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运行的核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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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际金融管理是社会经济结构稳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美国金融危机出现后,国际金融管理从金融危机的经济发展规律中,总结金融管理运行的基本问题,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发展,结合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应用变革中存在的不利变革因素进行分析,对未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发展提供发展新趋势,同时,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发展的基础上,总结世界国际金融监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管理适应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结构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
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管理;法律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逐步与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管理的主要发展趋势。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变化较大,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改革,实现了新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适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实现了国际经济交易运行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稳定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管理环境,促使我国紧紧抓住世界经济运行发展趋势,稳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一、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影响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周期循环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支出比重大于收益比重,各国经济发展在房贷、存款人、消费者、投资者的经济利益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金运行状态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金融管理制度无法应用完善的监督控制系统进行资源应用监控,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运行发展状态处于“一边倒”的发展转台,金融投资管理风险性提高,社会经济结构的运行稳定性降低;另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交易制度处于架空状态,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进行简单资金运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合理运行是促进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的重要体现,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合理改革,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欠缺主要表现为:
(一)监管作用下降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管理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运行主要是以美元为核心的经济货币交易形式,金融危机后,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作用大大受到打击,世界各国经济交易的形式和交易结构也受到严重冲击,导致世界各国经济的运行发展结构出现较大的经济管理问题,国际金融监管制在各国经济运行监督管理控制中的作用降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经济管理结构也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不同形势的货币汇率问题中的管理体系存在漏洞,世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处于不完善被动管理状态,对世界各国经济的稳定流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经济管理主体单一
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交易平台的恢复逐渐形成全球化、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发展方向,金融监管体制在进行分析控制应用中的作用得到逐步拓展,但金融危机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经济管理制度,金融危机后逐步兴起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应用旧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与世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脱节,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因素,需要适度进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以适应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新模式,金融危机后,需实施金融监管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改革,引导不同经济结构的科学性变革发展,为稳定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三)国家经济管理比重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结合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传统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经济划分中资本划分的公平性较低,国家经济管理比重在国际整体金融管理中的公平交易保障性较低,社会经济交易的金融监管作用性较低,金融危机后,各国以国家经济利益导向的金融监管制度受到严重冲冲击,世界经济交易秩序处于逐步变革阶段,社会效益的重视程度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实现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当重新划分国家经济利益中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比重,推进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全面性变革发展。
三、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
(一)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广度延伸
从以上对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运行表现出来的问题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经济趋势来看,对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变革。金融监管制度在管理上注重广度的延伸,社会经济管理中,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多元化的经济趋势,需要强化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范围,例如:金融货币交易结构进一步科学化分配,从国际交易金融债券等投资运行比重等因素进行分析,实现金融管理与国际金融交易同步变革,逐步拓展金融交易中资产债券的优化,拓展金融管理在多元化经济交易中的作用,发挥金融监管制度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法律结构逐步完善
国际经济交易在金融危机后趋于多元化发展趋势。实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经济发展是文化与政治发展的物质保障,实现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结构及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逐步完善,例如:2010年,国际社会经济实施新资本主义国家协议,近年来,国际金融管理体制的发展逐渐从世界金融交易管理法等方面,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与国际法律制度的逐步融合。此外,实施国际金融监制度各国之间的监督管理,为世界各国经济提供了新金融管理引导,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执行提供了制度结构保障。
(二)金融监管制度的社会性提高
从世界经济变革发展的整体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完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注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实际应用,注重金融贸易双方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分析阶段,从单一的注重贸易双方的经济效益向注重双重效益的发展趋势进行变革发展。例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施国际金融监督管理中,注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加强不同国家经济交易的公平性和社会效益,进一步优化不同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共赢。例如:亚峰会议等地域性经济金融发展的共赢长远战略合作,推进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此外,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全面性改革与创新,实现例如买卖双方经济效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实力的综合性应用,从而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调节国际整体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进国际公平交易新金融环境的建立与完善。
四、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启示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经济交易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相关法律制度的分析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性发展,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结构,适应变革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现新常态经济结构下不同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一)金融管理理念的全方位
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下,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推进金融投资管理理念的全方位发展,结合国际经济金融管理的基本运行发展趋势,应用多元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理念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积极防范我国金融投资运行管理的风险,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相结合,例如我国经济管理实施自由竞争为主体,国家运行宏观调控,国家经济金融交易要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新趋势入手,积极做好我国经济运行投资的国际投资合理化管理。
(二)金融管理风险意识
增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变革,促使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的风险意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对我国金融管理的作用分析,主要从社会经济中受到的后期影响进行分析,加强国家经济金融运行的风险管理。例如;金融管理对国家内部金融管理、债券投资管理、房地产管理、信贷应用管理等多方面的资产管理,结合国际经济运行发展情况及国家内部经济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分析,优化不同形式的经济管理比重,推进不同经济管理结构的科学性发展及不同形态的经济管理模式综合性发展。例如:我国实施金融企业新型资本运行协议,合理应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进行国家经济内部管理形式的逐步优化,从而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企业的风险意识,实现我国金融管理的科学性发展。
(三)合理应用国际金融关系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完善,一方面,将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发展新趋势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充分应用金融危机后,逐步完善的国际经济新环境,应用完善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保障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交易结构中的利益,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发展与国际金融交易发展之间相适应。例如;我国开展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发展金融交易管理,可以与人民币交易汇率稳定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控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新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保障世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整体经济结构趋势,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危机过后重建的改革重点进行分析,推进世界金融管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发展,为建立相对完善的金融贸易环境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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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潘静.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西南财经大学.2014.
