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的好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中村改造的好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历史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和二元经济结构存在形成的。上个世纪，中央政府根据当时的国情需要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里和“城中村”改制相关的是就业安置、户口迁徙、保障利分配、粮食供给等，国家通过这些制度性约束严格划分了农业及非农业人口，确立起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这样以土地为生存之基的农村居民，他们的户籍、土地权属、经济组织形式和管理特征等都与城市居民迥然不同。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区面积需要不断扩大，扩大城区面积必然囊括进一些村落，由于这些村落土地的独特属性（城市内部土地具有二元性，城市所有土地产权属国有，而城中村土地产权属集体所有，国家城市化建设可以征用村民的农用地，但难以征用村民的宅基地），城市选择了绕开村落发展城市化的发展方式，其结果是城中村逐渐成型。这种土地制度二元性的矛盾是城中村形成的最核心因素。

现实的原因可分为两方面：公共需要和个人需要之间的利益性矛盾、村庄人口不断增多与土地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

首先，公共需要和个人需要之间的矛盾。政府出于对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重新调整城市规划，不断扩大城市区域空间，甚至把城郊农村也纳入城区范围。城市功能的扩张，会导致农村土地的大幅度升值，这样会给农村带来巨大的收益。另外，由于村民不愿迁移祖居的传统观念。同时，政府的安抚政策不到位，造成部分地区村民集体抵抗政府的改制行为。

其次，村庄所属人口不断增多与农用土地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也导致了“城中村”问题的产生。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了城中村居住人口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农用土地却在不断减少。众所周知，土地、耕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它代替了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功能，涉及到生存权的问题，对农民意义重大。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意味着失去土地，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在政府还不能够保证村民能够获得生存保障的前提下，叫村民改制，村民也不会改制。另外，村民文化素质低，生活技能差，他会联想到失去土地后生活的保障，很自然会产生一种朴素的、天然的对抗，不想改变现在的方式，也不想成为城市人。这里就涉及到生存和既得利益的需要，客观上对城中村产生了依恋。

“城中村”给城市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原著居民的生活状态及性格。“城中村”里的原始居民，大多数没有工作，靠村里股份分红和出租房屋收益维持生活。没有工作的原因有多种：除了种田别无所长的村民与大量涌入的外来工相比没有优势；一些企业为了避免交养老金等，宁可一批批地换外来工，也不愿意雇佣本地村民；因村民本身文化程度低，自身素质不高，只能找到每月几百元的工作，村民不愿去做等。

不稳定的房源。城中村房源的不稳定主要体现在出租房数量和租房者生活成本上，这些因素的不稳定给占城中村人口绝大多数的租房者造成不便，继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公共设施缺乏，环境质量低下，安全隐患堪忧。由于城中村的历史由来，使其成为市政管理盲区，绝大多数的市政及公共配套设施都不具备，大部分道路曲折不通；采光、通风不足；给排水容量不足；建筑质量不高。但是，由于这些城市孤岛所具备的独特的相对低廉的房价等生活成本因素，导致大多数的城中村成为城市居住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环境与人口的极度反差给城中村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

改造“城中村”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城中村”改造是实现城市发展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发展现代化必须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齐头并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城市化的发展却存在很多阻碍因素，“城中村”的改造即是这些因素中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城中村”是农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最贴近于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推进城市化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快实现向城市转移，如果农民仅仅实现地域转移，而没有实现户籍、组织和管理体制、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的更新，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同时“城中村”存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已严重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质量的提高，必须对现有“城中村”进行积极的改造。如果“城中村”不进行彻底的改造，城乡建设和管理就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城市的现代化更无从谈起。

（二）“城中村”改造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我国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的现代化，更是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不仅是城市居民的现代化，还是农村所有居民的现代化。物质层面的改造仅仅是表象，然而不管外在如何光彩照人，内部隐含的精神世界却是这场改造的重中之重。发展现代化，任重而道远，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由城市逐渐向农村居民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城中村”居民的改造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城中村”的农民虽然变成了城市居民，其小农经济的观念、生活方式不容易一下子转变过来。再加上在失去耕作土地后，他们往往把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房屋之上，企图从房屋出租中谋求生活保障甚至更多的好处。在这个过程中就造成了一些极端的发展，这些发展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不是进步，而甚至可以说是退化。因此，“城中村”改造势在必行。改造“城中村”的物质环境，加强社区建设，更新居民的思想观念和提高其文化素质，已成为维护社会治安和加强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

篇2

【关键词】城市 农村 “城中村”

一、“城中村”的现状及问题

“城中村”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城中村”看似城市，又似农村，它具备城市和农村的双重特点。“城中村”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农村管理体制。

(一)“城中村”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疾风暴雨式的城市建设，城市用地需求急剧膨胀，城市将其周围的农村用地逐渐转化为城市地区。随着农村耕地被征用，农民的居住环境发生变化，就业方式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很多农村开始了城市化进程。然而村庄在城市化道路中却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现象，“城中村”的出现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

仅从“城中村”的名称可以看出，它兼有城市与农村的双重特点，看似城市，又似农村，“城中村”的双面性给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和谐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我县“城中村”的问题

1.人口构成复杂，难于管理

2.环境卫生情况需进一步完善

3.市场秩序有待改善

4.公共设施的相对缺乏

二、“城中村”问题形成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

1.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所谓城市化，是指存在城乡差别的前提下，农村人口、就业、产业、建筑、设施、服务、经济水平、文化、景观等要素普遍向城市的转移和转化过程，包括原由城市的扩大、新城市的兴起，原有城镇上升为城市，新城镇的增设和扩大等内容及其过程。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原有中心城市规划调整后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不断向外扩展，城市近郊村庄逐步被包围，村庄的耕地大多被开发利用，而村民的宅基地却保留了下来。

2.城乡二元体制

在城市化过程中，原来农村的土地被开发或征用，村庄却以“城中村”的形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然而，城乡二元体制根深蒂固，村民虽然生活在城市中，却由于其农村户口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待遇。农民失去了耕地，唯一留下的就是集体土地和宅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城市土地产权归国家所有，而农村土地的产权归农村集体所有，国家可以征用作为农民生产资料的农用地，但难以征用作为农民生活资料的宅基地”。这样同在城市的一片蓝天下，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作用，城市居民和“城中村”居民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3.廉租房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巨大缺口

“城中村”之所以成为学生、白领、蓝领、粉领和、黑领的共同选择，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其租金的低廉。也就是“城中村”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就是“城中村”村民利用原先对其不利的城乡二元体制，通过低廉的房租赚取不低的收益。我国城市廉价房工程雷声大，效果小，这为“城中村”村民利用宅基地实现自身利益创造了机会。九成以上的专家认为“城中村”解决了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

(二)主观原因

1.农民路径依赖心理

在实践中，本来处于城乡二元体制中的弱势，由于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土地征用，农民从地理区域上进入城市的队伍中，这让他们享受到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宅基地使用权带来的意外收益，农民可以通过出租房屋等方式获得收入，一跃成为城乡二元体制中的优势群体。“城中村”的居民开始习惯并享受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好处，并对这种获得收益的方式产生了依赖。“路径依赖”产生，居民出于对既得利益和风险的考虑，不愿接受甚至抵制新的变化，不管这一变化是时展的趋势还是政府政策的导向，他们满足于现状，成为新型的“租金食利”阶层，不会积极主动地改变“城中村”的现状，甚至成为解决“城中村”问题的最强大阻力。

2.政府管理中的困境

首先，从“城中村”产生的原因来看，政府在城市建设和招商引资过程中，为了短期的利益，迂回征地，最终造成了“城中村”的出现。由于现行土地征用政策对耕地的补偿有明确的测算标准，而对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民宅基地及其上的附着物(乡镇企业厂房、农民住房等)的补偿则缺乏必要的界定，因此城市政府为了尽量减少土地征用赔偿的金额和社会负担，大多采取了绕村庄，只征收耕地的方式来寻求城市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这种“吃肉留骨头”的做法最终留下了“城中村”问题。

其次，在“城中村”问题的解决上，政府要面临资金和农民阻力等诸多压力，推进“城中村”改造困难重重。

3.开发商的趋利性

利益一向是“城中村”问题的敏感话题。“城中村”的形成本身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开发商、村民博弈的结果。其中开发商为了降低成本，选择耕地和空闲地开发，而回避村庄，这样村庄的开发被长期搁置。另外“城中村”的开发难度大，尤其是“钉子户”问题的不断出现，让很多开发商“望村兴叹”，回避村庄开发项目。

三、我县“城中村”的解决途径探讨

(一)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向城乡一体化迈进

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最主要的就是要终结二元户籍制度，这样可以让“城中村”村民和城市居民保持身份一致。实行统一的城乡户籍登记制度意味着政府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村民利用土地集体所有权获得租金和其它土地相关利益。把土地统归国家所有，就可以迫使“城中村”的居民们不得不融入到市民当中，也能够实现“城中村”的现代产业引进，让它与整个城市一起运转，从而实现城市的健康、和谐发展。

(二)切实解决“城中村”居民的生活保障问题

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终结二元户籍制度并非易事。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做到城与村的和谐，收回村民集体土地使用权，必须给村民充足的补偿，以保障他们的生存和生活问题。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必须确保农民失地不失利。其中的关键之处就是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三)加强管理，维护“城中村”安定

我县“城中村”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市场秩序混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管理中的困境：政府没有经济能力真正参与到“城中村”的管理和改建中去，于是就出现了“管不了，不如不管”的选择。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必然要作为主导力量投入到“城中村”的改建中去。建议我市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维护“城中村”的安定：

首先制定积极政策，建立多维投资体系。政府作为“城中村”改革的掌舵手，可以建立政府、开发商、集体、个人参与的多元投资体系，共同致力于“城中村”的改建。这样不仅提高了“城中村”的经济运行效率，还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

