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与思维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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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历史哲学 历史思维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

西方历史哲学在“体系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分析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又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发展为一种“历史的诗学”。虽然西方历史哲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但其不同形态的发展，展示了一个历史思维不断跃迁的逻辑过程。

从历史学到历史哲学的“本质主义”追求

从历史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来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从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开始的。无论是一般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中的人），还是特殊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学家），往往都是通过对过去发生事件的描述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诉求。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历史的哲学家们却要求在历史学家的纯粹现象描述之外另辟蹊径。究竟是何原因使这些哲学家们另辟蹊径？

从历史哲学产生的思想前提中，我们大概可以发现这个原因。因为在习惯于从整体出发的哲学家看来，作为描述经验顺序的历史学不能揭示出历史的整体格局，不能发现历史之后的“隐秘”，即历史发展的原因、目的与意义所在。在历史进入人们研究视界之初，历史总被认为是从属于经验研究的现象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并不是哲学界要讨论的问题至少在奥古斯丁以前一直如此。当历史被要求放入整体性视角下来理解的时候，作为现象描述的历史学就显得乏力了。黑格尔特别表达了对历史的哲学诉求：“我们目前所研究的这种历史，就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的历史；而思想的情形是这样，即：它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也可以说，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①总而言之，历史决不仅仅是一部娓娓动听的叙事，它也应该成为思想的对象。

因而，随着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哲学研究应运而生。就“历史”这一概念来说，在很多语言中，它都基本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历史过程本身，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其二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撰述。由于“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考维度，历史研究者的偏好和视角也有所差异。一类历史研究者对历史故事感兴趣，他们关心历史故事里的特殊人物和活动细节，并渴望使历史人物在过去的场景中真实再现；另外一类历史研究者的兴趣则落到历史本身上，他们主张以整体的视角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认为只有在整体的视角下，历史才具有全貌，它的玄机才有可能被觉察到。这种研究路数形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这种要求从整体上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的历史哲学，声称能够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动力、模式以及历史的目的与意义等。如果按照卡尔・洛维特的理解方式，历史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以普遍的原则使历史事件获得可理解的一种方案。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符合这种原则的历史研究方式就仅限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但随着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发展，这种思辨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由于其本身的超验性被遗弃。其后，“分析的时代”中产生了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后现代语境里又产生了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西方历史哲学范式转换的内在矛盾与历史思维

从历史思维的跃迁过程来看，思辨的历史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通过揭示“历史理性的二律背反”等矛盾，显示其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从而使机械论的历史观念相形见绌。但遗憾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由于其本身的弱点而只停留在对历史的思想考察上，最终只能向我们提供一种先验形式。在思辨的历史观念中，我们甚至不用考虑历史的过去与未来，而可以从思想自身推演出历史的发展模式。在历史的思辨观念中，历史中的人仅仅是作为一种牺牲品而存在，在不见人影的历史运动中，思辨的历史哲学剥夺了历史的属人本质。

不过，思辨的历史哲学从诞生的那刻起就被认为是一个悖论。这是因为历史哲学本身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人类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如何得知历史，尤其是我们的未来，必定要服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声称的统一原则？因而，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种种原则对实际的历史来说就是独断的、片面的。于是，在二十世纪“分析的时代”下，历史研究就发生了认识论转向。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在我们谋求认识历史本身之前，势必要弄清我们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如果缺乏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考察基础，缺乏对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认识能力的审查，那么历史研究就是盲目的。因此，在批判哲学的启发下，历史研究要求对历史认识进行认识论上的考察。沃尔什据此认为：“‘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两组哲学问题的名称，它既有思辨的部分，又有分析的部分。”②沃尔什称前者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称后者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专注于对历史的认识论考察，其关注的重心不是事件本身的实际顺序，而是以历史为对象的认识机制，也就是说，批判的历史哲学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批判历史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显示了历史思维的成熟与深化，历史认识论的批判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掀起了一系列“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消解了。历史知识不单单是史料的编排技术，它也是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形态的产物。在这种“哥白尼式”的历史批判思维以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革命口号下，传统历史思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批判哲学一样，在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哥白尼”带来的是“历史的物自体”，真实的历史隐退在一去不复返的黑暗之中，而成为一个“不可简约的和无法抹掉的剩余物”。③因而历史认识论的批判不仅未能确立历史知识的合法性，反而使其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历史认识危机之中，这个结果显然有悖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初衷。

当现代历史研究遭遇空前危机之时，思考历史的新思维要求另辟蹊径。在结构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影响下，历史哲学的 “语言学转向”发生了。这种“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研究以海登・怀特的新叙事主义思想为典型代表，新叙事主义要求重新审视历史叙事的性质，把历史叙事不仅应当作文本，当作语言修辞与编纂形式，而且还应当上升到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即我们的历史观念取决于历史叙述的语言形式。

历史思维解放的尺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的历史性方面看，西方历史哲学要么从非历史的概念中构筑一种先验的历史体系，要么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历史，要么仅仅把历史当作一种语言的虚构与修辞技巧。虽然其一再声称要摆脱现代社会中别无选择的生存现状与技术理性的逻辑，但其批判力度并没有声称的那样彻底。西方历史哲学至此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开放性而走向了反面。在时代呼唤历史理解的新思维之时，一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进入了历史理解的视野，这就是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历史唯物主义以不同于思辨性历史哲学的方式探讨了思辨的历史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即它探讨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所形成的历史规律、模式、进程以及历史意义等问题，但历史唯物主义所使用的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方法，它是以“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方式来研究历史，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把思辨的哲学颠倒的历史观重新颠倒过来。“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把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即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同时归入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实践体系中。从本体论上说，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客观规律性和历史主体的创造性的统一，使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成为可能；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说，“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把历史认识的真理看作是在历史主体的活动过程中来实现的，而不是仅仅限于在历史学主体的活动过程中来认识历史。历史中的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因此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绝对的“历史事实”与其“摹本”的对立，这也就消除了历史认识论中不可思议的“历史的物自体”。④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历史性的思维既是对传统历史思维的继承又是对其的超越。它确立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恢复了历史学和历史本身的尊严。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有能力扬弃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非历史的思维，也能去除自身思维的非历史性，从而推动历史思维的不断跃迁，使一种非历史的观念被另一种新生的、开放的观念所更替，使形形非历史的历史思维得以终结，从而表明了真正的历史观念与真正的历史思维的发生乃是同一个过程。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政教部；本文为西安市2012年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Y61）

注释

①[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页。

②[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

篇2

形象思维 逻辑思维 形象和抽象性表现

一、室内空间设计思维的特点

室内空间设计思维在所有设计思维方式中是独成体系的思维方式，它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在设计中可将设计的思维方式分为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这两种思维方式是对室内空间设计思维方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划分。在设计中人们常常单独看待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这两种思维类型，认为前者过于感性，是作为艺术创作时常用的思考方式，而后者则比较理性，是系统的理论性哲学式思考方式。一些设计师，在创作时常常感性的思考问题，并且对于这种感性的的思维方式乐此不疲。这种现状，对设计创作产生了障碍。然而设计师们在设计时用到的思维方式到底是逻辑性强的抽象思维还是感性的形象思维，无论是应以形象思维为主还是抽象思维为主，始终没有具体的限定。

1.室内空间设计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的特点是多元化、具象化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思考出的问题答案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方向的，用形象思维方式思考可以使设计师从多个不同视角看待问题并进行设计，去寻找更多的美的表现形式。室内空间设计的形象思维是设计师对形象物体的个人感受，结合自身的主观认识、审美判断、个人情感、联想和想象并对内容进行整合，通过工具进行创作表现的一种基本的思维形式。所谓形象思维，形与象，透过事物的“形”，加入个人审美判断的“象”，表现之后得到的产物，这一思维过程，就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始终围绕着形象，不脱离事物的形，要通过“象”来构成思维的过程。空间设计的形象思维始终离不开设计师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观察、个人感情。并通过联想、想象、幻想和虚构来进行的思维活动。

2.室内空间设计抽象思维

抽象思维也叫做抽象逻辑思维。抽象思维是把直观得到的观点通过分析、综合和整理形成保留本质属性、规律、和原理的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需要设计师在设计实践中了解事物本质属性和规律。并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关键特征，并能够准确的对事物的好坏、正误进行判断。室内空间设计的抽象性思维即逻辑思维，设计师通过事物的属性、推理、判断等反映出客观现实的认知的过程。即用逻辑性强的抽象概念，用科学方法阐述事物的本质属性，表达出设计师对现实生活认知的结果。这一过程就是室内空间设计抽象思维。

二、室内空间设计的形象、抽象性表现

在室内空间设计中，设计构思作为在整个空间设计的思维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室内设计过程，来探究艺术的形象思维和科学的抽象思维是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室内设计中的。在空间设计过程中以设计师的形象思维的设计观念作为整体的方向路线，在进行构思时，设计者的思维方式是全面的。两种思维方式是综合发挥作用的，设计阶段不同，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会发生变化，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互相融合的。