篇2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
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第三,金融危机在世界地缘政治层面引发深层次调整,它降低了俄格冲突的全球性战略意义,但却导致更多“全球化边缘国家”的国内动荡和危机,使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更趋复杂。金融危机使俄格冲突的影响更多地局限在地区范围之内。一方面,俄罗斯已经认识到它与格鲁吉亚的冲突已在俄国内以及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乃至全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欧也认识到,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要对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与格鲁吉亚等同俄罗斯联系密切的国家加以区别。
篇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者,而中国工业经济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经过建国60余年的工業化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经济实现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用60多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00多年的路程,中国工业经济开始整体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这个承前启后的历史关头,历经数十载风风雨雨的中国工业经济迎来的不止是动力、资源和机遇,更多的是挑战、矛盾和约束。
1.1中国工业经济面临“增长极限”
经济增长是个量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GDP或人均GDP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决定于诸多客观因素,要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生产要素供给以及市场需求等多种条件制约,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极限增长。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农耕时代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不足1%,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约束条件,随之出现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工业革命奇迹,也曾经出现过“亚洲四小龙”腾飞奇迹以及拉丁美洲等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年增长率达到了10%。改革开放后,中国也创造了世界奇迹,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8%。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连续40年超过10%,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决定的。
1.2中国工业经济面临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
建国60多年来,中国GDP增长了10几倍,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国能源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提高1倍多。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位,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长期粗放式增长的累积效应使得中国工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接近极限,尽管中国加大对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在最近几十年间,中国的资源约束已经从流量约束迅速转为存量约束,中国工业经济面对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
2中国工业经济提高运行效率的战略措施
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体而言,为促进中国工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国工业增长质的转变,当前工业经济运行的重中之重,在于高度重视并落实好以下战略措施。
2.1实施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是经济效率提高的首要因素。从技术经济视野来看,科技创新从来都是知识储备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与质量的有效途径。工业经济增长的现实表明,以科技创新带动的技术进步是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源泉。据估计,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因素所占的比重已由20世纪初的5%~20%增加到50%~70%。从国内发展视野看,改革开放至今,虽然现阶段资源配置效率的潜力依然存在,如制造业的梯度转移、城市化的发展等仍将继续起作用,但其提升效率的潜力已越来越小,相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越来越起核心作用。可以说,中国工业经济效率提升并在世界工业体系中占据领先地位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
2.2降低工业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中国工业部门历来是中国的能源消费大户,其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左右。不仅如此,中国工业能源的利用效率一直不高,成为制约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突出因素之一。据测算,中国能源加工、转换、储运和终端利用的能源效率,大约为33%~34%左右,比发达国家低7~10个百分点。从单位GDP能耗看,无论用官方汇率还是用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一些重点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12%~55%。
2.3实施工业信息化战略,营造外部性效率
业务与信息化成功融合的关键在于围绕企业目标的“业务流程再造”。目前,国内企业信息化“系统和业务两张皮”、“信息孤岛”的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系统建设只关注具体业务点的实现,而没有将企业看成一个整体业务,分解业务、调整职能,再实施信息化。
近年来,中国加快了信息产业发展的步伐,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加快工业信息化建设,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势在必行。当务之急,应大力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环境建设,积极发展软件业和信息服务业,大力推动信息化进程。特别在工业领域,要建设好企业信息互联网站,形成安全、可靠、先进的计算机网络平台和信息通道来提高企业生产管理的效率水平。
3结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资源的消费和环境的破坏是工业发展的代价,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粗放式增长的过程,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关注越来越强,标准越来越高,继续大量耗费资源和环境,走粗放式工业增长的道路,已经不可能支持中国工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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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
一、网络经济的内涵
众所周知,知识经济是以电脑、卫星通信、光缆通信和数码技术等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和全球信息网络“爆炸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现实经济运行主要表现为信息化和全球化两大趋势。这两种趋势的出现无不与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的发展密切相关。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利用信息的效率,加速了科技开发与创新的步伐,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从而使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程度空前提高;全球信息网络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和扩散,使传统的国家、民族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使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从而使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因此,知识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网络经济。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网络经济概括为一种建立在计算机网络(特别是Internet)基础之上,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形态。它不仅是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快速增长,也包括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和迅猛发展,更包括由于高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所引起的传统产业、传统经济部门的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和飞跃性发展。因此,绝不能把网络经济理解为一种独立于传统经济之外、与传统经济完全对立的纯粹的“虚拟”经济。它实际上是一种在传统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经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的高级经济发展形态。深化对知识经济的研究和认识,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目前人们对未来经济的描述有多种说法,诸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后工业经济、新经济、注意力经济等等,但它们的基础是相同的,这就是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络。
目前,进入国际互联网络的服务器和个人电脑,已经拥有了一个更加先进的交互网络“www系统(WorldWideWeb)”。它是Internet上提供的一种高级浏览服务。借助这个系统,即使不懂计算机的人也可以享受计算机带来的各种便利。因此,Internet自20世纪80年代建立以来,发展非常迅速。90年代以来更呈现指数性发展的趋势,每年都有几百万个新的站点加入。现在联入Internet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60个,与之相连的站点也由最初的几千个增加到9000多万个。
人们利用Internet不仅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得各种各样信息,包括最新科技、金融动态和商品供求信息等等,而且可以利用Internet各种功能为商业拓展服务。因此我们可以说,Internet带来的不仅是一场信息革命,更重要的是它将引起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深刻变革。美国在20世纪末创造的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和低赤字”的新经济奇迹,便是对这种变革的最有力、最生动的证明。
