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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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的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属于生产问题；垄断资本之间相互瓜分剩余价值则属于分配问题；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相互交换、工人和工人之间相互交换等；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可以研究生产力。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各类问题是以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间的基本矛盾为出发点的。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完成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充分利用过程，以最大化满足人类无限欲望，即解决资源稀缺性与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成为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及研究任务的各不相同，每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和过程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经济模型和经济数学分析。

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建国几十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对经济学渊源的探讨，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思考、敢于突破理论禁区的创新精神和勇气，也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辨证态度，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兼收并蓄、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博怀，这些都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对待理论知识指明了方向。

(二)西方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有所改变。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批判是不妥的，应该在总体上学习，有分析地运用。许多学者，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知道微观经济学要解决价格机制如何配置资源、如何协调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学要解决如何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等等；这些比较实用的问题，正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十分注意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问题确实对我们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展望两种学科的未来发展前景

(一)增强经济学的实用性，强化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根本不同的阶级实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为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这一基本点上是相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同其服务的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辩护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把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核心课题，重视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力图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做出理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谋取最大经济效益。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除了仍然重视其在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地位外，在我国无产阶级统治地位完全确立，历史任务主要是建设而不是革命的条件下，更应该重视其建设性研究，不断增强其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功能。

(二)对经济学中的部分内容要重新认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知识、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等科学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现代化企业管理中去。而这些新的认识却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所背离。因此很多学者对劳动价值论产生质疑，甚至诋毁经济学已经过时。这些矛盾看法表现在我国现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发生这种抵触并不奇隆，因为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科学技术等并不能创造价值。为了要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对劳动价值论，对经济学重新认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即依据实践去发展理论，这才是真正坚持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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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加速器 宏观经济波动 货币冲击

我国金融政策积极地保障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不断增加。随着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不容忽视。通过本文的我国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实证研究，具体计算出各个金融变量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全面分析我国金融加速器的特征与规律。以上研究结果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准确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依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Bagehot（1873）提出了银行信贷量是引发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的金融因素。Aftelion（1913）第一次提出了像这样经济冲击能够被加速和放大的状况。Haberler（1937）在对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研究中，发现了金融市场中有可以放大冲击的效应存在。muelson（1939）提出了传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观点，增加消费或投资对国民收入的提升有推动作用。Christiano等人（2004）估计了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的金融加速器效应。Jacobsen与Hammersland（2008）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对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了检验。Nadeau和Wasmer（2011）验证了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Gatti和Gallegati（2012）建立了一个信贷网络，该网络包含了银行体系以及上、下游企业。

（二）国内研究现状

蒋冠（2004）在微观基础上，利用金融摩擦理论，分析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龚六堂和杜清源于震，刘森以及赵振全（2007）对我国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了验证。袁申国（2010）研究分析了我国不同省市的房地产信贷市场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差异。崔光灿（2011）通过在BGG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两部门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研究了我国资产价格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汪川、周镇峰以及黎新（2012）在DSGE模型中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分析了我国信贷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非参数模型

设Y为被解释变量，X=（X1，X2，…，Xd）为解释变量，给定样本检测值，假定（Yi，Xi）独立同分布，建立非参数回归模型：

Yi=m（Xi）+σ（Xi）εi，i=1，2，…，n （1）

其中m（·）是未知的函数，m（Xi）=E（Yi|Xi），εi是均值为零，方差为1，且与Xi独立的序列，随机误差项μi=σ（Xi）εi，其条件方差为σ2（Xi）=E（μ2i|Xi）。

窗宽hn>0，核权函数K■（u）=h■■（uh■■），核函数K（u）？叟0。回归函数核估计的渐近方差随着窗宽减少而增大，渐近偏随着窗宽减少而减少。所以，非参数估计就是在估计的偏和方差中寻求平衡，使得渐近均方误最小，渐近均方积分误差，AIMSE=？蘩AMSE（x）dx，最小化渐近均方积分误差，得到最优的全局窗宽为：

h■=■n■ （2）

其中，A=？蘩■dx，B=？蘩2D■■（x）D■（x）f（x）■+trH■（x）■dx。

使得AMSE（x）最小的核函数为使式R■（K）μ■■（K）达到最小的核函数。

三、实证分析

金融加速器效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个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既可能是线性的，也可能是非线性的。这时基于线性设定的回归分析模型可能存在较大误差。本文建立非参数模型来考察金融加速器机制中各金融变量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

（一）变量选取与处理

本文中所采用的变量有：产出、消费、投资、价格水平、M1、M2以及金融机构贷款额。

（二）实证结果

1.货币市场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产出（GDP）分别对M1、M2的线性以及非参数回归结果如以下四图所示：

图1产出对M1的线性回归 图2产出对M1的非参数回归

图3产出对M2的线性回归 图4产出对M2的非参数回归

图1、3为产出对M1、M2的简单线性回归，图2、4为非参数回归。可以看出，非参数回归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简单的线性回归，拟合值更接近于实际值，因此采用非参数回归方法能够得到更精确的回归结果。

非参数回归模型的斜率在不同的时点是变化的，因此以上非参数回归方程在每个时间节点都对应一个相应的斜率估计值。产出对各个金融变量的平均弹性系数的估计值。M1增长所导致的产出增加的弹性系数为0.4094，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M1增长一单位，能够导致产出增长0.4094个单位。而M2与金融机构贷款增长一单位，仅能分别带动产出增长0.0027和0.0050个单位。这说明在我国金融市场中，M1的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最为明显，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着重考虑M1因素，以更好的传导货币政策，保证产出的平稳增长。

2.信贷市场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产出、消费、投资以及价格水平分别金融机构贷款额的线性以及非参数回归结果如以下图：

图5产出对贷款的线性回归 图6产出对贷款的非参数回归

图7消费对贷款的线性回归 图8消费对贷款的非参数回归

以上图分别为产出、消费、投资以及价格水平对金融机构贷款额的简单线性回归，同样的，非参数回归的拟合效果更优于线性回归，其拟合值更接近于实际值，非参数回归方法能够估计出更为精确的回归系数。

以上四个非参数回归方程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对应着不同的回归系数，我国信贷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货币市场更低。信贷规模增加一亿，能够分别拉动产出、消费和投资增加0.0050、0.0021和0.1676个单位，而信贷规模增加一万亿，能够拉动价格水平增加0.0746个单位。因此，在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金融政策方面，应更多地考虑货币市场，特别是M1因素，而可以相对减少对信贷政策的依赖。

四、结论

第一，我国货币与信贷市场以及企业资产的变化能够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其中，企业资产的影响作用较货币和信贷市场更为明显。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经济政策中应更多地考虑企业因素。

第二，在我国的货币和信贷市场变量中，其中M1对产出、消费以及投资的影响相对较大，金融机构贷款额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对M1的宏观调控应是我国货币政策中最先被考虑与重视的工具。

第三，我国货币、信贷市场以及企业因素对产出、消费、投资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很小。因此可主要通过对金融市场及企业资产的调控实现产出、消费以及投资的稳定增长，而不会使价格水平产生较大变化。

参考文献

[1]Bagehot Walter.Lombard Street：A Dese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J].London：Henry S King Co，1873.

[2]Wicksell Knut.Interest and Prices.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M].1898：11-44.

[3]赵振全，于震，刘森.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存在吗？[J].经济研究，2007，（6）：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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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创时期的人口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人口经济学刚刚在国内兴起。由于处于初创时期，学界多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以对人口经济的理论研究为主，注重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结构体系等。吴忠观（1981）在对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与人口变动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王向明（1982）更是直接对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做出了解释，认为在中国应要高度重视两种生产之间协调性的调整。张国平（1984）从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角度，谈论了人口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张文贤（1985）从人口投资与物质投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并将人口投资区分为积极的人口投资和消极的人口投资。彭松建（1987）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理论和人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做出了总结。 

2 90年代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90年代，人口经济学的视角逐渐聚焦于微观层面，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与80年代大为不同。李建军（1992）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的关系，论证了建国后不同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人口素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李涌平（1995）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口数量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认为消费人群会通过市场供应弹性影响需求，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消费品计划；并分析了供应弹性在人口与消费关系中的作用。宋楚珠，张友干（1996）利用对陕西农村的调查数据，结合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对被调查地区孩子的历史成本变化做了分析，并得出孩子的效益观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的结论。郭志仪，卢平（1997）运用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西北地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人口素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3 进入21世纪后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人口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涉及领域也得以扩展。姜向群（2001）根据我国1990年简略生命表的人口结构，估计出我国人口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并通过建立模拟量表的形式，观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经济价值，揭示了老年人的价值特征，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等一系列观点。陈楠，林宗坚（2006）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的方程组模型，并引入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探讨了人口数量、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张新平（2008）对传统的效用函数进行改进，建立了一个循环经济效用分析模型，通过分析环境资源状况和物质产品与人们获得的效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技术进步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循环经济带来压力等结论。李通屏，郭熙保（2011）从人口与内需关系的角度，对人口因素变化的内需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和国际银行2008年的数据对消费率的基本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扩大内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有较大影响。蒋伟（2015）利用1991-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能够对通货膨胀率作出解释；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通货膨胀会受到抑制。 

