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慈善公益活动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会慈善公益活动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近代化；冀州商帮；京津；影响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139-03

“商”在近代是个涵盖极广的概念，实际上包括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即工商皆为商[1]。商帮是指某客籍商人以地缘为主，以血缘和业缘为纽带组成的商人群体。冀州人以善于经商著称，足迹遍华夏，尤以近代旅居京津的冀州商人为多，遂形成冀州商帮。冀州帮之来源并非只指冀县，还包括清代冀州所辖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五县商人。

冀州商帮从事的主要行业颇多，北京冀州帮主要从事五金业、铜铁锡品业、书业、古玩业、老羊皮货业、细皮毛业、新旧木器业、布业等行业；天津冀州帮则多从事五金业、皮货业、磁业、绳麻业、玻璃镜业、南纸书业等行业。如此多的行业由冀州人经营或操纵，足以称为一帮，该帮在京津城市近代化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此进行细致研究希为当下冀州商人在各地的发展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加快工商业的近代化发展

冀州商帮所主导的某些行业引领着京津两地的商业潮流，有力地推动着二地商业的近代化进程。如冀州帮在京津所营颇多的五金行，属于经营进口洋货商品的新兴行业，不仅使市民传统的日常器具得以更新，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到其他一些行业，如建筑营造业、交通运输业、小手工业以至农村小生产者的发展”，对“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是不无影响的。”[2]同时，面对激烈地市场竞争，冀州人在经营设备、售货技术上，广泛使用电报电话，并重视广告宣传，这无疑推动了当地电信与广告业的发展 [3]。他如北京冀州帮除经营旧书外，有的还经营新内容、新版式之书刊，全聚德、冀州焖饼、冀州驴肉等皆为京津民众提供了高质量的文化与饮食消费服务。

天津由于是沿海新兴商埠，工商业发展并重，其中有许多冀州人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如“金鸡牌鞋油”的创立者冀县傅秀山[4]，宏中酱油厂的创办人冀县李惠南[5]，同升和鞋帽店经理衡水李溪涛[6]，天津市磁业公会主席衡水徐梦九[7]，南纸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枣强藏殿宸，绳麻业同业公会主席武邑骆步同，棉业公会主席武邑张秀峰[8]等都属冀州商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冀州帮所设工厂还属于天津及至华北之首创。如冀县人史东初早在1909年就在天津创立了中成搪瓷厂，这是中国北方第—家独资经营的搪瓷厂。1912年他又在天津创办中昌香皂印刷制罐厂，这是全国第一家香皂厂[9]。又如玻璃砂制造业，冀县徐彩臣“于民元年将旧玻瓈料器等及螺壳和而碎之，作为细砂试用之有效，遂在津市开设双和盛玻璃砂工厂。”[7]这些冀州商人的创举开了天津搪瓷、香皂、玻璃砂制造业之先河，其对天津工业近代化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注意的是，冀州帮充当了京津冀某些行业进行密切联系的纽带。以京津五金行为例，北京最著名的要属“万”字号，天津最著名的是“三泰”（万丰泰、三益泰、万庆泰），它们之间多为联号关系。北京众多冀州帮的“万”字号商铺要靠天津联号负责到日本或上海进货、退货、处理进货过程的纠纷、提供五金商品的各种前沿信息等；而天津联号则需要北京方面提供资金与管理人员等。并且北京五金同业公会主席邸占江，与天津五金同业公会主席邸玉堂是叔侄关系[10]，这为京津五金业之间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南宫人邢赞亭不仅在天津创办了生生工厂、丽丽工厂与生生银号，还在北京开设永兴洋纸行[11]，创建了首家啤洒厂、北京市信诚银行等[12]。当然，像旧书业、皮毛业等也有诸多类似情况。这表明是冀州帮中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某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把京津两地某些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京津两地工商业的联系与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为商请命，维护商民权益，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

随着重商政策的施行与商人地位的提高，近代商人的参政意识渐渐增强，他们逾越“在商言商”的传统，出现了“在商亦言政”的新气象[13]。受此影响，冀州商帮控制的主要行业公会遂积极参与商会为商请命活动，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冀州人占多数的北京五金同业公会，作为新兴行业的代表，积极融入争取政治发言权，维护同业甚至是全市商民利益之列。1927年4月五金业联合杂货、火柴、造纸、煤油各业代表二十余人，要求总商会派员往徐州谒褚玉璞请愿，要求取消特种物品用户捐改归省办的指令[14]。①这不仅表明五金公会对政府乱收苛捐行径所持的严正立场，且也说明该会已融入到与其他行业公会联合争取政治发言权的行动之中。更有甚者，冀州人主导的行业还与他业进行密切联合，共同对国都南迁与崇文门税关害商表示抗议，参加集体向当局最高统治者的请愿活动。此活动共有87个行业参加，其中包括五金行代表10人，老羊皮行10人，细毛皮行20人，新旧木器行5人，铜铁锡行5人，古玩行5人，天津造胰公司1人等[15]，这不仅说明冀州帮主导的这些行业热心于集体性的政治参与活动，而且也意味着他们在此种活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天津，绸缎业商民“因年来受特殊影响，入口货巨量倾销，致纯营国货绸缎之商等大受打击，势难与布纱呢绒处一会”，1937年庆利恒缎庄总经理雷廉臣（冀县人）等遂带领同业呈请社会局“准予另组绸缎业同业公会”[16]。此等冀州帮带领同业争取合法权益之举，不仅利于本业之发展，也利于天津同业公会组织之建设。总之，从一定意义上讲，冀州帮在京津的类似活动，是“出于商人自身利益的主动性政治表达”[17]，有利于当地商民权益的维护与政治民主进程的加快。

三、促进慈善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冀州商帮还带领本行业会员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例如，鉴于“京师洋车夫在烈日之下，挥汗如雨，情极可悯”，1927年7月以冀州人为主体的五金同业公会组织会员商铺积极参与总商会组织的卫生救急等公益活动。此次公益活动在全城设茶缸68处，供酷暑中的路人免费饮用，五金行公会担任四处；总商会公推救护干事32人，共30行，五金行郝泽民、高式卿二人入选；各行举出救护自行车队队员38人，属于11个行业，五金行有两人入选[18]。② 以上数据表明五金业虽是个小行业，但在此等公益活动中却担任重要角色。再如琉璃厂来熏阁书店经理陈济川，南宫人，作为书业公会主席1937年代募龙泉寺孤儿院捐款12.8元，为北京市商会临时救济会及南城粥厂各募集捐款40元，并劝导各会员捐助难民棉衣棉被等慈善义举[19]。此外，五金、古玩、细皮毛、老羊皮货、新旧木器等业亦捐款给河北救济会[20]。由于这些行业冀州商人较多，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冀州帮的善举对北京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在天津，中国北方第一家搪瓷厂的创办人史东初乐善好施，自费在金家窑办了一所“东初小学”，每到冬天，就开粥厂舍粥[9]。当然，以冀州人为主的上述同业公会或个人的这些社会公益活动从另一角度讲，也无形中为政府分了忧、解了围，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当时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有一定积极作用。

