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法的主要技术方法范文

时间:2023-12-18 17:49:4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收益法的主要技术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收益法的主要技术方法

篇1

[关键词] 技术类无形资产 技术生命周期 价值评估

无形资产是指特定主体所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对生产经营长期发挥作用且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技术类无形资产是指含有技术内容的无形资产,它是由技术产品或商品、智能形态的技术成果和其他与技术相关的权力构成,这类无形资产主要依靠高度密集的技术、知识及智力为其所有者带来可能的高收益,如专利技术、专有技术、计算机软件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都属于技术类无形资产。

一、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的特征

1.技术含量高、知识含量高。从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贡献来看,技术和知识含量在其提供的服务价值中占有绝对优势。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构成主要依靠技术、知识的投入,技术和知识的倍增性使得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也呈现倍增性。如计算机软件的物质资源消耗很低,但技术和知识资源的蕴含量极高,使得其高附加值性特别突出。

2.能够为持有者带来超额利润。技术类无形资产具有远远超过一般商品价值量的扩张能力,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物质财富具有巨大的作用,其控制主体通过在生产经营中使用技术类无形资产,可以获得超过社会或行业平均收益水平的能力。利用技术类无形资产获得收益的方式,主要有直接使用技术类无形资产从而使控制主体获利,通过技术转让来完成技术成果的转化从而获得收益,以及利用技术入股从而获取股利等等。

3.价值转化过程风险较大。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形成过程具有创造性,因此在其形成过程中必然存在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制过程中的风险性。包括研制能否成功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以及研制成功后被别人抢先取得专利,或因技术进步失去使用价值等;另一方面是技术类无形资产使用过程中的风险。技术和知识的消化掌握需要有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采用新技术要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目标就有风险,此外新技术开发的新产品是否适应市场需要,也有风险。因此,无论是对技术的研制方还是使用方来说,技术类无形资产都有较大的风险性。

4.投入和产出呈现弱对应性。无形资产是智力劳动的成果,是个别生产,一次性生产,有较大的探索性和风险性,失败的可能性大,常常是经过无数次失败后才取得某些阶段性成功,所以无形资产的投入不易量化。同时无形资产的产出与投入没有成正比的对应关系。无形资产的价值不是由开发和研究的成本决定的,也不是由技术含量的高低决定的,而是由其给使用者带来的效用决定的。所以一般来说,不是投入的越大,或者科技价值高、技术含量高,无形资产的价值就高,他们之间是弱对应的关系。

二、技术类无形资产的范围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国际知识产权公约(条约)的有关规定,技术类无形资产主要是由技术类知识产权组成,包括专利权和专有技术。专利权是指由国家专利局或代表几个国家的地区机构认定,根据法律批准授予专利所有人在一定期限内对其发明创造享有的独占使用权、转让权、许可权等权利。专利法规定只要具备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的发明就可以申请专利,经批准后,发明人或单位就可取得专利权。专利通常可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专有技术,又称为非专利技术,是指未公开或未申请专利但能为拥有者带来超额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的知识或技术。具体包括:计算机软件、工业外观设计、集成电路设计等工业版权,各种设计数据、技术规程、工艺流程等技术资料,专家、技术人员等掌握的不成文的知识、技巧和诀窍等。

三、技术生命周期与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

无形资产的技术生命周期是指从其开发、形成到广泛应用乃至被另一种新技术所替代的全过程,通常分为发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技术类无形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收益的方式和收益的大小不同,而且承担的风险也不一样,因此,在对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进行评估时,应结合该无形资产所处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所具有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评估方法和评估模型。由于衰退期的无形资产已失去使用价值,无需对其进行评估,所以下面只对发育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方法进行探讨。

1.技术发育期无形资产适用的评估方法。处于技术发育期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技术尚在研发阶段,没有取得最终成果;(2)技术刚刚取得成果或刚刚取得专利等,尚未投入市场开发;(3)技术已获得承认或获得专利权,一直没有投入生产销售等;(4)难以通过市场销售、许可使用权获得收益的技术等。 这个阶段无形资产的特点是技术风险、法律风险大。由于尚未投入规模生产或投入市场销售,难以量化未来的收益,所以价值评估不适合使用收益法和市场法。此外,这个阶段买卖双方的交易多是以成本补偿、费用摊销取得合理利润为目的,所以采用成本法评估其价值是较为合适的。在评估中,由于技术发育期的无形资产大多处于研发阶段、创作阶段或刚刚完成正在申报专利前后,价值贬值的因素被弱化了,有些甚至于可以不考虑贬值。

所以,技术发育期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基本模型为:无形资产总价值=开发成本+正常利润,其中开发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如参与研发的相关人员的人工工资,研发过程中所耗费的材料、能源费,专用设备折旧费,信息资料费,外协费,咨询鉴定费,培训费,差旅费等等,也包括各种间接成本,如为管理、组织研发的一切摊销费用、通用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科研工具、仪器及公用水、电、气的摊销费等。正常利润是指从科研投资应取得的最低利润,这部分的利润率应以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为依据,是研究开发者从事科研投资应获得的起码利润。

2.技术成长期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技术成长期阶段是指专利、专有技术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技术资产形成的产品,在法律上取得认定后,已投入规模生产使用,产品在市场上占有率还不高,但销售业绩上升很快。处于成长期的技术产品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核心竞争力不够,在新老竞争对手的挤压下,未能实现规模经济,逐渐失去市场;另一种是技术产品竞争力超过对手,在市场上战胜对手,得到用户认可,占有率提高。成长期的技术产品,获取超额盈利能力和发生风险的机率都很大,所以在对其进行价值评估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情况下,可以选择采用成本法加成未来收益的一种折中模型,即成本――收益模型:

无形资产评估价值

式中:C――成本补偿额

K――技术分成率(各期分成率可以不同)

Fi――分成基数(未来的销售利润、销售收入或超额收益)

r――折现率

i――收益期限

成本―收益模型实际上是收益法基本模型的变型,它首先能保证出让方获得成本补偿额C,同时在未来收益中获取收益分成,并且分成率K可以是变化的:在该技术资产能带来高收益的期间,可以分得高比例的收益分成;在收益低,风险大的时期,分成率K可以低一些。

3.技术成熟期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技术成熟期是指无形资产在生产经营中能够为占有方、使用方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并且这种收益是高于企业有形资产收益之上的追加收益,也可以理解为高于行业平均收益水平的超额收益。处于成熟期的技术类无形资产己被市场认可,其所能带来的未来收益比较稳定,风险相对较小,也容易计算,这时的评估方法适合采用超额收益现值法。

超额收益现值法主要是把技术类无形资产未来所产生的追加收益或超额收益进行量化并计算出其现值来确定其评估价值的方法。基本公式为:

无形资产评估价值P=

式 中:Ri――被评估资产第i个收益期的超额收益

r――折现率

i――收益年期

n――收益期数

基本公式中超额收益Ri的计算,又根据实务中实际取得数据的不同,分为直接超额收益法和间接超额收益法。

(1)直接超额收益法。技术类无形资产产生超额收益的方式一般包括如下几种:产品成本的节约或降低;产品质量、性能、档次的提高导致产品售价的提高;产品商标、消费者认可等因素导致产品销售量的增加,从而形成利润的增长。所以根据技术类资产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的方式不同,其确定可以采用如下四种模型:

①成本节约模型。该模型适用于新技术引入使成本降低,费用节省形成超额收益的情况。

超额收益Ri=(Ci-Co)・Qi・(1-T)

Ri――第i年超额收益

Ci――采用新技术后第i年成本

C0――采用新技术前的成本或同类产品成本

Qi――第i年产品销售量

T――所得税率

②收入增长模型。该模型适用于新技术引入使产品质量、档次提高、售价提高,从而获得技术超额收益的情况。

超额收益Ri=(Pi-P0)・Qi・(1-T)

Pi――采用新技术后第i年产品价格

P0――采用新技术前产品价格

③市场扩大模型。该模型适用于新技术引入使销售额增加、市场占有率扩大从而获得技术超额收益的情况。

超额收益Ri=(P-C0)・(Qi-Q0)・(1-T)

P――产品销售价格

Qi――采用新技术后的销售量

Q0――采用新技术前的销售量

C0――单位成本

④综合模型。以上模型将技术资产形成的超额收益来源进行了人为的划分,如 果考虑成本、价格和销售量同时改变的情况,可以用综合模型。超额收益R=[(Pi-Ci)・Qi-(P0-C0)・Q0]・(1-T)

专利、商标等技术类无形资产评估时,如果掌握的资料能够采用直接比较法比较本企业或同类企业使用新技术前后成本、收入、销售量的变化,应首先使用直接超额收益法。这种评估方法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外合资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商标转让、许可使用中均可直接引用。但是在实践中,多数情况下无法取得无形资产使用前后可比性的资料,技术类无形资产超额收益的确定也可以采用间接超额收益法。

(2)间接超额收益法。间接超额收益法是一种综合分析方法。当无法对使用新技术资产和不使用新技术资产的收益情况进行对比时,将无形资产和其它类型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综合收益与行业平均收益水平进行比较,从而得到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即“超额收益”,它是采用技术资产为企业带来的超过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那部分收益。

间接超额收益法的模型为:

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P=

式中:Ei――第i年的净收益

Wi――第i年占用资金

IRR――行业平均收益率

r――折现率

n――预测收益年限

与直接超额收益法相比,间接超额收益法不需直接比较无形资产使用前后的获利水平,使超额收益法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了,在我国,商标、专有技术、科技成果等不易找到相同或相似技术资产进行直接比较的无形资产,采用间接超额收益法进行评估最为常见。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财政部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一无形资产的通知财[2001]051号

篇2

【关键词】 收益法评估;工业专有技术;数学模型

工业专有技术指在生产上已经采用,仅限于少数人知道,不享有专利权或发明权的生产、装配、修理、工艺或加工方法的技术知识。工业专有技术是非专利技术中的一种,非专利技术,也称专有技术。它是指不为外界所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已采用了的、不享有法律保护、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各种技术和诀窍。非专利技术一般包括工业专有技术、商业贸易专有技术、管理专有技术等。

一、工业专有技术资产评估方法的选择

(一)工业专有技术不采用成本法评估的原因

成本法是从企业开发创造该专有技术,所消耗的各种成本和费用入手,计算其现时条件下的完全重置成本,再加除各种损耗估算出该专有技术的价值。专有技术的价值的形成过程虽然耗费了成本,其创造的收益价值却与投入成本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判断一家企业的专有技术有没有价值,有多少价值,并不是看它的成本,主要是看它能不能创造效益,有没有市场竞争力,这就使得成本途径的应用受到了很大限制而很少采用。