四、结论 

（一）主要成就。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献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人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学科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的变化特点。首先，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初创时期我国的人口经济研究多集中于对理论的探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对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人力投资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其次，研究方法更为多样。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人口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采取了实证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工具更为先进，研究更加具体。再次，研究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许多人口经济方面的研究是结合实际问题开展的，应用性更强。 

（二）主要问题。虽然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忽视了理论研究。人口经济学是建立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而近些年研究过于注重实证和模型，忽视了对理论的探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支撑而显得苍白，这也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次，对人口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关注度不高。虽然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著作和成果，但从整体的研究情况看，大多数还局限于对现象和问题的探讨，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因此，未来我国对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和学科建设的系统论证，弥补发展过程中暴漏出的问题，使之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 

参考文献 

[1]吴忠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人口经济学[J].西北人口，1981，（3）：41-47. 

[2]王向明.两种生产的理论是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两种生产的比例是最基本的比例、更高层次的比例[J].人口研究，1982，（2）：27-28. 

[3]张国平.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问题[J].学习与探索，1984，（4）：101-104. 

[4]张文贤.人口投资·物质投资·智力投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6-10. 

[5]彭松建.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J].人口与经济，1987，（5）：55-61. 

[6]李建军.我国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2，（5）：6-9. 

[7]李涌平.论市场经济下人口规模对市场需求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1995，（5）：35-39. 

[8]宋楚珠，张友干.中国咸阳部分农村孩子成本与效益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6，（5）：13-22. 

[9]郭志仪，卢平.人口因素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济管理研究，1997，（2）：32-34. 

[10]姜向群.对老年期价值变化的人口经济学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7（4）：1-8. 

[11]陈楠，林宗坚.人口总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动力学研究[J].测绘科学，2006，31（4）：14-16. 

[12]张新平.循环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理性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2008，（9）：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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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创新 创新阻力 创新对策

一、引言

区域创新是指一个地区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相结合形成新产品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等众多领域。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企业是该区域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创新的推动力。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和中央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落实，河南省在实施“十二五”计划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求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这在全省农村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河南省农村地区一方面在努力脱贫，另一方面也在寻找跨越式发展，无论是脱贫还是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都需要结合全省农村地区实际开展区域创新。

二、河南省农村地区区域创新背景及意义

河南省是中国农业大省，农村居民占全省人口的60%。2011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04.03元，低于全国6977元的平均水平，同样低于全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194.8元，农村恩格尔系数为36.1%。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农村居民的吃穿花费占比高，这些都是省内各地区存在着的事实。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农村地区必须探索区域创新对策。同时，河南省农村地区实施区域创新战略，对落实中部崛起战略和更好的实施全省“十二五”计划具有重要意义。

三、河南省农村地区区域创新阻力

（一）农村有效需求不足，市场范围较小

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城乡二元结构很明显。并且对于多数农户，衣食方面支出占了绝大部分，其他娱乐性支出甚少。河南省农村产品消费对象是农户自身和周边县区居民，国内和海外市场对本地本村某些特色产品的需求，由于信息交流不畅、交通不够发达、远距离运输保鲜技术差等原因不能成为有效需求。

（二）生产要素水平仍需提高

现在河南省多数农村及农业劳动者基本上是靠祖传及自身积累的劳动经验从事简单农业劳动或简单建筑、搬运劳动。农村地区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仍然偏少，2011年河南省农村地区平均每百户农民拥有收割机1.43台，农用机械12.64台；技术人才的短缺，使农村生产率水平难于提升。

（三）缺乏先进的产业组织

2011年，河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512.24亿元，占GDP的13%；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6218.6亿元，占全国的7.65%。2011年，河南省的农业劳动力为5353万人，占全社会劳动力60%以上，过多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事低效的农业；河南省多数农村地区没有农民创建自己的企业，已有的农村或乡镇企业多数都是家族企业，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河南省农村企业多为小食品加工和简单的手工制作等初级阶段生产组织，缺乏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四）软硬环境有待改善

河南省农村地区的软硬环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缺陷，硬环境可以从农村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来看，软环境又包括行政制度、组织方式、法制环境等方面。

从基础设施方面说，村镇建设普遍缺乏全面规划，绝大多数居民住房杂乱无章，乡镇道路、废水垃圾处理、公用文体设施和商业设施等等几乎都处于无序状态。同时，农村环境污染严重，主要包括使用化肥、农药而致的土壤污染和生活、生产垃圾乱倒乱放而导致的居住环境污染。

在软环境上，从行政制度来看，河南省农村基本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自行改造住房，使得乡镇缺乏统一规划，并且很多村干部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办事过程中显现官僚作风。从土地承包制度上来看，缺乏对高度分散的承包农户的有效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农工商组织未能发挥力量。从社会保障制度上看，河南省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等已具雏形，但是由于这些制度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实施效果不是很理想。从法制环境上来看，多数农村居民迷信守旧，观念落后，缺乏创新精神和法制观念。

四、河南省农村地区区域创新对策

河南省农村地区由于存在产品需求、生产要素、产业组织和软硬环境等方面的阻力，决定了河南省农村的区域创新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在对河南省农村地区实施区域创新的过程中，由于有些地区的特殊条件，需要实行差异化处理。比如，对于大中城市的远郊农村、小城市的近郊农村以及资源禀赋较好的中心乡村等重点区域，需实行优先创新。整体来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创新对策：

（一）市场需求方面：开发城市和外地需求，扩大农业产品市场范围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民对当地农产品的需求；优先发展连通城乡的交通，比如河南省每个乡村都要保证到达就近市区的公路里程数达到一定标准，政府应该承担乡村公路的维护和修缮；积极扩展农产品、农村特色产品、农村手工艺品的外地市场，盯紧离本地区较近的大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生产和及时供应城市居民所需的新鲜农产品和农业休闲服务；在当地和上级政府的支持下，可以举办和参展农业、农产品博览会，及时将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推向全国和国际市场。

（二）生产要素方面：培养农业高级技术人员，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

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使百户农民拥有的农用机械数量更多；保证在每个行政村都能够有就近的技术推广中心和良种供应合作社等，大量引进国内外成熟的农业技术，引进优良的生物和作物品种；积极发展面向农村和农业的中等职业教育、大专层次的职业教育，全面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素质，从根本改善农村劳动力质量；鼓励本土高学历人才和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为这些创业者提供优惠政策支持。

在重点农村地区率先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和提高这些地区的大学入学率；建立与附近城市的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密切联系，创办流动大学，开展高水平文化及新技术的培训；采取多方出资方式，在新城区率先建立现代农业基地。

（三）产业组织方面：发展特色优势农村产业和与城市配套的延伸产业

积极发展利用当地资源的加工业，特别是特色农产品、特色中药材和特色矿产品的深加工，提高本地资源产品附加值；积极发展针对城市居民需要的观光农业、体验式农业，根据河南某些农村地区的悠久历史，开发文化旅游村落或特色乡镇；对重点区域，率先全面规划建设具有中原特色、人文特色、生态特色的新城区。

在重点区域，将已有基础的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做大做强，做精做细，以适应本地、外地、海外的市场需求；同时，积极发展都市农业，为附近的大中城市服务，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建成工厂化农业。主动建立与本地区及外地大中城市的经济合作关系，发展大中城市主导产业的配套产业，从而形成配套产业集群。

（四）软硬环境方面：合理规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环境；规范农村法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系统

政府投资建设和改造河南省农村生活用水管道工程，保证农村生活用水安全；进一步改善农村电网、路网改造，使农村居民在用电高峰期不至于拉闸限电；统一规划乡村排水、排污设施，建成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站，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农村一个或多个行政村建设城镇标准居住小区，配套建设相应的文艺、体育、教育和娱乐设施。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农村乡镇政府的管理权威和管理质量。鼓励和吸引当地大学生回乡当村官，增强乡村干部服务意识，用所学知识为当地寻找创新发展道路，带领当地农民致富。

建立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障制度、最低生活费保障制度，为村民的生存解除后顾之忧；维护农村治安管理，向村民宣讲法律，鼓励村民树立法制观念。

参考文献

[1]黄志亮.区域创新阶段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7（12）：1-4.