目前,在人类的商务活动中因特网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因特网上无限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用户资源,不仅能使使用者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而且可以获得不可估量的巨大经济利益。因此,互联网的应用正从一般的信息浏览功能,向更具价值创造功能的网络经济方向发展。可以说,网络经济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络经济时代已经向我们走来。
二、网络经济的发展趋势
在新千年之际,美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了10个年头以后,出现了放缓的迹象,并由此引发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速下降,给网络经济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对网络经济的发展前景产生怀疑,失去发展网络经济的信心。美国经济经过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作出一些调整是很正常的,也是必要的。这不过是市场经济内在规律起作用的正常表现而已。
我们说网络经济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不仅是因为它创造了美国经济长达10年的高增长奇迹。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为现实经济增长构筑起一个全新的技术平台,提供了一种将信息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的高效工具,营造了一种全球化的经营环境。人们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可以进行计算机自动控制、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等,实现生产的自动化,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并使个性化的小批量生产的边际成本最小化;人们利用发达的计算机网络,可以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和资源共享,从而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为经营决策服务,并大大加快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把信息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资源;人们通过由计算机网络连成一体的全球化市场,可以实施真正的全球化经营战略,优化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可见,网络经济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能够立即产生多少有形财富和利润,更重要的是它所营造的是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高社会发展能力和经济创造力提供一个平台,使所有产业都构建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使企业有可能实现财富迅速积聚和跳跃式发展。
网络经济不同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在网络经济时代,信息产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服务行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在信息产业空前发展的基础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将进一步增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跨国生产、跨国经营活动等将更加活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整个经济运行的机制、方式和规则等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网络经济发展的最为直观的形式是电子商务的出现和迅猛发展。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运用Internet来进行采购和销售。这不仅意味着商业机会的大量增加,而且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新兴市场”的诞生。任何公司要想不断扩大其市场影响,增加其市场份额,保持其竞争优势地位,就必须加入Internet。
网络时代电子商务的应运而生及其快速增长,必然使其影响逐步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并对传统的企业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管理模式、经营策略、贸易渠道和营销观念等多方面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一个企业要想抢占市场先机,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它就必须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建立起快速、机动、灵活、高效的生产组织系统和经营管理系统。
三、我国发展网络经济的思考
在全球网络革命如火如荼、飞速发展的时代潮流面前,中国的网络业也不甘居人之后。我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便相继实施了“金桥”、“金卡”等一系列金字工程。在发达国家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世界背景下,我国的一批信息技术专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我们自己的“高速信息网计划(CHINA)”,1993年10月15日,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通信光缆,纵贯中国南北的京汉广通信“大动脉”全线开通,拉开了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序幕。我国企业从1994年开始涉足电子商务,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1998年是世界电子商务年,中国也掀起了一股电子商务热,我国的“中国商品市场”从当年7月1日起,正式进入Internet。1999年在上海举行的“99《财富》全球论坛”年会又传出消息:到2003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网络市场。由此不难推断,中国经济也必将融入全球网络经济的大潮之中。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应未雨绸缪,及早对即将来临的网络经济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和分析,认真研究和总结全球范围内网络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制定和实施符合我国国情的网络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的步伐,对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增强我国广大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国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全球网络经济刚刚兴起的时代背景下,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力加强网络经济基础设施和网络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广大企业将在全球市场上与国外企业展开激烈的国际竞争。如果我们不能用现代信息技术把民族企业武装起来,不能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我国的传统产业进行彻底的改造,它们是难以同国外的竞争对手相抗衡的。为此,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网络经济的研究和认识,特别是加强对网络经济发展的应用研究,将网络经济发展趋势同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紧密结合起来,探讨我国现实经济与网络经济发展的对接问题。具体讲,加快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的步伐,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正确选择网络经济发展战略。要在深刻认识和把握网络经济运行的机制、规律、方式和特点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2.大力加强网络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要在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网络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网络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实状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改进和加强我国的网络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3.建立一支适应网络经济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在深入分析和认识网络经济发展对新世纪劳动者素质要求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符合网络经济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网络经济发展人才。
4.积极推进对传统产业或企业的网络化改造。要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产业或企业进行网络化改造试点,推动企业上网,指导上网企业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篇5
世界的经济发展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其中,人与物的关系是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根本。人们为了生存必须与物结成某种关系,使物所具有的能量有序地释放出来,这种能量的释放一般要受到活劳动的劳动能力、技能、知识及物质资本的积累、管理、技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人与人的关系是促进物质或能量释放的外在条件。因为只有人才能积极、主动地让能量有序地释放,从而促进人与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序释放能量就是指人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约束物的发展,这就牵扯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就包含了产品的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怎样才能使产品分配到使用者的手中,发挥其最大的效用,这是人与人关系的核心。现在世界产品分配的规律一个是市场价值规律,另一个是资本规律。市场价值规律就是产品从低价者手中流到高价者手中。资本规律就是在资本市场上人们购买市场预期收益。资本规律受投资偏好、政府决策的引导、传统经验等很多因素影响。这两个规律是促进产品有序化最主要的规律。然而市场价值和价值不是同一概念,价值凝结的是人类一般劳动,而市场价值是以价值为载体,以市场信心为依托的虚拟价值[1]。而且市场也往往受到关税壁垒、进出口限制、进口许可证制、“自动”出口制、出口押金制、最低限价制;以及用于激励出口的出口信贷,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商品倾销及汇率干预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市场也是急功近利,拉动国际经济运行不平稳,因此市场不是公平的、可靠的。市场价值把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市场价值当成反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价值来用,成为发达国家维护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借口。资本规律更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很不靠谱。所以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不认可这种有序化的物质或能量的流动规律,这种分配规则最终必然被淘汰。由于世界经济运行没有找到合理有序的物质或者能量的流动规律,导致世界经济运行不平稳,时而引发战争,时而引起政治紧张。而脱离战争的维持或政治压迫这两种种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方法,世界就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单纯的依靠经济自身的机制调节即:靠相互投资、相互信贷、相互消费拉动世界经济发展,容易引起经济滞胀[2]。因此,世界需要以劳动为基础的价值规律指导,构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新的有序化发展规则。