四、促进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冀州商帮在京津的发展壮大，在促进两地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较大贡献。冀州人在京津经营古旧书业的较多，涌现出了孙殿起、雷梦水、郭纪森、吴希贤等国内外知名的古籍专家，他们在漫长的贩书生涯中，历经几代经营、抢救、收藏、贩买了大批古籍，为保存祖国灿烂的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如通学斋书店曾于1934年出版冀县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1936年出版孙耀卿《贩书偶记》二十卷。这对钩沉、抢救、流通古籍，起了桥梁作用，为发扬祖国文化传统，为学术研究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21]。

在天津，为培育中国的科技人员，李惠南竭尽自己所能，从1928年以后在天津河北省工业学院和河北省水产学院两校同时任教，讲授《酿造化学》，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培育了不少有用人材[22]。以枣强人邸玉堂为公会主席的天津五金业为“发达业务，造就人材起见，特组设五金补习学校”，他认为“五金业发达则实业自必进步，工艺日趋发达，关于国利民生，俾益良多。”[8]这种办职业教育的尝试，不仅利于促进天津五金业的进一步发展，且也影响着天津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总之，冀州商帮不仅在为商请命，积极联合他业与政府抗争的一系列博弈中，对于维护商民权益，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还在促进慈善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贡献颇大。当然，最重要的是该帮在加快京津城市工商业的近代化发展方面的巨大功绩，体现了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勇于创新的精神。冀州商帮借助京津优越的地理与政治优势使自己发展起来，同时也为京津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京津两地冀州商帮的崛起,北京冀州商帮向天津的移动,都使京津冀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共同推动京津冀城市化进程的合力[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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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曹春田,尹树鹏.金鸡长鸣五十年 ——从“协丰”到“四日化”[G]//中国人民政协天津河北区文史书画委员会.天津河北文史:第6辑.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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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史延年,张嘉琦.史东初和他在天津创办的工业[G]//中国人民政协河北省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冀县文史:第2辑,1987:37-39.

[10] 王槐荫,刘续亭.天津工商业中的冀州帮[G]//天津文史资料:第32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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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范维增.邢赞亭事略[G]//南宫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宫文史资料:第3辑,1990:120.

[13] 刘俊峰,张艳国.同业公会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N].光明日报,2008-04-13.

[14] 直省商联会电请取销特种物捐,建商反对两种特捐[N].世界日报,1927-04-04.

[15] 北平商会昨日向蒋中正请愿[N].世界日报,1929-07-09.

[16] 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254.

[17] 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J].开放时代,2004,(5).

[18] 总商会将请蠲免车捐一个月,昨天开第二次卫生救急会[N].世界日报,1927-07-27.

[19] 北京市档案馆.图书业会员名册、报告、异动及营业申报会员登记(档号87-46-5)[Z],1937:7.

[20]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特别市社会局关于去年冬赈团体设立粥厂成绩优良应颁发匾额,今年仍在先农坛设粥厂等的指令及市商会给河北省救济会,开封佛教会永年分会修佛堂募捐的复函等(档号J71-1-155)[Z],1940.

[21] 冀县的古旧书业[G]//中国人民政协河北省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冀县文史:第1辑,1986:62-66.

篇2

但是现实中的我们，常常记得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却很容易忽略了发生在身边的温馨和感动。有人说，忘记感恩是人的天性。所以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学会了占有，学会了享受，我们总是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更多，却忘记了去感恩，忘记了回报。

作为生活在新时代的一员，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为了生活，为了自己的梦想，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不停的在努力和拼搏着，

我经历过很多职业，做过工人，干过销售，企业干部等等，1983年改革开放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我辞职开了这家美容院，美容院经营初期，各种问题和困难也接踵而至，面对困难，不退缩、不畏惧，靠着一个勤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曾经那小小的门面，目前已初具规模，小门店也变成了企业，随之而来的荣耀，“光彩之星”、“诚信企业”，“先进单位”、“文明单位”等，让我品味到了成功，也让我的企业发展增添了信心。

除了社会各界给予我们的各种荣誉和支持外，在近年中，我先后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2007年又被推荐为区政协委员，无锡市美容美发商会副会长、区工商联美容美发商会会长、东亭私个协会理事等社会职务，在面对这些职务时，我清楚而又理性的认识到其实在这些背后融入的更多的是社会对我企业和个人的一种信任和支持，因此，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除去经济效益外，更要有一种社会责任，而个人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更要有一种对社会的感恩之情，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我和我的企业也不能茁壮成长。

因此在工作之余，我每月上门为敬老院老人义务服务，积极参加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人道万人捐、“一对一”帮困等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在“一对一”帮扶活动中，结对帮助一位贫困生完成学业，2011年8月，有关部门组织为新疆霍城捐资助学活动中，我捐献了一万元……至今已在慈善捐献、公益救助等活动中累计捐献了近50万元。

感恩社会，也要感恩员工。在企业员工是最宝贵的财富，没有员工的勤奋工作，我的企业也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壮大，目前，

单位有40多名员工，每年我都会组织他们出去旅游，并参加二次以上的业务培训，并逐步为他们缴纳了社会保险金，员工十分团结，凝聚力很强，有几名员工“跳槽”后又“飞”回来了，单位的“好”使他们吃了“回头草”。

2007年，无锡地区发生了供水危机，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的风向标促使我们在内部作了一项大胆的技术革新。洗发用水量较大，怎样利用洗发水的余热便成了我们的攻关课题。在有关人员帮助下，投资3万多元，我们将洗发水的余热回收再利用，一年可节电2万余度，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一项实质性的事情。我并将此经验向行业汇报，要求推广。这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的事例，我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著名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一颗感恩的心。”所以，只有学会感恩，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才能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

篇3

关键词：社会团体 互益 公益 自治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3-024-03

一、社会团体的概念界说

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中，“社会团体”都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它就像尼斯湖的怪兽，人们可以肯定地说它不是‘什么’，但很难说它‘是什么”’。尽管如此，国内外学者仍从不同视角试图探讨“社会团体”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者们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共同特征说。该说认为直接描述“社会团体”很困难，但可以通过归纳社会团体的共同特征来说明他们是什么。比如英国协会管理专家斯坦利・海曼并不力求给“社会团体”下一个完美定义，而是概括“社会团体”所应具有的主要共同特征为：成员致力于某些共同目标；经费不仰仗官方；首要目标不在于获取最大利润：成员有随时退出的自由。

2 互益说。该说源自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劳(Bhu)，他将社会组织分为四种类型，即经营性组织、互益组织、社会服务组织及公共服务组织一其中的互益组织主要指社会团体，他们“就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组织，具有非盈利性和民间化两种基本的组织特性。”

3 公益说。该说主要强调社会团体的公益性，认为“社会团体是以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为宗旨，按照一定章程，经过法定程序组织起来，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

4 特殊目的说。该说以“特殊目的”来回避前面两种学说中“五益”与“公益”的冲突，并模糊二者的区别，笼统强调社团的特殊目的性。如麦基佛认为“社会团体是这样一种团体，它作为社区内部的一个器官，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特殊目的并发挥作用而人为地组织起来的。成员只是部分的具有共同意识而已。”又如王云五在其编著的《社会科学大辞典》中认为，“社会团体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或多种目的而组成的一个团体。”如《牛津法律大辞典》对“社会团体”定义为“一群单个个人，为了达到某一特殊目的而联合起来的一般性用语。”

