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管理体制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管理体制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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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主观题的材料设置上看，一般采用情景材料、引文材料、图表材料或图表与情景材料交差运用等方式设题。设置材料是为考生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依据，所以，选取的材料一般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实用性特征。从特点上看，材料题取材简明、灵活，设问切入点小，考查的知识点也比较集中，一般要求从一个角度回答，有利于考查考生对某一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从设问方式上看，材料型主观题一般有开放性设问和限制性设问两大类。开放性设问要求考生根据试题设问要求的范围，从不同的角度回答问题，提倡创造性思维，不要求答案的唯一性；限制性设问要求考生根据设问规定的原理来分析概括材料所反映的现象或问题，答案必须符合设问中的“限制性”要求。所谓“题在书外，理在书中”，就是对材料型主观题的高度概括。

二、典型例题

例.（2013年高考江苏政治卷第37题）（节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欧美一些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和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持续降低。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抓住机遇，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制造业快速发展。2010年，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已略高于美国。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

但近几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离歌”纷纷响起：成都和郑州取代深圳和东莞，成为富士康、联想等电子产品加工业巨头的生产主基地；知名运动品牌耐克、阿迪达斯关闭在中国的直属工厂；美国制造业巨头通用电器宣布将外包到中国的工作岗位迁回美国本土。据统计，近年来有数十家世界500强外资企业关闭在中国的工厂。

离开中国的企业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低端制造业，向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国家转移；另一种是高端制造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重振本国制造业、加快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背景下，纷纷回流本土。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纷纷运用新的信息技术、互联网优势整合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力发展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保在世界制造业价值链上的高端位置和全球控制者的地位。

“中国制造”――这个见证了中国崛起、足以让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字眼，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运用唯物辩证法有关发展的观点，分析说明欧美国家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走的是怎样的发展道路。

参考答案：①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欧美国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调整工业化发展战略。②辩证否定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环节，要求坚持创新。它们对传统制造业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实施升级改造。③事物在曲折中前进上升。它们大力扶持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三、政治材料型主观题的解答

1.审题

（1）审材料。

在审读文字材料时，我们可以采用分层法、主干法、倒读法等。审材料时是要注意两点：①抓“题眼”，划分材料层次。②概括每一层次的中心意思。如在审读图表题时，我们要注意审读图表标题，明确答题方向；审图表内容，注意纵横比较；审图表附注，领会题意。

如在阅读上述例题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把这则材料分为三个层次：①欧美一些国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调整工业化发展战略。②它们对传统制造业持肯定态度，在保留的基础上发展，实施了升级改造。③它们大力扶持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2）审设问。

题目的设问为我们指明了答题的方向，指出了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将设问弄清楚，就会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审设问。审设问时要注意两点：

第一，分析设问所要求运用原理或观点的知识范围。在审设问时，首先要弄清设问类型，判断出是开放性试题还是限制性试题。如果是限制性试题，还要具体分析设问的知识范围，并将其进行模块定位，然后再进一步确定是某一模块中的哪一部分的哪些原理。

通过仔细审上述例题的设问可知，该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第二，弄清设问要求我们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要求考生明确设问的主旨，即明确考查的是“是什么”、“为什么”或“怎么办”中的哪一个。“是什么”就是要对材料所反映的现象作出判断性说明。“为什么”包括原因和影响两个方面。原因，即材料中反映现象产生的原因；影响，即谈重要性和危害性。“怎么办”即措施。如果材料所提供的观点是正确的，应回答“怎样坚持和发展”；如果材料所提供的观点是错误的，则应回答“解决问题的办法”。

审上述例题可知，该题要求结合材料并运用唯物辩证法中有关发展的观点，分析说明欧美国家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走的是怎样的发展道路，属于“怎么办”的范畴。

2.合理想象，确定答题所需的理论知识

（1）联系教材知识。

在明确题意、概括材料中心意思、审清设问的基础上，思考试题材料与教材中哪些知识有内在的联系，提炼出材料所体现的原理。联系教材知识的依据是：由设问内容联系教材的方向性知识；由材料的中心意思与教材知识的对接关系，确定教材中的具体内容。上述例题就要求考生联系哲学的有关知识，结合材料进行分析回答。

（2）联系时事政治知识。

高考政治试题在考查政治学科知识的同时，还会直接考查考生对党和政府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的掌握情况。这就要求我们经常关注时事政治，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领会其精神实质，做到学以致用。当然，答题语言不能是对时事材料的罗列和堆砌，而应是根据题目设问的要求归纳出来的、反映时事政治实质的语言。

例如，对上述例题的解答，就要根据材料的大意与教材中知识的内在联系，提炼出材料所体现的唯物辩证法的道理，建立对应关系。

①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欧美国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调整工业化发展战略。

②辩证否定观要求坚持自主创新它们对传统制造业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实施升级改造。

③事物在曲折中前进上升它们大力扶持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3.解答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

解答材料型主观题的过程其实就是考试大纲中所要求的“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的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等能力的体现过程。这就要求考生将所学知识与试题材料、教材知识建立正确的联系，准确运用原理分析、解决问题。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能力的主要方法是联系法，即构建设问、材料与教材原理、观点的对应关系并进行分析，即基本原理+具体分析（哲学常识类试题的解题方法为：基本原理+方法论+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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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 026300

[摘要]在新的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下，急需提高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视。对于事业单位的内部结构的调整有着特殊的要求，只有加强相关财务体制建设，积极的发现现有的财务管理工作中的漏洞，强化财务管理意识，才能够适应新财政体制的需求，全面的提升自身财务管理的水平，真正做到让人民和社会放心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

[

关键词 ]新财政体制；事业单位；财务管理

财政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也是国家的重要支柱，我国实行财政改革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规模，在新的财政体制的视域下，当前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急需改进，一方面要应对内部财务管理工作的需求，更加要实现社会和财政部的需要，现有的财务管理制度、分析制度和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本文将结合实际工作中，行政事业单位在财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分析新财政体制下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改革措施。

