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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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际贸易随着全球经济变化、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整体增长缓慢,尤其以货物贸易为主。但是国际服务贸易却一枝独秀,成为国际贸易增长中的唯一亮点。在各国的贸易总额中,服务贸易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经济的发展趋向于无形化,相应地作为无形经济一部分的服务贸易的统计,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例如:美国的国际贸易年年逆差。按照国际贸易理论,长期的顺差和长期的逆差对本国的经济发展都极为不利。但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却一直较稳定,其中与服务贸易大大弥补了货物贸易的长期逆差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无形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无形中淡化了货物贸易的重要性。据统计,美国自1976年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年年顺差。1986年,服务贸易顺差达到了100亿美元;到1996年更是增加到了780亿美元,在其国内!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993年就达到了60%以上。还有英国,其有形贸易也是年年逆差。可是自1947年以来,通过跨国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海运、民航、旅游业等以服务贸易为主的无形贸易一直保持顺差,这对弥补有形贸易的长期逆差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应的服务贸易统计也越来越重要。
二、分析国际贸易统计的规则
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关于服务贸易统计的规定:一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另一种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1.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统计的原则,主要是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贸易。简言之,就是跨境贸易。这里所说的居民和我们的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常住人口差不多,通常是指在该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自然人和设有营业场所并提供货物或者服务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服务贸易统计就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的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服务交易,即跨境的服务流动统计。例如:中国的某企业接受外国海运公司的运输服务,对中国而言就是服务的进口。又如,外国旅游者在中国的旅游消费支出,对中国而言就是服务的出口。显然,包括在国际收支统计中的跨境服务贸易统计,具有服务跨境消费和跨境交易的特征。BOP统计已经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且IMF也已经认识到了服务贸易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统计的重要性。在其出版的国际收支统计方法手册第五版BMP5中,已经将服务贸易项目由手册第四版的五项细化为十一项,并逐步说明指标涵盖的范围和编纂方法。为了统计的准确性,该组织统计局已经在1999年出版的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全面介绍IMF和WTO关于服务贸易统计的原则、分类和内容。但是IMF坚持其居民和非居民的统计原则,不统计境内外资企业对境内的服务贸易,认为这部分交易的统计不属于BOP范围,而属于国民核算统计。
2.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迄今为止的第一套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多变规则,其将国际服务贸易分为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娱乐文化及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和其它等12个部门类别,每个部门又细分为若干个分部门,共155个分部门。GATS要求统计的服务贸易按其交易方式,既有跨境交易,包括过境交易、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又有境内贸易,包括商业存在,即境内的外资企业对境内的居民和非居民提供的服务交易,但是这种方法的统计资料很少,在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中,采用此法的国家不多。
3.外国附属机构的贸易(FAT)统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方式不再仅仅局限于跨境贸易,而包括了由于资本流动而导致的货物和服务的境内交易。例如,中国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然后在中国境内销售。由于按IMF的BOP统计的,这些外资企业属于居民的概念,或者说是常住单位。他们和中国国内的企业或者个人发生的交易,包括货物交易和服务交易,都不能统计到BOP中去,因为没有发生跨境交易,只是在中国居民之间进行交易。但是它又是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又不同于纯粹的国内贸易,它不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投资者所在国家的利益,而且这种交易已经属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交易。
三、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
我国的服务贸易的统计发展远远落后于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原先采用MPS账户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根本不考虑服务创造的价值,更谈不上服务贸易统计了。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外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对外贸易额不断增加,服务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再加上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已经采用了SNA体系,因而也开始重视服务贸易统计了。目前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主要包括了两大部分:一是国际收支服务贸易统计,也就是BOP统计,我国基本上就是按照BMP5的框架来统计跨境的服务贸易的;另一部分就是内向的FAT统计,对于外向的FAT统计,由于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较少,暂时不成熟。但是无论是BOP统计还是FAT统计,在我国还是跟不上服务贸易的发展,这正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相对而言,国际货物贸易已经不再能够充分反映各国间的经济联系程度,绕开关境或者国境的投资活动在表面上淡化了各国间的贸易联系程度。这也是美国、英国贸易长期巨额逆差,而国内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的一个原因。国际上进行比较所用的贸易额,多是以货物贸易和BOP统计的服务贸易为主,因而将大量的国外投资所形成的贸易隐形化了。事实上这部分贸易是存在的,不但服务贸易是存在的,而且货物贸易也是存在的。但是却没有用来反映国际间的贸易联系程度,也没有用来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活跃程度。对于中国而言,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更加重要。对于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跨境的BOP统计和内向的FAT统计正在不断发展成熟,而外向的FAT统计却发展缓慢。
篇2
一、 中美贸易差额的基本状况
自1992 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阶段,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一个迅猛的发展时期。在中美贸易总额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也浮出水面。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从2000年起,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近年来,中美贸易差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根据中方的统计(见表1),中国从1993年对美贸易出现顺差,该年两国贸易差额为62.7亿美元,2010年增加到1812.6亿美元,是1993年的29倍.而根据美方的统计(见表1),美国1993年对华贸易逆差已经达到227.6亿美元, 2010年更是增加到2730.1亿美元,是1993年的12倍。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在贸易统计数据上一直存在着差异,突出表现为美国统计的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要远远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美两国在编纂双边贸易数据上不统一的统计方法和原则是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另外,按照现有的贸易统计方式,中美两国的贸易都主要关注在货物(商品)贸易逆差上。但现实中,随着中国加入WTO , 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内取得了极大的开放,中美服务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是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势头迅速,因此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已不能忽略服务贸易领域。
二、 服务贸易与服务贸易统计方法
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国际服务贸易按提供方式划分为以下四种形式: (1)跨境供应模式(过境交付);(2)国外消费或过境消费模式(境外消费);(3)商业存在模式;(4)自然人流动模式。
目前,在反映国家(地区)之间交易的国际经济统计中,主要有三种统计:以记录跨境货物交易为特征的国际商品贸易统计;以记录跨境服务交易为特征的跨境服务贸易统计;与国际投资活动有关,具有非跨境交易特征的外国附属机构贸易的统计(FAT统计)。三者互为补充,从不同角度记录国际经济贸易状况。
1.国际收支(BOP)口径的服务贸易统计。我们通常所说的服务贸易统计是与国际收支(BOP)统计联系在一起的,即所谓跨境服务贸易统计。跨境服务贸易统计是指国际收支平衡表所记录的、经常项目下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交易,即跨境的服务流动的统计,具有服务跨境消费和跨境交易的特征。(也就是GATS所提供的四种形式中的a、b、d)。
2. FAT统计方式下的服务贸易。FAT统计反映了外国附属机构在东道国发生的全部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情况,包括与投资母国之间的交易,与所有东道国其他居民之间的交易,以及与其他第三国之间的交易,核心是其中的非跨境商品和服务交易。按照WTO的要求,外国附属机构的当地服务销售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内容。
三、中美间服务贸易与中美贸易差额的重新估算(BOP口径)
就中美货物贸易而言,中国有着巨额的顺差,但在对美国的服务贸易中,中国多年来面临的却是清一色的逆差。1993年逆差额为6.09亿美元,17年之后的2010年双边服务贸易逆差就高达111.68亿美元(BOP口径),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如果将服务贸易差额(BOP口径)计入中美贸易差额中,结果会怎样呢?