[2]杨凤阁.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分析与发展策略[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01）：24-29.

[3]黄志亮.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述评[J].当代经济研究，2008（08）：21-25.

[4]郑广华.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策略选择[J]. 现代管理科学，2010（08）：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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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博士后　管理创新　劳动经济学

论文摘要 公民的智力是一种国家资源，其重要性胜过所有其他的自然资源。博士后制度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产生流动，另一方面是要锻炼和选出更优秀的人材，对高校博士后要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博士后是一个很好的师资培养和储备渠道。

博士后制度是指在国内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或大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留学人员创业园和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设置一些特殊职位，挑选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年轻人员在规定的期限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指在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的某个一级学科范围内，经批准设立的可以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组织。博士后是指经批准并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注册，在流动站或工作站里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的人员，不列入正式编制，研究期间一样计算工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待遇外，还享受同本单位正式职工一样的各种待遇。博士后的科研工作往往具有探索、开拓和创新性质，博士后作为国家高精尖人才和科研创新生力军，其创新能力与水平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 高校博士后管理现状及特点

博士后制度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和学术带头人，使年轻的博士从一个非独立的科研工作者成长为一个能自我选择研究方向、独立组织科研活动的学术带头人，探索了新的用人机制，在传统体制中开辟出高级人才培养的一块特区，突破了传统人事管理在户籍、人事关系、职称评定、人员编制、学科交叉等多方面的限制，促进了我国高级人才的合理流动，在培养和使用好人才的同时，吸引、稳定和储备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我国成立了由人事、科技、教育、财政等有关部门领导和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制定规划和宏观政策并协调有关工作，体系独立，统一规划与管理。设站单位和专业都是根据国家经济、科技、教育以及国防事业发展的要求而设，博士后招收数量与研究生教育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需要相适应。在招收方式上，由国家公费资助，发展到自筹经费、依托项目、企业招收等多种形式。把海外留学博士和国内优秀博士引导、调配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引导其承担和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凝聚和吸引人才，在使用中培养人才，把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结合起来。

我国博士后的界定明确，管理统一和规范，招收方式主要是由一部分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接受国家、省的资助，设定岗位，自主决定人选和研究课题。博士后制度规定博士后工资标准略高于同资历的固定工作人员，国家还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博士后研究人员创造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博士后制度有配套的管理体系，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与设站单位的双向互动模式，保持了较高的工作效率。主管部门采取统一管理现有设站单位和在站博士后的方式，规定一致，报批备案，监督管理，总控质量，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效果。然而，目前管理没有考虑流动站自身情况，经费也一视同仁，国家资助的比例仅占博士后在研人员的30%，有些博士后为经费而设定研究方向，学术自主性受到抑制，具有重大理论的科研课题得不到重视。缺乏与之配套的评估体系，统一的指标体系并未考虑到各流动站、各学科专业本身特点。

我国博士后制度于1985年开始实行，是在借鉴发达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经验的基础上诞生的。美国的博士后制度最初的目的是培训青年学者和推进科研，是在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一套为大多数人认可的习惯做法，招聘和管理模式多种多样，研究期限、考核制度、工资待遇和经费来源形成多样化。管理宽松灵活，注重竞争和自我约束，博士后期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良好评价和推荐，以便找到合适工作。中美两国博士后制度都是为了加强科技研究，培养和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年轻研究人才，研究课题大多代表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或多或少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博士后相对独立或在高级研究人员指导下半独立地进行工作，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然而也有差异，美国政府不介入直接管理，仅在经费投向、科技政策以及在官方机构设立的博士后项目上发挥导向性影响，招收机构的发展方向和规模受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调控与制约。

目前，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博士后所增款项最多，成就最大。心理学、社会科学博士后投资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博士后数量增长有限，提供的资助也不多。部分设站单位在招收博士后时主要考虑该博士是否从事过本单位需要的研究工作，较少从学科的交叉、人才的培养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创新等方面去考虑。博士后获得的资助大量减少，影响博士后的创造热情，对科研成果重数量和理论水平、轻推广应用和市场需求，落后地位的一些学校由于地理位置或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的因素，对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较弱。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期刊的影响因子并不是太高，专著和奖项较少。

2 博士后管理效率提高

劳动经济学研究活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随着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劳资雇佣关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劳工政策通常包括：工资标准及最低工资的制度，劳动时间的规定，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就业的指导，职业技术教育，劳动条件的监督，劳资纠纷的调解，工厂法、工会法、罢工法、劳资关系法等等。劳动经济学研究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力的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工资及劳动效率等等。博士后显然也是很好的劳动力，而且是国家创新的主力。

加强对进站人员的质量监控，对于预期有创新性、能达到一定的科研目的予以进站，进站前明确研究方向，避免进站后造成研究目标与合作单位不符，造成资源浪费。对于申请做博士后的人员，严格审核其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以及研究计划，博士后批准进站后及时开题，一年后组织中期考核，中期检查过程中，要指出博士后研究中的问题并帮助其及时解决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期满两年后对其进行出站学术评议。建立科研硬环境和软环境相适应并有机融合的良好环境，促进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提高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感召力与吸引力，培养博士后的科研创新能力。博士后联谊会由博士后组成，它反映了博士后的诉求和利益。目前，除了各高校自己组织的联谊会外，以省市为单位，也组织起了联谊会。每年一次的博士后联谊不能满足学术交流的需要，可以通过短期的博士后互访活动，给研究领域相近或相仿的研究人员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通过学术报告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教授举行讲座和专题报告、举办博士后科研进展报告会与论坛，支持博士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搭建中国博士后的国际交流平台。

对博士后的评价，要有动态分类的评价指标体系。在站基础时间为两年，可根据课题性质及任务量来适当调整博士后在站时间，鼓励博士后加入学校科研团队申报攻关课题，博士后要有问题意识，以创新为己任，要有新的思维、理论、观点、角度和方法，学术研究需要开放，鼓励流动站之间的交流。在大科研平台中建立博士后创新团队，让优秀博士后在创新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

健全制度保障学术单位的管理权限，扩大学术自主范围，各流动站或工作站可以设定相应的章程和规则，形成自主学术创新氛围。对博士后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包括管理对象的特殊性、管理流程和方法，建立博士后工作管理人员交流平台，加强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门与各站管理人员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提高管理人员工作水平。给高校更大的自主权，健全国家、地方和设站单位分级管理体制，形成权责明确、分工科学、运转协调、管理规范、服务周到的博士后工作分级管理体制。随着博士后发展规模的扩大，不断增加国家财政投入是博士后事业发展的基本保证。采取灵活多样的薪酬形式，实行基本工资和激励工资相结合，通过项目负责制参与科研成果分配。打造多元化的科研经费投入主体，保证科研经费落实到位。加大省级政府投入，划拨专项资金支持博士后工作站，高校从经费中投入一定资金，作为博士后招收培养的专项基金。通过多种途径拓宽投入渠道，吸引企业研发资金、风险资金和民间资金注入。

建立科学的博士后管理机制，强化过程管理，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和科学的评价机制。从课题评估入手，把博士后考核与目标管理结合起来，将中期考核与评估结合起来，建立匿名通信评审机制，根据不同学科、不同课题设置不同的考核标准。从事基础研究的以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为主，从事应用研究的应有专利申请或提出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从事开发项目的应实现专利申请、成果转化及一定的经济效益。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科研质量评价机制，强调研究的质量及后续性。尊重实事求是的原则，允许博士后对在站研究课题进行试错，鼓励创新。健全科研工作制度，拓展博士后课题研究的空间，实行弹性工作制。制定博士后定期交流制度，完善博士后配偶及子女的户籍、就业安置政策，建立灵活多样的户籍绿色通道，探索博士后配偶就业的货币补偿安置的市场化方式。

3 优秀博士后转为高校师资

博士直接进入工作岗位，容易造成人力资源高投入、长周期培养的不良配置，高校可以通过建立灵活开放的博士后人才流动机制，采取柔性流动方式，促进高层次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博士后制度适应了国家促进高级人才流动、学术交流，促进交叉学科发展，博士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人才培养功效和其所特有的流动性、针对性、时效性、机动性等特点，满足了我国高级人才培养和使用及科研活动的要求。博士后导师大多数是大学杰出教授，为博士后人员提供教育和科研训练有着浓厚的兴趣，博士后大多来自其他大学，给系和研究小组带来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技术。博士后能够在非正规的讨论或书面的系统讨论中给同行诸多启示。博士后有热情，有时间和研究能力，博士后成为大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博士后能使一组精英青年，增加研究训练的深度和广度。博士在学术活跃环境中，经二至六年独立工作渐趋成熟这些精英就能够得到适合的大学长期教师职位。