1.空间平面布局

在进行空间平面布局上，首先把握室内空间整体布局，并对思维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进行组织、重构、分析个性特征后，将所得信息转化塑造成室内空间构建的初步形象。再使用艺术表现手法进行空间风格氛围的营造，根据设计风格进行空间造型、家具、陈设、植物等设计。因为设计理念的不同，设计中同一问题也会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设计师可以从形象思维进行创作，再用逻辑思维对空间结构进行设计。也可以从抽象思维入手，进行空间排列、几何造型、材料应用等思维线索对室内空间进行初步布局。无论从抽象思维或是形象思维出发，解决的都是相同的问题。设计思维活动过程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因此整个构思的过程如同一个圆环，相互连接、相互影响。设计师的意念在初步构想阶段将设计思维的产物转化成形式语言，并形成初步的设计方案。所以构思的过程就是设计师通过设计思维产生大量信息并逐步把信息转化成设计理念的过程。它所设计的作品实际是设计师本人的审美观念，所以在室内空间设计思维过程中，艺术设计是功能设计的前提条件。

2.功能分布设计

在室内空间功能设计的处理上，需要设计师运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对建筑结构、室内空间环境进行分析，由于室内空间是一个在建筑中通过各个实体界面围合组成的相对封闭的虚拟空间，同时应注意建筑结构与空间流畅性的关系、灯光及照明、室内装饰与家具陈设的整体风格等，而且技术、经济条件的限定都通过抽象的逻辑思维来把握。室内空间环境中，营造气氛、审美、功能、价值的评定，就需要两种思维综合进行思考。

在室内空间设计中，不同的设计阶段采用主要的思维方式略有不同。在设计之初，设计任务、设计条件限制、设计目标等前期计划构想阶段，设计师明显是以抽象思维为主。然而在设计构思、大体风格形成过程中，都是由形象思维来主导设计方向。然而在设计理念的形成、平面空间布局、空间性质功用和植物等设计，以及室内空间气氛营造与效果，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都会分别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完成设计初期后，对室内空间的整体环境进行分析包括：空间功能优化、室内家具陈设、施工条件及审美价值评定和最后商定方案这些方面，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又相互融合进行思考问题。

3.设计综合整理完善

完善设计过程是整个思维活动中的尾声阶段。这一阶段设计者将对设计构思通过表现技法展示具体成果。一方面解决室内空间设计时遇到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完善空间设计构思的最终表达。设计前期阶段产生的每条信息都与思维过程紧密相联，而完善阶段理是整个设计思维过程中的最后环节，理性思维比重也会变大，所有的技术问题将逐步落实，深化细节，最终形成完整的设计方案。至此，一个完整的设计作品，从一个意念、一丝想法到设计方案最终完整的演绎，这一过程中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相互转换，完成了设计的循环周期。

三、结语

篇3

关键词:思维方式;语言;英汉对比;典型例子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138-02

一、思维方式与语言的关系

(一)什么是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一个文化群体或民族在长期历史的文化积淀中形成的,为该群体或民族所共有的,比较稳定的思维方法,思维习惯和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模式。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一定的思想内容和一定的思维方法相统一的逻辑思维和感性体验的结合,反映的是特定文化领域的已知和未知事物,是利用过去的知识和经验认识当前事物的思维模式,是隐藏在“文化冰山”水面下的对人类行为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心理过程。

(二)什么是语言

根据索绪尔对语言的定义,语言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符号,其中能指是声音,所指是人们借助声音所要表达的思想意义。其中,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由使用该语言的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因此语言具有社会性。从语言的内部看,语言还具有系统性,它由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层面构成。不同的语言,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着差异。语言还分为有声语言和无声语言,无声语言用于思维,有声语言用于交际。

(三)思维方式与语言的关系

对于思维方式与语言的关系,学术界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思维方式决定语言,2.语言决定思维方式,3.思维方式决定语言,语言体现并反过来影响思维方式。在上述三种观点中,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支持的语言决定思维方式最为出名。假说认为:背景语言系统(语法)不仅是一种用来表达思想的再生工具,而且它本身就是思想的塑造者,规划和引导个人的心理活动,对脑中的印象进行分析并对其储存的信息进行综合。语法不同,思想形成过程也不一样,有的区别很大,有的区别甚微。我们是用自己的本族语所设定的线条解剖自然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千变万化的印象流,他们是通过我们大脑组织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我们语言体系组织起来的。我们将自然切分,用各种概念将它们组织起来,并赋予这些概念以意义。”然而也有反对的声音。在反对者看来这种理论缺乏历史观。语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其种种语法类型,诸如屈折变化、格、性等等,是人为施加的,代代相传后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存在。因此,它应当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形式而不是独立的实体,又何谈控制人们的思想呢?

(四) 我的看法

我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更为合理的,因为从思维与语言的产生的先后顺序来看,应该是思维方式在先,因为思维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而语言作为表达思想与交流的工具,其形式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和唯一的。哪种语言形式被保留下来并最终成为大家公认的表达某一意义的能指,这些都是由这一群体成员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当然,当某一文化群体的语言产生并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反过来影响该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最近汉语圈中出现的网络流行语“濉本褪且桓鲎詈玫闹ぞ荨N颐侵道,“濉闭飧龃什⒉皇亲罱才造的新词,而是一个旧词新意,“濉弊直疽馐枪饷,它从字典里复活,被赋予的新意是:悲伤、无奈、窘迫或极为尴尬的心情。正是因为搴芟癖伤、无奈、窘迫或极为尴尬时的表情,现代人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同一个字,古今两种造字法都是象形。这就表明,中国人的具象思维决定汉字的象形性,而中国人由于几千年来受象形文字的影响,其思维也一直呈具象性思维。以至于到了中西交流如此频繁,文化如此多元的今天,中国人在创造新词的时候,并没有受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仍以具象性的思维方式,运用象形法给汉字以新的意义。

二、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思维方式的差异到底是由什么造成的呢?一般认为,主要受特定文化的哲学观,和生活环境三个因素决定。具体的说,中国的传统哲学观是“天人合一”,西方则主张“人物分立”,中国的宗教是多神论,而西方是一神论,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典型的内陆型,自然条件较好,而西方很多国家的地理环境是海洋型或草原型,自然条件较恶劣。因此,受上述三个因素的影响,中西思维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

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是中西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中国重群体之间,天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整体思维,而西方关注重自我,主张天人对立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是个体思维。受“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具备了朴素的整体观念,形成了追求综合统一的思维方式。注意从总体上看问题,从运动中看问题,从联系上看问题。整体思维在中国的家庭观念和集体观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然而,在西方的古希腊哲学中,主张“物我两分”,“主客二分”和“人神对立”,受这些哲学观的影响,西方思维形成了以个体为中心的特点,他们认为,个体利益高于群体利益,群体应服从个体,这正与中国相反。

(二)辩证思维与西方机械二分思维

崇尚整体综合的中国文化注重整体的和谐,主客体统一和辩证地观察问题,强调和谐的中国文化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有大量的篇幅,是有关辩证思维的,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等。然而,崇尚个体分析的西方文化则持机械两两分的态度,认为天人分离,非此即彼,人与自然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主客体是对立两分的,任何事情非黑即白,是非分明,没有折中调和得余地。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文学中,就是西方的悲剧是彻底的悲剧,是一悲到底的,不像中国的悲剧,总是在结局给人一种美好的希望,悲喜结合。正因为如此,也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这种辩证思维和机械二分思维还分别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环形思维与直线思维。

(三)直观思维与逻辑思维

受整体思维的影响,中国人在认识事物时常常是从整体入手,借助于直觉体会对事物进行直接而又模糊地把握。除了整体性和直觉性,直观思维还具有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等特点。西方思维则正好相反,高度重视思维的逻辑推理和理性分析,常常是从个别细节入手,对事物进行解剖分析。能说明这个差别的典型例子就是中医和西医之别。当然,在语言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将在下部分详细阐述。

三、汉英差异的典型例子看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汉语和英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其中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它们的差异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从语音到词义到语法,再到文字都截然不同。我们知道,语言的差异受思维方式的影响,同时也反映着思维方式的特点。本文,将例举英汉差异的典型例子,生动地阐述其中所体现得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别。这对跨文化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无疑都是有用的。

(一)汉字的偏旁部首与英语字形的前缀后缀

我们知道,汉字有“六书”的造字法,在“六书”中形声字的数量最多,这是因为形声字中的偏旁具有归类的作用,这就很好的解决了记忆难的问题。因为形声字中的部首具有归类的作用,某一部首表示某一意义,与这一意义有关的概念或事物,就以其作为部首。如:“木”的本意是树木,因此,与树木有关的词都以“木”为部首,“树,松,柏,枝,森”字形,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些字所表达的意思是与木有关的。而,在英语中,这些意思都分别用不同的书写形式表现出来的,如:woodreepinebranchforest等。从它们的字形看,根本看不出任何的联系。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汉字中的每个字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一个形类系统的一部分。这就反映了中国文化整体,具象思维的特点,在认识事物时,不是孤立地看待它们,而是将其置于一个群体中,注重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