笔者认为，社会团体种类繁多，成立方式和目的各异，“互益说”和“公益说”均显片面，而对于“特殊目的说’’而言，任何一个组织的成立均有其特殊目的，因此该说也并未将“社会团体”与其他社会组织区别开来。相比较而言，“共同特征说”似乎更为可取。我国1989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回避了对社会团体予以直接定义而以列举法代之。1998年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即采取共同特征说，认为“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该法律定义体现了社会团体组成的自愿性、共同目的性、非营利性等特征，但“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之描述未能体现社会团体“自治性”的特征。显然，我国社会团体是“自治”还是“自我管理”仍有待论证，但笔者欲以本文后边之结论预先为“社会团体”在共同特征说的范围内予以定义，即笔者认为：社会团体是会员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的公益或者互益意愿，在该意愿的范围内自治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二、社会团体的特征分析

特征属于实然性范畴，但并不因此妨碍本文从应然的角度对其予以论证剖析。上述与其说是社会团体兴起的背景，倒不如说是其兴起时的社会现实和原因。事实上，笔者认为，上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种种弊端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与社会团体的特征间具有相对应的关系。亦即社会团体所具有的每个特征都有其生成的原因，而这种原因亦并非来自于社会团体自身而是来自其兴起时的时代背景、现实和需要。

1 社会团体的“公理性”特征――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非政府性是指社会团体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以及其在组织形成、人员编制、财政来源、权力来源等诸多方面的差异。非政府性是“社会团体”具有独立存在价值和研究意义的前提条件，也是其不证自明的“公理性”特征。

非营利性是指社会团体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其与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部门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非营利性亦是社会团体独立于市场部门的前提条件和不证自明的“公理性”特征。

2 市场垄断与社会团体的互益性。“虽然市场推崇的是自由竞争，但竞争本身并不具有自我维持的特性。”当自由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规模的扩大极易带来行业的垄断。对于垄断企业而言，垄断显然可以带来垄断利润，但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垄断不利于该行业的整体发展，亦不利于中小企业的生存。为了行业整体的长远发展以及防止个别企业的垄断，各个企业会为了彼此的利益而相互合作，以行业协会为载体遏制垄断。而“互益”的本质在于一个行业的各个企业之间是长期竞争和重复博弈的关系，“在重复博弈状态中，参与者行为的取向上倾向于选择合作，而非背叛和欺骗。”因而，在笔者看来，市场垄断与行业协会的互益性有一种内在联系，推而广之，市场垄断与绝大部分社会团体的互益性也存在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并非单向的因果关系，但至少可以说具有成员互益性的行业协会或者其他社会团体基于成员问的互益性而有反垄断和维持生存环境的功能。如在日本“行业协会负责给企业分配销售额，产品过剩了，由行业协会出面关闭效益差的工厂。再由同行业其他工厂帮助这些厂家转产别的产品。产品供不应求时，由行业协会决定哪个厂家改建扩建，扩大生产。”由此可见。正是行业协会成员间基于“互益”的考虑，才使行业理性发展，不致盲目竞争以至走向单个企业的垄断。

当然，并非所有社会团体均有互益性特征，事实上，一些社会团体会员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

3 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与社会团体的公益性。“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不可能由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部门提供，而并非所有的“公共物品”均应由政府来提供，更何况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当某一“公共物品”不宜由政府提供或者政府失灵的时候，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就在一定程度上由社会团体采提供和满足，此谓社会团体的公益性。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公益性并非所有社会团体的普遍性特征。公益分为普通的公共利益和特殊的公共利益。前者指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普遍利益，后者指一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人所享有的共同利益。以公益为目的成立的社会团体，如慈善组织等，主要提供满足普遍公共利益需要的“公共物品”，而行业协会、学会

等一般仅在特殊的公共利益范围内具有公益性。而这种公益性实质上即是社会团体互益性的表现，故本文的公益性仅指普遍的公共利益性。

4 市场“无法维持自身运作”与社会团体的自治性。市场“无法维持自身运作”是指市场不能自我满足使自己有效运转的各项条件，如建立并维护、保护所有权制度、维护市场秩序等。应该说这些条件主要应由政府提供并由公权力予以维持，但政府不可能深入和管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市场运行规则也并非全部需要公权力来设立和保障实施，更何况政府管制的种种弊端也不容小视，因此允许社会团体自我设定规则、自我保障规则的实施也殊为必要。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里社会团体早已扮演了类似角色，而自我设权正是社会团体具有自治性的前提和主要表现。

社会团体之所以具有自治性并非是维护市场健康运作的需要，否则无法解释除行业协会外的其他社会团体自治权的来源。但笔者认为，从市场失灵及市场“健康运作”的角度来理解行业协会乃至社会团体的自治性，仍不失为一种视角。事实上，即使学会等与市场并无关系的社会团体。其自治性也与其欲维持之秩序问亦有类似内在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并非单向的因果关系。

5 市场不具“预示、预测性”与社会团体的信息性。市场不具“预示、预测性”是指市场本身无法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使人们能够把握市场的走向。社会团体的信息性是指社会团体一方面是会员汇集、共享信息的平台，另一方面具有对会员、社会提供有益信息的功用。很显然，正是由于市场在提供正确并有价值之信息方面的无力，促使会员不得不在行业协会内部，出于“互益”的目的，提供自己的信息和分享他人的信息，逐渐使行业协会本身成为信息的集大成者并具有为会员或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功能。除行业协会外的其他社会团体的信息性没有与市场直接相关的行业协会之信息性显著，但也并非不具有信息性特征。事实上，只要信息对于会员有效用(不限于经济效用)，那么该领域内的社会团体就具有信息性特征。

6 政府失灵与社会团体的公共权力性。如前所述，政府失灵包括：成本危机。效率低下，与寻租相关的腐败，政府自身的自利性，官僚作风等。其中成本危机是指政府机构内在的扩张趋势会带来管理成本的增加。比如我国官民比例由建国初的1:60变为20世纪90年代的1:34。1979至1990年问，机关团体人员平均年增长超过6.7％，行政经费每年增长10.4％；效率低下则是指因政府机构庞大而使其不具相应灵活性，因其固定的办事程序和森严的上下级关系及官本位意识等带来的文牍主义拖沓现象；与寻租相关的腐败是指政府的管制造成某种资源的稀缺，以至社会成员会通过非法手段寻求政府的特许和庇护，从而使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有可能作出有利于引诱者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政府的自利性是指政府并非完全符合“大公无私”的假设，政府也具有追求私利的倾向，从而有可能导致腐败和影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官僚作风是指政府机构中普遍存在的武断、偏狭、偏袒以及拖沓等作风，原因在于“控制非市场过程是相对主观的权力――官僚作风，而控制市场过程的则是相对客观的权力――贸易和竞争。”