加强博管办与导师博士后共同管理，博管办作为管理工作的纽带，为博士后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多提供方便。博管办主要负责博士后进出站、中期考核等手续的办理和日常管理，流动站则负责博士后科研等方面的工作等。突破计划模式，某些具体审批权限，应从国家下放到省市，进一步下放给招收单位并提高工作效率，调动招收单位的积极性。推行以重大科技项目为依托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积极发动有条件课题组自筹经费招收。

鼓励博士后从事跨学科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技术手段互相借鉴和利用，促进相关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拓展学科研究的新领域。国内派出留学生颇多，获得博士学位回来后需要一段时间了解国内现况，国内单位也要了解他们的情况，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在国内工作一年后，可允许再次到国外做博士后，以保持与科学前沿的接触。引导和鼓励博士后参与重大工程项目、攻关项目、基础理论研究，对基础性、原创性、重大公益性研究加大资助力度。统筹兼顾，通过政策倾斜扶持西部地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的博士后事业发展。重奖获得重大技术发明、科技成果转化取得重大效益的博士后，激励博士后从事前沿性、创新性的科研项目。

博士后正处于思想最活跃、最容易出科研成果的黄金年龄段，富有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总之，应用劳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建立完善管理机制和设定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博士后就有优先就业机会，在高校、科研机构或一些企业预留一些职位给优秀的博士后，鼓励博士后积极向上，免去博士后后顾之忧。采取人才柔性流动方式，为设站单位发现、选拔优秀人才，博士后人员了解、适应设站单位的工作环境与人文环境提供了机会，促进高层次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优秀博士后设立学校、省或国家级优秀博士后奖励基金，在职称评定、住房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充分调动博士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积极性。高校博士后管理工作立足于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博士后管理创新的重点在管理体制创新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激发博士后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促进博士后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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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丹华.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制度分析[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32.

[3]徐静.高校博士后管理面临的问题和对策[J].扬州大学学报，2006(6):30-31.

[4]张斯虹.我国博士后制度管理模式:问题与展望[J].高教探索，2005(4):40-42.

篇6

关键词：使用价值；流通；分工；基础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F035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9-05

作者简介：张得银（1979-），男，江海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产业组织理论、流通经济；陈阿兴（1964-），男，江苏溧阳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流通经济；丁宁（1979-），男，安徽东至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流通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流通创新与现代商贸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1CJY071。

尽管流通理论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与主流经济学已取得研究成果的厚重相比，流通经济学及流通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则太显单薄，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流通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基本范畴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对于流通意识的淡薄，对于流通在社会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忽视可能是最主要的。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生产目的”的描述：“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的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尽管在前古典经济学中就可以追寻到流通与生产、消费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三位一体”的思想，然而流通却与“生产的目的”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主流经济学发展历史中被忽视（或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流通理论研究始终游离于主流经济学的边缘，散落于一些与流通相关的理论中，流通经济学未能发展并建立完整、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框架。

本文对流通地位与作用的思考，沿着建立和完善流通经济学学科体系和促进流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融合的逻辑思路，回归斯密的分工和市场理论起点，从使用价值的研究视角探求并剖析社会再生产的本质和社会经济运行的根本规律，论证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流通保障社会经济顺畅运行的决定性作用。

一、流通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演进中沉浮

流通在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流通起源、流通缺失和流通回归。

（一）流通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对分工和使用价值的认知

1. 前古典经济学对分工和使用价值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布于色诺芬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公元前326）和柏拉图《理想国》（公元前387-386）。色诺芬在研究奴隶制度下的自然经济问题中，发现了物品具有使用和交换两种功能，并且从使用价值的视角考察了社会分工问题，提出劳动分工的必要性，分工可以提高产品质量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每种物品都具有供直接使用和与其他物品相交换的用途，并且说明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货币对于一切商品都具有等同关系），阐释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历史；柏拉图从人性、国家组织和使用价值的生产等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

2. “重商主义”对货币、生产与财富的专注。15-18世纪，安徒安・孟克列钦（1615）、安东尼・塞拉（1613）、托马斯・孟（1621）等注重考察货币在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将货币（金银）看做是一国财富的主要来源，提出“多卖少买”、“控制进口、扩大出口”等积累国家财富，减少财富流出的贸易思想。尽管“重商主义”的专注推动了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但是经济学的研究从此开始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流通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3. 古典经济学对价值创造，分工与生产、流通问题的研究。威廉・配第在《赋税论》（1662）中最早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思想，并且将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流通转入生产领域；布阿吉尔贝尔（1697-1707）在配第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创造财富，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的观点；魁奈（1747、1758）分别提出自然法、自然秩序的概念，并且用生产经营活动分析资本的流通和社会再生产问题；亚当・斯密（1776）在批判“重商主义”将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基础上，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对流通和生产问题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大卫李嘉图（1817）发展了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并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其结果导致国际贸易问题此后更多地被主流经济学所关注，但是对于绝对优势的忽视却进一步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割裂开来。

（二）流通缺失于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组织及交易的过度抽象

新古典经济学起源于以W.S.杰文斯（1871）、C.门格尔（1871）和L.瓦尔拉斯（1874）为代表的三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起的边际主义革命。然而，也恰恰是边际思想也最终导致经济学的发展彻底偏离了斯密的分工思想。此后，以马歇尔（1890）、凯恩斯（1936）、萨缪尔森（1948）等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发展并形成了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这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此转变为基于供求分析的资源配置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在一个虚拟的市场中存在“纯生产者”和“纯消费者”的基本假设直接使得企业、组织和交易等关键性问题被过度抽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活动成为无摩擦、无损耗的理想化概念。从此，流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毫无意义，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流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缺失”了。

（三）流通回归于制度学派和新兴古典学派对交易与分工的重视

1. 制度学派对交易、组织等问题的重视。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企业、市场和组织问题的过度抽象，不仅使对流通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断层，也导致新古典经济理论在面对更为复杂的全球经济问题时越发的捉襟见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系列非主流经济学流派迅速得到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组织、交易和企业等问题的研究。以凡勃伦（1899、1904）、康芒斯（1934）和密契尔（1913）为代表，将制度作为经济研究变量内生化，将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其中，康芒斯对于交易的分析，可以洞察出他对流通问题的关注。继康芒斯之后，科斯（1937）在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并且分析了企业存在的价值；在科斯思想的引领下，诺斯（1990）、威廉姆森（1997、2002）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契约理论，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制度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尽管制度经济学、新制度学派将组织、企业、产权、契约等与流通相关的交易问题纳入其研究领域和范畴，但是其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仍然偏向企业组织与激励问题，对与市场组织关系密切的流通问题的关注仍然不够，流通研究仍然徘徊在主流经济学的边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对分工与市场理论的重视。20世纪80-90年代，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基本观点的基础之上，引入超边际分析方法，重回斯密的分工和市场理论起点，在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的理论假设之后，提出了“生产者―消费者”假设，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主流、非主流经济学派融为一体，构架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基于对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①的研究，从分工的视角解释了城市的出现、中间商的发展、交易层级结构的演进、国内贸易如何发展为国际贸易等重要的现代流通问题。新兴古典经济学完美地将“分工和市场”结合在一起，继承了斯密的分工思想的精髓，将经济学从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重心拉回到研究组织问题，实现了主流经济学的回归，使得流通研究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流通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目前的发展而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仍然停留于生产和消费，对于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流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作用的认识仍然不足，相关的研究也较为单薄。

二、流通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演进与在中国的发展

（一）马、恩关于流通理论的研究

关于流通，马克思说：“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提出，流通的基本含义就是流通交换价值（产品或劳动），而且是那种注定成为价格的交换价值。并不是所有的商品交换（比如物物交换、实物献纳、封建徭役，等等）都构成流通。流通是以价格为前提的商品交换的一系列活动形成的交换行为体系。马克思在关于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交换，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交换。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3]。

马克思沿着萨伊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研究思路，吸收并继承了他们关于社会再生产“四要素”的合理部分，秉着发展的眼光阐述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下四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发生不断变化的观点。马克思关于流通问题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交换――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一般换。马克思的在《资本论》中专门对“资本”、“资本一般”做了详细的论述，并且论述了资本一般是流通一般最重要的问题。然而，由于马克思秉着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立场研究社会再生产和交换问题，其核心和重点仍然以考察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问题，关于流通及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明显不够；认为交换（或者流通）本身不创造价值，只是承担着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介职能，这些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和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学者在对其流通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二）马、恩的流通理论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