在英语中,前缀和后缀与汉语的偏旁部首有点相似,也具有一定的归类功能,但它并不等同于偏旁部首,也并不表示中西思维方式的相同。相反,仔细研究,会发现英语中的前缀后缀,正好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如在英语中,表示“pre-表示在……之前,如:precsat precederecognition 等词语中,都是由前缀“pre-”加上一个动词或名词表示预先,向前的意思。这些前缀或后缀都是表示抽象意义的,拥有同一前缀或后缀的词都是在逻辑上有关联的,而不是具体的形象有关联的,这就体现了,英语注重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

(二)意合与形合

我们知道语言有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两种,聚合关系就是词的分类,而组合关系就主要表现在语法单位的组合上。汉英语法单位之间的衔接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最能体现汉语重意合特点的,莫过于中国的古诗,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两句分别由三个名词传达了六个具象:“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两句话未用一个动词,也没有一个连词。在英语中,一个完整的句子必须具备动词的,并且名词与名词间不许用连词“and”或“or”。英文的诗歌中,雪莱有一个经典的诗句“If Winter comes ,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翻译成中文是“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明显可以看出,英文原文中由一个连词“if”,而翻译成中文时却没有用“如果”。正是这样的差异,使得中国的古诗具有言外之意和象外之象的特点。这是中国整体思维的特点,因为它不靠逻辑推理,也不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思维中断时的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而英语却需要使用连词和动词来明确显示各个语法单位的功能及其之间的确切的关系,这就是逻辑思维的突出表现,它们注重理性的分析和推理。

(三)英汉地址的表述

英语和汉语在具体的表达中也会存在差异,完全相同的地址,在英汉的表达中,词语的排列顺序却是完全颠倒的。如:“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用英语表示就是“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department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从这两个例子中也可以分别看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影子。我们知道,中国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思维,观察和认知事物习惯于从整体到局部,从大到小,而英语的思维方式则是个体的,喜欢从细节部分入手,到整体,遵循从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原则。因此,在地址的表达方式上完全符合了各自文化的思维方式。

以上几点都是语言中各个层面,我认为比较典型的例子。其实还有大量的语言现象体现了中西思维的差异。

四、结语

对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我们要正确地认识,避免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是将差异绝对化,认为中西思维方式只有个性没有共性,是不能逾越的鸿沟,第二种是认为中西思维方式有优劣之别。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在对外汉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中,一定要避免出现这种错误的观点。否则,会阻碍和干扰交际和教学的进行。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 易经； 取象； 思维方式； 比附推论

一

取象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古至今普遍地被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着的又颇具神秘色彩的一种思维方法，它发展形成于《易经》，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极具价值的部分。对此，笔者讨论如下：

取象思维方式本文界定为：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直接推论的逻辑方法。它起源于原始时代，发展形成于《易经》。

原始人处于人类文明的史前期，他们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已经具备了原始的取象思维能力，其思维水平如同孩童一样，头脑中只是存有特定的实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词都是他们所接触的实物符号，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包括同一性质的物群的种属词汇，也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语词。例如，他们只有这个人、那个人的有所指的概念，而没有“人”的一般概念；只有不同种的某一棵树的概念，而没有“树”的一般概念。随着思维的发展，他们逐渐地把某些专用名词移用到相关的物类，表示物类的共同性质，由此产生了表达取象思维的用语。其特点是语言中尚没有这个语词，而找一个与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关的实物表示出来。例如：“像石头”表示“硬”、“像太阳”表示“热”、“圆”等等。这里“硬的”、“热的”、“圆的”等表示抽象的语词，是从他们印象最深的石头、太阳这些实物中抽取出来的，这是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

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就已表明人类思维已经进入到了简单的比附推论的阶段。比附推论是取象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得到了发展、完善，使之逐步成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

《易经》中的卦象是其推测所占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据。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等等，并试图以此表现出宇宙万物的变化，进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卦爻辞也大多运用取象思维方式来阐释抽象道理。如《困．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是说一个人被石头绊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见了妻子，故筮遇此爻凶。这是把人处坎坷境地，又依靠坏人，必无好结果的抽象道理，寓于对具体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体的事象联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

又如《乾》卦写龙隐龙现。《井》卦写井谷射鲋。《大壮》卦写羝羊触藩等等。通过对“龙”等具体事物的描述，意在阐释与之有一定相关的抽象事理，即不是为了说明“龙”等具体事物本身，而是通过对这些具体事物的描述，启发人们想象，去悟知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取象思维方式。

取象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比附推论的逻辑方法。所谓比附推论是指通过想象，由具体事物直接推知一个抽象事理的逻辑方法。除上述分析外，又如《易经．大过》九二爻辞：“枯杨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这里将自然界的枯杨生，与人间的老夫娶少女联系起来，取其相似点，进行想象，然后比附推论出“无不利”的结论。意在告诉求卦者，所占问之事将大吉大利。《易经》设卦观象，通过想象这一媒介，比附推论出“意”，象及卦爻辞是可见的，而“意”是不可见的，不好说清道明的，对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人们只要运用取象思维方式便可得到，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鱼忘筌”的思维秘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事理，所忘的“象”、“形”便是所选取的具体事物，而其思维过程是比附推论，思维方式是取象思维。

论取象思维方式（二）

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与整体思维的互补，二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取象思维与整体思维的互补，建构了《易经》的思维框架。《周易》古经，以它特有的表达形式，充分注意到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八卦及六十四卦是构成这一整体的基本框架。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处在完全统一的结构之中的，这一整体观与取象思维方式互相补充，也就是说，在取象思维过程中，有整体思维，而整体思维赖以形成的基础又是取象之辞及卦象和卦的排列组合，而这当中也离不开取象思维。例如《乾》卦，以“龙”为具体取象物，通过龙的“潜”、“见”、“跃”、“飞”、“亢”等不同处境的描述，揭示了事物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这里取象思维和整体思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得意忘象”是指“意”尽得而忘“象”；“得鱼忘筌”是抓到“鱼”而忘“筌”，尽得的要求就是全面、整体地去把握，可见，有而且只有整体思维的互补，才是提高运用取象思维所推知事理可靠程度的根本保证。

取象思维方式的模糊性，是指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所推知的事理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因为它不具备必要的叙述，以致于见仁见智，公说婆说，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模糊性又是因为靠想象这一媒介而造成的。如上述“枯杨生*，”与“老夫得其女妻”之间的所谓联系，完全是靠想象得来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为荣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联系起来，推论出“无不利”，其模糊性可谓大矣。

二

取象思维方式不同于抽象思维方式。因为抽象思维方式是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逐级构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构成判断，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推理。由已知的东西出发推得新的知识，它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如“金属”、“铜”、“能导电”是三个概念，分别组成(1)金属能导电，(2)铜是金属，两个判断，再由这两个判断组成如下推理：

金属能导电， 铜是金属；所以，铜能导电。

从中可见，抽象思维中前提真实，推理过程合乎规则，就能得出一个必然性的结论。上例的逻辑结构可概括为：“所有M是P，S是M；所以，S是P。”这里“M”一般指称为“中项”。它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这是抽象思维方式得出正确结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些内容，取象思维方式都不具有，这些是取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区别的根本所在。因为取象思维方式的所谓前提是一些具体事象，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能靠想象这一媒介去推知一个事理，没有论证过程，所以结论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提高结论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只能靠人们的想象力和悟性。如果说抽象思维方式能训练人们思维的严密性，那么，取象思维方式却只能提高人们的想象力，培养人们的悟性。

形象思维方式，又称艺术思维，是文学艺术创作者从观察生活，吸取创作材料到塑造艺术形象这整个创作过程中所进行的主要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形象思维要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也就是通过实践由感性到理性，逐渐对事物本质进行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思维不脱离具体的形象。但必须要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作家、艺术家的思维是在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之后，选取并凭借种种具体的感性材料，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伴随着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态度，运用集中概括的方法，塑造完整而富有意义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凡此种种，表明形象思维与取象思维的区别是明显的。虽然它表面上与取象思维一样，都有“具体的形象”，也都要“通过想象”等等，但本质上却不同，主要在于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具体的形象，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去塑造完整的艺术形象。例如鲁迅在谈自己创作“阿Q”这个艺术形象时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金隐铭 鲁迅小说全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383）鲁迅先生点明了《阿Q正传》是“依了自己的觉察”写出来的，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些正如上述一样，其创作过程运用的正是形象思维方式。从“阿Q”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以及鲁迅先生所具有的丰富的艺术修养和创作经验，所以他能够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去塑造出“阿Q”这一完整的艺术形象。而取象思维则不然，它是建立在生活经验及对具体的事物的感受而生发出来的一种思维活动方式，一种推论的逻辑方法，其“想象”的事物的两端或有联系，或无联系，有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取象思维方式重在通过具体事物，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而形象思维方式主要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二者的区别可见一斑。

