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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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捍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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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所有权关系的本体论基础

所有权在经济领域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对象的法定关系，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开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所有权关系成为其讨论中的基本关系。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是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其二是人与自身活动对象化结果的关系；前者体现为劳动与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的关系，后者体现为劳动与劳动结果的关系。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注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纵向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展开;《大纲》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是马克思在《大纲》基础上尝试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六分册中的第一册，实际上也是这一计划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册；该分册出版后，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发生了改变。我们在该分册的初稿片段中能够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权问题。

在《第一分册》的初稿片段中，马克思对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对象，除了洛克的劳动本体论，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其劳动对象的所有权解释之外，还列举了其他经济学家对所有权问题的认识,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无论是偏重于经济学还是法学的所有现代经济学家们，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是最初的所有权依据（即洛克观点）,与此相应，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就持这样的观点。(cf.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I/2，S.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8页。下引只标卷数和页码）

不过，他们的这一理论解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颠覆了。因为，劳动所有权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前提、而并非以简单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基础上的。（ibid，S.48-49;同上，第348-349页）言下之意，由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价值的价值不相等（这在《手稿》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劳动所有权的基础受到了侵犯。

显然，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劳动所有权这一原则本身，而是指向劳动所有权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被颠覆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原理则试图论证劳动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区别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把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念，即劳动所有权理论，称为一般规律，又把这一规律的现实性延伸至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原始时代）（ibid，S.49-50;同上，第349-350页）,也就是说，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占有规律看作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发展进程中的永恒的规律。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去理解这一观念的形成，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此进行解释。

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批判不是指向他们对所有权的劳动基础的解释，而是指向他们将所有权规则抽象为永恒的规则。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认识方法在两个方面引起麻烦：第一，从不存在所有权的史前社会那里去寻找所有权的本体论基础；第二，看不到劳动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悖论。（ibid，S.50;同上，第350页）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去解释资本主义所有权理论的生成，进而从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去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家们的两个麻烦：第一，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第二，这一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颠覆。

不过，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与这种经济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解读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认识维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及其被颠覆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尝试去论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看到并且分析这一悖论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仰赖于普遍原则的批判，促使他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这是第一个认识维度。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悖论现象的揭示，促使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这是第二个认识维度。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对前者的分析维度能够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够取代后者。

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纵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这一条件的形成历史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一方面进一步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这一研究思路与哲学家的思路区分开来。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其一是与劳动相关的对劳动对象(如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对外化了的劳动结果（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其二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并非简单交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被资本雇佣者的劳动所有权受到颠覆。对于自然劳动对象的占有问题，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类学的历史资料来关注的。

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他们既然没有将资本的利润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不会去关注劳动原则的被颠覆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权原则是对自然状况下存在着的原则的延续。而哲学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则，而没有去分析这一抽象的原则为什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扭曲；哲学视角中的异化劳动并不能够对这一扭曲现象进行论证。

根据马克思对财产与劳动所有权分离的历史程序及其结果的阐述（cf.Bd.II/1.2，S.367-369；参见第30卷，第2版，第450-452页），我们可以理解，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为什么能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的物质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来，而大多数人则陷于贫困（或者相对贫困）；而且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能够成为进一步颠覆这一原则的客观条件。

显然，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所有权的形成及其原则。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原则的形成与原则的实现条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其一，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与原则形成的历史路径，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其二，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否认原则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够成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支撑；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已经成为“幻想‘幽灵'被颠倒了的意识形态，但是仍然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支撑着这一社会。

二、经济关系中的哲学问题：原则、程序与悖论

我们看到，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并非产生于对所有权形成的自然基础在认识上的差异；虽然马克思强调的是其形成的历史性，不过这是纵向意义上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早期生产方式、财产权形式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先入之见或者抽象原则：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都非常关注历史资料和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植根于对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原则的一致性及其背离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一分歧缘起于对异化劳动的认识，有待于对剩余劳动的论证。这里已经存在着如何理解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权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一步构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在《大纲》中，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关系之中，从原则的形成与原则实现的程序上来分析悖论的形成：

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程序，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dieFreiheitundGleichheit)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程序中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体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再现出来。（Bd.II/2，S.60;参见第31卷，第362页）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些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现出来。这是马克思的理解思路，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方面，观念是现实的产物(cf.ibid;同上），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对这些观念的背叛(cf.Bd.11/1.2，S.685-686;同上，第230-231页），体现出来的是不平等。

那么，反映现实的观念是如何形成于被扭曲了的现实的？换句话说，既然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为什么不直接反映被扭曲了的事实，而是反映被扭曲前的假设？

一方面，抽象的观念是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关系体现的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它自发地依据于自由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扭曲了这一观念，但是这一观念仍然是其奉行的原则，是其基本的理念支撑。

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非始于马克思，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为什么带来的是非自由和不平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尝试揭示这一观念被扭曲的现实依据。

如果说自由和平等观念是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理念，那么作为经济关系的产物，它们形成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经济交往关系即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等价（值）交换为基础，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种简单商品经济的状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资本因素，也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交往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经济关系并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关系。

但是，当这些观念被高举着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用来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时，在现实中它们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一发生转折的契机，存在于简单商品交换向劳动与资本交往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这是历史的程序。

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进程，并且揭示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交换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区别：

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只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财产权关系和法的关系的标准，去衡量交换价值的较高发展阶段上的财产和法的关系。（Bd.II/1.1，S.236;参见第30卷，第279页）

将前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区别开来，是为了彰显后者在质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使得简单经济交换关系的理念不再符合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他已经清晰地看到劳动与资本交换的表面平等与实质不平等。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观念在用来评价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基本内容：自己拥有（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自主权）,规则平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强调或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平等观：这里的平等并非指收入或者物质财富的分配平等，而是指经济交换关系中的原则平等）,等价交换。前者体现为自由原则，后两者体现为平等原则，三者缺一不可。

从现象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似乎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但是实际结果为什么走向了反面呢？换言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不断分裂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是由于其前提而走向了反面呢？

马克思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前提本身，而是从前提进入其得以实现的程序：马克思的分析对从价值的形成（劳动）到价值的实现（工资、利润）的整个过程的程序进行层层解析、剥离，将问题的症

