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新常态的特点范文
时间:2023-12-18 17: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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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只有在认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经济结构之间的密切关联,我们才有可能客观和科学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所需要的国际经济条件,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低下的经济发展效率、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经济发展在高速增长和内外失衡之间相互交错等等。而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形成和定型,都是和国际经济环境相互依存的,可以说内外环境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我们可以试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个角度来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维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9.5%,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技术创新的逐步加快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美元为主的国家货币体系都是分不开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美元中心体系、自由贸易体系、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体系、国际经济治理和危机救助体系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会和环境。
当时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的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的时期,一般加工业正迫切地需要从亚洲四小龙等新型工业化区向外转移,中国作为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成为世界工程的第一首选。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成功地吸引了世界资本的注意力,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功地再次买入工业化的进程中来。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涌入中国市场,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缺口和资金缺口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从农村地区释放出的劳动力也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国内生产要素的聚合力效应发挥到了最优。
由此可见,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紧密相连的,经济新常态和国际经济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这些条件可以具体表现为市场条件、产业条件、货币金融条件、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条件等。开放性的国际市场使得中国制造既有了外部需求、又能够弥补内需上的不足,容纳了中国巨大的产量;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不断给予中国弥补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使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发展的配角能够有一定的经济秩序可以遵循;美元中心体系的维系可以使得中美经济发展平衡得到长期的维系。
二、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战略调整的外部原因
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和?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是难以支撑起经济发展全局的,即便是处于世界经济结构中心地位、金融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当成熟的英美国家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的产业空心化使得世界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方面失衡的局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消费和投资之间、进口和出口之间、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这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只能长期靠赤字和借债维持,最终引发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发达国家在实施再工业化发展战略之后,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的巨大的变化,不再能够像过去一样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价值链高端产业,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直接影响着一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当发达国家重新对其寄予厚望并希望用其来转变经济发展颓势的时候,它们将不再愿意将这些产业大量地转移给其他国家,从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获得二流技术都变得异常困难了。此外,发达国家还通过政府投资、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方式来推进本国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互联网、新能源、物联网、IT产业和打飞机产业等行业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依靠自主创新来和美国、其他发达国家对抗,并且将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技术转让限制和贸易壁垒,也会承受着技术标准限制和多边国际协定的阻碍。经济新常态下,第三国新兴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的直接竞争对手。也就是说,中国在新兴产业上重演和复制美国消费的结构将不再适用,上述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产业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还面临着一个国家经济环境的变化态势――自由贸易体系的式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当前正处于集团化贸易和区域化贸易呼之欲出的关键时期,这将大大地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市场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都主要依靠日渐开放和成熟的自由贸易体系。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商品贸易自由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的都是关税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环境,而这对以产品出口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各国都把制造业的发展作为重振本国经济发展的利器,保护本国市场和促进本国就业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宗旨,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活跃起来。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之后,G20国家均纷纷出台了保护贸易措施,截止到2015年这些出台的措施有85%依然还在实施过程中。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大有裨益
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世界经济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陷入一个怪圈之中――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金融失衡又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问题。虽然失衡结构使得中美两国在一定程度内获得了一些利益,但是中国的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模式和美国的高赤字、高消费和低储蓄模式之间达到一种短期的平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矛盾也使得中国和美国各自经济发展内部结构愈加畸形,并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虽然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都在探索失衡结构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转变的话,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将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正在逐渐地转变着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战略能够转变过去的高出口、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合理地维持出口贸易的增长,不再片面地追求贸易顺差。上述措施将会改善中国和美国、其他国家的贸易状况,转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树立中国世界市场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中美和中国整体的经济失衡情况,使得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走上均衡发展之路。最近两年来。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日趋合理,贸易顺差逐年减少,这正是经济发展走向均衡的体现。
