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含义范文
时间：2023-12-18 17: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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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贸依存度 加工贸易 经济增长
外贸依存度，也称为“外贸依存率”或者是“外贸系数”，指的是进出口总额、出口额或进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开放度的评估与衡量指标。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活动对该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依赖程度，从长远来看，外贸依存度还反应了一个国家的外向程度，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外贸依存度的高低，充分显示着该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所处位置的高低，同时也不难看出该国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例越大代表该国经济对外贸依赖度越强。加深对外贸依存度含义及其与相关因素间的关系的客观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
（一）外贸依存度较高
国家通过对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分析，将世界各国的外贸依存度进行分档排布，共分为三档，一档是外贸依存度在30.00%以内的国家，包括美、日、印、巴等四国；二档是指外贸依存度在50.00%以内的国家，包括中、加、德等三国。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市场具有十分大的潜力，但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不论从绝对数值还是从变化幅度来看，都远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
（二）外贸依存度不断加速
外贸依存度的基本发展趋势决定于经济发展与外贸进出口的相对速度。近30多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外贸年平均增长速度比同期GDP年平均增长速度高8.15%。在2008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的情况下，依然处在接近60.00%的高度，到2009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依存度多年来首次下降低于50.00%，但201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则呈回升状态，达60%。2011年经国家的宏观调控，我国的对外依存度回落至50.1% ，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人民币汇率
在分析外贸依存度的过程中发现，汇率变动对外贸依存度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人民币升值，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贸依存度会呈现下降状态；若人民币贬值，则刚好相反，外贸依存度升高。从1987年到1994年7年里人民币持续呈贬值状态，1978年时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是1：1.5771，而到了1993年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则下滑至1：5.7620，到1994年的时候，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达到1：8.6187，导致以人民币为单位计算的进出口总额迅速增加，比1993年外贸依存率高出11%；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我国出口受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十分巨大，外贸依存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人民币贬值是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
（二）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发展导致全球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这是一个必然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际产业转移从而最终致使外贸依存度增高，并呈上升趋势。到了2008年世界平均外贸度从1980年的34.87%提升到53.30%的高度。在此期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从12.50%猛增至59.20%，基本与国际外贸依存度的发展保持一个步伐。在2001年到2008年7年的时间里我国外贸易年平均增长速度有所提高，比同期世界对外贸易年平均增长速度高出11.10%，外贸依存度相应上升了20.70个百分点。可见，经济全球化是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的主要原因。
（三）贸易导向战略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通过一些如“三减两免”这样的优惠政策鼓励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并且地方政府也相应的做出可很对企业出口有利的政策，一些地区更是把出口创汇作为国家干部政绩考核的其中一项重要部分，这些政策的出台导致全国各地外贸企业出口急剧增加。在进出口两方面的刺激下，导致中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从而使外贸依存度相应也迅速提高。
（四）外贸结构及方式
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加工贸易的飞速发展。1981年我国加工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仅仅24.85亿美元，但是到了2007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9861.00亿美元，是1981年的396.82倍。在此期间，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例也从1981年的5.70%提高到2007年的48.60%，是我国最大的贸易方式。现阶段我国目前的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为主，但是这些加工贸易的效益并不够高，附加值很低，而进口器件和零部件在出口时海关未统计其价格，这就相当于出口贸易额不实，有所高估，从而导致进出口的总额也是高估的，这样的情况必然会使外贸依存度被高估。与此同时，在统计进出口总额时，一些跨国公司进口的设备也在此统计数额中。我国实际外贸依存度比数据统计的数据要小很多。另外，加工贸易在计算时是双向计算的，也就是说进出算两遍，这样与其他贸易相比，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就仅限于国内经济增值的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了很多。若是将这些因素除去在外，我国实际的外贸依存度要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的。
三、我国外贸依存度现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我国进口商品以高新技术、资本产品为主，主要是一些工业制品，这反应了我国国内科研技术水平落后、对国际高新技术产品和资本产品依赖度高的现象。我国整体经济对国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一旦国际经济出现状况，我国经济会因为高度的依赖从而产生不可估计的影响。随着重要战略物资，关键产品和技术进口数量的不断攀升，进口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二）加剧对外贸易摩擦
近年来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出口总额也在不断增加，这必然会产生国外其他国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抑制，随着国外其他国家对我国经济状况的不断调查分析，出现了像绿色堡垒、技术堡垒等一系列针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手段。但是，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及外贸依存度又在不断的提升，从而最终致使我国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国际经济摩擦的时代。
（三）恶化贸易条件
我国对一些进口能源一直呈稳定需求状态，不管国际市场的价格怎样变化，我国对这些进口产品的需求都保持持续增长状态。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量很大，受整体数量的影响国际相应的市场价格会相应跟随提升，这不仅会加剧我国对海外能源等产品的依赖，而且会恶化贸易条件从而降低我国的经济福利。
（四）凸显了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合理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如此之高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这类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例如鞋类、纺织、玩具等这些产品是我国主要出口商品，没有高端商品的支持，这些低附加值商品行业的高速发展导致我国产业结构的被动发展，为实现提高外贸竞争优势目标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不断攀升的外贸依存度凸显了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仍然滞后的现实情况。
四、高外贸依存度下我国外贸发展的对策
（一）改进完善开放型经济调控机制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最初的建立主要针对我国内部经济的一个调控机制，对于对外贸易方面缺乏考虑，所以导致内外部关系失衡，对于资源配置以及内外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不够完善，我国必须尽快着手建立一个完善的经济调控机制。我国的经济贸易正处在迅速发展时期，在世界经济圈中的位置也在逐渐提高，随着这些发展我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也逐渐加深，我国要在这个过程中，向能源、资源进口渠道多元化发展；并且充分利用我国在世贸中的影响，从长远发展来解决我国经济现有的问题。首先要加强我国战略物资的储备，减少战略物资方面对外的依赖性，要使我国战略物资的尽快来源广、稳、多，从而降低风险；其次建立完善的经济调控机制能够应对世界经济突发事件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充分利用国际通行规则，合理保护并推动国内产业的发展，与世界接轨并合理的推动利率、汇率的变化，使人民币逐渐向资本项可兑换推动，在对外经济领域也要注意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深入研究开放经济的风险形成机制，尽快完善适应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
（二）在巩固外贸、扩大内需，制定内外兼顾的战略
目前，世界经济向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我国要将以国、内外市场的发展为动力推动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我国应该首先将对外贸易的市场巩固稳步发展，同时提升国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制定内外兼顾的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市场经济能够承受国内外经济的动荡，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进步。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动我国必须在此过程中要保持足够的发展动力，就必须使国内和国外市场同时发展。
不论国内市场或者是出口贸易单方面的增长，对国内经济市场都是不利的。应该不断的利用国内市场在我国国内经济市场增长的影响力，于此同时制定兼顾内外的经济政策，从而避免任何一个市场出现波动时会对中国经济运行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
扩大内需是首先能解决我国受国际经济影响的重要途径，所以为了降低国际经济对外国经济的影响，就要扩大内需，在工业制成品这一块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础。而消费则是带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由于我国人口多，需求大，国内市场是非常具有潜力的，并且我国的经济正是告诉发展的阶段，从这不难看出我国的市场需求是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比的。我国必须形成自己特有的工业制成品经济道路，将国外市场对我国经济影响降到最低，自己掌控企业的生存状况。
（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国际服务贸易
现如今世界贸易很很重要的一部分组成就是服务贸易，从年增长速度比较来看，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服务贸易的持续增长的同时，使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有所扩大，同时外贸依存度也有所下降。但是我过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总额中只占有很少的比重，在服务业发展上是很落后的。因此，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经济和外贸发展的重要任务，提高服务贸易出口量，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发展第三产业。
（四） 外贸政策和目标要进行战略性调整
鼓励出口一直是外贸政策的主要实施方针。由于我国外贸依存度持续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方向已经逐渐向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转移，这也是为了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能够占有主导地位的重要过程。世界各国对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都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例如近年来进出口企业融资越来越多，对应企业出国投资出台的一些相应优惠政策等等。不过这些政策和措施只能给企业出口提供一些便利条件而已，企业的竞争力是否强大还源于企业自身的实力是否雄厚。所以，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要想有所提高，就必须企业自身不断发展，政府给予相应支持，社会和服务系统共同支持对外贸易的发展。贸易政策不要仅仅在贸易上的改革，同时要充分利用其他相关政策对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潜在影响，例如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同时加强包括贸易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的协调统一，消除不同政策之间的矛盾与不协调。
五、总结
我国作为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外贸依存度在此阶段提升是必然的，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我国经济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随着国外内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随着不断的有所变化。我国要通过外贸依存度的变化了解其带给我国经济产生的潜在变化，利用我国的经济优势，使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逐渐稳固，于此同时也要正确认识我国外贸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完善外贸的发展方式，化外贸结构，促进外贸协调发展，推进我国成为贸易强国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王丽娟，王建娟.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分析[U].科学之友，2008，（1）.
