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业发展的特征范文
时间:2023-12-18 17:57:1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产业发展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集中连片 农村产业 转型升级 武陵山区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加快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是提升发展质量与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武陵山区等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增长相对粗放,传统农村产业升级相对缓慢,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水平、经济效益相对较低,其产业发展转型升级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一、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背景
农村经济发展是农业科技不断进步,农村产业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减贫放缓的重要原因在于增长质量下降与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的贫困人口受益比重下降以及获取收入机会的减少。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有其特点,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问题及挑战需要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面临产业发展有关农业核心技术欠缺、资源环境约束等诸多问题,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其产业发展转型升级。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与宏观经济背景密切相关。当前全国正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区域层面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优化发展环境与平台。学者们在以下方面达成一致:只有提高中国农村产业整体效率,关注不同区域农村产业转型升级,才有可能使农村产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创新战略的实施将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在国外,许多国家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都有一个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法、德、韩、日取得了一定成效。法德从土地、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农村劳动力培训等方面建立了强有力的制度与运行机制;日韩充分激活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调动农民积极性,农民主导农村内源性发展逐渐壮大。而巴西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中,过分依赖市场机制,简单地用牺牲农业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此类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武陵山区国土总面积17.18万平方公里,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明确行政区域范围为湘鄂渝黔4个省市的71个县(区、市)。该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积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把武陵山区等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今后十年新一轮扶贫攻坚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并在武陵山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这种形势下,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选择武陵山区作为分析重点,深度探究武陵山区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探索中国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热点关注
以武陵山区农村为分析重点,探讨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实质、原因、主体、特征,关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注包容性增长,并提出相应的路径选择,成为关注的热点。具体研究过程中,以中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问题为主线,以武陵山区为研究重点,分析该地区农村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解读农村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实质,并通过国内外的比较,验证研究的理论预设,提出相应的应对路径。
农村产业转型升级非一日之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及其要素空间演化具有时空差异。产业转型升级的非农化、服务化响应强度及其空间绝对差异都呈扩大趋势,非均等化程度高。西部大开发推进,地处西部的贵州产业面临大发展和大调整。产业承转对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发展产生影响,需要采取政策措施来应对。传统农村产业不断根据当地及外界市场变化和国内外产业政策导向,进行转型升级。随着要素价格上升、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等推动农村传统产业新一轮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实践中,将其置之于经济增长的视域中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构农村的组织载体等,形成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长效机制,彰显包容性发展新要求。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有其近中远期目标、发展重点、路径选择、政策支持等,需要系统探究当地农村产业的演变、转型与升级,并认识其基本特征。武陵山区作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其农村产业发展态势不同于中东部地区,需要探索农村产业发展科学道路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具体如下:一是从体制机制、资源环境、地理区位、各级市场等方面,对当地农村产业转型升级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二是针对武陵山区这一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特殊性,积极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产业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利用好武陵山区独特资源,积极培育农村合作社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倡导产业特色化、产品品牌化,实现武陵山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三、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产业发展转型升级路径的宏观探究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产业发展转型升级路径需要宏观上的探究,其转型升级的实质是整体贫困环境下的城乡良性互动中的产业发展与农村发展耦合运作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其原因在于农村产业发展与城市产业发展存在不统筹协调,农村一、二、三产业不协同发展等问题。就武陵山区来说,其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构建现代农村产业体系,需要处理好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科技支撑上的资源配置与产业特色结合、城乡统筹与良性互动的关系。其转型升级的主体在于农民,需要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社会的多元参与。具体实践过程中,加快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由单一型向多元型转变,增强农村产业发展的协调性;推进农村产业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增强农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推进农村产业整体素质由低端型向高端型转变,增强农村产业发展的竞争性,提升农村产业高附加值,凸显当地特色。具体涵盖加快以农业品牌创建、乡村旅游产业提质增效为重点的农村产业转型;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绿色食品、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凸显生态、安全、养生特点;外力推动内力,用好财政增量资源,鼓励社会资源进入农村,激活农村闲置资源;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专业技术协会,发挥各种合作组织、农村致富带头人、经纪人等在带动贫困农户和协调企业方面的纽带聚合作用,促进企业和贫困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构建具有武陵山区特色、富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农村产业体系等。
总之,立足武陵山区为代表的中国集中连片贫困农村地区实情,着眼十二五规划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审视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史,关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注包容性增长,在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视域中把农村的一二三产业与城市产业衔接,破解农村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性难题,构建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科技支撑上的资源配置与产业特色结合、城乡统筹与良性互动的现代农村产业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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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各地区各部门应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优势,做好面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布局,提升发展体系、行政管理机制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力,使各地区能运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更好融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环境。
1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意义
2016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重点提出:“加快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农村社区建设试点[1]。”至此,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完善农村教育、医疗及文化发展体系,提升农村地区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及市场资源整合能力,为未来阶段农村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及发展条件,成为新时代农村地区发展建设的重中之重。从发展需求角度来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变了传统城乡融合发展结构,提高了农村地区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网络构建的主导能力。实现对农村地区发展资源的合理化分配,弥补早期阶段农村社区建设改革存在结构性缺失,解决使农村地区行政管理职权分化问题,为农村地区生活条件、卫生环境及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夯实基础。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非单一在原有体系上进行改革优化,而是从发展结构上作出调整,将农村地区农户衣食住行与城镇地区进行对接,在不改变原有生产劳动方式及社会基础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提升农户总体生活质量,强化农户生活幸福感及获得感,为农村地区经济建设、环境经济及产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负面影响,需要通过深入分析予以解决。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问题,多数集中在行政管理及资源分配两个方面,做好对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并制定科学的资源分配方案,有助于深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稳步推进。
2.1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要求在社区服务、管理调度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做好协调。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采用将多个行政村进行合并的基本模式。其中,各地区社区服务、管理调度及社会福利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差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制定福利补贴标准、规范社区服务体系及优化管理调度模式,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需思考的问题。从经济结构上来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促使农村产业建设形成发展合力,强化农村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其社会福利标准、社区服务质量及管理调度执行性势必有所提升。但从实现环境的发展视角分析,部分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解决农村发展融合行政管理权限重叠的问题,加速农村发展环境现代化治理,提升农村经济发展上限。但各地区乡村发展存在内部矛盾,仍然未能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得以有效解决,内部矛盾的产生必然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形成影响[2]。新型农村社区专业服务人才匮乏、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单一,管理调度时效性不足等问题,仍然困扰了后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针对以上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应在充分了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基本特征的同时,做好对各项建设发展、管理工作的优化,进一步建立长效化发展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时展接轨,并有效吸纳城乡融合发展经验,提升新时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水平。
2.2资源分配
资源分配问题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利益分配、人力资源配置及市场资源调度四个方面。目前,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政府机构与企业提供支持。但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式分析,上行经济固然对农村建设创造便利条件,但政府机构及企业同样面临经济转型及市场产业升级的压力,如何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职权划分,并在合理范围内为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企业提供政策优惠,则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考虑的问题。利益分配主要指农户之间居住资源及经济资源的分配。部分地区大刀阔斧的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改革,基于大拆大建进行农村改造。该方式的确加速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但不利于对农户核心利益诉求的满足,容易促使农户与政府机构之间产生嫌隙,从而,导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及社会资源的调配,也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各个乡村产业优势及产业发展需求不尽相同,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以推动经济发展、优化居住条件等作为底层建筑。因此,有效发挥不同地区产业优势,强化产业集约化发展,对于缓解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及市场资源调配矛盾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3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诸多便利。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充分影响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产业化、中心化及统筹化三个方面。其中,不同建设特征也代表了不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模式。未来阶段,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充分做好对不同发展模式下建设经验的积累,开拓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视角,为未来阶段更好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总体实效性提供有利保障[3]。
3.1产业化
产业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产城联动为主导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该模式利用对产业资源的聚集优化,优化本地区产业资源配置,降低传统模式对产业发展的限制,使各乡村产业发展形成一体化联动。通过对人口资源的社区化集中,提升农村地区对部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改变农村土地资源闲置及居住资源紧缺的问题。基于产城联动模式的构建,充分加速土地资源的流转,优化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生态,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则给予农户更多的居住选择权,帮助农村环境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单一土地资源结构对农村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大限度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需求,为后续阶段强化各地区产业建设一体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2中心化
中心化是指由乡镇企业与政府机构协同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采用产业资源、服务资源及配套设施的集中化管理,进一步打造以农村地区中心发展为载体的舒适生活圈,围绕对优美环境、良好服务体系及多元市场生态的建立,实现对农村地区发展面貌的改善[4]。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建立中心化发展模式,实现将资源共享理念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有效运用。中心资源的共享可以更好控制成本支出,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多位一体发展,使政府资源、民间资本及商业资本等均可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民间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加入,将为提升农村地区生活质量及改造生活环境提供有力保障,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需求与企业利益诉求充分契合。以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高水平发展创造积极条件。
3.3统筹化