其次,中国经济新常态便于亚非拉等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难以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加大,这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外围结构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使得世界经济发展失去了公正和公平,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失去了活力和动力。亚非拉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处于被边缘化地位,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人才资源、产业基础和设施基础,要想取得长足的经济发展可谓难上加难。中国经济新常态倡导走出去战略,通过向亚非拉地区转移相关成熟产业,实现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亚非拉地区的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是我国产业转移的最佳选择,并且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能够带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和腾飞。特别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有政府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有国有企业的积极实施,有中国国内开发区、试验区、经济特区等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更加适合于亚非拉国家的需要。
四、中??经济新常态需要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作为保障
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的实施和发展需要一个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具有更加明显的开放特征,是一种和世界经济融合更深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对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和全球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重要经济体保持开放、合作、友好和密切的关系,即便和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竞争,但是依然不能摒弃经济发展这个大局。比如在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上,虽然中国和美国一直在亚太经济话语权和控制权上存在着竞争关系,曾经由美国主导的TPP和中国的FTAAP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但是从总体上看中美两国依然是共同利益大于竞争,中美两国提出的安排也是完全可以共存并相互补充的。再比如在中日经济关系上,虽然两国在历史发展和政治关系都存在很多矛盾和敏感之处,但是两国在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和相互促进优势是相当明显的,在亚太产业链上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依然要抱有合作共赢的态度来对待与日本的经济关系。
篇2
2015年全球经济回顾
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第八个年头,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消化危机前累积的泡沫和风险的萧条阶段,整体上呈现出复苏乏力和增长疲弱的态势。如图1所示,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新旧规则交替、新旧力量调整的关键时期,整体上全球经济将进入L型探底企稳和增速换挡的“新常态”时期,然而,随着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陆续公布,未来全球经济跌入停滞的风险加大。201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四次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由年初的3.8%下调至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为六年来新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不平衡,格局分化加剧。相比去年,发达经济体复苏略有加快,增速为2.0%,上升0.2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放缓的势头未能有效遏止,已经连续第五年出现下滑,增速4.0%,降至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欧元区和日本是拉动发达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力量。2015年,美国GDP增长2.6%,欧元区增长1.5%,日本增长0.6%。与此同时,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俄罗斯、巴西等国的经济陷入负增长。但总体而言,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的经济比重由2014年的29.3%上升为2015年的30.3%,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52.9%。其中,印度和越南则继续保持其增长势头。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新兴亚洲经济体虽出现了0.3%-0.5%的增速下滑,但仍属于能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少数国家。
就其他主要经济指标来说,多数指标低于普遍预期,不确定因素增多。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2015年,全球失业人数为1.97亿,比危机发生前增加了2700万,失业率保持在5.8%左右的水平。国际就业形势日趋分化,发达经济体失业率下降到6.7%。然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巴西和俄罗斯失业率上升至8%以上;南非失业率维持在25%的高危水平;中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5%以内。
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持续放缓,呈现贸易流动减少、需求萎缩和量价齐跌的态势。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15年世界进口总量增速为1.7%,低于去年3%的水平。
经济增长格局持续分化的原因
2015年世界经济发展突出特点之一是主要经济体之间增长形势持续分化,地区增长不平衡加剧。发达经济体呈现缓慢复苏态势,其中美国经济基本走出困境,迎来持续增长的曙光,成为全球经济亮点;欧元区经济复苏企稳,但面临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同时发展中的致命弱点依然存在;日本经济年中出现较大波动,复苏过程举步维艰。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除印度之外,经济增速出现普遍下行;资源出口型国家经济遭受重创,陷入滞胀泥潭;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放缓。深入分析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态势出现差距、各经济体内部持续分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推出与退出的溢出效应
2008年,以雷曼兄弟银行倒闭为导火索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了稳定市场,美联储同年推出了以购买机构债和抵押支持债券为方式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随后,美国接连推出了规模更大的共计四轮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及时挽救了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避免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进一步发生。通过释放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长期下降,刺激了美国国内投资和消费,对美国实体经济稳步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12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率稳定在2.2%以上,高于同期其他主要发达国家。2015年美国经济复苏明显,居民消费、制造业、房地产市场和就业市场持续向好,美元加息预期升高。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引导下,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效仿,引发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际资本大量涌入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性面临挑战,资产价格泡沫和输入性通胀风险加剧。随着美国宣告全面退出货币宽松政策和美元加息预期抬头,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快速回流,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资产价格波动、外币债务高企和经常账户赤字等风险冲击。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的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而其中尤以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打击为甚:中国、印度、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国家股票市场出现骤跌;巴西、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等国货币大幅贬值;资源出口型国家经济陷入衰退。
2.科技创新驱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得益于新技术的产生,在科技创新驱动下,新产业、新模式逐渐兴起,经济发展培育起新的增长点。美国页岩气革命的产生,增强了美国实现能源独立的可能性,在世界各国为解决资源环境瓶颈寻求开采非常规化石能源背景下,带动了相关技术和设备的出口,引导高端制造业回流,促进了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加速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与此同时,美国页岩气革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能源格局,OPEC和俄罗斯的影响力受到威胁。在欧盟,德国政府推出了工业4.0高科技战略计划,其概念包含了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式增强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通过制造业的数字化和虚拟化,将“制造业”推向“智造业”。在这种模式中,传统行业界限将消失,产业链、价值链将被重组,德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领先的国家之一,无疑将得到竞争力的根本性提升。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分享型经济等创新科技方兴未艾,为发达经济体复苏注入强劲活力。
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遭受内部结构调整滞后的困扰