按中方统计数字,从1993--2010年中美服务贸易差额(逆差)与贸易顺差(商品)的百分比最高为11.68%(1996年),最低为1.43%(2007年),平均为5.68%,也就是说如果把服务贸易计入中美贸易差额,18年间,中美贸易顺差年均可降低5.68%。即使按照美方的统计数字,服务贸易额计入美中贸易逆差后,仍可将18年内的美中逆差年均降低2.15%。(见表1)
中美服务贸易的差额是否就是上述表中所列的数值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大量非跨境服务交易没有被纳入统计,从而造成了对中美服务贸易的低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报告,1999 年,美国附属公司在国外的服务销售额达到 3380 亿美元,比当年对非居民提供的基于国际收支方法统计的跨境服务出口额2790 亿美元还高 21%,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尽管这两个数字不能简单相加,但随着美国跨国公司境外投资的增加,国外分公司或子公司在东道国提供的服务作为服务贸易出口的一种形式已越来越引起关注。在我国,许多美国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同时投资于我国贸易、营销或金融领域,这些企业在为国内提品的同时,为了获得内部化收益并支持其货物制造及出口,也在提供大量的服务。如,汽车制造厂商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信贷服务、石油加工企业自己投资设立加油站、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设置在国内,如IBM和GE等。目前,由于美国附属公司在国内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在国际收支平衡表(BOP)上反映出来,中美服务贸易统计并没有包含这部分内容。
四、 FAT统计口径下的中美服务贸易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前面所述的服务贸易的四种方式占国际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跨境支付(25%左右)、境外消费(15%左右)、商业存在(60%左右)、自然人流动(1%左右)。很显然,BOP统计把份额最大的商业存在(非跨境服务贸易)的绝大部分忽略掉了。
美国是世界上对服务贸易统计重要性认识较早的国家,他们的统计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较早,他们建立了现在统称为“国外附属机构服务贸易”的统计体系。由于工作难度大,附属机构的统计数据比BOP统计滞后一年取得。
表2所列的是从1993—2009年中美附属机构服务贸易的年度总值,1993年美对华附属机构服务贸易顺差仅为0.17亿美元,而到了2009年却猛增到224.4亿美元,是1993年的1320倍。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93—2009 年的17年间,附属机构的服务贸易差额计入中美贸易顺差(商品),可使年顺差平均降低近7%。随着美国对华投资额的进一步增长,中美附属机构的服务贸易差额(逆差)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中美商品贸易的顺差。
从表1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华附属机构的服务贸易顺差与BOP口径的跨境服务贸易顺差大体不相上下,就近几年的发展势头看,前者还大于后者,凸显了附属机构服务贸易的重要性。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如果把跨境服务(BOP口径)和非跨境服务数额(FAT口径)相加计入中美贸易总额,那么在1993—2009年间中美贸易顺差额年均会下降近12.5%。
篇3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两大经济体,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长期以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美贸易的格局基本是以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美国整体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攀升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着特征的。巨大且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给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一,加剧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第二,为以美日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施压提供了口实;第三,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陷入因内外均衡的冲突而左右为难的窘境。因此,探究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真实原因,从而重估中美间的贸易差额的真实情况,有利于化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的国际压力,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
中美之间的这一贸易格局引起了政策层、商界和学界的极大关注,并进行了许多政策性和理论性的讨论,提出了争议极强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人为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从而导致了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这种观点主要集中在政策界,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层,而理论界深入系统的研究较少。Chou(2000)是学界少有的系统分析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学者,但他的研究局限于汇率波动与贸易余额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如光(2005)、卢向前等(2005)以中国对世界的贸易,而不是中美间的贸易为对象,研究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计量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进出口额有显着影响。但李稻葵等(2006)的评价认为光没有考虑到时间序列的单位根问题,而卢向前虽然考虑了单位根,但使用简单的最小二乘法回归是不合适的。李稻葵等(2006)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的变化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着的相关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对国际市场出口(包括对美国出口)方面有大量的政策鼓励和制度激励,人为地导致大量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相反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了种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阻力非常大,致使两国贸易不平衡。这一观点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政策层,认为中国实行了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然而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同样的贸易体制和政策下,中日和中韩的贸易结构并没有出现中美贸易那样大规模的变动。如中日之间在2002年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中韩之间的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中美两个经济体储蓄率的不同所导致。这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储蓄率近年来不断下降,而中国经济的储蓄率不断上升的结果,因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国的贸易顺差的本质就是储蓄过剩,逆差就是储蓄不足。如李扬(2005)认为,以中国高储蓄率和美国低储蓄率为特征的中美两国宏观经济失衡导致了中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增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的高储蓄支持了美国的高消费。李稻葵等(2006)通过比较复杂的计量经济分析,认为中美两国相对储蓄率的变化导致了中美贸易余额的变化,并且分析出了贸易余额变化的95.45%由中美储蓄率差异带来,美方因素则占总体的78.11%。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那就是到底如何计量储蓄率。中国目前专门针对储蓄率问题进行的研究很少,很多人(包括学者)对储蓄率概念产生了误解。我们平常所讲的储蓄实际上是货币银行学中的一个概念,即储蓄存款,它是一个存量,而在经济学中所讲的储蓄是一个流量。经济学中与贸易收支相联系的储蓄概念,实际上是国民储蓄,而不是国内储蓄,更不是居民储蓄。同时中国国内所引用的储蓄率与国际惯用的储蓄率在计量方法和统计口径上不一致,因而中美之间储蓄率差异的可比性是令人怀疑的。任若恩等(2006)利用美国NIPAs中的储蓄率计量方法和口径对中美之间的储蓄率进行重新核算,发现中美之间的储蓄率差异并没有那么大。然而很多学者在讨论中美两国储蓄率的差异时,用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相比较,从而得出中美两国储蓄率相差巨大的结论,并将其认为是产生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另一方面,根据开放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应该是储蓄—投资缺口才与贸易收支差额相联系。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出中国储蓄率确实很高,但同时中国的投资率也是非常高的,因而储蓄—投资缺口并不一定很大(周加来等,2006)。
第四种观点在关注中美贸易失衡时,主要解释为什么中美之间所报告的统计数据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他们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被夸大了,其原因是由于进出口统计的产销国原则、进出口计价因素、香港转口贸易因素、服务贸易因素等所导致的。如Fung等(2006)认为,应该在现行中美贸易差额统计的基础上作如下四项调整:一是船边交货记录原则转化为船上交货记录原则及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调整;二是通过香港或其它地方的转口贸易扣除;三是转口贸易加价;四是服务贸易调整。经过四项调整之后,他们测算得出中美2005年的贸易差额应该为1707亿美元,这高于中国海关的统计(1142亿美元)而小于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亿美元)。而Schindler等(2005)在分析中美贸易差额时,尤其强调香港在中国转口贸易中的显着作用,他们认为现行的报告数据并没有反映这些,因而误解了中国的进出口实际情况。他们经过重新测算后认为,2004年的中美贸易差额在530亿美元到1290亿美元之间,低于美国的统计而高于中国的统计。但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解释中方和美方所报告的数据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和问题的解决缺乏深入的探索。
第五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使得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商业活动,从而夸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如郭彦英(2005)强调国际产业分工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认为中美贸易差额的不平衡实质是国际产业分工所处位置高低导致的利益分配链条上的层级关系;而贾怀勤(2006)和李月芬(2006)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使得传统贸易统计背离了国际交易当事方利得。这种观点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基础,但是没有提出更为具体的更具说服力的数据。而姚枝仲等(2006)虽然提出了“中国国民对外贸易差额”的概念,并进行了一些很粗略的估算,但只能说明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而无法真正揭示在新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
因而在引进美国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的前提下,以所有权为贸易统计原则,通过捕捉FDI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本文发现中美贸易顺差大部分是由外商直接投资所致,从而正确评估中美贸易不平衡,使得理论界、实务界以及决策层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有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认识。
二、美国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的四种国际商业活动差额
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即按照资产的“所有权原则”而不是“产地原则”来统计对外经济活动的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普查局基于海关申报表的关联方进口贸易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拥有6%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关联公司间的进口贸易,关联方出口则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拥有1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关联公司之间的出口贸易。。“所有权原则”能够很好地弥补“产地原则”的缺陷,如海外附属机构反向母公司所在国销售这种“跨境”而实际上并不“跨国民”的公司内部交易,以及海外附属机构在东道国销售这种并不“跨境”但“跨国民”的交易(吴海英,2006;万光彩等,2007)。而且在“所有权原则”下,也能够较好地克服国际生产网络中中间品交易的重复计算问题,如当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其要素投入时,其最终产品形成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在跨国公司内部流动时,“所有权原则”就避免了“产地原则”下的重复统计问题。
美国由于最早意识到现行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因而启用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作为对现行体系不足的补充。早在1989年,美国的贸易统计专家就提出建立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的构想,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启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框架(李月芬,2006)。但美国并没有抛弃传统的贸易统计体系,而是在传统贸易统计框架的基础上,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统计体系作为经常账户的补充账户。这个被称之为“一个基于所有权统计框架的美国经常账户(AnOwnership-BasedFrameworkoftheU.S.CurrentAccount)”的报表,其基本结构如表1(Lowe,2008)。通过表1,我们能够测算出美国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的四种国际商业活动差额。
第一种是经常账户差额,这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传统差额,它等于表中的line1-line21+line41,即,表1中的第1行“货物和服务出口及收入”减去第21行“货物和服务进口及支出”加上第41行“净单边转移”。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经常账户差额为-8114亿美元。