统一协调、统筹管理,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传统模式下农村行政管理,存在管理结构单一及管理覆盖范围不足问题,部分地区由于行政管理职责划分缺乏合理性,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形成三不管地带,农村地区产业升级及产业结构改造因此受限。围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统筹管理,则将管理职权进行统一分配,提升各地区行政管理执行力,实现行政管理全面性覆盖,为农村地区市场发展统一规划、社会资源统一调度及产业资源协同配置等奠定良好根基。因而,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效化视角来看,统筹化管理是基于大局观视角,为农村社区建设及环境发展改造创造良好条件,实现农村生产水平、生活质量及生态治理等多方面提升,进一步满足新时代农村地区建设发展需求,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多元化对接。
4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影响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及科学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定程度改变了农村地区的发展面貌,提升部分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充分突出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优势,强化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的优化,明确行政管理及社区服务定位,提升新型农村社区总体社会服务质量,有效为农户及企业发展提供社会保障。以此,排除农户及企业的后顾之忧,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服务功能,为后续阶段政府机构进一步从多个视角提供发展政策的支持创造条件。
4.1优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
面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做好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优化,有助于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为农村发展资源的整合提供良好机遇。因此,各地区应围绕协同共助、合力助推的中心思想,优化新型农村社区产业发展资源配置,基于充分发挥农村产业发展优势及助力产业融合,改变新型农村社区的产业结构,确保新型农村社区能持续为优势产业及支柱产业发展输送新鲜血液,进一步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另外,新型农村社区对于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优化,不应采用一以贯之的发展改革理念,要在不影响当前产业独立发展的前提下,做好多方面产业发展规划,逐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产业发展试点改革,适时做好对产业发展方向的调整,基于产业发展中弹性化策略的运用,为新型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支持[5]。从而,化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经济矛盾。
4.2明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精准定位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面向提升农户生活质量及为农户生产劳作创造便利条件两个方面做好行政管理规划,确保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社区服务工作的开展,能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内容制定科学方案。在此过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摒弃传统行政管理及社区服务理念,面向农村发展的城镇化对接构建行政管理新体系,并根据各个行政村行政管理工作现状,统一行政管理工作标准及内容,实现各个不同行政村之间行政管理工作的步调一致。避免在社会福利、社区服务及管理调度等方面产生严重的差异化问题,使农户能真正意义上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受益者,降低外部因素干扰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的影响,促使新时代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能达到更高水平。
4.3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面向企业、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及农户等提供经济、人力资源及市场资源方面支持,降低新型农村社区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结构性阵痛问题,使企业、教育机构及农户等能尽快适应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新环境,排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中存在阻碍。为此,政府机构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第一,政府机构应面向企业、医疗机构及教育机构等做好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卫生发展、文化建设及环境治理等要求,做好与企业、医疗机构及教育机构的对接,缓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改革中存在压力。第二,政府机构应为农户及农村就业人员发放住房、失业及医疗等方面经济补贴,加速农户对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基于政府兜底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发展保驾护航[6]。
4.4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服务功能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变传统农村发展结构,提升农村地区信息化及现代化发展水平。为更好提升新型农村社区中农户生活品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注重对社会服务功能及行政服务功能的完善,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有效性,确保相关水、电建设及治安管理水平能达到较高标准,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目标的实现做好铺垫。另外,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服务功能,不仅要面向外部发展做好合作,同时,也应针对内部经济发展循环及本地区农业资源开发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发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优势,从生活环境、经济水平、社会影响力等多个方面,提升农户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认同感,使农户在新型农村社区环境下能更好履行自身义务及社会责任,提高农户基础生活幸福感。
4.5强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倾斜与政府支持
政府做好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倾斜,可以更好解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基础设施不完善问题,降低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制约,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多元化、系统化及科学化推进。对此,新型农村的社区建设应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合理做好行政村管理融合的决策,最大限度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保证农户核心权益。在充分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夯实基础的同时,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上限,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能为未来农村发展转型做好充足准备。除此之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根据当前发展需求,持续做好合村并点工作的深化,既要发挥各个机构及各个部门社会服务功能,也要维持良好发展改革秩序,进而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的良性发展。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极大提升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水平,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迈入时代新纪元。各地区应紧抓时代机遇,积极做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背景下管理协调及发展优化,加速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改革,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总体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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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 油茶产业;前景;效益;问题;对策;贵州荔波
中图分类号 S794.4;F3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17-0299-03
荔波县位于贵州省南部,全县国土面积2 431.8 km2,属滇黔桂石漠化特困片区,为国家林业局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县境内有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樟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荔波县作为贵州省旅游开发重点县,开发油茶产业项目,对保持水土、增加森林覆盖率、打造赏花旅游、增加群众收入具有积极意义,并计划在未来10年种植油茶1.3万 hm2以上。基于油茶的特征特性,笔者以油茶产业的发展前景、效益分析为切入点,指出油茶产业存在的问题,以现有的土地资源为基础,提出荔波县油茶产业发展的意义和对策。
1 油茶的特征特性
油茶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它具有分布广、寿命长、经济价值高、适应性强、十分适合山区生长等特点,是我国南方各地主要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主要产区在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贵州、河南、云南、四川、江苏、台湾等省。茶油质量好,是优质的食用油,经加工后,可作工业和医药原料。果壳可制碱、活性炭、栲胶和糠醛等。茶饼可肥田,是优质的有机肥料,还具有杀死地下虫害的作用。油茶是喜光树种,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气候区生长,在年平均气温14~21 ℃,海拔800 m以下的南坡、东南坡,pH值5.5~6.5的酸性红壤和黄壤均可生长。油茶属深根性树种,主根深达1.5 m,侧根分布密集层在地表5~30 cm,根幅大于冠幅,根系愈合力和再生力强。油茶1年可抽梢3次,即春梢、夏梢和秋梢。春梢是油茶的主要结果枝,约占90%,11—12月开花,异花授粉。
2 油茶产业的发展前景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对油茶认识的提高,油茶科研工作的深入和新成果的逐步推广,特别是油茶优良无性系等良种的大规模示范应用和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推动,油茶生产步入高速发展轨道,茶油年产量突破20万t。目前,我国油茶种植面积约为338.7万hm2,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14 个省(市、区),其中高产油茶林面积104.5万hm2。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部委纷纷予以政策、财政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国家林业局专门成立了油茶产业发展办公室,把发展油茶产业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2009年7月,国家林业局的《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年)》提出,我国油茶产业总体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力争使我国油茶种植总规模达到466.7万hm2,更新、嫁接和新造油茶林年产茶油达到600 kg/hm2以上,全国茶油产量达到250万t。油茶主产区的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从政策和资金上扶持油茶产业的发展。2009年以来,湖南、广西、广东、浙江、云南、重庆、贵州等省(区、市)政府出台了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文件,明确了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
3 种植油茶的效益分析
3.1 经济效益
油茶新造林投入3.75万~4.50万元/hm2,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和集约化管理,按造林后第4年开始投产,到盛产期后,产初制茶油525 kg/hm2以上,茶饼1 575 kg/hm2以上和茶壳8 400 kg/hm2以上,销售价分别按80~100、1.7和0.3元/kg计算,年产值可达4.7万元/hm2,扣除生产成本1.8万元/hm2,利润2.9万元/hm2。按1.3万hm2计算,年产值6.2亿元,税收0.5亿元以上。
3.2 社会效益
种植油茶项目,一是可以优化农村经济结构,促使全县将丰富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将经济发展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进当地新农村建设;二是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缓解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问题,维护社会稳定。项目建成投产后,按项目区农民户均种植1 hm2,增加收入2.9万元以上,可增强农民致富能力。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可解决1万户以上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当发展到3 333.3 hm2以上时可建立油茶系列产品加工厂。厂址选在荔波县工业园区内,主要建设规模为:年产3.5万t茶油压榨生产线、3万t茶籽色拉油和化妆品油生产车间、3万t活性茶皂素产业化车间等,可解决约1 000人就业。
3.3 生态效益
油茶是深根性树种,其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能力强,是优良的水土保持树种;油茶花朵艳丽,花期长,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按1.3万hm2规模化发展,11—12月开花,与梅花的花期相衔接,将延长荔波县赏花游的期限,促进该县旅游业的发展。通过项目规划实施,可使大量的疏林地、荒山荒地、抛荒坡耕地得到有效开发利用,从而可有效增加全县森林面积与森林覆盖率,优化林种树种结构,对改善小气候、减少森林灾害、增强全县森林生态功能、促进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 荔波县油茶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分析
据2009年荔波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统计最新数据,荔波县国土总面积243 180 hm2,其中林业用地169 570.6 hm2。在林业用地中,有林地133 359.3 hm2、灌木林地9 845.9 hm2、疏林地311.83 hm2、未成林造林地3 290.3 hm2、苗圃地7.4 hm2、无立木林地3 297.12 hm2、宜林地(含荒山荒地)19 445.89 hm2、林业生产辅助用地12.9 hm2;非林地73 609.4 hm2(占30.3%);荔波县森林覆盖率为58.69%(表1)。
从表1可知,荔波县现有可造林土地面积为23 054.84万hm2,在非林地中约有3 333.3 hm2(主要是弃荒耕地、部分石漠化土地)可用于发展林业。
5 荔波县发展油茶产业存在的问题
一是由于当地群众对油茶认识不够,原有部分零星栽培的茶林,由于未形成产业化,无龙头企业带动,经济效益差,群众有毁林耕种现象,致使许多原有油茶被采伐,浪费了资源;二是农民缺乏油茶种植技术,亟需相关部门大力培训;三是油茶种植投入高,周期长,群众持观望态度,主观能动性不高;四是国家贷款、扶持政策还不完善,农民抗风险意识弱,只要遇上不可抗力灾害,便损失惨重。
6 荔波县发展油茶产业的重要意义
6.1 加快油茶产业发展可促进荔波县山区农民增收致富
由于油茶具有经济价值高、寿命长、生产管理方便、投产后年年有收益、稳产期长等特点,且是目前世界公认的绿色保健食品,产业发展空间十分巨大。因此,抓住有利时机,培育壮大全县油茶产业,是培植全县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民收入的现实选择。
6.2 加快油茶产业发展是实施“生态立县”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油茶不但是重要经济树种,而且也是十分优良的生态树种,油茶根系发达,四季常青,耐干旱瘠薄,适应性强,具有良好的保持水土、净化空气、固碳释氧等生态功能。大力发展油茶产业,既能绿化荒山荒地,充分利用山地林地资源,促进全县生态脆弱区域的植被恢复,又能改善全县农村生态面貌和人居环境。
6.3 加快油茶产业发展是提高林业服务全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保证
林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及以发挥生态功能为主的公益性事业,在“生态立县”战略实施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荔波县山多地少,发展农村经济的潜力在山,希望在林,突破口在经济林。因此,充分利用全县山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和壮大油茶产业,增加森林资源总量,优化林种树种结构,有利于充分发挥林业的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增强林业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2]。
7 荔波县发展油茶产业的对策
7.1 以示范基地建设为突破口,促进农民思想逐步转变
针对全县农民群众对油茶认识不够、栽植技术无基础、积极性不高的现状,必须从建立示范基地上寻找突破口,在主产区建立数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高度集约化经营的现代油茶示范基地。用示范基地引导群众,让群众看到经营油茶林的效益,让油茶精耕细作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让广大群众跟着学、跟着做,提高广大群众经营油茶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全县油茶整体经营水平。
7.2 大力培植龙头企业,推进油茶产业化进程
龙头企业内联千家万户,外联市场,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化加工、全面打造和优化油茶产业结构的综合功能。龙头企业的强弱和带动能力的大小,决定着油茶产业经营规模和成效,也决定着主导产品加工深度与广度。针对荔波县无油茶制品加工企业的实际情况,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积极引进项目、资金、技术与人才。政府要鼓励支持发展“企业+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加强专业化分工协作,帮助企业树立现代经营理念,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克服经济增长瓶颈因素。
7.3 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拓宽油茶产业投入渠道,壮大油茶产业整体规模
加大对油茶产业建设扶持力度。一是政府每年应从财政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油茶基地建设,以发挥财政资金投入导向作用,吸引农民群众参与油茶产业开发。二是广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吸引外地资金利用该县山地资源建设高产油茶基地。三是充分利用国家和省级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契机,尽量将油茶产业发展纳入到工程建设中去,走多轮驱动的路子。
7.4 健全油茶产业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强油茶产业发展服务能力
一是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全方位的科技协作关系,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品种与新项目,努力发展高、精、尖产品,提高全县油茶产业发展科技含量。二是积极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加强对农民实用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科技知识与实践操作能力,努力造就一批科技型农民。三是加强对油茶制品市场需求的研究、分析和预测,策划油茶产品定位与定向营销方略,提出市场重点拓展方向,为农民做好信息服务工作[3-4]。
7.5 适度规模化种植
根据现有土地资源及发展基础,每年建议发展3 333.3 hm2,到2020年达到1.3万hm2以上规模。
8 参考文献
[1] 韩海祥.广东省油茶产业发展探析[J].现代园艺,2012(6):29-30.