2015年,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遭受经济下行风险,除了外部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国家内部经济体制改革不畅、结构性调整滞后增加了自身脆弱性,降低了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作为赶超型经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采用的是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和扩张、粗放式使用自然资源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随着这些国家传统比较优势的衰减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约束,这种发展模式面临创新转型的问题。另外,市场经济体制薄弱、基础建设落后、金融市场脆弱、新增长点缺失、财政和货币政策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也使得新兴经济体国家易受外部环境变动,全球经济失衡状况进一步加剧,一些依靠资源出口的国家由于改革滞后经济濒临崩溃。
篇3
发达经济体风险特点
美国经济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大势不变,其经济基本面仍将优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是全球稳定的增长核心之一。美国这轮经济增长主要靠再工业化和页岩气革命。就业状况持续改善、投资支出日渐回升、消费需求稳步释放、企业盈利状况不断改善,以及宽松政策退出后的资金回流增加等,都奠定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巩固经济复苏仍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择和美元运行都处于关键阶段。美国经济稳定向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动机,其庞大的市场也将提升其他国家的对美国出口,从而间接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增长。
欧元区经济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第二季度,欧元区GDP环比增长0.3%,仅为2016年第一季度增幅的一半,跌回到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谷底。展望未来,受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影响转向中性、结构性改革效应和欧元贬值等因素影响,欧元区经济虽继续处于复苏态势,但增速将比较缓慢。
总的看来,欧元区成员国债务负担过重、欧洲银行业危机阴影、通货紧缩风险难消、失业率居高不下、英国“退欧”加大不确定性、欧元贬值和低油价带来的利好减弱等因素,将会制约欧元区经济增速,低速增长将成为欧元区经济发展的常态。
日本经济据日本官方最新公布经济数据显示,日本2016年第二季度GDP为1.288万亿美元,.低于中国的1.339万亿美元。受日元升值影响,日本2016年7月出口额同比下滑14%,创2009年10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日本经济复苏一直动力不足,主要原因是作为经济支柱的内需疲软。日本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占日本GDP近60%的家庭消费支出从上季度增长0.5%转为零增长,直接导致内需对日本GDP的贡献由正转负。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和通缩状况持续,日本企业对国内市场需求缺乏信心,导致企业设备投资持续萎缩。而形成对照的是,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步伐加快。
新兴市场风险特点
目前,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广泛的一次,而且前景艰难。
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下降、阶段更替、结构调整、模式重建和风险释放的转型期,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主要原因是受到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影响。但随着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展开,经济仍具有弹性,将维持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目标。
印度经济在其他金砖国家经济普遍显出疲态下成为一个亮点。莫迪政府自2014年9月执政后推行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制造业,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发展铁路和智慧型城市,有力地增强了经济活力。IMF预计,印度经济在2014年增长7.2%之后,2015年及2016年将保持7.5%的增速,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巴西经济近年来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以及国内财政紧缩和消费信贷繁荣消退,沉重打击了曾经是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经济体之一的巴西。巴西经济目前正遭受高通胀、低增长、高失业率、债务高企、消费低迷和货币贬值的“最坏组合”。同时,巴西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将影响巴西经济投资和经济增长前景。
俄罗斯经济俄罗斯经济在2014年已经呈现动荡,在国际油价下跌、卢布疲软以及西方制裁等多重压力下,2015年俄罗斯经济“滞胀”局面还在恶化。最新俄罗斯经济部数据显示,俄罗斯2016年7月GDP年增长率为-0.7%。由于俄罗斯一半的预算依靠与石油相关的财政收入,这迫使俄罗斯政府在一些方面勒紧腰带。
随着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全球贸易增长低迷、大宗商品价格维持低位,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或将在较长时间内持续。考虑到这些全球性的重大风险,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应对周期性和结构性的挑战,并促进增长。
发展中经济体风险特点
拉美和中美地区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多数国家2016年将呈现正增长,但预计该地区总体GDP在2016年仍将收缩。
中东地区增长预计将加快,但石油价格的下跌继续拖累经济增长,一些国家还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国内冲突的影响。
除俄罗斯以外独联体受到俄罗斯衰退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其中一些还受到国内结构性疲软和低油价的影响,预计这些经济体在2016年将仅小幅增长,但2017年增速将加快。
篇4
海外投资的条约保护:规则、案例与对策
反倾销和反补贴协定中损害确定的条约解释
中国—东盟的金融合作:需求、领域及策略
欧盟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及中欧谈判展望
中非经贸合作区:对非投资合作新模式
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铁矿的困境与出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大道”相互对接的思考
关于支持辽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思考
贸易融资资产证券化刍议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回顾与展望
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绩效分析与思考
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经济“新常态”与我国对外投资取向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
“新常态”下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动力
铁矿石进口贸易金融业务的风险分析与防范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营空间及竞争力分析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一带一路”
国际资本循环中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国际经贸与外国人超国民待遇
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对银行研判国别风险的启示
中国企业投资南非大有可为
我国与中东欧国家汽车产业合作潜力与模式
成功投资法国不可忽视的几个问题
境外资源类项目投资的风险分析
储备债务系数在国别风险分析中的应用
中国船舶企业困境探析
我国“负面清单”管理的实践与建议
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及中美谈判展望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几内亚湾能源投资环境与风险应对
中俄能源合作:问题与前景
“新常态”下加快沿边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考
企业研发机构投资荷兰的优惠政策与案例展示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国际投资“新常态”下中国直接投资法律框架的重构
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对跨国并购的影响
我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丝绸之路”战略中金融支持体系安排的探讨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与问题
走势分化的世界经济形势与货币政策
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策略选择
中国企业投资拉美:情势复杂、机遇难得
我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及对策建议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展望
跨境担保:银行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利器
篇5
【关键词】 “十三五” 长江中游城市群 产业升级 形势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国土面积约31.7万平方公里,2014年经济总量超过4.5万亿元,居于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之后第四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占有重要地位。国务院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批复中指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对于加快中部地区全面崛起、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序推进跨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内容。可以预见,“十三五”时期将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新关键期,如何顺应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把握“十三五”时期重大发展机遇,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升级,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学界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国际形势分析