篇3

生意概述：店小客不少，比比就知道

王阳的6家店都是典型的小旅店。平均单店房间10间，其中大间（通铺）3间，可同时接待24人；标间4间，可同时接待10人；包间3间，可同时接待8人。平均日最大接待能力40人。收费标准为平均每人一天（中午12时前至次日中午12时）25元，只提供住宿服务，公用卫生间，公用浴室，公用饮水处，部分房间有空调和独立卫生间，看起来跟其他同类旅店没什么区别。但王阳曾做过统计，以2012年7月的调查为例，5公里范围内的同类店面的入住率不足40%，而她的店入住率却近60%（高峰时期达90%以上）。

再看客源。同类旅店的客人不外乎三类：因公出差的小公司业务员，探亲访友的低收入人群，进城办事耽误回程的农村消费者。王阳的店里，这三类人都有，且数量更多，同时还多了两类客户：小公司或其办事处的员工，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旅游人群。前者属于常年住客，虽然收费比普通客人低15%左右，但细水长流；后者往往选择有独立卫生间和空调的房间，消费水平较高。扣除各项成本，王阳单店月收入为1.5万元，相当于其他同类店面的两倍多。她的经营秘诀是什么呢？

生意经：做足“小”文章

“小有小的好处，收费低是小旅馆生存的优势。”王阳说。生意不怕小，就怕不愿意动脑筋钻研。以下是她的生意经：

一是选址深入“城中村”，靠近派出所。

“没资金就得算小账，场地租金是个大项，小旅店要从选址的账开始计算。”

王阳说，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周边甚至城内有很多低生活标准的社区，人们一般称之为“城中村”。城中村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城市扩建，城市被征用耕地、转为居民但仍在原村落居住的农民居住区（下简称A）；另一种是外来人员（迁移或打工）在城市周边的二次落脚点形成的聚居区（下简称B）。按理说，开旅店最应注意周边环境的安全因素，根据“普遍”看法，很少有人愿意在这附近经营旅馆。对此，王阳却有自己的看法。

首先，A类城中村居民或本来就相识，外界相对陌生的只是他们的习俗，而不是安全。其次，B类城中村流动人口众多，商业业态丰富，对旅店的需求也很大。第三，城中村场地租金低。“不足600米的距离，租金相差五倍。”她指着不远处的高楼说。而对缺乏资金的创业者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第四，城中村临近城市，甚至就在城市内，外来客人“误打误撞”进店入住的也不少。因此，王阳把所有的店面都开在了城中村。她还透露，为了让顾客放心，她会特意将旅店开在派出所附近，“最好距离不超过200米”。反过来，作为特殊服务行业，经营旅店会经常跟公安人员打交道，王阳借机跟当地的警察搞好关系。有些小警察没事还过来喝口水、聊句天，就算是有客人觉得选错了旅店，看到老板跟警察很熟识，打消了顾虑不说，还增强了安全感。

二是经营只比别人“强一点儿”。

“客人花钱都有货比三家的心理，我要做的，就是比周围的人强一点儿。”

城中村里的旅店，给人普遍感觉是简陋、不卫生。王阳认为，外因可以理解为是客人“档次”相对较低，真正的内因是经营者自己也没有好习惯，变相默许客人的陋习。为此，从开店之初，她会组织店员将内外清理一遍，并以此为初始标准，除非时间原因导致的漆皮剥落等问题，如果跟初始标准不统一，就会对责任人实施惩罚措施。另一个小细节是，她要求店员做到三个“必须”：必须“紧盯着”手里拿烟头的客人，在客人随手丢掉前必须出声提醒，如果提醒不及时，必须及时清扫，并再次提醒客人以后不再乱丢。此外，她让店员按照标准宾馆的操作流程，做到人走物换，及时清洗、清扫，“收费廉价，服务不能廉价”。为改变小旅店简陋的形象，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王阳花钱对旅店内部进行改造，首先是将房间分为前述三类，在“高档”房间内增设卫生间，安装空调等，以满足多种需求，还可增加收入。2010年，她第一家店中入住了三个新客人：是一家刚开业的小公司，因为看重旅店的低价（房间日平均收费80元），更看重王阳比别家在服务和环境上“强一点儿”，便将公司设在这里，一住就是近两年。2012年初，这家公司壮大发展，搬了出去，老板又介绍另一家公司在这里设立办事处作为回报。

三是扩张小生意做大，既靠积少成多，也靠通观全局。

“一家店做成，只能算是小买卖人，能做成100家店，才是大商人。”

第一家店经营成功，王阳也有了新烦恼。店面接待能力有限，很多熟客提前一周预订都无法入住，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开新店。2010年，她先后到城区及周边十几个城中村考察，选中了几个新店址。这时，她没有想着马上照搬第一家店的经验，而是算了“一笔大账”。

开第一家店，总共投入7万元，其中租金4万元，装修、购买设备等花了2万多，流动资金仅余数千元。请不起员工，只好让弟弟和父亲帮忙。如果照搬经验，第二家店租金、装修及设备等硬件投入不能少于6万元，且必须招员工3人，月工资支出不低于3000元，根据经验，前三个月收支平衡，第四个月开始盈利，一年后两家店可赚近20万元，又可以开第三家店。换一种想法，租金过去都是年付，如果改成半年甚至季付，手头上的10万元就可以同时开两家店，一年后就有30万元的收入。想明白了这一点，王阳决定同时开第二家和第三家店。为争取分期付房租，王阳拿出软磨硬泡的劲头，最终以加价5%的条件谈下了两家允许季付的店面。新店开张，老客回头，接待能力瞬时提高，还带动了第一家店的客流。7个月后，王阳就收回了投资，但她“一分钱没留”，趁热打铁，依法炮制，全部投入了第四、第五和第六家店。

四是外联盘灶开伙，引入“驴友”团。

“坐等顾客上门的时代过去了，要想打开局面，必须走出去积极外联。”

2011年，王阳周边出现了竞争者。他们照猫画虎，纷纷“复制”她的经营方式，抢走不少客源。为了走出困局，王阳思来想去，决定借鉴青年旅社的形式，在旅店内部搞一个新动作：盘灶开伙。

篇4

在陕西乾县做门窗生意的武君（化名），经常会在乾县马连镇一家木器厂委托加工门窗。“很多木料都是从西安、咸阳的拆迁工地上拉回来的。”他说。这个不大的镇子上有着300多家木器厂，是附近有名的旧木料市场。

很多木器厂的老板都有至少两个身份：木材经销商和拆迁公司股东。“这里很多人挣大钱了。”武君感慨地说。随着大规模的拆迁，近几年来生意兴隆的不仅仅只有拆迁公司，从工程发包方、中间人、承包工程的拆迁公司、实际做工程的公司，到挖机出租商、渣土运输车、旧材料市场，都成为这条拆迁利益链中的一环。对于他们而言，拆迁工地俨然是一座“金矿”。

暴 利

乾县马连镇人高祥（化名）有两个身份：股东和木料场老板，这两个身份都和拆迁有关。做拆迁工程已有十多年的高祥，干的最多的就是城中村拆迁。他描述了拆迁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链：有资质的拆迁公司承包拆迁工程，根据不同工程利润大小，或者由发包方给付每平方米几十元的费用，或者向发包方交纳每平方米几十元的费用；拆迁公司拿到工程后，便租赁挖机，组织农民工、联系渣土车主。拆迁公司收益主要来自拆下来的钢筋、门窗等，这笔费用加上发包方给的费用，或刨去上交给发包方的费用及挖机出租方、农民工及渣土车主相应费用后，就是拆迁公司的纯利。这是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只要不出安全事故，肯定都能赚钱。高祥说。

拆下来的东西中，钢筋和门窗最值钱。同是乾县人、同样做拆迁，属于拆迁行当大户的马刚（化名）表示，一般城中村拆迁中每平方米可产生20公斤左右的钢筋，拆下的门框可卖5―6元/平方米。他算了一笔账：以一个10万平方米左右的城中村为例，承包价格为15元/平方米，拆后每平方米值26―27元，刨掉承包费、人工费、拉土费、机械费用后，一个城中村拆下来，短短几个月，轻轻松松都能赚到好几百万。

30岁左右的黎江（化名）干拆迁的时间也不短了，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拆一个村子净利润几百万。“太阳升起、落下，10万进账；再升起、落下，又是10万。”他形象地说。

揽 活

“拿工程，主要看关系。”黎江坦言。有的工程先由专门负责拆迁的国有公司拿到，然后再转包给拆迁公司。“有门路的直接从相关部门接活、找发包公司，否则，就得靠中间人介绍。”马刚表示。当然，相当可观的好处费是少不了的。

给中间人的好处费则因人而异、因具体工程而异。“关系越硬，回扣就越少，利润就越大。”马刚说。拿到活后拆迁公司开始评估。“评估就是定价，一平方米多少钱，主要是看建筑里边货多货少。”据高祥介绍，“货”主要是指钢筋、门窗，还有砖头、电表、铁、地板等等。按照规定，拆迁公司必须具有行业资质。那些没有资质的拆迁公司，为了揽到活，就挂靠在有资质的公司名下，实在找不到挂靠单位的，干脆就借别人的执照。“有一回承包华阴一个活，我们一次拿了16个照，都是借别人的。”高祥说。还有相当一部分工程是交给开发商，再由开发商发包给拆迁公司。“想拿这样的工程，你必须和开发商很熟，或者是能搭上关系，不然也拿不到手。”高祥说。

合 伙

评估完成，确定价格后，拆迁公司开始寻找合伙人。按照规定，拆迁公司须向发包方交纳每平方米15―20元的保证金。“这其实就是押金，一是防止拆迁公司中途撂挑子不干，二是出了安全事故时用来赔偿。”高祥介绍说。