第二种是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它等于表中的line3-line23,即,表1中的第3行“货物和服务出口”减去第23行“货物和服务进口”。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为-7585亿美元。
第三种差额是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得出的一个新的差额,称之为“货物和服务、来自附属公司销售净收入的差额”,它的计算公式为:line2-line22。即,表1中的第2行“货物和服务出口、来自美国海外附属公司的销售净收入”减去第22行“货物和服务进口、向外国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美国净支出”。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这一差额为-584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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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出口商品结构,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商品分类规则基础之上。目前已经存在多种体系的商品分类标准,其分类口径与标准各不相同,国际贸易统计中常用的分类标准包括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HSCODE)、大类经济类别分类(BEC)等等,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实务统计与研究活动的需要,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制定了基于生产活动分类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这些分类体系是国际贸易结构分析的基础。
一、国际主要分类标准及使用特征
(一)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
在一些关于我国进出口结构的分析报告中,将进出口货物粗略的分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两大类,其分类依据是《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它由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于1950年制定,1951年颁布实施,之后经历数次修订,最新版本为2006年第四版。
SITC将商品分为十大类:0食品和活畜;1饮料和烟草;2加工材料、非食用非燃料;3矿物燃料、剂和相关材料;4动物和蔬菜油、脂肪和石蜡;5化学制品和相关产品;6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7机械和运输设备;8杂项制成品;9其他未分类商品,十大类可以继续细分为章、组和项目。当中SITC0~SITC4属于初级产品,SITC5~SITC9属于工业制成品。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以及商务部贸易统计数据中的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即按照此分类进行的统计。
(二)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HSCODE)
为便于海关进出口管理、征税以及海关统计,联合国海关理事会在原海关合作理事会商品分类目录(CCCN)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目录的基础上,编制了HS编码。HS编码于1988年正式实施,每4年修订一次,目前最新的为2012版本。
与SITC分类标准不同,HS编码更注重商品的自然特征和性能用途,而且,为了适应海关管理和统计的需要,HS商品分类更加细致,总共将货物分成2大类99章。目前国际统一的HS分类为前6位包含近五千种,各国可以按照管理和统计工作的需要,继续分类至8至10位。HS编码普遍应用于国际贸易实务统计以及海关管理工作中,然而,相对于其他分类,HS编码分类更加细致,种类详尽,该优点使得HS分类体系正逐渐被广泛使用。
(三)按大类经济类别分类(BEC)
为了将贸易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及工业统计结合起来,分析国别经济或区域经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于1971年制定了第一版BEC分类体系并于1976年出版,最新修订版本为2002年的第四版。
BEC按照最终用途和经济类别将货物分为7大类:1食品与饮料(初级、加工);2工业供应品(初级、加工);3燃料和油(初级、加工);4资本品及其零部件(资本品非运输设备、零部件);5运输设备及其零部件(客运汽车、其他、零部件);6消费品(耐用品、半耐用品、非耐用品);7其他未列明产品。可以根据BEC分类将所有产品最终归纳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三大基本门类中:资本品,中间产品与消费品。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基于BEC分类的研究暂不及SITC与HS普遍,但其具有潜在的使用价值,尤其是对于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出口的经济效应研究。
(四)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与HS编码分类均属于国际贸易领域的分类标准,为促进世界各国在产业统计数据上的可比性,联合国统计委员会1948年拟定了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经过几次修订,目前最新版本为2006年制定的第四版。
ISIC将社会所有经济活动划分为A-Q共17大部门:A农业、林业和狩猎;B渔业;C采矿和采石业;D制造业;E电、气和水供应业;F建筑业;G批发、零售、汽车、摩托车、个人和家用产品修理;H餐馆和旅馆;I运输、储存和通讯业;J金融中介;K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活动;L政府管理、国防和义务的社会保障;M教育;N医疗和社会服务;O其他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活动;P有雇工的私人家庭;Q国外的机构。我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是以ISIC为参考基础进行制定的,并且进行了三大产业的划分,相对应于ISIC分类标准大致范围为:A、B属于第一产业,C-F属于第二产业,其余则属于第三产业。
与以上国际贸易领域的分类体系不同,ISIC是基于产业的分类,因此包含了所有国民经济行业,对于从行业层面研究贸易结构十分适用,尤其是关于服务贸易结构的研究。
除以上分类体系之外,还存在一些区域性的分类体系,可视为以上分类的派生体系。
二、基于分类标准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分析
(一)基于SITC分类标准的分析方法
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方法是,将出口货物粗略的分为初级产品(农产品,燃料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类产品所占比重变化十分明显。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占据了货物贸易出口的主导地位,1984年占货物总出口额仅为48.3%,而至2012年已经超过95%,远高于其他类别。与世界同期相比,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幅度在逐渐扩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产品与燃料矿产品的出口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2012年农产品出口比重为3.3%,燃料矿产品出口比重为1.5%,农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94年之后开始低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而燃料矿产品在1990年之后也开始低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并且差距逐渐扩大。
以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为基础,依据OECD(1994)归类方法,可以对我国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特征进行描述,则如图1所示。
初级制成品出口比例经历了急剧下降的过程,1985年出口比例为60.4%,而在2012年已下降至3.15%,与之相对应的是高技术制成品中的HT1类迅速上升,1985年为0.26%,至2012年已经达到30%,我国货物出口技术结构由初级走向高级,由原料型产品走向先进制造产品的这一趋势,在其他类型出口比例的变化中也有所体现。如资源型产品RB1与RB2的出口比例缓慢下降,占总出口已经不足10%;低技术含量产品中的LT1也大幅度下降,而LT2和MT1呈明显上升趋势,MT1从不足1%增长至2.5%,LT2出口比例在2012年达到12.3%;中技术制成品中的MT2类与高技术制成品中的HT2类的出口比例缓慢上升。
总体而言,高技术制成品中的HT1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低技术制成品LT1、LT2以及中技术制成品MT3的出口比例处于第二层次,而其余类型的制成品出口比例处于第三层次;就变动趋势而言,初级制成品PP,资源型制成品RB以及低技术制成品LT1的出口比例将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他类型的出口比例处于相对上升的过程。
(二)基于HS分类标准的分析方法
基于HS编码22大类统计的出口结构也表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货物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如图2所示。
最明显的变化是11大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的主导地位已经被16大类(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机器零件、附件)所替代,机电产品已取代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我国最大宗出口商品种类,1990年机电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不足20%,至2013年已经达到57.3%,而纺织类产品下降至12%。
资源和矿产类产品如5大类(矿产品)和2大类(植物产品)的出口比重迅速下降,说明我国出口结构已不再依赖低端的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与此同时,高技术类别产品的出口地位稳步上升,17大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与18大类(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钟表,乐器,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的出口比重稳步提高。
(三)基于BEC分类标准的分析方法
按照BEC分类体系,1食品与饮料、3燃料和油、5运输设备及其零部件三大类产品的出口占总出口比例较低。当中,1类产品在1985~1997年期间的出口比例相对较高,而1997年之后,出口比例急剧下降,一直低于5%,至2012年仅为2.5%;3类产品在1995年之后出口比例有所提高,但持续在较低水平;5类产品在1985~1997年期间也非常低,平均比例为0.35%,1997年后缓慢提高,逐渐从4.3%增长至6.2%。
占总出口比例较高的为2工业供应品、4资本品及其零部件、6消费品三大类。当中,2类产品在1985~1995年间的出口比例有所下降,从51.7%下降至22.6%,之后年份的出口比例相对稳定;4类产品的出口比例在1995年之前不足6%,之后迅速攀升,至2012年已增至41%;六类产品的出口比例经历了迅速上升至缓慢下降的过程,1998年最高达到42.3%,至2012年为26.3%。
将BEC分类体系归属到三大基本门类中:即资本品、中间品与消费品。其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在三大门类出口结构中,消费品门类的出口比例在经历1985~1993年期间的上升后就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1993年的最高比例52.6%下降到2012年的29.1%,但是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资本品的出口比例自1997年之后迅速上升,2012年已经达到30%;相对而言,中间品的出口比例一开始处于较高水平,之后经历了下降的过程,1999年之后缓慢增长,2012年达到40.9%,并且在三大门类出口产品中,目前占据主要地位。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比例相当,然而就增长趋势而言,资本品增长趋势可能超过消费品。
(四)基于ISIC分类标准的分析方法
出口贸易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两大部分,货物贸易虽然一直占据中国出口的主流,其出口规模远远超过服务贸易,但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稳步发展,据世贸组织统计,2013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396亿美元,当中出口为2105.9亿美元,全球排名居第三位,仅低于美国和德国。相对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比例一直徘徊在10%。如图4所示。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如表1所示。运输和旅游一直是两大主要出口项目,运输项目的比例不断提高,而旅游项目所占比例却有所下降。其余项目中增长较快的包括建筑服务、咨询两大项目,已经占到服务贸易出口的近10%左右。通信服务出口比例有所下降,已经不足1%。而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项目的比例均有缓慢上升。
虽然服务贸易各项目出口不平衡,然而其出口结构有所优化。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均有所提高。
三、结论
本文使用国际商品主要分类体系,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货物贸易的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初级制成品、资源型产品类型出口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占绝对优势并且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高技术制成品的比重持续上升,资源型制成品以及低技术制成品中的出口比重不断下降;资本品、中间品与消费品是出口的三大类别,并且资本品与中间品两大类别的出口比重逐步接近,而消费品比重逐步下降。
货物贸易一直以来是我国出口的主要领域,然而服务贸易的出口规模迅速增长,占总出口的比重相对平稳。在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运输、旅游以及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占据了服务贸易出口的主导地位,而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出口比例有所提高,服务贸易结构有所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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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纲,关志雄,姚枝仲.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J],经济研究,2006(8)。
[3]魏浩,毛日昇,张二震.中国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及贸易结构分析[J],世界经济,2005(2)。
篇5
