司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因此，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模式和程序必须适合我国国情，才能真正化解风险，降低风险处置成本。在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监管机构首先要求高风险证券公司进行自救，对于不愿自救或难以自救的证券公司，监管机构采取强制处置措施令其退出市场。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模式主要包括政府救助、并购重组、停业整顿、撤销或责令关闭、行政接管、破产等模式。

一、政府救助模式

规模大的证券公司倒闭可能会重创证券市场，甚至会危及金融系统的稳定，直至影响社会安定。一般来讲，政府对出现危机的证券公司进行救助主要是对暂时出现困难的证券公司尤其是对社会影响较大的证券公司，通过注资、贷款等方式帮助其渡过难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证券公司可以永远受到政府保护，如果已到了无法救助的地步，大证券公司也同样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2005年6月以前，我国央行对证券公司的救助主要以再贷款形式进行，如对鞍山证券、新华证券、南方证券、闽发证券的再贷款。后来央行救助证券公司的思路有所改变，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中国建银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建银投资”）的注资模式取代了央行的再贷款。对于被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划分为需要国家救助的重组类证券公司，由汇金公司或者建银投资出面，以股权或债权形式注资，进行阶段性的市场化财务重组。同时，央行还给承担清算关闭证券公司后续工作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运营资金。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汇金公司、建银投资分别对银河证券、申银万国、国泰君安、南方证券等数家证券公司进行救助。

此外，由于我国证券公司多数是国有企业，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我国政府对证券公司的救助除了采取与其他国家（地区）相同的央行注资、再贷款等措施外，还采用更换管理层、主导证券公司的合并重组等行政手段。

二、并购重组模式

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并购重组是处置高风险证券公司的一种常用方式。目前，在我国大多数证券公司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并购重组也成为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一种较为可行的模式，这也是加入wto之后我国证券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一批高风险证券公司被关闭、托管，以中信证券等优质证券公司、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等银行系公司及以瑞银集团等外资系为代表的三大力量在我国证券业的并购重组中起着主导作用。

中信证券是优质证券公司的一个典型代表，力图通过兼并将自己做大做强。近年来，中信证券频频收购重组证券公司，曾收购万通证券和金通证券，又联手建银投资重组华夏证券等。中信证券还曾要约收购广发证券，虽然未果，但仍有进步意义。一系列大规模的重组行动使中信证券的证券业务得到迅速扩张，力量不断壮大。海通证券、长江证券、广发证券、光大证券、华泰证券等创新类证券公司也加快了并购重组速度，通过托管、吸收、兼并问题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和证券营业部等优质资产，进行低成本扩张。

从2005年开始，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在我国证券公司重组和证券业整合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成为主导力量。汇金公司通过注资、重组等手段控股了银河证券、中金公司、申银万国、国泰君安等一线证券公司；建银投资通过建立新证券公司受让老证券公司的证券业务和相关资产的方式，参与重组了南方证券、华夏证券，通过注资控股了若干家证券公司。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知名的外资金融机构对于国内证券公司重组都兴趣浓厚，积极参与，其中，瑞士银行集团（ubs，简称“瑞银集团”）收购北京证券20%股权。北京证券重组模式是外资重组我国高风险证券公司的第一例，到目前为止也是惟一的一例，表明我国证券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正在深化，同时对外资进入我国证券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停业整顿模式

停业整顿属于行政处罚的一种。一般意义的停业整顿是企业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责令被监管企业停止对外营业、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并纠正的行政处罚措施。由于证券公司业务特别是经纪业务不间断的特殊性，证券公司被停业整顿并不一定丧失其法人格或业务资格。证监会对证券公司实施停业整顿通常是针对投行、咨询、受托理财等业务，证券经纪业务通常继续进行，客户的正常交易不受影响。如2002年9月9日，大连证券停业整顿工作组公告，指出：“停业整顿期间，大连公司下属的证券营业部由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继续经营。” 2003年4月3日，证监会关闭了处于停业整顿中的大连证券。

四、 撤销或责令关闭模式

《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规定，“撤销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对经其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终止其经营活动，并予以解散”。《证券法》中仅有撤销业务许可的概念，对证券公司则使用关闭的概念。在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撤销和责令关闭的内涵是一致的。目前仅鞍山证券被证监会于2002年8月9日宣布撤销，当时的依据是《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因为鞍山证券是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机构。