“一般都是大股东或者牵头的拿到工程后，开始找股东入伙。”马刚说，根据工程量和押金量，股东可多可少。

2008年时，马刚和别人在西安北郊承包了一个活，30万平方米，需交押金500万元。那次他们找了18个股东。据高祥介绍，“一般10万算一股，想入股最少也得10万，多了可能几百万，利润也是按出资比例分配。”而大股东分的更多，因为“工程是大股东揽过来的，有时候他说要给介绍人提成，每次都是几百万，直接从‘空中’提走，这些钱不入账。实际上这些钱一部分给了介绍人，一大半自己就直接拿走了”。提起这些，高祥有些不忿。

“有些股东就是干股，不摊成本，不出人，只拿钱，不干活。但是，不要这些股东，你这活就干不成。”据黎江介绍，这些干股东包括介绍人、村干部甚至还有黑社会。

马连镇就是个远近闻名的“拆迁专业镇”，这个镇上有很多人都在专门从事拆迁。高祥告诉记者，在马连镇入股拆迁的最少也有1000人，其中资金实力较为雄厚、可以牵头或当大股东的有一两百人，小股东则有八九百人。“一次能拿出二三百万的起码有200人。”“在马连镇，一天攒个一两千万不是问题。”高祥称。“只要有活干，股东多的是，马上就能拿钱入股。镇上的信合和邮政储蓄一天内钱就能给提空了。”高祥表示，“经常能看到县上的运钞车一天来回几趟地往镇上运钱。”

拆 迁

找齐股东，交了押金，开始进入拆迁环节，进行动迁、安置村民。“产生的所有费用基本都是由开发商全部承担，政府只是出面协调和村民的关系。”马刚说。

“开发商为啥会心甘情愿地掏钱呢？利润大呗！”据高祥介绍，很多拆迁改造都是由开发商掏腰包，先把钱给政府，政府再补偿给拆迁户。“这部分费用（包括回迁分配的住房、门面房等）是相对固定的。建成后的楼房先安置村民。如果楼盖得低了，开发商就无利可图，所以都在盖高楼，楼越高利润越大。”

而大部分村民在拿到补偿、安置款后，都能顺利搬走。“当然，也有少数钉子户。为了赶工期，只能强制拆迁了。这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比如把屋里的东西损坏了，先由一些政府部门出面协调、谈判，最后由开发商拿钱赔偿。”据马刚介绍。

据其介绍，动迁时，拆迁公司的股东既能挣固定工资，又能挣提成。“一般情况下，固定工资每月大概是1800元，迁走1户还能额外挣最高上万的提成。”

施 工

拆迁的利润到底有多大？“一般都是投多少，挣多少。活多的话挣得更多。”高祥算了一笔细账：

2009年拆迁西安南郊某村，共50万平方米，发包方给出的价格是30元/平方米，中间人拿走20元/平方米后，到他们手里只剩下10元，“就这样也挣钱。”高祥掰着指头算，挖机每平方米3.5元，共175万元；清理垃圾按每平方米10元付给渣土车主，共500万元；卖旧钢筋、门窗、椽子等共收入750万元，再刨除管理费10万元，这个工程总共赚了565万元，工期只用了不到3个月。“这个工程我们交了600万元的押金，其中最大的股东出了300万元，其余的有拿100万元的，也有10万、20万的。”高祥透露，他当时只入股了10万元。“我们这样的小股东既在工地干活，拿工资，还能参与分红。”这一个工程做下来，高祥赚了将近10万元。

“3个月，将近100%的利润。”他“啧啧”地咂着嘴。“我们这算啥嘛，大股东最少都挣了300万元呢。”而一般的拆迁工程，工期都不会超过3个月。“你说说看，这是不是时间短、见效快、利润高的好活？”对此，马刚也有同感。

篇5

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这种组织化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社会空间”。笔者提出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概念，为村庄研究增添了“走向终结型的村社共同体”类型。

1990年代末以来， 大有燎原态势的城中村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化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实现非农转化的村社区的组织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等能在城市经济社会关系中延续下来，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城市社区。由于已经或者正在形成的城中村与一些比较严峻的城市问题（如治安、流动人口管理、城市“景观”）直接或间接地关联在一起，因此，无论在当下政府、公众抑或学界的视野里，城中村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建构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化现象。本研究立足于广州城中村个案，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就城中村依存的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承续与变异逻辑进行探究。这既可以在理论上深化理解城中村现象，又可以在实践层面和政策层面上提供一条不同的思维路径。

在城市化的村庄研究中，非农化的“工业村”是比较集中的研究论域。 王颖通过对1990年代上半期广东南海乡村再组织的经验研究，指出非农化即乡村社区的工业化，这种新基础上的社区化是“集传统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群体基础结构、行政组织单位、社会实体、情感归属与社会归属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是“新集体主义”在社会意识、关系模式、组织方式上的现实化。（注：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折晓叶、陈婴婴则通过自然城镇化中产生的“超级村庄”的研究，发现这种村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内源性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生活秩序与原则”的社区组织。（注：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页。）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非农化村庄研究发掘出，乡村城市化过程中，非农化虽然改变了原有的社区传统与结构，但传统与现代要素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互融合的关系，传统与本土可以成为创造与促进现代社区发展的资源。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特有的现象， 西方经典理论在阐述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型过程中，并没有涉及过渡形态的“亦城亦村”共同体组织的存在形态与城市化意义，更没有着重涉及在周边已经完全城市化的社会情境下，“走进”都市的村社型共同体的变异与生存逻辑。在国外关于城市外来移民聚居区的研究中，如关于华人聚居区唐人街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民族文化聚居区”是“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社区，在承担具有浓厚原乡本色社会文化“庇护所”的同时，更提供了让各种融入主流社会的因素得以发育与崛起的社会空间（注：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63页。）；关于非精英群体移民的社会融化研究指出，非精英群体更倾向于用乡土性的资源，更热衷于通过群体的内聚来为其社会融入提供服务（注：王春光、Jean-Philippe BEJA：《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这些研究表明，传统乡土性资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融化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地位。

都市村社共同体是本研究提出并借诸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 这种新的村社共同体特指与传统小农村社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种村社型组织，是以行政村庄为边界，建立在非农产业经济基础之上，并在非农化过程中依赖自身的经济、权力、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资源进一步凝聚起来的共同体组织，具体包括工业化的新型村社共同体与后工业化的新型村社共同体。由于本研究关注的城中村是完全进入城市地域、经济结构上也已经“去”工业化的特殊城市社区，因而，本文是关于一种特定类型的新村社共同体的研究。

一、缘起：“走进”都市的村社型共同体

石牌村是本文关于都市村社型共同体及其运作逻辑得以展开的实体空间， 同时也是笔者关于城中村立论的重要现实场景。

石牌村是广州市建成区内的45个城中村之一。 石牌村原是广州市近郊的一个普通乡村，1980年代初开始，它的农地逐渐被征作非农用途，村民聚落周边的农地逐渐被标准的城市建筑取代。1987年，为配合城市东移策略的实施，天河区在原石牌村域内成立了石牌街道办事处，村因此成为街道办事处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并同时成为广州市第一个“街带村”、“街‘管’村”的农村社区。到1994年，村庄农地差不多全部征用完毕，在不断拔地而起的城市建筑的重重“包围”下，村域范围与村民聚落基本合为一体，形成内外特征均自成一格的城中之村。

城中村的发育成型过程， 同时也是原来的村社组织“走进”都市并成为都市村社型组织的过程。村庄非农转化中与非农化以后，随着村域优势级差地租的形成与房屋租金的刺激，依托于低成本的村民私宅，逐渐形成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1994年，入村租屋居住的流动人口已达万人，超过本土常住居民的人数。其后，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到1990年代末，石牌村已成广州市声名显赫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据2000年统计，区内共有本土居民9181人，3139户，外来入村租屋居住的流动人口4.2万人。近年来，流动人口一直比较稳定地维系于这种规模。异常复杂的流动人口聚落的形成，客观上对社区提出巨大的“治理”要求，原村社组织在诸多紧迫“问题情境”下顺乎自然地获得了崭新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此，进入都市以后，甚至到撤村转制以后，石牌村仍被称为“村”。一直都在治理着这个社区的，依然是村社型组织。也恰是在这一意义上，数量上几倍于本土居民的庞大外来人口只不过是“嵌入”这个村社型组织的一个重要变量。石牌村是一个在人口数量上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但在经济社会结构上却以本土居民为主的特殊城市社区，村社型组织是该新型社区的治理主体。

在村社组织成为新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同时， 也在进行着自身的“拟单位制”的建构。与许多非农化村庄一样，石牌村集中了大部分农地非农转化的补偿资金与相关资源，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实力雄厚的社区经济；并以社区经济为基础，推动了包括村民福利（如居民生活补贴、社区合作医疗、社区养老、社区助学等）在内的社区公益事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一个“拟单位制”的社区生活体系（注：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村庄组织在非农化过程中，建构了一种类似于原来城市社区中普遍存在过的“单位制”组织，如毛丹提出的“单位化村落”，李培林提出的“单位制”村落社区。但笔者发现，城中村社区组织的“单位化”现象与一般城市的“单位制”有着本质区别，它的前提是社区组织拥有的公共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承受力，因此，充其量只能称为“拟单位制”的建构。），形成以行政村社组织为框架、成员与其从属的组织有着高度利益关联与社会心理凝聚的共同生活体。