[关键词] 金融服务贸易 竞争力 经济体系 运行环境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目前,金融服务贸易的竞争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因此,建立统计指标体系和合适的评价模型对国家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金融统计工作和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金融市场逐年开放,金融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和地位也逐年提高。由于我国金融资产质量差,资产运营效率低,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加快进入我国市场,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状况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是否具有竞争力,或者说,如何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是我们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研究综述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目前对于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IMD和WEF的国际竞争力分析,另一个是波特的产业竞争力分析。国内的研究主要是遵循这两个思路的进一步具体化。通过前面的论述,也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第一,WEF和IMD的指标设计及实际测算,虽然可以得出看似十分精确的评价结果(例如每年竞争力报告中对每个国家的各项指标的评分及具体排名),但理论基础和逻辑思路似乎有些欠缺。第:二,波特的产业竞争力分析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但在精确性方面稍显欠缺。当然并不否认它们的研究价值,它们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在实际应用时,研究者多用单一指标或多指标方法(几个指标)来评价和测量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选择的指标主要有国际市场占有率,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指数,贸易竞争指数(TC),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RCA修正后的竞争优势指数(CA)以及产业内贸易指数等等。在具体分析的时候,有人会选择单一指标分析方法,最常见的是RCA指标分析。更多的是运用多指标分析方法,即运用多个指标来进行分析。多指标法比单一指标法能从更多的角度去分析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来源因素,但是也只是简单的罗列各个指标数据,并没有将这些信息加以整合研究。同时大部分的数据也只是金融服务贸易一个显示性的结果表现,并没有从更为本质,更为深层的角度去分析竞争力,这样得到的结论可能比较表象化,而缺少一定的深度和指导意义。
三、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评价指标设计的原则
(1)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一定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指标的选择、数据的选取、计算与合成必须以公认的科学理论(如统计理论、经济理论等)为依据,以较少的综合性指标,规范、准确地反映金融服务贸易强国的基本内涵和要求。
(2)系统性原则。指标设置要尽可能全面反映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特征,防止片面性,各指标之间要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各有侧重,形成有机整体,从不同角度反映一个国家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发展的实际状况。
(3)动态性。提高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既是目标又是过程,因此,指标体系既要充分考虑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系统的动态化特点,又能综合反映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便于预测和管理;同时,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指标体系的相对稳定性,不宜频繁变动。
(4)可操作性原则。指标体系应尽可能利用现有统计数据,指标的经济含义要明确,口径要一致,核算和综合方法要统一,以达到动态可比,保证指标比较结果合理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2、评价指标的基本框架
经济体系指标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显示性指标,它说明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结果;二是分析性指标,它说明金融服务贸易具有竞争力的原因。分析性指标反映的是竞争力已经得到显示的解释变量或未实现的竞争潜力。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变量因素可以决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结果,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各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会具有不同的竞争力或竞争结果。显示性指标基本上是定量指标,分析性指标既有定量指标,又有定性指标。本文建立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主要容:金融服务贸易经济绩效指标、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指标和金融服务贸易运行环境指标,这三个子体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和影响(见图1)。
金融服务贸易经济绩效指标为显示指标。就金融服务贸易而言,由于其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导致统计数据错综复杂且难于统一,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主要还是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进出口数据。因此,本文拟以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为基础,借鉴张金昌教授的国际竞争力分从动静两个方面建立指标。静态优势偏重于进出口竞争的结果显示,包含用来衡量一国某类产品的出口量占世界该类产品出口量的比重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的贸易竞争指数(TC);而动态优势更侧重于竞争的变化状况,其包括用于反映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动态变化状况的国际市场占有变化比例,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出口商品未来动态优势的走向及存在问题的出口优势变差指数。所以金融服务贸易经济绩效指标体系可见表1。
根据需求反应金融体系的理论,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对经济增长的自动反应,即高水平发展的经济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础。所以经济绩效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指标体系产生影响。
3、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指标
(1)金融服务贸易效率水平指标。该子体系分别从银行、证券、保险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来反应金融服务贸易效率的水平,见表2。
(2)金融服务贸易国际化水平指标。该子体系包含反应金融服务贸易国际化状况的出口贡献率,和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和国外资金依赖程度高低的对外开放度,由二个量化指标组成,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见表3。
(3)金融服务贸易战略性指标,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金融服务贸易体系应该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和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能力的建设这两个角度去设计评价指标。其包含金融机构透明度、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人才资本以及信息技术化,见表4。
4、金融服务贸易运行环指标
运行环境因素是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体系的依托。一个整体是否能发挥出最大的能力并不完全只依赖各个部分的力量,还要依赖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金融服务贸易体系和外部运行环境间的协调程度,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整体竞争力的高低。因此本文以IMD的体系为基础,从金融服务贸易运行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三个方面来选取指标,见表5。
篇6
关键词:对外贸易;转型;服务贸易
作者简介:李艳丽(1973-),女,山东烟台人,烟台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研究。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52-03 收稿日期:2007-01-04
一、中国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以来,以商品进出口为主导的模式推动着中国的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并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但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如果仍然对我国的贸易转型问题不予以真切的关注,贸易的增长将不可持续:第一,货物贸易出口大多是加工型、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品,使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第二,我国货物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第三,货物贸易的国际依赖度增强,贸易摩擦频发。由于以货物贸易为主体的贸易增长方式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而且随着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暴露得日益明显,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对外贸易的转型问题。
二、中国外贸转型的合理取向
关于中国外贸转型的战略方向,有以下不同观点,如既要保持中国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国际竞争力,又要提高和实现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任洁,2005);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对外经贸结构进行调整,才能使中国变为贸易强国(陈华,2005);必须改变扩张出口数量的政策导向,促使出口更加集约化,使单位产品包含更多的附加值(王允贵,2004)。这些观点均基于改进货物贸易的粗放增长模式,而不少人意识到要将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贸易强国,仅谈货物贸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基于中国的国情和全球化竞争的要求综合考虑外贸转型的取向问题。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我国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首先,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价廉物美的“MADE IN CHINA”还会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国是发展中大国,沉重的人口负担和就业压力决定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还需持续下去。至2004年末,我国还有国企下岗职工153万人,需要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居民达2205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至少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实践证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是我国吸纳就业人口的重要渠道。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2004年国内纺织业现有直接就业者1900万人,出口企业3.5万家,其中就业者约630万人。每出口1.5万美元,就能创造1个就业岗位。不过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地区差异,一刀切地照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现实需求。我国正面临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时间较长,劳动力素质较高,技术基础较好,在国际产业分工外部条件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应抓住机遇,及时鼓励引导沿海发达地区提升出口层次,推动加工贸易升级,并增强自主品牌的出口优势,拉动实现中国贸易增长模式的根本调整。另一方面,与主要基于制造业的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存在无污染、资源消耗少、吸纳就业人口多的优点。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服务市场更加开放,外资涌入并寻求服务外包的承接者。发展中国服务贸易,提升中国产业水平,无疑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战略抉择,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新的机遇。
1990至2004年,全球服务贸易额约41800亿美元,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也走向高级化,如2004年通信、建筑、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专利特许权使用等现代服务贸易已占到整个服务贸易近50%,发达国家占据国际服务贸易的绝对主导地位。而我国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还很低。2005年中国以1.4万亿美元的货物进出口总额,继续保持全球第三的位置,但服务贸易却相对滞后,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1582亿美元,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居世界第8位和第7位。我国服务贸易连年逆差,2004年逆差达96.99亿美元,2005年降至约94亿美元。服务贸易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传统服务部门,如2005年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分别占服务贸易进出口的32%、28%和17%,合计占服务贸易进出口的77%。而金融、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贸易占比很小,分别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5%、1%和2%,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处在工业化进程的相似阶段,两国经济具有较大的同构性。但与印度相比,中国服务贸易存在一定差距,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就更无可比性,正是因为在服务贸易方面较低的竞争力决定了中国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表1)。