结归结于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这是_个不等价（值）交换。不过，这_认识本身也有着一个过程，而并非是一下子完成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向“劳动力”概念的变化中看出。另外，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留下的一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以及对抽象的价值概念的论证问题等等中，我们又看到问题并未完结。

显然，对原则与其结果之间的悖论关系，从原则的实现程序中去进行批判，与对观念的虚假、颠倒进行的批判比较起来，要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深刻。后者是哲学领域的批判，前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

三、经济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个别性与普遍性

个别性与普遍性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经济伦理概念，对后者的问题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讨论，或许就是（政治）经济哲学问题。这样的区分可能显得机械、累赘，但这个问题是在反思基础上必然要生成的问题：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者对于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来说，他们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有时是在非常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下，以普遍性形式存在着的自由、平等原则在现实的资本关系中被颠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意味着社会分裂的进展，对象化了的劳动脱离其创造主体而日益集中于其他少数人之手。马克思看到的普遍性是以个体、阶级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

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情况既可以通过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非生产领域发生，例如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信息产业与信息消费现象的出现，后者预示着新的需要进行研究、发掘的领域。

黑格尔在哲学观念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不同层次进行推论，用抽象的普遍性统一特殊性、个别性。这其中的具体关系并不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他的使命似乎是构建一个能够把握社会的概念体系，用自在和自为的统一预测未来的社会。

而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甚至今天以所有权、契约原则、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原则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至于现实社会为什么会因为普遍原则的实施而日益分裂，他们对此又有着非常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诺齐克并不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在原则上具有逻辑一致性。罗尔斯也没有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但是他试图在原则的现实化程序中对其极端的社会分化结果加以矫正。

各类非理论家并非诉诸于一种有违伦理的理念作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支撑，相反，在他们看来，只有普遍的原则才能符合伦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为什么不断强化着贫富分化、从而产生整个社会的不断分裂，这似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至少在信念上，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原则在现实社会中被颠覆，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社会分化是因为奉行普遍原则的结果。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尝试揭示使普遍性原则受到颠覆的现实社会条件，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并且满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甚至当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那么只依靠一种抽象的普遍原则，少数人是不可能仅仅凭着一种能够积累起来的符号（从实物货币到数字信息）而占有整个社会、自然的大部分资源的。

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一普遍的原则借助于什么样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径下产生了社会分化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在自觉意识中又是如何认识这一矛盾的现象的？

在《大纲》中，马克思在当时的语境中尝试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神圣（erhebende)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Bd.II/2，S.56;参见第31卷，第358页）

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个别性与一般性体现在人们意识中的矛盾，是以现实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个体与整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相关性、冲突性为基础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参见第31卷，第358页）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个人的“自我利益”这一中性词汇，而是选择了“自私利益”这一贬义性词汇。这说明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来看待各个个体的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一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在财产权占有发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分裂的、异化的。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资本的利益是在牺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使得所有权的持有原则发生了悖论，而且使得劳资关系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发生了悖论。于是，从所有权的持有到所有权的交换原则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则成为虚假的观念一颠倒了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认识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以异化劳动理念为基础的。

这是马克思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所在。这一分歧并不产生于对抽象原则的认同与否，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其原则之间存在着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又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体现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对这一悖论的认识是以其劳动价值理论及其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换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价值理论才能论证原则及其悖论的存在。

在马克思的研究维度中，哲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们的对象化劳动结果具有个别性，但是当人们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与他人进行交换时，他的个人劳动产品已经具有了社会性，他的个别性在一般性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程序、交换过程，或者说个别性转向普遍性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

这一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取代简单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成为现实性：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等价交换，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被否定。不过，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这一转折的契机，作为结果的现实本身不能够又成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

这一理论解释模式具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它仰赖于剩余价值理论，首先仰赖于劳动价值概念的形成。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承袭了劳动价值概念，但是已经赋予其不同的涵义。

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这一概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参见第4卷，第1版，第94页）：个别性只有在一般性意义上被认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少、慢、差、费也在创造着劳动价值，这种一般性的认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但是，这只是劳动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成本（同样以劳动价值来衡量）。（cf.Bd.II/1.1，S.72;参见第30卷，第84-85页）劳动者获取的报酬(部分劳动时间）,不是以其创造的价值（全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劳动时间）被支付的。两者之间的差价构成了能够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或者积累劳动）。

剩余劳动的情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剩余、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直至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则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进行的。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个人自主活动变为被动活动，对象化了的劳动变为被异化了的劳动一这是从劳动者一方来说的被异化现象。从劳资双方来说，或者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关系中的个体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出自于个人的自由意愿，这是一种自主行为；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共同体，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又形成了规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个体的可控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涉及到个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的自主性与异己性问题：经济规律作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存在，是个体不得不受其约束的力量，它们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偶然性。这一思路的发展,就是个人的自由交换行为与客观的、异己的规律性问题，例如难以为个人所预料、所抗拒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金融危机（信贷过度）。但是，这一必然性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制约与普遍原则的制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

简言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从以下几个不同层次涉及了经济交往关系中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第一，现实中个体、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第二，意识到了的伦理关系及其困惑；第三，个人自主行为与其社会结果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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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人均受教育年限

人力资本学说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完全是由于物质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途径，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

1. 人口红利优势的发挥取决于教育的发展

一国人口生育率迅速降低，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且整个社会所需承受的抚养负担较轻，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形势。我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如果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中国人口红利优势发挥程度的多少取决于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否，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高。中国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人口闲置，只要合理利用，就能解决“人口红利”后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和老龄化问题。因此，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 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2.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人口红利是一国人口结构发展变化中所经历的一个阶段，并不会一直存在。当一个国家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将导致劳动力资源的瓶颈，产生人口负债的效应。因此，仅仅依靠人口红利带动经济的增长并不是可持续性的，而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把人口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口质量上的优势，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如下：

（1）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经济的发展依靠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对人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发展既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又能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教育使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水平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从而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单位时间内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个人的收入也会增加；进而导致消费需求的增加和消费市场的扩大，从而刺激投资和生产，促进经济的增长。

（2）教育可以改善劳动者的精神素质，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和生产技能，开拓视野、提高创新意识、增强责任心。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掌握和吸收新技术，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能够加速推进产业结构由人口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最终向技术密集型演变。