值得关注的是， 进入都市的村社型共同体还“闯进”撤村改制以后的城市化发展之中。19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闹市区内仍然还有称之为“村”的社区，这与周边的城市氛围很不协调。1997年，经天河区委区政府批准，石牌街道办事处对石牌村进行了撤村改制的变革。改制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集体经济公司化，组建了三骏企业集团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撤销村党总支，成立了企业集团党委；第三，撤销村委会，原村委属下的27个经济社在行政管理上改组为27个居民小组，分五个居委会直接归街道办事处管理。显然，改制是要通过改革，实行对庞大村庄经济的公司化管理，通过居委化实现对非农化村民及居住地的城市化管理，由此实现制度与体制上的城乡一体化，把村民转变为市民，把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

按照这一制度设计，改制既能够让原村民更充分地分享城市化利益， 同时又能够实现政府城市管理的策略，是一举多赢之策。社区经济的公司化，是要把繁杂的社区行政与社会事务“剥离”出来，转移到街道与居委会，这既可以节约原村委投资于办社区的大笔开支，又可以引入规范的公司化运作机制，从而推动经济效益的提升，让社区居民（同时还是公司股民）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居委化则可以通过强化政府相关职能机构对城中村事务的介入，强化街道与新组建居委会的联系与管理力度，优化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社区治理。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场上上下下都会有高度“共识”的制度性变革。

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石牌村改制由于启动较早而未经村民公决， 但村委就撤村改制事宜给石牌街道办事处的一份报告中声明，“石牌村的村民虽然转为居民，但不论从人的素质，生活习惯，对事物的认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属农村型的”，并且还特别强调，“长期以来，村委会的自治组织形式已被广大村民接受且运行良好”（注：见石牌村委于1997年4月11日给石牌街道办事处的一份报告。），可见，在村一级的认知中，至少还没有产生出内在的需求。因此，这种改制还称不上是达成“共识”的变迁。无独有偶，1999年，天河区着手对附近的另外10个村进行改制。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正式颁布实施，当中明确规定，撤村建居必须经由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才能付诸实行。起初，10个村的改制都遇到了来自村民与村干部的阻力，不少村第一次投票未获大多数通过，后经深入做工作，并经两次投票才得通过。邻近石牌村的猎德村本来也预定参与改制，但因抵触思想严重，两次投票都未获通过，最后只好暂时放弃。

石牌村的改制经历了七年多， 在政府具有明确定位的公司化与居委化的改制方案中，表现出明显的“非预期后果”。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多年来，在原村民委员会基础上新成立的几个居委会与一般城市社区居委会不同，它们由于经济利益、历史文化、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共同组成一个以三骏公司为核心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三骏公司也因此成为这个城中村社区事实上的“当家人”。而且，该现象至少在广州已实行改制的城中村中不是个别现象，这些改制公司因此被人们称为城中村社区的“影子内阁”。

如此“成熟”条件下的村改制为何得不到最主要“受益”群体的大力拥护与支持，公司化与居委化的“分离”性举措为何遭遇到村社“顽固”的“抗争”？改制中的这种上下分歧与“非预期后果”（注：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310页。），反映出政府行为之下、城市化过程之中的一个独特社会场域行动逻辑。

二、理论分析框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村社型共同体“闯进”都市，并能在撤村改制以后得到再延续。毫无疑问， 其生命力得到体现与释放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自身的场域逻辑。在布迪厄跨越诸多学科边界的繁杂理论体系中，场域理论是其精髓。其中，有三点意涵值得关注。

第一，场域是客观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场域的诸构成要素中， 本质性的是把各要素联结起来的客观关系，因为“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注：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第二，场域是具有自身动力机制的网络结构。在布迪厄的场域动力机制中，社会资本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复合体，那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所熟悉和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注：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第202页。），场域中的关系网络赋予每人以集体拥有的社会资本，且通过制度性联结得以加强。而社会资本累积对于历史延续的依赖、对于群体性关系网络的依托都反映了场域的运作特点。第三，场域的逻辑是“实践的模糊性逻辑”。场域结构中有着人们不可完全贴近的、属于自身的“逻辑”，并因此表明场域变迁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特征。

相对独立的网络结构与动力机制以及“模糊性”的逻辑存在， 决定了场域生存发展中的自我逻辑性；同时意味着，具体场域并不单纯地属于总体社会安排中的“零件”，而是有着自身的目标、追求与价值，从而在社会格局中有着自身的发展路径与作用。具有启发意义的是：第一，作为客观关系网络结构的场域，它存在着自身的运作逻辑与动力机制，是在历史累积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由此提醒我们，一个场域的存在及其结构隐含着“生产性”能力的内生资源体系，在发展进程中往往具有独特含义。第二，场域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处于无止境“双向解读”的关系之中，任何自主性都是这一过程的体现，但场域实践的逻辑意味着存在理智无法企及的地方，因此，“非意图”因素与“自然秩序”在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三，场域是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对于场域，要特别关注它的历史生成过程、历史文化因素与现实功能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现实活动中的价值。第四，场域的相对自主性过程在实践中还提醒我们，不同社会场域都具有推动自身发展的内在力量，只有在充分开发与利用这种力量的过程中，社会才具有更充分的基础性推动力。

三、都市村社共同体：农民城市化的特殊社会场域

都市村社共同体的场域逻辑使得非农化弱势群体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 拥有了能够最大化自身多层面利益的社会场地。基于此，都市村社型共同体获得了新条件下的生命活力。

（一）建构守护型的经济模式与弱性的内部市场保护机制， 从而建构了共同体得以凝聚的经济基础。

在地理区位已经进入城市且经济社会格局越来越强地受到城市辐射的背景下， 石牌村能够继续凝聚成一个村社型共同体，其独特的社区公共经济（即原村集体经济，后改制为三骏企业集团，到目前为止，该经济的功能仍呈现出浓厚的社区公益色彩，笔者称之为社区公共经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到城市的新条件下，它所建构的社区公共经济恰是与城市市场经济相接轨的一种经济类型，因而，这种经济具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正是倚赖这种经济资源的支持，共同体组织才能够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着自身的能力。

社区现有的公共经济中，绝大多数都来自与土地资源密切相关的物业出租， 而这些出租的物业，或者由征地补偿款直接转化而来，或者由留用地（征地时政府按一定比例返回的土地）转化而成，或者由征地补偿款与留用地相结合转化而成，由此形成规模庞大的物业出租经济体系。历经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建成的各类物业，总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年租金收入一亿四千多万元，占到三骏公司总收入量的七成以上。我们暂且把这种以物业出租为主的经济模式称为守护型的经济模式，因为这种经济的最重要特点是安全第一、保守经营。

社区经济的这一特点意味着它拥有与众不同的生存逻辑。 由于尽可能外移出去的市场风险和相对简单化的经营管理与效益衡量标准，守护型经济模式明显地体现着村庄共同体在面临巨大市场化动力和压力下更深层的社区生存的理念。不难想象，在城市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石牌村这样的社区经济，无论从发展视野、经营管理策略角度，还是从人力资本资源等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这些因素的存在与共同作用随时都有可能把它推向“风雨飘摇”的生存境地；而且，村庄不仅是“弱势”的经济共同体，同时还是“弱势”的社会共同体，它在经济层面的生存与它在社会层面的生存是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的。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下，要真正改变产业结构，通过追求产业升级来促进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确实很难。因此，人们实际奉行的原则是“安全第一，效益第二”。经济发展与一般意义上的创业不同，它所做的是把国家征地后的资源以最简单的方式开发出来，从而，以最保守的方式尽可能地稳定住市场利益。显然，在社区组织的现有条件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最为理性的选择。而恰是这一理性选择，社区共同体的生存发展基础与城市市场经济才取得了相对的平衡。

为适应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 村庄在这一过程中还建构了一整套具有社区自身特点的市场保护机制。这可以借助黄宗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时关于“过密化”与“反过密化”的观点来认识。（注：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的危机及出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页。）村庄的自我保护倾向是村社共同体的一种本能，而村庄经济保护机制的建构只是村庄自我保护在经济层面上的演绎。在石牌村各种经济合同与文档中都可以发现，只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它都会有意识地把村社区的利益诉求融会到每一个事项以及与合作者的关系之中，从而实现村社区的整体发展。在村内，从保护性的产业到保护性的职业乃至保护性的业务都是存在的。比如，村内的物业建筑是村庄经济发展中非常活跃的同时也是利益比较大的行业，这一领域的集体项目一般是走不出村庄的，村内不仅有个建筑装修的四类企业，而且还有一支人数不少的村人“包工头”队伍，两者几乎独揽了村内大大小小的集体工程项目。可见，即使面临异常强大的市场作用力，社区经济同样建构着自我保护机制。

不同的是，在石牌村还有着强大的“反过密化”力量与这种保护机制抗衡， 因此，社区经济的自我保护机制呈现出弹性与弱性的特点。首先，村庄经济结构本身便内含着抗“过密化”的因素，这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物业出租经济由于经营管理比较简单，对劳动力的吸纳非常有限。随村庄经济规模的扩展与向第三产业转型，村里的就业不仅没有提升，甚至还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1987年与1982年比，营业总收入增长了将近10倍，从业人员反而减少了140人；2000年总收入又比1987年增加了将近20倍，而村社区经济能够解决的村内就业人数与20年前差不多。兆隆公司是三骏公司最大的下属公司，拥有上亿资产，经营项目全是物业出租，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在内仅4人。物业出租这一特定产业对劳动力吸纳有极大的局限，同时，比较低下的村人综合素质与比较高的就业要求，客观上抑制了村社区经济保护机制赖以发挥的空间。其实，作为物业主的社区组织在与物业承租方签订各种租赁合同时，一般都会尽可能地提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要求，但承租方往往出于节约成本和便于管理的考虑，在合约制定或执行时表现得弹性甚强。太平洋电脑城是村里的效益“明星”物业，与承租方约定大楼的保安员与保洁员全部雇请村人。但现在的情况是，保安员已经没有村人，保洁员仅存10多个村人。“亮点”物业尚且如此，遑论其它。