篇2
自1990年以来外贸依存度始终在10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还超过150%。2010年外贸依存度为116.1%，除了北京和上海，远高于其他省份。纵观以上数据，广东仅能算是外贸大省，还不能算是外贸强省，离外贸强省还需走一段很长的路。广东对外贸易的依存度相当大，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产品附加值不高、抗危机能力弱、出口商品竞争力不足等问题无不显露出广东外贸缺乏竞争力的弊端；加之，入世以来，广东作为带头兵履行了我国对WTO有关商务、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金融、健康、旅游、娱乐和运输等方面的承诺，但因受制于各种因素，导致整体竞争实力较低，暂还不能与世界发达城市相抗衡。具体表现为：①国外企业与本地企业的产业关联性低，容易导致国外企业产业迁移；②产业结构不合理，主导支柱产业仍未形成；③制造企业规模小，规模效益差；④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工业设计上大多仍停留“山寨”的低层次阶段，关键技术仍依赖进口；⑤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⑥部分国外企业为自然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企业，对广东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二、知识经济对对外贸易的影响
（1）知识经济改变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
①有形商品贸易将以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为主要内容。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重量轻、实用性强、操作使用方便、价格相对便宜等优点。在将来进出口贸易的商品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率将大大超过传统商品。②无形商品贸易将迅猛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产品为交易对象的无形化商品将得到长足发展，逐步走向专业化、规模化，进而跨越地域限制走向世界市场。
（2）知识经济改变对外贸易的方式
①EDI的广泛应用，使得贸易的环节大大简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销售机会，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②支付工具的转变，由原来的现金和信用卡变成电子钞票，贸易双方只要将相关的信息传递给银行，银行就会替双方进行结算。③网络直接贸易、电子商务等新兴贸易方式将成为未来贸易的主要形式。最典型的网络直接贸易是购买数字化产品，如话费充值、网上娱乐、影像视频及各种服务信息。
（3）知识经济时代，技术贸易壁垒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内容
随着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地加深，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调与推动下，关税壁垒和传统的贸易壁垒正逐步取消。但同时更隐蔽、更灵活多变、也更难以对付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却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球快速筑起，成为非关税壁垒的重要部分，也成为各国保护本国产业、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发达国家迫于石油价格不稳定、汇率波动及国内劳工组织压力，把产品贸易同劳工标准、社会福利等非贸易壁垒相挂钩，针对发展中国家机电产品出口设置新的障碍。如：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简称SA8000），它是一种以保护劳动环境和条件、劳工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兴的管理标准体系。其以加强社会责任管理为名，通过管理体系认证，把人权问题与贸易结合起来，最后达到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
（4）知识经济的到来，将使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成为对外贸易中的主要争端
知识经济的崛起，使得知识成为最有价值的商品。知识可以凝结于有形商品，或以语言、文字、技术等特殊的成果形式进入市场，通过交换实现其价值。因此，知识产权的转让必然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尽管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都积极出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与措施，但仍有不少的企业利用知识经济高技术特点去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例如，利用高技术的仿制，不仅能做到以假乱真，而且速度还相当快。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广泛使用，网络侵权等新形式的侵权行为又会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将面对各式各样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来的对外贸易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多的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
三、知识经济对广东外贸的启示
（1）知识经济的到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以消耗有形自然资源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经济发展已达极限。向以知识和信息资源为主的知识经济社会前进，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对知识经济的发展有一个清醒而全面的认识，既要看清知识经济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又要认识到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之上，是工业经济进步的必然结果。所以，广东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广东的省情努力提高广东经济的整体水平，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知识经济，为广东外贸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外贸的国际竞争力
近些年，广东高科技投入在外贸领域上虽然有较大的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广东科技投入相对不足，科技投入机制不够完善，科技成果转换的政策力度不够，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广东知识经济的顺利发展和外贸的良性循环。要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力争在知识资源的形成、积累、创新中形成自己的知识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随着权利意识的不断被强化，加强对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成为这个时代的需要。目前，广东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依然严重，各种形式的侵权、仿制、盗版等假冒活动屡禁不止，与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大环境很不协调，这将会导致更多的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必须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使个人和企业能够自觉地坚持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措施，真正建立一种产权化的智力成果是智能财产权的价值观，形成尊重他人知识产权、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的意识。
（4）推行网络贸易
一方面，要求政府应加大对网络设施的基建投资，加强网络贸易宣传；加快完善有关网络贸易规范性的法律条文。另一方面，要求企业领导者要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要充分认识到发展网络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积极探索网络贸易的运作规律，大力培养掌握现代技术手段和知识营销方式的复合型人才。
（5）加大教育投入，重视人才培养
篇3
【关键词】产业结构；外贸结构；外贸依存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突出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GDP从1978年到2009年增长了17.6倍，三十年间经济总量翻了四番，，平均七年半翻番一次，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
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结构性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诸如产业结构、消费与投资结构、地区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内需与外贸结构。
近些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成为中国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首要课题，“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在2011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中，更是把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突出地上升到经济发展目标的地位。
而在所有经济结构问题中，内需与外贸发展结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结构问题之一。调整经济结构必然要求外贸增长方式实现相应的调整。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在逐步加快，其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十一五”时期，中国出口年均增长24%，进口年均增长23.7%，进出口在2000年的基础上实现了翻一番的增长，出口增长平均增速超过了30%。但是，这些外贸发展成绩的背后有着很深刻的发展质量问题。中国的外贸发展是建立在数量增长和廉价的低成本的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供给基础之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从内部来看，这一增长模式带来了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同时，从外部来看，中国长期的对外贸易方式是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且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带来了巨额外币储备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低价竞争激烈，贸易条件逐步恶化，贸易摩擦急剧增加。
若要继续保持外贸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并且实现持续的外贸增长，必须积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把外贸增长转变到综合效益高的基础之上。
如何实现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促进对外贸易的新的增长及其质量效益的提高，是当前经济发展背景下重的议题，也是本文将要展开研究的内容。
二、模型指标的数学论证及其建立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产业结构与外贸结构之间的关系，所以要建立相应的结构指标。一般而言，反映产业结构指标有总量指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衡量贸易结构的指标有进出口产品结构、贸易市场结构等。但是，这些指标结构只是反映了产品与贸易结构的静态情况，没有较好地反映动态变化情况。
因此，本文在参考罗国勋、韩晶和李荣林在其研究中的指标建立方法，一种衡量动态的指标变化思想，即以经济总量指标中各组成部分的增长率为权数，对结构变化进行加权求和得出总结构变化的效益指标。因此，本文可以以此来建立中国动态的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的效应指标。
而该方法的主要原理即通过微分求导形式分解为两部分形式，其数学形式与推导如下：
表示t期各组成部分指标值在总指标中所占的比例。该式前半部分为基期结构不变时，各组成部分增长率的贡献，后半部分表示各增长率中结构变化的贡献。而后半部分可以由下式近似替代：
该式表示结构变化以各部分增长率为权重对其比重变化进行加权求和。
综上数学式子可以进一步推导其数学含义，影响结构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各组成部分的增长率；各组成部分比重的变化，比重上升，该式的值为正，反之，为负。因此，存在以下几种变化可能：当一部分增长率为正，但比重在下降时，该项为负数，因而对其结构变化的贡献为负；当一部分高速增长时，而且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则结构呈现正向变化；增长率很快，但是其比重变化不大，最终对结构变化的贡献仍不会太大。
所以，该指标从数学意义上说明了可以较好地反映结构变化对经济总量增长率的影响：该指标如果为正，则对经济总量起到促进作用，而该指标若为负数，则起到阻碍作用。因此，该指标可以较为全面地又可以动态地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可以构建一下三个指标衡量产业结构与外贸结构的变化：构建产业结构指标，其中indi，t /indi，t-1表示t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而zi / z表示t年第一、二、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的比重。然后分别计算出三大产业的结构变化系数，用三大产业在t年所占的比重乘以各自在该年的增长率。最后将三大产业的结构变化系数求和相加便是产业结构变化系数。
构建我国外贸结构中出口与进口的结构变化指标。其中expi/exp表示第t年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impi / imp表示第t年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expi/exp表示第t年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增长率，impi，t / impi，t-1表示第t年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进口额的增长率。然后，分别计算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系数，用其所占的比重乘以各自的增长率。最后，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系数相加求和，便是第t年的出口与进口结构系数。
三、数据的选取与实证方法的介绍
（一）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三个指标，产业结构指标、出口结构指标、进口结构指标，样本数据时间范围选定在1990―2010年，主要是因为服务贸易在1990年后才开始快速发展，之前变化不大。三大产业各自的产值、以及货物贸易总额源于统计局的《2011中国统计年鉴》，而服务贸易额则来源于商务部服务贸易司相关统计数据。而本文主要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故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二）时间序列方法的简单介绍
时间序列分析首先要考虑变量之间的平稳性，即平稳性ADF检验。平稳性检验主要是ADF单位根检验，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平稳，来判断两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不平稳，则要看变量间单整阶数是否相同，相同才可以建立长期协整分析。
然后，进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接着可以考虑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即在短期内变量之间会存在失衡，但长期存在稳定的关系，误差修正模型主要是计算短期对长期均衡的偏离，将变量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趋势联系起来。其过程一般分为两步，第一步在对因变量y和自变量x进行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若平稳或者单整阶数相同，再将因变量y和自变量x进行OLS回归，对其残差？滋t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是平稳的，表明可以进行协整。第二步，可以建立如下的误差修正模型：
最后，格兰杰检验。如果存在协整关系并且通过误差修正考察了短期对长期的偏离，要进一步考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进行格兰杰检验。格兰杰检验因果关系时，其检验思想为：如果X的变化引起了Y的变化，则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假设要检验变量X与变量Y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影响的方向，构建检验回归方程。其中，假定随机误差项之间是不相关的。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原假设是“X不是引起Y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或者“Y不是引起X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趋势分析
运用上文时间序列方法对有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
图1 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与外贸结构变化情况