政府失灵的种种表现在世界各国政府中均普遍存在，也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为此1997年世界银行关于变革中政府的报告指出了两条战略方案：一是将政府精力更集中于基础性工作，以便提高政府的有效性；二是在基础工作之外，政府不必是唯一的提供者，社会其他组织甚至私人机构也可以参与到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队列中来。事实上，政府失灵使政府不得不退出某些领域，而留下的管理空间则由社会团体来予以补充，于是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团体就具有了公共权力性。这种公共权力的来源有授权和委托两种方式，但笔者认为，并非政府所有所授之权均为公共权力，其中有些原本属于社会团体自治权的范畴并且政府之授权仅起”确认“之用，这个问题本文后边将予以论证。此外，具有公共权力性的社会团体主要指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外的社会团体未必具有公共权力性，亦即公共权力性作为社会团体的特征，并非为所有社会团体均普遍具有。

7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与社会团体的中介性。如前所述，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理论经历了由“二分法”到“三分法”的进化发展。所谓“二分法”是指“以社会为中心，在国家与社会问进行界分并规定各自的领域范畴。它强调的是社会具有独立于国家的地位。”“二分法”是当时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映。将社会与国家划分开来以防止国家时社会的侵犯，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还应有一个中介层面，而这个层面的主体就是社会团体。不仅理论上如此。从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倡导“第三条道路”开始，“三分法”理论和社会团体的中介功能得到了大规模的实践。

社会团体的中介性是指社会团体在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以及社会参与并影响国家活动中充当中介机构。广义的中介性还指社会团体在市场主体之间充当经纪或媒介作用。社会团体的中介功能一方面克服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个体抗衡国家权力提供了重要途径。社会团体中介功能的发展与其说是“三分法”理论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反映了国家与社会间关系发展的需要。

三、社会团体的分类描述

正如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对“社会团体”下定义并理解其特征一样，人们亦可以从不同视角对社会团体进行类别的划分。

1 依地域标准分类。依此标准可分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和地方性社会团体，前者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后者如上海律师协会。

2 依职责不同的分类。(1)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是以行业的有序管理、自我约束、市场的自我组织、行业整体权益的维护为职责。行业协会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是经济领域的行业协会，指同一行业的企业组成的团体；二是职业协会，指同一职业的人员组成的团体，如会计师协会、律师协会等。(2)学会。学会以促进本学科门类的发展为主要职责。按教育部规定，我国以学科专业进行学科门类的划分，各地均有相应学会建立，如上海法学会等。(3)爱好者协会。该类社会团体以促进会员共同兴趣、爱好范围内的交流切磋为主要职责。如天好者协会、书画协会等。(4)权益保障维护型社会团体。该类社会团体以保障、维护会员某一领域内的共同权益为主要职责。如业主委员会、工会等均可归入此类。(5)信仰型社会团体。该类社会团体由会员问共同的信仰结社而成，如宗教团体、政治团体等。(6)公益型社会团体。该类社会团体以保护、促进社会会益为主要职责，如环保组织、慈善组织等。

3 依生成方式不同的分类。(1)政府推动组建的社会团体。前文已述，政府管制存在种种弊端，于是政府在一定领域内退出，并将相

应的公共权力授权或委托于社会团体乃明智之举，但当该领域没有可供授权或委托的社会团体存在时，则政府会推动组建相应的社会团体。(2)政府改制生成的社会团体。在我国存在由政府改制而生成相应社会团体的情形，有学者把中国该种情形生成的社会团体称之为“体制内社团”，如“在国家层面，原主管10个大行业的国家局转成10个一级行业协会。在上海市。工商领域内的近70家行业协会都是在原行政性公司撤销后转变而来，市经委为主管部门，委托工业经济联合会对协会进行指导。”(3)自发组建的社会团体。该类社会团体的组建完全出于会员的自愿，只需会员的一致同意即可成立，但仍需履行备案登记手续。该种社会团体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

4 依管理模式不同的分类。(1)直接行政管理模式的社会团体。该类社会团体接受政府实质的行政领导，对其会员也具有行政管理权限，实质上为政府延伸的触角。在我国，由政府改制而采的社会团体均属此类。(2)间接行政管理模式的社会团体。该类的社会团体对会员具有的行政管理权来自于政府的授权或委托，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性，如“1997年国家经贸委印发《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方案》中，温州烟具协会、鞋革工业协会、灯具商会、服装商会等都被温州市人民政府列入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试点协会。上海市医药协会。由于政府赋予其颁发营业许可证的前期论证职能和职权，发展会员很广，行业覆盖率达到98％，会费收取率达95％。”

应当指出的是，间接行政管理模式的社会团体并非不具有自治性，只是在其自治范围之外，它们还接受政府行政领导反对其会员行使行政管理权而已。(3)自治管理模式的社会团体。该类社会团体自我设权、自我管理，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依据自己的章程进行活动。该类社会团体既不直接接受政府的行政领导，对其会员的管理权也并非行政管理权而是自治管理权。

5 依有无会员及组织目标不同的分类。这通常是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对社会团体进行的分类，如王名主编的《中国社团改革》中，将社会团体分为：互益型组织、公益型组织和运作型组织。其三者关系如下图：

互益型社会团体是指促进会员特定利益为目标。其资源基础也仅限于会员，如行业协会、职业协会、学会、爱好者协会等。公益型社会团体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标，其资源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如中国民问促进会等。运作型社会团体组织是指没有固定会员，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标的社会团体。该类社会团体与公益型社会团体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并没有固定会员，在中国主要是指各种基金会。

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说，社会团体是公民结社自由权的体现和行使的结果。尽管在社会现实中社会团体的这种公民“结社性”并不能处处体现。但不能因此忽略而将没有会员的组织，如运作型组织纳入社会团体的范畴。事实上，将运作型组织定性为社会团体，模糊了社会团体与非政府组织(NGO)的区别，但该分类将社会团体作了公益型和互益型的区别，还是极具意义的。

6 依与政府关系不同的分类。依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可将社会团体分为同属模式的社会团体和斗争模式的社会团体。此种分类与上述按管理模式不同进行的分类有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在于该分类更加强调了社会团体在不同国家和社会环境下角色的不同。

同属模式的社会团体更多地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多以国家为中心，而英美法系国家相对而言多以社会为中心。在大陆法系国家，“行业组织更多是被当作政府的组成部分或延伸机构对待。如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行业组织以政府助手形象出现，其主要功能体现在与政府一起完成对社会成员的管理，而不是对政府的制约与监督。”“法国商会是一种公立公益组织，具有政府公共管理机构的性质，其事务局的职员是公务员，由法律赋予其特许的权力，以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各商会分管的地区由政府决定。”在日本，和通商产业省有联系的商会、行业协会、同业组合有1200多个，目的就是要保证各行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德国行业组织的存在及享有的职能都来源于国家，同时也接受国家的严密监督，并由国家的公务员进行管理。显然，以上描述的均为大陆法系国家的行业组织，故不能得出大陆法系国家的社会团体均为同属模式的结论，事实上，一些社会团体并不能简单地归入同属模式或者斗争模式，如一些爱好者协会等。但至少可以这样说：在大陆法系国家，凡具有公共权力性的社会团体都或多或少受国家主义影响而具有同属模式的特征。