一、新财政体制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新要求

首先新财政体制让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变得更加的复杂，对于其在财务管理中的工作要求更加的精细，例如要求部门中提高预算软件的使用，提高财务工作中信息的运用能力等，使得事业单位处理财务更加具有政策性和科学性。其次是政府财政工作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从内部资金管理的角度来看，会计计算机化能够进一步的增强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实现内部资金管理的实时性、统一性和共享性。财务部门内部的日常财务工作实现数字化、信息化是现代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重要任务。

二、当前我国事业单位财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当前新的财政体制还没有完全的建立和完善

就我国现在的财政体制来说，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在行驶工作的时候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的在工作中由于受到部门领导的影响，因此财务工作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体现了财务体制中不合理的现象，这也从根本上制约了当前财务管理的水平，面对新的财政体制的要求，事业单位无法跟进并建立新型的财务体制，不能反映出政策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具体要求。而且对于财务会计人员的绩效考核制度也相对陈旧和落后，无法有效的提高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另外基于基数递增的财务预算是事业单位财务部门的陋习，新的财政体制要求事业单位提高财务预算的意识和能力，总之，目前财务部门的建设还有相当的不足。

2、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没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由于现有的财务管理制度往往较为模糊和笼统，导致了对于体制内的人员约束力有限，对于工作职能的划分和责任机制分工不明，新财政体制改革要求事业单位管理制度的改革同步跟进，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的工作也从侧面反映着政府的办公效率，当前的财务管理制度的可操作性较差，反映着财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需求，关系着切实的财务管理目标能够实现，财务管理机制的落后也制约着新财政体制的深化改革的脚步，一些新的机制，新的概念的引入和学习给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3、政府财政支出公开力度不够

随着我国公民意识的不断提高，对于政府财务公开要求越来越强烈，但是当前事业单位财务公开还未能满足公共的要求，其中对于资金的配置、公共产品的选择等环节，人民在实际的政府财政工作中缺乏监督的效能，财政部门往往受到其所在事业单位的影响，导致部门项目经费滥用的现象发生，无法做到真正的透明公开。

三、新财政体制提高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能力的几点思考

1、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根据新财政体制下对于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要求来看，提高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他们毕竟工作在事业单位财务工作的第一线，提高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能够有效提高政府财务管理综合水平的提高。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特别是在人才招聘以及后期的选拔提升过程中，除了要求应聘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还需要对其沟通协调能力有一定的要求，注重其综合素质。其次是单位内部的财务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中，要积极地鼓励财务人员注重的学习相关的技能，提高自身素质，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尤其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类信息技术、现代化管理软件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此，还应要求财务人员对于新的财务管理软件能够做到熟练的运用，加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储备以及现役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单位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从而促进单位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2、加大财务公开力度

在新的财政体制下，对于财务公开的力度进一步的加强，特别是和老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财政开支，向社会公众公开政府部门财务状况的开支，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审查，提高财务公开的实际作用，明细政府财政的使用情况，对于资金预算做到整个流程中的审查和记录工作。在进行财务公开时，不仅要公开财务收支计划、基本建设计划、收益分配计划等财务计划，还应公开财政及上级单位拨入资金、下级单位上缴资金、单位事业经营收入等一切资金的收治情况。公布的内容应具体化，对于人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应进行专门化的公开。对于事业单位财务公开的办法，除在单位醒目处设置公布专栏外，实际工作中可以通过本地的公共媒体，对于事业单位的财务情况的全部内容公开透明，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还可通过单位网站进行公布，积极引进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通过加大政府财务公开力度，改善人民群众对政府财务公开改革的认识。

3、强化公共经费利用的规范化

在新的财政体制中，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预算是统一由人大大会决议通过的，一旦确定了预算的计划，那么在实际的执行中都不可以随便的变动。加强公共经费规范化应用的主要方式，是提高对预算执行过程的监控和审核过程，定期的对预算的执行情况审查，并且公开各阶段经费实施的具体过程，确保政府的规划的时效性，加大预算执行的力度。

4、统一政府财政报告制度的构建

财务报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财务状况，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对政府财务核算的方式，也是目前我国政府财务信息改革的有效途径，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对于财务报告的构建要求更高，为了适应新的财政体制，建立全面的高效的财务报告制度也是适应社会形势的变革需求，随着我国政府职能划分越来越系统和科学，重视财务报告制度，必须将其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地位，要求我们要进一步的规范财务报告的编制过程，明确政府财务核算的内容，对于政府工作中预决算、社会保障金、国有资产等关系民生重点项目，提高真实、可靠、准确的财务报告，反映在实际的事业单位财务报告中，要求我们紧随国家新财务制度的改革的角度，深刻的认识财务报告的制定规范，配合构建统一财政报告制度的工作。

结语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工作的进一步改革，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成了一个社会的热点话题，人民对于政府财政开支的透明度也越来越高，事业单位的财政部门是在其行使职能中进行的一切财务活动和关系，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新的公共财务机制的不断完善，对于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很多问题，急需改革适应新的财政体制，以确保政府财政的用之有道，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周莉.新财政体制下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分析探讨--基于财务管理中存在问题对策分析[J].江苏商论,2014, (17):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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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土地估价后有关问题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土地估价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清字〔1996〕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清产核资办公室、财政厅（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室、处），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直属机构及有关计划单列企业集团：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1995〕17号）精神，在1995年清产核资中对国有企业占用的土地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清查估价工作。最近，一些地区、部门及国有企业，因将土地估价增加的价值列入有关经济指标计算口径，致使一些历史指标失去了可比性。为此，现将国有企业完成土地估价后涉及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通过全国清产核资，确定了国有企业占用土地的基本价格，各地区、各部门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清产核资中土地估价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工字〔1995〕108号）规定，列入相应会计科目单独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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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中国人民银行（94）财综字第126号，市政府京政发（1992）35号、京政发（1994）71号文件，我们制定了《关于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关问题的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北京市人民政府房改办公室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关问题的规定

为做好住房公积金的归集、管理、运用、偿还等工作，根据财政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中国人民银行（94）财综字第126号、市政府京政发〔1992〕35号、京政发〔1994〕71号文件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建立住房公积金的范围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包括全民、集体、民办、私营、股份制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职工、劳动合同制职工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必须建立住房公积金。