从世界范围看,国际产业调整和新技术革命正在推进,世界需求结构和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换挡提质、转型升级的新时期,“十三五”时期将成为国内外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契机,也将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带来发展机遇。
1、全球经济复苏加快,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再工业化
目前,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前景稳定,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势头放缓,全球经济复苏仍将持续,经济增速有望加快。美国经济正强劲复苏,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趋于好转,以印度、印尼、古巴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呈同向联动的趋势。据联合国《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中预测,我国“十三五”前期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2015年全年增长速度将达3.2%。全球经济整体回暖,将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机遇。然而,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调整中,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围绕市场、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能源资源、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制造业再造”,这也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升级发展带来一定挑战。
2、产业升级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国际产业调整和新技术革命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随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不断加码,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形势将更复杂严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在世界转型大浪潮中把握好全球经济分工调整的新机遇,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优势,推动产业升级无疑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联合国《2014年工业统计国际年鉴》显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过去四年的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仍然持续高于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说明,制造业仍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发展经济体总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数据显示,2013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增加到35.5%。然而,随着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改造升级日益加快,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持续提高,高技术工业产业成长非常迅速,制造业内部出现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据估计,中高级和高级技术行业现在占到工业化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的75%,但传统的农工行业至今仍然主导着最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联合国预测,今后10年,工业化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技术鸿沟将会继续加大。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产业升级必将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3、推动产业集聚化成为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达国家纷纷把产业集群作为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不少国家将培育和扶持产业集群发展作为一种重大政策付诸实施。日本为克服产业空洞化、提高全球竞争力,推行产业集群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行动计划上:一个是由经济产业省制定和推动的“产业集群计划”,涉及IT、生物技术、能源等领域;另一个是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和推动的“知识集群计划”。法国为防止企业外迁,斥资15亿欧元在法国各地扶持67个不同产业的“竞争力集群”,成为法国“全新的产业策略”。这67个“竞争力集群”分为三个等级,其中第一等级是六大具有全球领先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第二梯队是9个“全球使命计划”,第三梯队是52个“国家使命计划”。韩国通过产业集群政策促进地区产业分工和提升创新能力,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国家均衡发展5年计划》,指定了8个革新示范地区产业集群发展重点方向,制定了《韩国2015年产业创新战略》,提出产业创新的形式主要体现在集群创新上,将大力培养新的成长产业群作为产业创新的重点。如今,发达国家所有竞争力强的产业几乎都采取集群的方式,如美国著名的硅谷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加州葡萄酒酿造业集群;英国斯塔福德郡的陶器产业集群、白金汉郡的椅子制造、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剑桥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德国南部的汽车工业产业集群、索林根刀具业集群、巴登-符兹堡机械业集群。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产业集群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生产要素有效集中,提高专业化生产水平,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这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进而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形势分析
从国家层面看,国家推进建设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内需和大力推动产业转移等重大部署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升级带来重大战略机遇。
1、全面深化改革,产业升级将成新常态
我国经济正处于换挡提质、转型升级的新时期,未来可能长期保持中低速增长态势。自2012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连续9个季度稳定在7%~8%之间,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经济增长进入到中高速阶段,下行压力较大,增长条件和动力已发生深刻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缓,产能过剩呈现出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外需超常增长的“风光”不再,社会人口、收入结构正经历转折性变化,在经济合理运行区间内,微刺激政策正在加码,全面深化改革将成为主旋律,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提速必将成新常态。在这样的形势下,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面临诸多挑战,产业升级势在必行。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揭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转入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将基本告别传统粗放增长模式,增长速度“下台阶”;更意味着经济结构出现趋势性新变化,增长动力加快转换、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发展质量“上台阶”。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信息化、市场化与国际化持续深入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近年来,我国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市场逐步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推进,这也为产业升级进入新常态提供了重要基础。
2、区域战略的密集推出将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重大机遇
在产业转移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国际竞争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我国正积极实施从沿海起步先行、逐层向内河纵深腹地梯度发展战略,大力推动东部地区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推进西部开发,将中西部打造成我国经济发展最大回旋余地,同时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振兴茶马古道、打造长江经济带、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一批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各类区域战略相继实施,京津冀、成渝地区、北部湾地区、长株潭、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带等诸多区域集聚发展,区域集聚发展为产业集群培育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和支撑载体。