二、世界经济向全球化、有序化方向发展
1.以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传承和发展
(1)合约经济异常活跃。世界经济发展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泡沫经济流动,重新转向以实体经济流动为主。刺激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市场价值及其信心受挫,动力减弱,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据测算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由2008年11月的3.7%下降到2010年12月的3.1%[3]。二战后,刚从崇尚武力打击向利用市场价值进行经济侵略的市场经济发展态势受阻。在市场经济下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或者称国际经济合约,被以北约、美国等政治集团打着“正义”的旗号频频践踏。他们寻求在武力震慑下的世界市场经济,欲通过政治压力和市场交换双重规则分配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新经济格局,以改变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利益侵略缓慢的局面,形成快速侵略的通道。企图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因利用市场掠夺而带来的经济危机。他们认为要让经济平稳发展,必须以他们利益为主导,军事做保障,政治为手段,合约经济为基础来整合世界市场,从而满足某些政治集团一劳永逸的剥削愿望。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将会在一体化进程中出现明显的合约经济的市场结构:一级市场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完全自由贸易的市场,他们坚决排斥、限制经济利益体外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二级市场是以北约等资本主义政治集团武力难以征服的发展中国家为主,在贸易摩擦中进行半自由贸易。三级市场是以不发达国家为主,是原材料的提供地和商品的倾销市场。总之,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市场的管理,采用一种合同约束。对其内部实现统一国民待遇,对外统一政治、军事壁垒,以保证合约的效率。
(2)世界市场向专业化、科技化、透明化、竞争激烈化、自由化、相对公平化、高效化、实体化、人性化等方向平稳发展。世界市场正呈现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变化:1)消费者、生产者和市场等市场主体上的变化。消费者的生活以数字化为基础,以个性化的服务为内容。生产者的变化是,行业由垂直型的分工走向水平型分工,沿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生产要素界限进行分工[4],生产要素的组织性代替生产要素的分散性。生产、服务的专业性很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工作,个人需要掌握的技能种类很少,但生产服务垂直延展的范围更深广。市场的变化是,市场需求不再是统一的标准模式,而是个性化的服务生产模式;服务的半径不再是区域性的,而是面向全球。市场仅是按一定的分类规则而设立的产品交换场所,分层的市场横向联系更加科学规范。“市场无形的手”将清晰可见,一部分调节供求关系的功能将丧失,在同一层级市场的市场功能回归到原始自然的以单位产品凝结的人类一般劳动上来,或者是产品所具有的、释放的社会一般能量上来。整个物流过程是清晰透明的,它是现代物流业以最短的距离与最快的时间优化配送;生产商、生产过程及传递的必然路径都是可知的,商品从市场交换转向网上承担部分交换过程,市场从传统有型市场向无形市场转变。2)市场体系上的变化。未来经济的形式以实体经济、信息经济、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技术创新交流等为主导,推动经济不断发展。世界经济运行法则和自然法则是一样的,是优胜劣汰的过程,任何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管理手段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都要被淘汰,甚至与其关联的活劳动,就不得不把一部分劳动无偿的被别人占有,直至其被生产力淘汰。3)市场机制上的变化。商品的交换,以单位产品凝结的人类一般劳动为主要尺度,同时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不存在商贩的炒作,买卖双方进行交换产品和服务时,主要是质量的比较和计算机对各种营运成本优化后的价格进行比较。4)市场运行规则方面,以相互之间提供服务为目的,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和交换为服务半径,以商品为主的传统经济学与反映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为主的市场经济学是未来经济的理论基础,但以传统经济为主,突出物体的效用。5)在宏观调控体系上,稀缺资源被辅以“以人为本”理念引导下的使用权限,防止投机和市场偏好。稀缺程度不是商家操控和获取暴利的理由,而是依据实际需求的权限及获得成本的大小决定其价格。市场供求趋于平稳,供求不在是市场的主要功能。
(3)自由、便捷、个性化、人性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引领发展。按照上面五个方面的发展局势,将来世界经济发展要走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品的聚集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进行商品交易,如:在集散港口、物流配送中心、大型商城、超市、农村集贸市场进行交易。第二阶段是人的聚居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空间进行消费。这一阶段随着全球城镇化的发展,将愈来愈明显。因为只有人愈来愈多,才需要更多的服务,服务的成本也就会降低,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市场,更能形成便捷的服务。如果仅对单个人服务,会使服务成本太高而缺乏市场。这种形式也便于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岗位。当然随着同一地区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城市的扩张受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和其他疑难问题影响,大城市发展停滞,甚至必然解体。第三阶段是个性化生产和个性化服务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人们享受到数字化、信息化等现代化的服务业带给自己生活的便利,人与商品在时空上的分离,这种形式更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商品就地生产,在数字化的空间里发出邀请要约或者接受要约,寻求生产信息;需求者根据自己的消费偏好接受要约或者发出邀请要约。如服装生产企业,设计出一种新的服装款式,在数字空间广告,消费者表示接受要约,同时传给生产商自己身材的有关数据,生产商完全按照这个人的身材情况生产出独一无二的服装供给该消费者。当然,消费者也可以发出邀请要约,选择生产商来给自己设计、生产服装。未来大部分商品销售和服务不经过有型的市场运营,而是依托现代物流业传递服务和产品。这种模式是一种平衡稳定的生产运营模式。因此,我们的后代很难想象我们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去交换产品。
2.以有序化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新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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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中国经济贡献突出
世界银行的《2 0 1 7 年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 0 1 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仅为2.3%,仍处于危机后缓慢复苏期。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复苏过程不稳。美国2016年经济增速仅为1.6%,创5年来最低,对世界经济贡献率仅为13.0%,与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大约四分之一的份额极不相称。欧元区2016年表现超出预期,经济增速达1.7%,8年来首次超过美国,但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只有8.9%。日本经济消费和生产双重下降,2016年经济增长预计为1.1%,对世界经济贡献为2.2%。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明显。巴西、俄罗斯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分别为0.6%和-0.2%,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印度经济增长或可成为亮点,但其“废钞令”造成现金短缺和支付中断,对消费产生较大负面影响,2016年经济增长6.6%,鉴于其经济体量较小,对世界经济贡献仅为6.2%。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实现全年经济增速6.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3.2%,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之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最主要拉动力。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
2016年,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克服了成本上升、需求下降等困难,避免了转型升级中可能出现的过度失速,企业效益较明显好转、积极因素逐步积累,正在努力实现发展模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增长方式从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中国经济正在推进的转型升级,为世界各国的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世界经济创新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实体经济企业积极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我国是实体经济大国,实体经济是我国产业的主要部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工作,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任务。从当前发展阶段来看,东部沿海地区面临加工贸易快速退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中西部地区要重点解决延长资源性产业价值链的问题,东北地区面临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升级的问题,全国都面临适应消费需求变化、产品升级换代的挑战。2 0 1 6年,中国大力推进“三去一补一降”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为实体经济企业去杠杆,防止其出现金融风险,避免企业负债过高而导致产业空心化。去严重过剩的产能,恢复实体经济的正常供求关系,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和持续振兴。通过减少审批环节、降低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等手段确保企业p负增利。对房地产泡沫和地区分化现象保持高度警惕,以增加土地供应、加快疏解特大城市部分功能、大力发展城市群等措施,推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低成本的发展环境。2 0 1 6年下半年,供给侧结权威论坛42 第3期 紫光阁构性改革初见成效,制造业投资预期不断改善,大中型企业盈利不断回暖,企业杠杆率有所下降、单位成本有所降低。12月PMI为5 1 . 4 % ,连续5 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PMI分别为53.8%和5 2 . 0 %,持续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PMI创去年新高。