城市市场经济中，石牌村这样的非农化群体无疑是竞争中最为脆弱的群体， 它们的自我保护机制会在强大外在环境的推动、侵蚀下发生流变，形成独具特色的保护模式。在石牌村社区公共经济飞速发展的20多年间，“过密化”力量总是伴随着“反过密化”的力量，自我保护机制的建构总是伴随着“解构”，并且，后者的压力与动力远远大于前者。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既富于弱质、又充满弹性的内部保护市场；进而石牌村的社区经济也才没有像“一些乡镇企业，特别是办在村域内的乡镇企业”（注：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第385页。）那样，扩展的速度高于所得效益，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守护型经济模式与弱性内部市场保护机制， 共同构成社区经济运作的两大特点。正是由于这两者的协同作用，才使共同体的生存逻辑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实实在在地走到一起，才使原本是市场竞争中最为弱势的群体，能够在并不如意的内外环境下，最大限度地规避市场风险，以最稳妥的方式保持住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双重利益，避免了经济层面上群体性地陷入“无地农民生活的困境”。因此，这一经济模式在农民城市化过程中是一种深具发掘价值的经济模式。

（二）建构经济关联型与拟家族化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模式， 从而建构了具有自身特点与功能的社区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个人利益本位日益凸显的社会变迁过程，也伴随着群体性合作与社会组织的再整合过程。基于此，村社区在建构自己经济能力的同时，也建构了社区公共权力在新条件下的运作能力；此外，由于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家族文化传统的社区情境，传统家族化的治理资源自然成为共同体能够借助并获得认同的资源。由于它能有效地以民间自组织的方式分担城市社区治理的职能，而且，由于这是适应市场机制与借用民间深度认同基础上的职能分担，所以，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

经济关联型的社区权力运作是共同体组织权力运作的一大显著特征。 都市村社共同体这类民间组织天然地缺乏足够的强制力，同时，经过市场化的大扫荡，经济理性已成为人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准则，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着重新的编织与梳理。这些都决定了，在治理能力再造中，只要具备条件，就有可能通过经济资源的注入来实现社会变迁背景下微观单元的自发调整与适应。在社区组织内，许多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规定往往都带有经济性的处罚与激励。几乎所有公共活动的参与（小到出席一般的村民会议，大到代表村参加龙舟大赛）以及所有涉及公共荣辱的事件（小到拿文凭考上学，大到参加国际比赛拿国际大奖）往往都与社区经济“奖励”或者“处罚”联系在一起。而且，效果往往还很明显。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 在历史上华南村落强大的宗族组织与其令人诧异的自组织能力之间，宗族公共财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稳定的经济来源既是宗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又是宗族活动具有吸引力的前提条件。波特在对香港新界屏山邓氏的研究中指出，缺乏经济基础的宗族组织将无法发挥其传统社会功能，单凭情感和祖先崇拜仪式是不能强有力地把族人凝聚在一起的（注：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68.）。

这种经济关联型的权力运作，是在社会变迁条件下， 以一种类似于市场化的方式对组织体系进行再梳理，其权力能力主要来自组织成员之间的密切利益关联。这一治理模式，与一些地方成功地采用经营式动员的道理具有一定相通性。其之所以有效，“在于运用了一种类似于市场的方式对这些权力和组织因素加以使用”（注：马明洁：《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载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第1辑，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47页。）。当前，在中国社区公共经济发达的村庄中，这种治理模式并非少见。在这些村庄中，社区公共经济与人的经济理性的结合成为村社组织最容易挥动的“权力之棒”。这种权力的运作方式实际上是以村社正式组织为基础，借助于社区经济资源与内部利益的联系来实现的。该治理模式中，除共同体的公共经济资源外，利益相关的内部组织化联结本身便是有效的治理资源。

在这一拥有历史文化渊源的社区组织情境中， 它拥有一般现代城市社区难以具备的本土化资源，这些资源在每个治理细节中都发挥着它的功用。比如，对家庭和家族影响力的开发与利用是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重要特征。“户代表会议”是目前石牌村社区广泛发动的重要途径，当有关事项需要进行全体动员时，此村常常以“户代表会议”的形式达到目的。

借助宗族性关系依然是社区权力有意或无意采取的一种策略。 宗族制度下的权力运作曾经是村社区权力运作的最重要方式。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在社区“心灵”深处，它依然是协调社区资源配置、实现社区正常运转的因素。在实际最高权力层“两委会”成员构成中，大姓氏池、董、潘姓大体上是平衡的。三姓称大与照顾三大姓的平衡是村里的老规矩，这对于协调群众的心理平衡有好处。社区组织的宗祠重修活动，先是池氏宗祠重修，继而潘氏宗祠重修，接下是董氏宗祠重修。社区权力就是在包容、顺应与利用本土化与民间化的规则过程中自发地实现着传统心理与现代社会变迁的交流，同时创造着新基础上的社区权力认同。

在这个熟人与半熟人化的社区人际关系网络里， 正式与非正式权力关系呈模糊化状态，它们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利用在促成权力寻求内部合作、推动社区事务的运转上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正式权力与关系的非正式利用、非正式权力与关系的正式利用同时存在于社区权力的逻辑中，并渗透到社区共同体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民间舆论、熟识信任、身份认同、父老权威等，所有这些都时不时进入正式权力实现秩序的过程中。虽然社区公共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与社区结构中的一些内在紧张直接相关，但它同时又是推动社区秩序实现的力量。

村社区实现秩序的权力运作， 主要还是一种具有家长制色彩的拟家族化的治理模式。在分配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调解人们之间的资源分配与利益关系时，它主要依赖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关系网络；其效力来源于对本土化知识的熟悉以及与“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机制（注：梁治平：《论清代的习惯与习惯法》，载于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7页。）。其中，无论是权力之下流露出来的脉脉温情，还是权力之上显露出来的赫赫威严，往往都没有脱离家长制的韵味。林南在论述天津大邱庄发展模式时也指出，地方政治权力结构不一定因市场转型而发生根本变化，因为该结构的基础是家族网络（注：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第28页。）。同样可以看到，在石牌村这样的城中村社区，自主权的复得为社区权力的发挥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空间。利用扎根于村庄记忆中的权力运行方式就成为一种便利的而且是相当合理的选择。

在这种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治理模式中，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关于社区经济与治理的关系问题。学者对社区经济与治理效果的正相关关系已经达成一定共识。二是对这类社区治理模式的评价问题。非农化村庄研究表明，这些村庄已有的治理成果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对社区内社会资本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深度非农化的城中村社区事实上已经从村民自治向城市居民自治过渡。如何对这类特殊社区的治理模式进行定位？有学者论及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时指出，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是中国社区建设的双重目标，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或丧失并不仅仅存在于城市社区，乡村社区与城乡边缘社区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实现善治与社会资本重建是整个国家的一种战略性政策（注：赵孟营、王思斌：《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城中村社区因为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的存在，是社会资本相对丰盛的所在。虽然，社区的城市化与市场化瓦解了部分社会资本，但它也继承、创造或者强化了一些社会资本，特别是利益关联性的社会资本。如果在进一步的社会资本增值路径中实现社区治理优化，更会显示出共同体组织网络的重要性。

显然，经济关联型与拟家族化结合的社区权力运作， 其有效性与合理性都深深地存在于这个具有经济实力与历史文化根基的共同体中。社区公共经济与本土性资源基础上构筑的社区治理模式，在特殊城市社区找到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秩序法则；它在大量分担政府治理成本的同时，还能够在这块弹丸之地准备着完全融化于城市的种种条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社区治理模式本身会有它内在的一些问题：有些是固有的，有些是派生的。这种成长于大都市里的特殊社区毕竟不是孤岛，都市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会给它带来深深的颤动。石牌村的权力与秩序结构随时面临着挑战，对挑战的应对也正是这个过渡性社区权力与秩序格局的自我进化过程。

（三）走向现代的生活方式与文明的建构

在厚实的社区公共经济与独特的治理模式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在非农化农民群体对于城市生活的适应中到底有什么作用？

文化人类学研究显示，关系网络不仅涉及工具理性与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感情；它既是权力游戏，又是一种生活方式。（注：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页。）共同体生活中，隐含与依附的、已经存在的与还在“生成”的内在质素，随时都能够被发掘出来，并派上实际用场。这些早已结束传统农业生产、往往又被现代市场竞争排斥于就业边缘地带的人们，如何找寻富有意义的闲暇生活，在其行动体系中凸现出重要性。而在这一行动特点的凸显化过程中，历史累积中形成的潜在资源，随时随处都可能成为可以借助的现实资源。宗族性联谊是城中村异常活跃的民间活动，在参加祭祖典礼、观赏庄稼长势、共述两地情缘的交流中，在类似这些血缘和历史情缘的联系中，所实现的不仅是历史的延伸，而且还在实现着城市化、市场化中人们的心理认同与社会认同，以及社会视野与社会关系的扩展。从派生出的少量经济活动中还可以看到，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能够嫁接出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崭新生长点。

现代文明生活核心的理性精神与文明生活方式的培养，同样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因为共同体组织的存续，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急需的现代文明与理性化精神，才有条件以组织化与群体化的方式传播并被农民接受。实际上，无论是天河区发起的村民素质教育，还是广州市推行的殡葬改革、居民普法教育等活动，主要都是通过共同体组织的力量和网络得以实施和实现的。其中，村民素质教育推行的力度大，持续的时间也长。1999年3月，石牌村根据区委区政府文件，制定了村民素质教育方案，并以公司董事长挂帅方式成立了村民素质教育领导小组，分批对村里16—40岁的中青年村民进行全面综合素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文化基础课、法制教育课与专业技术课，经费统一由三骏公司负担。为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公司制定了一系列与经济奖惩相联系的制度规定。许多参加学习的学员都顺利通过学习。不管这种形式的素质教育有何局限，在让村民转化为真正市民的素质训练中，它都具有独到的效果。