(二)工业专有技术不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原因

1.难以找到合适的参照物作为交易案例。(1)专有技术往往以自我保密的方式来维持其独占性,其转移与转让也具有机密性和动态性等特点,具有可比性的真实交易案例难以获得。(2)工业专有技术往往依附于企业整体工业生产流程或者只适用于该项技术投资服务于某些技术产品生产中的某些环节,与拥有该技术的企业整体有关,具有存在的非独立性,并无单独的评估价值。

2.调整因素不可穷尽。专有技术属于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调整因素是不可穷尽的。就算能在市场上找到了可比参照物,评估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的因素校正,无形资产是多种优越因素和独占因素的综合体,因素是不可能穷尽,市场法在评估实务中就缺乏了操作性。

(三)采用收益法评估工业专有技术较为合适

收益法是测算通过工业专有技术所带来的未来的净收益,进行折现后确定其现时价值。由于无形资产的价值与其形成过程中所投入的成本缺乏直接的联系,往往取决于它们所能带来的未来超过同行业一般水平的超额收益,对无形资产的评估,较多的采用的是收益途径。

二、收益法评估工业专有技术资产的应用与分析

工业专有技术的价值不是以其自身成本为基础,而是以它们所带来的收益来衡量。购买者愿意支付价款,正是由于预期该专有技术未来能够为企业创造收益。将未来预期的收益按一定的比率折现,同时考虑该专有技术的成熟度与技术分成率,即可计算出该工业专有技术的现时评估价值。其公式如下:

p=ak■■

其中:

p―评估值

R■―未来第i个收益期的预期收益额

k―技术成熟度

a―技术分成率

r―折现率

n―预期收益期

(一)有关参数的分析

1.预期收益的确定。工业专有技术不能单独产生收益,主要依附于企业整体生产活动或者整体工业生产流程,工业专有技术所产生的收益一定是源自于利用该技术生产并销售的产品与服务所带来的收入,并减去产品制造成本、费用、税金的余额。对于远期收益,预测难度大,通常预测一定期限内的年收益,再假定以后年期内的收益,将其分段处理。

2.技术分成率的确定。经济理论认为,企业收益是由资金、人力、技术、管理四大要素共同创造,每种要素可根据其贡献的大小对收益进行分成,这就是各要素的收益分成率。我国价值评估理论界和实务界,通常认为技术分成率在25~33%之间较为合适。在操作实务中,可组织技术专家、市场营销专家、企业管理专家等,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技术分成。

3.技术成熟度的确定。工业专有技术的成熟度将直接决定其生产销售的产品与服务在市场中的占有率大小、产品的竞争能力;同时决定了企业及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新兴行业还是一般行业,是高新技术企业还是传统企业等、等。评估时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合理预期工业专有技术为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其取值范围为由0至1(1代表技术完全成熟,0代表技术完全不成熟)。

4.折现率的确定。无形资产的评估选用的未来期望收益率主要是折现率和资本化率。折现率适用于一定时期未来收益折算成现值,资本化率适用于永久性、连续的、周期的未来收益折现。两者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实质上是相同的,统称为折现率。折现率以无风险报酬率与风险报酬率之和确定,无风险报酬率又称为安全利率,常以中长期国债利率为基准。风险报酬率即考虑行业资金报酬率、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技术的成熟度等综合确定,具体公式为:

风险调整系数×(行业平均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

其中风险调整系数的确定考虑类似企业的市场风险程度,结合公司存在的风险因素,组织技术专家、市场营销专家、企业管理专家提取法来确定数值。综合确定折现率公式为:

无风险报酬率+风险调整系数×(行业平均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

5.预期收益的期限。预期收益的期限即剩余经济寿命,是指从评估基准日到资产丧失获利能力的年限。一般说来,工业专有技术与企业的整体生产流程线的使用寿命存续期相同,也与使用该工业专有技术的工厂企业的计划生产年限相关。由于市场竞争和条件的变化,导致技术资产贬值,此时该技术的经济寿命就会短于计划生产年限、法定合同寿命或法定经营期限。

(二)评估中应注意的问题

1.应当将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充分考虑,如国家优惠的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都会给企业带来影响。特别是对于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往往能够获得减免。

2.应该充分重视收益以及一些重要的营业收入和费用的变化趋势,而不能只一味运用历史平均收益作为预测未来收益的基础。

3.对于企业偶然的收入应该在预测收益时,将其剔除。对于一些非正常的损失,如自然灾害损失都应该予以调整。

4.如果某工业专有技术是由若干分项技术组成,均共同服务于一个技术产品,则其中各分项技术的估值应该由专业技术人员做出技术权重系数的划分。

三、结论

收益法是评估工业专有技术最常用、最重要的方法。通过分析工业专有技术评估中采用收益法的原因、原理及适用性,提出收益法公式中参数采集所应注意的事项以及评估中所需重点关注的问题,以此说明收益法评估工业专有技术中收益数据和技术的依附性是决定收益法运用成功与否的关键。希望估价人员在以后的评估活动中加强对收益法的理论研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注意本文提出的几项注意事项,使得评估的结果更为精确。

参考文献

[1]张明瑜.无形资产会计核算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5)

篇3

项目投资的决策分析,并不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日常财务活动最经常的部分,也许在一个会计年度都难得碰上一两次。但是,它却是企业财务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项目投资的金额大,影响时间长,风险大,一旦投资就难以改变或补救。

研究中小企业项目投资的决策分析,必须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对两个问题进行重新观察和思考: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采用“现金流量观”好还是“会计利润观”好?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采用贴现分析技术好还是非贴现分析技术好?

一、中小企业投资决策中的现金流量观和会计利润观的比较

有一个直接的矛盾:一方面现金净流量比会计利润对企业经营决策更有用的观点已基本获得公认,并且成为当代财务管理学和管理会计学的立论基础;但另一方面,广大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头脑中却没有现金流量的概念,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进行项目投资的决策时,如果采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计算分析,主要是运用财务会计数据。

从理论上讲,现金净流量比会计利润更能客观反映投资的收益,而且在运用贴现分析技术时,几乎不得不采用现金流量的观念。但是现实中,中小企业更习惯于使用会计利润,之所以如此,至少可以归结一个原因--经营者在现代经营和理财知识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如果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素质能够进一步提高,他们能够掌握更多一点现代的财务管理知识的话,那么他们是可以接受这个概念的。

向经营者宣传新的观念和理论当然是解决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但引起作者更深一层的思考是:在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中,会计利润是不是现金净流量的一个好的替代变量?或者说在中小企业决策者看来,不采用现金净流量导致的损失可以由采用会计利润产生的收益弥补吗?笔者初步分析认为这种猜测可以找到一些实际依据:

1.项目投资未来现金净流量数据的获取必需在占有比较充分的资料基础上才能预测,这对中小企业决策者来说显得困难而且成本太高,但对会计利润的预测只需要根据企业账簿数据加上个人经验即可估算,这不仅成本低,而且使决策者觉得可靠。

2.现金净流量与会计利润在数据上的主要差异是投资项目中的折旧费用,中小企业的投资额往往不大,摊到各年的折旧费也不会很多,现金净流量与会计利润在数量上的差别并不大。

3.如果采用现金贴现分析技术,显然应该采用现金净流量。不过根据笔者曾对中小企业做的调查发现,现实中中小企业很少采用贴现分析技术,现金流量的优势和必要性并不明显。

结论:与大企业巨额、相对频繁的项目投资决策不同,中小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并不一定必须采用现金流量观念。在以下条件下,应用会计利润数据将是更好的选择:企业具有较完整和准确的会计核算资料;该项目投资额不很大;采用非贴现分析技术。

二、非现金流量贴现技术在中小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在非现金流量贴现技术中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是:回收期法和会计收益率法。

回收期法通俗易懂,大致反映投资回收速度,而且计算简便,但是这种方法有两个缺陷:第一,它忽略了回收期后的收益,容易造成严重的退缩不前。因为许多对企业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的较大型投资项目,并非在开始几年内就能带来收益,实际上,资本投资的全部目的在于创造利润,而不只是为了保本。第二,由于决策者以回收期作参数,往往会导致企业优先考虑急功近利的项目,导致放弃长期成功的方案。

然而一种方案是否可取是相对的,要因不同情况、不同项目而宜。中小企业受自身能力等各种因素局限,投资项目往往不大而且时间短,这就使得货币时间价值对之产生的影响也可能不大。企业当然要盈利,但如果老本都丢了又谈何盈利?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采用回收期法做出错误决策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对于投入资金大,而且周期长的项目,则不宜唯一使用这一指标,尤其是处在升级阶段的中小企业,急功近利常常使企业走向相反的发展方向。

会计收益率法是以会计收益率法作为评价投资的参数。会计收益率=年均净收益/原始投资额。它在计算时,使用会计报表上的数据以及普通会计收益和成本观念。这种方法要求企业事先确定要达到的必要会计收益率。在进行决策时,高于必要会计收益率的方案可以入选,在多个互斥方案中则选用会计收益卒最高者。会计收益率法遭到的异议一是未采用现金流量观,二是未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我认为它适合于中小企业对项目投资的评价。

三、现全流量贴现技术在中小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倾向于使用非贴现分析方法,但这并不能削弱贴现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中小企业越是发展,越是追求升级壮大,长期投资的规模、范围和频率就越接近于大型企业,这个时候就应尽可能地采用现金流量的观念和相应的贴现分析技术进行辅助决策。

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基本上不采用现金流量贴现技术的原因主要是贴现技术的分析成本相对过高(教育成本、雇佣成本),比如对分析人的专业教育程度、分析预测方法、手段等有较高的要求。从一定范围来看,这种分析成本是固定的,因此在投资额较小的中小企业看来运用贴现技术是不经济的。但我认为在以下两个基本条件具备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贴现分析技术将在中小企业中得到比较普遍的运用:

1.经营者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训练。这一方面可以使经营者有能力了解和愿意接受现代的投资决策方法,另一方面也降低贴现分析技术的使用成本(学习成本)。

2.中小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首先表现在企业筹资条件的好转,这使得中小企业有可能进行较大规模的长期投资;其次表现在市场逐渐成熟,中小企业经营的不确定度降低,使其对未来现金流量尤其是中长期现金流量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