（二）离退休职工、临时工、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外籍职工不建立住房公积金。1993年以前按标准价优惠办法购买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不建立住房公积金。

第二条  住房公积金的归集

（一）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所属归集部及各住房资金管理分中心（以下统称归集部门），负责职责范围内各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归集。

（二）各单位负责本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的代扣代缴。

第三条  住房公积金的交存额

（一）职工个人当年度月交存住房公积金金额，等于职工上年（1月至12月）月均工资总额乘以个人交存率。单位资助职工交存住房公积金金额，等于被资助职工上年（1月至12月）月均工资总额乘以单位交存率。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按国家统计局编制字〔1990〕1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二）个人交存率和单位交存率一致，1995年不低于5％，2000年达到10％。

（三）住房公积金月交存额每年核定一次，年度内不作变更。

第四条  单位为职工交纳的住房公积金的资金来源

（一）企业首先从单位住房基金中解决，不足部分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二）行政事业单位首先立足于原有住房基金中划转，不足部分，全额预算的行政、事业单位，由财政预算拨付；差额预算的事业单位，按差额比例在财政预算和单位自有资金中解决。财政负担的部分，按单位隶属关系和财政体制，由市、区县财政分别负担；

（三）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比照企业开支渠道列支。

第五条  住房公积金的汇交

（一）首次汇交住房公积金的单位须先向归集部门编报“住房公积金登记表”及“住房公积金汇交清册”，由归集部门根据登记表及汇交清册登录建帐。已登录建帐的单位在每年5月1日至31日，向所属归集部门编报本单位下年度“住房公积金登记表”及“住房公积金汇交清册”。

登记单位一般应具备独立核算的条件。归集部门也可根据职责范围内各单位的具体情况，规定登记单位的条件。

（二）职工住房公积金由单位按月汇交。住房公积金个人交存部分，由单位在每月发工资时代扣，连同单位为职工交存部分，一并由单位在每月发薪日后5天内（逢节假日顺延），开具“住房公积金汇交书”和转帐支票（支票起点不受100元限制），送交所属归集部门，记入单位名下的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帐户。

（三）单位每月汇交住房公积金时，因职工调入调出、离退休等引起汇交情况变动时，汇交单位须随“住房公积金汇交书”，向所属归集部门编报“住房公积金汇交变更清册”。

第六条  住房公积金的计息

（一）住房公积金的计息年度为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

（二）住房公积金从存入之日起，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储蓄存款利率计息。每年度按月交存的住房公积金，存入当年按银行一年期零存整取储蓄存款利率计息（不足一年按银行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以后每年度均按银行一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一年一结息，本息逐年结转。但在租金提至成本租金以前，承租单元式公房（不含两户以上家庭合租一套单元式公房）的承租人及其配偶，其住房公积金按银行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

第七条  住房公积金的对帐和查询

（一）归集部门于每年7月1日至8月31日，通过单位向个人发送“住房公积金个人对帐单”，并随时依据单位或职工填写的“住房公积金查询书”，受理有关住房公积金的查询业务。

（二）为便于职工保存个人对帐单，各归集部门无偿向住房公积金交存人提供“住房公积金个人对帐单存夹”。

第八条  住房公积金的支取

（一）申请用住房公积金购建住房、对自有住房进行大中修和偿还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职工及其配偶，应向所在单位提交有关证明并经单位审核后，由单位开具“住房公积金支取申请书”，到所属归集部门支取住房公积金。

（二）在职职工申请用住房公积金支付本人分摊租金超过本人工资总额5％的房租时，应在每年一、二月份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由所在单位依据该职工上年工资总额和上年所分摊房租核定超出数额，然后由职工持所在单位开具的“住房公积金支取申请书”，在每年三、四月份到所属归集部门支取。

离退休职工，可按规定向其工资发放单位申请本人分摊租金超过本人工资5％部分的房租补贴，补贴资金从单位的住房周转金中列支。

分摊租金等于实纳房租除以家庭同住职工人数。

（三）住房公积金支取后，在个人帐户内必须保留一个月的交存额。

第九条  住房公积金的销户

（一）职工离退休、调离本市或出国定居时，可持单位开具的“住房公积金支取申请书”到所属归集部门办理销户。

（二）个人继承或受遗赠住房公积金的，继承人或受赠人可持经公证的继承或遗赠文件，到被继承人或遗赠人单位开具“住房公积金支取申请书”，再到归集部门办理销户。

（三）归集部门负责结清所销户内住房公积金（包括个人交存部分和单位资助部分）全部本息余额，退归销户人。

第十条  住房公积金的转移

（一）职工在本市调动工作，应持调出单位开具的“住房公积金转移通知书”到归集部门办理住房公积金（包括个人交存部分和单位资助部分及应付利息）的转移手续。

（二）职工办理转移的住房公积金，仍按当年住房公积金的计息状态计息。

第十一条  住房公积金的封存和启封职工因离职、停薪等各种原因中断交存住房公积金时，归集部门依据单位填报的“住房公积金汇交变更清册”将其住房公积金（包括个人交存部分和单位资助部分）结余本息封存在原帐户内，封存期间按规定计息，符合支取住房公积金条件的可按本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办理支取；恢复交存时，归集部门依据单位填报的“住房公积金汇交变更清册”予以启封。一直未恢复交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符合销户规定的，可按本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办理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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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经济法学教科书所展示的经济法学框架，笔者以为有下述几点不足：(1)总论与分论不对应。例如，总论认为经济法只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而不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分论中则多处论述某个部门经济法对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又如，分论以若干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具体制度为主要内容，在总论中却没有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一般理论。(2)总论中未能论述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即在论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地位、宗旨、原则和体系后就戛然而止，没有像民法总论论述公民、法人、物、民事行为、和诉讼时效那样论述经济法特有的基本范畴，给人以经济法基础理论无实体内容的印象。(3)简单套用法律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和法律事实作为法理分析的基本框架，一直是民法学的特色，而经济法的内容有别于民法，并且远比民法复杂、丰富，法律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不足以对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作全方位和深刻的分析，这正如该分析框架未能被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和诉讼法学等所普遍采用一样。所以，在经济法学领域普遍采用法律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就显得机械和表面化。(4)分论结构不稳定，且任意膨胀。对分论结构的设计由于缺乏完整性和超前性，以致每制定一部法律，便在分论中新增一章。(5)与相邻学科有整块重叠。例如，将公司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经济合同法学纳入经济法学，就与民商法学重叠；将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纳入经济法学，就与社会法学重叠。