通过对上图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一、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序列总体较为平缓，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基本处在0附近。说明中国近20年的产业结构一直保持着原有的发展模式，即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模式，体现了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二、进口结构序列波动较大。在1993年达到峰值，并且进口结构波动特别大，而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且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一系列政策变化导致进口量大增。在2002年左右又达到一个峰值，而这一时期，正好是，进出口关税开始放开降低，导致进口增加。在1998年和2008年这两个时期处于低谷，并且2008年达到负，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一体化特征。这两个时期分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美国次贷危机，外部经济环境的颓势，导致我国进口的下降，进口结构受到较大地冲击；三、出口结构序列也有波动，波动趋势与进口结构趋同，但波动范围没有进口结构系数大。其趋势变化的时间点和进口结构相同。在1993年达到一个峰值，也是由于相同的政策原因，改革的深入，导致出口增加。但1995年达到一个小小地，则和人民币在1994年汇率改革后开始贬值，导致出口增加。1998年出口结构系数没有跌落到负，表明此时我国对外贸易依存还不是太大，而又没有大幅度增加则与当时保持人民币稳定的措施有关，之后的1999年又一次小峰值，表明中国在抵御危机冲击后复苏能力较强。2008年后跌落谷底至负，表明这次危机对我国出口冲击较为严重，也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增加，进一步融合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四、进出口结构整体结构系数图走势表现为前期波动大，幅度范围大，后期相对较为平稳幅度范围较小。这反映了我国服务贸易在开始迅速发展，对结构贡献正向作用较大，服务贸易相对货物贸易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对外部环境的反映较为滞后和不敏感，从而一定程度拉平了不利的波动。
（二）计量分析
1、平稳性ADF检验
表2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进出口结构变化平稳性的ADF检验结果
注：检验形式中的c表示带有常数项，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n表示没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由表2可知中国的出口结构、进口结构均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而产业结构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但没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断定它们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因而是平稳性序列。因此，可以得出产业结构变化和进出口结构变化时间序列均属于一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2、出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关系
首先建立出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回归方程，形式如下：
y=0.001636-0.000746x1
从上式来看中国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短期关系是负向关系。再根据此式进一步考查，由此得到了残差？滋t，并对残差？滋t进行序列平稳性ADF检验，结果见下表：
表3 残差？滋t的平稳性检验
由上表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滋t拒绝原假设，是平稳序列，接下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式反映短期调整系数也是负向的，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两个变量之间的作用是负向的。接下来仅以验证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通过格兰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滞后期为1，2期时，出口结构变化都不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并且这种不可能性相伴概率在上升，在滞后一期时相伴概率为0.8063，滞后2期的相伴概率为0.9817。但是，在滞后期为1，2期时，产业结构却都是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这种可能性的相伴概率在上升，在滞后1期时0.0147，滞后2期为0.0401，这表明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3、进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
首先建立产业结构变化对进口结构变化的回归方程，如下：
y=0.001156+0.001517x2
由此得到了残差？滋t，并对残差？滋t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下表：
表5：残差？滋t的平稳性检验
由表5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残差？滋t拒绝原假设，因而在5%的水平上，？滋t是平稳序列。对于产业结构变化与进口结构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式为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与进口结构变化的短期动态关系，虽然从回归方程表明两者具有正向的长期关系。
但是上式表明短期调整系数是负的，还表明其中每年实际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其长期均衡值的35.8%的偏差将被得到修正调整。
上述结果验证了产业结构与进口结构的长短期的变化关系，至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检验。接下来采用格兰杰检验其因果关系。
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可知在滞后期为1，2时候，进口结构变化不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并且拒绝的相伴概率在逐渐增大，滞后1期时相伴概率为0.9595，滞后2期为0.9158。而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是进口结构变化的原因，并且这一可能性随着滞后期增加，其相伴概率在增大，滞后1期时为0.0017，滞后2期为0.0138。由此，表明产业结构变化与进口结构变化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五、结论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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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成分，BP神经网络，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
我国历年的外贸数据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总体上呈现快速发展。2013年外贸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成为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随着外贸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也越来越得到关注。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状况的预测预警显得尤为重要。构建良好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模型，可以及时准确地反映贸易运行情况和未来走势，揭示对外贸易运行中的各种隐患和问题，对贸易的总体状况做出评价和判断，并以直观、生动、形象的方式把监测结果展示出来，从而为贸易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提供依据。本文根据经济预警理论，运用系统评价方法提出外贸可持续发展预警模型的构建思路。
一、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借鉴预警理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指标体系主要由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警情指标和警兆指标构成。
（一）警情指标的确定
警情指标是预警研究的基本前提，警情指标一经确定，整个预警系统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随之确定，警兆指标的选取、预警界限的确定、警情的预报和分析都有赖于警情指标的确定。
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在遵循外贸发展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健全外贸体制，完善外贸运行机制，提高外贸效率，合理有效地利用和配置外贸资源，从而达到经济和外贸长期有效运行和稳健发展。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表现为：对外贸易量保持稳定增长及稳定增长的能力；对外贸易资源保持持续稳定的供给；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较高的贡献率等。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的警情意指外贸发展偏离了可持续发展轨道，出现了外贸不可持续发展的现象或状况。如外贸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降低，对环境带来了影响，导致生态效益下降等等。依据外贸可持续发展含义，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状况可以从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来综合考察。由此，把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确定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的警情指标。
（二）警兆指标的确定
综合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的文献资料，结合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警兆指标初步构建如下：
1、反映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警兆指标。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机理初选指标确定为反映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层面的警兆指标，主要包括出口额、进口额、外贸依存度、外资比重、机电产品竞争力系数、出口技术效益率、进口技术效益率、制成品/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转换率、出口商品集中度、服务贸易比重、地区贸易差异度、出口市场分布度、进口市场分布度、第二产业产出比重、第三产业产出比重、产业结构贡献率、外贸对GDP的贡献率、FDI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等。
2、反映对外贸易生态效益的警兆指标。从对外贸易对生态环境影响角度初选指标确定为反映对外贸易生态效益层面的警兆指标，主要包括出口贸易废水排放量、出口贸易废气排放量、出口贸易废渣排放量、初级产品效益度、进出口能源密集度和资源及资源性产品进口比重。
3、反映对外贸易社会效益的警兆指标。从对外贸易促进社会发展角度初选指标确定为反映对外贸易社会效益层面的警兆指标，主要包括对外贸易行业就业人数和对外贸易行业平均工资。
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警度的确定
警度是对警情的定量刻画，它是判断警情指标变动是否有警、警情如何的参照系。警度分为五种，即无警、轻警、中警、重警、巨警，对应于不同警度的警限可以分别称之为无警警限、轻警警限、中警警限、重警警限、巨警警限。预警界限是预警指标的阈值，是划分不同警度的依据。预警界限的确定依据国际公认、历史经验、专家意见以及各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等因素综合予以考虑。预警界限值的确定方法有：系统化方法、控制图方法、突变论方法和专家确定法等。
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警度的确定主要采用系统化方法。系统化方法是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进行定性分析，根据各种并列的原则或标准来研究警限，结合实际情况和以往的经验，综合多方面意见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得出合适的警限。系统化的原则主要有：多数原则、少数原则、均数原则、众数原则、人数原则、一致原则。在初选出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警兆指标集中运用主成分方法筛选出贡献度大的警兆指标，利用AHP计算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值。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值利用系统化的原则确定出对外贸易预警界限值。最终根据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确定出警度。
三、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模型的构建
BP（Back Propagation）网络是1986年由Rumelhart和McCelland为首的科学家小组提出的，是一种按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BP网络能学习和存贮大量的输入-输出模式映射关系，而无须事前揭示描述这种映射关系的数学方程。它的学习规则是使用最速下降法，通过反向传播来不断调整网络的权值和阈值，使网络的误差平方和最小。BP神经网络模型拓扑结构包括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
人工神经网络具有良好的容错能力，对数据的分布要求不严格，具备处理资料遗漏或错误的能力。并且它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可随时依据新准备数据资料进行自我学习、训练，调整其内部的权重参数以对应多变的经济环境。基于神经网络的自学习、自适应能力和强容错性，BP神经网络非常适合用来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模型。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模型可视为构建一个包括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的三层神经网络。就其网络结构而言，输入层神经元个数由输入层指标决定，输出层神经元个数由输出层类别决定，至于隐含层神经元个数一般为经验值。其中输入量对应警兆指标，隐含层节点对应警情指标，输出量对应警度。具体构建步骤如下：
1、利用主成分方法对外贸可持续发展预警警兆指标进行筛选后，获取指标数据，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预处理。
2、根据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以及BP神经网络设计的一般原则对神经网络进行设计。Robert Hecht-Nielson证明了对于任何闭区间内的一个连续函数都可以用一个隐含层BP神经网络来逼近，一个三层的BP神经网络可以完成任意的n维到m维的连续映射。对于外贸可持续发展预警模型采用单隐含层BP神经网络，各节点的激活函数采用S型函数。输入层节点的个数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结果来确定，隐含层节点个数采用试凑法来确定，输出层节点根据警度的分类数来确定。
3、BP神经网络设计完成后，需要运用样本集对网络进行训练，训练时，网络的输入层为主成分分析之后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5%--95%的主成分，网络的输出端为训练样本的警度等级。网络的训练涉及到网络的泛化能力，泛化能力是指神经网络对训练样本以外的新样本数据的正确反映能力。因此网络训练完之后，还要用训练样本集之外的数据对泛化能力进行检验。
4、网络的训练阶段结束后，即网络稳定后，将各连接权值和阈值作为知识库，这时整个网络就是一个预测模型。然后用测试集对网络的泛化能力进行检验，如果预测结果不好，则需要对网络的相关参数进行调整，直到得到满意的效果为止。
5、如果网络检验结果好，那么可以直接应用于预测。可以将预测指标输入神经网络，对未来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预警状态进行预测。得到预测结果以后，根据警度的划分发出警报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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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区发展差距成了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如图1所示,用各省人均实际GDP变异系数衡量的地区差距除了1996—1997年出现了从0.6078到0.6014轻微的缩小和2006—2007年从0.6754到0.5849较大幅度下降外,90年代以来一直在近乎直线上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为显着的国家之一。而与地区差距变化趋势相对应的另一个现象是我国的对外贸易除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后出现回落甚至负增长之外,在这期间也一直发展十分迅速,从贸易总额来看,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增长了近30倍,而单从出口额来看,增长了30多倍,年平均增速分别23%和27%,如果除去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三个年份来看,年均增速可达30%以上;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从1990年的30%上升到了2007年的67%,如图2所示。从以上简单的描述性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外贸易发展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有着十分类似的变化规律,那么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吗?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文献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已有的实证分析也明显存在一个不足的方面是对于贸易开放影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机制分析的较少,尤其是定量的分析更是鲜有。大多数分析的是外贸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外贸对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贡献度。因而本文认为尝试借用MarcelaGonzálezRivas(2007)的分析方法,从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与贸易开放相互作用的角度定量分析贸易开放是如何影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依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际意义。