现金流量贴现分析技术中最常用的有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和内含报酬率法。按照净现值法的思路,净现值大子或等于零,则说明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不低干预定的贴现率,方案可行;净现值若小于零,则说明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低于预定的指标,方案不可行。净现值法的主要缺点是不能在几个独立方案之间评价优劣,但这个缺点在中小企业看来就几乎不存在了。因为中小企业很少会有对几个独立的项目同时投资,主要是对互斥方案作评价。而在互斥方案中,净现值高的项目当然是最优选择。所以在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中,一般说来,净现值法的优点能充分发挥而其缺点刚好未能显现。

篇4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价值评估 评估方法选择和创新

伴随高新技术的发展,各类高新技术企业迅速崛起,高新技术企业备受关注,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并在产权交易、企业并购、风险投资、证券市场上市、企业经营决策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把握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科学认识高新技术企业价值的内涵、特点以及评估方法,将有助于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更快更好发展。

一、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思路

在借鉴选择适合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时,我们须先理清我国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的思路,即具体的评估内容、标准和特征。高科技企业风险投资的评估内容,一般从管理产品、市场、等几个方面来进行。

(1)管理

管理指企业家及其他管理成员的特征与能力。无论是从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选择,还是上市股票的表现看,管理都是最重要的。出色的企业管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考核:一是风险投资家希望所投资的企业能有一个持续的增长;二是除了具有新产品开发的能力外,还要能够推销成功而赚钱;三是管理层要后继有人;此外,管理层有能力领导公司成为本行业的佼佼者。管理者个人须具备如下性格特征和综合能力:诚实正直、勤劳刻苦、灵活变通,对业务有通盘的理解,观点客观现实,有远见,开放,有良好的过往声誉与业绩,有争取成功的强烈愿望,有领导才能,有发现和评估潜在问题并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以及相关领域的经验等。

(2)产品

风险投资所涉及的高新技术产品,一般会从以下因素考虑选择与否:一是新产品的高科技含量;二是新产品必须能在两三年内推向市场;三是新产品必须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四是新产品必须能被市场接受;五是新产品抵抗经济周期能力强。

(3)市场

风险资本家要求合适的产品出现在合适的市场,以保证投资项目能带来显著的收入增长机会,从而实现高投资回投率,主要有一些常见的考核因素:一是新产品能够创造一个新市场;二是产品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三是市场足够大,并且产品能迅速增加市场份额;四是如果只是常规市场,新技术必须能明显地减低成本;五是在头三年中竞争威胁不大。

二、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及价值构成

目前对企业价值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不同观点:企业价值就是企业的账面价值;企业价值就是企业的市场价值;企业价值就是企业的公允市场价值;企业价值就是企业的内在价值。尽管存在以上几种对企业价值的不同理解,并且每种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企业价值的内涵,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三、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难点分析

高新技术企业自身的特点使其价值的评估表现出与一般企业价值的评估不一样的特性。一般来说,企业价值评估的着眼点在于企业未来的整体获利能力,而对企业未来获利能力的分析一般基于企业的现状和历史业绩,评估人员以此为基础对企业未来的收益进行预测。但是高新技术企业价值的一些特点使得这个过程并不十分顺利。

1、企业经营历史短,历史财务数据有限

在对一般企业的评估中,评估人员往往利用企业过去的数据来测算和评估当前以及未来的数据,比如估算企业的风险系数值,评估者大多是采用该企业5年以上的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估计值。此外,在评估中很多其他的数据也是要根据历史数据的平均值来判断的,如每年的经营成本,营运资本增加值以及管理费用等。即使有的分析者不采用历史数据来估算未来的增长值,但是算出来的期望增长值,也要和历史数据比较。

2、高新技术企业价值中无形资产价值比例大

高新技术企业的魅力在于它的无形资产--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诀、商标权、品牌,以及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和投资机会等。无形资产的数量与质量关系着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无形资产的价值大小决定着高新技术企业的价值大小。无形资产的评价是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主要难题。

四、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与创新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价值内涵特征,分析每种方法的特质和适用性,是正确进行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前提,企业价值评估方法比较与选择。

(1)成本法。企业价值评估的成本法也称资产基础法,是指按照企业重建的思想,根据在评估时点再建一个与被评估企业完全相同或具有相同生产经营能力及获利能力的载体(企业)所需要的合理投资额作为被评估企业价值的评估方法。

(2)市场法。企业价值评估的市场法或市场比较法,是指通过市场调查,在市场上选择一个或几个与被评估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企业或交易为参照基础,分析、比较被评估企业和参照企业的重要指标,在此基础上,修正、调整参照企业的市场价值,从而推算出被评估企业市场价值的评估方法。

(3)收益法。企业价值评估的收益法也称收益现值法,是指根据被评估企业整体资产的未来获利能力,估算其未来预期收益,并按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现为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企业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使用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必须具备:1企业预期的未来收益能够预测,并可以用货币来计量;2与企业获得的预期收益相关联的风险可以预测,并可用货币来表示。

篇5

关键词:新药品价值价值分析资产评估评估方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医药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我国每年新药技术转让的交易金额近百亿,新药品价值评估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新药品评估方法的探索也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1新药品的研发流程

1.1新药临床前研究阶段

新药临床前研究阶段(简称IND阶段),包括药物发现阶段和临床前试验阶段,一般历时3-6年。这个阶段的工作是进行药物发现和进行临床前试验,首先要筛选候选药物,寻找并确定先导化合物作为预临床试验的药物,然后对筛选出的先导化合物进行非人体试验研究,依次进行初步稳定性研究、确定剂型处方、批量试制、制定质量标准。

1.2临床研究阶段

药物的临床试验研究在动物和人体进行药物研究,从而进一步确定药物疗效和安全性。申请新药注册应当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分为I、II、III、IV期,I-III期属于临床研究阶段。完成临床试验后,申请者应当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简称CFDA)提交各种相关申报资料。CFDA依据审评中心的技术审评意见对符合规定的新药品发《药物临床验批件》。

1.3新药注册后阶段

新药注册后阶段(简称NDA阶段),包括产业化生产阶段和上市后监测阶段。

产业化生产阶段需要对研制的新药品进行中试、投产和检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简称CFDA)对符合规定的新药发放新药证书,对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并具备合格生产条件的企业发放药品批准文号。新药品上市销售,进入新药上市后的监测期,其安全性主要靠不良反应报告制度监测,也可通过其他途径监测并研究上市药品的不良反应,主要途径有第IV期临床试验、处方事件监测等。上市后监测期内的药品生产企业需要将新药品的稳定性、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等情况定期向药监部门报告。

2新药品价值分析

2.1新药品的基本价值

新药研发过程中凝结了不同于普通商品的创新性的脑力劳动耗费,形成了技术性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和物化劳动的转移价值,新药品的基本价值就是指新价值和转移价值的总和。具体来讲,技术性劳动就是新药研制人员在研发过程中投入的具有创造性的智力劳动,物化劳动是指投入的生产资料和相关的人员(如管理人员)所投入的劳动。

2.2新药品的使用价值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药品的治疗效果能够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就具有使用价值。处于研发阶段的新药品因为其研发过程未完成,没能形成对某个领域的疾病起到治疗和预防作用的实物,不能满足人们对药品的基本需求,是不具备使用价值的。所以,新药品使用价值的体现是通过人们对新药品的服用或使用得以实现的,对新药品使用价值的评价和估测需要根据新药品的功能和治疗效果来判定。

2.3新药品的技术价值

新药品的转让可以看作是技术型无形资产的交易,新药品承载该技术型无形资产的价值就是新药品的技术价值。新药品内在的技术通过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在一定时期内对特定主题的市场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并带来经济利益,体现其技术价值。这些技术可以有很多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新药品专利权与新药品专有技术(如原料配方、加工工艺等)和新药品的批准权与特许权(如新药临床试验审评、新药生产批准等)。这些技术的价值体表现为新药品在疗效、毒副作用、提高产量等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2.4新药品的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就是经济行为体从产品和服务中获得的利益。新药的经济价值是指预计新药品的应用对主体经济行为发展的贡献,即新药品在当前和未来市场条件下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只有新药品进入上市销售以后,其经济价值才能得到体现,新药品销售产生经济收益也是新药品价值的主要体现方式。

3新药品价值评估的方法

3.1成本法

成本法也叫重置成本法,是指在现时条件下确定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已发生的各种贬值因素,将其从重置成本中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的评估方法。重置成本法的基本方法是,资产在全新的情况下的价值(或价格)减去计算出的各项贬值额度(包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得到被评估资产的价值。

3.2市场法

市场法是指在市场上选择若干与被评估资产相同或类似的资产作为参照物,将被评估资产与参照物进行比较,调整参照物和被评估资产之间存在差异的因素,并将差异加以量化,确定差异修正系数,调整参照物成交价格信息,从而确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

3.3收益法

收益法是通过贴现的途径来测算资产价值的,先预测被评估资产的期望收益、收益期和折现率,再将每年的期望收益进行折现,加总每年折现值得到被评估资产的评估价值。

3.4新药品价值评估方法比较

由于新药品只有在进入上市后监测阶段后才同时具有基本价值、使用价值、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实践中新药品价值的评估对象主要是该阶段的新药品,因此研究重点也是进入上市后监测阶段的新药品价值的评估。该阶段的新药品已经开始产生经济效益,其为企业创造的收益的能力在逐渐得以体现,因此对处于上市后监测阶段的新药品价值评估采用收益法更符合实际情况。表1对三种传统评估方法在新药品价值评估中的运用进行了比较。

4新药品的研发流程与评估方法的选择

4.1IND阶段评估方法的选择

处于IND阶段的新药品不能用于人体试验或临床治疗,无法评价或检验其治疗效果,药品不具备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新药品价值主要由研发单位所投入的有形资产(如研发场地、研发器械、原材料等)和无形资产(如研发人员的劳动、智力等)的价值构成。对处于IND阶段的新药品价值进行评估时,应该将新药品的研发成本和实际投入的资本作为重点考虑因素,在选择评估方法时主要考虑采用成本法。另外,在欧美国家生物制药产业界的实践中,风险投资商也会使用比较法对新药品项目价值进行评估。所以当在存在相似性较高的新药品研发项目时,应以成本法的估值结果为主,适当考虑比较法的估值结果。

4.2临床研究阶段评估方法的选择

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新药品,其治疗效果可以得到初步的评价,该阶段的新药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潜在经济价值。但是一旦新药品在临床研究阶段出现不良反应,其使用价值和潜在经济价值也不复存在,构成该阶段新药品价值的主要因素还是前期资本投入与技术创新。因此,对临床研究阶段新药品价值的评估,应主要考虑新药品的成本,同时考虑药品疗效、稳定性以及未来产生收益的可能性。在评估方法的选择上,由于未来是否产生收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应以成本法为主,收益法为辅。

4.3NDA阶段评估方法的选择

处于NDA阶段的新药品大多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它们大都完成了开发阶段,可被看做承载某项或多项技术型无形资产,并且已经进入产业化生产或产生收益,能够通过货币衡量其未来预期收益额,符合使用收益法的条件。但收益法的缺点是,在评估的过程中,对未来新药品的期望收益额和折现率的预测难度较大,评估结果容易受到主观判断和未来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

5展望

新药品价值评估本质上是对新药品技术的评估,实质上是无形资产评估。如今,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方法有很多,如实物期权法等新型的评估方法,而本文只对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三种传统评估方法进行了比较,未来还可以扩大研究范围,通过比较传统评估方法和新型评估方法探索新品价值评估的方法。

参考文献:

[1]林威,赵振东,杨志广,等.药品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J].中国药房,2013(1):7-10.