3、产业转移承接区域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推动产业集聚与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东部沿海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成为新一轮制造业转移的主导力量。在东部沿海地区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生产邻近消费市场以及国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国内产业转移整体呈现由三个“三角”向三个“泛三角”区域拓展,即由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加速向泛长三角、泛珠三角、泛环渤海周边区域以及沿江、沿交通轴线拓展和集聚,长江中游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速度不断加快,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及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产业转移进入技术、资本、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并存新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除了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还承接某些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的生产及高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个工序。在世界转移产业的重心已开始由原材料工业向加工工业、由初级工业向高附加值工业、由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方向转变的大趋势下,长江中游城市群承接东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明显增强,承接产业由加工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这将倒逼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技术持续升级,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化水平,推动产业升级。
(基金项目:本文属第三批“赣鄱英才555工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赣才字[2013]2号);2014年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14ZD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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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郑州 450005)
摘要: 全球经济陷入极大不确定的徘徊,中国经济则在调结构转方式的背景下进入了中速或中高速增长时期;在国内,航空经济被发现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增长点,2013年中国有超过50个城市把航空大都市建设列为重要发展内容,作为航空经济高级阶段的航空城建设方兴未艾。郑州航空城更应紧抓机遇,赶上世界经济变革潮流,抓好顶层设计,加快进度,早日成为“中原经济区”这一国家战略的核心增长极。
关键词 : 经济新常态;郑州;航空城
中图分类号:F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17-0256-03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14A630025);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42400410512)。
作者简介:王洪梁(1979-),男,河南南阳人,郑州航院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航空经济发展、信息化评价。
0 引言
目前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专家学者认识到,航空经济是中国经济未来新的增长点,航空城是航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重要载体、实现形式和抓手,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截至2014年12月,全国民航已经有超过200个颁证机场正常运行,其中有超过50个运营机场的地方政府试图依托机场建设航空城或发展航空经济区。(罗兰贝格咨询公司,2013中国机场发展报告)
1 培育郑州航空城成为核心增长极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1.1 国内外已有航空城发展成功经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的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巴黎,美洲的沃斯堡、亚洲的香港和仁川都极力发展航空城并在本世纪初成为成功典范。特别是迪拜最近10年凭借地理及资金优势,迅速成为沙漠中崛起的航空城典范。我国的北京、上海(虹桥和浦东)、广州等4个机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航空城发展模式。这为建设郑州航空城提供了范例和参考。
1.2 经济新常态下国内航空经济规模稳步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调结构转方式下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而航空经济规模依然保持较高增长速率。2013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671.72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61.40亿吨公里,增长10.1%,其中旅客周转量比上年增长12.3%;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3539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0.8%。国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32742万人次,增长10.6%,民航全行业运输飞机期末在册架数2145架,比上年增加204架,增长10.5%。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均远高于国内GDP增速。与之相关的航空产品制造、研发、销售、售后等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作为航空经济的另一领域通用航空领域,包括机队规模、作业时间、经济效益等指标,发展速度同样迅猛(2013年民航业发展统计公报)。
1.3 航空港/城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对当地城市经济贡献越来越大
航空城作为各地航空经济的物理载体,对当地经济影响逐渐增大并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根据相关数据,选择4个国内试图发展航空城的城市连续2年相关经济指标,从表1中可以看出,每一个城市年GDP增长率均超过了13%,远高于当地GDP增长。特别是郑州航空港/城发展迅猛,优势明显。
1.4 郑州航空城发展框架和趋势逐步清晰
在富士康的带动下,UPS、俄罗斯空桥、南方航空、深圳航空、联邦快递、阿里巴巴等2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纷至沓来;超过70家富士康配套企业已在航空港区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上百家富士康协理厂商落户周边地区,并将带动100多个产业、400多个配套企业陆续落户河南,亚洲最大的智能终端生产基地基本形成。航空偏好性产业如高端服务业、电商、医药、电子信息等已初具规模,成聚集态势。郑州机场空港区周边土地已按照规划,陆续建成了大量道路、桥梁、商业区、仓储区、居民社区。产业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人员也开始向港区周边聚集,郑州航空城的框架和发展模式逐渐清晰。
1.5 各地航空城经济竞争加剧,郑州航空城需加快进度
航空城逐渐成为各地政府加快本地快速发展的“法宝”,截至2013年12月,国内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的有24个城市,具备了发展航空城的初步条件;其中郑州排名第18位,吞吐量为1314万人。郑州在国内8大区域枢纽中排名最后,同时远低于多个干线机场如深圳宝安(3227万人)。河南省提出“以货代客”战略后,郑州货运市场发展迅猛,2013年、2014年货运吞吐量稳居中部6省首位。
距离郑州较近的西安、武汉都提出了自己的航空城计划,基础设施进展迅猛,并争取国家级扶持政策,都试图通过航空城的建设拉动本省国民经济高速发展。除此之外,青岛(黄岛)等一大批干线机场城市也在积极谋划本地航空城发展,郑州处在更加激烈的航空城发展竞争之中。另据报道,渤海湾一带2013年近10个机场新开工上马,这些不太知名的城市也在加快跟进。在此情况下,河南省必须整合各类资源,加快二期航站楼、跑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航空城的发展,使之尽快成为地区经济核心增长极。
2 加快郑州航空城建设与发展的对策与路径
2.1 进一步优化航空城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
郑州航空城的建设将郑州甚至河南推到了和北京、上海等城市同等的竞争平台,实践中一定要坚持“规划引领”。目前在国务院大的规划下,航空城的各项分类规划和详细规划陆续出台,在此过程中,应考虑机场核心区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周边经济发展、功能区域划分、产业引进政策等,继续细化功能性区域的设计,应瞄准国际性航空城标准,超前规划。
在此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完善一套良好的引人、用人、管人机制,对航空城建设作用发挥大的干部、人员,给于充足激励,由此带动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和氛围。具体说来:一要建立项目建设全程监控机制,强化跟踪反馈,确保项目质量和进度,一旦出现违规行为和建设能够及时纠偏。二要建立违规建设的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合同约束和违规责任追究,确保规划得到刚性执行。三要建立严格的规划调整机制,确需调整的,要经过政府、规划单位和专家组的严格评审且不得影响整体规划品质前提下,方可进行局部调整。
2.2 加快构建以机场为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
按照美国航空经济专家的观点,空间摩擦力严重影响航空城的发展,为此必须加快构建以机场为核心的综合交通枢纽,降低机场的空间摩擦力。上海浦东便利的立体交通为当地航空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也为郑州航空城建设树立了标杆。郑州航空城也规划了高铁、城际铁路、地铁、高速公路,还应继续完善,实现郑州主城区任意一点30分钟到机场候机楼的目标。
2.3 引进战略型投资者参与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
航空城的建设需要巨额资本投入,融资问题是每一个航空城面临的头等大事。为了加快进度,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郑州航空城建设应创新融资思路和模式。引进战略型投资者是可供选择之一,选择投资能力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大财团、大基金公司、大投资公司或地产公司参与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可以把项目进行拆分打包,采用BTO或BOT模式,引入民营资本,提高项目效率和质量可靠性。
2.4 培育多个特色支柱产业
航空城建设初期都面临着“发展什么、怎么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产业体系规划问题。在国务院通过的规划中,郑州航空城产业体系规划是:航空物流、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产业创新中心、绿色智慧航空都市;但实践中还要根据郑州的区位特点和自身优势,细化产业政策,培育出几个大规模特色产业。目前形成了智能终端制造集群,但是否能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端奢侈品集群?这要求政府负责前置审批的部门在引入企业时就明确标准,细化规则,向着国务院的规划和郑州的特色考察和引进企业,逐渐形成支撑航空城发展的大产业。
2.5 绿色发展,培育软实力,树立品牌和包装理念
郑州航空城有良好的生态基础,南水北调中线贯穿全境,规划中的新107国道两侧绿色走廊会让整个区域有良好的生态基础,但依然要按照按照“绿色智慧都市”标准进行建设,包括绿色公交模式、绿色低碳建筑模式、绿色生态水系、绿色经济等,逐渐培育出绿色郑州航空城的发展模式,培育和增强郑州航空城的软实力。在这个基础上,还应树立品牌和包装意识,扩大郑州航空城的宣传和推介,形成与经济发展的良好互动,加速推进郑州航空城融入世界经济和中国航空经济的进程。
3 结语