篇4

从一人工厂，发展成为螺丝行业领头羊 

辉煌四十载，源於专注，源於坚持，源於创新 

再谱新华章，不断奋鬥，不断进步，不断求新 

他将继续秉持匠人之心，严抓质量 

他会谨记诚信兴业之训，监督管理 

诚以待人，质以服众，是他的经营之道 

创新而不忘旧，是他对企业发展的叮咛 

他就是香港“螺丝大王”——徐炳光博士 

四十年，从一人工厂成长为业界翘楚 

2017年4月23日晚，香港会议展览中心1楼会议厅，嘉宾云集，热闹非凡。香港螺丝行业翘楚——诚兴集团40周年庆典活动正隆重举行。四十年砥砺前行，四十年硕果累累，这一晚注定意义非凡，永载公司史册。徐炳光博士，作为集团创办人，四十年一心做好一件事，在小小的螺丝领域，成就了一番不凡的事业，将企业做成了行业翘楚，他也被誉为“螺丝大王”。 

当年，不满20岁的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螺丝工厂当一名业务员，从此与螺丝结缘。入行时，他对螺丝几乎一无所知，好在他勤奋、不怕吃苦、积极学习，工作中又善於了解並总结客户的需求，並提供最合适的推介及最优质的服务。因此，短短7年时间，他就从一名普通业务员，成为厂里最出色的销售精英。 

是金子就应该发光，1977年，徐炳光博士辞去让人艳羡的高薪工作，毅然选择创业，成立了诚兴行实业有限公司，从事螺丝贸易。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是“小作坊”——办公场所就是自己家，聘请的一个推销员加上他就是公司全体员工。“一人工厂”，他就这样开始了事业新征程。 

       “一直以来，我就坚定一个目标，如何将公司做大做强。”经营中，徐炳光博士越来越感到，光做贸易，自己不生产螺丝，常常受限於人。对客户要求越来越高的螺丝品质和交货期自己不能控制，常常陷入被动，甚至蒙受损失。於是，1987年他与朋友合夥建立生产工厂，开始螺丝贸易与生产同步经营。1992年，工厂北迁至东莞。後由於与搭档经营理念不同，1993年，徐炳光博士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工厂——诚兴行五金製品厂，自此，诚兴行开始打造自己品牌的螺丝。 

早在2000年，“诚兴”就已致力於发展不同行业的业务，从玩具到电子、汽车甚至医疗行业的零部件，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响应世界工业4.0的发展大潮，向“创造一个智能型工厂”目标迈进。2009年，诚兴行命名为诚兴集团，並於2010年正式投入自动化生产，2011年投资並成立热处理厂房，翌年厂房引入EMS系统，加强数据化管理。2014年，“诚兴”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今日的“诚兴”早已今非昔比，在紧固件及五金行业已有40年经验。公司可提供一站式服务，从材料检查，模具製作，生產成品，後加工，热处理，电镀，检测，包装，出货等都有各部门、设备去监控及生产，以便提供全面的服务及确保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诚兴”总部设於香港，並於大陆设有四间厂房，也由一人工厂，成为螺丝界翘楚。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管理是效益的源泉 

“世界上只有夕阳企业，而没有夕阳产业。只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任何行业都有发展前途。”徐炳光博士坚信这一点。“诚兴”，有“诚”才能“兴”。所以，他一直秉承着“诚信兴业”的理念，严把质量关，坚守管理关。因为他相信“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管理是效益的源泉”。 

小小的一粒螺丝，看似微不足道，卻是工业中最不可或缺的部件，亦最讲究严密性的吻合及毫厘不差的烧铸。小小的一粒螺丝，也是诚兴行赖以生存之本。“做螺丝这行，主要是靠技术。”徐炳光博士目光长远，在技术研究开发领域投放了许多资源，同时严把质量关，一步步突破创新；一步步突破创新；

        1998年，诚兴行取得ISO9002认证，成为业界第一间取得专业资格的螺丝厂；於2001年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业贸易署颁发品质优異证书；於2002年取得QS9000认证，开始为汽车业生产螺丝；2004年再次荣获香港工业贸易署颁发品质优異证书，更通过了ISO14001以及ISO/TS16949认证，使得诚兴产品在汽车行业的地位全面确立；2007年又荣获香港中小型企业商会颁发“2007最佳中小企业奖”；2013年取得AS100C/ISO9001：2008认证，为航空业生产紧固件。 

       　人无信不立。对於一个企业来说，诚信同样重要。从入行起，徐炳光博士就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在做业务员期间，他以诚待人，勤劳踏实，赢得了客户的支持与信赖。其实他当初创业，也算是被“逼上梁山”。那时，他肩负重担——他是家里的老大，底下还有四五个弟弟妹妹，背负着长兄如父的责任，他理所应当为父母分担家庭重担，另外他自己亦刚成家不久，更有为人夫以及不久就将为人父的责任。1977年，一家公司高薪聘请他过去，然而上任後，他卻得知条件是要他窃取上家公司的商业和客户资料。“你聘请我，看中的应该是我的才能，而不应该是要我做不诚信的事。”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他果断拒绝了，思索再三，决定自己创业。 

创业初期，资金少，人员紧，可谓举步维艰。徐炳光博士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顶住了压力，凡事亲力亲为，常常一个人要身兼多职，开车、搬货、送货、下单、找货源、开单、会计、包装，什麽都幹。由於搬运沉重的货物，不到两年，他的腰椎就出现了问题。然而，他不顾伤痛，毅然坚持了下来。十年磨一剑，凭借着诚信经营，公司也一步步壮大了起来。

       　创办公司後，徐炳光博士亦固守诚信经营的原则，也喜欢跟诚信的人和企业合作。他从不偷税漏税，也不会为了达成生意而接受不正当的利益输送，推行廉洁经商之风气。相反，他欢迎合作商对自己的高标準、严要求，从而可以促使自己不断进步。“从一个公司人员的诚信和廉洁与否，也可以间接反映出企业管理好坏。”公司也曾因管理不到位而蒙受利益和名誉损失的事件，所以在管理上，徐炳光博士一直积极自省，虚心改进，並随时保持警醒。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创新而不忘旧 

      创新而不忘旧，在《诚兴集团四十周年誌庆》中，有段话这样写道：“诚兴行诞生於七十年代，曾搭上了香港工业大发展、祖国改革开放、经济一体化以及製造业转型升级的顺风车，也曾因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爆发、全球金融风暴而陷入低谷。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所以得以发展；我们亦熬过了最差的时光，所以得以幸存至今。” 

四十年来，诚兴集团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行业的转变。四十年，是“诚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诚兴”迈向新时代的新起点。 

徐炳光博士强调说：“公司名字，是一个公司的品牌，也是一个公司的底气。”自创业开始，他的目标就是打造螺丝行业品牌标杆，将“诚兴”一直发展传承下去。商场的竞爭，有如大浪淘沙。能夠屹立於行业不倒的品牌，也一定要有创造力、创新力。 

2015年，“诚兴”於管理及企业发展中持续进步並得到表彰，取得香港工业专业评审局颁发学习型企业奖。同年，公司引入智能数据管理系统，展开工业4.0，开拓螺丝业新纪元。

所谓“工业4.0”，源於2011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其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传统的行业界限将消失，並会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创造新价值的过程正在发生改变，产业链分工将被重组。 

具体到诚兴集团，近几年公司除了不断更新技术，稳固旧有业务外，亦开始拓展新领域——飞镖生产和销售；同时，也顺应时代，在机械化生产和改善管理上不断探索，力求实现转型升级。“公司要向‘蓝海’发展，不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徐炳光博士介绍说，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思维应用越来越广，未来，除了产品多元化，公司也有向互联网进军的计划。