[2]聂兰苏.新药品价值评估研究[D].昆明:云南财经大学,2014.

篇6

0引言

近40年来,服务产业在全世界的经济中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许多发达国家,几乎80%的GDP和就业机会是由服务产业创造的.我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济发展也必然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加强以收益管理为核心的服务业运作管理的研究是我国经济发展紧迫而又重要的客观要求.而酒店业,则是收益管理研究和应用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酒店客容能力的过剩和投资回收的压力日益增大,有效的管理对酒店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和关键.在酒店业的运作管理过程中,根据不同季节需求水平的预测,酒店为潜在顾客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的入住率.酒店业的特殊之处在于:每个酒店的客房数目是固定的,并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就意味着,如果某一客房在某一天没人入住,那么该客房当天的收益就为零.酒店业运作管理的职责在于预测需求水平,确定订房的价格水平和设定不同的客房入住率.酒店收益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对不同种类顾客的客房入住率的有效管理达到最大的客房收益.酒店的经理们必须对各种不同的订房需求做出反应,以平衡因空房导致的收益损失和临时顾客的机会收益损失.由于已订房顾客可能取消订房或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前来入住,过量订房(即:订房数量超过客房的实际数目)在酒店管理中是普遍存在的.要想做好这点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需要对不同种类的市场动态和顾客行为有全面的了解[1].在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的时候,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且将会继续改变整个应用行业以及管理科学和运筹学学科的面貌[2].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已经在酒店、铁路运输、租车服务和旅游服务等众多服务行业领域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然而在我国,有关研究却刚刚开始,这对于我国服务业提高管理水平和竞争力,迎接“入世”的挑战极为不利.加强酒店业收益管理的研究,不仅对酒店收益管理的理论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对提高我国酒店业的收益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1酒店收益管理的内涵

关于收益管理的定义很多.收益管理就是使酒店在最佳的时机以最好的价格卖最正确的客房给最合适的顾客的方法,以创造最大的客房收益[3,4].Jauncey等人在研究了1988年以来关于收益管理的9篇文献后总结到: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通过对客房入住率的调整来达到客房收益的最大化[5].Donaghy等人提出:收益管理是一项收益最大化的技术,它通过把可得到的客容能力以优化的价格预先安排给事先划分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来提高净收益[6].上述收益管理的定义,主要是从收益管理的目的来解释收益管理的内涵,但是它们没有明确地区分清楚订房活动在收益管理实施前后的不同.这就使得上述定义不够全面,收益管理应该从系统的角度定义清楚收益管理如何使收益管理最大化.这一方面的定义还很少见.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对收益管理给出了如下的定义:收益管理是用来决定客房价格升降和订房请求接收或拒绝的一系列的需求预测技术,以使客房的收益最大[7].AHMA关于收益管理的定义,更清楚地解释了收益管理的内涵,但是仍然没有定义清楚实施收益管理前后订房活动的区别.Jones基于系统的分析,给出了收益管理的如下定义: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使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服务的系统,该系统通过基于细分市场的盈利能力的识别,确定销售价值、价格设定、折扣生成、订房的过滤准则确立以及对过滤规则的效益与实施的监控来达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标[8].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过程的战略角色,不仅强调了顾客的销售价值,而且强调细分市场的盈利能力,实现酒店整体盈利能力的最大化.

2酒店收益管理的应用特征

根据Kimes等人的研究,收益管理适用于以下情况:(1)公司的能力(capacity)相对稳定;(2)用户的需求可清楚地分类;(3)产品或服务具有时效性;(4)产品或服务可以预销售;(5)用户需求波动较大;(6)产品或服务本身的成本和销售成本低,而公司能力的变动成本高[3,42].酒店业具有收益管理应用的典型特征.酒店业是典型的能力约束型服务业,它不能运用库存作为缓冲来应对需求的波动.酒店的能力具有时间依赖性,反映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能被使用的客容能力,即一定等级和数目的客房.酒店的客容能力相对固定,客房的增加需要相当的时间滞后,并且成本高昂.在这一点上,酒店收益管理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报贩问题.面对不确定的需求,报贩必须确定批发多少报纸.与此相类似,酒店的顾客需求也是不确定的,酒店收益管理必须确定鼓励多少顾客来消费固定的客房.酒店的顾客能够被划分成不同的种类,如旅游顾客和商务顾客等.在酒店的收益管理中,酒店顾客的区分标准应该能够将顾客的需求清楚地分类.这样,基于不同类型的顾客需求采取不同的市场策略,以在最大程度满足顾客需求的基础上使酒店的收益最大.如:对于旅游顾客的客房价格可以低些,但是应该有较长预订期限的限制;对于商务顾客的预订期限可以不考虑,但是相应地客房价格应该高些.另外,如果对于不同顾客采取不同的价格折扣是被禁止甚至是违法的情况下,收益管理往往就不能很好地应用.如:虽然收益管理源于并广泛应用于西方的航空业,但在我国还有浓厚计划色彩的”机票禁折令”下,收益管理在航空业的应用就会受到限制.酒店是具有很强时效性的”库存”.如果酒店的客房在某一天没有入住,该客房当天的收益就为零,该客房当天的价值就永久地消失了.酒店的管理者不可能将今天的客房库存起来,放在另外的时间被顾客入住.酒店的客房可以被预销售,即客房的预订.然而在客房预订的时候,酒店的管理者又不得不面对着许多的不确定性,如:多少客房可以被用来预订?在不同的提前期里应该接收多高折扣的预订?因为客房的预订本身就可能意味着机会损失.酒店面临的顾客需求波动很大,顾客的需求在一年的不同季节,一个月的不同时段和一周的不同日期都是变化的.酒店收益管理可以通过入住率和入住价格来调节顾客需求的波动.如果酒店的管理者能够知道即将到来的需求的高峰和低谷,就可以更好地进行计划安排.如果一定的客房被入住,那么这时客房销售的边际成本就较低.因为这时员工和酒店的设施已经运转,增加一个客房销售不会增加多少成本.相反,酒店客容能力的增加,成本就很高.例如,如果一个酒店已经住满,这时一个新的顾客需要一个新的客房就很困难.由于酒店客房增加的成本很高,酒店只有在对需求仔细研究并且需求增加很大的情况下才会增加客房数目.

3酒店收益管理的研究方法

用来解决酒店收益管理中的预订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五种:(1)数学规划,(2)经济学方法,(3)阈曲线(thresholdcurve),(4)专家系统,(5)启发式方法等[3].数学规划方法是由Beckman建立的[9],以平衡因客房销售失败导致的收益损失和顾客未能入住导致的机会损失.如果了解了逾期取消订房,未经取消订房而不入住以及临时顾客的数量等情况,就可以利用这个模型得出订房数量的最高限额以使预期成本最低.经济学方法被用于解决静态的和动态的网络资源配置问题[10].Belobaba模型(又称期望边际位置收益(EMSR)模型)的目标,是将概率需求用于库存控制的方法以便在一个具有固定能力的网状预订系统中应用多价格设定.EMSR方法被认为是非最优化的.但是,Brumelle和McGill证明,尽管该方法得到的座位安排与最优化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但它预期的收益损失却非常小[11].阈曲线是另一种在收益管理中经常应用的方法.收集以前预订行为的数据,建立基于历史的总的需求样本的曲线,通过与预测数据的对比测定实际的预订样本[12].专家系统和其他一些系统,如神经网络系统等被建立和用于酒店的收益管理.启发式方法是一种快速、十分准确且不太昂贵的搜索最优解和近优解的方法[13].该方法适用于收益管理是因为该问题需要被重复地解决.近年来,随着研究的进展,考虑到酒店收益管理过程的随机性和动态性,随机规划方法、随机过程方法、计算机仿真方法和一些人工智能搜索算法[14](如遗传算法、神经网络、禁忌搜索、模拟退火等)等被越来越多地采用.

4酒店收益管理的研究进展

作为一项收益最大化的战略,Donaghy等人针对10个方面提出了收益管理的全面的运作框架,这10个方面包括:管理重心,数据收集,最优的顾客组合,能力水准,技术引进,定价,顾客和酒店的接触渠道,人力资源潜力,激励机制和培训等[6].McGill和vanRyzin认为以航空业为代表的收益管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需求预测,超量预订,客房分配和定价[15].

4.1需求预测顾客需求预测是收益管理的基础部分.早期有关需求预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航空业.如:Beckman与Bobkowski最早对顾客到达的分布进行了研究,比较了泊松分布、负二项式分布和伽玛分布与航空公司实际数据的匹配情况,结论是伽玛分布与实际数据比较吻合[16].综观需求预测的研究,主要有统计方法和随机过程方法两类.统计方法是对需求分布进行建模,通过对顾客需求分布的研究建立描述顾客行为的统计模型.Lyle的研究结果是总需求服从负二项式分布,因为Beckman与Bobkowski的研究由于数据受到“约束”使曲线被截断了顶端[17].随机过程方法是对到达过程建模.通过对单个顾客到达过程的分析来建立随机到达模型.大量研究表明,混合泊松过程(在一个泊松到达事件中允许成批到达)得出的累积分布比较符合实际数据.20世纪80年代Gerchak等[18]和Alstrup等[19],以及90年代Lee[20]、Lee与Hersh[21]、Zhao[22]等研究者也是利用均匀或非均匀或混合的泊松过程来建立需求到达的随机过程模型.Gallego与vanRyzin还利用一般点过程技术对到达过程进行研究[23].Nahmias针对一般需求的预测问题[25]和McGill的多变量多重回归方法[26]都考虑了需求“溢出”问题的影响,并在模型和方法中加入了相应的无约束化处理.Ghalia和Wang建立了一个基于模糊判断规则和模糊逻辑方法的智能专家系统,用于预测酒店客房的需求[43].