本文其余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是对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的简要回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应用到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对变量、数据和方法的说明;第五部分是对结果的分析;第六部分是简要的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技术外生条件下,在资本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规律作用下,即使地区之间没有要素流动,没有贸易,落后的地区其资本增长也将会超过富裕的地区,从而最终会导致地区收入差距的收敛而不是扩大收入差距,因此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对外贸易发展往往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相伴相随这种特征事实,转而他们求助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之源,而贸易则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同时认为,东道国的R&D投入与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本国技术创新和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条件,也即存在“门槛效应”(EatonandKortum1996,YukoKinoshita2000,ReddingandReenen2000,Xu2000,CaseliandCole-man2001,Keller2002)。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如何来分析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呢?如果我们考虑到一国内部不同的地区其要素禀赋往往不是平均分布的,这样的结果是不同的地区从对外贸易中获益就存在不同,达到一定R&D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受益多,经济增长快,而没有达到条件的地区则受益少,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预测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将是扩大一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KrugmanandLi-vasElizondo(1996)建立的三区域NEG(新经济地理)模型认为,在经济封闭时,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一国国内的经济活动是趋于不断集中的,因而地区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然而当国家走向开放时,情况将发生变化,此时国内企业的投入产出更多地依靠国外,而与国内的联系减弱,也就是向心集聚力将减小,同时由于国内城市集聚成本的增大,导致制造业的分布从城市向周边地区扩散,地区收入差距将减小。而采用类似的NEG模型,Paluzie(2001),却得出了贸易自由化会促使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同结论。这两个模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主要源自于对农业部门所作出的不同假设。Paluzie假设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如劳动力等)相对制造业而言的流动性要差,他还假设制造业经济活动的离心力来源于潜在的分散的农村市场,因此在经济封闭状态下,制造业经济活动是比较分散的,地区收入差距也较小。而当一国贸易开放,企业的投入与产出转向国外市场时,因为城市一般有着更加便利的接近国外市场的条件,企业为了获取规模效应和减少运输成本,制造业经济活动会更加集中在城市,又由于农村劳动力不流动,贸易收益将很难传到给农村地区,地区收入差距于是扩大。由于在理论上对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结论,故许多学者转而做了许多实证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有如Giannetti(2002)研究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成员国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却扩大了一国内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Rodríguez-PoseandSánchez-Reaza(2003,2000)、Hanson(1996,1997)、MarcelaGonzálezRivas(2007)等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其地区间收入差距;PerniaandQuising(2003)以菲律宾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也表明,贸易开放本身并不能带来地区的平衡发展,也就是说不能缩小其地区收入和贫困的差距;Marjit,DandKar,S(2007)研究了印度贸易自由化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出口的州收入增长要快,而进口竞争州收入增长要慢,州之间的差距因而扩大。对于中国的研究,有如Jian,Sacks&Warner(1996)分析认为因沿海地区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先天优势,结了1990年以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和中国总体区域经济的发散;Hu,DapengandF(1998,2001,2002)通过模型和实证认为贸易自由化改革是1985—1994年间中国沿海与内地差距不断扩要原因;Yao,Yudong(2000)的研究结论是对外贸易扩大了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差距;XiaoboZhang&KeZhang(2003)应用Shorrocks(1982)年提出的方差分解法计算出了各种增长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结果显示,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其贡献率达11.1%,仅次于资本因素;王丽娟(对贸易自由化和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高度相关;赵伟,何莉(2007)应用德特(DeLaFunente,2003)的趋同核算框架(convergenceaccounting),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对中国省增长趋同与差异的贡献,认为对外贸易是引致中国各省市劳均GDPσ发散和β发散的主要力量之一;张(2009)分析认为我国地区外贸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外贸易差异是地区差距的格因,并且定性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项卫星等(2010)研究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在整体上扩大了中间的收入差距,但同时又是低收入省区缩小与全国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张衔等(2011)实证分析认为我国西部地区间对外贸易发展差异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三、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设Cobb–Douglas生产函数有如下形式:itit-1it这就是本文的基本方程,为了利用这个方程来分析对外贸易与地区要素特征相互作用对地区发展差距所产生的影响,还必须对(3)式进行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把物质资本存量Lnkit分成两项,一项是直接参加生产的私人物质资本存量用C表示,另一项是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存量,相当于公共基础设施用I表示,因而:其中f和w为线性函数,对于f(LnC)函数可以表示三项,第一项为滞后一期的私人资本存量水平;第二项为收入水平和贸易开放水平O交叉相乘项;第三项为收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以分析地区增长是否存在收敛效应。这样函数可以表示为:(其中d、r、z为线性函数)(5)it-此外,为了分析公共基础设施I与贸易开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把函数表示为其与贸易开放度O之间的交叉相乘项加上其滞后一项的基础设施水平,因而有:其中p、q也为线性函数,把(6)、(5)代入(4)得:最后我们考虑技术进步项LnAit,我们把它表示四项,第一项为贸易开放度O与人力资本h的交叉相乘项,以分析贸易开放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本文的研究变量;其余三项是依据前人的研究而引入的控制变量,一项人力资本存量,以反映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直接和独立的作用(Romer1986);一项是反映技术在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地区之间的扩散(NeslonandPhelps1966);一项是反映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Connlloy2003),这样技术进步函数可表示为:
四、变量、数据与方法说明
(9)式就是我们要估计的计量方程,因变量采用年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人力资本存量h采用获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如果采用在教育上的支出或入学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流量。对于私人资本存量C应当采用的是全部企业资本存量之和,但我国这方面的数据,特别是分省数据无法获得,作为替代变量,本文使用分省物质资本存量总和,1997-2000年的数据采用张军估计的数据,2001-2007年的数据由笔者根据张军的方法自己推算得到。技术追赶项Lnh)中的A用劳均GDP来代替,因为劳均GDP与技术水平正相关,劳均GDP用地区总GDP除以全省总劳动力。虽然采用贸易量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因为影响贸易量的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如运输成本、世界需求等,但是如果采用其他指标如关税率、配额等带来的是更多的问(RodrikandFernandez2001),因此本文贸易开放度依然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来表示,注意这里贸易开放度是全国的开放度,只随时间变化不随地区变化故采用Ot-1表示。对于公共资本存量变量I,我国同样没用直接可得的数据,本文根据以往研究的惯例采用公路密度来作为变量,公路密度等于各省公路长度除以各省面积。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方程(9),以控制截面个体效应,由于所用的自变量都是滞后一期,故也可以较好地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我国1997—2007年间的分省数据集,共31个省市区,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8》。表1是对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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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能源消费；对外贸易；关系
毋庸置疑，能源消费与贸易发展两个问题都是当前学术界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情况来看，关于能源问题与对外贸易发展问题两者之间的研究而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话题表现出与世界范围以及各国本身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的特征，以下将循着这个线索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一个全面的研究综述。
一、 能源消费与对贸易发展的相互因果关系研究
国际上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集中，这主要缘于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的深远影响使各国的学者们在思考的范畴上开始关注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费的关系，研究话题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费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这一话题的研究的共性在于他们都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一国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区别在于采用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上不同、研究的对象范围不同以及在分析过程中引入的其他影响因素不同。其中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如Arye. L. Hillman与Clark. W. Bullard（1978）使用Leontief投入产出法，在H-O理论模型中把能源消费作为解释变量，对能源消费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Goldemberg（1984）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认为拉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对其能源消费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Owen（1982）对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以上两个文献都认为贸易与能源消费的规模及结构都有重要的关系，后者认为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出口的迅速扩大是造成这些国家20世纪60~70年代能源供给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国内学者对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从2005年以来呈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这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引发的能源消费过快增长的客观问题是相联系的，学者们希望开始集中探讨中国国内面临的问题，代表性的文献中较早的有董斌昌等（2006）通过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中国的出口贸易对于能源的依赖程度，对1978年~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朱启荣（2007）对山东省的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关系进行了协整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指出山东省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山东省出口贸易规模的发展既影响能源消费量，同时又受到其能源消费量的制约。张传国（2009）以及苏梽芳（2009）等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同时，采用了更为深化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因果、动态以及定量关系分别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从出口贸易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出口贸易波动将对能源消费产生持续较大的影响，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近期的研究如孙爱军和方先明（2010）为了分析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应用改进的费德模型，将进出口、能耗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构建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分析模型，实证研究数据上运用2000年~2007年中国31个省域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研究结论同样得出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高能耗、高对外依存度的特征，进出口贸易、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
二、 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的研究
鉴于研究视角的差异，按照对外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影响模式，本文将学者们对这一话题的研究也概括为这样三个主要思路：