“去产能”任务提前完成,为世界提供有益经验。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前11个月,中国钢铁出口产品遭遇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41起贸易救济调查。事实上,钢铁产能过剩起源于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导致的需求不振,是全球钢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各国应共同努力解决,而不仅仅是中国钢铁业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化解产能过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克服企业抵触大、资金补偿少、职工安置难、债务风险高等困难和阻碍。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采取去产能措施时间最早、行动最具体、执行最坚决、效果最显著。2016年,中国钢铁煤炭行业圆满完成全年去产能任务,全年原煤产量比上年下降9.4%,提前完成全年削减钢铁产能4500万吨的目标。河北省作为钢产第一大省,2016年1―11月份,压减炼铁产能1761万吨、炼钢产能1 6 2 4万吨,分别占国家下达任务的1 6 9 . 5 % 和198%,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中国“去产能”任务的完成,为缓解世界产能供求总量失衡,为新兴经济体修正资源错配和效率扭曲,力争为各国政策协调,减缓弱势产业劳动者的“阵痛”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支撑引领开放、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各国经济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不断探索共商共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寻求高水平的投资贸易便利化协定,构建新型全球化合作框架,引领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努力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撑引领者、国际经济秩序的创造者、世界经济变革的驱动者、人类共同发展的担当者。
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提供“搭便车”机遇。在世界经济疲软的现状下,作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 1 2 9 9 . 2 亿元人民币( 1 7 0 1 . 1 亿美元),同比增长44.1%,覆盖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个境外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全年完成营业额10589.2亿元人民币(1594.2亿美元),同比增长3.5%,新签合同额16207.9亿元人民币(2440.1亿美元),同比增长16.2%。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因此,中国对外投资行业十分多元,几乎囊括所有经济部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领域。在美元升值、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对外投资增加对相关国完善工业体系、改善基础设施、创设就业岗位、提升民生福祉、渡过经济危机提供重要支持,是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为全球跨境投资注入新的活力,也引领了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2016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预测,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将达4 . 9 %,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环境改善,中国以139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3850亿美元)、英国( 1 7 9 0 亿美元),居全球FDI接受国第三位,增长2.3%。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继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流入高附加值服务业(如研发)以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外资继续增长,促进了跨国公司创新技术的快速产业化,加速了创新技术的市场化进程,提升了技术创新的效益和效率,有利于技术的全球传播和扩散。
带动全球货物、服务重要消费市场。2016年,我国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259元,总人数超过1.5亿人,为世界消费市场提供强大支撑。消费提高产生的内需增长为推动世界贸易做出重大贡献。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超过24万亿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超过24%,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保障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贸体系的稳定和繁荣。2016年,铁矿石、原油、铜等大宗商品进口量继续保持增长,对相关贸易国的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同时,中国继续为世界提供机电产品、汽车及零部件等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对降低全球生产成本、推动技术革新和推广、提升各国人民生活水平做出贡献,间接带动全球经济与就业的复苏与发展。
引领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的现实,中国坚定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继续扩大市场准入,着力营造公开透明、公平有序权威论坛紫光阁 第3期 43可预期的市场和法治环境,积极引进外资,学习借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进国内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建立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同时,在G20、APEC峰会等场合表明支持并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帮助中小国家和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2016年,中国继续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8个自贸区谈判,启动5个自贸区进程,涉及30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主导RCEP谈判,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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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熊彼特;经济长波;金融危机;创新
一、引言
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正处于衰退的边缘,一些发达经济体已经或接近陷于衰退,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已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少经济学家从次贷风波寻找危机的直接原因,如美元国际本位制和美国长期实行的“双赤字”政策,美国经济过度的虚拟化、经济思想过度自由化、政府职能存在错位缺位、金融创新异化和委托关系失衡等。但都未触及金融危机的真正本质。
马克思指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法则”。所有国家的经济运行都不可能表现为持久的单边上扬,周期性波动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经济情况很少静止不变,在繁荣过后,可以有恐慌与暴跌,经济扩展让位于衰退。当最终达到最低点以后,复苏开始出现,这就是所谓经济周期。它至少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成为世界工业国家的特征。离开了经济周期的特定波段去讨论经济,是不会找到真正答案的。虽然也有文章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去分析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但是鲜有文章从技术创新角度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本文尝试运用以创新为特点的熊彼特经济长波理论来分析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并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
二、熊彼特经济长波理论概述
经济发展的周期现象引起了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长波理论因其普适性和规律性,而日益被接受。五十年左右的经济长波本质上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周期。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
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是以创新为基础研究经济周期运动的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由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经济发展就是通过一个均衡向另一个更高的均衡不断跃升来实现的。熊彼特首先运用经济周期的“纯模式”来解释经济周期中的繁荣和衰退两个主要阶段的产生。他又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纯模式”只是创新引起的第一次浪潮,必须再引入第二次浪潮才能解释四个阶段的经济周期波动。
(二)熊彼特开创的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
对于熊彼特的经济周期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长波理论。长波理论由康德拉耶夫在1925年发表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首次提出并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但康德拉季耶夫却并没有就长波做出理论上的解释。
熊彼特首先对长波的运行机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创新是大小不同的,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熊彼特认为,长波周期源于那些影响巨大,实现时间长的创新,即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活动,如铁路的兴建、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以及电气化和化学工业的兴起等。他把产业革命看成是大的技术革新活动的浪潮。