鉴于上述不足，在设计经济法学框架时，需要处理好下述几种关系：(1)总论与分论的关系。在经济法学框架内， 总论是对分论的归纳和总括，分论是对总论的展开和运用。因而，总论的原理应当涵盖和指导分论，总论的理论分析框架应当为分论提供示范。这就要求，总论中应当含有从经济法具体制度中抽象出的实体内容。(2)经济法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民法是私法，行政法是公法，商法、经济法和社会法都是公法与私法兼融，其中，商法因以私法为主而可作为民事特别法，经济法和社会法则以公法与私法并重或者公法为主而成为第三法域。于是，经济法学与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和社会法学，在理论亲缘上是同异并存、分工互补的关系。经济法学中含有民商法学、行政法学、社会法学的因素(概念、观点、方法等)，实属正常。但是，不宜出现与之整块重叠的内容，并且应当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分析框架。(3)中国经济法学与外国经济法学的关系。一般说来，不同国家民商法之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移植，而不同国家经济法之间可借鉴和移植的程度则很小。这是因为，民法与市场机制对应，是市场调节的规范，而市场机制在各国都基本相同，所以，不同国家民商法之间往往易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同大于异；经济法与国家干预对应，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规范，而国家干预主要是针对市场供求状况实施的，市场供求状况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由此决定了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其国家干预的体制、目标、方式等往往都不相同，所以，不同国家经济法之间往往难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异大于同。例如，反垄断法在西方国家经济法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或“龙头”地位，而在我国则不然。由于经济法的国别特色很浓厚，西方国家经济法学的框架就不宜为我国照搬。当然，也不失可资借鉴之处。(4)经济法学体系与经济法学教科书体系的关系。经济法学体系取决于本学科的对象、范围、内容和方法，应当尽可能完整。而经济法学教科书的体系，则不仅取决于经济法学体系，而且还取决于本书的教学对象、层次和目标。在任何一本经济法学教科书中，都只可能包括经济法学体系的主干部分，并且各自体系不尽相同。

基于上述认识，我国经济法学框架宜由经济法总论、市场规制法学、宏观调控法学、特别经济法学、经济法史学和比较经济法学所构成。

经济法总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和经济法总则。可分为下列各部分：(1)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经济学基础、 政治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和法理学基础。(2)经济法的基本问题，包括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地位、宗旨、基本原则、作用、体系和适用范围等。(3)经济法主体理论，包括经济法主体的基本分类(市场主体和宏观管理主体)、立法模式，经济法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民事主体或行政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各种市场主体(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和各种宏观管理主体(行政性宏观管理者和社会性宏观管理者)的特征、法律资格和类型。(4)经济法行为理论，包括市场竞争行为的概念、特征、要素和分类；市场规制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概念、特征、体系、目标、客体、方式和效力。(5)经济法责任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法律责任的立法模式，以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组合和运用的特殊性；违反市场规制法行为、违反宏观调控法行为的种类、要件和法律责任组合。(6)经济法奖励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奖励的立法模式、原则、形式、条件和程序。

市场规制法学，主要研究市场规制法的理论和制度。可分为：(1)市场准入法学；(2)竞争法学；(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4)产品质量法学；(5)价格法学；(6)市场中介服务法学，包括广告法、经纪法、拍卖法、资产评估法等；(7)房地产、证券、期货等特种市场规制法学。

宏观调控法学，主要研究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制度。可分为：(1)计划法学，包括计划管理体制法、产业结构计划法、经济增长计划法、计划程序法，以及与之相关的统计法；(2)财政法学，包括财政管理体制法、预算法、财政收入法、财政支出法、预算资金管理法，以及与之相关的会计法和审计法；(3)税收法学；(4)金融法学；(5 )国有资产法学。

特别经济法学，主要研究特殊领域的经济法理论和制度，亦即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在特殊领域的运用。可分为：(1)资源经济法学，包括自然资源法、环境法、能源法、农业法；(2)涉外经济法学，包括涉外经济法基础理论，以及涉外投资法、对外贸易法、反倾销法、涉外金融法、涉外税法等；(3)其他特别经济法学，如科技法等。

经济法史学，主要研究中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可分为：(1)西方国家经济法史；(2)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法史；(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史；(4)中国港、澳、台地区经济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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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广安大街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做好拆迁居民安置工作，经市政府同意，将部分开发企业现有的拆迁房源作为广安大街拆迁专项用房（以下简称专项用房），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专项用房享受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扶持政策，即土地行政划拨，2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半征收。

    二、专项用房专项提供给广安大街市政工程被拆迁居民选购。被拆迁居民如要享受本市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可购买专项用房或经市政府批准上市的经济适用住房，并凭所在区政府出具的证明到开发企业购房。

    三、专项用房价格由市物价局会同市建委按经济适用住房定价原则审定。开发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变相提高价格。

    四、市建委、计委、规划委、国土房管局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对专项用房的工程质量、审批手续等项内容进行审核，并督促有关开发建设单位按要求完善。崇文区政府和宣武区政府根据审核结果，对专项用房的价格、质量、配套情况等项内容进行认定，满足拆迁居民入住条件的房源，由区政府分期分批公布。

    五、被拆迁居民凡购买区政府公布的专项用房，具有经济适用住房产权。产权发证部门依据购房合同和购房人付款凭证，在30日内颁发产权证。开发企业负责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六、广安大街拆迁工作完成后，开发企业将购房人证明和销售合同报区政府核准汇总，开发企业凭区政府出具的证明，统一按照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办理土地划拨及有关费用的减半征收手续，并可按京财税（99）1201号《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享受有关财税减免政策。开发企业购买的拆迁房源专项用于广安大街拆迁的，按照被拆迁居民实际购房面积免收开发企业购买房源发生的有关税费。