4.2超量预订Rothstein做了一些早期的工作以寻求酒店预订管理问题和航空公司预订管理问题的相通之处[27],通过这两者的对比提出了马尔柯夫链决策模型.他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对于目标日期在不同的决策点对过量预订的限度进行调整,预订需求、取消预订和顾客按时出现率等问题都是不确定的.Ladany为拥有单人房间和双人房间的酒店提出了一个动态决策模型[28].Liberman和Yechialli提出了另外一个动态决策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可以取消先前的预订或者增加特殊价位的预订[29].Williams提出了与它们略微不同的方法[30],他对具有代表性的有需求高峰的这一天进行建模,假定这一天对客房的需求源于三个方面,它们按优先权从大到小排列分别是:续住顾客,预订顾客和临时顾客.顾客客容能力管理是酒店管理人员为达到供求平衡采用的一种进一步的策略[31],这是一项达到增加全面收益目标的有效策略.Schwartz和Hiemstra将曲线拟合方法(curvessimilarityap-proach)用于酒店的客房预订,通过对酒店过去的预订曲线的拟合来提高酒店预订的精度[44].

4.3客房分配客房分配是根据顾客需求的动态特征对每类细分顾客的客房预订限制的动态设定[45].有关分配问题的文献较多[48~52],但针对酒店客房分配的研究则较少.Bitran和Mondschein提出了一种用于酒店客房动态分配问题的启发式方法,假定需求确定且顾客有停留多天的情况[46].Baker和Collier专门针对酒店的收益管理问题设计了两种启发式算法,将超量预订和客房分配有机集成,并建立了仿真模型来模拟实际的酒店运作环境.研究表明:不同算法的选择取决于酒店运作的不同环境,如:客房需求的高低,已订房而不入住顾客的概率高低等[45].Beker、Murthy和Jayaraman等人基于顾客需求与可销售客房数目的相关性,采用静态竞价优化技术提出了一种将需求预测和客房分配集成的方法[47].对于酒店客房分配中的随机因素,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期望价值模型,通过优化期望的目标函数满足一些预期的约束来处理随机规划中的随机参数.第二种方法,即机会约束规划,由Charnes和Cooper率先提出[32],通过设定一个置信水平来处理不确定性,要求在这个置信水平上随机约束是有效的.Iwamura和Liu提出了一种基于随机仿真的遗传算法来解决一般的机会约束规划问题[33].有时一个复杂的随机决策系统可以承担多个任务(事件),而且决策人希望机会函数最大化(机会函数定义为能满足事件的概率).为了对这一类问题进行建模,Liu为称之为机会依赖规划的第三类随机规划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34].Liu和Ku[35]、Liu[36],Liu和Iwamura[37]在其论著中对机会依赖规划的潜在应用和其他一些观点进行了介绍.

4.4定价价格设定策略是在预订日期前的几个月进行的.Eliashberg和Steinberg通过调查发现对于价格策略的研究或多或少地独立于收益管理的研究[38].Gallego和vanRyzin[23]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Gallego和vanRyzin[24]证明了用一个优化控制公式明确价格设定的方法优于采用竞标价格或超量预订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对于实际问题的计算效率太低.Badinelli指出有两种形式的预订,分别为“隐性价格”(ddenprice)的情况和“显性价格”(revealedprice)的情况[39].在“隐性价格”的情况下,预订顾客并不急于付款,这就使得预订顾客和预订系统的交易成为一桩概率性事件.如果所报的价格并不比顾客愿意付的价格高,顾客就会预订.在“显性价格”的情况下,顾客会声称他们有权享有一个特定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预订系统可根据对可能的损失和赢利的分析接受或婉拒预订,使实际的客房入住量和入住率与优化的预订计划相差不大.Leung和Lai发展了用于设定预定水平转移函数模型[1].Feng与Gallego将需求当作一个连续时间随机过程对待,得到定价问题的最优边界准则[40],后来Feng与Xiao将风险因素考虑进去,修改了目标函数,拓展了该模型,并且分析了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对最优决策的影响[41].国内有关收益管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联机检索的结果表明有关研究文献和实例应用尚不多见.超级秘书网

5酒店收益管理的研究前景

上述研究进展为酒店收益管理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应该着重考虑酒店收益管理过程的随机性、动态性和环境的变化,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酒店收益管理的目标辨析研究.包括酒店收益与顾客满意的定性分析、设定、数学描述和目标评判;目标之间的相生相容关系、冲突矛盾关系和主次层次关系.•酒店收益管理的概念模型研究.目的在于:使为已经订房的顾客提供客房的可能性达到最大化;使为临时顾客提供客房的可能性达到最大化.酒店收益管理这一系统是多角度的、多方面的、多功能的、多准则的并且包括许多随机因素,建立的模型应能恰当表述以适应管理人员的不同目的.通过酒店收益管理模型的研究解决如下两个关键问题:如何设定订房比例,以便通过为临时的顾客留有更多的客房来增大收益;如何在不同的季节和时间为不同的顾客设定订房价格.•酒店收益管理的算法设计.因为随机规划模型常常是非凸的并且特别复杂,应设计更为有效的智能算法,如基于随机仿真的遗传算法等.•酒店收益管理的变量和参数分析.基于搜集的数据,提出的模型在不同的准则下进行测试.将得到的结果与利用文献建议的现有方法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来评估得到的结果的优劣.基于得到的结果,提出在不同准则下运用不同参数的指南.然后讨论在不同商务环境中影响模型实现的因素,给出选择恰当参数和订房策略的准则.•网络环境下的酒店收益管理.随着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酒店收益管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对酒店业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分享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减少了酒店与顾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原本激烈的竞争日益加剧.网络环境下的酒店收益管理是酒店收益管理进一步发展和研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酒店收益管理的实例研究与推广.管理研究应该遵循“问题导向”和“环境依赖”的原则,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将所得的研究结果和进展与酒店管理的实践相结合.

参考文献:

[1]LeungJ,LaiKK.AstudyindemandreservationinahotelinHongKong[A].The16thInternationalConferenceinProductionRe-search[C].Prague,CzechRepublic:2001.258—269

[2]BellPC.Revenuemanagement:That’stheticket[J].OR/MSToday,1998,(April):430—439

[3]KimesSE.Yieldmanagement:Atoolforcapacity-constrainedservicefirms[J].JournalofOperationsManagement,1989,(8):348—363

[4]WeatherfordLR,BodilySE.Ataxonomyandresearchoverviewof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Yieldmanagement,overbookingpricing[J].OperationsResearch,1992,10(5):831—844

篇7

关键词:成本;收益;优势;问题;措施

电务段属于铁路的二级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信号设备维修工作,是路局的成本中心之一,作为费用发生和创收的基本站段,其成本与收益的控制的好坏直接影响路局经济效益的高低。如何对成本与收益管理进行改进,怎样有效做好成本与收益管理,成为电务段管理的首要问题。

1成本与收益的相关概念

1.1成本费用的界定。成本费用支出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运输支出,包括直接生产费、间接费和福利费。其中直接生产费包括自动闭塞设备运用维修、联锁道岔设备维修、信号其他设备维修、电子设备维修、信号设备中修、信号设备用电、运行监控装置运用维护。间接费包括生产用水和用电,短途运输、办公费、差旅费、劳动保护费、通信费等。福利费包括抚恤费、书报费、独子费、其他离退休费用等。第二类是更新改造项目。第三类是大修项目。1.2收益费用的界定。收益费用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专用线代维修费。第二类是施工安全配合费。1.3成本与收益目标的确定。成本与收益目标的确定主要依据是《铁路运输企业成本费用管理核算规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制定的成本费用管理规章制度。其中直接生产费、更新改造和大修费用,以换算道岔组数为计量单位,各种设备通过折算系数换算成道岔组数,以电务段上一年成本使用情况为主,结合编制的当年年度维修计划、提报的更新改造和大修项目,进行维修成本的测算;间接费和福利费根据当年机构人员、设备配置,结合市场物价变化等情况,由局下达费用。根据年度局集团公司确定的资产经营目标,由局下达站段的收益目标。