由于众多历史因素的合力作用，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在中国的建国初期并没有得到较好的传播，相反却较长时期充斥着“无流通、轻流通”的观点，严重阻碍了社会再生产的有序循环和社会经济的顺畅运行，不仅大大阻碍了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也导致流通理论的发展陷入了“冰河时期”。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终于打破了“流通”的“冰封”，流通理论在国内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研究的范畴和主要内容等也在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基础之上获得了巨大的拓展。

1986年全国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就流通范畴提出了“一重、二重、三重、线性和立体”流通观的认识，并就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提出了生产决定流通论、生产流通并重论和异位论、流通中心论和流通决定生产论等观点。杨昌俊（1987）提出了“生产流通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的观点；杨承训（1988）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陈学工（1989）再次提出“流通决定生产论”；王绍飞（1990）提出了“生产决定商品流通，资金流通决定生产”的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流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作用的日益明显，徐从才和陈阿兴（1995），高铁生（1999）将流通上升到产业高度，提出了“流通产业论”；刘国光等（1999）提出将商业由末端产业发展为先导产业，充分发挥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作用的“流通先导论”；黄国雄（2002，2003，2005）、洪涛（2004）分别提出了流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先导作用，而且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基础产业的观点。

三、社会再生产的本质――使用价值再生产

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作用下，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升级，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经济阶段跨入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以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商品经济阶段。分工使得早期的物物交换发展为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交换，社会生产发展为以交换为目的的扩大化再生产。社会再生产主要由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三部分构成。其主要的经济关系就是由生产者、流通者和消费者以及各种为了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经济性、社会性关系。基于此，经济学的研究应以社会一般再生产过程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关系和要素配置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目的就是为了协调、处理和解决这些活动中遇到的各种两难冲突。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中都只注重生产和消费问题的研究，却忽视了生产与流通、流通与消费之间的诸多经济问题。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面对各种不断出现的现实经济问题总显得捉襟见肘、进退两难，而非主流经济学派却可以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之外获得快速发展的根本性原因了。

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流通问题做了一定的研究和发展，也涉及到关于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然而他们都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忽视了使用价值的价值――使用价值是社会再生产的本质目标，使用价值才是联系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要素的核心纽带。社会再生产的根本出发点或者根本目标都是以使用价值为最终目标的社会性、经济性活动――即社会再生产是开始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发展于使用价值的流通、结束于使用价值的消费的社会性、经济性活动。更进一步，社会再生产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包括生产主体、流通主体和消费主体，以及各种不同的经济要素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都是基于使用价值这一共同的联系纽带，在其牵引下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换句话说，是人们对不同使用价值的追求（或不同商品带来的不同效用满足）为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提供了源动力。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本质上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流通―消费――再创造……再消费……”的过程。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本质也就是人类在不断追求更高、更好、更优级别的使用价值（效用满足）的过程。社会再生产是人类通过技艺与技术的改进、生产工艺的创新、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布局的优化和分工的不断细化（以节约交易成本为前提）来提升和调整社会再生产的商品品质、数量和品级，以满足人类追求更高品质商品所带来的效用满足的过程。

综上，社会再生产的经济本质就是使用价值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活动过程就是不同使用价值（商品是使用价值的载体）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不断循环的社会经济过程。社会经济运行的本质内涵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消费、升级、再创造、再消费、再升级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四、基于使用价值社会再生产的流通地位和作用

基于对社会再生产的一般性规律的分析及其经济本质的界定，对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在经济运行、再生产中的作用分析如下：

（一）流通的地位――与生产、消费构成社会再生产有序进行的“三驾马车”

社会再生产是使用价值的再生产，生产阶段厂商（生产者）通过对不同要素的重新组合、加工，生产出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这些不同的使用价值载体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约束，出于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需要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将使用价值从生产者一端转移到消费者一端。只有使用价值进入流通环节，通过流通业者的专业化劳动，才能够保证作为使用价值载体的各种不同种类、不同品质的商品能够及时、高效的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实现使用价值的时间、空间转移和产权变更，最终完成消费者追求使用价值（效用满足）的生理和心理体验过程。

社会再生产活动的本质就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的有机连接，三个环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流通、生产和消费共同构建了社会再生产的完整体系，三者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无论缺少哪一个环节，社会再生产都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由此可以认为，生产、流通和消费本质上就是维持社会再生产有序进行和保障社会经济顺畅运行的“三驾马车”②。

（二）流通的作用――使用价值的升华、传递与交易费用的节约

基于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流通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可替代性作用，结合使用价值社会再生产的本质特征，流通在保障社会经济和社会再生产顺畅运行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流通过程是凝结着流通业者劳动的价值增值过程。流通业者在将使用价值的载体――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的过程中，已经将其劳动凝结进被流通的商品之中，依据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这一过程必然导致该（类）商品的价值增加；另一方面，通过流通过程以后的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浮（相对于流通业者最初取得商品的时间点）也充分证明了被流通后商品的价值增加了。由此，商品在流通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内涵，流通业者的劳动凝结进流通的商品（使用价值载体）中，实现该（类）商品使用价值增值，使用价值在流通中升华。

2.流通过程是实现着使用价值时空传递、产权转移过程。表面上，流通业者在流通过程中通过投入工具、技术和劳动等要素使得商品从生产者一端转移到消费者一端，商品在时间、空间和产权（或消费使用价值的权利）上实现转移，商品价值通过交易得以实现，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社会经济得到顺畅运行。本质上，流通过程实现的是满足消费者追求并且消费使用价值，获取该使用价值所提供的生理和心理的（效用）满足的双重体验过程。流通实现使用价值的传递、转移过程，具体表现在使用价值在空间、时间、数量、产权关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信息、要素、资本等的转移和变化。

3.流通过程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矛盾运动的交易费用节约过程。流通不仅仅实现了使用价值的增值和传递，还在市场经济中承担着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功能――降低交易费用。依据斯密的分工和杨小凯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基本观点，流通过程一方面将生产者专业化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将流通业者专业化于使用价值的交换与传递，这一过程体现了流通过程是在流通与生产基于专业化分工而实现了交易成本最优化（不一定是最小化③）的社会性、经济性过程。

注释：

① “两难冲突”是杨小凯对经济学本质的核心阐释，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它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人如何权衡各种两难冲突做出决策，并且研究不同个人的决策之间如何交互作用产生某种全社会的两难冲突。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些社会上的两难冲突是如何由某种制度权衡折衷，产生个别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局面。因此，经济学不同于管理科学或决策科学，后者只研究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前者不但研究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且特别注重不同决策者之间的互相作用如何形成社会中的两难冲突，并通过权衡折衷，形成任何个别决策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局面”。

② 关于流通、生产和消费谁更重要的争论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即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出现三者之一相对于其他两者而言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会更多一些，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两个阶段就不重要，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位一体”才是根本，三者缺一不可。

③ 依据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分工与专业化更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却带来交易费用的增加，而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解决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因此，在社会再生产中当生产者自己生产并且自己进行交易的成本高于生产者专业于生产，流通者专业于交易的两者成本之和时，即为双方的博弈折衷的状态，此时已经达到了节约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后者的成本支出最小。

参考文献：

[1] 斌.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04-20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

[3] 徐从才.流通理论研究的比较综合与创新[J].财贸经济，2006（4）：27-35.

篇7

关键词：制度；相对独立性；无限否定性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延续和研究内容的补充，在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方面已显示出强大的逻辑力量。但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概念与制度变迁的动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方面的研究却相对甚少，基本上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与制度概念没有太多的联系，也就是认为对制度概念的研究与对制度变迁的动力研究是两码事。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将人与人关系视阈下的制度概念扩展到人与物关系视阈下的制度概念，并在这一扩展中重新分析制度变迁的动力问题，或者说制度变迁的原动力问题。同时也就阐明了制度视阈与制度变迁动力之间的不可分割性。这种转换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各种制度分析方法的整合，也能充实马克思制度分析的微观基础。