（3）中国人口众多，但人均受教育年限较低，义务教育年限较短，高等教育普及率不高，高学历层次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匮乏，这就造成了人口综合文化素质偏低，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口数量的优势向人口质量优势的转变。因此，应该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普及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人口由数量型转变成为质量型的发展，从而更加有力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4）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使得农村大量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利用，避免了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这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此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同时，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得预期收益超过了跨区域流动的机会成本，能够加速劳动力资源跨区域合理流动，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和高效的配置，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劳动力资源在产业和区域间流动变得合理。

（5）教育能够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从而增加人的预期寿命，延长劳动年龄，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6）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降低出生率，从而能够减轻少儿抚养负担，提高人均收入和储蓄，增加投资，最终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教育的投资是有效克服贫困的一种长期战略。如果一个国家的文盲过多，或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较低，那么国家的发展必然会受影响。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均收入也越高，提高教育程度会改善贫困状况，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使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分布趋于合理。

篇4

关键词：知识管理；信息技术；竞争优势

引言

Ofek及Sarvary把知识管理的功能看作知识创造、积累以及共享[1]。他们指出知识管理能够降低企业运作成本，并且能够通过提高产品质量为客户带来增值。Ofek及Sarvary对美国排行前40的管理咨询师进行了调查，其中许多管理咨询师认为知识管理是其企业的关键成功因素。知识管理的过程包括吸收、创造、整理、储存、转移及传播知识[2]。Sher及Lee指出知识管理能够降低运作成本、减缩交货期，并且能够改进与创新产品及过程等从而提高竞争优势[3]。知识管理对企业管理非常重要，知识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资源、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1，3]。

1信息技术与竞争优势

信息技术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4]。文献[4]描述了信息技术成功应用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优势的案例：Chan及Davis给出了几个成功应用Extranet降低成本的案例，FedEx成功应用了Extranet为客户提供了全面的服务，从而降低客服成本；McDonnellDouglas的商用飞机部，DouglasAircraft成功应用了Extranet。DouglasAircraft应用Extranet改进了客户文档的传递，从而降低了邮寄成本。GoodYearTireRabber成功应用了Extranet。他们开发了Extranet使其轮胎销售可以获得及时的技术及市场信息，从而降低了客服成本。这些成功应用的案例都表明应用Extranet降低成本。Internet的应用也可以降低成本，例如Cisco应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及Internet进行供应链管理，从而降低了供应链运作成本。EDI的应用也可以降低成本，例如Williams及Frol－ick给出了FedEx应用EDI降低库存从而降低成本的案例。Internet的成功应用、Extranet的成功应用、EDI的成功应用等支持差异化生产与服务。文献[4]描述了企业能够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如Internet、Extranet以及EDI等提供差异化服务的案例，例如FedEx通过成功应用Extranet以及EDI为客户提供了更好的服务。文献[4]还描述了许多成功应用信息技术支持集中战略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案例，例如FedEx成功应用了EDI由此保留了客户，通过集中战略提高了企业竞争优势。

2知识管理与竞争优势

知识管理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也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4]。文献[4]描述了知识管理成功应用于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案例，例如Massey等对IBM进行了案例研究，探索IBM通过改进客户关系管理中的影响技术及其知识资源。IBM应用了一个新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改进了客户服务、降低了成本。White及Croasdell进行了多个企业知识管理的成功应用包括NestleUSA、Colgate-Palmolive、Xerox以及Chevron-Texaco，发现这些企业通过知识应用降低了成本。Mehta及Mehta对InfosysTechnologies进行了案例研究，发现知识共享降低成本。Zhang等进行了永新纸业案例研究发现该企业通过在其企业资源计划（ERP）实施过程中进行知识共享降低了成本，从而使企业保持竞争优势。Chen及Hsing进行了AppliedMaterial基于社区的知识学习的案例研究。该企业准备了SAP电子学习系统为所属各子公司员工提供通信支持。他们发现通过基于社区的知识学习、通过知识利用及共享降低了成本。由此可见，许多成功案例都应用知识管理降低了成本。知识管理也可以改进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文献[4]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描述了知识管理成功应用于支持差异化及集中战略的案例，例如InfosysTechnologies应用知识共享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改进了质量。又例，IBM应用了知识管理重建了客户关系管理，改进了客户服务，提高了客户服务的质量；而且改进的客户关系管理通过客户分类管理等保留了客户。

3企业知识管理策略

本文在基于信息技术的知识管理架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竞争优势的企业知识管理策略，指出了企业应用信息技术及知识管理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基于信息技术的企业知识管理架构，可以看到企业可以应用信息技术作为企业知识管理的基础设施。企业知识管理包括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知识应用等。企业通过进行效益评估，并且应用反馈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对知识管理进行调整。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知识管理策略：（1）企业战略规划与企业知识管理规划结合。（2）企业知识管理规划与企业信息技术规划结合。（3）企业知识管理应用反馈机制，循环不断地进行企业绩效评估及知识管理更新。（4）企业循环不断地进行企业战略、知识管理战略以及信息技术/信息系统战略调整，从而获取竞争优势。基于竞争优势的企业知识管理策略在基于信息技术的知识管理架构基础上提出，可以与基于信息技术的知识管理架构结合进行企业应用。

4案例应用

江苏振邦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是环亚医用集团的全资控股公司。江苏振邦为中国领先的智慧医疗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进行智慧医疗整体规划、软件研发、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和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江苏振邦聘请了国内著名的医疗卫生领域以及现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家，并且与国内多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了“产学研用”的合作模式，并与IBM等国内外先进的厂商展开了全面合作。江苏振邦的信息化建设也在进行，围绕着知识管理，把知识管理的理论方法应用于企业进行实践。企业开展了应用知识管理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方面的工作，开发了知识文档库，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及知识共享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能力以及工作效率，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竞争优势。2012年，江苏振邦有了初步成果，企业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工作效率等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企业后续继续进行信息化与知识管理建设。

5结束语

篇5

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同一性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同一性关系表现为二者相互促进，互利共生。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关系更为密切，是一种直接为社会经济服务的高等教育，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经济对职业教育而言是作为一股强大的原动力而存在，推动着职业教育的向前发展，并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点亮了启明星。