[2] 陈永忠,王德斌,刘欲晓.湖南油茶产业发展机遇与对策[J].湖南林业科技,2002,29(4):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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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故事
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革命老区的习水县,2012年率先在贵州省实现县级“减贫摘帽”。从2011年至2014年,该县贫困乡镇从18个减至3个,农村贫困人口从23万人下降到14.27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897元增加到7095元。
近年来,习水县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始终以“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为基本思路,把县域经济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扶贫开发各项工作。
篇5
关键词:丽江市;花椒;产业;对策
收稿日期:20160107
作者简介:华秀春(1975―),女,傈僳族 ,工程师,主要从事林业产业推广工作。
中图分类号:S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03010102
1引言
为全面了解丽江市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现状,发掘成效显著的典型案例,总结成功的经验,找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该市木本油料产业提供可参考的第一手基础材料,市林业局组成了木本油料产业调研组,于2014年5月6~20日,8月13~31日,分两次深入到一区四县,通过采取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走访种植户、实地察看种植情况等形式对木本油料产业进行了全面调研。
2花椒产业发展现状
花椒产业是丽江市继核桃产业之后发展潜力最大的优势产业之一。永胜县东山乡、玉龙县黎明乡、宁蒗县西川乡等地,是该市花椒产业发展得最好的地区,当地部分群众通过种植花椒已走上了脱贫之路。据调研统计,到2013年底,全市已种植花椒25.32万亩,其中古城区2.06万亩,玉龙县1.8万亩,永胜县5.41万亩,宁蒗县11.48万亩,华坪县4.57万亩。2013年,全市花椒产量5956万 kg,产值达4.9亿元。花椒产业正逐步成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3成效及典型案例
3.1花椒产业开发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永胜县东山乡、玉龙县黎明乡,山大沟深,土地瘠薄,大部分土地都处在干旱半干旱的半坡地带,人均可利用耕地少,实践证明,东山乡气候类型、土壤类型和生物类型多样特征等诸多特点,决定了粮食生产不是本区的优势,而发展核桃、花椒产业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成为全乡农业产业的主导产业。近几年来,东山乡发展了8000亩花椒,由于大力发展花椒产业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经济收入逐步增加。
3.2成为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花椒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使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调查统计,玉龙县黎明乡美乐行政村种植了3000亩花椒,2014年全村花椒收入达到70万元,永胜县东风乡村民李某全家5口人,现有花椒1.5亩,收入达到1.8万元。花椒产业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要经济来源。
3.3花椒产业促进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
花椒产业的开发,促进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效地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力,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依托国家退耕还林政策,不断创新花椒开发摸式,全把过剩劳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通过政府的有效组织,大力发展旅游、运输和劳务输转等二、三产业,拓展了农民增收的门路。
3.4花椒产业开发为全区生态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丽江市花椒产业开发不仅为林业建设,更为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固水保土、减少水土流失、构建国土生态安全与和谐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4存在的问题
4.1产业发展区域布局零散,规划不到位
丽江市以退耕还林为依托发展花椒以来,主要是农户自发种植,花椒种植比较分散。从全市目前花椒产业发展状况看,花椒种植的适宜海拔、气候、土壤、地块,适宜乡镇、村、组,年度发展目标任务等都有了较大变化。导致花椒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与粮食、烤烟、核桃、青刺果、中药材等产业布局有一定矛盾。
4.2缺乏科技支撑,科技培训力度不够
一方面是抓花椒产业人员不足,科技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花椒栽培管理和采摘技术(如今对于花椒的采摘依然运用的是人力,这样不仅花费的劳动力工资高而且很麻烦,影响了花椒产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加以总结完善;同时,科技培训力度不够,还没有达到让干部熟悉、让技术人员精通、让椒农熟练应用的程度。许多农户特别是新种植的农户基本上没有掌握花椒的栽培、嫁接、施肥、管理、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采收、烘烤、储藏、加工等技术,科技培训工作任重道远。
4.3基础设施薄弱,影响产业效益
受项目、资金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建设、科技培训、信息服务等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抵御旱灾、霜冻和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花椒种植地块水利等配套设施严重不足。特别是连续三年的严重旱情,使很多地方旱象极为严重,已种植的花椒成活率较低,已成活的挂果率、挂果量受到影响,经济效益有所下降。
4.4缺乏品牌效应,市场开拓能力不足
目前全市还没有一家花椒深加工企业,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不高,产品基本是以原材料形式进入市场,主要靠客商收购,没有形成稳定的营销渠道和完善的销售网络,市场交易秩序混乱,市场开拓能力弱,价格波动大。同时,由于该市花椒产业起步晚,没有自己的花椒产品和产品品牌,更谈不上品牌效应,不利于当地花椒知名度和市场知晓率的提高,加之部分农户和客商掺杂使假,影响了产品声誉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5对策和建议
5.1进行科学规划,指导花椒产业发展。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效益发展的原则和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全面推进的发展理念,根据自然气候等实际情况,摸清全市适宜种植花椒的土地分布情况,掌握基本面积,对全市花椒产业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发展目标、规模、产业布局、重点工作和保障措施,合理布局花椒产业基地种植区。将规划面积落实到村、组、农户,落实到山头地块,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产业全面稳步健康发展。
5.2强化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对发展花椒种植的区域,由农业、林业等部门参与,建立县级的花椒种植技术和采摘技术研发和服务平台,成立专业的技术服务队伍,加大对种植农户的技术培训、技术推广和服务力度,积极培养一大批种植能手和实用人才,在种苗选用和种植的各个环节统一标准,规范种植。积极与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根据不同区域特征引进、研发和培育适宜的优良品种,加强对花椒的品种改良技术、品质退化防治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林下作物多样性配置技术的研究,不断提升种植科技水平,提高产品产量和品质。推广使用科技含量高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农药、新肥料,促进无公害化生产。
5.3逐步改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条件。
积极争取项目,加大对产业区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确保产业基地建设的通水,增强抗旱能力,让产业基地通路,让花椒产品能及时外运。
5.4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强市场开拓能力
引进和培育花椒加工龙头企业,进行产品的链式开发。引导企业与农户采取签定单的方式,规范种植技术标准,向农户提供各种服务,利用丽江的旅游资源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建设花椒精深加工项目,努力开发新产品,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迪庆;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28-03
云南藏族主要聚居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少数散居在丽江市和怒江州的贡山县,目前云南省有藏族143 042人,聚居在迪庆州的就有132 526人,占云南省藏族人口总数的92.64%,因此对云南藏区文化旅游业的研究,主要以迪庆州为例。
一、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迪庆是自然景观富集和人文旅游资源集聚的旅游胜地。迪庆旅游业是政府主导的重要产业,随着迪庆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旅游宣传促销工作的推动,迪庆紧紧围绕旅游资源优势,突出香格里拉品牌、三江并流等品牌优势,经过长期培育的迪庆文化旅游产业也步入了成长阶段,政府以香格里拉文化品牌带动旅游产业全面发展,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建成了坛城文化广场、香格里拉文博中心、独克宗古城、霞给生态温泉村等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围绕打造香格里拉品牌,着重支持香格里拉演艺业,成立了香格里拉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由迪庆州旅游投资公司控股,主要经营香格里拉文博中心。由迪庆旅游发展集团公司控股,成立迪庆梦幻香格里拉旅游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创造了大型歌舞诗《梦幻香格里拉·发现》,积极探索政府引导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和新途径。以民族歌舞演艺、图书、音像制品为主的文化产品初具规模。以藏族文化为特色的餐饮业已成为餐饮服务行业的翘楚,迪庆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走向市场,文化旅游企业都把提升自身文化产品内涵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事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的企业稳步增加。文化旅游业在整个旅游业中发挥的作用渐渐明显,成为迪庆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出了一条具有迪庆香格里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创新之路。
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
(一)文化旅游产业互动延伸产业链,扩大了产业规模
迪庆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基本形成了包括食、住、行、游、购、娱在内的较为完善的旅游产业体系,在六大产业要素的发展中,均与藏民族为主的特色文化紧密结合。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迪庆民族歌舞演艺、节庆会展、民族传统工艺品、民族餐饮文化、影视音像、休闲娱乐等产业的发展。其中木制品、陶制品、金属制品、毛织物品、棉织物品等初步形成产业化,以民族歌舞、图书、音像制品为主的文化产品初具规模,以藏族文化为特色的餐饮业已成为餐饮服务行业的翘楚。如藏民家访是由香格里拉藏民开发创办的产业,今天已成为香格里拉文化与旅游结合的成功典范,在香格里拉和德钦县城发展到了30家,接待众多游客,锅庄、弦子、山歌成了热销产品。
(二)文化旅游产业互动发展促动了文化旅游精品的形成
迪庆以旅游市场为导向,植根于独特的民族文化,开发出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精品。独克宗古城在政府主导和推动下通过“修旧如旧”的原则整治后,重新焕发出了古老魅力,引来无数游客。现在古城里已有95家酒吧、客栈、作坊,生意很好,还吸引了美国、德国、奥地利等近10个国家和国内10多个省的客人长期入住。打造了一批文化旅游精品,不断创新文化产业改革发展思路,挖掘、整理、出版近百种相关香格里拉的书籍、音像制品,成为市场大卖点;引进或协助拍摄的《茶马古道》、《梅里雪山》等20余部影视作品,使迪庆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天然摄影棚”。有力推介了文化产业资源,向游客展示了迪庆香格里拉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旅游的文化内涵,迪庆成为最美和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