论取象思维方式（三）

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也有明显的区别。顿悟思维又称“灵感”，是指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启发，答案突然在头脑中产生，这个思维过程便是顿悟思维。例如阿基米德躺进浴盆的瞬间，看见水溢出水盆而顿悟出浮力原理等。顿悟思维方式的产生及完成过程，必须以思维者具有足够的思考养料的储备为前提，方可对某一问题在百思不得其解时而突然有所领悟，否则是“悟”不出什么东西的。

虽然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有想象，都要去悟知，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顿悟思维方式的成功运用，能使思维者有所发明或创造，所以，有人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创造型思维。其结果是令人“茅塞顿开”；而取象思维方式运用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发明创造，因为取象思维所比附推论出的事理已被事先定在了所取之象的框框之中，虽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仍然有一个范围，只是人们对它理解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对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人们可以比附推论到爱情上去，也可直接用到从事教师等职业的人身上，去赞美那些敬业爱岗、勤奋努力的人们，其结果是让人们心遇神悟，感到妙不可言，所以取象思维方式是一种“体悟”而不是“顿悟”。

取象思维方式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象征是文艺创作的表现手法之一，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如鲁迅先生的小说《药》，结尾用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又如杨朔的散文《白杨礼赞》中的“白杨”象征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等等。可见，象征一般说来，是在艺术创作中以某一特定的具体现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或感情，而“特定的具体形象”的本身，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东西，如上例中的“花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的含义是特定的，再加上限定“坟上的花圈”，便启发读者联想：这需要有人为纪念来送花圈到坟上，再由“夏瑜”的坟，想到革命者后继有人，所以说：“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着“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这个解释，说明象征要放到具体的作品中去，联系作品的主题，让读者把握其象征手法。离开具体作品，单独一个命题也可运用象征这个语词，如“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等等。这样明说的“象征”没有歧义，因而能得到人们的共识。象征虽然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但其发生的思维方式的支点，我们认为是取象思维方式。因为象征的过程中具有“具体物象”并“靠想象”、“比附推论”出一个结论来等要素，而这些恰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从这点出发，我们认为象征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三

取象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人善于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及其对客观事理阐释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充溢着中国人对朦朦胧胧的美感的偏爱，在中国古代哲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各民族人民的思维方式。这是易学文化精神及其在现代极具价值的重要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仅举古诗当中和现代语言中运用取象思维的例子，说明如下：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硕鼠》)

这首诗根据硕鼠不劳而获的属性，通过想象，以艺术形式比附推论出剥削者如同硕鼠，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可鄙形象。

论取象思维方式（四）

又如李商隐《无题》中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百年来被人们公认的咏唱爱情的佳句。欣赏这句诗的难点在于“春蚕”、“蜡炬”、“吐丝”、“成灰”，与爱情的关系，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人们通过想象，能得出“到死丝方尽”，“成灰泪始干”似乎与爱情的生发、相恋时的情境，亦或某些心愿等等有相似的地方，让人们比附推论出结论：我爱你到永远。

取象思维方式在现代诗文中也多有运用，如大家熟知的：“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里的“旧船票”、“你的客船”所蕴含的深意，只能从取象思维方式这个角度去分析，去解读，才可体悟出其妙来。

现代语言中的“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其中“脚上的泡”与“自己的过失”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靠想象，却能比附推论出：“自己的过失是自己造成的”这一结论。这句话可用在责己、责他等场合，并显得温情、委婉、含蓄。其他如：

(1)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2)卸磨杀驴，过河拆桥。

(3)一针不缝，十针难补。

(4)烧香找不到庙门。

(5)不给马吃草，却让马儿跑。

例句(1)取象的具体事物是“猫”，不管它的颜色如何，只要能“抓住耗子”，便是“好猫”。这句话表面上是说“猫抓耗子”，而实际上是让人们通过想象去比附推论出一条抽象的事理：要重实际。这样，通过想象，体悟出那些只可意会的东西来，是准确把握、使用、理解这句话的关键，这正是取象思维方式的妙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取象思维方式在运用过程中所取之象与推论的结果——事理之间，不是靠普通逻辑规则建立起来的，其所谓的因果联系，只能靠想象，这种推论方法，具有感悟性、直观性，这是取象思维方式的玄妙之处。从“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来看，取象思维是建立在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的，所取之象大多是人们所熟知的生活经验，这是对《易经》所取之象的超越。又由于得到了现实生活经验的支持，人们对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感到陌生，并能够接受它，娴熟地运用它，其中的逻辑支点便是它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来，让人们体会到它合乎常理。运用取象思维方式，极具活力而独具魅力，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睿智，思维表述简练、寓意丰富、余韵绵长，耐人寻味，几千年来，这种思维方式始终被人们喜爱着、运用着。

篇5

如果说法院改革初期，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2001年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提出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则可以说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一要求的提出，弥补了前期法院各项制度建构和改革理念准备不足的缺憾。同样也正是由于前期的法院改革仅在低层面上推进，而未注意到系统改革的跟进和人的因素，改革所带来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最高法院提出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应时出台，这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问题，属于诸项改革的关键之处，属“点睛之笔”。因为在各项因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而法官思维方式的准确定位，无疑是法官队伍职业化的重要一环。笔者拟从法官思维方式概念分析入手，对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现状及原因的分析，进而探索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应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问题，并借拙文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工程添一砖瓦。

一、法官思维方式的概念

先来了解一下思维的定义。所谓思维，一般意义上应该指依照逻辑推理来观察、认识、判断的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以语言、文字的等形式加以表现。

目前许多学者分析论证时往往将法官思维方式与法律思维方式等同起来，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法律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才被我国法理学理论界学者从西方法学引进并加以阐述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在长期法律实践过程中，随着对法律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系统了解了法律方法之后，逐渐形成的法律思维方法。可以说，法律思维的形成是法制（治）进化的标志，因而它要求人们使用法律思维方式来理解法律规范、法律概念和法律事实。说到底，它就是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职业法律群体的科学思维方式。法官思维方式则是指法官在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过程中，为了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而按照一定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势，它的践行主体是法官，并不涵盖法律职业群体，这类思维方式会随着法官个体因素的不同、法官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异，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法官这一特殊群体的思维方式。

二、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的误区及原因

记得有位学者说起过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位女法官在审理老年夫妇离婚案件时遇到一个难题，如果严格依法判决，房屋只能判归男方所有，而女方只能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女法官脑海里想起自己是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于是决意将房屋一分为二判给两方当事人。这样的判决，在许多媒体或者老百姓眼里，无疑是公正的合情合理的判决，甚至许多法官也会支持或同意这样的判决。然而这其中也折射出当前我国法官的思维有一种平民式的实质性思维倾向。这里所谓实质性思维，又称实质主义思维，指法官注重法律的内容、目的和结果，而轻视法律的形式、手段和过程，也表现为注重法律活动的意识形态，而轻视法律活动的技术形式，注重法律外的事实，而轻视法律内的逻辑。与其相对的是形式主义思维。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在法律与情理关系上倾向于情理。有的法官往往以“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来分析处理案件，其断案的基本方法是“衡情度理”，其判案的基本原则是“法本原情”、“原情论罪”，使每个案件的处理在规则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以外，考虑了事实的个别性和特殊性。

第二，在法律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常常以抽象的一般原则作为依据，运用简约、朴实的平民化而非职业化语言，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推理，探求法律的目的性，即使违背明文法律的字面规定也可以。这是反形式的思维。有的法官在法律解释中，可以超出文字的拘囿，根据目的需要进行“超级自由裁量”。

第三，“民意”重于“法理”，具有平民倾向，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而这种民意通常是平民意志。

第四，重实体轻视程序。传统法官对纠纷的解决首先考虑实体目标，而非程序过程。

对上述我国法官思维方式存在的误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首先是泛伦理化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受五千年儒家文化伦理思想影响的国家，古代中国人所憧憬的理想秩序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和谐秩序，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法治秩序。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伦理关系。把政治理解和构造为“伦理的政治”，把法律理解和构造为伦理型法律。泛伦理化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并延续至今，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在每一个法官心中是根深蒂固的，由此导致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思维方式的泛伦理化。

其次是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所谓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就是凡事（包括法律问题）都仅仅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思考并提出解决办法。这里所说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定势化的政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对法律理论和实践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支配着很多人对法律性质、任务的认识，而且对国家法律体制的构造、司法机关的管理方式及工作作风、司法人员的选拔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譬如，在对法律的性质的认识上，强调法的政治性质，而忽视法的其他属性；在对法治的认识上，之所以强调法治，是认为法治是实现某些政治目的和任务的有用工具，而看不到法治的独立自存的价值；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习惯于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诸如反腐败、执行难等法律问题；在司法人员的选拔上，强调其政治素质，而忽视法律专业素质。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是按照法律自身的逻辑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而仅仅从政治的观点和思路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使法律认识和实践蒙上一层浓重的政治色彩。

第三是诉讼观念的影响。主要是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片面强调法律是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手段，强调法律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忽视了法律作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即一切手段和目的都必须服从合法性标准的指引。这一观点的发展就是把诉讼程序作为实现实体的工具，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影响司法界最为直接的后果即是使司法人员养成“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同时，在片面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的影响下，离开合法性这个前提和要求，要求法院和法律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公平形象。