（一）职业教育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需要随之进行不断地调整。而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人力资源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所有的各种需要变动的生产要素中，由于人力资源结构变动是有意识的劳动者分布情况的变化引起的，人力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动是最为困难的。而职业教育能够使劳动生产者快速的熟悉整个新的系统，使他们能够根据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这样则能够改善人力资源配置结构，而且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职业教育为企业员工的深化再培训和教育提供了主要的渠道，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条件。

（二）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与消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作为职业教育机构的主要载体是高职院校，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在高校云集区域，大量学生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都带动了高校周边地区相关行业的发展和增长。提供了大量就业，创业的机会和条件，直接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且高校发展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并且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学生消费给区域经济发展所带的直接间接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三）区域经济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速度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可用于教育投资的资金数量。区域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者职业教育的规模的扩大与教育质量的提升。从另一方面而言，区域经济的发展会使社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就业机会增多，使得受过职业教育者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样，对职业教育的直接目的――就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与推动作用。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来看，沿海这一批先富起来的城市，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显著的推动了该区域职业教育朝气蓬勃的发展。

（五）区域经济促进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优化

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反过来也会影响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并对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进行优化。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在蓬勃发展中的产业，势必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趋势。好的发展趋势则会提供广大就业者较多的就业机会，并提供较为丰厚的劳动报酬。这将吸引受教育者在接收职业教育之前，选择职业方向时向报酬较高，好就业的方向前行。而这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高职院校对专业设置的重点与方向的改变，从而达到优化专业设置的目的。

二、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相互制约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通过上述几点的对职业教育的同一性阐述中可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职业教育的发展中不好的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区域经济的各个方便都会反过来制约职业教育的进步。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职业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的相互制约

从经济视角看待职业教育发展速度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教育的发展水平是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相互作用，并最终达到均衡的结果。因此教育发展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教育需求与供给的差异。如果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则不能给职业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职业教育最需要支撑的点就是教师素质水平的高低，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就难以保证吸纳优秀的和培养提升现有教职员工。如果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不高而导致职业教育投资不多，影响职业教育的质量，导致职业教育贫乏，又会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样，双方面的恶性循环将会导致双亏的情景发生。

（二）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的相互制约

从理论上来讲，职业教育能够用前沿的教育理念与先进的教育模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职业工作者，促进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生产力；区域经济也能够以实际生产需要与自身的欠缺不足的人员配置，影响高职院校的专业体系结构。能够让高职院校的专业配置更加贴近市场与实际，从而优化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但是，这仅仅只是从理论出发。如果在实际中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没有及时的跟上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的走向，校企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校企沟通中存在不全面、不科学、不合理的认识等等原因。就会导致在实际的教育中专业设置不合理，不能够将培养出来的人才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样，即使学校办的再好，教育质量再高，人才也无用武之地，从而造成人才过剩，积压，改行，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存在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配置过分的追求眼前利益，不按科学发展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影响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造成人才培养重复，过剩，淘汰周期短等弊端。

（三）区域经济的技术结构与职业教育人才层次双向选择的制约

在我国，由于东南沿海地区自然和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好，产业结构合理，城镇化程度快，出现了很多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以传统结构为主，工业化程度低。这一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两个区域的技术结构的不同与人才层次的不同。由于东南沿海城市在相同的岗位的薪资待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导致西部大量人才流入东部。这样，西部的经济在人才流失的情况下发展缓慢。而其职业教育也在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制约之后受到资金支持。实践证明，职业教育的层次安排并不是主观确定的，而是由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技术结构客观决定的。在一个地方的职业教育层次适合于技术结构的需要，则能够满足经济建设的人才需要，推动经济发展；相反，就会滞缓经济发展，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科学发展建议

（一）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济投入

托达罗指出：“经济发展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因为发展不纯属于经济现象，发展必须包括不仅仅人们生活的物质和财经方面，并且发展应该是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包括整体经济与社会体系的重组与重新定位。”所以，资金投入不应该是以利益为导向，应该注重以人为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华名族一直重视人才培养，而人才的培养需要资金投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强大而充足的资金充足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只能是天马行空。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能够培养专业型优质人才，推动生产力发展；能够让高职院校少受区域经济的负面影响，科学的设置专业体系。职业教育一旦发展，则会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二）高职院校要以自身的特色专业与市场为导向

为了避免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在职业对口上发生冲突，高职院校需要找准自身的定位，扬长避短，办好自己特色专业、优势专业。在此基础上以市场及未来市场发展趋势为导向。培养社会、国家需要的人才和技术过硬的人才。不造成人才的积压、过剩等问题就间接的为区域经济输送大批有用的、新鲜的血液。使区域经济能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三）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要紧密联系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区域经济的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职业教育要想更好的发展，服务区域经济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来考虑自身专业设置，是职业教育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虽然说，在地理环境不同的区域，薪资待遇不同，但树立为家乡，为区域经济服务的意识非常重要。高职院校应该加强与地方企业的交流，把教学活动与区域内企业现状和发展趋势紧密联系起来。区域经济的拉动则会以多种形式直接发展职业教育。

篇6

本文的第二项研究比较特别，乃利用中国经验来检视欧洲。在这里我用了两个18世纪的例子来讨论——这两个例子通常被用来说明何以欧洲经济有惊人的发展而中国经济却停滞不前。结果发现中国与欧洲有许多相似之处，表示两者的差异是一种不连续性的、外因性（exogenous）的发展。

三十年前，中西的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

后来的学者则是对这些特征产生许多质疑。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欧洲的工业化只是长期缓慢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早在频繁的洲际贸易之前，欧洲已经出现市场、分工、创新及无数人进行小额利润积累等现象；就连一些洲际贸易并不十分活跃的国家也不例外。换言之，欧洲的工业化并不像英国一样有着全球性的影响。

我在最近出版的书中指出，这个结论容易误导我们对中国与欧洲的认识。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 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更别说丹麦了，它以劳力高度密集的方式解决类似的生态问题以增加农业生产，其代价却是手工业的停滞不前，以及每单位工时的产出降低；这种情况到1850年以后才有所改变。[2] ）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