一、人与物的关系

人与物的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人对物的相对独立性，这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总根源。除了人类，其他一切无机和有机物都处于自然界的绝对支配中，体现了黑格尔所说的“自然的就是必然的”。唯独人类虽然肉身依然处于自然的必然支配状态，但人类的意识和精神却能打破这种必然而奔向自由。这里我们无意研究人的意识是如何摆脱自然的必然性的支配问题，但人类思维能力的存在使得人类能摆脱自然的必然束缚而拥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人类不再按自然界的规则简单的生活，而是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正是康德说所的“人为自然立法”。人类拥有这种独立性的关键在于人的大脑能够进行抽象思维分析。概念、判断、推理能力正是人类理性能力的具体体现，而人类的理性能力是有强烈意向性的理性能力，或者夸张点说，无意向的人类理性是不存在的。人类的理性是一种逻辑过程，大自然运行的过程也是一种逻辑，而且是必然逻辑，人类的理性逻辑只有符合必然逻辑才成其为逻辑。两种逻辑之间有巨大的不同，体现在几个方面：理性逻辑具有意向性与自然逻辑的无意向性的区别；理性逻辑有起点和终点与自然逻辑无始无终的区别；理性逻辑的道德性和自然逻辑的无道德性的区别；理性逻辑从属自然逻辑，但自然逻辑下必然性孕育多样性的能力给理性逻辑创造了空间，即给人的理性自由和意志的自由创造了空间，理性的自由是发现和运用自然逻辑的自由。人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是憧憬和想象的自由，而不是改变自然逻辑或自然法则的自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遵从自然逻辑下实现多样性的自由而不是实现绝对不可能事物的自由。

二、人与物关系中的制度概念

制度的起源根本在于人对物的相对独立性，人的理性能力不仅让人的欲望出现膨胀，而且满足欲望的手段和能力也不断扩大，欲望的形成和满足都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欲望在这里是中性词，突出强调人类需求的急切性和无止境性。欲望是广义的，泛指人类的一切需要，既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生产力是人类运用自然逻辑根据自身的意向性重塑自然形态的能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形成和满足欲望的形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欲望的层次也是不断提高的，就是人类无限的否定性――将非现实的变成现实的，将现实的变成非现实的永恒动态过程。人类这种无限否定性的欲望的能动性满足正是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动力。

这种动力既会改变人与物的关系，也会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与物的关系体现在人的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改变与人的关系是利益关系或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制度的起源和概念正孕育在这两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中。由于每个人都是具有理性能力的人，每个人获取物质利益的途径要么是向自然界索取，要么是对他人进行抢占或掠夺。在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每个人都是利益共同体，没有剩余物，不可能掠夺，因此是共同劳动向自然索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剩余物，人之间的利益出现分化和紧张，个人的利益空间逐渐出现和形成，一个群体内部和不同群体之间都可能出现杀伐和掠夺。当人们意识到妥协和和解更有利于大家的时候，制度就诞生了，制度是一个集体对每个成员利益边界的确立。这种利益边界的确立可以是族规、君子协定、可以是伦理和风俗以及法律法规等等。这种利益边界的划分对群体内的每个个体来说就构成了某种行为约束，这也就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利益的边界就会发生改变，也必然发生改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制度是对利益边界的确立，是对利益安排的产物，人与人关系中的行为约束和法则，是实现理性人自由的基本保障，是为获得更大自由的不自由，是人类欲望与个性不断舒张的必然结果。人类的文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制度的文明，因为制度是实现人之为人的阶梯，而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人的理性与自由，在于人对物的相对独立性。对比于制度的约束观，物对人也是一种约束，不同的是物对人的约束是硬约束，而人对人的约束是软约束，即有可调整性。硬约束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且不随人的意志而转变的，而人对人的约束的调整与改变相比之下是很快的，具有相当的主观性。当我们将制度概念放在动态中考察的时候，这两种约束我们都不能偏废。

参考文献：

[1]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篇8

“成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就谈不上成本。这个道理让经济学家找了至少一百年才找到，这还不算哲学家们在寻找“绝对价值”和“永恒”上面所花的时间。李嘉图被最聪明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好象从月亮上下来的人”，有着极不寻常的思维。尽管如此，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表明他仍然没有找到我们今天普通经济学课本上讲的关于成本的“庸俗”的道理。对永远不变的价值准则的追究毕竟是最具诱惑的一件事，就好象数学家至今还会被“无限”这个概念迷惑得废寝忘食一样。难怪黑格尔说，世界上若有“无限”的话，也只有“恶无限”。相对论以后，事情终于变得好一点，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价值”就因此而死了。找到目前这个“成本”概念并且作了最系统解释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其实并不是经济学家，他们自称是“学者”（scholar），是著名的“维也纳小组”里的学者，恩斯特。马赫、米塞斯、石里克、庞巴沃克、维特根斯坦、哈耶克等等。后三个人甚至还是亲戚。奥地利学派发动了经济学里的所谓“边际革命”，这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一场革命，我想我拿它引出这篇文章的主题，读者不会觉得乏味吧？！

古典经济学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寻找“财富”的来源。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威廉。配第，他说：“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而土地是它的母亲”。他的公式没有提供价值的衡量标准。生产一蒲式耳小麦耗费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还有土地的地力，土地折合成劳动力是多少呢？问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一个苹果加一个梨等于什么一样，得不到解答。李嘉图认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结论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实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连定义也还不十分清楚。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名噪一时的亨利。乔治写了《政治经济科学》，才明确定义了诸如“财富”、“价值”这类名词的经济学涵义。但那是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革命稍后，而且是为了反对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而写的一本书。“价值”的严格定义要等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法国数学家被他的法国导师推荐给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一般均衡”理论研究时才得到解决。这三个人先后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亨利。乔治明确但仍不严格的理论体系中，什么是“财富”？财富就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价值”？一个事物，只要它可以减少人在获取同等幸福时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它就有了价值。这个人能够节约的努力程度就是这件事物的价值。例如某甲允诺某乙在明天做某事，乙于是可以节省自己做该事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甲对乙的承诺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一种财富。当然，在一个言而无信的社会里，承诺的意义和价值就成了大问题，这也就是我在“金融热”（《读书》一九九五年四月）里讨论过的问题。但是甲对乙的承诺在完全不相干的某丙看来有没有价值呢？由于丙不能靠甲的这个承诺减少任何他明天为自己获取与今天同等的幸福的努力，这个承诺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价值。这是主观价值论的开始。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个主观价值论一定是荒谬的。我们怎能否认月亮在我们闭上眼睛的一瞬间就不存在了呢？同样地，我们怎能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以我们主观感受为转移的客观价值呢？我得承认，在贝克莱主教的“月亮”和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思想联系，那就是休谟的怀疑论。这个问题我在《主义与科学》（《读书》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和《传统与乌托邦-永远的徘徊》（《读书》一九九五年三月）里提到过，是理性的哲学基础问题，在这儿就没法多说了。主观价值论大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例如余秋雨写的“天一阁”主人范钦的儿子，面临两个选择，一个继承天一阁全部藏书，一个是继承万两白银。大儿子的选择是天一阁藏书，选择的代价是一万两白银，所谓“机会成本”，放弃的“机会”所值。如果他的选择是万两白银，则选择的机会成本或成本就是天一阁全部藏书的价值。同样的道理，一个中学毕业生如果面临两个选择：上大学，或就业，那么他上大学的成本就是他上学期间所放弃的工作收入的全部所值。类似地，自杀的成本是继续生命所值的全部；活得太痛苦就会想到自杀。可供选择的机会越多，选择一个特定机会的成本就越高，因为所放弃的机会，其所值随着机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港大的文凭随着香港的大学数目增加而贬值，同时，学生的时间随着香港劳工的日益短缺而增值。结果课堂里文静的气氛开始染上手提电话和传呼机的商业紧张。经济学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么个成本概念。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或哲学家（或人们加给他的其他什么家），但不是经济学家。据说他有一次“挤兑”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全部的内容可以在两星期内掌握。我猜他指的是“机会成本”的概念。说实在的，一门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掌握的科学，一定是简练到优美地步的学问，其基本定律一定如此有效以致根本用不到更多的假设和辅助定理，就足以解释整个世界了。如果我是赫赫有名的萨缪尔逊，我绝不会为此去和乔姆斯基辩论。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向经济学看齐，把理论提炼到可以在两星期内让一个清道夫掌握。这正是现代数学的“教父”，大卫。希尔伯特对数学的要求。

主观价值论的一个更深层的看法是，没有选择就谈不上有价值，没有选择余地的“机会”就不应当叫做机会，也谈不上机会成本。“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因此“身世”是没有价值和成本的。社会常以一个人的“身世”来判断其价值，那是因为伴随着他的身世，也许有一笔财富可供支配，而可供支配的财富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可以选择放弃这笔财富。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他“不得不”享受某种幸福，他不会感到“幸福”。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是因为他身不由己。绝望的人不会知道理想和美梦的价值。我曾经感叹北大荒我身边的那些“二劳改”的吃苦精神，却不曾意识到，对他们那没有选择的生活而言，“痛苦”是没有意义的。而我之所以感到了生活的困苦，是因为我还有选择的余地，我至少可以逃回北京。“不自由，毋宁死”。盛洪在他自己书的自序里提到经济学的人文精神，提到经济学不仅是学问，而且是做人的方式，对此我是有充分理由给以支持的。在主观价值论者看来，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当我们提到劳动的价值时，必须指明是谁的劳动，对谁而言的价值，以及价值判断的主体有什么样的选择。如果读者留意，可以发现我在《经济学的关键词》（《读书》一九九五年五月）里谈到分工可以节约劳动时间时，刻意避免使用马克思的“抽象人类劳动时间”。我只使用了具体劳动时间的概念。转