最后是司法制度本身缺陷的影响。主要包括法官管理行政化趋势、审判权易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正当干预、法官保障制度不健全及法官遴选机制不健全等方面。

综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观念和制度上缺陷的原因，导致我国法官存在实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倾向，甚至在一些地区可以说是法官思维方式的主流。

三、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及其完善

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是指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包括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等。现代司法理念是法官的灵魂，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理论，但它是促使法官这一群体向职业化迈进的总的指导思想。因此可以说，什么样的司法理念，决定了法官群体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同样法官的思维方式也反映了该法官群体有什么样的司法理念。那么，在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思维方式应是怎样的呢？

简单地说，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应是与大众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是职业法律群体根据法律的品性对人的思维走向进行规范、概括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技术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一般认为，法律思维方式相对于大众思维方式有如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只有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思维方式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并作出不规范行为的人，发生纠纷或出现违法行为时，必然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

其次，它是一种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思考社会现象和预测人的行为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法律的出台是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克服人性的弱点为目的的，它强调人们思考一切问题应从人性“恶”的角度着眼，并通过法律去规范和约束，以防止各种“恶”的情况出现。

再次，它是一种求实的思维方式。它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这与求真、求善、求美的思维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法官思考的问题总是时过境迁的事实，不能还原，法官也不能大胆设想，只能根据证据来分析、来判定。即法官必须以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

第四，它是一种利益性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法治国家的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是为维护人的权利而制定的，从而满足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本能，法律本身也强调利益基础上权利义务的对待性。

最后上，它在审判活动中就是一种确定性的单一思维方式。这是指用法律思维方式思考某一问题时，对事实只能作是或否的判断，而不作非此即彼的判断。

既然在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思维方式是法律思维方式中的一类，那么，它是否有独特之处？一位与海瑞同时代的英国著名法官曾经说过，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也就是说法官思维方式，是根据法律的专门逻辑进行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养成的，它有既不同于大众思维方式、又不同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思维方式的一些特征。

第一、运用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也有学者将之称为转化性思维方式。

法律术语有三个功能，即交流功能、转化功能和阻隔功能。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官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分析、判断不就更贴近人民群众吗？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法律是一门专门的技术，其中法律术语则是这门技术中的基本因素，是法官区别于他人的基本功，法律术语可以帮助法官之间、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群体之间交流时及时抓住问题的要害，使争议点凸显，从而提高司法效率。转化功能是指所有的社会现象，不论是具体还是抽象、不论是春秋大义还是鸡毛蒜皮，经过法官的思维，都可以转化成法律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阻隔功能是指法官并不象行政机关公务员，它没有必要通过贴近民众来赢得尊重和信任。相反，他居中裁判的角色要求与民众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会使人们对司法的廉洁性发生怀疑。法律语言还能阻隔非专业思考方式的干扰，法律的发展日益与道德与政治因素相疏离，也主要是由于法律专业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法律活动的专业化又取决于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的形成。

第二、法官只在程序中思考，严守程序逻辑，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

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也是法官思维方式重要特征。是指程序在思维中占据优先地位，法官以程序为依托进行思考。例如对足球“黑哨”事件，依大众思维会考虑这些没有职业道德的裁判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而这起事件让法官来思考，则会考虑司法介入的程序问题，因为没有相关的司法程序，追究“黑哨”的法律责任无异于空谈。西方有法谚：法的生命在适用。这其实是和经典作家关于审判程序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的表述不谋而合。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将是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

此外，法官依托程序进行思考，只追求程序中的真，而不是客观事实的真。在科学研究中，学者们总是在找到事物的客观事实后下结论，在没有发现真理的情况下，是不能也是不应当产生结论的。但在法院的司法活动中，即使在影响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查证不清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对案件事实作出最终的判断，因为司法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求善，是对行为进行价值评判。法官当然要以合法性来思考问题，才能保证对每个案件均能做出及时的裁断。他只考虑以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合法性，而不可能追求完完全全的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实际发生的事实不被等同于法庭上的“事实”，法庭上的事实只是法庭上证据证明了的情况。法庭上的形式合理性是最高理性。

第三、法官的思维遵循“保守”和“稳妥”。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国家法官只不过是讲法律的嘴巴，仅是被动物，没有能力削弱法的强制性和严格性。”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则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形象地说明了法官的思维方式应遵循“保守”和“稳妥”。

一切规则都是昨天制定的，所有案件的事实都是以前发生的，法官从来没有执行过明天制定的法律和见过明天发生的案件。法官对待社会问题也好，对待法律问题也好，其态度是保守和稳妥，如果法官象行政官那样预测未来、设计未来，过于激进地思考问题，这会使整个社会的法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法官的权威来源于理性的思维、超然的态度和独立的地位，他们从事法律活动具有被动性，主要表现为法官以“不告不理”为原则，非因诉方、控方请求不作主动干预。由于法官从事的是根据既有法律判断现存矛盾和冲突的工作，而且他还必须运用法律术语在程序内进行思考。所以法官会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在分析处理法律问题时应当尽可能的依照遵循先例的原则解释和适用法律，以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而不是任意改变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言的较为稳妥甚至保守。法官思维方式的这一特性与法律的内在品质──稳定性有着天然的联系。

第四、法官思维方式具有规则性。也就是说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和情理等因素。

由于司法是法官以法律规则为标准而对于人们行为的判断。因此，法律规则及其逻辑当然就成为了法官思维不可缺少的内容。规则性思维要求法官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虽然规则性思维并不绝对排斥情感因素，但它与道德思维、宗教思维的情感倾向有着严格的界限。道德思维是一种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而法律判断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而不是首先听从情感。法官也拥有情感并捍卫感情，但是都需要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来谨慎地斟酌涉及情感的问题。事实上西方法律家的技术理性中也未完全排斥情感因素，鲍西亚在威尼斯的法律规则之中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说服夏洛克放弃诉讼请求，兼顾了法律逻辑与情感。

第五，法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确定性思维，判断的结论问题非此即彼，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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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维方式；差异；中西方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023-02

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长期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由于不同的文化特征,因而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球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同的区域,东方以中国为代表,西方古代以希腊、罗马为代表,近现代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这也就形成了两大类型的思维方式。由于不同的地理人文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制度、风俗、语言,以及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因素,东方和西方就形成了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东方人好静、内向、守旧,西方人好动、外向、开放;东方人求同、求稳,重和谐,西方人求异、求变,重竞争等等（连淑能，2002）。

一、思维模式的概述

从广义上说，思维方式是指社会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从狭义上说，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综合和统一（荣开明，1989）。

人类的思维主要是由知识、观念、方法、智力、情感、意志、语言、习惯等要素组成。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思维模式这样一个动态复杂的系统（陈新夏等,1988）。

思维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各种文化心理素质的体现，它在一定的历史、社会、地理环境中形成。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侯玉波，2007）。一个人固定的思维模式影响他/她在一定场合做出的判断和行为。它是人们处理信息和感知周围事物的一种思维习惯，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较为固定的元认知模式。

二、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和逻辑思维上，中国人注重辩证思维，而欧美注重逻辑或分析思维。

Robert Kaplan（1966）提出了文化思维对话语模式的影响,认为西方的思维是直线型,而东方人的思维是螺旋型的。

西方思维的模式像是一条直线切割，细分明晰，注重抽象推理，以分析性、抽象性、逻辑性为特点，注重概念、判断、推理。中国的思维模式犹如圆环内封，综观合寨，寻求直觉顿悟，以整体性、形象性、直觉性为主要特点，注重直觉、顿悟、想象。

1.整体性与分析性

整体思维倾向于把情景或场景看做是一个整体，注重某一突出的物体和场景的关系，并借助这种关系来解释和预见事物的情况。中国人倾向整体思考，他们往往观察整个画面，并依靠在情境中所获得的信息对所观察事物作出决定和判断。

分析思维倾向于把物体从情境中分离出来，更关注客体本身，根据事物性质归类，解释和预见事物的情况。比如，呈现同一种栩栩如生的水下场景时，东方人比西方人回忆出更多的背景特征，描述的更多以关系为主。西方把注意更多地放到目标上，比如单独的大鱼而较少注意环境特点（颜文靖，冯俊，2010）。

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西方的百科全书层层切分，种类归属分明。对于文章，标题、章、节、段西分明切，段里一般都有主题句，脉络清晰，一目了然。通常以主题句开始，后接分支且有例证和解释中心思想，与全文的其他思想相关联，以此来论证解释或者提出某个观点。

中国的古代类书是以皇帝为中心的环试体例，比如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文章是起承转合式，间接切入主题：介绍、解释说明、过渡、总结，前后讲究首尾呼应，就像一个不断扩展的环在围绕着主题旋转。