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民族民间工艺等优势资源的开发,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民增收。特别如迪庆民族民间手工艺产品发展迅速并受到国内外游客青睐,使生产这些传统手工艺产品的村庄的产业经济得到发展,增加了农牧民收入。如香格里拉尼西汤堆村的陶器具有悠久的历史,汤堆制陶工艺为藏区黑陶工艺之精品。随着迪庆旅游业的发展,尼西陶器这一传统的手工技艺的市场潜力得到开发,来香格里拉旅游的游客,都会慕名来购买尼西的陶器。尼西土陶的制作品种从以前的土火锅、土火盆等不多的几十个品种增加到了现在的109种,涵盖了生活用品、民族工艺品和宗教用具三大类。随着品种的不断增多,尼西土陶越来越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市场需求与订单也随之增长,产品供不应求,通过公司运作,产品远销日本、欧美、北京、昆明、拉萨等地,年销售额达450万元。2012年,销售土陶制品10万多件,销售毛收入380多万元。目前汤堆村有90%的村民都在从事土陶生产,根据陶器质量和数量,每位村民的月收入都在5 000元~8 000元之间。黑陶手工艺产品的开发,实现了汤堆村脱贫致富,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给本地百姓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改行从事其他工作的年轻人又回到了制作土陶的行业,制陶正在成为尼西经济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和一项特色产业。
(四)文化旅游发展缓解了迪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文化旅游产业的兴起,极大地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减少了人多地少、人多资源少的矛盾。据不完全统计,迪庆农村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2 581人,年销售收入达7 149万元,直接带动农民文化致富847户。藏民家访在汲取本土多元民族文化丰富营养,精心编排文艺节目、提升节目品位的同时,充分利用旅游促销手段,同时,其兼顾当地群众、行业管理机构、旅游公司、游客和当地政府的利益,当地群众的农牧产品、手工艺品、剩余劳动力大量被藏民家访购用,藏民家访经营主体在二次销售中获利,藏民家访协会、旅游公司、导游都可以得到一定比例的抽成,地方财税收入也得到了增加。这些产业巧妙地借助旅游市场,把本地资源用民族文化的方式进行包装运作,既没有破坏生态,又把周边农副产品和富余人力资源有效利用起来,拉动了整个香格里拉城市郊区农村发展,解决就业1 250人,年销售收入达1 980万元。推动间接从业人员2万多人上岗,人均新增收入1 000元。据2010年统计,全州文化产业从业人员3 966人,占全州服务业从业人员的20.63%。
二、迪庆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
(一)引导不足
迪庆文化旅游产业虽然得到持续发展,但从互动发展的阶段看政府主导的力度仍然不够,培育和扶持主要停顿在口头上和文件上,政府投入少,对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缺乏对其产业属性、经济功能、发展潜力、开发价值的研究,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指导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分析主要原因是认识不到位,看不清产业互动的市场潜力和前景,长此以往会丧失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最好契机。做好文化旅游产业是旅游业二次创业的重要突破口,但目前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协同互动仍然明显不足,从我州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的路径看,旅游项目与文化项目分开来做,并未将其看作一个产业来加强统一融合、统一规划运作,严重削弱了文化旅游产业的竞争力。我州应该谋求文化、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战略与规划。
(二)开发力度不够
一是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不够。迪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主要依托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精神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因此,必然面临着对民族文化资源如何继承、保护、开发,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问题,但一直以来政府缺乏对该产业的战略性研究以及对其文化资源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从文化产业层面上对其进行再认识,到认清民族文化资源所承载的内容以及在开发的环境下所表现出的特征,厘清哪些文化资源可用于支撑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成为文化生产的对象,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品竞争优势等问题都尚是是空白,我州的民间文化资源丰富,但对资源利用水平低。主要表现为对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罗列性了解大于开发利用,对文化旅游产品进行文化分析、注入文化内涵和文化包装不够;科学技术含量低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资源优势远未形成市场优势。在目前对景区的开发设计中,缺乏专门针对其文化内涵的文化旅游策划和产品设计。
二是品牌提升不够。迪庆虽然拥有香格里拉、三江并流世界遗产、茶马古道等世界级品牌,但围绕三大品牌的特定区域结合迪庆自然人文特征的独具个性的文化品牌的策划与创意明显不足,未形成文化旅游产品整体开发、整体宣传和整体促销。策划的文化消费热点小而少。就如香格里拉品牌,从文化旅游产业的层面如何挖掘、深化其文化内涵,展示这一文化圈的独特个性与魅力、如何与香格里拉大藏区的旅游文化接轨和整合开发都停滞在浅层次上。
三是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创新不够。文化旅游产品功能较为单一,以观光型、低层次、简单性的旅游产品居多,可参与性差,对旅游的文化内涵的挖掘的力度远远不够。许多旅游景点仍然是以自然观光为主体的一般旅游区。就包括几个国家公园的开发中,缺乏针对其文化内涵的文化旅游策划和产品设计,文化形象策划设计的力度明显不足。再比如对独克宗古城的开发,目前旅游开发还是局限于对建筑文化、广场舞的欣赏以及藏餐吧、旅游商品、歌舞的一般展示上,对古城的历史文化内涵、节庆民俗风情、文学艺术底蕴、茶马古道文化等的开发缺乏具体细化、针对不同文化主题的产品设计,没有充分展示最佳民族风情魅力古镇的整体文化特征。迪庆旅游企业的文化产品大同小异,雷同重复。特别是迪庆旅游商品明显存在着品质低劣、工艺粗陋、结构单一、特色不特、趋同化现象严重的问题。市场占有率低,利润少,不能适应蓬勃发展的旅游业的需要。旅游商品占旅游收入的比例较小。主要原因是对具有迪庆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旅游商品缺乏同时文化旅游商品难以实现产业化发展是迪庆旅游商品最大的弱点。民族工艺品生产如皮毛、土陶、银饰工艺、木制品工艺、民族服饰、纺织等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特色,但由于生产旅游商品的企业工艺粗糙,未能通过现代科技的运用生产出质朴、自然、精致和更具有珍藏、馈赠、纪念价值的旅游商品。
(三)投资不足
文化旅游产业的投资渠道主要是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外资的进入。我州政府主导的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财政,只讲投入不注重产出,忽略了文化旅游产业起步发展的自身特性,政府投资效益不佳;政府包办的体制及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民间投资成本较高,投资渠道过于狭窄和单一。另外缺乏必要的引导和保护,民间投资也存在重复和无效现象,投资回报率不高的问题,这些都使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不足,制约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进程。
迪庆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中的民营企业,由于扶持政策和市场体系不够完善,迪庆许多从事文化旅游的企业,受资金、技术、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存在着各自为营,零散经营,形不成规模,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的问题,自我发展能力弱,难以形成产业规模、发挥规模效益。由于缺乏投资主体,融资渠道不畅,往往借贷无门,成为制约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瓶颈。
三、对策和措施
(一)政府积极引导
1.制定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迪庆旅游产业发展繁荣主要依托的是具有突出的地域特色和个性的文化以及与之和谐的壮美的自然风光。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是最好的资源整合发挥效益的方式。要制定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定位、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的中长期规划,这是基础性的工作。
2.将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视为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生命线。近年来迪庆政府和民间都比较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关于民族文化的挖掘、传承、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我们需要进一步形成共识的是注重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式开发,树立以民族文化的保护挖掘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发展回馈文化的基本理念,这既是迪庆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式,更是迪庆旅游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十年来迪庆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的精髓所在。正是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开发,促进了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识,促进了其传承、保护和开发工作。
(二)整体策划,塑造文化旅游品牌
提升香格里拉品牌、三江并流品牌和茶马古道品牌,必须走整合资源+品牌塑造+激活市场+创意的策划路径。要充分重视对其文化内涵的策划和产品设计。确立主导文化旅游产品,进行重点培育。根据迪庆文化产业发展的条件重点培育有丰厚文化基础和市场前景、人才优势的产业,不搞遍地开花。特别是当前对文化新兴产业的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不盲目效仿和追求规模,而是要适度,既提高质量又要符合市场化的需求,做精产业。文化旅游品牌的策划、设计和市场营销应该是迪庆旅游二次创业的核心问题之一。
迪庆文化旅游产业化的关键在于策划。在充分掌握迪庆文化资源特征和脉络的基础上,提炼出最具有代表性文化特征的旅游产品,迪庆文化旅游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文化旅游品牌的策划塑造、宣传和推介十分重要。藏民家访、尼西土陶产业的发展、独克宗古城的打造都是对旅游品牌的成功推介。迪庆需要进一步推进文化旅游品牌的策划、塑造和宣传,通过文化旅游品牌延伸产业链,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质量。
(三)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化的机制创新
1.积极鼓励、扶持民营文化企业。文化企业有其自身的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律,迪庆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和个人。要为民营企业进入文化旅游产业创造条件,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民营经济介入文化旅游产业,既丰富文化旅游内涵,同时也会不断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开拓突破口。
2.文化旅游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的创新。与旅游市场紧密结合是迪庆文化旅游企业转换和创新经营机制的关键。文化产品要与紧密与旅游市场接轨,走生态旅游与文化旅游有机结合,加强旅游产品文化品位和内涵的经营之路。
3.建立以文化保护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发展回馈文化保护的机制。迪庆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的开发管理都开始贯穿着以文化保护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发展回馈文化保护的理念。我们需要建立从旅游业收益中提取一部分收益用于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发展,形成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机制。
(四)完善文化旅游产业的管理体制
针对迪庆在对旅游业行政管理和文化旅游产业市场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引导文化旅游业健康发展,政府应设立相关部门对文化旅游产业的信息指导、政策协调和规划落实负责,指导为文化旅游企业的产业经营,规范文化旅游市场,积极鼓励和支持建立旅游行业的各级行业协会,将微观管理职能赋予行业协会,以形成行业自律的良好的产业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 郭家骥,边名社.迪庆州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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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瑛,常志文,李艳.云南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互动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2,(25).