基于选择的成本，现代经济学研究选择的“效率”。这个概念是可以直接从选择的成本概念推导出来的。说一个选择是有效率的，是说这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说一组选择有效率，是说这一组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既然是机会成本，就一定是和其他选择或其他组选择比较而言。香港人到“街市”（相当于北京的农贸市场）买海鲜，例如一百元一斤活虾，他们一定要挑个儿大的，因为一斤个儿大的虾比一斤个儿小的虾价值高些，放弃个儿大的虾相当于提高了买虾的机会成本。追求有效率的选择是自利的人的天性，有的人，例如我，从来不挑，买了就走。那不是因为缺少自利心，而是因为一来语言不通，二来时间“金贵”，三来毕竟还不习惯言利，有心理上的折磨，四来也许“面子上”的价值放不下来，全加在一起，讨价还价的机会成本就上去了。

说一组选择是有效率的，是相对于其他组的选择而言，这一组选择所放弃的价值最小，比方说在一顿白吃的午餐上人家告诉你可以随便选择任意数量的虾和梨，只要不超过一百条虾和一百个梨。在正常情况下，你没有胃口可以吃下一百条虾，或一百只梨，你的选择大半是若干条虾和若干只梨。这是有效率的选择，因为如果你非要选择不吃梨而吞下第二十条大虾时，你会发现梨的价值随着你对虾的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你会越来越觉得吃虾的成本太高。这里有一条经济学上的生理学韦伯定律：“单位时间内，一个人所消费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越大，这种物品对这个人而言的价值就越小”。人是生物，生物感觉基于神经，神经受到同等强度的刺激多次就不再感到刺激。神经不再感到刺激生命就嫌乏味，乏味使人追求。微观经济学家直到去年才有人写了篇论文说明这个道理的前半截，这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追求效率的理论。这道理的后半截到现在也还没人说过。总之，有效率的一组选择就是美国一本畅销书里说的，我们从小到大所学的道理之一是“什么都干点儿，什么都别干太多”。林语堂喜欢引李密庵的“半半歌”，记得其开头四行是“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优闲，半里乾坤宽展。”又记得最后四行是“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如此的闲适哲学，正是效率的真义。效率是选择的结果。选择是在可供选择的多个行动方案中择一而行。所以哈耶克的老师冯。米塞斯写了一本书题为《人类行为：一个经济学的论文》（vonMises，HumanAction：ATreatiseonEco-nomics），讲的是人类行为的通论，经济学是捎带着推导出来的。经典名著，可惜是“的死敌”的启蒙老师的著作，国内长期看不到。而在西方，奥地利学派的“中兴”也只是一九以后的事。这一学派的人物，自二次大战以后“作鸟兽散”，撒的满世界都是，被人们遗忘了。一个行动方案包括三件事：（1）行动的目的，（2）可用的技术，（3）现有的资源。其中“技术”就是以各种方式储存起来的知识（我在《怀着乡愁，寻找家园》，《读书》一九九五年四月，详细说过了）。用大陆时兴的语言来区分技术和资源，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没有硬件的软件就是“无米之炊”。当然，没有软件的硬件只不过是一堆没用的“米”。不论怎样说，软的毕竟是软的，知识一旦被人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因为你知道了一件事以后，你就不可能再选择“不知道这件事”。选择是对未来行动方案的选择，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无法再选择。所以在选择行动方案时，所用可以使用的技术都是没有成本的（还没有买到的技术不是“可用的”）。选择只是对资源和目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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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人力资源；问题；对策

0 引言

银行与一般企业不同，商业银行是货币信用活动的经营者，银行业以货币资金及其衍生品为经营对象，以人的服务为载体实现货币经营。因此，银行网点的服务效率是银行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2002年-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经历了蓬勃的发展。国有银行相继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壮大，城市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外资银行相继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复杂激烈的竞争环境导致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银行规模扩张和同业竞争加剧，带来了更多的金融市场机会；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需要在吸引人才、战略管理、内控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以上两点促使商业银行比一般企业更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和建设。

首先，人才招聘是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焦点。在百度中搜索“银行招聘”，最新招聘信息86483条；在谷歌中搜索“银行招聘”，发现国内的大多数银行都在实时人才招聘信息。多元化竞争是银行对人才需求源源不断的直接原因，其根本是完全竞争带来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源流通；其次，员工队伍教育培训是银行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由于提供金融服务是银行的重要职能，银行员工的形象礼仪、仪容仪表培训已成为商业银行培训的经典课程，银行业协会、国家财政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发起的岗位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证书考试促进了银行专业人才继续学习、继续教育，出国学习考察已成为银行开拓高管视野、培养高端人才的经营战略。再次，绩效考核是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的重中之重。搜索百度文库，与“银行绩效管理”相关的文档225000篇。有研究分析了不同类型银行绩效考核的不同做法，有文章提出了商业银行全盘考核的方法，有文章则指出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的不足和问题。在实际中，银监会、国资委都下发了银行考核的指引文件和办法，国内多数商业银行已将全面的平衡计分卡考核纳入了绩效管理，建立绩效工资制。

商业银行更加注重对人的质量管理，不仅把人力投入看作经营成本，更作为一种资产投资。本文尝试用投资理论解释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实证研究分析了学历对人力资本收益和风险的影响，比较了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同。

1 相关研究述评

1.1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人力资本理论也为微观企业计量劳动力因素对生产的贡献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该理论解释了形成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收益对企业人力资产价值的影响。

1.2 投资理论

现资理论认为，人们进行投资，本质上是在不确定性的收益和风险中进行选择。我们假设加权资产的投资的回报是一个随机变量，那么该回报就具有一个期望值和一个方差。所谓期望值，是指投资的期望收益率，它是单项资产的期望收益率的加权平均，权重为相应的投资比例。所谓方差，是指投资的收益率的方差。我们把收益率的标准差称为波动率，它刻画了投资的风险。投资理论用均值-方差来刻画收益-风险这两个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

资本资产定价（CAPM）模型是影响最为深刻的投资理论之一。CAPM是基于风险资产期望收益均衡的预测模型，由夏普、林特尔等人提出。夏普教授因其在资产定价领域的金融学术成果，于1990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把资产的预期收益与预期风险之间的理论关系用简单的线性表达式展现，认为资产的预期收益率等于无风险回报率与该资产风险溢价的加总，其表达式为：rf是无风险回报率，纯粹的货币时间价值；βa是资产收益的β系数，rm是市场期望的回报率，表示资产在市场上的溢价。β系数表示该项资产的固有风险，其公式为一项资产a的收益与市场收益的协方差除以市场收益的方差。近几年来，CAPM的形式已经远远超越了夏普、林特纳提出的传统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人力资本的投资风险

（1）人才引进风险

人才引进风险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首要风险。例如：引进人力资本并非稀缺人才，不能满足岗位需要；引进了人才因种种原因不能发挥作用，造成投资浪费；还有企业错失了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

（2）流动风险

委托-理论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理论之一，即企业和员工之间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委托-关系，但是，这种契约关系很难约束劳动力的流动，容易出现违约。在新劳动合同法体系下，商业银行出现人员流动的情况可能会更加频繁，这必然为商业银行人力资本投资带来风险。

（3）投资风险

员工激励问题带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风险。员工以教育培训和自我学习的方式进行投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了，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很难全面掌握员工需求来激励员工，劳动积极性不足，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低于预期，形成了沉没成本。为避免人力投资风险，企业需要向人力资本投资对象采取激励措施。

（4）年龄风险

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本是可以贡献经济价值的资产，但工作年限受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限制。越接近退休年龄，人力资本的价值越少。首先，员工的心智能力、身体健康一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学习变通能力下降，知识结构更新变慢；其次，不考虑激励因素，员工的工作意愿也会逐渐降低，员工（尤其是女员工）会选择更多的家庭劳动时间，以获得更多的效用。年龄风险提示了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价值随着员工平均年龄增长而出现损失的可能。

（5）银行业风险

商业银行是货币信用活动的经营者，银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人力资本存在着行业风险。根据风险管理理论，银行人力资本面临着个人信用风险、员工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甚至声誉风险等多重风险。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引进选拔人才时，不仅要关注其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稀缺资源并获利的能力，更要注意对其专业背景、综合素质和道德品质的考察。