西餐厨师烹饪，各种配料严格计量，操作程序步步分析。而中餐中似乎不在意配料的严格计量，注重的是色、香、味的总体效果。

西方的画注重精确的形似，通过线条、色彩等细节刻意仿真。而中国画追求神似，运用概括、夸张的手法及联想表现物象的神韵。

2.直觉经验性和逻辑实证性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多数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即“以经验为基础,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义涵摄,沟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达到协同效应(李宗桂,1994)”。直觉来自经验、实践和“第六感觉”，是经验的睿智阐述。这种直觉思维是非线性的，是古代中国感知世界的主要方法，这种创造来源于顿悟和灵感，犹如在迷雾中忽然出现的烟花。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更偏重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注重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比如传统的中医理论,讲究望、闻、问、切四诊法，运用感性直观和经验判断来诊断。重用“模式”和“类比”的推理。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达到其中的本质意义，与生活保持着直接联系,感性，睿智，归纳，不向分析判断的抽象思辨发展（敬南菲，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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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英汉长句,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语言组织手段,比较,翻译

一．英汉长句比较

1、思维方式。语言是思维活动的最直接体现，其结构特点与思维方式的特点相一致。不同民族思维方式不同，表达其思维的语句结构和行文顺序也有很大差异。英语民族是浓缩型思维方式，喜欢将众多信息靠各种手段凝结于一个单位思考，表达时采取较低的句法单位。很多情况下，英语中一个长句只有一个谓语动词，其他动词则以非谓语动词、连词或关系从句的形式出现。句子可以带从句，从句又可以带从句或长的修饰语。这样叠床铺架，形成一种树形结构。汉语文化却趋向于把问题层层铺开，层层推进，这种展开型思维方式更利于说清事情，表达时常采用较为完整的句型，句子虽形散但神不散。

例，Inglancingoverthisscenesostrangelypopulousyetwhereeveryformissostillandsilentitseemsalmostasifweweretreadingamansionofthatfabledcitywhereeverybeinghadbeensuddenlytransmutedintostone.

例，吃过晚饭，看了点电视新闻，有些迷糊了，打算洗个脸，泡泡脚，上床寻梦去。

2、表达方式。英语句子之所以长而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词语间的语法关系，除了通过安排词序来表达外，还常使用各种表示关系和连接的词，如介词(词组)、连词、副词、连接代词、非谓语动词(词组)等。借助这些关系词和连接词以及其他连接手段（如形态变化形式)把各种成分连接起来，构筑成长短句子，表达一定的语法关系和逻辑关系。

例，Aswelivedneartheroad,weoftenhadthetravelerorstrangervisitustotasteourgoose-

Berrywine,forwhichwehadgreatreputation,andIprofess,withtheveracityofahistorian,thatIneverknewoneofthemtofindfaultwithit.(O.Goldsmith)

汉语无形态变化，只有靠语序和虚词表达各种语法关系，即动作先后顺序与语序对称

逻辑顺序与语序对称，汉语中连接词的使用频率也没有英语中的高，表达方式也没有英语连接词那样丰富。因此汉语造句是偏重从动词着眼，运用大量动词集结并根据时间顺序进行组织。汉语中,一个句子包含两个以上的动词是极平常的现象。

例，小李跨过栏杆，捡起石头，砸向河里，然后掉头就跑。

3、语言组织手段。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Nada)指出：“就汉语和英语句式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比。”“英语高度形式化，逻辑化，句法结构严谨完备，并以动词为核心，重分析轻意合；而汉语不注重形式，句法结构不必完备，动词的作用没有英语中那么突出，重意合轻分析。”英语组句多采用形合法，以形制意。汉语造句则主要采用意合法，以意驭形。著名学者潘文国指出英、汉语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英语偏重形式，汉语偏重语义。”有些语言学家形象地将英语句子称为“葡萄型”结构，葡萄主干虽短，其上附结的果实却很丰硕。汉语句子则较短，一个接一个短句地往下斜述，逐步巨型，信息内容像竹竿一节一节地通下去，因而常被称为“竹竿型”结构。

例，AfewdaysagoatenantofusfromWolfCubVillagecametoreportthefailureofthecropsandtoldmyelderbrotherthatanotoriouscharacterintheirvillagehadbeenbeatentodeath,thensomepeoplehadtakenouthisheartandliver,friedtheminoilandeatenthemasameansofincreasingtheircourage·WhenIinterrupted,thetenantandmybrotherbothstaredatme.·OnlytodayhaveIrealizedthattheyhadexactlythesamelookintheireyesasthosepeopleoutside.·

这段英语中含有11个分句，运用了10个介词(短语)、9个连接词和2个不定式。

例，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的一个大恶人给打死了；几个人便说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摸一样。

这个近百字的汉语段落包含了12个分句，句中找不出任何连接词，句与句之间组织松散。但段落按照逻辑事理的顺序，运用了隐形连贯，其逻辑和语义关系脉络清晰，一目了然。

二，英汉长句翻译

英语复杂长句的翻译主要是指复合句的翻译，主要是要把原句的空间结构转化为汉语的时间顺序的句子。

首先要理解该复合长句的结构，弄清句子总体框架，然后把长句分成一个个小的意群(如不定式短语、分词短语、动名词短语、介词短语、名词短语或各种从句)，确定意群与意群间的联系。

1，原序法所谓原序法是指在翻译时按照句子原来的顺序翻译。由于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共性，有些英语长句所叙述的一连串动作基本上是按动作发生的时间先后和事物的逻辑关系安排，这与汉语的表达方法比较一致，这时我们可以采用原序法翻译。

例，Hewentonindulginginwishfulthinking.Chickenswouldbreedmorechickens.Sellingthemwouldbringhimmoney.Withthishecouldbuycows.Thecowswoundbreedtooandsellingoxenwoundmakemoremoneyforlender.Suchasuccessionofstepsforgettingrich,ofcourse,hadnothingatalltodowithproduction.

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马南邨《燕山夜话》)

2，变序法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致使语言表达方式的区别，所以在翻译英语长句时我们常常按汉语的表达习惯重新组织和排列语序，这种方法叫“变序法”。

例，Timegoesfastforonewhohasasenseofbeauty,whenthereareprettychildreninapoolandayoungDiannaontheedge,toreceivewithwonderanythingyoucancatch

当你跟可爱的孩子们站在池子里，又有个年轻的狄安娜在池边好奇地接受你提上来的任何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懂得什么叫美的话,时间是过得很快的!

3，综合法有些英语句子如果用上述的任一种翻译法都觉得不通顺，这种长句中主句与从句之间关系就比较复杂，翻译时可按逻辑或时间顺序把长句中的从句或短语化为句子，分开来叙述，进行综合处理。

例，Whilethepresentcenturywasinitsteens,andononesunshiningmorninginJune,theredroveuptothegreatirongateofMissPinkerton’sacademyforyoungladles,onChiswickMall,alargefamilycoach,withtwofathorsesInblazingharness,drivenbyafatcoachmaninathree—corneredhatandwigattherateoffourmilesonhour.

(当时)这个世纪刚过了十几年。在六月的一天早上，天气晴朗，契息克林荫道上平克顿女子学校的大铁门前面来了辆宽敞的私人马车。拉车的两匹肥马套着雪亮的马具，一个肥胖的车夫戴着假头发和三角帽子，赶车子的速度是一小时四英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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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翻译教学 英汉思维模式差异 语言 体现

1.引言

语言与思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思维是语言的内核。英语和汉语的产生背景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反映了中西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差异。因此，要掌握好两种语言并在其间进行译介，就必须对两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异同有深刻的了解。笔者认为，在了解了英汉思维差异的前提下，翻译课的教学者应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思维训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如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的能力，逆向思维与顺向思维转变的能力，主体思维与客体思维融合的能力，以及运用哲学思维、交际思维、模糊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为翻译活动打好基础，进一步推进翻译教学的发展。

2.英汉思维的差异在语言中的体现

（1）英语重意合，汉语重形合。

英语民族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注重形式逻辑，但也不排斥逻辑思维。与英语民族相比而言，汉民族更加注重直观思维方式。汉语是表意语言，具有多维的空间性特征，其符号是出于对自然界客观事物的模仿。汉语是依靠词语和词语之间所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它们的连接，所以汉语组句的自由性大，语法规范强制性相对较小。而英语就有严格的主谓结构，句子层次分明，语法规范要求教强，弹性较小。描述事物发展时，在时序的先后、事理的因果、空间的大小等方面英语和汉语表达都有很大的差异。

（2）英语的抽象性、客观性；汉语的具体性、主体性。

英语民族注重客观事物对认识的影响，西方哲学崇尚的就是一种理性的对科学和自然的研究。因此，他们对主、客体有着严格的区分。而汉语民族注重“人”的影响，强调人对客观事物的影响力，因此，对思维的主客体的区分没有英语民族那么清晰。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反映到语言上表现为：汉语中多用有生命的名词作主语，而且常用人称表达法，当人称不言自明时还经常省略人称表达；而英语则多用无生命的名词作主语。在句式的使用上，汉语中多习惯用主动句，而表达相同的意思时英语中则很多时候用被动式。如：车修好了。（The car has been repaired.）