与停业整顿不同，责令关闭必然导致证券公司法人资格的消灭，并且具有法律依据，《公司法》和《证券法》中都有相关规定。

自2002年8月以来，对于问题严重的证券公司如鞍山证券、大连证券、佳木斯证券、新华证券、大鹏证券、南方证券、汉唐证券、昆仑证券、武汉证券、闽发证券等20多家证券公司先后被取消业务资格，并被撤销或责令关闭。

五、行政接管模式

行政接管是指当金融机构出现财务危机时，由监管当局以及政府强制性接管其经营管理的政府行为，是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业务经营机构实施的强制性行政干预措施。行政接管的典型案例是南方证券被证监会和地方政府联手行政接管。2004年1月2日，证监会、深圳市政府联合对南方证券实施行政接管，并派驻行政接管组进驻南方证券，全面负责南方证券的日常经营管理。

由于南方证券规模巨大，当时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证券公司有实力托管南方证券，而且南方证券的风险底数不清，如果直接关闭南方证券，又会对市场产生较大震动。如何处置南方证券这样巨无霸型的证券公司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因此，监管部门最终选择了行政接管的方式。

六、破产模式

对高风险证券公司采用停业整顿和责令关闭的处置模式都可能引发证券公司破产，而证券公司破产又涉及一些特殊的法律问题，与普通企业破产在受理条件和清算程序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大鹏证券是第一家通过破产方式退出市场的证券公司。

大鹏证券风险处置的步骤是：先将其经纪业务托管给长江证券，而后责令大鹏证券关闭并处理其证券类资产，组织行政清算组全面接管公司。在厘清大鹏证券资产状况的同时，妥善安置其员工，处理好个人债权及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收购相关事项。最后步入法律程序，申请破产。2005年1月14日，大鹏证券因挪用巨额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被中国证监会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2006年1月2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大鹏证券破产还债。

通过司法程序破产对大鹏证券进行风险处置是一次积极探索，标志着我国证券公司的市场退出已开始步入法制化、市场化轨道。

2006年8月16日，南方证券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深圳市中级法院宣告南方证券破产还债。

除以上六种主要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模式外，还有一些其他模式，如转实业公司模式、取消证券业务许可模式和外资捐赠模式等。

 

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对高风险证券公司的处置都非常重视。经过长期探索，他们已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且行之有效的处置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经验，主要包括建立相对完善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基于资本充足性的证券公司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采用多种化、市场化的处置方式以及配套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等。

在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自2002年开始的对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系列适应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实际的规则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短，制度建设跟不上，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风险处置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处置过程中的行政手段多于市场化手段，过多行政干预加大了处置成本和道德风险等。

一、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我国有关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规定分散于《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自营业务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撤销条例》、《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和《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专门法规。近年来被撤销、关闭以及被托管的高风险证券公司公告中均没有指出其具体的违法行为和适用的法律条款。而且，相关规定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很不完善。

有关证券公司停业整顿、撤销或关闭等风险处置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得到法律的确认，但相关规定十分简单、粗略，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此外，在已有的法律框架下，一些概念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例如，责令关闭和撤销是否为同一概念？有待法律明确界定。

而境外成熟证券市场已形成一套完善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法律法规体系，立法相当完备，基本上包括了证券公司退出的各个环节，使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不仅可以提高风险处置效率，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给投资者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行政化手段多于市场化手段

在我国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实践中，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使用更多的是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而境外成熟市场在处置高风险证券公司时主要依赖市场化手段。

由于没有证券公司破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对技术上已经破产的证券公司处置方式的选择上，监管部门只能动用行政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和市场化手段，即只能选择撤销、关闭等行政破产的处置方式，而无法采用破产法中的和解程序、重整程序，使本来有希望通过和解、重整获得新生的问题证券公司失去了重组的机会。政府在证券公司的并购和重组中过度保护，管得太多太细。我国规模日盛的证券公司兼并、重组体现出行业发展的行政化、官僚化和特权化倾向[8]。一些地方证券公司遭遇生存困境时，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将省（市）内的机构重组以解危难。1996年，在上海市政府的干预下，地方财政鼎力挽救，将万国证券并入申银证券之中；1999年同样在上海市政府的干预下，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合并，并成为具有37亿资本金的证券公司。另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和证券公司产生的历史较短，在《企业破产法(试行)》、《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制定任何条款来规范对证券公司的行政接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能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透明度不高。