       在诚兴集团四十周年晚会上，徐炳光博士发表致辞勉励大家说：“对我们来说，工业4.0不单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挑战与机遇，使香港製造业得以再生。四十年来我们以诚待人，以质服人。今後的日子里我们面对种种外来的挑战，大家还需同心协力，迎接新时代的来临，不断寻找新的出路。” 

创建协会，共谋发展 

一枝獨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为了团结並推动香港整个螺丝行业的发展，在徐炳光博士及一众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共同努力下，2004年1月13日，香港螺丝业协会成立。徐炳光博士作为创办人兼任第一届主席，在业界大力支持下，获选连任为第二届主席。 

成立後，香港螺丝业协会积极会务繁荣、活动频繁，並成功举办了多次研讨会、行业互访考察活动；同时邀请台湾、日本等螺丝专家前来讲授有关新技术，协会组织展团参加一些重要国际展览。通过一系列活动架起了企业与企业、行业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桥樑，极大的提升了螺丝行业在社会的地位。 

其中，为香港爭取加入“四地域螺丝协会交流会”，成为“五地域螺丝协会交流会”，就是一项重大突破。2003年开始四地域包括中国内地、台湾、日本和韩国，他们每年都轮流主办交流会，商讨螺丝业的最新发展。2004年徐炳光博士代表协会爭取出席，通过不懈努力，2007年香港正式加入这个亚洲螺丝界的盛会，“四地域”成为日、韩以及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五地域”的螺丝业界活动。从这个交流会中，行业不但了解世界螺丝市场的走势，也获得了更多行业发展的信息、技术和商机。 

他亦关注环保。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影响深远。他希望行业能加大投入，继续在技术上改进，将“环保”重视起来。不只是螺丝业，环境问题，人人有责。 

此外，徐炳光博士还担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兼内地事务委员会主席。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创立於1934年，历史悠久，是香港最大及最具代表性的非牟利工商团体之一，拥有各行各业会员超过3000家，致力服务社会，维护公众利益。厂商会对世界市场最新发展趋势及可能影响香港工商业的内外情况，均予密切关注。 

       “除了为行业谋福利，厂商会每年都会举办系列公益活动回馈社会，或者捐助慈善事业。”徐炳光博士介绍说。“工展会”，这场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办的“赶集”活动创办於1938年，被誉为一场持续79年的嘉年华，是香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及入场人数最多的大型户外展销嘉年华。会场展销各种中外品牌产品，如食品、厨具、电器等，影响力广泛。“每年的工展会所得都全部用於回馈社会。”今年是祖国20周年，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也推出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运行大半个世纪的香港工展会将首次到北京举行。 

篇5

[关键词]清代　粤北　贸易　经济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099－06

广东历来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阵地。明清以来，随着南中国海海洋贸易的发达，广东因地处海外贸易的前沿，其沿海地区形成了多个东西方贸易的口岸。尤其是乾隆以后，清廷将贸易地点逐渐限定在以广州为中心及其周围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与海外贸易的联系愈益密切，农业商业化程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粤北地处内陆山区，远离贸易中心的广州，其社会经济发展仍较滞后。不过，由于粤北地处广东与内地各省陆路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是广州与内陆商贸交流陆路的必经之地，属于海洋贸易中的过境贸易地带。所谓过境贸易主要是指用于贸易交换的商品多数不在当地生产，也不在当地消费。清代南来北往的各地商人暂居粤北，在此修建了作为储存集散商品和议事休憩的会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粤北山区经济的商业化倾向，把山区经济强行拖入了市场。本文拟对清代海洋贸易繁荣期间粤北地区的经济在过境贸易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教正。

一、贸易通道中的各地商人

清代粤北山区的行政区划包括连州直隶州、南雄直隶州和韶州府等，其中连州与广西、湖南接壤，历史上是广东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站之一：南雄与江西接壤。唐代开凿大庾岭后一直成为南北商贸交流的重要区域；韶州府则与湖南、江西接壤。粤北三大区域在明清时期因广州作为中外海洋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成为南来北往的重要商道。而商道沿线建立的各地会馆，显示着该区域在海洋贸易中的重要性。会馆是明清以来商人在异地集体活动的重要场所。粤北三大行政区域的商道沿线几乎都有异地商人建立的会馆，数量也颇为可观，这为了解清代各地商人在当地的商业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广州商人至少在明末清初因贩运广货、洋货北上两湖乃至北京贸易，就在南雄浈江支流的凌江之畔建立了广州会馆，后来也在湘潭及京师建立了会馆，说明会馆是商人在长距离贸易中不可缺少的场所。清代在南雄建立会馆的商人还有嘉应州的客家商人、福建和江西等外省商人。

韶州府是粤北重要的商品货物交流中心，浈江、武江、北江三大河流经过境内。便捷的水运交通，使其成为本省及外省商人因商贸运转而云集的重要场所，各地商人设立的会馆数量颇多。据当地文物部门的调查，韶关市区的会馆主要有广州、福建、浙江、江西、楚南、墨江、英翁等七所。…这些会馆都有固定的运作资金，其来源主要由殷实富商认捐，还有就是在商人的交易利润和置业中提成，当然这些商人必须是加入会馆的成员。其最北端的乐昌县与湖南毗邻，民国《乐昌县志》卷9《实业》记载：该县“地当楚粤通衢，从前海禁未开，长江、黄河流域诸省，其富商巨贾莫不道经此间，故县城外之河南亦称冲要，其时有北五省会馆之设，懋迁辐辏。”北五省具体何指?史料没有确切记载，估计是其周边的省份。清代乐昌县城坪石镇就有楚南、墨江、广同、吉安、豫章、福建、乳源等会馆。道光年间，广州、嘉应州、江西、楚南、福建等商人还在乐昌县的黄圃镇、仁化县的城口墟和长江镇建立了会馆。这些会馆在某种程度上将粤北山区经济卷入了商业贸易的轨道。

连州直隶州在明清时期是各地商人南来北往的另一条重要商道转运站，商业会馆也接连不断地建立在商道经过的重要墟镇中。据民国《连县志》第2卷《人文志》记载：民国以前，商旅在连州十分活跃，湖南及本省广州、惠州商人最多，江西、福建次之。这些商帮在连州集资建筑会馆达十余座。

除下表所列会馆外，湖南商人还在连州的东山路建有祁阳会馆、文明路建有安仁会馆，广州商人在土地巷建有禺山会馆和今东陂粮所的番禺会馆。由此可见，清代连州境内有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会馆达23所。这些会馆除了以省为单位外，更多的是以府州县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立，说明各地商人经过连州的规模比较大。其中八邑会馆是广州府属南海、顺德、番禺、东莞、三水、新会、香山、花县等商人组织。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等商人又联合起来在今连南县的三江老城建立了五邑会馆。众多会馆在连州分布，刺激了当地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各地商人会馆在粤北地区的建立，也刺激了当地商人的崛起，明代始兴商人的船行和杉木行就在韶州府武江西河北门和东河坝的始兴街建有墨江会馆，这里是装卸货物的重要码头。嘉庆年间，始兴船行拥有1500多艘船只，航行于墨江、浈江、武江、锦江、连江和北江之间，商业运输直达广州，沿着这些江河的南雄、仁化、乐昌、清远、连州、三水、佛山和广州等均建有墨江会馆。墨江会馆职责主要是代南雄、始兴、仁化等县从水路过往的船只联系运输、报税等事宜，收取的劳务酬金多作为会馆福利及办公费用。乐昌县坪石镇也有本地商人建立的昌源会馆，这一会馆还曾与楚南会馆因摊派款项不公而发生纠纷。