在影响深远的“渐进学派”中，Jan DeVries认为工业革命是他所谓“勤俭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一部分。勤俭革命的第一阶段，约自1550至1850年左右，西北欧的生产方式有革命性的改变：工作时间延长，且将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以市场交易为目的的生产；至于所需的消费品则不再由家庭自行生产，改由市场购得。因此，勤俭革命导致两项结果：牺牲闲暇以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及市场导向的专业化生产以提高生产效能。[3]

在16至18世纪，中国与日本核心地区也出现类似的生产方式。因此欧洲的工业化需要一个不同的解释。以下的讨论会说明勤俭革命在欧洲及东亚核心地区所产生不同的结果，并不是因为经济制度、社会心态或人口结构所造成的，而是因为煤矿所在的位置，以及在不同的政治结构下所形成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当然，这也与创新发明有关，但重要的差异仍源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

本论文包括四部分：1）比较中国与欧洲的消费水平；2）分析中国劳动市场及家户劳动力的分配；3）检讨18世纪欧亚地区所面临限制经济成长的生态因素；4）讨论何以中国勤俭革命的停滞不前，恰巧与欧洲人口及每人产能的提高同时发生，后者的生态问题却趋于缓和。

大众消费与勤俭革命

1430年至1550年间，欧洲每小时或每日工资的购买力急遽下降，直至1840年或更晚才逐渐恢复到1350年的水准。[4] 不过这段期间的遗产清单显示，特别是在1650年以后，一般人民的财产明显的增加。DeVries的勤俭革命有助于解释这种矛盾现象。由于人们延长工作时数以增加市场取向的生产，这使得他们能购买消费性耐久产品及日趋昂贵的面包。这可能减少人们的闲暇时间，而其生产家庭消费品的时间必然减少。例如他们不再制造家用蜡烛，而是把时间专门用于织布，将这些布所卖得的钱，用来买蜡烛。

中国也发生同样的情况。约在1100年之后，[5] 每日工资的购买力即下降；但特别在1500至1750年之间，一般人“非必需品”的消费量增加，其中有许多与欧洲的非必需品是一样的：烟草、糖、较多质量较好的布匹，食具等。

（一） 营养与健康

我们首先探讨基本的粮食摄取。不论是以总人口的平均数或是以劳动人口为基准，大多数的估算均显示，18世纪中国人的热量摄取与欧洲人相仿[6] 。在1750年左右，中国与英国农村人口的预期寿命相差无几，比大部分的欧陆国家为高，这说明中国人与英国人的营养摄取程度大至相同。[7] 最近的研究显示，1550至1850年间，中国的出生率等于或低于欧洲的出生率[8]； 其中在1550至175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较快，而后来的一百年间，中国与欧洲的人口成长率则相等。[9] 这说明中国的死亡率可能较低。

中国穷人的收入花费在粮食的比例也与英国穷人相差不多，方行估计在17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穷困农民的收入中有55%用于基本粮食供应，到了19世纪早期，比例则略为降低。[10] Phelps Brown及Hopkins估计1790年代英国农村穷人的粮食占收入的比便为53%[11]。 事实上方行的估算并没有包括妇女的所得，因而低估了家庭收入，并且忽略许多非粮食性的支出。[12]

（二） 基本维生之外

中国人完全可以将他们额外的收入藏在屋子底下，但他们没有这样做[13] 。许多家训甚至诋毁大众消费的增加。地方志及笔记小说里记载着远处的城镇中出售各种各样的物品；有的文献则描述各个社会阶层所消费的食物、布料及家具[14] 。1800年以年，许多欧洲游客认为中国的消费程度较他们的家乡为高。[15]

量化估计印证了欧洲游客的印象。当然，这些数字并不精确；不过尽管我的估计相当保守，所得的结果仍然证实了中国的高消费水准。[16]

表1 中国与欧洲茶与糖的消费量

1）中国

糖：在1750年左右，全国平均每人消费量3.8–5.0磅；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最高每人消费量达10磅。

茶：1840年左右，每人消费量0.7磅，无更早的数字资料。

B）欧洲每人的糖消费量年代168017501800每人的茶消费量年代17801840 欧洲1磅2.2磅2.6磅英国1.0磅1.4磅 英国以外的欧洲0.85磅1.90磅1.98磅欧洲（不含俄国）0.12磅0.25磅 英国4磅10磅18磅

资料来源：产量数字出自：Carla Rahn Philipps，“Trade in the Iberian Empires，1450-1750”in Tracy，Rise，第58-61页（葡萄牙及西班牙殖民地）；和Neils Steensgaard， “Trade of England and the Dutch Before 1750，”in Tracy， Rise，第140页（法国、荷兰、英国殖民地）。Braudel， The Structure of Daily Life，PP.251-252; Gardella，Haruesting Mountains，第6、38页。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99页。欧洲人口数字出自：McEvedy and Jones，第28页。英国消费数字出自：Mintz，第67、73页（用1700年的数字代替1680年）。中国消费计算，参阅：Pomeraz 2000，第三章。

表2 布匹生产与消费与比较

长江三角洲（不计产盐地区），人口约为3100万，1750年左右

棉布：每人产出约11.2–14.5磅（消费量未知）

丝布：每人产出约2.0磅（消费量未知）

中国，1750年左右

棉布：每人约6.2–8.3磅

麻布：未知，在1914–1918年间，每人约4磅

英国，1800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12.9磅，每人消费8.4磅

法国，1789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8.4磅

德国，1830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5.0磅

资料来源及资料问题的讨论，参阅：Pomeranz 2000，附录F。 麻资料，参阅：Xu& Wu2000:124。

由上述可知，中国每人消费水准至少相当于同时期或稍晚的欧洲的消费水准。茶与丝的高消费量并不令人吃惊；糖与布料的高消费量则相当出人意外。虽然这些资料有潜在性的问题，但我们仍能肯定在1750年时，长江三角洲的每人布匹生产量与1800年英国的数字十分接近。

数字上的接近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此处所呈现的是16至18世纪以来欧亚地区的相似点：精英分子的城市化，贵族逐渐不再以大批待从作为地位的象征，消费手册的出版，一长串无效的禁奢法令（中国的禁奢法令到1550年以后便从未修订过）。研究近代早期欧洲消费水平的顶尖史学家Peter Burke利用英译的中、日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东西方的相同点比相异点还多，至少对精英分子是如此。[17]