郑州航空城的建设是伴随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批而产生的,是航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和多因素经济条件达到后的产物,属于中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的范畴。全球经济陷入中高速增长背景下,在重大机遇面前,应严格规划,依托国家战略给予的“先行先试”优惠政策,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加强顶层设计,大力引进人才,绿色发展,破解金融难题,加快进度,才能在国内经济中速增长新常态下真正使郑州航空城成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成为世界经济链上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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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我国工业化城市只有7亿多人口,而今年我国的粗钢消费就已经达到6亿吨,这已经是很高的消费水平了。而今后进入城市和工业化领域的农业人口数量已经延续多年每年只有2000多万人。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粗钢消费在经历了年度快速增长和连续7年的年度增幅回落后,已经从快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低增长阶段。未来钢铁需求变化的特点是年度高消费、低增长,持续几年后,我国年度用钢水平将在饱和点附近的高位波动徘徊。
今明两年,中国钢铁消费将历史性地提前进入高消费增长时期。高消费、低增长的时代,决定了今后在我国国内盲目扩大钢铁投资、增加粗钢产量的发展模式已经没有出路了。
近日,国家公布了钢铁工业结构调整意见,规定了两年内国家不批准新建钢铁投资项目,并作出了支持钢铁企业要走出去发展的政策规定。国家这次对钢铁行业的调控有利于钢铁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能够帮助企业以正确的经营战略度过市场困难期,拓宽未来的市场经营领域,做强、做大中国钢铁企业和钢铁物流业。
目前,我国钢铁需求高消费、低增长的趋势已经显现出来。这种趋势的出现将带给钢铁企业、钢铁物流企业新的发展机遇,并引起铁矿石、钢铁市场运行态势发生重大变革。
高消费、低增长趋势的出现使铁矿石市场供需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中国和国际铁矿石市场供需平衡关系进入相持阶段,这种平衡关系仍很脆弱,不过态势正向着有利于中国钢铁企业的方向演变。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经济风险的演变前所未有。世界经济至少在一个阶段内难以再现2008年上半年以前的较快增长态势,不过这种情况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
这种重大态势变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既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困难,也给企业带来了特定环境下的时展机遇。
第一,它决定了钢铁企业整体依靠国内投资扩建谋发展已经没有出路。钢铁企业将进入一个发展战略调整的新时期。企业将以重组和走出去为重点,拓疆布局,战略经营管理、战略协调在企业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面对发展中国家未来钢铁消费增长的趋势和铁矿石问题的严峻性,以及国内钢铁高消费、低增长时代的到来,钢铁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能否成功不仅关系到未来中国钢铁企业的国际地位和命运,也决定着中国经济如何走向世界。
第二,钢铁供需总量关系的相对稳定,决定了市场关系的稳定度增加。中国钢铁市场加快了向发达国家市场服务秩序建设的速度。国内钢铁市场在没有重大国际经济发展影响的背景下,只能在大势平稳中震荡波动。当前我们面临的市场困难将是一种市场常态,这种市场态势也是企业优胜劣汰的发展机遇。钢铁企业和钢铁贸易商需要把握和适应这个大趋势,不能背离市场演变的大趋势,把企业盈利发展模式寄托在市场价格的大涨大跌之中。
第三,国内钢铁高消费、低增长时代的到来,决定了钢铁企业与钢铁贸易商的关系正步入产业链建设中。中国钢铁物流发展模式正面临重大变革,中国贸易商将以发展模式创新为动力、转变钢铁物流经营发展方式为核心内容迎接挑战。这也是做大做强钢铁贸易企业的新机遇。
篇8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家电业 一带一路
近年来我国家电业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一个“新常态”,随着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下降,经济下行压力加剧,家电业库存居高难下,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因此,我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运而生且势在必行。但在“十三五”期间,如何有效推进供给侧改革,让我国家电业在这严峻的市场环境中谋求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我国家电业环境分析
1.1 宏观环境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其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整体来看,经济复苏乏力。
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呈现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从2010年以来持续下行的趋势;二是下降幅度大,从2010年的GDP增速10.4%下降到2015年的6.9%。中国2015年GDP增速为6.9%,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在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重点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经济任务,加大力度化解产能过剩,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整体而言,中国经济正处于疲软状态,短期内调结构、稳增长、刺激消费、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王线。
2.1 行业环境分析
2015年对于我国家电业而言无疑是近十年来最为艰难的一年,国内经济持续下行,房地产业的低迷以及国家补贴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者的需求,国内家电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陷入销量困境。从2016年各大家电企业的年报来看,海尔、格力、美的等家电企业的营业收入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分别较2014年同比下跌了29%,7%和2%。由此可见,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家电业面临较大的压力。这表明过去粗放式的低价冲量式的企业增长万式已不适于当今的家电行业环境,更多的是企业“内力”的比拼,加强产品研发、渠道管理和品牌运作的科学有效的增长模式更迎合现在的发展环境。在互联网+及大数据的浪潮中,智能化、创新式转型发展、推动效率提升和盈利能力的提升成为各家电企业在行业竞争中保持市场优势的重要突破契机。
2 我国家电业发展状况
目前,我国家电业整体规模增速放缓。从中国家电市场终端零售表现看,2015年受宏观经济环境及住宅产业低迷等综合因素影响下,中国家电行业整体增长动力略显乏力。数据显示,2015年家电王营业务收入14083.9亿元,累计同比下降0.4%。2015年,利润总额993亿元,同比增长8.4%。2015年,实现出口额565亿美元,同比下降2.8%。其中出口额前三的家电品类为厨房电器、空调和冷藏冷冻箱,其中冷藏冷冻箱出口额55.7亿美元,同比略降2.6%;厨房电器出口额142.4亿美元,同比下降5.0%;空调出口额93.3亿美元,同比下降6.1%。
除此之外,我国家电业面还临着许多难题,首当其冲的是库存问题。家电业的库存可以说是高居制造业的前列。在2015年年度报告财务数据中,57家家电上市公司,9家家电巨头库存商品金额在10亿元以上,近40家存货商品金额过亿。高库存已经成为各企业在发展道路上的桎梏。归根结底,当前家电业出现下行趋势是过去近三十年家行业传统发展模式的日积月累结果。过度依赖于资源和要素,家电业并没有完全以技术和产品创新为竞争核心,随着用工、原材料等成本上升以及政策的规范,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够给企业带来足够的增长动力,同时也已经造成了产能的重复建设和浪费。同时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要求从无到有转变为从有到好,家电业所提供的产品并未充分考虑消费者的需求,无法较好地适应消费端的变化,供需两端出现了不对等,使得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收到影响。简单的说就是家电企业的有效供给不足。因此家电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3 家电业供给侧改革措施
“十三五”规划出台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直是各行各业关注的焦点问题,家电业作为制造业的一部分,在供给侧方面大有可为。
3.1 聚焦自主创新
在整体家电行业高库存、价格战愈演愈烈的环境下,企业应立足引领技术创造差异化消费体验,通过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提升产品竞争力,因此,聚焦高效、健康、智能的定位模式,紧抓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借助国家政策的东风,加快企业创新驱动步伐,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也是推进企业从低端制造向高端智能制造转型的战略举措。
对于家电企业而言,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旦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企业将有能力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迎合广大消费者的智能化、个性化需求,从众多制造商中脱颖而出,拥有更多市场份额。因而家电企业应该将重点资源都运用到其优势产业中,加大战略性投资,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2 通过“一带一路”,打造国际品牌
随着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社会信息的多样化,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家电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围绕“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有志于国际化经营的家电企业在开拓海外家电市场时,应当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市场,把握住市场商机,积极整合国内外资源,建立并完善海外市场供应链,努力实现“海外本土化”,推出差异化产品及服务以适应不同区域的市场及其文化背景。同时,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提升品牌知名度,凭借高端、智能、环保的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提高企业的全球化经营能力。
其次,家电业可以将其在中国产能过剩的中低端产品输送到东南亚、非洲等中低端产品需求大的国家,达到利益最大化。
3.3 拓广营销渠道,关注“互联网+”