清代各地商人在粤北建立会馆，既反映了广东与内地商贸交流的频繁，也显示了粤北山区在国内外贸易中转中地位的重要。乾隆以后，朝廷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广州遂成为汇聚天下货物的世界性大都会。各地商人除了海路外，陆路则大多通过粤北沟通内地与广东的商贸往来。粤北虽然仅是贸易中转站，属于临时性的过境贸易，但毕竟也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商业化。

二、商人活动刺激粤北山区经济商业化

明清时期，韶州府作为粤北地区的经济文化重镇，成为各地商人活动的中心。广州商人因人数众多，势力最为强大，清代陈徽言在《南越游记》卷1《山水・古迹・异闻》中用“城巾居肆者，强半广州人”加以描述。据1858年《韶关码头碑》记载，从乾隆年间到咸丰时期，韶关东关外七街分布着广州商人14家店号。又据咸丰、光绪年间两次重修的《广州会馆碑记》记载：“会馆之建，经始于乾隆丙子年。”就是说，至迟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广州会馆就已创建，光绪末改名广府会馆，馆址在今韶关市东堤北路82－90号，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

韶州府属仁化县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境内产竹，且以纸张生产闻名，其境内的长江镇是联系湖南、江西与广东贸易的重要口岸。1885年，广州、顺德、佛山、南海、番禺等地30家商行联合捐资在此建立了广州会馆，占地面积1570余平方米，至今仍保存较好，其建筑材料大多从广州、佛山等地运来。据光绪《新建广州会馆碑记》记载：长江镇“北通江右，西接湖南，亦韶郡之一都会也。”广州府属商人在此“市廛列肆”，从事纸张贩运贸易，“长江纸贵，有胜洛阳，每当二七墟期，绿荷裹饭，客集如云，素竹成行，笺排似雪。……迄今百十年来，我广属之托业而获益 者，利泽源流。”

乐昌的山货和药材也是各地商人采购的大宗商品。康熙末年，湖南商人在此经营农副产品贸易，江西商人在此经营药材生意，并都在商贸通道上的坪石镇建立了各自的商人会馆。其中楚南会馆由郴州、湘潭、永兴、资兴、宜章、临武、汝城等县商人共建，供各县商客留宿及议事之用，是坪石规模最大的会馆。此外，这里还有福建商人在永和祥码头建立的会馆，广府商人在共和街建立的广同会馆。据《乐昌县文物志》记载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重建广同会馆碑刻记》称：乐昌坪石地处交通要道，“舟车毕至，来往官商所共游者也。吾郡桑梓于斯买卖……兹因年深岁远，墙垣将毁”。从“年深岁远，墙垣将毁”和落款为道光二十七年推测，会馆至少建于乾隆年间。另据民国《乐昌县志》卷7《建置》记载，1906年成立的乐昌商会就设在广府会馆。广州府属南海商人在此还建有首群会馆。

明清时期，梅岭古道已发展成为一条南北往来的最重要商道。作为南北便捷的交通枢纽，大量商贾及物资汇聚于南雄，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广州一口通商地位确立后，古道沿线的商业更加兴旺，陈徽言在《南越游记》卷1《山水・古迹・异闻》中记载说：“堠亭茅店，人语喧庞，货物络绎，丛委于地。担夫村女，行歌相逼，山野之音颇娱客耳。”南雄境内的浈水是连接粤赣一大孔道，从南雄的乌迳村出发，水程三四日可达赣江，盐船贷舡环集于乌迳桥下，俨然成为一个繁荣的圩镇。

各地商人在粤北地区休憩之时，也会采购当地土特产进入流通领域，其中广州商人以经营洋货土纸为多，福建商人以经营黄烟为多，江西商人则以经营洋杂货为多，嘉应商人以小商贩为多。乾隆时期，参与维修南雄的广州会馆商行就有糖果行、兴和发、同怡源、大成兴、源利店、昭隆福、源兴店、广生顺、永兴隆等。1858年重修会馆内尚义堂时，捐资店号多达370家(人)。自乾隆至光绪年间，广州会馆不断鼎新，占地近6亩，会馆崇奉天后。商人对庇佑海洋的天后女神的尊崇，不仅祈求舳舻千里水路平安，而且“饮福之下谊联族类”，强化了商人的内聚力。豫章会馆由江西的泰和、樟树、丰城、南康等商人联合建立。福建会馆为永定、上杭、龙岩、连城等商人建立。本地商人的墨江会馆座落在沿江的槐花码头。这里是装卸黄烟和土纸的重要码头。始兴县治太平镇邻近墨江下游，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嘉庆年间，广州商人在墨江河沿岸建立了会馆。广州商人以会馆为中心，将当地的木材通过墨江、浈江运到广州、南海、顺德等地销售。

各地商人在连州的商业活动，激活了这一区域的商业经济。广州商人资本雄厚，尤以南海商人最为活跃，他们从广州将百货、布匹批发运到连州出售给湖南商人转运到湖南各地销售。湖南商人在这里大都经营经纪业或土布业。而本地商人只是从事一些小本买卖而已。但这些商业活动最终将连州各地的农产品纳入到了商业交易的行列，沟通了省际之间的商贸交流。明清时期，连州的星子墟和东陂墟因处在连接粤湘贸易之路线上，湖南、江西及福建等省商人在此建立了会馆，作为商业活动的场所。

三、商人公益活动造福社会

清代各地商人在粤北地区围绕会馆开展的商业活动，不仅刺激了当地商业的发展，而且这些商业会馆随着商业资本的积累以及人数的增加，不断扩大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为自己的商业活动营造良好的形象。如连州的各类善堂，都由各地会馆捐资建立，造福当地民众。南海会馆占地约2000平方米。置有向商人出租的铺屋20多间，所得利息用于会馆在当地开办的善堂，为民众提供治疗、义冢等服务，并设有陶英初级小学。楚南会馆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也设有乐善堂，内分济生所及停柩所，设有私立湘华小学。

清末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各地在粤北的商人会馆也积极投资兴办各级新式学校，如仁化县长江镇的广州会馆开办了私立广培小学校。始兴县的广州会馆开设了广义小学，经费来源由同乡捐助和房屋出租两部分构成。江西会馆创办豫章小学，专招同乡子弟入学。南雄的广州会馆创办了广仁小学，福建会馆创办了萃雄小学，江西会馆创办了豫德小学，嘉应会馆则创办了嘉修小学。这些小学校的筹办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对粤北山区的文化教育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也有不少学校向非同乡开放，如韶州府广州会馆兴办的私立广育学校，广府学童免交学费，附近学童也可缴费入读，后来又开办的私立广育中学也是如此。湖南会馆创办的育湘小学，湘籍子弟免费入学，办学经费全部由会馆支付。江西会馆在韶州城内道前街，置有铺屋产业50间，创办私立赣育初级小学，也是以为同乡服务为主。