篇7

【关键词】西方;经济;行政管理;自由主义经济学;公有制

一、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有制，这表明西方国家由以建立的逻辑基础是混乱的

北美、西欧、澳洲等地的以美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矛盾，即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现私有制、在政治上实行公有制。这种矛盾反应了一种理念上的矛盾，该矛盾显示出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存在逻辑矛盾的。笔者所谓的经济上的私有制是容易理解的，笔者所说的“政治上的公有制”何谓呢？“政治上的公有制”就是指民主制。民主制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为者”、“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一人一票决定国家事务”等。也就是说，民主的理念主张国家的或国家的终结权力应当是全体公民共有的，而且每个公民都拥有相等的一份——这也就是说，如果把西方国家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其股份由全体公民享有等额的一份。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民主制是一种公有制———尽管公有的是政治权力而非财产，但从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看，民主制无疑是一种公有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制是优越的，有利于调动私有企业主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这种论调是有道理的，那么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应当实行私有制———“君主制”或“寡头制”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国家的效率。也就是说，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一家所有，即实行君主制，那么这个掌管国家的君主才会把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才能充分调动管理国家的“君主”推行精细管理、谋求国家发展的积极性，才能实行国家的最好的治理和发展；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全体公民所有，即全体公民共有、公有，那么就会出现如公有制企业中的那种管理者不把企业当作自己家的产业从而难以真正严细认真地进行管理，难免会出现公有制企业的“跑、冒、滴、漏”的现象。也就是说，以下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西方国家承认私有制能够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经济性，那么西方国家就应该实行君主制，君主制才是私有制，才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应当推崇的最理想的政体；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君主制不是理想的政体，而民主制才是，那么西方国家的企业也应当实行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西方国家认为私有制最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国家实行私有制———也就是实行君主制———才是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的；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国家不应当实行君主制，那么在经济领域也不应当实行私有制，而应该建立公有制企业。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一方面在政治上主要实行民主制，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西方国家的这种实践恰好证明了公有制未必一无是处，私有制也未必万能。

二、从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可以推导出严重的消极逻辑后果

篇8

[ 关键词 ] 外商直接投资 投资环境 关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我们一直致力于吸引国外的资本来推动我国的建设事业,这种努力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了显著提高,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取得了长足进步,从1993年起连续保持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收国的地位。截止2006年底,我国已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918.97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这其中,福建由于处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区的特性,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出现快速的增长,而福建本省的发展速度也会呈现动力不足的状况,外资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可缺少的拉动力。但是,在我国经济转轨进入中后期、经济增长方式已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对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一个更加清醒和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不能忽视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一、各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分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引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指数(Inward FDI Index)概念来评价各经济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度。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对该指数进行了简化和修改,重新命名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UNCTAD In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为某经济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份额与其GDP占全球份额之比。

2000―2003年期间,广西、辽宁、山东3省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在0.8―1.2之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其经济规模基本相符;海南、广东、福建、上海、北京、江苏、天津等7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大于1.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大于其经济规模;其他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小于其经济规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

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1.方法介绍

(1)向量自回归

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所有变量都被假设为是内生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含有个变量滞后期的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是n维内生变量,∏p是待估参数矩阵。是随机扰动项,也被称为新息,与自身滞后值和解释变量无关。

(2)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向量自回归模型还可以用来估计脉冲响应函数,即确定每个内生变量对它自己及所有其他内生变量的变化是如何反应的。以双变量 滞后1期的VAR模型为例:

如果新息在t=0时增加1个标准差,不仅当前值立即改变,而且还会通过当前值影响到和今后的值,脉冲响应函数正是描述这些影响的轨迹,显示任一个变量的扰动是如何透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方差分解是另一种表达模型动态特征的方法,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为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2.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1979至2007年的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2008》及《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2008》。经济增长用GDP反映。将福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FDI数值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采用1978年为基期的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两个变量进行缩减,并取自然对数,为LnGDP和LnFDI,以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为LnGdP和LnFDI。

(2)模型分析

福建省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其经济发展(GDP)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起初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微弱,但随着时间的滞后,该影响会逐渐增强。经济发展对外资吸引的作用也是逐渐增强的。两者的相互响应在前期有小幅波动,但在长期却呈现稳定的正向关系,并且福建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经济危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给予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和特殊的法律保护,我国的成本优势明显,获利空间大,因而外资蜂拥而入。当如今中国市场的成本发生变动并进而侵蚀到外企的利润时,选择撤离就成为外资最原始的商业冲动。对那些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对优惠政策较为依赖的加工贸易型中小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 。而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更影响了当前外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已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于2009年2月指出, 2008年全球外商投资流量较2007年至少减少了20%。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发展,2009年外商投资流量将可能进一步减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商投资流入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923.9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58%,但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吸收外资呈现回落态势,2008年10月以来实际利用外资连续出现同比负增长。例如,2008年11月当月实际利用FDI为53.2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52%。2009年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96家,同比下降48.73%;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75.41亿美元,同比下降32.67%。同期,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53.7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下降70.03%。

四、改善投资环境的策略

1.优化投资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各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合理引导外资行业分布,可以有效的改变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结合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和特点,应注重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环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遏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鼓励外商投资节约、高效、清洁的能源、资源产业和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鼓励外商投资发展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能源,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鼓励外商投资现代服务业、生产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注重新型服务业发展。

2.引导外资项目分布,促进外商投资地区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按照当前的发展情况,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将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以福建省为例,闽南沿海地区和福州具有优越的政策、区位、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先行改革开放的体制优势,仍然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平衡,必须采取以地区倾斜政策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倾斜政策为主,同时辅以对福建北部、西部地区一定程度的地区倾斜,从而在全省逐步形成基本统一的、稳定的和透明的外资政策。福建北部和西部地区应该紧紧抓住外商投资企业因沿海发达地区由于工资、地价等生产成本提高而向内地的产业转移的契机,充分发挥北部和西部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进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改善引资环境,吸收更多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当区经济的发展。根据2008年福建年鉴统计结果表明,2007年台商实际到资5.51亿美元,新批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台资项目有25项,集中在厦门、福州、漳州、南平4市,其中南平市1项,合同台资3220万美元。说明了在实施的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福建北部、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倾斜政策的作用下,这些地区将在短期内实现利用外资的跳跃式增长。