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深刻改变人们生活消费习惯的同时,也将重塑家电行业的运营模式与盈利模式,倒逼企业战略、运营模式和组织架构的转型升级,因此越来越多的家电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新常态下,制造业逐渐向质量型、效率型和集约型发展,讲求有效供给。家电业通过与互联网结合,建立大数据分析中心,可以及时了解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从供给侧发力,创造能够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的产品或服务,真正实现资源合理配置,避免产能过剩。
2015年,互联网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家电业。国内的家电企业纷纷大力发展电商,线上N售表现颇佳。如家电巨头海尔打造U+平台拓基础、智慧生活做场景,加快白电产品网器化进程,推广海尔优家APP,提升硬件、交互的入口覆盖度;深入建设U+平台基础能力,支持美食、空气、洗护等七大智慧生态圈的落地,从单纯硬件销售向“网器+交互+服务+平台”模式变革,构建社群用户资源最佳体验。
现在,家电线上销售的发展势头依旧不减。家电企业应当充分融合“互联网+”思维,整合各类相关资源,基于用户价值建设互利共赢的电子商务生态圈,实现家电业发展新高度。
4 总结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家电业缓解产能过剩现状,解决与消费者间的供求矛盾问题刻不容缓。国内家电企业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抓住机遇,加快自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 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供给侧改革任务,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促进家电产业的转型升级,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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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新常态下;中国社会;中国经济
[DOI]10.13939/ki.zgsc.2016.01.201
1 正确认识新常态
(1)新常态概念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新表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由自身特点和当前世界经济特点决定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片面追求GDP高增长、缺乏市场经济下必要的法制和制度建设、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等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产能过剩所积累的问题,是形成“新常态”的内因;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我国的外向型经济部分承接的是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低附加值加工制造任务,而高成本、低收益、高耗能、高污染生产的增加,致使经济结构朝外向型、低附加值、低端产品或零配件制造倾斜,国际收支账面顺差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形成受制于美元政策变动的不利地位,加剧我国目前新常态的形成。
(2)新常态的特征: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是中速增长转换。二是增长方式从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向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我们要“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增长,而是通过调整结构和发展方式转变以期经济长时间发展。
(3)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发展六大趋势。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上述六个阶段转折,意味着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新的常态,或者说一种新成长阶段。这既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新的发展空间。
2 正确认识新常态下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赶超发展症。如经济增速过快、经济增速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等。我们不仅要看到增速的业绩,同时还要看到其所付出的代价和产生的问题。
(2)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第三产业依旧滞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行业”比重偏高;高附加值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较低,低附加值的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偏高;品牌产业比重低。
(3)经济效益低、创新驱动力不够。经济效益低即表现在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益较低,也表现在某种要素的生产水平偏低。创新驱动力不足主要因为:知识资本投入不足,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费用增速一直在20%附近上下波动;企业创新活动不普遍,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跟踪好模仿制造;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比重下降,特别是通信技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进口比重下降尤为显著;人力资本增加遇到瓶颈,据预测,2025年后人力资本将开始减少。
(4)资源环境形势严峻。中国资源能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严重,雾霾、水土污染是困扰当今社会的常见问题;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遏制,森林湿地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引发一系列灾害。
(5)经济风险飙升。中国经济杠杆率过高。其债务总额达GDP的250%~300%,各级地方政府债务已超过16万亿,2015年到期需要偿还的债务约1.8~2.0万亿元,蕴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货币信贷过度扩张,不良贷款率上升;影子银行过快增长,风险较大;高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较多;多行业产能过剩严重。
(6)扶贫面临新挑战。新常态下,经济驱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大部分就职于中低端行业的农村劳动力可能回流,极易使脆弱家庭返贫。
(7)治理秩序不足。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治理变革取得重大进展,但依旧存在不足和缺陷。例如:政府公信力不足、人治状况依然严重、官员腐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政府问责制还未真正确立……这些都构成中国民主治理的重大挑战。
(8)社会组织体系不健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组织架构有“强政府、弱市场、弱社会”的特征,改革开放后具有“强政府、强市场、弱社会”的特征,这说明社会组织架构需合理调整。
3 适应新常态,攻克难题
(1)找到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要找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关键在于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实现各种公平,化解中国经济泡沫。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是政府提出的改革的三大公平。在公平环境下保持合理增速以适应新常态。
(2)工业化的逻辑开发。处理好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的关系;政府要着手确定一系列具有科技含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养为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以专业化、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为方向,以智力化、资本化、效率化、国际化为目标,既重视传统服务业发展,又推进现代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发展。
(3)加强技术创新。拓宽创新融资渠道;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一般投资者无力承担高昂的研发费用和全部风险,而一个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金融体系则能为技术创新的成功提供一个较完善的资金保障体系;完善技术创新的社会服务体系;加强对创新的宏观引导;建立有利的激励机制运作政策平台;加快科技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开拓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4)加强环境保护。新常态下环境管理目标必须强调和回归环境质量改善这一根本目标。目标导向从管好污染物总量,向改善环境质量转变;工作重点从控制污染物增量向优先削减存量、有序引导增量转变;管理途径从依靠环境容量,向依靠环境流量、环境容量的动静协调、统筹综合支撑转变;用法律守住底线,用制度划清边界,用治理保证效果,建立全面有效、标本兼治的管理体系。
(5)稳住大局,缓减经济风险。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停止回报过低或完全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6)扶贫新对策。建立贫困村扶贫村资金项目;村级扶贫重点是社区公共服务功能的培育;在贫困村组设立公益岗位;积极为低收入农户提供就业岗位;推行有利于穷人的农业产业链政策;落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制度职责;加强贫困片区内中小城市的包容性返贫工作,把帮扶工作纳入到流入地政策覆盖范围。
(7)重构中国治理秩序。确立核心政治价值,重构政治认同;强化公民教育,提升公民在公共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强化执政道德,再造政治信任;完善制度环境,扩大公民参与;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自治;注重地方自治和行业职业自治。
(8)社会组织体制改革。一方面通过社区组织、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改革盘活现有社会组织资源的存量,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民间组织扩大社会组织资源存量。大力加强基层社区组织建设;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积极实现人民团体的职能转变;稳步促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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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停.新常态下扶贫工作面临新挑战[J].社会观察,2015(8).