1. 对外贸易过程中“内涵能源”的消耗测算研究。国外较早的文献，如Wyckoff和Roop（1994）研究了1984年~1986年6大OECD国家英、法、德、日、美、加进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说明国内节能政策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因为进口产品在国内消费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也有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双边贸易关系，如中美贸易（Shui & Harriss，2006；平新乔等，2006），日美贸易（Ackerman et al.，2007），日韩贸易（Rhee & Chung，2006）。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典型代表如陈迎、潘家华、谢来辉（2008）同样采用投入产出的能源分析方法为基础，进行了测算方法和模型的改进，加进进动中的中间产品的影响，对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进行了全面的测算。从科学性角度而言，投入产出法的思路严谨，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学者们的分析也相当的全面和深入，但考虑到一个十分实际的难题就是中国的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的滞后性，使用早期的数据会给分析带来一定的误差。研究的另一种是以企业为依据，把国内企业分为不同的类型通过加权得到“内涵能源”进出口比例，进而算出“内涵能源”进出口数量，该方法的局限于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实际操作难度较大。曹俊文（2009）在总结和归纳了前人所使用的测算方法的同时，提出了以《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工业细分行业数据为基础，根据工业行业分类标准（ISIC）和协调编码（HS）对照表，计算各行业出口产品能源强度（即具体行业每单位产值能耗），进而测算各行业出口贸易产品中“内涵能源”的消耗量。这一方法既克服了投入产出方法受时序数据限制的影响，同时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工业各部门出口产品中“内涵能源”的消费状况。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者把测算细化到工业部门，如兰宜生、宁学敏（2010）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2005年我国22个贸易产业部门的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耗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上还是倾向于采用比较成熟的投入产出法为基础，并有尽量考虑一些特殊因素的干扰，试图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2. 对外贸易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沈利生（2007）研究认为通过改变出口产品、进口产品的结构实现节能，无疑既提高了对外贸易的质量，又对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节能降耗起到促进作用，但他同时对中国近年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中，出口产品结构和进口产品结构都在表现出趋于恶化的现象，最终得出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不利于节能降耗的研究观点。姚愉芳、齐舒畅和刘琪（2008）同样使用中国2005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出口、进口贸易与经济、就业、能源消费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相应的计算结果认为：若从对外贸易对能源消耗影响的角度分析，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的能源消耗大于进口贸易的能源节约量，其差为2.97亿吨标煤，主要原因在于出口贸易结构偏重，需要调整出口贸易的结构来改善能源消耗状况的结论。
3. 进出口贸易的技术效应对能源消费效率的影响研究。思考对外贸易的技术效应对能源消费效率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期的一些文献中，这与我国近几年来对能源使用效率的研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其中代表性的有：屈小娥（2009）把对外贸易作为制度因素的变量加入模型，研究认为其对西部地区（除广西、重庆、四川外）大多数省份能源效率改进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高大伟，周德群（2010）认为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杨迎春（2011）利用1995年~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结论认为，出口贸易对非出口部门的直接技术溢出效应明显改善中国整体能源效率，人力资本对出口贸易改善能源效率起促进作用。进一步分区域进行研究得出，东、中、西部的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直接技术溢出效应都对能源效率都有改善作用。
三、 能源政策如何影响对贸易发展的研究
1. 能源价格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的研究。能源价格政策对对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中现存的文献相对比较少，Jo?o Ricardo和André Varella（2007）则从石油价格上涨与中国总出口额持续上升并存这个现象出发，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建立了一个包含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商品出口市场的开放性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最后得出技术进步是问题的根源。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的研究上，陈刚、余燕春（2008）从能源价格的角度出发，在定义能源约束量化指标的基础上，建立了能源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动态计量模型，并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分析了能源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动态影响。胡宗义，蔡文彬和陈浩（2008）将能源替代模块和能源强度指标纳入中国CGE模型-MCHUGE模型，研究提高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能源价格导致出口下降。杨迎春、岳咬兴（2010）从国际国内能源价格上涨率差异差异的视角提出能源相对价格的概念，将其与技术进步和出口贸易的规模增长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进一步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国际国内能源相对价格变化是中国出口规模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此结论提出了相应的能源政策建议。
2. 能源补贴与税收机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国内能源补贴的研究非常有限，能源补贴机制与出口贸易结合起来研究的思路更是较少，一直都缺乏从出口能源补贴损失角度评价中国能源补贴政策绩效的研究。陈迎等（2008）用内涵能源测算方法对2002年中国能源补贴进行了检验，其研究针对中国所有行业的补贴总额，没有行业分布的测算数据。林伯强等（2009）计算中国能源补贴总量，用价差法测算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能源补贴载量。周勤，赵静和盛巧燕（2011）研究了中国能源补贴政策对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并对出口产品能源补贴载量进行实证分析。他们认为，中国能源补贴政策经历了能源要素的政策性低价、价格粘性和权衡产品竞争力与贸易条件三个阶段，能源要素价值低估成为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是一个能源出口大国，出口结构中多以高能耗产品为主，全部能源补贴中约有10%通过出口产品净补贴给国外消费者，呈现出巨大外贸顺差和严重生态逆差并存的悖论。Ravi、Hamid和Ralph（1998）的研究认为，用于国际贸易活动的交通运输是能源密集型的行业，所以国际贸易活动间接地成为环境污染源，而能源税的引入可以更好地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可以比自由贸易条件下增加世界范围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对进口产品征收能源税对小国可能是最优的。张为付、潘颖（2007）从世界福利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能源税对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影响的数学解析模型，分析了在征收能源税情况下世界出口国、进口国和能源国的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问题。结果表明，在考虑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全球经济福利情况下，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最优的能源税税率，按这一税率征收环境污染税可以提高全球经济福利，也可改善因国际贸易而造成的全球环境恶化的现状。姚东旭（2010）年的研究指出提高资源税会影响资源类商品自身的出口，但影响有限，且从长远看，以提高资源税的方式限制资源出口利大于弊。其次，提高资源税确实会提升下游产品的制造成本，降低下游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然而这种负面影响并非不可克服。
四、 能源新问题与对外贸易发展之间的研究
1. 能源新问题——“低碳经济”的兴起。低碳经济以及“碳排放”等话题的研究是能源问题在当前全球变暖的环境问题背景下出现的新矛盾，关于低碳经济的内涵，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庄贵阳（2005）从低碳经济的效用角度来描述低碳经济的内涵，认为“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付允等人（2008）从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角度来理解其内涵，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鲍健强等人（2008）从低碳经济的发展意义角度来诊释其内涵，认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表面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
2. 低碳经济对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近来年，在讨论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中，把这一新问题与贸易发展的关系一起讨论的逐渐兴起。但是从根本上而言，“碳排放”的总量受控于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从对外贸易引发“碳排放”的测算问题的研究思路上看，研究者在研究“碳排放”与贸易问题的时候，将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弱化或者忽略，只能简单地引入碳排放系数和一个静态化的能源消费结构还合算碳排放情形，故多数讨论碳排放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只是原来讨论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关系问题的一个简单变换，例如刘强等（2008）利用全生命周期评价的方法对中国出口贸易中46种重点产品的载能量进行了计算，然后利用碳排放系数计算出碳排放量。魏本勇等（2009）基于投入产出法，测算了200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国家和部门的碳排放等。李艳梅和付加锋（2010）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997年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分别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国生产活动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8.47%和45.53%。
另一类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低碳经济的潮流的出现对全球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格局的影响情况的研究。这一类型的研究站在全球视角的高度来思考能源领域的新问题对全球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代表性的文献包括：杨迎春（2010）指出国际贸易活动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着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的程度，各国在促进贸易发展与实现低碳经济的双重战略要求下，势必会引发全球范围内新的贸易摩擦，WTO机制在双重目标的要求下陷入困境，对未来WTO和各国政府如何实现世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减少贸易领域的摩擦提出了若干相对可行的政策建议和思考。王跃生和焦芳（2010）研究认为在全球低碳经济的的趋势下，中国以传统货物贸易为主的贸易发展模式将受到一定的冲击，加工贸易的比例过大，中低端的制成品的出口过于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的局面对未来的贸易发展不利。施用海（2011）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低碳经济的兴起给全球贸易将带来的影响，首先全球的贸易格局会因为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出现而引发大的变动；其次低碳经济本身就会创造出新型的服务贸易形式；再次低碳经济将会大大促进全球技术革新，有利于国际技术贸易的竞争与发展；最后于杨迎春（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也认为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单边贸易措施与多边贸易规则的潜在冲突，可能成为新贸易壁垒。
五、 简要总结
关于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发展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诉求紧密联系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研究者多为从国家层面的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理。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考虑全面地将能源消费问题与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问题系统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系统地探讨二者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可考虑进一步深化研究的视角，即能源消费问题与具体产业或区域的对外贸易发展相互关系研究，甚至进一步地深化到微观企业层面探讨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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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会科学项目（项目号：JA11244S），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项目号：10YJC79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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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摩擦；问题；应对措施
中国与欧盟作为国际社会中两个重要的大规模开放经济体，在贸易与增长方面具有较强的相互依赖性，这在促进双方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加剧了双方的竞争，使得贸易摩擦层出不穷。其中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仍然是阻碍中欧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研究中国与欧盟贸易摩擦对浙江纺织品出口的影响更加有利于保护我国的出口产品，为中国与欧盟的长期合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1.贸易摩擦的几种形式
1.1 反倾销
反倾销的含义
反倾销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此种附加税称为“反倾销税”。
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议》规定，成员国要实施反倾销措施，必须符合三个条件：首先，确定存在倾销的事实；第二，确定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第三，确定倾销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按照倾销的定义，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就会被认为存在倾销。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的差额被称为倾销幅度。所以，确定倾销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确定出口价格；确定正常价格；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进行比较。
1.2 技术性贸易壁垒
技术壁垒的含义：技术壁垒（TBT）是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目的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
技术壁垒的特点：
1.2.1 广泛性
TBT措施的表现形式涉及法律、法令、规定、要求等强制性或自愿性措施等各个方面，极具广泛性，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1.2.2 灵活多样性
制定技术壁垒措施，手续比较简单，伸缩性较大，可以针对进口商品灵活改变标准水平，增加标准或技术种类。
1.2.3 隐蔽性
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实施往往不公开，或者制定比较复杂的标准和手续，隐蔽地回避了分配不合理、歧视性等分歧，使出口商难以应对。
1.3 知识产权壁垒
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知识产权优势超出知识产权法所授予的独占权或有限垄断权的范围，行使知识产权，实行“不公平贸易”。知识产权壁垒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再加之其分布的技术领域可见知识产权壁垒尽管是无形的却是客观存在的。
2.浙江纺织品出口现状与问题
2.1 现状
首先，我国加入WTO后，纺织品出口从2001年的534.4亿美元猛增到2006年约1651.4亿美元。五年来，出口增长了2倍多。据最新统计数据，2006年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2.66%，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9.38%，贸易顺差达1290.34亿美元。纺织品服装出口总值是1470.85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出口金额是522.54亿美元，同比增长18.84%；服装出口金额是948.3O亿美元，同比增长28.91%。
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地区，主要集中于美国、欧盟和日本。在中欧纺织经贸关系上目前存在着贸易壁垒和反倾销障碍。在技术壁垒方面，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受到欧盟的限制；在绿色贸易壁垒方面，欧盟纺织产业在技术水平等方面占有优势，所以就以保护生态环境和消费者人身健康为由，对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欧盟自身的纺织产业。