篇7
关键词: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灰色关联分析;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S9;F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9-2433-05
产业融合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创新方式,成为新时期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推动产业价值增长的最主要源泉与动力之一。学术界对产业融合阐释,始于信息通讯业,被认为是狭义的产业融合。实际上,除了信息通讯领域,产业融合还广泛存在于其他领域。乡村旅游产业由休闲农业和民俗旅游两大部分构成。从形成机制上看,是以农业活动为基础,农业与旅游业交叉融合形成的新型产业。北京市是国内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最早的城市之一,具备良好的农业资源条件和旅游发展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旅游活动已从单一的“农家乐、观光采摘”逐渐向“观光、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功能一体化方向转变。乡村旅游产业关联性高、综合性强的特征,决定了加大乡村旅游产业建设力度,已成为推动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内容。目前对于乡村旅游产业研究,多聚焦于乡村旅游业发展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特点、模式和路径等方面,且研究方法多以定性为主,而从产业融合视角,测算并分析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度及其影响因素比较显见,本研究采取灰色关联方法,选取影响北京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指标,测算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度,分析影响农旅产业融合的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基于灰色系统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已知信息实现对系统运行的有效控制。应用灰色系统理论,乡村旅游业与相关联产业可以看成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具有模糊性、随机性、信息不完全性,即灰色性,内部存在灰色量和灰色关系。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在数据时间系列较短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得到较好分析结果。计算方法和步骤如下:
首先,确定参考序列Yi和比较序列Xi;然后采用均值化处理方法消除量纲,得到Yi'(t)与Xi'(t);再求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的绝对差:
可得各年产业之间各综合关联系数γ(t)。各灰色关联系数变化范围为[0,1],其值越大,关联性越大,反之越小。
2 北京市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度测算
2.1 指标选取
为测算农业与旅游融合度,本研究选取了2005-2013年反映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和旅游业发展水平的10个指标,构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特征的指标有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水资源利用率、农业生态服务价值、设施农业收入、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额等6项;旅游产业主要指标有游客人均消费支出水平、星级饭店和旅行社劳动产出率、星级饭店客房出租率、A级及以上和重点旅游景区数等4项。为便于比较,经济数据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表2)。
2.2 结果分析
由表3可知,2005-2013年间北京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度平均值为0.814,农旅产业融合度处于上等水平。从变化趋势看,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度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最高点出现在2010年(0.885),之后逐渐下降,最低点在2013年(0.712)。
3 北京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指标选择
“钻石模型”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波特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竞争力的有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因素。此外,还存在政府与机会两个辅助变量。根据“钻石模型”,产业融合主要改变了相关产业上述6个方面因素而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为此。本研究选取了乡村旅游总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旅游业总收入3个指标,测算乡村旅游产业与农业、旅游业的关联关系。同时,分别从市场需求因素、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水平、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政府政策等5个方面,共选取了10个指标。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的障碍因子。为便于动态比较,将研究时期划分为2005-2008年和2009-2013年两个时段。对于经济数值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以消除物价影响。
3.2 结果分析
计算结果显示,所有指标灰色关联度均大于0.5(表5),说明所选取的指标对乡村旅游业收入的关联度都很高,对乡村旅游的影响都比较显著,所选择指标合理。
3.2.1 乡村旅游与旅游业、农业的融合度较高 乡村旅游与旅游业、农业的融合度分别为0.778和0.647。乡村旅游收入与旅游业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均同步增长,且与二者融合度呈现上升趋势,但乡村旅游与旅游业融合度高于农业。从2005-2013年统计数据看,北京市乡村旅游业总收入年增长率达到13.54%,分别比农林牧渔总产值和旅游业总收入年增长率高8.98和4.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推动北京旅游业发展,增强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消费能力,对拉动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效果。同时。推动农业生产发展。也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3.2.2 市场因素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影响最为突出 对影响农业与旅游融合的各因素,按融合度大小排序为市场需求因素(0.751)>农民组织化程度(0.749)>基础设施(0.702)>农业科技水平(0.687)>政府政策(0.678)。其中,市场需求变化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最为突出。而市场需求指标中,私人轿车拥有量与乡村旅游收入关联度(0.818)最高,其次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0.720)和农民人均纯收入(0.716)。从变化趋势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旅游收入呈现同步增长趋势,二者与乡村旅游收入融合度也不断增长,这表明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对乡村旅游具有拉动作用。与二者相反的是,私人轿车拥有量与乡村旅游融合度却呈现下降趋势。尽管近年来北京居民私人轿车拥有量年增长率达到15.35%,超过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但二者融合程度在降低。这表明私人轿车拥有量的增长,已经不能拉动乡村旅游发展,
3.2.3 基础设施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影响呈现下降趋势 反映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及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3个指标与乡村旅游融合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公路网密度(0.719)、观光园数量(0.700)和民俗接待户数量(0.686)。从2005-2013年的变化趋势上看,北京市公路网密度、农业观光园数量和民俗户数量均呈现增长趋势。年增长率分别达到4.98%、3.17%和2.02%,但3个指标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关联度均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0.112、0.109和0.166个百分点。这显示,发展公路网(包括农村公路),增加观光园和民俗户数量,已经对乡村旅游收入增长不具有拉动作用。北京乡村旅游发展已进入从扩张资源及基础设施的数量向提高服务质量上转变的阶段。
3.2.4 现代科技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代表农业科技水平的两个指标――农民计算机拥有率、人均农业技术人员,与乡村旅游关联度分别为0.754和0.619。从近9年发展趋势看,农民计算机拥有率年均增长率达到9.42%,但人均农业技术人员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7%,幅度不大。在两个时间段中,农民计算机拥有率与乡村旅游关联度变化不多,但万人农业技术人员与乡村旅游业关联度增加幅度较大。这表明,技术人员的农业技术推广及应用,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在促进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随着计算机在北京市农民家庭的普及,农业信息化建设需要从增加硬件数量向加强农民培训的软件服务上转变。只有提高硬件物质的使用效率,现代信息技术才能对推动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挥促进作用。
3.2.5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影响农民市场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灰色关联度分析显示,专业合作组织数量与乡村旅游关联度较高,达到0.747。近年来,北京市专业合作组织数量逐渐加大,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工商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6010家,合作社入社成员总数24.1万个,带动非成员农户数24.4万户,占全市从事第一产业农户的70%以上。在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变化与乡村旅游收入同步增长的同时,二者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在逐渐加大。表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于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2.6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乡村旅游产业关联度降低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是农业经济增长、农村社会进步、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物质基础。政府涉农政策影响着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领域和农村非农产业,进而也影响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近年来,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北京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从2005年的35.75亿元,增加到85.02亿元,增加了一倍多,年增长率达到11.43%。固定资产投资与乡村旅游收入都是同步增长,但从两个时间段上看,二者关联度从0.730下降到0.630。表明刺激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拉动作用已不明显,
4 政策建议
4.1 “双轮”驱动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不仅是后起新兴产业所渗透融合的对象,而且。正是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为“母亲产业”的特殊性质,为这些后起新兴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技术创新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可能,组织发展把融合过程推到运作层面,从而把产业融合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因此。加快技术创新和培训经营主体,是驱动农业与旅游业融合的两只重要“车轮”。一方面,加大现代高新技术在旅游项目开发上的应用,为产业融合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企业)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高转变,打造都市型现代农业,增强农业被融合和主动融合的能力。
4.2 增强旅游业与乡村旅游业互动活力
旅游业作为高成长业,对拉动乡村旅游产业具有较强作用。为此,需要进一步拓宽旅游市场,推动城市与乡村形成互动发展的良好态势。抓好乡村旅游示范点和精品线路的建设。树立典型,打造品牌:丰富旅游产品组合。打造多功能一体化的旅游产品:充分利用农业会展、节庆等重大活动,加强乡村旅游宣传。不断创新旅游业与乡村旅游业互动方式,促进两个产业的充分融合。
4.3 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升级
乡村旅游硬件条件建设已经对乡村旅游经济增长不具有拉动作用,但随着城市和乡村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乡村旅游的消费需求仍在不断增长。北京市乡村旅游产业已从扩张资源数量、满足物质需求向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精神需求上转变。因此,提高旅游产品质量、丰富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拓展旅游产品功能,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旅游业升级的重要内容。只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才能使游客每到一处都有新的意境、新的感受、新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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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循环产业
发展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推动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如何在小城镇建设中,立足其发展现状,合理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使其成为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持续动力,是当前小城镇建设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本文结合永登县武胜驿镇的规划设计,对于小城镇建设的城乡一体、产业循环,促进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