篇10
距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已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在此一年之中,“国际产能合作”这一概念从人们对它的完全陌生到现在的初步了解,中国国民已经对此有了一个总体印象,而在此期间,我国也在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需要及时地纠正并指出其正确的发展道路。
二、现状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共睹,中国凭借其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等优势,承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生产外包订单,扮演起新一代“世界工厂”的角色,取得了世界贸易的高速发展。纵观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幻莫测,中国正面临着如何定位自己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以及发挥怎样作用的十字路口。
从对原材料的初加工到高精尖项目的自主研发,从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到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正经历从过去以有形贸易为主的外延型增长逐渐转向以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为主的内涵型增长。从此来看,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在我国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提升的潜在能力。
三、对策
关于国际产能合作的新模式和新思路,可以从不同主体和不同角度实施不同的策略。于政府,要善于整合国内优势产能,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多元外包,积极寻求海外市场;于市场,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势产能;于企业,特别是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中小微企业,要加速提高企业内部的科学技术水平,灵活运用国内外优惠政策,逐渐转向以资本和知识为主导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唯有将所有可用的一切资源充分调度,才能不断推进我国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蓬勃发展。
(一)积极推动基础设施走向国际
面对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的严峻形势,中国必须立足本国国情,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寻求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以共同利益作为汇合点,努力促进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谋求均衡发展。目前,世界多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需求很大,而我国与此相关的配套设施又具有竞争力较强的比较优势。因此,在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上,要在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基建材料的基础上叠加其与之相关的优势产业出口,积极寻求产业外包,不断推动我国基础设备和优势产能走向国际,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创造又一重要平台。
但值得注意的是,推销我过年优势产能绝非是将我国的过剩产能单纯地转移他国。以非洲为例,其发展速度大约落后于中国三四十年,但其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的价格却数倍于中国,进而把我国类似的优势产能输入到非洲国家无疑是满足合作双方的共同利益,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二)政企商共铸合作平台
要想中国基础装备“走出去”“走得更远”,除了依靠国家力量推动相关产业不断“下海”,更为关键的是要完善以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商业运作的三位一体的长效合作机制。
一是政府深化改革,简政放权,逐步减少或取消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不合理的约束行为和收费制度。不仅如此,政府还应该筹划和起草相关的试行条例和奖励政策,积极引导中国企业以高技术、高服务和高标准的姿态实现高层次的外包服务。推动政企合作,给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一颗“定心丸”。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我国企业为主体,遵循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依照商业原则,创造出形式多样的“走出去”模式,利用好市场和企业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努力实现国内产能与国外市场的无缝对接,灵活调度现有的一切资源,为我国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提供重要支撑。
三是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企业在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要认真履行其职能与责任,讲信誉、守规则、重质量、铸精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成中国又一张“名片”。此外,不同企业还应该相互交流相互合作,推进大中小微企业的优势互补,逐步构建全产业链“一条龙”战略联盟,依靠“企业群”这一整体优势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开拓能力。
(三)金融服务产业要提供有力保障
除此之外,金融服务产业在国家推动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应发挥自身的强大优势助力其蓬勃发展。一是要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各商业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应尽早制定相关方案,为我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活动和外包任务提供便利的外汇流通“绿色通道”。在一级市场上发行专项债券等商业票据,不断拓展企业融资的新渠道和新空间。二是要逐步清理企业在商业融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简化企业融资手续和时间,逐渐取消繁琐的各种制度,确保“走出去”的企业能及时高效的实现对外拓展。
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目前基本建成与“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国家和地区高度重合的境内外网络布局,在沿线的18个国家有120家分支机构。在助力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同时,积极探索本土金融机构同样“走出去”,从而真正实现中国各具优势的企业相互促进,实现共赢。
总之,加快基础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并非一蹴而就,在现阶段,只有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和机构的积极性和灵活运用各种推进手段,才能从长远角度实现上述目标。但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必须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坚持对外开放国策,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统筹兼顾、相互配合,确保上述任务循序渐进高效完成。
四、前景
首先,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有利于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面对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改变,我国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积极探索企业盈利的新方法,逐步改进产品结构积。种种方式都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并在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大举措。当前一段时期,新常态这一经济发展模式要求我国应尽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产业方式的逐步升级,使我国经济实现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的转变。积极开展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投资合作,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效发展。
最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彰显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平台。基于当前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掀起新热潮,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相关制造装备和基建材料以其鲜明的特点在国际产能合作中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不断推进这一合作,拓宽了我国国内优势产能在对外合作上的平台,深化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互利合作,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豪感。
五、总结
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互利共赢,诚然,回首一年以来我国各界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的,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浪潮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层出不穷,中国能够立足实际国情,审时度势地提出促进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必将载入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光辉史册。纵然前方探索的道路仍旧蜿蜒崎岖,但前途却终究是光明的。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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