行政垄断权在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特定制度环境的产物，是由我国证券行业特殊的产权结构和背景决定的。

三、过多行政干预成本高昂，助长证券公司道德风险

过去几年里，我国政府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问题上一直起着“最后保护人”的作用，通过提供再贷款来填补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缺口。自2002年8月以来，在处置高风险证券公司的过程中，央行先后向鞍山证券发放40多亿元再贷款，向新华证券发放14.5亿元再贷款，向南方证券提供80多亿元再贷款，向辽宁证券提供40亿元再贷款……据统计，央行向近20家被关闭或托管的证券公司提供的再贷款资金达数百亿元。从目前情况看，这些再贷款已无收回希望，最后买单的将是中央财政——由全民承担证券公司违规经营的后果，这不仅加重了中央财政负担，而且还助长了证券公司的道德风险。

政府干预下的证券公司并购重组也付也了高昂成本。为了国泰证券和君安证券的合并，上海市政府注入18亿元资产，其中现金14亿元。而当年申银证券与万国证券的合并究竟耗费了地方财政多少纳税人的金钱无从知晓，也不知道申银证券究竟从万国那里接受了多少坏帐。但有一点非常清楚，这个在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的第一次证券公司合并却助长了中国证券公司作为官办企业尤其是官办金融企业的道德风险[5]。

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对证券公司的重组模式比简单的行政注资是一个进步，但汇金公司用于重组和救助的资金来源、获得渠道并没有明确披露。汇金公司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人行使股东权利，同时帮助央行行使金融稳定的职能，如果不加限制地参与证券公司救助，可能会在客观上助长证券公司投机冒险动机和不承担投机失败责任的风气。

由于证券公司存在很强的外部性，当证券公司陷入危机时，政府对危机证券公司进行一定程度的救助和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过多的行政干预即使使濒临破产的证券公司通过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生存下来，但这些公司却永远成长不起来。而且，证券公司将应承担的风险完全转移到政府身上，道德风险的积聚最终将转化巨大的金融风险。由于违法违规经营的成本远低于收益，促使证券公司为追逐一己私利的最大化铤而走险，过度从事高风险的业务或者违规经营，导致证券市场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境外成熟证券市场监管当局对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进行的各种干预都是建立在市场和法律基础之上的，其基本行为准则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并充分尊重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

完善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的政策建议

 

境外成熟证券市场已建立了市场化的证券公司退出机制，并不断完善。相比较而言，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多问题。因此，为完善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相关立法

为使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规范运行，迫切需要建立并完善一整套有关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法律法规，即建立健全证券公司市场化退出的法律机制，使证券公司的退出有法可依，也使管理层的干预建立在法律与市场的基础之上，这是做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的根本。

应尽快出台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密切相关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明确证券监管部门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的行政处罚权力和行政执法程序，指导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顺利开展。

应制定《金融机构托管接管法》，对托管和接管证券公司的实施方案、退出托管接管的方案选择，托管接管中各利益方的权益保障以及托管接管的程序、期限、后果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减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做法，降低随意性。

应尽快制定《公司并购法》，在其中对证券公司的并购做出具体规定，同时完善《公司法》中对公司收购的规定，为证券公司之间的收购提供更具体和可操作的程序设计，形成一个完善的并购法律体系。

应尽快完成对现行《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破产法》的修订，对证券公司的撤销关闭作专门规定，或者制定《证券经营机构撤销条例》，对证券公司停业整顿、责令关闭等制度做出具体规定。建议在《破产法》中针对证券公司破产做出特别规定，或者直接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使证券公司破产有法可依。

应研究修订《刑法》相关条款，加大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并积极探索建立金融特别法庭和金融仲裁机构。