1 武胜驿镇发展概况
1.1 项目概况
武胜驿镇位于兰州市永登县西北部,属于半干旱半湿润的二阴山区,是古时兰州与武威之间的重要驿站和向西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之地,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其距兰州市130公里,永登县城20公里。现状有回族、土族、藏族等8个少数民族,总人口38330人。
1.2 发展优势
1.2.1 区位条件突出
武胜驿镇地处兰州―武威中间,位于兰州都市圈1小时经济圈辐射范围内,区位优势突出。
1.2.2 综合交通条件良好
境内有连霍高速、兰新铁路、G312公路通过,与兰州、武威等区域中心城市以及中川机场联系便利,经济发展的综合交通条件良好。
1.2.3 自然环境良好
武胜驿镇境内有喜鹊岭、标杆山、奖俊岭、鸡冠山等众多山岭以及黑林和奖俊岭等天然牧场,是永登县吐鲁沟国家森林公园向北延伸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天生态环境品质较高;同时,由于镇域产业以生态农业为主,受工业化影响较小,自然环境没有受到人为干扰和破坏,与兰州都市圈的其它地区特别是兰州都市圈内的核心地区相比,是居住和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
1.3 存在问题
1.3.1 核心发展优势不突出
永登县虽是兰州市重点镇,但由于其资源、交通、区位等优势未充分挖掘,没能形成带动城镇发展的增长点;同时,连霍高速的开通使得312国道上的过境人流量的急剧减少,原本商贸产业优势亦不断减弱。
1.3.2 城镇发展缺乏动力,发展缓慢
由于服务人口规模小、徐古高速公路对G312国道车辆分流等因素,商贸服务业很难大规模发展,难以成为支撑城镇发展的持续动力。同时,因环境保护、市场及技术等原因,原有的矿产开发企业和建材企业多处于停产状态,城镇发展乏力、缓慢。
1.3.3 产业结构单一,竞争力不强
现有产业链较短。武胜驿镇高原夏菜是农村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养殖业也已经起步,但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导的农业主要处在产业链的上游,产品附加值低,而下游加工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旅游业尚未成为带动城镇发展的动力。武胜驿境内拥有高山草原、民族风情、原始森林、天然牧场、史迹遗址、特色民居等众多旅游资源,但由于其旅游品牌知名度不高、旅游设施不完善、旅游资源尚未有效整合等原因,目前尚处于自发发展状态,未形成带动城镇发展的动力之源。
2 武胜驿镇发展思路
2.1 双轮驱动,城乡一体
产业富民:立足新时期农村地区作为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生态产品提供地的功能定位,发挥武胜驿镇生态环境、资源产业的基础优势,做强做大特色产业,使特色产业成为村民致富的依托。
工贸强镇:依托农村种植业和畜牧业,加快相关加工工业、商贸业和物流业的发展,强化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
城乡一体:乡村农牧业为城镇工贸业提供原料,城镇工贸业解决农业销售难问题,并使农牧产品增值,充分发挥好小城镇服务农村的功能;城镇工贸业为乡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城镇自身规模扩张;乡村富余劳动力进镇,乡村人口减少,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2.2 高端发展、树立品牌
高端发展:顺应绿色无公害农牧产品质量优、价格高、需求量大的特点,转变农牧业发展模式,由“化学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依托生态农业培育高端消费市场,实现高端高效发展。
树立品牌:针对武胜驿镇农业发展有产品无品牌、同质化、竞争力不强的现状,未来发展要走品牌农业的路子,通过申报武胜驿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形成武胜驿高原无公害富硒蔬菜、武胜驿生态羊肉、武胜驿生态猪肉、武胜驿生态草芽鸡等特有品牌。
2.3 休闲突起,产业延伸
休闲突起:立足武胜驿镇位于兰州都市圈的旅游交通区位优势,挖掘镇域乡村休闲旅游资源特色,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使休闲旅游产业成为除生态农业之外的另一优势特色产业。
产业延伸:围绕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积极拓展与高原夏菜、有机中药材、高原花卉等种植业和牛、羊、猪、鸡等畜牧养殖业关联的“观光、休闲、科普、节庆、娱乐”等功能,努力形成“一产三产化”的产业格局,丰富武胜驿镇的休闲旅游功能。
2.4 政府引导,农民为主
政府引导:发挥好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和在信息化建设、科技培训、技术引进、金融支持、政策导向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和公共服务职能,解决好城乡发展中个体无法解决的问题,为农民创业发展创造条件。
农民为主:充分发挥好农民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在“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发展上,鼓励农民创业、吸引农民参与、吸引农民就业,使农民成为发展的主体和受益的主体,真正把“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落到实处。
3 总体布局
3.1 产业发展布局
依托武胜驿产业发展基础、突出产业发展优势和挖掘产业发展潜力,按照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协作化的发展原则,规划在镇域内形成“一轴、三带、五区”的产业空间布局。在镇域形成东部综合服务经济区、中部特色蔬菜种植和休闲农业经济区、西部生态、民俗旅游服务经济区、北部特色种植养殖和民俗旅游服务经济区以及南部特色种植养殖经济区。
3.2 旅游发展布局
根据武胜驿镇旅游资源分布与开发潜力,规划构建“一心、四轴、四区、多点”的旅游产业格局。在镇区形成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并向西、北、南辐射,形成东部庄浪河谷综合旅游发展轴;西部生态休闲、历史文化旅游发展轴;南部现代农业观光体验发展轴;北部藏族、土族风情体验发展轴。同时,形成以历史演艺、休闲度假、民俗体验、民族餐饮、特色购物、科普教育、会议接待、度假居住等内容的旅游综合服务主题区;以发展发展农业风光展示、农业种植养殖活动参与、农业科技示范、农家特色餐饮品尝、农村乡俗和农家生活体验等内容的生态农业旅游主题区;以发展草原风光展示、草原文化感知、草原活动体验、短期会议接待、休闲度假等内容的草原风情旅游主题区和以发展高山草原观光和少数民族风情体验等内容的民族风情体验旅游主题区。
4 结语
笔者在相关小城镇规划编制过程中体会到,只有立足小城镇发展实际,切实挖掘其资源特征,形成适合小城镇自身的发展之路才是小城镇规划的根本。如何才能更加有效的利用资源,促进小城镇的全面均衡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有许多需要探索。本文抛砖引玉,希望能给同行们提供一点有益思考。
参考文献:
篇9
关键词:礼泉模式;经验;农业型县区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县区根据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创出了一系列特色型的县域发展“模式”,如知名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礼泉县产业发展走了一条农业特色型产业的主导之路。通过近20年的发展,礼泉县逐步确立起以果业特别是苹果产业的支柱和主导地位。引用礼泉政府网上的一句话说就是,礼泉经济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苹果发展史,围绕苹果产业化、带动了贮藏、运输、餐饮、包装、劳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使得礼泉在短短的5年左右的时间里初步实现了农业产业化跨越,带动了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1996年《陕西金融》从礼泉县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了“礼泉模式”,即“以果兴农,以农促工,以城兴工,以工富县,城乡一体”。陕西社科院《县域经济》研究组也指出:“‘礼泉模式’的特征是: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靠苹果滚动,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通过纵向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礼泉县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对礼泉模式的产业发展做出以下分析:
一、礼泉模式的经验
1、选取苹果产业发展是适应县域区位、自然条件,并迎合市场需求及农民增收要求的合理结合点。陕西是世界上六大苹果最佳适生区之一。一方面陕西礼泉县地处黄土高原与渭河谷地交汇地带,土层厚、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特别是县区北部基本符合苹果生长最适宜的七项气象指标。礼泉县选取发展苹果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区位优势;另一方面苹果生产是一项投入大、回报高的农业经济作物,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市场需求量大,不但可以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并且果品不同于粮食作物这类差异性小的生活必需品,苹果产品具有“先天”的商品性质,果品品种多、口味丰富,能刺激和引导需求增长,因而劳动附加值较高,对促进农民增收效果明显。对一些以农业为主体的县区来说,选取发展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农业经济作物作为主导产业,走特色农业产业化道路,礼泉模式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经验。
2、果业和第三产业互动发展成为带动礼泉县域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礼泉县的一三产业互为依托、共同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例,也是礼泉模式的一条基本经验。当然,从长远来看,第二产业是县域技术进步和工业化的主导力量,脱离第二产业的发展模式是畸形的产业发展。但是,对工业体系薄弱、技术、资金力量先天不足的农业型县区来说,这种发展模式也是一个现实的“次优”选择,或者看作一个产业发展迂回的过度状态。但也要汲取礼泉县的教训,在产业发展到一定时期有较好积累时,就应注重工业化水平的提升,防止陷入僵化的产业结构模式中。
3、果业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为大量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空间。依靠乡镇企业是中国县域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众多县域经济的壮大都离不开乡镇企业的贡献。礼泉县的乡镇企业从数量、规模、技术条件等方面虽比不上沿海发达县区,但也是促进县域发展最活跃的因子。
4、除了上述几点外,礼泉县的城镇化建设改造、招商引资也是常被提起的一些发展经验。如许多文章就礼泉县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过程中,如何解决资金困难的经验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人将礼泉县的产业发展、城镇化建设和克服资金约束的策略,比喻为促进礼泉经济发展的“三大战役”。解决资金困难和城镇化建设虽不是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内容,但对促进礼泉县域经济壮大和提供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礼泉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
礼泉特色农业产业的兴起是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环境的结果。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党的召开以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逐步展开。然而,农村的改革从20世纪八十年代后却落后于城市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多数农业人口沿袭着传统的农民意识和农业耕作方式,农民只是粮食的生产者,很少有人认识到粮食和产品,进而农产品和商品之间的联系。因此,谁能“先知先觉”,谁就能抢先抓住市场机遇,获取农产品供需空缺间巨大的超额利润。
产业发展要以适应市场的供需结构为基本原则,礼泉县果业的发展客观上适应了市场化的要求。首先,从农民所得到的切实利益来看,在20世纪九十年代,种粮食每亩的收益不过三四百元,而一亩苹果的纯收益却在数千元以上,两种农产品在价格上的差异显示出果品生产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在当时国家对粮食价格体系不放开和工农剪刀差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大多质朴的礼泉农民都做过这样一次简单的账算:“即使苹果价格跌落至每市斤一毛钱(九十年代初主产的“秦冠”苹果批发价格1元/市斤左右),以当时亩产平均7,000~8,000斤计,收入也在七八百元,也比种粮食划算。”这样,从众多农民这个微观经济主体角度来看,礼泉果业的兴起是一个市场化“主体选择”过程;其次,从整个县域产业发展来看,礼泉县率先打破了依靠粮食生产“一条腿走路”的农业格局,并且果业在短暂几年间便取代了粮食生产而成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这无疑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先行一步,对整个县域发展来说占领了产业发展的先机优势,适应了市场多元化、特色化的产业结构要求,因而从礼泉县域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果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市场化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三、礼泉模式的兴衰对中国农业型县区产业化发展之鉴
礼泉模式的出现曾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也是人为选择和市场调节的结果。然而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礼泉模式也日益暴露出繁荣背后的危机,其短暂脆弱的生命力如同昙花一现。礼泉县依靠果业产业化发展,没有突破农业特征性,无疑没有抓住县域产业的根本,产业发展之路难以走得长远。
和礼泉县相似的,在众多农业占主体地位的县域经济中,存在着既要依靠农业又被农业所牵绊的县域产业发展的矛盾局面。如山西吕梁地区农业县的红枣产业化工程,在九十年代初期,对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九十年代后期随着红枣种植面积的扩大也出现了与礼泉县相似的销售、农产品加工业落后等方面的问题,媒体也不时有报道四川柑橘的生产区出现卖果难等问题。农业县的产业化发展难以突破农业基础特征性束缚,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工农独立发展的结构形成了僵化的发展模式,是这些县域产业发展的根本性症结所在。站在礼泉县后产业化发展阶段,反思礼泉县产业发展历程,礼泉县果业产业化发展之兴衰,对众多农业型县区产业发展后进县区具有重要教训意义。
首先,转变观念、澄清认识。在一些县区基层工作者当中,还存在着一些认识的误区,对农业产业化概念的理解只局限在农业生产领域内,认为农业产业化就是培育发展经济型特色农业产业。这只是对农业产业化的浅层次认识,没有从发展农业耕种的传统观念中走出来。农业产业化不仅仅是农业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更是在其基础上的农业产业的市场化运作经营,即要重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第二步。农业产业的发展不能孤立地脱离二三次产业,最忌讳将农业发展成为三次产业群体中的“一枝独秀”。从农业产业化的第二层含义出发,以市场为导向,以发挥产业之间协作互动功能为出发点,来制定产业政策和引导农业产业化发展,最终实现县域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才是农业产业化的重点。