    七、对于部分房屋已交纳的土地出让金等费用，由征收管理部门退还或在开发单位后续建设项目中抵减，已享受返还或免收政策的开发项目，不再抵减。

    八、专项用房的物业管理费用执行市京价（房）字〔2000〕163号《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办法（试行）》规定的经济适用住房物业管理收费标准，并按规定的期限收取。任何单位不得以拆迁安置为由，一次收取长期的物业管理费和供暖费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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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宪法在经济领域的地位日益提升，不仅自身的经济性特征逐渐突显出来，而且提高了经济法的经济性。从宪法和经济法两者比较可知，宪法与经济法的经济特征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具体有以下几点：

首先，宪法与经济法殊途同归，于宪法来说，宪法对财产的归属进行法律层面的划分，对国家与公民拥有的权力进行明确界定；于经济法来说，经济法是宪法有关内容的延伸和补充，将经济法中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力和应尽的义务进行详细规定[1]。上述规定虽然细则上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通过对财产或权力进行明确划分而避免纷争，从根本上降低经济成本，减少经济活动中的纠纷，提高经济活动的开展效率，进而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可以看出，宪法和经济法都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更为“经济”而努力。

其次，为了具备以上经济属性，宪法和经济法应呈现出一定的“经济规律”。比如，宪法中涉及经济体制的相关规定，以及对经济法内容的影响，与参与立法人对经济规律的领悟相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经济体制的选择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决择，也与社会发展程度和经济规律有关。所以，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目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规律所做的选择。我国经济体制确定后，就必须从宏观范围对经济进行调整和管理，这一过程便要在经济法的规制下进行。经济法规制的相关范围、条例也要与经济规律相符，这些透过经济法的立法便可以看出。

最后，上记对国家经济从宏观层面的调整和管理，要基于宪法进行权力划分。管理和规制两大权利与政治上管治的权利具有较大区别，具有其自身的特点，通常被叫做“第四种权力”。它们的作用不容小觑，甚至对民众的权利都有影响，所以要在宪法中进行明确规定。我国并非是这种现象的个例，多数国家都将宏观层面对经济各方面的管理权力分配写入宪法，将经济体制从国家法律的角度进行规范，这一规范是经济法中有关体制规定的依据。这一联系将宪法与经济法紧密相联。总之，宪法和经济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要满足当前社会的经济需求，都具有经济性的特征，以上总结的宪法与经济法体现出的共有经济性，是这两种法律相互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二、从经济性看宪法与经济法的交互影响

（一）宪法对经济法的重要影响

首先，以经济权力划分的视角进行分析，宪法是国家的根本之法，是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充分体现。将视角调整至经济来看，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雄厚的财力才能实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职能逐渐增多，对财力的需求也有所提高。所以，在宪法中一定要涉及经济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将经济的所有权进行明确划分，避免因公有抑或私有界定不清而产生纠纷，与此同时，还要将财产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归属进行规定[2]。这样一来，宪法便将财政权力和财产权力一分为二，对产权进行了清晰的划分。宪法是对经济权力进行界定的法律基础，是经济法发挥效用的根基，对经济法的影响十分重大。

其次，在宪法明确产权划分后，还应对国家的经济制度进行规定。虽然各国的法律相差较大，立法上也大相径庭，但在宪法中通常都会涉及国家的所有制、经济体制等。比如：国家奉行的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还是归私人所有？国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是归国家所有，还是国民的私人财产？国家经济运行的体制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等，针对上述问题，在宪法中均可以找到答案。对国家经济制度和国民经济权力的相关规定是宪法经济性的关键所在。我国整体经济活动的运行，都要在宪法制定的经济制度范围内，且不能触犯公民经济自由的权力。

最后，宪法对国家主体和权利的相关规定，对经济法的影响也十分重大。在宪法中对国家与国民的主体性进行明确划分，国家是调控的主体，国民是受控的主体，国民在受控的前提下也享有国家赋予的权利，这是宪法的核心所在。从权力划分的角度来看，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进行划分，明确了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便是“权利宪法”中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将国家众多机构的权力进行划分，不管是何种走向的划分，对国家管理和调控来说都十分关键，这便是“经济宪法”的主要内容。

（二）经济法对宪法的落实与推动

宪法与经济法的经济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不仅是宪法之于经济法的上述影响，经济法之于宪法也具有落实和推动的作用。其次，经济法与宪法能够在影响和推动的相互作用中寻找最佳平衡点。经济法在落实的同时，也是对宪法的推动。经济法与宪法在众多法律规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较之宪法来说，经济法就显得更为“接地气”，经济法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行为关联性较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提出一些需求后，如果有必要，便会列入到经济法中，形成制度性的规定，而后再由经济法传递给宪法，从这一角度来说，经济法能够推动宪法的发展和完善。总之，由于宪法和经济法之间共同的经济特征，致使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其一，宪法在我国法律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它对经济法具有重大影响；其二，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宪法对经济管理的相关规定逐渐增多，这些规定需要渗透到经济法中，并加以实施，而经济法的落实也为宪法的发展提供助力。宪法与经济法之间相互促进、在融合中求发展，在互动中求推进，才能国我国社会主经济、法治社会的构建做出贡献。

三、从经济性看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

基于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以及由此使两者产生的交互影响，从应然的角度说，宪法与经济法应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3]。首先，从共有的经济性来看，宪法与经济法在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遵循经济规律，从而实现经济运行“更经济”等方面是一致的；同时，在强调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合法性、合宪性方面也是一致的。其次，从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来看，由于宪法对经济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且经济法不能与宪法相冲突，因而经济法需要在合宪的意义上与宪法保持一致性；同时，经济法在落实宪法的过程中能够推动宪法变革，并使其更符合现实需要，从而使两法保持一致性。强调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对于加强两法的互动交融和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由于宪法的经济性规范需要由经济法来具体落实，而经济法的许多基本制度则需要有宪法上的依据，因而两法可能会针对同一问题，分别作出相对原则或更为具体的规定。例如，在诸如反垄断、货币发行、预算、税收、国债发行等领域，许多国家不仅在宪法层面有相关的原则规定，还在经济法中有更为具体的规定，并且两类规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俄罗斯等，尽管它们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国家，但在宪法中都会对上述领域作出规定，并在具体的经济立法中加以具体化，从而使经济法与宪法保持一致性。当然，这与宪法的地位及其对经济法的影响有关。强调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不仅仅是由于两者之间本来就固有一致的元素，而是为了将有悖于“一致性”的诸多问题进行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宪法与经济法如果存在要求不统一的情况，会导致一系列后续问题产生，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动态的角度对宪法和经济法进行调整，使两者在动态层面上能够继续一致。