纺织业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全球纺织业原有市场的利益格局，因此对于我国纺织产品的出口就有了所谓“挤占了他人的市场份额”、大量反倾销等各种障碍。法国纺织工业联盟主席吕西安德沃日曾表示，“应延长对中国纺织品进口配额限制至2008年底，以便向中美之间签署的此类协议看齐”。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达国家至今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甚至干预中国的金融政策。从纺织层面上来说，他们认为是由于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快速增长且在进口国零售市场上的份额增长较快，已对进口国的纺织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甚至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下降，所以我国纺织业将成为全球贸易摩擦的焦点。
继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之后，以SA8000社会责任认证为代表的“劳动壁垒”，正成为中国出口纺织品的又一大障碍。虽然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在价格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我国的劳动力很多是在不被提供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工作的。为了应对进口国实行越来越严格的“劳动壁垒”措施，我国纺织行业也开始积极推行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和相关法律法规开始实施符合国际惯例以及我国国情的行业自律性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但在推行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初期，肯定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阻碍。
2.2 问题
2.2.1 缺少高质量的国际品牌
我国纺织企业自主生产性不强，其生产以大量的加工为主，缺乏自主创新。因为我国纺织品的加工能力和加工规模只在中低档产品市场占优势，所以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利润率比较低，赚取的只是制造加工环节微薄的利润，服装出口多以定牌、贴牌为主，其中5O%以上的服装出口是来料加工，3O%以上是进口国提供商标、款式、纸样稿来进行加工，自主品牌服装仅占1O%左右，而且设计开发水平不高，不能自主设计、生产适合销路的产品。不仅出口成本大，而且品牌竞争力不强。
人民币汇率上升、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因素成了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的最大利空因素，一般一份出口订单的周期是三个月，而人民币汇率又不趋于稳定，几乎一个月内就会有较大的变化。由于纺织品附加值较低，人民币升值使企业的出口成本增加，更是削减了企业的出口利润。浙江纺织品在国际上“廉价低质”的“标签”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2.2.2 纺织品市场管理混乱，大多以低价竞争策略取胜
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但是浙江的纺织业大多以民营企业、家庭小作坊为主，低廉的价格和与国外同类企业相比几乎可以忽略的管理费用，使得浙江纺织产品的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同类产品。这也为浙江纺织业遭受反倾销埋下了隐患。
2.2.3 对外依存度较高，企业风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大力鼓励出口，千方百计地通过出口进行创汇。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为了调整进出口结构，运用了价格、汇率、利率、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手段调控外贸，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这些外贸政策的实施，促使中国进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提升，中国贸易规模在世界排名也不断上升，1997年位居世界第10位，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世界第3位，直至今日，中国的对外贸易稳居世界第3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外贸依存度提升甚至出现偏高的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政策的产物。
3.贸易摩擦对浙江纺织品的影响
3.1 影响纺织品产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中国纺织品行业不断吸收、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设备、先进营销模式和理念，使得中国纺织行业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我国的纺织品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坚持引进项目是数量与出口创汇大致相等，欧盟与中国频繁的贸易摩擦，贻误了中国纺织企业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步伐。
3.2 影响出口数量以及出口厂家积极性
中国纺织企业存在明显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纺织品输入欧盟市场必定会增多，对欧盟纺织企业会产生巨大冲击。欧盟不会坐视不管，会给他们抑制中国纺织品进入欧盟提供借词。且纺织品行业技术层次和准入门槛低，其他国家就会利用我国产品受限的时机迅速挤占我国市场份额，中国纺织品出口受到抑制也会挫败出口厂家的积极性。
3.3 影响我国吸引和应用外资
欧盟针对中国产品的措施（如反倾销和新的贸易壁垒等），都会引发连锁效应，一些与中国有竞争的国家会纷纷发起对华反倾销调查，这会严重影响我国纺织企业吸引和应用外资。
4.浙江纺织品遭受贸易摩擦的原因
4.1 欧盟为保护内部市场不被破坏
自2005年1月1日WTO取消了纺织品配额起，挣脱了原先配额的束缚，中国纺织品出口呈现“井喷”状态。中国纺织品以其低廉的价格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使得国际上的同类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为了保护本国企业的生存，各国纷纷出台相应的保护措施，其中以倾销的名义对中国纺织品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是最常见的一种手段。
4.2 我国纺织品自身存在高科技含量低，质量低劣的问题
我国很多企业的质量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不强，许多厂商热衷于追求面料色彩、功能效应，很少考虑环保、安全方面的因素。生产企业对原辅料质量把关不严，对采购的原辅料未实施有效的检测。由于对国外的技术要求不了解和不够重视，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盲目设计和生产，缺乏对产品质量工艺的严格控制。
4.3 我国应诉体制不健全
政府和企业对反倾销调查认识不足，观念上存在差异。
从政府方面而言，我国的反倾销法起步比较晚，政府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缺乏经验。从法律上讲，由于应诉机制的不健全，使得有些企业不积极参与反倾销应诉，只会坐等其成，严重挫败了企业应诉的积极性；从机制上讲，我国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应诉力量不足。
从企业方面而言，一方面对倾销概念认识有误区，大部分企业认为只有当国外进口产品比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低时才存在着倾销。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浙江纺织企业都属于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缺乏积极的反倾销应诉态度。他们担心处理反倾销应诉费时、费力、花钱，却没有多大的效果。
5.浙江纺织品遭受以上贸易摩擦的应对措施
5.1 逐步建立贸易合作协调机制，促进形成稳定健康的贸易关系
建立出口预警机制，及时通报技术壁垒新变化，在预警机制建立阶段，政府还需要发挥主导作用，主动加强对国家市场技术准入条件和出口商品技术竞争力的监测，通过多渠道收集国外各种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加强对欧盟贸易保护政策、法规及技术性贸易壁垒、标准等的研究，为企业做好信息咨询、培训等工作。
5.2 熟悉世贸规则，维护我国纺织品贸易的正常权益
认真研究欧盟技术标准，了解有关规则的变化，密切关注欧盟纺织品技术法规、标准颁布的动态信息，使中国纺织品能适应和满足欧盟要求，避免可能存在的风险。可以让政府召集，行业协会牵头，充分利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大对欧盟纺织品技术法规的研究，这样可以为浙江纺织品出口企业找到有效的法律规避途径。
5.3 确定产品多样化的方向，实施多元化的出口导向
中国纺织品在欧盟乃至世界市场所占的比例已经不小了，中国纺织业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如何扩大市场份额，而是如何生产高质量、深加工、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因此，我国纺织品服装业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我国纺织行业国际竞争力，以质取胜。还要进一步完善原材料市场的流通机制，尽早实现与国际市场的真正接轨。
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对欧投资，积极开拓欧盟市场。国航、华为、中兴、海尔、清华同方等企业均在欧洲市场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和成就，使得欧盟长期以来对华单向输出资金的局面有了较大改善。
加强纺织服装业行业自律，从竞相压价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根据不同市场、不同时期的要求，积极开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服装类产品，创造出中国的中高档服装品牌，从低价经营提升到品牌经营。同时，推行市场多元化战略有利于中国外贸增长，对于规避贸易摩擦以及减少贸易摩擦的损失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继续巩固和扩大欧盟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那些经济发展较快、贸易环境相对稳定、市场潜力巨大或具有战略前景的市场应是中国今后特别关注和加大开拓力度的市场，也应是国家政策重点支持的市场。但对这些市场的开拓应是有选择的、循序渐进的，还要注意细分市场，针对各国市场的特点设计和实施不同的营销策略。
5.4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组织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
作为中国纺织品行业协会应该高度重视欧盟对中国纺织品的技术壁垒，帮助企业积极应诉，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应对技术壁垒中的作用。从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CR法案中可以看出行业协会在应对技术壁垒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6.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国际贸易争取双赢是可能的，关键是我国企业在面对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问题时，应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在未来的贸易往来中，趋利避害或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并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实现双方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祁春节，赵玉.纺织品贸易的市场需要和现状[J].特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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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口退税；对外贸易；促进；发展
出口退（免）税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出口货物在报关时免征国内或区内间接税和退还出口货物在国内或区内生产、流通或出口环节已缴纳的间接税的一项税收制度。出口退（免）税是为了平衡税负，使本国出口货物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货物具有相对平等竞争的税收条件，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出口，扩大出口创汇。目前，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惯例，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加入WTO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自由空间相对缩小，在一定范围内出口退税可以成为一种相机抉择的政策手段，通过对外需的调节而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这样出口退税政策就可以被看做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在鼓励外贸出口、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发展总共经历了五个时期：早期发展时期（1949—1957）；停滞时期（1957—1978）；初步恢复时期（1978—1983）；形成时期（1983—1994）；建立与调整时期（1994至今）。
1994年中国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随之出口退税政策进入建立与调整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也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适时的调整。当年依据国际惯例，中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对出口货物税收实行零税率的政策，对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实行退税率为17%和13%的政策；对从小规模的纳税人购进的特准退税的出口货物实行退税率为6%的政策。出口退税和零税率政策执行不久，由于在进出口税收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少征多退、出口骗税和中央财政出口退税财力不足等问题，1995年和1996年国务院先后两次调低了出口退税率，即由原来的17%和13%下调到9%、6%、3%，综合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个百分点。1997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外贸进出口遇到困难，其增长速度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为了抵消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1999年7月1日，国务院决定提高一些大类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由9%、6%和3%提高到17%、15%和13%，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个百分点。2007年，为了进一步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中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同时，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2 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08年7月至2010年7月，为支持外贸出口，提振经济，保证就业，国家连续六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产业的冲击。
从前几次调整的经验看，出口退税率与出口增长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如1995年7月1日，中国的出口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相应地，当年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的44.2%急剧降为下半年的8.8%，下调出口退税率的出口弹性系数高达9.39.1999年7月1日，中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相应地，当年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下降4.7%提高到下半年的增长15.8%，增幅提高20.5%，上调出口退税率的出口弹性系数为6.95.由此可见，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明显，出口退税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如何有效利用这一手段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服务是目前经济刺激计划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
二、应对金融危机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了很大冲击，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巨大影响，这对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无异于是一次地震。为尽量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上调出口退税率就是其中的一项政策。
（一）应对金融危机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为支持外贸出口，提振经济，保证就业，国家从2008年下半年起，已经连续六次提高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是2008年6月13日、8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09年1月1日、4月1日。相关统计显示，出口退税率提高后，中国实际办理的出口退税明显增加，不仅缓解了出口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部分调高出口退税率的产品还表现出跌势趋缓的积极现象。
（二）出口退税率上调的积极作用