综上所述,中国正处于货物贸易粗放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而服务贸易又缺乏竞争力的两难境地。目前我们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但服务贸易的发展又势在必行,所以,在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的情况下,外贸转型的合理取向应该是加快实现从有形的货物贸易为主向有形的货物贸易与无形的服务贸易并重的方式转变,使服务贸易成为推动中国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
三、加快推动中国的外贸转型
中国的外贸转型需要从两方面着力推进,一方面要促进货物贸易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
(一)促进货物贸易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1.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货物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强化对外贸易的监管力度,确保发展对外贸易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切身利益为代价;有关部门可通过出口退税、出口关税、配额管理和贸易政策等手段来抑制某些高消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增长过快的趋势,将高能耗及高污染产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目录,应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限制高消耗、高污染的投资项目,但务必防止一些地方部门因受利益驱动而使政策的落实大打折扣。要积极推动地方政府、企业在高能耗产业法制环境、产业发展机制和生产技术三方面的创新,利用产业园区集约生产,通过引进技术并实施生产工艺革新改造,按照循环经济的思
路实施工业生产。
2.贯彻科技兴贸发展战略,提高出口效益。在战略导向上要更重视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实现出口增长方式由出口创汇型和数量型向出口效益型和质量型转变。一要增强品牌意识,引导出口企业积极培育名牌产品,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改变目前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缺乏品牌的状况,实现较高的品牌价值。二是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体制和氛围,提高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变低成本优势为科技优势;三是提升产业结构,确保在出口产品的价值链上,我国能够从事价值较高的生产活动。中西部一些高能耗的铝、钢等传统加工贸易企业,可以由加工出口铝、钢等初级产品转变为加工出口各种铝材、钢材等产品。这种转变既可提升产业附加值,又可拉长产业链,既能保证就业和经济发展,又可借机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四是借助跨国经营和国际经济合作,使我国的既有优势能够与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我国的出口效益。
(二)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部门的开放覆盖率已经超过60%。中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到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的发展目标。为了扩大服务贸易比例,改善服务贸易结构,提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能力,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我们应采取以下对策:
1.努力建立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宏观环境和规范的统计体系
首先,商务部应推动建立各部门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互动、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全国服务贸易协调管理机制,以统筹协调发展涉及金融、保险、电信等众多领域的服务贸易;要完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积极探索国际国内服务贸易发展规律,系统研究制定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战略,确定重点扶持的领域,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并务实、高效地执行。
其次,政府应积极发挥在多边国际谈判中的作用,以争取更大的服务出口市场。尽管本轮多哈回合谈判无果而终,但可以预见,服务贸易将在日后的国际谈判中成为重要内容。中国只有在服务贸易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才能更多地参与WTO多边贸易谈判,并且分享谈判的成果,才能提高中国在世界服务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我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其他发展中成员要高,在谈判中处于“要价”的优势地位,可以对等地要求其他成员做出相同水平的承诺;另外,我国当前正处于与美、欧盟等发达国家签订的WTO谈判协议的执行过程中,短期内发达成员在服务贸易上的要价可能会考虑对中国履约的影响。因此,我国在以后的继续谈判过程中,要赞成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谈判目标,但应强调允许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条件和目标需求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发达国家成员在开放过程中应考虑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服务部门的开放,以争取更大的服务出口市场。
再者,政府部门应加快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由于服务贸易长期发展滞后,我国至今没有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服务贸易统计标准、指标体系、统计方式,无法及时、有效地分析中国服务贸易的运行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数据也无可比性。所以,我们应按照联合国等六大国际组织共同确定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早日建立起中国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并要跟踪国际服务贸易统计规则的变化,不断完善统计方法,增强统计的时效性和可比性。
2.抓住全球服务外包的机遇
服务外包是跨国公司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的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委托给其他的服务提供者,以提高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跨国生产组织模式,发展中国家一般在承接外包服务方面拥有低成本优势。据估计,全球各行业的外包市场已经从2001年的1500亿美元增长到2004的3000亿美元,其中仅软件服务跨境外包市场平均每年以29.2%的速度增长。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要密切关注世界服务贸易发展态势,抓住服务外包这一新的产业转移机遇,加大服务贸易支持力度,积极推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我国可以借鉴印度经验,优先选择软件业作为发展服务贸易的尝试。因为近年来中国软件业蓬勃发展,平均增长速度为30%以上。2004年底,全国软件产业收入已达2300亿元,出口达到26亿美元,占全球软件产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1.2%提高到2004年的3.55%,包括软件业在内的计算机信息服务的出口,2004年创下了49%的增长速度。不过中国软件产业规模与印度相当,但出口只有印度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日韩市场。未来五年,是世界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市场不断扩大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加快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扩大软件出口的机遇期。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及市场导向,积极培养软件专业人才,提高创新能力,形成自主品牌,从而为软件贸易的发展奠定基础。另外,BPO(业务流程外包)业务也是我们今后的主攻方向。跨国公司将许多后台处理业务,比如数据录入、薪酬账务处理以及呼叫中心等业务流程外包出去,这为我国从“世界加工厂”变为“世界办公室”提供了机遇。要鼓励跨国公司来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和出口采购中心,同时组织有实力的中国服务企业参加国际服务外包项目展览会,主动走向国际市场承接各类外包业务。
3.多渠道扩大服务出口
继续保持传统服务部门的出口优势。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三项服务在我国服务贸易中占据较大比重,1997~2004年这三项服务出口总额一直占我国服务出口的86%以上。旅游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一直保持顺差状态,是我国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我国新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管理规定》和《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将为运输业的发展提供更强的法律保障。基于我国良好的地理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要加强港口、公路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交通运输能力不足、乱收费等问题,以继续保持运输业的优势。
中国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以亚洲游客居多,应加大对欧美、大洋洲和拉美市场的开拓力度,使游客来源地更加多元化。要鼓励发展绿色生态旅游,加强旅游景区建设,治理卫生、安全、乱收费等问题,改善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推动我国旅游服务贸易飞速发展。旅游服务与国际疗养服务应联系起来。中医博大精深,中国的医疗服务性价比也较高,对西方病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还可带动房地产、交通等行业发展,产生巨大的间接经济效益,今后应对其发展予以重点扶持。
增强中国在现代服务贸易领域的潜在优势。自2000年以来,在现代服务领域中,中国的通信、金融、保险服务的出口呈现波动增长态势,计算机及信息服务、专利特许服务(2003年除外)、咨询服务、广告宣传服务等的出口都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在发展新型服务出口方面有潜在优势。政府应积极为服务出口企业开展境外业务提供信息服务。此外,服务贸易法规、服务贸易投融资环境、财税支持政策等都亟待建立或完善。企业本身要坚持服务品牌理念。随着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竞争的加剧,服务企业也应该和制造企业一样重视品牌的建立、发展和保护。我国WTO谈判中服务业开放的承诺将在2007年全部到位,开放的领域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现代服务贸易将在竞争中寻求更快的发展。
篇7
[关键词] 宁波;国际服务贸易;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3-0130-04
[基金课题] 宁波市人民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度决策咨询类课题“宁波对外开放程度与提高国际竞争力研究”
(项目编号:J07-A7)
[作者简介] 滕 颖,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交流系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贸易;
楼晓东,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国际市场营销。(浙江 宁波 315012)
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开始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与服务业发展相对应的是国际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而服务贸易结构也随之不断升级,并逐步呈现以服务贸易为主、商品贸易为辅的发展趋势。鉴于此,商务部提出了“像当年把握制造业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那样来把握当前服务贸易的机会,像抓货物贸易一样来抓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的发展思路。尤其是“十一五”期间,宁波迎来了全球服务业产业转移,而宁波又将如何以积极的姿态承接全球服务业的转移,主动参与新一轮的国际分工和竞争,则是新时期宁波对外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一、服务贸易的概念及内容
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是否由于交易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国际服务贸易分为四种提供模式: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存在。这四种方式包含了跨境和非跨境两类交易活动,其中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属跨境交易,商业存在属非跨境交易。GATS只对服务贸易的范畴提供了原则性意见,并未确定服务贸易具体涵盖的内容。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5版(BOP5),则将服务贸易定义为某一经济体中的居民与非居民之间进行的以外汇支付的服务交易过程,其中 BOP5把服务贸易分为11类,分别为运输、旅行、通信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特许权使用和许可费用、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目前,世界上大部分成员经济体均按BOP5统计口径和项目分类编制本国(地区)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宁波市对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主要也还是采用BOP统计方法。服务贸易不同于货物贸易的地方主要在于:服务是无形商品,国际服务贸易是国家间无形商品的交换活动,其生产、交易、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同时进行,不同储存;货物贸易的监管手段主要是关税、许可证、配额,而服务贸易的监管手段则主要是法律法规等;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不是自动获得,而是靠谈判。相比货物贸易而言,服务贸易则是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方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二、宁波市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宁波市国际服务贸易BOP统计只包括以外币形式支付的收入和支出,只包括通过宁波市进行外币支付的服务贸易收支,不包括通过异地的收付汇。BOP统计包括14个统计指标:分别是运输、保险、旅游、金融服务、通讯和邮电、建筑安装和劳务承包、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教育医疗保健、广告宣传、电影音像、其他商业服务、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分局提供的2000-2006年度宁波市国际服务贸易统计表,对宁波市国际服务贸易现状分析如下:
1.从近6年数据来看,宁波市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势头极为迅猛