从我国的发展经历来看，由于经济法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联系更为紧密，所以改革开放的相关举措能够在经济法中体现出来，而反观宪法，则修订较为不及时，所以，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宪法与经济法曾出现“不一致”的问题，致使在进行经济立法时，某些法规与宪法的规定有出入，在业内造成了一时的争论。从社会主义法治的角度来看，违背宪法问题避免的有效方法就是极力保持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对宪法进行科学、合理、及时的完善和修订。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并没有停止，有很多体制还处于待建的状态，这对我国体制法的形成影响较大。比如，我国宪法中对“体制法”规定和约束的力度不足，国家内部一些机构的职责和权力没有进行明确划分，面对这一情况，只能寻求类似“三定方案”的方法进行规范。与此同时，某些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仍主要由国务院来推进。例如，有关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税收分享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都是由国务院作出“决定”[4]。我国体制立法的严重供给不足，固然有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的原因，但本位主义、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等方面的深层影响也不可小视。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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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征税职权、税权、税法、建议

征税职权是税法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内容，税法上的很多概念和范畴，如征税主体、征税行为、税收法律责任等都与征税职权密切相关。税法的一个基本使命就在于规范和保障征税主体合法、理性地行使征税职权，以使实体税收债务法的规定得到正确有效实施。

一、征税职权的界定与分析

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依法拥有的执行税法，对税收征纳事务进行管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是国家征税权的转化形式，是征税机关在税收征纳过程中行使的“个案”征税权。征税职权在性质上属于税权范畴，是税权的下位概念，并且与税权的多义性和异质性相比较，征税职权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比较容易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征税职权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1.法定性。征税职权是依照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征税主体行使征税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税收法定主义中依法稽征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征税职权的设定、调整、取消及其行使规则，都要由法律来规范，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8条、第29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2.权力服从性。征税职权虽然是由具体的征税主体来行使的，但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的。征税职权的行使具有命令与服从的隶属性质，征税决定由征税主体单方作出，不以纳税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3.专属性。一方面，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的一项公权力，纳税主体不享有。另一方面，征税职权的主体在根本上为国家，但国家不直接行使，而是由法律规定的专门的征税机关等来具体行使征税职权，即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专属的职务权限，不拥有法定征税职能的其他国家机关也不得行使征税职权。

4.优益性。征税职权不同于作为个体的纳税人权利，它的行使事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征税主体在行使征税职权时，依法享有征税优益权和征税优先权，即征税主体在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中，相对于纳税主体而言，处于优益的法律地位，例如，征税主体作出的征税行为具有公定力。

5.不可处分性。征税职权是国家征税权的具体化，与纳税人权利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等不同，属于国家“公权力”而不是一般经济权利范畴，因此不可自由处分。即对征税主体来说，行使征税职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征税职权与征税职责是相统一、不可分割的，随意转让、放弃或抛弃征税职权是一种失职和违法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二、征税职权的内容

征税职权的内容是指征税职权所包含的具体权能，它是征税职权运作的具体形态。在不同的国家，征税职权的具体内容不完全一致。我国除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征税职权作了集中规定外，在行政处罚法、有关国家机关组织法、立法法和宪法中都涉及到征税职权问题。从总体上看，征税职权的内容可归纳为下列十项：

1.征纳规范制定权。这是征税机关依法制定税收行政法规、规章、决定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征纳规范制定权是征税机关的抽象征税行为，对税收征纳活动具有广泛的影响。但因征税机关的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广大纳税人参与的机会少，且程序相对简单，从税收法治和保护纳税人权利角度讲，征税行政立法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我国《立法法》对税收行政立法有所涉及，但对具体的事项和范围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完善这方面的规定。另外，有权征税机关对税收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在性质上也是征税规范制定活动。实践中，这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但它与在具体征纳过程中，征税机关在作出征税决定时对税法的解释（实际上是对税法的理解）不同，后者涉及的是“自由裁量权”问题。

2.税收计划权。这是征税机关有权确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所要实现的国家税收收入目标的权力。税收计划是国家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预算能否实现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征税机关历来十分重视税收计划的作用，税收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也成为进行税收征管的重要手段，以致于把税收计划的执行和完成情况作为检查考核征税机关贯彻税收政策法规的主要手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计划应以非指令性为主，要正确处理完成税收计划与依法征税的关系，即必须要在严格执行税法的前提下组织税收计划的实现，不能为了完成税收计划而违法多征、少征、提前征收或摊派税款。

3.税款征收权。税款征收权又叫征税处理权、征税形成权，这是征税主体依法对具体的税款征收事项作出决定的权力。税款征收权是征税职权中的核心权力，运用得也最广泛，它与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相对应，其所作出的征税决定直接涉及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税款征收权包括应纳税额确定权（包括对纳税人在纳税申报中的应纳税额初次确定权的第二次确定权、法定情形下的应纳税额核定权或叫估税权）、税款入库权（税款缴纳方式、税款入库期限和地点的确定权）。为了保证税款征收权的有效行使，征税主体还可依法行使与税款征收权相关的下列权力：税负调整权、税收保全权（代位权、撤销权）、税款优先权、税款追征权等。

4.税收管理权。这是为了保证具体的税款征纳活动的顺利实现，而由法律规定的征税机关进行的税收基础性管理活动的权力，它具有基础性、广泛性、与税款征缴间接性等特点。税收管理权的内容有税务登记管理、账薄凭证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管理、税源监控等。