在一种静态均衡状态中,企业家的重大技术发明会给其带来利润,促使其他企业家纷纷进行模仿,扩大整个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便引起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经济高涨,此即“第一次浪潮”。这时在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的投资和投机,以致形成虚胀或过度繁荣,此即“第二次浪潮”。当新技术的普及应用达到一定程度后,超额利润消失,很多企业亏损或破产。与此相伴随,过度投资和投机活动也就停止,对银行信用的需求也开始紧缩,当经济中出现收缩而引起“衰退”时,不能直接导致新的均衡阶段,而进入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这使经济进入“萧条”状态,这个阶段不仅投资活动趋于消失,而且许多正常的活动受到破坏。“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除,进入恢复调整阶段――“复苏”。从“复苏”进入“繁荣”又需有一次“创新”浪潮。
(三)熊彼特经济长波的划分
按照熊彼特的划分,截至1939年,资本义历史上业已出现了三次长波,第三次长波只进行到一半。范杜因在20世纪70年代考察了截至1973年的经济长波,总结了前三波的各个阶段,前三轮长波已基本得到现实的证实。一般认为,第四次经济长波开始于20世纪中期,在持续20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后,自1973年发生石油危机后进入下降期。关于第四轮经济长波何时结束,第五轮经济长波何时开始,理论界争论较多。本文比较赞同陈漓高,齐俊妍的第四次长波结束于1991年,第五次长波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时间为1991年的说法,大约在2009年达到波峰。五轮经济长波的划分如表1所示。
三、熊彼特经济长波视角下的美国金融危机分析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不断深化,成为世界经济第五轮长波繁荣期结束的直接诱因。但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根据熊彼特经济长波理论,是信息技术创新及信息产业发展的停滞或衰竭,第五轮长波开始从创新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于此同时,美国为了改变经济周期变化规律,推行相关政策刺激经济金融化,但当金融泡沫破灭,次贷危机产生,经济还是势必进入衰退阶段。
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经济发展表明,新经济长波的胚胎已经在高技术创新活动中孕育成熟了。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出现,新摩尔定律的出现,信息技术产品每18个月更新一次。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一轮的经济腾飞出现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后来居上,并强烈地冲击着世界经济格局,传统制造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据统计,在1994-1996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率27%、传统产业仅为14%、汽车产业仅为4%。美国连续9年保持4%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接近于零。传统产业中4000万人失业,但是新产业创造了7000万人的就业机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美国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投资在这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引发新的生产力革命,导致第五轮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延续。一个由信息技术主导世界经济的“信息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在进入21世纪后,推动第五轮经济长波上升和繁荣的、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也已经开始进入饱和期。“在2001-2007年期间,美国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投资的几何年均增长率仅为2.9%,大大低于此前的20年。”以IT产业为主导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及其长波周期,经过20多年不断的技术创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更高级别的技术创新,原有的创新企业就失去技术优势,因而无法利用技术创新优势获取超额利润,于是出现了资本积累过剩,投资和生产必然由转向低潮,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第五轮经济长波进入了繁荣期的末端。
美国政府也早已深知高科技产业不可能无止境地促使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下去,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高科技本身的特点和经济中的其他制约因素,高科技产业也有可能出现停滞甚至滑坡。于是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政府为了防止美国经济可能面临的下滑趋势,也为弥补“9・11”事件对美国国民心理所造成的重创,开始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衍生工具的发展,放松监管。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机构将信用等级较差的人也拖入借贷者行列,并将这种次级债通过衍生品市场发往全世界,让全球为其刺激经济的政策分担风险。美国实施这种政策的结果直接刺激了经济的金融化。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21世纪初一度达到45%。美国希望能由此改变经济规律的运行方式,使经济长期繁荣下去。但这种政策只是使美国经济保持了表面上的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衍生品制造了巨大的泡沫,当泡沫破灭后次贷危机爆发。
而此次次贷危机恰好发生在第五轮长波下降期临近的关口,一方面使得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这加速了长波下降期的到来;另一方面,长波下降期的临近也使得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和持久。如果不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优势也已渐消失,长波繁荣期的临近结束,次贷危机仍有可能发生,但未必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然而,即使没有次贷危机,由于信息技术创新衰竭所造成的长波下降期也必然会到来,只是可能会以其他危机的形式发生。次贷危机只是科学技术危机的表象;只是人类发展历史面临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出现停滞;只是现代社会在旧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积累起的巨大社会生产力面临崩塌的表象。
四、美国金融危机未来发展预测
经济周期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被人为刺激起来的经济没有延长繁荣期或跳过衰退期达到下一个均衡的能力,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被人为改变而积聚了严重失衡的经济周期的一次回归。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和周期的先导和前提。如果要迎来经济的复苏,使经济增长进入下一个长周期,必须占领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必须有对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重大变革的技术创新的出现。虽然科学家一直努力致力于科技创新,但可惜,时至今日,在生物、材料及能源领域等相关科学理论和技术实践上尚未有大的突破。如果把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置于这个视角中加以考察,将很难得出乐观的结论,我们预测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处于下滑的阶段。而可能成为下一周期主导产业的,将是与延长人类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的生物、生命和基因产业。这是因为工业化社会已先后解决了人类吃穿住用、交通、城市化和信息化等问题之后,今后要引起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更大质的变化的主要技术革命,是如何延缓人类生命周期这一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除非生物、生命和基因等关键领域的技术有所创新和突破,否则美国经济很难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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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观点,很明显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经验产物。不可否认,在过去两次危机中,中国确实表现出了较好的抗传染性。表面上看,这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外部“防火墙”(如资本账户不开放、金融市场与外部世界隔离等)发挥了隔离作用。
但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个高度依赖外需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有两点是决不能视而不见的: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美、欧经济;二是200t年的衰退虽然发生在美国,但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极短,只经历了两个季良――据统计,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幅度仅为-0.16%,且私人消费依然呈现正增长态势。
一旦中国经济遭遇到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当主要出口对象欧、美、日无一幸免时,经验主义便靠不住了。如果以1978年至1998年中国GDP9.85%的平均增长率作为潜在增长率的下限,那么则从去年第三季度9%的增速开始,中国GDP增长率已回落到潜在增长率以下;而第四季度6.8%的增速已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3个百分点,由此也使得中国决策层不得不将“保增长”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最高目标。显然,美欧经济急转赢下带来的外部冲击,是中国出口下滑和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而后一种观点由于尚未被经验证实或证伪,只能从逻辑上去剖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今年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9%,推动整个正半年增长率跃升至7.1%。考虑到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速相对较低,一个大致可接受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已触底回升,只要外部环境不发生大的逆转,全年实现保八目标基本无虞。
鉴于美、欧、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最近两个季度同比依然是负增长,说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率先实现复苏,问题应当不大。但随之而来的两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复苏了,是否必然就会拉动全球经济复苏呢?再深^一步,如果全球经济未来一年内难以实现复苏,或者将经历+~曲折的复苏进程,那中国经济的复苏是将继续高歌猛进呢,还是会因为失去支撑而跌落云端?