2成本与收益管理的现状

2.1成本与收益管理优势。2.1.1成本管理的优势。(1)建立了以局集团公司统一管理的物资采购系统,对日常维修、更新改造和大修的物资进行面向市场的招投标,从而节约物资采购成本;由站段配合局物资部进行各类项目的招投标,站段对项目的技术指标进行卡控,局进行统一审批和挂网招标,规范招投标流程,能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完成项目的成本支出。(2)结合现场实际维修作业方式,合理使用作业车辆,降低短途运输费,从而进行有效的成本管理。单位已经从2016年采购5辆5座东风风行小型皮卡车合计36万,用于5人以下外出作业,避免作业人数少但仍旧使用工程车,造成油费和过路费成本增加;启用兼职司机,由职工兼职司机,节约招聘专职司机成本。通过2016年和以前的交通费用对比,每年比2016年以前节省了8.7万。(3)生产用电与用水从直接生产费中独立出来,划入间接费中,有效避免了设备用电和用水挤占维修费用的情况,解放了设备维修费用。2.1.2收益管理的优势。(1)对专用线代维修费用,实行局集团公司和站段两级管理,站段只负责签订代维协议和进行代维修作业,资金的收取由局集团公司统一对地方涉铁单位进行统一收取(包含电务、工务、供电等),集中化管理有效的提高了收益管理的效率。(2)对安全配合费用,实行安全配合协议和技术服务费用合同分开签订,对安全卡控配合和费用进行详细化分类和分级负责制,对费用的管理提升到站段领导级别,凸显了站段对收益管理的重视。现场配合建立详细的每日作业配合台账,精确计算应收取的安全配合费用,使收益管理精准化。2.2成本与收益管理的问题。主要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费用编制的方法简单,编制的基础数据可靠性不强,从而导致下达的成本费用与收益指标不适应设备现状要求;在成本与收益管理过程中,执行力度不够,分解细化不高,表现为超支现象或实际进度跟不上编制进度;对成本与收益管理的考核与激励机制不健全,考核指标单一,缺少考核与激励氛围;成本与收益管理的意识缺乏,过分强调安全生产而忽视成本与收益管理,导致成本与收益管理效果不理想。(1)现站段编制方法仅采用增量预算编制方法,编制方法单一,受其编制依据(基础数据)影响大,而基础数据可靠性差,导致成本预算偏差大,路局下达成本低于实际所需。基础数据不可靠主要原因:一是随着铁路的快速发展,尤其高铁发展,电务新技术发展快,安全要求更高,对新技术的掌握不够精通,如各设备故障的动态周期,造成设备故障的主要因素,设备故障造成的影响范围等,站段只能通过加强巡检力度,加大维修费用投入,以往的单位设备/每公里/每人的维修费用标准不再能适应当前现状;二是电务设备的更新换代,新设备变化大,原有道岔组数的折算系数已不能充分反映设备实际情况,再根据原有的折算系数进行基础数据统计,存在较大差别;三是新设备成本高,维修和更换配件费用远高于原有设备。(2)直接生产费是主要的成本支出,约占成本支出的80%。现阶段直接生产费只按高铁和普铁两个标准进行成本支出。成本分配标准未能结合实际客货运量,主要体现在普铁线路,单线铁路与复线铁路、客货量繁忙线路与客货量稀少线路、以货运为主线路与以客运为主线路几种情况成本分配标准均相同,造成成本的浪费。(3)每年的直接生产费70%用于各类物资消耗的采购,经现场调查分析,物资消耗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①物资目录不齐全,物资靠人为统计方式出入库,对各类物资出入库有时有记录,有时无记录,对料库内物资掌握不清楚。②物资采购计划实用性差,现场因管理物资人员变动,对上一年度的物资消耗未进行分析、物资采购周期长,物资采购审核手续繁琐等原因,无法制定有效的年度和季度计划,都是发觉物资不够用,填报临时计划进行采购,然后又在次月或季度计划还补充该物资,导致该物资重复购买。③物资消耗管理不到位,每次作业物资消耗未进行提前分析和作业后统计,导致料库内物资消耗情况不能及时掌握。④各车间料库之间物资相互借用,导致物资混乱,段级数据与现场数据不相符,不能掌握现场物资数据,段对物资成本的掌握与实际不符。(4)间接费占成本支出的15%,其中短途运输(运输职工去作业地点作业和运输器材消耗的汽车燃油费、过路费等)是间接费主要支出部分,占了间接费的35%,高铁开通前后相比费用提升了5倍,短途运输成本逐年增加。主要因为:一是现阶段高铁作业在夜间作业,职工无法乘坐火车至外站进行作业,只能采取汽车运输方式;二是高铁不具备普铁运输器材的能力,只能采用汽车进行器材的运输。(5)成本的支出不均衡,一到三季度间执行少,到四季度时为了应对成本考核,突击完成成本的各项支出,因缺少足够的时间对支出做详细且准确的安排,导致成本支出进度不均衡,甚至出现资源浪费的情况。(6)管理意识缺乏和控制手段简单化,部分员工认为管理是领导和财务部门的职责,不明白成本与收益管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未进行深入研究,忽略了成本支出带来的设备质量提升和更新改造给运输生产所带来的收益增长是有临界点的,当成本支出远远超出运输带来的收益时,再增加成本只会造成浪费。或者认为降低成本支出,一定会导致设备质量下降从而带来安全问题,从而不顾成本支出,忽略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对成本支出要求多多益善,导致成本与收益间失去均衡。

3成本与收益管理的改进措施

3.1完善基础数据,采用多种编制方法。(1)对基础数据分类进行细化,重新调整基准和换算系数,如原来只要求填写转辙机多少组,应增加次一级科目转辙机厂家、台数、类型等,过去使用的ZD6电动转辙机含安装装置每套1万元,而提速道岔采用的ZYJ7每套6万元,新铁德奥每套10万元,价格已经增加了6倍,10倍。设备价格的上涨随之带来维修成本的增加,因此不能同一类设备采用同一个标准,应该以基础设备为基准,其他设备按比例进行换算。(2)综合考虑线路等级、通过能力、设备分布、技术含量和设备类型,研究不同的道岔组数折算系数,以线路等级、列车密度、运量等每一个作为变量进行折算系数调整。不单单以换算道岔组数作为成本核算的依据,应该增加和完善以区间、线别、车站作为成本核算依据。(3)在成本增量预算的基础上,增加固定预算、滚动预算、弹性预算、零基预算和概率预算等方法,应该根据具体费用项目选择恰当的成本预算编制方法。如直接生产费在增量预算编制的基础上,增加弹性预算编制,以更加贴合现场实际,同时在3年内实施一次全面的零基预算,消除费用预算虚假增加;间接生产费采用零基预算编制;对于更新改造和大修采用滚动预算编制,考虑工程项目的持续性,结合预期目标使预算随时间的推进不断加以调整和修订,能使预算与实际情况更相适应,有利于充分发挥成本管理在项目施工中的指导和控制作用;对其他费用,如工资及附加费采取固定预算。3.2加强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和纵向管理,完善成本与收益管理。(1)强化部门间的协调,技术科、物资科与现场车间班组等业务部门应积极参与财务部门的财务计划编制与管理,参与成本与收益管理的计划、预算、控制过程;财务部门参与业务部门的日常维修和施工作业,了解生产特点,安排预算时充分考虑业务部门的生产任务;部门间横向配合研究成本与收益管理和设备实际维修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出符合实际且灵活的成本与收益管理模式。(2)强化部门间的管理,对下达的成本,层层细化,细分到车间、工区。从上至下进行成本与收益管理,上级将各项成本支出进行精细划分,将年度成本支出细分为季度成本和月度成本,下级根据上级成本支出指标编制合理的各类费用在每个季度和月度的执行方案,并报上级审核批准,形成综合、全面、系统、相互协调的预算管理指标体系,从而做到成本与收益的持续性和均衡性管理。3.3加强成本费用的管理,提高整体收益。(1)对直接生产费分配进行重新划分:一是顾客的柔性需求只需要达到较高水准,有些安全投入成本则可以考虑不再进行投入,比如对普铁采取高铁的安全标准进行管理,则需要投入更多成本提升基础设备质量,而既有的设备已满足正常使用,没必要再进行投入。二是结合高铁发展,对管内铁路进行分级管理,在既有正线和支线两类的管理下再进行分级管理,比如正线还可分为以客车或货车为主,再往下客(货)运量大小,则对其生产费的分配标准不同。(2)强化物资管理,一是建立完善的物质成本管理系统,包含优化市场招投标管理,降低物质采购成本,系统具备总控制系统和生产管理、收料管理、发料管理、库存管理以及设备统筹的功能;做到材料核算管理系统实时对接,确保信息传递时效性,根据物资使用情况,及时更新管理系统的数据;具备事前控制功能,根据近期物资材料使用反馈,预判接下来所需要补充的物资,可以避免物资不足影响正常检修;能够根据库存管理计划和剩余库存量自动生成采购计划,将物资使用情况与采购情况充分结合。成本控制核心因素是对物资进行精准统筹,对各类物资使用情况了解更加准确,从而避免物资成本浪费。物资消耗使用动态管理,避免由库存堆积量过大而造成成本管理困难。二是段、车间、工区各级安排专人负责材料管理,至少持续一年,能详细的分析出一年内各类材料消耗情况,每月消耗情况,才能以此为依据制作出次年的年度、季度材料计划。三是建立段级甚至路局的料库,对部分周期长的材料,需要建立特殊料库的材料可进行集中采购储备,既能有效解决材料周转周期问题,也能降低各地建立小特殊料库的成本。下级料库之间进行材料交叉使用在系统完善之前由上级统一安排,系统完善之后应在系统内对两个料库做好材料的出入库登记。3.4加强成本与收益管理考核,提高成本与收益管理意识。(1)成本与收益管理考核改进,紧跟市场经济的环境,剔除“大锅饭”现象,将成本与收益管理责任落实到部门甚至个人,并制定合理、科学、精细的奖惩考核制度,与员工的工资绩效挂钩,对成本节约的给予奖励,对浪费给予惩罚,有效的激励员工履行管理,杜绝员工的漠不关心和浪费行为。(2)加强日常监督、监控、分析与反馈,上级对下级部门的成本与收益管理进行监督,全员对成本支出比例较重的环节、重点的项目、更新改造和大修等实时监控,各部门对结果采用比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等加以分析总结,提出改进措施,并及时整改,建立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实现对成本与收益的动态和闭环管理。(3)提高管理意识,使之根植在全体员工心中,从领导干部统一思想,重视企业成本与收益管理文化建设,重视职工这方面业务能力培训,重视对成本与收益管理的研究,将成本与收益管理意识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构建良好的文化环境,树立员工的成本与收益管理意识,成本与收益管理需要全体员工共同参与,并在日常工作中时刻注意成本与收益管理,发挥员工活动在成本与收益管理中的主导地位,起到每一名员工主动降低成本的作用。

4结束语

电务段是铁路运输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铁路运输生产的重要命脉,也是成本与管理的重要单位,如何有效地进行成本与收益管理成为电务段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当今倡导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应该摒弃原有的计划时代,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与收益管理为主要管理模式,在网络大数据和管理变革的今天,电务段迈上成本与收益管理的道路是必然趋势。明确成本与收益控制导向,采用新进的思维方式来管理,大胆探索更加科学的成本与收益管理方法,寻找更好的管理方式。

参考文献

[1]刘云飞.铁路车辆检修物资成本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J].装备维修技术,2019,(02):167+103.

[2]谷会娟.浅谈铁路运输企业基层站段如何加强成本管理[J].时代金融,2015,(29):235-236.

[3]蒙志宇.长沙铁路电务段费用预算管理改进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3.

[4]班大华.铁路电务维修成本管理与清算的思考[J].铁道通信信号,2003,(11):25-26.

[5]林赟.浅议铁路电务段成本费用管理[J].新经济,2016,(32):78-79.

[6]王敏丽.铁路电务段管理现代化的目标和选择[J].现代商贸工业,2015,36(02):59-60.