此外，要借鉴成熟证券市场的做法，尽快制定《证券投资者保护条例》，使投资者的利益得到法律保护。

二、不断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从我国目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来看，在证券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后，缺乏对控股股东及其高管人员追究责任的规定，也缺乏对有关人员追究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不断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证券公司处置中的个人法律责任，以实际控制人为主线，全方位地追究有关责任人（尤其是自然人）的法律责任，是防范风险的重要保障，是逐步建立健全防范证券业风险的长效机制的重要环节。

首先，要加强监督，实行高管问责制。公司高管人员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负有重大责任，其职业道德、业务素质、遵规守法意识对公司的依法合规经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公司的责任追究如果不能同时落实为高管人员的个人责任，其惩戒和约束的效果将是有限的。因此，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相对于严厉处罚查处证券公司违法违规行为，对涉嫌违法违规的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尤其是追究公司高管人员的责任，显得更加重要。

其次，在日常监管中，应逐步构建“以责任监管为核心”的证券机构监管体系。可以借鉴香港证监会的做法，推行高管及从业人员“公示”机制，将高管及从业人员任职资格的取得、丧失和变动情况，尤其是处罚情况，在网站、报纸等媒体进行持续性地公布，将高管人员置于包括广大投资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监督之下，增强高管人员的自我约束意识，建立社会监督体系，防止高管及从业人员“东家违规，西家就职”的现象。

再次，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一经发现立即查处，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要针对责任人过错的轻重对其进行相应处罚，责任人过错严重，已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三、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

政府对证券公司监管的目的是通过法律法规建设和违规处罚措施建立良好的市场运作环境，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的系统风险和提高市场整体运行效率。监管和证券公司的创新与发展并不矛盾，相反，监管应为证券公司创新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从各国（地区）的经验来看，宽松的监管环境对证券公司创新至关重要。政府在证券公司管理中的职能是制定法律法规等游戏规则，监督规则的执行情况，并对违反规则的证券公司进行处罚。政府是证券市场的裁判，不应参与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管理。从证券监管角度讲，政府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既要防止监管缺位，又要避免监管过度。

而在我国，证券的发行、定价、上市交易等等各环节一直由政府行政主导，证券公司只是充当一个配角。近几年来，我国整个证券行业面临生存危机，表面上看是违规经营问题，而实际上导致证券公司目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制度设计中对证券公司的定位存在问题，没有通过制度安排为证券公司提供业务创新的机制，在对证券公司的监管中，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存在监管过度问题。

因此，为规范我国证券公司的业务发展，应减少行政干预，为证券公司的规范发展和创新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减少证券发行审核以及交易过程中的行政干预，并不是弱化和否定政府的监管职能，而是让政府回到裁判的位置，使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在风险可控、可测、可承受的前提下，努力开展组织创新、业务创新和经营方式创新，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四、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

2005年9月，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投资者保护制度建立起来。作为证券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建设，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建立将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证券公司风险处置问题，取代“券商谢幕，政府买单”的行政关闭模式，有利于建立证券公司风险防范和处置的长效机制，促进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机制的形成。各国（地区）建立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和基金运作模式均是市场化的应对市场风险的制度安排，但由于我国相关制度缺失、资金缺乏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短期内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应加以完善。

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应充当自律监管体系的补充，充分发挥对证券公司风险的监控作用，加强对会员公司财务状况的监控，当发现某证券公司出现可能危及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安全的重大风险时，应向证监会进行汇报和提出处置建议。对于有希望扭转的证券公司，帮助其重新安排组织经营，甚至给予资金援助；对于无法挽救的证券公司，则通过法院对其宣布破产，负责制定财产接管人，全面清理证券公司资产，并保障投资者利益，充分发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中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harvard research group .2003.hrg assessment: risk management in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challenges for data management. harvard research group .

[2] richard herring, til schuermann. 2003. capital regulation for position risk in banks, securities firm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安启雷,陈超.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国际比较与我国的制度选择[j].金融研究，2003,（10）.

[4]陈共炎.证券公司治理—机制与对策[j].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5]高辉清,巴曙松,赵晓,钟伟.1000亿巨亏：如何拯救技术上已破产券商[j].财经界，2004－09－13.