（3）整体和个体――“散点思维”和“焦点思维”。

中国人偏好综合，导致思维上整体优先。中国传统哲学习惯从整体上把握对象，因而要准确认识事物，就必须从多角度去观察事物，从而对事物的描述上就会带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反映在语言上，汉语描述一个事物时，常常有不自觉的思维重心的转移，也就是中西比较语法学家们所说的“散点透视”，即描述时多层次，慢慢铺开。与之对应的“焦点透视”，是说西方思维在描述某一事物时往往从某一特定角度对其进行客观细致的描述。

（4）句子结构和篇章结构的差异。

英汉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得两种语言在表达上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如西方人喜欢开门见山的表达方式，直截了当。而中国人则喜欢铺垫，渲染，层层推进，最后才说出中心意思。也就是说，一般英语句子重心在前，而汉语句子重心在后。在行文风格上，英语更为简练、客观，而汉语则比英语更多地运用重复和拟人等修辞手法。在谋篇布局上，中国人写文章往往表现出把思想发散再收拢回来的模式，是一种螺旋式思维方式。

3.英汉翻译中可运用的思维方法

特定的思维方式决定着特定的语言结构，而思维上的变化又会影响和反映到语言上来。基于以上对中西思维差异的大体归纳，中外大量学者总结出了许多思维方法运用于英汉翻译实践。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以下一些思维方式以用于翻译教学中。在教学中，教学者若能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翻译能力的提高将大有裨益。

（1）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

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英语对语法形式的要求很严格，这就要求在汉译英时要注重语言的组织性和逻辑性，增强形式逻辑观念，在汉译英时更多地运用意合法，在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尽力实现“形似”和“神似”的统一。

如：学得有趣，效率就高；学得很苦，效率就低。若按汉语的思维，这句话就可能翻译成：Learning with fun，efficiency will high；learning very drudgingly，the efficiency will low.而按照英语的思维习惯和行文方式则应翻译成：Learning is more efficient when it is fun；less efficient when it is drudgery.

（2）主体思维与客体思维的融合。

汉语不需要把动作的主体与对象在语言形式上分析得一清二楚，在施动者不言而喻的情况之下施动者经常在句子中被省略。在翻译成英语的时候，就必须突出主体的明确身份。由于思维模式的偏差，在翻译的过程中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之间的转换很有必要。如：

①应该重视保护环境。

应译成：Great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②你的病会治好的。

应译成：Your disease will be cured.

③He is engaged in letter writing.

则应译成：他正在写信。

在否定问句和反意疑问句的问答上也体现出了英汉语主客体的侧重倾向，这一点是很多英语学习者和翻译者容易弄混的，在教学中应对学生强调其差别。如：

――Doesn’t he like to eat？

――①Yes，he does.（不，他喜欢吃。）②No，he doesn’t.（对，他不喜欢吃。）

――She wasn’t here last night，was she？

――①Yes，she was.（不，她在这。）②No，she wasn’t.（是，她不在这。）

这两种问句的回答反映出英语民族注重自己对客观事物的看法，而汉语民族则是注重和另一交际方的呼应。在翻译中就应十分注意，适时地作一些思维角度的转换，将主客体思维相融合，灵活地运用，才能使译文自然、传神。

（3）逆向思维与顺向思维的转变。

逆向思维是指源语与译入语从截然不同或完全相反的角度来传达相同的信息。不同的民族在表达和描述一个事物时所采取的角度及其思维方向有时是很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在时间先后的表达上，英美人和中国人的表达就是截然相反的。英语中back指过去的时间，而forward则指未来的时间；而汉语里面“前”指过去的时间，“后”指未来的时间。如不注意就会造成误译。如“我们已经讲到故事的后面去了”一句中“故事的后面”按英语的习惯不能翻成behind the story，而应该是ahead of the story。另外，英语的叙述顺序一般是从小到大，从个体到整体，从一般到特殊，而汉语则完全相反。英语的顺序是日，月，年，而汉语是年，月，日。再例如在写信封时，中国人的习惯是先写国家，省份，城市，街道，门牌号，再写收件人，而英美人则完全相反。在翻译教学中，学生最容易着眼于局部意义而忽视总体意义，侧重语言因素而轻视非语言因素。所以，在翻译到一定阶段时，必须引导学生进行调整，使翻译尽可能贴近原作者要表达的意思。

4.总结

英汉互译中，引起交际受阻的往往是英汉两种语言有较大差异和出入的地方，这种差异不是在用词上，而是两种语言中无法建立对应认知语境的词汇层面以上的东西。本文强调在翻译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异同的比较认识，帮助学生有意识地习得英汉两种语言在各个层面上的差异，有利于他们克服母语的负迁移，培养他们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来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翻译的能力，这是更好地达到翻译教学的目标的基础和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罗山川.形象思维与信达雅［J］.中国翻译，1998，（5）.

［2］王寅.英汉语言宏观结构的区别特征［M］.外国语，1992，（5）.

［3］张美芳.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篇9

    目录

    1.《论衡》中的逻辑方法论证

    1.1演绎法

    1.1.1定言推论

    1.1.2假言推论

    1.1.2.1否定后件式

    1.1.2.2纯假言连锁推理

    1.2两难论式

    1.2.1简单建设式

    1.2.2复合论式

    2.归纳法

    2.1类比推理

    2.2故式推论

    3.矛盾法

    3.1其他批判方法

    3.2综合论法

    4.结论

    4.1王充《论衡》论证方式的特点及缺失

    4.2整体的检讨与发现

    4.结论

篇10

 

一、引言

不同的民族，不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而且还有彼此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特征、思维风格等，这便是思维差异[1](P38)。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2](P11)。世界上讲汉语的人最多，而英语的分布最广。因为英汉两民族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而两民族的思维差异所带来的困扰一直影响着两民族间的对话。翻译作为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本质上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还是一种思维活动[3](P28)。笔者拟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入手，通过思维差异的表现形式，揭示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人类所特有的、用任意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表达感情和愿望、交流思想的方法。简单地说，它是人们思维和认识的组织者。思维即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具体地说，它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作为构成思维模式的材料符号中的一个部分，语言通过音、形、义的结合，系统地储存于人脑的皮层细胞内，参与思维活动。由此可见，思维和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思维离不开作为材料的语言。倘若没有语言，思维则无以定其形，无以约其式，无以证其实。反之，若没有思维，语言也不具备其多功能性和丰富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思维作用于语言，语言也作用于思维。思维的发展推动着语言的发展，而语言的发展同时也推动着思维的发展。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4](P53)。

三、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人有别于动物的最大特点是人类的思维活动。世界各民族间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相差甚远，思维也存在很大差异，但各国人民对于客观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活动却是一致的，所以不同的语言才有了互译的可能[5](P41)。翻译过程包括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过程和译者用目的语再创作的过程。精确的翻译源自对原文的正确理解[6](P86)。思维的差异肯定会影响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懂得不同民族的思维差异。英汉思维差异的表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思维方式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在思维方式上，英民族理性思维发达，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科学性；与此相反，汉民族直觉思维发达，具有较强的情感性和直观性[7](P103)。思维方式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思维方式不同，词汇视点不一，使译文出错。

两种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英汉民族在观察某些事物现象时，所取的角度是很不同的，如果翻译时不加倍小心，很容易出错。例如，中国人出于礼貌请对方先走、先吃、先做某事时,常说“您先请！”，而英语的说法却是“After you ！”。就是说，同一举动，同一意思，由于视点不一，英汉的表达方式完全相反，汉语中用“先”表达的意思，英语中却用“后”表示。又如，在时间的先后概念上，英民族和汉民族在思维方式上也是截然不同的。英语中分别用back和forward指称过去和未来的时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反。唐诗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前”是指“过去”，“后”指“未来”。简而言之，中国人是面对着过去来区分时间的先后的，而英民族是向着未来来区分时间先后的，英汉民族对时间坐标存在不同的思维方式，稍不注意,就会使译文出错[8](P100)。再如，汉语中的“九折”，英语常说“A ten percent discount”，这是因为汉语着眼于打折后的实际付款比例，而英语着眼于折扣的比例，两者视点不一[9](P144)。而“淤青”一词，用汉语说是“青一块，紫一块”，英语中则说是“be black and blue”。汉语中的“红茶”，译为英语则是“black tea”，这是因为汉语着眼于茶水，而英语着眼于茶叶，“black tea”在英语中指还没泡过的茶。汉语中的“大雪”，英语中的说法却是“heavy snow”，而不是“big snow”。由此可见，不同的词汇视点对英汉语的互译有很大的影响。

     （2）思维方式不同，表达结构不一，使译文生硬欠妥帖，甚至出现错误。

在英语和汉语中，对事物都有肯定和否定的表达方法。一般情况下，英语为肯定表达时，汉语也首先考虑肯定表达，英语为否定表达时也是一样[10](P141)。但是，受两民族的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翻译中一种语言的肯定形式常常表达的是另一种语言否定的意思，反之亦然。如果不注意，就会使译文与原文意思完全相反。例如，“He is the last man to reach there.”这句话如果译为“他是去那里的最后一个人”就错了，应该译为“他决不是会去那里的人。”原句中并没有否定词，也没有含否定意义的词，但被译为汉语时却要用否定形式，也就是说英语和汉语的表达结构不一致。又如“Don’t you want to go？”回答为“Yes, I do.”（不，我想。）或“ No, I don’t.”（是的，我不想。）如果把“ Yes, I do.”译为“是的，我不想。”把“ No, I don’t.”译为“不，我想。”就与原文意思完全相反。再如，“The patient had a serious stomach.”不能用汉语的“病人有严重的胃痛。”这样的句子来表达，而应译为“病人胃痛得很厉害。”。可见，英汉思维方式不同，表达结构不一，对翻译的影响很大。