5.税收检查权。它是为了保证征税决定的作出和税收征管目标的实现，而依法对纳税人等遵守税法和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的调查、检查、审计和监督活动的权力。税收检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和证据，因而它不仅是一项独立的权力，而且是行使其他征税职权的基础和保障。在实行申报纳税制度下，加强税收检查十分必要。税收检查权的行使在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如税务稽查、税务检查、税务审计、税务调查等，有些国家还赋予征税机关行使司法性质的搜查等强制检查权。

6.获取信息和协助权。是指征税主体有权从纳税主体、其他组织和个人获得与纳税有关的信息，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提供征税协助。与征税有关的信息是正确作出征税决定的前提，为了保证应税信息的有效获取，应建立调查、统计、报告、协助、信息共享等制度，并加大对违反这一义务的法律制裁。但征税主体在行使获取信息权和协助权时，要注意处理与纳税人的隐私秘密权的关系。

7.征税强制权。这是征税机关为了预防税收违法行为，确保纳税义务的履行而依法对纳税主体实施强制手段的权力，它包括采取预防性的税收保全措施和执行性的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征税强制权的行使将使纳税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要完善征税强制权的行使程序，为纳税主体提供更多的程序保障。[①]我国有关征税强制的程序规范十分稀缺，目前国家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将对此作出进一步规范。

8.税收处罚权。这是征税机关对违反税收法律规范行为给予制裁的权力。与征税强制权一样，对征税处罚权的行使也要加以规范、控制，这主要涉及到税收处罚权的主体、程序、与刑事制裁的关系等问题。

9.争议裁决权。这是征税机关对发生在征纳主体之间的争议进行行政复议的权力。它是一项准司法性质的权力，对于处理技术性、专业性、反复大量发生的税收争议有重要作用。但为了保证公正和法治，征税机关的行政复议裁决还要受到司法审查的监督。

10.税收指导权。这是征税机关通过政策文件、纲要、指南或通过直接向纳税主体提供建议、劝告、咨询等，以引导纳税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新的征税职权形式。但税收指导一旦错误或不当，对纳税人利益的影响往往十分重大。因此，应当对税收指导给予一定的法律约束，而不应将其视为完全自由裁量的事实行为。这涉及到税收指导的事项、程序、法律责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征税优益权：征税职权的保障条件

为了保障征税主体有效地行使征税职权，国家赋予征税主体及其征税人员职务上和物质上的优益条件。征税主体依法享受这些优益条件的资格就是征税优益权，包括征税优先权和征税受益权。征税优先权是征税主体在行使职权时依法享有的种种优越条件。我国现行税收程序法上的征税优先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得社会协助权。它要求征税机关在执行职务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二是推定有效权。法国很早就确立了“公务优先原则”，并把“推定有效”作为其主要内容。推定有效权实际上是指征税行为的公定力，即征税行为一经成立，不论其是否合法，就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的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征税决定并非一经作出就真正合法生效，有的需经复议裁决，有的需经法院裁判。如果征税决定要走完所有救济程序并被确认生效后方能执行，那就会影响税款的征收，不利于稳定税收征纳秩序。因此，税法特许在这种条件下推定征税决定有效，可以先行执行，复议、诉讼期间征税决定不停止执行便由此而引出。为了确保征税职权的有效行使，可以考虑赋予征税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如进出口环节某些偷逃税行为、未结清税款离境），实施先行扣留、即时强制等先行处置权。

征税受益权是国家为保证征税主体有物质能力行使征税职权而向它提供的物质条件，征税主体享受这些条件的资格便是征税受益权。征税受益权是征税主体从国家所享受到的权益，而不是由相对的纳税主体提供的。征税受益权的内容表现为国家向征税主体提供征税经费、办公条件、交通工具等，它实际上是征税机关为征税而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构成狭义上的税收行政成本。为了给征税职权的行使提供物质保障，应当切实保证征税主体的征税受益权，但从税收效率原则来说，也应当注意降低税收征收费用，以使税收的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额最小。

四、征税权限：征税职权行使的法定界限

1.征税权限的界定

征税职权是一项“公权力”，鉴于它的易被滥用和由此产生的破坏性，征税职权的行使都被附加各种条件，其中范围上的限定是重要的方面。征税权限是征税主体行使征税职权时所不能逾越的法定范围和界限。遵守征税权限是征税职责的重要内容之一，征税主体行使职权超越该“限度”，便构成征税越权，视为无效。征税权限是各国税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控制征税主体的征税行为超越权限是税法的重要任务。

在界定征税权限时，还需要注意其与“税收管辖权”、“征收管辖”、“税收主管”的区别。税收管辖权一般是指国际法意义上的税权，它是指国家或政府在税收方面所拥有的各类权力，国际税法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协调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以解决重复征税和税收逃避问题。征税权限一般是在国内法意义上使用的，如果在扩大的意义上使用征税权限，也可以说税收管辖权是国际税法上的“国际征税权限”。实际上，国内层面上的税收管辖权及其冲突也客观存在，对它的解决也已提到议事日程。[②]征收管辖又叫税务管辖、征管管辖，是指不同征税机关之间进行税收征收活动上的分工与权限，包括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征收管辖的落实是征税机关进行具体的税收征收活动的前提，是征税权限中一项基本内容。但征税权限不限于征收管辖，它还包括征税事务权限（主管），包括与税款征收管辖有关的其他征税职能的权限，如税收行政处罚管辖、税收行政复议管辖、税收行政赔偿管辖等。税收主管又叫征管职能的划分，是在征税机关内部对征管职能的划分，在我国是指税收征管权在税务机关、海关、财政机关之间的划分，也包括在税务机关内部的国税地税之间的划分。可见，税收主管只相当于征税权限中的事务权限。

2.征税权限的类型

（1）事务权限。在我国又叫“税收主管”，在德国叫“业务主管权限”，是指税收征管职能在不同类别的征税机关之间的分配问题，主要是这些征税机关之间如何划分其各自主管的税种。在我国，税务机关主要负责工商税收的征管；海关主要负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征管；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农业税收的征管。而在税务机关内部，按照分税制的要求，其所负责征管的税种又在国税与地税机关之间再进行划分。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条）、《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关于调整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范围的意见》（1996年1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