[6]伍永刚,梁静,许立军.“我国证券公司退出机制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前沿问题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篇10

关键词：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公司法修改，证券法修改

2004年12月1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了《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办理规则》，对上市公司包括法人股、国有股在内的非流通股协议转让程序及规则做出相关规定，并强调严禁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其后，《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办理实施细则》等一系列相关规定又于12月31日出台，宣告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从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

表面上看，关于非流通股转让一系列规定的出台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转让活动。然而，系列规定除了被市场认为可能具有“新设C股市场”以及“全流通先兆”的政策含义[1]并引发股市恐慌性下跌[2]之外，还给理论界带来了理解上的障碍：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必须在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证交所）进行，而此前国资委明令涉及国有资产的股权[3]转让必须在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产交所）进行，是否有必要进行协调？严禁证交所之外的“场外交易”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的有关规定？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应如何解决？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由此显得愈发模糊。

一、基本概念：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

《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办理规则》的出台并非股票市场管理层的突然之举。早在2001年10月，中国证监会就颁布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协议转让活动的通知》，在叫停了当时火爆的上市公司法人股拍卖之后，针对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公开资料显示，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拍卖（也被称作上市公司法人股拍卖）在2000年8月18日这个“吉利”的日子形成“喷发行情”。当日，在由法院委托上海东方国际拍卖公司举行的一场法人股拍卖会上，100多个竞买单位和个人的追捧使东方明珠等四家上市公司的法人股均拍出历史高价。每股净资产为2.60元的东方明珠法人股以每股12.60元的价格成交，法人股拍卖市场被迅速激活。此后，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拍卖市场越来越热。除司法强制拍卖之外，出于上市流通的预期，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委托拍卖的案例也逐渐增多。据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仅上海一地每月就有平均超出30场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拍卖，2001年1月至5月，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拍卖总成交金额超过5亿元。

然而，随着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拍卖市场的火爆，一些不规范的拍卖活动逐渐产生。出于规范市场的目的，中国证监会2001年10月颁布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协议转让活动的通知》，叫停了愈演愈烈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拍卖活动（司法拍卖除外）。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协议转让活动的通知》指出，“前一段时间，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活动又有所抬头，不少地方出现了以公开拍卖方式进行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的活动（以下简称场外股份拍卖活动），且参加人数众多、交易金额巨大，事实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场外股票交易市场。有的拍卖机构甚至拟通过电脑撮合系统以集合竞价的方式拍卖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被我会派出机构及时发现，予以制止。”

“场外股份拍卖活动与国家关于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的法律规定及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场所的决定精神相抵触，危害性极大，必须坚决制止，否则将会诱发新的金融风险。”

“中国证监会重申《公司法》、《证券法》确立的关于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的基本原则，即股东转让其股份，必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是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的唯一合法场所。”

由此看来，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事出有因。然而，将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活动约束在证交所，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明确两个概念——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

通说认为，股票交易根据交易场所的不同，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场内交易是指由证券交易所组织的集中交易市场中发生的股票交易；而场外交易是指不通过证券交易所进行的股票交易。这里的“场外”指的是证券交易所之外。广义的场外交易市场主要包括店头市场（也称柜台交易市场）、第三市场（在店头市场上从事上市股票交易的市场）和第四市场（投资者不经过证券商直接进行交易的股票交易市场）。[4]

依照这种概念定位，学者们对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就交易场所区分，场内交易市场通常是有形且相对局限的，而场外交易市场则是无形且相对无限的；就交易机制来说，场内交易市场采用的是集中竞价[5]的方式，而场外交易市场采用做市商制度或一对一协商交易制度；就交易股票而言，场内交易市场交易的股票是依法获准上市的股票，而场外交易市场交易的股票却并不以此为限，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股票均可进行场外交易；就交易参加者来说，场内交易市场的参加者必须办理一定的手续，如开户、在账户内存入一定的交易保证金等，而场外交易市场的参加者并不受此限制；就交易时间来看，场内交易市场的交易时间相对固定，而场外交易市场的交易可偶然发生；就证券交易成本而言，场内交易市场的股票成交价格包含了佣金等，因而成本较高，而场外交易市场的股票交易价格一般按净价交易，因而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有人甚至得出了“场外交易是股票交易的初级形态，场内交易市场是股票交易的高级形态”的结论。[6]