2001-2006的6年间,宁波市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受服务贸易出口影响,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到2006年,全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7.73亿美元,其中出口16.53亿美元,进口11.20亿美元,分别是2001年的9.2倍、14.1倍和4.9倍。也就是说,2001-2006年5年时间,宁波市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年均增幅分别达到64.3%、93.8%、48.9%。
2.从国际服务贸易类别来看,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占了九成以上
从总体看,2001-2006年宁波市国际服务贸易总额中,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两项合计占比一直稳定在90%以上,其他项目虽都有所涉及,但所占份额均极小。2006年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出口合计占比达到99%。从服务贸易进口来看,运输项下进口占比平稳上升,从1999年的57.3%已升至2006年的72.3%;其他商业服务项下进口占比平稳下滑,从1999年的31.9%已降至2006年的19.6%;咨询、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项下支出增长较快,逆差态势明显,两项支出合计占比已从1999年的2.7%升至2006年的7.5%。
备注:其他商业服务收入(出口)主要包括外国驻华机构办事经费、佣金、回扣和服务项下尚未归入明确细项的收入;其他商业服务支出(进口)主要包括宁波市驻外机构办事经费、佣金、回扣和服务项下尚未归入明确细项的外汇支出。
3.从国际服务贸易市场来看,中国香港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宁波市服务贸易的份额超过六成
2006年,宁波市国际服务贸易前五大市场分别为中国香港、美国、英国、韩国,合计占比超过80%。其中,对中国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11.36亿美元,占宁波市国际服务贸易总额的40.9%,列各市场首位,其中出口5.39亿美元,进口5.96亿美元,贸易逆差1.13亿美元;对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2.49亿美元,占总额的9.01%,居各市场第二位,其中出口1.84亿美元,进口0.65亿美元,贸易顺差1.19亿美元。韩国、英国服务贸易额占比则分别为 2.4%、1.7%。宁波市国际服务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美国、中国台湾市场,而逆差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法国等市场。基本表现为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高附加值的服务,向东、南亚等周边地区出口相对低附加值的服务,这也体现了宁波市今后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提升质量的方向。
4.从国际服务贸易分行业数据来看,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支撑作用非常明显,交通运输仓储及通信业实现顺差最大,而制造业企业支出了宁波市绝大部分的专利使用费和咨询费
2006年,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服务贸易进出口额12.82亿美元,占全市总额的57.4%,说明宁波市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关联度还是很高,产生逆差3.31亿美元,其中运输项下逆差达3.16亿美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运输市场上中外资航运公司所占份额的极不平衡,以及我国外贸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弱势地位。交通运输仓储及通信业服务贸易进出口额3.12亿美元,占全市总额的14.0%,实现顺差1.86亿美元。制造业项下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支出0.32亿美元,占全市该项目支出的84.6%;咨询费支出0.28亿美元,占全市该项目支出的62.4%。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全球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金融、保险、通讯、邮电等知识与技术密集行业,宁波市仍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在国际服务贸易进口中,除运输外,其他商业服务(主要为驻境外机构开支等)、对外咨询费、境外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占有一定比重。
以上BOP统计的数据仅是涉及到跨境的外汇资金往来,依靠现有的国际收支间接申报统计监测体系,无法全面掌握各服务贸易项下的完整业务信息,因此,目前所汇总反映的数据总体略偏小。
根据现有数据分析,宁波市国际服务贸易总体上仍处于发展初期,整体规模小、水平低,对经济发展带动作用弱,国际竞争力不强,严重滞后于国际货物贸易发展。究其原因,首先,宁波的服务业发展滞后,国内服务业是服务的生产部门,也是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基础。二者的关系就如同制造业与外贸的依存关系一样,国内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就自然有了基础和潜力。作为全国市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宁波市,工业所占比重较大,服务业(或第三产业)比重则相对较低,发展相对滞后。2007年宁波第三产业增加值1149.1亿元,增长15.9%,相比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幅最大,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偏低,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第三产业的不发达,影响到服务贸易的发展。
其次,宁波的传统物流仍占主要地位,港口优势还未充分发挥。宁波拥有天然的港口优势,截至2007年8月底,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为3.1217亿吨(摘自交通部综合规划司),直追上海港居中国大陆港口第二位;但从集装箱吞吐量来看,截至2007年10月底,宁波集装箱吞吐量达730万标准箱(摘自中国航务周刊),远次于上海、深圳、青岛,仅为上海集装箱吞吐量的不到1/3。集装箱运输所占总港口货运量的比重仅为2.76%,在同比四个城市中处于末位,与宁波市经济发展实力和在全国货物贸易中的地位很不相称。这说明宁波的运输业中传统物流还占有很大的比重,现代物流还需要大力发展。而且近年来,全球国际服务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向新型国际服务贸易部门转变,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比重下降,金融、保险、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等为代表的服务比重不断上升。宁波服务贸易多为经营租赁等劳动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项目,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特许、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产业,由于受制度、技术、知识和文化等基础因素的制约,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第三,目前各界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出口意识普遍不足,宁波市政府部门缺乏统一权威的信息监测和工作协调机制,至今仍没有负责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商会、协会等中介组织,而这些组织又是必须的。因为服务贸易工作涉及许多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如外经贸、银行、保险、外管、旅游、电信、邮电、文化、信息产业、建筑、咨询等,涉及服务贸易的部门规章较多,而各部门之间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益保护和行业经营垄断现象,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环境。如果没有统一的工作推进和协调机构,则会导致工作体制不顺,缺乏力度,协调难度大。而且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上也存在另两个不足:缺乏国际服务贸易全口径统计与监测体系,缺乏相关立法。随着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服务贸易种类越来越多,而目前外汇收支统计体系的项目设置已不能全面反映服务贸易发展的真实状况;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也缺乏,从目前非贸易外汇管理法规看,尽管也涉及到对交通运输、港口、邮电、广告、咨询、展览等服务业,以及对著作权、专利权和商誉等无形资产外汇收支进行规定,但除了境内居民个人外汇以及引进无形资产付汇管理法规比较细化外,其他都散落在《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等法规中,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不强。而且,由于没有相应的法规依据,使得对一些违规行为无法惩处。
三、推进宁波服务贸易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1.发展现代服务业
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增强宁波国际竞争力,推进宁波国际服务贸易的首要战略举措。服务业是服务贸易的基础,目前宁波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对信息服务、现代物流、技术咨询、广告营销、金融中介等相关服务业的需求十分巨大,但是支持生产的服务业还没有跟上来,导致宁波市的综合竞争力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要突破这种局面,就应把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服务业上来。一是要全力推进现代物流业、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产品市场服务业的发展,加快编制六大生产业领域产业发展规划。二是要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包括五大服务平台,即宁波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国际会展服务中心和以国际服务业外包为龙头的生产基地(软件外包、信息服务、商品检验检测、科技研发与服务),为宁波承接国际现代服务业提供良好的软硬件环境。并以向制造业的两端延伸和中间分离为突破口,以软件业为重中之重,拓展生产服务业的发展领域。三是要积极争取服务外包试点机遇,建立服务外包产业基地。服务业外包不是简单地将企业内部的工作和流程转移到外部,还伴随着产业分工的继续深化,逐步形成多种新兴服务业,这些新兴的服务业统称为外包服务业,并可以细分为物流外包、软件外包、金融外包、管理外包等。服务外包影响着广泛的服务活动,遍布各个产业。由于外包服务往往以跨国公司的非核心商业流程为主,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外包服务方面拥有低成本优势。
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大潮中,宁波发展服务外包也因此具有积极意义。加上服务外包的各种载体也有望为宁波拓展服务外包创造新的推力,如宁波研发园区(启动区)及一系列软件园区工程启动、中石化的科研机构落户宁波、宁波市大学科技园区创意产业基地开建、宁波市与微软达成合作意向,共同组建“宁波微软技术中心”等等。未来几年,宁波要紧紧抓住新一轮国际服务业加速转移的契机,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高增值服务能力的服务外包企业,聚焦重点区域,优化空间布局,积极打造以保税区、开发区、科技园区、镇海区的服务外包示范区,重点发展软件开发外包、研发设计外包、物流外包。并在现有外包企业中,发展重点企业的外包业务。政府应重点扶持一批具有产业优势、规模效应和品牌形象的规模企业,鼓励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积极进行自主创新,实施品牌战略,通过购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手段,尽快形成若干龙头企业,提高产业的运作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对于重点企业,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实行一企一策,在引进高端人才、定向培训可适用专业人才、国际标准认证、投资融资方面给予财政补贴,支持企业争取商务部扶持出口型企业研发资金,支持企业拓展海内外市场,发展外包业务。
2.建立如货物贸易那样有效的国际服务贸易促进机制,加快形成部门整体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的货物出口促进机制相当完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外贸出口、提升外贸发展质量的政策、措施。但支持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方面的政策、措施都尚待制订,有效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平台也需要探索建立。此外,国际服务贸易涉及的政府部门多,情况分散复杂,在推动和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部门整体协调机制。货物贸易出口的迅猛发展与“大通关”建设、银贸、税贸合作密切相关。因此,加快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也需要建立起由外经贸、金融、旅游、教育、文化、信息等诸多相关部门协调合作机制,以便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服务贸易。建议将服务贸易工作纳入政府评价管理渠道,把服务贸易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制定鼓励和扶持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设立专项发展资金,落实金融、税收等部门的扶持和优惠政策;建立工作目标评价体系,市政府应把发展服务贸易工作作为全市外向型经济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针对服务贸易工作的不同类别和特点,实施分类考核,逐步建立服务贸易的目标评价体系。
3.充分发挥政府的孵化、激励作用,审慎建立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
政府对构建城市竞争优势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对科技进步的孵化上,还应体现在对企业创造力的激励上。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当地政府为了鼓励服务出口,长期以来给予服务企业很多优惠,同时非常重视技术研究、开发与教育。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宁波市要加大对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措施,辅之以积极的产业政策,努力提高宁波国际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另外,随着我国相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目前宁波在现代物流、金融、保险、计算机数据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势单力薄,很难与外商抗衡。为此,宁波应加快建立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同时要深入研究并合理运用WTO的“保障措施协议”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做到有备无患,并多方寻求法律、法规的支持,有理、有利、有节地保护宁波的弱势服务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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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雪莲.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正在加大[J].中国经济周刊,2007,(3).