篇8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英文题目】 Research on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A Review of Literatures and Implications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 Meng, 1995; Li &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 Luo, 2002; Zhang &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 Logan, 1996)。Xie & Hannum(1996)以及Zhao &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参考文献

陈晓宇、冉成中和陈良焜(2003),《近年中国城镇私人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载闵维方等主编,《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人民教育出版社。

丁延庆(1999),《七省市农村私人教育投资收益实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杜育红和孙志军(2003),《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收入与劳动力市场经历》,《管理世界》第9期。

赖德胜(2001),《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72-242页。

李春玲(2003),《文化水平如何影响人们的经济收入——对目前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3期。

李实和李文彬(1994),《中国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的估计》,载赵人伟、基斯·格里芬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邵利玲(1994),《国有企业内部职工个人收入差异的因素》,载杜海燕主编:《管理效率的基础:职工心态与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6-172页。

孙志军(2002),《中国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实证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与企业工资体制》,《经济研究》第1期。

于学军(2000),《中国城市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回报率研究》,载王裕国等主编:《中国劳动力市场与就业问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195页。

诸建芳、王伯庆和恩斯特·使君多福(1995),《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经济研究》第12期。

朱农(2003),《论教育对中国农村家庭生产活动和收入的作用》,《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Appleton, Simon, John Knight, Lina Song, and Qingjie Xia(2002). Towards a Competitive Labour Market? Urban Workers, Rural Migrants, Redundancies and Hardships in Chin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ttingham: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Benjamin, Dwayne, Loren Brandt, Paul Glewwe, and Guo Li(2000). Markets, 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king Paper 298,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Brauw, Alan de and Scott Rozelle(2002). Reconciling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Center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Williams College, Aug.27.

Byron, Raymond P. and Evelyn Q. Manaloto(1990).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8, 783-796.

Card, David(1999). The Caus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Earning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Amsterdam), Orley Ashenfelter and David Card, eds., Volume 3A, Chapter 20, pp. 1801-1863.

Fleisher, Belton M. and Xiaojun Wang(2002). Skill Differentials, Return to Schooling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Case of Mainland China.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Gustafsson, Bjorn and Shi Li(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3, 305-329.

Heckman, James J.(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 Vol47, Issue1, pp.153-162.

Heckman, James J. & Xuesong Li(2003). Selection Bi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Returns to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in 2000. NBER Working Papers9877.

Heckman, James J., Lance J. Lochner and Petra E. Todd(2003). Fifty Years of Mincer Earnings Regress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9732.

Ho, Samuel, Xiaoyuan Dong, Paul Bowles, and F. MacPhail(2002). Privatization and Enterprise Wage Structures During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 Industries,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10, No.3, pp.659-688.

Jamison, D. and J. V. Gaag(1987). Education and Earning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Vol.6, No.2, pp161-166.

Johnson, Emily N. & Gregory C. Chow (1997), Rates of Return to Schooling in China,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 2, 101-113.

Li, Haizheng (2003),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Jun, Vol. 22 Issue 3, p317.

Li, Haizheng and Aselia Urmanbetova(2002).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y. Working Papers, School of Economics,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 Haizheng and Yi Luo(2002). Reporting Errors, Ability Heterogeneity,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China. Working Papers, School of Economics,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 Tianyou and Junsen Zhang(1998). Returns to Education under Collective and Household Farming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6, 307-335.

Liu, Zhiqiang(1998). Earning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97-725.

Maurer-Fazio, Margaret and Ngan Dinh(2002). Differential Rewards to, and Contributions of,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s Segmented Labor. Working Paper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ates College.

Maurer-Fazio, Margaret (1999). Earnings and Education in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Survey Evidence from 1989 and 1992.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10, No. 1, pp.17-40.

Meng, Xin(1995).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Sector. Education Economics, Vol.3, pp.235-247.

Park, Albert, Xiaoqing Song, Junsen Zhang and Yaohui Zhao(2002). The Growth of Wag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1988 to 1999. Working Paper, Beijing University.

Psacharopoulos, George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2002).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Further Updat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881.

Psacharopoulos, G.(1994).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Global Update. World Development 22(9): 1325-43.

Rosenzweig, M.(1995). Why Are There Returns to School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pp.153-158.

Schultz, T. W.(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i, Xin, Mun C. Tsang, Weibin Xu & Liang-Kun Chen(1999). Education and Earnings in Rural China. Education Economics, Vol.7, No.2, pp.167-187.

Xie, Yu and Emily Hannum(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950-92.

Yang, Dennis Tao(2000). Education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during Rural Reform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llied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200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uke University.

Yang, Dennis Tao and Mark Yuying An(1997). Human Capital, Entrepreneurship, and Farm Household Earning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uke University.

Zhang, Junsen and Yaohui Zhao(2002). 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China, 1988-1999. World Bank Discussion Draft.

Zhao, Wei and Xueguang Zhou(2001).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Mime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Duke University.

篇9

个人高等教育投资成本收益分析开题报告 工商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指导老师: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确立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这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以前的政府财政独立负担转变为由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共同负担,即由政府、个人等共同负担高等教育经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试行高等教育收费。1995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均学杂费为800元左右。其后几年,高等教育收费涨幅很大,到2004年,全国高校生均学杂费上涨到了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4年大学需要4万多元。这种大幅度上涨的收费是否合理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高校向家长或学生收费的基本理由是高等教育能够带来个人收益。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高等教育是否能够给个人带来收益、带来多少收益?目前个人承担了多少高等教育成本?高等教育个人收益是否能够弥补个人成本?

与此同时,高校不断扩招,毕业生人数的激增,2005年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2006年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413万,比2005年增加75万,增幅达22.2%。随着本科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其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不少高校本科毕业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声音:上大学真的有用吗?。要解决这个疑问,也必须解决上述的几个问题。

本文将在具体分析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和个人收益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二、研究方案拟定

第一部分: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的分析

高等教育投资成本是指培养每一位高校毕业生所耗费的全部费用,也即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和。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就是指个人或家庭为了培养每一位大学生所消耗的全部资源。它主要包含两类: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所发生的直接费用支出,主要有学费以及学杂费(包括住宿费)、交通通讯费、书籍文具费以及由上学带来的其他任何额外生活支出。但在个人支出的费用中,奖学金以及任何形式的助学金必须从个人成本中扣除,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只是购买资源力量的转移,并未真正使用某些资源,因此不含有任何机会成本。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间接成本是指受教育者个人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失去的收益。它主要由机会成本、隐形成本、风险成本等组成。

接下来将以一个案例来说明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的计算方法。 第二部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的分析

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有一部分是受教育者本人获得的,这一部分就是高等教育投 1

资的个人收益。而高等教育对个人收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分为个人直接收益和个人间接收益。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收益是指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高等教育的接受者获得的种种好处。这一部分将首先说明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的一般关系,再具体介绍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收益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大学本科教育的接受者还可以获得种种货币以外的好处。具体表现有:获得孜孜以求的工作岗位,更好的发展前途和更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受教育者个人由于较强的能力而实现的消费支出的节省;心理收益。

第三部分: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经济效益分析

在企业当中,对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价,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财务评价指标来进行的。在此,本文主要借鉴企业当中的财务评价方法对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简单介绍四种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经济效益的测度方法,分别是教育收益成本比值法、净现值法、内部收益率法、收入函数法。

第四部分: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以大学本科生为例)

这里主要引用上海财经大学于2001年暑假进行的两次调查结果中的数据,对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收益进行实证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法、统计分析、数量分析、实证分析、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量阅读有关书籍,收集相关的资料。

四、计划安排

2

参考文献

[1] 杨林.就业还是就学家庭因素对毕业生选择影响的成本-收益函数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5(07):34-36

[2] 申家龙.农村职业教育的个人教育成本及其影响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 2004

(28):50-52

[3] 冯梅,马宁莉.基于成本收益数学模型的个人教育投资问题的思考[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61-63

[4] 赵海利.从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看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合理性[J].财经论丛, 2003(1):43-47

[5] 张屈征,曾乐元,王慰.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及其成本收益关系[J].西安联合大学学报, 2002(3):74-77

[6] 安雪慧.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计量方法分析[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3):96-100

[7]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报告,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实证研究[J],2002

[8] 于谨凯 单春红.博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成本收益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2(2):67-69

[9] 彭显琪 宋小敏.从个人高教成本收益模型看我国高等教育结构问题[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54-57

[10] 曾建权.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J].龙岩师专学报,2001(1):14-16

[11] 胡玲琳.关于教育收费与个人教育投资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1(1):5-7

[12] 何光瑶.洪荧教育投资收益率计量方法研究[J].统计研究, 1998(2):54-58

[13] 赖德胜.中国教育收益率枯算: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资料,1997(9):28-29

[14] 袁连生.教育成本计量探讨[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0-134

[15] 向洪、李向前.教育资本[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33-51

[16] M卡诺依编著,闵维方译.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02-118

[17] 朱舟.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31-62

[18] 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分析[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88-102

[19] 西奥多W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12-196

[20] 曾满超,薛伯英,曲恒昌,崔维译.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33-162

[21] 阎达五,王耕.教育成本研究[M].北京出版社,1989:48-61

[22] 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驾驭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83-169

[23] 林文达.教育经济学[M].台湾三民书局印行,1984:71-79

[24] 国家统计局编.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

[25] 毛樟龙.《高等教育阶段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分析》[D],西南交通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5:15-20

[26] 李宏艳.《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管理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4:6-24

3

[27] 龙舟.《中国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率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5:23-37

[28] 周群英.《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成本收益分析》[D],武汉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4:13-24

[29] 徐爱萍.《高等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分析》[D],武汉理工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1:31-42

[30] 罗刚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分析一以教育投资为主的研究》[D],天津工业大学研究生论文,2000:15-23

[31] WalshJR. Capital concept applied to ma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35:255-279.