会馆作为商人组织，早期主要协调商人间的商业贸易，后来则积极参与地方社会事务，对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会馆的建筑规模也不断扩大，如韶州府所在地的广州会馆就设有议事大厅、客厅、办公用房、客房、戏台、花园等。会馆内的这些设施显示了会馆在当地疏通协调本籍同乡与官商民之关系中的功能，代表广东商界与不同省份的商人联络通商业务、调解商业纠纷。该会馆购置了大批铺房产业，拥有广富新街全条街的房产权和城内一批店铺，租赁生息获取的经费主要用于举办公益事业，其创办的广富善堂，又名乐山堂，专门免费为广府各县旅韶或过韶同乡孤寡无依者提供食宿、医疗乃至丧葬等帮助，并在位于韶州城北门外河边筑有水运码头，称义庄码头，建有两座大屋，可停放一二百副亡故的同乡灵柩，雇请专人管理，免费将灵柩运回原籍。会馆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土地神诞辰，均举办大型庙会祭拜活动，雇请戏班演唱大戏。祭祀活动由会馆值事人主持，凡广府旅韶同乡不论男女老少均可参加。会馆还定期举行“打醮”祈福活动，雇请道士设坛超度。这些神诞祭拜及打醮活动，丰富了当地社会的文化生活。

乐昌乐城镇河南的吉安会馆，系清代江西商人建立，置有30多间店铺，出租生息用作办馆或慈善经费。期间，内迁的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曾以该会馆作为临时医院留治病人。韶州府属英德县洽洗镇位于连江之滨，上通阳山、连县，下抵清远、广州，明清时期号称南来北往的“总商埠”，是各地商人的重要中转站。清代广州商人在这里创建了广州会馆，占地面积1240平方米。民国时创办小学一所，服务地方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粤北地区的商人会馆，多通过各种形式与家乡的官绅人物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邀请同籍官绅为会馆题写碑记兼及其他，如南雄的广州会馆在乾隆年间重修时，重建会馆碑记撰写者为“赐二甲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礼部祠祭司郎中、西川副主考、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充大清会典纂修官司主事、翰林庶吉士冯成修”。咸丰年间，再次重修时，探花李文田为会馆撰写一幅长联：“灵迹遍区中览粤会东环拱报遥涵海国，雄州开岭表沔浈流南汇朝宗咸卫仙城。”这一情况既说明商人与官绅有着很好的沟通，又反映出在商品贸易竞争中，商人除了必须联成一体外，还须借助于官绅力量保护自己，才能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地方商人与官绅的联合，很好地保护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外地外行商人的侵犯。而和官绅的联合，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得会馆增添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在更 广泛的层面上保护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四、粤北与毗邻省份间的经济互动

明清时期，各地商人到广州从事海洋性的商业进出口贸易，对过境中的粤北地区经济发展多少有些刺激作用。但是，商人的这一过境贸易又绝不是粤北一个区域受益。在传统社会里，随着长距离贸易的展开，商人们总会选择一个交通和物资相对丰富的地区，作为货物贩运中转站，乾隆时有人就说，湖南宜章县“为川陕黔楚赴广捷径，商贩络绎”。这里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连州与湖南宜章交界处，由于各地商帮跨省的区域贸易往来十分寻常，以至于普通民众几乎不存在省际之界的概念。如嘉庆《宜章县志》卷5《疆域下》记载，宜章的“两广墟，在县西南九十里竹子塘，接广东连州界，楚粤杂处，三八日交易。”又据民国《连县志・墟市》记载，该县与湖南毗邻的许多墟都是两省共同的交易市场，如星子墟“除星子各村人外，并有临武、宜章、保安等处人交易，以牛、米、油、盐、棉花、烟皮为大宗”；荒塘坪墟又名两广墟，“在山河乡之西，有商店三四间，毗邻湘境，湘人贩牛赴墟者甚众，故贸易以牛为大宗，米、豆、猪只数亦不少”；东陂墟“除附近村人趁墟外，尚有各乡及湖南蓝山、临武、宜章、大桥、马市、江华、永州等处人交易，以牛、布、猪、米、茶、油木、油、盐为大宗”。此外，合并墟、清水墟等除了附近村庄人趁墟外，都有邻近的湖南人往来趁墟交易。省际之间民众的频繁交易往来，已经模糊了人为的省界行政界线，人们对价廉物美商品的追求，使得市场区之间的地区既不专属于任一经济区，又都属于邻近的两个或多个经济区，传统时期区域之间的“界”绝不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简单明了。正是由于粤北地区与湖南、江西等省毗邻，所以在经济发展上往往联为一体。粤北地区仁化、乐昌等县与湖南郴州直隶州的汝城县交界，这一区域相互间的商贩活动颇为频繁，据民国《汝城县志》卷18《政典志・实业》记载，商人们将米盐杂物辗转贩运于汝城各市埠以及“广东仁化县之城口、长江，或乐昌之九峰。”这一区域因山林茂密而成为纸张生产的重要基地，各地商人将汝城之纸大量销往广东仁化之城口埠、长江墟，城口埠成为汝城大宗商品纸张交易的主要集结地，然后由此运往韶州，并南下至广州。因此汝城、城口两地吸引了不少商人的进驻，广东嘉应、新宁商人即在汝城设立会馆。商人们将纸张运到广州、佛山等地后，又从广州、佛山等地将食盐、洋广货等经韶州、乐昌或城口运到湖南销售。广东商帮在湖南主要从事茶叶运销，1911年刊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描述广东的岭南会馆在湖南从事茶业生意。光绪《湘潭县志》卷ll《货殖志》记载：“海禁开后，红茶为大，率五六十日而贸买千万”，前，这些茶叶“专恃湘潭通岭南”。这一记载其实是湖南茶叶市场与广州海外贸易的一个缩影。

广州商人北上贸易，往往都会在粤北停留休整，于是在三大区域都出现了广州商人会馆。广州商人跨过省界就进入毗邻的湖南、江西，至迟到清初，粤商已在湘潭建立了商人会馆。湘潭属长沙府，是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又处于交通枢纽，广州府属的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四县商人在此联合建立会馆。据光绪《湘潭县志》卷7《礼典》记载，广东会馆在十二总，有码头、铺屋20余问。广东商人在湘潭拥有码头、铺屋。这说明在经过两省交界的陆路后，后续的贸易仍以水路为主。广州商人经过在湘潭的休整，下一站就是通过水路直达汉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广州商人在汉口也建立了会馆。清代广州与湘潭间的商贸往来异常繁忙，海外洋货均通过此转输内地销售，“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经粤北韶州、连州进入湖南，“必先集湘潭，再分运至内地”。“中国丝茶之运向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经过韶关、连州，“然后再运广东放洋”。湖南与广东省际需要经过南风岭陆路，所有货物均需要挑夫挑运，“劳动工人肩货来往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南风岭地处湘潭与广州之中央，为往来必经之孔道，道旁居民，咸藉肩挑背负以为生，安居乐业，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