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由于特定的社区背景， 其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全面地渗透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同时，它还拥有传统村社价值合理性的深刻土壤。两者共存共融，使得它在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紧张关系中、在两者的博弈中能够达到相对“中庸”的境界。该境界无疑为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注入崭新因素，同时又存留了满足心理认同的原生文化因素。许多人承认，迈入城中村以后，生活状态尽管有它的不足之处，但生活质量却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是社区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城市化过程中，他们还能保持传统社会文化网络，这是这一时期能够贴上“黄金”称谓的重要原由。日本学者内山雅生指出：“那些过去的惯行的继续存在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农民生活本身是依存于农村社会的各种关系中的。”（注：转引自李江涛、吴重庆《村委会选举与乡村社会的自组织资源》，《中国农村研究》2001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

学者在广州都市村庄南景村的调查中也同样发现， 生活在都市中的原住南景村民没有产生如台湾都会区原住民的自卑感、精神的失落和内心的郁闷，没有造成文化弥合中的深度困扰，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划定着认同的边界，在村庄的认同中，分享着组织化的管理与经济利益；在地缘、血缘与历史文化的认同中，寻找着往日的亲情、友情与社会心理的满足（注：孙庆忠：《都市村庄——广州南景村的人类学追踪研究》，中山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115页。）。它在与都市文化的交流中，维系着一些固有的行动方式与交际网络，同时又在建构着新型的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念。城市化的深化过程也是两种文化先糅合继而又逐渐疏离的过程，由此没有形成激烈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冲突。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社会资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越经济领域， 对于创立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与社区至关重要（注：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这一具有社会资本性质的组织化共同体，在社区可持续性的经济利益创造之中，在获得认同的社区治理模式建构之中，在适应城市化与满足本体需求的生活方式选择之中，均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它是实现农民城市化利益最大化的独特场域与“新型社会空间”。 　四、关于都市村社共同体的进一步阐释及政策性思考

经典的“理想型”范畴中，滕尼斯（Tonnies，F）区分了乡土社会与法理社会，认为前者是简单小型的社区社会，后者则是复杂大型的个人取向型社会；迪尔凯姆（Durkheim，E）区分了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认为前者是“集体意识”基础上联结起来的共同体，后者则是复杂分工基础上联结起来的共同体；雷菲尔德（Refield，R）区分了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认为前者以传统规范、全面人际关系互动为特征，后者则以多元化价值观与片面人际互动为标志。纵观这些城市化与社会变迁的二元分类法与解释范畴，村落与城市都各自拥有一套规范与文化意义系统，它们是如此不同乃至相互排斥着；因此，若以这种分类视角看，村落终结型的变迁是颠覆性的一种社会变迁。然而，在转型得以发生的并非“理想型”的具体情境中，后生文化形态总会拥有前者文化形态的沉淀。在城市特质与农村特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如果有使过渡平缓发生的场所，那么，巨大的差异与冲突就能够消融于逐渐的演变之中。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恰好为这样的转变搭起了一个时空“平台”。

因为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的生成和它所发挥的作用，在由“村”向“城”的转化中，石牌村并没有采用以“城”去同化“乡”的方式，而是采用以村社型共同体的组织架构和本土化的资源去吸纳“城”、实现与大都市融合的路径。此种转型没有根本意义上的组织重组，无论是向城市社区组织转型的居委化，还是向现代经济组织转型的公司化，都是寄居于本土组织的。令人关注的是政府力量对这种方式的介入。石牌村改制五年后的居委会换届选举，街道仍然下文让三骏公司去做，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最贴近民间的基层政府部门常常体会到借助本土力量进入工作的便利，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会通过各种途径有意识地保护这种力量，如三骏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还曾一度兼任街道党委副书记；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出于更具普遍意义的理念，以及对本土性力量感知的弱化，更倾向强化政府本位的权力，由此招致文本制度与实际工作的矛盾。

这一转型表明了村社型共同体组织及其本土化资源对农民城市化的意义。 因为这些本土性资源是寄居在共同体组织网络之中的，因此，共同体组织便成为“小传统”依附并发挥作用的社会场域，该组织本身也成为最重要的本土资源。通常，具有弱“势能”特质的社会群体与文化是以自己的“小传统”为“桥梁”，进入或者融化到具有强“势能”特质的“大传统”中去的。而农民是通过他们的“小传统”进入到“大传统”中去的（注：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特定“农民”群体城市化的实质性依托。

学者指出，应该对我们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策略与政策进行深刻反省， 发挥与发掘诸如宗族、宗教与习惯法等传统资源在社会与社区发展中的作用；即使一些“社区记忆受到市场化与现代化冲击会趋向弱化，但在短期内，它仍然与地域传统文化和其他一些特殊原因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市场化程度不可化约”（注：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学者甚至一致认为，“小传统”中的不少因素都可以发挥社会资本的效用，因为，社会资本的特征是“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而“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实现某些既定目标”（注：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4页。）。对于农民这一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最为弱势的社会群体，动员与利用自身具有的社会资源更是他们走向城市社会生活的有效的与便捷的路径。

都市村社共同体是群体成员可以借助的惟一重要社会资源。 在城市强势力量的“围攻”下，脱胎于农民、又不得不进入城市生活的城中村民普遍一无技术、二无文化、三无特殊优势，是城市生活中最缺乏竞争能力的群体。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规范化的弱者保护机制，这些人的诉求与利益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忽视。由于都市村社共同体具有长期正式组织的合法性，同时又根植于农民的历史文化以及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与制度，所以，这类共同体拥有实现这一群体需要的不可替代的能力与潜力。

事实上，村社共同体借助自身的组织化机制， 建立了应对城市“围攻”的适应性经济模式、治理方式与生活方式。在此，因为已有组织化网络的存续，所以大小“传统”才有机会进行多层面的交流。在这里，发现以下情况并不意外，即城中村民在拥有一份衣食无忧生活的同时，还能以自己的方式分享、编写民间社会的历史文化，实现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因此没有产生进入城市生活的严重困扰与大规模的失范行为，没有陷入城市生活与社会心理的双重“边缘化”状态。这与许多征地转居后陷入“社会排斥”与“社会边缘化”的农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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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业；问题；措施

1.房地产业分析

作为一个新兴的品种，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我国出现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其热潮始于2003年6月央行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简称 “121号文件”，这一文件对商业银行向房地产项目贷款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房地产投资信托一度成为开发商解决资金问题的新渠道，截止2004年6月底，全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募集资金已高达150亿元。然而，银监会于2005年国庆前的“212号文件”——《加强信托投资公司部分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却使得信托业也遭遇了政策的“坚冰”。此时，对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进行再审显然已成当务之急，房地产企业在城中村改造项目上面对比普通房地产开发项目更为漫长的开发周期以及更多的资金投入量。如果实行一次性拆迁、一次性拿地、一次性开发，也将必然为房地产企业造成极大的资金压力与管理压力，也有可能造成整个项目内全部拟建建筑的规划、建设、销售、验收等行政许可之间的相互缴裹或拖累，房地产抵押权状况与真实的权利状况不符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主债权无效或因清偿而消灭，而抵押权登记尚未注销；二是房地产抵押登记因错误、遗漏或误被注销，从而导致登记内容与真实权属状况不相一致。在第一种情形下，当事人应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办理注销登记。但在此之前，抵押登记仍具有形式上的效力。具体地说，第三人不能取得无抵押权负担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抵押人也不能就该房地产为其他债权人设定同一顺序的抵押权。在第二种情形下，登记机关应办理更正登记，利害关系人也可以申请更正登记。参见《土地登记规则》第71条。但更正的登记不具有溯及力，也就是说，在更正错误的登记之前，善意第三人因依赖错误的登记而取得的权利，仍应受法律的保护。因此而遭受损害的房地产权利人，只能要求造成抵押登记错误、遗漏或误被注销的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

2.房地产业存在的问题

房地产投资信托作为有效的投资手段可以活跃和刺激金融市场，作为融资手段又可以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房地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相关的法规还不完善，再加上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在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 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土地和现金决定其生存和发展，而参与城中村改造，是获取土地资源的一种方式。根据现有的城中村改造政策与操作流程，城中村项目成败的核心在于项目开发前期对改造范围内的土地整合阶段：房地产企业在获得土地之前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为进行拆迁、安置；而对于改造后的土地，房地产企业仍需通过招、拍、挂才能获得土地使用权，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运作模式，对受托人的有效约束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容易发生受托人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托投资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往往会利用各种机会牺牲投资者的利益为自己谋取好处。因此，如何创造一种环境或制度，尽可能使信托投资者的利益与受托人的利益相一致，对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发展就显得非常关键。虽然银监会《暂行办法》中规定“房地产信托资金的受托方、保管方和使用方不得为同一人，且相互间不得存在关联关系”，但是由于缺乏完善成熟的监督机制，信托公司仍有可能会降低委托人的投资要求而投资于和自己相关联的房地产企业，违背投资收益最大化的原则，房地产市场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影响中国房地产业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有关学者分析，住房供应结构中经济适用房、限价普通商品住房等政府调控房源应占总房源的30%~35%比较合理，但现在市面上商业营业用房、别墅、高档公寓的比率较大，无法满足中低收入消费者的购房需求，引发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造成以上事实的原因，除了房地产商贪图大的利润之外，还由于土地使用权的费用是一些地方财政非常重要的来源，商品房价格的上涨会增加地方的税收、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因而地方政府在决策上的偏激性也导致了商品房结构失衡。