综合来看，由于受限于当时的研究水平，学者大多对股票市场的了解程度不够，其后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界逐步对以上的概念界定和分析提出种种疑问[7].不过尽管如此，因循对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的思维定势轮廓，却可以发现立法者在是否发展场外交易的问题上存在颇多顾虑，以至于这些顾虑最终导致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相关法条出现了理解上的差异。

二、一字之差：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场所

《公司法》第144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必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这即是股票市场管理层规范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的主要依据之一。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协议转让活动的通知》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是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的唯一合法场所。”《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办理规则》第二条规定，“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必须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严禁进行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活动。”由此可见，证监会和证交所均将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场所等同于证券交易所，而将证交所之外的股票交易称为场外交易。这与通说界定的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概念不谋而合。

然而，从字面上不难发现，“证券交易场所”和“证券交易所”之间毕竟有一字之差，后一概念显然是前一概念的子概念，可为何证监会和证交所却将二者画上等号呢？本文认为，除了证监会和证交所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误读之外，《公司法》《证券法》中存在的一些“硬伤”也不可忽视：

其一、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令（第112号）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目前尚未失效）早已明确“证券交易场所”不仅包括证券交易所，还包括证券交易报价系统。因此，证监会和证交所将证券交易场所唯一限定为证券交易所是与这一法规明显冲突的。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29条规定，“股票交易必须在经证券委（该机构现已变更为中国证监会，本文注）批准可以进行股票交易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该法规第81条又补充解释说，“‘证券交易场所’是指经批准设立的、进行证券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报价系统。”结合从当时的立法背景来分析，依法经批准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除了沪深证交所之外，还包括STAQ和NET两大证券交易报价系统。

STAQ和NET这两大法人股交易报价系统分别于1992年7月和1993年4月开始运行，由于在交易过程中，相当数量的个人违反两系统规定进入市场，导致两系统流通的法人股实际上已经个人化。为实现规范管理，1999年9月，管理层宣布两系统停止交易。

表面上看，两大证券交易报价系统的终止，意味着证券交易场所的概念已经只剩下证券交易所这唯一内涵。但是两大证券交易报价系统的“死而复生”却又为自己的后来者取得了证券交易场所的合法身份。

2001年6月12日，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服务业务试点办法》，对证券公司代办原STAQ、NET系统挂牌公司股份转让服务业务做出了具体规定。从而宣告两大系统的11只股票[8]又可以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管理下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也称“三板”）交易，实现了证券交易职能的对接。

其后，随着市场的发展，代办股份转让系统除了承接原STAQ和NET系统的挂牌公司之外，还肩负了接受沪深交易所退市公司[9]的重任，因此，从理论上分析，尽管属于“场外交易”，但事实上执行股票交易平台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应该被立法者认可为证券交易场所。只不过，从交易标的上区分，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是上市公司的股票，而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内进行交易的对象是非上市公司的股票。[10]然而，证监会和证交所显然对此结论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二，《公司法》第144条本应成为对股份转让的原则性规定，但该条规定却在证券交易场所之前加上了“依法设立”的限定，这一“硬伤”正是造成理解困难的关键因素。

《公司法》第144条的具体内容为：“股东转让其股份，必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要明白该条文是否是对股份转让的原则性规定，解读《公司法》第143条至关重要。

《公司法》第143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这即是表示，凡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都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而更为重要的是，该条同第144条共同出现在《公司法》“第四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的“第二节 股份转让”之中，却并非出现在《公司法》第四章“第三节 上市公司”的专门性规定之中，因此，第144条作为一般原则性规定的含义不言自明。

那么，为什么《公司法》第144条通常被看作是“场内交易”的重要依据呢？最重要的一点是，第144条在证券交易场所之前加上了“依法设立”的限定。

众所周知，股东转让股份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因此，证券交易的场所显然具有非唯一性的特点。通过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的区分来看，能够上市流通的股票通常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场内交易”，而不能上市流通的股票进行“场外交易”的方式包括：协议转让、司法拍卖、委托拍卖、质押、继承、赠与以及持有人因丧失法人资格而进行股份过户等，通过这些方式达成交易的场所各不相同，而《公司法》更有关于记名股票和无记名股票转让方式的区别[11]，因此，通常很难对证券交易场所进行限定。