篇8
一、创意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
(一)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在国际贸易中,其相关产品的贸易增长很快
根据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2014年1月的英国创意产业统计数据,2012年,英国创意产业就业人数占到英国总就业人数的5.6%,与2011年相比,英国创意产业的就业增长了8.6%,同期英国整体经济的就业仅增长0.7%;2012年英国创意产业的增加值占英国GDP的比重达到了5.2%,创意产业增加值与2008年相比,增长了15.8%,而英国的GDP则仅增长5.2%。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美国的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3.2%。在中国,与创意产业概念相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63%,2014年达到3.77%,2014年与2013年比,中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增长速度达到12.7%,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创意产品贸易已成为最为活跃的部门之一,已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引擎,2008―2012年间,所有创意产品的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34%。
(二)创意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非货币收益,对于推动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是经济创新的源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3创意经济报告》中的导言中指出,“21世纪以来,个人、群体的创意和创新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成为世界各国的真正财富。” 创意产业不仅通过创造价值驱动经济增长,而且还是整体经济内部创新体系的关键元素。创意产业的首要意义不仅源于其经济价值,还来自于对新观念、新科技出现的刺激,来自于它是能够培养激发创意和创新的总体社会情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PP2-3)。2014年2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新型、高端服务业发展,促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是发展创新型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内在要求,是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催生新兴业态、带动就业、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二、中国创意产业的竞争力
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常用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这三类指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状况。在分析中国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时,本文也将采用这三类指标,以从多个侧面反映中国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所用数据来源UNCTADSTAT数据库。数据所包括的时段为2003―2012年。该数据库是目前全球创意产业最权威和最全面的数据库。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而言,其竞争力的变化是渐进式的,所以,虽然数据存在时滞,但仍能反映中国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状况。
(一)中国创意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呈持续增加之势,中国创意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首位,但创意产品市场占有率呈两极化格局,部分创意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直在低位徘徊
2012年中国创意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约为32%,要高于美国、德、英、法和印度,2012年这些国家创意型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7.98%、6%、4.8%、4.1%和5.45%。中国创意产品就总体而言,其市场占有率较高,但部分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却很低,包括视听产品、出版等(详见表1)。
中国的创意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无论是对发展中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都一直呈增长之势,但中国创意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就产品类型考察,中国在发达经济体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产品包括工艺品,设计,主要是时装和玩具,新媒体产品等,其市场占有率都在28%以上,中国的此类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占有率都在30%以上;此外,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占有率较高的产品还包括表演艺术和视觉艺术品,其市场占有率超过了40%。中国的视听产品和出版物虽然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要高于发达国家,但其竞争力相对较弱,特别是电影、报纸等的市场占有率,低得可以忽略不计。
(二)以贸易竞争力指数衡量,中国创意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十分强劲,但创意密集型产业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偏低
以贸易竞争力指数衡量,从2007年中国创意产品竞争力开始出现走弱迹象,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出现恢复性增长,但仍没有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2005年中国创意产品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约为0.88,2012年约为0.82。中国创意产品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一直低于发达国家,近年来却呈现出恢复性增长态势。2005年中国创意产品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0.77,2012年中国创意产品对发展中家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0.79,与2006年相当(详见表2)。
分产品类型,中国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最低是视听产品、出版和新媒体,视听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值,其中电影贸易竞争力指数最弱,CD、DVD、磁带的贸然竞争力相较于电影虽然略强,但同样呈现为负值;出版的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呈现为正,但报纸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值。从发展趋势看,设计、新媒体产品、表演艺术等贸易竞争力指数有所下降。按经济发展程度考察,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电影贸易竞争力指数提升最快,而作为贸易竞争力指数同为负值的报纸,对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指数虽然基本稳定,但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则出现了下降(见表2)。
(三)部分传统的优势创意产业有出现转为劣势产业的迹象,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没有广泛兴起
以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来衡量何种创意产业有比较优势,标准是如果某种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由表明该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在各类创意产品类型中,大于1的创意产品类型包括工艺品、设计和新媒体。进一步细分,工艺品中庆典产品、柳编产品、纺织品,设计中的时装、玻璃工艺品、室内设计、玩具,新媒体中的视频游戏等都具有比较明显的比较优势。视听产品、出版等属于比较劣势产业。
从变动趋势看,新媒体和表演艺术等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开始出现转向比较劣势行业的迹象,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从大于1开始滑向少于1的轨道。那些处于劣势的行业除视觉艺术表现出向比较优势行业转化的迹象外,其它的行业仍处于显著的比较劣势行业类型(详见表3)。
(四)中国的创意服务竞争力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目前国际贸易统计对创意服务的统计包括六类:广告、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建筑、工程和其他技术服务,研发,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视听及相关服务以及其他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总体而言,就像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低于制造业的竞争力一样,中国创意服务的竞争力相对于创意产品的竞争力要低。在这六类创意服务中,中国广告、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服务,出口量最大,其出口规模超过了法国、美国等,略低于英国和德国。这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出口规模最大的是建筑、工程和其他技术服务或研发,如美国、德、法出口规模最大的是研发,英国出口规模最大的是建筑、工程和其他技术服务。中国在六大类创意服务出口中,除广告、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服务外,其他创意服务与美、英、德等存在极大差距,甚至比不过印度。在中国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中,按行业分,文化制造业增加值9166亿元,占42.9%;文化批零业增加值2146亿元,占10.1%;文化服务业增加值10039亿元,占47.0%;按活动性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创造的增加值为12695亿元,占59.5%;“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创造的增加值为8656亿元,占40.5 %。在文化产业增加值中,“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 创造的增加值为3495亿元,占16.4%。
三、提高中国核心创意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影响中国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很多,影响创意产业的核心因素,概括起来就是3Ts,就是包容性(Tolerance)、人才(Talent)和技术(Technology)。包容性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对新思想、新观念、对失败的容忍度和企业精神;人才是发明新思想,推动创新的主体力量。一个经济体的人才状况,通常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在创意产业中就业的人数来衡量;技术是推动经济与社会高效运行、提升生产率的关键因素,一般用研发投入、研发部门的就业人数以及专利数是技术。马丁繁荣研究所(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用这三个指标,创建了一个全球创意指数。根据这一指数,中国2005年45个国家中,排名第36位,高于金砖四国的巴西(第43位)、印度(第42位),低于俄罗斯(第25位)。
要破除影响中国核心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障碍,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一种有效的政府激励机制。建立这种激励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经济发展与人才培育、技术进步和包容性的拓展协调起来,根据联合国2008年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办法调整GDP的核算方法,无疑是建立这种激励机制的最有效的办法。
在2008年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中国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比,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把知识产权产品纳入到固定资产中进行统计。知识产权产品的例子包括研究和开发的成果,矿藏勘探和评估,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以及娱乐、文学或艺术品原件。其中矿藏勘探与评估,计算机软件与大型数据库,娱乐、文学和艺术品原件在1993年SNA中已经被归入固定资产,2008年SNA最主要的变化是将研究与开发支出由原来作为中间消耗不计入GDP修改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GDP(联合国,2008)。
篇9
(一)我国服务业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服务业是我国相对落后和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我国要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未来GDP的增长、就业的扩大和税收的增加,相当程度上要靠服务业,服务业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已成为增长最快的部门,成为新的增长点。而在我国,服务业产业发展的滞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制约了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制约了人力资本的增长,制约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制约了市场的有效开拓。
(二)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商务工作的重要内容
商务服务业(CommercialServiceIndustry),又称“商业服务业”,是与WTO关于服务贸易12大类分类中的商业相对应的一类服务产业。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在乌拉圭回合中期审评会议后,在对以商品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分类的基础上,结合服务贸易统计和服务贸易部门开放的要求,提出了以部门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分类方法,将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WTO成立后,继承了这一分类标准。商务服务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主要指在商业活动中涉及的服务交换活动,既包括个人消费的服务,也包括企业和政府消费的服务。具体细类分为:专业性(包括咨询)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不动产服务、设备租赁服务、展览管理等其他服务。目前商务部所主管的服务业主要是与商务直接相关的服务,这些服务业可以统称为“商务服务业”。
实际上,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无论对外贸易行业还是国内贸易行业也,都属于服务业或第三产业范畴。虽然由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但WTO对服务贸易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公认的一种分类办法,国内由国家统计局最新修订的行业分类标准,对第三产业的分类虽然仍有计划经济色彩,但也比较接近WTO的服务分类标准。鉴于上述服务业特别是一些新兴的服务业需要大力发展,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性,从体制上看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政府主管,需要政府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实施管理,因此,商务部应该是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行业主管部门。
(三)会展业等商务服务业既是商务促进的重要载体,更应被看作是重要的服务产业
长期以来,由于会展业、信息服务业、研究与咨询业等商务服务产业本身的功能与商务促进的宗旨有很强的同一性,一直被作为重要的商务促进载体。这些商务服务业不仅自身在引导生产、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创造产值与效益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而且由于它直接为商业活动中的各种交易活动提供服务,直接促进商品流通与服务交换,并且有着很大的“乘数效应”,客观上对促进商务发展发挥着特殊作用,因而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普遍介入。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这些服务业首先应当被当服务产业来看待。实际上,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这类商务服务业在被作为载体开展商务促进时引入市场机制,既有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商务促进的效率和水平……
(四)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赖于相关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完善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能否有效开拓市场也是经济快速增长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无论是开拓国内市场,还是开拓国际市场,都需要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而我国物流产业落后,信息系统不发达,严重制约了市场的开拓。
当前,服务业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80年代以来,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已经快于实物贸易的增长。1997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显示,1980~1995年,服务贸易年均增长8.4%,而同期实物贸易年均仅增长5.2%.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竞争正在从产品领域向服务领域转移。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将逐步开放服务贸易。服务贸易的开放将对国内服务产业提出严峻的挑战,大力发展服务业,也是迎接这种挑战的需要。