3.房地产业问题的解决措施与探讨

针对我国少数大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要切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就需着力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此外各地还要制定和实施住房建设计划，对新建住房结构提出具体比例要求。只有有效的调整了商品房结构，才能解决商品房市场供求失衡的状况。此外，还应充分利用税收来调控商品房结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根据人均居住面积来征收税款，根据各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等多种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制定我国城镇人口标准居住面积，对超过标准的居民征收房地产征值税；二是通过调节高收入群体购买高档住房的市场调节价，实现高收入群体和低体收入群体的贫富之间的转移支付，以此来调节住房结构的矛盾。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经济是在政府住房政策的变革过程中，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而迅速发展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开始认识到了房地产市场潜在的巨大价值：居民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将有可能使国内房价长期处于上涨状态，这使得房地产开发将成为最能盈利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相当部分地区的政府开始认识到自己所掌握的在土地征用、市场准入、税收管理等方面进行审批和政策设定的重要市场价值， 总体而言，我国房地产开发的风险不在开发商的数量上，而在于不公平竞争上。目前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达到3万多个，有人担心这么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是造成房地产投资过热的人为因素，并呼吁加以清理。目前各地针对土地供应、“烂尾楼”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是其中相当部分带有明显的行政强制色彩，对市场的作用重视不够，一些地方明确提出“提高门槛”、“治理城市疤痕”等对策。其实关键在于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是强迫开发商服从政府意志，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地推行某些政策主张，甚至采取所谓的提高门槛等歧视性政策，不仅无助于降低市场风险，反而加重市场的扭曲，导致更大的风险。可取的政策导向是化解结构性矛盾，增加市场的公平性。具体而言，要让不同类型、不同经济实力的开发商接受同样的市场规则，而不应由政府部门依靠行政力量施以不同待遇，这样依靠市场竞争机制确立的资源配置才是有效的，也因此结构性矛盾会有所缓解；要置供给方与需求方于对等的地位，两者的均势地位是市场机制的基石，如果政府运用行政力量打破了这种均势，市场发挥作用的基础就彻底被动摇了，市场的有效性也将无从实现。目前我国在上述两方面均存在较大的缺陷，应当尽快加以改善。

4.总结

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定义的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以发展经济、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为核心，保障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发展，在发展目标上既要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又要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生存和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在发展方式上既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要使自然资源和环境得到永续利用和保护，最终达到环境和发展的协调一致。目前房地产经济投资不仅要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还要建设一个适宜于人类居住和生活，生态环境优美、舒适的社会环境，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区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晓兵.美、日房地产投资信托发展及启示.金融与实践，2003(10).

［2］李健飞.美国房地产信托基金及对我国的启示.国际金融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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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听了市国土资源局工作情况汇报，使我对的国土资源工作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总体感觉，市国土资源局的工作思路非常清楚，大局意识、中心意识都很强，而且能够立足大的背景思考问题。对宏观政策把握的准，对现实问题研究的深，工作办法周全细致，服务中心切实到位。因此，的国土工作整体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和好评。特别是在“两保”方面做得比较好。一个是保发展，方方面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另一个是保“红线”，包括土地执法工作，能够正确处理保发展与保“红线”的关系，具体办法上、具体服务上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点子。总之，近年来，市国土资源局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发展、保“红线”，工作有点有面、有声有色、成绩显著、可圈可点。借此机会，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大家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地感谢！

国土资源工作非常重要，大家身上的担子很重，责任很大，大家工作很辛苦，也很有成效。当然，土地问题也很敏感，是各方面利益、矛盾问题的交织点。因为包括土地出让、土地收储，都有巨大的利益在里面，可能会和群众产生一些矛盾。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腐败行为。因此，做好国土资源工作，对我们这支队伍从领导到工作人员都要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一系列的机制，依靠制度推进国土管理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确保有章可循、有制可循，依法办事。

国土资源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家在实施宏观调控的时候，有两道闸门，其中一道闸门就是土地。土地、资金缺少任何一项发展就无从谈起。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做到健康发展，土地是前提条件。对土地的利用要做到合理，能最限度地发挥土地的作用和效益，不是说占地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如果土地成为瓶颈的话，就会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包括工业厂房，盖到哪种程度是最好的，都有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投资强度不够会带来极大的浪费，对国家、对、对未来都没有好处，大家一定要把好这个关。

有几个方面的材料需要再整理一下，主要是土地报批、土地收储、土地出让、土地整理、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城中村改造等方面，要说明工作的重点，具体的进展情况，工作的主要程序及需要政府关注的重点。

最后，特别强调一点，希望国土资源部门要进一步为政府当好参谋。要通过依法行政，推动国土资源工作的健康发展，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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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很多去过台湾的“陆客”都写了文章，我2008年第一次去了之后也写过系列游记。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环境友好、文化气氛浓厚。关于“环境友好”，包括空气清新、到处干干净净，也包括围墙少，台北市政府、台湾大学等机关单位不设防，包括对残障老弱的人性关怀和市民的热情友善，包括购物不用担心挨宰，饮食不用担心中毒，等等。关于文化气氛浓厚，主要是文化设施齐全，文物景点众多，而不以赚钱为首务，不论是纪念馆博物馆，还是宾馆咖啡店，到处都有许多文物景点、演出展出资料，免费供人取阅――哪像我前天去的“粤海第一关”（黄浦古港，乾隆年间起80多年间中国唯一通商口岸）纪念馆，本身的片纸简介都没有，更无论推介附近名胜“南海神庙” 、“黄埔军校”的资料！

台湾就那么好吗？就尽善尽美了？

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且永远不会有尽善尽美！好不好，是比较而言；有时，甚至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走在台南市街头，我不禁这样想。

朋友帮我在大同路一段600多号订了一家民宿。各方面都很满意，就是交通不便。我们出门两次，来回都是在这大同路的一段、二段步行。这两段数公里，食肆甚多，把台湾多美食的美名演示得淋漓尽致。但是，令人非常别扭的是，常常无路可走！

本来，台南与台北一样，马路两边的街屋都是“骑楼”――一楼的门面缩进去，留下大约可以两人甩手交会的通道。这种“骑楼”，它适合于南方多雨、天热的气候，好处是：不论下雨还是太阳火辣，都可以逛街，不用打伞。甚至新加坡的一些高楼大厦，也仍采用了这种“骑楼”设计，使建筑有地域特色，也显得很人性化。

然而，我们走的大同路一段二段，很多店铺把骑楼的地面占用了，有的架了炉灶，有的放了桌椅，有的成了修车作坊，有的干脆隔断成了自家的领地。像我这样怕死又规矩惯了的人，在人行道与车道窜上窜下，挨挨擦擦，真是别扭！

这时，我觉得“城管”太有必要了！心里叫着，怎么能这样呢？

台北怎么不是这样呢？台北一定有法律不让谁这样侵占公共通道的吧？

这些通道是公共用地吗？建楼时应是各业主自己的地皮，但可以，也应该有公序良俗来约束业主不得这样做吧――不然，就会被大家视为缺德，而为千夫所指？

那么，台南人为什么会这样占用“骑楼”的通道呢？是私有产权意识恶性膨胀，还是有人先这么做了却没有被制止，不愿吃亏的左邻右舍便群起效尤？一旦成了先例、惯例，甚至风俗，法不责众，再要纠正就很难。

人是需要管的，不独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一样。看来，成龙大哥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不该专指“中国（大陆）人”；而且怎么管，谁管谁，都需进一步讨论或定义。

这些天，我的身边正发生着一件事，使我想起台南的这档事：

报社旁边的城中村“杨箕村”改造，有几户坚守不搬，被同村的乡亲挖了“护城河”逼迁，因为那些搬到安置房“过渡”了两三年的村民，生活很不便，等急了，希望他们马上搬走而开始施工盖房。我该同情谁呢？从产权理论上讲，不搬的村民有权像日本成田机场的被搬迁户一样，不达到要求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可是从大多数早已签约同意搬迁条件而无家可归的村民角度着想呢，“钉子户”应该适可而止吧？适不适、可不可，应该由公正的执法机关来裁判，而不纯是交易自由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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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不愁吃穿、安居乐业的城市

中国人都有一个习惯，每当两人见面时总是要问对方：“吃了没有?”“在哪上班?”“住在哪儿?”可见，衣食住行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头等大事。那么，西安市在这方面解决得如何呢?带着这一问题我首先走访了市政府办公室的张主任，他介绍说：“2008年，我市民政部门投入近13亿元，比上年增长4亿多元。以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作为着力点，改善民生。一批为民办实事项目完成，惠及城乡34万困难群众。”还说：“2008年1月1日起，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200元～230元，生活补贴每人每月增加到55元。双节期间给低保对象每人增发一个月保障金，冬季取暖期给每户增发360元取暖补贴。年底全市城乡低保金支出4.5亿元。加上城乡医疗救助、教育资助、五保供养和临时救助等，各项社会救助金支出达到5.48亿元，比2007年增加约2亿元。”

开始，我还以为张主任所说的是政府的统计数字，对这个数字群众是不是认可呢?我走访了家住光荣社区西区的低保户张大爷，他高兴地向我介绍说：“政府想得很周到，今年低保金提高了，又增加了取暖补贴，这个冬天再不用为取暖发愁了。”87岁的退休老工人徐大爷(四川人)，知道我的来意后主动说：“政府办事硬是没得说，你要起都有几百元一个月，冷了还给你发取暖费，真是比儿女想得还周到啊，我活了快90岁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政府”。老爷子越说越激动，还说：“现在还有些人不知足，整天发牢骚，讲怪话，真是没良心”。我问他：“政府发出这么多钱，那物价怎样?”老爷子说：“年前有点微涨，但总体与去年差不多。一般家庭过日子没问题”。据统计，2008年，市政府的教育资助力度也大幅度提高。对当年考上本科、大专、中专的城乡低保户子女，教育资助标准由过去3000元、2000元、1000元，提高到7000元、5000元、3000元。截至目前，全市为2233名低保对象子女发放助学补助金1226万元，有效地缓解了这部分家庭的经济压力。