其次,汲取礼泉县产业发展的教训,防止把农业产业化搞成农业生产单一化。农业生产专业化与发展多元型农业结构不存在矛盾,县区可以把一个农业产业作为产业化发展对象,也可以培育出几个农业产业来进行产业化发展,这不但有利于扩大农村增收来源,从长期来看,对培育县域主导农业产业,增强应变力,在必要时期进行产业结构转换提供了主动的战略储备。
第三,要重视产业化发展的组织形式和不断完善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是县域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结构功能的创新,也是适应市场化的契约经济组织形式;它既符合当前中国县域经济的基本现实,也是一些较发达县区的经验总结。因而,在实践中不同县区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不断探索和借鉴一些成功的产业组织形式,这将对实施“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起到积极的组织作用。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县域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条件。在县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许多农业型县区存在着和礼泉县相似的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的现象,这也是农业产业化发展滞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健全农业产业化的社会服务体系需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以促进完善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体系,健全科技服务体系网络和农产品供销网络。
第四,从根本上说,农业产业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跨越。由于缺乏工业实力的依托,农业型县区的农业产业化道路更显出艰难,产业化之路能否走的长远就更应注重产业之间的联系互动和协调发展,从一开始就应该搞好整体规划,发挥优势、克服弱点。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其中包含着工业化之意,即要通过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化操作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既要立足农业,重视农业生产,选择好优势产业作为产业化发展的对象,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更要面向现代化,提升农业的工业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行业,形成龙头企业带动的发展模式。农产品加工行业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县区处于联系工农、消除二元结构关键产业地位。立足农业、发展工业,农产品加工对农业型县区更显得重要,应在规划县域产业发展时做好整体布局,找准工业化发展的突破口。
(作者单位:1.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2.陕西理工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因子分析;区域经济;贫困标准;扶贫方式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9-0033-06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贵州是我国较为贫困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贵州的贫困程度较过去已有很大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尽管如此,贵州的贫困面、贫困度和贫困发生率仍较显著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2008年,按照国家调整后的贫困划分标准,贵州农村贫困人口585.38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14.6%,贫困发生率17.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2个百分点。贫困依然是贵州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切实解决贫困问题已成为贵州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环节。
一、贫困的内涵与贫困问题的分析视角
(一)贫困的内涵、测度与贫困判断标准
1.贫困的内涵
贫困是一个综合了社会、历史和地域的概念,其内涵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贫困的定义总体上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贫困即传统的贫困定义,将贫困定义为经济物质上的短缺,强调物质和收入的绝对数量,并据此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就是指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不能够维持其最低的生存需要,生命的延续受到威胁。相对贫困指同一时期,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而产生的贫困。广义的贫困即新近的贫困定义,则把个人权利、能力和社会机会也纳入其中,强调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的权利、机会和手段这样的生活状况。
2.贫困的测度与判断
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贫困,根据贫困的定义和内涵,可以通过制定贫困标准和测算贫困水平来对某个地区的贫困状况进行判断。基于广义贫困的理解,对贫困水平的测度一般是建立一套贫困度量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涵盖经济条件、人文发展、社会因素、自然资源等领域可量化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在狭义贫困的定义下,贫困人口的测量依据贫困线的确定而确定,所谓贫困线,是指为度量贫困,针对基本生存条件而制定的量化标准。度量贫困线的主要方法有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贫困标准和生活形态法等。确立了贫困标准,再通过计算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率、Sen指数和Watts指数等指标来测度贫困程度和贫困规模。综合地把握贫困内涵对扶贫方式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有利于保证扶贫工作的全面性和有效性。从实证研究角度来看,仅就贫困状况的判断,本文认为应以借助收入水平作为衡量贫困的最基本依据,个人的收入水平除了反映物质富足程度外,同时也能够间接代表贫困人群可以享有的其他非经济权利。我国现行的贫困标准,就是由国家统计部门在对居民消费支出的调查基础上计算所得。
(二)西方增长极理论与贫困问题的分析视角
1.西方增长极理论与贫困地区发展的条件
增长极理论最早由法国区域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于1955年在其发表的《略论“增长极”的概念》一书中首次提出。后来,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布代维尔(J.B.Boudeville)、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fM Friedman)、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Myrdal)、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A.O.Hischman)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增长极在形式上表现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即产业型增长极)或是作为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城市型增长极)。增长极是通过两种效应来发挥作用的,一是极化效应(或回波效应),即生产要素向增长极聚集的过程;二是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即增长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通过物流、信息交换或产业间的关联效应,促进生产要素向外扩散,流回落后地区的过程,一个地区通过增长极的经济发展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增长极理论也强调指出,增长极的两种效应会同时起作用,但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占支配地位。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来刺激发展极周转落后地区的发展,填补累积性因果循环所造成的经济差距。根据增长极理论,本文认为贫困地区要获得发展要从内部加强自身发展能力建设,降低极化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这些地区的自身能力建设必然依赖于增长极的辐射带动,否则,缺少产业和中心市场带动的贫困地区生产开发将很难产生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2.贫困形成的原因与分析视角的选择
导致贵州长期经济发展落后,大部分地区生活贫困的原因很多,影响因素涉及历史积累、社会文化、人口素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制度体制等各方面。为改变贫困状况,针对贫困形成的原因,贵州特别是农村地区扶贫工作,经历了方式和内容侧重不同的多个阶段。近年来,随着扶贫深度的推进和扶贫标准的不断提高,由于人文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各种致贫因素所表现出的矛盾较之以往也更加突出。进入新世纪,国家扶贫工作针对性地制定了更加细化、更加全面的扶贫规划。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政府扶贫方式更加注重支持贫困地区资源开发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强调依靠集体力量,依托经济实体或企业来缓解贫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导致贫困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因素居首。当前,贵州农村地区扶贫过程出现贫困人口返贫率高、扶贫开发项目经济效益低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文化素质和历史积累等因素的限制外,自身生产发展能力弱和所处地区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不足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要实现新时期国家扶贫工作中关于生产发展产业化和规模化的要求与规划,贵州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必须在推动本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立的同时,注重中心地区和产业的带动作用。通过对地区产业整体发展的合理规划和加强中心小城镇功能建设,充分发挥增长极对周边地区的发散带动效应。这将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尽快融入社会大生产当中,并在中心地区物质、技术和市场的支持下逐步建立起具有比较优势可持续性的自我发展能力。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层面,针对产业发展能力、市场建设环境以及自然灾害状况等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外因素,应用因子分析法,通过比较、评估和分析各县域农村经济发展
能力、条件和环境中存在的优势、缺陷不足,研究贵州各县域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一般规律,并依据经济发展能力对各地区农村贫困状况进行分类。最后,针对各地区不同的发展情况,从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的角度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贵州贫困状况的因子分析
(一)贫困评估指标的选取
从生产发展的角度,决定某个地区经济发展或影响贫困水平的基本因素来自三个方面,即产业发展能力、市场建设水平和自然灾害状况。产业发展能力决定于某个地区资源的种类性质和基础,代表了经济发展的内容,属于扶贫开发的能力性因素。市场建设水平决定于某个地区社会化的程度和规模,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的机制性因素,引导和推动经济向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自然灾害情况来自某个地区自然环境对生产发展的承受能力以及遭受自然灾害的程度,是决定扶贫开发的自然生态性因素。将自然灾害作为基本因素,是因为贵州许多地区自然生存环境恶劣,自然灾害是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因。本文没有将人力资源、金融资源、社会投资等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是因为它们从属于前面所提到的基本因素,基本因素决定了它们的流动方向和规模,在本文的分析中将这些资源条件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从属因素。在增长极理论中,“极化效应”的存在要求农村地区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扩散效应”的存在要求加强中心地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推动。因此,对以上决定农村地区贫困水平因素相关指标的选取,既要考虑其中反映农村自我发展的衡量指标,同时也要考虑反映农村发展环境的衡量指标。
1.代表生产发展条件的指标选取
一个地区的生产发展能力可直接地反映为不同产业的生产性质和规模,本文选取的代表某个地区生产发展情况的指标有:农林牧渔业产值、轻工业增加值、重工业增加值等规模指标,这些产值指标占当年GDP的比例,以及常用耕地面积和相对耕地面积(即耕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比重)等8个指标。规模指标反映的是生产能力,比例指标反映的是地区产业特色或性质。由于工业生产大部分集聚于各县(市、区)的城中地区,并非农村的主要产业。工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多表现为一种扩散效应,在这种效应的作用下,工业通过吸引农村劳动力、创造生产和消费需求或推动农业生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户的生活水平。因此,产业发展指标既包含有农村发展能力的部分,也包含农村发展的产业环境部分。
2.代表市场建设水平的指标选取
市场建设主要表现为市场交易的繁荣程度,市场发展水平决定于各类市场要素的发展水平和交通的建设情况。本文选取的代表某个地区市场建设情况的指标有: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及其占GDP的比重、城镇人口比重以及公路里程密度(即单位土地面积上公路的长度)等4个指标。城市是市场交易最集中的地区,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代表市场交易规模,公路里程密度是市场交易的基础,与这三个方面相关的指标能够从不同角度反映市场的发达程度。市场建设指标同时涵盖了农村和城镇市场建设情况,主要反映的是城镇市场规模水平。这些指标更多代表的是农村生产发展的市场环境,在扩散效应的作用下,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村经济产生影响。
3.代表自然灾害情况指标的选取