1.减轻出口企业经营压力，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据了解，纺织服装出口退税率每上调1个百分点，即可为纺织服装出口企业获得76亿元人民币的退税额。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8月和11月，国家先后将纺织品、服装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了2个和1个百分点，很快纺织工业产品出口形势就得到好转，2009年1月在工业出口下降了17.6%的情况下，纺织工业出口却能基本与2008年持平，仅下降0.2%。此次将纺织品、服装的退税率提高到16％，对于相关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盈利水平将带来实质性利好影响。
2.配合产业调整规划，提振企业信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指出，可能是受到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2008年12月实现小幅加快增长。11月出口同比下滑3.8%的纺织纱线、纤维和相关产品，12月出口同比增长0.4%，服装及衣着附件和鞋类出口12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0.9%和23.6%，较11月4.8%和21.8%的同比增速有所上扬。2009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人士表示，上调出口退税率，是为了配合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实施，在之前出台的调整振兴规划里就已经提出了通过增加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关税的办法来减轻负担。因此，上调出口退税率是中国主动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于缓解出口企业困难，恢复出口企业信心。
（三）出口退税上调的局限
1.出口退税率上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进出口形势。退税率上调对出口来说只是一个短期利好，并不能彻底改变外贸形势，因为中国进出口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需求决定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后，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大幅缩减，企业出口订单锐减。虽然企业可以通过迅速调整产品出口方向，将出口方向从欧美日转向南美等国家，有的企业也确实已经重新拿到订单、开工生产，似乎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每次出口退税上调后，很快就会收到外商提出降低产品报价的要求，导致企业并没有真正获得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政府补贴了外商，使得提高出口退税率实际效果有限。
2.出口退税率再上调的空间已非常小。目前中国的增值税税率为17%，按照国际贸易组织有关公平贸易政策出口产品零关税的内容，企业出口退税率最高可至17%，一些企业人士和专家都表示，希望将出口退税率一次调整到位，甚至有些行业可望与国际接轨，实现零税率。但是在经历了近一年连续六次产品出口退税率的调高，大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率继续上调空间都非常有限。
3.出口退税率上调可能使贸易出口摩擦抬头。国际贸易对一国进出口政策十分敏感，由于出口退税率的上调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使得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得以加强，影响了一些国家国产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可能造成贸易摩擦抬头。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了解到，2009年1月末，印度财政部保障措施局，对从中国进口的铝平滑辊和铝箔产品，发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要求利害关系方在2月27日前向该局表明立场。2月份又传出消息，加拿大对从中国进口的铝挤压材反倾销反补贴案做出终裁，认为中国铝挤压材行业不属市场导向行业，并裁定高额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日前加拿大、印度等国已经开始向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三、完善出口退税政策的建议
为使中国尽快走出出口大幅度下降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困境，在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上应该加强出口退税机制的法制化建设，确定最优出口退税率。
（一）加强出口退税机制的法制化建设
中国现行的出口退税机制一直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出口退税机制不利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出口退税结构不能适应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不尽合理，出口退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等。
中国加入WTO后，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到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去，我们在享受世贸成员权力的同时，也将不可推卸地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尽快建立和完善与WTO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已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税收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定主义原则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税法中的一条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目前，中国出口退税立法级次普遍较低，严重影响了税法的权威性和执法效率，也使税法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
有悖于税法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在中国经济已驶上高速发展道路并已融入国际大循环的今天，这样的税收法律级次着实让人感到有点落伍。不仅退税资金长期不到位，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即使是日常的退税管理各个地区也自成体系，出现了大量的外部不规行为，使出口退税管理失去了统一性和规范性，也使中国出口退税难以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导致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扭曲，产生负效应。另外，也正是由于这种管理缺乏统一性，导致了出口骗税的屡屡发生。出口退税是促进对外贸易的财政手段，而外贸出口又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将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加快出口退税的立法步伐，在加快中国税收基本法的进程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出口退税程序法的立法工作，创造良好的退税外部环境，使之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将是目前中国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加入WTO后认真、严格贯彻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迫切需要。
（二）确定最优出口退税率
进口征税、出口退税的消费地课税原则已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世界贸易组织也鼓励各国通过进口征税、出口退税的办法实现自由贸易，并且强调各成员方不得将出口退税视为出口补贴。当然，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对出口商品退还已征的国内商品税，但是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全部退还。这就给各国处理出口商品已征的国内商品税留下了较大自由决定的空间，即各国可以自行确定退税的程度，如全部退还或部分退还，甚至还可以不退还。税收政策的目的是追求国家福利的最大化，最优出口退税理论就是研究在不违背经过国际协调的国内商品税课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多大程度的出口退税能够实现国家福利的最大化。
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是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的倒数，其经济学含义在于：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越低，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出口征税引起的国际市场价格的上升反应越差，那么其需求数量变化就小，越利于出口国将出口征税转嫁给国外，这样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就越高（最优出口退税率越低）。反之，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大，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就越低（最优出口退税率越高）。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无限大，本国对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无法使外国消费者接受更高的价格，出口征税只能使本国的福利减少，此时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应为零（最优出口退税率为国内商品税征税率）。
从中国出口产品的性质上看，很多出口产品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需求弹性比较大，只有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甚至占有垄断地位，需求弹性很小。根据最优出口退税理论，考虑行政管理和实践的可行性，确定中国出口退税程度的基本思路应是：大多数产品实行完全退税政策；对少数国外需求弹性很小的产品，如工艺品、土特产品和稀有矿产品等实行不完全退税或不退税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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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佚名。4月1日起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N].中国税务报，2009-03-30。
[6]武长海。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其对策[EB/OL].新华网，2009-01-20。
篇9
【关键词】人民币；货币国际化；路径；风险
一、引言
我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尽管目前已经形成一些理论成果，但仍然不完善。而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对国际经济的阻碍日益显得突出，如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对世界经济危害至今犹存，这使全球经济体岌岌可危。我国的经济毫不例外受到同样的重创，尤其是对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威胁令人惶惶不可终日。实践进一步说明，我国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效果：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如2001年至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5097亿美元增加到29728亿美元，增长了483%，其中出口从2662亿美元增加到15779亿美元，增长了493%，跃到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既然如此，人民币与贸易发展的步伐势必保持一致，这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是完全可能的，同时也是中国和其他国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1】。有鉴于此，此时加速推进实现人民币国际是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分析
“欧元之父”蒙代尔（2003）认为：一国货币国际化是该种货币超出本身的法定流通范围，且被其他地区或者国家成倍数的模仿。货币国际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系列政治、经济条件作用的结果【2】，如政治、经济、贸易、币值等条件。尽管人民币完全国际仍然不太成熟，但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化条件，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具备的主要条件有：
1.雄厚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物质生活的保障，也是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美元为何能保持国际货币的中心地位，这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人民币国际化同样要有我国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GDP年均增长9.3%，是世界经济增长的1.5倍，到2006年我国的GDP总量为21630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9%，成为全球经济第六位。2010年我国GDP总量达到397983亿人民币（折合美元58791亿元），已经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改革开放30年来，经过我国人民艰苦的努力，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排第二，国际贸易位居全球第一，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如图1所示，2001年——2011年我国GDP 示意图单位（万元）。
2.发达的对外贸易。经济发展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是推动货币国际化助燃剂，如何加速经济全球化而达到货币国际化呢？发达的对外贸易成为的首要阶段。通过贸易自由化一国可以减少贸易壁垒，不仅能够进行商品贸易同时还进行服务贸易，贸易扩张使世界各国依存度日益紧密，这样对外贸易就成为经济全球化粘接剂，成为货币国际化的有力工具。纵观历史，几乎可以说没有对外贸易就没有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世界经济和贸易强国毋庸置疑，英镑在此基础上成为国际货币也成为必然；二战后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使得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霸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得到长足而稳步的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表1是我国2001年到2011年进出口和利用外资情况表格，表格数据能显示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以及对外贸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
3.稳定的币值。稳定的币值也是货币国际化的主要条件之一。因为要想使国际社会大量使用本国货币，那么就必须保持该种货币币值稳定，稳定的币值可以减少汇率变动的风险，能增强人民的信心。如在200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时，我国政府为了保证币值稳定，决心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人民币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币值的稳定主要受两大因素的影响，一个是稳定的汇率，另外一个是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汇率稳定是人民币一大特色，较其他国家而言，人民币相对于基期变化幅度更小，总体稳定性较好。通货膨胀的治理在中国同样取得明显的效果，在过去10年里，相对于美国的2.5%、欧元区的1.9%及英国的2.6%来说，我国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仅为0.9%。所以，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下图2表明说明我国汇率的稳定性。
4.强大的政治格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安全保障，也是货币国际化的后盾。一直以来我国政局稳定，人民安定团结，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越来越高，随着开放的加深，我国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经济交流合作的同时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广泛而多方面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加强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因为最强的货币是由最强的政治实力提供的，所以，稳定的政治格局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力后盾。
三、人民币国际化风险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效果
1.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风险。根据克鲁格曼开放经济条件下“三元悖论”，其含义是：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流动性不能同时兼顾，只能选择其中两个目标，而放弃另一个目标。由此可以提供三种组合路径，其中资本开放和币值稳定是最理想的组合。基于特定原因，我国采用了非理想人民币国际化路劲组合即：在有限制性资本自由化的前提下，实行币值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下图3用三角形来说明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固定汇率的关系。设三角形顶点固定汇率制度对应的直线是BP、底边左顶点资本自由流动对应线是IS、货币政策独立性点对应的线是LM，在三条线相交于A点时经济内外均衡。如果A点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央行就会降低利率来增加货币量以免失业扩大化，此时LM货币均衡线向右平移到B点。由于增加货币量和降低国内利率，在较高国外利率作用下使得大量资本外流导致本币贬值的危机，为了稳定汇率，中央银行不得不购入本币而抛售外币来干预外汇市场。随着本币供应量的减少，LM线有向左平移到A 点，由此央行降低利率来增加货币量策略失败。所以，货币政策独立性风险的防范在于良好的货币国际化路径。