关于住房问题，张主任介绍说：“近两年来，政府投资3000多亿元用于改善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40个，在杨家庄、席王地等建设廉租住房14.29万平方米，改造棚户区1530万平方米。可以说基本解决了城区人口的居住问题”。据悉：在未来的几年内，市政府将结合旧区改造与新区开发，建设9个大型居住区：着重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结合城中村改造，加快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推进大明宫地区、大兴路地区、纺织城地区等综合改造工作，近期完成50个城中村和10个棚户区改造项目，提高城市居住和生活质量，使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3平方米。春节期间，我走访了一些亲友，看到不仅家家户户都有100多平米的大房子，有的还住上了小别墅。邻居张大妈除自己有了较舒适的安居外，还为三个儿女每人准备了一套住房。受去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影响，西安市一些居民的住房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坏，省、市、区县就给每户因灾倒塌房屋群众补助2.5万元，对出现裂缝的房屋政府出资免费修缮，群众对此无不拍手。

对于就业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老大难问题，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家乡政府又做得如何呢?西安是个旅游城市，市政府牢牢抓住旅游这一龙头产业，同时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现代服务业，以促进广大市民就业。走在西安街头，看到的是星罗棋布的旅游、文化商品摊点；进入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旅游、文化产品生产店和饮食店。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陆大爷向我介绍说：“丫头，在西安只要你想干活，就有做不完的事”。一位政府官员非常自豪地告诉我说：“从失业、待业率上讲，西安要低于许多大城市”。政府为更好地推动大学生就业，自2008年以来，政府就拨出专项资金对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进行专项培训。据息今年的培训规模还要进一步地扩大，培训大学生数要达到万名。

二、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城市

养老问题是现代社会大家极为关注的问题，我国长期以来世袭着一种靠儿女养老的传统。改革开放后，绝大多数人的这种理念已发生了变化，老后去敬老院、养老院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家乡政府显然注意到了人们这一观念的变化。2008年初，政府就出台了一个《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实施意见》，从政策扶持和资金资助两个层面，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老年福利机构。截至年底，全市新批福利机构25家、在建21家，新增床位6866张，全市养老床位总数达到了13366张。家住朱雀门外的董新合老人独生女儿远在外地，独居的老人一直都想住到敬老院里去。听说今年开工新建12个敬老院，一再催着女儿给自己先登记，还说：“去晚了，怕又排不上了，”还说：“我们老了，去敬老院养老，我的生活有了依靠，而且也不用再麻烦儿女，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干事业，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西安不仅是一个老有所养的城市，而且还是一个病有所医的城市。2008年，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加大了事前救助力度，全市有3.1万人次享受城市医疗救助，发放资金1500万元。7067人次享受农村医疗救助，发放资金584万元。帮助16.3万余名城镇困难群众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

三、一个匠心规划、环保和谐的城市

西安作为一个文化、旅游的大城市，城市布局、交通、环境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形象和对外的吸引力。就城市布局而言，西安是千年古都，但古人与现代人在布局理念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前些年，虽然进行了一些城区改造，但也只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修补工程，广大市民对此并不满意。为此，我走

访了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向我介绍说：“市政府对城区布局改造高度重视，去年我们会集了一批经济、人文、地理、环保、城建专家，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我市的性质、规模与布局、城镇体系、生态资源保护与利用以及市政基础设施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研究。提出了‘人文西安、活力西安、和谐西安’辐射全国的发展战略”。这位负责人随即带我去了规划大厅，一幅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年--2020年)宏伟蓝图展现在我眼前，从规划蓝图中我清晰地看到，要在未来的12年内将会发生一系列“质”的改变：可以概括为“五大亮点”，即一城多心、九宫格局的棋盘路网：高速快捷的“米”字形高速公路网；高标准的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及配置齐全的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将更加便捷居民生活：入水绕城和秦岭绿色屏障形成的山水城市格局将使生态环境更加优美。未来的西安将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设施完善、生态良好、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在生态环保方面：政府始终瞄准建设“山水城市”的目标，充分利用西安入水绕城和秦岭绿色屏障形成的山水城市格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山、林、塬为骨架，以风景名胜区、遗址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为重点，以主要河流、交通走廊沿线绿色通道为脉络，形成城乡一体的生态体系。政府将投入巨资构筑“三环八带十廊道”的绿化主骨架，加快沪灞区域生态整治、团结水库治理、渭河城市段综合治理等工程；加强水土保持和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严格控制和管理秦岭北麓区域内的各类建设项目：推进大绿二期工程、泾渭湿地自然保护区、渭河滨河新区生态带、灞河入渭口万亩生态湿地等工程建设，到2020年，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50％以上。在环保方面，政府加快了水环境污染防治，实施了碧水工程，污水排放达标率达到95％以上。

在交通方面：西安将构筑以航空、铁路、高速公路为骨架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确立辐射全国的快速、便捷的客货运交通枢纽。在航空运输方面，西安将进一步完善航空港配套基础设施，建设35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在铁路运输方面，将对现有西安火车站进行扩能改造，新建西安北客站，完善西安长安站，远景建设西安南站，建设货运北环线、陇海线扩能改造等；在公路运输方面，将完成东西三环路、北二环东延线、长乐路、太白路、科技八路等与高速公路衔接的城市道路的快速化改造。城市交通：建立以轨道交通、普通公共交通为主，多种交通方式相结合的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完善主城区道路系统，形成“一高、一绕、两轴、三环、六纵、七横、八射线加旅游环线”的道路网格局。到2020年，主城区路网密度达3.44公里／平方公里，公交站点面积服务率达到95％。

篇10

据媒体报道：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目前经分拣、焚烧、制肥等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只占生活垃圾的百分之三十多，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的城市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实行卫生填埋或向市外任意倾倒。现在我们以石家庄市2001年的统计数字为例：210万常住人口，日产生活垃圾2310吨左右，并且生活垃圾还以每年百分之九左右的速度增长。由此可推算出石家庄市平均每天可达200多辆车次的清运任务。建造绿色垃圾山早已具备条件。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垃圾围城现象也相当严重，虽然每年都要进行几次大规模的清除整治，但新的垃圾又会大量出现，早已成为城市环境治理的一大顽症。

据2002年经济日报报道：“今年天津市将用4年多时间把城区改造所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堆山，并且要在上面覆土，然后进行整体造景绿化---------”。但在这里我所要谈的是生活垃圾也可以采用堆山的方法进行绿化处理。

一、采用堆山的好处

把各类垃圾向高空发展不但可以节省大量的土地资源，而且其有害物质很难向外或向下渗漏。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因常年降水量偏少，一般情况下整个山体是比较干燥的，即使下雨天，垃圾山的阴湿部分主要在山体的覆土层，不会湿透几十米以上的垃圾，因此，也就不会造成对地下水的污染。

二、绿色垃圾山的设计

1、绿色垃圾山由于是人们可意建造的，所以可塑性极强，我们可以根据城市的地理方位的不同，遂意建成如金字塔型、五星型、月牙型、母子型（一大一小）、群落型等造型。为考虑到要建一座高大且平缓（易植树，不易坍塌）的绿色垃圾山，要用很长时间，为防止造成建设污染，可采用边建设边盖土、洒水、种草绿化，对不能及时种草的可采用盖防护布进行补救。等底部达到设计高度时，可随时自上而下在垃圾上覆盖至少2米多厚的土层，并修建水平沟。然后，就可以在水平沟进行绿化建设，实行乔灌木相结合。对一个较大型的城市来说，只要有数台挖掘机，推土机和数十辆翻斗车就可“做秀”一个可达百米的绿色垃圾山。

2、绿色垃圾山可建造在旧城区的城中村地段，这样就会大大地降低城市的“造山”成本，为了节约土地资源提高绿色垃圾山的使用效率，在修建之初还可建些如国防工事、大型仓库、停车库等混凝土工程，然后再在上面进行“堆山”；也可对现在的狭石沟卫生填埋场进行加高并覆土，然后再进行绿化建设。

三、绿色垃圾山的用土及绿化是否有保障

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建筑工地会产生大量的土，这些土都可以用在绿色垃圾山的覆盖。如果这些土还不够用，可在垃圾山的旁边取土建湖。一定要保证垃圾山的盖土厚度，这样才能保证树木的健壮生长。因为树木的根系伸展远可达五六米以上，但埋深都不会超过两米。等绿色垃圾山封顶后，可在上面建些蓄水池，并引水上山，利用城市所产生的生活污水或中水在干旱时对树木进行浇灌，起到了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的合理利用，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非常明显的。

四、绿色垃圾山的建成可成为城市的新亮点

人们不出市区就能看到一座高大且美观的绿色山体，就会有一种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感觉。看上去比到处是高楼要舒服些，作为石家庄市来说，利用这些废弃物刻意地进行堆山造景，与现在的民心河水系工程进行错落搭配，才更能挖掘出这座年轻城市“灵性”，体现出这座城市的博大和浑厚。

另外，建造绿色垃圾山的深远意义是：对我国一些经济基础不发达的中小城市来说，由于无力投入巨资建造无害化处理设施，当前还在对生活垃圾采用“猫盖屎”的做法，如果采取建造绿色垃圾山这种方法，就会对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的二次利用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五、建成后的绿色垃圾山面临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1、建成后的绿色垃圾山将在很多年出现不规则的向下沉降现象，整个山体的覆土层会出现很多裂缝，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象会越来越少。