然而，在《公司法》第144条对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了“依法设立”的限定之后，从严格意义上讲，符合这一条件的证券交易场所就只剩下证券交易所、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以及产权交易所了。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 “证券交易场所”必须具备“经批准设立”这个关键条件早有规定，而《证券法》第95条更是明确指出：“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因此，证交所是依法设立的毫无疑义。同时，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服务业务试点办法》第82条规定，“本试点办法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实施。”从理论上分析，认为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也并无不可。此外，由于产交所事实上执行了国有股权转让的职能（详见下文分析），因此显然也应归入“依法设立”证券交易场所的范围之内。

当然，正如前文分析的一样，由于证监会和证交所对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合法身份并未加以明确，而产交所又将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转让排除在外，依据《公司法》第144条的“硬伤”，证监会很容易就得出了“证券交易所”等同于“证券交易场所”的结论。

其三，对《公司法》第144条的“硬伤”进一步演化，可以发现，将上市公司非流通股限制在证交所内挂牌交易将在《证券法》上得出自相矛盾的结果。《证券法》第32、33条也有“硬伤”。

依照证监会和证交所的认识，由于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都应当发生在证交所，因此无论是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还是非流通股，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12]的，都应当在证交所进行交易。《证券法》第32条规定，“经依法核准的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看起来就是这种理解的法律依据。不过，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挂牌交易”的话，矛盾就出现了。

从《证券法》第33条“证券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证券交易的集中竞价应当实行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的规定来进行逻辑推理，只要是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股票，无论是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还是非流通股，都应当实行集中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而从我国证券市场尚未实现“全流通”的实际情况来看，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包括俗称的国有股、法人股）因受到自身性质的限制，既不可能挂牌上市，更不可能集中竞价交易，因此，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根本不具备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条件。换句话说，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在证券市场没有实行“全流通”的情况下，不能采用集中竞价的方式进行挂牌交易，而只能采取在代办股份股份转让系统由证券公司进行集合竞价[13]或者通过协议转让[14]、司法裁决或者仲裁裁定等场外交易方式进行转让。

由第33条和第32条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证券法》第32条实际上也应当是关于上市公司流通股的规定，但这条缺乏弹性的条文不仅将自身限制在上市公司流通股的领域内，也让证交所的一些交易制度创新暴露在法律冲突面前[15].

基于这样的前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证券法》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转让做出规定。也即是说，《公司法》没有解决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的问题，在《证券法》中同样被回避。

综合来看，证监会和证交所出台关于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的规定是对《公司法》第144条和《证券法》第32、33条存在的“硬伤”加以发挥的结果，而证交所在“权力扩张”过程中忽视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所具有的合法身份。因此，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的系列规则表面上看似能在《公司法》和《证券法》中找到依据，但实际上这些依据存在的问题也是较为明显的。

三、市场定位：证交所VS.产交所

此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明确规定，国有产权交易必须在产权交易所公开进行，且必须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由于国有产权交易自然包括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这一当然内涵，因此，对这一规定的通常认识是，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也应该在产权交易所公开进行。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国资委2003年12月31日颁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持有国有资本的企业（以下统称转让方）将所持有的企业国有产权有偿转让给境内外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受让方）的活动适用本办法。”似乎可以得出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应当无条件适用该办法的结论。然而，该条却存在但书。该条第二款规定：“金融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也即是说，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显然不属该办法适用的范围之内。[16]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沪市上市公司南京新百在国有股权的转让过程中就出现了较大的争议。2003年6月13日，南京新百公告称，公司大股东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所持南京新百的56382626股国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4.49%），将于同年6月17日在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虽然这一度被认为是国有股减持的“破冰”之旅，颇具有改革试点的意味，但这种“挂牌转让”的公开行为还是被证监会紧急叫停。南京新百2003年6月17日公告称：“本公司于2003年6月16日接中国证监会南京特派办宁证监公司字2003118号文‘关于规范你公司国有股股权转让行为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转让必须遵循法律规定，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接此通知后，本公司立即向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作了汇报，政府有关部门已按照通知要求，不将本公司国有股股权在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