自然灾害的种类有很多,因受灾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是一种可以量化并统一衡量的指标。本文选取的衡量某个地区自然灾害情况的指标为自然灾害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等两个指标。由于自然灾害具有偶然性,本文以各地区2004年到2008年灾害损失5年的累计灾害损失规模代表地区的灾害水平。
(二)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因子分析是通过对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找出能控制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来描述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几个随机变量是难以观测的,通常被称为因子。因子分析通过对解释变量提取彼此无关的主成分,把相关性较强的自变量综合在一起。各因子之间彼此独立,尽可能取小的残差绝对值和大的累计方差百分比,使得到的因子变量既能够充分利用原有的信息,更直观准确地反映样本的各种属性,也克服了共线性的干扰,帮助提高回归分析的效果。本文选取各项指标2008年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的计量方法,提取对地区发展能力进行定量描述的因子变量,并将得到的因子变量对地区贫困水平指标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中研究贵州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整体规律。同时,根据各地区因子得分情况,对贵州各县(区、市)农村的贫困状况进行分类。按照因子分析的计算步骤,本文在对所选择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后,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因子分析适用性分析
因子分析的目的是从众多的指标变量中提取出少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这要求指标变量之间应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否则就不适合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此,本文通过采用计算各个指标变量的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和KMO检验值来检测因子分析法对样本数据的适用性。根据前面的分析,对所选取的全省88个县(市、区)的14个指标进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和KMO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观测值为966.923,对应概率p接近于0,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可以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存在显著差异。KMO值为0.644,据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指标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主因子数量的确定
本文按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提取主因子,结果见表2。
表2中的数据显示,有5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这5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3.704%,丢失信息较少,可以用来代替原有的14个指标对影响贵州全省88个县(市、区)贫困的原因和规律进行分析。
3.因子的命名
采用方差极大旋转法(Varimax),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3。
从表3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因子1在常用耕地面积、相对耕地面积、农林牧渔业产值上的相关系数大于0.3,分别为0.922、0.748、0.927,可将因子1命名为农业发展因子;因子2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占GDP比重、公路密度和城镇人口比重上的相关系数大于0.3,分别为0.92、0.801、0.457和0.816,可将因子2命名为市场发展因子;因子3在轻工业增加值和轻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的相关系数大于0.3,分别为0.792和0.903,可以将因子3命名为轻工业发展因子;因子4在重工业增加值和重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的相关系数大于0,3,分别为0.792和0.903,可以将因子4命名为重工业发展因子;因子5在灾害损失和灾害损失占GDP比重上的相关系数大于0.3,分别为0.892和0.938,可以将因子5命名为灾害破坏因子。
三、农村贫困影响因素分析与农村地区发展能
力分类
(一)农村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因子分析中得到的5类因子变量反映了各地区农村所处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能力情况,为分析这些因子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及其中的规律,本文选取贫困发生率和农户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贵州各县(市、区)农村贫困状况的指标,并将所得到的因子变量对以上两个变量作回归分析。另外,为分析增长极极化作用对县(市、区)资源流动的影响,本文也利用得到因子变量对各项贷款余额和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1.市场建设和发展水平对改善贫困具有最大的影响力
根据因子变量对贫困发生率和农户人均纯收入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市场发展因子对减少贫困发生率和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具有最为明显的影响,偏向关系数分别为-1.5和588.7,且都显著通过检验。其中的原因是,在中心城镇发散效应的作用下,一方面中心城镇通过物质和信息的集中交换和处理直接对农村地区产业和生产发展具有引导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心城镇通过在其周围集聚的工业间接对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产生带动作用。
2.单纯依靠农业不能够使农户贫困状况和收入得到有效改善
农业发展因子对贫困发生率和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偏相关系数分别为-0.5和-11.8,从中可以看到,农业发展因子对降低贫困发生率具有一定的影响,且偏相关系数t检验显著力。只是影响程度低于市场发展因子和轻(重)工业发展因子。农业发展因子对增加农户纯收入具有负的影响效应,且偏相关系数t检验不显著。这是由于贵州农业生产模式主要以分散、小规模、纯手工劳为主要特征,由此导致的生产效益低下,对贫困和收入的改善能力较弱。
3.自然灾害对贫困发生率和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
从表4可以看到,灾害破坏因子对引起贫困发生率增加和降低农户收入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偏相关系数分别为0.6和-155.5,系数绝对值高于农业发展因子的影响,且两个系数的t检验都显著。这表明贵州偏远地区由于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破坏力大,已经成为影响贫困和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4.纯农业发展对社会资源的吸引能力较弱
农业发展因子对各项贷款余额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偏相关系数分别为-104486.7和27377.5,t检验都十分显著。其中,贷款余额负的偏相关系数表明,在增长极极化效应的作用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地区,所获得的贷款支持会十分明显的低于具有较好市场和工业发展基础的地区。但得益于政府在农村公路水电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政策偏向,农业发展因子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偏相关系数仅次于市场发展因子。另外,灾害破坏因子与基本建设投资之间偏相关系数为负,且t检验十分不显著,表明政府在灾害防治的投入成效较为有限,这将间接地影响受灾害影响各地区农村的扶贫开发。
(二)各县(市、区)农村发展能力分类与分析
因子得分仅是相对数,不能依此进行绝对好与坏的判断。对此,本文以农业发展因子、重工业发展因子、轻工业发展因子和灾害破坏因子得分的前15位,市场发展因子得分的前10位作为划分标准。因子得分高于划分标准的,表示这个地区在该项因子所代表的特征上表现突出。根据各因子所代表的属性,本文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5种类型,即“市场主导型”农村、“工业主导型”农村、“农业主导型”农村、“灾害型”农村和“产业发展滞后型”农村。另外,因为有些地区会同时存在两个以上因子得分较高,根据因子对贫困发生率影响程度的大小,首先确定市场发展因子得分较好的地区,接下来,依次按顺序根据轻(重)工业发展因子、农业发展因子和灾害破坏因子得分情况确定所对应的分类地区。因为分类是建立在相对的基础上,所以各类别地区的特征和问题也是相对的。具体的分类情况和分析如下:
1.“市场主导型”农村的分类与分析
根据市场发展因子得分情况,得分前10位的全是城市中心区,本文将这些地区的农村归类为“市场主导型”农村,“市场主导型”农村主要特征是这些地区的农村受市区经济辐射较好。另外,从这些地区其他因子的得分情况可以看到,“市场主导型”农村所在地区的工业发展因子得分也较高,表明当地农村也同时处于较好的工业发展环境当中,这些地区或是重工业发展较好,或是轻工业发展较好。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产生于城市对工业的集聚作用。
2.“工业主导型”农村的分类与分析
因为轻(重)工业发展因子和市场发展因子都得分较高的农村地区已归为“市场主导型”农村,本文将其他轻(重)工业发展因子得分较高地区的农村统一归类为"52业主导型”农村。这类地区仅是工业发展环境较好,而市场发展环境一般,只是这类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几乎都处于中心城市周围。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由于城市对工业的集聚作用所导致。
3.“农业主导型”农村的分类与分析
根据各地区在农业发展因子的得分情况,本文将该项因子得分较好地区的农村归类为“农业主导型”农村。因为“市场主导型”农村和“工业主导型”农村中也有农业发展因子得分较高的,因此被归入“农业主导型”农村的主要是单纯农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在所选取的15个农业发展因子得分较高的地区中仅农业发展较好的“农业主导型”农村有9个,这些县(市、区)工业和农业还未形成良好的互动促进关系,工业对贫困的辐射影响作用可能大部分是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全省各县(市、区)农业产值和轻工业产值的Pearson相关性仅为-0.027,显著性(双侧)为0.803,显示轻工业和农业之间关系部紧密在全省是一种普遍情况。
4.“灾害型”农村的分类与分析
根据各地区在灾害破坏因子的得分情况,15个灾害破坏因子得分较高的地区中,有两个地区因为农业发展因子得分较高已归入“农业主导型”农村,本文将其他13个地区的农村归类为“灾害型”农村。从“灾害型”农村地区的其他因子得分看,这类地区几乎无任何产业优势,受自然灾害破坏,这些地区农村的发展更加艰苦。
5.“产业发展滞后型”农村的分类与分析
全省88个县(区、市),除去已分类的地区,剩下的41个县(市、区)由于产业发展优势不十分突出,本文将这些地区的农村归为“产业发展滞后型”农村。因为相对较少的自然灾害破坏,这些地区的农村发展条件较“灾害型”农村贫困状况总体要好。
四、几点政策建议
(一)推进城镇发展,引导和加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
在对贵州贫困问题的实例分析中,正是在增长极扩散效应的作用下,以城镇为载体的市场体系建设对促进贵州贫困改善显示出十分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帮助农村贫困地区建立起自我发展能力,需要注重和强调中心城镇的辐射作用。通过加强以交通、技术信息服务、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建设,建立起增加
极辐射效应逐级展开的阶梯空间布局,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完善农村贫困地区生产培
训、技术和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有利于工业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规模效益,引导贫困地区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进行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
(二)依托资源优势健全产业配套体系,建立贫困地区可持续的自我发展能力
贵州自然资源丰富,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必须依赖现代工业的带动。对于“产业发展滞后型”农村,当务之急应是积极开发和确立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尽快建立起规模化的产业体系,并推动资源开发和产业聚集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另外,根据分类情况,贵州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只有遵义县、仁怀市和西秀区,“农业主导型”农村仅农业发展相对突出,工业发展滞后。农业和轻工业相对低的生产关联度表明,通过加强农业产业加工链条的延伸,将会有利于在壮大产业规模的同时,帮助贫困地区农户发展建立持续的发展能力。
(三)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确立农村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优势
贫困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极化效应占绝对主导地位,扩散效应十分微弱,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很难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来保证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和形成,结果将会进一步加剧已有的二元结构。因此,在农村贫困地区建立自我发展能力过程中,要建立贫困地区与中心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固定投资之外,还应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积极的倾斜,引导社会资源向贫困地区流动,支持地方资源开发,逐步建立自我发展优势。
(四)充分重视灾害防治建设,为贫困地区建立自我发展能力提供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农业之所以是一种弱质产业,直接而重要的原因是容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在贵州,对于灾害发生频繁、破坏严重的地区,如果灾害不能得到消除或缓解,这些地区就难以获得发展,贫困问题也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对此,必须把水涝干旱及次生灾害的防治工作放在与生产同等重要的位置。不仅要重视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通过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与合理利用金融资源,加强各类水利设施建设和对生态自然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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