二、改革基本思路
(一)改革理顺商贸、商务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体制
“十一五”期间加快商务服务业发展,关键是要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从管理体制、法律环境、人才战略、市场机制等方面加快改革进程,为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1、推进产业化——把发展商务服务业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是国家要把信息咨询、管理咨询、研究与开发、翻译服务、展览管理服务、会议服务、广告服务、市场及公众观点调查、公共关系服务等发展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作为独立的产业来对待,进一步明确商务部门作为主管部门。
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应根据不同服务产业的不同情况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包括拟订行业发展规划,做好相关统计工作;加强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向企业及时提供相关行业与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适当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探索政府资金引导、市场配置资源的商务服务业投资机制;制定商务服务业在用电、用水、土地使用、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等等。
三是要支持建立商务服务业行业同业商协会组织,制定相关商务服务业行业服务指标体系、规范和标准。
2、推进市场化—完善市场机制,增加竞争主体,鼓励公平竞争
一是要加快立法进程,重点完善展览业、物流业、旅馆业等商务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规范政府行为,另一方面规范市场行为,形成有序、有效的竞争环境,解决市场无序、恶性竞争等问题,建立有利于商务服务业特别是发展的公平经营环境。
二是加快培育研究顾问服务、会议展览服务、翻译服务公共关系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市场研究及公众观点调查等新兴服务服务行业的市场主体,特别是要大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多种形式参与商务服务业各行业的发展。
三是要把发展商务服务业与政府职能转变及事业单位改制结合起来,实行政企分开、企业与事业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培育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竞争需要的微观主体。营利性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非营利性机构也要面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政府商务促进体系中面向促进对象提供的信息咨询、市场调查、贸易展览、专业培训、技术辅导等许多服务项目,可由政府直接推荐有良好经营资质的研究机构、市场调查事务、会议展览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商务服务机构进行商业化服务(如服务市场较成熟,政府也可不必做任何推荐,由企业直接面市场即可),服务项目完成后再由政府对相关企业予以认定资助。
四是要加快形成统一的适用于内外资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
3、推进国际化—开展国际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努力扩大服务出口
加大商务服务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应与国际化配合起来,相互促进、互动发展。
一是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服务业体制改革,促进传统服务产业的改组改造,提高技术含量,形成新的科学的营销方式和业态;二是要大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引进先进管理和优秀人才,带动服务业水平提高,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是要废除或调整那些与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不相适应、不利于商务服务业走向国际的规定和做法,制定鼓励服务出口发展的相关政策,规范服务业出口的法律、法规。考虑对服务业出口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三是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支持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并购等方式扩大服务业对外投资;
四是要加强人才培训。通过举办学习班、辅导班、研究班等加强培训,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二)改革理顺服务贸易的管理促进体制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而加快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有效的措施,因此,要抓紧理顺服务贸易管理与促进体制。
1、明确服务贸易主管部门
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贸易大国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宏观管理都是明确由同一个政府部门负责,如美国商务部、日本经济产业省、德国经济部等。而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已经高达800亿美元,但是服务贸易的主管部门实际上一直未完全明确(本届政府商务部的“三定方案”仍没有明确这方面的内容)。当前的体制是,商务部主要负责服务贸易的国际多边谈判、对外事务协调、服务业利用外资政策等事务,以及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的管理,其余服务贸易事务分属几十个相关部门。相应地,服务贸易战略发展规划、服务贸易立法、服务贸易业态划分标准、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等涉及服务贸易发展的重大事项,一直未能得到研究落实。因此,尽快明确商务部作为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与发展的归口部门已是当务之急。目前商务部外资司、WTO司和合作司虽然各有一个服务贸易处,但都分管具体事务,尚不足以形成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宏观管理。服务贸易管理部门明确后,建议商务部组建服务贸易管理司,加强对服务贸易的宏观管理。
2、建立国家级服务贸易发展协调机制
商务部对服务贸易的宏观管理主要是负责发展战略、出台进出口促进和管理政策、协调各产业在进出口环节的利益关系,参与谈判。由于服务贸易涉及的部门较多,因此,商务部的宏观管理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建议成立由国务院主管副总理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服务贸易协调小组”,统筹全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相关政策。协调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商务部服务贸易司,以便推动相关工作的进展。
3、建立国家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战略
发展出口导向产业,谋求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产业扩大出口、进而实现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平衡发展,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方向。服务贸易的主体是企业,要推动企业在全球化的市场范围内、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为指导、进行全球范围的资源组合和配置。因此,国家级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建立后,首先应围绕这个方向,抓紧研究制定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在合理科学的战略指导下推动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促进服务业出口,不仅仅是贸易问题,更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为实现重点行业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在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企业竞争力提高、国外市场开放等方面应制定相关政策,发挥促进作用。
4、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法律和制度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逐步加快。“十一五”期间服务贸易开放的深度和广大还将进一步加大。按《服务贸易总协定》实施最惠国待遇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制定一部统一的《服务业外商投资法》,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并据此对国内服务业造成重大损害或损害威胁时,及时采取相关的救济手段,如服务进口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例外等,非常必要。
篇10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原因;对策
一、中美贸易失衡的现状
自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始终保持健康快速的发展势头。据中国统计,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3853亿美元,增长超过150倍。目前,美国仅次于欧盟位列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并仅次于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然而,随着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失衡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根据中方统计,中国从1993年对美贸易出现顺差,两国贸易差额为62亿美元。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逆差国,并且贸易差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2010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飙升到1813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见表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
1.国际分工地位的不同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由于美国和中国有着不同的比较优势,两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同地位。美国是资本丰富的国家,因此,美国主要依靠丰富的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占据产品的高端市场。同时,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的企业、附加值低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正好满足美国的投资标准。正是由于美国进行的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其进口数额。
2.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是中美贸易失衡的直接原因
美国在自由进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限制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虽然从2006年起,美国开始酝酿调整政策,并多次暗示将放松对华出口管制,但实际上对中国歧视性的出口政策始终没有改变。2010年12月9日,美国修订其贸易便利政策,享受到美国贸易优惠政策的国家共三类164个。中国作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且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却被排除在“164个”之外。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阻碍了中国向美国进口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3.储蓄投资失衡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内在原因
根据双缺口模型S-I=X-M,一国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就会大于进口,在贸易上就会出现顺差,而当国内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就会大于出口,在贸易上就表现为逆差。自从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赤字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供小于求。但是与储蓄相比,美国的投资率却表现出强劲的势头,较高的投资占有率而较低的储蓄率形成了严重的储蓄投资缺口,这在贸易收支中表现为逆差。与美国相反,由于传统习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原因,我国一直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较高的储蓄率而相对较低的投资率使得储蓄和投资率之差为正值,这在国际收支上就表现为顺差。
4.统计口径的差异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制度性原因
首先,在统计范围上,美方采用总贸易制进行统计,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的货物均列入统计,包括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而中国采取专门贸易制进行统计,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不统计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其次,在统计方法上,中国通常以离岸价计算商品的进口,而美国通常以到岸价(成本、保险加运费)计算商品的进口。到岸价的费用可估计为比离岸价计算的成本平均高出10%。第三,在转口贸易的统计上,中国经第三方出口到美国的部分商品,美国都按中国出口统计,而通过第三方出口到中国的部分商品,却不被统计到美国的出口中。这个问题在经香港的转口贸易中尤为突出。
三、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对策
1.加强双边沟通与协商,对统计口径加以修正
我国应积极与美国进行沟通与协商,在平等、互信的原则下对统计口径加以修正。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原产地规则存在不完善之处,应积极参与WTO关于原产地规则的制定,逐步完善原产地规则,减少由此引起的中美贸易失衡的人为夸大。此外,服务业已经逐步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并且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美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服务业生产和出口大国,因此,服务贸易的统计也应引起我国的重视,避免由于忽略服务贸易的统计而导致我国贸易差额的增大。
2.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实施外贸多元化
我国应尽快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外向型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打破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现状。同时,我国应进一步鼓励企业拓展新的出口市场,实施外贸多元化战略,大力发展与欧盟、日本以及周边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不但可以分散对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抵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摩擦,而且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失衡。
3.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
我国应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立足点,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国内的大量储蓄,促进国内经济平衡,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加进口、减少出口,缩减中美贸易顺差,改善国际收支状况。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于2008年底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有力地刺激了国内需求。然而,扩大内需仅依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消费才是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不断上涨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成本以及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长期偏低。因此,稳定物价、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是改善民生、刺激消费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4.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
我国在2000年就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将对外投资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是在实施该战略时,政府要加强引导,扶持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尤其是工业生产企业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同时,为企业做好咨询和信息提供等宏观指导工作。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还可以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黄晓凤,廖雄飞.中美贸易失衡主因分析[J],财贸经济,2011(04):85-90.
[2]罗军.中美贸易失衡原因探析[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01):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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