3.树立绿色GDP观念,加强政府科学调控管理

绿色GDP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绿色GDP是对GDP的一个补充和完善。GDP有其局限性,它只反映了经济发展,却没有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容易过高地估计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给人一种扭曲的经济图像。特别是对依赖于开发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获得重要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展资源环境核算,对GDP进行相应的调整就更为重要了,这就是提出绿色GOP的背景。比如采伐林木,经济总量增加了,但过量采伐后对自然资源造成了破坏,相应的成本就应在经济总量中扣除。再如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应从经济总量中扣除。

发展绿色GDP,首先是要根本扭转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只有地方政府改变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才有可能使地方政府集中精力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只有把环保方面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使环保业绩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环保战略才能够得以有效实施,环境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当然这并非否认经济发展的作用,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仍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发展绿色GDP,其次是要开展地区环境污染调查,查清污染源,采取有力措施控制补救污染现状,彻底取缔污染企业。对福建省突出的江河流域的跨界污染问题,要加强行政区之间的合作,协同努力解决跨界污染。各行政区应改变独善其身的环保思想,树立自己的利益是建立在他人利益基础之上的意识,在互利互信基础上合作,实现区域整体的环境利益。

发展绿色GDP,应在抓好环境治理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扶持以生物医药、绿色苗圃、生态旅游为主的生态经济。事实上,具备绿色意识的省市可从优美的环境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除了风景区的收益,良好的环境可吸引更多的制药业、绿色食品加工业等“绿色产业”。

2010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各省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工作方针,努力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和预见性,把创建投资新环境、形成竞争新优势作为工作重点,为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青:东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优劣势差异的实证研究.湖北社会科学. 2008年第8期

[2]常玉珍: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分析.财税金融.2007年第14期

[3]杨劲松: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第1期

篇9

【关键词】 小米 营销 价值链 战略

1. 小米科技公司的五项基本活动：

1.1进货后勤： 小米手机芯片及其它供货渠道均是顶级元配件供应商，是小米手机重要优势。然而小米手机产量较少，其与供应商议价能力低，原材料向供应商退货相关条款尚不明确。

1.2生产作业： 小米团队致力于MIUI系统研发、升级与客户反馈互动，而将产品的制造生产外包给了富士康等；然而小米手机目前机型单一，是其生产中的重大缺陷。

1.3发货后勤：小米手机售货的平台与物流依托凡客成品；然而小米的发货速度收到消费者质疑。

1.4销售：小米通过饥饿营销，口碑营销，体验营销等手段扩大市场；同时，加强了渠道建设（小米网络销售，联通定制销售）使得小米手机在分销方式上获得了更多选择。

1.5服务：小米公司制定了完善的售后服务承诺，微博客服以及小米之家的成立是其服务增值点；然而存在其维修点、配件供应点不足以及维修天数长等问题，其售后服务的质量受到消费者质疑。

2. 小米的四项辅活动：

2.1采购与物料管理：小米在此无优劣势而言。

2.2研究与开发： MIUI系统开发，小米应用软件研发，小米手机配置技术研发，软硬件结合开发，外观设计等都是小米的竞争优势。小米的研发能力，为小米的MIUI系统，米聊，手机三大科技业务提供了技术支持。

2.3人力资源管理：小米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团队是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微博客服营销团队，营销人员与研发人员的团队整合是其价值重要增值点。

2.4企业基础制度：小米企业基础制度支撑了企业的价值链条。

3. 小米手机核心竞争力分析

小米手机在两年的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营风格，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但小米要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要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小米科技现有的核心竞争力进行评估 ：

3.1价值评估：小米为顾客创造多大的价值？

3.1.1小米满足了消费者用较低价格购买到了高端智能手机的需求，同时高性价比提高了顾客的满意度。

3.1.2 MIUI 系统和米聊等软件为顾客提供了强大的移动互联网服务；同时，强大的软件应用，结合了强劲的硬件配置，形成了高性价比的手机。

3.2独特性评估：小米能超越其他竞争对手吗？

3.2.1小米手机是第一家运用互联网快速迭代开发模式的手机，平均每星期进行一次系统更新升级。

3.2.2 MUIU基于安卓系统发展出得创新引导模式，产生了良好的品牌，与顾客认同度。

3.2.3将小米手机的开发融入到用户体验中，产生了论坛用户的口碑性效应；并且通过采取及时反馈模式，使用户协助小米手机系统地开发。

3.3替代性评估：小米在消费者心目中不可替代吗？

高性价比的智能手机，使得消费者形成了规模效应与黏性效应。小米现在积累了大量的发烧友粉丝，在小米发烧友心目中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

3.4模仿性评估：小米容易被其他竞争对手模仿吗？

小米定位为一个移动互联网企业，通过MIUI系统，将软件和服务结合在一起，旨在通过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增加用户群体，增强其黏性，从而达到对互联网络接口掌控。

综合以上评估，小米的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创新性MIUI的系统上以及软硬件与操作系统的结合上。

4. 结论与建议

本团队在价值链、核心竞争力等分析基础上，经过充分地调研，对小米公司的内部资源，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及完善方案：

小米科技公司活动的改善建议：

（1）进货后勤：小米手机在重新市场定位前提下，扩大产量，积极寻找更多合作供应商，提高供应商议价能力。同时小米公司应与原料供应商签订详细条款，协商关于原料退货问题。

（2）生产作业：小米力将进行市场渗透战略，需要生产出适合MIUI系统的不同机型配置以满足不同类型使用群体的需求。因此，小米需要和手机生产商进行充分地沟通协调。

（3）发货后勤：增强金山系下凡客诚品物流团队建设，在小米手机需求集中的地区设立重要仓储点，同时向凡客合作物流公司要求提升上门揽件速度，加快发货速度。

（4）销售：建设自有渠道为主，运营商渠道为辅；运营商渠道完善为包括实体营业厅、在线营业厅及合作伙伴等；完善小米之家销售渠道。促销方面可以采取小米论坛营销、小米网络新闻营销、小米手机网络排名比拼以及赠送由董事长雷军亲笔签名的纪念版手机配件及定制手机袋等方式促进销售。