最理想的境界,自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同步复苏,一国的进口扩张等于其他国家的出口扩大,由此形成一种正外部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若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引擎率先复苏,理论上也可以拉动周边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但很遗憾,从实际情况来看,除了美国,无论是中国、欧洲、日本或印度,目前还都难以担此重任。
首先,以往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引擎,主要在于美国国内旺盛的消费力,可以充分吸收世界各国的出口产品;而目前中国居民的消费力远不足以与美国相提并论一事实上,即便中国加上日本和德国,消费总量也及不上美国。因此,奢望仅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5%左右的中国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无异于让一匹小马去拖动一辆大车。
在上半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构成中,增长最快的部分都来自转移支付。根据一般经济学常识,这种临时性的转移支付通常不会被理性的居民视为持久性收入的增加,而更可能转化为新增储蓄。此外,当前各级政府在刺激消费方面较多使用的手段不外乎发放消费券、农机和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等,短期效果固然有,但其可持续性令人生疑。显然,要想真正使居民敢于消费,还是要回到社保、医保、教育收费、房价等根本问题上来,若这些后顾之忧不得到解决,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格局就很难有实质性改变。
其次,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库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无疑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但投资很难成为长期持续的力量,并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财政透支、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等一系列棘手难题;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来看,4万亿元蛋糕中最终能惠及外资的部分也极为有限。
再次,从中国的进口构成来看,要想拉动外部经济增长有两个可能的途径:一是能源、矿产品等原材料的进口,二是零部件、中间产品和生产设备的进口。前者的受益方主要是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少数资源国,但从反面效果来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甚至有可能推高全球大宗商品和海运价格,对于其他国家的复苏未必是个好消息;后者受益的主要是处于东亚价值链体系上中游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但在中国出口难以得到切实改善的情况下,这些经济体所期待的“复苏”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中国经济复苏,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最大的作用,恐怕还在于将其视为一个积极的外部信号,以提振国内信心。但问题是,若这些国家迟迟无法找到―种自我修复动力,则中国经济复苏不仅不能拉动他们的增长,反而自身也可能因为投资、出口后劲不足而使经济增速重新趋缓。
从各方面迹象来看,特别是美、欧各国已宣布不会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未来一两年内全球经济复苏很可能将呈现出一个慢热过程。对于中国而言,首先不必轻率揽下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任;更重要的是,从现在起认真落实“扩内需”和“调结构”的任务,只有真正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中国经济的复苏才是可持续的。
从黄金美元到低碳美元
李国旺
由于金本位的路径依赖,布林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即第一代世界货币中心的美元,可以称其为“黄金美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例关系(以固体物品为基础),其他货币与美元间的相对固定比率关系,为二战后世界经济迅速恢复创造了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基础。
这种以黄金储备为背后力量的货币体系,加上美国主导下的欧洲振兴规划――马歇尔计划,美元随着欧洲振兴计划而大量外输到欧洲,欧洲美元因此产生,并开始在西欧游荡。北约国家因此从经济上紧紧地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成为美国综合国力的加盟力量,形成了牢同的战略同盟关系。而美元也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舆论等综合实力的体现。
黄金美元存在了约30年后,由于美国滥用铸币税而扩张美元,美国国库已无法承担美元一黄金的固定汇兑关系。随着重化工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控制石油成为美国头号战略利益。金融资本与石油资本共同导演中东战争,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人类历史由此开始围绕石油和美元为核心运转(以液体物品为基础)。美国因为掌控了石油的主要控制权,美元从黄金为内在价值保障成功转换成以石油为内在价值的保障,美国因掌握了石油而掌控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动权。
由于现代农业离不开石油,掌握了石油资源,美国五大公司也从此掌握了世界粮食生产与供应的大权。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经济正式形成美元、石油、粮食为点的圆形运动。
自石油美元为世界经济核心开始,可 以解析美国最近三十年的政治、军事、科技的目标以中东为指向的原因。但是,毕竟主要产地在中东,同时存在未来石油资源开采完的问题,寻找替代能源并由美国直接掌握的新能源,已经成为新世纪美元内在价值保护的战略任务。依托于太阳能技术、风能技术、核能技术、生物质能技术等新兴能源技术的掌握,美国可以主动调控粮食、石油价格,从而为本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
今天,所有的新能源技术,都围绕低碳概念进行。低碳概念不仅与石油资源的枯竭有关,更与美国主动掌握的相关技术有关,特别是美元内在价值的外在依附物体的转换有关。从黄金为内在价值的美元体系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经济连续30年的繁荣因此得以保障。以石油为内在价值的依附物看,汇率是波动不定的,70年间经济的剧烈波动均与此有关。特别是日本,在经济强烈依赖石油与美元汇率强烈波动的双重作用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从快速增长的国家系列中退出。
现在可以预期的是,以低二氧化碳排放为核心的新能源,将为疲软的美元注入强有力的能量。掌握新能源技术的美国经济,有可能重新排列世界经济体的“价值”创造指标。由于新技术是“复杂”劳动的体现,美国因此可以在新技术的开发、交易中获得超额收益。为了让新能源低碳技术能够顺利推广,按照资本增值的逻辑,美国将在石油产地制造事端,将石油为代表的老能源价格再次炒高。要炒高老能源,必然向市场注入资金,要注入资金必然制造危机,要制造危机,必然让老百姓消费不起,要让老百姓消费不起,就得降低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事实上,2001年至2006年间,美国劳工阶层的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不仅是因为WTO的历史性扩大的原因,更是美国垄断资本利益安排的结果。
篇9
国家发展改革委19日宣布:自6月20日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液化气、天然气价格不作调整。自7月1日起,将全国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5分钱。成品油和电力价格改革的实施,短期将推高通货膨胀水平并直接影响资本市场,但长期来讲有助于理顺国内价格体系,对长期经济发展有利。
多方推升高油价
自从99年以来,国际油价进入了一轮上涨通道,而进入2007年和20008年,原油价格攀升速度逐渐加快。今年年初,国际原油价格尚维持在80~90美元/桶,短短数月,几乎所有原油期货价格都打破历史纪录,近日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份原油期货合约曾一度创下139.12美元的新高,可以说世界已经进入高油价时代。
此次世界遭受高油价困扰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全球石油需求强劲、美国经济走弱、地缘政治危机、国际热钱炒作等均可以说是此轮油价飙升的推手。
供需关系日益紧张。供需关系是决定商品价格的最直接因素。海湾战争之后,世界原油供应维持平稳的局面。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微弱的供需平稳被逐渐打破。一方面,老牌经济强国美国、英国等石油需求不减,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也进入了工业高速发展期间,原油需求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各石油出口国产能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已然跟不上需求的迅速提升,例如欧佩克国家的产能利用率已由1993年的90%提高到目前的近100%。而对于石油输出国而言,由于石油资源日渐稀少,处于长期经济利益的考虑,限产保价不失为一良策。
美国经济走弱成为油价飙升的重要推手。去年中,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至世界。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级银行无一幸免,为拯救金融市场,以美联储为首,各国央行纷纷注资,流动性泛滥进一步加剧。美国政策持续降息亦促进了美元的走软,在资本趋利的天性之下,面临美国经济可能进入衰退、美元产期走软的局面,国际热钱转向黄金以及原油市场,以期通过商品市场保值甚至获利,直接推升了原油价格。
高油价带来经济压力