实际上，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颁行之前，《证券法》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转让行为早已明确了监管主体。

《证券法》第166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同法第167条又进一步明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依法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对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托管、结算进行监督管理；对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证券从业机构的证券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等，因此，作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中国证监会是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唯一合法机构。也即是说，只要关涉上市公司的证券发行、交易、登记、托管、结算有关的活动都应受到证监会的依法监管。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非流通股股权）转让都应在证监会的监管框架之内。

由此看来，产交所不应具有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平台的职能有其合法性。那么，进一步而言，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转让只能由证交所完成是否具有合理性呢？

由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分置”[17]的现象，因此包括证监会在内的各种市场主体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难题。从长远来看，只要今后股市向全流通——包括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所有股票在无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理论上都可以流通——这一成熟市场的股票流通模式发展，则现在在A、B股市场之外的交易所架构内另辟一个所谓的“C股市场”先行“价格缓冲”，日后再进行交易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并轨，似乎是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思路之一。

同时，如果让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和产交所也拥有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职能的话，在以后仍要完成向证交所过渡的步骤，因此在证交所的体制内兼采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和产交所的有关股份挂牌、代办转让等交易手段，与其说是一种创新，毋宁说是一条捷径。当然，这条捷径到底走不走得通，还要看套措施的完善程度，以及市场各方的认同程度而定。[18]

但前已述及，由于证监会和证交所出台相关规定的理论准备尚不充分，因此，将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转让限定在证交所存有法律依据上的疑点。需要补充的是，此问题并非没有解决办法，对《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显然可以弥补以上不足。

四、发展场外交易和《公司法》《证券法》修改

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产交所和证交所之间关系的问题，可引申出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场外交易的问题。由于《公司法》和《证券法》都回避了关于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因此，即使证监会和证交所解决了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的问题，数量巨大的非上市公司股权如何转让的问题仍然需要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司法》第143条原则性规定股权可以转让，现有规定显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可以进行非上市公司的股份转让（虽然事实上该系统仅限于转让原STAQ和NET系统的股票和从主板退市公司的股票），产交所可以进行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转让，但实际上，大部分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包括非上市公司的非国有股）是无法通过相对有形的市场进行交易的，这显然不利于股权流动为股东、公司乃至社会形成财富增值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让《公司法》《证券法》为证交所之外的场外交易的发展，并进一步为我国构建多层级证券市场的目标[19]预留足够空间。

首先，应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产交所纳入证券交易场所这一范围，并可扩大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和产交所的证券交易职能范围，如目前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内转让的股份仅限于股份转让公司在原交易场所挂牌交易的流通股，这种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继续分割交易的问题可在新的规定中通过“全流通”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产交所也可进一步明晰非国有股权转让的职能，使除上市公司股权之外的所有股权都可在其范围内进行转让。与此对应，《公司法》第144条的原一款的规定可修改为，“股东转让其股份，必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包括证券交易所、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产权交易所等。”需要补充的是，虽然股权的协议转让、司法拍卖、委托拍卖、质押、继承、赠与以及持有人因丧失法人资格而进行股份过户等“场外交易”方式使证券交易场所的界定较为困难，但本文认为，在相对集中的场所进行证券交易有助于监督和管理，因此并不主张证券交易可以随意进行，对证券交易场所的定义拓宽即可。

其次，应将《证券法》第32条和第33条同时进行修改，加入关于非上市公司证券交易的相关规定。《证券法》第32条可考虑修改为，“经依法核准的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未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可通过证券交易所之外的其他合法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交易。”《证券法》第33条的规定可考虑修改为，“证券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形式。”这样规定，一可将现已实施的大宗交易、主交易商（做市商）以及可能实施的协议转让等交易方式包括在内，二也是为今后证交所进行业务创新留下空间，毕竟证交所才是证券交易一线监管和直接监管的责任主体。

从长远来看，发展场外交易并不限于发展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和产权交易所，修改《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只是第一步，细化完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和产权交易所甚至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定，也将是制度保障必不可少的步骤。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