（5）服务：小米公司要加大售后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增加加盟维修点、配件供应点及小米之家等售后服务中心的数量，提升服务品质来提高总体售后服务水平。同时维修点配备专业维修团队，解决小米手机维修时间长问题。

（6）采购与物料管理：小米研发设备的购买，相关系统软件的采购的来源化应当进行开发与扩展，提高小米手机的议价能力。

（7）研究与开发：小米除了致力于其软硬件开发，同时应当加大研发投资，加快创新步伐，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营销方式的创新，在产品质量上下深工夫，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综上，从价值链中可以看出，小米在技术创新和市场营销上有一定竞争优势，但在成本控制，售后服务方面明显没有优势。因此，小米应从战略高度优化资源配置，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1）加强战略成本控制，提高成本优势

（2）提高差异化优势

（3）实施科技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4）加强辅助价值活动对基本活动的支撑作用

重视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管理等辅助价值活动对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和人才战略，发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在企业价值链中的支撑作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长期形成的，蕴涵于企业内质中的，支撑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竞争优势，并使企业在竞争环境中能够长时间取得主动的核心能力。我们通过对小米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的分析，识别出了小米现在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并对小米科技的核心竞争力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周建波.企业成长理论研究[D]. 河北师范大学，2010.

[2] 侯宏. 移动互联网合作大于竞争[N]. 通信产业报， 2008-05-26（015）.

篇10

关键词：财政收入；经济增长；ARIMA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我国的经济总量和政府收入也迅速增长。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同在迅速增长的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呢？理论上，经济增长决定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收人对经济增长又有反作用。财政收入不仅是维持国家有效运转的经济基础，而且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有效手段。从微观上讲，政府财政收入随着企业生产产品、进行交易、提供服务和发生其他应税行为的产生而产生；从宏观上讲，政府财政收入是社会总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税制的完善化，既能将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平衡，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又能大大地减小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使之达到最小化，最终起到促进社会经济效率提高的作用。但现实中经济总量和政府收入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中，我们将通过实证分析，来进行检验。

这篇文章将借国外学者中对预算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首先介绍求和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P，d，q）的建模方法及Eviews实现，接着分析20实际5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的预算支出和经济增长变化趋势，并运用协整理论和因果关系检验两种分析方法，按照时间顺序对中国预算支出的经济带动作用进行研究。同时，将ARIMA模型应用于我国财政收入的分析与预测，结果表明ARIMA是一种短期预测精度较高的预测模型。

二、ARIMA模型在预测我国财政收入中的应用

（一）研究目的

财政收入不仅能综合反映国家的经济活动总量，而且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能在财政收入上得以体现。定量分析财政收入并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则可以为相关部门或企业制定规划、实施措施提供可靠且有效的理论预测参考。

（二）ARIMA模型

ARIMA模型（Autoreg ressive Integrate Moving Average），简记为ARIMA（P，d，q）模型。在模型中，预测对象随时间推移而形成的数据序列被视为一个随机序列，并用一定的数学模型来近似描述，一旦被识别就可以从时间序列的过去值和现在值来预测未来值。下面介绍具体的模型：

?覬（B）＝LdXt=θ（B）εt①

E（εt）＝0，Var（εt）＝σ2t，E（εtεs）＝0，s≠t

②

E（xtεt）=0，?坌s

其中，LdXt中L是滞后算子，L（xt）=xt-1，即差分运算；?覬（B）=1-φ1L-…-φPLP即平稳可逆的ARIMA模型的自回归系数多项式θ（B）=1-θ1L-…-θPLP；即平稳可逆的ARIMA模型的移动平滑系数多项式。

因此，LdXt＝■εt，{εt}为零均值白噪声序列。

（三）时间序列分析

1.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选取的是中国1950-2010年的财政收入数据，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

2.数据的处理——eviews6.0

（1）数据的平稳性分析

观察时序图，对我国财政收入进行趋势分析。本文的分析主要选取了我国自1950年至2010年的财政收入数据，并将1950-2008年的数据Xt做出时序图，并用后两年（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做模型的预测检验。具体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财政收入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的同时存在异方差，这说明该序列不是平稳序列，所以我们应对该序列进行平稳化处理。

（2）数据平稳化的处理

相关资料表明，可用对时间序列进行取对数处理的方法来消除异方差，此时序列变为logXt，记为Zt。再对Zt一阶差分，以消除趋势性，Zt的时序图如图1右边所示。然后对上述序列利用自相关和偏自相关以及单位根来确定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和白噪声。在其自相关图可以看出，只有延迟1、6和10阶的自相关系数大于两倍标准，其他的都在两倍标准差之内，上述实验结果表明该序列具有短期相关性，且X～I（1）。

但是，ADF单位根的检验结果不是很好，说明对数据的仅仅一阶差分不足更有效的置信区间内加强数据的拟合度。所以为使得检验结果中，以0.05的置信区间满足平稳性，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的以阶自回归过程以消除单位根。具体的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又由表2的白噪声检验可以看出，该序列为非白噪声序列（延迟6阶、12阶的P值均小于0．05），经查阅相关资料来分析可知该序列为平稳非白噪声序列，所以可以对其进行建模。

（3）建模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可以对数据进行模型识别、模型优化和参数估计。由自相关图可知，除延迟1阶、10阶，其他的偏自相关系数都在两倍标准差内，二者都是拖尾的，适合建立模型。经过反复尝试及拟合，建立如下5个模型：ARIMA（1，10），ARIMA（1，6，10），ARIMA[1，1，（6）]，ARIMA[1，1，（6，10）]，ARIMA[1，1，（10）]，其中模型ARIMA[1，1，（6）]比较合适。而且，残差序列的P值基本都大于0.05，不能拒绝残差序列为白噪声的假设。故ARIMA[1，1,（6）]模型对其拟合是合适的，模型结构如下所示：

（1-0.287L）（1-L）log（Xt）=0.04715+（1-0.4652L6）εt

（4）预测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