从历次世界石油危机来看,每次油价暴涨都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源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价格,减少石油生产,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石油禁运。西方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并发了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此次危机使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增长都明显放慢。此后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亦引起世界上各国大面积的经济衰退。在2004年由IEA、IMF和OECD联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原油价格每桶10美元的涨幅,将会导致全球GDP增长至少减少0.5个百分点,通胀上行0.5个百分点。而对于原油进口比重较大以及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的国家,这一损失将会进一步上升。比如原油价格上升10美元,中国的实际GDP增长会下降0.8个百分点,伴随着通胀0.8个百分点的上升。
如今我国面临国际居高不下的油价,经济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从2003年开始我国就发展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1980年至2007年间,我国石油消费量增长了3.1倍,但同期石油生产却增长缓慢,导致石油供求失衡问题日益严重。如今高涨的油价将使我国工业成本不断上升,作为大宗商品的风向标,油价还将带动煤炭、铁矿石价格进一步上涨。上游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必然会顺着产业链向中下游传导,最终带动化工、运输、甚至食品等价格的全面上升,PPI传导效应之下,通货膨胀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近期进行的中美双边战略经济对话,亦将焦点转向能源问题,而汇率问题不再是核心。副总理指出,这次对话最突出的成果是中美在能源和环境领域扩大了合作。而保尔森亦力促使我国加强对国内燃料价格的控制,以改善世界范围内高油价的困境。
油价改“秩”资本市场
石油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和化工行业的源头,时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经济。长期以来,为了避免国际油价的波动过度影响国内经济运行,我国的石油价格没有采取市场化定价,而是由政府定价,尤其对成品油价格实行严格管制。国际油价虽然大幅上涨,但国内外价格严重倒挂之下,油价上涨的因素并没有充分传导到国内物价体系。人为压制的成品油价格虽然减缓了对我国经济运行和物价体系的冲击,但也产生了不少弊端。成品油限价政策使得国内汽油出厂价格为国际标准的65%左右,而柴油不足60%,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企业受炼油业务拖累,业绩难以提升,形成了国际油价越高亏损越严重的局面。如果国内油价继续维持现状,不进行调整,今年政府向社会提供的补贴将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另一方面,国内国际的大幅价差,导致我国中下游行业产品价格低廉,在国际上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据统计,自油价上涨以来,我国化工等行业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中国补贴世界的局面。
政策注定要回归市场,当前扭曲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亦需要适当调整。这次成品油价格上调17%左右,销售电价上涨5%左右,预计将对物价与企业盈利都有负面影响,并反应在资本市场上。从行业来看,交通运输、建材及非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和建筑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毛利率将受到压制。而提价之后,由于提价效应以及对未来成品油市场逐步开放的预期,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将直接受益,而煤炭、新能源等行业亦将因为替代效应而受到追捧。
篇10
(一)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基拙经济法是19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度时,为了调和社会化大生产‘J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个人渴望更良好的秩序。但是经济个体在社会化大生产面前是肖目的,不顾及整体的利益,不择手段的追逐利润,各个环节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以国家宏观调控为核心的经济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战后,二战前,由于金本位崩溃,世界经济危机的加剧。仅靠一国政府实行的关税壁垒、外贸统制、金融管制己不能解决问题,需要从国际立场出发,从普遍性多边条约的角度确立国际经济秩序,国际经济法由此产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产生的社会基础是相同的,是生产社会化,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
(二)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联系与区别
1.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二者都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经济关系,非经济关系都不涉足。这其中即有公的关系,又有私的关系。但具体而言调整对象又有所不同:经济法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市场调控关系、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和涉外经济关系。而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是各个国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私人贸易、管理贸易、税收、私人直接投资、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关系。
2.二者都是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内容丰富,但从法律体系而言,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国际经济法属于国际法体系。
3.二者都可以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维护经济秩序的作用,但经济法主耍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而国际经济法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4.主体方面都包括自然人、法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还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经济法主体中还包括企业内部组织。5.渊源上,有人认为,经济法的渊源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习惯法和判例,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际组织的规范性文件,而一国涉外经济法律是一国制定的,属国内法范畴,是经济法渊源,而不是国际经济法的洲源[l]。这显然是混淆了法律渊源与法律性质的概念,我认为一国的专用实体规范既是经济法的渊源,又是国际经济法的渊源。
二、实践中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协调
如果将经济法一与国际经济法各自要调整的内容分析,我们会发现二者有对应的关系。经济法中有公司、企业法律关系;国际经济法要研究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经济法中有税收、财务法律关系;国际经济法中有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经济法要规范外商投资法律关系;国际经济法中有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规范。经济法要对银行、金融进行监管;国际经济法同样要对国际金融制度进行管理。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正确的认识二者所处的地位。有人认为,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和交叉关系川。我认为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下而从两个方而说明。
(一)国际经济法规则在国内经济法中的适用
1.国际法在国内法中的适用,世界上有三种做法:转化(t,一ansfer)、采纳(adoption)、混合式。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采取的是混合式。人世后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wTO规则和中国签署的各项协议一部分已经被采纳为国内经济法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以《对外贸易法》为核心的《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法》等己修改完毕;另一方而,在宏观调控管理中,为了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我国补充了《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执行办法》、《外商投资服务公司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办法》等。由于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国际条约在国内的实施没有具休的规定,所以不能指望也没有必要都转化为国内的经济法予以执行,可以直接适用。
2.在市场准人方面。我国原来的经济法规对某些领域的主休严格限制,如金融、保险、银行、电信等。现在,根据中国政府的四项承诺之一,服务业开放,外国人可以进人到这些领域中来。但《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的只是成员国的对外开放义务,而不涉及对内开放义务。所以,不能以允许外国私人在中国开办银行、外资公司、货运服务公司就推定中国私人也当然的享有此项待遇。因此,国内经济法规必须在主体上有相应的配套立法,以避免超国民待遇。
3.由于国际经济法和国内经济法的共同作用,一国私人也可以和他国对外经济(尤其是贸易)方面的法律发生更密切的联系。根据wTO规则,一成员方境内的私人因另一成员方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DsB(争端解决机构裁决)。如美国的301条款:如外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法律违反了该国与美国签订的条约、协定,损害了美国贸易的利益,任何人都可以向301条款委员会申诉立案调查,之后.与该国政府协商直接采取单边制裁。所以中国也有必要将私人诉愿与政府申请相结合,使国内经济法律一,刁国家经济法律制度得以有效的衔接。
(二)经济法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