2.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求资本账户开放及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这势必引起资本的大量进入或者外逃，对我国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如何防范资本外逃成为货币国际化的一大难题，要想有效防止资本外逃选择资本交换的方式尤为重要。如在资本不完全自由兑换的条件下，资本流动的水平不高，成本较高，因而限制了资本外逃潜在能力；相反，如果资本可以自由兑换时，资本外逃的风险成倍增长。如果资本自由兑换随经济发展逐步展开，则资本外逃的可能性相对于资本自由兑换条件下的风险小得多。
3.币值的不稳定性。币值稳定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是增强人们信心保证。因为如果币值稳定，非居民才更愿意持有本币资产，稳定的币值表现在汇率和利率的稳定，而保持币值稳定的要求却限制了本国运用汇率政策来调整本国国际收支的能力。同时，保持本币稳定的要求也与发行国要为全球提供清偿力相矛盾，这就导致了币值稳定的风险，而这种不稳定性的困境只有通过货币国际化的合理路径来降低。
4.“特里芬难题”风险。“特里芬难题”是货币国际化处于两难的困境，就国际中心货币美元而言：一方面要保持美元的国际清偿能力，势必造成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另一方面维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势必造成美国国际收支顺差。实际上，“特里芬难题”在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是无法避免的。人民币国际化“特里芬难题”是，为了满足世界各国对人民币的需求，必须保持贸易逆差，同时搞好各国对人民币的信心，势必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为此， 可以选择使两者矛盾最小化的路径来化解这样的风险。
四、基于风险视角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效应
1.通过制度安排——人民币国际化，这与美元国际化的国际路径相似，称为“美国模式”，如下图4所示。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崛起，远远超过在战争中严重创伤的老牌欧洲资本主义，使美国成为最强的资本主义。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250多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占世界黄金总量的75%，依靠这些实力，建立一个体现自身意志的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唯一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至今，美元继续充当国际货币。从图4美元国际化的路径看美元国际化尽管别国无法复制，但它提示人们：货币国际化以经济为基础，政治军事实力作保障。中国货币国际化的模式虽然与美元不同，但经济较快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与美国却相似。所以，为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经济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显得特别重要，在加速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相关风险也不可避免，如参与过多的国际事务提高国际地位同时，国家的财政支出承受能力将受到极大的削弱，这样国家经济发展势必变慢。如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上，明智之举是既做到发展经济为第一要任，又要防止过多参与国际事务提高地位而带来经济下降的风险。
2.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人民币国际化 。资本自由化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类似于日元国际化，同样作为亚洲强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与日元国际化的路径颇为相似。如下图5所示，简单来说，通过建立贸易结算和离岸中心，日元逐步实现国际化。这种模式实质就是一系列自由化，如外汇、贸易、经常项目、资本项目、金融市场和利率等自由化，从而实现日元国际化。尽管日元与美元、欧元成为三大国际货币之一，为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作出了贡献，但是这种国际化模式是失败的。因为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给日本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导致日本经济在90年代成为失去的10年，时至今日还迟迟不能恢复。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在2年半左右时间内日元升值达2倍之多，汇率从1：250到1：120，二、未能处理好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三、在国际压力与国内事务处理上失败。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可以从日元国际化得以借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路径应该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下——人民币逐步实行资本账户自由——人民币国际化”吴念鲁（2002），按照这样顺序渐进的步伐，稳步建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3】。
3.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第三种路径是“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国际化”，下图6是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路径图，这种“三步走”的战略与欧元国际化路径很相似。欧元国际化主要有：前期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之后是欧洲货币体系；动欧元的正式启动是1999年1月1日；到2002年1月1日欧元国际货币地位最终形成。人民币国际化受欧元国际化的启示：首先，在周边国家或者地区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和影响力，使人民币在周边地区或者国家使用和流通，逐步增强他们的信心，其次，以东亚为核心实现人民币区域化，实现人民币成为东亚中心货币战略，最后，通过周边化和区域化提升的影响力，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路线。也是本文采用的主要观点。
五、人民币国际化风险与路径的适配
就风险观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各种风险条件下的博弈，路径的选择成为战胜风险的法宝，正确的路径可以使货币国际化得以实现而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则使经济体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消亡。货币政策独立性风险、资本项目自由流动风险、币值的不稳定风险和特里芬难题等风险无论是总体还是单个作用，都足以化作摧毁币值国际化的利剑，若能通过渐进性、计划性货币路径安排，则可以化利剑为力量推动经济增长使币值国际化。如美元从布雷顿森林解体到2007的次贷危机，尽管有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但是，时至今日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的霸主，究其原因有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主要是解决风险的突出作用，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不可复制美元国际化路径。日元国际化某种程度来说值得借鉴，但鉴于日元国际化模式失败，人民币国际化不可步其后尘。人民币国际化理想模式应如同欧元对于欧洲一样，首先，应该是人民币周边化，利用两岸四地地缘优势向周边国家进发，待统一周边地区后进行区域化。其次，是人民币区域化，在东亚建立统一的人民币中心货币地位，通过各自汇率的固化，对外实行联合浮动汇率，在同一经济圈内局部谋求货币合作，以便实现区内以人民币为单一货币。最后，利用人民币区域地位的影响走向世界，成为影响全球的中心货币，如此，人民币国际化真正得以实现。总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中国特设的国际货币。
篇10
关键词：进口贸易；居民消费；最优消费率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155-03
一、背景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快速且维持稳定。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前进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中，投资和进出口一直保持大好走势，但作为经济发展原动力的消费却势头不足。中国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一般在70%~80%之间[1]，中国居民消费率较低且持续下降，尤其2000年以来从46%降至2007年的36%（见P157表2）。
以往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时，过多重视出口对经济增长起的拉动，然而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却没带动中国消费的上升。一些学者经过数据分析，还发现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实际贸易余额呈负相关关系，尤其2000年以后更为明显。另外，中国长期的巨大贸易顺差也引起了与多国的贸易摩擦等问题，导致中国对外贸易越来越面临出口压力。因此，仅通过净出口（进口和出口的差额）来研究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消费率的影响，是不能全面地、综合地反映事实的，应该从进口、出口两个方面来考虑。
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主要针对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消费的研究也大多以封闭经济为前提。而对于开放经济、尤其是进口贸易对消费的作用研究极少，本文的研究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空缺，也是本文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二、模型建立——将进口贸易引入生产函数
经济学家巴拉萨（1978）在传统的生产函数中加入出口额这一变量，将其扩展为适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出口扩展型总量生产函数[2]：
Y=F（L，K，X） （1）
其中，Y表示总产出，L、K、X表示劳动投入、资本要素投入和出口额。
泰勒（1981）在此基础上，建立出口扩展型总量生产函数时，直接在指数形式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上加入了出口变量[3]：
Y=AKαLβXγ （2）
其中K、L和X仍为资本、劳动和出口，A为技术进步的度量，α、β、δ为常数，代表资本、劳动、出口的产出弹性。得到各个因子增长率间的关系：
GY==++=αGK+βGL+γGX （3）
巴拉萨之所以可以在原有的生产函数中增加出口额X这一变量，是考虑了出口扩大可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和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进口是作为一个减项处理的，因此它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常常被忽略。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进口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1）进口通过弥补一国要素的供给不足，维持该国投资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2）进口节省研发费用、刺激高新技术的学习和模仿，从而促进进口国技术进步；（3）进口改变国内需求结构、技术进步和要素结构优化来推动产业结构演进；（4）进口替代品的竞争迫使国内企业制度创新，以提高组织运行效率；（5）进口先进设备与技术所伴随的科研和技术人员的流入，通过积累人力资本以促进经济增长[4]。因此，我们可以将进口作为与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并列的独立变量，参考泰勒的出口扩展型总量生产函数，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模型：
Y=AKαLβMδ （4）
式中，K、L、M为资本、劳动、进口，A为技术进步的度量，α、β、δ为资本、劳动、进口的产出弹性。参考巴拉萨的模型中投资和资本投入之间的替换关系；另外，由于资本存量就是物化的技术，可以把资本存量归入技术进步A中，这样当期的投资和劳动就决定了当期产出。再建立新的模型公式，并化成对数形式（5）。
lnYt=lnA+αlnIt+βlnLt+δlnMt （5）
要分析最优消费率，即要求产出在产出最大的条件下，劳动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最优比例。由于研究需要，我们忽略政府部门和出口部门的经济行为，只考虑消费者、企业和国外进口三部门,存在Y=I+L-M,另Y=1使总产出标准化，那么I、C、M就分别代表了投资、消费、进口占总产出的比例，即分别表示投资率、消费率、进口依存度。由于任何生产都是物化资本与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而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现实形式[5]，所以消费率就是劳动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可用L代替式子中的C，构成上面求公式（5）最大值MaxY的约束条件：Y=I+L-M。求最优消费率即要解下面方程组：
MaxlnYt=Max（lnA+αlnIt+βlnLt+δlnMt）It＞0，Lt＞0，Mt＞0I+L-M=1
求解得到公式（6），即为最优消费率的计算公式:
R*C=L= （6）
三、中国最优消费率
根据最优消费率计算公式（6），要计算中国的最优消费率，就要先求出系数α、β、δ。假定技术进步体现为资本存量的函数[6]，即A=Kα，于是将对数生产函数化成：lnYt=alnK+
αlnIt+βlnLt+δlnMt，其中，Yt、Kt、It、Lt、Mt分别用1979—2007年的GDP、资本存量、资本形成、最终消费和进口额（见表1）来代入，得：
lnYt=-0.4370+0.1597lnKt+0.1767lnIt+0.7603lnLt+0.0040lnMt
t （-0.9880） （1.3870） （1.1558） （ 5.9758） （0.0577）
R2=0.999447
可知α=0.1767,β=0.7603,δ=0.0040，将它们代入得最优消费率计算公式（6）：
R*C=L==80.8%
经Eviews检验结果得到：残差项E的检验值小于显著性水平5%临界值，表明LNm和LNcons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口和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滞后期为1期时， LNm是LNcons的Granger原因，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即进口是消费的Granger原因。
四、中国消费率趋势、成因及政策建议
（一）中国消费率趋势和成因
由以上计算得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最优消费率约为80%，而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见表2），且一直低于这个值。1978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量持续增长，而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1996年以来，居民消费率水平从47.7%降至2009年的35.5%。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一般在70%~80%之间，中国的消费率一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
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主要有：（1）收入差距加大，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越高收入的阶层消费率越小，导致社会总体消费率下降；（2）人们风险防范意识增强，面临人力资源市场的竞争压力及通膨水平的持续上升，居民未来收入和消费的稳定性减弱，而社会保障制度又不健全，迫使人们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为将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做准备；（3）随着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大量保值、增值的投资产品涌现，同时人们投资观念变强，纷纷减少对一些非生活必须品的消费，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中。
（二）政策建议
适度增加进口：近年来，中国连续数年巨大的贸易顺差，拥有大量外汇储备，为增加进口提供了内部条件。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也为中国适度增加进口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大量贸易顺差，已经引发了不少贸易摩擦，这必将阻碍中国对外贸易今后的持续健康发展。可见，为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缓解贸易不平衡局面，中国有必要合理增加进口，也具备了增加进口的能力。
优化进口结构：适度进口国内相似产品，可以刺激进口国的市场竞争、促进产品质量提升、激励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水平，不能因为进口会降低需求就抑制进口，要把握好进出口的“度”。重视技术落后产业的进口，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产品科技含量。降低某些国内稀缺消费品的进口关税，以提供丰富的消费供给，满足多种物质需求。降低石油、木材、矿产等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关税，保护本国环境和资源，以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未来发展。
完善进口贸易相关政策：规范管理手段，建立统一规范的进口管理制度，提高管理的透明度；进一步减少进口计划的控制范围。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逐步缩小计划管理的比重，扩大自由进口的比重；改革进口配额管理、分配办法，减少人为的行政干预，逐步取消不规范的进口限制，按照效益、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实行配额投标、拍卖或规范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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