[32] Byron,R and Manaloto. Return to educ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04:12-23

[33] Ronald G Ehrenberg. Econometric studies of higher education,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04:19-37

[34] D. Bruce John stone.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ost shar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04:403-410

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收益法开题报告篇二 学位级别:博士 硕士 ■工程硕士

学 号:

研究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专业名称: 项目管理

所在学院: 经管学院 开题报告时间:

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部制表

注意:本表基本情况及报告正文由研究生本人填写,硕士不少于3000字,博士不少于5000字。

格式要求:正文文字部分为5号宋体、单倍行间距排版,A4纸双面打印装订。

开题报告评价部分分别由指导教师及专家组书写。开题报告会结束后一周之内将报告原件交

院(所)研究生教学秘书处。

一、基本情况

报 告 正 文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内容

1、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

研究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现代航空运输服务企业逐渐向多元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其后勤基建领域的投资金额不断扩大,日益凸现出其对公司发展运营的重要性。就新设立的基地航空公司来讲,为满足庞大的行政人员办公和空勤人员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需求,究竟是购买、租用、还是投资新建写字楼、住宿酒店,是摆在经营决策层面前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北京第二国际机场即将通过规划的大背景前提下,这笔基础设施投资因其数额较大,考虑其在时间价值上与企业发展存在的的函数关系变得非常有意义。如果该项投资测算得准确、宏观控制得高效,不仅会因办公和餐饮住宿场所的投入使用直接给企业带来后勤费用的节省,而且也会因固定资产的升值给公司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中,企业希望能采用科学的项目管理技术,测算出合理的办公和餐饮住宿使用需求,依之进行投资分析,并制定有效的投资控制措施来保障项目资金的高效使用。本文正是运用项目投资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通过对项目的工作分解(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分析先后逻辑关系,采取资金时间价值和运筹学决策论测算,构建科学的项目投资模型,并通过项目施工前预控进行动态的管理和控制,保证了项目建设投资目标的完成。

本文研究的内容对于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的基建项目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可供其他基地航空公司近年在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管控提供参考、借鉴:

(1)有利于确保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按公司发展需求完成任务,避免投资浪费。通过对影响工程投资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找出主要影响因素,在投资控制时采取相应措施,使工程投资按计划进行,从而确保工程按合同要求完工,为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2)有利于降低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成本,提高项目经济效益。时间价值计算和运筹学决策论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投资控制上的应用可以实现公司对自用基建投资的组合与合理优化,避免不必要的支出和浪费,从侧面降低项目建筑成本,实现成本目标,完成决策阶段、乃至整个项目建设期的投资控制。

(3)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对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决策阶段的投资测算与控制研究,总结项目管理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积累同类型工程相关管理经验,并且通过运筹学方法建立基地航空公司普遍碰到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时间的线性模型,将企业由服务效益型向综合管理技术型转变,合理高效的利用投资,使企业在竞争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壮大。 国内外研究现状:

据有关资料显示,建设项目的前期决策工作影响工程建设投资的可能性为35% - 75% , 而在工程实施阶段影响工程建设投资的可能性只有5% ~ 25%。由此可见, 建设项目的前期决策既是项目投

[1-2]资的首要环节, 也是影响建设工程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方面。

在国际成熟市场,投资者衡量固定资产投资的价值有很多方法,包括:销售比较法、总租金乘数法、直接资本化法、收入支出法和贴现现金流法(包括内部收益率法和净现值法)。其中直接资本

[3-4]化法和贴现现金流法是国际成熟房地产市场(如美国)普遍采用的。而国外工程建设领域进行投资

决策比较权威的方法是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它的原理是以工程项目从拟建开始到项目报废终结全部生命周期内总的周期成本最小为评判标准,从各个备选方案中进行项目决策。这种思想和方法可以指导人们自觉地、全面地从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出发, 综合考虑项目的建造成本和运营维护

成本(使用成本) 费用, 从而实现更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

[8]国内企业进行工程项目投资决策主要采取财务评价的方法与原理。财务评价方法是应用资金时间

价值原理,采用折现方式,把建设期总造价和未来运营期总成本按预先确定的折现率换算成当期的

[9]投入资金,再按照一定的评判标准, 来进行项目投资决策的方法。财务评价是在国家现行会计制

度、税收法规和价格体系下, 预测项目的财务效益与费用。编制财务报表和计算评价指标, 进行财

[10-11]务能力分析, 据此判别项目的财务可行性的方法。进行财务评价时涉及的基础数据很多。 按其

作用分为计算用数据和参数以及判别(基准) 参数。计算用数据和参数又分为初级数据和派生数据

[12-14]。初级数据是通过调查研究、分析、预测定或由相关人员提供的。如产品产量、人员工资、折旧及各种费用、各种汇率、利率等。判别参数是用于判别项目效益是否满足要求的基准参数,如基准收益率、基准投资回收期、基准投资利润率等。这类基准参数决定着项目效益的判断, 是项目取

[15-18]舍的依据。就企业项目投资决策来说,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将项目评估与投资决策理论、方法的变化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现金流贴现(DCF) 方法及在此基础上的决策树和Monte Carlo 模拟方法,我们称之为传统的项目评估与投资决策方法;第二阶段是随着Fisher Black和Myron Scholes的期权定价理论的出现并由Myers(1977)首次将其用于实物投资决策而形成的实物期

[19-20]权方法; 第三阶段为期权博弈理论与方法。它是在采用期权定价理论思想方法基础上, 对包含

实物期权的项目价值进行评估的同时, 利用博弈论的思想、建模方法对项目投资进行科学管理决策的理论方法, 是项目投资决策方法的最新发展。其基本依据是扩展的净现值最大化, 考虑竞争性企业的行为后, 投资项目价值将下降, 不确定条件下竞争的投资项目价值可以表示为: 投资项目价值= 传统净现值+ 实物期权价值- 竞争的影响。影响投资项目价值的因素主要有3 个: 项目未来收入的现金流( NPV) , 投资机会的价值( 即所说的实物期权的价值) , 竞争者之间的交互博弈作用对项

[21-22]目投资价值的影响。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投资决策的分析已经逐步向综合性、动态化发

展。国网能源研究院的陈武于2011年在企业投资决策方法中就运用了四维决策框架体系。在企业项目投资决策四维框架体系中,四个维度分别为投资项目的特征、市场竞争的特征、外部环境的特征和

[23-24]企业自身的特征。一个科学合理的项目投资决策, 首先项目本身必须达到预期的投资效益和目

标; 其次市场竞争环境必须能够有效地容纳该投资项目并有合理的生存空间, 再次就是外部环境因素允许项目的实施和存在, 最后它还必须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要求, 同时企业自身还必须具备相应

[25-26]的投资实力。只有在这些条件依次满足的情况下, 企业的投资决策才能满足科学合理的要求。

对民航机场区域而言,它作为航空运输的重要基础和依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航空运输的规模和水平。 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城市的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促进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机场建设的社会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根据国外统计, 投资于民用机场建设, 机场本身的经济效

[27-29]益和社会效益之比至少为1:10, 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这个比值可能大大高于此数。因此,

[30]在机场区域等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决策上,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国民经济分析和社会评价体系。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行政及空勤自用的基础设施项目,这类项目属于民航机场区域总图规划中的一部分。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是2010年新开航的民用航空公司,目前行政办公和后勤住宿场所租用在其他航空公司的基地内,每年的租赁综合成本约1400万元。在北京市正在规划首都第二国际机场、部分基地航空公司不久即将迁建的大背景下,新兴的航空公司面对着投资额巨大的基础设施究竟是该继续租赁、去购买还是新建的决策问题。针对此问题,以上投资决策测算方式要么过于宏观,要么是仅着重讨论客观的工程经济和财务指标,未能充分考虑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对的主观因素。本文在时间价值计算的基础上,结合决策论对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对主观意见进行了分析,弥补了其中的不足。 [5-7]

2、选题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等

研究内容:

(1)项目可行性研究相关理论基础:通过对当前公司发展预测、项目需求测算进行阐述,为本论文

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2)影响项目投资的原因分析: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决策阶段可能影响项目投资的原因进行了挖掘和分析,为该工程的投资管理提供参考。

(3)项目投资收益的分析:通过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项目投资的收益测算,采取资金时间价值计算方法和运筹学决策论,提供了可供比较的收益测算。

(4)项目投资计划的控制管理: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项目投资进行了分析控制,并且提出了项目投资控制中有效的实施策略和原则。

研究目标:

(1)根据使用需求测算,探讨项目在决策阶段的投资控制,对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投资进行决策分析和管控。

(2)通过对项目投资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现代航空企业自用工程项目投资决策和管控实践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案例。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运用资金时间价值计算和运筹学决策论测算投资方案的可行性并提供决策。

(2)运用精细化管控思想对建筑工程项目投资计划进行控制与管理。

3、拟采取的研究方案(研究思路、技术路线或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研究思路:

(1)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工程项目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2)对该工程项目投资方向进行测算,并运用运筹学相关理论进行优化。

(3)针对该工程投资管理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实现项目投资有效管控。 技术路线图如下:

篇10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收益法中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收益资本化法和未来收益折现法收益资本化法是将评估对象未来某一年的预期收益除以适当的资本化率或者乘以适当的收益乘数转换为价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价值=未来某一年的预期收益/资本化率=未来某一年的预期收益x收益乘数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收益资本化法只要求测算企业某一年的数据,收益乘数形成的基础也依赖市场发生数据,这需要成熟的资本市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实际的可操作性不是很强。未来收益折现法也称为现金流量折现法,是预测企业未来各期收益,选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算到评估基准日后再累加求和。我国在企业价值评估实际操作中通常采用这种方法。

二、企业价值评估收益法存在的问题

1.预期收益额确定。预期收益额受诸如企业背景、政策因素等在内的众多因素的影响,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同时,预期收益的确定主要依赖企业客户提供的资料,但是由于企业管理当局存在某种利益动机,往往有意拔高或降低、甚至提供虚假盈利预测值而难以做到客观公正。作为盈利预测本身也有自身的弱点,盈利预测的复杂性、预测方法的局限性、由于预测本身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包含盈利预测在内的各种预测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毕竟不同于现实,而且,这种盈利预测的时间越长,其准确性也越差。

2.收益期限选择。收益期限是企业的全部资产发挥作用取得收益的年限。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与状况,一般将企业的收益期限划分为有限期限和无限期限。无限期限适合于预期收益持续稳定增长的企业;而对于生产经营有限或预期收益高低不等且没有明显稳定增长趋势的企业,则要采用有限期限。目前在我国资产评估的理论上和实务中对于有限期限的确定,都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从而导致了收益期限确定的随意性。

3.折现率选取。折现率一般可以分为两类:股权投资回报率和全投资回报率。折现率是企业价值的敏感因素,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折现率的微弱差异,就会带来评估结果的较大偏差。由于各种估价模型所采用的折旧率的性质各不相同,无法给定一个统一的确定标准。

三、收益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应用方法探讨

1.合理预测企业未来收益。企业预期未来收益额的确定,首先离不开企业现有的生产条件、技术条件、市场条件。同时,未来经济情况的确定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现时法律、法规、信贷、税率等制度下,这是决定企业收益额大小的客观条件。要本着从企业的经营现状出发,分析过往的业绩,去推导未来,可以说,这种分析越是充分,越有利于恰当地推知预期收益额净现金流量不受资产计价方法与折旧方法的影响,而且考虑了收益取得的时间,更能客观反映企业资产的使用所带来的附加值。因此,采用净现金流量作为评估企业价值的标准,可以如实反映企业资产的获利能力和真实收益,同时也符合国际惯例,在实际操作中容易被接受所以,在用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时,建议使用净现金流量预测企业的未来收益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折现率的选取应与收益额的选取口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