（2）级别权限。又叫纵向权限，是指有上下隶属关系的征税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级别权限按照权限内容的不同，可分为税款征收级别权限（级别管辖）和与税款征收间接联系的其他级别权限。后者在我国税收程序性法律上已有不少规定，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2条关于发票的管理权限；第31条关于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第33条关于减免税审批权限的原则规定；第37条、第38条、第40条关于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权限；第53条关于税款入库权限；第54条关于查询储蓄存款的权限；第74条关于罚款权限的规定等。另外，《行政复议法》关于行政复议级别管辖权限的划分适用于税收行政复议。税款征收级别权限是征税级别权限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它又叫征收级别管辖。由于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只推进到省一级，省级以下征税机关之间如何划分征收管辖权缺乏规定；采用税额分成的共享税种的大量存在，为级别管辖的划分带来障碍；国税机关严格按照行政区域隶属关系进行设置，不易于征收管辖权的明确。这些问题的存在，为级别管辖的确定带来许多困难。解决的对策，一是加快省以下分税制改革，真正落实“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权”的分级财政体制。二是取消共享税种，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央税和地方税，某些税种实行中央地方同源共享。[③]三是实施国税机构改革，按照经济区域设置国税机构，理顺中央税种的级别管辖。

（3）地域权限。又叫横向权限，是指没有隶属关系的征税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在地域权限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税款征管权限划分的地域管辖。但在我国，如同级别管辖一样，地域管辖问题研究得相当薄弱，在各实体税种法中也只是从纳税地点的角度零星触及到地域管辖问题，而且矛盾之处很多。因此，亟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并应在税收程序法上对管辖问题设专章进行规定。这里，至为重要的是要确立地域管辖的原则。笔者认为，总结我国现行税法有关管辖的规定，参照国际税法上有关税收管辖权的原理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税收地域管辖的原则应当包括下列三项：第一，属地原则。这是以纳税人的经营活动地或财产所在地为标准来确立管辖权的行使范围，它一般适用于间接税和资源财产税。我国实体税法上以商品销售地、劳务发生地或营业地、财产所在地等作为纳税地点的规定即是属地原则，例如，对流转税来说，就是以实际经营地为纳税地点，不考虑注册地、管理中心地、核算地等因素，但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则由海关行使专属管辖权。[④]第二，属人原则。这是以纳税人的住所和人的因素为标准来确定管辖权的行使范围。关于住所等“人”的因素，对自然人纳税人来说，以户籍所在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属人原则在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中适用较为普遍。第三，属地优先原则。这实际上是解决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冲突时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即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属地原则。因为经济不发达地区接受外来投资多，实行属地优先原则，有利于保护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利益，缩小其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当然，这种优先适用也是有限度的，它只能对源于本区域内的应税收入等课税。

关于级别管辖问题，应重点确立下列两个原则：一是实用性原则（两便原则）。它是考虑由何种级别的征税机关征收最能降低征收成本（需考虑其获得征税对象信息的便利程度等因素），如何尽量为纳税人缴税提供方便。二是中立性原则（税收程序统一原则）。为了确保法律秩序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维护征税的平等，保护公平竞争，应统一全国的征纳程序、争讼程序。

此外，在管辖权限中，还涉及到共同管辖、移送管辖、继续管辖等问题。[⑤]

3.征税权限争议及其解决

征税权限争议是征税主体之间及与其他非征税的国家机关之间，就征税权限的范围等划分问题发生的争议。由于立法上征税权限的划分不合理、不清晰，实践中应税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征税主体的主观认识等原因，征税权限的争议在所难免。征税权限争议的类型有纵向争议与横向争议，前者是有隶属关系的征税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后者是没有隶属关系的征税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此外，征税权限争议还可分为积极争议与消极争议，前者是争议主体都主张有征收管辖权，后者是争议主体都不主张有征收管辖权。

关于征税权限争议的处理，国际上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议会途径，即由议会或来解决管辖权争议，如英国和西班牙。二是司法途径，如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6条规定的“机关诉讼”。三是行政途径，即由争议机关之间协商或由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裁决权限争议，这是为多数国家确立的主要解决途径。

我国关于征税权限冲突解决的立法很不完善，只是在《宪法》（第89条、第108条）、《立法法》（第五章）、《行政诉讼法》（第53条）、《行政处罚法》（第21条）等法律中一般性地涉及。[⑥]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法还没有关于征收管辖的系统规定，有关解决权限争议的一般原则、管辖权争议的裁决及确定管辖权期间的临时处置、当事人的申请权等事项缺少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的征税权限争议解决制度：（1）确立权限争议解决的原则。纵向权限争议时应尊重上级机关的监督权，即以上级机关的判断为准；横向权限争议时，应以合作为原则，尽量协商解决并需履行协助义务。（2）规定解决权限争议的启动程序。至为重要的是要赋予纳税人等利害关系人有管辖权的异议申请权，另外，发生权限争议的共同上级机关可以依职权解决。（3）完善行政途径解决机制。一是对有共同管辖的，以最先受理的征税机关管辖。二是不能确定受理先后或是有其他争议的，争议的征税机关之间协商解决。三是不能协商解决或是有统一管辖的必要时，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指定管辖；没有共同的上级机关时，由各该上级机关协商决定。[⑦]四是在不能通过上述方法确定管辖权或发生紧急情况时，应由有实施征税处理必要性即公务原因发生地的征税机关管辖，它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并及时通知其他负责的征税机关。（4）建立征税权限争议的预防机制，如部门会议、协作协议等。（5）积极探索用司法途径解决征税权限争议问题。

注释：

[①] 在普通法系国家，征税强制权原则上归法院，当事人获得程序保障的机会较多。

[②] 国内层面上的税收管辖权及其冲突可能有下列三种情况：在联邦制国家，各州之间的税收管辖权冲突；在一国境内存在多个独立的税收管辖区时，会产生税收管辖权冲突；在更广的意义上，行使不同税收征管职能的征税机关之间也可能产生税收管辖权的冲突。目前，中国内地就已与香港达成了“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

[③] 同源共享是指不设置共享税，而以同一税源由中央与地方分率计征的方式取而代之。

[④]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0条的规定，我国税收行政处罚实行“属地原则”，即由税收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

[⑤] 参见《德国税收通则》第25条、第26条、第27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