     （3）思维方式不同，句子语序各异，影响译文的顺畅、优美。

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英汉两种语言在语序安排上多有不同。汉语句子语序以逻辑为序，往往先因后果，先假设后推论，先叙事后表态，先说以前发生的事，再说最近发生的事，空间上，一般是从上到下，从大到小，由远及近，从大范围到小范围。谈问题由重要意义到次要意义，由程度强者到程度弱者，由一般到具体的顺序排列。而英语可以借助它的形态和丰富的关联词语，按意思和结构的需要，灵活安排，且英民族在叙事时往往先说最近发生的事，再说以前发生的事  

1](P61)。例如，“Mike did not remember his grandmother who died of cancer when he was three years old .”(迈克三岁时祖母死于癌症，所以不记得她。) 汉语先说以前发生的事即事情的原因——迈克的祖母死于癌症，再说最近发生的事即事情的结果——迈克不记得他的祖母。又如，“I was unhappy when I heard the bad news.”（听到那个坏消息，我很不高兴。）如果把它译为“我很不高兴，当我听到那个坏消息时。”就显得很不顺畅，也不符合汉语的逻辑顺序。再如，“一知道明天可以看电影，他就十分开心。”（He was very delighted when he knew he could see a film tomorrow.）如果把这句话生硬地译为“When he knew he could see a film tomorrow, he was very delighted.” 就不是地道的英语。在地名的排列顺序上，汉民族是由大到小，而英民族是由小到大，“中国福建”译为英语是“Fujian, China”在地理方位的表达上，汉语习惯说“东、西、南、北”，而英语习惯说“east，west，north，south”。可见，思维方式不同，英汉句子语序不同，对译文的影响不容忽视。（4）思维方式不同，句式结构各异，使译文显得啰嗦。

思维方式不同不仅表现在语言内容上，受思维方式的影响，英汉句子结构有很大的不同。英语句法结构特点重形合（hypotactic），主要通过连词、关系词、分词、动名词以及不定式等连接来构成句子，以表示其结构关系。而汉语则不同，汉语句法结构特点重意合（paratactic）。汉语句子从时间顺序、逻辑文理顺序层层推进，逐层展开。所以英汉语言句子结构受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结构上的差异，翻译时常遇到，需调整句子结构[12](P183)。例如，“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头脑。”译成英文为“Opportunities are only for the prepared minds.”汉语省略掉动词“是”，即“机遇只（是）留给有准备的头脑。”，意思表达清楚，而且很简洁。但是英语重形合，所以必须加上谓语动词“is”才能使一个句子完整。英国诗人雪莱曾经说过：“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翻译时并没有把“if”也翻译出来，这样不但符合汉语的逻辑且显得更简洁。再如，“ Since it was early, let’s have a rest.”（时间还早，就休息一会儿吧。）翻译时可以译为“既然时间还早，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吧。”但这样就显得太啰嗦了。可见，思维方式不同，句式结构各异，会影响译文。

2、思维习惯不同，造成词义理解困难，进而影响译文的准确性。

词汇的联想意义最能反映出思维差异，同时也对词汇的理解产生干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根据自己先前获得的文化经验和思维习惯进行联想。例如，当中国人谈到“狗”（dog）时，脑海中常出现“癞皮狗、走狗、狗娘养的、狗杂种、猪狗不如、狗仗人势”等贬义色彩的词，而在英民族的眼里“dog”除了是个中性词外，主要具有褒义词的特征，他们把狗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像“a 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 has its day.”（人人都有得意之时），“ 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13](P36)。再如，“龙”在汉语中是“威严、权威”的象征，而按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龙”却成了“邪恶”、“魔鬼”的象征。“牛”在中国人的眼中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象征，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很好的体现，而英民族的思维习惯是把buffalo与“恐吓、愚弄别人、令人讨厌的人”联系在一起。fox（狐狸）在英语中指那些“聪明、机灵的人”，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把“狐狸”和“阴险、狡猾、卑鄙的人”联系起来。vinegar（醋），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把“醋”同“嫉妒”联系起来，尤指男女关系方面时，称做“吃醋”，而在英民族的联想中是指人的“坏脾气、不高兴、尖酸刻薄”等[14](P102)。如果生般硬套地进行翻译的话，一定会使译文费解。可见，思维习惯不同，对词义的错误理解会影响译文的准确性。

3、思维中心不同，语态误用，造成误译。

汉民族的主体性思维方式，只强调主观感受，将理性功能和交流目的融于直觉，而忽视了对客观现实进行符合逻辑的形式表现，以致在翻译中体现不出语态的变化，而造成误译。例如，“They were beaten, refused anything to read.”这里如果忽视了语态，就很容易误译成：“他们受到毒打，拒绝阅读任何书籍。”其实句中的“refused”是表示被动的过去分词，应译为“不准”。再如汉语“2004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译成英语，若不注意到英民族强调客体，就很难译成“2004 saw a series of great events happened in China.”这种用时间作主语的符合讲英语人们口味的地道英语[15](P119)。又如“信写好了，但还没有发出去。”译为英语时，如果不清楚主客体意识，很容易译成“The letter finished, but it hasn’t sent.”其实应该译为“ The letter has been finished, but hasn’t been sent.”汉语说“车修好了”用英语表达时必须说“ The car has been repaired. ”用现在完成时态表示动作已经完成。类似的句子还有很多，如：“碗洗好了”必须说“The bowls have been washed.”“作业做完了”必须说“The homework has been finished.”可见，思维中心不同，语态误用，对译文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4、思维风格不同，句子重心各异，影响译文质量。

英汉民族各自独特的思维风格造成了各自的句子重心，如在翻译中不加以调整，一定会影响译文的畅达。如“What I saw that day in Marrid was tame compared to what happened in Italy and Brazil when their two favoured teams was shamefully defeated in early rounds.”(《大学英语》第四册P.72)，这句英文翻译时若不进行重新调整，译为“那天我在马德里之所见可算是温和的了，与在早先的比赛中，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喜爱的球队不光彩地踢败时在意大利和巴西引起的轰动相比。”会让人觉得很蹩脚[16](P15)。这句话正确的译法应为“与在早先的比赛中，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喜爱的球队不光彩地踢败时在意大利和巴西引起的轰动相比，那天我在马德里之所见可算是温和的了。”在复合句子中，英语的主语为主要部分，一般放在句首，即重  

心在前，而汉语则一般按照逻辑和时间顺序，把主要部分放在句末，即重心在后。例如“A stone smashed harmlessly on the ground when it dropped from the building.”(一块石头从那座大楼上掉下来，砸在地上，没伤着人。)这句话的重点是“石头砸在地上，没伤着人”，但用汉语表达时，必须把它放在句末，才符合逻辑。由此可见，思维风格不同，句子重心的不同对翻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5、思维侧重点不同，造成表达形式各异，进而影响译文的自然、顺畅。

由于英民族注重形式逻辑，其句式结构呈主从扣接式，而汉民族不太重形式逻辑，因而汉语的句式结构呈流散铺排式。在翻译中如果译者忽视了这种思维差异而造成的句式特点，那么得到的译文很可能会是英译句支离破碎，汉译句冗长板结。例如“学得有趣，效率就会高；学得很苦，效率就低。”这句汉语如果顺着汉语的思维，按照汉语原有的句式结构套译，就一定会译成“Learn with fun, efficiency will high, learn very drudgingly, efficiency will low.”这样成了既不合英语词法，也不符合英语句法的残句。正确的译文应该是“Learning is more efficient when it is fun, less efficient when it is drudgery.”又如把“Mary didn’t remember her mother who died when she was two years old.”译作“玛丽不记得她那在她两岁时死去的母亲了。”同样有悖于汉语表达法。这句话应译为“玛丽两岁时丧母，所以不记得她。”[17](P23)。英汉语中有些表达形式看似极为相似，其实际含义很可能相差甚远。例如，英语“find one’s legs”如果望文生义地被译为“发现自己的腿”那就太离谱了，“find one’s legs”其实是“发现自己的价值。”类似的还有像“拖某人的后退”不能译为“ pull someone’s leg”而应译为“ set somebody back”“ pull someone’s leg”是“开玩笑”的意思。汉语的“隐形眼镜”，英语称之为“contact lenses”，汉语侧重外形，英语侧重方式。英语中叫做“wall clock”的东西，汉语则译为“挂钟”，英语中的“desk clock”，汉语则译为“座钟”，一个侧重地点，一个侧重方式[18](P93)。由此可见，思维侧重点不同，表达形式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译文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