2.2 研究假设

投资理论模型是否可以用于人力资本价值计量，以“资产化”的观点对人力资本进行研究，有经济学者提出了基于假设条件的CAPM引入随机变量和时间参数t来计算人力资本的定价，但使用该模型计算人力资本仍需要假设条件：

I.“经济人”假设，人力资本会追求收益最大化，每个人都会为实现自己工作报酬的最大化勤奋努力工作，实现人力资本价值。

II.完全竞争的人力资本流动市场。完全竞争型人力资本市场的劳动力定价不受任何阻碍干扰，不存在足以影响劳动力价格的企业或消费者。人力资本价格决定了资本流动方向，对劳动力起着激励约束作用；

III.人力资本市场的信息充分。即通过劳动力市场信息，每个劳动者都充分了解自身人力资本价值。从而，也就知道人力资本的预期收益；

VI.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及招聘的实际做法，学历是具有代表性的人力资源特征之一，本文假设可以按照学历划分人力资本类型，员工学历不同，人力资本收益和风险也不同。

3 研究方法

为验证学历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和风险的解释作用，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出发，用相对简单的方法来衡量人力资本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宏观数据我们主要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有关研究机构公开披露的数字获得，微观数据我们结合商业银行实际，选取在年报中披露员工学历情况的城市商业银行分析在变量选取上，宏观分析我们将学历分为“大专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五种类型，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模型计算了各学历按年龄段的劳动力收入情况，在此基础上计算预期收益、收入弹性和投资回报率；微观视角下，我们令“大专及以下”为自变量d、“本科”为自变量b，“研究生及以上”为自变量y，分别以年度的净利润为因变量L，年度的工资薪金为因变量W，建立多元线性模型如下：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没有发现员工学历和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工资薪金之间的解释关系，因此，以“学历”划分人力资本类型的假设不成立。但是，学历代表了形成人力资本的投入，学历越高，沉没成本越多；高等学历人员具有更强的增加收入的内驱动力，平均的收入水平较高；商业银行会结合经营状况确定人才策略，采取变通的人力资本投资手段，既保证经营效益稳健增长，又追寻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

参考文献

[1] 向钧，薛新伟 人力资本存量计算方法的改进与试算[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9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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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主义思潮；经济增长方式；国民幸福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01-0118-02

1 消费主义思潮与经济增长方式

对于消费主义的概念，各国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与理解。英国学者Celia Lury认为消费主义是消费文化于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欧美社会的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美国学者Deniel Bell提出：将大量消费、高水准的生活视为经济制度的合法目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个人生活的根本追求为消费主义的主要表现。本文将消费主义定义为通过渲染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途径，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以达到刺激人们消费，让人们以超出、透支自己的经济能力来达到满足欲求的消费主张。

消费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二战”结束后为了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制定了一系列刺激国民消费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为消费而生产成为经济学家、工商业经理、政治家们的经济策略，由此消费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953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主席宣布了新经济政策：美国经济的首要目标是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在这些经济政策的引导下，商家也不遗余力地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称：“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生活方式，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并从中寻求精神和自我满足……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

消费主义思潮极大地促进了消费需求，在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恶果。

美国投资银行家乔纳森指出：资本主义促进社会前进的核心手段就是消费、消费、再消费。人们在对物欲的疯狂追逐中助长了人性的贪婪。“消费―赚钱―更高的消费―赚更多的钱―更高更频的消费―快速赚更多的钱”，于是人们不再安心本分地赚钱，却想尽办法投机，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都是这样产生的，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即使不发生金融危机，照这样消费下去，用不了300年，地球的资源就会被耗尽。已经有经济学家提出，赢利和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末路。以过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确实值得反思。

消费主义刺激经济增长，不仅造成资源的迅速耗竭，而且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西方发达国家不足30%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超过80%的物质资料与能源，其人均消耗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十倍。如果每个国家都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样消费的话，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将在40年左右全部消耗完毕。这就是说这些国家是通过牺牲本应属于下一代的资源或者说属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为代价，来获取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此外，消费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明显，消费主义通过支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以消费主义的大量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是建立在地球自然资源无限的假设之上，但是这种经济主张所激起的人类欲望是地球自然资源所不能负荷的，大量的废弃物也大大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转化限度。

2 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

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增加和人们所拥有的幸福感之间是否成正比？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收入增加会扩张生产可能性和预算线的边界，使国民到达更高的效用无差异曲线，从而获得更高的幸福度。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结论却告诉人们：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收入与幸福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1974 年南加州大学Easterlin R. A.最早关于“收入与幸福”的经济学研究。其数据主要采自美国，结论是经济增长并不会提高福利与幸福，个人应思考与他人收入比较中的效用。换言之，幸福可能只是相对的。国外数十年的研究表明，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带来较多的国民幸福；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GDP达到3000美元时，经济增长带来的国民幸福就呈现递减的趋势。由此可见，国民幸福是不完全能够用GDP来衡量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访问教授、芝加哥商学院教授奚恺元的《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提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生活当中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高收入的人的确比低收入的人要幸福，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渐渐减弱。而相对收入(个人与同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幸福度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关系，比绝对收入更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此外，由于经济增长、收入提高，人们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且比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可能还要更快，当期望高于现实客观条件时，人们往往不是感觉幸福，而是痛苦。

3 消费主义思潮与国民幸福

消费主义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进而无形中使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被挟裹进去的消费至上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它是现实生活层面的大众消费，常常是由商家以文化、艺术的方式通过广告向普通大众推销，并将个人幸福、社会地位和国家发展道路都奠定在高消费上，从而使消费成为正当的、道德的和合法的或者是自然的和普遍的。

消费主义认为，消费是自我精神满足的根本途径，是人生的根本目的，人生的意义就体现为消费的质和量：物欲的满足、感官的享受是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换言之，消费即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消费得越多，人们获得的幸福也就越多。其鲜明的物质主义特征表现为享乐主义，通过对物的占有与消费实现肉体与精神的满足。此外，消费主义的符号意义日益明显，将不同层次的消费视为体现个人社会地位及身份的反映，即将物质消费看做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做是高生活品质和幸福生活的标志。

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需求、期望，当其得到满足后，人们就能获得幸福感，相反人们就会失落、不快乐。但是，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消费需求是永远无法得到完全满足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蒂博尔•斯克托夫斯基证明：“消费是上瘾的，每一件奢侈品很快变成必需品，并且又要发现一个新奢侈品。”因此，对物质消费的追求，在诱使人们过度消费的同时，还造成人们需求、欲望的永无止境，使得人们无论消费多少都得不到满足，即人们无法从消费主义倡导的消费中获得幸福。此外，消费主义还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使人类的价值取向单一化，即以物质消费的多寡作为衡量人的唯一价值标准，完全否定了人类的其他维度的价值取向。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也就丧失了精神上的追求，因此在消费浮华的表面，普遍感到空虚无聊，没有人生意义，更加不用奢谈幸福感了。

4 国民消费、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消费主义思潮以国民的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虽然它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却给世界经济危机、金融海啸埋下了祸根。同时，过度的消费主义思潮还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

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里约宣言》指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各国应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倡导适应的人口政策。”这里十分明确地把消费同生产、人口一起列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在全社会倡导可持续的文明消费方式，必须实现国民消费、经济增长、国民幸福的和谐统一。

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的基础，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就不会有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但是，经济发展必须最终服务于国民幸福。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就应该在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将经济发展的成果与国民共享，切实提升国民幸福。此外，国民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也有益于提高国民消费信心，促进国民消费，最终形成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的良性循环。

深度挖掘国民消费需求，改善国民消费结构，保证国民消费的可持续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增长必须通过深度挖掘国民消费需求，通过国民消费需求的有效满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不断改善消费环境，拓宽消费领域，增加消费品种，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消费质量和效益，从而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加快建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机制，增强国民的消费能力和信心，以消费拉动内需，实现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和谐统一。

应在全社会倡导文明的消费价值观念，提倡文明的消费方式。要打破过分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思潮，鼓励国民多样化物质文化需求，提高国民的消费结构与层次，尤其需要鼓励国民在教育、健康、信息、旅游、休闲等方面的精神消费。消费应遵循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原则，特别需要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对可再生资源加以充分利用，从而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使国民真正受益于经济增长，通过文明消费提高国民幸福感，而不是让过分的物欲满足成为人们沉重的精神枷锁。

参考文献:

［1］秦朔.从国内生产总值到国民幸福总值［J］.南风窗，2004（5）:41-42.

［2］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